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法国社会之工人阶层的演变和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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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1, 2009, 10:46:28 AM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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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勒沙·维多克 时间: 2009-3-30 13:29 标题: 当代法国社会之工人阶层的演变和没落
当 代社会是否还存在一个当初在马克思理论中多次提名的所谓“工人阶级”？如果存在，那么在工业较早成熟的法国，这个所谓的“工人阶层”现在是什么样子呢？自 2000年前后，法国的一批以 Stephane Beaux，Michel Pialoux 为首的社会学家开始组织起来研究这个在当代社会后现代化和后工业化时代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的工人阶级，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而且在某些方面这种工 人阶级当前的生活条件比过去还要艰难！当今法国的很多社会问题都是跟这个工人阶层的没落息息相关的。
本文翻译自其中部分社会学家的几篇报导和论述，看得懂法文的可以忽略本人的口水，直接下载这些文章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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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Stephane Beaud, Michel Pialoux 共同于2000年7月发表的《工人阶级时代后的工人们》：
工人职业的贬值，团体力量的削弱，两代人在工厂里和家庭中的对 抗，工会和政治武装力量的丧失，在普遍的失业之后逐渐上升的种族主义以及工人本身的脆弱性，全都发生在这某一群工人身上。这些人是为工业工作的工人，由工 会组织起来，又与政治交错起来，在某些方面还继承着1936年社会重组和战后初期那“特定的一代人”的意志。不要对工人的黄金时代做什么怀旧似的不合时代 的幻想，工人的实际生活条件总是勉强的，而且为必要而服从的。直到今日，这些工人时代的特定标志还延续至今，比如政治资本的积累（工人党，工会等等），大 批的文化资源（比如某些名称上就能看出来的制定面向工人的组织），以及抽象的文化（工人阶级的自豪感，与阶级挂钩的感觉），这些标志都有助于共同捍卫着阶 级的利益，限制其他经济和文化的垄断和侵蚀。
在工厂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我们所谓的工人社会，它确保着在其中的成员都能拥有一个安全和保卫的环境，作为诞生其特定文化的摇篮，这些文化包括与其他社会团 体的对峙，地域性的群体区分，子女的一致自由和教育的现实主义作风，以及夫妻之间传统的家务分工。在这个集中的世界里，各种各样的社会化形式（比如中立群 体，年轻的共产主义群或者基督教教会，假期的各种社团，企业委员会组织的各种文化和娱乐的活动），将年轻人牢牢限定在这些居住和生活的区域内，以保证相通 价值和思想的传递。然而这个曾经标志着工人阶级成为社会中必然要考虑到的一个群体的时代今天却演变了。工人阶级在各种离心力的交错限制中崩溃了：反工业 化；团体堡垒的丢失（洛林省北部，卢瓦尔省）；信息化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以及非技术职业的减少；工人活动区域的地理性分离；性别的社会分工；法国共产党加 速的衰落；团体希望的丢失以及与之相关的阶级意识的减少；毫无疑问的那些知识分子研究与工人阶级相关的问题时就表现出明显的不屑。
工人阶级逐渐失去了抗争的武器，渐渐被歧视和同情的舆论所包围。渐渐地聚集他们的力量变成负面的，老龄化，对失业和失去阶级属性的恐惧。旧的政治观点，包 括对于他们阶级性的称呼和政治语调都显得无能为力。今天的很多工人，都选择渐渐远离那些过时的，被他们认为是原始的处事和行为准则，甚至强迫自己抹去那些 太工人化的东西。当今各种各样希望跻身到某些原本并不属于这一团体的活动中去的愿望和要求其实更加说明了在此背后的希望被其他团体公平对待的强烈愿望，而 这种愿望正在他们当中不少人中继续增长。这种高起点式思维方式的影响不仅仅是这些人资产阶级化的证据，更是一种对于长久以来建立却突然崩塌的工人阶级形象 的拒绝，他们拒绝这种本属于他们的属性，希望重新建立一个更好的形象。
新的工人环境
如果这次工人阶级的崩塌是如人们所说，伴随着怀旧的遗憾的话，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必须对此伤感。他们谜一般的成长，就像某些社会学家说的，为理解他们的转变 制造了障碍。是因为当今工人阶级的文化和持久性正在受到威胁。要么，这个古老的文化，深深地政治化，在抗争中建立，就会至少保留和确保一些自身意识的延 续。
工人的世界并没有消失，但是工人们的环境在这最近的二十年间确确实实地发生了改变。他们失去了工业生产中的一部分地位，而相应转变为第三产业，其事实就是 当今在雇员当中正在发生着无产阶级化，比如超市的收银员。在工业方面呢，一个新的社会分工这几年来正在建立，伴随着计算机技术在很多低产值领域的应用以及 这种相伴的潮流的普及。一方面，那些大的企业都给这种工作重组的概念留出了位子，脑力劳动开始集中，雇佣一些高学历和高潜力的人才来操作管理，同时保留工 人的核心。另一方面，那些非技术性生产的小型生产企业，多半雇佣的是一些正在求学过程中的年轻人，给的也是社会最低工资，同时这种工作也非常的不稳定（比 如职业介绍所，限期工资等等）。
在这种工业重组的背景下，以辈分和技术为中心的社会重组正在和过去的福特式管理方式一样，在工薪族职业与社会方面越来越统一的过程中消失。在各个部门生产 越来越专业化的基础上，两代工人之间的断层正在加速，同时严格的选举制度，一方面保证了排除那些不能雇佣的或者碍手碍脚的工人们（比如那些还敢到工会反映 情况的），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只有那些对新的需求低头服从的人们才能被保留。因此新的雇佣年轻人的准则也演变成了个人能力，服从指挥，以及反应准确和个人潜 力。在这些新的管理准则的背后，浮现于这些表面性的准则之上的，正是整个社会和技术的评价标准。
新的中小型企业的规范的建立，比如在 Sochaux 附近的汽车配件工业，正展现了过去工作环境的退却和新的工厂劳动制度的建立：大批不稳定工作的建立（比如职业介绍，限期工作），竞争严格的选用制度更面向 年轻人，尤其是高考以上毕业者，来执行其中的操作，工作日程越来越多种多样，过度的工作强度也被应用，过度的个人化，工会的冷落。社会最低工资成为了唯一 可能的主线；工资增长和发展个人事业的想法此时仿佛都受到了排挤，甚至不能容忍，年轻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似乎助长了压低工资的可能性。这种组织工作的方式， 缺少了工人们以往反馈的权力，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使得这种团体性成为不可能。在这种雾化的职业生活中工人群体社会化的可能几乎为零，而所有的组织工 作的方式似乎都为了避免这些雇员相互碰面，通过不一的休息时间以及不一的工作时间，还有用工作耗尽他们的精力，以免他们之间交谈。整个组织都变得不稳定， 手工业者的榨取太过分，从而从另一方面妨碍了员工在企业的扎根，妨碍了整个企业文化在他们身上的传播。同时在有工会驻扎的企业内部，运用政治手段变得一天 天更加艰难。勇气全没了吗？
现在的中小型企业被以下两种工人占据着，一种是那些还在学习过程的学生，天天要光顾于高等教育院校，还要在体力和脑力上都极端透支并且妨碍个人社会沟通的 工作下维持生活。与学习生活始终有着摩擦，他们却自此之后必须同时承受日常生活中一个工厂文化的渲染，介入到或者说流放到一个与他们学习生活毫不相干的社 会中去，甚至阻碍前者的学习生活。他们往往把这种工作当做暂时性的，当做他们在真正进入社会实践前的一种“体验生活的过渡性的职业”。怀有这样的拒绝将来 只身于工人环境的想法，加上与其他人共同文化的一定距离，妨碍了这些人真正传达工人思想的使命。但是惊讶的是，他们往往不吭一声就接受了这样的工作，并且 把自己当做一个外人还做的很卖力。剩下的一部分群体是一些往往没有什么文凭和教育，但是却在文凭的竞争中还获得了一席地位的工人。他们在社会方面更加脆 弱，而且往往居住在郊区。这些人当中的绝大多数家庭都是由女方几乎单独抚养子女的。企业也接受这样的人群，因为他们绝对经受不起再一次解雇。中小型企业了 解该群体的特点，单单从资料上给与的空闲时间就足够了。其实企业正是利用了这些人的脆弱性来借机不加羞耻地推广实行那些不合理甚至无法忍受的工作条件。某 地区的技术性年轻工作者说的就是实话，他们接受的一些介绍所给与的工作被他们称为“狗干的活儿”，他们如果有条件的话才不会找这样的工作。
工人问题的遗忘
现实社会的形式对于工人阶层的问题正应该前所未有地向社会各界提出来，但是相反这些问题在政治空间里反而被淡化，甚至被遮掩和否认。但是一点点地，经济危 机伴随着越来越高的失业率开始蔓延，而社会群体的重组也开始被提出。如果一步步分开看的话，一直到了有关区分内部和外部人员，法国人和移民的讨论问题时， 工人阶级的问题才渐渐开始浮出水面。社会孤立和排斥问题之后的结果就是，工人阶级反而被划分到拥有工作的“内部人员”框架里，不过如果硬说是考虑到了其优 先和优势的方面的话，这种说法简直就是出自新自由主义圣经的信徒。因此原本位于社会变迁中心的工人问题，就反而到了社会发展的次级和分支问题出现时才被意 识到。在科学领域的演变同样明显：研究工人阶层的社会学家渐渐被研究社会孤立和移民的社会学家所替代，而后者则变成了表面形式的多愁善感者，法国历史学家 那里这种演变更强烈。这种意识的结果就是，在公共场合上提到工人阶层问题就变的很无理，很忌讳，连左派也不例外。
工人自身力量的未来何在
工人阶层今天是否被社会所忽视不见甚至有意消灭呢？作为工人阶层的遗产，抗争和反抗的精神，不管规模多大，还有机会继续传播吗？在目睹了他们的衰落的人们 向他们投来歧视的目光的时候，这些人以什么阶级思想作为精神武器，能够使得他们团结起来与其对抗？在失去了政治关注之后，工人阶层的未来何在？这些仅仅出 自工人阶层的问题，也在同时询问着整个法国社会的重组方式，只有在工人阶级运动起来，用其抗争的行为和过去从统治阶级强行夺过来的社会认可，重新再在工薪 社会在大众之中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担任重要角色的时候，人们才可能再想起社会权力的认可和巩固（如工作法，社会保障，社会法等等）
群体之间的对立，比如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男人/女人，法国人/移民，年长者/年轻人等等，都被工会分子的统一对待所掩盖住了。他们的所谓代表的群体 （不论是工会，工会联盟，马克思主义，还是基督教）都与他们对于其团体快速上升到拥有一定权力的急切盼望有关。而仅仅需要跟这种想法相关联，我们就立刻知 道工人阶级的组织为什么向其他各种抗争团体转变所表现出如此多的困难了。比如说，如果工会联盟选择占领了宗教领域，然后又转过头来投入到黑人黑户的抗争中 去，就不难想象他们本身就不以这种运动来优先考虑，更不用提什么用满腔的传统热情来投入运动中去了。同样从这种角度出发，也就不难想象那些老一辈的工人， 在见证了他们思想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欧洲共产主义的衰落而崩溃，还能指望法国共产党给与他们什么支持了。
我们也理解了为什么对于过去的厌倦导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远离并且，对这一行业越来越陌生了，这在他们看来简直就是拜占庭式的历史。但是如果他们同样拒绝对 新的工业生产和企业雇佣条件低头屈服的话，他们当中能否有人继承这一阶级传统和精神语言就更没指望了。绿色组织在年轻人中的胜利就可以作证。那么如何将过 去的方式重新更新到现代社会中来，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但是首先要面对两个主要困难。第一个是两代人之间沟通和对话的障碍，第二个是能否不顾一切批评跟现代 社会挂钩，不管工会组织是否还能够在因为其自身利益问题受到的孤立，排斥和放逐中重新建立威信，是否能够继续在工人的领域里活动，是否能够感受到当代教育 的演变（从文凭等级到年轻人志愿的演变），尤其考虑到那些所谓的当代社会的多余者，尤其以年轻的移民后代为主的利益。
这篇文章理解起来是有一点难度的，我这里简单总结一下其中提到的重点部分，一，法国工人阶级以往是多以工会为组织进行群体活动的，而且政治上也有法国共产 党撑腰，有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统一信念，但是这两年工会和政治上的力量越来越薄弱。二，当代虽然名义上的工人数量是减少了，但是其实跟无产阶级和工人同一属 性的雇员大有人在，而多半都转到服务业上去了，所以人们往往以为工人的数量确实是减少了。三，当代由于竞争和失业引发的社会和生产重组，尤其是高科技和信 息技术的应用，使得过去一直有群体为后盾而且有社会保障的传统工人群体开始没落，而当代企业雇佣的工人多半是学习阶段的学生，或者走投无路的养家糊口者， 这两种人都非常之听话和顺从，所以劳动的强度也被雇主无端地增高，工作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传统工人往往被认为“倔强强硬不好对付”而排斥在外。四，工 人阶层既然没有了团体力量，自然也没有了团体意识，还有时代的影响，于是年轻人做工人的几率越来越小了，也基本没有什么年轻人选择去做工人。这些文章的背 景当然是由于法国后工业化社会已经发展趋于饱和，而中国市场转型时期正是前途无量，所以暂时仿佛看不到一些潜在的问题，但是要知道的是不论在哪一个国家和 社会，都有工人这个团体，而且一时肯定必然需要工人这个团体，但是工人这种职业和群体似乎已经从人们的视线中淡漠了，更不用提什么切切实实关心他们的问题 了。这也是法国当代社会主流与非主流的一种舆论导向带来的影响。
第二篇：Olivier Schwartz, Stephane Beaud 和 Michel Pialoux 2001年3月6日 发表在世界报上的访谈录《工人问题逐渐远离了人们的话题》，由 Antoine Spire 记录整理。
世界报：2000年法国有630万工人在工作，占据了所有职业的27%，但是工人群体却从公共视线中溜走了，是什么原因呢？
Olivier Schwartz： 一直到70年代末期，在左派政治中，党派论点中和工会组织中都始终存在着一个有关于工人的问题。对于那些被各种社会问题深深吸引的人来说工人问题一直是非 常敏感的。而且工人问题一直被很多极左派党派如法国共产党所推崇；一直到80年代末期都有很多社会学家专心地研究工人问题。但是我们发现，近十年来基本上 那些研究工人问题的社会学家都停止了这方面的工作，也因此工人问题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Stéphane Beaud： 现在的事实是，工业生产在整个经济和社会的比重在越来越小，而工人阶级的团体堡垒也消失了，比如北部地区，还有洛林省（过去都曾经是法国工业的重心），随 后又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以及不稳定工作的蔓延。工人阶级的抗争能力其实已经大大地减弱了，而此时发生的一些著名的罢工运动，比如1989年在 Mulhouse 和 Sochaux 的标致汽车工人罢工，都是一些特例。自80年代以来，原先社会主流阶层的工人阶层当中，也因为现代化造成的影响而出现越来越多的排斥问题，我们可以回忆一 下，大多当今社会遭到排斥的工作群体都是工人。尽管左派一直掌权，但是一种“新贫困主义”已经开始出现。此外呢，我们也目睹了工人阶级越来越失去其特有的 身份和资格。比如说现在还在 Sochaux 的汽车工业工作的职业工人，基本上都只是他们当中的精英了。1965年到1975年的时候，工人阶层的收入当时是非常高的，甚至可以跟部分雇员和一些基层官员相媲美。但是这20年来工人群体的收入基本上没有变，而此外大部分的其他群体的工资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Olivier Schwartz 十年前在世界报上就写过一篇《工人阶级的私人世界》的文章，当时工人们的子女已经把他们父母的职业当成一种羞耻了。
Olivier Schwartz： 其实在工人群体内部也很早就开始出现不能维持自身环境以及脱离该群体的现象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你们说的所谓工人阶级的自豪感和自身的优越身份在什么时 代都没有出现过。现在新出现的问题呢，主要是工人群体的形象已经大规模的被毁坏了，尤其是在年轻工人群体当中，就是说拒绝接受工人的思想，也不希望被别人 当成工人来看待。2000年Laurent Cantet 的电影《人力资源》(Ressources Humaines)当中就已经说明了工人群体两代人之间继承传递相通的意志对于年轻人来说有多么反感了。
世界报：是的但是你们看另一个片子，Dominique Cabrera 的《娜迪亚与河马》，片子里给我们反映的1995年的那次铁路大规模罢工，那里面的铁路员工可是对其工作非常自豪的。
Michel Pialoux： 其实那种所谓的自豪感也就是对于过去年代的一种思想残余，要知道铁路员工的工作环境是一天天积累出来的，他们包括那些火车司机都有完善的工作保障体系，工 资也相对来说比较高。但是在那些私人企业里呢，工人群体就因为技术性工种的排挤而变得七零八散，团体力量也相对来说削弱很多。跟德国相比来说，法国技术高 考的出现，就是为了替代过去的传统工人职业，结果当今工人群体和技术工种群体就成了两个势不两立的团体。
世界报：但是就这些原因，也不能解释为什么社会伴随着这次的演变，并没有共同考虑这个问题反而保持沉默了。
Olivier Schwartz： 其实现在的工业生产的大规模现代化，以及技术工种的重要地位，都是为了使得工人这一职业群体慢慢的从职业分工中渐渐驱逐出去。政界现在正在把失业人口和郊 区的年轻人群体都放到社会问题的中心来，而且也一致同意后者已经不希望再继续从事工人的工作了。工人群体的集体性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就不用提什么集体力量 了。同样出于这个原因，工人环境的敏感话题也就慢慢地被人们遗忘了。
Michel Pialoux： 还有的就是，这些年来，我们大多都被那些什么机器人，还有高科技新技术的应用所迷惑了。没有多长时间之前，就有北部丰田汽车工厂的经理说过，我们都太高估 机器人的生产应用了，他说其实这些工作本身还是以手工居多的。其实，如果这种潮流真的大规模推广，就像我们以为的话，电脑操作流程也大规模应用，工人的就 业比重上升的话，1980年代我们就基本可以相信工人阶层基本消失了。但是根据统计表明，尽管高科技高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继往开来，这三四年来工人的职位数 量却明显地在上升，从580万上升到630万。我们却还认为工人群体确实在减少，就像50年代的农民群体大规模减少一样，过去的工人其实现在大多都变成雇 员了，可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基本没有变。
Olivier Schwartz： 还需要补充一点，就是这两年，在职工人的数量确实有所减少，那是因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都退休了或者内退了，但是没有人说过这个情况。他们的退离给了相当多 的同职业群体就业的空间，就是我们法国整天说的“可持续性”。然而剩下的那一批我们一致认为是工人的群体始终还是从事着工人的职业，或者相似的职业。我们 经常从社会空间和郊区的角度去讨论那些移民的后代，但是忘记了他们本身也是工人。
世界报：学校也是工人阶级的一个必要的教育仪式，但是我们发现实际上，比过去还强烈的是，工人群体的后代多半认为学校生活就是一种父母式教育模式的权威化。
Stéphane Beaud： 当代年轻人在选择定位的时候越来越受到其家庭环境和经验的影响。当看到其父母过早地衰老，同时因为工厂的工作变得疲惫不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年 轻人多选择远离工厂。现在80%的高考的年轻人定位选择的时候都进入了这一思维模式，但是当然肯定有误解的成分。那些工人的子女宁可花更多的时间去接受高 等教育，或者留级也行，也不愿意被排挤到职业高中里去，因为那在他们眼里就意味着流放生活的开始。结果就是：职业教育越来越脆弱，而普通高等教育也越来越 不稳定，从高中到大学一年级，大批的原本跟这一圈子里的主流成分相差甚远的年轻人挤了进来。面对这一入学率的严重的失衡，原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增加其他中 学的吸引力来吸引更多的学生，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其实在普通高中内部因为这些工人子女的进入而变得越来越等级化，因为这些人占据的基本是大部分的不怎么高 雅的专业。
Olivier Schwartz： 对于大部分工人阶层和大众阶层的子女来说，与学校的接触是充满了困难的。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这两年政界和教育界都命令学校几次强制降低文凭和专业的难度， 而且增加各种专业的录取可能性，原本应该能给这些人多提供一些便利，但是这些工人阶层出身的子女一到了学校里以后就发现他们对于文化和修养的掌握太少了， 而此时他们的父母在此面前也迷惑不堪。但当政府决定将这一政策铺展开来的时候，我更害怕它没有将学校太民主化却败坏了教师的修养和气质。我们当然通过了一 个及其机械化的法规，来保证那些即使是离着最远的人们也能顺利地向上层阶级过渡。借着左派的幻想，我们创建了一个个虚伪的圈套，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在 所谓的平等的大众教育之下，有一些学校是有优先权的，我们表面之下其实还是在延续着过去的等级录取制度，来保证继续古典式教育的精英性。
世界报：那么他们自己又在做什么呢？在作品《回到工人环境》中，Stéphane Beaud 和 Michel Pialoux 引出了一个颇有争议的工作，将过去的阶级问题又引了回来，于是我们又回到这一点上来讨论时代断层的骚扰，还有体力和精神上的折磨。
Michel Pialoux： 我们已经走出了传统的泰勒式的作坊，将反馈的权力集中在工人代表的身上，日本式的运作模式已于80年代开始大规模地在工厂中推广，现在更是无处不在。这种 管理模式有助于击垮过去的各种联系，来酝酿一个新的等级制度，就是说开始注重于劳动者本身的工作质量来决定其是否能被运用。但是工作节奏的加快，工作强度 的提高，休息时间的减少，工作的压力增大以及社会给与的优惠渠道的相应关闭--可以见第1，2段的讨论内容，编者按--使得参与性的讨论越来越加快了其失 败的步伐，同时工作场合的气氛也越来越沉重。奖金的大量应用，以及围绕这些额外收入展开的竞争，使得团体力量随着利益的分散也分崩离析了。
Olivier Schwartz： 与之相伴的，自然就不是工人环境的持续性了，而是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地压在工人身上。现在所有人关心的都仅仅是产量的增加。但是这种现状越来越被政界所忽 视。左派的政治于1980年代开始更加关心孤立的人群，郊区，以及种族主义，而认为原因就在此。但是，当我们重新为现在的社会环境定义时，同时考虑到工人 阶级越来越受到排挤时，就不难想象工人们为什么对于自身的移民背景越来越厌倦，甚至要拒绝和反抗了。当然，在对待工人问题时也要考虑到种族主义的存在和影 响，尤其是极右派勒庞的国民战线党如何发展起来的。
Stéphane Beaud：为了理解这些问题，同样要考虑到政界的命令的作用：随着法国共产党力量的崩溃，工人们背后的左派社会主义党派的支撑和垄断就被分离了，而今天在政界，那些往往是移民打工仔的后代的“郊区青年”则没有一个能够在政治上发表这些人的权利的代表。
我现在简单说一下这篇文章里的部分重点：一，新贫穷主义，是当今法国社会学家在研究社会问题时常用的一种形容方式，其内容指的是那些工作不稳定的，经常换 工作，没有稳定收入“铁饭碗”的，以及被工作环境以至于社会环境所排挤孤立的人们，有区别与过去的一无所有的贫穷主义，所以叫“新贫穷主义”，因为法国的 社会保障体系是非常完善的，基本取消了零收入的可能性。二，过去的泰勒式企业运作模式是一种在工厂主与工人群体之间权力协调的方式，以避免两者之间的群体 性阶级冲突，但是这几年来日本式的运作管理模式则是通过加强工人之间的竞争来提高工人的个人能力，而此时工人的团体力量自然就瓦解了，两种管理模式考虑的 方向不一。三。当代法国教育界曾经多次为了考虑工人后代的入学和毕业问题而降低文凭难度，详细内容我先前在一个帖子里介绍过，有感兴趣的可以参看这个链 接：http://www.sinofrance.org/f/thread-51955-1-1.html， 我认为有必要以后抽时间更详细地介绍一下。而法国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的教育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进入职业高中还是普通高中是要在12岁的时候就进行选择，因 为两者的内容不同，而以往职业高中多半容纳工人阶层的后代，过去政府协调下工人的收入很高，因此进入职业高中的大有人在。四，当代法国工人多半以移民后代 为主，而且多半是郊区的年轻人，郊区问题正如我先前的帖子里说道，是一系列问题综合交错的结果，于是工人问题，种族问题，以及社会问题都可以往郊区问题上 套。曾经有人批评道法国的移民民主化政策其实是虚伪的希望移民能够占据大众阶层的位置，而使得法国自身的本地人占据上层的位置，这样的算盘是很精的，但是 造成的问题就是种族与阶级问题会一齐爆发。要知道法国虽然这麽多年来都宣扬其自身是社会主义的人权国家，但是其根髓还是过去的资产阶级和贵族思想。
后面还有两篇文章，待我稍后翻译。
第三篇：Gérard Noiriel 访谈，《工人阶级，绝对存在！》发表于1990年2月23日《世界报》上，由 Thomas Ferenczi 记录整理。
世界报：作为研究工人界的专业人士，Olivier Schwartz 的书籍似乎已经超越了北部工业区的工人群体问题，进而探讨整个工人群体的社会环境了？
Gérard Noiriel：这本书出版的正好是时候。 它展示了当今社会工人阶级确实的存在。但是我们却仿佛有着遗忘的倾向，这当中是有两个原因的：一方面，政治语调和舆论多半宣扬西欧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时值 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和东欧的变迁，又进行了相应的修改，抹去了其中的一些社会负担，一些歧视，以及不公平待遇，而这些负担的受害者正是当今的法国工 人；另一方面是对于移民的讨论话题，这些话题往往忽略了移民其实占据着工人阶级中的绝大部分也是最无产阶级的部分。社会方面总是引导着人们把他们限定到伊 斯兰教的框架里头（因为大多移民来自于北非，多年来法国本地人和移民之间经常以种族和宗教信仰进行划分），而往往忽视了在社会的范畴里头去研究他们。而遗 憾的是，在 Olivier Schwartz 的书中，又仅仅是把他们限定在社会的方面了，而此时他们的移民性质反而不见了，而且他们往往被记录人员主观判定，而记录人员却多半是波兰裔的。其实看看他 们的原先文化，以及他们的家庭观念是如何给他们的移民身份打上记号的话，还是很有趣的。但是的确他的目标不是为了专门分析作为个人是如何被社会所改变的， 他所采用的方法是与个人的经历相结合的人种记录学的方法。并不用去谴责什么，所有的人种记录学的报导都是能力有限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指明其中的限度，而 Olivier Schwartz 在其他作品中就指明了。
世界报：不过您也是先从工人运动开始进行您的调查，继而转到移民的角度上来的。
Gérard Noiriel：在研究洛林省的工人阶层的 过程中，我开始注意到那非常重要的移民成分。在法国，工人的历史如果跟移民的历史脱离开的话，单独去理解是不容易理解的。也正是因此我会单独地去关心那些 历史研究过程中大开的漏洞。我尤其是注意到了工人群体的“民族主义化”进程，这跟法国共产党的全民统一战线的语调是不无关系的。其中特别是采矿业，完全是 由外来工人支撑起来的：19世纪的弗拉芒人，两战之间的波兰人，以及当今的摩洛哥人。这也正是我们跟英国矿业的区别，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过像 Scargill 那样矿工的后代子嗣能够当上领导的。而当我们今天谈到移民现象的时候，我们往往忘记了首先用社会定义去形容他们，其次才是移民国家等等。比如说学校就是一 个很好的例子，当我们对比一个移民工人的后代和一个本地工人的后代的学业成功率的时候，我们发现前者的辍学率并不比后者要高。
世界报：Olivier Schwartz 在研究这两年的工人群体的情况的时候，发现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个人生活的价值评定，您是怎么看待的？
Gérard Noiriel：我可不认为这现象就像他说 的才短短几年。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私有化和个人化，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历史学家已经证明了在工人阶级的个人生活方面，工人们一直有防止被别人 过分压制和榨取的某些策略。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弄明白他们如何保障自身不被外界所侵蚀的。在19世纪的时候，街道都可以是私人的地盘。当然的确采矿业的世 界，就是 Olivier Schwartz 研究过的地方，已经成为了一个讽刺般的，早在1914年就形成的家族式的世界了，成了一个在公共与私人的空间之间徘徊的场所。在这种情况下，私人的东西便 都成了为了生产和生产力而服务了，就像马克思说的。但是同时，也有相反方向的，就是说工人之间的把这些空间组织起来为其个人目的服务的倾向。这两种趋向， 在我看来，在19世纪末就出现了明显的冲突。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我们确实更是偏向于减轻物质方面的负担，工作时间的减少就是这一思想的产物，目的就是 为了给家庭生活提供更多的时间。所以对于工人群体中女性的研究就成了Olivier Schwartz 书中的重要内容。
世界报：这种私人和私有化蔓延到了工人群体当中的各个部分，那么不正预示着该团体的结束吗？
Gérard Noiriel：与其说是工人阶级的结束， 我更偏重于说是它的崩溃。当然了，这都取决于什么是我们所谓的阶级。如果我们坚持所谓的一个能够组织起来的运动团体，拥有明显的团体特性和目标，那么回答 是肯定的，那个我们从十九世纪就一直称作的工人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如果就这一称谓来研究什么所谓的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的结束的话，就容易走入误区， 看不到当前的经过社会改变的新的工人问题的严重存在，但是这些问题绝对存在。在过去的年代里我们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封闭的世界，比如一个小型的居民区， 封闭了我们，但是同时也保证着我们的安全，防止被临近的大城市所侵染。今天想把工人阶级从整个大众环境中区分开来，是越来越困难的，一个超市的收银员，干 的就是类似专业工人的活儿，而且往往跟工人结婚。工人的身份无可否认的退出了原先的框架，不管是职业内容方面（过去在重工业领域常见到的宣传画，一个工人 父亲手里握着模板，但是至少十四年我没有再见到这样的画面了），还是在从事的专业方面（当今的很多技术工人的职业都有相通之处，却跟过去的工人相差甚远 了）。在政治方面我们看得到这种演变带来的影响，工业堡垒的清算削弱了工人运动，同时也削弱了甚至摧毁了以往工人的形象。而法国共产党多半侧重于与工业相 结合的大众文化，因为工人身份在这里最明显。今天还有一股力量妨碍了这些群体的集结和共同利益的捍卫，这就是以国民战线党为首的一股力量，而我们已经见证 了这些民众中极右势力在历史上造成的悲剧（这里他暗指纳粹，纳粹原意就是德国工人党）。
这篇文章我想解释的已经很充分了，我再着重补充一下其中提到的内容：一，他们说的“那本书”是社会学家 Olivier Schwartz 于1990 年出版的《工人们的私人世界：北部的男人和女人》（Le monde privé des ouvriers. Hommes et femmes du Nord），书中着重研究了北部工业区传统矿场中矿工的家庭生活。二，从他们的对话中也能看出，法国工人的历史同移民是分不开的，而法国社会这两年来研究 工人问题也是从种族问题引发的一些移民问题崭露头角之后才开始进行的。三，这篇对话虽然发表于1990年，但是其中提到的部分内容在先前的两篇十年后发表 的文章中都出现了，而这几年来法国的工人问题还是没有太大的解决。四，文章中 Gérard Noiriel 明确提出了当今社会的所谓工人与以往的工人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因为以往工业时代只有工人为大众阶层的绝大多数，而现在的后工业时代那种传统工人已经越 来越少了，但是现在社会的很多新的职业其实还是像以往工人那样仅仅有最低收入的工资，这些人是否也能被划分到工人当中呢？还是“工人”这个名词应当被取消 了，或者重新定义了？或者说“工人阶级”已经不存在了，或者“工人”仅仅剩下一个职业而已，而不存在所谓的“工人阶级”了？抛开这些围绕名词定义的问题不 管，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后工业时代虽然来临了，但是社会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根绝了马克思时代的“无产阶级贫穷”，相反，相当一部分人虽然从事了一些新出 现的职业，但是还是因为其收入的等级应当被划分到“无产阶级”行列，而因为法国和西方社会学沿用了“工人阶级”这一名词太久，往往混淆了“阶级”和“职业 ”的区别，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工人作为阶级虽然没落了，但是当今的很多工作人员仍然是大众的无产阶级，而且工人身上的问题也发生在他们身上，而此时政府和 各界却因为“工人不工人”的名词字眼问题而不能有效地划分群体，进而组织起这些“新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成为一个新的团体，在某些方面看，当今社会的新的雇 员，这些新的“工人”们正因为定义模糊而没有明确的团体，造成个人也丢失在这社会各个群体之间，孤立无援，其面对的社会环境和安全感要远远逊于以往有明确 定义的“工人”。
第四篇：Nicolas Rinahy 于2002年5月发表于 Ecoflash 杂志上的《工人世界近期的转变》：
1982年的在职工人约有七百万之多，而1990年变成650 万。到了1999年的时候，这个数量刚刚过六百万：就是说才十年的时间，社会职业分类中的“工人”类已经减少了约摸10%的数量，尤其是在非技术工人中。 但是今天我们给与此现象的解释更像是工人世界的重组，而不是真正的衰落。三种主要群体（指工业工人群体，手工业者群体，司机和运输业的工人，以及商店店员 和搬运工）之间关系的演变，决定了与往日的工人阶级分工化出现大相径庭的局面。回顾一下70年代时候的工人形象，非技术工人占据了整个工人群体演变中相当 可观的比率。非技术工人在1982年的时候大约有三百万人之多，尽管1994年工业重组以来又有了近三十万人从事工作，总体人数2001年的时候却下降到 22万人。要是从表面看，经济危机的这几年，从1982年算到1994年，这12年间少了整整一百万。而如果往深处去看，工人内部也重组了，2001年的 时候以往工人当中比率最高的工业专职工人已经不再是最高的了，取而代之的是搬运工，运输业人员等的“新工人”。而轻工业，建筑工和公共工程，机械制造和冶 金业的工人呢，正是他们首先受到从80年代开始的经济危机，和由此引发的比如法国东部和北部工业区的关闭和重组所带来的严重损害。
不易被察觉的群体
这二十年来，Eric Maurin 发觉到，工人阶级失去了原本60年代还属于他们的相当一部分基础，而转身开始分散到那些不怎么等级化也不怎么结构化的职业中去了，就是说与其在工业车间工 作不如去从事服务业。与工业紧紧相联系的职位的减少，实际上给新型的各种繁多的职业提供了人数，继而像包装工，卡车驾驶员和交通司机，送货员，园丁，以及 农产品加工当中的一些专业性强的职业，葡萄种植业，各种事务所和绝缘隔热设备等领域的人数都在增加。这种工人工作本质的改动就使得工人群体变得越来越难以 发现了，因为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泰勒式管理模式下的工人们都是以工作中的等级制度和相同经验为表现形式聚合在一起的。然而，从那以后工人们的工作环境 越来越手工业化了，其中很多的社会关系也被私人问题取代之。这种演化进一步拉近了工人与雇员和员工之间的距离，但是随之而来的影响也是整个大众阶层都变得 脆弱不已。
自工人和雇员相混淆以来，国家经济统计调查局（INSEE）表明，在最近的二十年以来，非技术性工种的工作环境是一天不如一天。这种演变主要跟短工的发 展，短期工作合同的出现，以及工作本身价值的贬值有关。拿短工来说：2001年，30%的非技术工种打的都是半工，而这些人其中差不多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对 其工作非常的不满意，他们其实希望干更多的活。那短工呢：1982年时，限时工作合同（CDD），介绍所，还有实习仅仅占非技术工种中的4%，而今天则是 27%。而工作质量也在下降：31%的从事那些纸面上标记没有任何技术性工作的人们，多半只有小学或者初中的文凭，只有10%是高中以上。加剧的劳动强度 同时伴随而来的，还有劳动本身环境的退化。这两种条件相互交错，由而引发了正如 Serge Paugam 20世纪末研究的那样，工薪族工作的不稳定性即是现时所需，也是现实之势。 而这种由新的职业介入方式引发的新的工薪族性质正好发生在这一群“新工人”身上。
企业的规模……
为了明白当代工业生产以及工人群体的转变，其中一个重要点就是工厂规模的演变，它改变了工人们日常工作的经历。企业的人数结构正在越来越往小的方向发展： 从1975年到1996年，拥有200名以上员工的工业生产部门在总体的比重从54.4%下降到了39.7%。但是在这些小型部门中，每个人承担的相对比 重则增大了，尤其是那些9人以下的超小型单位每个人的量度甚至翻了一番：于是工作的强度也就被深深地修改了。就像公认的工作性质发生了演变一样，工业生产 中的员工们也在手工业的胡乱鼓动下开始在人数上向第三产业的标准靠拢。可是中小型企业（员工在500人以下）在整个比重中的上升却预示着泰勒模式的大工业 生产企业（流水线作业，在完全有结构和等级体制下的矛盾式的工作环境）将逐步退出这一圈子。但是与中小型企业上升这种现象相伴的负面影响，就是这些小的单 元越来越需要大的金融体系和工业组织的支撑。国家统计调查局的一次调查工作表明了从1980到1995年间，受到这些组织控制的企业数量几乎增长了五倍 （从9200家增长到44700家）。那些组装汽车的企业，如今仅仅单独完成组装汽车工作的四分之一，但是却多少直接控制着所有其枝下创立的小型企业。
……以及工人工作的本质
小型结构企业的兴起，以及划分到相应的分支下（服装业，汽车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等等），却不跟劳动力的各种管理模式自然相对应，也没有引出一个与之相 应的更人性化的工作关系。正相反，我们感觉到的是一个更加严峻的工作环境，正因为它深深地进入了当今各种生产过程的每个环节，使得工会的扎根和对劳动的监 管都越来越艰难。那些（少之又少的）已经实现了的社会学固定调查始终坚持着生产力的强化，同时还有各个操作人员的个体化（从所谓的工人群体中“反阶级化” 出来）的观点。当然了，某些企业和工业部门始终在工会或者某一强势文化的严格限定和保护之下，来保证工人们的群体力量还能强制于此之上，比如电力部门。但 是这些部门如今太少了，使得人们不得不认为这种时代的确是一去不复返了。工人除了其独立性以外剩的一无所有，直接面对着即时生产中的各种负担（服从他现有 的工作时间，忍受临时工之后的失业）。一旦车间的组织方式开始应用的时候，流水作业反而更有成效了。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线”这个词，就是说的那种现代化的 工人们围绕着一条载满半成品的传送带的情景。从工人的参与和投入的角度来讲，战胜了泰勒模式的“丰田模式”意味着需要这些人自己制定妙计在最短的时间内流 水制造出最多的物品（通过想方设法成为“智囊”或者“超人”的方式）。至此仿佛等级结构更不易瞥见了，但是它绝对一直真实地存在着。以汽车制造业为例，Armelle Gorgeu 和 René Mathieu 展示了在这些部门当中的一种“备有争议的贴近”，就是说“经济，顺从的工作生产方式”完全是迎合着领导团队的要求而演变的。这种控制方式后再又延续到了劳 动力的管理方式上，不管从支配方式还是从合同的类型上，以及雇佣形式上（女性为主，多半高考以上），都能看得出来。同时为了成本和劳动力的考虑，这些工厂 多半位于偏远乡下，来的人们也多半是私自慕名赶来的年轻人（30岁以下），多半是女性，拥有的是普通教育的较高等文凭而且不希望沾染什么工厂和工会的文 化。雇用之前要经历一个严厉的筛选，来确定该人是否面对即时生产中的各种困难和负担都能忍受之，同时观察此人是否有更大的潜在价值，也更服从调动。经过一 个短暂的试工期就马上能看到结果，仅仅一晚上或者一个周末（自1993年起女性就允许在夜间工作）。统计调查局1991年受劳动部之托的一份调查表 明，1984年31%的工人要忍受着一天工作时间的无故拖延，而到了1990年比率增加到了60%。
群体工作的时代结束了
光荣三十年的时代打开了一个以往工人家庭简直不敢想象的空间：自己成为主人，享受大众一样的娱乐和消费。八十年代末期的教育民主化进程更是给这一次开放锦 上添花，工人的子女们从此被寄予了攀升到更高等级的重望。但是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经济危机在延续，先是失业率，工人家庭才发现很多工厂内部给与的承诺此时 都停滞了，然后工资也不再涨了。Stéphane Beaud 和 Michel Pialoux 的《回到工人环境》一书明显指出，以Sochaux-Montbéliard 的标致汽车工人们为例，工人群体的自我更新受阻，是首先从车间内部开始的。逐渐的经历了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工厂的重组把组织好的工作团队又分开了，同时 分离了部分生产单元以回避开工人们的抵抗。到了九十年代的非技术劳动力重组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靠提供临时工作来过渡的，大批的从教育体系下出来的年轻人， 过早熟地填满了该工作的空白。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呢，介入到职业工作中是那么的艰难，真正的目的都是是为了能够签署一份“真正”的合同（就是没有期限的）， 他们的锐气同70年代雇用的老牌工人的松懈，在工厂中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一个“新人”与“老人”的明显的二元对立的出现，阻碍了前者深入到车间中来，又冲 散了后者的力量，因为与这些临时工的到来相对应的，是节奏的大规模加快及团结力量的消逝。在这一段期间，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的惊人的顺从，使得工人越 来越成了一个个“物品”，同时也使得工资开始停滞而奖金制度开始出现。后者的出现，分离了等级与金钱的直接关系，也冲破了工人的团体界限：奖金是针对个人 的，于是乎对于整个团体工资的要求就被一个取决于工作质量和工龄的以个人为单位的体系代替了。但是我们已经看见了，劳动的不稳定性正是存在于在这种就业雇 用的不稳定性和浮躁性当中。当今经济的这种特性，必然不仅仅超越了工人本身的界限，还要摇撼着工人共同文化的基石。
面对雇佣方式变革的工人文化
八十年代的十年间，普遍的失业经历，不光仅仅意味着失去了工资，更意味着整个社会群体都失去了某些意义。在工人社会中往往性别与劳动分工有着明显的联系， 主要由男人们，来“照例”从事职业工作，而女人们则负责家务方面，但是现已严重受到工作不稳定的打击。在《工人们的私人世界》研究当中，Olivier Schwartz 明显表明了工作与劳动“都是有着明显的男权本质在内的”。工作是一个能够进入“社会特征”的场所。对于职业的自豪，以及使用工具的自豪（职业实践中某些技 巧的展现使得职业工人的形象一直到60年代都是非常高大的），都是男性形象的直接体现，不论是在工厂之内还是之外，甚至娱乐。正是那工厂之外的被叫做“辅 助工作”的部分，既不是更多的剩余价值，也不是给工厂的什么回报，而是在花园里种点菜啊，养点动物啊，装修装修房子啊，这些明显体现着男性技巧的小活儿就 是工人文化的精髓，把工厂生活和业余生活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总的工人环境。然而，仅仅从一个劳动力的服从性和自身价值去评定他，就像现在的这些隔离和禁 闭的手段的真正含义，就等于把一个工人从他能够表现其能力的空间里拉出来了，不管是在工厂内还是在工厂外都不能表现自我了。同时伴随着失业和不稳定性工作 而来的，也要面对的是，大批的女人占据了打半工工人的重要成分，女性就业的比率也在上升，使得她们不得不改变家务生活这个她们生理和文化的基础，与男性工 人文化的平衡点，甚至要停止这些实践，直接进入到与之相对立的工人文化中来。
家庭繁衍也出现问题
从1982年开始工人这一职业的数量就不停地往下降，今天他们的数量已经少于雇员这一职业了。但是如果我们不从个人的范围去看，而是从生活水平去看待的 话，三分之一的家庭的父亲可以划分到“工人”来。其实当今仍然有40%的孩子是在双亲中至少有一个是工人的家庭下抚养起来的。而且只有放眼于家庭的角度去 看待社会事实，同时考虑到社会化的形式和两代人间的关系，才能最完整地分析工人阶层的解体。直到现在在学校一直存在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通过一个可以快 速直接进入社会和工作的培训，从而能让子女快速地完成他们的学校教育，很多工人阶层的父母，都在其子女面对定位选择的时候一时都不知所措。于是乎职业高中 就成了一个流放的场所，仅仅是属于那些感兴趣的人的场所。很多大众阶层的子女，在初中的成绩不错之后，都更愿意升到普通高中中去试试运气，而过去那些职业 高中中的“精英分子”如今都想用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高考”。90年代期间有大量的学生涌入社会医学，会计学的专业，大部分人把这些专业看成是小型的 “高考”。这种专业定位的偏移现象绝对与80年代大众阶层的失业和不稳定工作有关，它收紧了大众阶层的子女职业就业的可能性，而逼迫他们不得不延长自己的 学习生涯。这也助长了学校“民主化”进程的希望。Stéphane Beaud 记录下了工人们此时此刻的真实想法：高中，也是属于我们的孩子的！
但是为了保留这些新的高中成员进行的专业减负措施最终还是失败了。最让人失望的是，过去介于初中和高中之间的筛选，现在在高中和大学之间还得重新来一遍， 尽管大学内容也减负了。但是对于后来的那些手里拿着高考文凭又回到车间来的人，那些新型工业生产的“受益者”来说，最终还是一种欣慰也是一种无奈：他们还 是离开了一个最终不受欢迎的环境。但是回到这种原先环境的过程也是艰难缓慢和生硬的，最主要的遗憾是原先工人的文化不能被准确传递。于是乎，现在这个群体 的支配思想主要是被孤立之后的“抓狂，遗憾和耻辱”，与这十年来工会的行为相呼应，一种内部的严重思想分离阻碍了这个共同团体团结一致共同思想的维持。于 是乎这种共同思想现在就成了围绕法国和北非国籍展开的了。这两年法国知识界争论的主题也是围绕着排斥和移民进行的，忽略了工人阶级的衰落，但是把注意力放 在工人这上面就会发现，这双方都能被该问题所概括。从社会工作中排斥出去的首先是工人界和他们的子孙；那些移民当中也是绝大部分是70年代为了满足工业的 需要而过来的外籍工人。当自称是现实主义的“法国工人第一党”的国民战线党开始吸引人们的目光的时候，当与此同时那些伊斯兰教徒们又开始吸引着第二代甚至 第三代移民后代加入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这是一个没有了精神遗产的工人阶级内部混乱不堪的窘相的集中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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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东东 GU Dong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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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经济师、人才测评师
杭州市翻译协会 理事、副秘书长
杭州浙江大学校友会 房地产俱乐部主席
杭州市房地产学会 会员
《高等院校专业参考》主编
《当代留学生手记》丛书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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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勒沙·维多克 时间: 2009-3-30 13:29 标题: 当代法国社会之工人阶层的演变和没落
当 代社会是否还存在一个当初在马克思理论中多次提名的所谓“工人阶级”？如果存在，那么在工业较早成熟的法国，这个所谓的“工人阶层”现在是什么样子呢？自 2000年前后，法国的一批以 Stephane Beaux，Michel Pialoux 为首的社会学家开始组织起来研究这个在当代社会后现代化和后工业化时代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的工人阶级，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而且在某些方面这种工 人阶级当前的生活条件比过去还要艰难！当今法国的很多社会问题都是跟这个工人阶层的没落息息相关的。
本文翻译自其中部分社会学家的几篇报导和论述，看得懂法文的可以忽略本人的口水，直接下载这些文章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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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Stephane Beaud, Michel Pialoux 共同于2000年7月发表的《工人阶级时代后的工人们》：
工人职业的贬值，团体力量的削弱，两代人在工厂里和家庭中的对 抗，工会和政治武装力量的丧失，在普遍的失业之后逐渐上升的种族主义以及工人本身的脆弱性，全都发生在这某一群工人身上。这些人是为工业工作的工人，由工 会组织起来，又与政治交错起来，在某些方面还继承着1936年社会重组和战后初期那“特定的一代人”的意志。不要对工人的黄金时代做什么怀旧似的不合时代 的幻想，工人的实际生活条件总是勉强的，而且为必要而服从的。直到今日，这些工人时代的特定标志还延续至今，比如政治资本的积累（工人党，工会等等），大 批的文化资源（比如某些名称上就能看出来的制定面向工人的组织），以及抽象的文化（工人阶级的自豪感，与阶级挂钩的感觉），这些标志都有助于共同捍卫着阶 级的利益，限制其他经济和文化的垄断和侵蚀。
在工厂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我们所谓的工人社会，它确保着在其中的成员都能拥有一个安全和保卫的环境，作为诞生其特定文化的摇篮，这些文化包括与其他社会团 体的对峙，地域性的群体区分，子女的一致自由和教育的现实主义作风，以及夫妻之间传统的家务分工。在这个集中的世界里，各种各样的社会化形式（比如中立群 体，年轻的共产主义群或者基督教教会，假期的各种社团，企业委员会组织的各种文化和娱乐的活动），将年轻人牢牢限定在这些居住和生活的区域内，以保证相通 价值和思想的传递。然而这个曾经标志着工人阶级成为社会中必然要考虑到的一个群体的时代今天却演变了。工人阶级在各种离心力的交错限制中崩溃了：反工业 化；团体堡垒的丢失（洛林省北部，卢瓦尔省）；信息化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以及非技术职业的减少；工人活动区域的地理性分离；性别的社会分工；法国共产党加 速的衰落；团体希望的丢失以及与之相关的阶级意识的减少；毫无疑问的那些知识分子研究与工人阶级相关的问题时就表现出明显的不屑。
工人阶级逐渐失去了抗争的武器，渐渐被歧视和同情的舆论所包围。渐渐地聚集他们的力量变成负面的，老龄化，对失业和失去阶级属性的恐惧。旧的政治观点，包 括对于他们阶级性的称呼和政治语调都显得无能为力。今天的很多工人，都选择渐渐远离那些过时的，被他们认为是原始的处事和行为准则，甚至强迫自己抹去那些 太工人化的东西。当今各种各样希望跻身到某些原本并不属于这一团体的活动中去的愿望和要求其实更加说明了在此背后的希望被其他团体公平对待的强烈愿望，而 这种愿望正在他们当中不少人中继续增长。这种高起点式思维方式的影响不仅仅是这些人资产阶级化的证据，更是一种对于长久以来建立却突然崩塌的工人阶级形象 的拒绝，他们拒绝这种本属于他们的属性，希望重新建立一个更好的形象。
新的工人环境
如果这次工人阶级的崩塌是如人们所说，伴随着怀旧的遗憾的话，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必须对此伤感。他们谜一般的成长，就像某些社会学家说的，为理解他们的转变 制造了障碍。是因为当今工人阶级的文化和持久性正在受到威胁。要么，这个古老的文化，深深地政治化，在抗争中建立，就会至少保留和确保一些自身意识的延 续。
工人的世界并没有消失，但是工人们的环境在这最近的二十年间确确实实地发生了改变。他们失去了工业生产中的一部分地位，而相应转变为第三产业，其事实就是 当今在雇员当中正在发生着无产阶级化，比如超市的收银员。在工业方面呢，一个新的社会分工这几年来正在建立，伴随着计算机技术在很多低产值领域的应用以及 这种相伴的潮流的普及。一方面，那些大的企业都给这种工作重组的概念留出了位子，脑力劳动开始集中，雇佣一些高学历和高潜力的人才来操作管理，同时保留工 人的核心。另一方面，那些非技术性生产的小型生产企业，多半雇佣的是一些正在求学过程中的年轻人，给的也是社会最低工资，同时这种工作也非常的不稳定（比 如职业介绍所，限期工资等等）。
在这种工业重组的背景下，以辈分和技术为中心的社会重组正在和过去的福特式管理方式一样，在工薪族职业与社会方面越来越统一的过程中消失。在各个部门生产 越来越专业化的基础上，两代工人之间的断层正在加速，同时严格的选举制度，一方面保证了排除那些不能雇佣的或者碍手碍脚的工人们（比如那些还敢到工会反映 情况的），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只有那些对新的需求低头服从的人们才能被保留。因此新的雇佣年轻人的准则也演变成了个人能力，服从指挥，以及反应准确和个人潜 力。在这些新的管理准则的背后，浮现于这些表面性的准则之上的，正是整个社会和技术的评价标准。
新的中小型企业的规范的建立，比如在 Sochaux 附近的汽车配件工业，正展现了过去工作环境的退却和新的工厂劳动制度的建立：大批不稳定工作的建立（比如职业介绍，限期工作），竞争严格的选用制度更面向 年轻人，尤其是高考以上毕业者，来执行其中的操作，工作日程越来越多种多样，过度的工作强度也被应用，过度的个人化，工会的冷落。社会最低工资成为了唯一 可能的主线；工资增长和发展个人事业的想法此时仿佛都受到了排挤，甚至不能容忍，年轻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似乎助长了压低工资的可能性。这种组织工作的方式， 缺少了工人们以往反馈的权力，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使得这种团体性成为不可能。在这种雾化的职业生活中工人群体社会化的可能几乎为零，而所有的组织工 作的方式似乎都为了避免这些雇员相互碰面，通过不一的休息时间以及不一的工作时间，还有用工作耗尽他们的精力，以免他们之间交谈。整个组织都变得不稳定， 手工业者的榨取太过分，从而从另一方面妨碍了员工在企业的扎根，妨碍了整个企业文化在他们身上的传播。同时在有工会驻扎的企业内部，运用政治手段变得一天 天更加艰难。勇气全没了吗？
现在的中小型企业被以下两种工人占据着，一种是那些还在学习过程的学生，天天要光顾于高等教育院校，还要在体力和脑力上都极端透支并且妨碍个人社会沟通的 工作下维持生活。与学习生活始终有着摩擦，他们却自此之后必须同时承受日常生活中一个工厂文化的渲染，介入到或者说流放到一个与他们学习生活毫不相干的社 会中去，甚至阻碍前者的学习生活。他们往往把这种工作当做暂时性的，当做他们在真正进入社会实践前的一种“体验生活的过渡性的职业”。怀有这样的拒绝将来 只身于工人环境的想法，加上与其他人共同文化的一定距离，妨碍了这些人真正传达工人思想的使命。但是惊讶的是，他们往往不吭一声就接受了这样的工作，并且 把自己当做一个外人还做的很卖力。剩下的一部分群体是一些往往没有什么文凭和教育，但是却在文凭的竞争中还获得了一席地位的工人。他们在社会方面更加脆 弱，而且往往居住在郊区。这些人当中的绝大多数家庭都是由女方几乎单独抚养子女的。企业也接受这样的人群，因为他们绝对经受不起再一次解雇。中小型企业了 解该群体的特点，单单从资料上给与的空闲时间就足够了。其实企业正是利用了这些人的脆弱性来借机不加羞耻地推广实行那些不合理甚至无法忍受的工作条件。某 地区的技术性年轻工作者说的就是实话，他们接受的一些介绍所给与的工作被他们称为“狗干的活儿”，他们如果有条件的话才不会找这样的工作。
工人问题的遗忘
现实社会的形式对于工人阶层的问题正应该前所未有地向社会各界提出来，但是相反这些问题在政治空间里反而被淡化，甚至被遮掩和否认。但是一点点地，经济危 机伴随着越来越高的失业率开始蔓延，而社会群体的重组也开始被提出。如果一步步分开看的话，一直到了有关区分内部和外部人员，法国人和移民的讨论问题时， 工人阶级的问题才渐渐开始浮出水面。社会孤立和排斥问题之后的结果就是，工人阶级反而被划分到拥有工作的“内部人员”框架里，不过如果硬说是考虑到了其优 先和优势的方面的话，这种说法简直就是出自新自由主义圣经的信徒。因此原本位于社会变迁中心的工人问题，就反而到了社会发展的次级和分支问题出现时才被意 识到。在科学领域的演变同样明显：研究工人阶层的社会学家渐渐被研究社会孤立和移民的社会学家所替代，而后者则变成了表面形式的多愁善感者，法国历史学家 那里这种演变更强烈。这种意识的结果就是，在公共场合上提到工人阶层问题就变的很无理，很忌讳，连左派也不例外。
工人自身力量的未来何在
工人阶层今天是否被社会所忽视不见甚至有意消灭呢？作为工人阶层的遗产，抗争和反抗的精神，不管规模多大，还有机会继续传播吗？在目睹了他们的衰落的人们 向他们投来歧视的目光的时候，这些人以什么阶级思想作为精神武器，能够使得他们团结起来与其对抗？在失去了政治关注之后，工人阶层的未来何在？这些仅仅出 自工人阶层的问题，也在同时询问着整个法国社会的重组方式，只有在工人阶级运动起来，用其抗争的行为和过去从统治阶级强行夺过来的社会认可，重新再在工薪 社会在大众之中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担任重要角色的时候，人们才可能再想起社会权力的认可和巩固（如工作法，社会保障，社会法等等）
群体之间的对立，比如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男人/女人，法国人/移民，年长者/年轻人等等，都被工会分子的统一对待所掩盖住了。他们的所谓代表的群体 （不论是工会，工会联盟，马克思主义，还是基督教）都与他们对于其团体快速上升到拥有一定权力的急切盼望有关。而仅仅需要跟这种想法相关联，我们就立刻知 道工人阶级的组织为什么向其他各种抗争团体转变所表现出如此多的困难了。比如说，如果工会联盟选择占领了宗教领域，然后又转过头来投入到黑人黑户的抗争中 去，就不难想象他们本身就不以这种运动来优先考虑，更不用提什么用满腔的传统热情来投入运动中去了。同样从这种角度出发，也就不难想象那些老一辈的工人， 在见证了他们思想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欧洲共产主义的衰落而崩溃，还能指望法国共产党给与他们什么支持了。
我们也理解了为什么对于过去的厌倦导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远离并且，对这一行业越来越陌生了，这在他们看来简直就是拜占庭式的历史。但是如果他们同样拒绝对 新的工业生产和企业雇佣条件低头屈服的话，他们当中能否有人继承这一阶级传统和精神语言就更没指望了。绿色组织在年轻人中的胜利就可以作证。那么如何将过 去的方式重新更新到现代社会中来，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但是首先要面对两个主要困难。第一个是两代人之间沟通和对话的障碍，第二个是能否不顾一切批评跟现代 社会挂钩，不管工会组织是否还能够在因为其自身利益问题受到的孤立，排斥和放逐中重新建立威信，是否能够继续在工人的领域里活动，是否能够感受到当代教育 的演变（从文凭等级到年轻人志愿的演变），尤其考虑到那些所谓的当代社会的多余者，尤其以年轻的移民后代为主的利益。
这篇文章理解起来是有一点难度的，我这里简单总结一下其中提到的重点部分，一，法国工人阶级以往是多以工会为组织进行群体活动的，而且政治上也有法国共产 党撑腰，有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统一信念，但是这两年工会和政治上的力量越来越薄弱。二，当代虽然名义上的工人数量是减少了，但是其实跟无产阶级和工人同一属 性的雇员大有人在，而多半都转到服务业上去了，所以人们往往以为工人的数量确实是减少了。三，当代由于竞争和失业引发的社会和生产重组，尤其是高科技和信 息技术的应用，使得过去一直有群体为后盾而且有社会保障的传统工人群体开始没落，而当代企业雇佣的工人多半是学习阶段的学生，或者走投无路的养家糊口者， 这两种人都非常之听话和顺从，所以劳动的强度也被雇主无端地增高，工作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传统工人往往被认为“倔强强硬不好对付”而排斥在外。四，工 人阶层既然没有了团体力量，自然也没有了团体意识，还有时代的影响，于是年轻人做工人的几率越来越小了，也基本没有什么年轻人选择去做工人。这些文章的背 景当然是由于法国后工业化社会已经发展趋于饱和，而中国市场转型时期正是前途无量，所以暂时仿佛看不到一些潜在的问题，但是要知道的是不论在哪一个国家和 社会，都有工人这个团体，而且一时肯定必然需要工人这个团体，但是工人这种职业和群体似乎已经从人们的视线中淡漠了，更不用提什么切切实实关心他们的问题 了。这也是法国当代社会主流与非主流的一种舆论导向带来的影响。
第二篇：Olivier Schwartz, Stephane Beaud 和 Michel Pialoux 2001年3月6日 发表在世界报上的访谈录《工人问题逐渐远离了人们的话题》，由 Antoine Spire 记录整理。
世界报：2000年法国有630万工人在工作，占据了所有职业的27%，但是工人群体却从公共视线中溜走了，是什么原因呢？
Olivier Schwartz： 一直到70年代末期，在左派政治中，党派论点中和工会组织中都始终存在着一个有关于工人的问题。对于那些被各种社会问题深深吸引的人来说工人问题一直是非 常敏感的。而且工人问题一直被很多极左派党派如法国共产党所推崇；一直到80年代末期都有很多社会学家专心地研究工人问题。但是我们发现，近十年来基本上 那些研究工人问题的社会学家都停止了这方面的工作，也因此工人问题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Stéphane Beaud： 现在的事实是，工业生产在整个经济和社会的比重在越来越小，而工人阶级的团体堡垒也消失了，比如北部地区，还有洛林省（过去都曾经是法国工业的重心），随 后又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以及不稳定工作的蔓延。工人阶级的抗争能力其实已经大大地减弱了，而此时发生的一些著名的罢工运动，比如1989年在 Mulhouse 和 Sochaux 的标致汽车工人罢工，都是一些特例。自80年代以来，原先社会主流阶层的工人阶层当中，也因为现代化造成的影响而出现越来越多的排斥问题，我们可以回忆一 下，大多当今社会遭到排斥的工作群体都是工人。尽管左派一直掌权，但是一种“新贫困主义”已经开始出现。此外呢，我们也目睹了工人阶级越来越失去其特有的 身份和资格。比如说现在还在 Sochaux 的汽车工业工作的职业工人，基本上都只是他们当中的精英了。1965年到1975年的时候，工人阶层的收入当时是非常高的，甚至可以跟部分雇员和一些基层官员相媲美。但是这20年来工人群体的收入基本上没有变，而此外大部分的其他群体的工资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Olivier Schwartz 十年前在世界报上就写过一篇《工人阶级的私人世界》的文章，当时工人们的子女已经把他们父母的职业当成一种羞耻了。
Olivier Schwartz： 其实在工人群体内部也很早就开始出现不能维持自身环境以及脱离该群体的现象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你们说的所谓工人阶级的自豪感和自身的优越身份在什么时 代都没有出现过。现在新出现的问题呢，主要是工人群体的形象已经大规模的被毁坏了，尤其是在年轻工人群体当中，就是说拒绝接受工人的思想，也不希望被别人 当成工人来看待。2000年Laurent Cantet 的电影《人力资源》(Ressources Humaines)当中就已经说明了工人群体两代人之间继承传递相通的意志对于年轻人来说有多么反感了。
世界报：是的但是你们看另一个片子，Dominique Cabrera 的《娜迪亚与河马》，片子里给我们反映的1995年的那次铁路大规模罢工，那里面的铁路员工可是对其工作非常自豪的。
Michel Pialoux： 其实那种所谓的自豪感也就是对于过去年代的一种思想残余，要知道铁路员工的工作环境是一天天积累出来的，他们包括那些火车司机都有完善的工作保障体系，工 资也相对来说比较高。但是在那些私人企业里呢，工人群体就因为技术性工种的排挤而变得七零八散，团体力量也相对来说削弱很多。跟德国相比来说，法国技术高 考的出现，就是为了替代过去的传统工人职业，结果当今工人群体和技术工种群体就成了两个势不两立的团体。
世界报：但是就这些原因，也不能解释为什么社会伴随着这次的演变，并没有共同考虑这个问题反而保持沉默了。
Olivier Schwartz： 其实现在的工业生产的大规模现代化，以及技术工种的重要地位，都是为了使得工人这一职业群体慢慢的从职业分工中渐渐驱逐出去。政界现在正在把失业人口和郊 区的年轻人群体都放到社会问题的中心来，而且也一致同意后者已经不希望再继续从事工人的工作了。工人群体的集体性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就不用提什么集体力量 了。同样出于这个原因，工人环境的敏感话题也就慢慢地被人们遗忘了。
Michel Pialoux： 还有的就是，这些年来，我们大多都被那些什么机器人，还有高科技新技术的应用所迷惑了。没有多长时间之前，就有北部丰田汽车工厂的经理说过，我们都太高估 机器人的生产应用了，他说其实这些工作本身还是以手工居多的。其实，如果这种潮流真的大规模推广，就像我们以为的话，电脑操作流程也大规模应用，工人的就 业比重上升的话，1980年代我们就基本可以相信工人阶层基本消失了。但是根据统计表明，尽管高科技高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继往开来，这三四年来工人的职位数 量却明显地在上升，从580万上升到630万。我们却还认为工人群体确实在减少，就像50年代的农民群体大规模减少一样，过去的工人其实现在大多都变成雇 员了，可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基本没有变。
Olivier Schwartz： 还需要补充一点，就是这两年，在职工人的数量确实有所减少，那是因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都退休了或者内退了，但是没有人说过这个情况。他们的退离给了相当多 的同职业群体就业的空间，就是我们法国整天说的“可持续性”。然而剩下的那一批我们一致认为是工人的群体始终还是从事着工人的职业，或者相似的职业。我们 经常从社会空间和郊区的角度去讨论那些移民的后代，但是忘记了他们本身也是工人。
世界报：学校也是工人阶级的一个必要的教育仪式，但是我们发现实际上，比过去还强烈的是，工人群体的后代多半认为学校生活就是一种父母式教育模式的权威化。
Stéphane Beaud： 当代年轻人在选择定位的时候越来越受到其家庭环境和经验的影响。当看到其父母过早地衰老，同时因为工厂的工作变得疲惫不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年 轻人多选择远离工厂。现在80%的高考的年轻人定位选择的时候都进入了这一思维模式，但是当然肯定有误解的成分。那些工人的子女宁可花更多的时间去接受高 等教育，或者留级也行，也不愿意被排挤到职业高中里去，因为那在他们眼里就意味着流放生活的开始。结果就是：职业教育越来越脆弱，而普通高等教育也越来越 不稳定，从高中到大学一年级，大批的原本跟这一圈子里的主流成分相差甚远的年轻人挤了进来。面对这一入学率的严重的失衡，原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增加其他中 学的吸引力来吸引更多的学生，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其实在普通高中内部因为这些工人子女的进入而变得越来越等级化，因为这些人占据的基本是大部分的不怎么高 雅的专业。
Olivier Schwartz： 对于大部分工人阶层和大众阶层的子女来说，与学校的接触是充满了困难的。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这两年政界和教育界都命令学校几次强制降低文凭和专业的难度， 而且增加各种专业的录取可能性，原本应该能给这些人多提供一些便利，但是这些工人阶层出身的子女一到了学校里以后就发现他们对于文化和修养的掌握太少了， 而此时他们的父母在此面前也迷惑不堪。但当政府决定将这一政策铺展开来的时候，我更害怕它没有将学校太民主化却败坏了教师的修养和气质。我们当然通过了一 个及其机械化的法规，来保证那些即使是离着最远的人们也能顺利地向上层阶级过渡。借着左派的幻想，我们创建了一个个虚伪的圈套，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在 所谓的平等的大众教育之下，有一些学校是有优先权的，我们表面之下其实还是在延续着过去的等级录取制度，来保证继续古典式教育的精英性。
世界报：那么他们自己又在做什么呢？在作品《回到工人环境》中，Stéphane Beaud 和 Michel Pialoux 引出了一个颇有争议的工作，将过去的阶级问题又引了回来，于是我们又回到这一点上来讨论时代断层的骚扰，还有体力和精神上的折磨。
Michel Pialoux： 我们已经走出了传统的泰勒式的作坊，将反馈的权力集中在工人代表的身上，日本式的运作模式已于80年代开始大规模地在工厂中推广，现在更是无处不在。这种 管理模式有助于击垮过去的各种联系，来酝酿一个新的等级制度，就是说开始注重于劳动者本身的工作质量来决定其是否能被运用。但是工作节奏的加快，工作强度 的提高，休息时间的减少，工作的压力增大以及社会给与的优惠渠道的相应关闭--可以见第1，2段的讨论内容，编者按--使得参与性的讨论越来越加快了其失 败的步伐，同时工作场合的气氛也越来越沉重。奖金的大量应用，以及围绕这些额外收入展开的竞争，使得团体力量随着利益的分散也分崩离析了。
Olivier Schwartz： 与之相伴的，自然就不是工人环境的持续性了，而是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地压在工人身上。现在所有人关心的都仅仅是产量的增加。但是这种现状越来越被政界所忽 视。左派的政治于1980年代开始更加关心孤立的人群，郊区，以及种族主义，而认为原因就在此。但是，当我们重新为现在的社会环境定义时，同时考虑到工人 阶级越来越受到排挤时，就不难想象工人们为什么对于自身的移民背景越来越厌倦，甚至要拒绝和反抗了。当然，在对待工人问题时也要考虑到种族主义的存在和影 响，尤其是极右派勒庞的国民战线党如何发展起来的。
Stéphane Beaud：为了理解这些问题，同样要考虑到政界的命令的作用：随着法国共产党力量的崩溃，工人们背后的左派社会主义党派的支撑和垄断就被分离了，而今天在政界，那些往往是移民打工仔的后代的“郊区青年”则没有一个能够在政治上发表这些人的权利的代表。
我现在简单说一下这篇文章里的部分重点：一，新贫穷主义，是当今法国社会学家在研究社会问题时常用的一种形容方式，其内容指的是那些工作不稳定的，经常换 工作，没有稳定收入“铁饭碗”的，以及被工作环境以至于社会环境所排挤孤立的人们，有区别与过去的一无所有的贫穷主义，所以叫“新贫穷主义”，因为法国的 社会保障体系是非常完善的，基本取消了零收入的可能性。二，过去的泰勒式企业运作模式是一种在工厂主与工人群体之间权力协调的方式，以避免两者之间的群体 性阶级冲突，但是这几年来日本式的运作管理模式则是通过加强工人之间的竞争来提高工人的个人能力，而此时工人的团体力量自然就瓦解了，两种管理模式考虑的 方向不一。三。当代法国教育界曾经多次为了考虑工人后代的入学和毕业问题而降低文凭难度，详细内容我先前在一个帖子里介绍过，有感兴趣的可以参看这个链 接：http://www.sinofrance.org/f/thread-51955-1-1.html， 我认为有必要以后抽时间更详细地介绍一下。而法国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的教育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进入职业高中还是普通高中是要在12岁的时候就进行选择，因 为两者的内容不同，而以往职业高中多半容纳工人阶层的后代，过去政府协调下工人的收入很高，因此进入职业高中的大有人在。四，当代法国工人多半以移民后代 为主，而且多半是郊区的年轻人，郊区问题正如我先前的帖子里说道，是一系列问题综合交错的结果，于是工人问题，种族问题，以及社会问题都可以往郊区问题上 套。曾经有人批评道法国的移民民主化政策其实是虚伪的希望移民能够占据大众阶层的位置，而使得法国自身的本地人占据上层的位置，这样的算盘是很精的，但是 造成的问题就是种族与阶级问题会一齐爆发。要知道法国虽然这麽多年来都宣扬其自身是社会主义的人权国家，但是其根髓还是过去的资产阶级和贵族思想。
后面还有两篇文章，待我稍后翻译。
第三篇：Gérard Noiriel 访谈，《工人阶级，绝对存在！》发表于1990年2月23日《世界报》上，由 Thomas Ferenczi 记录整理。
世界报：作为研究工人界的专业人士，Olivier Schwartz 的书籍似乎已经超越了北部工业区的工人群体问题，进而探讨整个工人群体的社会环境了？
Gérard Noiriel：这本书出版的正好是时候。 它展示了当今社会工人阶级确实的存在。但是我们却仿佛有着遗忘的倾向，这当中是有两个原因的：一方面，政治语调和舆论多半宣扬西欧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时值 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和东欧的变迁，又进行了相应的修改，抹去了其中的一些社会负担，一些歧视，以及不公平待遇，而这些负担的受害者正是当今的法国工 人；另一方面是对于移民的讨论话题，这些话题往往忽略了移民其实占据着工人阶级中的绝大部分也是最无产阶级的部分。社会方面总是引导着人们把他们限定到伊 斯兰教的框架里头（因为大多移民来自于北非，多年来法国本地人和移民之间经常以种族和宗教信仰进行划分），而往往忽视了在社会的范畴里头去研究他们。而遗 憾的是，在 Olivier Schwartz 的书中，又仅仅是把他们限定在社会的方面了，而此时他们的移民性质反而不见了，而且他们往往被记录人员主观判定，而记录人员却多半是波兰裔的。其实看看他 们的原先文化，以及他们的家庭观念是如何给他们的移民身份打上记号的话，还是很有趣的。但是的确他的目标不是为了专门分析作为个人是如何被社会所改变的， 他所采用的方法是与个人的经历相结合的人种记录学的方法。并不用去谴责什么，所有的人种记录学的报导都是能力有限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指明其中的限度，而 Olivier Schwartz 在其他作品中就指明了。
世界报：不过您也是先从工人运动开始进行您的调查，继而转到移民的角度上来的。
Gérard Noiriel：在研究洛林省的工人阶层的 过程中，我开始注意到那非常重要的移民成分。在法国，工人的历史如果跟移民的历史脱离开的话，单独去理解是不容易理解的。也正是因此我会单独地去关心那些 历史研究过程中大开的漏洞。我尤其是注意到了工人群体的“民族主义化”进程，这跟法国共产党的全民统一战线的语调是不无关系的。其中特别是采矿业，完全是 由外来工人支撑起来的：19世纪的弗拉芒人，两战之间的波兰人，以及当今的摩洛哥人。这也正是我们跟英国矿业的区别，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过像 Scargill 那样矿工的后代子嗣能够当上领导的。而当我们今天谈到移民现象的时候，我们往往忘记了首先用社会定义去形容他们，其次才是移民国家等等。比如说学校就是一 个很好的例子，当我们对比一个移民工人的后代和一个本地工人的后代的学业成功率的时候，我们发现前者的辍学率并不比后者要高。
世界报：Olivier Schwartz 在研究这两年的工人群体的情况的时候，发现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个人生活的价值评定，您是怎么看待的？
Gérard Noiriel：我可不认为这现象就像他说 的才短短几年。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私有化和个人化，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历史学家已经证明了在工人阶级的个人生活方面，工人们一直有防止被别人 过分压制和榨取的某些策略。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弄明白他们如何保障自身不被外界所侵蚀的。在19世纪的时候，街道都可以是私人的地盘。当然的确采矿业的世 界，就是 Olivier Schwartz 研究过的地方，已经成为了一个讽刺般的，早在1914年就形成的家族式的世界了，成了一个在公共与私人的空间之间徘徊的场所。在这种情况下，私人的东西便 都成了为了生产和生产力而服务了，就像马克思说的。但是同时，也有相反方向的，就是说工人之间的把这些空间组织起来为其个人目的服务的倾向。这两种趋向， 在我看来，在19世纪末就出现了明显的冲突。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我们确实更是偏向于减轻物质方面的负担，工作时间的减少就是这一思想的产物，目的就是 为了给家庭生活提供更多的时间。所以对于工人群体中女性的研究就成了Olivier Schwartz 书中的重要内容。
世界报：这种私人和私有化蔓延到了工人群体当中的各个部分，那么不正预示着该团体的结束吗？
Gérard Noiriel：与其说是工人阶级的结束， 我更偏重于说是它的崩溃。当然了，这都取决于什么是我们所谓的阶级。如果我们坚持所谓的一个能够组织起来的运动团体，拥有明显的团体特性和目标，那么回答 是肯定的，那个我们从十九世纪就一直称作的工人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如果就这一称谓来研究什么所谓的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的结束的话，就容易走入误区， 看不到当前的经过社会改变的新的工人问题的严重存在，但是这些问题绝对存在。在过去的年代里我们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封闭的世界，比如一个小型的居民区， 封闭了我们，但是同时也保证着我们的安全，防止被临近的大城市所侵染。今天想把工人阶级从整个大众环境中区分开来，是越来越困难的，一个超市的收银员，干 的就是类似专业工人的活儿，而且往往跟工人结婚。工人的身份无可否认的退出了原先的框架，不管是职业内容方面（过去在重工业领域常见到的宣传画，一个工人 父亲手里握着模板，但是至少十四年我没有再见到这样的画面了），还是在从事的专业方面（当今的很多技术工人的职业都有相通之处，却跟过去的工人相差甚远 了）。在政治方面我们看得到这种演变带来的影响，工业堡垒的清算削弱了工人运动，同时也削弱了甚至摧毁了以往工人的形象。而法国共产党多半侧重于与工业相 结合的大众文化，因为工人身份在这里最明显。今天还有一股力量妨碍了这些群体的集结和共同利益的捍卫，这就是以国民战线党为首的一股力量，而我们已经见证 了这些民众中极右势力在历史上造成的悲剧（这里他暗指纳粹，纳粹原意就是德国工人党）。
这篇文章我想解释的已经很充分了，我再着重补充一下其中提到的内容：一，他们说的“那本书”是社会学家 Olivier Schwartz 于1990 年出版的《工人们的私人世界：北部的男人和女人》（Le monde privé des ouvriers. Hommes et femmes du Nord），书中着重研究了北部工业区传统矿场中矿工的家庭生活。二，从他们的对话中也能看出，法国工人的历史同移民是分不开的，而法国社会这两年来研究 工人问题也是从种族问题引发的一些移民问题崭露头角之后才开始进行的。三，这篇对话虽然发表于1990年，但是其中提到的部分内容在先前的两篇十年后发表 的文章中都出现了，而这几年来法国的工人问题还是没有太大的解决。四，文章中 Gérard Noiriel 明确提出了当今社会的所谓工人与以往的工人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因为以往工业时代只有工人为大众阶层的绝大多数，而现在的后工业时代那种传统工人已经越 来越少了，但是现在社会的很多新的职业其实还是像以往工人那样仅仅有最低收入的工资，这些人是否也能被划分到工人当中呢？还是“工人”这个名词应当被取消 了，或者重新定义了？或者说“工人阶级”已经不存在了，或者“工人”仅仅剩下一个职业而已，而不存在所谓的“工人阶级”了？抛开这些围绕名词定义的问题不 管，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后工业时代虽然来临了，但是社会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根绝了马克思时代的“无产阶级贫穷”，相反，相当一部分人虽然从事了一些新出 现的职业，但是还是因为其收入的等级应当被划分到“无产阶级”行列，而因为法国和西方社会学沿用了“工人阶级”这一名词太久，往往混淆了“阶级”和“职业 ”的区别，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工人作为阶级虽然没落了，但是当今的很多工作人员仍然是大众的无产阶级，而且工人身上的问题也发生在他们身上，而此时政府和 各界却因为“工人不工人”的名词字眼问题而不能有效地划分群体，进而组织起这些“新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成为一个新的团体，在某些方面看，当今社会的新的雇 员，这些新的“工人”们正因为定义模糊而没有明确的团体，造成个人也丢失在这社会各个群体之间，孤立无援，其面对的社会环境和安全感要远远逊于以往有明确 定义的“工人”。
第四篇：Nicolas Rinahy 于2002年5月发表于 Ecoflash 杂志上的《工人世界近期的转变》：
1982年的在职工人约有七百万之多，而1990年变成650 万。到了1999年的时候，这个数量刚刚过六百万：就是说才十年的时间，社会职业分类中的“工人”类已经减少了约摸10%的数量，尤其是在非技术工人中。 但是今天我们给与此现象的解释更像是工人世界的重组，而不是真正的衰落。三种主要群体（指工业工人群体，手工业者群体，司机和运输业的工人，以及商店店员 和搬运工）之间关系的演变，决定了与往日的工人阶级分工化出现大相径庭的局面。回顾一下70年代时候的工人形象，非技术工人占据了整个工人群体演变中相当 可观的比率。非技术工人在1982年的时候大约有三百万人之多，尽管1994年工业重组以来又有了近三十万人从事工作，总体人数2001年的时候却下降到 22万人。要是从表面看，经济危机的这几年，从1982年算到1994年，这12年间少了整整一百万。而如果往深处去看，工人内部也重组了，2001年的 时候以往工人当中比率最高的工业专职工人已经不再是最高的了，取而代之的是搬运工，运输业人员等的“新工人”。而轻工业，建筑工和公共工程，机械制造和冶 金业的工人呢，正是他们首先受到从80年代开始的经济危机，和由此引发的比如法国东部和北部工业区的关闭和重组所带来的严重损害。
不易被察觉的群体
这二十年来，Eric Maurin 发觉到，工人阶级失去了原本60年代还属于他们的相当一部分基础，而转身开始分散到那些不怎么等级化也不怎么结构化的职业中去了，就是说与其在工业车间工 作不如去从事服务业。与工业紧紧相联系的职位的减少，实际上给新型的各种繁多的职业提供了人数，继而像包装工，卡车驾驶员和交通司机，送货员，园丁，以及 农产品加工当中的一些专业性强的职业，葡萄种植业，各种事务所和绝缘隔热设备等领域的人数都在增加。这种工人工作本质的改动就使得工人群体变得越来越难以 发现了，因为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泰勒式管理模式下的工人们都是以工作中的等级制度和相同经验为表现形式聚合在一起的。然而，从那以后工人们的工作环境 越来越手工业化了，其中很多的社会关系也被私人问题取代之。这种演化进一步拉近了工人与雇员和员工之间的距离，但是随之而来的影响也是整个大众阶层都变得 脆弱不已。
自工人和雇员相混淆以来，国家经济统计调查局（INSEE）表明，在最近的二十年以来，非技术性工种的工作环境是一天不如一天。这种演变主要跟短工的发 展，短期工作合同的出现，以及工作本身价值的贬值有关。拿短工来说：2001年，30%的非技术工种打的都是半工，而这些人其中差不多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对 其工作非常的不满意，他们其实希望干更多的活。那短工呢：1982年时，限时工作合同（CDD），介绍所，还有实习仅仅占非技术工种中的4%，而今天则是 27%。而工作质量也在下降：31%的从事那些纸面上标记没有任何技术性工作的人们，多半只有小学或者初中的文凭，只有10%是高中以上。加剧的劳动强度 同时伴随而来的，还有劳动本身环境的退化。这两种条件相互交错，由而引发了正如 Serge Paugam 20世纪末研究的那样，工薪族工作的不稳定性即是现时所需，也是现实之势。 而这种由新的职业介入方式引发的新的工薪族性质正好发生在这一群“新工人”身上。
引用:
你们说的是“工人阶级”吗？
工人们就像海蛇一样没落了……在1993年出版的《雇佣社会学》书中，Emmanuèle Reynaud 和 Margaret Maruani 讥讽过这个“宣布了一千次了但是没有一次实现”的结局。其实所谓社会阶级也是在理论中建立的结果，代表着认知学的角度，但是同时也是“确定的”（就是说我 们天天很规律的接触的事物，因此感觉它们就在身边）和“不确定的”（就是那些我们感觉并不存在在这个社会的事物，往往容易让我们迷惑，从而被排除到我们习 惯的社会之外）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于是我们在学术界和认知界一致同意用“阶级”去限定，而事实是越来越少的人愿意维持当初所说的工人阶级限定之内的特征了 （法国政治生活研究中心Cevipof的观点调查中展示过）。于是我们又去探究那些概念理论的归类是不是跟现实相吻合，令今天的学术界整天争论不休。如果 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主观的目的”去考虑，已经不再有一个明确的团体，也没有明显的个人身份标记了，但是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客观的条件”来看待的话，就 是说看他们的社会出身的话，还是始终存在的。但是因为那些死板的理论有明确界限的缘故，今天描述当代工人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Stéphane Beaud 和 Michel Pialoux 在这些年对于工人环境的研究中，在解释其演变的时候，就曾经认为其主观定义转变成了更客观的定义。与布迪约在50-60年代的对于农民群体的研究相联系， 他们阐述了该群体与政治斗争的逐步远离和埋没，同时技术性工人中大批的精英流失，而这些人以前可是企业当中工会的骨干，同时还是该团体能够组织起来的中坚 力量。失去了团体性质的“我们”的定义，一次简单的统计就能明显发现他们数量的减少了。陪剥夺了工作，又遭到针对其生活方式引发的歧视，缺少了代表人物的 力量，这个“阶级”早就不是一个“阶级”了。
企业的规模……
为了明白当代工业生产以及工人群体的转变，其中一个重要点就是工厂规模的演变，它改变了工人们日常工作的经历。企业的人数结构正在越来越往小的方向发展： 从1975年到1996年，拥有200名以上员工的工业生产部门在总体的比重从54.4%下降到了39.7%。但是在这些小型部门中，每个人承担的相对比 重则增大了，尤其是那些9人以下的超小型单位每个人的量度甚至翻了一番：于是工作的强度也就被深深地修改了。就像公认的工作性质发生了演变一样，工业生产 中的员工们也在手工业的胡乱鼓动下开始在人数上向第三产业的标准靠拢。可是中小型企业（员工在500人以下）在整个比重中的上升却预示着泰勒模式的大工业 生产企业（流水线作业，在完全有结构和等级体制下的矛盾式的工作环境）将逐步退出这一圈子。但是与中小型企业上升这种现象相伴的负面影响，就是这些小的单 元越来越需要大的金融体系和工业组织的支撑。国家统计调查局的一次调查工作表明了从1980到1995年间，受到这些组织控制的企业数量几乎增长了五倍 （从9200家增长到44700家）。那些组装汽车的企业，如今仅仅单独完成组装汽车工作的四分之一，但是却多少直接控制着所有其枝下创立的小型企业。
……以及工人工作的本质
小型结构企业的兴起，以及划分到相应的分支下（服装业，汽车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等等），却不跟劳动力的各种管理模式自然相对应，也没有引出一个与之相 应的更人性化的工作关系。正相反，我们感觉到的是一个更加严峻的工作环境，正因为它深深地进入了当今各种生产过程的每个环节，使得工会的扎根和对劳动的监 管都越来越艰难。那些（少之又少的）已经实现了的社会学固定调查始终坚持着生产力的强化，同时还有各个操作人员的个体化（从所谓的工人群体中“反阶级化” 出来）的观点。当然了，某些企业和工业部门始终在工会或者某一强势文化的严格限定和保护之下，来保证工人们的群体力量还能强制于此之上，比如电力部门。但 是这些部门如今太少了，使得人们不得不认为这种时代的确是一去不复返了。工人除了其独立性以外剩的一无所有，直接面对着即时生产中的各种负担（服从他现有 的工作时间，忍受临时工之后的失业）。一旦车间的组织方式开始应用的时候，流水作业反而更有成效了。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线”这个词，就是说的那种现代化的 工人们围绕着一条载满半成品的传送带的情景。从工人的参与和投入的角度来讲，战胜了泰勒模式的“丰田模式”意味着需要这些人自己制定妙计在最短的时间内流 水制造出最多的物品（通过想方设法成为“智囊”或者“超人”的方式）。至此仿佛等级结构更不易瞥见了，但是它绝对一直真实地存在着。以汽车制造业为例，Armelle Gorgeu 和 René Mathieu 展示了在这些部门当中的一种“备有争议的贴近”，就是说“经济，顺从的工作生产方式”完全是迎合着领导团队的要求而演变的。这种控制方式后再又延续到了劳 动力的管理方式上，不管从支配方式还是从合同的类型上，以及雇佣形式上（女性为主，多半高考以上），都能看得出来。同时为了成本和劳动力的考虑，这些工厂 多半位于偏远乡下，来的人们也多半是私自慕名赶来的年轻人（30岁以下），多半是女性，拥有的是普通教育的较高等文凭而且不希望沾染什么工厂和工会的文 化。雇用之前要经历一个严厉的筛选，来确定该人是否面对即时生产中的各种困难和负担都能忍受之，同时观察此人是否有更大的潜在价值，也更服从调动。经过一 个短暂的试工期就马上能看到结果，仅仅一晚上或者一个周末（自1993年起女性就允许在夜间工作）。统计调查局1991年受劳动部之托的一份调查表 明，1984年31%的工人要忍受着一天工作时间的无故拖延，而到了1990年比率增加到了60%。
群体工作的时代结束了
光荣三十年的时代打开了一个以往工人家庭简直不敢想象的空间：自己成为主人，享受大众一样的娱乐和消费。八十年代末期的教育民主化进程更是给这一次开放锦 上添花，工人的子女们从此被寄予了攀升到更高等级的重望。但是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经济危机在延续，先是失业率，工人家庭才发现很多工厂内部给与的承诺此时 都停滞了，然后工资也不再涨了。Stéphane Beaud 和 Michel Pialoux 的《回到工人环境》一书明显指出，以Sochaux-Montbéliard 的标致汽车工人们为例，工人群体的自我更新受阻，是首先从车间内部开始的。逐渐的经历了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工厂的重组把组织好的工作团队又分开了，同时 分离了部分生产单元以回避开工人们的抵抗。到了九十年代的非技术劳动力重组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靠提供临时工作来过渡的，大批的从教育体系下出来的年轻人， 过早熟地填满了该工作的空白。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呢，介入到职业工作中是那么的艰难，真正的目的都是是为了能够签署一份“真正”的合同（就是没有期限的）， 他们的锐气同70年代雇用的老牌工人的松懈，在工厂中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一个“新人”与“老人”的明显的二元对立的出现，阻碍了前者深入到车间中来，又冲 散了后者的力量，因为与这些临时工的到来相对应的，是节奏的大规模加快及团结力量的消逝。在这一段期间，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的惊人的顺从，使得工人越 来越成了一个个“物品”，同时也使得工资开始停滞而奖金制度开始出现。后者的出现，分离了等级与金钱的直接关系，也冲破了工人的团体界限：奖金是针对个人 的，于是乎对于整个团体工资的要求就被一个取决于工作质量和工龄的以个人为单位的体系代替了。但是我们已经看见了，劳动的不稳定性正是存在于在这种就业雇 用的不稳定性和浮躁性当中。当今经济的这种特性，必然不仅仅超越了工人本身的界限，还要摇撼着工人共同文化的基石。
面对雇佣方式变革的工人文化
八十年代的十年间，普遍的失业经历，不光仅仅意味着失去了工资，更意味着整个社会群体都失去了某些意义。在工人社会中往往性别与劳动分工有着明显的联系， 主要由男人们，来“照例”从事职业工作，而女人们则负责家务方面，但是现已严重受到工作不稳定的打击。在《工人们的私人世界》研究当中，Olivier Schwartz 明显表明了工作与劳动“都是有着明显的男权本质在内的”。工作是一个能够进入“社会特征”的场所。对于职业的自豪，以及使用工具的自豪（职业实践中某些技 巧的展现使得职业工人的形象一直到60年代都是非常高大的），都是男性形象的直接体现，不论是在工厂之内还是之外，甚至娱乐。正是那工厂之外的被叫做“辅 助工作”的部分，既不是更多的剩余价值，也不是给工厂的什么回报，而是在花园里种点菜啊，养点动物啊，装修装修房子啊，这些明显体现着男性技巧的小活儿就 是工人文化的精髓，把工厂生活和业余生活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总的工人环境。然而，仅仅从一个劳动力的服从性和自身价值去评定他，就像现在的这些隔离和禁 闭的手段的真正含义，就等于把一个工人从他能够表现其能力的空间里拉出来了，不管是在工厂内还是在工厂外都不能表现自我了。同时伴随着失业和不稳定性工作 而来的，也要面对的是，大批的女人占据了打半工工人的重要成分，女性就业的比率也在上升，使得她们不得不改变家务生活这个她们生理和文化的基础，与男性工 人文化的平衡点，甚至要停止这些实践，直接进入到与之相对立的工人文化中来。
家庭繁衍也出现问题
从1982年开始工人这一职业的数量就不停地往下降，今天他们的数量已经少于雇员这一职业了。但是如果我们不从个人的范围去看，而是从生活水平去看待的 话，三分之一的家庭的父亲可以划分到“工人”来。其实当今仍然有40%的孩子是在双亲中至少有一个是工人的家庭下抚养起来的。而且只有放眼于家庭的角度去 看待社会事实，同时考虑到社会化的形式和两代人间的关系，才能最完整地分析工人阶层的解体。直到现在在学校一直存在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通过一个可以快 速直接进入社会和工作的培训，从而能让子女快速地完成他们的学校教育，很多工人阶层的父母，都在其子女面对定位选择的时候一时都不知所措。于是乎职业高中 就成了一个流放的场所，仅仅是属于那些感兴趣的人的场所。很多大众阶层的子女，在初中的成绩不错之后，都更愿意升到普通高中中去试试运气，而过去那些职业 高中中的“精英分子”如今都想用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高考”。90年代期间有大量的学生涌入社会医学，会计学的专业，大部分人把这些专业看成是小型的 “高考”。这种专业定位的偏移现象绝对与80年代大众阶层的失业和不稳定工作有关，它收紧了大众阶层的子女职业就业的可能性，而逼迫他们不得不延长自己的 学习生涯。这也助长了学校“民主化”进程的希望。Stéphane Beaud 记录下了工人们此时此刻的真实想法：高中，也是属于我们的孩子的！
但是为了保留这些新的高中成员进行的专业减负措施最终还是失败了。最让人失望的是，过去介于初中和高中之间的筛选，现在在高中和大学之间还得重新来一遍， 尽管大学内容也减负了。但是对于后来的那些手里拿着高考文凭又回到车间来的人，那些新型工业生产的“受益者”来说，最终还是一种欣慰也是一种无奈：他们还 是离开了一个最终不受欢迎的环境。但是回到这种原先环境的过程也是艰难缓慢和生硬的，最主要的遗憾是原先工人的文化不能被准确传递。于是乎，现在这个群体 的支配思想主要是被孤立之后的“抓狂，遗憾和耻辱”，与这十年来工会的行为相呼应，一种内部的严重思想分离阻碍了这个共同团体团结一致共同思想的维持。于 是乎这种共同思想现在就成了围绕法国和北非国籍展开的了。这两年法国知识界争论的主题也是围绕着排斥和移民进行的，忽略了工人阶级的衰落，但是把注意力放 在工人这上面就会发现，这双方都能被该问题所概括。从社会工作中排斥出去的首先是工人界和他们的子孙；那些移民当中也是绝大部分是70年代为了满足工业的 需要而过来的外籍工人。当自称是现实主义的“法国工人第一党”的国民战线党开始吸引人们的目光的时候，当与此同时那些伊斯兰教徒们又开始吸引着第二代甚至 第三代移民后代加入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这是一个没有了精神遗产的工人阶级内部混乱不堪的窘相的集中表现。
引用:
高考毕业者在工厂
80%的人都过了高考……然后呢？Stéphane Beaud 深入研究了标致工厂里职业教育出身的和高考过后的工人后代。他注意到了年轻人中对于政治宣扬的“80%的人高考毕业”的期望。尽管通过选择普通高中教育接 受了知识分子世界的部分渲染，随后还是因为自身居住区的关系没有修完大学，这些年轻人进入职业生活非常的困难，徘徊在年轻派职业和工厂之间，他们已经客观 地被剥夺了阶级特性。随后的记录中说明了这些人在学校树立起希望的同时工人群体的精神遗产却被丢弃了……但是随后还是失望。Nassim，1991年时值18岁，拥有B1成绩的学生，阿尔及利亚移民的儿子，生活在 Montbéliard 地区的 Granvelle 区（标致老工厂所在地），提起社会科学最后的毕业论文时说到：虽 然社会运动性更高了，一代人传递给另一代人的形象还是那么绝对……说真的，我讨厌这个话题，一点也没有意思……我不喜欢这话题……就是人人做自己想做的 事。如果谁愿意像他父亲一样，当然可以。我对这个话题的理解就是：说来道去就是这句话“有其父必有其子”！但是我心里却想，有其父必有其子，为什么！我的 论文里既支持有反对，最后总结里我写的不……（考虑了一会）……我说不，因为学校就是一个特例[……]生产线，噪音，满屋的灰尘，脏东西，我对这些不感兴 趣，真的。[……]一台机器，或者机器人……我才不要！我要的是一间办公室，一打纸，还有一支笔，这是我的梦想。就是我那些朋友，他们也不想一辈子呆在工 厂。过去我们说只有这个工厂，确实几乎只有工厂，现在呢……现在有学校让我们可以升的很高[……]学校就是一个通行证……[……]成功，尤其是职业的成 功，对我来说靠的就是学校。我的论文里最后就是这么写的……社会学家跟随了这些痛苦的年轻人，十年后作者写道：实际上等级始终存在，（学校的）筛选过程仅仅是换了一种形式：原先那些高中群体中遭“内部排斥”的学生还是同样的在DEUG文 凭中失败了，结果又回到了介绍所。他们成了转型时期劳动市场的主要库存成员。一到工作的时候，这些“高考工人”用尽各种办法来逃避反阶级化，逼着自己保持 其教育文凭高度的气质，否则的话就会逼着自己去反抗，即使牺牲自我。回到工厂在这些人看来就是一种煎熬，因为他们已经见证了工厂生活的“下贱”，而害怕被 “知识分子”界所真正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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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东东 GU Dong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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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经济师、人才测评师
杭州市翻译协会 理事、副秘书长
杭州浙江大学校友会 房地产俱乐部主席
杭州市房地产学会 会员
《高等院校专业参考》主编
《当代留学生手记》丛书召集人
法兰西论坛 创始人 www.sinofrance.org
克丽奥工作室 共同创始人 www.lixQ.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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