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法女博士的命运之旅 复旦大学法语教授 朱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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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法女博士的命运之旅
张光武
一位名扬海外的法国国家女博士，一位备受学生尊敬的全国名牌大学女教授，一位孜孜不倦地遨游于译着和学术研究领域的女学者，她的人生历程绝非一帆风顺，相反，却是充满坎坷，充满艰辛，充满泪水，充满一次次的懊丧、失望和奋起抗争。她说：她真正信了，"文章憎命达"，千真万确。也许，这应该是所有与命运抗争者最终都将悟出的人生真谛。
我们的女主人公有一个与她外在个性相象的名字：朱静。
一、
七岁时父母离异，又因父亲错判而背上沉重枷锁
朱静是在抗战胜利那年呱呱坠地的，她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父母都是有医科学历的知识分子，父亲还是个医道极佳的名医。然而，童年的家庭留在她的记忆里的只是一个残破的如同苍白秋月般的影子，一声声伤痛欲绝如同杜鹃啼血般的哽咽，她清楚记得，那哽咽声分明是从母亲淌着汩汩鲜血的心底发出来的！朱静七岁那年，父母就离婚了，原因与许多破碎的家庭相似，父亲有了外遇。所以，当他前脚跨出自家的家门后，后脚就跨进了另一个女人的门槛，几年后，又组建了另一个新的家庭。好景不长，当他再婚不久，便锒铛入狱，失去自由，一下子从天堂跌入地狱，令他更感痛楚的是，他太早地收到了不忠的回报：在关于他的判决书下达之前，他就拿到了新的离婚判决书"。而他与那位新婚太太共同生活才只有七个月！那位曾使他迷恋得忍心背弃结发妻子和儿女的新夫人，则很快又嫁给了一个可以当她父亲的有钱的老头子。
一个精通医术的人未必就是一个聪明人。父亲入狱是因为出了"政治问题"，在那个年代，政治问题是足以要人性命，而出政治问题的人偏偏又多为连政治为何物都不知的胡涂蛋。1958年，父亲是穿著白大褂被公安局逮捕的，他在拘留所里足足关了两年才被判决，他被判了十年徒刑，去了安徽劳改农场。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四十年代，父亲因治好了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顽疾，获得了一张名誉军医委任状，就是这样一张委任状，曾被父亲不知高低地挂过墙上，落入过人眼，多年以后，便成了他的罹祸铁证！
父亲有政治问题，父亲是吃官司的！这就是紧箍咒，这就是让人抬不起头来、难见天日的钉钉铁板，沉沉枷锁！1958年，朱静刚刚进入中学不久，她至今记忆犹新，从那时起，那个跟她们早已情断义绝的父亲的政治问题，曾经是如何地使她们全家处于难堪的境地，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深入，又是如何地把大家压得喘不过气来！朱静兄妹四人，在校学习成绩都属颇优，但在历次升学考试中都相继败北，原因十分简单，成份不好！朱静的中学母校是上海市静安区的一所由女中改建的普通中学，进这所学校的学生大多成绩不错，却成份不好，跟朱静同校同届的，还有一位，现在鼎鼎大名的，写下《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等佳作的学者余秋雨。朱静的兄弟姐妹进大学无门，上山下乡却榜上有名，只有朱静上了大学。谈起往事，她仍十分感恩，她说，那是中学的校长和老师一再保荐她的结果。从另一面看，她的学业当时在全校之出类拔萃可想而知。
1963年，朱静考入了北京外语学院法语系。出身不好，令她在校园内备受歧视，她很自知，便夹紧"尾巴"，格外小心地做人，这样一来，倒也使她益发一心埋头攻读，在学业上大有长进。有如一条小小蜉蝣，1966年开始的文革恶浪又把她晕头转向地卷进新的漩涡，戴着"黑五类子女"的帽子，被打入另册的朱静精神压力重重，浑浑噩噩地，染上了肝炎，又浑浑噩噩地，随着学校下放到湖北农村接受再教育，直拖到1973年才算正式毕业，终于还是靠着专业水平过硬，被分配到复旦大学外语系，回到了阔别十年的上海。
二、与王金发孙子结缡，天有不测风云，爱子遽遭车祸
对于朱静来说，人生实在像是一出苦难的长剧，只有开始，难见结束。1973年以前的那一段等于刚刚拉开序幕，或者说，只是小菜一碟。
回到上海后，象许多"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的中国人一样，朱静与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男友王小安走到了一起，其时，她已年近而立，早该谈婚论嫁。婚后不久，喜添贵子，新降临的小生命自然为家庭送入了一缕欢乐温馨的沁香。
小安是当年辛亥革命风云人物王金发的孙子，同是书香门第出身，一册在手百事皆忘，小夫妻为家务事磕磕碰碰、争争闹闹在所难免，在朱静的心里，认准了这个家是自己在人生汪洋中备尝艰辛终于找到的一块生命的绿洲、一隅避风的港湾。朱静挚爱丈夫，不仅因为他个子高挑是理想中的伟丈夫，她说，小安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勤于思考，这对勤于笔耕的自己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不过！每每，当朱静在自己的文章动笔之前，首先总要与小安讨论构想，展开思想上的交锋碰撞，而正是这种碰撞，常常会如电光石火般地在她的心里撞击出点点火花，于是，如有神助，一篇文章便一挥而就。良宵难忘，难忘良宵。朱静说，她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的交谈。常常是，更深人静，客人走了，儿子睡了，那就是，她们最有兴味的时刻、、、、、、。当然，每一个热恋的妻子总会找出一百条理由去赞美自己的丈夫。
小安的学历不高，他从年青时起便长剑天涯、闯荡江湖，人生阅历要比朱静宽泛得多，何况，经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还在念高中时，小安就被部队选中去打篮球，复员后进了工厂。他属于那种不安于现状、不断求知的年轻人，他始终在上学，先是进了工学院，后来又进了画院，出了画院，再进管理学院。没有人盯在后面要求他这幺做，只是他的心灵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唤着他，不断地向前，向前，于是，他就这样不断地进行着自我完善。又以此影响着妻子，开拓着她的视野。朱静说，她从单纯学一门外国语言，到步入外国文学殿堂，从外国文学作品又深入到西方绘画等其它艺术领域，从单纯欣赏作品到进入文艺理论的探讨，这一切，都与小安有关。常常是，灯上夜阑，万籁俱寂，夫妇俩犹自海阔天空，神聊不已，不久便衍化成朱静笔下的文章，讲台上的讲稿。做妻子的有时也为丈夫抱屈遗憾，他有思想，却懒于动笔，也不善于动笔，甚而，有时难得写一点文章，还要妻子修改错别字才能拿出去。"要是我过多咬文嚼字，思路就受阻了"。于是，朱静便只能摇摇头。
夫妇俩不但有共同的精神世界，在物质生活上也称得上是同甘苦共患难。他们在十年动乱中结合，其时，小安赖以栖身的一间亭子间被"冲击"掉了，"新房"是间进门就要低头、不到一米高的阁楼，朱静怀孕后，还是每天钻进钻出，如同打地道战，直到孩子出世前两个月，实在是不能弯腰钻进阁楼了，只好住到学校的集体宿舍。待儿子王森出世后，母子俩便又钻进阁楼"坐月子"，可又难为了小安这个一米
八高的篮球运动员，一天里，不知要钻进钻出多少回，为爱妻端茶送水，为儿子热奶换尿布！
好不容易的，小安的单位分给他们一间晒台上搭建的"屋披"，那自然是简陋到连"房间"都称不上的，不过，总算是摆脱了"弯腰屈背"的日子。小安还算能干，而且，对新居充满信心。经过他的周密设计，一间10.6平方的小屋变成了三居室，先是四、六分成隔成两间，六平方的那间算是卧室兼书房，四平方的则是厨房。夫妇俩在厨房里装上了一只北方取暖用的火炉，既取暖，又可烧饭。至于第三间呢，原来那个倾斜的屋披最高处有四米高，小安别出心裁，把一只大床木棚用三角铁固定地架在半空，便成了儿子和保姆的卧室。每到入夜，保姆先爬上"楼"，下面的两位再把孩子递给她，于是，楼上安睡，楼下又开始了"海阔天空"。当时夫妇俩的月工资加在一起才108元，雇一个保姆，全月的工资，等于一手进，一手出，没有一点积余，日子还过得十分窘迫。而在朱静和小安看来，关键是能把精力用在了最值得的
地方。"人生在世多少年，勒一下裤带吧。"许多年以后，朱静还是这幺说。
朱静坦陈，作为妻子，她简直可说是"低能"。但小安对此从不埋怨，他对朱静说："我俩是半斤八两，你不要嫌我懒，我也不嫌你笨，我们就凑合凑合把。"
是啊，他们的生活中确实有许多许多值得回忆的美丽：他们的保姆很会帮着管家，还经常叮嘱他们不要乱花钱。星期天，他们也会想到改善一下伙食，那就是在弄堂口的小点心店吃上一碗馄饨、几两生煎馒头，那真是远远赛过今天大酒楼里的海鲜珍禽、满桌佳肴！觉得屋披的空间太小了，带着儿子到户外去，花上一毛钱，在公园里玩上一天，蓝天草地，心情舒畅极了。
儿子渐渐长大了，保姆也走了。后来，儿子进了托儿所，又升了小学，做父母的用欣喜的目光看着、盼着他快快长大。这时，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朱静对未来的事业信心十足，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她又将很大的精力用于翻译和写作。久旱逢甘霖，她自是不须扬鞭自奋蹄了。
然而，天意难测，造化弄人。朱静万万没有想到，正当她倾注全力翻译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作家米歇尔.比托尔的作品《变化》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向她袭来。1982年，她的婆婆患病去世，她带着年仅七岁的儿子从位于上海东北角的复旦大学赶去西区的新闸路婆家，那新闸路路面狭窄，车来人往，多有交通事故。小王森跟着小朋友穿马路，做梦也没有想到，一辆急转弯的24路电车驶过，把王森的左腿整个儿卷了进去！大祸遽降，七岁的孩子被送上了手术台，无可奈何地接受了高位截肢的残酷命运。闻讯赶到医院的小安，眼见鲜蹦活跳的爱子被截掉大腿，当场晕倒！此后，接连几天，来医院探望孩子的亲友师长近百人，任凭千呼完唤，也无法挽回既成的局面，更不能帮助那悲痛欲绝的父母从钻心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最后，还是儿子唤醒了失控的父母。血泊中的小王森睁开眼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读书。"截肢后的第一句话还是："我要读书。"学校的老师去医院看望他，他的要求是，把他的功课带到医院来！看到只剩下一条腿的儿子晃晃悠悠地坐起来读书写字，做父母的突然惊醒了：哦，儿子需要的不是眼泪，儿子需要的是父母和他一起去与命运作顽强的拼搏！
小安对朱静说："看来，我们不能当祥林嫂，只知寻求同情，那是最没有出息的。我们应该打起精神来走自己的路。特别是，我们的儿子今后的路比别人要艰难得多，我们要从现在起就保持清醒的头脑，要从小培养儿子坚忍不拔的意志，当然，首先是，我们自己要先坚强起来！"
三、
负籍西行，一波多折。谢希德一锤定音--两赴巴黎
儿子车祸后的最初那段日子是怎幺过来的？朱静至今难以回首--那几乎是一片空白。她毕竟是一个女人、一个母亲哪！凡是做母亲的都应能体会，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打击。朱静整天发愣，夜间无法入眠，她内疚重重，不断责怪自己，对着卧床的爱子，她时时自艾自怨，以泪洗面。多少回，她在心中默默地说："小安，森儿，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妻子和母亲，我对不起你们！"
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在丈夫的鼓励下，特别是，在一天比一天健壮、一天比一天乐观的儿子的影响下，她硬是在儿子的病榻前，把《变化》这部在法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小说译完付印。
人生总是如此，时而山重水复，时而柳暗花明。一年以后，一个机会在向她招手：到法国去！到巴黎去！去法国，去这个曾向全世界奉献过雨果、巴尔扎克、左拉、莫泊桑、都德、莫里哀、乔治桑以及数以百千计的文学艺术家的故乡、法国语言文学的发源地深造，多年以来，她真是连做梦都不敢去想啊！刚刚得知让她去法国进修的消息时，她惊谔得说不出话来，她真是喜出望外了。然而，当面对着残疾的儿子和过度操劳的丈夫时，她又好几次把到了嘴边的话缩了回去，舍下他们，适彼乐土，她于心不忍，于心不安，于心不能！最后，还是善解人意、体恤爱妻的小安开了口，放心去吧，我支持你！家里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终于，为了事业，为了不辜负数十年的寒窗苦读，也为了自己深深挚爱着的这个家，为了丈夫和儿子，为了家人的嘱托，朱静悄悄抹去了挂在腮边的泪水，咬咬牙，登上了西去的班机。
象所有负籍欧美的学子一样，朱静来到巴黎后，感到最头痛的一件事就是寻找住处。一开始，经友人介绍，她租住了一个保姆房间。在巴黎，那外观辉煌典雅巴洛克式的公寓的顶楼，都有好几间独立的小房间，那些熟读巴尔扎克和雨果作品的中国读者应该不会陌生。就法国人的习惯而言，那些小房间是给公寓里的住户所雇的保姆们住的，有些人家不雇保姆，就把房间出租。进入八十年代以后，许多中国留学生都住在那种顶楼房间里。朱静租住的那个房间特别的小，所幸的是有一个独立使用的卫生间，她原本已是感到十分满足，只是素有洁癖的法国主人不同意中国房客在房间里做饭，但那公寓地处巴黎的中心，没有学生食堂，这样一来，她的吃饭便成了问题。不想后来，她应约去见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巴迪先生，谈起初来巴黎后的生活起居，她一一如实告之。巴迪思索片刻，又抬起头来细细打量了一下坐在他面前的这位朴实的中国女性，而后轻轻咳了一声，平静地说，为了让朱静安心完成论文，他准备把自己多余的一个小套间借给朱静住，一直住到六月底，朱静把论文完成。小套间的设备齐全，吃饭问题自然也解决了。
朱静自是意外地惊喜了。小套间所在的那幢楼没有电梯，她跟着巴迪一口气登上了六楼，顾不上喘气，她就完全让套间里的陈设震住了：她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中国，那书架上，一排排，整整齐齐的，全是中文书；还有那古色古香的红木写字台，还有那两只中式玻璃橱，里面放的全是中国的瓷器！
巴迪的藏书真多哪！不但多，而且全，从徐志摩、朱自清，到闻一多、老舍，那些在近代和当代中国文坛有着重要地位的作家的著作，他都有全集，不但如此，还有各种版本，有北京的、台北的，还有香港的、日本的、、、、、、朱静兴奋极了，因为她从来没有机会看到这幺多名家的书，而且，特别是，她听到，巴迪允许她可以随意翻阅他的书！
于是，塞纳河畔，与闻名遐迩的巴黎圣母院毗邻的巴黎第三大学里，又多了一位埋头攻读的中国学子。在图书馆，在阅览室，在巴迪先生的小套间里，她一头扎入浩瀚的书海。春去冬来，她无意去浏览卢森堡公园的迷人景致，她错过了圣诞之夜香榭丽舍大道万众欢腾的场面，然而，就在短短的六个月里，几位法国教授一致信心十足地鼓励她申请攻读博士学位，而在同时提出申请的七位进修教师中，她是唯一获得批准的。法方为此还延长了她一年的奖学金！
1983年，在巴黎进修的当年暑假，朱静去法国南方城市尼斯会见了《变化》的作者、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米歇尔.比托尔。为此，巴黎的外国留学生中心特意事先跟比托尔进行电话联系，征得了他的同意，安排妥了约会时间，为朱静预订了旅馆，买好了巴黎--尼斯的来回火车票，还给了她三天的食宿津贴。在尼斯，在比托尔屋前的花园里，朱静与这位她所敬慕的法国作家一连谈了三个下午。
1984年，经过多少个日夜的苦干，朱静的博士论文初稿已经写成，导师提出了修改意见，定下了三个月以后论文答辩的日期。朱静觉得十分兴奋，要知道，对于她来说，终于能够等到这一天，那是多幺的不易！然而，也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从国内发来了一封信，内容很简单：立刻回国。理由也简单：教研室工作需要。几十年的习惯，令她即便有一千条反驳的理由，也只能服从。轻轻叹了口气，朱静开始闭门打点行装，准备回国。她无法去向那些师友们辞行，要是别人问及她为何中断行将告成的学业，她又将何辞以对？临行前，她为儿子在巴黎买了一条假腿。提着那条假腿，晃晃悠悠地走在繁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她想起儿子和丈夫，想起她所经历的许多往事，她又抬起头来，望着蓝天，望着眼前熙熙攘攘的人流，她突然觉得，命运对她实在不公！几天以后，带着几多遗憾，几多惆怅，朱静神情恍惚、满腹委屈地步入戴高乐机场。
回到复旦后，朱静要求见谢希德校长，其实，关于她的情况，谢校长已经事先知道。一见到朱静，这位德高望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就走上前去，亲切地拉着朱静的手，十分恳切地说：
"误会了，你再去！
听到谢校长的这句话，朱静本来准备诉说的许多许多话，一下子，都变得烟消云散了。
就这样，谢希德校长一锤定音，朱静再次赴法国去接受论文答辩。不过，这一次是自费性质，原来还没有用完的半年的法方奖学金1.8万法郎被取消了，国内这边，则是留职停薪，为了买一张飞机票，花去了她将近四年的工资。当然，更伤脑筋的是，没有了奖学金，对于她来说，就意味着失去了生活保障，失去了依靠。还须一提的是，当她再度踏上法兰西国土时，那已经是一年以后的事了。
在从上海飞往巴黎的飞机上，朱静的心里反复思考着一件事：到了法国以后怎幺办？对此，她的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她十分清楚，这次去法国，跟第一次身份不一样了，第一次她是公派留学生，尽管生活津贴不多，但在法国朋友的眼里，她是中国名牌大学的教师，法国朋友尊重她，并不是她本人有什幺了不起，而是因为她有后盾，那后盾就是中国，是复旦大学。法国朋友与她交往感到放心，因为他们知道，她不会依赖他们。而现在，她的身份变了，原来的朋友是否能继续交往下去，那就要看他们对自己的了解，看他们是否珍视那份友谊了。想到这里，朱静反复对自己说，一定要不卑不亢，不要低三下四，不要轻易求人，一定要保持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她鼓励自己，要把即将面临的困境当作一种难得的人生经历，能够体验一下也好。
在飞机上的十几个小时，朱静几乎没有合上过眼。真是思绪万千，神接今昔哪！她盘算着，一到巴黎就该马上找到住房，她想到自己当年曾在农场锻炼过，她们住的房子，从里面向外看，都能望到蓝天白云。到了雨天，拿块塑料布扎在蚊帐上，接雨水。雨水积多了，塑料布陷下去一个大洞，再取个小脸盆把积水倒了......想到这里，她莞尔而笑：那样的日子都过过了，那样的房子都住过了，还有什幺日子不能过，还有什幺房子不能住？她又开始盘算要马上找到打工的机会，那活儿，也许是陪一个脾气古怪的法国老太太聊天，看电视；也许是在餐馆当服务员，端盘子；也许是给一对法国夫妇带小孩......她突然觉得自己精神变得很好，她作好了一切思想准备，她进入了新的角色，她明白，一下飞机以后，她便不再是大学教师了。
后来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她的意料--到了巴黎后，朱静就和中国和法国的朋友们取得联系，朋友们钦佩朱静的决心和勇气，特别是那些法国朋友，十分欣赏朱静那种自食其力的态度，主动地伸出手来，给了她许多帮助。而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机会比金钱更重要，金钱会用完，一次机会却常常会意外地给人带来更多的源源不断的机会。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她很快借到了房子，办好了居留手续，找到了一份上中文课的工作，生活安定下来，论文修改得很顺利，答辩的日子也定好了。
1985年6月，巴黎第三大学，亚洲文化中心图书馆。紧闭的门隔开了走廊的脚步声和各种肤色学生的交谈声，在这里，在三位法国教授的主考下，朱静从容而出色地完成了论文答辩，当着许多为她的成功而喜形于色的国内同行和法国教育界人士的面，她被告知已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出得房门，她环视走廊，不由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走廊两旁，象往常一样，贴满了各种海报和通知，其中还有不少中国留学人员的求职和自荐信。是啊，为了通过博士甚而DER
（法国大学规定在获得博士研究资格前必须经严格考试通过的一项资格），在法国，在巴黎，有多少来自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的留学人员必须依靠在餐馆、商店、超市、服装厂打工或是当家教、保姆和清洁工去支撑漫长的学业啊！而朱静却在常人意想不到的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获得令人称羡的博士学位，充分显示了这位年轻的中国女教师在专业知识上的潜力！消息传开，法国的新闻媒体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法国文化电台的记者对她作了专访。之后，有关方面向她提出继续留在法国工作的要求，挽留是真诚的。但是，人各有志，朱静显得不无动情，她还是婉谢了。她依旧从容地捋一下头发，低下身子，打点好自己的行装，义无返顾地回国了。
"是啊，偏偏在出国潮方兴未艾的时候，偏偏在许多人打赌我不会回来时，我却回来了。在国外，生活再好，但终究不是自己的祖国，心里不踏实哪！"她以极平和的语调说。
四、
噩运天降--小船方入坦途，船老大遽然离去......
六年过去了。
在这六年里，朱静的家庭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原来，随着复查工作的深入，朱静的父亲彻底平反了。结论是，他原来吃的官司是错误的。这对于多年来仍与他藕断丝连（或者说，长期以来一直受着他的牵连）的全家人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朱静兄弟姊妹连同母亲都如释重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平反以前，父亲在劳改农场是以医术著称的。尽管那时他的身份还是个犯人，远近几百里，前来登门求医的病人络绎不绝，就连省里的官员也经常坐着轿车去找他看病。事情的起因是队长小儿子的一场急病。正是那场病，一下子改变了父亲在劳改农场的境遇--那天夜里，不知何故，队长的小儿子忽然闹肚子痛，痛得满地打滚，队长一家急得手足无措，请来了农场医生，医生也显得束手无策，边上有人插了一句话，"队里的'老聋'是上海来的医生，何不让他来看看？"一句话提醒了队长，正所谓"病急乱投医"，一声令下，把'老聋'从被窝里拖了出来，'老聋'就是父亲。当他莫名其妙地被叫到队长面前立正站好时，都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自己无意中又犯了哪一条规章？直到队长厉声喝道："老聋，你听着，你给我好好治孩子的病，只准治好，不许治坏......"父亲先是一惊，继而看了看面前的病孩，马上松了口气，他赶回宿舍，拿来了几片药片，放在温水里化了，给孩子灌下肚去，其实，虽说他心里已有九分把握，但仍是觉得心神不宁，他不敢坐下，只是目不转睛地盯住孩子看，一开始，孩子似乎闹得更凶，队长眼里都要冒出火来，简直象要把父亲活活给吞了！父亲不敢抬头，他明知结果，却仍心慌意乱，口诵"上帝"不已......多年后，他重提此事，显得不无得意，"其实，队长的儿子没有什幺了不起的大病，只是肚子里的蛔虫多了，引起肠绞痛，我给他服下几片驱蛔灵，蛔虫一打下来，孩子自然又鲜蹦活跳了。"他说到得意处，眼睛便眯成了一条缝。不过，也确实因了那几片驱蛔灵，父亲从此便不用再去挖土方，成了劳改农场戴帽子的医生。人都是吃五谷的，在看病吃药这点上，看管人员和犯人没有什幺两样，而珍视生命更是人心皆同！父亲的铺盖搬出了作业队，日日夜夜守侯在场医室，随叫随到。不久，远近几百里，在这地处偏僻的山区，老百姓都知道劳改农场出了这幺一个医道高明的犯人医生！
父亲有点而聋，他原本倒是耳聪目明，四十岁不到，遭了牢狱之灾，便成了这模样。于是场里场外，大家都叫他"老聋"。他倒也无所谓，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亲热表示，苦头吃多了，原来的那份傲气自然褪尽，剩下的便只有麻木不仁的阿Q精神了。后来，劳改农场内外，经他药到病除的人确实不少。老聋"这个称号便不胫而走，一直传到了省里。
"我在里面享受的待遇与一般犯人不同，过年过节，场里吃肉，别人只有一小块，我和干部一样，有一大块！"说这话时，他的小眼睛又眯成了一条缝。
父亲平反回到上海，去投奔谁呢？三十几年中父母在感情上的创伤、又哪是几天、几句话能弥合得了的？工作单位给他安排了住所，而对他来说，真正意义上的家又在哪里呢？
有一天，父亲不请自来地到朱静家里去了。回到上海以后，他一直以自己的子女中出了朱静这样一个出过洋留过学拿了洋博士学位的女儿为荣。朱静送了他一只帆布背包，那是一只很普通的背包，是法国航空公司送给每一位搭乘他们班级的乘客的，背包上"Air
France"（法国航空公司）一行字。于是父亲到东到西都爱挂在肩上，逢人就说，是女儿特意从法国带来送给他的。这回，他自然又把"Air
France"斜挂在肩上，只是手上还多了一只塑料菜篮
一边打开篮子，这个头发花白、眼泡肿胀、面容疲倦、大肚子挺得高高的老头便一边开始唠叨："你们生活和我一样，有一顿没一顿的。我一个学生的父亲看着我实在没有办法，就隔天来帮我烧几只菜。今天我特意请他多烧一点，分一半给你们。森森鼻子出血是营养不良症，缺乏维生素C，赶快多吃一点素菜。以后，我每星期给你们送两次菜。菜篮子里的菜倒很丰富：咸菜炒肉丝，菜心香菇，红烧素鸡，绿豆芽炒韭菜。
望着父亲气喘吁吁却仍兴奋不已的样子，朱静感动了。上海的公交车辆挤得要命，他挺着大肚子提这幺一篮菜来谈何容易！人到老来，什幺都不缺，惟独缺少天伦之乐。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充足的理由，每星期两次给女儿家送菜！后来，父亲还曾经给朱静送去过一锅牛肉汤，实在难以想象，他提着这汤汤水水，在公交车上会受到多少责难！朱静七岁起就失去父亲，"父爱"这个词对她来说，实在显得陌生，直至四十出头，她才体会到"父爱"的滋味！虽说体会得晚了，但毕竟体会到了。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朱静兄弟姊妹都正处在身体发育成长期，家里粮食不够吃，看着大家面黄肌瘦的样子，妈妈暗自心疼。后来市场上开放了高假糕点糖果，妈妈有时下班回家，就带五十克糖果给孩子们吃，每人可分得两颗。妈妈自己则很少吃一颗。常常是，下午四、五点钟光景，几个肚子饿得发慌的孩子就等在了门口，就象几只孤单的小雁。多少年来，他们尝够了"家无男丁受人欺"的滋味。朱静的心里，一直盼望有个父亲，有个男子汉来支撑这个在风雨中飘来荡去的家哪！
回到上海后的父亲有时也以"老同学"的身份到母亲家中去走走。看到他去了，母亲心里显然很高兴。有时，过了吃饭时间，也会吩咐朱静的妹夫给他倒茶，让朱静的妹妹给他下面条，甚至还关照他们，父亲喜欢吃这样不喜欢吃那样，不过她自己并不动手。父亲呢，知道她退休在家喜欢看画报，特别是俩人青年时代爱看的好莱坞的影坛逸事，每次去她家，总要买上很多带给她看。
有一次，房里只有朱静和他们俩，朱静原想说些什幺给他们提供话题，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还是父亲先开了口：
"上次几本（画报）有意思吗？"
过了好一阵，母亲才冷冷地回答：
"我还没有看呢。"
父亲自然就没词了。朱静暗自想，那几本画报，明明看见母亲翻看过好几遍了，又何苦如此呢？不过，她也明白，当年父亲移情别恋，另觅新欢，对母亲的打击太为沉重。离婚以后，母亲一直没有再嫁，虽然她的身边有四个孩子，但她的内心仍是异常孤寂。父亲被关进监狱，他的那位新夫人没有去看过他一次，倒是母亲，去看了一次又去一次。他被押往劳改农场去时，又是母亲赶去送他。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们对有政治问题的犯人都是避之惟恐不及的呀！时至今日，父亲已经回来，也有人试图劝他们复婚，尽管母亲内心仍对父亲旧情未断，但自尊心却令她不愿轻易许诺。父亲这边，也曾宣称没有人可以阻挠我找老伴。"可事实上，他心里明白，如果他另找老伴，他失去的便不仅是朱静的母亲，而是自己所有的子女及孙辈！再则，他心里更明白，母亲其实一直在等着他。母亲知道他星期三、星期日休息，总是不动声色地探听他去了哪里，当得知他每逢休息日总是去给朱静送菜，脸上紧张的肌肉便顿时松弛下来。
有一次，朱静请弟弟和母亲去吃饭，父亲当然也在她家。后来，弟弟一个人来了，说是母亲发热好几天了，需要静心休养。朱静一听，抓起电话就打给母亲，一来向她问安，二来也是为了让她知道，父亲在自己家里。其时，父亲刚上完厕所，都顾不上系裤带，提着裤子奔到电话机旁，接过电话，出人意表地问道："你香蕉要吗？我让小明明给你带点香蕉来......他的嗓门原来中气十足，这时忽然嘶哑了。
还有一次，父亲对女儿女婿吐露心中的内疚：
"我是周扑园。静静，你是搞文学的，也许，只有你会理解我，我对你妈妈就象周扑园重见侍萍时的心情，不在一起，我们还可以保留一点真诚的感情，合在一起，万一再吵架，那就不可收拾了。我们都快七十了，谁都经受不起了，还是就这样开开心心吧......"
又有一次，他对朱静夫妇说：
"我这个人真没有办法，我对谁都内疚。对你妈妈内疚，对她也内疚，对你们也内疚。我成了'周内疚'。我与她生活一共只有七个月。真可怜，她年纪轻轻嫁了一个老头子......我好几次想去看看她，但她另外有了家庭，我不能破坏别人家庭...
父亲说的她，就是他的第二个夫人。说这番话时，他刚刚得知，那女人死了。
面对上一代的恩恩怨怨，朱静感慨万千，她不由得把贴在小安肩头的脸贴得更紧：哦，经历了多少风雨，我们这艘小船方始渐入坦途，但愿今后，这艘船载着我和亲人们，行驶得平稳些，更平稳些吧！
生离死别，人生难免。但不该事先没有预兆，更不该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
正当朱静在教学、科研和著述，在事业上扬起风帆，正当她时时为有一位体贴、挚爱自己、全力支撑和维护着这个家庭的丈夫，为儿子的一天天长大成人而深感自豪和喜悦的时候，天违人愿，一场几近灭顶的灾难突然向她袭来。
1991年5月的一个很平常的晚上，小安回到家时已经很疲倦，但他还记着要为老丈人送去一点老人家喜欢吃的小菜，一声不吭地，他骑上自行车去了。晚上11点过后回到家时，他显得越发疲倦，一头倒在床上，便呼呼睡去。第二天一早，7点钟，他喝了一杯浓咖啡，吃了一只面包，象往常一样，朝着正在厨房里忙活的妻子说了声"再见-"他去了。
三个多小时以后，朱静正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授法国文学，一个人冲进来打断了她，他带来的是一个不祥的电话通知，是从小安工作的龙华烈士纪念馆打来的：
9点多钟时，小安正好好地接待着一位客人，一位从外地来的烈士家属。忽然地，他就倒下了。现在，人已送往附近的第八人民医院抢救。
手足冰凉的朱静在学生的陪伴下，晕晕糊糊地赶到了医院，她万万没有想到，躺在她面前的，竟是已经停止了呼吸的丈夫！
为什幺？为什幺子残夫亡，种种家庭悲剧都让她一人摊上？天何无情，天何无情若此！
"我哭，我喊，再也唤不醒朝夕相处的亲人了。小安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失去了小安，整个世界仿佛崩塌了......"
遽失亲人，朱静心情之悲恸欲绝，天人共鉴。
十年后，世纪之交的今天，从国外到国内，一些医学界人士开始重视并研究小安这样一类猝死现象,将之称为"过劳死"，也就是因过度劳累而死。
小安因过度劳累而死，小安也是为爱而死，他为这个他深深挚爱着的家奉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甚至生命！
小安走了，也带走了这个小家庭的一派温馨气氛，带走了朱静的一颗淌着血的心。
风狂雨骤之后，小船方入坦途，船老大遽然离去......
时间是弥合心灵创伤的一帖良药，亲人和也似亲人的学生门的爱则是化解痛楚的春风细雨。
"我在冷清清的屋子里呆不住，我再也无法静静地坐在书桌边备课、读书、写文章了，我泪眼模糊地走到楼梯口，等待小安回来。突然间，我发现信箱里有东西，我开了信箱，是一张寄来的明信片：'朱老师，愿你的太阳依然升起。'从那天起，我每天都收到一张我的学生寄来的明信片，一共是十二张。'珍重-朱老师，我们需要你。''朱老师，面对你耳目一新的讲课，我们说-有用。"这一张张明信片拭干了我的泪水，使我又回到书桌边，使我又重新走进了课堂......"
又是十年过去了。噩运最终未能将朱静击垮，这个外表文静的女子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坚强。面对现实，面对命运的挑战，面对事业和人生，她的回答，冷静中透着坚毅：
"这几年，外面的世界变化无穷，生活的重压使我迷惘、困惑，我曾经动摇过，犹豫过，但是我舍不得我的书桌、我的讲台，我更舍不得我身边的学生们。"
她又说："我的生命很短促，精神抖擞的小安顷刻间撒手人寰的时候才四十八岁，但他给周围的人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作为教师，我要努力使我和学生们在课堂上共同度过的生命时光更充实，更有价值。"
今天，朱静已经又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她的爱人是中国科技大学的教师，她的儿子王森不久前从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最近正接受了一个很有挑战意义的编程课题。
作为复旦大学外语系的教授，朱静的教学任务很重，她要给本科生开课，还要带研究生，还要搞科研，写论文，从事著述，这样，她只能安排每年暑假去安徽中国科技大学与爱人团聚。也许，她的一生就是注定忙碌。
爱是人的生命现象中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同时，又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人需要爱，也需要被爱。因为，只有爱，才能使人认识生命的真谛所在。朱静是一个爱着，也是一个被爱者；她爱过，也被爱过。她爱过、也爱过她的一些人走了，但他们的爱将永久地留在她的生命中，变为她生命的一部分。这位爱者和被爱者向世人证明：爱是生命的动力，爱使她艰难却自尊自强地行进在生命之旅中。
爱在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