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期（2007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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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2, 2007, 1:11:03 AM1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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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邮报（第37期）
孔历2558年（西历2007年）11月2日邮发
孔历2558年（西历2007年）11月2日邮发
儒家情怀 儒学理念 儒教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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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门”争议专辑之二
◆孔子与儒绝非黄坚所说的两码事——就“思想门”再答《新快报》记者问（陈明） 2
◆下一个国学话题：秦始皇有几根头发？（王达三） 4
◆新儒家代表陈明怒斥《思想门》作者为"小愤青"(新快报） 6
◆下一个国学话题：秦始皇有几根头发？（王达三） 4
◆新儒家代表陈明怒斥《思想门》作者为"小愤青"(新快报） 6
■“儒教重建”专题
◆为什么要容忍异教徒?（盛洪） 8
◆岳麓书院国学讲会：“亲亲相隐”（郭齐勇） 12
◆对于儒教之为教的社会学思考(杨凤岗) 22
◆《对于儒教之为教的社会学思考》读后（陈昭瑛） 33
◆回应台湾大学中文系陈昭瑛教授的书面批评（杨凤岗） 34
◆擎刀舞剑的女子——记台湾学者陈昭瑛（陈惠玉） 39
◆出塞曲（陈明） 41
◆岳麓书院国学讲会：“亲亲相隐”（郭齐勇） 12
◆对于儒教之为教的社会学思考(杨凤岗) 22
◆《对于儒教之为教的社会学思考》读后（陈昭瑛） 33
◆回应台湾大学中文系陈昭瑛教授的书面批评（杨凤岗） 34
◆擎刀舞剑的女子——记台湾学者陈昭瑛（陈惠玉） 39
◆出塞曲（陈明） 41
■“计划生育反思”专题
◆全面反思计划生育《大国空巢》摘要（易富贤） 43
◆《大国空巢》序言(茅于轼) 48
◆如何看待中国的人口危机——《大国空巢》序（仲大军） 52
◆《大国空巢》后记（易富贤） 56
◆《大国空巢》序言(茅于轼) 48
◆如何看待中国的人口危机——《大国空巢》序（仲大军） 52
◆《大国空巢》后记（易富贤） 56
■消息
◆褒扬孝行本年度台湾地区"大孝奖"得奖名单出炉 69
■“思想门”争议专辑之二
◆孔子与儒绝非黄坚所说的两码事——就“思想门”再答《新快报》记者问（陈明）
陈明（《原道》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记者：您对《思想门》作何评价？
陈明：《思想门》这本书本身既不是学术也不是思想，而只是一种情绪、一种意见。说它不是学术，是它没有论证，表述也不合学术规范；说它不是思想，是它没有任何独创性。说它是一种情绪，是它的修辞是要表达一种主观的好恶。说它是一种意见，是它在这一切基础上的好恶完全来自一种个人化的任才使气――这与五四时期鲁迅等人因保种而对传统文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大悲愤无论从那个方面来讲都不可同日而语。
记者：您觉得《思想门》的观点及事件本身有无一定的代表性，若有，其渊源何自？
陈明：《思想门》反映的是近代以来对传统态度的主流观点。虽然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使这样一种否定、轻蔑的态度有所改变，譬如人们对文化与科技发展、文化与专制制度等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考察，对于文化与社会组织、文化与民族认同所具有的功能意义有了新的体认，文明冲突论和软力量等理论和概念的提出，以及民族复兴作为执政理念的确立等等。但是，相对于从五四经文革再到八十年代的反传统、批传统，这一切还只是一个刚刚开始的转折，人们对它的理解评价难免有快有慢有好有坏。
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想门》有一定代表性。我不能接受的，一是作者对这一重要问题作完全个人化的解读，炫技卖弄；二是把这一个人化的解读当成所谓学术，招摇撞骗。网络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他像芙蓉姐姐般找到一群粉丝之后就以为自己真正具有了明星气质而煞有介事的张罗什么学术辩论会。很不幸，我不可能像别人那样乡愿地写序写评论推荐，而是当头棒喝，指出皇帝实际一丝不挂什么都没穿！
记者：您对于自己在讨论会上的表现有何评价呢？
陈明：因为太轻蔑了，所以说话有点语不成句，有点口不择言。对于不知天高地厚、对古圣先贤尖酸刻薄的浅妄文人，这也许是最合适的方式。
这里我把自己的发言稍作归纳：1）孔子与儒绝非如黄坚所说的是两码事；2）儒家打劫传统之说纯属耸人听闻哗众取宠，不把“打劫”二字定义清楚，根本无法展开讨论；3）儒学是三代传统的传承者，孔子是这一传承中的关键人物，王夫之“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是对孔子与儒、儒与传统关系的最佳诠释；4）李学勤先生如果没看《思想门》而作序是不严肃的，如果看了书还这样作序是更不严肃的。
记者：近来在“国学”这个大题目下发生了不少文化事件，引起了不少的讨论，比如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讲《论语》、有人说李白是“古惑仔”等等，连同《思想门》的出版，您能否为我们作一个综合的评析？
陈明：国学是一个描述性概念，更是一个评价性概念，既指传统，更指传统对于民族生活和生命的意义；二者相关又不尽相同。易中天、于丹受欢迎，说明社会对“国学”已经形成巨大需要，他们做得怎么样则是另一回事。至于《思想门》之类事件，无论从五四以来的反传统心态惯性，还是后现代的虚无主义倾向以及网络时代的无厘头趣味来说，都是十分自然的。需要追问的是，我们自己在这里应该如何去选择？
记者：国学热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对当前国学热的一些问题持何观点？国学热对于我们当下的文化建设事业有何积极意义？儒学在其中是何地位？
陈明：经济的发展、意识形态的调整、全球化的冲击，使人们对文化的理解获得了一种不同以往的维度。对于我们的民族甚至对于人类文明来说这都将是一个具有历史影响的转折，所以它的成形完善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社会周期。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对于儒学的地位和意义的定位把握问题。从外部讲是儒学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承担什么功能？从内部讲是儒学如何扮演其角色如何实现其功能？就现阶段言，我要说一切尚难尽人意；从长远看，我谨慎乐观。
◆下一个国学话题：秦始皇有几根头发？（王达三）
下一个国学话题：秦始皇有几根头发？
文/王达三（中国儒教网站长，儒教复兴论坛总版主）
近几日国学圈内出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题，比如：有关专家考证《柳氏家谱》后，发现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不具于谱，因此是个千年谎言，甚至是宋代理学家的道德骗局；媒体从业人员黄坚出版《思想门》一书，认为“孔子打劫了儒者，儒家打劫了传统文化”；北京大学李零教授通过考证后，认为孔子的身高和姚明差不多。
国学红遍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国学话题自然也就层出不穷。但是，出现了如此众多缺乏依据、了无价值、耸人听闻的国学话题，却不能不使人怀疑所谓“国学热”只是一种虚热，而不是真正的“国学复兴”，甚至是背离了“国学复兴”应有的价值持守。
难道《柳氏家谱》没有记载柳下惠吃饭，他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南宋《柳氏家谱》没有记载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但是西汉毛亨的《毛诗故训传》却明载此事。缘何宁信近书而不信古书？如果朱熹题字《柳氏家谱》就是宋明理学家编造“坐怀不乱”的道德谎言，那么今人为古书写的前言、序言、题词等又何止千千万？难道今人都涉嫌编织谎言？
清代有些考据名家曾认为商朝根本不存在或只是传说，但二十世纪初殷墟特别是甲骨文的发现，却有力地回击了这种怀疑。人们一直认为东晋梅赜所献《尚书》是伪造之书，但近年出土郭店楚简中有的战国时期的书简残片却引用了梅赜本《尚书》中的不少句词，证明梅赜本《尚书》极有可能是古本和真本。
今人怀疑古人古书不是不可以，但动辄怀疑乃至厚诬古人的做法却要不得。胡适也怀疑古人古书，但他有个基本前提，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谈古人、做学问、写文章都需要贯通古今、小心求证、缜密推理，这是研究国学的基本要求，也是做人的基本道理。
李零根据《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长九尺有六寸”的说法，精确计算出孔子身高221.76厘米，和姚明的个子差不多。一个大学教授、考据名家竟然花费心思求证这些鸡零狗碎的问题，真不知道是国学的笑料还是败笔。看来，保不准李教授哪天就会拿出证据说张飞使用长八蛇矛是真是假的问题来了。
孔子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这是大多数人的一个共识。黄坚“孔子打劫了儒者，儒家打劫了传统文化”的观点无疑有贬损孔子、颠覆传统的“逆取效应”，因此备受关注并引起激烈争议，以至于大陆新儒家陈明在《思想门》一书的座谈会上因对话艰难不得不拂袖而去。但是，黄坚本人则几近一夜成名，或者说也是一个“腕”了，这就是制造耸人听闻的国学话题的轰动效应和个人利益诉求。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比如恶搞或厚诬古人、天价国学班、国学书籍粗制滥造、国学研究者频繁走穴，等等。这些现象凑集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国学大拼盘”，轰轰烈烈，热闹异常，看似国学复兴，实则是对国学的一种亵渎。进而言之，制造无聊国学话题的人是在吃国学饭，而关注无聊国学话题的人则是在看国学戏，但国学的真精神无人问津、悄然走失。
国学即是中国固有的学问体系和文化命脉，是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职是之故，兴我国学即塑我国魂，或者说，国学精神的自觉和复活，本应是国学复兴的主体内容和基本诉求。国学精神的复活，无论是价值观念还是伦理道德，无论知识学问还是生活旨趣，皆是有助于诊治价值虚无、精神空虚、道德滑坡、人际疏离等现代社会文明病，并肩负有支撑中华民族复兴以及中国人为世界文明做贡献的历史使命。如果不能堪此重任，则与其复兴，不如死亡。
《左传》上说：“不去庆父,鲁难未已。”我们也可以说，人为制造和炒作国学话题，打着国学旗号败坏国学声誉，就是给国学带来灾难的“庆父”。此一恶习不除，则国学永无宁日，甚至是会日趋沉沦与堕落。这样的国学复兴，要它何用？
但是，正如保不准李零教授哪一天会弄出个张飞使用长八蛇矛是真是假的国学话题来一样，也保不准下一个国学话题就会是秦始皇到底会有几根头发？国学，到底是媚俗无聊、娱乐至死，还是凤凰涅磐、脱胎换骨？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网络来源：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
◆新儒家代表陈明怒斥《思想门》作者为"小愤青" (新快报）
新儒家代表陈明怒斥《思想门》作者为"小愤青"
2007年11月02日 新快报
日前，中国长安出版社推出一本名为《思想门》的解读先秦诸子的新书。有读者惊呼“于丹之后，当读《思想门》”。《思想门》提出应彻底废弃儒学，国学复兴才有希望。这一观点在当下“论语热”、“孔子热”、“国学热”的热潮中掀起轩然大波。近日，本报记者就此事采访了“思想门”事件的当事人陈明，他表示，整个事件中，真正被打劫的正是自己，并称儒家打劫传统之说纯属耸人听闻哗众取宠。
陈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994年办《原道》并任主编，该刊被认为是“中国大陆文化保守主义之旗”，其本人被称为当代中国大陆“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
黄坚，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就读、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从事媒体工作，短暂供职于《经济日报》，做过三年足球记者。网上“马甲”有：小园香径、小园香径长、小园香径已有人、前度小园今又来、铁骑横夺、后来学的等，笔名洛克。
讨论会上陈明黄坚不欢而散
2007年10月20日北京第三极书局举办的“儒学的当代命运”讨论会上，新儒家代表、《原道》主编陈明与《思想门》作者黄坚就此观点发生激烈争论，会上陈明怒斥黄坚“哗众取宠，耸人听闻”，讽刺“李零是老愤青，黄坚就是小愤青”。双方不欢而散。
其后，会议主办者在网上公布了“未经当事人审核”的原汁原味的录音文字稿，引起一片哗然。
在这一被网友戏称为“思想门”的事件中，不少网友认为，“会议主办方与黄坚用心叵测，未经当事人同意就公布录音文字稿，为了吸引眼球、多卖几本书不择手段自我炒作，这是恬不知耻的打劫”，“孔子没有打劫儒者，分明是黄坚打劫了孔子和陈明”。
支持陈明的网友认为这分明是“有预谋的，整理这么多字数的录音稿（记者统计了一下，约15000多字），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觉得有‘商机’，所以加紧时间赶班转成文字，而且给每段加上‘耸人听闻’的标题，还发上录音，借机炒作”。
支持黄坚的网友则指责陈明态度傲慢、出口伤人，导致好好的讨论会不欢而散。
另外有网友指出，《思想门》这本书作为文人的杂文集自有它的价值，荒唐之处在于非要把杂文集往学术类书籍里拉，并拉来一些学者和专家以壮声势。如果遇见李学勤之类的好好先生当然没所谓，但遇见陈明这种对自己的感觉丝毫不加掩饰、不懂得给人面子的学者，那么作者就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了。
(本文来源：金羊网-新快报 作者：付爱萍)
网络来源：儒学联合论坛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
网络来源：儒学联合论坛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
■“儒教重建”专题
◆为什么要容忍异教徒?（盛洪）
为什么要容忍异教徒?
作者：盛洪（天则经济研究所）
《读书》一九九五年第十一期刊登了“智慧与国学”一文。纵观该文，给人的感觉是：中华文化没有意义。尽管我认为作者的推论过程实在不堪一驳，但其中包含的逻辑却具有典型意义。这就是在智力水平上作文章。如果你能证明你的论敌或你想攻击的对象在智力上低人一等，你就彻底胜利了。不过这样做包含了更大的危险。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用智力不平等来论证的社会制度，一是独裁统治，一是计划经济。但事实证明，这两种制度是失败的。王小波先生的不同之处在于，人们要通过证明一个人或一小部分人的智力高于其他人来证明独裁统治或计划经济的合理性，而他则要证明一些人的智力低于另一些人。于是他在一个弱智人面前发现了自己在智力上的优越，然后把它作为“一些人的智力低于另一些人”的经验基础，用以支撑他的基本结论：一种文明不如另一种文明。具体地，就是中华文化没有存在的价值。如果它今天还存在，只是由于人们的怜悯，就像他的“可怜的傻大姐”一样。如果没有存在价值，人们用另一种方法对待这个弱智人，大家又会有什么异议
尽管会有一些人同意王先生的结论，但我猜想，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会赞同他的前提。因为如同中国有“人皆可以为尧舜”之说，西方人坚信“所有的人都是被上帝同等地创造出来的”(a11 men are createdeaqual)。相信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具有同等的权利，首先要承认他们在智力上是同等的。这种观念已经溶入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人权概念之中。如果为了证明某种结论而不惜借助于“智力不平等”的前提，就会导致极为荒谬的结论，证明社会的不平等，包括国际社会的不平等是合理的。这就如同一个数学系学生为了证明一个结论而不断地放宽假设，以至最后与基本前提相矛盾。当然，王先生的表达极端了一些。其实这种逻辑在近代以来曾经占据过统治地位。当科学技术获得了某些成功，西方文明相对于其它文明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以后，人们往往过分夸大了所谓“智慧”或“理性”的作用，用科学的方法或理性分析去看待世界上已经存在的各种传统，包括西方世界的传统。这导致了理性万能主义。这种趋势用哈耶克的话来描述就是这样：“人们不愿容忍或尊重无法视作理智设计产物的任何社会力量，……相信在科学的时代只有人造的伦理制度、人造的语言，或甚至一个人造的社会才能算得上是合理的，越来越不情愿屈从于那些没有被理性地揭示其作用的道德规范，越来越不情愿和那些没有弄清其理性基础的惯例保持一致，……”当人们把目光从工程转向社会，从西方转向东方，用已有的知识来看待未知的世界，很容易发现现实与“理性”之间的差异。人们不禁要问，那些无法用理性解释的事物有意义吗？那些甚至不能用文字明确描述的传统和习俗有存在价值吗？按照理性万能主义的逻辑，答案是否定的。然而，当二十世纪这个人类本该享受理性的恩泽的时代，实际上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和恐惧时，人类这种狂妄自大的态度受到了警告。直到工业化引起了全球的生态问题，直到那个人造的经济制度——计划经济导致更低的生产率，大多数人才对自己的理性产生怀疑，才回过头来认真地读一读像哈耶克这样的坚定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早就发出的告诫：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往往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而是自发演进的结果。各种传统是不同的人群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通过不断地试错过程达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均衡，因此是一特定人群中的最佳的社会规范。如果不能理解传统，不是传统错了，而是观察传统的人的信息不完全，理性有限。人类不应有了一点所谓的“智慧”就高傲自大，按照哈耶克的说法，这正是导致人类灭亡的“致命的自负”。知道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才是大智慧。当然，不是现在所有的人都接受这种看法。我们在看一些美国电影时，还经常可以看到以印地安人或阿拉伯人甚至中国人的传统仪式为背景的场面，用以烘托“理智的”西方人。我猜想导演的潜台词是：荒诞不经。
可惜哈耶克自己并没有把传统这一概念推广到不同的文明，他所谓的“扩展的秩序”主要是指西方文明；其他人也少有从他的理论中导出文化平等主义来。实际上，许多西方知识分子的努力仍然是要把其它文明“弱智化”，目的是要证明它们没有存在的意义，进而取代它们。尽管到今天，西方人已经对其文明所带来的问题作了大量的批评，尤其在生态环境方面，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有谁将“生态保护主义”推广到“文化保护主义”。到今天，西方的孩子们已经被教育得可以为一只死老鼠举行葬礼，却不会为玛雅文化或印加文化唱支挽歌；人们可以为南极的企鹅请愿，却不会为正在消逝的印地安文化游行。平心而论，不同的文化传统就像不同的物种，都是自然演进的结果。如果有区别，那就是人文传统要高于自然的物种。那么，为什么一些西方知识分子在提倡保护濒危物种的同时，又举起对其它文明的征伐的大旗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自然物种具有博物学价值，对人却不构成损害；不同的文化传统虽然也有博物学价值，但却有可能互相冲突。既然一个文化传统是一个特定人群经过长期互动而形成的最佳社会规范，它必然代表了这一人群的整体价值，文化冲突实际上就是利益冲突。当一个物种会威胁你的安全时，它的博物学价值就是微不足道的了；当一种文化传统与另一种发生冲突、从而会导致利益冲突时，再讨论所谓博物学价值就不合时宜了。就像对于羊来说，狼的博物学价值远远抵偿不了它所带来的恐惧。随着人的暴力工具的改进(尽管主要不是为了对付其它动物)，其它动物对人的威胁已经基本不存在了。所以尽管单个来说，老虎仍会吃人，但它已经被列入濒危物种了。但在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人群之间却不是这样。虽然在一些时候，某一人群的坚船利炮会使他们相对于其它人群占有优势，但这种优势不会永远保持下去。这或许是不少西方知识分子谨慎地区别“生态保护主义”和“文化保护主义”的原因吧！
倒是有不少东方人很想把非西方文化定义为只有博物学价值的东西。记得一位先生在肯定中国文化时就说，它在博物馆里有价值。不少人也在通过小说、电影和其它艺术形式，有意无意地向西方展示中华文化的博物学价值。就是在儒学的发源地、孔子的家乡曲阜，我们所看到的祭孔仪式，也不过是一种毫无儒学内涵、着意形式表现的文化展览。尽管这种博物学的展示有着被对象化的自觉，却也不无善意。即表白这种非西方文化的实质内容已被抽空，对西方人已经无害，只剩下可被观赏的价值了。反过来，一些西方人也在强调东方文化的博物学价值，哀叹多样化的异国情调和丰富怪异的习俗传统在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消失。他们的主张有时甚至却为那些非西方文化的传人所不容。但是，这些强调非西方文化的博物学价值的努力是非常脆弱的。当中国刚刚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一些成绩，中国就不仅仅是张艺谋电影中的故事，西方人很快就感到有“威胁”了。这不能用发源于西方的不同的意识形态来解释，而坦率的亨廷顿先生已经给出了答案。在他那篇《文明的冲突》中，儒学是基督教文明的邪恶的敌人，对于西方游客来说，它决不像曲阜的祭孔表演那样轻松。
所以，尽管我们可以宣布中华文化没有意义，尽管我们可以把它关进博物馆(动物园)，西方人却不想上当。如果我们承认亨廷顿先生道出了事实，那么，较积极的作法是，如何解决文明间的冲突？换句话说，我们应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全球化道路呢？一条道路是，用一种文明替代其它所有文明。这其实就是迄今为止基督教世界企图达到的目标。尽管耶稣领导人们要“爱你的敌人”，基督教对其它宗教(注意：不是对其他个人)的宽容精神却远逊于其它文明。在一次国际会议期间，我曾分别问过基督徒和穆斯林如何对待其它的宗教。穆斯林告诉我，在他的国家里，有多少基督徒当了议员，多少当了部长；而基督徒的回答却使我大吃一惊，他说：其它宗教都不是宗教。后来我想起来，在圣经中，以色列人的上帝是一个“忌妒的上帝”；汤因比也曾评论说，耶和华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比别的神更排他。当我们回顾近代史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了，西方人是带着传教热情走向世界的。他们早期杀死印加神庙中的神职人员，烧毁其宗教经典，是不能用民主人权与自由来解释的，却符合“上帝的旨意”。到了今天，这样残暴的行为已经很罕见了，但宗教热情却没有减，只不过是形式发生了变化。一种形式，就是将其它文明“弱智化”，证明其“不科学”和“野蛮”。应该承认，用基督教文明统一其它文明，是一个可以讨论的文化全球化的途径。但人类会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如同计划经济所带来的灾难一样。首先我们知道，对一文化的贬抑或取消，会破坏这一文化赖以形成的人类特定群体的社会规范，从而损害这一人群的利益。更不用说，在不同特定环境下生长起来的各种文化，各包含了人类在不同情境下的对策积累，是应该珍视的丰富的文化资源。较之单一文化，多种文化会使人类更能应付未来来自各个方向的挑战。最后，我实在想不出，除了借助于暴力，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一文明对世界的统一。事实证明，即使基督文明统一了世界，也不能消除暴力的对抗。想一想，本世纪世界性的两次“热战”，一次“冷战”不都是主要发生在基督教国家之间吗？
如果我们不想用暴力解决“文明的冲突”，我们就应放弃一文明优于其它文明的想法，我们就应探索和建立文明间交往的公平规则。这一规则，首先要建立在对其它文明或宗教的宽容精神之上。简单地说，就是要容忍异教徒。如果我们声称我们尊重每一个人，那么我们同理可以推导出对其它文明的尊重，不管我们是否真正了解了它们的内容，就像我们不见得知道其他人的票赋一样。进一步，我们还应明白，尽管存在着文明间的冲突，它们之间还有互补的一面。阳刚与阴柔，侧重精神与侧重物质，向外进取和向内求索，注重他律的制度和注重自律的制度，等等。这些不同的文化资源就像不同的经济资源一样，通过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会给人们带来更大的利益。只要在文明交往中排除暴力因素，只要在和平的条件下建立起公平的规则，像市场交换那样决定对不同文化资源的取舍，我们就可能最终达到一种文明间结构的最佳状态，就可能获得不同文化资源给我们带来的最
好处。
好处。
最后，我们谈谈如何看待中西文化的冲突的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似乎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无论是扬西抑中，还是扬中抑西，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似乎都在强调一个逻辑，若要西学，就要否定国学；若要维护国粹，就要排斥西方文化。这种倾向，在西方人用武力强加于中国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因为武力冲突不仅强化了文明间冲突的一面，增加它们彼此的反感，而且使西学中有利于改进武力水平的因素变成不可比的优势，其它文明不可不学。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要追求和平条件下的文明交往规则，就要对上述态度有所反省。其实，一文明在走向世界、加入全球化的趋势中的前提，恰恰是肯定自己，强调自己的优势，而不是相反。这就如同一个农民想加入社会分工合作和市场体系一样。在最初，他可能以为别人生产什么，他也生产什么就叫做加入社会分工。在这时，他在贬抑自己的独特禀赋，简单地模仿别人。到后来，他逐渐会明白，他利用市场体系的最好办法，不是出售他自己与他人相同的资源，而是出售自己与别人不同的资源。他越是突出与他人的不同，就越能从与别人的交换中获得别人的优势资源的好处。同样地，别人其实也期望他能够提供与他们的产品不同的产品，他越是能够区别他的产品与别人的产品，别人就越幸福。一个猎人不希望渔夫也改行当猎人；同样，计算机软件工程师也不希望用计算机写作的文学家下海经商。文明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中国的知识分子越是对自己的文明加以肯定，就越能从其它文明中学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越是赞赏其它文明中包含的优秀成分，就越是为自己的文明感到自豪。
自鸦片战争以来已经一百五十多年过去了，近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使中国人开始思考该对世界作出什么样的贡献了，如果我们在文明的关系上还停留在“别人种什么我也种什么”的水平上，就应该感到羞愧。直到今天，我们仍能看到不少人为了证明自己的“现代化”忙不迭地否认自己身上的中国痕迹，用不屑的口气谈论中华文化。这种态度，既不符合中国传统，也与基督精神不相一致。在西方，孩子从小就被教育说“任何人都与众不同”；这不仅包含自然禀赋，也应包含文化传统。当一个孩子要加入社会，一个人声称要做世界公民时，他是以他对自己的肯定，他的与众不同的禀赋为前提的。当他说爱他人，爱社区，爱这个世界时，他是以对亲人的爱为基础的。爱作为一种感情，首先只能从对亲人的爱中体验出来。如果我们对养育我们的父母，对哺育我们成长的社区，滋润我们心灵的本民族文化没有感激之情，我们很难得出结论说，我们爱这个世界，我们爱全人类。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先“修身齐家”，后“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也是现代经济学从个人主义推导出社会责任的逻辑。当然，这种爱有时表现为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如同鲁迅和其他“五四”先贤们所曾经做过的那样，但我们确实无法从王小波先生的刻毒比喻中看到与爱的这种联系。到了今天，我们其实应该能够区别，什么是自省，什么是自辱。这种自辱的态度既不能帮助中国走向世界，也不会赢得其它文明的尊重。如果一个人在市场中高叫“我一钱不值”，他的最好的命运就是给别人看摊。对于这样的情境，或许孟子的话并不是没有意义：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
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
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岳麓书院国学讲会：“亲亲相隐” （郭齐勇）
（第四讲）
光明日报国学版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联合主办 发布时间： 2007-11-01 09:09 光明日报
光明日报国学版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联合主办 发布时间： 2007-11-01 09:09 光明日报
时间：2007年10月14日
地点：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演讲人简介：郭齐勇，男，1947年生，湖北省武汉市人，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熊十力思想研究》、《传统道德与当代人生》、《郭齐勇自选集》、《儒学与儒学史新论》、《文化学概论》等。
今天我讲一个老题目：“亲亲相隐”和容隐制，目前它又引起了新的争论。今天，我算是抛砖引玉吧，把一些争论的问题在此说明，并就教于各位。
一
讲“亲亲相隐”，必然提到以下几个文本。第一个是《论语·子路》篇第十八章：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说的是，叶公告诉孔子，他们乡党中有个“直”人，他告发自己的父亲攘羊。“攘”字，有的注疏家讲，是顺手牵羊的意思。有人解释“攘”为：夜幕降临，赶羊归圈栏时，人家的羊随自家的羊进了自家的圈栏，自家没有及时归还。“而子证之”的“证”，是“告发”的意思。孔子对叶公的回答是，在自己的乡党中，“直”者与此相反，“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什么是“隐”呢？不宣扬亲人的过失。
这里，孔子显然是在保护“私”领域，把亲情与家庭看得很重，非常害怕官府、“公家”或权力机构破坏亲情与“私”领域，不愿意看到父子相互告发、相互残杀成为普遍现象，因此宁可认同维系亲情，亦即维系正常伦理关系的合理化、秩序化的社会。孔子这里是不是在主张“徇情枉法”呢？
舜耕于历山
第二个文本，《孟子·尽心上》第三十五章：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学生桃应问孟子：舜当天子，任命皋陶当大法官，假设舜的父亲瞽瞍杀人，皋陶应该怎么办呢？孟子答道：当然是把瞽瞍抓起来。桃应问：难道舜不会制止吗？孟子答道：舜怎么能制止呢？舜授命于皋陶，让他执法。桃应问：那么，舜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孟子做了一个巧妙的回答：在舜看来，放弃天下如扔破草鞋一样，他很可能偷偷背着父亲瞽瞍逃跑，沿海滨而住，终身高高兴兴地享受天伦之乐而忘却了掌握天下的权力。“海滨”指当时的山东沿海一带，僻远而贫穷，去那里，跟流放的性质差不多。有人说，这不是像现在中国的一些贪官一样，跑到美国、加拿大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躲起来？这个比喻可不太合适，舜是代父受罪，自我流放，现在的贪污犯是带罪潜逃，溜之大吉。
《桃应》章把忠、孝两难的问题突显了出来。孟子为舜设计，让他背着老爸逃跑。这是不是证明孟子在主张“以权谋私”呢？
一个人对父母、兄弟的感情，是人最为切近的一种感情。原始儒家的仁爱，是从对亲人的爱开始的，由此推扩开来。“亲亲相隐”这句话里，“亲亲”是儒家仁爱思想的立足点。
台湾学者庄耀郎先生对《论语·子路》十八章的解读是深刻的。他认为，核心的问题在于：执法和人情是否有冲突？叶公的立足点显然是以“法的公平性”、“法无例外”的观点说“直”，也是从执法人的立场出发论“直”；孔子则不然，孔子是从人情之本然恻隐处论“直”，是人心人情之“直”，是从当事人的立场说人情之“直”。从表面上看，这两说处于对立，实则其中有一“理序”上的问题，也就是理论上孰先孰后的问题，如果“法”的设立在于济“礼”之不足，也就是说，当“礼”这种以文化来调节社会的力量显得不足时，“法”以强制力来维持社会的秩序。既然法的目的在此，那么，它必须有可行性，而可行性的条件，必然追究到立法的根据，这无外乎人情之实。以情为本，法方不致沦于抽象蹈空，强为划一。这样说来，人情之实是立法之根源根据，法的公平性、无例外性，则是因应人情所作的外在化、规范化。可见，人情、法律是先后问题。法理必据于人情，法律则规范人情，人情和法律两者，是统一的而非对立的。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孟子赞同舜窃负而逃的举动。孟子是不是赞成腐败、徇私舞弊、徇情枉法？儒家“亲亲相隐”的提倡，是不是该对后世的腐败现象负责任？我们讲，腐败是对公权力的滥用。丁为祥先生说：《孟子·尽心上》里桃应的假设，皋陶既然为“士”，他的职责当然是维护法的公平性，而法的公平性是建立在人人平等、没有特权的基础上。所以，假如舜的父亲瞽瞍杀人，即便瞽瞍有天子之父的尊位，皋陶也不能让他逍遥法外，而应绳之以法。这时，从另一方面讲，舜何以自处呢？舜既是天子，也是人子，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矛盾呢？孟子给舜出的主意是：让舜从公权力的职分上离开，与父亲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孟子这样一个设计，一方面针对天子的尊位，另一方面针对亲子的情感，两者都不相伤，这与孔子讲人心之“直”是一致的。“直”是至情，是天性之常，是内在人心，是人性本有。孟子讲舜可以窃负而逃，也就是说，在被逼迫上绝路时，舜丢弃天下，选择父亲，根源正在于维护人性之本。
“直”是内在于人心、普遍于人性的东西。正如庄耀郎先生前引文章中所说：这种普遍性和法的普遍性意义不同。内在于人心的普遍性称为具体的普遍性，此种普遍性的存在，可以作为制定法律的依据，法律之普遍性则是适用对象的普遍性。换句话说，凡依人性而制定之法律，其适用之对象也可以无外，两者不必冲突。我们要考虑的是，孟子所构设的，是将对象推到最极端的情势下，让人去考量，人性最本源的东西在哪里？当然，孟子的答案是：亲子之情。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东西作为基础，即使再订多少法律，这个社会都没有办法安定。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不仅只有“亲亲”的原则，还有“尊尊”的原则。“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即家庭内部成员，互相爱护团结，“尊尊”则不仅要求在家庭内部执行，还要求在贵族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君臣之间都要讲尊卑关系，讲秩序和等级。除“礼”之外，还有“义”的原则等与“仁”的原则相互补充、制约。这个“义”，不仅仅在礼治的框架下，有时又突破它的限制，涉及到包括小民的生存权、受教育权等等，乃至关心孤寡，减小贫富悬殊等社会公正的问题，防止公权力滥用的问题，涉及道义、公平等，当然是那个时代的道义、正义。儒家思想是一个系统，“亲亲”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方面，绝不是其全部。
我们经常说：“忠臣孝子”。有人问：孝子一定是忠臣吗？“亲亲”一定能“仁民”吗？“齐家”一定能“治国”吗？我借用龚建平先生的话来说：仅“亲亲”未必能“仁民”，单“齐家”未必能“治国”，有道理；但同时，我们不能因此就否认:“亲亲”可以“仁民”，“齐家”可以“治国”。我们不能断然否定，“亲亲”的人格成长和发展，有利于“仁民”的人格成长和发展；“齐家”能力的增长，也可以促进治国能力的增长。其实，修齐治平，亲亲仁民爱物云云，是生命的体证与实践，不是形式逻辑的问题，更不是由逻辑可以推出的。理性与逻辑可以取代仁德吗？相信绝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否定的。退一步讲，即便从逻辑上说，当儒者能“亲亲”到极限，也就一定能同时“仁民”乃至“爱物”到极限。因此，强调“亲亲”和“齐家”，不是“仁民”的充分且必要的前提，但并非否认它是必要条件。孙中山先生曾说，即使有再好的制度，最终也需要人来维护制度，执行制度。法律和制度再细致，也无法取代人。这话很有道理，从中可见，“人”是非常重要的。儒家的“亲亲”，强调的正是“人本”。
二
不仅中国传统社会有“亲亲相隐”，西方也有类似的思想。譬如，在柏拉图的《游叙弗伦篇》中，苏格拉底非难游叙弗伦控告老父。
游叙弗伦的父亲把一个杀人的奴隶扔在沟里，出去办事，结果忘了。等他回来，发现奴隶已经死了，虽然奴隶是个杀人犯，但游父依然失职了。游叙弗伦知道后，准备告发自己的父亲，并认为自己的父亲对神不虔敬。在法庭之外，他遇到苏格拉底。这时，苏格拉底也遭到控告，罪名是藐视旧神。苏格拉底首先“恭维”游叙弗伦说：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做，只有拥有极高智慧的人，才会告发自己的父亲。苏格拉底装作不懂，说：游叙弗伦，你太高明了，你来开导开导我，让我变得更聪明吧。你有什么证据说明，诸神都认为你的奴仆之死是不公正的呢？你用什么来证明，儿子以杀人罪控告父亲，是正确的呢？那你来帮我解除这些困惑吧。如果你能，我一定会对你的智慧赞不绝口。其实，他是给游叙弗伦设计了一个圈套，让他慢慢自动入套。果然，游叙弗伦上当了。最后，苏格拉底成功地奚落了他，使他落荒而逃。其实，苏格拉底的用意很明确，他不想把自身意志强加给游叙弗伦，而希望对方自己用心体会出来，体会到子告父罪是有问题的。
在讨论的过程中，苏格拉底问了游叙弗伦关于“虔敬”的问题，他假装表示，对“不虔敬”的概念一无所知。游叙弗伦说：凡令诸神喜悦的，就是虔敬的。凡不令诸神喜悦的，就是不虔敬的。苏格拉底说：好极了！这正是我想得到的。其实，这是反讽，不是苏格拉底的本意。苏格拉底指出，诸神的喜好并不一致。苏格拉底运用他的对话艺术，引诱游叙弗伦三次定义“虔敬”，一次跟一次不一样，慢慢的，苏格拉底把游叙弗伦引向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游叙弗伦最终绝望地走了，苏格拉底以巧妙的讽刺和对话的策略，让游叙弗伦放弃了最初的观念。在苏格拉底与游叙弗伦讨论的结尾，苏格拉底庄重地说：你不能起诉你年迈的父亲，除非你确切地知道何为虔敬，何为不虔敬。
我们应该承认，在容隐的问题上，西方思想史和中国思想史、西方法律史和中国法律史，拥有许多共通性。其实，不只在古希腊，近代西方，也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比如，法国启蒙主义大师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商榷了两条法律条文。一条是：盗窃者的妻或者子，如果不揭发盗窃行为，便降为奴隶。孟德斯鸠评论道：这项法律违反人性。妻子怎么能告发自己的丈夫呢？儿子怎么能告发自己的父亲呢？为了对盗窃这一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竟规定了另一更加罪恶的行为。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法理应该服从于人性、人情，这是从大的方面来说的。当然，法律一旦制定出来，一定程度要遏制人情，但法理的根据毫不动摇应来自人情，法律要从更大的意义上维持和保护人权、隐私、社群的维系。孟德斯鸠针对的另一条法律条文是：允许与人通奸的妻子的子女或者丈夫的子女来控告他们，并对家中的奴隶进行拷问。孟德斯鸠评论道：这真是一项罪恶的法律。它为了保存风纪而破坏了人性，而人性却是风纪的源泉。孟德斯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貌似公正的法的条文，对法理精神和人性的践踏。可见，人类要维护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亲情就在其中。
前面我已提到，如何对待“忠”和“孝”的两难选择。选择的基本立足点在哪里？我觉得还是人情、人性。西方哲人苏格拉底等，与东方哲人孔孟等，在容隐的问题上，具有很大相通性。可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东圣西圣，心同理同。亲亲相隐、容隐可以说是一个人类性的问题。
三
孔子“父子相隐”的思想成为了中国历代制定法律的根据。出土文物云梦睡虎地竹简中，有大量秦代的法律文书。秦代虽说是暴政时期，但它的为政，在一些方面仍然延续了孔孟思想。在亲亲互隐的问题上也是如此。秦代法律规定的不仅仅是罪犯的亲人可以回避，而且是，根本不允许亲人告发指证。秦律说：“自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勿听。而行告，告者罪。”也就是说，子女告发父母，臣妾告发主人，公家不予受理，而且会判处行告者有罪。传统法律是不允许告发亲人的，告发亲人者违法。
后世儒家不断纠正法家，解构法家。商韩之法的“公”，指国家权力、帝王权力，这与孔孟之公共事务的正义指向有原则的不同。法家有功利化、工具性的趋向，为富国强兵的霸王之政治目标，牺牲人的丰富的价值乃至戕害人性与人情。商韩之法以刑赏二柄驾驭、驱使百姓，而且意在泯灭百姓私人利益，化私为公（其公即是霸主的“国家利益”）。法家主张告奸，推行军事化的什伍连坐，明目张胆地以国家权力破坏家庭及邻里关系，完全无视私人领域或空间，尤其破坏了人间最宝贵的亲情。历朝历代，平民及其知识人都是举起孔子儒家的亲亲相隐的大旗来反抗皇权专制的什伍连坐的。
董仲舒《春秋》决狱，从公羊学中发掘父子相隐，并推广到养父子相隐。《盐铁论》中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民间人士、儒生，强烈反抗、抗议皇权专制，与主张申商连坐之法的权贵桑弘羊之流展开了斗争，依据的即是孔孟之道与公羊《春秋》。汉代昭、宣时期是制度儒家化的重要时期。宣帝时汉政府彻底放弃“重首匿之科”的刑罚原则，承认隐匿。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把相隐范围扩大到兄弟、朋友、夫妇。《白虎通》是儒家制度化的典范，自此容隐制进一步完备起来，成为传统社会保障私领域，防止公权力滥用的重要依据。在本土法律文化中，孔子“父子相隐”思想制度化为汉、唐、清律的“同居相为容隐”，“亲属相为容隐”，即有个人权利与隐私权意识的生长，制约了专制皇权。下面我们细说：
汉代《汉律》说“亲亲得相首匿”，来自于《公羊传》何休的注引。《汉书·宣帝本纪》云：
地节四年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乱，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
也就是说，子女隐藏犯法的父母，妻子隐藏犯法的丈夫，孙子隐藏犯法的祖父母，都不会被判刑。汉宣帝的这份诏书，不仅在道德上，而且在法理上，肯定了容隐制。“父子相隐”的思想到汉代已推扩至夫妇、祖孙的关系，此后为历代刑律所遵循。比如元代，连谋反这种国事重罪都要容隐。明清时期容隐亲属的范围进一步扩展。“亲亲相隐”及容隐制所体现的维护家庭稳定以及人文关怀，是严酷的专制法律中的一个亮点。数千年来，统治阶级几次欲实行“互证有罪”，都遭到人民和统治阶级内部有识之士的反对。
清代末年自1902年始，沈家本、伍廷芳等修订法律，兼取中西。民国建立之后，1915年，汪有龄、章宗祥、董康的《修正刑法草案》沿袭了《大清新刑律》。民国《六法全书》所规定的亲属匿罪、拒证特免权，都加入了新的时代精神，既重视培护亲情，又把亲情作为一种权利来进行法律保护。“父子相隐”及中华法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平等、权利意识及通过日本、德国的法律条文的借鉴，才有了清末民初刑法制度的确立。
到民国二十四年，也就是1935年，公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法》，民国三十四年，也就是1945年，此《刑事诉讼法》被修订，其中，第一百六十七条明显体现了亲亲相隐的人文精神：
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或三亲等内之姻亲，图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脱逃人，而犯第一百六十四条或第一百六十五条之罪者，减轻或免除其刑。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有关近亲属负刑事责任之拒绝证言权之规定如下：
证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拒绝证言：一、现为或曾为被告人或自诉人之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三亲等内之姻亲，或家长、家属者。二、与被告人或自诉人订有婚约者。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德国、美国大多数州的刑法，也都有类似规定。比如说，德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二项规定：
正犯或共犯之亲属，为使正犯或共犯免受处罚而予以庇护隐匿者不罚。
日本刑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
犯人或脱逃者之亲属，为犯人或脱逃者之利益而犯前二条之罪者，得免除其刑。
日本、德国刑法正是清末民初我国刑法的重要参照。
目前，在外国的刑法中，特免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不仅有亲情的特免，还有工作关系及其他事务的特免。这种情形正是指出了人性之共同处，即所谓具体的普遍性。
有人认为，西方的容隐制是以权利为出发点，中国古代的容隐制只是义务，不涉及权利。他们认为，孔孟讲亲亲，若人各亲其亲，那么，当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宗族信仰或者利益上的冲突时，个人无疑具有维护宗族集体利益的义务。其实，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我们知道，权利和义务是一对相联、相关的概念，两者不可能完全分开。当个人以履行义务的形式去维护宗族集体利益时，他自然也会受到宗族利益的维护，这是他享受到的权利。举例来说，所谓“敬宗”是义务，但是，族长“收族”则是族民的“权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族民的“亲亲”之仁，相对族外的任何势力而言则是权利。亲亲、容隐，正是个人权利得到部分或者不同程度之保障的证明，它抵御着拷问、告奸、株连等残酷的专制制度，维护着亲情的本原，减缓着非人性的暴行。由亲亲观念开展出的中国古代法律史上的实践，保障了人的某种权利，维护着社会道德的昌明和社会秩序的和谐。大家知道，在传统社会中，有各种可调控社会的因素，不只是唯一的君权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我们更不能把儒家与君主体制完全打成一体，有时候儒家恰恰是以亲属权或宗族权来抗衡权力结构的压榨的，抗衡君权或当时国家与地方政权的滥用权力的。
从前面我转述的有关专家们对中国法制史的叙述中，我们已经看到，我国古代的证人拒证权制度比较发达，清末特别是民国时期的法制改革，体现了中国古代容隐制对西方特免权的引进，以及与现代法律的衔接。容隐是权利与义务的结合，那些张口闭口讲传统中国思想里没有权利意识的人，有必要检讨一下。权利、正义云云，都是具体的、历史的。
我们应该更全面地思考人的存在。在现实世界中，人常常面临着多重身份、角色与责任，人不只是一个法律的存在，天下家国的安定，也不只是倚靠孤独的法律便能成功，情理、人性的维系，应该说是维护社会和谐的基础。在引进西方有关公平、公正、正义等理念的同时，我们不应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仁爱”人道的精髓。“亲亲互隐”、容隐制正是传统儒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的道德和法律资源，结合这些资源来处理现实的法治问题，必将使我们的法治建设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必将使人类社群的走向更为健康。
四
前面我已说到，我国法律文化的容隐制其实与现代人权的维护有内在的关联。“亲亲互隐”和容隐制反映出中国伦理法系的精神，它是符合人性、人道的，因而是最具有普遍性的。“父子互隐”，与人权并不违背，而恰恰包含着尊重和维护人权的因素。让亲人从亲人的证人席上走开，恰恰极其具有现代性。令人遗憾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我们以批判封建文化传统与封建法律为理由，废止了清末民初律法的亲属容隐条文，在某些方面产生了极不好的后果。此时此刻，我们讨论儒家的“亲亲互隐”和容隐制，对于修正和补订现行的、沿袭革命法律的刑事诉讼法之相关内容，无疑有着现实的意义。
我想强调的是，我关注“亲亲互隐”和容隐制，是从现实出发的。我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如今进入花甲之年。1966年“文革”轰轰烈烈的时候，我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我亲眼目睹了父子之间的残害，夫妻相互的揭发，兄弟间的反目，学生对师长的蹂躏，真是令人心酸，那一幕幕的残酷的镜头，至今还在我的脑海，有时浮现在我的眼帘。那就是孟子所谓“人相食”的悲剧呵！在“文化大革命”中，亲情被阶级斗争所代替，父子、夫妇间相互揭发，人人自危，那正是整个社会政治、伦理和家庭伦理出现大问题大危机的时候。尊重隐私是人类文明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如像“文革”中，让所有的人把心灵深处的欲望等都挖掘出来，那么社会生活，或说文明的社会生活将是不可能的。私领域之中最为亲密的关系，如家庭之父子、兄弟、夫妇等亲情，继而朋友、师生等情谊如都遭到破坏，彼此落井下石，揭发出卖，甚至私底下的言行也成为判为犯罪的证据，那只能是“文革”中出现的惨状。
我建议，为了国家民族的可持续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为建设更加文明的社会主义文化，保护公民的人权、亲情权、隐私权等，我国立法机构应该讨论，继而允许亲属容隐拒证，这可能增加我们的司法成本，但从长治久安的角度出发，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文化的合理建构出发，仍是很有必要的。维系亲情，恰好是维系和谐社会的基础。
总之，我重视的是：中西哲学、法学、伦理学思想资源中的沟通性与共同性的因素，先秦与古希腊的可通约的方面，孔孟儒学透显的人性的光辉与人类性的价值，以及如何深刻地体认与发掘前现代文明、非西方思想资源中所具有的现代性、普世性的因素与价值；我的现实性的考量，即是希望接上人类的，包括西方三大法系，包括有法律文书为证的我国自秦代至民国的法律史上容隐思想与制度的传统，反思今天的法律条文中的不合情理的成分，使现代法治社会的建构更加健康与人性化，更加公平正义。近几年我积极组织讨论“亲亲相隐”问题，正是从对现实民众的人权、人性的关怀出发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对于儒教之为教的社会学思考(杨凤岗)
对于儒教之为教的社会学思考
作者：杨凤岗（美国普度大学，fy...@purdue.com）
[关键词] 国教、伪宗教、准宗教、公民宗教、基督教
[提要] 儒教作为国教随着皇朝的覆灭而崩溃，儒教宗教化的努力在共和建立后终归失败。但儒家精神未灭，儒教在未来有可能或许也有必要建设成为公教——公共之教（public teaching）或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公教的建立需要避免三个歧途（第六大宗教、独大宗教、或伪宗教），需要发扬其超验之意志天的观念，需要发扬华夏一贯的兼容精神。基督宗教已经成为中国人中最主要的宗教之一，拥有独特而重要的理念资源和制度资源。理念上使得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成为可能，制度上有助于儒家理念的传承延续，其与社会的张力程度又颇合中庸之道。
引言
儒教是不是宗教，儒教可不可以成为宗教？这是相互关联而又不同的两个问题。这主要不是历史的问题，而是现实的问题和未来的问题。从现实来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社会伦理道德的混乱现象，有人甚至惊呼伦理道德正在走向全面崩溃。要挽救中国社会免于道德崩溃所带来的灾难，一向注重人伦关系和道德秩序的儒家思想是个重要的传统文化资源。问题的关键是，在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加上“批林批孔”的灭顶之灾之后，如何复兴儒学？复兴儒学，如何清理其既有的封建因素？这是时代所提出的严峻课题，是所有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有识之士所不能不严肃面对的课题。
儒教可不可以成为宗教？面对这个未来的问题，我们有必要从各个角度和层面做深入细致的反思和分析。为了复兴儒学，近来有国学化的试验，有宗教化的倡导，两种探索都面对很多困难。我认为，要复兴儒学，首先应避免单纯的复古，用前现代的一套意识形态来抵抗现代化的大潮。要复兴儒学，也要避免夜郎自大，自我隔绝，用民族主义来抵挡全球化的时代大潮。文化自觉与普世关怀相结合，才符合“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的儒家精神。
一、儒教古今：儒教作为宗教的命运
儒教是不是宗教？这作为一个问题，是面对西方文化以及现代化的挑战之后才提出来的。其实，这也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所有非西方后发现代化国家都曾面对的问题, 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宗教与世俗在以往都未曾清晰分离。宗教与世俗的分离是基督教首先在教内孕育，经过中世纪在欧洲孵化，直到近现代才在欧美领先完成的。圣俗分工互动，犹如两条腿走路，相辅相成，这不仅带来欧美物质上的富强繁荣而令全世界仰慕有加，而且其逻辑理念也迫使各国的精英痛切反思、往复斟酌、直至接纳。顺此潮流而行者走向昌盛，逆此潮流而动者陷入迷惘。大体说来，日本经过反复而走向昌盛，伊斯兰教世界则陷入迷惘泥潭，尽管这两个极端案例内部的主流之外都有反力的支流或暗流。
关于儒教，可以说过去曾经一度成为准宗教（quasi-religion），现在已经不是。很多哲学前辈指出，汉之前有儒学无儒教，自汉至清，儒教演化为宗教。仁继愈和李申的相关论述已为大家所熟知。季羡林也说，根据旧版的《辞源》，“宗教”是“以神道设教，而设立戒约，使人崇拜信仰者也。”据此提出宗教包括“四个条件：一要有神；二要有戒约；三要有机构或组织；四要信徒崇拜信仰。拿这四个条件来衡量一下孔子和他开创的儒学，则必然会发现，在孔子还活着的时候以及他死后相当长的一段期间，只能称之为“儒学”……到了建圣庙，举行祭祀，则儒家已完全成为一个宗教。因此，我认为，从“儒学”到“儒教”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文史哲》1998年第3期）。不过，如果更准确地说，西汉皇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被改造成为基本具备了四个条件的准宗教(quasi-religion)而非完备宗教(fully developed religion)。儒教从未发展出专职的教团，而主要是依靠皇朝的强力推行。儒教准宗教被改造成为政治宗教，并且事实上成为国教。作为国教的儒教依附于政体而存在，上靠科举的强制而灌输，下靠家族的延续而维护。儒教对于国家和家族的依附性，表明其缺少独立完备特性，只是一个准宗教。
作为国教的政治化儒教却尽显其宗教之社会功能，包括引发宗教冲突。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欧洲式的宗教战争，但是儒教借助皇朝的国家机器对于佛道以及其他教派的数次镇压，其血腥程度时有过之而无不及。从三武一宗的灭佛，到剿灭黄巾、白莲、太平天国，这当中哪一次暴力反抗和血腥镇压没有宗教因素？不同之处在于欧洲的宗教或教派常有势均力敌顽强抵挡之时，可以互相厮杀一番，甚至打上几年或几十年，而佛道等宗教面对强大无比的皇权儒教从无抵抗之力罢了。简单说来，只要有国教，即使是国家化或政治化的准宗教，都不可避免会引起宗教暴力冲突，直至导致宗教战争。
当然，皇朝儒教也有怀柔之时，只要其它宗教俯首听命，不犯上作乱，也可换来宽容接纳。更有官绅结合，以“神道设教”的精英权谋默许淫祀，放任没有整合能力的民间信仰，嘉许跟政治和文化没有张力的“三教合一”庙堂。直至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社会停滞不前，思想作茧自缚，最终导致近代的被动挨打，民族屈辱。皇朝国教，贻害无穷！
百年前失去皇朝的依托，科举废除，儒教崩溃。虽有志士仁人痛心疾首奔走呼号，竭力倡导和努力建立孔教为宗教并确立为国教（颜炳罡， 2005；干春松，2006），但是终归难抵民族救亡、富国强兵的诉求和现代化的潮流。民国确立，采纳先进的政教分离原则，失去国家依托的儒教未能成功演化为独立的宗教。这个失败虽然有当时国际国内政治的原因，但是儒家的义理及其外在表现（义理上对于超验存而不论，缺少专门的宗教神职）恐怕是更重要的内在原因。人民共和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加“批林批孔”，更是雪上加霜。
不过，儒教虽亡，儒家精神未亡。“礼失而求诸野”，世纪之交出现中华第二第三文化圈反哺第一文化圈的景象（Tu, 1994 ），新儒学经外放港台美而获延续再生，并且被中国新生代学人接续发扬。儒经诵读运动在民间如火如荼蔓延，国学院国学班在大学纷纷建立，官办祭孔也在批评和赞扬声中迅速扩展。儒学复兴，虽非指日可待，却也显得充满希望。
但是，在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儒学复兴的走向，避免误入歧途，以求安民兴邦，福泽天下。
二、儒教现实：儒教成为一个宗教的歧途
我认为，儒学的复兴在当今中国面临三大歧途，即把儒教建立为第六大宗教、享有独尊的国教、或伪宗教。所谓第六大宗教，就是推动让国家承认儒教为第六大合法宗教，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五大宗教并列。所谓独大宗教，就是不仅要把儒教合法化，而且要把儒教确立为国教，享有独尊不二的文化主体地位。其它一些宗教虽然允许存在，但只能居客位，作辅从。这两种努力，也可以视为一脉相承，共同之处在于要把儒教建构成为一个宗教。
要把儒教建构成为一个宗教，是在重蹈百年前的覆辙。主观动机暂且不论，客观效果可鉴可查。儒教不成其为一个完备的宗教，这是个社会事实，难以改变。
首先，在当今世界，对于宗教的界定，来自三方力量的互动：信众、学界、政府。从政府方面说，政府认证宗教，是因为现代的宗教自由原则需要国家机器来保护，有的国家为了社会道德秩序而在税收上对宗教团体予以优惠鼓励。有的信众群体自称是宗教但不被政府认证为宗教，比如scientology。政府认证也需要尊重学界的认识和信众自身的愿望。从学界来说，对于宗教有成百上千种定义，但其中很多是为了研究者自身研究论述的方便。比如，有人把体育比赛定义为宗教来研究，有人把资本主义定义为宗教来研究，有人把共产主义定义为宗教来研究，但是其他学者对这样的定义少有认同者。如果在众多的宗教定义中寻找国内外宗教学界最为普遍接受的观点，应该首推宗教四要素说（参见吕大吉，1998），即完备的宗教需要具备神灵、教义、仪式（或宗教体验）、信众团体。但是，当今的儒教缺少明晰而独特的神灵，没有自成体系的仪式，没有信众组织和教团（clergy）。从信众来说，在港、台、星、美、加等可以自由选项的社会，面对宗教选项时，极少有人认信儒教，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在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儒教选项实属华人保持民族性的无奈之举，权宜之策，需另当别论。
其次，儒家思想本来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和世界各地华人的共同文化遗产，儒家传统几乎等同于中国文化（synonymous, 见 de Bary 1981; Tu 1985）。假如把儒教建立成为一种宗教，与五大宗教并列，这就无异于剥夺了其他各宗教信徒共享儒家这份中华文化遗产和资源的权利。可以预见，在五大宗教之外并排而立儒教即使勉强建立，跟其他宗教的信徒之间必然会纷争不断。新加坡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在中学宗教知识课程中推行儒家伦理，但是这个尝试未足十年便“无疾而终”，就是因为这套课程带来了宗教争端的苗头（Kuo 1996；李元瑾 2005；林维毅 2005）。宗教纷争的后果，难道是推动建立儒教为国教的人士所乐见的吗？
而国教之论更是危险。综观古今中外历史，从古代的神圣罗马帝国到中华皇朝帝国，从近代的欧洲民族国家到神道国教之下的日本，再到当代的伊斯兰教国家，国教总是伴随着这些严重后果：专制独裁、扼杀科技、践踏人权、引发宗教暴力、挑起民族战争。
现代化的国家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政府与宗教组织的分离。这在美国肇始，随后被欧洲民族国家纷纷接受，最终成为世界潮流。而美国历史也表明，真正的政教分离和政府对待所有宗教上的公平才能避免宗教间的战争，带来社会的和谐安定。如果说在近百年前的那场争论中尚有一些现代化国家保留着国教，但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去国教化便成为毋庸置疑的世界潮流。在任何一个现代化社会中，一元宗教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且，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社会中一元文化时代也同样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坚守国教模式的一些伊斯兰教国家正在经历着痛苦的挣扎。妄言倡立国教，是要复兴中华民族，还是要陷中华民族于冲突动荡之灾难之中呢？
儒学复兴的第三个歧途是公然建立伪宗教。已有数位学者强辩说儒教就是宗教，是哲学宗教、人文宗教、或者精神宗教。他们说，不能根据西方中心主义的宗教标准来把儒教排除在宗教之外。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不要以为简单地把宗教四要素说归结为西方中心主义就可以为儒教开辟出合理地盘。首先，这个定义在中国宗教学学者中也是广为接受的。现代之学术有其必须遵循的逻辑原则，不可能自我定义什幺就是什幺，指鹿为马的皇朝逻辑已经失效过时了。其次，强令宗教概念扩展外延，以便接纳当今儒教为一个宗教，这种思维与其说表现出中西理解之不同和中国主体意识之觉醒，倒不如说是古今认识之差异的当代表现，只不过是更加扭曲的表现而已。我们知道，宗教一词本来就是由日语转译而来。跟哲学、科学等概念一样，宗教概念不仅是西方概念，而且是现代概念，其外延并不是可以随意扩展的。
当然，说儒家学说具有一定的宗教性，这是有根据的。在西方的宗教比较学中，儒学也确实常常是跟其它宗教并列比较的。但是，有相似点，未必就能当作完备的宗教。儒学有宗教性，但其宗教性非常稀薄。这种稀薄的宗教性能为多少人安身立命？或许在极少数学者文人中能够起到一定的宗教作用。但是，由于“子不语怪力乱神”，以 “未知生，焉知死？”的反问来回避生死问题，中国古代的儒士有多少人不得不借助佛教道教来安顿生前死后？在着名的山西平遥古城，文庙占地面积是县衙的两倍，县太爷不能说不是儒士。县衙内最里边是“大仙楼”，一层为三间窑洞，是县太爷吃饭喝茶的场所，楼上是个祠堂，供的是狐狸精，奉为“守印大仙”，历任知县为求得仕途平安，将它供奉起来，求它保护官印，保住官职。儒士尚且如此，广大民众呢？儒家观念还不是依靠弥漫在社会各个角落的民间宗教来弥补其宗教性的缺失？
是的，或许我们可以设计建立儒教的教团、设计推行儒教的仪式、恢复建立遍及城乡的孔庙和城隍庙为儒教场所。但是，儒教本来不成其为一个宗教，勉强为之，就陷入伪宗教(pseudo-religion)的歧途，后患无穷。尚待建构的儒教，即使因政府的认证而获得政治的合法性，如何在民众心中建立其神圣合法性？靠国家机器的强力推行吗？历史证明，政府的强力推行并不能为某种哲学或主义建立起神圣合法性，而且往往适得其反，政治宗教（political religion）必然带来社会的动乱不安，并且危及四邻。有人认为只有普通百姓才需要宗教的超验纬度，正因此才倡导建立儒教以便向民众推行儒家伦理秩序。然而，这不过是重又陷入用“神道社教”的权谋来愚弄百姓的巢臼。精英们自己不相信却要竭力在大众中推行，这是伪宗教的典型。
儒学主要是一套哲学。从两汉到明清，儒家虽然逐渐吸收了一部分佛道的哲学思维，却一直避免其超验纬度的内容。两宋的皇室倡导的道统观念诚然确立了孔孟的圣贤品格，却从来没有把他们神化成超脱生死、救赎世人的神仙佛祖，他没有神异功能，他不能长生不老，他也不能度化众生。强把哲学当宗教，期待它在广大民众中发挥宗教替代品的作用，这不是天真幼稚，便是异想天开，或者是完全误解了传统儒教的本质。这样的哲学宗教缺少超验纬度，是伪宗教，伪的终归真不了。人造肉再好也不能完全替代真肉。只要不把真肉完全禁绝了，总会有人因为不满足于人造肉而去选择真肉。只要不把真正的宗教禁绝，民众就会因为在儒教中得不到宗教的满足而去寻求和皈依其它宗教。历史上如此，未来也必然。
三、儒教未来：儒教作为公教的可能
儒教虽然不能成为一个宗教，但是儒家精神未灭，儒家某些理念值得倡导。儒教的未来有可能、或许也有必要建设成为公教——公共之教或公民宗教。儒学复兴运动中已经有人提出公民宗教途径。为了避免跟宗教一词相连而带来的混淆，在中文语境中用公共之教化（public teaching）或许更为准确，或者干脆称之为公教。公教不是一个宗教或宗教之一（a religion），而是准宗教（quasi-religion）。作为准宗教，它就不是也不需要是全备的宗教，不需要独立的教团，更不必跟具体宗教争竞，而是可以依托学校以及诸种宗教为全体国民提供一个共同的文化认同。在此，有必要再来检查一下美国的公民宗教概念及其现象，因为当代的公民宗教概念是最先根据美国情况而提出的。
跟中国一样，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而且是个有着更多的民族和更多的宗教的国家。美国人来自世界很多国家，世界各地所有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和政治主张几乎都能在美国找到追随者或实践者。这样一个多元的国家如何才能维持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的和谐呢？跟其他现代民族国家一样，美国也需要培养公民的国家意识和认同。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甚至更需要公民教育。多元的美国有没有一个或几个共同持守的核心价值观念呢？如果有，这些观念是如何得到传播和继承的呢？采纳很多学者的系统研究和一定程度的共识，可以说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念包括敬畏上帝、自由、民主、平等、公平正义。而这套观念的传承依靠的是学者所谓的“公民宗教”。
在20世纪60年代，面对美国社会的动荡纷争，宗教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提出美国有个超越一切政党和宗教教派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即全体公民都共同奉行的一些理念、共同认同的一些符号、共同参与的一些礼仪仪式、共同尊崇的一些圣哲等一整套社会价值制度体系。贝拉指出，美国公民宗教是信奉一个超验的上帝的。美国总统的公开讲话总是以“上帝祝福美国”为结束语，白宫官员每年都举办早餐祈祷会，每届国会总是以向上帝祈祷为开始，遇到重大危机或危难时更会公开地集体向上帝祈祷。美国人也喜欢说美国是上帝之下的一个民族（One nation under God）。不过，公民宗教超越各种具体的宗教和教派，公民宗教的上帝不具体化，所以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犹太教徒或者其他宗教信徒，都可以把这个上帝解读为自己所信奉的上帝或至高神，相信在上帝的保护和祝福之下，美国才得以坚持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立国原则和理念。
在美国，公民宗教是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贝拉认为，从公民宗教的角度看，每年五月的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 Day）和十一月的感恩节是美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因为二者都涉及生死并超越此世的永恒信念，接下来才是国庆独立日和总统就职大典等更具政治性的节日。这些节日期间，总有很多活动和仪式，人们在参与过程中得以了解和学习欣赏美国共同信奉的那些理念。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华盛顿纪念碑、杰佛逊纪念堂、林肯纪念堂、阿灵顿国家公墓等，可以说是公民宗教中纪念其贤哲和英雄的圣地。父母带子女、学校带学生、或者教会组织的到首都华盛顿的旅游参观，一般总是包括参访这些圣哲圣地，向先贤先哲致敬。中小学的美国历史课，也会重点地讲解这些历史伟人的生平事迹和做人原则。
贝拉强调，公民宗教不是国家崇拜。上帝是无限的，而国家是有限的，把有限的东西当成无限的东西来崇拜，那只能是伪宗教（pseudo-religion）。如果把国家意志当作最高的崇拜对象，那是公民宗教堕落为政治宗教（political religion），是准宗教异化为伪宗教。美国的公民宗教是要把国家意志置于超验的上帝之下。公民宗教包括爱国主义，但不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遵奉一些超越国族的、更加普世化的原则，这在美国的国旗誓词中有很集中的体现。美国人从小学开始，每天就有向国旗宣誓的仪式。宣誓时人们脱帽立正，右手放在左胸心口上，眼睛正视红白蓝相间的星条国旗，齐声朗诵：I pledge allegiance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o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one Nation, under God,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我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和它所代表的共和国：一个民族，上帝之下，不可分割，为了所有人的自由和公平正义）。国家服膺在上帝权威之下，是为了所有人的自由和公平正义。可见，这种爱国主义包含着超越国族利益的普世精神。
而且，为了把自由的原则贯彻到底，美国政府允许耶和华见证人等个别宗教信仰的人不向国旗敬礼，不宣誓效忠国家，因为这些在其教义中被认为都是偶像崇拜而予以反对。如果确实出于宗教信仰，一些联邦法律都可得到豁免。比如，联邦政府特准某些印第安人部落在宗教仪式过程中吸食某种遭禁的毒品。阿密士人不上高中不交某些联邦税项。阿密士人、门诺会等几个坚持和平主义（pacifism）反对一切战争的宗教小教派可以免上战场，即使那是爱国战争。
美国的公民宗教是来自民众自下而上的自愿自觉，不是来自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强制推行。公民宗教不是社会精英用“神道设教”的权谋方式来教化或驯化民众的，即自己不相信却要民众相信。相反，它是服务于民众对于政治权利的制约的。必须承认，经过民主过程所作出的决定有时会是错误的和有害的，民主选举出来的最高领导人也是会犯错误的人。美国人常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美国民选的总统集全国最高行政权力和最高军事指挥权力于一身。他除了要向全体国民负责，定期向国会和全民做述职汇报以外，同时也要向上帝负责。总统执政时是受到国会制约的，也是受到新闻舆论监督的，更受到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的制约，民众不满就会给选下去。不过，美国总统可以连续作两届，第二届当选之后，因为不再担心未来的选举，就更有可能不顾民心民意而任意孤行。我们看到，包括总统在内的政府官员和法官在就职典礼时都要手按圣经宣誓，誓词包括“请上帝帮助我”的话。这不仅仅是个宗教习俗，更多的是希望执掌权力的政府官员真正服膺在上帝的权威之下。当民心的指向、舆论的监督、权力机构的制衡都失去效力时，一个相信上帝的总统或官员，面对全知全能和赏善罚恶的上帝，总会考虑到自己的将来以及死后的问题，所作所为要经受上帝的审判。在这个意义上，公民宗教成为防止或减少政治领导人犯重大错误的最后一道屏障。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在美国语境中，由于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信某个具体的宗教或教派，没有人把公民宗教混同于某个具体宗教。公民宗教是个学者使用的学术概念，并不是大众的日常用语。因为中国语境的不同，由于大多数中国人尚无对于具体宗教的认信，用“公教”一词来指陈类似于美国“公民宗教”的那个东西，或许会减少混乱。公教之教是教化之教，而非宗教之教。
如果说美国的公民宗教对于建立中国的公教有什幺参考借鉴意义，那就是在把儒教建立为公教的过程中，需要强调其超验之意志天的观念，要发扬华夏文明一以贯之的兼容精神。强调超验的、有意志的天，但是留下充分的空间让各宗教去具体化或具象化。对于诸多宗教兼收并蓄，而非排斥拒绝，这才符合中华文明和儒家传统所固有的兼容精神，也才会达到安民兴邦、兼济天下的儒家理想。建立儒教为公教，就不必也不应该拒绝或排斥具体的宗教。坚持政教分离原则（是政府和宗教组织的分离，而非政治与宗教的分离），奉行贯彻宗教自由政策，这才符合现代国家的国际标准，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安定，才是国家公民之福，才是邻邦世界之安。
四、基督宗教：中华文化复兴的资源
儒家文化复兴的关键是什幺？回顾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先秦原儒之后曾经有过两次儒家的复兴，第一次是汉儒，第二次是宋儒。汉儒是在经历了秦朝法家*暴和汉初黄老之道的广泛流行之后，有机地吸收了黄老之道而走向兴盛的。宋儒是在经历了魏晋以降特别是唐朝时佛教的广泛社会影响之后，放弃对于佛教的简单拒绝态度，转而有机地吸收佛教内容之后而走向复兴的。在今天，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对于儒学造成巨大挑战。以史为鉴，儒家的再次复兴不能不认真对待基督教，不能不认真地了解、理解、消化、吸收基督教。然而，今日活跃的儒学家儒教家们却对基督教充满敌意和误解，这种封闭心态做崇，怎幺可能走向儒家的第三次复兴？
其实，如若建立儒教为公教，基督宗教未必是敌人，而完全可以作为重要的资源。首先，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社会事实——基督宗教已经成为中国人中最主要的宗教之一。在北美华人当中，多次问卷调查显示，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华人认信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而且是除了“无宗教”选项外认信比例最高的宗教。认信佛教的华人约百分之二十，认信其它宗教的极少。在中国大陆，基督新教和天主教信徒的人数也以千万计，并且在迅速增加。可以说基督宗教在海外华人和中国正在成为信徒最多的制度化宗教。
其次，同样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基督信徒并不排斥儒家理念。相反，大多数华人基督徒可以说是儒味的基督徒（Confucian Christians）。姑且不论一些知名的华人神学家或宗教学家对于儒家的肯定性论述，在普通信众中也是如此。这在我的《美国华人基督徒：皈信、同化和复合认同》这本社会学着作中有详细描述和客观分析。在一篇中文短文《三味基督》里，我也曾经这样总结：
儒味的华人基督徒大体说来有这样一些特征：神学上保守，信仰上理性，伦理道德上传统，言谈举止上谨慎。他们注重家庭，注重教育（特别是子女的道德教育），注重世俗工作的成就，注重community（团体）的维护，注重推己及人的仁爱行为。这种对于彼此德行的持守和看重，以及积极入世的态度，正是沿袭了儒家“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传统。不过，超验的上帝和博爱的基督为其修齐治平找到了动力源头和目的所在。宋儒朱熹有一首诗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心性如水在朱熹的着作中常被提及。这首诗被一个华人教会的杂志用作创刊词的开篇。但接下来追问，那活水的源头在哪里？答案在《圣经》中找到。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翰福音》4章14节）。在这些华人基督徒看来，基督提供了儒家致力寻求而未找到的终极答案和境界。基督真理又成为支撑杠杆，借此进行对于儒家伦理的改造和选择性继承。例如，孝顺转变为孝敬：传统强调孝顺，所谓“尊敬不如从命”；他们则讲孝敬，honor your parents，指出这是十诫中唯一带祝福应许的诫命。他们对于西方文化选择性地吸收，对于现代西方社会中的非道德倾向持有非常强烈的批判。这样的华人文化基督徒是北美华人教会的主流多数。（杨凤岗，2004）
这个社会事实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发现。也有西方人类学家在对于香港一个客家人基督教会的深入田野调查后得出相同结论（Constable, 1994）。
更为重要的是，儒学复兴所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在继承这份精神财富的同时批判和清理其封建沉渣，包括男尊女卑、等级观念等等。儒家固有的忠孝等核心观念都需要新的诠释。简单复古的原教旨主义其害无穷。而且，在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了解了现代西方社会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实践之后，还有多少人甘心屈从于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皇权而尽其愚忠呢？还有多少人会情愿回到巴金所描绘的那种《家》而尽其愚孝呢？还有多少妇女会心甘情愿地重新戴上三从四德的枷锁呢？诚如着名的旅美学者林毓生(1996)所言，中国传统的接续必须经过创造性转化。
正是在这方面，基督教拥有独特而重要的理念资源和制度资源。首先，基督教在理念上使得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成为可能。如上所引，以孝为例，基督徒在继承孝这一传统伦理的过程中，把顺从转变为敬重。在海外是这样，在国内也是这样（见黄剑波，杨凤岗：2004）。
其次，基督教在制度上有助于儒家理念的传承延续。在进入后现代社会的美国，任何传统本身都失去了固有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儒家观念传承给第二代第三代呢？我看到，华人教会不仅在礼拜讲坛上和主日学的基督教讲道和学习中沁透着儒家思想，而且在很多华人社区，是华人教会最先和最持久地开办中文学校。在现代化了的社会中，单纯的传统型权威失去了效力，子女不会因为你说“这是咱们的传统”就会轻易地接受。而正在经历迅速现代化的中国，也会遇到相同的对于传统型权威的不断挑战。在世界各宗教中，基督教经受了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冲击而成功转型，继续有效地承担着社会道德载体的功能。中国正在迅速现代化并且已经迎来了后现代化时代，在传统型威权失落之后，基督教将会成为重要的社会道德载体。
有些人担心基督教的排他性会引起跟其它宗教信徒和无宗教者的社会冲突。这种担心是因为仅仅看到了基督教对于独一真神的信仰，却忽略了基督教对于个人自由的强调，更没有看到这样的社会事实：正是在基督徒占多数的欧美国家，宗教宽容首先得到倡导和实施，宗教多元和文化多元成为社会的规范，不仅在法律上予以确定，而且深入人心并且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把这种宗教宽容和文化多元主义看作完全外在于基督教的东西，那是不恰当的。经历了现代化洗礼的基督教，也是带来了现代生活原则的原初内在动力之一（对此的经典论述可参见马克斯·韦伯和托克威尔等人的着作）。
最后，基督教在欧美的发展也表明，其与社会的张力程度颇为合乎中庸之道，不会陷入消极遁世，很少走向反社会反现代的极端，也很少随波逐流，附和恭维走向堕落的政治和经济。因此，基督教资源的恰当运用应该会有益于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持，民主和法制政治秩序的建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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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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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Bary, Wm. Theodore. 1981. Neo-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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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 Wei-ming. 1985. Confucian Thought: Selfhood a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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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Fenggang. 1999. Chinese Christians in America: Conversion, Assimilation, and Adhesive Identities. University Park, PA: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年10月18日草就，2007年9月10日改毕）
◆《对于儒教之为教的社会学思考》读后（陈昭瑛）
杨凤岗教授《对于儒教之为教的社会学思考》读后
作者：陈昭瑛（台湾大学中文系）
此文从华人基督徒的立场对儒教之为教提出诚恳的建议，指出将儒教建立为第六大宗教，将剥夺其他宗教教徒共享儒家的权利，而建为国教则有与专制独裁结合的危险，若勉强为之，最后将使儒教沦为伪宗教。杨教授是儒家的诤友，他的意见或有过虑之处，但不失为一种提醒，值得重视。全文较大的问题在于杨教授对儒教建立为公教(公共之教或公民宗教)的看法中处处以美国社会为参照系，未能充分立基于儒学的内部思想，其建议恐怕多少与儒家有不契之处，兹略述若干浅见如下:
一、杨教授认为传统儒教乃依附国家和家族而存在，并靠科举灌输(页2)，这是忽略儒家能存活两千多年必有其内在的合理性。至于说中国虽无宗教战争，但「儒教借国家机器对佛道及其他教派的数次镇压，其血腥程度有时有过之而无不及。」(页2)令人无法置信。既然没有战争，则比战争更血腥之处何在？殊不知正是由于受儒家中和思想的影响，中国历史才未发生宗教战争，所有华人基督徒都应感谢儒家文化对外来宗教的宽容，若他们生于回教国家恐怕就很难选择基督教了。
二、杨教授认为儒教是不是宗教这一问题是面对西方挑战而提出的(页2)，这说法会不会忽略了儒家思想中本来就有原始宗教、萨满教的遗留？杨教授指出儒学「这种稀薄的宗教性为多少人安身立命？」(页5)这也忽略了两千多年来儒学是多少仁人志士、愚夫愚妇的安身立命之所。
三、杨教授提议以儒教为公民宗教一点是比较有建设性的。但这一节完全以美国为例，不仅过度美化美国，也可能脱离了中国的脉络。美国之所谓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真的没有让这多元中的某一元独大独尊吗?
四、杨教授希望基督教可以是儒家复兴的资源，这是可能的。但首先双方必须破除敌意和误解。杨教授认为儒家学者对基督教充满敌意误解 (页9) ，却忽略基督教对儒学的敌意误解。除了搭配船坚炮力的传教策略之外，也可想想徐复观、牟宗三两位先生在基督教的东海大学的遭遇。在判断「儒味的基督徒」(页9) 时，杨教授对儒家还是有所误解。他认为基督徒将孝由「顺从转为敬重」(页10)，实则儒家之孝何尝没有敬重？何待基督教之转化？子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礼的精神便是敬。孔子亦言:「事父母几谏。」(〈里仁〉)虽然只是「几谏」，但绝非盲目顺从。在提到儒家的「封建沈渣」(页10)，则问题更大。男尊女卑、等级观念难道美国没有？美国在1870年黑人男性才有投票权，到1920年女人才有投票权。男尊女卑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黑暗面，不独儒家为然。至于等级观念，就是在今日受西方影响的各种体制如政治、法律、学校教育中亦有之，问题在于由下级上升是否凭藉合理公平的机制，但不论人的职位高低，儒家认为每个人的人格平等，所谓「匹夫不可夺志」(〈子罕〉)是也。又孔子言「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何时主「愚忠」？《孝经》是汉大一统建立后的官方典籍，用以加强专制政权的社会稳定性(根据徐复观先生)，孔子何时主「愚孝」？杨教授所期待基督教能有益于儒教者应该不在上述这些地方，而在别处，如制度化的一面，但女性不得任神职这一点，则儒教千万不能学。
◆回应台湾大学中文系陈昭瑛教授的书面批评（杨凤岗）
回应台湾大学中文系陈昭瑛教授的书面批评（杨凤岗）
美国普度大学 杨凤岗（fy...@purdue.edu）
陈昭英教授身居台湾，却关心整个中国以及儒学复兴，联想到近年来台湾的种种去中国化举措，包括在中小学以及大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排挤，陈教授对于儒学复兴的关心就不能不令人由衷赞赏。真切希望陈教授以及其他岛内有儒教使命感的同仁，能够力挽狂澜，让儒学复兴于海峡两岸。
当然，儒学并不是专属于某家某派或某地的，而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文化遗产。甚至也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而是早已走向东亚、走向世界，成为人类共享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所以，儒学复兴，并不仅仅是自视为“儒家”之人的私事，而是大家的公事。因此，本人谨在这篇文章中试图从一个社会学的视角就儒学复兴的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的认识和建议。但陈教授开篇就以儒家自家人的口气把我定义为外人友人（诤友），让人难免感到是在自划地盘，跑马圈地。儒学是中国人共有的文化遗产，而不仅仅属于以儒家自诩的少数人的。而且，陈教授的几点评论从头至尾强调突出的是分歧对立，尽是些情绪化的论断或立场的宣示，而不是依据事实和理性进行公平的讨论，这跟我所了解的儒学传统所倡导的核心精神出入太大，所以，我原先实在不想与以正面回应的。
在香港浸会大学开会时，虽然事先就拿到了陈教授的书面批评，但是受到会议组织者所希望营造的和谐对话气氛的感染，我对于陈教授的具体评论未作直接回应。而且当时我们那一场的发言，只有我这篇文章受到陈教授的如此“重视”而提出很多很长的批评。事后有位同场发言的朋友为此还在博客上抱怨了一下，说是我“有许多比较极端的论证，所以，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我坐在上面主要就是听别人对他的观点的批评。”我的论证是否极端，大家可以在亲自读了我的文章后自己下判断。这位朋友坐在台上只在听别人对我的观点的批评，这话是准确的。陈教授的现场发言只是重复了书面评论的话语，致使其他人很有意思的文章没有得到更多的时间讨论，也可能有其他的更有价值的批评未及听到，实在遗憾。当时因为占用了大家的时间而让我感到歉疚，加上我本来就未想正面回应，所以只是草草应对几句便把时间让了出去。我本以为陈教授的这些观点可以不必回应，因为未见得其他学者特别是大陆的学者会有共鸣共识。但是，会议组织者在编辑文集过程中多次来信，坚持要我补充回应，而且表示“有话尽管说”。既然如此，我就做个坦率的、力求简短的回应。如有不当，诚请包涵、批评。
陈教授说：“杨教授认为传统儒教乃依附国家和家族而存在，并靠科举灌输，这是忽略儒家能存活两千多年必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陈教授下此断语之后，可惜无论是书面还是会上，都没有举证儒家内在合理性怎样让这套思想两千年存活。由于我的文章是社会学的视角，因此，就要考虑思想传承的社会机制是什幺。思想是人头脑中的东西，而人又都是具体的社会的人，一个思想体系的传承则要有一群人，在某种组织或制度框架中进行。儒教在现代社会转型中未能成功转化为一个完备的宗教，它所面对的重大挑战之一就是缺少一个独立的clergy（神职、教团）。难道不是吗？
“至于说中国虽无宗教战争，但「儒教借国家机器对佛道及其他教派的数次镇压，其血腥程度有时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无法置信。既然没有战争，则比战争更血腥之处何在？”
战争双方交火，当然血腥。而没有战争时，当一方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和手中的武器镇压“手无寸铁”的民众或信徒时，同样可以造成生灵涂炭，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陈教授应该是深谙历史的。三武一宗灭佛是史实。灭者，消灭也，难道没有暴力？难道全无血腥？和尚习武自卫，但棍棒拳脚终究无法抵挡皇朝的灭佛举措，更不可能发展到有能力进行抵抗性的战争。黄巾、白莲、太平天国等以宗教为旗号的抵抗，终归无法抵挡强势的皇朝军队，难逃被剿灭的残酷血腥。当然，我无意把这种血腥仅仅归咎于儒教。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问题出在政教合一。当某个宗教借助国家力量推行时，就难免导致冲突和暴力镇压。在西方如此，在中国亦然。为了剿灭太平天国，曾国藩不是用维护儒教来做动员的吗？今日又有人倡导确立儒教为国教，难道不应该让我们回顾一下古今中外的历史，警觉这种政教结合所带来的血腥和对于民众所带来的祸害吗？
“杨教授认为儒教是不是宗教这一问题是面对西方挑战而提出的，这说法会不会忽略了儒家思想中本来就有原始宗教、萨满教的遗留？杨教授指出儒学「这种稀薄的宗教性为多少人安身立命？」这也忽略了两千多年来儒学是多少仁人志士、愚夫愚妇的安身立命之所。”
陈教授虽然人在中文系，但学人都应该有对于社会历史的起码认识。首先，儒教是不是宗教这个问题的提出，从历史发生学来说，难道不是在中西交流开始以后才提出的吗？中文的 “宗教”一词不是在近代才从日语转过来的对于欧洲语言中这个词的翻译吗？我同意说儒家思想中有原始宗教或萨满教的遗留，我在文中也提到儒教思想中有一定的宗教性或宗教因素。但有些许遗留物并不等于儒教就是那遗留物，这不是个非常简单的逻辑问题吗？同样，我在文中也提到儒教稀薄的宗教性满足了少数人安身立命之需，但是用举例的方式说明即使是儒士其中也有不少人是借助佛教道教甚至民间信仰中的狐仙信仰来安身立命和安顿生死大事的。而陈教授除了下断语硬说我忽略了什幺之后并没提出任何论证或举证。断言性的陈述句需要用事实和逻辑推导来支持，我想无论学者的学科专业背景是什幺，应该都是共同的原则吧？
“杨教授提议以儒教为公民宗教一点是比较有建设性的。但这一节完全以美国为例，不仅过度美化美国，也可能脱离了中国的脉络。美国之所谓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真的没有让这多元中的某一元独大独尊吗?”
我在文中已经说明，之所以检查一下美国的公民宗教情况，是因为当代的公民宗教概念是最先根据美国情况而提出的。难道从逻辑上讲不应该以美国为例进行检验吗？不以美国为例，难道以别的什幺国家为例就更符合逻辑吗？说我的描述过度美化美国，不知具体的是指哪一点？虽然每个人都有主观的好恶，但秉持社会学的客观性原则，我在文中对于美国公民宗教情况的介绍是在对于现象竭力进行客观的描述的。陈教授可以不喜欢我所描述的现象（其实不知道陈教授不喜欢的具体是什幺，只知道陈教授有一股笼统的情绪），但对于现象本身的存在与否不应该否定吧？而陈教授这段话中的疑问句，不知是真的问题还是如上下文一样的一种反问性断言。如果是个真的问题，我愿意回答。简单回答的话，我要说：是的，美国从立国开始，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就确定了政府不独尊某个宗教、不扶持任何宗教独大的原则，而且这个原则是被竭力实行的。宗教之间的竞争会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况，这在自由社会中是难免的，政府的职能只在于尽力维护竞争的公平。
“杨教授希望基督教可以是儒家复兴的资源，这是可能的。但首先双方必须破除敌意和误解。杨教授认为儒家学者对基督教充满敌意误解，却忽略基督教对儒学的敌意误解。除了搭配船坚炮力的传教策略之外，也可想想徐复观、牟宗三两位先生在基督教的东海大学的遭遇。”
我的文章讨论的是在当代中国的儒教复兴，指出有些致力儒教复兴的人需要心平气和地去了解和理解基督教，只有那样才有可能带来儒学的第三次复兴，正如汉儒宋儒对于道教和佛教的了解和吸收一样。陈教授在这个语境中提出徐、牟二位新儒家学者在台湾一所大学的遭遇，实在是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究竟是什幺遭遇？在会下的多次真诚请教后，至今我仍然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我想，学术讨论，总不能用一种模糊的感受替代清晰的事实吧？如果被引用的“遭遇”连当事人都从未言明过，其他人就凭着自己的揣度予以引用甚至发挥，这于学术讨论是毫无帮助的。
我的文章指出在当今这场儒家复兴中，要考虑到信仰基督教的华人中国人，他们并不排斥儒家伦理思想。在这个语境中陈教授翻出船坚炮利的西方传教士这个陈年旧帐，对于目前的讨论有何关联有何意义？这只不过表明陈教授这个儒家学者深藏内心的对于基督教的一种排斥情绪（是的，是一股情绪，而不是说理），使她失去了面对现实和展望未来的能力。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指出，陈教授在开篇便体现出来的排斥性在具体的评论中几次更加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不仅前面挑衅性地说：“所有华人基督徒都应感谢儒家文化对外来宗教的宽容，若他们生于回教国家恐怕就很难选择基督教了。”而在这里这段评论，更让人感受到一个儒家学者对于一个基督徒学者的敌意和误解。
“在判断「儒味的基督徒」时，杨教授对儒家还是有所误解。他认为基督徒将孝由「顺从转为敬重」，实则儒家之孝何尝没有敬重？何待基督教之转化？” 子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礼的精神便是敬。孔子亦言：「事父母几谏。」(〈里仁〉)虽然只是「几谏」，但绝非盲目顺从。在提到儒家的「封建沈渣」，则问题更大。男尊女卑、等级观念难道美国没有？……
这一点跟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问题有点类似。一个思想体系中有点那个东西，并不等于就是那个东西。这是个简单的形式逻辑的问题。而且，展开到社会实践层面，难道中国传统在社会上所实施出来的“孝”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更加强调“孝顺”而非“孝敬”吗？不是把敬重改造成屈从了吗？巴金的《家》所描绘的那些现象，不是让几代人因身有同感而引发共鸣吗？在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中，不是又有人翻出《孝经》和“24孝”故事来教导儿童了吗？这里或许有不同学科背景导致的思维差异。社会学的视角不仅看书上写了什幺，更主要的是看人们的行为。不是看某几个特别的思想家或精英人物的言行，而且更要看大众或信众的行为。至于陈教授在这一段后面部分表达出来的排斥性情绪性言论，我实在不愿意再次提出来检查，不必再去反驳了。
不过，陈教授能从孔子经典中举出孝敬、男女平等的语词，虽然这种神学诠释学性质的方式跟我这篇文章的社会学旨趣有所不同，但仍然是值得称道的。如果能把儒家经典中的这些方面予以彰显发扬，这正是基督教和儒教在很多重要观念上可以相通的例证。如果我们都立足于现代社会，面对共同的社会问题，以心平气和的态度来继承和发扬共同的文化遗产，相信我们是能够找到更多的相通以及相同之处的。
◆擎刀舞剑的女子 ——记台湾学者陈昭瑛（陈惠玉）
擎刀舞剑的女子 ——记台湾学者陈昭瑛
日期：2004-07-29 作者：陈惠玉 来源：文学报
陈惠玉（台湾）
起先，我和昭瑛只是点头之交的同学，直到上了张永俊老师的“清代哲学”，才真正熟识起来。而说起来，能上“清代哲学”，也是昭瑛力争得来的。因为选课时才发现中文系必修课的“训诂学”居然和“清代”哲学冲堂。我心想，只好放弃了。没想到昭瑛居然锲而不舍地跑到中研院，和张以仁老师当面解释说明，结果事情有了转机。在学生心目中一向严峻的张以仁老师答应了昭瑛的请求，只要我们到夜间部补上“训诂学”即可。
台大中文系同窗数载，昭瑛在班上虽不是很活泼的一员，但总是令人印象深刻。她天资颖悟，感觉敏锐，又且思路明晰，批判性强。平时尽管静若处子，一遇到重要关节处，据理力争时，则言辞滔滔，辩才无碍。当对方弃甲曳兵而逃时，或不免要诧异，这小女子的大刀如何能舞得如此虎虎生风？而友人如我者，则有时不免为她担心，擎刀舞剑的纤纤玉臂，能否禁受得起这么多场的阵仗？不过，时间证明了一切，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岁月的风霜非但无法稍挫她的勇气，反而将她磨砺得更加坚韧了。
昭瑛大学读的是中文系，研究所改念哲学，博士班则转到外文所。这其间的曲折转变，其实是有脉络可寻的。早在日据时代，昭瑛的父亲即开始编写剧本，母亲则为新剧演员。在台南出生的昭瑛，童年时期也曾跟着父母剧团迁居异地。国中时代，因国文科叶素兰老师的热心引荐，而陆续接触了俄国小说及存在主义文学、哲学作品，如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罗亭》，卡缪的《瘟疫》等，对昭瑛心灵的启迪与创作的风格均有深远影响。高中就读北一女时期，即已发表小说于《中外文学》。也就是在这段浸淫文学，热衷写作的年轻岁月里，昭瑛结识了亦师亦友一生的伴侣——诗人大荒。这场忘年的交会，更丰富了彼此的创作生命。
大学时代，昭瑛的小说被刊载于《中国时报》人刊。不久第一本小说集《江山有待》出版，“文坛新秀”的赞誉不胫而走。不过，“文坛新秀”的冠冕并未引起昭瑛过多的眷恋。在宽敞而自由的大学殿堂里，除了中文系的课，她也到哲学系、历史系、外文系等旁听，仿如求知若渴地疾走于文史哲的跨领域中。而学院围墙外，70年代的锣鼓震天，党外民主运动正蓄势待发，只待星星之火即可燎原；乡土论战也正如火如荼进行，本土派与西化派鏖战方酣，前辈学者如徐复观、胡秋原亦挺身而出，为维护本土文化而大声疾呼。在这种素朴而热烈的时代氛围下，昭瑛的终极关切不再局限于文学的藩篱，中西哲学思想及批评理论都对她引发了极大的兴趣。同时，也就在这段期间，昭瑛开始大量接触儒学而产生了无限的崇慕与敬意，尤其感动于新儒家徐复观先生捍卫传统儒家文化的精神气象，遂以“新儒家青年”自许，决定此后“把儒学当做安身立命之所”。
80年代初，昭瑛如愿进入哲学研究所。哲学所的训练使昭瑛更娴熟于西方的哲学思潮与批评理论。尤其对黑格尔的历史性辩证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以及马库色的美学等，钻研日深且迭有心得。不过，一向勇于挑战现实，超越自己的昭瑛，并不以此为满足。她决定投考外文系博士班，一来厚实语言基础，开阔国际视野；二来对文学的深究冶炼，对她日后的治学志业将是莫大的助力。
勤学加上努力，1988年秋，已为人妻、为人母的昭瑛，终于进入了台大外文系博士班。待取得学位，竟峰回路转地又回到中文系执教。如今，除了埋首著书研究，为一群和当年的自己一样年轻、一样求知若渴的学子传道、授业、解惑，应是她最大的快慰了。
中国文化就是台湾的本土文化，在追求本土化的过程中，台湾不仅不应抛弃中国文化，还应该好好加以维护并发扬，如果硬要切断台湾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那分割之处必是血肉模糊的。
——陈昭瑛
——陈昭瑛
今年7月9日摄于韩国丁荣山先生兴犹堂
◆出塞曲（陈明）
《出塞曲》
作者：陈明（《原道》主编）
歌名，还有歌中的慷慨，都让人联想起唐朝边塞诗人为我们描述展现的昂扬情绪和明朗图画。但是，细细品味，似乎又不尽然。岑参、高适乃至李白、王维，他们笔下渲染的那份豪情主要是个体生命建功立业的书生意气。“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这里的英雄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功利主义或功名主义。
《出塞曲》所唱与此不同。
“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用那遗忘了的古老旋律／请用美丽的簪缨轻轻呼唤／我心中的大好河山。”这里找不到“人生志气立，所贵功业昌”的自信潇洒，有的是一份孤怀独往的坚定执着。当然，这也是一种英雄主义，只是它的基础主要是理想主义。
我是在出租车上偶然听到这首歌的。蔡琴略带沧桑的歌喉和窗外的萧萧落木与歌曲的调子十分吻合，使人沉人怀想。“美丽的簪缨”在脑海里时隐时现，挥之不去。作为壮怀激烈之作，这个意象虽贴切美丽，但较之“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登车一呼风雷动，遥震阴山撼巍巍”毕竟单薄了点。这也是无法苛责的，“男儿本自重横行”的背后，原本是要有昌隆的国势以及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信心作为支撑的。中国近代备受摧折，读书士子倾心西化，李白岑参复生今日，恐怕最多也只能成为陆游，甚至不免要英雄气短了吧!
但是，我还是强烈感觉到《出塞曲》与边塞诗词相同相通的精神气质，爱国——对文化，对河山有一份责任和担当。
“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莫说出塞曲的调子太悲凉／如果你不爱听那是因为／歌声中没有你的渴望／而我们总是要一唱再唱／像那黄河千里闪着金光／像那狂风呼啸过大漠／向着黄河岸那阴山旁。”
究竟是谁，基于怎样一种感受，写下了这些令人怦然心动的句子和旋律?每当听到这里，我都不禁要这样问，这样想，直到认识了陈昭瑛。
陈是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复观先生的女弟子。她近年工作重点在台湾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其对儒家思想在台湾近现代的启蒙及反对日本殖民运动过程中地位作用的阐释引起了广泛关注。众所周知，民进党的理论家们正是采取论证儒学与现代性不相容和指控儒学为殖民文化这两种叙事策略，以切断大陆和台湾在文化上的联系，为其台独主张张本。事实上，我正是通过阅读这方面的论战文字先熟悉了陈昭瑛之名，并油然而生“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之叹。
真正见面是在澳门。“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研讨会，话题敏感，有学术性，也有火药味。她的发言指向了郭正亮，东吴大学政治学教授，民进党宣传部长。我已记不起当时的论题，只记得听着听着，突然眼前一亮：她不正是那歌者，作者，不正是那《出塞曲》歌中的主人翁?儒家立场，“唐裳”衣着，一切的一切似乎都表明，在这个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龙的传人的聚会中，没有谁比这位来自台湾嘉义的女子更中国。
“是吗?我可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台湾的学者都挺忙，陈昭瑛尤其如此。“回去找来听听，我儿子可能知道，”她说，“我这样的人，台湾挺多。” 那里有文化复兴运动，有徐复观这样的学者，只是已经过去很久了。所以，我有点相信，又有点担心。
整整一年过去，收到她新出的《台湾儒学》一书，很是高兴。但打开夹在书中的短签，我的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近况可好?台湾选举结果想必您已知道，未来的四年在台湾的中国文化保卫战将更为艰难。朋友们都非常忧心，有的已准备当遗民。”
默然。
歌声又起。
美丽的簪缨又开始在脑海飘荡，挥之不去……
■“计划生育反思”专题
◆全面反思计划生育《大国空巢》摘要（易富贤）
《大国空巢》摘要导读—全面反思计划生育
全文41万字, 即将（2007年5月或者6月）由香港大风出版（http://www.strongwind.com.hk/default.aspx）社出版，敬请关注。大风出版社是南怀瑾老先生支持、王小强先生（原国家体改所常务副所长）主持的出版社，其宗旨是正面利用香港的言論自由，參與嚴肅認真的思想交流，追求真理是一個摸索碰撞的過程。
《大国空巢》内容摘要导读
1、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在目前发达国家的寿命和死亡情况下，妇女平均得生育2.1个孩子。而由于非正常死亡率和出生人口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该在2.3以上。考虑到不孕不育症、单身、丁克等人群，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要是一个国家的主流家庭不愿意生或者养不起三个孩子，标志着这个国家已经失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2、人口有其内在调控机制。在古代通过“左手”（瘟疫、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等）调控人口。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美洲新大陆高产作物的引入旧大陆，以及现代农业技术的进步，粮食数倍增加；加上牛痘接种和青霉素等的推广使得全球平均预期寿命从过去20多岁延长到现在的60多岁，导致人口激增。但是工业化通过“右手”压迫人口，降低生育意愿、养育能力和生育能力。这种“两手”调控机制使得人口呈S形变化，数千年的低水平平稳期，三百年左右的急剧上升期，然后是人口高水平平稳期或者下降期。计划生育使得中国放弃了数千年一遇的人口发展机遇。中国要是1970年代就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话，随着人类发展指数（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的提高，生育率也会自发直线下滑，人口不会无限增加，中国2005年底人口也只有15亿左右；即使1980年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那么2005年人口也只有14亿左右人口，但是人口结构就更为合理，更有利于国家的持续发展。
3、中国人口增加不是因为毛-9泽9-东鼓励生育，主要是寿命延长，是“死的太少”，而不是“生的太多”。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延长到1980年的68岁，同期人口从5.5亿增加到10亿。毛-8泽8-东时期的人口政策遏止了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下降的趋势（从19世纪初的占世界40%下降到1949年的22%），1949年中国人口占世界22%，1980年仍然是22%。要是依照马寅初人口论，从1959年1979年少生3亿（实际上4.57亿），意味着1959年以后出生的人口的近2/3是不能出生的，现在中国可能已经因为老年化而崩溃，已经沦落为一个毫无生气、丧失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国家。中国1950年代到1970年代繁衍的人口成为现在的劳动力，才是目前真正的“人口红利”。现在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是“吃祖宗的饭”，但现在的计划生育却是“断子孙的根”。
4、人类几千年人口数量波动在低水平，生活质量也没有大的变化。近300年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人口增加，对现有的资源消耗只是“加法”地增加；但更重要的却是使目前的“非资源”（如氮气、太阳光）变为新的资源（氮肥、太阳能），这种新资源的增加却是“乘法”地增加的，这也是为什么近代人口不断增加，而生活水平反而不断提高的原因。说明科技的进步、经济的成长远远比人口增长快。何况现在人口增长已经减缓（停止计划生育都难以防止中国人口锐减），科技的进步却还在加速，谁能断言中国人口上限？中国人口减少对全世界来说都是悲剧。
5、中国的人口过多只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谎言。中国所有资源总量在全球都位居前列：农用地面积全球第一，国土面积、矿产资源全球第三，森林面积全球第五，淡水资源全球第六。由于资源分布很不均匀，“世界平均”意义不大，低于“世界平均”并不意味资源不够。前苏联、大洋洲、美国、加拿大、蒙古国这五个地区人口不到全球10%，但是陆地面积超过全球39%。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大洋洲、南美洲人口占全球13.7%，但却拥有全球36%的耕地。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南美洲、大洋洲、刚果这六个地区占全球人口14.5%，但却拥有全球65.7%的森林面积。南美洲、俄罗斯、加拿大、印度尼西亚、美国、大洋洲、缅甸、刚果这8个地区人口占全球18.8%，但却拥有全球64%的水资源。大洋洲、南美洲、美国、前苏联、蒙古人口不到全球14%，但却占有全球草原面积的48%。前苏联、美国、南非、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加拿大、德国、英国8个地区人口占全球13%，但却拥有全球62.3%的矿产资源。除了资源丰富的少数几个国家外，中国人均资源并不处劣势，比如，除中国以外，全球40.9%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多，59.1%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少；全球16%的人口人均矿产资源是中国的8倍，但中国人均矿产资源却是另外84%的人口的1.56倍。中国人口密度是印度的37%，人均农用地面积是印度的2.55倍，人均耕地面积是印度的73.5%，人均长期作物用地是印度的1.13倍，人均草原面积是印度的30.14倍，人均森林面积是印度的2.08倍，人均淡水资源是印度的1.24倍，人均矿产资源是印度的3.55倍。中国绝对算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均资源也不错”，中国 “资源短缺”的原因主要是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人口过多”。影响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是农业政策和人口结构而不是耕地。比较资源丰富和资源贫乏的国家，发现经济水平并不完全由人均自然资源决定的，因为人口资源才是第一资源，是中国最大的优势资源。人是“本”（能够将“非资源”变为“资源”），自然资源是“末”，想通过减少人口来提高“人均资源”是舍本逐末。
6、由于人口的负面影响是直接的，抱怨人口过多、建议控制人口的“有识之士”历代不乏其人。现在不少人口学家声称要将中国人口降低到7亿、5亿或者3亿。2005年中国人口中1970年以后出生的7亿，1978年以后出生的5亿，1988年以后出生的3亿。现在一个孩子都不生，今后平均寿命为76岁的话，中国人口也要到2046年、2054年、2064年才能分别降低到7亿、5亿、3亿，但那个时候最年轻的妇女也已经有41岁、49岁、59岁了，基本都丧失生育能力了，然后在2085年左右中华民族基本灭绝。以急剧压缩人口规模、催生畸形人口结构为代价提高生活水平，和过把瘾就死没什么区别。一票否决制否决的是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并且不用说中国人口减少到7亿，即使3亿甚至几千万，要想保证现有的生活质量，现有不可再生资源(如石油)不过是**持几十年、上百年罢了。要从全球化角度看待资源，即使中国一个孩子都不生，民族自杀，留着资源给其他国家，也不过多用几十年。因此人类要存在和发展只有一条路可走：依赖于科技进步开发新资源（包括可再生资源），节流不如开源，而科技进步依赖于足够数量、合理结构的高素质人口。
7、从全球看，环境污染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中国总体生态环境自1990年代起也不断改善。但是中国城市环境确实在恶化，一方面是因为粗放式发展模式，更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现在二、三亿青壮年农民工只是序曲，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工地，这个过程必然伴随城市环境的恶化（现代科技可以确保中国将环境恶化降低到可接受程度，不会发生欧洲工业革命时期“伦敦烟雾”事件）。即使现在一个孩子都不生，光将目前人口城市化，环境问题同样严重。计划生育无助于改善自然环境，但是却严重污染人文环境。
8、计划生育政策出台是非常草率的，并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当年的所有预测全部落空。中国在人口学家的恐吓中莫名其妙减少了数亿人口。计划生育没有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任何贡献，无功于当代，却有害于千秋：诱使中国走“以物为本”的畸形粗放型发展模式，削弱物资再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抬高养育成本，降低生育意愿，使得中国提前进入养不起孩子的时代，削弱人口再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加速人口老化，导致“未富先老”，使得中国难以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中国目前是9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只有城市的4000万老人享受社会养老金；今后是2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三四亿老年人口都得指望退休金），并使得城市化滞后，降低创新能力和劳动生产率；腰斩依托于健全家庭结构的传统文化；彻底改变世界和中国民族结构（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从1980年的22%下降到2005年的19％，不久将降低到15%，然后继续快速下降，李小平等人口学家认为应该继续降低到占世界3%；2000年到2005年这五年期间中国新增人口中少数民族占42%）；增加出生性别比；降低人口素质；增高家庭风险；降低国防潜力，威胁中国边界安全；激化了干群矛盾；破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并将威胁社会稳定。恶梦醒来是早晨，但是中国人口恶梦醒来却将是漫长的黑夜。
9、计划生育导致家庭结构畸形，家庭缩小，只需要比较少的收入就可以维持家庭基本消费，导致工资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使得行政成本（从1978年到2004年增加100倍）、垄断企业与资本三者拿走了GDP的绝大部分，中国工资收入占GDP比例不断下降，现在只占GDP的12%（其他国家占54%－65%），居民收入只占GDP的22%。在这种“寄生经济”的模式下，必然压制正常消费，增加腐败的空间，贫富差别增加,也给房地产、教育、医疗产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导致消费萎缩，产品廉价外销（全球都在享受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国老百姓却享受不到），国内需求不足引起就业不振，老百姓生活压力加大。要是1980年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家庭需求底线提高，工资占GDP的比例被迫成倍提高，虽然孩子增多，妇女劳动参与率降低（也能缓解就业压力；而目前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居全球第17位），但是家庭生活水平反而比现在高，消费和生产的关系趋于合理，大大增加就业容量；多出生的人口中只有1980年代初出生的大约三千多万（不可能超过五千万）进入劳动市场的，相对于目前9亿多的劳动人口来说比例不高，对现在的就业影响不大，而且现在缺的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就是说20岁的人口基本并不与50岁的人口抢工作。现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主要是由于大学扩招，高校招生人数从1998年到2006年增加5倍，如此大跃进，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就业压力的。不顾人口结构的扩招并且将使得今后很多高校因为生源短缺而破产。
10、因为涉及利益和权力，计划生育就像是穿上着了魔法的红舞鞋，停不下来了，计生委靠编造数据来维持其存在的理由，将每年出生人口多计算50%左右，从而将客观调查的1.2-1.3的生育率修正成1.8。中国人口迷雾是“人工迷雾”。中国2005年底实际人口只有12.5亿左右，而没有国家统计局宣称的13.07亿。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建议下，中国人口政策还纹丝不动， 《报告》预测在现有政策下中国人口将于2033年达到15亿，根据这种预测，2006年人口需要增加1300万以上，但是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只增加692万（实际上可能只增加两三百万），可见《报告》一两年的预测就与实际相差甚远，遑论今后了。目前每年出生1200万左右，死亡1000万左右，随着老年人口的堆积，死亡人口将急剧增加，中国人口已经接近负增长，继续现行人口政策，中国人口高峰连13亿都难以达到，不可能达到14亿，更不会达到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所宣称的16亿。
11、各民族的博弈归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中国成为第一人口大国得益于传统生育文化（家文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大有大的道理。现在国家提出的“可持续发展”不就是国家和民族意义的传香火吗？家族的香火传不下去，难道国家和民族的香火传得下去？依照现在“科学”的标准，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有很多缺陷，但却成功延续了我们的民族的文明和人口（而其他很多文明却相继消亡）；在古代那种生产力条件下，人类繁衍相当于紧急避险，要是采纳现在“完善而公平”的文化和制度，连人口都不可能延续下来，更别说其它的了。但是工业化改变了传统的家庭模式，动摇了中华生育文化的两个支柱（祖宗文化和礼教文化），从而使得中华文化圈的地区（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香港、澳门）的生育率为全球最低。比较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生育率随着社会发展而下降的趋势，中国大陆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也只能在1.8左右（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中华文化圈的其他地区没有刻意破坏生育文化，生育文化是遭到被动破坏的；而中国大陆的传统生育文化遭到三重破坏：A、现在的物质生产至上的经济制度和家庭模式对中华文化圈的打击；B、与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曾经主动打击传统的生育文化；C、几十年计划生育的片面宣传刻意破坏生育文化，人口上限和超低政策生育率形成生育心理的“爬蚤效应”。因此中国即使停止计划生育也将达不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中国目前发展水平时的生育率，多次生育意愿调查也证实这一点。人口问题已经是火烧眉毛，容不得继续延误时机，中国人口政策需要方向性的改变，而不是“二孩晚育”这样的微调。重建生育文化、鼓励生育的任务将非常艰巨。
12、健全的人口结构是经济起飞、国家崛起、合理养老金制度的建立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而畸形的人口结构却是经济衰退的充分条件。近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已经下降到1200万左右（数量还远不如1940年代），其中女孩不到600万；印度每年出生人口2400多万，其中女孩1200万左右。意味着今后印度的物质再生产能力（劳动力）和人口再生产能力（育龄妇女）都是中国的两倍。现在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香港每个妇女只生育0.95个，台湾、韩国1.1个孩子（这些地区发展水平比中国大陆早20多年）。要是光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中国现在每年出生的这500多万女孩（扣除不生育人群后，生育妇女不到500万）到时候每人平均只生育1.2个孩子的话，那么每年出生人口只有600多万，而其时每年死亡人口近2000万，而2040年左右每年死亡人口2500多万（1960年代中期每年出生人口2500万以上），每年人口减少1000多万--大国空巢!
◆《大国空巢》序言(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人口对于经济的作用始终是一个谜。有人说地球上的资源有限，现在的人口已经超过地球资源所能够容纳的水平。所以人口增加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但是从微观一点的层面来看却正相反。许多经济发达的地区都是人口密集的地区。像日本，香港，台湾，还有欧洲的许多国家，人口都非常密集，而人均收入又都很高。可见资源问题并没有成为制约因素。再具体到城市的层面看，大家都在争人口。十几年前我研究美国人口的流动时发现人口流入的地方都是欣欣向荣，而人口流出的地方都是破落败坏。各个地方当局都在争人口。不但美国这样一个相对地广人稀的国家如此，连我国这个土地资源极其紧张的国家也都在争人口。城市边缘的开发区最着急的是人口太稀少，不少高楼大厦虽然都卖出去了，可是真正入住的很少，人少繁荣不起来，房地产的价钱也就上不去。每有一户人家来到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过去大城市的户口控制极严，近年来情况大有改变。主管当局越来越明白，繁荣靠人口，抵制人口对自己并不有利，因此大大地放松了对户口的管制。我国农村经济的停滞和城市的发展也与人口的大规模拥向城市有关。当然，人口密集而又贫困的地方也很多，像孟加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总起来看，似乎二者没有什么确切的关系。因此人口和经济的关系成为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特殊值得研究的课题。
如果从人类发展的长远历史看，人口数量在近二百年间发生了爆涨。据历史学家估计在公元零年时全球人口为2.3亿，到1820年增加到10.4亿，平均年增长率为0.08%。而近180年来人口从10.4亿增加到65亿，平均的年增长率达到了1%（最近的全球人口年增长率1975-2003间平均为1.6%; 2003-2005为1.1%），比过去的两千年加快了12倍。拿更远的史前发展看，人类从非洲走出后的六万多年才增加到两亿多，其增长速度跟蜗牛爬行差不多。现在的人类学家想方设法寻找远古时代的人类化石，但是所得非常稀少。原因是那时候的人类总数大概超不过百万，分布在全球1.33亿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平均起来每一百平方公里才有一个人。找起来当然不容易。这样看起来人口数量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加速的过程，而到了上个世纪进入到了一个爆炸阶段。人口的增加远远超过了其他生物的增加。人口成了独霸地球的超级物种，把其他生物的栖息地统统都占领了，破坏了，导致其他物种的大量灭绝。现在的环境破坏和大气变暖，轮到人类自己灭绝自己的时候了。幸亏事物有自己的规律，近年来生活提高，教育普及以后人类的生育率正在迅速下降。可以预见，将来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人类太多，而是孩子太少。这一现象已经在发达国家看到。中国不久也会走上这条路。经常出国的人或许会注意到，相比之下在中国公园里很难看到小孩，在公交车上很少看到孕妇。中国的人口危机已经现出征兆。
过去以为如果人类不控制自己，照过去的轨迹发展下去，不出二三百年，因人口过剩而导致人类自我毁灭的结果将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世界舆论发出了紧急呼吁，要控制人口，要保护环境。现在快半个世纪过去了，此间发生了些什么重要的变化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三件事：经济增长加速，相应的环境负担加重，还有人口的增加和增速的减慢。这三件事中国都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中国的变化相当典型地说明了全球在这个时期的变化。
易富贤先生的这本书是讨论人口的。让我们来看看，在全球总体变化的背景下中国的人口究竟处于什么状态。看了这本书我们才知道，这里存在着巨大的观点分歧。观点是政策的基础，不同的观点导致不同的政策，如果观点错误，后果将是严重的。尤其是人口政策的结果会产生几十年的持续影响。所以弄清楚我国的人口状况和发展趋势是一件重大事情。
现在全球人口是65亿，其中中国占了19.5%。中国人口在全球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因为其他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越来越超过中国。特别是中国每年增加的人口数在直线下降。从1988年年增1700万人降到2005年年增700万人。平均每年减少差不多60万人。这样推算到2016年中国的人口年增为零。再往后，人口增长变成负数，人口总数一年比一年减少。因此中国人口的峰值应该发生在2016年。从1988到2005的17年看，易富贤的曲线和事实拟合得相当精确，拿来推测未来11年的增长是相当可信的。（见本书图15.1）易富贤得到的结论是调整人口政策，取消对生育的控制。这一点和国家计生委的看法有很大不同。按照计生委的意见，计划生育丝毫放松不得，不但在现在的五年计划里如此，下一个五年计划还不可以放松。
我不是人口学家，对上述两种意见的是非曲直没有发言权。作为经济学家可以从经济方面做一些分析。如上所说，人口和经济的关系非常复杂，但是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近二百多年的人口增长确实是爆炸性的，其后果是环境和资源的不可持续性。这一点意见是比较一致的看法。如果我们能够有所作为的话，我们希望人口增加，还是人口减少？或者不增不减？鉴于人口资源的矛盾，减少人口应该是合理的策略。
但是这是从很长远的发展看。从政策的角度看可能是不同的。因为这里有一个如何从人口增加变到人口减少的适应过程。变得太快社会不能适应，会遇到一代人的生活困难，造成巨大的社会痛苦。具体的问题就是人口忽然减少，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降低，导致生产下降，全社会入不敷出，经济衰败。这样的经验教训已经在不少人口减少的国家里发生过。尤其在我国，因为二十多年实施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人口发生过急刹车。将来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速度比哪个国家都快，可能造成的问题也特别大。这一点是我国大多数人口学家都同意的。一胎化政策对当前的经济有很大的好处，降低了家庭的负担，提高了社会的储蓄率。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但是这一份红利是寅吃卯粮得来的，将来老龄化社会降临时劳动力供给不足，欠帐是要归还的。
一胎化政策导致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严重的性别失调。根据公布的人口统计，现在0-4岁的性别比达到了1.23。这个年龄段的人有将近五分之一的男性将会找不到老婆。性别比的失调一年比一年严重。拿每五年作一个段落，性别比依次是1.23，1.19，1.14，1.08等等。可见这个问题在日趋恶化。当然，性别比失调的原因很复杂，但肯定和管制生育有关。在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之前性别比没有扭曲。
由于这些原因，继续执行严格的违反自然的一胎化生育政策是大可怀疑的。易富贤先生的这本书对当前政策提出质疑是有必要的。有这样质疑的人远不止易富贤一人，但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信息流通受阻碍的环境中，这方面的意见不能充分表达。所以他的看法特别值得大家注意。
按理说，国家计生委应该对这样的意见最关心，最欢迎。可是事实上恰好是计生委不欢迎不同的意见。其中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是生怕自己制定的政策被不同意见干扰，得不到贯彻；更由于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的考虑。如果计划生育不需要了，国家计生委也就要解散了，自己这份官也当不下去了。相反，愈是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自己手中的权也愈大。很明显，什么样的政策对这些官员有利。这是问题的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最难解决的部分。
懂得政策如何联系到官员们的个人利益，就能够解释一系列的政策偏差。类似的问题有不少。其中首先是中国的粮食问题。主管粮食的官员特意强调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无中生有地制造粮食危机论，迷惑老百姓，制造紧张气氛，甚至哄骗最高领导人，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其次是保护耕地的政策和冻结农用地的政策。这些政策有明显的错误，但是得以不断加强，靠的是扼杀不同意见，严格控制言论，让社会和领导只能听到他们一家之言。2007年3月1日报载国家计生委的负责人宣布要制定新的生育控制政策，对社会上的名人富人超生，要严加处罚。不但罚款（有的罚到几十万元）还要计入档案，不得参加社会各种评奖活动。这种法外加刑的做法根据何在？名人富人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为什么要仇视他们。计生委的人自己承认，名人富人超生是极个别的事，并不构成对人口控制的威胁。为什么要专门针对名人富人提出特殊政策？如果是借机敲诈勒索，就完全失去了政府应有的公正执法的原则；如果是想煽动贫富人群之间的对立情绪，破坏和谐社会，居心就更可怕了。
仇视精英是文革的做法。计生委被有文革遗风的人所控制，倒是值得担忧的。其实，对超生罚款已经是过去的做法。现在不叫罚款了。先是改称为计划外生育费，现在又改称社会扶养费。超生已经是一个中性的行为，并不认为是什么错误。这些官员曲解有关规定，把它当作打击社会精英的手段，挑拨普通群众和精英分子之间的对立，破坏社会和谐。同时又随意扩大自己手中的权限，增加自己的威风。这种出格的做法难免引起大家对计生委此种政策出发点的怀疑。
以上猜测政策因为官员们的个人利益而被扭曲，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因为法律意义上的证据是很难得到的。人家心里是怎么想的何来证据呢？但是我是研究制度理论的，懂得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的道理。再加上政策中明显的片面性，怀疑就产生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主管官员都有这种心态，但是起主要作用的负责人是难辞其咎的。官员们否认我的指责的最有力的回答就是开放反对的声音，让各方面的不同意见有充分发表的机会。否则怎么否认也是枉然。
◆如何看待中国的人口危机——《大国空巢》序（仲大军）
《大国空巢》序--如何看待中国的人口危机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7年3月22日
易富贤先生投入大量的研究精力写出了《大国空巢》这本书，里面既有详实的人口学研究数据，又有大量的国内外历史知识，虽然我没有完全看，但知道此书的主要目的还是批评我国过度计划生育的问题。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义无返顾地投入到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的工作中，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少生了几亿人口，使这一时期的中国抚养率大大降低了。如果没有严厉的计划生育措施，中国的人口今天可能达到16亿人，如果真是这样，今天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看看今天社会上的就业情况，大批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大批四五十岁的下岗待业，五十多岁的人就早早退休回家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劳动力过剩最严重的时代。这还是在计划生育了的情况下发生的。假如不计划生育，其情形会更加严峻。
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和独生子女政策的确是够狠的，象一把大剪子，在三十多年间剪掉了即将出生的几亿人口，并且在今后半个世纪里使人口从增长变为下降，到2050年中国人口可能从最高峰降到13.5亿（世界银行统计的数字是14亿多一点）。
计划生育给中国带来了一段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自80年代以来，由于只生一个孩子，城市家庭的子女抚养成本较低，使中国的储蓄率居高不下，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中国今天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资本输出国家，国内资金富裕得无处可去，只有投向国外。
总起来看，30多年计划生育肯定有它的正面意义，它大大减轻了我国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人口负担，从而减轻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负担。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为什么易富贤先生又对计划生育工作大张挞伐呢？关键是易先生看到了下一个历史时期中国面临的因计划生育而造成的困境。
事情总是有两面性的，计划生育既有好的一面，也伴随着弊端，并且，其弊端往往隐藏在后面，等人们清醒地发现它时就晚了。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对未来的前景提出警告，就象清晨的公鸡打鸣一样，会给昏昏沉沉的国家和社会带来警醒作用。易先生的《大国空巢》一书就带有这种作用。它会成为中国的第一声鸡鸣，由此唤醒沉睡了多年的中国社会。
不用讲多少大道理，就以我最近参加的一个亲人追悼会为案例，就可以看出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对我国的家庭传宗接代有多大的杀伤力。不久前我一个87岁的堂叔在去世了，在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之后，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亲戚们聚坐一堂，谈论起仲氏家族的人丁变化。
先从我的曾祖父谈起，他于1910至1920年之间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即我的爷爷、大爷爷、大姑婆和小姑婆，他们四个（加上他们的配偶共8人）又生了16个子女，这是我的父亲和姑姑辈，父姑辈又生了大约36个孩子，就是我们这一辈，到了我们这一辈，人口的增长就打住了，后代只有44个。这44个仲氏后裔里，仲姓的男孩子只有5个，他们生的孩子里男孩只有一个。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家仲氏经过一百多年的繁衍，最后只剩下一根仲姓独苗，如果这个男孩再生一个女儿，我们这一门仲氏就完全断根了。
话谈到这里，大家不禁有唏嘘之感：计划生育对我国的家庭人口简直是断子绝宗。想我仲姓一族，自春秋时期先祖仲由（孔子的大弟子子路）在公元前542年诞生那一天起，繁衍到今天已有将近80代人。2500年间，仲姓家族已经繁衍成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大约20-30万人。
我是子路的第75代孙。打开祖谱《仲里志》，各地仲氏族人分布情况历历在目。仲氏家族与孔氏家族都一样，都有一部传承完整的家志。孔氏家族叫《阙里志》，仲氏家族叫《仲里志》。
今天遭计划生育这一围剿，估计到2050年仲姓人士将减少数万人，2100年或者到2200年，仲姓这一小姓氏是否还能在中国存在，《仲里志》是否还有人续写已经是个大问号。所以，计划生育所影响的不仅有经济问题，也有社会和历史文化的问题。
这使我想起看唐代历史剧《贞观长歌》中的独孤家族，这是一门武将之家，后周时期赫赫有名，但到今天独孤一姓早已不见踪影。在如此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代社会，小姓氏的灭绝也是这样容易，不要说在今天如此倡导独生子女的时代了。随着计划生育继续下去，可以想象中国的许多小姓氏会迅速消失。
计划生育所产生的影响更会显现在今后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里。在那次送别堂叔的告别聚会上，我对堂婶安慰地说，今天还有这么多后代前来送别，要是等到我们这一代去世时，可能就没有今天这几十人的场面了，可能只有几个孤苦伶仃的独生子女。
由此我对大家说，中国人口红利期正在过去，迎接我们的将是一个相当冷酷老年社会。计划生育这柄双刃剑所带来的痛苦很快就将在一二十年之后显现出来。任何事情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当我们正在庆幸计划生育减少了人口负担压力时，老年社会的困苦将接踵而至。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的年轻一代要承担起沉重的养老负担。
所以，任何事情都不要做绝了，不能走极端，今天看来好的事情，到将来不一定好。今天看来坏的事情，到明天看不一定坏。有一次我在网易做节目，就告诫现在的独生子女这一代，你们要有心理准备，不要认为从小娇生惯养，到大了还会有福享，这一代人的命运是小时幸福，大时辛苦。
这就是我对计划生育的评价和态度。我不会完全否定它，但也不会绝对痛斥它。这是因为我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命运。计划生育之所以在这个国家诞生，就说明有它的存在意义。因为这个国家已经没有能力再抚养更多的人口。5000年来的开采垦伐和生态环境资源破坏，已经使这个国家的国力消耗殆尽。人类今天对自己的残酷，正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应。
上天的意志要遏制人口，人类能不顺应吗？因此，痛斥也好，哀叹也好，我们还要看到天命。人类的意志不能违背天命，中国人必须承受天命所赋予的一切酸甜苦辣。易富贤先生是否也应该从这一角度重新思考一些问题。
如果中国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估计21世纪末，中国人口可能下降到12亿。可以断定，整个21世纪将是中国最痛苦的人口结构调整时期。中国人要有心理准备，迎接这场人口变化带来的经济变化、社会变化以及文化变化。
这就是我对《大国空巢》一书观点的平衡。我们应该思想得全面一些，既要积极行动，又要宽容理解。既要享受好处，也要迎接苦难。特别是我们50-60岁这一代人，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易富贤的书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谢谢易富贤先生！
仲大军， 2007年3月22日，于北京西城区温家街2号
◆《大国空巢》后记（易富贤）
我的家乡在湖南农村，小时候目睹了一些计划生育粗暴执法的事例，对计划生育产生过怀疑，但是当时认为国家的政策应该是经过充分论证的，应该是利大于弊的。由于几十年的舆论灌输，我1999年出国之前也认为国情不同，其他国家可以不实行计划生育，但中国人喜欢生孩子，应该适当限制生育。出国之后，发现华人其实是最不愿意生孩子的种族，美国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而我周围的华人都只愿意生育两个或者一个孩子（并且年轻一代只愿意生一个孩子的越来越多，有些连一个都不想生），罕有生育三个孩子的。感觉到中国的计划生育存在很多思想误区，中国单独控制人口，实际上是为全世界作出牺牲（现在看来中国计划生育其实对全世界都没有好处）。后面看到美国拉美裔移民的高生育率导致西班牙语的兴起，而曾经辉煌的法语却日渐没落，感觉到人口是文明的载体。2000年到2002年从人口与语言、文明的角度零星地写过一些短文，反思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张贴在网上，但没有引起什么关注，也没有留下多少痕迹。2002年进入妇产科领域后，发现不育不孕是一个大问题，将成为仅次于肿瘤和心脑血管病的第三大疾病。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不育不孕症发病率增加了10倍，有这么高的不育不孕率，中国现行的、过激的计划生育政策根本没有必要，从此开始系统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
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对此长期以来被要求“不争论”，中国人口学研究长期为计划生育服务。近几年网络掀起激烈讨论之后，计生委才改口说“学术无禁区，表达有纪律”，但是学者的研究是需要发表的（涉及到学者的晋升、基金申请），如果不能表达，还怎么研究？众所周知，在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是有潜规则的。凡是计生部门委托的课题，未经计生部门批准，课题承担者对研究结果必须严格保密，必须遵守“纪律”。有些“不听话”的学者，随时有可能被清除出局。这也是为什么计生部门的人口专家一边倒“支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因之一。很多学者（并不是全部学者）养成了“学术爬蚤心理”，自我设限，缺乏思想独立，或主动或被动为现行政策辩护，常常异口同声得出相同的结论（比如都认为中国的人口上限是16亿，都认为现在中国有1.8的生育率）。这种现象在其它学科也很普遍，以至于决策层无法相信下属的汇报，温家宝总理都需要“绕道”才能获取真实情况。从整体来说，中国人口学科是不尽责的，甚至可以说是助纣为虐；但从个体来说，还有一大批有良知的学者，他们在中国人口学如此贫瘠的土地上开辟了一片绿洲，实属不易，他们值得尊重和感谢！
各民族传统的生育文化都是经过上千年的摸索才建立起来的。而工业革命打乱了传统的经济模式和家庭模式，动摇了各民族生育文化的根基。欧洲和日本生育率低下，但是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似乎都茫然失措。韩国想提高生育率、治理出生性别比，但是生育率却不断下降，十几年耗费巨大的工程事实上却造成上百万人口的损失。由于理论上的缺陷，联合国从来没有准确预测过人口，除了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都没能成功鼓励生育。而美国的生育率能够达到世代更替水平，主要还是因为近年传统宗教信仰的回归。可以说现代人口学理论还是在婴儿阶段，还无力指导政府建立起维持人口可持续发展的生育制度和文化。而中国人口学科又是建立在马尔萨斯和马寅初错误理论的基础上的。因此我并不想跟着别人的理论走。在一些专业人口学家的眼里，我的观点是异端。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始皇和李斯等政治精英们不惜用“焚书坑儒”等手段压制民间思想，但还是不能维持政权的延续，秦二世而亡。推翻秦朝统治的不是饱学的儒生，而是“不读书”的“大老粗”刘邦和项羽。而推翻秦朝后，西汉开国君臣，绝大多数出身布衣，如：刘邦是自耕农出身，萧何是沛县的小吏，曹参是沛县的牢头禁子，王陵、陆贾是所谓“白徒”（平民），樊哙是杀狗的屠夫，周勃是为人操办丧事的吹鼓手，灌婴是一个丝织品小贩，娄敬为戍卒，所以被称为“布衣将相”。这些“低水平”的“布衣将相”奠定了中国的第一个盛世，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础。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对政治决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比如盐铁会议与本末之争就争论得相当激烈（而中国1980年代的独生子女政策如此重大的决策竟然在“不争论”之中匆忙上马）。
我不是人口学科班出身，不钻进计生委和一些人口学家的理论套路，才能突破计生委和人口学界的理论封锁，透视他们精心制造的人口迷雾，反而更容易看出计划生育政策的荒谬性。
我的兴趣比较广泛，小时候，我父亲就骂我是“十不全”，什么都懂一点，什么都不精。但是人口的意义非常全面，研究人口恰恰需要“十不全”。我来自农村，经历了中国从农业社会逐步工业化的过程；在中国各个阶层都有亲朋，现在每周都给国内亲朋打电话，知道他们生育心理和扶养能力的转变；博士毕业后我到工业化层次最高的美国工作数年，认识了来自多种生育文化圈的朋友，特意了解各种生育文化下的生育情况，深刻体会到中华生育文化的衰败。从中国到美国，我经历了工业化的各个阶段，而工业化过程恰恰是“生产力压迫人口”的过程，是人类生育率降低的过程。由于研究领域与人类生育相关，掌握了一些人类生育生理和病理学知识。在明尼苏达大学药理系做博士后期间研究的是鸦片成瘾机制，因为研究毒品，从而对毒品、性解放、同性恋等社会问题感兴趣；这一年多时间在学术上没有什么成就，但是这段经历对于后来研究美国生育文化转型却大有裨益。基于医学专业背景，我采用了一些医学思维方式研究人口问题：用人类发展指数“诊断”生育率；用“数据手术刀”一层一层解剖中国人口迷雾；将公认（“无菌”）数据（人口普查数据）与争论（“污染”）数据（近年新增人口）隔离，“外科无菌操作”破解中国人口迷雾。根据全国多地家谱研究了易氏家族2000多年的繁衍史，对人类繁衍史和中华生育文化有了比较感性的认识。马尔萨斯32岁建立他的人口理论，但38岁结婚后却“食言”而养育三个孩子；我开始研究人口问题的时候年龄与马尔萨斯当年相仿，我以身作则，依照自己的理论而育有三个孩子，知道工业化社会普通家庭养育孩子的艰辛，切身体会到“生产力压迫人口”，也知道普通百姓养孩子的心理感受。虽然我的学术背景比较杂，但是都是研究“人”（生理、病理、药理、心理，以及人的历史），不是研究昆虫繁衍（《人口爆炸》的作者Paul Ehrlich研究昆虫），也不是研究导弹控制（宋健是将导弹控制论应用为人口控制）。我的“十不全”的“人” 的知识、“十不全”的经历对研究人口来说应该算是比较“全面”的。
海涅说过：“我相信妨碍大多数德国学者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论述宗教和哲学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缺乏才能。我相信他们不敢把自己思维的种种结果告诉人民，是由于他们对这些结果有所顾虑。至于我，却是没有这些顾虑的，因为我不是学者，我本身是人民。我不是学者，我并不在德国七百贤人的行列里。我和广大群众站在他们的智慧宝库门口，只要那里走漏出任何一点真理，并且落到我的手上，那就行了：—我用好看的字母把它写在纸上，然后交给排字工人；他把它用铅字排出来交给印刷工人；印刷工人把它印出来，它就属于全世界了。”
我的想法也一样，我不是人口学家（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嘲笑我是“非人口学者、非人口经济学者、非人口社会学者、非环境专家”），我试图用一种平民化的语言来构建一个平民人口理论。人口问题不像其它问题，只有老百姓看得懂，才能影响他们的生育意愿，理论才能有效。我在网络上辛辛苦苦摆地摊多年，贴近生活，贴近老百姓。尽量用通俗但不流俗的方式论述人口问题，张贴到网上，以期雅俗共赏，目前我的文章可能已经有数千万人次的网络读者。大众型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使得我的研究结果更加接近事实，我的预测一次次“不幸言中”（而国家统计局、国家计生委、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多家机构这几年对中国人口的预测，都与事实相差甚远）。
一些人口学家说人口问题一直存在争论。但是面对这一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战略决策失误，他们的争论却只局限于几个学者之间（似乎还只是争论是否放开二胎），就像两口子的私房话一样，上不能影响决策，下不能引导民意，宝贵的时间就这么白白流逝，而古代还有以死相争的谏臣。辛弃疾感叹：“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一个再好的理论，如果不能扩大影响，还不如农民的种树书有用。因此我利用一切途径宣传我的观点（有时借用“炒作”的标题）。作为一个民间人士，质疑的是基本国策，面对的是权力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在那里专职造谣，并且掌握影响决策的渠道，其影响力远非我们民间人士可比），没有掌握主流媒体，只是在网络论坛上摆地摊（还得看“工商”和“城管”的眼色），不吆喝几句是没有人关注的。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反对者不乏其人（我谈不上先知先觉），出现了不少“超生游击队” （其中部分人以生命为代价）。但是全面而系统化地从理论角度反思中国人口政策，我可以算是第一人。最开始遭到一面倒的反对，现在网络民意基本逆转，已经形成了一股社会思潮，组成了不少“人口学网络游击队”，网络地摊已经变成连锁店了。人口学的开明学者也认为我们在网上的宣传给人口学讨论带来了一股春风，改变了人口学讨论气氛。
计生委对网络反思计划生育的观点不但不主动吸纳，反而利用自己特权压制网络观点，并对我进行报复。独生子女总设计师宋健1980年预测中国在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中（21世纪初的20-30年）不用担心老年化问题，但是中国1999年就进入老年社会。明明预测是错误的，但是现在人口学界却说老年化不可怕，是“中国的福音”，是“为富先老”。当初实行计划生育是担心人口过度增长，现在看来即便停止计划生育都难以防止中国人口锐减，但是人口学界却说就是要减少人口，要将中国人口减少到7亿、5亿、3亿。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界是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的，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置中华民族持续发展于不顾，他们将“计划生育委员会”改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知道“计生委”是不能长期生存的，为自己留下“人口”后路），就是不愿意调整人口政策。2004年成立国家人口战略组，我曾经对这个战略组抱有幻想，我只是委婉地提出“计划生育要适可而止”，并违心地“奉承”过战略组领导，希望他们以此为台阶，主动提出人口政策调整建议，但是由于贪得无厌，这次战略研究报告变成了为计划生育的辩护报告（其实非常拙劣），再次延误人口政策调整时机。可以说计划生育是始于草率，行于暴力，终于搪塞和掩饰。计划生育是“空前”（彻底否定传统生育文化）“绝后”（减少后代）。
有人说我的观点太尖锐，让人受不了。其实我向来与人为善，只是人命关天，人口问题事关国运，怎可漠视？每延误一年，就多损失数百万人命。要是我也畏畏缩缩，那么也会形成“爬蚤”心理。我不敢保证我的所有观点都是正确的，但是主要观点是经得住历史的检验的。
虽然人口的正面意义远远大于负面意义，但是由于人口的负面影响是急性的、直接的、局部的、每个老百姓都能感受得到的，而正面影响却是慢性的、间接的、宏观的（人口不是灵丹妙药，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而只是经济发展中很多必要条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口学永远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从夏商周时期到清朝初年中国人口一直波动在数千万的水平，但是包括韩非子、徐光启等“有识之士”都抱怨人口太多。在1800年到1950年期间，其他国家的人口快速增长，而中国人口的增长却非常缓慢，仅仅是从4亿增加到5.5亿，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下降差不多一半，但是汪士铎、陶行知、马寅初等知识精英还是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即便今后证明我的主要观点都是正确的，相信仍然会有不少人反对我的观点。
这几年我把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人口研究上（说明：工作时间还是尽责的），周末、节假日常常通宵达旦，对个人和家庭利益都有影响，但是良心使我欲罢不能。我特别要感谢我太太对我全方面的支持（包括生育三个孩子）。不断收到一些海外网友的邮件，他们在我的理论的影响下多生育了一两个孩子（我周围就有好些华人家庭和美国人家庭因为我的理论而多生育孩子），国内也有不少人因为我的理论而准备“超生”。看到网友发来的孩子可爱的相片，让我感到我的理论还是有意义的，我牺牲了个人利益，但是换来了很多生命，并且这些生命将世代相传。
以下是我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历程。
由于讨论计划生育的文章不可能在中国大陆论坛上出现，我最开始只能在海外论坛打游击，遭到网友一面倒的反对，骂声一片，文章不能收入精华文库，经过差不多一年时间的宣传、辩论，海外论坛的舆论开始逆转，2003年底文章被收入精华区（天下论坛精华区收录我关于计划生育的第一篇文章是2003年11月上贴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应适可而止》，其实这篇文章早在此前几个月就已经完成），万维网的天下论坛和多维新闻网是我在海外宣传的主要阵地。我关于计划生育的文章“登陆”中国大陆的第一个网站是人民网强国论坛（强国论坛1999年刚建立的时候我就注册了），我一直尝试将反思计划生育的文章发到强国论坛，但文章一直未被放出来，2003年中期强国论坛开始零星地“漏放出”我的一些文章，最开始也是反对一片，但舆论逐渐逆转，成为国内群众基础最好的论坛。2004年初在大陆的主阵地还是强国论坛，主要是宣传我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应适可而止”系列文章，但是其他论坛开始转载我在强国论坛的文章，我自己也在国家计生委的人口信息网上帖文章（但是2005年之后人口信息网禁止我发文章，并在2006年后将过去的文章大多被删除，只在精华区保留了2004年5月15日上贴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应适可而止(修正稿) 》）。
2004年7月完成《不停止计划生育，中国还在等什么？》（又名《计划生育何去何从，攸关中国持续发展》）一文，这篇文章被海内外很多中文网站转载（7月开始在新华网被讨论数月，近两万点击率），并被修改、浓缩后以《计划生育政策攸关中国持续发展》（里面有一处笔误：将“生育率”说成“出生率”）为题发表在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2004年10月15日118期)。该文算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民间反思计划生育思潮的兴起。
2004年7月之后扩大在中国大陆网络论坛的宣传力度，2004年7月29日以“水寒”为笔名在中国法院网法治论坛注册，大多数文章被置顶推荐，得到广大法律工作者一面倒的支持。
2004年8月4日以“中山水寒”为笔名在天涯注册，讨论比较激烈，最开始反对者居多，大量文章被删，2006年之后情况才有改观。
2004年8月28日网友帮我以“水寒中山王”为笔名在新华网发展论坛注册（后面又注册“中山水寒”），此后发展论坛成为主要宣传和辐射阵地，多篇文章点击率达到4、5万，有一篇文章点击率达到15万（在新华网很罕见）；但是在2006年11月30日中央召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会议之后，我的两个笔名被封，2006年12月17日重新注册“中山水寒”。
2004年10月1日以“中山水寒”为笔名在凯迪注册，此后凯迪的猫眼看人论坛成为又一个主要宣传和辐射阵地（还是有大量文章被删），上10万点击率的有好几篇，单篇文章最高点击率近20万。在猫眼看人论坛上与李小平教授进行了长期辩论。但是2006年6月凯迪封了我的ID，引起多位网友抗议，值班编辑解释说：“与编辑无关，确实”。此后网友仍然偶尔可以转发我的文章到凯迪。
2004年10月10日以水寒为笔名在中国改革论坛注册，后并被邀请为网络专家。
从点击率角度看，网易效果最好，单篇文章点击率超过130万，点击率上50万的文章有好几篇。
此外还在其他一些论坛注册宣传。
2004年9月12日接受新华社《了望东方周刊》上海站记者采访，2004年10月19日接受《了望东方周刊》北京站记者采访。但是该周刊最终没有刊发我的文章。后面将《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总结文章给两位记者，委托他们转交有关部门。
2004年9月29日、10月3日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刊发我6篇文章，并将我列为特约研究员。仲大军先生并将我的《老有所养，谁来养?》推荐发表在2004年11月1日的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该文被“网易财经”评为2004年11月份中国财经新闻“TOP-10”第八，光“网易财经”一个月浏览量就超过80万。被各大门户网站转载。此后，大军中心刊发我了几十篇文章。
2004年10月24日受邀在人民网主持节目讨论计划生育政策。
2004年10月光明网《光明观察》周刊开始发表我的文章，11月16日刊发我的9万字的总结文章《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 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看待人口问题》（后将题目改成《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看待人口问题》），该文被广为转载（比如2004年11月22日的《中国报道》周刊全文转载），并于2005年2月23日被《新华报业网》收录为“精粹”。2004年11月16日《光明观察》给我创立个人文集（《光明观察》的文章本身点击率并不高，但是由于“官方”性质，辐射性好），从此成为我的文章的主要辐射地，多篇文章被数千、上万网络媒体（包括网易、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国际在线等官方媒体）和论坛转载。可惜光明网服务器在2006年7月遭到损坏，《光明观察》过去的文章无法恢复，8月份之后重新上载了部分老文章。
2004年11月 27日收到中国人口学会会刊《人口研究》副主编来函，说是很多人告诉他关于我在网上刊发的文章，他对我的文章很感兴趣，希望我将文章送交给他，他将在人口学界进行一些辩论。但是后面没有反馈意见。
从2004年11月起，定期将我的文章送交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组。
2004年12月5日，在美华学社（Society of Chinese American Professors & Scientists）芝加哥分会成立会上，我报告了了我的人口观点，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官员听取了我的汇报，并答应将我的九万字的总结文章送交中国有关部门。
近年每年都与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系，2005年委托全国人大代表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对计生委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
美华学社首届国际学术大会于2005年4月23-24日在芝加哥举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为大会发来贺电，美国农业部华裔副部长Joseph Jen博士、198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Leon M.Lederman博士、中国驻芝加哥副总领事等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我在会上介绍了我的观点，很多教授对我的观点感到shocked（震惊）。接受中国之星电视台的采访。中国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一位成员出席了该次会议，听取了我的介绍，并拿走了我的幻灯片。
2005年3月解放日报的《新闻晚报》刊发我的文章《谁能断言中国人口上限？中国的人口过多是个流传很广的谎言》。
2006年10月河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会刊《社会科学论坛》刊发我的文章《中国：人口过多？人均资源不足?》。
2006年旅美科协的会刊《海外学人》分两期刊发了我两篇人口数据分析文章。
2006年以来，先后接受人民日报《国际金融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北京晨报、新青年权衡杂志等媒体的采访。国家发改委的《改革内参》、国家税务总局的《香港传真》、北京大学的《研究报告》等几家内参发表或连载我的文章。美国、英国、法国的一些媒体也在关注我的观点。
总体来说，中国民间论坛比较谨慎，很多帖子不敢放行。我将文章先在《光明观察》发表或者在强国论坛、发展论坛、法治论坛这些官方论坛贴出，将网站保存，转贴到其他论坛，其他论坛看到是来自官方网站和论坛，也就能够“网开一面”，网络媒体慢慢被打开。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即便是网络媒体所有松动，讨论还是有底线的，但是这个底线需要人来突破。这几年我们就是一再改变这个底线。我对《光明观察》说，我凭良心写作，您们根据规则决定是否放行。因此我的很多文章不能在《光明观察》刊发，甚至我的博客文章都被删除很多篇。我不能过于屈就于规则，不能过于“折衷”，否则就象主流人口学家一样形成爬蚤心理，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观点“中和”下，等于人口政策还得坚持不动摇。经过我们的坚持“脱敏”，2004年的禁忌话题，2006年变成了公开话题，宣传空间被不断拓宽。
中国很多事情可以自下而上，从地方媒体开始。但是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地方媒体还没有这个胆量，只能是从上而下。南方报业集团以“敢言”而著称，但是在计划生育方面却反而不如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刊物。从媒体关于人口政策讨论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来看，近年中国网络媒体能够宽容反对计划生育的观点，主要是得益于决策层的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由于发展思路的转变，人口问题讨论空间才得以放宽，才能在网络媒体形成反思计划生育的思潮。真理越辩越明，如果像以前那样 “不争论”，少数几位学者可以“挟国策以令全国”，那么中国人口问题永远是迷雾。
可以说沐浴了“以人为本”的春风和网络的雨露，才有《大国空巢》的诞生。如果将《大国空巢》比作一棵树的话，那么2000年到2002年算是准备土壤、萌芽阶段，2003年是幼苗时期，2004年是开花、结果时期，2006年是收获阶段（书稿完成于2006年底，2007年只是进行一些校稿）。希望能够突破阻力，尽快上“餐桌”。
我的研究受到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网友的鼓励和支持。感谢王小强先生将我的多篇文章刊发在《香港传真》，并鼓励、支持我将近几年观点系统化整理此书在大风出版社出版；感谢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的仲大军先生多年的支持；感谢《光明观察》传播我的观点。感谢茅于轼、血健轩辕（网名）、杨支柱（杨支柱先生1998年在其《计划生育与法治》中就认为强制计划生育无法律依据）、梁中堂（梁中堂先生从1980年开始就反对宋健的独生子女政策，他在山西翼城县的“二胎”试点是中国计划生育的一个孤岛）、曹观法、李寒秋等社会贤达人士的支持。感谢王鑫海、如风两位网友帮忙校稿，并提出很多修改意见。
尤其要感谢广大网友的支持，由于大家共同的努力，反思计划生育才能形成思潮。其中何亚福先生2004年9月19日与我联系（他在2003年写过《中国人口的相对量在减少》，与我算是殊途同归），之后我们并肩作战，活跃在各个网站，他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写了大量文章，破解人们在人口问题上的思想误区。防风（黄华斌）分析人口数据，质疑计生委的生育率数据。王鑫海探讨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并将有专著出版。舟木从资源角度、阿蚌从基层干部的角度质疑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加拿大的张雷是我早期在海外论坛的支持者，给我提了很多建议。Henanyanling从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等多个角度质疑计划生育。徐胜，自自强，水寒火热，韦东生（嘉恒），Kulturo， xiaoyu61611，杜杨，马典（攀枝花）,李雷（石家庄）, wuyannian1，陈开斌，王岩，王建霞，王心明，胡国鑫，汉博士，江南有丹柚，bin1997kk等网友活跃在各网站，进行了大量的宣传。Xiangjiang Ma，Wei Zhao，Hua Li，Julian Qian、仰天长啸等大量北美网友除了对我表示支持、声援外，有些还以身作则，响应我的理论多生育一两个孩子。越来越多的人在反思计划生育，活跃在各个网站，呼吁调整人口政策，如新华网：心软，冇钱买表，无弃人，刘老太爷，常山赵子龙之剑，家庭计划，有点热血，新华呢佳，看刀耕火种，人口如棋，whymay等；法治论坛：高手寂寞，wczh，吾思吾行，fanguozhi，童光灿，淼城人，tiefa7559，天涯芳草等众多网友；凯迪社区：爱看美女，murki，喧寂斋，llll8888001，西岸听海，MATRIX，小米的步枪，国家栋梁，yide1，两个小乖乖，骆驼祥子，陈剑平，郑幼容，陈雨弘，蔡正强（浙江海宁），徐晓黎，千里烟云，等；人民网：人口是最宝贵的资源，崔树桢，徐二峨，舣洋，远山飞云等；中国改革论坛：jifengwang，大思想家，zhongwei等；天涯社区：fesel，快乐的声音，孙聚民，LegendX，天为人纲，来往变常，adamwang2006，国人002，重新来过不，阿飞和他的女人，秋燕饵，以道佐人，文辰水，岳扩旺，隆后，fslzy，cpeiying，黎光寿,熊志明，高阳裔，a12b12，retinoscopy，你要查找的ID，永兴屯，无愁天子，我行你素，gavinchris2004，华夏之痛，ithind，灌水拍砖,七下八上，佚名过客，简单虫子，gulumufox7，海角老狼, 虾之小者等；网易：zhangqingk，南山，xyzxyz-007，qqwweerr1997，grubnow，陈祯清，张玉武，杨汝辉，刘武平，1juexing等；天益：我是天龙、韩定宏等。注：排名不分先后。
呼吁调整人口政策的网友和社会贤达很多，很多网友给我提出了有益的建议，难以一一列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暂时也不便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致谢！
孔子曰：“礼失求诸野”。现在中国的主流人口学家们基本上已经无“礼”可言，人口问题一团迷雾；国家不妨“求诸野”，听听我们这些草根的看法。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风萧萧兮易水寒，计划生育一去不复返！
《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目录
作者简介
茅于轼先生序
仲大军先生序
第１章、财丁不能两旺——神秘的人口“两手”自控规律
1.1、人口再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支柱
1.2、调控人口的“两只手”使得人口增长呈S形变化
第2章、从罗马帝国的灭亡看中国人口问题和世界未来
2.1、从罗马帝国的灭亡看欧洲的未来
2.2、中国正在走欧洲的老路
2.3、边界是暂时的，人口是长久的
第3章、历史和现实表明马寅初人口论是错误的
3.1、问题的提出
3.2、人口迷雾的透视器——以人为本的HDI发展观
3.3、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解放初中国的高生育率
3.4、中国人口“过剩”是因为毛泽东鼓励生育吗？
3.5、解放后中国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社会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
3.6、要是当年采纳马寅初人口论会怎么样？
第4章、要是当年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会怎么样？
4.1、1980年决定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时代背景
4.2、计划生育是调控人口的“第三只手”
4.3、以中国的发展水平推测没有计划生育情况下中国的生育率
4.4、1971年开始的计划生育共减少2.3亿人口
4.5、没有计划生育的话，现在中国人口会达到16亿、18亿、20亿吗？
4.6、将中国人口降低到7亿、5亿、3亿会怎么样？
4.7、1980年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共减少1.3亿人口
4.8、1980年以后不同生育方案的后果分析
第5章、中国人口过多是个流传已广的谣言—中国的人均资源真的不足?
5.1、从“地大物博”到“人均资源不足”的宣传演变
5.2、人口密度和农用地面积
5.3、森林资源
5.4、淡水资源
5.5、矿产资源
5.6、中国和印度自然资源的比较
5.7、人力资源才是第一资源
5.8、中国“资源短缺”的主要原因是“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人口过多
第6章、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
6.1、近两百年来人类生活水平快速提高
6.2、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个名人
6.3、哥伦布发现美洲对全球和中国人口的影响
6.4、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
第7章、大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7.1、 为什么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而不是法国？
7.2、英国工业革命给中国的启示
7.3. 大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7.4、1800年以来中国、法国、英国、德国应对人口压力的几种方式
7.5、中国的人口问题也可以在欧洲历史上找到痕迹
第8章、谁能断言中国人口上限？
8.1、谁曾断言中国人口上限？
8.2、影响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是农业政策和人口结构而不是耕地
8.3、中国人口上限究竟是多少？
8.4、要用全球化眼光看待农业分工
8.5、被夸大了的环境危机
第9章、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
9.1、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
9.2、美国人口优势
9.3、中印崛起的人口因素
第10章、计划生育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吗?
10.1、“省养儿女的钱”是省不出来的
10.2、对“计划生育贡献论”算法的剖析
10.3、中印比较：计划生育没有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任何贡献
10.4、通过降低人口分母能够提高人均GDP吗？
第11章、谁挥霍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少生孩子节省的钱到哪里去了？
11.1、本末倒置的“人口红利”理论
11.2、“人口红利”到哪里去了？
11.3、“超生”家庭多占用了社会资源吗？
第12章、现在养小孩为什么这么贵？
12.1、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
12.2、教育产业化
12.3、住房
12.4、医疗产业化
12.5、消费阶层化使中国人普遍感到穷
12.6、消费率持续走低
第13章、计划生育所致的畸形家庭消费结构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
13.1、目前经济问题的根源——寄生经济
13.2、从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看现在的失业问题和今后的劳动力短缺
13.3、计划生育代表的是“以物为本”的发展观
13.4、医疗、教育、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次
第14章、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威胁中国的持续发展
14.1、老有所养,谁来养?
14.2、计划生育改变中国和世界的民族结构
14.3、中国治理性别比失衡“诊错了病根下错了药”
14.4、计划生育增高家庭风险
14.5、“优生优育”还是“鳏寡孤独皆有所养”？
14.6、计划生育威胁社会稳定
14.7、计划生育使得城市化进程滞后
14.8、计划生育有悖多项宪法条款
14.9、总结：都是计划生育惹的祸
第15章、人工迷雾下可怕的人口现实——令人胆战心惊的人口数据
15.1、磨拭“解剖刀”
15.2、中国人口真的能达到16亿？
15.3、一个数据就足以推翻《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15.4、迟来的13亿人口日
15.5、现在中国人口有13亿吗？
15.6、第五次人口普查漏报严重吗？
15.7、“超生”超得过统计吗？——网友反馈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情况
15.8、中国能有1.8的生育率吗？
15.9、中国人口早在1980年代就出问题？
15.10、用“封存”法破解中国人口迷雾--斩断“修正”人口的黑手
15.11、1990年以来的死亡人口是否被低估？
15.12、中国人口是否已经接近负增长?
15.13、不同生育方案下每年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的比较
第16章、从2002-2005年电力短缺看今后劳动力短缺和学校破产
16.1、1997年后的“8%经济增长率”导致现在的电力短缺
16.2、不同资料来源的每年出生人口数量
16.3、“1.8的生育率”将导致今后劳动力严重短缺
16.4、“1.8的生育率”将导致今后学校生源短缺、高校破产
第17章、中国成为第一人口大国是古代先贤精心策划的结果
17.1、“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大有大的道理
17.2、古人谈人口与国家富强、社会稳定的关系
17.3、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时代背景
17.4、现在西方国家鼓励生育的力度还比不上中国古代
17.5、古老的哲学往往露出年轻的微笑
第18章、 从全国易氏繁衍历史看人口繁衍的艰难和民族结构改变
第19章、谈性说爱论人口
19.1、对性的控制程度反映了一个文明的水平
19.2、中国传统家庭模式体现了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和谐
19.3、从古今结婚年龄的差别看现代的低生育率
19.4、从现在各国生育率下降看“万恶淫为首”
19.5、不将人口再生产当生产是现在生育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19.6、无性时代已经来临？
第20章、各民族的博弈归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
20.1、美国生育率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奥秘
20.2、社会主义国家生育率普遍偏低
20.3、中华文化圈生育率低下的原因
20.4、在生育上面，我们还算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吗？
20.5、各民族的博弈归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
第21章、停止计划生育也难防止今后中国人口锐减
21.1、中国目前社会发展水平的国际定位
21.2、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人口变化趋势看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后中国能有多少生育率
21.3、停止计划生育中国也将达不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中国目前发展水平时的生育率
21.4、既把农民不当人，又把农民当超人
21.5、从越南的计划生育看中国的人口现状
21.6、“超生挑战中国16亿人口上限”是个大笑话
21.7、“二孩晚育软着陆”是错误的
第22章、停止计划生育后出生堆积高峰越高越好
22.1、战后美国婴儿潮、日本“团块世代”对经济的影响
22.2、从人口结构看中印龟兔赛跑
22.3、从人口结构看中国、印度、美国、日本的综合国力
22.4、中国三次出生高峰的原因
22.5、国家计生委阻止人口政策调整的两大理由不成立
22.6、政策调整后出生堆积高峰越高越好
第23章、船大惯性大,调头要趁早
23.1、尊重人口的内在规律——无条件恢复常态
23.2、全面看待人口意义，解除计生委和人口学界对人口政策的垄断
23.3、用“奥康姆剃刀”来解开人口问题这个“哥顿神结”
23.4、治大国如烹小鲜——该翻就得翻
23.5、挖掘传统文化，重建新型生育文化
23.6、归去来兮——停止计划生育并出台适度鼓励生育政策刻不容缓
23.7、人口政策调整成功的标准：主流家庭愿意生并养得起三个孩子
后记
茅于轼先生序
仲大军先生序
第１章、财丁不能两旺——神秘的人口“两手”自控规律
1.1、人口再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支柱
1.2、调控人口的“两只手”使得人口增长呈S形变化
第2章、从罗马帝国的灭亡看中国人口问题和世界未来
2.1、从罗马帝国的灭亡看欧洲的未来
2.2、中国正在走欧洲的老路
2.3、边界是暂时的，人口是长久的
第3章、历史和现实表明马寅初人口论是错误的
3.1、问题的提出
3.2、人口迷雾的透视器——以人为本的HDI发展观
3.3、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解放初中国的高生育率
3.4、中国人口“过剩”是因为毛泽东鼓励生育吗？
3.5、解放后中国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社会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
3.6、要是当年采纳马寅初人口论会怎么样？
第4章、要是当年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会怎么样？
4.1、1980年决定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时代背景
4.2、计划生育是调控人口的“第三只手”
4.3、以中国的发展水平推测没有计划生育情况下中国的生育率
4.4、1971年开始的计划生育共减少2.3亿人口
4.5、没有计划生育的话，现在中国人口会达到16亿、18亿、20亿吗？
4.6、将中国人口降低到7亿、5亿、3亿会怎么样？
4.7、1980年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共减少1.3亿人口
4.8、1980年以后不同生育方案的后果分析
第5章、中国人口过多是个流传已广的谣言—中国的人均资源真的不足?
5.1、从“地大物博”到“人均资源不足”的宣传演变
5.2、人口密度和农用地面积
5.3、森林资源
5.4、淡水资源
5.5、矿产资源
5.6、中国和印度自然资源的比较
5.7、人力资源才是第一资源
5.8、中国“资源短缺”的主要原因是“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人口过多
第6章、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
6.1、近两百年来人类生活水平快速提高
6.2、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个名人
6.3、哥伦布发现美洲对全球和中国人口的影响
6.4、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
第7章、大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7.1、 为什么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而不是法国？
7.2、英国工业革命给中国的启示
7.3. 大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7.4、1800年以来中国、法国、英国、德国应对人口压力的几种方式
7.5、中国的人口问题也可以在欧洲历史上找到痕迹
第8章、谁能断言中国人口上限？
8.1、谁曾断言中国人口上限？
8.2、影响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是农业政策和人口结构而不是耕地
8.3、中国人口上限究竟是多少？
8.4、要用全球化眼光看待农业分工
8.5、被夸大了的环境危机
第9章、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
9.1、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
9.2、美国人口优势
9.3、中印崛起的人口因素
第10章、计划生育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吗?
10.1、“省养儿女的钱”是省不出来的
10.2、对“计划生育贡献论”算法的剖析
10.3、中印比较：计划生育没有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任何贡献
10.4、通过降低人口分母能够提高人均GDP吗？
第11章、谁挥霍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少生孩子节省的钱到哪里去了？
11.1、本末倒置的“人口红利”理论
11.2、“人口红利”到哪里去了？
11.3、“超生”家庭多占用了社会资源吗？
第12章、现在养小孩为什么这么贵？
12.1、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
12.2、教育产业化
12.3、住房
12.4、医疗产业化
12.5、消费阶层化使中国人普遍感到穷
12.6、消费率持续走低
第13章、计划生育所致的畸形家庭消费结构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
13.1、目前经济问题的根源——寄生经济
13.2、从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看现在的失业问题和今后的劳动力短缺
13.3、计划生育代表的是“以物为本”的发展观
13.4、医疗、教育、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次
第14章、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威胁中国的持续发展
14.1、老有所养,谁来养?
14.2、计划生育改变中国和世界的民族结构
14.3、中国治理性别比失衡“诊错了病根下错了药”
14.4、计划生育增高家庭风险
14.5、“优生优育”还是“鳏寡孤独皆有所养”？
14.6、计划生育威胁社会稳定
14.7、计划生育使得城市化进程滞后
14.8、计划生育有悖多项宪法条款
14.9、总结：都是计划生育惹的祸
第15章、人工迷雾下可怕的人口现实——令人胆战心惊的人口数据
15.1、磨拭“解剖刀”
15.2、中国人口真的能达到16亿？
15.3、一个数据就足以推翻《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15.4、迟来的13亿人口日
15.5、现在中国人口有13亿吗？
15.6、第五次人口普查漏报严重吗？
15.7、“超生”超得过统计吗？——网友反馈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情况
15.8、中国能有1.8的生育率吗？
15.9、中国人口早在1980年代就出问题？
15.10、用“封存”法破解中国人口迷雾--斩断“修正”人口的黑手
15.11、1990年以来的死亡人口是否被低估？
15.12、中国人口是否已经接近负增长?
15.13、不同生育方案下每年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的比较
第16章、从2002-2005年电力短缺看今后劳动力短缺和学校破产
16.1、1997年后的“8%经济增长率”导致现在的电力短缺
16.2、不同资料来源的每年出生人口数量
16.3、“1.8的生育率”将导致今后劳动力严重短缺
16.4、“1.8的生育率”将导致今后学校生源短缺、高校破产
第17章、中国成为第一人口大国是古代先贤精心策划的结果
17.1、“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大有大的道理
17.2、古人谈人口与国家富强、社会稳定的关系
17.3、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时代背景
17.4、现在西方国家鼓励生育的力度还比不上中国古代
17.5、古老的哲学往往露出年轻的微笑
第18章、 从全国易氏繁衍历史看人口繁衍的艰难和民族结构改变
第19章、谈性说爱论人口
19.1、对性的控制程度反映了一个文明的水平
19.2、中国传统家庭模式体现了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和谐
19.3、从古今结婚年龄的差别看现代的低生育率
19.4、从现在各国生育率下降看“万恶淫为首”
19.5、不将人口再生产当生产是现在生育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19.6、无性时代已经来临？
第20章、各民族的博弈归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
20.1、美国生育率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奥秘
20.2、社会主义国家生育率普遍偏低
20.3、中华文化圈生育率低下的原因
20.4、在生育上面，我们还算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吗？
20.5、各民族的博弈归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
第21章、停止计划生育也难防止今后中国人口锐减
21.1、中国目前社会发展水平的国际定位
21.2、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人口变化趋势看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后中国能有多少生育率
21.3、停止计划生育中国也将达不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中国目前发展水平时的生育率
21.4、既把农民不当人，又把农民当超人
21.5、从越南的计划生育看中国的人口现状
21.6、“超生挑战中国16亿人口上限”是个大笑话
21.7、“二孩晚育软着陆”是错误的
第22章、停止计划生育后出生堆积高峰越高越好
22.1、战后美国婴儿潮、日本“团块世代”对经济的影响
22.2、从人口结构看中印龟兔赛跑
22.3、从人口结构看中国、印度、美国、日本的综合国力
22.4、中国三次出生高峰的原因
22.5、国家计生委阻止人口政策调整的两大理由不成立
22.6、政策调整后出生堆积高峰越高越好
第23章、船大惯性大,调头要趁早
23.1、尊重人口的内在规律——无条件恢复常态
23.2、全面看待人口意义，解除计生委和人口学界对人口政策的垄断
23.3、用“奥康姆剃刀”来解开人口问题这个“哥顿神结”
23.4、治大国如烹小鲜——该翻就得翻
23.5、挖掘传统文化，重建新型生育文化
23.6、归去来兮——停止计划生育并出台适度鼓励生育政策刻不容缓
23.7、人口政策调整成功的标准：主流家庭愿意生并养得起三个孩子
后记
■消息
◆褒扬孝行 本年度台湾地区"大孝奖"得奖名单出炉
褒扬孝行 本年度台湾地区"大孝奖"得奖名单出炉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３０日电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２００７年“大孝奖”得奖名单２９日出炉，共有７人从台湾地区各县市１３２名被推荐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孝行楷模。
获奖者年纪最大的７０岁，最小的１８岁，女性５位，男性２位。由台湾成功大学校长赖明诏领衔的５位评委认为，７位被推荐人无论是侍奉父母、公婆、养父母，还是与兄弟姐妹间的手足亲情互动，都能力行孝道伦理，尊奉传统道德，是社会温馨的泉源，堪为众人表率。
其中，高三学生张慧玲是年纪最小的获奖者。她自幼父母离异，母亲卧病在床，由外公、外婆抚养长大。３年前，张慧玲考取知名高中，但为就近照顾家人，选择就读住家附近的普通高中，课余独自照料长辈。
本届“大孝奖”颁奖仪式将于１１月４日在台南县举行，获奖者将获颁当选证书、奖金新台币３０万元、金银纪念币等。
“大孝奖”由吴修齐纪念双亲文教公益基金会主办，１９９１年开始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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