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08網北京8月2日電 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7月21日發表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羅伯特‧席勒的一篇文章,題為《債務妄想症》,摘編如下:
經濟學家喜歡談論閾值——一旦超過了閾值,事情就麻煩了。一般而言,經濟學家所言還是包含那麼一絲真理的。但公眾通常會對經濟學家的言論反應過激。
就拿債務/國內生產總值(GDP)比率來說吧,這個話題如今在歐洲和美國算是大熱門。人們不時異口同聲地說,希臘的債務達到了年GDP的153%,因此希臘已經破產了。那麼,事實又是如何呢?
在美國,公共債務已逼近年GDP的100%,而且還在不斷上升,前景似乎不妙。但一個國家果真如人們認為的那樣,債務超過GDP的100%就意味著破產?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畢竟,(用貨幣單位衡量的)債務和(用貨幣單位除以時間單位衡量的)GDP一除,得到的是純粹的時間單位。這個單位是年,就這麼簡單,沒什麼特殊意義。一年就是地球繞太陽一週的時間,除了農業這樣的季節性產業,「年」這個單位並無特別的經濟重要性。
如果經濟學家的習慣不是在分析季度GDP數據時將季度GDP數字乘以四,那麼希臘的債務/GDP比率將比現在高四倍。如果他們的習慣是將GDP十年化,將季度GDP乘以四十而不是四,那麼希臘的債務負擔將下降到15%。從希臘的償付能力出發,這樣的單位將更靠譜,因為希臘並不需要在一年內就把債務償完(除非危機導致希臘無法對現有債務進行再融資)。
順便說一句,希臘國債中有一部分的債主是希臘人民。此外,債務負擔嚴重低估了希臘人相互欠下的債務(大體上以家庭負債的形式存在)。縱觀歷史,債務/GDP比率(包括非正式債務)幾乎總是超過100%的。
大多數人在讀到關於債務/GDP比率數字報導的時候並不作如是想。就我的個人經驗來看,我得說,的確如此,因為即便是職業經濟學家如我,也不時需要停下來略作沉思才能避免犯下相同的錯誤。
那些死抓理性預期模型不放的經濟學家永遠不會承認這一點——對市場上發生的許多事情而言,唯一的推動力就是愚昧,或者粗心、對基本面信息判斷錯誤,以及過度關注流行的故事。
希臘的真實狀況是發生了社會反饋機制。一開始發生了一些事情,讓投資者們開始憂慮希臘債務最終違約的風險有所上升了。對希臘債券需求的下降使得其價格開始下跌,這意味著用市場利率衡量的收益率上升了。利率上升增加了希臘債務再融資的成本,引發了財政危機,迫使希臘政府採取嚴厲的緊縮手段,從而引起公共動盪和經濟崩潰,而這反過來又進一步加深了投資者對希臘能否償還債務的疑慮。
這一反饋過程跟債務/年GDP比率是否超過某個閾值半點關係都沒有,除非參與了反饋過程的人們對這一比率標準深信不疑。平心而論,這一比率可以作為我們評估負反饋風險的一個因素,因為希臘政府不得不更早地再融資其短期債務,而且如果危機推高了利率,當局將遲早要面臨嚴峻的財務緊縮壓力。但這一比率絕非造成反饋的原因。
去年,卡門‧萊因哈特和肯尼思‧羅格夫合寫了一篇名為《債務時代的增長》的論文。這篇被廣為引用的論文分析了44個國家200年間的情況,發現如果政府債務超過GDP的90%,那麼該國就會經歷低增長,其年增長率將損失1個百分點。
人們會受此誤導,認為既然90%和100%是如此接近,那麼一國債務/GDP比率一旦達到100%,必然大事不妙了。但如果你認真閱讀了那篇論文,就會發現,90%顯然是萊因哈特和羅戈夫隨機選定的數字。他們將債務/GDP比率分為以下四類(沒有解釋為何如此分類):30%以下、30—60%、60—90%和90%以上。結果表明,在所有四個類別中,增長率均會隨債務/GDP比率的上升而下降,只是最後一類上升得稍多一些。
還有一個問題是因果倒置。在經濟陷入困境的國家,債務/GDP比率總是傾向於上升。如果這是高債務/GDP比率對應著低經濟增長的部分原因,那麼就沒有理由認為一國應該避免高債務/GDP比率,因為凱恩斯主義理論暗示,財政緊縮會惡化而不是提振經濟表現。(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