中国领导层角逐十八大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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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wang
Jul 28, 2011, 3:02:53 AM7/28/11
to 无所不坛, 政治论坛
中国领导层角逐十八大系列（一）
——各省封疆大吏与政治局常委
布鲁金斯研究所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研究主任李成／
中国将在2012年第18届中国共产党全国大会上更换主要领导人。现有最高领导人中，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预期都将退休。大量新的面孔将进入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谁是这些高级领导群体最有希望的候选人？新晋者的主要性格特征以及晋升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能否敏锐地预测可能的领导集体的阵容以及权力的派系分布？新一代领导人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国的政治运作方式？
通过研究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62个省级负责人——党委书记和省长们——本文试图阐释上述及其他相关的问题。毫无疑问，今天的省级负责人中将会产生明日的国家决策者。我们可以合理预测，在这个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以及今后，这些领导人中的一部分将会统治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与美国一样，2012年对于中国的政治家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自从1977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每隔5年定期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大会一直是中国最高领导层更替的重大时刻。预期将于2012年秋季举行的中共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不例外。国家最高决策群体政治局常委会的9名成员中有多达7人预期将会退休。在25人的政治局中，至少14名领导人将空出他们的位置以让位给更年轻的候选者。结果，2012年之后的新晋者将成为对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事务、经济和金融管理、外交政策、军事运作等方面负责的主要人物。1
尽管北京领导人的大换班感觉仍很遥远，中国的政治家们却已经开始行动。当然，中国没有像美国那样的中期选举。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主角们，美国中期选举的实践仍是一个外国新事物，但正如“中期”在美国代表将要来临的总统选举之前的一个重要中间节点，中国的政治时钟也遵循着明显相似的节奏。在主要竞争者以及他们所在的派系之间，对于权力的激烈角逐至少在“领导权更替的重要年度”之前两年就已经升温。
这个特殊的时间段主要是中共最近制定的规则和标准的作用，要求高级官员（县长及以上）在获提升之前至少需要任职两年。2想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新政治局的候选者们在当前及未来的数月中必须精明的卡位，在中央或省级领导层占据党和政府内的晋升阶梯。
因此，分析这些显要职位的在职者——尤其是在最近的洗牌中新获任命的——对于中国观察家们极有价值。这种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达到四个重要目标：1）揭示下届政治局可能的领导群体，包括常委会成员；2）展示新领导人的政治和职业个性，包括年轻一代中冉冉升起的新星；3）对18大之后中国领导层内部的派系权力平衡进行评估；4）预测新领导层之下的国家政治轨迹和政策导向。本文是关于中国政治家们在迈向2012年领导层更替过程中对权力的角逐专题系列的第一篇。本专题将考察若干最重要的官僚机构，包括中共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委、主要国有企业（SOEs）以及军队。
第一篇文章聚焦于现有的62个省级主要负责人——省委书记和省长（或市长）——他们分属于31个省级行政区。3文章对62个省级领导人的简历背景、教育资质、职业生涯以及政治网络或者说派系身份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经验分析。除了部分与他们的派系渊源和家庭背景有关的信息之外——这些信息是基于作者的访谈和非官方的中国媒体——，所有的数据都来源于官方新华社的网站。4
这62个省级负责人或许是观察中国中期选举的最重要群体，因为中国的省级领导层既是国家领导人的训练场，又是不同政治力量的战场。省级层面的权力派系分配与在国家层面一样分明，因此值得我们注意。分清楚省级负责人的晋升途径，是通过共青团（胡锦涛的权力基地）、“太子党”（指那些有高干家庭背景的领导人），还是“上海帮”成员（曾是江泽民执掌上海时的手下的领导人们），是预测今后数年内中国政治版图的最佳途径之一。
省级领导层：中国最高领导层最关键的阶梯
中国的省级负责人在当前国家治理中承担着巨大的政治比重，这有三个原因。首先，这些领导人治下的省或市都是大型社会经济体。经常听到的说法是中国的一个省就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国家。实际上，中国的省份在人口上超过欧洲绝大多数国家。例如，中国人口最多的5个省：河南、山东、四川、广东和江苏，人口超过西欧人口最多的国家：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5 河南省现在拥有9970万人，预计在2010年7月超过1亿。6除了中国，世界上只有10个其他国家的人口超过1亿。7这些省份的经济意义也很重要。例如，广东省总的GDP已经超过“东亚四小龙”中的三个：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广东省省长最近宣布该省的GDP将会在10年内超过另一个“小龙”，韩国。8中国的省级负责人们就像欧洲国家和东亚四小龙的领导人一样，持续关注区域经济发展，并且要应对艰巨的挑战，如失业、分配的公平、社会稳定、医疗卫生以及辖区内人们的福利需求。
其次，中国的省级领导高层本身就是一股政治力量，尤其是当省级政府拥有更多自治权限来推进他们的地区利益之时。尽管通常处在幕后，他们仍会时常参与政治网络、政策游说、在他们自己之间和中央权力之间建立联盟。过去15年间，中共最重要的两次政治清洗都发生在两位兼任省级负责人的政治局委员身上，并不是巧合。第一位是1995年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第二位是2006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近两位国家主席，江泽民和胡锦涛，通过在省级层面上清除掉这两位强大的政治对手，以巩固他们的权力和中央政府的权威。最近，省和地方的“驻京办”数量增长迅速，它们是中国以地区为基础的游说团体。2010年1月，中央政府发布新规，大量减少获准的代表地方利益的驻京办数量，并且要求对剩余的省/市级别的游说群体进行财务审计。9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邓之后的中国，省级负责人的职位一直是通向国家领导层位置最关键的阶梯。这一时期绝大多数中国最高级领导人，第三代的江泽民和朱镕基、第四代的胡锦涛和吴邦国、第五代的习近平和李克强，在进入北京就任国家最为显要的领导职位之前，都曾担任省或市的党委书记。在现任的九大政治局常委中，除总理温家宝之外，之前全都有省级负责人的经历。高级领导层中正在升起的6颗新星曾担任或现任省级负责人，他们都是属于政治局成员中的第五代。 统计表明，政治局中有省级负责人经历的成员显著增长，1992年为50％，1997年为59％，2002年为67％，2007则达到76％。对于文职领导人，省级负责人的经历几乎已经是入选政治局的先决条件。
此外，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所有的省级负责人都自动成为候选人，通过投票获得中共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资格。11例如，当17届中央委员会在2007年成立时，31个省级行政区的省委书记和省长全部在委员会中获得正式委员席位。尽管我们知道省级负责人可能很快提升到中央政府或者交换到其他省份，但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仍然严格执行这种安排模式。这种模式使省级负责人这个群体在200多个中央委员中占据的比重最大。
17届中央委员会中现任的省级负责人状况是，有6人是政治局成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以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41个省级负责人（占总数的66%）是17届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12人（占19%）是候补委员。现有省级负责人95%都在17届中央委员会中任职，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位置更有利于谋求更高级的职位。
目前省级主要负责人在17届中共中央委员会中的任职情况
委员资格状况 领导人数量 百分比
政治局委员 6 9.7%
正式委员 41 66.1%
候补委员 12 19.4%
中纪委委员 1 1.6%
以上都不是 2 3.2%
合计 62 100%
注：中纪委即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
3个省级负责人没有进入17届中央委员会，他们是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Bagatur，1955年生）、新任命的重庆市市长黄奇帆（1952年生）、新任命的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1951年生）。巴特尔现任17届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CCDI）委员，之前他是15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们三人都有望成为18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巴特尔的少数民族背景和丰富的领导经验使其在进一步的仕途晋升上更有优势。所有这些因素表明中国的省级负责人是重量级的政治人物，在即将到来的18届党的代表大会上他们是国家领导人位置的有力争夺者。
18届党的代表大会预期领导层大规模更替
尽管中国政治体系的威权本质和一党专政，中共的领导层在过去三十年中却明显地具有较高的更替频率。事实相当明显，1982年12届中央委员会中新成员占60%，1987年13届这一比率为68%，1992年的14届为57%，1997年的15届为63%，2002年的16届为61%，2007年的17届为63%。平均更替率为62%。12 根据现有中央委员的年龄分布和之前党的代表大会的更替率，我们可以粗略估计18届中央委员中的60%将会是新面孔。
在中国主流精英圈中，领导人的年龄是其未来政治前景最重要的指标。按照中共的规则和标准，某一级别的领导人年龄不能超过一个设定的限制。例如，所有省级负责人在到65岁时都被要求让位，只有那些年龄低于63岁的才会在一开始成为候任人选。在2007年的17届党代会上，所有1940年之前出生的领导人，包括当时政治强人的国家副主席曾庆红（1939年生），都不允许在新的中央委员会中任职。这些退休年龄限制不仅确保在领导人退休和推荐上的一致和公平，而且使中国政治精英更换速度相当迅速。对于外界的观察家们，在即将到来的党代会上谁将会进入或者退出最高领导层——读懂北京的逻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具有挑战性。
表2（见下页）详细列出当前25个政治局成员在2012年的18大之后可能的仕途前景。考虑到上届党代会上允许的最早出生年限是1940年，对于即将到来的党代会当局将会选择1945年的年限。如果是这样，至少14个成员（占总数的56%）将会退休。在9个政治局常委中只有两人即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常务副总理李克强出生于1945年之后，因此将保持他们的席位。习和李被广泛认为是“双头继承模式”。其余7人（占总数的78%）都可能将席位留给更年轻的现任政治局委员，最有可能的是李源潮、王岐山、刘云山和张德江。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和副总理王岐山现在分别负责党的人事和国家金融发展。负责两个关键领域已经使李和王的政治分量相当重要，他们预期将在今后几年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和副总理张德江已经担任两届政治局委员，很有机会提升为常委。
在政治局16个非常委成员中，除了4人可能如上所述晋升为常委，至少7人将因为年龄限制而下台。其他官僚机构如中共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和军队中的重要领导人也将获得部分席位。例如，现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书记处书记令计划极有可能在下届政治局中获得一个席位。作为胡锦涛的亲信，令甚至有可能提升为政治局常委，与2002年时发生在江泽民的亲信曾庆红身上的情况一样。13 然而，现任的省级负责人们可能占据这14个公开席位中的绝大多数，包括3个常委会席位（如果政治局常委会仍然保留9人成员的话）。
表2 现任政治局委员在2012年18大之后的事业前景
姓名 出生年份 到2012年的年龄 18大之后可能的政治地位
胡锦涛 1942 70 退休
吴邦国 1941 71 退休
温家宝 1942 70 退休
贾庆林 1940 72 退休
李长春 1944 68 退休
习近平 1953 59 留任常委
李克强 1955 57 留任常委
贺国强 1943 69 退休
周永康 1942 70 退休
王刚 1942 70 退休
王乐泉 1944 68 退休
王兆国 1941 71 退休
王岐山 1948 64 晋升为常委
回良玉 1944 68 退休
刘淇 1942 70 退休
刘云山 1947 65 晋升为常委
刘延东 1945 67 退休、不变或晋升为常委
李源潮 1950 62 晋升为常委
汪洋 1955 57 不变或晋升为常委
张高丽 1946 66 不变或晋升为常委
张德江 1946 66 晋升为常委
俞正声 1945 67 退休或晋升为常委
徐才厚 1943 69 退休
郭伯雄 1942 70 退休
薄熙来 1949 63 不变或晋升为常委
注：加阴影部分为现任政治局常委。
当然，要说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这些单个竞争者的政治前景已经确定，还为时过早。另外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权力从胡温向习李的转移也不是一个必然的结论。中国政治中也会有黑马出现，正如美国政治一样。然而，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应该多关注更广泛群体中的潜在权力竞争者，尤其是省级领导层中的升起的新星。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将到来的18届党代会的人事变动将标志着所谓第五代国家最高领导集体的全面掌权。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一再显示的，每一代领导人都将带来可以清楚感知的统治方式、不同的施政方法以及特殊的热点议题。了解中国未来第五代和第六代领导人的集体个性或代际特征，尤其是未来领导人最重要的补充来源——省级负责人们，是一个与找出最高领导层的有力竞争者同样重要的任务。
62个省级负责人的经验分析
性别、民族、年龄和出生地
表3（见下页）提供了这62个省级负责人资历信息的概况。不奇怪，其中只有一个女性，即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2009年11月被任命为这个职位。在过去的10年中情况相同，只有一个省级负责人的位置为女性占据。在2000年，蒙古族女性乌云其担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最近，宋秀岩曾任青海省省长，她现任全国妇联第一书记。孙春兰生于1950年，1969年参加工作时是辽宁鞍山一家手表厂的工人。她曾经担任中国共青团的基层干部、厂长、厂党委书记，在省市两级的妇联中都担任过主席。从2001年到2005年她担任大连市委书记，2005-2009年担任全国总工会第一书记。孙从1997年的15大即进入中央委员会，是17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的官方媒体最近将孙比作中国领导层中的又一个“吴仪”。14 她是下届政治局委员少有的女性候选人之一。15 其他可能与之竞争的女性领导人包括上面提到的宋秀岩（1955年生）、监察部部长马馼（1948年生）、司法部部长吴爱英（1951年生）以及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沈跃跃（1957年生）。
6个省级负责人属于少数民族。他们包括中国全部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主席：宁夏自治区主席王正伟（回族，1957年生）、广西自治区主席马飚（壮族、1954年生）、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蒙古族）、新疆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维吾尔族，1961年生）以及新近任命的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藏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在2002年由全国人大修订，特别规定所有民族自治区域的地方政府的高级职位应当主要由具有同一少数民族背景的合法公民担任。16 只有一个少数民族领导人担任省的党委书记，即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回族，生于1946年）。尽管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都由少数民族领导人担任主席职务，但毫无例外汉族领导人占据着这些区的党委书记职务。
表3 省级负责人的简历背景（截止到2010年2月）
数量 百分比
男性 61 98.4
女性 1 1.6
民族
汉族 56 90.3
少数民族 6 9.7
平均年龄范围/（出生年龄范围）
66-70/（1940-1944） 2 3.2
61-65/（1945-1949） 21 33.9
56-60/（1950-1954） 29 46.8
51-55/（1955-1959） 6 9.7
46-50/（1960-1964） 4 6.5
最集中的6个出生地
山东 8 12.9
浙江 8 12.9
河北 6 9.7
河南 5 8.1
江苏 5 8.1
安徽 4 6.5
来自6个最集中出生地的省级领导人数量 36 58.2
资料来源：新华社，作者计算。
副总理回良玉（回族，1944年生）是现有政治局委员中唯一具有少数民族背景的，由于年龄关系他预计将下台。几乎可以肯定至少会有一个少数民族进入下届政治局。候选者包括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杨晶（蒙古族，1953年生）、全国工商联党委书记和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全哲洙（朝鲜族，1952年生）以及上面提到的巴特尔、马飚和王正伟。
表3说明只有两个省级负责人已经超过这个级别领导人的退休年龄。他们是北京市委书记刘淇（1942年生）和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1944年生）。他们俩都是现任政治局委员，预计在2012年将会退休。一些生于1940年代晚期的省级负责人仍旧有在下届政治局中获得一个席位的机会，但大多数都会在其后的数年中退休。其中有部分人预计将很快空出省级负责人的职位，包括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1945年生），宁夏区党委书记陈建国（1945年生），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1945年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1946年生），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1946年生），广东省省长黄华华（1946年生），福建省省长黄小晶（1946年生），以及浙江省省长吕祖善（1946年生）。
35个省级负责人（占总数的56.5%）出生于1950年代，因此还将在很多年内保持他们的职位，还有可能晋升。表4列出了现有省级负责人的任期长短。根据中共的规定，每个领导人在同一职位上只能有2个5年任期。只有一个领导人，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政治局委员），不符合这个条件，他从1995年担任现职至今。很显然中央当局开此例外是为控制民族紧张日益加剧的地区的需要。50个省级负责人（81%）是在2006年之后获任现职务的，仍在他们的第一个5年任期之内。由表中明显可见省级负责人的更替之迅速。
表4 现任省级负责人的任期长短
担任现职的年份 领导人数量 占总数的百分比
2000年之前 1 1.6
2000 0 0
2001 1 1.6
2002 2 3.2
2003 4 6.5
2004 0 0
2005 4 6.5
2006 2 3.2
2007 22 35.5
2008 14 22.6
2009 10 16.1
2010 2 3.2
合计 62 100
资料来源：新华社，作者计算
4个领导人生于1960年代：内蒙古党委书记胡春华（1963年生）、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1963年生）、湖南省省长周强（1960年生）以及前面提到的新疆区主席努尔?白克力。他们属于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代领导层。在17届中央委员会的371名成员中（包括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只有25人（6.7%）生于1960年代。他们当中，只有4人为正式委员（胡春华、孙政才、周强以及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庆伟）。他们相对年轻的年龄和在关键领导层的经历使他们在未来的领导人竞争中极具竞争力。
表3列出了中国现任省级负责人出生地最为集中的6个省份。约58%的领导人出生于这6个省，约40%出生于东部的4个省（山东、浙江、江苏和安徽）。在中国4个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的8个市级负责人中，7个出生于华东地区。这个发现印证了近期若干关于后毛泽东时代的研究，这些研究显示出生于华东地区尤其是山东、江苏和浙江的精英们的超额代表地位。17 而且，2012之后高层职位的竞争者中，占有先机的若干人都出生于安徽（也是胡锦涛、吴邦国和李克强的出生省），这些人包括广东省委书记汪洋（1955年生）、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1953年生）以及辽宁省委书记王珉（1950年生）。
表5提供了从2003至2010年这62位省级负责人在地域上的晋升模式。在同一个省份晋升的省级负责人数量从2003年的38人（61%）减少到2010年的28人（45%）。现在更多的领导人转而从其他省份或者中央政府中提拔。本文作者关于同一时期省级负责人出生地和工作地相关性变化的研究也表明，在出生地所在省担任省级负责人的数量从2003年的18人（29%）减少到2010年的11人（18%）。然而，有一点相当有趣，两个山东本地人姜异康（1953年生）和姜大明（1953年生）担任着本省的负责人。
表5 省级负责人晋升模式的变化（2003-2010）
省级负责人，2003 省级负责人，2010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从本省晋升 38 61.3 28 45.2
从其他省晋升 14 22.6 22 35.5
从中央政府晋升 10 16.1 12 19.4
合计 62 100 62 100
注释及来源：2003年数据来自李成《现任省级领导人分析》，《中国领导观察》，第7卷（2003年夏季），第12页。
教育背景
第四代和第五代领导人的主要区别是他们的教育背景。第四代领导人中很少有人接受过研究生教育，1940年代出生的领导人大部分接受的是文革之前工科专业的本科教育。第5代领导人很多接受过研究生教育，通常是在职教育，很多人拥有博士学位。他们的学业领域相当分散，很多人学习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或者法学。在62个省级负责人中这个新的趋势十分明显。表6说明在2001年有40个领导人（64.5%）拥有高级学位，只有8个省级负责人（13%）参加过研究生教育（通常获得硕士学位）。18 与此相对应的是，现任省级负责人中有8人拥有博士学位，包括广西区委书记郭声琨（1952年生）、陕西省省长袁纯清（1952年生）、天津市市长黄兴国（1954年生）、新任命的青海省省长骆惠宁（1954年生）以及上面提及的王珉和孙政才。
表6 省级负责人的教育背景（截止到2010年2月）
数量 百分比
教育层次
博士 7 11.3
硕士学位 33 53.2
4年制大学 21 33.9
2年制大学 1 1.6
合计 62 100
学习专业
经济/管理 17 27.4
政治学/党务 16 25.8
工科 15 24.2
法律 3 4.8
商业 2 3.2
中文 2 3.2
历史 2 3.2
新闻 2 3.2
农业 1 1.6
哲学 1 1.6
物理 1 1.6
合计 62 100
来源：新华社，作者计算
有一点很重要，这些省级负责人获得的硕士学位或者博士学位大部分是在职的，很多人事实上是在中央党校获得的高级学位。近年来全国上下都强烈批评这种“假学历”。近来中国官方媒体呼吁官员们做到“学历清清白白”。19 中国媒体也曾报道说某些高级官员甚至是从一些被批评为“国外冒牌大学”获得他们的“高级学位”。据说，这些“高级学位”资格，比如EMBA，是不被美国教育部承认的。20 近期被控腐败而遭清洗的两个高级官员，深圳市前市长许宗衡和文化部前副部长于幼军都是从此类途径获得他们的学位。（上梁不正，下梁焉能不歪！！！）
当然也会有一些例外。例如，王珉于1983-1985年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全日制）。王也曾在1987-1989年在香港科技大学作访问学者。在62个省级负责人中，只有3人（其中包括王珉）据称曾在海外学习。其余两人包括：专业为经济管理的巴特尔1989-1990年在东京做访问学者，湖北省省长李鸿忠曾参加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未来领导人培训计划。没有人获得过海外的学位。
表6也显示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和党务是列表中最常出现的学术领域。33个省级负责人（53%）毕业于这些专业，15人（24%）专业为工科。与此对照的是，在2001年，39个省级负责人（63%）接受的是工科教育，只有6人（9.7%）学习的是经济学、政治学或者党务。21 图2（见下页）显示出从1982年至2010年技术官僚（接受工科或者自然科学教育）在省级负责人中的显著增长。
在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层内经历了“技术官僚接班”过程。在1982年，技术官僚——拥有大学水平技术教育的干部——在中央委员会中只占2%，但到1987年他们飙升到25%。到1997年他们占据了中央委员会的一半多。2002年当选的9大政治局常委都曾经是工程师，包括最高级的三位领导人，总书记江泽民（电子工程师）、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土木工程师）以及总理朱镕基（电子工程师）。现任的三位最高领导人也是如此：胡锦涛（水利工程师）、吴邦国（电子工程师）、温家宝（地质工程师）。这一时期，在省级的党委书记和省长当中技术官僚的占比也迅速增长。近期省级负责人中技术官僚的减少说明技术官僚在中国政治领导层的统治时代将要终结。下届政治局中，成员的学科领域可能会更为分散。
图2 技术官僚在省级负责人中的比重变化
来源：作者数据库。
职业道路、领导经历和政治派别
绝大多数现任省级负责人属于所谓失落的一代，这一代人在文革（1966-1976）中度过他们的成长时期，失去了获得初中和高中教育的机会。相反，很多人成为“下乡青年”，青少年时代就被从城市派往通常很遥远的乡村，在多年甚至整整10年里从事着体力劳动。23个省级负责人（37%）——包括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广西区委书记郭声琨、海南省省长罗保铭（1952年生）以及上海市市长韩正（1954年生）——都遭受这一命运。例如，新任命的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1952年生于浙江省的慈溪市，但早年在偏远的黑龙江省度过了13年的光阴，其中包括4年的农场劳动。
多个省级负责人来自农民家庭。例如，天津市市长黄兴国1954年出生于浙江省象山的农村地区，他最初的政治晋升是在当地的一个人民公社。与此类似，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是17岁时在内蒙古的一个农场作为放牧人开始其职业生涯。很多省级负责人即使没有下乡青年经历，也在生涯早期有过底层的工作经历。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1950年生）曾是码头工人；山西省省长王君（1952年生）曾是煤矿工人；广西自治区主席马飚曾是钢铁厂工人；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曾是化工厂工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1951年生）曾是化肥厂工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是食品加工厂工人。多个省级负责人开始职业经历时是士兵，包括青海省委书记强卫（1953年生）、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江苏省省长罗志军（1951年生）、宁夏自治区委书记陈建国和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
文革所造成的特殊生活经历对每一个领导人都有着持久的影响，并且整体上对第五代有一种独特的集体冲击。这一代的成员与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不同，文革开始之时后者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大学教育。还有一点应当提到，基于青春期的经验，第五代领导人整体上与未来的第六代领导人有深刻的差异。后一个群体是在一个物质上丰富的时期直接从中学升入大学，很少需要面对前一代人遇到的苦难和挫折。也有迹象表明第五代的艰苦和贫贱的经历使其成员培养出有价值的个性，如坚忍、适应性强和谦虚。正如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所说：“我只是成千上万个下乡青年中的一员，我和我的下乡青年伙伴之间没有多少区别。唯一的区别是我足够幸运，抓住了给予我的机会。”23
最近中国官方媒体发布了一个中国31个现任省长和市长的研究，显示这些领导人中有77%开始职业生涯的时候是下乡青年、工厂工人或士兵——几乎没有白领职员。24 他们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平均年龄是23岁，开始担任政府官员工作时平均29岁，升到省长职位时平均54岁，现在平均年龄57岁。这个报告强调，平均而言，这些领导人在担任省长之前都有25年的领导经验。
表7（见下页）列出31个现任省长/市长的主要工作经历。根据他们的官方简历，作者将他们的经历按9个功能区域分类：农村工作、工业工作、外贸、金融、中共组织（人事）工作、宣传、学术研究、秘书经历（包括担任个人助理、办公室主任或秘书长）以及共青团官员经历。这个表格显示，这些领导人中几乎一半都有过农村工作的经历，作为县长负责农业事务，但只有五分之一有工业工作经历，任职厂长或者市/省属机关中工业局的局长。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有外贸的管理经验。只有两个领导人，即上海市市长韩正和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曾经负责金融事务。只有一个领导人，广西自治区主席马飚拥有学术领域的领导经验。他从1982-1991年是广西政府所属的计划经济研究所的学者和副所长，1991-1994年是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主任，其后被任命为广西自治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上述的省长们几乎有一半曾任职党的组织部或宣传部部长（在县、市或省级的领导层中）。
表7 31个现任省级领导人的主要工作经历
经历过的工作领域
领导人 农村 工业 外贸 金融 组织 宣传 学术研究 秘书 共青团（CCYL)
北京市长郭金龙 X X
天津市长黄兴国 X X X X
河北省长陈全国 X X X
山西省长王君 X
内蒙古区主席巴特尔 X X
辽宁省长陈政高 X X X X
吉林省长王儒林 X X X
黑龙江省长栗战书 X X X X
上海市长韩正 X X X X X
江苏省长罗志军 X X X
浙江省长吕祖善 X X
安徽省长王三运 X X X X
福建省长黄小晶 X
江西省长吴新雄 X X
山东省长姜大明 X X X X
河南省长郭庚茂 X
湖北省长李鸿忠 X X X
湖南省长周强 X X
广东省长黄华华 X X
广西区主席马飚 X X
海南省长罗保铭 X X X
重庆市长黄奇帆 X X X X
四川省长蒋巨峰 X X X
贵州省长林树森 X X X
云南省长秦光荣 X X
西藏区主席白玛赤林 X
陕西省长袁纯清 X X
甘肃省长徐守盛 X X
青海省长骆惠宁 X X X
宁夏区主席王正伟 X X
新疆区主席努尔白克力 X X X
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有多达21个省长们（68%）曾有过秘书的工作经验，这个统计数字反映出庇护关系在中国精英选拔中的重要角色。某些人职业生涯初期是做前任高级官员的个人助理。例如湖北省长李鸿忠就是前政治局委员李铁映的秘书。湖南省长周强曾经是前司法部长肖扬的秘书。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和省长蒋巨峰职业生涯初期都是所在省级政府办公室的秘书（刘在安徽，蒋在浙江）。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升官之路几乎完全是秘书工作。生涯早期做秘书工作多年以后，姜1988年被提拔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从1995年到2002年，他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其后被任命为重庆市委副书记。
表7也显示，16个省长（52%）有过县级领导层以上中国共青团官员的经历。那些从共青团内获得升迁和1980年代早期直接在胡锦涛手下担任共青团省和国家级领导的人通常被称为“团派”（共青团派系）。本研究也考察了那些1993-1998年间当李克强负责中国共青团之时，担任团的省和国家级领导职位的那些人。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并不是所有这16个有过共青团领导经验的省长们都应被划分为“团派”。有些人从未在担任过共青团省或国家级的领导职位，因而并不符合。上海市市长韩正尽管曾担任上海市团委书记，但并不属于“团派”，他升迁主要是由于和上海帮的关系。
然而，这些有共青团经验的省长中，有13人确实属于团派成员。表8（见下页）表明，省级负责人中属于团派的数量，2003年为6人（9.7%），到2005年增加到13人（21%），到2010年增加到21人（33.9%）。团派成员大量占据省级领导层并不令人惊讶。在中共17届中央委员会中，86个领导人（23%），包括正式委员和替补委员，可以被确认为团派。本研究认为胡锦涛和李克强的追随者可能将继续在下届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占据很大一部分席位。
当然，现在及18大之后，团派领导人无论在省级或国家领导层中都无法完全占据统治地位。其他最高级领导人（前任或现任）的亲信们也在省级领导层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和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被公认是江泽民的亲信。新任命的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被认为是贾庆林和曾庆红的亲信。具有高干家庭背景的“太子党”领导人经常在省级管理层中与团派争夺重要的职位。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是省级领导层中“太子党”利益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尽管“上海帮”的数量在省级领导人中非常小，有几个重要的职位仍被他们占据，如上海市市长韩正和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太子党成员和上海帮成员通常在经济管理、外贸和金融方面有更丰富的管理经验。俞正声和薄熙来之前曾分别担任建设部部长和商务部部长。韩正和黄奇帆是省级最高领导人中少有的金融专家。他们这种难得的专业资格和领导才能将可使他们成为未来的领导层更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选。
表8 省级负责人中团派比重的增长（2003-2010）
省委书记（31人） 省长（31人） 合计（62人）
年份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2003 3 9.7 3 9.7 6 9.7
2005 6 19.4 7 22.6 13 21.0
2010 8 25.8 13 41.9 21 33.9
来源：作者数据库
2012年政治局席位的省级有力竞争者
中国的31个省级行政区级别相同，但它们并不平等。某些行政区在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事务中比其他区承担更多的份量。对于62个省级负责人情况也是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有权势，影响更大。通常，省委书记在图腾柱上的位置比省长高，担任政治局委员的6个省级负责人毫无疑问是当中最有权势的。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以及上一个十年加入进来的重庆——的市委书记按惯例在政治局中据有一席之地。中国最富有的省份广东同样如此，现任省委书记汪洋和之前的三个前任——谢飞、李长春、张德江——在任职省委书记期间都进入了政治局。25在过去的20年间，这种情况在山东、江苏、浙江、福建、辽宁、河南、湖北、四川和新疆也在增加。例如，4个现任政治局委员——贾庆林、习近平、贺国强和王兆国——之前都曾担任福建省负责人。如果省级负责人职位是未来提拔的进阶石，在上述省或市任职基本上可以视为政治局委员的入场券。
表9（见下页）列出了这些现任省级负责人中最有可能进入下届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候选者。这份清单根据3个原则而提出：个人的年龄；他们现在任职的省市；他们基于当前中国领导政治权力平衡规则的派系归属。后邓时代的中国精英政治可以从广义上概括成两个主要联盟的争斗：“平民同盟”和“精英同盟”。26 这两个联盟因其成员的家庭背景、职业道路、政治联系而有所区别。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地理区域（内陆对阵沿海），而且某种程度上也代表国家不同社会经济群体的利益。民粹主义联盟的核心是上面讨论过的团派，而精英主义联盟主要由太子党和上海帮成员组成。
在这13个领导人中，11人现任省（市）委书记，其余两人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和上海市市长韩正之前有过担任省或市委书记的经历。郭曾于2004-2007间年担任安徽省委书记，2000-2004年间担任西藏区委书记。韩曾在2006年末、2007年初担任过几个月的上海市委代理书记。在列出的13个人中，4个是现任政治局委员。汪洋、薄熙来和张高丽可能在新政治局中保留他们的席位。他们三人都拥有很好的机会成为政治局常委。由于汪洋年纪相对较轻，他将可能在2012年后担任两届任期的常委。这将有可能使汪在未来中国领导人排名中成为极少数最具政治份量的人物。
如果下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出生年份上限是1945年，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将能够保留他在下届政治局中的席位。考虑到他已经担任两届政治局委员，他极有可能获得一个政治局常委席位。俞的老资格令他成为一个关键的政治人物，类似于15届政治局常委中的李瑞环或者16届政治局常委中的曾庆红。然而，由于俞潜藏的巨大权势，胡锦涛和其他现任的高层人物可能试图在18大上协谋让他退休。
胡春华和孙政才都生于1963年，他们被中国官方媒体广为报道，被视为所谓第六代领导人中冉冉升起的新星。过去20年来，从1980年代末担任西藏共青团的高级官员开始，胡春华的晋升之路大部分应归功于胡锦涛的强力支持。媒体特别提到一个事实，胡春华能够说流利的藏语。27为与胡锦涛对胡春华的庇护相抗衡，贾庆林和曾庆红在孙政才的迅速提拔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看起来两个竞争联盟之间达成了一个政治交易，让这两个更年轻的人进入新政治局。这不仅将保持派系的权力平衡，也可被视为第五代领导集体延伸其连续性的集体努力。
表9 省级负责人中下届政治局的有力竞争者
姓名 出生年 现任职务 中央委员会职位
和任命时间 下届政治局前景 主要领导经历 派系归属
汪洋 1955 广东省委书记 候补委员，16大开始 常委 重庆市委书记（2005-2007）、国务院副秘书长（2003-2005） 平民派（团派）
薄熙来 1949 重庆市委书记 委员，16大开始 常委 商务部部长（2004-2007）、辽宁省省长（2001-2004） 精英派（太子党）
张高丽 1946 天津市委书记 候补委员，15大开始 常委 山东省委书记（2002-2007）、深圳市委书记（1997-2001） 精英派
俞正声 1945 上海市委书记 候补委员，14大开始 常委 湖北省委书记（2001-2007）、建设部部长（1998-2001） 精英派（太子党）
胡春华 1963 内蒙古区委书记 委员，17大开始 委员 河北省省长（2008-2009）、共青团中央书记（2006-2008）、西藏区委副书记（2003-2006） 平民派（团派）
孙政才 1963 吉林省委书记 委员，17大开始 委员 农业部部长（2006-2009）、北京市委秘书长（2002-2006） 精英派
刘奇葆 1953 四川省委书记 候补委员，16大开始 委员 广西区委书记（2006-2007）、国务院副秘书长（1994-2000） 平民派（团派）
姜异康 1953 山东省委书记 候补委员，16大开始 委员 重庆市委副书记（2002-2006）、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97-2002） 不明
郭金龙 1947 北京市市长 候补委员，15大开始 委员 安徽省委书记（2004-2007）、西藏区党委书记（2000-2004） 平民派
韩正 1954 上海市市长 候补委员，16大开始 委员 上海市委代理书记（2006-2007）、上海市委副书记（2007至今） 精英派（上海帮）
卢展工 1952 河南省委书记 候补委员，15大开始 委员 福建省委书记（2004-2007）、全国总工会副主席（1998-2004） 平民派
孙春兰 1950 福建省委书记 候补委员，15大开始 委员 全国总工会党委书记（2005-2009）、大连市委书记（2001-2005） 不明
王珉 1950 辽宁省委书记 候补委员，17大开始 委员 吉林省委书记（2007-2009）、吉林省省长（2004-2007）、苏州市委书记（2002-2004） 平民派
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和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在国家两个最重要的省份担任一把手。两人都有丰富的中央政府内部的领导经验，他们都属于下届政治局候选人中的领先者。在过去的30年里，北京或上海的市长通常会进入政治局，有时甚至成为政治局常委。郭金龙在省级领导层的坚实经历以及韩正长期管理这个国家最大城市的经历都是他们非常有价值的资本。但他们要获得下届政治局的席位，今后两年内都需要转任各自城市的党委书记或者转到其他重要领导位置。卢展工、孙春兰和王珉都是与前面提到的胡春华、孙政才一起，在2009年11月获任现有职务。这一职务变动使他们在加速谋求政治局席位时占得先机。正如本文前已论及，在即将到来的政治角逐中，每个人都有他或她清晰的优势。
2012年中国领导层的主要竞争者已经开始进行个人的竞选活动（当然是以中国的方式）。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常务副总理李克强可能还没有显示出他们与前任有何不同，直到他们完全掌权以后。但是，已有迹象表明习和李都代表了新的领导方式，愿意寻求新的政策优先顺序。例如，在2010年春节期间，习通过短信息服务（SMS）发出一条文字信息，向中共近100万基层组织的官员们表达他“个人的”祝福，这是一种党的最高级领导人和地方官员交流的前所未有的方式。28同时，李也以其对新问题如气候变化、能源效率、医疗保健、可负担的住房等的强烈关注而引人瞩目，所有这四个问题10年前对于中国领导人都不是优先考虑之列。
汪洋和薄熙来都以敢言著称，人送绰号“两个大炮”。从2007年被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开始，汪洋就一直提倡一种新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或模式），并坚持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他个人发起了一波新的“思想解放”，要求地方官员克服意识形态和政治禁忌。在2008年的一次省委会议上，汪洋引用邓小平对经济改革面临的巨大困难的描述，说政治改革可能是一条“血路”。29年初，中国官方媒体广泛转载一篇网络流传的写汪洋的长文，该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所属的《大地》周刊。30这篇文章强调汪出身低微，更重要的是，该文重点提出是邓小平“发现”的汪洋，1992年邓视察安徽，遇到了这个37岁的铜陵市委书记。文章引用邓的话说：“汪洋是个难得的人才。”文章结尾预测，作为一个拥有“鲜明的团系色彩”的政治局委员，未来汪洋将有更光明的政治前景。在中国的政治和媒体文化中，对一个省级负责人如此报道实属罕见。
薄熙来的“自我推销运动”（self-promotion campaign）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关注。现在他以两个独特的行动而著称：“打黑唱红”。 这个口号的上半部分指薄去年在重庆发起的一次警方严打运动，逮捕了他所说的“地下黑社会匪帮”，这些人通常有腐败的执法官员保护。在薄从辽宁带来的亲信（现任重庆公安局局长）的帮助下，薄发动了这个城市的3万名警力，逮捕了许多“黑社会成员”和腐败官员。薄把前任公安局长（也曾任该市政府司法局长）送上审判庭。根据《重庆晚报》的消息，薄指示该市警察的目标是逮捕该市的大约9000名罪犯。31
至于“唱红色歌曲”，薄要求重庆的官员和普通居民唱革命歌曲以振奋精神。正如很多国内外记者所看到的，这是薄熙来展示其太子党家谱的一种方法，使他成为他父亲那一代所建立的红色政权的理想的继承人。32同时，薄熙来向500万退休老干部、残疾老兵和城市贫民派发了总值6亿元的“红包”。33尽管有批评断定这些办法反映了薄熙来的“文革式的思想和行为”，薄却似乎在重庆公众中大受欢迎。在全国，薄的高调令他赢得了人民日报发起的2009年网络评选“年度人物”称号。34
然而，其他高层竞争者仍保留着一种更为传统的、不那么张扬的领导风格。例如，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最近对国外人士说，他更喜欢“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风格，他的座右铭是：“多干事，少说话。”35上面讨论的所有这些行为——有些很新鲜，更多的很熟悉——反映了中国精英政治中的活力变化。
在痛苦的——但也很有和平希望的——政治转变中，这个国家很快将见证更有活力、可能更“两党化”（bipartisan）的阶段。当一个新的领导层出现的时候，巨变似乎不可避免，上面描绘的省级领导人几乎肯定站在这些变化的最前沿。围绕即将到来的领导层更替，总体上的不确定性以及它将对中共的派系动态造成的深刻影响，标志着2012年将可能是中国精英政治中极为有趣的年份。本专题关注通往18大道路上发生的政治角逐，后续的其他部分将考察一系列其他可能影响该事件结果的因素，并预测它可能会如何重新定位中国近期和长期的政治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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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作者感谢李银生（Yinsheng Li）的研究帮助，也感谢乔丹?李（Jordan Lee）和马修?普拉特金（Matthew Platkin）就阐明本文的研究方法提供的建议。
注释（notes）
1 例如，在11人的中央军委（CMC）中，有8人，包括两位副主席，预期将会在18届党的大会下台。
2 中共中央组织部在2002年7月下发文件《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参见：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18/content_695422_1.htm。然而，例外的确有过。例如，习近平2007年被任命为政治局常委之前，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仅8个月时间。
3 中国有31个省级行政区，包括22个省，5个自治区和4个中央政府直辖市。这些自治区（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和广西）和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拥有省的地位。本研究将这31个省级实体的党委书记和省长（或者自治区政府主席，或有省级地位的市的市长们）统称为“省级负责人”（provincial chiefs)。
4 参见http://www.xinhuanet.com。省级负责人的家庭背景和庇护—受庇护关系是基于作者在中国的访谈和海内外非官方网络媒体来源。
5 更多相关讨论，参见李成：“After Hu, Who?—China’s Provincial Leaders Await Promotion,”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1 (Winter 2002).
6 《河南日报》，2010年1月11日，第1版。这些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是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日利亚、俄罗斯和墨西哥。
7 同上。
8 参见http://city.cctv.com/html/chengshijingji/88645f7c0d8c2c294837385a15b0fe9c.html。
9 参见《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1月23日。
10 他们中的5人——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汪洋和王岐山——在17大上获得政治局的席位，当时他们在省或市的党委书记人上。另外一个正在上升的明星薄熙来那时候是商务部部长，也有数年辽宁省省长的领导经历，17大之后被任命为重庆市委书记。
11 每个省在中央委员会中都拥有2个正式委员席位，这一政治标准自1997年的15大上开始实施。李成，“A Pivotal Stepping-Stone: Local Leaders’Representation on the 17th Central Committee.”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23 (Winter 2008)。
12 李成，“China’s Communist Party-State: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Power,” in William A. Joseph (ed),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86.
13 2002年党的大会之前，曾庆红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职位在2002年的政治局会议上被废除。
14 参见http://www.daynews.com.cn/sjdsb/Aban112/A11/878237.html.
15 政治局中现任的女性成员刘延东可能在新一个任期中保留其席位。
16 这个法律在2004年的修订见http://www.seac.gov.cn/gjmw/zcfg/2004-07-10/1168742761853498.htm。
17 例如，参见李成和Lynn White “The Fif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Full-Fledged Technocratic Leadership with Partial Control by Jiang Zemin,” Asian Survey 38, no. 3 (March 1998):231–264; and Zang Xiaowei, “The Fou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Technocracy or Political Technocracy,” Asian Survey 33, no. 8 (August 1993): 787–803.
18 参见李成, “After Hu, Who?”, p. 19.
19 参见http://www.daynews.com.cn/sjdsb/Aban112/A11/878237.html。
20 《世界日报》 2010年1月4日，A11版。
21 参见李成，“ After Hu, Who?”，第19页。
22 李成 , “China’s Communist Party-State,” pp. 179–180.
23 《东方瞭望周刊》，2005年6月26日。
24 《济南日报》，2010年2月2日。
25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多个重量级政治家，如赵紫阳、叶剑英、习仲勋和陶铸，都曾担任广东省委书记。
26 作者对分析框架的详细讨论见： “one party, two coalitions,” see Cheng Li,“China’s Team of Rivals.” Foreign Policy, (March/April 2009): 88–93。译注：译者也翻译了本文，详见文后的相关阅读
27 参见 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4-15/110817614496_3.shtml。
28 这条信息的准确文本见http://news.sina.com.cn/c/2010-01-06/114619410949.shtml，也可参见《世界日报》，2010年1月7日。
29 参加http://news.sohu.com/20080219/n255223638.shtml。
30 《大地周刊》2009年第23期，也可参见 http://news.hexun.vnet.cn/2010-01-02/122228741.html。
31 《重庆晚报》，2010年1月16日。
32 参见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08/100195.html。
33 《世界日报》2010年1月8日，A12版。
34 《世界日报》，2010年1月3日，A2版。
35 Robert Lawrence Kuhn, How China’s Leaders Think.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Asia) Pte Ltd., 2010, p.230.
中国领导层角逐十八大系列（二）
——国务院总理和内阁部长们
布鲁金斯研究所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研究主任李成／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18届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将会挑选一个新的政治局和常委会。这两个最高领导集体的成员将同时担任党、政、军机构的所有最高职位。这些机构中，国务院，即中国的内阁，极其重要。国务院成员不仅将占据政治局相当数量的席位，而且还有很多国务院的重要人员——总理、副总理和部长们——活跃在中国内外事务的最前线。
尽管是党在扮演最终的决策者的角色，国务院却是很多重要决策的发起源头。在重新洗牌前夕，国务院35个成员的社会背景、职业道路、教育经历和派系归属分别是怎样的？温总理和其他一些政府高级领导人将在2-3年内退休，温之后的国务院将是什么样子？谁会出局，谁会加入，谁会升迁？中国公众对即将到来的政府领导人变化主要关注什么？新的领导集体将会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本文致力于阐明这些具有时效性的问题。*
任何试图预测中国政府包括货币、贸易、产业、环境、能源、外国投资在内的各类政策的努力都必须把即将到来的领导层变化考虑在内，特别是这种变化将会影响国务院——这个负责制定和实施这些政策的机构。国务院领导层的更替将发生在2013年春天，也就是2012年秋季举行的党的18大之后的几个月里。届时，未能入选中国共产党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政府高级领导人将不得不让出他们的位置给新晋者。非中共党员的部长们是例外。 国务院常务会议现今有10个成员，包括总理、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其中多达7人预期将会退休或者转至其他领导机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在从现在到2012年期间将避免公布新的重要政策。当中国在国内和迅速变化的国际环境中面临严峻的经济和社会政治挑战，其决策者们在应对全球金融、经济和政治现实时必须变得更为老练。而且，部分将会退职的现有领导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温家宝总理——可能想抓住最后的机会，来实践他们认为对国家未来发展所必须的政策。然而，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政治家，尤其是那些所谓的第五代领导人中崛起的新星，在今后两年中会格外地小心谨慎。确实，重大的政策变化将更有可能在18大之后而不是之前发生。因此，难怪近期中国政治的重心转向了人事问题。
诚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最终属于居统治地位的中共，不是政府——国务院，而是属于中央政治局尤其是常委会。正如本系列的第一篇所示，大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是从省级领导人而不是国务院所属的部级管理层提拔起来的。尽管党扮演着主要决策者的角色，然而许多重要的政策和措施，以及与政策实施相关的行动都是在政府机构中或者通过政府机构来进行的，而不是通过党的组织。而且，中央政府的经历经常有助于增强官员获得高级领导职位所需的信任。因此，现任国务院的部长们是政治局委员候选人重要来源之一，其重要性仅次于省委书记和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各部的部长们。部分还未能进入政治局的现任国务院常务会议成员，以及2-3名部长是2012年的中央政治局或书记处的有力竞争者。
中国领导层过去20年已经发展出了不成文的各类政治规范，其中之一是，国务院的两个最高领导人——总理和常务副总理——同时位居政治局的7个或9个常委之列，所有的副总理（以及部分国务委员）也同时任职于政治局。国务院协调中国的内政外交，总理职位一直是国家最有权势的职位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几任总理——周恩来、赵紫阳、朱镕基和温家宝——被广泛认为是中国的“形象”，这部分是因为他们范围广泛的领导活动。在国内他们经常把深深的慰问带给中国人民，在国外因为中国的成就而赢得尊敬。
了解后温时代的国务院，尤其是那些关键的成员——他们的政治背景、派系归属、行政资历以及国外经历；他们与其前任有何差异，彼此之间又有何不同；他们可能提出什么样的政策倡议——对于中国以及外界都具有深刻的重要性。审视这些新领导人的背景和资历不仅为我们提供其政策偏好的线索，而且帮助我们评估他们是否做好了准备去应对经济和社会政治的挑战，诸如就业压力、收入不平等和猖獗的腐败以及可能与资源匮乏、能源短缺、环境恶化、气候变化相伴随的复杂情况。如果中央政府中没有一个有能力的、具有凝聚力的管理团队，那么中国将很难应对这些国内国际面临的复杂挑战。
本文从对国务院现有成员的分析开始，这些成员包括10个常务会议成员和27个部长（其中两人同时作为国务委员在常务会议中任职）。目前，国务院秘书长同时担任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和公安部长也是如此。 文章对中央政府中这35个高级领导人的简历背景、教育资历 （包括海外学习经历）、职业道路以及政治上的人际网络或者说派系身份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经验分析。除了部分与他们的派系渊源和家庭背景有关的信息——这些信息是基于作者的访谈和非官方的中国媒体——，所有的数据都来源于官方新华社的网站。参见http://www.xinhuanet.com。省级负责人（译注：原文如此）家庭背景和派系渊源的信息是来源于作者在中国的访谈、以及中国、香港、海外的非官方网络媒体来源、
本文随后将重点限定在三条特定的探询主线上：1）谁将会退出（退休或离职）；2）谁将可能进入（取代在位者）；以及3）谁将会升迁（提升到更高的职位并且获得2012年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或者书记处的职位）。文章以一个关键问题的讨论为结束：即将到来的领导层继承——尤其是国务院的更替——总体上面临哪些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国务院：“中国的内阁”
国务院可以说是中国政府的内阁。总理领导下的国务院是一个巨大的组织机构，拥有多层次的决策主体。两个最重要的决策通道是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前者通常每周举行，后者每隔6个月举行。那些有权参加常务会议的人组成了非正式的国务院“常委会”，他们包括一个总理、四个副总理和5个国务委员，其中有一人同时担任秘书长。这10个领导人是政府最高行政官员，承担广泛的责任。秘书长管理国务院的日常事务。
那些有权参加国务院全体会议的人包括所有常务会议的成员和中国27个部级行政机关的部长，每个部长领导一个职能机构，例如外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人民银行及国家审计署。2010年1月，中国建立了国家能源委员会，由温家宝总理领导，级别与其他27个部委并列。由于所有这些委员会的成员都是部长或者其他部级政府机构的主席，因此，本研究排除了新建立的国家能源委员会。
此外，国务院直接管理以下四类中央政府机关：
? 国务院所属特别组织（总数1个），名称为国有资产监管管理委员会；
? 国务院所属各类组织（16个），包括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等；
? 国务院所属各类办公室（7）个，包括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国务院研究室等；以及
? 国务院各类直属机构（14个），包括新华通讯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国银行监管委员会等。
这四类中央政府机构的领导人有时参加国务院全体会议。这些领导人中有很多（38人中有31人，占81.6%）现在任职于中共17届中央委员会，其中正式委员23人，候补委员3人，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委员5人。但除了少数例外，这4类中央政府机构的38个领导人重要性不如27个部长，因此他们通常被认为是国务院第三级机构主管，位居常委会成员和部长之下那些同时在中共的组织中担任领导人的政府机构领导人是例外。例如，王毅是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同时也担任中共中央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 。本研究重点是国务院领导层中的前两级。
表1列出国务院现任高级领导人（常委会成员和部长）在中共17届中央委员会的任职情况。总理温家宝和常务副总理李克强现在担任政治局常委。其余3个副总理（回良玉、张德江和王岐山）及一名国务委员（刘延东）担任政治局委员。其余大部分领导人是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商务部长陈德铭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因为他是少数（8%）名列17届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候选名单中但未能当选的人之一。新任命的教育部长袁贵仁是中纪委委员。目前，除了两人以外，其余人都是共产党员（两个例外是科学技术部长万钢和卫生部长陈竺）。近期任命这两位非共产党领导人担任部长职务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因为他们几乎不会表现出与中共统治相对抗的竞争性利益和反向性议程。
然而，所有27个部长，不管是否中共成员，都是他们所在部委负责的职能范围内的重要的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因此，他们自身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而且其中部分人也有可能进入下届国务院的常委会，少数部长拥有在新的政治局或者书记处获得席位的潜力。对他们的简历、教育和职业背景更为详细的分析有助于为他们描绘出一幅更为生动的画像。
表1
国务院现任高级领导人在中共17届中央委员会中的席位情况
席位状态 领导人数量 百分比
政治局常委 2 6
政治局委员 4 11
中央委员 25 71
中央候补委员 1 3
中纪委委员 1 3
非中共成员 2 6
合计 35 100
27个部长的经验分析
性别、民族、年龄和出生地
表2（见下页）提供了所考察的27个部长的基本经历特征。尽管只有3个女性部长，但女性在中国所有部长中的比例（11.1%）仍明显高于省级负责人中的比例（1.6%）。3个女部长中，监察部长马馼（1948年生）和司法部长吴爱英（1951年生）是下届书记处的有力候选者。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杨晶（1953年生）是唯一的少数民族部长，为蒙古族。杨同时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作为现任政治局中唯一的少数民族成员，副总理回良玉（1944年生）由于年龄将在党的18大上离职，杨晶是最有可能接替其政治局席位的候选者。
只有一个领导人，即国防部长梁光烈（1940年生），属于超龄服役（出生于1940-1944年之间），他将会在2012年超过下届中央委员会的年龄限制，因此必须退休。在这个引人注目的领导人群体中，最年轻的是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1956年生）。23个部长（85.2%）是在2007年及之后获任现有职位，因此在2013年将不会超过他们的两届5年的任期限制。这些年龄上和任期上的考虑表明，部长们的更替率将没有国务院常委会的更替率那么幅度大。
关于出生地，这27个部长来自17个省或直辖市。11人（40.7%）生于中国东部。外交部长杨洁篪（1950年生）、商务部长陈德铭（1949年生）、财政部长谢旭人（1947年生）、卫生部长陈竺（1953年生）以及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1948年生）都出生于上海或邻近地区。来自中国东部地区的领导人在中央政府中的优势地位已经持续数十年，在未来数年中很可能继续保持。
第3代和第4代中国领导人主要是工程师背景的技术官僚，而现任国务院部长们大部分所受的教育则是在非工程专业领域。学工程专业的人只占22%。受过经济学和管理学训练的人在清单中高居首位，占总数的25.9%。政治学、法律和人文科学等专业也有很多代表人物。
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1946年生）是唯一没有上过大学的部长。当大量的中国政治领导人通过在职研究生课程（有时意味着缺少严肃认真的学术训练）获得高级学位时，张平没有学位事实上令他在中国公众眼中赢得更多尊敬。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部长们都是通过在职课程获得高级学位。公平地说，部分在职课程，包括中央党校的高级学位课程，可能保持着较高的或至少是中等的学术水平。
与第三代领导人中很多人曾经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学习的经历相比，第五代领导人中包括相当数量曾在西方或者日本受过教育的海归。根据中国官方的定义，海归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出生，作为学生赴海外留学或者作为访问学者超过一年，然后返回中国从事临时性或永久性工作的人。那些参加国外短期教育计划、国外出生的或者移民国外但没有寻求教育机会、现在又重新定居国内的中国人不包括在内。
四个部长在他们的职业生涯早期曾作为学位候选人、交换学生或者访问学者在国外学习过。外交部长杨洁篪曾于1973-1975年间在英国做交换学生，先是在巴斯大学，后来在伦敦经济学院。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于1987-1988年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做访问学者。国务院中两个非中共党员部长——科学技术部长万钢和卫生部长陈竺——都曾在西方呆过很多年。万钢1991年在克劳施塔尔工业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t Clausthal）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随后于1991-2002年在德国奥迪担任高级经理，工作了十多年。陈竺1989年在巴黎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他是世界上领先的血液学专家，拥有多家著名学院的会员资格，包括第三世界科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和法国科学院。
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在中国领导层中的出现及其渐增的权力是进一步开放和政治进步的重要指标。表4列出海归在现有部级领导层中的比例，按3个层级排列，即部长、副部长和部长助理。很有趣也很重要的一点是，随着级别降低，海归所占比例也在增加。由于未来的部长很可能从现任的副部长和部长助理中挑选，他们通常比现任部长小5-10岁或15-20岁，因此很可能在未来的年份中海归背景的部长比例将会显著增加。
这一预测也被另一个事实所支持：很多常务副部长是海归。其中包括教育部常务副部长陈希（1953年生，1990-1992年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他也是国家副主席习近平70年代末期在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王光亚（1950年生，1973-1975年伦敦经济学院交换学生和1981-1982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访问学者）、国土资源部常务副部长鹿心社（1956年生，1987-1988年德国访问学者）、工业和信息技术部常务副部长奚国华（1951年生，美国AT&T高级项目访问学者，1990-1991年）以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赵白鸽（1952年生，1985-1989年牛津大学博士）。
不过海归在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比例仍旧很小。在2007年选出来的中共17届中央委员会中，海归占据10.5%，比在2002年16届中央委员会中的比例高出6.2个百分点（见表5）。与15届中央委员会中的海归绝大多数是在前苏联或东欧国家接受训练相比，17届中央委员会中在西方或者日本接受教育的海归占据压倒性的多数。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海归有几个著名的决策者，包括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爱荷华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1988-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总检察长曹建明（比利时根特大学和旧金山大学访问学者，1988-1990年）；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伦敦大学MBA，1987年）；教育部前部长、中国科学院现任党委副书记周济（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工学博士，1984年）；以及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亚琛工业大学工学博士，1981年）。基于很多崛起的部级新星是海归，也部分因为近期中共在多个领导层级上选拔更多海归的政策，我们可以预计，在中共18届中央委员会中海归的比例将会继续增长。
海归通常任职于教育、金融、贸易和外交等管理领域。很大程度上，海归已经统治了这些重要领域。更多关于海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建构和金融领导层等领域的势力的讨论，参见李成《塑造中国的外交政策：受国外教育海归的角色之谜》，亚洲政策，第10卷，2010年7月。 例如，在科技部的5个 最高领导人中（包括党委书记在内的部长和4个副部长），4人 拥有西方和日本的博士学位。中国金融管理的高级决策者绝大多数是海归。
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周小川，其他拥有海归背景的重量级人物包括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1995年）；中国建设银行行长郭树清（牛津大学访问学者，1986-1987年）；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德国访问学者，1987-1989年）；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国家统计局前局长谢伏瞻（普林斯顿访问学者，1991-1992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MPA，1994-1995年）；人民银行副行长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新任局长易纲（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博士，1986年）以及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普林斯顿大学MPA，1988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1993年）。
前四人——周小川、姜建清、郭树清和肖捷——也同时担任17届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谢伏瞻是17届中纪委委员，刘鹤经常被媒体描述为“中国的拉里?萨默斯”，易纲是周小川的首选继任者之一。朱民近期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特别顾问，可望在该组织内发挥影响力。还有，3个新任命的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全部是海归：周其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2000年）、夏斌（日本野村证券访问学者，1983-1984年）和李稻葵（哈佛大学访问学者，1992年，以及密歇根大学教授，1992-2009年）。
随着受过西方教育的海归数量在中国国家领导层中的增长，尤其是在某些重要领域如金融、贸易、科学技术、教育和外交政策等，更多关于这个鲜明的精英群体的深思熟虑的、基于事实的学术性研究将令国内外学习中国政治的学者受益。我们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中国决策者们是否会更好地与外界沟通并且保持国际准则和标准，从而在多个领域采取倾向于与美国合作的政策道路。
职业道路、领导经历和政治派别
表6根据最近一次升迁列出国务院现有27个部长的晋升模式。其中10人（37%）是从同一个部委升迁而来，他们全部都是从副部长位置上获得提拔。其余10个领导人或者是从其他部委被提拔——此前在该部委担任过副部长，或者从国务院的三线机构被提拔——此前为该机构主管。国务院现任部长中总共有差不多3/4的人是从中央政府内部升迁上来的。
四个部长是从省级领导层中转任的。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之前是江西省委书记；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杨晶之前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曾任吉林省省长；水利部部长陈雷原为新疆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不过，韩和陈在就职省级职务之前都曾分别担任农业部和水利部副部长。他们现在各自管理着已经相当熟悉的部委。只有一个部长是从中共中央机构中调任的。监察部部长马馼的升迁之路主要是通过党纪工作。她曾任中纪委副书记，被任命为监察部部长之后，她仍继续兼任该职务。两个部长是直接从学术和研究机构的领导岗位调任：科技部部长万钢之前担任上海同济大学校长，而卫生部部长陈竺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表7列出27个现任部长的主要工作经历。根据他们的官方简历，作者将他们的经历分成10个功能或者行政领域：省级领导、农村工作、工业工作、外贸、金融、共产党组织（人事）工作、宣传、学术研究、秘书经验。表中显示，11个部长（41%）拥有省级领导经验。除了上面提到从省级领导层直接提拔上来的，其余几个部长之前也担任省长、市长或其他省级最高职位。例如，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之前担任陕西省省长；交通部部长李盛霖曾是天津市市长；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曾任安徽省常务副省长、省委副书记；司法部部长吴爱英曾任山东省委副书记。
1/3的部长拥有农村工作经历，8个（30%）拥有工业部门经历。1/3拥有外贸和外交管理经验，6个部长（22%）拥有金融领导经验。只有3个部长拥有某种中共组织工作的领导经验，5个部长（19%）拥有宣传工作经验。除了万钢和陈竺是从学术界升迁而来，其余几个部长也曾经在高等教育或研究机构工作过。
多达20个部长在他们的职业生涯早期有过秘书工作的经历，包括担任私人助理、办公室主任、部长助理/省长助理或秘书长。其中部分人主要是通过秘书工作开始职业道路和政治道路的升迁。例如，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1980年代早期曾是安徽省政府办公室的一名秘书，1990年代中期担任安徽省长助理，2005-2008年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在他职业生涯的3个重要时期，担任的每个职位都成为一个重要得多的领导岗位的进阶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的职业生涯有几乎20年的时间是担任秘书或办公室主任，直到2000年获任副部长职位。这些部长中有些是担任最高领导人的秘书。例如，外交部部长杨洁篪曾担任邓小平的秘书和翻译；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曾担任朱镕基总理金融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助理。
国土和自然资源部部长徐绍史从1993-2007年间协助温家宝做秘书工作，先是担任局级秘书，后来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副部级）；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曾是宋德福主管共青团工作时的秘书。关于他们从事最高级领导人秘书工作的更多信息，参见孟君《中共秘书帮》，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社，2009。关于他们从事最高级领导人秘书工作的更多信息，参见孟君《中共秘书帮》，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社，2009。 尽管秘书转化而来的领导人可能是相当有能力的，比如温家宝总理和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但以前的秘书升迁到领导岗位的现象广为蔓延，反映出派系渊源关系和政治庇护在今日中国精英选拔中的重要作用。
表7显示，5个部长（19%）拥有省级和/或中央的共青团领导经历，这一比例明显低于现任省长中的比例（52%）李成，《中国的中期角逐（第一部分）》，第17页。 。司法部部长吴爱英、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文化部部长蔡武以及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属于所谓的团派，即在1980年代早期胡锦涛主掌中国共青团时，通过团的省级或中央领导层开始职业升迁道路的领导人。杨晶曾在1980年代早期担任内蒙古所属一个盟的共青团委书记，并在1993-1996年担任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 团派在国务院部长中的比例相对较小，反映出一个事实，即绝大多数拥有共青团背景的领导人寻求的职业道路是在地方行政（通常是在欠发达的内陆地区）和党的职能领域如组织、宣传以及统一战线，而不是经济和金融事务中的领导权。
在27个部长中，只有1人即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可以被确认为太子党——家庭出身为高干背景的领导人。可供对照的是，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成员太子党比例高得多，副总理王岐山、国务委员刘延东、国务委员马凯都是来自高干家庭（副总理及以上）。5个部长或者属于所谓的上海帮成员或者与上海帮有紧密的联系（上海帮指那些职业生涯依靠江泽民主政上海时形成的政治网络的领导人，这一网络先是在上海，后来扩张到国家的领导层）。他们包括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卫生部部长陈竺以及科学技术部部长万钢。
有一点需要提及，胡锦涛的平民同盟（主要包括团派）和江泽民的精英同盟（主要包括太子党和上海帮）在国务院中保持着权力的平衡。关于精英同盟和平民同盟更详细的讨论，见李成《中国共产党的党国：权力结构和动力》，载William A. Joseph编《中国政治》（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165-191页；以及李成《中国的政敌团队》，《外交政策》（2009年3/4月）：88-93页。 两个同盟的力量，尤其是领导人的专业才能和管理技巧，似乎是互为补充的。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竞争性的派系和同盟将不得不分享权力，现在和不远的将来都是如此，主要是因为执政的共产党面临的严峻挑战正在不断增加。
预测国务院领导层的变化（2012-2013）
表8（见下页）提供了国务院35个高级领导人的全部名单和概况，重点是他们的年龄，以及在2012年18大和201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的职业前景。温家宝和回良玉肯定会退出政治局和国务院。根据现有的排序，李克强将成为总理，王岐山将担任常务副总理，两人都将在下届政治局常委会中占据席位。但这个排序在未来的2-3年中随时可能变化，正如我将在本文后面讨论的，在北京政治高层中已经有观点认为，总理可能超出了李的能力范围，而常务副总理对于深具才能的王可能是不公平的。副总理张德江将可能在下届政治局常委会中获得一个席位，因为他可能是2002年16大以来任职政治局委员时间最长的3个人之一。下届政治局中有可能留任的领导人中，只有3人是从2002年16大就开始在领导层群体中任职，他们是张德江、俞正声和刘云山。预计他将离开国务院转而出掌其他领导实体。
与在温家宝政府的第一个任期中发生的情况一样，所有5名国务委员将或者退休，或者得到提拔。除非下届中央委员会的强制退休出生年份从1944年变更为1945年，否则国务委员刘延东将是下届政治局常委会的候选人之一，可能获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最高职位。国务委员马凯在上届党的大会上被作为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人选，但受到了来自某些政治机构尤其是全国人大和省级领导人的强烈反对。在即将到来的这轮政治角逐中，他是否能够克服这些障碍，仍有待观察。国内外普遍预测，国务委员孟建柱将会获得提拔。他似乎是下届政治局委员的有力竞争者，将转调其他中央或者省级领导层的重要岗位，但也有可能获任副总理。国务委员、国防部长梁光烈以及国务委员戴秉国预期都将在2013年全国人大上退休。如果上述分析正确，在国务院常务会议的现有10个成员中，只有两人（李克强和王岐山）或三人（第三人可能是马凯或者孟建柱）将会保留下来。下届国务院领导层将主要由新晋者构成。
表8
现有国务院成员在2012年18大之后的政治前景
职位 姓名 出生年份 到2012年时年龄 任期始于 18大之后可能的政治地位
总理 温家宝 1942 70 2003 退休
常务副总理 李克强 1955 57 2008 留任政治局常委并晋升为总理
副总理 回良玉 1944 68 2003 退休
副总理 张德江 1946 66 2008 晋升为政治局常委、转任他职
副总理 王岐山 1948 64 2008 晋升为政治局常委、常务副总理
国务委员 刘延东 1945 67 2008 晋升为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国务委员 马凯 1946 66 2008 晋升为政治局委员、副总理
国务委员 梁光烈 1940 72 2008 退休
国务委员 孟建柱 1947 65 2008 晋升为政治局委员、转任他职
国务委员 戴秉国 1941 71 2008 退休
部长/主任：
外交部 杨洁篪 1950 62 2007 留任或晋升为国务委员
国防部 梁光烈 见上列国务委员条目
国家发改委 张平 1946 66 2008 晋升为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
教育部 袁贵仁 1950 62 2009 留任
科技部 万钢 1952 60 2007 留任
工信部 李毅中 1945 67 2008 退休
国家民族委 杨晶 1953 59 2008 晋升为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
公安部 孟建柱 见上列国务委员条目
国家安全部 耿惠昌 1951 61 2007 留任
监察部 马馼 1948 64 2007 晋升为书记处书记
民政部 李学举 1945 67 2003 退休
司法部 吴爱英 1951 61 2005 晋升为书记处书记
财政部 谢旭人 1947 65 2007 留任
人力保障部 尹蔚民 1953 59 2007 留任
国土资源部 徐绍史 1951 61 2007 留任或晋升为国务委员
环保部 周生贤 1949 63 2008 留任
住建部 姜伟新 1949 63 2008 留任
交通部 李盛霖 1946 66 2008 退休
铁道部 刘志军 1953 59 2003 转任他职
水利部 陈雷 1954 58 2007 留任
农业部 韩长赋 1954 58 2009 晋升为政治局委员、副总理
商务部 陈德铭 1949 63 2007 晋升为政治局委员、副总理
文化部 蔡武 1949 63 2008 留任或晋升为国务委员
卫生部 陈竺 1953 59 2007 留任
国家计生委 李斌 1954 58 2008 留任
人民银行 周小川 1948 64 2002 转任他职
国家审计署 刘志义 1956 56 2008 留任
注：阴影部分为国务院常务会议成员。
与此相比，国务院部级领导层将不会面临如此大规模的更替。表8显示，在27个部长中，只有梁光烈不符合18大中央委员会的任职资格，因此他将会离任。只有4个领导人在2012年将超过部长的退休年龄（65）。他们是发改委主任张平、工业和信息技术部部长李毅中（1945年生）、民政部部长李学举（1945年生）和交通部部长李盛霖（1946年生）。张平可能追随他的前任马凯的道路，在新一届政府中担任国务委员和国务院秘书长。“三李”将可能退任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或者全国政协的不太重要的、象征性的领导职务。两个部长，铁道部部长刘志军（1953年生）和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必须要空出他们的位置，不是因为他们的年龄，而是因为他们将达到10年的任期限制。他们俩都有可能安排其他中央和省级政府的高级职务。
要找出每一个即将空出来的部长位置的有力的竞争者可能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讨论国务院现有成员中谁是下届政治局委员以及温之后国务院常委会的竞争者仍是非常必要的。
国务院中下届政治局的竞争者
表9（见下页）列出国务院中下届政治局的14个竞争者。这些领导人有部分将会留任温家宝之后的国务院，其他人则可能转而任职于其他领导实体、获得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或者书记处等机构的职位。李克强和王岐山在2012年保留/获得政治局常委席位应当没有问题。刘延东和张德江也有很好的机会晋升为政治局常委。孟建柱与马凯则是政治局委员的有力竞争者，而基于上面提到的原因，孟似乎比马拥有更好的机会。
在8个有机会进一步晋升的部长中，可能只有2-3人将获得政治局或书记处的职位。他们的排名顺序并不必然反映出他们的政治实力，因为并不清楚哪一个候选人拥有优于他人的优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杨晶是蒙古族，之前曾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5年之久。他也比国务院中其他同僚年轻。张平走的职业道路与他两个前任曾培炎和马凯非常相似。曾和马都担任国家发改委主任，然后成为副总理或国务委员，曾在退休之前也担任了一届任期的政治局委员。尽管张接近部级领导人的退休年龄，但他仍可能在2012年再次升迁。
表9
国务院中下届政治局（2012）的顶级竞争者
姓名 出生年份 现任职务 中央委员状态/始于 下届政治局和书记处前景 主要领导经历 派系身份
李克强 1955 常务副总理 委员/15大 政治局常委 中国共青团第一书记（93-98）、辽宁省委书记（04-07） 平民派（团派）
王岐山 1948 副总理 候补委员/15大 政治局常委 人民银行副行长（03-04）、海南省委书记（02-03）、北京市市长（03-07） 精英派（太子党）
刘延东 1945 国务委员 候补委员/15大 政治局常委 中国共青团书记（82-91）、中共统战部副部长（95-02）、部长（02-07） 平民派（团派，也是太子党）
张德江 1946 副总理 候补委员/14大 政治局常委 民政部副部长（86-90）、吉林省委书记（95-98）、浙江省委书记（98-02）、广东省委书记（02-07） 精英派
孟建柱 1947 国务委员 候补委员/15大 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93－01）、江西省委书记（01－07） 精英派（上海帮）
马凯 1946 国务委员 候补委员/16大 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秘书长（98－03）、国家发改委主任（03－08）、国务院秘书长（08－今） 精英派（但亦受温家宝重视）
杨晶 1953 国家民族委主任 候补委员/16大 政治局委员 共青团内蒙古区委书记（93－96）、内蒙古区主席（03－08）、统战部副部长（08－今） 平民派（团派）
张平 1946 国家发改委主任 候补委员/16大 政治局委员 安徽省副省长（96－03）、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05－08） 不明
陈德铭 1949 商务部部长 候补委员/17大 政治局委员 苏州市市长、市委书记（96－03）、陕西省省长（04－06）、国家发改委副主任（06－07） 精英派
周小川 1948 人民银行行长 委员/16大 政治局委员 外经贸部部长助理（86－91）、人民银行副行长（91－96）、中国证监会主席（00－02） 精英派
韩长赋 1954 农业部部长 委员/17大 政治局委员 中国共青团农村部主任（90－？）、农业部副部长（01－03）、吉林省省长（06－09） 平民派（团派）
徐绍史 1951 国土资源部部长 委员/17大 政治局委员 深圳地质局局长（91－92）、国务院副秘书长（00－07） 平民派（温家宝门生）
马馼 1948 监察部部长 委员/17大 书记处书记 中纪委常委（97－04）、中纪委副秘书长（04－今） 不明
吴爱英 1951 司法部部长 候补委员/14大 书记处书记 山东省副省长、省委副书记（1993－2003）、司法部副部长（03－05） 平民派（团派）
注：阴影部分为国务院常务会议成员。
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的经济动力源，金融和贸易方面的技能和经验在领导层选拔标准上的价值日渐增长。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和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尤其是他们的庇护人（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副主席曾庆红）和现任政治局常委中的支持者（吴邦国、贾庆林和周永康），可能认为他们在经济政策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应当让他们赢得下届政治局中的席位。陈的两个前任，吴仪和薄熙来都在担任商务部部长后成为政治局委员。但有重要的一点需要指出，陈和周在之前的党内选举或全国人大的审议中得分都不高。像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陈是所有内阁成员中（两个非中共党员除外）唯一的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所有其他人都是正式委员或中纪委委员。至于周小川，已经有段时间的谣传说他将转任中央和省级领导层中一个不太重要的位置。然而，周似乎仍有可能被安排主掌某一个省或直辖市，同时在下届政治局占据一个席位。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和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可能是18大上的黑马。韩长赋是从共青团开始其政治生涯，担任共青团中央部长多年。他是团派领导人少有的金融领域专家，因为他在1990年代朱镕基总理领导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担任办公室副主任。还应当提到，在任命为现有职务时，韩和徐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强力支持。他们之前都在温的手下工作了很多年。例如徐绍史，他1980年代早期开始工作的时候是温的部下和秘书，那时他们都在国土资源部政策法律研究室工作。温家宝是否会利用其作为将要离任总理的影响和权力去帮助那些他喜欢的领导人——包括韩和徐以及前面提到的马凯——升任更为重要的职位，仍有待观察。
监察部部长马馼和司法部部长吴爱英是中国国家领导层中正在升起的女干部。马是接替何勇（1940年生）留下的书记处书记职位最有力的竞争者，该职位是中纪委在书记处这个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决策实体中的代表。吴从1992年开始担任中央候补委员，她在中央委员会中任职的时间甚至比习近平和李克强还要长。她是下届政治局或书记处职位的领先竞争者之一。
除了马馼和张平没有较强的派系身份，表9中其余12个领导人全都以其作为团派、温家宝的亲信、太子党或者上海帮成员而知名。他们可以根据政治同盟清楚地区分：6人属于平民同盟，6人属于精英同盟。最有可能的图景是，两个领导人将会获得政治局常委席位，四到六人将被选入政治局，两人将成为书记处的新成员。每个领导实体中的席位是否会按照现有的派系排列平均地分配，仍有待观察。在今日中国，派系之间的权力平衡是最重要的政治准则之一，任何对今后几年人事变化的预测都必须将其考虑在内。
下届国务院常委会的候选者
2012-2013年，国务院部分现有成员将转任党、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省级政府中的领导职务，而来自其他中央和省级机构的领导人将接替国务院中一些最重要的职位。4个在政治局中任职的省委书记（1945年之后出生的）极有可能回到北京，在中央政府中任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1955年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1949年生）、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1945年生）和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1946年生）都是政治局常委最有力的竞争者。由于他们不可能都获得该席位，其中1-2人可能将以担任副总理（并保留政治局委员）而告终。对这四个重量级政治人物，获得一个副总理职位可能更多是在重大政治角逐中失利之后的一种安慰。然而，如果由于某些原因，李克强—王岐山作为总理和常务副总理的格局发生变化（或者李为王让出总理职位，然后转而出掌全国人大之类机构，或者王在另一个领导实体中占据最高职位），这4个重量级人物中的1人将填补常务副总理的空缺。
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每一个成员都将负责一个特定的行政管理领域。关于温家宝领导下第二届任期的国务院的工作分工，参见http://news.dayoo.com/china/news/2008-04/01/content_3348809.htm。 这种责任的划分，或者说多种责任的组合，将根据领导人个人的背景而不是职位本身来进行区分，分别授予副总理和国务委员。不过，当前国务院的责任划分可以为下届政治局中分工的选择和组合提供某些线索。而庇护-受庇护关系和派系交易在中国政府这些高级领导人的选择中是最重要的因素，候选者之前的领导经历和信任度也有作用，尤其是在政府决策日渐职业化或者说专业化的时候更是如此。
对于负责农业和水利资源的副总理职位（回良玉目前占据此职），有很多强有力的竞争者，他们在农业方面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其中包括中共统战部部长杜青林（1946年生）、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1963年生）、北京市市长郭金龙（1947年生）以及农业部部长韩长赋（1954年生）。杜和孙之前都曾担任过农业部部长。孟和郭职业生涯早期都曾在各自的省市负责过农业事务。孙是精英同盟守护者曾庆红和贾庆林的亲信，他通常被认为是第六代领导人中最引人注目的两颗新星之一。另一颗新星是内蒙古区委书记胡春华（1963年生），他是胡锦涛的亲信，中国共青团前任书记。如果胡春华在政治局和/或书记处获得负责党务的席位，孙将很有机会获得政治局席位以及负责农业的副总理职位。
对于负责工业、能源、交通和通讯的副总理职位（张德江目前占据此职），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国务委员马凯（1946年生）和辽宁省委书记王珉（1950年生）都是有力竞争者。这四个人中的每一个人都在部分或者所有这些工业部门中拥有管理经验。
负责贸易和金融的副总理职位（王岐山目前占据此职）的主要竞争者有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以及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1946年生）。如果王岐山像预期的那样担任常务副总理，他可能希望继续负责金融和贸易事务，从而可能改变这个副总理职位的管理责任。然而，王岐山更有可能从常务会议成员中找到其他人在这个重要的经济领域中协助他，尤其是能够与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大国进行战略和经济对话的人。
至于国务委员，梁光烈可能的继承者以及18大上军方的领导层更替将在本系列后续的部分讨论。戴秉国一直负责中国的外交政策，直接对胡锦涛主席汇报。他的离开将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建构的重大人事变动。继承戴的两个领先的竞争者是中共中央台湾办公室主任王毅（1953年生）和外交部部长杨洁篪，但我们不能排除一个拥有强大政治背景、但个人外交经验相对欠缺的人接替戴的职位的可能性。
接替马凯（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的有多个可能候选者，包括前面提到的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1953年生）、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1951年生）以及国务院副秘书长尤全（1954年生），所有这些人都曾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要预测谁将接替国务委员刘延东（负责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统战工作以及香港和澳门事务）和国务委员孟建柱（负责公共安全、国家安全和法律事务）非常困难。刘的职位继承人负责的领域可能变化非常大，更多倾向于专注民族事务；而孟的继任者可能是一个之前没有太多公安经验的省级负责人，孟2007年被任命的时候就是这样。对这两个空缺有很多可能的竞争者：中共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1955年生）、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杨晶、司法部部长吴爱英、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全哲洙（1952年生，朝鲜族）、文化部部长蔡武（1949年生）、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山西省委书记赵乐际（1957年生）、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1952年生）、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1950年生）、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1953年生）以及青海省委书记强卫（1953年生）。
当然，没有人能够准确地预测谁将填充这两个空缺，或者其他空缺，因为派系的交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存在多个考察阶段和幕后协商，交易通常在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最后一分钟作出。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温之后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将包括大量第一次加入的领导人。在温家宝的政府中，只有李克强生于1950年代，但下届常务会议肯定将有很多与李年纪相仿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教育资质、国外经历、领导技巧以及世界观都与他们的前辈们有深刻的不同。集体领导的性质和派系政治的动力也将塑造他们制定和实施政策的方式。当他们很快将处于国家最高决策位置上的时候，他们作为集体和个人都面临着全面的考验。
结束语：习和李面临的挑战
关于中国即将到来的政治承继，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是，习近平和李克强这两个被安排接替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的继任者，是否能够适应他们的核心领导角色。去年秋天，习近平未能如广泛预期的那样获得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位，这一事实似乎反映出某些疑问和保留——至少来自某些最高级领导人或者政治建制内的某些利益集团。习可能在今年秋天获得这个职位，并在两年后成为胡的继任者，但公平地说，与第五代领导人中其他的杰出人物相比，他的能力和领导才能还有待检验。习的某些言论，例如在去年访问墨西哥期间，他批评西方政治“干涉中国内政”的严厉评论甚至被很多中国博客主视为“不懂外交”和“不像政治家”。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2009年访问墨西哥时发表了如下言论：“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有什么好挑剔的？”引文根据Joshua Cooper Ramo，“Hu’s
Visit: Finding a Way Forward on U.S.-China Relations,” Time, April 8, 2010. 亦参见：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978640-5,00.html。
至于李克强，有人担心他既没有朱镕基的政治勇气，又缺乏温家宝式的感召力和人性化。朱和温在担任副总理或甚至在职业生涯早期的时候就以其领导潜力和管理成就而闻名。温家宝曾在3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手下担任办公厅主任，其中有两人被清洗，但他不仅成功地生存下来，而且继续升迁。更令人惊叹的是他从未背上过背叛其领导的恶名。他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纪念前总书记胡耀邦，其中披露自从21年前胡去世后，温每年春节都去看望胡的家人。Jason Dean, “Chinese Eulogy Bares Party Intrigu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5, 2010. 亦参见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02304628704575185861979803430.html?KEYWORDS=JA
SON+DEAN.
更有趣的一点需要提到，温在成为总理之前获得了广泛的管理经验：协调权力移交、指挥1998年的抗洪行动、监管全国农村事务、监督金融和银行改革。温作为一个出色管理者的潜能和作为同盟共识协调者的作用解释了他传奇般生存和成功的经历。特别的，温总理最著名的、国内外广为闻名的是他对自然灾害和其他危机的迅速反应。例如，对于过去10年中每一个袭击中国的主要地震（包括当他还是副总理或书记处成员的时候），温总是最迅速地到达灾区。
与此相比，李以其对危机的缓慢反应而著称，包括在2008年四川地震和今年早些时候的玉树地震中。可能有人认为作为一个崛起的新星，他需要小心谨慎、避免得到过多的公众关注，但对于其他领导人比如担任副总理时期的朱镕基和温家宝，以及担任省级领导人时的王岐山，情况并不是这样。在李作为河南省省长任内，这个省因为其“艾滋村”、煤矿爆炸和泛滥的各种假冒伪劣商品而声名狼藉。在河南艾滋村的案子中，只是在副总理吴仪访问了部分这类村庄后，李才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艾滋病活动家和非政府组织对李作为一个省的负责人不采取行动一直诟病有加。来自作者对北京的非政府组织和艾滋病活动家的访谈。
当然，李克强具有他的长处。他谦卑的家庭背景、低调的个性、正规的法律教育、对经济事务的熟悉、忠诚的声望、强大的政治网络（共青团体系），尤其是他的省级领导经验将是这项工作的良好准备。但我们很难找出他担任省级负责人或副总理时的任何重大成就。在他的副总理任期内，他一直负责主要部委的结构改革（大部委改革），但这项任务似乎毫无进展，与朱镕基担任副总理时的机构重组带来的中央政府大量的人事变动和效率形成鲜明对照。最近，李承担了治理国家房地产泡沫的领导角色，时间将会辨明李是否能从这个艰巨的任务中获得政治资本。
还得关注的是，在中国公众眼中，李可能显得太“柔”了，甚至比温家宝总理还柔。广为关注的是，国务院在控制中国的省、直辖市甚至一个重要的国有企业方面变得越来越无效。最近流行的一个顺口溜“总理管不了总经理”反映出这个中央政府管理能力上的严重问题。世界日报 (World Journal), 2010年4月19日，A10版. 拥有这样一个软弱形象的新总理将难以满足一个更有效、更务实的中央政府去协调所有政策目标实施的需要。
不错，部分中国政治体制内的人认为李克强应当将总理职位让给王岐山——王以其强硬著称——而李可去做全国人大的委员长， 这个职位技术上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二，但曝光率少很多。南雷，《逐鹿十八大》（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第9页。 这个主意的问题是在于都是太子党的习和王两人将成为胡和温的继承人，考虑到当今社会对太子党和政治裙带关系日渐增长的憎恨，这样一个安排可能会引起中国公众的强烈不满。
所有这些复杂的政治考虑可能都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脑海中，这些最高领导人包括胡、温和仍有影响力的江、曾。这样的揣测和关注几乎肯定会在中共十八大前产生一种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一种急迫感。由此他们都会从中国精英政治这次的“中期角逐”中提升其同盟或派系的嫡系，从而维护各自的利益。
*注：作者感谢李银生（Yinsheng Li）的研究帮助，也感谢乔丹?李（Jordan Lee）和马修?普拉特金（Matthew Platkin）就阐明本文的研究方法提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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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封疆大吏与政治局常委
布鲁金斯研究所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研究主任李成／
中国将在2012年第18届中国共产党全国大会上更换主要领导人。现有最高领导人中，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预期都将退休。大量新的面孔将进入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谁是这些高级领导群体最有希望的候选人？新晋者的主要性格特征以及晋升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能否敏锐地预测可能的领导集体的阵容以及权力的派系分布？新一代领导人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国的政治运作方式？
通过研究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62个省级负责人——党委书记和省长们——本文试图阐释上述及其他相关的问题。毫无疑问，今天的省级负责人中将会产生明日的国家决策者。我们可以合理预测，在这个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以及今后，这些领导人中的一部分将会统治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与美国一样，2012年对于中国的政治家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自从1977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每隔5年定期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大会一直是中国最高领导层更替的重大时刻。预期将于2012年秋季举行的中共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不例外。国家最高决策群体政治局常委会的9名成员中有多达7人预期将会退休。在25人的政治局中，至少14名领导人将空出他们的位置以让位给更年轻的候选者。结果，2012年之后的新晋者将成为对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事务、经济和金融管理、外交政策、军事运作等方面负责的主要人物。1
尽管北京领导人的大换班感觉仍很遥远，中国的政治家们却已经开始行动。当然，中国没有像美国那样的中期选举。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主角们，美国中期选举的实践仍是一个外国新事物，但正如“中期”在美国代表将要来临的总统选举之前的一个重要中间节点，中国的政治时钟也遵循着明显相似的节奏。在主要竞争者以及他们所在的派系之间，对于权力的激烈角逐至少在“领导权更替的重要年度”之前两年就已经升温。
这个特殊的时间段主要是中共最近制定的规则和标准的作用，要求高级官员（县长及以上）在获提升之前至少需要任职两年。2想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新政治局的候选者们在当前及未来的数月中必须精明的卡位，在中央或省级领导层占据党和政府内的晋升阶梯。
因此，分析这些显要职位的在职者——尤其是在最近的洗牌中新获任命的——对于中国观察家们极有价值。这种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达到四个重要目标：1）揭示下届政治局可能的领导群体，包括常委会成员；2）展示新领导人的政治和职业个性，包括年轻一代中冉冉升起的新星；3）对18大之后中国领导层内部的派系权力平衡进行评估；4）预测新领导层之下的国家政治轨迹和政策导向。本文是关于中国政治家们在迈向2012年领导层更替过程中对权力的角逐专题系列的第一篇。本专题将考察若干最重要的官僚机构，包括中共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委、主要国有企业（SOEs）以及军队。
第一篇文章聚焦于现有的62个省级主要负责人——省委书记和省长（或市长）——他们分属于31个省级行政区。3文章对62个省级领导人的简历背景、教育资质、职业生涯以及政治网络或者说派系身份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经验分析。除了部分与他们的派系渊源和家庭背景有关的信息之外——这些信息是基于作者的访谈和非官方的中国媒体——，所有的数据都来源于官方新华社的网站。4
这62个省级负责人或许是观察中国中期选举的最重要群体，因为中国的省级领导层既是国家领导人的训练场，又是不同政治力量的战场。省级层面的权力派系分配与在国家层面一样分明，因此值得我们注意。分清楚省级负责人的晋升途径，是通过共青团（胡锦涛的权力基地）、“太子党”（指那些有高干家庭背景的领导人），还是“上海帮”成员（曾是江泽民执掌上海时的手下的领导人们），是预测今后数年内中国政治版图的最佳途径之一。
省级领导层：中国最高领导层最关键的阶梯
中国的省级负责人在当前国家治理中承担着巨大的政治比重，这有三个原因。首先，这些领导人治下的省或市都是大型社会经济体。经常听到的说法是中国的一个省就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国家。实际上，中国的省份在人口上超过欧洲绝大多数国家。例如，中国人口最多的5个省：河南、山东、四川、广东和江苏，人口超过西欧人口最多的国家：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5 河南省现在拥有9970万人，预计在2010年7月超过1亿。6除了中国，世界上只有10个其他国家的人口超过1亿。7这些省份的经济意义也很重要。例如，广东省总的GDP已经超过“东亚四小龙”中的三个：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广东省省长最近宣布该省的GDP将会在10年内超过另一个“小龙”，韩国。8中国的省级负责人们就像欧洲国家和东亚四小龙的领导人一样，持续关注区域经济发展，并且要应对艰巨的挑战，如失业、分配的公平、社会稳定、医疗卫生以及辖区内人们的福利需求。
其次，中国的省级领导高层本身就是一股政治力量，尤其是当省级政府拥有更多自治权限来推进他们的地区利益之时。尽管通常处在幕后，他们仍会时常参与政治网络、政策游说、在他们自己之间和中央权力之间建立联盟。过去15年间，中共最重要的两次政治清洗都发生在两位兼任省级负责人的政治局委员身上，并不是巧合。第一位是1995年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第二位是2006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近两位国家主席，江泽民和胡锦涛，通过在省级层面上清除掉这两位强大的政治对手，以巩固他们的权力和中央政府的权威。最近，省和地方的“驻京办”数量增长迅速，它们是中国以地区为基础的游说团体。2010年1月，中央政府发布新规，大量减少获准的代表地方利益的驻京办数量，并且要求对剩余的省/市级别的游说群体进行财务审计。9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邓之后的中国，省级负责人的职位一直是通向国家领导层位置最关键的阶梯。这一时期绝大多数中国最高级领导人，第三代的江泽民和朱镕基、第四代的胡锦涛和吴邦国、第五代的习近平和李克强，在进入北京就任国家最为显要的领导职位之前，都曾担任省或市的党委书记。在现任的九大政治局常委中，除总理温家宝之外，之前全都有省级负责人的经历。高级领导层中正在升起的6颗新星曾担任或现任省级负责人，他们都是属于政治局成员中的第五代。 统计表明，政治局中有省级负责人经历的成员显著增长，1992年为50％，1997年为59％，2002年为67％，2007则达到76％。对于文职领导人，省级负责人的经历几乎已经是入选政治局的先决条件。
此外，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所有的省级负责人都自动成为候选人，通过投票获得中共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资格。11例如，当17届中央委员会在2007年成立时，31个省级行政区的省委书记和省长全部在委员会中获得正式委员席位。尽管我们知道省级负责人可能很快提升到中央政府或者交换到其他省份，但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仍然严格执行这种安排模式。这种模式使省级负责人这个群体在200多个中央委员中占据的比重最大。
17届中央委员会中现任的省级负责人状况是，有6人是政治局成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以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41个省级负责人（占总数的66%）是17届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12人（占19%）是候补委员。现有省级负责人95%都在17届中央委员会中任职，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位置更有利于谋求更高级的职位。
目前省级主要负责人在17届中共中央委员会中的任职情况
委员资格状况 领导人数量 百分比
政治局委员 6 9.7%
正式委员 41 66.1%
候补委员 12 19.4%
中纪委委员 1 1.6%
以上都不是 2 3.2%
合计 62 100%
注：中纪委即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
3个省级负责人没有进入17届中央委员会，他们是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Bagatur，1955年生）、新任命的重庆市市长黄奇帆（1952年生）、新任命的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1951年生）。巴特尔现任17届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CCDI）委员，之前他是15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们三人都有望成为18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巴特尔的少数民族背景和丰富的领导经验使其在进一步的仕途晋升上更有优势。所有这些因素表明中国的省级负责人是重量级的政治人物，在即将到来的18届党的代表大会上他们是国家领导人位置的有力争夺者。
18届党的代表大会预期领导层大规模更替
尽管中国政治体系的威权本质和一党专政，中共的领导层在过去三十年中却明显地具有较高的更替频率。事实相当明显，1982年12届中央委员会中新成员占60%，1987年13届这一比率为68%，1992年的14届为57%，1997年的15届为63%，2002年的16届为61%，2007年的17届为63%。平均更替率为62%。12 根据现有中央委员的年龄分布和之前党的代表大会的更替率，我们可以粗略估计18届中央委员中的60%将会是新面孔。
在中国主流精英圈中，领导人的年龄是其未来政治前景最重要的指标。按照中共的规则和标准，某一级别的领导人年龄不能超过一个设定的限制。例如，所有省级负责人在到65岁时都被要求让位，只有那些年龄低于63岁的才会在一开始成为候任人选。在2007年的17届党代会上，所有1940年之前出生的领导人，包括当时政治强人的国家副主席曾庆红（1939年生），都不允许在新的中央委员会中任职。这些退休年龄限制不仅确保在领导人退休和推荐上的一致和公平，而且使中国政治精英更换速度相当迅速。对于外界的观察家们，在即将到来的党代会上谁将会进入或者退出最高领导层——读懂北京的逻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具有挑战性。
表2（见下页）详细列出当前25个政治局成员在2012年的18大之后可能的仕途前景。考虑到上届党代会上允许的最早出生年限是1940年，对于即将到来的党代会当局将会选择1945年的年限。如果是这样，至少14个成员（占总数的56%）将会退休。在9个政治局常委中只有两人即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常务副总理李克强出生于1945年之后，因此将保持他们的席位。习和李被广泛认为是“双头继承模式”。其余7人（占总数的78%）都可能将席位留给更年轻的现任政治局委员，最有可能的是李源潮、王岐山、刘云山和张德江。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和副总理王岐山现在分别负责党的人事和国家金融发展。负责两个关键领域已经使李和王的政治分量相当重要，他们预期将在今后几年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和副总理张德江已经担任两届政治局委员，很有机会提升为常委。
在政治局16个非常委成员中，除了4人可能如上所述晋升为常委，至少7人将因为年龄限制而下台。其他官僚机构如中共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和军队中的重要领导人也将获得部分席位。例如，现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书记处书记令计划极有可能在下届政治局中获得一个席位。作为胡锦涛的亲信，令甚至有可能提升为政治局常委，与2002年时发生在江泽民的亲信曾庆红身上的情况一样。13 然而，现任的省级负责人们可能占据这14个公开席位中的绝大多数，包括3个常委会席位（如果政治局常委会仍然保留9人成员的话）。
表2 现任政治局委员在2012年18大之后的事业前景
姓名 出生年份 到2012年的年龄 18大之后可能的政治地位
胡锦涛 1942 70 退休
吴邦国 1941 71 退休
温家宝 1942 70 退休
贾庆林 1940 72 退休
李长春 1944 68 退休
习近平 1953 59 留任常委
李克强 1955 57 留任常委
贺国强 1943 69 退休
周永康 1942 70 退休
王刚 1942 70 退休
王乐泉 1944 68 退休
王兆国 1941 71 退休
王岐山 1948 64 晋升为常委
回良玉 1944 68 退休
刘淇 1942 70 退休
刘云山 1947 65 晋升为常委
刘延东 1945 67 退休、不变或晋升为常委
李源潮 1950 62 晋升为常委
汪洋 1955 57 不变或晋升为常委
张高丽 1946 66 不变或晋升为常委
张德江 1946 66 晋升为常委
俞正声 1945 67 退休或晋升为常委
徐才厚 1943 69 退休
郭伯雄 1942 70 退休
薄熙来 1949 63 不变或晋升为常委
注：加阴影部分为现任政治局常委。
当然，要说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这些单个竞争者的政治前景已经确定，还为时过早。另外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权力从胡温向习李的转移也不是一个必然的结论。中国政治中也会有黑马出现，正如美国政治一样。然而，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应该多关注更广泛群体中的潜在权力竞争者，尤其是省级领导层中的升起的新星。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将到来的18届党代会的人事变动将标志着所谓第五代国家最高领导集体的全面掌权。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一再显示的，每一代领导人都将带来可以清楚感知的统治方式、不同的施政方法以及特殊的热点议题。了解中国未来第五代和第六代领导人的集体个性或代际特征，尤其是未来领导人最重要的补充来源——省级负责人们，是一个与找出最高领导层的有力竞争者同样重要的任务。
62个省级负责人的经验分析
性别、民族、年龄和出生地
表3（见下页）提供了这62个省级负责人资历信息的概况。不奇怪，其中只有一个女性，即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2009年11月被任命为这个职位。在过去的10年中情况相同，只有一个省级负责人的位置为女性占据。在2000年，蒙古族女性乌云其担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最近，宋秀岩曾任青海省省长，她现任全国妇联第一书记。孙春兰生于1950年，1969年参加工作时是辽宁鞍山一家手表厂的工人。她曾经担任中国共青团的基层干部、厂长、厂党委书记，在省市两级的妇联中都担任过主席。从2001年到2005年她担任大连市委书记，2005-2009年担任全国总工会第一书记。孙从1997年的15大即进入中央委员会，是17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的官方媒体最近将孙比作中国领导层中的又一个“吴仪”。14 她是下届政治局委员少有的女性候选人之一。15 其他可能与之竞争的女性领导人包括上面提到的宋秀岩（1955年生）、监察部部长马馼（1948年生）、司法部部长吴爱英（1951年生）以及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沈跃跃（1957年生）。
6个省级负责人属于少数民族。他们包括中国全部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主席：宁夏自治区主席王正伟（回族，1957年生）、广西自治区主席马飚（壮族、1954年生）、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蒙古族）、新疆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维吾尔族，1961年生）以及新近任命的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藏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在2002年由全国人大修订，特别规定所有民族自治区域的地方政府的高级职位应当主要由具有同一少数民族背景的合法公民担任。16 只有一个少数民族领导人担任省的党委书记，即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回族，生于1946年）。尽管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都由少数民族领导人担任主席职务，但毫无例外汉族领导人占据着这些区的党委书记职务。
表3 省级负责人的简历背景（截止到2010年2月）
数量 百分比
男性 61 98.4
女性 1 1.6
民族
汉族 56 90.3
少数民族 6 9.7
平均年龄范围/（出生年龄范围）
66-70/（1940-1944） 2 3.2
61-65/（1945-1949） 21 33.9
56-60/（1950-1954） 29 46.8
51-55/（1955-1959） 6 9.7
46-50/（1960-1964） 4 6.5
最集中的6个出生地
山东 8 12.9
浙江 8 12.9
河北 6 9.7
河南 5 8.1
江苏 5 8.1
安徽 4 6.5
来自6个最集中出生地的省级领导人数量 36 58.2
资料来源：新华社，作者计算。
副总理回良玉（回族，1944年生）是现有政治局委员中唯一具有少数民族背景的，由于年龄关系他预计将下台。几乎可以肯定至少会有一个少数民族进入下届政治局。候选者包括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杨晶（蒙古族，1953年生）、全国工商联党委书记和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全哲洙（朝鲜族，1952年生）以及上面提到的巴特尔、马飚和王正伟。
表3说明只有两个省级负责人已经超过这个级别领导人的退休年龄。他们是北京市委书记刘淇（1942年生）和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1944年生）。他们俩都是现任政治局委员，预计在2012年将会退休。一些生于1940年代晚期的省级负责人仍旧有在下届政治局中获得一个席位的机会，但大多数都会在其后的数年中退休。其中有部分人预计将很快空出省级负责人的职位，包括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1945年生），宁夏区党委书记陈建国（1945年生），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1945年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1946年生），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1946年生），广东省省长黄华华（1946年生），福建省省长黄小晶（1946年生），以及浙江省省长吕祖善（1946年生）。
35个省级负责人（占总数的56.5%）出生于1950年代，因此还将在很多年内保持他们的职位，还有可能晋升。表4列出了现有省级负责人的任期长短。根据中共的规定，每个领导人在同一职位上只能有2个5年任期。只有一个领导人，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政治局委员），不符合这个条件，他从1995年担任现职至今。很显然中央当局开此例外是为控制民族紧张日益加剧的地区的需要。50个省级负责人（81%）是在2006年之后获任现职务的，仍在他们的第一个5年任期之内。由表中明显可见省级负责人的更替之迅速。
表4 现任省级负责人的任期长短
担任现职的年份 领导人数量 占总数的百分比
2000年之前 1 1.6
2000 0 0
2001 1 1.6
2002 2 3.2
2003 4 6.5
2004 0 0
2005 4 6.5
2006 2 3.2
2007 22 35.5
2008 14 22.6
2009 10 16.1
2010 2 3.2
合计 62 100
资料来源：新华社，作者计算
4个领导人生于1960年代：内蒙古党委书记胡春华（1963年生）、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1963年生）、湖南省省长周强（1960年生）以及前面提到的新疆区主席努尔?白克力。他们属于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代领导层。在17届中央委员会的371名成员中（包括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只有25人（6.7%）生于1960年代。他们当中，只有4人为正式委员（胡春华、孙政才、周强以及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庆伟）。他们相对年轻的年龄和在关键领导层的经历使他们在未来的领导人竞争中极具竞争力。
表3列出了中国现任省级负责人出生地最为集中的6个省份。约58%的领导人出生于这6个省，约40%出生于东部的4个省（山东、浙江、江苏和安徽）。在中国4个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的8个市级负责人中，7个出生于华东地区。这个发现印证了近期若干关于后毛泽东时代的研究，这些研究显示出生于华东地区尤其是山东、江苏和浙江的精英们的超额代表地位。17 而且，2012之后高层职位的竞争者中，占有先机的若干人都出生于安徽（也是胡锦涛、吴邦国和李克强的出生省），这些人包括广东省委书记汪洋（1955年生）、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1953年生）以及辽宁省委书记王珉（1950年生）。
表5提供了从2003至2010年这62位省级负责人在地域上的晋升模式。在同一个省份晋升的省级负责人数量从2003年的38人（61%）减少到2010年的28人（45%）。现在更多的领导人转而从其他省份或者中央政府中提拔。本文作者关于同一时期省级负责人出生地和工作地相关性变化的研究也表明，在出生地所在省担任省级负责人的数量从2003年的18人（29%）减少到2010年的11人（18%）。然而，有一点相当有趣，两个山东本地人姜异康（1953年生）和姜大明（1953年生）担任着本省的负责人。
表5 省级负责人晋升模式的变化（2003-2010）
省级负责人，2003 省级负责人，2010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从本省晋升 38 61.3 28 45.2
从其他省晋升 14 22.6 22 35.5
从中央政府晋升 10 16.1 12 19.4
合计 62 100 62 100
注释及来源：2003年数据来自李成《现任省级领导人分析》，《中国领导观察》，第7卷（2003年夏季），第12页。
教育背景
第四代和第五代领导人的主要区别是他们的教育背景。第四代领导人中很少有人接受过研究生教育，1940年代出生的领导人大部分接受的是文革之前工科专业的本科教育。第5代领导人很多接受过研究生教育，通常是在职教育，很多人拥有博士学位。他们的学业领域相当分散，很多人学习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或者法学。在62个省级负责人中这个新的趋势十分明显。表6说明在2001年有40个领导人（64.5%）拥有高级学位，只有8个省级负责人（13%）参加过研究生教育（通常获得硕士学位）。18 与此相对应的是，现任省级负责人中有8人拥有博士学位，包括广西区委书记郭声琨（1952年生）、陕西省省长袁纯清（1952年生）、天津市市长黄兴国（1954年生）、新任命的青海省省长骆惠宁（1954年生）以及上面提及的王珉和孙政才。
表6 省级负责人的教育背景（截止到2010年2月）
数量 百分比
教育层次
博士 7 11.3
硕士学位 33 53.2
4年制大学 21 33.9
2年制大学 1 1.6
合计 62 100
学习专业
经济/管理 17 27.4
政治学/党务 16 25.8
工科 15 24.2
法律 3 4.8
商业 2 3.2
中文 2 3.2
历史 2 3.2
新闻 2 3.2
农业 1 1.6
哲学 1 1.6
物理 1 1.6
合计 62 100
来源：新华社，作者计算
有一点很重要，这些省级负责人获得的硕士学位或者博士学位大部分是在职的，很多人事实上是在中央党校获得的高级学位。近年来全国上下都强烈批评这种“假学历”。近来中国官方媒体呼吁官员们做到“学历清清白白”。19 中国媒体也曾报道说某些高级官员甚至是从一些被批评为“国外冒牌大学”获得他们的“高级学位”。据说，这些“高级学位”资格，比如EMBA，是不被美国教育部承认的。20 近期被控腐败而遭清洗的两个高级官员，深圳市前市长许宗衡和文化部前副部长于幼军都是从此类途径获得他们的学位。（上梁不正，下梁焉能不歪！！！）
当然也会有一些例外。例如，王珉于1983-1985年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全日制）。王也曾在1987-1989年在香港科技大学作访问学者。在62个省级负责人中，只有3人（其中包括王珉）据称曾在海外学习。其余两人包括：专业为经济管理的巴特尔1989-1990年在东京做访问学者，湖北省省长李鸿忠曾参加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未来领导人培训计划。没有人获得过海外的学位。
表6也显示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和党务是列表中最常出现的学术领域。33个省级负责人（53%）毕业于这些专业，15人（24%）专业为工科。与此对照的是，在2001年，39个省级负责人（63%）接受的是工科教育，只有6人（9.7%）学习的是经济学、政治学或者党务。21 图2（见下页）显示出从1982年至2010年技术官僚（接受工科或者自然科学教育）在省级负责人中的显著增长。
在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层内经历了“技术官僚接班”过程。在1982年，技术官僚——拥有大学水平技术教育的干部——在中央委员会中只占2%，但到1987年他们飙升到25%。到1997年他们占据了中央委员会的一半多。2002年当选的9大政治局常委都曾经是工程师，包括最高级的三位领导人，总书记江泽民（电子工程师）、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土木工程师）以及总理朱镕基（电子工程师）。现任的三位最高领导人也是如此：胡锦涛（水利工程师）、吴邦国（电子工程师）、温家宝（地质工程师）。这一时期，在省级的党委书记和省长当中技术官僚的占比也迅速增长。近期省级负责人中技术官僚的减少说明技术官僚在中国政治领导层的统治时代将要终结。下届政治局中，成员的学科领域可能会更为分散。
图2 技术官僚在省级负责人中的比重变化
来源：作者数据库。
职业道路、领导经历和政治派别
绝大多数现任省级负责人属于所谓失落的一代，这一代人在文革（1966-1976）中度过他们的成长时期，失去了获得初中和高中教育的机会。相反，很多人成为“下乡青年”，青少年时代就被从城市派往通常很遥远的乡村，在多年甚至整整10年里从事着体力劳动。23个省级负责人（37%）——包括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广西区委书记郭声琨、海南省省长罗保铭（1952年生）以及上海市市长韩正（1954年生）——都遭受这一命运。例如，新任命的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1952年生于浙江省的慈溪市，但早年在偏远的黑龙江省度过了13年的光阴，其中包括4年的农场劳动。
多个省级负责人来自农民家庭。例如，天津市市长黄兴国1954年出生于浙江省象山的农村地区，他最初的政治晋升是在当地的一个人民公社。与此类似，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是17岁时在内蒙古的一个农场作为放牧人开始其职业生涯。很多省级负责人即使没有下乡青年经历，也在生涯早期有过底层的工作经历。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1950年生）曾是码头工人；山西省省长王君（1952年生）曾是煤矿工人；广西自治区主席马飚曾是钢铁厂工人；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曾是化工厂工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1951年生）曾是化肥厂工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是食品加工厂工人。多个省级负责人开始职业经历时是士兵，包括青海省委书记强卫（1953年生）、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江苏省省长罗志军（1951年生）、宁夏自治区委书记陈建国和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
文革所造成的特殊生活经历对每一个领导人都有着持久的影响，并且整体上对第五代有一种独特的集体冲击。这一代的成员与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不同，文革开始之时后者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大学教育。还有一点应当提到，基于青春期的经验，第五代领导人整体上与未来的第六代领导人有深刻的差异。后一个群体是在一个物质上丰富的时期直接从中学升入大学，很少需要面对前一代人遇到的苦难和挫折。也有迹象表明第五代的艰苦和贫贱的经历使其成员培养出有价值的个性，如坚忍、适应性强和谦虚。正如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所说：“我只是成千上万个下乡青年中的一员，我和我的下乡青年伙伴之间没有多少区别。唯一的区别是我足够幸运，抓住了给予我的机会。”23
最近中国官方媒体发布了一个中国31个现任省长和市长的研究，显示这些领导人中有77%开始职业生涯的时候是下乡青年、工厂工人或士兵——几乎没有白领职员。24 他们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平均年龄是23岁，开始担任政府官员工作时平均29岁，升到省长职位时平均54岁，现在平均年龄57岁。这个报告强调，平均而言，这些领导人在担任省长之前都有25年的领导经验。
表7（见下页）列出31个现任省长/市长的主要工作经历。根据他们的官方简历，作者将他们的经历按9个功能区域分类：农村工作、工业工作、外贸、金融、中共组织（人事）工作、宣传、学术研究、秘书经历（包括担任个人助理、办公室主任或秘书长）以及共青团官员经历。这个表格显示，这些领导人中几乎一半都有过农村工作的经历，作为县长负责农业事务，但只有五分之一有工业工作经历，任职厂长或者市/省属机关中工业局的局长。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有外贸的管理经验。只有两个领导人，即上海市市长韩正和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曾经负责金融事务。只有一个领导人，广西自治区主席马飚拥有学术领域的领导经验。他从1982-1991年是广西政府所属的计划经济研究所的学者和副所长，1991-1994年是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主任，其后被任命为广西自治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上述的省长们几乎有一半曾任职党的组织部或宣传部部长（在县、市或省级的领导层中）。
表7 31个现任省级领导人的主要工作经历
经历过的工作领域
领导人 农村 工业 外贸 金融 组织 宣传 学术研究 秘书 共青团（CCYL)
北京市长郭金龙 X X
天津市长黄兴国 X X X X
河北省长陈全国 X X X
山西省长王君 X
内蒙古区主席巴特尔 X X
辽宁省长陈政高 X X X X
吉林省长王儒林 X X X
黑龙江省长栗战书 X X X X
上海市长韩正 X X X X X
江苏省长罗志军 X X X
浙江省长吕祖善 X X
安徽省长王三运 X X X X
福建省长黄小晶 X
江西省长吴新雄 X X
山东省长姜大明 X X X X
河南省长郭庚茂 X
湖北省长李鸿忠 X X X
湖南省长周强 X X
广东省长黄华华 X X
广西区主席马飚 X X
海南省长罗保铭 X X X
重庆市长黄奇帆 X X X X
四川省长蒋巨峰 X X X
贵州省长林树森 X X X
云南省长秦光荣 X X
西藏区主席白玛赤林 X
陕西省长袁纯清 X X
甘肃省长徐守盛 X X
青海省长骆惠宁 X X X
宁夏区主席王正伟 X X
新疆区主席努尔白克力 X X X
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有多达21个省长们（68%）曾有过秘书的工作经验，这个统计数字反映出庇护关系在中国精英选拔中的重要角色。某些人职业生涯初期是做前任高级官员的个人助理。例如湖北省长李鸿忠就是前政治局委员李铁映的秘书。湖南省长周强曾经是前司法部长肖扬的秘书。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和省长蒋巨峰职业生涯初期都是所在省级政府办公室的秘书（刘在安徽，蒋在浙江）。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升官之路几乎完全是秘书工作。生涯早期做秘书工作多年以后，姜1988年被提拔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从1995年到2002年，他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其后被任命为重庆市委副书记。
表7也显示，16个省长（52%）有过县级领导层以上中国共青团官员的经历。那些从共青团内获得升迁和1980年代早期直接在胡锦涛手下担任共青团省和国家级领导的人通常被称为“团派”（共青团派系）。本研究也考察了那些1993-1998年间当李克强负责中国共青团之时，担任团的省和国家级领导职位的那些人。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并不是所有这16个有过共青团领导经验的省长们都应被划分为“团派”。有些人从未在担任过共青团省或国家级的领导职位，因而并不符合。上海市市长韩正尽管曾担任上海市团委书记，但并不属于“团派”，他升迁主要是由于和上海帮的关系。
然而，这些有共青团经验的省长中，有13人确实属于团派成员。表8（见下页）表明，省级负责人中属于团派的数量，2003年为6人（9.7%），到2005年增加到13人（21%），到2010年增加到21人（33.9%）。团派成员大量占据省级领导层并不令人惊讶。在中共17届中央委员会中，86个领导人（23%），包括正式委员和替补委员，可以被确认为团派。本研究认为胡锦涛和李克强的追随者可能将继续在下届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占据很大一部分席位。
当然，现在及18大之后，团派领导人无论在省级或国家领导层中都无法完全占据统治地位。其他最高级领导人（前任或现任）的亲信们也在省级领导层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和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被公认是江泽民的亲信。新任命的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被认为是贾庆林和曾庆红的亲信。具有高干家庭背景的“太子党”领导人经常在省级管理层中与团派争夺重要的职位。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是省级领导层中“太子党”利益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尽管“上海帮”的数量在省级领导人中非常小，有几个重要的职位仍被他们占据，如上海市市长韩正和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太子党成员和上海帮成员通常在经济管理、外贸和金融方面有更丰富的管理经验。俞正声和薄熙来之前曾分别担任建设部部长和商务部部长。韩正和黄奇帆是省级最高领导人中少有的金融专家。他们这种难得的专业资格和领导才能将可使他们成为未来的领导层更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选。
表8 省级负责人中团派比重的增长（2003-2010）
省委书记（31人） 省长（31人） 合计（62人）
年份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2003 3 9.7 3 9.7 6 9.7
2005 6 19.4 7 22.6 13 21.0
2010 8 25.8 13 41.9 21 33.9
来源：作者数据库
2012年政治局席位的省级有力竞争者
中国的31个省级行政区级别相同，但它们并不平等。某些行政区在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事务中比其他区承担更多的份量。对于62个省级负责人情况也是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有权势，影响更大。通常，省委书记在图腾柱上的位置比省长高，担任政治局委员的6个省级负责人毫无疑问是当中最有权势的。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以及上一个十年加入进来的重庆——的市委书记按惯例在政治局中据有一席之地。中国最富有的省份广东同样如此，现任省委书记汪洋和之前的三个前任——谢飞、李长春、张德江——在任职省委书记期间都进入了政治局。25在过去的20年间，这种情况在山东、江苏、浙江、福建、辽宁、河南、湖北、四川和新疆也在增加。例如，4个现任政治局委员——贾庆林、习近平、贺国强和王兆国——之前都曾担任福建省负责人。如果省级负责人职位是未来提拔的进阶石，在上述省或市任职基本上可以视为政治局委员的入场券。
表9（见下页）列出了这些现任省级负责人中最有可能进入下届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候选者。这份清单根据3个原则而提出：个人的年龄；他们现在任职的省市；他们基于当前中国领导政治权力平衡规则的派系归属。后邓时代的中国精英政治可以从广义上概括成两个主要联盟的争斗：“平民同盟”和“精英同盟”。26 这两个联盟因其成员的家庭背景、职业道路、政治联系而有所区别。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地理区域（内陆对阵沿海），而且某种程度上也代表国家不同社会经济群体的利益。民粹主义联盟的核心是上面讨论过的团派，而精英主义联盟主要由太子党和上海帮成员组成。
在这13个领导人中，11人现任省（市）委书记，其余两人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和上海市市长韩正之前有过担任省或市委书记的经历。郭曾于2004-2007间年担任安徽省委书记，2000-2004年间担任西藏区委书记。韩曾在2006年末、2007年初担任过几个月的上海市委代理书记。在列出的13个人中，4个是现任政治局委员。汪洋、薄熙来和张高丽可能在新政治局中保留他们的席位。他们三人都拥有很好的机会成为政治局常委。由于汪洋年纪相对较轻，他将可能在2012年后担任两届任期的常委。这将有可能使汪在未来中国领导人排名中成为极少数最具政治份量的人物。
如果下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出生年份上限是1945年，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将能够保留他在下届政治局中的席位。考虑到他已经担任两届政治局委员，他极有可能获得一个政治局常委席位。俞的老资格令他成为一个关键的政治人物，类似于15届政治局常委中的李瑞环或者16届政治局常委中的曾庆红。然而，由于俞潜藏的巨大权势，胡锦涛和其他现任的高层人物可能试图在18大上协谋让他退休。
胡春华和孙政才都生于1963年，他们被中国官方媒体广为报道，被视为所谓第六代领导人中冉冉升起的新星。过去20年来，从1980年代末担任西藏共青团的高级官员开始，胡春华的晋升之路大部分应归功于胡锦涛的强力支持。媒体特别提到一个事实，胡春华能够说流利的藏语。27为与胡锦涛对胡春华的庇护相抗衡，贾庆林和曾庆红在孙政才的迅速提拔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看起来两个竞争联盟之间达成了一个政治交易，让这两个更年轻的人进入新政治局。这不仅将保持派系的权力平衡，也可被视为第五代领导集体延伸其连续性的集体努力。
表9 省级负责人中下届政治局的有力竞争者
姓名 出生年 现任职务 中央委员会职位
和任命时间 下届政治局前景 主要领导经历 派系归属
汪洋 1955 广东省委书记 候补委员，16大开始 常委 重庆市委书记（2005-2007）、国务院副秘书长（2003-2005） 平民派（团派）
薄熙来 1949 重庆市委书记 委员，16大开始 常委 商务部部长（2004-2007）、辽宁省省长（2001-2004） 精英派（太子党）
张高丽 1946 天津市委书记 候补委员，15大开始 常委 山东省委书记（2002-2007）、深圳市委书记（1997-2001） 精英派
俞正声 1945 上海市委书记 候补委员，14大开始 常委 湖北省委书记（2001-2007）、建设部部长（1998-2001） 精英派（太子党）
胡春华 1963 内蒙古区委书记 委员，17大开始 委员 河北省省长（2008-2009）、共青团中央书记（2006-2008）、西藏区委副书记（2003-2006） 平民派（团派）
孙政才 1963 吉林省委书记 委员，17大开始 委员 农业部部长（2006-2009）、北京市委秘书长（2002-2006） 精英派
刘奇葆 1953 四川省委书记 候补委员，16大开始 委员 广西区委书记（2006-2007）、国务院副秘书长（1994-2000） 平民派（团派）
姜异康 1953 山东省委书记 候补委员，16大开始 委员 重庆市委副书记（2002-2006）、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97-2002） 不明
郭金龙 1947 北京市市长 候补委员，15大开始 委员 安徽省委书记（2004-2007）、西藏区党委书记（2000-2004） 平民派
韩正 1954 上海市市长 候补委员，16大开始 委员 上海市委代理书记（2006-2007）、上海市委副书记（2007至今） 精英派（上海帮）
卢展工 1952 河南省委书记 候补委员，15大开始 委员 福建省委书记（2004-2007）、全国总工会副主席（1998-2004） 平民派
孙春兰 1950 福建省委书记 候补委员，15大开始 委员 全国总工会党委书记（2005-2009）、大连市委书记（2001-2005） 不明
王珉 1950 辽宁省委书记 候补委员，17大开始 委员 吉林省委书记（2007-2009）、吉林省省长（2004-2007）、苏州市委书记（2002-2004） 平民派
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和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在国家两个最重要的省份担任一把手。两人都有丰富的中央政府内部的领导经验，他们都属于下届政治局候选人中的领先者。在过去的30年里，北京或上海的市长通常会进入政治局，有时甚至成为政治局常委。郭金龙在省级领导层的坚实经历以及韩正长期管理这个国家最大城市的经历都是他们非常有价值的资本。但他们要获得下届政治局的席位，今后两年内都需要转任各自城市的党委书记或者转到其他重要领导位置。卢展工、孙春兰和王珉都是与前面提到的胡春华、孙政才一起，在2009年11月获任现有职务。这一职务变动使他们在加速谋求政治局席位时占得先机。正如本文前已论及，在即将到来的政治角逐中，每个人都有他或她清晰的优势。
2012年中国领导层的主要竞争者已经开始进行个人的竞选活动（当然是以中国的方式）。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常务副总理李克强可能还没有显示出他们与前任有何不同，直到他们完全掌权以后。但是，已有迹象表明习和李都代表了新的领导方式，愿意寻求新的政策优先顺序。例如，在2010年春节期间，习通过短信息服务（SMS）发出一条文字信息，向中共近100万基层组织的官员们表达他“个人的”祝福，这是一种党的最高级领导人和地方官员交流的前所未有的方式。28同时，李也以其对新问题如气候变化、能源效率、医疗保健、可负担的住房等的强烈关注而引人瞩目，所有这四个问题10年前对于中国领导人都不是优先考虑之列。
汪洋和薄熙来都以敢言著称，人送绰号“两个大炮”。从2007年被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开始，汪洋就一直提倡一种新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或模式），并坚持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他个人发起了一波新的“思想解放”，要求地方官员克服意识形态和政治禁忌。在2008年的一次省委会议上，汪洋引用邓小平对经济改革面临的巨大困难的描述，说政治改革可能是一条“血路”。29年初，中国官方媒体广泛转载一篇网络流传的写汪洋的长文，该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所属的《大地》周刊。30这篇文章强调汪出身低微，更重要的是，该文重点提出是邓小平“发现”的汪洋，1992年邓视察安徽，遇到了这个37岁的铜陵市委书记。文章引用邓的话说：“汪洋是个难得的人才。”文章结尾预测，作为一个拥有“鲜明的团系色彩”的政治局委员，未来汪洋将有更光明的政治前景。在中国的政治和媒体文化中，对一个省级负责人如此报道实属罕见。
薄熙来的“自我推销运动”（self-promotion campaign）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关注。现在他以两个独特的行动而著称：“打黑唱红”。 这个口号的上半部分指薄去年在重庆发起的一次警方严打运动，逮捕了他所说的“地下黑社会匪帮”，这些人通常有腐败的执法官员保护。在薄从辽宁带来的亲信（现任重庆公安局局长）的帮助下，薄发动了这个城市的3万名警力，逮捕了许多“黑社会成员”和腐败官员。薄把前任公安局长（也曾任该市政府司法局长）送上审判庭。根据《重庆晚报》的消息，薄指示该市警察的目标是逮捕该市的大约9000名罪犯。31
至于“唱红色歌曲”，薄要求重庆的官员和普通居民唱革命歌曲以振奋精神。正如很多国内外记者所看到的，这是薄熙来展示其太子党家谱的一种方法，使他成为他父亲那一代所建立的红色政权的理想的继承人。32同时，薄熙来向500万退休老干部、残疾老兵和城市贫民派发了总值6亿元的“红包”。33尽管有批评断定这些办法反映了薄熙来的“文革式的思想和行为”，薄却似乎在重庆公众中大受欢迎。在全国，薄的高调令他赢得了人民日报发起的2009年网络评选“年度人物”称号。34
然而，其他高层竞争者仍保留着一种更为传统的、不那么张扬的领导风格。例如，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最近对国外人士说，他更喜欢“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风格，他的座右铭是：“多干事，少说话。”35上面讨论的所有这些行为——有些很新鲜，更多的很熟悉——反映了中国精英政治中的活力变化。
在痛苦的——但也很有和平希望的——政治转变中，这个国家很快将见证更有活力、可能更“两党化”（bipartisan）的阶段。当一个新的领导层出现的时候，巨变似乎不可避免，上面描绘的省级领导人几乎肯定站在这些变化的最前沿。围绕即将到来的领导层更替，总体上的不确定性以及它将对中共的派系动态造成的深刻影响，标志着2012年将可能是中国精英政治中极为有趣的年份。本专题关注通往18大道路上发生的政治角逐，后续的其他部分将考察一系列其他可能影响该事件结果的因素，并预测它可能会如何重新定位中国近期和长期的政治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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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作者感谢李银生（Yinsheng Li）的研究帮助，也感谢乔丹?李（Jordan Lee）和马修?普拉特金（Matthew Platkin）就阐明本文的研究方法提供的建议。
注释（notes）
1 例如，在11人的中央军委（CMC）中，有8人，包括两位副主席，预期将会在18届党的大会下台。
2 中共中央组织部在2002年7月下发文件《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参见：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18/content_695422_1.htm。然而，例外的确有过。例如，习近平2007年被任命为政治局常委之前，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仅8个月时间。
3 中国有31个省级行政区，包括22个省，5个自治区和4个中央政府直辖市。这些自治区（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和广西）和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拥有省的地位。本研究将这31个省级实体的党委书记和省长（或者自治区政府主席，或有省级地位的市的市长们）统称为“省级负责人”（provincial chiefs)。
4 参见http://www.xinhuanet.com。省级负责人的家庭背景和庇护—受庇护关系是基于作者在中国的访谈和海内外非官方网络媒体来源。
5 更多相关讨论，参见李成：“After Hu, Who?—China’s Provincial Leaders Await Promotion,”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1 (Winter 2002).
6 《河南日报》，2010年1月11日，第1版。这些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是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日利亚、俄罗斯和墨西哥。
7 同上。
8 参见http://city.cctv.com/html/chengshijingji/88645f7c0d8c2c294837385a15b0fe9c.html。
9 参见《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1月23日。
10 他们中的5人——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汪洋和王岐山——在17大上获得政治局的席位，当时他们在省或市的党委书记人上。另外一个正在上升的明星薄熙来那时候是商务部部长，也有数年辽宁省省长的领导经历，17大之后被任命为重庆市委书记。
11 每个省在中央委员会中都拥有2个正式委员席位，这一政治标准自1997年的15大上开始实施。李成，“A Pivotal Stepping-Stone: Local Leaders’Representation on the 17th Central Committee.”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23 (Winter 2008)。
12 李成，“China’s Communist Party-State: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Power,” in William A. Joseph (ed),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86.
13 2002年党的大会之前，曾庆红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职位在2002年的政治局会议上被废除。
14 参见http://www.daynews.com.cn/sjdsb/Aban112/A11/878237.html.
15 政治局中现任的女性成员刘延东可能在新一个任期中保留其席位。
16 这个法律在2004年的修订见http://www.seac.gov.cn/gjmw/zcfg/2004-07-10/1168742761853498.htm。
17 例如，参见李成和Lynn White “The Fif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Full-Fledged Technocratic Leadership with Partial Control by Jiang Zemin,” Asian Survey 38, no. 3 (March 1998):231–264; and Zang Xiaowei, “The Fou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Technocracy or Political Technocracy,” Asian Survey 33, no. 8 (August 1993): 787–803.
18 参见李成, “After Hu, Who?”, p. 19.
19 参见http://www.daynews.com.cn/sjdsb/Aban112/A11/878237.html。
20 《世界日报》 2010年1月4日，A11版。
21 参见李成，“ After Hu, Who?”，第19页。
22 李成 , “China’s Communist Party-State,” pp. 179–180.
23 《东方瞭望周刊》，2005年6月26日。
24 《济南日报》，2010年2月2日。
25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多个重量级政治家，如赵紫阳、叶剑英、习仲勋和陶铸，都曾担任广东省委书记。
26 作者对分析框架的详细讨论见： “one party, two coalitions,” see Cheng Li,“China’s Team of Rivals.” Foreign Policy, (March/April 2009): 88–93。译注：译者也翻译了本文，详见文后的相关阅读
27 参见 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4-15/110817614496_3.shtml。
28 这条信息的准确文本见http://news.sina.com.cn/c/2010-01-06/114619410949.shtml，也可参见《世界日报》，2010年1月7日。
29 参加http://news.sohu.com/20080219/n255223638.shtml。
30 《大地周刊》2009年第23期，也可参见 http://news.hexun.vnet.cn/2010-01-02/122228741.html。
31 《重庆晚报》，2010年1月16日。
32 参见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08/100195.html。
33 《世界日报》2010年1月8日，A12版。
34 《世界日报》，2010年1月3日，A2版。
35 Robert Lawrence Kuhn, How China’s Leaders Think.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Asia) Pte Ltd., 2010, p.230.
中国领导层角逐十八大系列（二）
——国务院总理和内阁部长们
布鲁金斯研究所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研究主任李成／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18届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将会挑选一个新的政治局和常委会。这两个最高领导集体的成员将同时担任党、政、军机构的所有最高职位。这些机构中，国务院，即中国的内阁，极其重要。国务院成员不仅将占据政治局相当数量的席位，而且还有很多国务院的重要人员——总理、副总理和部长们——活跃在中国内外事务的最前线。
尽管是党在扮演最终的决策者的角色，国务院却是很多重要决策的发起源头。在重新洗牌前夕，国务院35个成员的社会背景、职业道路、教育经历和派系归属分别是怎样的？温总理和其他一些政府高级领导人将在2-3年内退休，温之后的国务院将是什么样子？谁会出局，谁会加入，谁会升迁？中国公众对即将到来的政府领导人变化主要关注什么？新的领导集体将会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本文致力于阐明这些具有时效性的问题。*
任何试图预测中国政府包括货币、贸易、产业、环境、能源、外国投资在内的各类政策的努力都必须把即将到来的领导层变化考虑在内，特别是这种变化将会影响国务院——这个负责制定和实施这些政策的机构。国务院领导层的更替将发生在2013年春天，也就是2012年秋季举行的党的18大之后的几个月里。届时，未能入选中国共产党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政府高级领导人将不得不让出他们的位置给新晋者。非中共党员的部长们是例外。 国务院常务会议现今有10个成员，包括总理、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其中多达7人预期将会退休或者转至其他领导机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在从现在到2012年期间将避免公布新的重要政策。当中国在国内和迅速变化的国际环境中面临严峻的经济和社会政治挑战，其决策者们在应对全球金融、经济和政治现实时必须变得更为老练。而且，部分将会退职的现有领导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温家宝总理——可能想抓住最后的机会，来实践他们认为对国家未来发展所必须的政策。然而，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政治家，尤其是那些所谓的第五代领导人中崛起的新星，在今后两年中会格外地小心谨慎。确实，重大的政策变化将更有可能在18大之后而不是之前发生。因此，难怪近期中国政治的重心转向了人事问题。
诚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最终属于居统治地位的中共，不是政府——国务院，而是属于中央政治局尤其是常委会。正如本系列的第一篇所示，大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是从省级领导人而不是国务院所属的部级管理层提拔起来的。尽管党扮演着主要决策者的角色，然而许多重要的政策和措施，以及与政策实施相关的行动都是在政府机构中或者通过政府机构来进行的，而不是通过党的组织。而且，中央政府的经历经常有助于增强官员获得高级领导职位所需的信任。因此，现任国务院的部长们是政治局委员候选人重要来源之一，其重要性仅次于省委书记和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各部的部长们。部分还未能进入政治局的现任国务院常务会议成员，以及2-3名部长是2012年的中央政治局或书记处的有力竞争者。
中国领导层过去20年已经发展出了不成文的各类政治规范，其中之一是，国务院的两个最高领导人——总理和常务副总理——同时位居政治局的7个或9个常委之列，所有的副总理（以及部分国务委员）也同时任职于政治局。国务院协调中国的内政外交，总理职位一直是国家最有权势的职位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几任总理——周恩来、赵紫阳、朱镕基和温家宝——被广泛认为是中国的“形象”，这部分是因为他们范围广泛的领导活动。在国内他们经常把深深的慰问带给中国人民，在国外因为中国的成就而赢得尊敬。
了解后温时代的国务院，尤其是那些关键的成员——他们的政治背景、派系归属、行政资历以及国外经历；他们与其前任有何差异，彼此之间又有何不同；他们可能提出什么样的政策倡议——对于中国以及外界都具有深刻的重要性。审视这些新领导人的背景和资历不仅为我们提供其政策偏好的线索，而且帮助我们评估他们是否做好了准备去应对经济和社会政治的挑战，诸如就业压力、收入不平等和猖獗的腐败以及可能与资源匮乏、能源短缺、环境恶化、气候变化相伴随的复杂情况。如果中央政府中没有一个有能力的、具有凝聚力的管理团队，那么中国将很难应对这些国内国际面临的复杂挑战。
本文从对国务院现有成员的分析开始，这些成员包括10个常务会议成员和27个部长（其中两人同时作为国务委员在常务会议中任职）。目前，国务院秘书长同时担任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和公安部长也是如此。 文章对中央政府中这35个高级领导人的简历背景、教育资历 （包括海外学习经历）、职业道路以及政治上的人际网络或者说派系身份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经验分析。除了部分与他们的派系渊源和家庭背景有关的信息——这些信息是基于作者的访谈和非官方的中国媒体——，所有的数据都来源于官方新华社的网站。参见http://www.xinhuanet.com。省级负责人（译注：原文如此）家庭背景和派系渊源的信息是来源于作者在中国的访谈、以及中国、香港、海外的非官方网络媒体来源、
本文随后将重点限定在三条特定的探询主线上：1）谁将会退出（退休或离职）；2）谁将可能进入（取代在位者）；以及3）谁将会升迁（提升到更高的职位并且获得2012年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或者书记处的职位）。文章以一个关键问题的讨论为结束：即将到来的领导层继承——尤其是国务院的更替——总体上面临哪些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国务院：“中国的内阁”
国务院可以说是中国政府的内阁。总理领导下的国务院是一个巨大的组织机构，拥有多层次的决策主体。两个最重要的决策通道是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前者通常每周举行，后者每隔6个月举行。那些有权参加常务会议的人组成了非正式的国务院“常委会”，他们包括一个总理、四个副总理和5个国务委员，其中有一人同时担任秘书长。这10个领导人是政府最高行政官员，承担广泛的责任。秘书长管理国务院的日常事务。
那些有权参加国务院全体会议的人包括所有常务会议的成员和中国27个部级行政机关的部长，每个部长领导一个职能机构，例如外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人民银行及国家审计署。2010年1月，中国建立了国家能源委员会，由温家宝总理领导，级别与其他27个部委并列。由于所有这些委员会的成员都是部长或者其他部级政府机构的主席，因此，本研究排除了新建立的国家能源委员会。
此外，国务院直接管理以下四类中央政府机关：
? 国务院所属特别组织（总数1个），名称为国有资产监管管理委员会；
? 国务院所属各类组织（16个），包括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等；
? 国务院所属各类办公室（7）个，包括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国务院研究室等；以及
? 国务院各类直属机构（14个），包括新华通讯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国银行监管委员会等。
这四类中央政府机构的领导人有时参加国务院全体会议。这些领导人中有很多（38人中有31人，占81.6%）现在任职于中共17届中央委员会，其中正式委员23人，候补委员3人，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委员5人。但除了少数例外，这4类中央政府机构的38个领导人重要性不如27个部长，因此他们通常被认为是国务院第三级机构主管，位居常委会成员和部长之下那些同时在中共的组织中担任领导人的政府机构领导人是例外。例如，王毅是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同时也担任中共中央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 。本研究重点是国务院领导层中的前两级。
表1列出国务院现任高级领导人（常委会成员和部长）在中共17届中央委员会的任职情况。总理温家宝和常务副总理李克强现在担任政治局常委。其余3个副总理（回良玉、张德江和王岐山）及一名国务委员（刘延东）担任政治局委员。其余大部分领导人是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商务部长陈德铭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因为他是少数（8%）名列17届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候选名单中但未能当选的人之一。新任命的教育部长袁贵仁是中纪委委员。目前，除了两人以外，其余人都是共产党员（两个例外是科学技术部长万钢和卫生部长陈竺）。近期任命这两位非共产党领导人担任部长职务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因为他们几乎不会表现出与中共统治相对抗的竞争性利益和反向性议程。
然而，所有27个部长，不管是否中共成员，都是他们所在部委负责的职能范围内的重要的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因此，他们自身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而且其中部分人也有可能进入下届国务院的常委会，少数部长拥有在新的政治局或者书记处获得席位的潜力。对他们的简历、教育和职业背景更为详细的分析有助于为他们描绘出一幅更为生动的画像。
表1
国务院现任高级领导人在中共17届中央委员会中的席位情况
席位状态 领导人数量 百分比
政治局常委 2 6
政治局委员 4 11
中央委员 25 71
中央候补委员 1 3
中纪委委员 1 3
非中共成员 2 6
合计 35 100
27个部长的经验分析
性别、民族、年龄和出生地
表2（见下页）提供了所考察的27个部长的基本经历特征。尽管只有3个女性部长，但女性在中国所有部长中的比例（11.1%）仍明显高于省级负责人中的比例（1.6%）。3个女部长中，监察部长马馼（1948年生）和司法部长吴爱英（1951年生）是下届书记处的有力候选者。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杨晶（1953年生）是唯一的少数民族部长，为蒙古族。杨同时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作为现任政治局中唯一的少数民族成员，副总理回良玉（1944年生）由于年龄将在党的18大上离职，杨晶是最有可能接替其政治局席位的候选者。
只有一个领导人，即国防部长梁光烈（1940年生），属于超龄服役（出生于1940-1944年之间），他将会在2012年超过下届中央委员会的年龄限制，因此必须退休。在这个引人注目的领导人群体中，最年轻的是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1956年生）。23个部长（85.2%）是在2007年及之后获任现有职位，因此在2013年将不会超过他们的两届5年的任期限制。这些年龄上和任期上的考虑表明，部长们的更替率将没有国务院常委会的更替率那么幅度大。
关于出生地，这27个部长来自17个省或直辖市。11人（40.7%）生于中国东部。外交部长杨洁篪（1950年生）、商务部长陈德铭（1949年生）、财政部长谢旭人（1947年生）、卫生部长陈竺（1953年生）以及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1948年生）都出生于上海或邻近地区。来自中国东部地区的领导人在中央政府中的优势地位已经持续数十年，在未来数年中很可能继续保持。
第3代和第4代中国领导人主要是工程师背景的技术官僚，而现任国务院部长们大部分所受的教育则是在非工程专业领域。学工程专业的人只占22%。受过经济学和管理学训练的人在清单中高居首位，占总数的25.9%。政治学、法律和人文科学等专业也有很多代表人物。
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1946年生）是唯一没有上过大学的部长。当大量的中国政治领导人通过在职研究生课程（有时意味着缺少严肃认真的学术训练）获得高级学位时，张平没有学位事实上令他在中国公众眼中赢得更多尊敬。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部长们都是通过在职课程获得高级学位。公平地说，部分在职课程，包括中央党校的高级学位课程，可能保持着较高的或至少是中等的学术水平。
与第三代领导人中很多人曾经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学习的经历相比，第五代领导人中包括相当数量曾在西方或者日本受过教育的海归。根据中国官方的定义，海归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出生，作为学生赴海外留学或者作为访问学者超过一年，然后返回中国从事临时性或永久性工作的人。那些参加国外短期教育计划、国外出生的或者移民国外但没有寻求教育机会、现在又重新定居国内的中国人不包括在内。
四个部长在他们的职业生涯早期曾作为学位候选人、交换学生或者访问学者在国外学习过。外交部长杨洁篪曾于1973-1975年间在英国做交换学生，先是在巴斯大学，后来在伦敦经济学院。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于1987-1988年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做访问学者。国务院中两个非中共党员部长——科学技术部长万钢和卫生部长陈竺——都曾在西方呆过很多年。万钢1991年在克劳施塔尔工业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t Clausthal）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随后于1991-2002年在德国奥迪担任高级经理，工作了十多年。陈竺1989年在巴黎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他是世界上领先的血液学专家，拥有多家著名学院的会员资格，包括第三世界科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和法国科学院。
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在中国领导层中的出现及其渐增的权力是进一步开放和政治进步的重要指标。表4列出海归在现有部级领导层中的比例，按3个层级排列，即部长、副部长和部长助理。很有趣也很重要的一点是，随着级别降低，海归所占比例也在增加。由于未来的部长很可能从现任的副部长和部长助理中挑选，他们通常比现任部长小5-10岁或15-20岁，因此很可能在未来的年份中海归背景的部长比例将会显著增加。
这一预测也被另一个事实所支持：很多常务副部长是海归。其中包括教育部常务副部长陈希（1953年生，1990-1992年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他也是国家副主席习近平70年代末期在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王光亚（1950年生，1973-1975年伦敦经济学院交换学生和1981-1982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访问学者）、国土资源部常务副部长鹿心社（1956年生，1987-1988年德国访问学者）、工业和信息技术部常务副部长奚国华（1951年生，美国AT&T高级项目访问学者，1990-1991年）以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赵白鸽（1952年生，1985-1989年牛津大学博士）。
不过海归在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比例仍旧很小。在2007年选出来的中共17届中央委员会中，海归占据10.5%，比在2002年16届中央委员会中的比例高出6.2个百分点（见表5）。与15届中央委员会中的海归绝大多数是在前苏联或东欧国家接受训练相比，17届中央委员会中在西方或者日本接受教育的海归占据压倒性的多数。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海归有几个著名的决策者，包括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爱荷华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1988-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总检察长曹建明（比利时根特大学和旧金山大学访问学者，1988-1990年）；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伦敦大学MBA，1987年）；教育部前部长、中国科学院现任党委副书记周济（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工学博士，1984年）；以及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亚琛工业大学工学博士，1981年）。基于很多崛起的部级新星是海归，也部分因为近期中共在多个领导层级上选拔更多海归的政策，我们可以预计，在中共18届中央委员会中海归的比例将会继续增长。
海归通常任职于教育、金融、贸易和外交等管理领域。很大程度上，海归已经统治了这些重要领域。更多关于海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建构和金融领导层等领域的势力的讨论，参见李成《塑造中国的外交政策：受国外教育海归的角色之谜》，亚洲政策，第10卷，2010年7月。 例如，在科技部的5个 最高领导人中（包括党委书记在内的部长和4个副部长），4人 拥有西方和日本的博士学位。中国金融管理的高级决策者绝大多数是海归。
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周小川，其他拥有海归背景的重量级人物包括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1995年）；中国建设银行行长郭树清（牛津大学访问学者，1986-1987年）；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德国访问学者，1987-1989年）；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国家统计局前局长谢伏瞻（普林斯顿访问学者，1991-1992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MPA，1994-1995年）；人民银行副行长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新任局长易纲（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博士，1986年）以及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普林斯顿大学MPA，1988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1993年）。
前四人——周小川、姜建清、郭树清和肖捷——也同时担任17届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谢伏瞻是17届中纪委委员，刘鹤经常被媒体描述为“中国的拉里?萨默斯”，易纲是周小川的首选继任者之一。朱民近期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特别顾问，可望在该组织内发挥影响力。还有，3个新任命的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全部是海归：周其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2000年）、夏斌（日本野村证券访问学者，1983-1984年）和李稻葵（哈佛大学访问学者，1992年，以及密歇根大学教授，1992-2009年）。
随着受过西方教育的海归数量在中国国家领导层中的增长，尤其是在某些重要领域如金融、贸易、科学技术、教育和外交政策等，更多关于这个鲜明的精英群体的深思熟虑的、基于事实的学术性研究将令国内外学习中国政治的学者受益。我们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中国决策者们是否会更好地与外界沟通并且保持国际准则和标准，从而在多个领域采取倾向于与美国合作的政策道路。
职业道路、领导经历和政治派别
表6根据最近一次升迁列出国务院现有27个部长的晋升模式。其中10人（37%）是从同一个部委升迁而来，他们全部都是从副部长位置上获得提拔。其余10个领导人或者是从其他部委被提拔——此前在该部委担任过副部长，或者从国务院的三线机构被提拔——此前为该机构主管。国务院现任部长中总共有差不多3/4的人是从中央政府内部升迁上来的。
四个部长是从省级领导层中转任的。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之前是江西省委书记；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杨晶之前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曾任吉林省省长；水利部部长陈雷原为新疆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不过，韩和陈在就职省级职务之前都曾分别担任农业部和水利部副部长。他们现在各自管理着已经相当熟悉的部委。只有一个部长是从中共中央机构中调任的。监察部部长马馼的升迁之路主要是通过党纪工作。她曾任中纪委副书记，被任命为监察部部长之后，她仍继续兼任该职务。两个部长是直接从学术和研究机构的领导岗位调任：科技部部长万钢之前担任上海同济大学校长，而卫生部部长陈竺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表7列出27个现任部长的主要工作经历。根据他们的官方简历，作者将他们的经历分成10个功能或者行政领域：省级领导、农村工作、工业工作、外贸、金融、共产党组织（人事）工作、宣传、学术研究、秘书经验。表中显示，11个部长（41%）拥有省级领导经验。除了上面提到从省级领导层直接提拔上来的，其余几个部长之前也担任省长、市长或其他省级最高职位。例如，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之前担任陕西省省长；交通部部长李盛霖曾是天津市市长；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曾任安徽省常务副省长、省委副书记；司法部部长吴爱英曾任山东省委副书记。
1/3的部长拥有农村工作经历，8个（30%）拥有工业部门经历。1/3拥有外贸和外交管理经验，6个部长（22%）拥有金融领导经验。只有3个部长拥有某种中共组织工作的领导经验，5个部长（19%）拥有宣传工作经验。除了万钢和陈竺是从学术界升迁而来，其余几个部长也曾经在高等教育或研究机构工作过。
多达20个部长在他们的职业生涯早期有过秘书工作的经历，包括担任私人助理、办公室主任、部长助理/省长助理或秘书长。其中部分人主要是通过秘书工作开始职业道路和政治道路的升迁。例如，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1980年代早期曾是安徽省政府办公室的一名秘书，1990年代中期担任安徽省长助理，2005-2008年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在他职业生涯的3个重要时期，担任的每个职位都成为一个重要得多的领导岗位的进阶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的职业生涯有几乎20年的时间是担任秘书或办公室主任，直到2000年获任副部长职位。这些部长中有些是担任最高领导人的秘书。例如，外交部部长杨洁篪曾担任邓小平的秘书和翻译；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曾担任朱镕基总理金融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助理。
国土和自然资源部部长徐绍史从1993-2007年间协助温家宝做秘书工作，先是担任局级秘书，后来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副部级）；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曾是宋德福主管共青团工作时的秘书。关于他们从事最高级领导人秘书工作的更多信息，参见孟君《中共秘书帮》，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社，2009。关于他们从事最高级领导人秘书工作的更多信息，参见孟君《中共秘书帮》，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社，2009。 尽管秘书转化而来的领导人可能是相当有能力的，比如温家宝总理和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但以前的秘书升迁到领导岗位的现象广为蔓延，反映出派系渊源关系和政治庇护在今日中国精英选拔中的重要作用。
表7显示，5个部长（19%）拥有省级和/或中央的共青团领导经历，这一比例明显低于现任省长中的比例（52%）李成，《中国的中期角逐（第一部分）》，第17页。 。司法部部长吴爱英、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文化部部长蔡武以及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属于所谓的团派，即在1980年代早期胡锦涛主掌中国共青团时，通过团的省级或中央领导层开始职业升迁道路的领导人。杨晶曾在1980年代早期担任内蒙古所属一个盟的共青团委书记，并在1993-1996年担任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 团派在国务院部长中的比例相对较小，反映出一个事实，即绝大多数拥有共青团背景的领导人寻求的职业道路是在地方行政（通常是在欠发达的内陆地区）和党的职能领域如组织、宣传以及统一战线，而不是经济和金融事务中的领导权。
在27个部长中，只有1人即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可以被确认为太子党——家庭出身为高干背景的领导人。可供对照的是，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成员太子党比例高得多，副总理王岐山、国务委员刘延东、国务委员马凯都是来自高干家庭（副总理及以上）。5个部长或者属于所谓的上海帮成员或者与上海帮有紧密的联系（上海帮指那些职业生涯依靠江泽民主政上海时形成的政治网络的领导人，这一网络先是在上海，后来扩张到国家的领导层）。他们包括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卫生部部长陈竺以及科学技术部部长万钢。
有一点需要提及，胡锦涛的平民同盟（主要包括团派）和江泽民的精英同盟（主要包括太子党和上海帮）在国务院中保持着权力的平衡。关于精英同盟和平民同盟更详细的讨论，见李成《中国共产党的党国：权力结构和动力》，载William A. Joseph编《中国政治》（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165-191页；以及李成《中国的政敌团队》，《外交政策》（2009年3/4月）：88-93页。 两个同盟的力量，尤其是领导人的专业才能和管理技巧，似乎是互为补充的。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竞争性的派系和同盟将不得不分享权力，现在和不远的将来都是如此，主要是因为执政的共产党面临的严峻挑战正在不断增加。
预测国务院领导层的变化（2012-2013）
表8（见下页）提供了国务院35个高级领导人的全部名单和概况，重点是他们的年龄，以及在2012年18大和201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的职业前景。温家宝和回良玉肯定会退出政治局和国务院。根据现有的排序，李克强将成为总理，王岐山将担任常务副总理，两人都将在下届政治局常委会中占据席位。但这个排序在未来的2-3年中随时可能变化，正如我将在本文后面讨论的，在北京政治高层中已经有观点认为，总理可能超出了李的能力范围，而常务副总理对于深具才能的王可能是不公平的。副总理张德江将可能在下届政治局常委会中获得一个席位，因为他可能是2002年16大以来任职政治局委员时间最长的3个人之一。下届政治局中有可能留任的领导人中，只有3人是从2002年16大就开始在领导层群体中任职，他们是张德江、俞正声和刘云山。预计他将离开国务院转而出掌其他领导实体。
与在温家宝政府的第一个任期中发生的情况一样，所有5名国务委员将或者退休，或者得到提拔。除非下届中央委员会的强制退休出生年份从1944年变更为1945年，否则国务委员刘延东将是下届政治局常委会的候选人之一，可能获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最高职位。国务委员马凯在上届党的大会上被作为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人选，但受到了来自某些政治机构尤其是全国人大和省级领导人的强烈反对。在即将到来的这轮政治角逐中，他是否能够克服这些障碍，仍有待观察。国内外普遍预测，国务委员孟建柱将会获得提拔。他似乎是下届政治局委员的有力竞争者，将转调其他中央或者省级领导层的重要岗位，但也有可能获任副总理。国务委员、国防部长梁光烈以及国务委员戴秉国预期都将在2013年全国人大上退休。如果上述分析正确，在国务院常务会议的现有10个成员中，只有两人（李克强和王岐山）或三人（第三人可能是马凯或者孟建柱）将会保留下来。下届国务院领导层将主要由新晋者构成。
表8
现有国务院成员在2012年18大之后的政治前景
职位 姓名 出生年份 到2012年时年龄 任期始于 18大之后可能的政治地位
总理 温家宝 1942 70 2003 退休
常务副总理 李克强 1955 57 2008 留任政治局常委并晋升为总理
副总理 回良玉 1944 68 2003 退休
副总理 张德江 1946 66 2008 晋升为政治局常委、转任他职
副总理 王岐山 1948 64 2008 晋升为政治局常委、常务副总理
国务委员 刘延东 1945 67 2008 晋升为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国务委员 马凯 1946 66 2008 晋升为政治局委员、副总理
国务委员 梁光烈 1940 72 2008 退休
国务委员 孟建柱 1947 65 2008 晋升为政治局委员、转任他职
国务委员 戴秉国 1941 71 2008 退休
部长/主任：
外交部 杨洁篪 1950 62 2007 留任或晋升为国务委员
国防部 梁光烈 见上列国务委员条目
国家发改委 张平 1946 66 2008 晋升为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
教育部 袁贵仁 1950 62 2009 留任
科技部 万钢 1952 60 2007 留任
工信部 李毅中 1945 67 2008 退休
国家民族委 杨晶 1953 59 2008 晋升为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
公安部 孟建柱 见上列国务委员条目
国家安全部 耿惠昌 1951 61 2007 留任
监察部 马馼 1948 64 2007 晋升为书记处书记
民政部 李学举 1945 67 2003 退休
司法部 吴爱英 1951 61 2005 晋升为书记处书记
财政部 谢旭人 1947 65 2007 留任
人力保障部 尹蔚民 1953 59 2007 留任
国土资源部 徐绍史 1951 61 2007 留任或晋升为国务委员
环保部 周生贤 1949 63 2008 留任
住建部 姜伟新 1949 63 2008 留任
交通部 李盛霖 1946 66 2008 退休
铁道部 刘志军 1953 59 2003 转任他职
水利部 陈雷 1954 58 2007 留任
农业部 韩长赋 1954 58 2009 晋升为政治局委员、副总理
商务部 陈德铭 1949 63 2007 晋升为政治局委员、副总理
文化部 蔡武 1949 63 2008 留任或晋升为国务委员
卫生部 陈竺 1953 59 2007 留任
国家计生委 李斌 1954 58 2008 留任
人民银行 周小川 1948 64 2002 转任他职
国家审计署 刘志义 1956 56 2008 留任
注：阴影部分为国务院常务会议成员。
与此相比，国务院部级领导层将不会面临如此大规模的更替。表8显示，在27个部长中，只有梁光烈不符合18大中央委员会的任职资格，因此他将会离任。只有4个领导人在2012年将超过部长的退休年龄（65）。他们是发改委主任张平、工业和信息技术部部长李毅中（1945年生）、民政部部长李学举（1945年生）和交通部部长李盛霖（1946年生）。张平可能追随他的前任马凯的道路，在新一届政府中担任国务委员和国务院秘书长。“三李”将可能退任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或者全国政协的不太重要的、象征性的领导职务。两个部长，铁道部部长刘志军（1953年生）和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必须要空出他们的位置，不是因为他们的年龄，而是因为他们将达到10年的任期限制。他们俩都有可能安排其他中央和省级政府的高级职务。
要找出每一个即将空出来的部长位置的有力的竞争者可能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讨论国务院现有成员中谁是下届政治局委员以及温之后国务院常委会的竞争者仍是非常必要的。
国务院中下届政治局的竞争者
表9（见下页）列出国务院中下届政治局的14个竞争者。这些领导人有部分将会留任温家宝之后的国务院，其他人则可能转而任职于其他领导实体、获得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或者书记处等机构的职位。李克强和王岐山在2012年保留/获得政治局常委席位应当没有问题。刘延东和张德江也有很好的机会晋升为政治局常委。孟建柱与马凯则是政治局委员的有力竞争者，而基于上面提到的原因，孟似乎比马拥有更好的机会。
在8个有机会进一步晋升的部长中，可能只有2-3人将获得政治局或书记处的职位。他们的排名顺序并不必然反映出他们的政治实力，因为并不清楚哪一个候选人拥有优于他人的优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杨晶是蒙古族，之前曾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5年之久。他也比国务院中其他同僚年轻。张平走的职业道路与他两个前任曾培炎和马凯非常相似。曾和马都担任国家发改委主任，然后成为副总理或国务委员，曾在退休之前也担任了一届任期的政治局委员。尽管张接近部级领导人的退休年龄，但他仍可能在2012年再次升迁。
表9
国务院中下届政治局（2012）的顶级竞争者
姓名 出生年份 现任职务 中央委员状态/始于 下届政治局和书记处前景 主要领导经历 派系身份
李克强 1955 常务副总理 委员/15大 政治局常委 中国共青团第一书记（93-98）、辽宁省委书记（04-07） 平民派（团派）
王岐山 1948 副总理 候补委员/15大 政治局常委 人民银行副行长（03-04）、海南省委书记（02-03）、北京市市长（03-07） 精英派（太子党）
刘延东 1945 国务委员 候补委员/15大 政治局常委 中国共青团书记（82-91）、中共统战部副部长（95-02）、部长（02-07） 平民派（团派，也是太子党）
张德江 1946 副总理 候补委员/14大 政治局常委 民政部副部长（86-90）、吉林省委书记（95-98）、浙江省委书记（98-02）、广东省委书记（02-07） 精英派
孟建柱 1947 国务委员 候补委员/15大 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93－01）、江西省委书记（01－07） 精英派（上海帮）
马凯 1946 国务委员 候补委员/16大 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秘书长（98－03）、国家发改委主任（03－08）、国务院秘书长（08－今） 精英派（但亦受温家宝重视）
杨晶 1953 国家民族委主任 候补委员/16大 政治局委员 共青团内蒙古区委书记（93－96）、内蒙古区主席（03－08）、统战部副部长（08－今） 平民派（团派）
张平 1946 国家发改委主任 候补委员/16大 政治局委员 安徽省副省长（96－03）、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05－08） 不明
陈德铭 1949 商务部部长 候补委员/17大 政治局委员 苏州市市长、市委书记（96－03）、陕西省省长（04－06）、国家发改委副主任（06－07） 精英派
周小川 1948 人民银行行长 委员/16大 政治局委员 外经贸部部长助理（86－91）、人民银行副行长（91－96）、中国证监会主席（00－02） 精英派
韩长赋 1954 农业部部长 委员/17大 政治局委员 中国共青团农村部主任（90－？）、农业部副部长（01－03）、吉林省省长（06－09） 平民派（团派）
徐绍史 1951 国土资源部部长 委员/17大 政治局委员 深圳地质局局长（91－92）、国务院副秘书长（00－07） 平民派（温家宝门生）
马馼 1948 监察部部长 委员/17大 书记处书记 中纪委常委（97－04）、中纪委副秘书长（04－今） 不明
吴爱英 1951 司法部部长 候补委员/14大 书记处书记 山东省副省长、省委副书记（1993－2003）、司法部副部长（03－05） 平民派（团派）
注：阴影部分为国务院常务会议成员。
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的经济动力源，金融和贸易方面的技能和经验在领导层选拔标准上的价值日渐增长。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和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尤其是他们的庇护人（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副主席曾庆红）和现任政治局常委中的支持者（吴邦国、贾庆林和周永康），可能认为他们在经济政策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应当让他们赢得下届政治局中的席位。陈的两个前任，吴仪和薄熙来都在担任商务部部长后成为政治局委员。但有重要的一点需要指出，陈和周在之前的党内选举或全国人大的审议中得分都不高。像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陈是所有内阁成员中（两个非中共党员除外）唯一的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所有其他人都是正式委员或中纪委委员。至于周小川，已经有段时间的谣传说他将转任中央和省级领导层中一个不太重要的位置。然而，周似乎仍有可能被安排主掌某一个省或直辖市，同时在下届政治局占据一个席位。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和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可能是18大上的黑马。韩长赋是从共青团开始其政治生涯，担任共青团中央部长多年。他是团派领导人少有的金融领域专家，因为他在1990年代朱镕基总理领导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担任办公室副主任。还应当提到，在任命为现有职务时，韩和徐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强力支持。他们之前都在温的手下工作了很多年。例如徐绍史，他1980年代早期开始工作的时候是温的部下和秘书，那时他们都在国土资源部政策法律研究室工作。温家宝是否会利用其作为将要离任总理的影响和权力去帮助那些他喜欢的领导人——包括韩和徐以及前面提到的马凯——升任更为重要的职位，仍有待观察。
监察部部长马馼和司法部部长吴爱英是中国国家领导层中正在升起的女干部。马是接替何勇（1940年生）留下的书记处书记职位最有力的竞争者，该职位是中纪委在书记处这个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决策实体中的代表。吴从1992年开始担任中央候补委员，她在中央委员会中任职的时间甚至比习近平和李克强还要长。她是下届政治局或书记处职位的领先竞争者之一。
除了马馼和张平没有较强的派系身份，表9中其余12个领导人全都以其作为团派、温家宝的亲信、太子党或者上海帮成员而知名。他们可以根据政治同盟清楚地区分：6人属于平民同盟，6人属于精英同盟。最有可能的图景是，两个领导人将会获得政治局常委席位，四到六人将被选入政治局，两人将成为书记处的新成员。每个领导实体中的席位是否会按照现有的派系排列平均地分配，仍有待观察。在今日中国，派系之间的权力平衡是最重要的政治准则之一，任何对今后几年人事变化的预测都必须将其考虑在内。
下届国务院常委会的候选者
2012-2013年，国务院部分现有成员将转任党、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省级政府中的领导职务，而来自其他中央和省级机构的领导人将接替国务院中一些最重要的职位。4个在政治局中任职的省委书记（1945年之后出生的）极有可能回到北京，在中央政府中任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1955年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1949年生）、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1945年生）和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1946年生）都是政治局常委最有力的竞争者。由于他们不可能都获得该席位，其中1-2人可能将以担任副总理（并保留政治局委员）而告终。对这四个重量级政治人物，获得一个副总理职位可能更多是在重大政治角逐中失利之后的一种安慰。然而，如果由于某些原因，李克强—王岐山作为总理和常务副总理的格局发生变化（或者李为王让出总理职位，然后转而出掌全国人大之类机构，或者王在另一个领导实体中占据最高职位），这4个重量级人物中的1人将填补常务副总理的空缺。
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每一个成员都将负责一个特定的行政管理领域。关于温家宝领导下第二届任期的国务院的工作分工，参见http://news.dayoo.com/china/news/2008-04/01/content_3348809.htm。 这种责任的划分，或者说多种责任的组合，将根据领导人个人的背景而不是职位本身来进行区分，分别授予副总理和国务委员。不过，当前国务院的责任划分可以为下届政治局中分工的选择和组合提供某些线索。而庇护-受庇护关系和派系交易在中国政府这些高级领导人的选择中是最重要的因素，候选者之前的领导经历和信任度也有作用，尤其是在政府决策日渐职业化或者说专业化的时候更是如此。
对于负责农业和水利资源的副总理职位（回良玉目前占据此职），有很多强有力的竞争者，他们在农业方面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其中包括中共统战部部长杜青林（1946年生）、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1963年生）、北京市市长郭金龙（1947年生）以及农业部部长韩长赋（1954年生）。杜和孙之前都曾担任过农业部部长。孟和郭职业生涯早期都曾在各自的省市负责过农业事务。孙是精英同盟守护者曾庆红和贾庆林的亲信，他通常被认为是第六代领导人中最引人注目的两颗新星之一。另一颗新星是内蒙古区委书记胡春华（1963年生），他是胡锦涛的亲信，中国共青团前任书记。如果胡春华在政治局和/或书记处获得负责党务的席位，孙将很有机会获得政治局席位以及负责农业的副总理职位。
对于负责工业、能源、交通和通讯的副总理职位（张德江目前占据此职），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国务委员马凯（1946年生）和辽宁省委书记王珉（1950年生）都是有力竞争者。这四个人中的每一个人都在部分或者所有这些工业部门中拥有管理经验。
负责贸易和金融的副总理职位（王岐山目前占据此职）的主要竞争者有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以及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1946年生）。如果王岐山像预期的那样担任常务副总理，他可能希望继续负责金融和贸易事务，从而可能改变这个副总理职位的管理责任。然而，王岐山更有可能从常务会议成员中找到其他人在这个重要的经济领域中协助他，尤其是能够与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大国进行战略和经济对话的人。
至于国务委员，梁光烈可能的继承者以及18大上军方的领导层更替将在本系列后续的部分讨论。戴秉国一直负责中国的外交政策，直接对胡锦涛主席汇报。他的离开将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建构的重大人事变动。继承戴的两个领先的竞争者是中共中央台湾办公室主任王毅（1953年生）和外交部部长杨洁篪，但我们不能排除一个拥有强大政治背景、但个人外交经验相对欠缺的人接替戴的职位的可能性。
接替马凯（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的有多个可能候选者，包括前面提到的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1953年生）、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1951年生）以及国务院副秘书长尤全（1954年生），所有这些人都曾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要预测谁将接替国务委员刘延东（负责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统战工作以及香港和澳门事务）和国务委员孟建柱（负责公共安全、国家安全和法律事务）非常困难。刘的职位继承人负责的领域可能变化非常大，更多倾向于专注民族事务；而孟的继任者可能是一个之前没有太多公安经验的省级负责人，孟2007年被任命的时候就是这样。对这两个空缺有很多可能的竞争者：中共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1955年生）、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杨晶、司法部部长吴爱英、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全哲洙（1952年生，朝鲜族）、文化部部长蔡武（1949年生）、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山西省委书记赵乐际（1957年生）、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1952年生）、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1950年生）、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1953年生）以及青海省委书记强卫（1953年生）。
当然，没有人能够准确地预测谁将填充这两个空缺，或者其他空缺，因为派系的交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存在多个考察阶段和幕后协商，交易通常在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最后一分钟作出。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温之后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将包括大量第一次加入的领导人。在温家宝的政府中，只有李克强生于1950年代，但下届常务会议肯定将有很多与李年纪相仿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教育资质、国外经历、领导技巧以及世界观都与他们的前辈们有深刻的不同。集体领导的性质和派系政治的动力也将塑造他们制定和实施政策的方式。当他们很快将处于国家最高决策位置上的时候，他们作为集体和个人都面临着全面的考验。
结束语：习和李面临的挑战
关于中国即将到来的政治承继，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是，习近平和李克强这两个被安排接替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的继任者，是否能够适应他们的核心领导角色。去年秋天，习近平未能如广泛预期的那样获得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位，这一事实似乎反映出某些疑问和保留——至少来自某些最高级领导人或者政治建制内的某些利益集团。习可能在今年秋天获得这个职位，并在两年后成为胡的继任者，但公平地说，与第五代领导人中其他的杰出人物相比，他的能力和领导才能还有待检验。习的某些言论，例如在去年访问墨西哥期间，他批评西方政治“干涉中国内政”的严厉评论甚至被很多中国博客主视为“不懂外交”和“不像政治家”。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2009年访问墨西哥时发表了如下言论：“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有什么好挑剔的？”引文根据Joshua Cooper Ramo，“Hu’s
Visit: Finding a Way Forward on U.S.-China Relations,” Time, April 8, 2010. 亦参见：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978640-5,00.html。
至于李克强，有人担心他既没有朱镕基的政治勇气，又缺乏温家宝式的感召力和人性化。朱和温在担任副总理或甚至在职业生涯早期的时候就以其领导潜力和管理成就而闻名。温家宝曾在3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手下担任办公厅主任，其中有两人被清洗，但他不仅成功地生存下来，而且继续升迁。更令人惊叹的是他从未背上过背叛其领导的恶名。他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纪念前总书记胡耀邦，其中披露自从21年前胡去世后，温每年春节都去看望胡的家人。Jason Dean, “Chinese Eulogy Bares Party Intrigu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5, 2010. 亦参见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02304628704575185861979803430.html?KEYWORDS=JA
SON+DEAN.
更有趣的一点需要提到，温在成为总理之前获得了广泛的管理经验：协调权力移交、指挥1998年的抗洪行动、监管全国农村事务、监督金融和银行改革。温作为一个出色管理者的潜能和作为同盟共识协调者的作用解释了他传奇般生存和成功的经历。特别的，温总理最著名的、国内外广为闻名的是他对自然灾害和其他危机的迅速反应。例如，对于过去10年中每一个袭击中国的主要地震（包括当他还是副总理或书记处成员的时候），温总是最迅速地到达灾区。
与此相比，李以其对危机的缓慢反应而著称，包括在2008年四川地震和今年早些时候的玉树地震中。可能有人认为作为一个崛起的新星，他需要小心谨慎、避免得到过多的公众关注，但对于其他领导人比如担任副总理时期的朱镕基和温家宝，以及担任省级领导人时的王岐山，情况并不是这样。在李作为河南省省长任内，这个省因为其“艾滋村”、煤矿爆炸和泛滥的各种假冒伪劣商品而声名狼藉。在河南艾滋村的案子中，只是在副总理吴仪访问了部分这类村庄后，李才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艾滋病活动家和非政府组织对李作为一个省的负责人不采取行动一直诟病有加。来自作者对北京的非政府组织和艾滋病活动家的访谈。
当然，李克强具有他的长处。他谦卑的家庭背景、低调的个性、正规的法律教育、对经济事务的熟悉、忠诚的声望、强大的政治网络（共青团体系），尤其是他的省级领导经验将是这项工作的良好准备。但我们很难找出他担任省级负责人或副总理时的任何重大成就。在他的副总理任期内，他一直负责主要部委的结构改革（大部委改革），但这项任务似乎毫无进展，与朱镕基担任副总理时的机构重组带来的中央政府大量的人事变动和效率形成鲜明对照。最近，李承担了治理国家房地产泡沫的领导角色，时间将会辨明李是否能从这个艰巨的任务中获得政治资本。
还得关注的是，在中国公众眼中，李可能显得太“柔”了，甚至比温家宝总理还柔。广为关注的是，国务院在控制中国的省、直辖市甚至一个重要的国有企业方面变得越来越无效。最近流行的一个顺口溜“总理管不了总经理”反映出这个中央政府管理能力上的严重问题。世界日报 (World Journal), 2010年4月19日，A10版. 拥有这样一个软弱形象的新总理将难以满足一个更有效、更务实的中央政府去协调所有政策目标实施的需要。
不错，部分中国政治体制内的人认为李克强应当将总理职位让给王岐山——王以其强硬著称——而李可去做全国人大的委员长， 这个职位技术上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二，但曝光率少很多。南雷，《逐鹿十八大》（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第9页。 这个主意的问题是在于都是太子党的习和王两人将成为胡和温的继承人，考虑到当今社会对太子党和政治裙带关系日渐增长的憎恨，这样一个安排可能会引起中国公众的强烈不满。
所有这些复杂的政治考虑可能都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脑海中，这些最高领导人包括胡、温和仍有影响力的江、曾。这样的揣测和关注几乎肯定会在中共十八大前产生一种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一种急迫感。由此他们都会从中国精英政治这次的“中期角逐”中提升其同盟或派系的嫡系，从而维护各自的利益。
*注：作者感谢李银生（Yinsheng Li）的研究帮助，也感谢乔丹?李（Jordan Lee）和马修?普拉特金（Matthew Platkin）就阐明本文的研究方法提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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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ards
William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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