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期“教师节改期孔子诞辰”专辑（2007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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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2, 2007, 10:40:27 PM9/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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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邮报（第28期）“教师节改期孔子诞辰”专辑

孔历2558年（西历2007年）9月3日邮发

主编：陈明
执行主编：青青翠竹
下载网址：http://www.yuandao.com 或者 http://www.rjfx.net

儒家情怀儒学理念儒教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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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五十四位学者联署《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致全国人大、教育部建议书》 1
◆关于定孔子诞辰为教师节的提议(张立文) 13
◆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访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先生 17
◆孔诞、儒家与中国文化——从教师节谈起（李泽厚、予沉） 23
◆思想界缘何因孔子和教师节集体呛声？（龙仲言） 38
◆教师节改期不仅仅是个文化问题（韩严） 40
◆理应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耿硎） 42
◆以孔诞为教师节：文化和意义生成（石勇） 44
◆孔子：现代中国人的文化焦虑——兼评《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建议书》（王达三） 46
◆建议以孔子诞辰日为教师节（李汉秋） 4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首次发“孔子教育奖”（新华网） 51
◆中国全球办孔子学院推广汉语（联合早报） 53
◆孔子诞辰应当为“中国文化节”（冼岩） 55
◆把孔子诞辰纪念日定为中国圣诞日（王财贵、彭永捷） 57
◆孔子诞辰最好为“中国教师节”（王达三） 60
◆政协委员纷纷签名支持孔子诞辰日为教师节（人民网） 62
◆《至圣先师诞辰》引言（任文利） 63

◆海内外五十四位学者联署《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致全国人大、教育部建议书》

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致全国人大、教育部建议书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血脉，而孔子则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也是人类文明史载以来的第一位教师。在此，我们郑重向社会各界和有关部门建议：以孔子诞辰，即9月28日，作为中国的教师节。

孔子本乎仁爱之心，志于济世救民，一生弘道不辍，其德其行彪炳千古，其言其文泽被后世；孔子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祖述前哲，昭启后贤，创立了儒家学派，奠定了中国文化的雍容气象与中和特质；孔子敏而好古，整理典册，删述六经，推行大道，中国上古文化赖是以传，中国后世文化赖是以立，中国文化赖是五千年而一贯；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首开私门讲学之风，有教无类，弟子三千，贤者七十，被古人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影响，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主要导师。

“建国莅民，教学为先。”教育是强国之要津。我们充分肯定现行教师节设立二十多年来对中国教育事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它唤醒了全社会尊重教育的意识，营造了全社会尊重教师的氛围，提高了教师的社会地位，激发了教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但我们认为，现行教师节缺乏必要的历史意蕴和文化内涵，而以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不但可以弥补这一缺憾，而且对于促进中国文化的重光、中国社会的和谐，特别是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都具有无可估量的作用。

“国于天地，有与立焉。”一个国家和民族必须有自己的文化根基和价值持守。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文化大国。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凝为一体、互相涵育，荣辱与共、生生不息，已有五千余年。我们确信中国文化自有其内在的、合理的、恒久的价值。我们反对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我们忧虑西方文化大行其道而中国文化渐行渐远。我们呼吁国人对中国文化采取温情和敬意的立场。我们主张继承和发展、弘扬和光大中国文化。我们也相信，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文化必然会走上复兴之路。我们认为，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可以增进国人，尤其是作为中国未来之希望的大、中、小学生，对孔子的了解和同情，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皈依，进而增进国人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意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厚实的文化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国目前存在的一些伦理失范、道德滑坡、诚信不足、礼仪缺失、人际疏离、生态恶化、贫富分化等不和谐因素，正在危害着社会的健康发展。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其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和以德为先，强调修身养性和修齐治平，把培养和塑造有道德、有责任的健全的完人作为学问的根本，追求全社会的团结友爱、同舟共济、风俗敦睦、礼仪规范，以及天人合一、贫富均衡、政治清明、天下大同。我们认为，中国文化的这些价值理念，是化解中国社会乃至人类世界各种危机与冲突的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不但是以节日的形式来缅怀与追思这位文化巨人，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形式来唤醒和促进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价值担当和身体力行，为建设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而不懈努力，为人类文明做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利于对广大教师、学生以至整个中国教育事业提出更高的要求。目前，中国教育界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比如：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教育资源分配不尽公平；少数教师学术腐败、品德堕落；师生关系疏离化、庸俗化，等等。这些现象，虽然是少数，但它败坏了教师的崇高形象，侵蚀着中国教育事业的健康肌体。我们认为，天下为公首先要教育为公；教师应德为人表、行为世范，师德先于生德，身教重于言教；学生应尊师敬长、崇学尚德，不仅要学好知识和技艺，更要学好为人之本和做人之道。而这些，都是孔子的价值观念和教育实践所带给我们的积极启发和宝贵经验。至于孔子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时至今日仍值得大力提倡和学习一事，尽人皆知，无须赘言。

世界正逐渐把目光投向中国。令我们尴尬的是，早已经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把孔子诞辰作为法定的教师节，而孔子的母国却迟迟不得实行之。难道需要等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再把孔子诞辰抢注为“世界非物质类文化遗产”之时，我们才会感到焦虑和不安吗？

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顺乎时势，合乎人情。当然，作为不治而议的学人，我们只是也只能发表一通呼吁，提出一个建议。至于应否这样做，社会各界可以讨论；而可否这样做和如何这样做，则有司存。

签名学者（序齿排名）：

汤一介（北京）庞朴（山东）余敦康（北京）方立天（北京）
林毓生（旅美）汤恩佳（香港）楼宇烈（北京）张立文（北京）
成中英（旅美）刘述先（香港）曾钊新（湖南）蒙培元（北京）
郭齐家（北京）牟钟鉴（北京）霍韬晦（香港）杜维明（旅美）
罗义俊（上海）蔡德贵（山东）束景南（浙江）潘公凯（北京）
郭齐勇（湖北）杨东平（北京）张祥龙（北京）陈来（北京）
蒋庆（贵州）李明辉（台湾）杨泽波（上海）盛洪（北京）
李景林（北京）王晓明（上海）胡晓明（上海）廖名春（北京）
杨儒宾（台湾）林安梧（台湾）陈昭瑛（台湾）张汝伦（上海）
黄玉顺（成都）景海峰（深圳）陈少明（广东）黄勇（旅美）
汪晖（北京）梁治平（北京）韩星（陕西）赵汀阳（北京）
高全喜（北京）任剑涛（广东）陈明（北京）范瑞平（香港）
康晓光（北京）林宏星（上海）杨阳（北京）干春松（北京）
秋风（北京）韩德强（北京）

本建议书由以下学者发起：

庞朴（webm...@rxyj.org）
张立文（wzho...@163.com）
郭齐勇（guox...@sohu.com）
蒋庆（miwa...@sohu.com）
陈明（yuan...@163.com）

本建议书由以下网站联合发布：

儒学联合论坛http://www.yuandao.com ;
孔子2000网http://www.confucius2000.com
原道网http://www.yuandao.com
儒学研究网http://www.rxyj.org
中国儒教网http://www.zgrj.cn ;
当代儒学网http://www.cccrx.com ;
华夏复兴论坛http://www.hxfx.net/bbs/index.asp ;
简帛研究网http://www.jianbo.org

2006年9月28日

说明一：本建议书之发起人，负责对建议书之说明与答辩。
说明二：本建议书将持续邀请学者签名支持该建议。
说明三：本建议书将于孔子诞辰日即本月28日上呈全国人大、教育部。

附录：《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建议书》签名者个人简介

汤一介，1927年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孔子学会会长，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等。

庞朴，1928年生，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荣誉学部委员），原《历史研究》主编，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国际编委会中国代表。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著有《沉思集》、《稂莠集》、《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公孙龙子研究》、《儒家辨证法研究》、《帛书五行篇研究》、《白马非马——中国名辩思潮》、《蓟门散思》等。

余敦康，1930年生，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易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著有《易学今昔》、《内圣外王的贯通》、《中国哲学史论集》、《魏晋玄学史》、《宗教•哲学•伦理》、《何晏、王弼玄学新探》、《周易现代解读》、《汉宋易学解读》等。

方立天，1933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教育部古籍整理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中国佛教和中国哲学，著有《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册）、《慧远及其佛学》、《中国哲学研究》、《中国佛教研究》、《法藏评传》、《华严金师子章校释》等。

林毓生，1934年生，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著有《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等。

汤恩佳，1934年生，香港孔教学院院长。著有《孔学论集》，《汤恩佳尊孔之旅环球演讲集》等。

楼宇烈，1934年生，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博士生班导师，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出版领导小组成员，全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中国佛教，著有《王弼集校释》，《东方文化大观》，《东方哲学概论》。

张立文，1935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著有《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传统学引论》、《和合学概论》、《新人学导论》、《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周易思想研究》、《朱熹思想研究》、《船山思想研究》等。

成中英，1935年生，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长，“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常务理事，国际本体阐释学学会主席，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名誉主席。主要研究中西哲学比较、儒家哲学及本体诠释学，著有《儒家哲学论》、《中国文化的新定位》、《中西哲学精神》、《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合外内之道：儒家哲学论》等。

刘述先，1937年生，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的筹备处特聘讲座教授，东吴大学第一任端木恺凯讲座教授。主要研究西洋哲学史、文化哲学、中国哲学、特别宋明理学。著有《朱子思想的发展与完成》、《黄宗羲心学的定位》、《全球伦理与宗教对话》等。

曾钊新，1937年出生，中南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伦理学、道德心理学、伦理社会学、教育哲学，著有《人性论》、《道德心理学引论》、《伦理社会学的虚与实》、《教育哲学断想录》等。

蒙培元，1938年生，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理性的演变》、《理学范畴系统》、《中国心性论》、《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心灵超越与境界》、《情感与理性》等。

郭齐家，1938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著有《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国古代学校》、《中国古代考试制度》、《中国古代教育家》、《中国古代学校和书院》等。

牟钟鉴，1939年生，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当代儒学中心主任，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著有《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中国宗教与文化》、《中国道教》等。

霍韬晦，1940年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著有《佛家逻辑研究》、《佛家哲学中的转依义》、《唯识三十颂异熟转化段译注》、《记得自己是教师》等。

杜维明，1940年生，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顾问委员会主席，自1996年出任燕京学社社长至今。主要研究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文明交流与对话，著有《中与庸：论儒学的宗教性》、《仁与修身：儒家思想论集》、《今日的儒家伦理：新加坡的挑战》、《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儒家自我意识的反思》、《三重和弦：儒家伦理、工业东亚与韦伯》、《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等。

罗义俊，1944年生，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与当代新儒学，著有《刘邦》、《汉武帝评传》、《钱穆学案》、《大唐兴亡三百年》、《评新儒家》。

蔡德贵，1945年生，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巴哈伊研究所所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研究》主编。兼任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等。主要研究阿拉伯哲学、巴哈伊教等，著有《阿拉伯哲学史》、《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等。

束景南，1945年生，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炎黄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古代文学、宋明理学，著有《朱子大传》、《中华太极图与中华文化》、《朱熹佚文辑考》、《朱熹年谱长编》、《庄子哲学的骨架》。

潘公凯，1947年生，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中国画家、美术理论家、教育家，连续在中国两所最重要的美术学院担任院长。主要研究中国画史、中西美术交流与比较、中国美术与现代性，著有《中国绘画史》、《限制与拓展》、《潘天寿绘画技法解析》、《潘天寿评传》等，主编《潘天寿书画集》（获国家图书奖）等。

郭齐勇，1947年生，武汉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哲学史学会会长。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著有《文化学概论》、《熊十力思想研究》、《传统道德与当代人生》、《儒学与儒学史新论》。

杨东平，1949年生，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兼任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副会长、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主要从事教育研究和文化研究，著有《通才教育论》、《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21世纪生存空间》、《最后的城墙》、《倾斜的金字塔》等，编有《教育：我们有话要说》、《大学精神》、《社会圆桌》等。

张祥龙，1949年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西方哲学、现象学、儒家哲学，著有《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海德格尔传》、《从现象学到孔夫子》等。

陈来，1952年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副执行长。主要研究儒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著有《朱熹哲学研究》、《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宋明理学》、《哲学与传统：现代儒家哲学与现代中国文化》、《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等。

蒋庆，1953生，198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先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深圳行政学院。2001年申请提前退休，在贵阳龙场建阳明精舍，任山长。著有《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以善致善》、《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等，主编《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

李明辉，1953年生，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暨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合聘教授。曾担任国立台湾大学哲学系客座副教授、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宋明理学、康德哲学，著有《儒家与康德》、《儒学与现代意识》、《康德伦理学与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当代儒学之自我转化》、《孟子重探》、《康德伦理学发展中的道德情感问题》、《儒家思想在现代中国》。

杨泽波，1953年生，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儒家哲学，著有《孟子性善论研究》、《孟子评传》、《孟子与中国文化》等。

盛洪，1954年生，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中国产业政策、文明冲突、融合与整合，著有《为万世开太平》，《以善致善》，《旧邦新命》等。

李景林，1954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儒家哲学、道家哲学、中国传统文化，著有《教养的本源》、《仪礼译注》、《中国哲学史通》等。

王晓明，1955年生，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现代中国文学、文学理论和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著有《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潜流与旋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追问录》、《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王晓明自选集》、《高调与低调之间》等。

胡晓明，1955年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秘书长。主要研究中国文学思想、近代诗学、学术史，著有《中国诗学之精神》、《万川之月：中国山水诗的心灵境界》、《灵根与情种：先秦文学思想研究》、《饶宗颐学记》、《文化江南札记》等。

廖名春，1956年生，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出土简帛和先秦秦汉学术思想史，著有《周易研究史》、《荀子新探》、《帛书易传初探》、《新出楚简试论》、《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等。

杨儒宾，1956生，国立清华大学（台湾）中国语文学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儒家哲学、宋明理学，著有《先秦道家道的观念的发展》、《庄周风貌》、《儒家身体观》等。

林安梧，1957生，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所专任教授、中央大学哲学所暨中文系兼任教授、《鹅湖》学刊总编辑。主要研究中国哲学、比较哲学、宗教哲学，著有《儒学革命论：后新儒家哲学的问题向度》、《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中国宗教与意义治疗》、《契约、自由与历史性思惟》、《当代新儒家哲学史论》、《熊十力体用哲学之研究》、《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等。

陈昭瑛，1957年生，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着有《江山有待》（小说）、《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台湾与传统文化》、《台湾诗选注》、《马库色：美学的面向》（译注）等。

张汝伦，1957年生，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西方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中国近现代哲学，著有《历史与实践》、《海德格尔与现代哲学》、《思考与批判》、《中国现代思想研究》等。

黄玉顺，1957年生，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尤其儒家哲学、中西比较哲学，著有《易经古歌考释》、《生活儒学》等。

景海峰，1957年生，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深圳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新儒学，著有《熊十力》、《梁漱溟评传》、《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等。

陈少明，1958年生，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山大学中国哲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中国哲学、人文科学方法论，著有《儒学的现代转折》，《被解释的传统》，《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汉宋学术与现代思想》，《经典与解释》，《现代性与传统学术》等。

黄勇，1959年生，美国宾夕法尼亚库兹城大学哲学教授。兼任美国新儒学研究会主席，比较哲学杂志《道》常务编委。主要研究道德哲学、宋明理学、宗教比较与对话，著有《信仰之善与政治正义》等，译有罗蒂《后哲学文化》等。

汪晖，1959年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人》丛刊主编之一，《读书》杂志执行主编。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著有《汪晖自选集》、《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死火重温》、《中国的新秩序：转化中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等。

梁治平，1959年生，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法律史、比较法律文化和法理学，著有《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法辨》、《法律的文化解释》等。

韩星，1960年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宗教中心儒学—儒教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著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论》、《儒教问题：争鸣与反思》等。

赵汀阳，196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互动知识中心主持。主要研究现代哲学、美学，著有《论可能生活》、《直观》、《人之常情》、《二十二个方案》、《一个或所有问题》、《走出哲学的危机》等。

任剑涛，1962年生，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政治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公共理论、行政伦理、当代中国政治分析，著有《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伦理政治研究——从先秦儒学视角的理论透视》、《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儒家伦理及其现代处境》等。

陈明，1962年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原道》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秘书长。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著有《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2001年对谈录》、《儒者之维》。

高全喜，196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西方政治哲学、法哲学和宪政理论，著有《理心之间——朱熹和陆九渊的理学》、《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休谟的政治哲学》、《论相互承认的法权——精神现象学研究两篇》等，主编有《大国》、《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国是文从》等。

范瑞平，1962年生，香港城市大学公共与社会行政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儒家生命伦理学与比较哲学，有译著多部。

康晓光，1963生，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消除贫困奖评选委员会主席。主要研究贫困与反贫困、国家与社会关系、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等问题。著有《仁政——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三条道路》、《起诉——为了李思怡的悲剧不再重演》、《NGO扶贫行为研究》、《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地球村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等。

林宏星，1963年生，又名东方朔，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哲学、伦理学，著有《蕺山哲学研究》、《刘宗周评传》等。

杨阳，1964年生，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与政治文化、中国政治制度史，著有《王权的图腾——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中国传统政治思维》、《思想者的产业》等。

干春松，1965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哲学，著有《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现代化与文化选择》等。

秋风，1966年生，独立学者，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译介、研究，著有《为什么是市场》、《立法的技巧》等，译有《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

韩德强，1967年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研究员。主要研究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著有《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竞争经济学》等。

网络来源：
儒学联合论坛：http://www.yuandao.com/dispbbs.asp?boardID=2&ID=26400&page=1
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33&page=1

◆关于定孔子诞辰为教师节的提议(张立文)

关于定孔子诞辰为教师节的提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

9月28日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前551-前479）的诞辰。把孔子的诞辰作为教师节，长期以来一直是有识之士的共识。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断增强，社会各界认同这一主张的人越来越多。值此新学年来临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特别提议：把我国的教师节改在孔子诞辰日，即每年的9月28日。

我们提出这一提议，基于以下五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慎终追远、饮水思源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之所以被称为“深沉、博大、纯朴、灵敏”的民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慎终追远、饮水思源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与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十分不开的。孔子在教育上有三大创造和贡献：一是春秋时期，王官之学衰微，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设杏坛讲学授徒，整理《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并以之为教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教育内容；二是打破教育上贵贱贫富的等级，提倡“有教无类”，使人人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学生众多，史称“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三是主张尊师重道，“三人行，必有吾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学而不厌、“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和因材施教、学思并重、举一反三、启发诱导的教学原则等等，至今为人称颂和沿用。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职业教师，也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他也由此被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对后世的影响至深至巨，以至古来一直有人认为“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饮水思源，我们后人以适当的方式纪念孔子，是应该的。

第二，孔子是世界公认的伟大的思想家与教育家。美国出版的《名人年鉴手册》所列出的世界十大思想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孔子。1988年，世界各国诺贝尔奖得主曾提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二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19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四条“金规则”的指导思想。孔子不仅为后世树立了集智、仁、勇于一身的崇高的人格形象，而且为后人树立了教师和教育家的光辉典范。目前，已经有很多国家和地区经常采用各种方式纪念孔子。就以教育而言，1971年，中美关系改善时，美国参众两院就以立法形式规定孔子诞辰为美国的教师节；前不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设立了“孔子奖”，奖励世界范围内在文化教育上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外国人都在纪念他，而在孔子故国却不能以一个节日的形式来纪念他，这是说不过去的。

第三，以孔子的诞辰为教师节，有利于维系中国文化的一贯性和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四大文明古国，惟有中国绵延不断，至今仍能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中国历史五千年，政权更迭不可谓不频繁，然而文化却始终未曾中断。中国文化史的这种一贯性，是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的根本原因。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发生了怀疑和动摇，甚至丧失了信心，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危机，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也走了不少的弯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象征的孔子，被无情无理地批判。反孔、反传统一度走向极端，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一时甚嚣尘上。十年浩劫，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濒临崩溃的边缘。孟子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一个不尊重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国家，是不可能受人尊重的。文革期间，中国国际声誉的下降，不能说与我们自己不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无关。这是割断文化一贯性的历史教训。

中国领土至今未能统一。香港和澳门的回归，除了一国两制的英明，一个更为根本的基础乃是民族文化的血脉相连。台湾虽然至今未能回归，但是台独势力始终不能得逞，其根本原因仍然是两地传统文化的统一性。国际政治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破坏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感，是煽动民族分裂的惯用伎俩。如果我们以孔子的诞辰作为教师节，就不仅有利于加强海峡两岸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而且对台独势力也会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第四，以孔子的诞辰为教师节，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一方面，以孔子的诞辰为教师节，不但会赋予教师节以更多的人文内涵和历史底蕴，而且可以表明中国数千年历史和文化的连续性和一贯性。这个意义是很重大的。另一方面，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团结海外华人华侨共同致力于两个文明建设等，也会起到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目前的海外华人华侨有几千万，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以自己的勤劳智慧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也融入到所在地的社会生活之中。但是，他们怀念故土，留恋故国，讲汉语，保留着中华民族传统的风俗习惯。如果我们能把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无疑会提升海外华人华侨作为炎黄子孙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以及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无疑会提升他们与大陆的紧密联系和亲情意识。

世界各国已经陆续建起了二十几所孔子学院，不久的将来，世界各地只要有足够汉语学习需求的地方，就将设立一座孔子学院，每一所孔子学院都将成为沟通当地与中国的一条纽带。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孔子的故国，中国若能以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对所有这些国家的孔子学院来说，都将起到一定的表率和鼓舞的作用。

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统一的精神内核。当今之世，能将世界炎黄子孙的力量凝聚起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精神感召力，没有一个人可以与孔子相提并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定孔子的诞辰为教师节是功在当世、利在千秋的。

第五，以孔子的诞辰为教师节，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一方面，纪念孔子的节日古已有之，虽然不叫“教师节”，但性质与“教师节”没有任何不同。孔子作古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478年，人们就在孔子的故里兴建了孔庙，举行了祭孔典礼。唐太宗贞观年间，又下诏全国各州县兴建孔庙，于春、秋二季举行祭典，主祭者为地方首长，朝廷则由皇帝亲临主祭。此后，历代祭祀孔子的典礼都非常隆重，虽然中间朝代兴替，但是祭祀孔子的典礼却一直绵延不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教师节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也不为过。另一方面，更改教师节的日期，在历史上（包括新中国的历史），不是没有先例。早在1931年，当时的教育界知名人士邰爽秋、程其保等人就联络京、沪教育界人士，拟定每年6月6日为教师节，也称“双六节”。但这个节日并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承认。1939年国民党政府另立孔子诞辰亦即夏历8月27日（即阳历9月28日）为教师节。现在台湾的教师节，就是沿用当时的规定。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共同商定，把5月1日国际劳动节作为教师节。但这样以来，教师节的含义就被劳动节给冲淡了，以至逐渐销声匿迹，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文革”期间，教师的地位极其低下，境遇极为悲惨，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遭到极大破坏。为了恢复这一优良传统，提高教师地位，1985年全国人大才把每年的9月10日作为教师节。

教师节的实行，对提高教师的地位和提倡全社会尊师重教等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9月10日”在历史上找不到作为教师节的依据。这个日子只考虑到“新学期开始”这个时间上的方便，却缺乏深厚的历史或文化的内涵。如果以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就不仅有利于用孔子的办学精神和道德情操激励教师、学生和全社会，而且能给教师节赋予深厚的人文内涵。

唯其如此，不少专家学者主张以孔子的诞辰作为教师节。2004年9月1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孔子文化月”启动仪式暨“纪念孔子诞辰2555周年会议”上，我也郑重发出把孔子诞辰作为中国教师节的倡议。9月27日，在京的汤一介、楼宇烈等二十多位国学专家积极响应，联名呼吁把中国教师节改在孔子诞辰日，并提议全国所有师范院校每年召开一次孔子纪念会，率先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山东所有学校实施在孔子诞辰日庆祝中国教师节。这些呼吁发出不到一年，社会各界的讨论已经如火如荼，把教师节改在孔子诞辰日，几乎成为海内外有识之士的共识。人们希望，借“人文奥运”之东风，2008年付诸实现。

我们殷切期盼这一提议获得通过。

此致
敬礼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张立文
2005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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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访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先生

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
——访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先生

王达三：9月1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孔子文化月”启动仪式暨“纪念孔子诞辰2555周年会议”上，您正式呼吁把孔子诞辰作为中国的教师节，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张立文：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文化大国。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文化的奠基者之一。古人曾说：“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这虽有些夸大，但孔子是影响中国礼乐文化、政治文化、制度文化、教育文化、伦理道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最大最久最深远的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饮水思源，我们后人以适当的方式纪念孔子，是应该的。

王达三：把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仅仅是为了纪念孔子吗？

张立文：不是的。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发生了怀疑和动摇，甚至丧失了信心，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危机，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也走了不少的弯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象征的孔子，在这个过程中，成为文化争论的焦点。反孔子一度成为时髦，比如“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等，这就走了极端，成为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孟子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我认为，一个不尊重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民族，是会走向毁灭的；一个不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民族，也是不会发展的。任何文化不能横断众流，凭空产生，而是必须有继承，有创造。对于我们这样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民族而言，传统是不可能强行割裂的，传统文化也是不可能断然消失的。因此，把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具有更大的象征意义，既体现今人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和尊敬程度，也表明今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造，使中国文化五千年“一以贯之”，这是中华民族恢弘大气自尊自信的表现。这样的文化才有希望，这样的民族才有前途。

王达三：近期以来，人们对孔子的评价与过去大不相同，把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似乎是比较合乎时宜的。

张立文：思想界学术界对孔子的评价确实更贴近历史实际，但是在大部分民众的现实生活中，情况却并不容乐观。比如，西方的文化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很大。当然，我并不是反对西方文化，而是说，作为中国人，首先应该了解并热爱自己的传统文化。再比如，社会上有一些道德失范、社会失衡、秩序失控等不令人满意的地方。因此，把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不但可以提醒和促进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热爱，而且也可以提供一些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资源。

王达三：除了把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对传统文化的回归有着象征意义之外，还有其他考虑吗？

张立文：实际上，我提出这个建议主要还是考虑的教育本身的问题。孔子在教育上有三大创造和贡献，一是春秋时期，王官之学衰微，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设杏坛讲学授徒，整理并以《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为教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教育内容；二是打破教育上贵贱贫富的等级，提纲“有教无类”，使人人享有教育的平等权利，学生众多，史称“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三是主张尊师重道，“三人行，必有吾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和因材施教、学思并重、举一反三、启发诱导的教学原则及“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等等，至今为人所称颂和沿用。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职业教师，也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他也由此被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孔子诞辰就是教师节，全国各地孔庙都会举行庄严隆重的祭孔大典，以纪念这位人道的启迪者。我们说续接传统，也就是中国的教师节的传统。

王达三：看来，中国的教师节已经有上千年的传统了。

张立文：严格地说，中国的教师节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孔子作古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478年，人们就在孔子的故里兴建了孔庙，举行了祭孔典礼。唐太宗贞观年间，又下诏全国各州县兴建孔庙，于春、秋二季举行祭典，主祭者为地方首长，朝廷则由皇帝亲临主祭。历史上祭祀孔子的典礼非常隆重，虽然中间朝代兴替，但是人们对孔子的崇敬并没有降低。对孔子的消极评价，是近代以来的事情。

王达三：这表明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和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

张立文：重视教育和勤劳俭朴确实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这也是中国人走到哪里扎根在哪里进而繁衍不息、生生不止的重要因素。但是，目前尊师重道的情况并不理想。这其中恐怕有这么几个因素在起作用：一个是古代的乡校、精舍、书院中师生长期共学的情况现在已不复存在，师生之间很难建立起父子般的亲密关系；一个是目前的教育以培养专业人才为主，而不是道德修养、学问知识等共进为主。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现在的人们对教育也有些失望，对老师也有些不满。比如教育乱收费、高收费；有些老师，收受礼物、泄露试题，等等。因此，我提出，教师节的主题应是“尊师重道”，主要表现为“尊师之道”和“自尊之道”。“尊师之道”主要指尊敬老师，虚心好学，这是社会和学生应该做到的；“自尊之道”主要指老师要自尊自重，成为人之楷模，为人师表，要德才兼备，这是老师应该做到的。

王达三：古人是很重视道德的。

张立文：对道德的重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主办的首次“孔子文化月”的主题是“尊吾师道，传吾文化”，就在于要向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表明这样一层意思。道德的范围很广，我们中国人经常讲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等，都可包括在内。有人说这些东西过失了。怎么会呢？如果我们连仁爱、节义、礼仪、智慧、诚信、温和、良善、恭敬、勤俭、互让都不讲了，我们还能讲什么？“师道”，首先就是要老师成为这些道德的载体；“尊吾师道”就要首先尊敬这些道德；“传吾文化”首先就要传承这些道德。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些道德就是“师道”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内容，但却是首先的、必要的，它有利于培养人的健全高尚的人格。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我认为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可以唤起老师、学生、家庭乃至社会对“师道”、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同，有利于社会上的良好道德风尚的培养。

王达三：以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除上述考虑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因素促使您提出这个建议？

张立文：还有，比如，孔子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早在古代，孔子的思想就北及朝鲜，东渡日本，南下越南，深刻地铸就了东亚地区的文化性格。中西交通以来，孔子的思想渐及世界各地，而且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孔子的思想也必将会发生更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美国出版的《名人年鉴手册》所列出的世界十大思想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孔子。1988年，世界各国诺贝尔奖得主曾提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19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议会大会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四条“金规则”的指导思想。目前，已经有很多国家和地区经常采用各种方式纪念孔子。就以教育而言，1971年，中美关系改善时，美国参众两院以立法形式规定孔子诞辰为美国的教师节；前不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设立了“孔子奖”，奖励世界范围内的在文化教育上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孔子是人道的启迪者，是人类的精神导师。别的国度都在纪念他，而在孔子诞生的国度，却不能以一个节日的形式来纪念他，来继承和光大他的思想，这有点说不过去。

王达三：海外的华人华侨往往对孔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感情。

张立文：目前的海外华人华侨有几千万，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以自己的勤劳智慧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也融入到所在地的社会生活之中。但是，他们怀念故土，留恋故国，讲汉语，保留着中华民族传统的习惯风俗，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凡是有华人华侨生活的国度或地区，都有中国文化的痕迹，如唐人街等，甚至有孔子的塑像、庙宇，在马来西亚还有“孔教”和“尊孔中学”。如果我们能把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无疑会提升海外华人华侨作为炎黄子孙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以及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无疑会提升他们与大陆的的紧密联系和亲情意识。这对团结海外华人华侨和发展大陆经济等，都会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王达三：但是，现在的教师节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一些人也已经习惯了这个日子，他们认为没有更改的必要了。

张立文：目前的节日，一般可分为这么几种：一种是历史上由风俗习惯渐渐演变而成的，如端午节、中秋节等；一种是由国家法定的具有政治意义的节日，如国庆节等；还有一种职业性的节日，如护士节、记者节等。此外，还有一些国际上约定的节日或纪念日，如五一节、妇女节、爱滋病日等。我们对很多节日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惟有对传统节日有些忽视，这很不利于人们珍爱自己的传统文化。所以我们会看到，现在的年轻人，几乎已经很难搞清楚龙抬头、清明节、七夕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的内涵是什么了。自己的传统节日不过，只好过外国的节日，情人节、圣诞节在年轻人中就很流行。如果把职业性的教师节定在孔子诞辰，不但会赋予教师节以更多的人文内涵和历史底蕴，而且可以表明中国数千年历史和文化的连续性和一贯性。这个意义还是很重大的。

王达三：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的教师节就有数次变化。

张立文：据我了解，早在1931年时，当时的教育界知名人士邰爽秋、程其保等人就发起联络京、沪教育界人士，拟定每年6月6日为教师节，也称“双六节”。但这个节日并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承认。1939年国民党政府另立孔子诞辰亦即夏历8月27日为教师节。现在台湾的教师节，就是沿用当时的规定。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共同商定，把5月1日国际劳动节作为教师节。但这样以来，教师节的含义就被劳动节给冲淡了，以至逐渐销声匿迹，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文革”期间，教师的地位极其低下，境遇极为悲惨，导致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遭到极大破坏。为了恢复这一优良传统，提高教师地位，1985年全国人大才把每年的9月10作为教师节。这说明，更改教师节的日期，在历史上，包括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有先例的。

王达三：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教师节，全国各地都有盛大的祭孔典礼。现在如果恢复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张立文：一个国家民族兴盛强大以后，人们对其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认同必然会加强，这点是毫无疑问的。目前，在社会上也有一些民间的、自发的祭孔活动，但主要是以商业文化的运行模式来进行的。如果能把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人们在这天以适当的方式，如学术研讨、文艺表演、诗词书画比赛、读经活动等，来纪念孔子，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举办的“孔子文化月”就是一个很好的形式。但我想，全社会、大规模的乃至国家级别的祭孔仪式，是不会出现的。如果有的话，那是以后的事情，我无法预料。传统文化是一种生命智慧，与时偕行才有生命力。我一向认为，对待传统文化，应是继承和弘扬其神髓精华，同时结合社会环境和时代条件，予以创造性的和合转生，而不要注重其已往的形式。把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也要考虑到这点。要把“尊师重道”落实到实处，这才是关键。

王达三：孔子诞辰到底是哪天，历来一直存在争议。您提议把西元纪元的9月28日作为孔子诞辰日，会不会也引发争议？

张立文：孔子诞辰确实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崔东壁在《洙泗考信录》中曾做过考证，据《春秋谷梁传》定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为今之8月21日；《孔庭纂要》说是8月27日。此外还有西元的10月9日、10月3日，等等。中国古代祭孔，都以每年农历8月27日作为孔子诞辰。民国期间，政府曾定夏历8月27日作为教师节，后又把它换算为西元9月28日。这已为传统习惯，人们从心理上已经认可它，再争论，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实际上，古今中西有很多节日，到底起源于哪年的哪天并不确定。基督耶稣的诞辰在哪天，西方的学者争论一直就很大，甚至连有没有耶稣这个人都存有争议，但这并不妨碍西方人在12月25日过圣诞节。

王达三：那您为什么不提议以农历8月27日作为教师节呢？有人在听说您提出以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的建议后，希望您干脆连采用孔子纪元的倡议一并提出，您有这个打算吗？

张立文：以西元的9月28日而不是农历的8月27日作为教师节，还是主要考虑到现在很多人习惯于西元纪元了。但我倾向于采用孔子纪元，不必用什么基督耶稣的诞辰为纪年。必须说明的是，中国的农历，还是很重要的。在农村，很多农民一直使用农历来安排耕作。中国的传统节日，更是都采用农历。

王达三：目前社会上有很多人都在呼吁国家要重视传统节日，而且也有一些人提议以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

张立文：我希望并呼吁能把放假的时间适当向一些大的传统节日倾斜，如清明节、中秋节、春节等。就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而言，据我所知，今年初的两会上，就有全国人大代表姜健、全国政协委员李汉秋分别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提交了类似议案。湖北省政协委员李柱也已经向省政协多次提出过类似建议。作为一个学者，我研究传统文化多年，我是以一名学者的身份提出这个倡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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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诞、儒家与中国文化——从教师节谈起（李泽厚、予沉）

孔诞、儒家与中国文化——从教师节谈起（李泽厚予沉）

李泽厚予沉

时间：2006年9月28日
地点：北京王府井李泽厚寓所

予沉（以下简称沉）：李先生，您好。

李泽厚（以下简称李）：你好。

沉：潘公凯老师问您好。

李：也向他问好。

沉：十二月中旬，潘老师准备在上海举办“中国美术百年之路”的文献大展，同时有一个主题为“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国际研讨会，如果您能去……

李：我是门外汉啊。

沉：您说过哲学家提供视角的啊。

李：我是一切活动，研讨会、演讲，统统不参加。

沉：其实您什么话都不用说，就坐在那儿就成了。

李：哈哈哈，我就是不愿意坐在那儿，除非某种特殊情况。我这个人最怕约束。

沉：这样啊。不过潘老师真是很希望您能去。

李：潘确实是很好的人。这个到时候再说吧。

沉：好。那么这次呢，我们可以就一些热点问题谈一下，听听您的看法。我想，您回国后也了解到一些情况吧。

李：热点问题我了解得不多。我知道的就是两个事，一个是“超男”易中天，还有一个是新建圆明园，我就知道这两个事。还有什么？

沉：您看，今天就是一般认为的孔子诞辰日了。您还没回国的时候，电话上跟您提到过呼吁定孔子诞辰为教师节的联署活动，这个活动海内外很多学者都表示了支持，包括汤一介、庞朴、余敦康等先生，以及林毓生、刘述先、杜维明等先生。喏，这是倡议书和名单。其实发起这个活动的一些朋友，一直很希望您也能够签名支持的。

李：这个事情我不发表意见。我不签名。老实说，这个活动意义何在？我不清楚。尽管前面都是大名人，老中青都有，洋洋大观，有点像《甲申宣言》，其中有好些我的熟人和朋友，但我还是不签吧。

沉：大概您觉得还不一定是孔子的诞辰日期是否考证确实的问题吧。

李：是啊。但我们说的这些没必要录下来。

沉：哦，不不，录吧，您随便谈谈，有什么关系。

李：反正我觉得这个意义我不清楚，至于孔子到底是哪天生日，那也说不清楚。

沉：这个活动的意义，至少有一个文化认同的问题在里面。

李：认同？老实讲，我觉得不在乎这个。

沉：但如果其他方面的工作一时不好开展的话，能在这个方面有所突破也不错啊……您看政府现在不是也在全世界搞孔子学院吗？

李：是啊，我没有反对啊。我不反对搞这些活动嘛。但是要我参加，我当然没那么大积极性了。我认为这些不是关键问题。到底有多大意义？我不敢说没意义，但是这些意义对我来说，我不清楚。就是这样。我觉得有更多更重要的事。

沉：更多更重要的？您举个例。

李：这不需要举嘛。

沉：那就像传统节庆日立为法定节假日，比如清明、端午、中秋，等等，这些活动您觉得也跟这个差不多喽。

李：对，差不多。我始终还是老观点，只要中国真正强大起来，这些都不重要。我还是这个老观点，尽管你们很多人不赞成。比如说国学，我不反对搞国学，但国学这概念到底是什么，我就不清楚。钱穆二、三十年代说过，国学这概念以前没有，以后是否成立也难说。因为，国学的概念本来是相对西方的学术来说的，现在有了中国文化史、中国文献学、中国学术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等等，在这些之外，国学到底是什么，还有什么可以叫国学的？当然，可以说有论语学，它既不属于文学，也不属于哲学，等等，那就叫论语学好了。孟子学，也可以。这些关于典籍的学问都可以包括在古典文献学中。所以我不知道国学到底何所指。我对概念不清楚的东西，要先考虑一下。

沉：当然是。但孔子诞辰定为教师节的这个建议，可能还有一些跟国际接轨的想法在里面吧。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马来西亚、台湾地区、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教师节都定在孔子诞辰，还有一些国家将孔子诞辰定为庆祝日。

李：马来西亚、台湾地区，等等，它们的教师节是哪一天，是不是确实定在孔子诞辰。如果是，那跟它们接轨也没什么不可以，我并不反对。现在我们教师节是哪一天，我也不清楚，是多少号？

沉：九月十号。

李：说实话，我对这个教师节也不太重视。当然这也反映出一个情况，正因为社会上不太重视教师，所以才有教师节。以前尊师重道的时候，根本不需要什么教师节，所以这是很悲哀的事情。当然对教师的地位，在社会上、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有一定提升。定教师节也许有点好处，但是微乎其微。要在社会地位和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有实际的提升，那才是切实的。所以光靠定个教师节，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沉：是的。其实对于这个活动本身，社会上和知识界也有很多不同意见，网络上的争论很激烈。有的老先生不仅觉得这一活动是多事，甚至认为连九月十号的教师节都不需要，因为教师有什么理由从各行各业中特殊出来呢。这一看法当然可以讨论，但是定孔诞为教师节，确实只是很局部的工作。而且这些年来，教育改革本身就很失败……

李：我觉得现在更有意义的工作是研究一下教改到底该怎么走。这可比搞一个教师节、定一下教师节的日期要重要得多。大家关注的重心应该在这里，好好讨论一下教育到底怎么搞。还有包括上海那个孟母堂的事情，孟母堂的确反映了社会上的某些倾向，现在教育体制不好，人们不满意，那么有没有权利自己去另外找一条教育之路呢？应该有这种权利，我觉得。

沉：但将孟母堂定为违规办学并对其叫停的理由有一条就是，这属于社会力量办学，孟母堂不具备这种资格，所以要求停止。

李：那什么叫资格呢？以前封建王朝时办私塾，国民党时期也没有禁止私塾嘛。根据什么说人家不具备办学的资格呢？只要有实际效果，家长愿意送去，这有什么不可以？家长绝不会让他（她）的小孩受坏的教育嘛，家长总是爱护小孩的。家长愿意送去，不就表明这个学校的存在是有意义的吗？尽管它有各种缺点，可以批评它，使它改进，为什么不允许它存在呢。而且我还听说，孟母堂里不仅背中文经典、诗词，还要背莎士比亚，那很不错嘛。那为什么一定要制止它呢。现在搞得全国教材一定要统一，这就是个问题。以前没有什么统一教材的，学校有权力决定使用什么教材，这里面有竞争，对教学有好处，大家在效果上比嘛。顺便说一句，我认为高校的统一招考就是荒唐的灾难，只给千千万万的考生一次机会，这里面偶然性那么大，就决定他们的未来，这太不公平了，而以前不是这样一次性的。我觉得这些问题更为重要，是切切实实关系到整个下一代教育的具体问题。与其去争一个教师节，不如把力量用在这些方面的讨论和争论上。看来很不容易，不容易也得去做，而且做好了意义就很大，作用就很大。我对改教师节日期的活动兴趣不大，原因就在这里。我认为，就是在教育领域里面，也有比这个意义重要得多的事情值得关注和努力。

沉：确实如您所说，教师节定这么一个节，容易搞成一个虚的架子，尤其现在教改失败，尊师重道之风早已不如以前。学校里是搞行政的说了算，说得不好听，教师只不过受雇佣的高级打工人员，学生才是上帝。所以再在教师节上做文章，把孔子也扯进来，弄不好会增加学生们对孔子和儒学的反感。

李：对啊。我没有兴趣。今天在电视上看，到处都在祭孔，台湾也来人，这样大张旗鼓，很大程度是出于政治考虑，到底有多大社会意义、文化意义、心理意义，我怀疑。

沉：您还是不看重叫什么名字，名义上怎么合适，等等，是吧。

李：我注重实质问题。我这人是这样，不喜欢那些虚假的东西。

沉：再看吧，这个事情。不少人认为把孔子诞辰上升为教师节，有很多说不过去的地方。但孔子诞辰其实是可以单独成为一个节庆日的，不一定非要设为教师节。就叫孔诞日，或中华民族的圣诞日，这都可以吧。似乎一直以来，都不乏将孔子诞辰定为圣诞日的呼声。

李：那也不成。再搞一个像西方圣诞节的中国圣诞节，那是搞不成的。

沉：为什么不可以呢？

李：习俗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什么人能决定的问题。

沉：但孔子两千年来都被尊奉为圣人，是至圣先师啊。中国的圣就是孔子，不是耶稣。儒家经典才是中国名符其实的圣经呐。其实在香港、台湾，所谓圣诞就叫耶诞的，那才是它的本名。

李：但没有形成这么一个节嘛。人为去造能成功吗？当年我一直反对所谓世界语，当时不是进步人士都很支持吗，我是一直怀疑的。我认为语言是历史沉积的，不能人为地制造一种日常语言。

沉：现在好像只有几千人在用吧。

李：越来越少了。王浩跟我说，相信世界语的人是智商有问题。哈哈哈，我不敢说这个话。这是私下聊天时讲的。要便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人学习，世界语确实好学，所以三十年代有一大批人在推行这个。

沉：中国学习和提倡世界语的人里，巴老是著名的一位。

李：中国还少，全世界有大批进步人士在搞，但没成功。圣诞节是人家一千多年里扎根在生活里的，就像春节几千年来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一样。

沉：国民党曾经提出废除春节的。

李：结果呢，废不掉嘛。

沉：但孔子诞辰定为圣诞节，这应该还是合乎人们心理习惯的吧，孔子是中华文化的圣人，两千年来都是至圣先师。

李：鲁迅讲得很清楚，在老百姓心里面没有什么孔子的，他信关公、妈祖、灶王爷、土地公、财神爷、观音菩萨，他们比孔子地位重要得多。孔子毕竟不是神嘛。鲁迅讲得很现实。你看哪个老百姓去拜孔庙。

沉：现在有些地方想把孔庙搞成高考之前考生去求拜的场所，孔子成为文昌帝君之类的神，主管学子的文运、科名。

李：假如这样搞，我就不是不反对了，我反对这样搞。

沉：这本身跟孔子没关系。

李：孔子不是神，他不认为自己是神，为什么要神化他。那不是汉代的素王吗？只有政治上的意义。没有政治上的这种要求，搞这些做什么。

沉：所以很多人的担心就在于，孔子思想不仅仅是伦理学、教育思想，还有相应的政治哲学，关涉到制度、组织等方面，如果把他这样尊起来并落实为一定制度安排的话，就会对现在的自由人构成精神上和制度上的压迫。您觉得这种看如何？

李：老实讲，搞不成的。我觉得如果现在有人要这么样搞，就让他搞去，肯定失败，即使有某种势力支持，也搞不成。袁世凯时代不搞过吗？

沉：对于建儒教您也是类似态度？

李：也搞不成。不信再过三十年看。我快死了，但那时候你们还活着，你们看吧，肯定是搞不成的。

沉：三十年都活不到？

李：哈哈哈，难道我还能活到那个时候，我活到一百多岁？绝对不可能。有人很奇怪，说你怎么把藏书都送人。我讲，我估计很多书都看不了，想看也看不了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不怕讲死。人总想活下去，但也总是要死的。对这一点有清醒意识，很好。海德格尔不是说要前行到死亡里去吗？我是活学活用海德格尔，哈哈。

沉：唉，您倒这么开心。不过，我小的时候，觉得一个人活到八十岁，简直是很罕见的事情，但现在您看，到处都是高寿的人。所以啊……

李：这就是我讲的科技的进步对人类生活的改变。

沉：哈哈哈，又回到您的吃饭哲学了。

李：对啊，我又拉回到我的老问题了。没有科技发展，人能活到这么长久吗？不可能嘛。你看以前的传染病，那是要死人的，现在传染病死的人极少了。几十年前，那肺结核死人不得了，我叔父母都死于肺结核，才三四十岁，林徽音也是肺结核死的。在那时，肺结核就等于现在的癌症。

沉：天花，麻风，吸血虫，那时都很厉害的。“华佗无奈小虫何”，“万户萧疏鬼唱歌”啊。

李：是啊，肺结核就更普遍了。确实是科技的进步改变了这一切。所以有人大骂科技时，我就说，没有科技，你还活不到这么大来骂科技呢。

沉：但另一方面，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市场化和信息化又在侵蚀着人心中的神圣感、敬畏感。

李：那没办法。我讲过，社会的进步总会带来负面的因素和影响，所以我一直讲历史与伦理的二律悖反。我觉得深刻把握住这个二律悖反，一方面兴高采烈，另方面悲天悯人，了解、体会和对待这个二律悖反，是很重要的。

沉：确实很重要。它对现象给出了一个描述……

李：不仅如此，里面有很深刻的东西。就是人存在的这种悲剧性。

沉：人的存在是悲剧性的，努力在悲观中去建立乐观，更是一种悲壮。这没问题。但是怎么改变这种相悖的局面呢？怎么解决它呢？所谓历史与伦理的二律悖反，它描述了现象，但没有提供解决之道啊。

李：那就是我一再讲的“度”的把握。要在时代的情境中，把握各种因素中的那个活的度。矛盾的时候，要想一方吞掉一方常常不可能，只会激化而导致更大的灾难，只能在中间寻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度，一个适当的比例和节奏，而且这比例和节奏又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所以我经常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沉：就是说要在摸索中去灵活地把握。

李：对，这就是实用理性。

沉：实用理性和实用主义的区别，你以前曾谈过。至于您所说的适当的比例和节奏，我注意到在您那篇文章《漫说康有为》里，特别强调这种必然和偶然之间各种因素的搭配、协调。

李：我七十年代提出这是历史学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怎么样把必然和偶然的关系说清楚，在什么意义上、多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必然或偶然，怎么样用一个结构去体现和把握。这样去了解和阐释历史，才有意义。

沉：您对号称必然的那些东西都持怀疑态度，那么，在您的视野里面，难道没有一个天下大势所趋的这样一个总的趋向吗？

李：有啊，那就是我吃饭哲学所强调的，就是人活着，要活下去，最大可能地活得久、活得好。

沉：就是生生。

李：对啊，就是生生。所以中国思想好就好在这里，就是强调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息，不像把亚当赶出伊甸园，受苦、折磨、赎罪。

沉：那种受苦当然有神圣性在里面，尤其耶稣的受难，尽管在孤绝无告中牺牲，仍不失掉信念与盼望，特别显发出苦楚之爱的美好，这本身也是非常感人的。但在中国文化这里，洋溢着的是生的快乐、充实和欣然，是平淡生活中的深沉感受和绵长意味。

李：所以我讲，中国人是乐生、庆生，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这个乐感当然包括精神层面，所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沉：是的，热爱生活，就在生活中去发现、发掘、发扬生活之美。您在《论中华文化的源头符号》那篇文章里面，一方面讲物质方面的生殖、繁殖，还有与此相关的性爱上的愉悦，以及交流、交往的需要；然后精神上呢，它是一种自由感的获得，不再受到物质有限的束缚，精神自由了，开始寻求生命的意义，发掘生活本身的滋味。它整个是一种人生、生活、生命，从里面去开掘出存在的意义。

李：那篇文章可以在网上发一下。知道的人很少。这篇文章我自己蛮看重的。

沉：您提出的三个源头符号——鱼、龙、汉字，其中鱼和龙在您的解释框架里还是有一个传递关系，先是鱼，有母系氏族的意味，大地啊、繁殖啊，等等；到龙的时候就强调权威/秩序，有一种令人恐怖、畏惧的特点，并能保障人们在稳定的秩序中各得其所，同时呢，又对个人构成压抑，但人们又需要这个东西。从您这个解释里面，感觉到有一种历史前进中的……

李：这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虽然我不赞成到处套用这个统一。

沉：汉字系统又把这个框架强固化，积淀在人的心理结构里面，并特别发展出注重实用效能和情感表达的方面。那么儒家放在您的这个解释框架里面，可能既有从鱼这个源头来的那种生生的意味，又有龙的那种对秩序/权威的强调。

李：礼就是秩序，礼别异嘛。上下左右、尊卑高下，维护秩序就形成权威。

沉：孔子就是把这些东西内化了，使得它跟人的心理要求融合起来，成为植根于人之自然需要的文化表达。这篇文章我觉得在《原道》上刊发挺好的，《原道》不在乎是否发过，只要文章好。

李：这篇文章你们要发也可以。不过老实讲，《原道》实在是看的人太少。我的书至少印一万册，你们才印五千册，太少了，太不像话了。我倒希望在网上发一下，网上看的人会多一些。这文章我自己认为重要，但论述得很不充分。

沉：这当然没问题。不过为什么单单把龙，而不是同样有代表性的凤、麟麟、龟等等提出来讲呢？

李：因为我认为这三个符号，是从远古到今天、从上层到下层，一直在使用。其它的没有这样普遍和长久。

沉：可能只是零星使用，或在某个阶层、阶段有代表性。

李：对，不像这几个，上下阶层、古今阶段，一直没断过。这三个符号也恰恰说明中国文明为什么有这么强的生命力。

沉：龟呢不太美观。

李：倒不在于是否美观，我觉得龙就并不美观。

沉：说到鱼，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些画，有的渔港丰收，那鱼又大又肥。

李：那是大跃进的农民画，把大白菜画得很巨大，麦穗壮实得不得了，我倒欣赏那些画。现在年画上还有很多“年年有鱼（馀）”的。那么久，从仰韶一直到现在，六千多年。像鱼这种符号，在别的文化里也有，但没达到这么久远普遍。汉字更是这样，这是中国特有的符号。

沉：汉字系统您讲到是文字范导语言，这正是它的独特性，使得它不会跟着语言、语音而变化。但现在有个问题，随着进入网络世界，很多年轻人的口语甚至书面语都有很多网络上来的新造词汇，书面语甚至可以跟口头语基本一致。

李：现在是这样。我讲过，汉语是以文字为基础来结合口语，但还是文字控制语言，而不是语言控制文字。像香港报刊用广东话写下来的一些东西，我们就根本看不懂，那就是文字跟着语言走。

沉：就是担心那样发展下去，会变成另一套汉字系统。

李：那不可能，就是加一些词汇。

沉：但网络上有大量的用字母来表示意义的，比如纯洁就叫CJ，这您不知道吧，呵呵。

李：那改变不了什么。但将来惟一的可能就是被英语取代。

沉：汉语被英语取代？

李：对啊，我不是讲过嘛，三百年后很可能通用的语言是英文。

沉：但汉语这样庞大、复杂，自成一个生命系统，有那么多人在使用，规模这样大。不过，如果有两三代人使用英语，用得比汉语还好还方便的话……

李：英语比汉语容易多了。

沉：但是汉语会更美吧，尤其与意境与字形相融合，那些古诗词，不讲遣词用语如何精到、意境如何深远美妙，单看那些字，就能得到画一样的美感。您不是也讲到诗歌的韵律、对偶么。

李：那没办法，世界上多少美的语言消亡了。

沉：印度就是使用的英语，但印度文明并未因此失去自主性。如果我们全民使用英语，您认为会不会跟印度一样？

李：这当然是。我现在不承认世界公民，但将来会是那样，不过这并不影响中国文化会对世界有很大贡献，贡献就是我讲的那些方面。

沉：这个贡献当然没问题，但我觉得不仅仅是一种贡献了，那其实只不过是“补充”的意思。我觉得应该是主流。但依您的观点，就是认为那只是对西方主流的一个补足。

李：那要问首先什么叫主流，你想控制别人？

沉：这怎么是控制呢，根本没有那种硬性的控制可讲，这是化于无形啊。人们终归会认识到，孔子之道所标举的生生才是常道。中国文明的生命力，就是从生物本能里提升出来的，并且没有脱离了生物本能、情感需要和经验内容，所以它长久啊，和谐共存，是长久之道。

李：生生是和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规律，是中国几千走出来的路。今天要走出个样子来，不走出效果，你高谈孔子有什么意思？你自己不走出一个样子来，如何高喊我们文化了不起哦，世界第一哦，孔子救天下哦，那都是没有用的。

沉：好吧，那就接着您的话说，我认为就算以后人类走的是一条生生和谐之路，而不是那样冲突的、向外攫夺和充满争斗的，但是仍然……

李：中国文化一个特点是包容，不断吸收外来的文化元素。我一直认为，汉代十分重要，汉代是以阴阳五行为结构、骨干，这是阴阳家的东西，儒家可以拿来作为骨干，这就很了不起啊。现在完全可以这样，天下的、世界的、大家的，都拿来充实和完善我们，把自己的路走出来。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我觉得很了不起，很有气魄和创造精神。

沉：这我没意见，我只是想说，就算到那个时候，在政治和经济实力上，我们不会被人家吃掉，但融合是你融到人家里面去了，而不是有你自己的本位。在这里，我是要争个中与西的本位，这种与国家根本利益、民族共同体相关连的文化本位上的中西之争，是客观存在的，并不能被古今之争所掩盖和淡化。中西之争是底牌。

李：那你说说具体都在融些个什么，哪些方面有危险，比如资本？

沉：不仅是资本啊，还有精神信仰，比如基督教。这才是关系到文化基因的根本所在哩。

李：前天与人吃饭，有人说到地下教会这两年有所减退。因为以前穷嘛，现在好起来了。中国人真正相信基督的很少，当然一定时期内还是会有发展。

沉：这个信众结构实际上就是两头，下层的穷苦人受压迫，他有一种精神寄托的需要，信了教，有了上帝的心理依靠，他可以坚强面对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和命运。不过有很多迷信成份，而且大多有一种传教的偏执，非要拉你入伙，动不动用诅咒、惩罚来恫吓。另外，大都市中不少人信教就是一种时髦，似乎很有品味，洋派；还有就是高级知识分子，不少人也在精神上……

李：那些高级知识分子有几个信的？

沉：有的是啊。

李：不是有、有、有的问题，这个要搞清楚嘛。你们年轻人情绪反应多。我就不相信精英里面有多大比例。而且所信的，包括我在美国认识的一些中国年轻学人信基督的，也仍然在精神上与西方人所信大不一样。西方那种赎罪、拯救在中国信教的人心里并不十分强烈。

沉：但在他们心目中耶稣毕竟比孔子要高。耶稣是神，孔子只不过是人。

李：那无所谓嘛。孔子在六朝、唐代的时候，地位并不高嘛，这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嘛。毛时代挂的是马恩列斯的画像，不是挂的孔子，这没有关系的。你们只是看非常表面的东西。挂马列又怎么了，也没有把中国挂掉。梁武帝时候也这样，佛祖远高于孔子。所以我说没关系。

沉：我想起以前问过余敦康先生，现在传教势头这么猛，中国会不会像韩国那样基督教化，余先生说，传吧，没关系，如果中国真的基督教化了，变的将不是中国，而是基督教。看来确实应该有这种文化自信。

李：儒家恰恰有这种气派。

沉：这样讲来，倒确实显出儒家那种从容正大的精神了。

李：是啊，我觉得自己有真正的儒家精神。

沉：现在面临这种情况，很多儒者还是有点张皇失措。

李：气度太小了。

沉：那搞教师节之类，您也觉得是反应过度，气度不够？

李：非常狭小。

沉：就是说，在对待传统上不能局限于一些很局部、很表面的问题，如圣贤诞辰、节庆日等等，不仅仅是在这些上面做文章，而是要有一个更为根本和全局的把握，重点还在于适应新的时代条件，走出今天的路来。这也就是您所提的“转换性创造”要强调的意思吧。

李：对。重要的是创造，但这创造又是一种转换性的创造，不脱离传统的根本精神。

沉：那可以说是移步换形而精神相通喽。说到“转换性创造”，我想到林毓生先生以前提出的“创造性转化”。这两个观念之间有一些关系吧。您去海外十几年，跟海外华人学者，像林先生、余英时先生、杜维明先生他们，都有一些接触，你们关系怎么样？

李：林毓生是我的老朋友，我九二年初就能去美国，并不容易，他出了不少力，我至今感谢。他某些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我也非常赞成，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他批评过我的“西体中用”和“告别革命”，我把他所创造的“创造性转化”一词改成了“转换性创造”，虽然说明了来源于他，但也强调两者有很大不同。此外如他认为韦伯的悲观比马克思的乐观要深刻，等等，我也不同意。我常说，君子和而不同，这话我对余英时还当面说过，因为我和余也有好些不一致的地方，例如，对马克思、康有为、鲁迅等等。余回答说，“我们和得很”。雍容大度，儒者气象。我在美国，余也帮过很多忙，我在一篇序文中曾正式表示过感谢。在海外华人学者中，我批评得最多的是杜维明，主要是反对他那“儒学三期说”，他没帮过我什么忙，但我对他个人毫无意见。听说前几年他还说过我的好话，这很难得。我很喜欢傅伟勋，可惜他早逝。至今我仍非常怀念，尽管我跟他交往并不多。我一向不大和人来往，其他的华人学者接触极少，就谈不上什么了。当然，林顺夫、许倬云也是帮过我的忙的。我一直认为，学术观点不同，仍然可以是朋友。我和赵宋光、钱广华，几十年都如此，观点有差异、出入，也常常激烈争论，但一直是好朋友。

沉：是的，和而不同，不容易。对了，刚才说到教育改革。上海的历史教科书您注意到了吧，它吸收了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不再讲什么革命、阶级斗争、压迫与反抗之类，而是讲海洋文明、草原文明、大陆文明，讲人类的生活史，把以前意识形态强调的东西予以淡化。但网上看到很多反对意见，说它有对民族苦难与屈辱，抗争和奋斗，以及毛的作用，不仅是淡化，甚至是回避的态度。

李：这不妥，这些不能不讲。主要是比例、份量问题，当然也不能老讲或只讲革命史。

沉：因为要讲全人类，要为全球化时代的人才培养服务，就不能多讲那些殖民时代的东西，否则怎么培养能为上海发展起积极作用的高级精英呢？

李：谁说的。海外好多高级精英都有很强的民族感情和热情，所以前面我说，教育到底要怎么改，用什么教材，如何才是好教材，这才是值得研究和讨论的，这比定个教师节重要得多。我已经说服你了吧，我不签名你不反对了吧。

沉：不是说不说服啊。其实定教师节本身也只一个枝节问题，但如果连这都不讲的话，那根本的方面推动不了啊。

李：把细枝末节强调了，根本的东西就被遮蔽掉了。没人禁止讲教育的根本问题啊，为什么要把细枝末节大讲特讲，把根本问题反而遮蔽掉呢。

沉：这哪里是什么大讲特讲，而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啊。不过前年余敦康先生也谈到传统节庆、孔子诞辰，同样认为这些毫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化战略，怎么样在这个全球化时代立定脚跟，有一个宏观的战略，关于文化安全、文化自觉，要有一个全盘的思考。我很赞同余先生的态度和看法。

李：什么叫文化安全、文化自觉，这些概念我不清楚，也不大相信这些大概念，觉得还是太空泛。所以我还是讲更为具体的经济、法律、政治制度、公民社会等等，老喊“文化了不起”没用处。

沉：但传统节庆日对公民心理上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李：我可不承认搞几个节日就能潜移默化。潜移默化主要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光靠过几个节日，发几篇文章，搞些仪式，就叫潜移默化？“好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是不是？这才叫潜移默化。一定要“细无声”。大张其鼓、敲敲打打叫潜移默化吗？

沉：但以前吧，您也知道，什么愚人节、情人节，搞成一种风尚。这两年似乎七夕也开始受到人们关注，虽然声势还赶不上情人节。

李：我不相信能够超过情人节，但为什么这两年开始想起七夕？那是因为八十年代那股反传统的极端思想开始退潮了。为什么退？还是经济的发展。现在不是《河殇》那时候了。二十多年来社会大有改变，真正起作用的还是经济。为什么我老讲“体”是现实生活？因为这是最根本的，文化上那些都跟着这个走，至于什么节啊、诞辰啊，更是细枝末节。我最希望的还是经济和人们日常生活能够迅速而健康地发展。

沉：这些当然是根源，您的“体”的说法，我理解就是根源，发生的源头。那么如果现在的经济状况跟八十年代一样的话，传统还是会被反喽？

李：那当然。当时刘晓波那么受欢迎，他的文章的确是洛阳纸贵，为什么啊，符合了当时的现实条件。

沉：也合乎当时人们心理上的需求。

李：当时把一切都归罪于文化，说我们文化上就错了。我当时说那不对，现在看得更清楚了。

沉：您那时就预见到了？

李：是啊。那时我写《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讲了中国文化很多好处。有人说你背叛了你自己，很多人认为我走向保守。那书是八五年出的。

沉：有的文章发在八二、八三年，二十多年过去，您还是坚持老观点。

李：我的思想变化很小，一以贯之。

沉：近代以来我们民族的苦难与反抗，民族意志的迸发，以及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等等，这些方面您觉得还应该重视吗？

李：当然应该重视了，这恰恰是生生的具体内容。中国经过这么多曲折、苦难，一步步挣扎着走到现在，这并不亚于基督的受难啊。这怎么能抹消呢？

沉：怎么是不亚于呢？当然是远远过之！在虚无和悲观中挣扎着、坚韧地建立起乐观和希望，这样的艰苦卓绝而充满人间深情，可比一个自我牺牲要难得多，也比流着苦楚的爱的泪，无助中的告慰和拥抱什么的，要成熟和健康得多。不过这个不说了，您肯定又会说应该谦逊点嘛。呵呵。还是说刚才那个，对于一百多年来走过的道路，不管有多少失误、挫折，甚至走了不少冤枉路，都是应该正面地来加以对待，并总结经验和教训，而不是把它淡化掉，甚至有意回避和抹消。

李：那是忘掉历史。而中国的传统恰恰是特别看重历史。所以我讲实用理性其实也就是历史理性，它是要记录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以为后来者鉴。我讲汉字产生于记录历史。

沉：您对汉字系统的这个讲法我非常认同。汉字不是像一般认为的那样是对语言的记录和复写，而是记录事的，是事件、事情，虽然从结绳换成了书契，但仍然是围绕着事而来的。您也说这不是考古学、文字学的观点，只是提供一个哲学家的视角，但我觉得很有道理。

李：汉字是名词在先，动词在后，很多语言是动词在先，名词在后。汉字系统首先要确定一个重要事件，而不是一般的动作。

沉：但汉字系统对事的描述又不是固化的，不是说是这个就一定是、一直是这个而不是那个，它是在具体的文本、语境里面随着关系的改变而变化、调整的，所以特别强调功能和情境。

李：对，它就是对事件的记录，大事大结，小事小结，又有各种编排，复杂而灵活。

沉：记得过来吗，能有那么多结的花样？

李：具体不好说。不过我觉得河图洛书可能就是一种结绳记事的总谱。

沉：那是有点儿像麻绳打的疙瘩。还有说到鱼的符号，后起的阴阳鱼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了。其实各大文明都有一些图案崇拜，曼陀罗、十字、卍字、田字、井字、亚字，等等。对了，阴阳鱼是不是跟脑电波有些类似啊，还有在特殊状态中用天眼看到的宇宙混沌模型什么的。

李：图案很值得研究。但说到脑电波、开天眼之类，我认为毫不相干。

沉：毫不相干？这太绝对了点。看来您对于神秘的东西是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李：我承认有神秘的东西，某些东西我们还不能够理解和把握，这很正常。但我不认为这是什么神和上帝在主宰。这些东西我们暂时不能理解，但不等于永远认识不了。

沉：这种暂时不能为人所认知的神秘存在，可以看作是一种人格神吗？

李：我不承认有意志的人格神。我相信有某种力量，既是物质也是精神的，是无意志的规律的总和。在这个意义上，我比较同意康德说的那个“物自体”，或者爱因斯坦讲的宇宙。当然了，现在确实有很多东西和现象我们解释不了，那没关系，以前解释不了的更多，人类毕竟在发展。不过你要注意，我发现你多少有些神秘主义倾向，对那些方面有着特别的兴趣。

沉：没有吧。

李：不要不承认，确实如此嘛。老实说，我对那些东西的态度还是中国古来的传统，存而不论，敬而远之。活着，活下去并尽量活得开心、充实，实实在在、心安理得，我认为这是中国的一大传统。所以我归结为这八个字——衣食住行、性健寿娱。但对那些神秘的东西，我持开放的态度，不反对一部分人沉溺、陶醉于其中，追求那种神秘。

沉：有道理。围绕着衣食住行、性健寿娱这些方面，中国文化生发出了很多很丰富的内容，总之是要使身心健康、生活充实，悦心悦性、悦志悦神。

李：所以我说中国文化具有审美性，它具有宗教的超越性和深厚内涵，但没有否定现世、脱离现实的倾向，更没有一神教的排他性。

沉：您把审美当然是放得很高了，不过这种审美似乎不能完全脱离感性的层面。记得陈来先生的《有无之境》就在一个注释中提到您讲的审美精神、审美性，认为多少还是跟感性、生理联系在一起，因此不能完全涵括“无”的境界。

李：其实审美在这里绝不是只有感性和生理意味，它容纳了从世俗层面到超越层面、从生理享受到精神愉悦等诸多内容，是中国独特的精神表达方式。其作用与西方的宗教等同，而涵盖性更大。其来源与我一直讲的巫史传统有关，也与我讲“鱼”的源头符号有关。至于真正的“无”的境界，最好是去自杀，只要一天不死，就得穿衣吃饭，就没法时时刻刻保持所谓“无”的境界。所以，禅宗才有“日日是好日”、“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并不唾弃和否定感性生活，一样可以得到“空”、“无”的境界。这才是中国传统，这是审美型，而非宗教型。

沉：您对自己提出的“巫史传统”是非常重视的，还有“情本体”、“度的问题”应该是您这十年里所提出的最重要的概念了。以前我倒想过，可以从巫史传统这个概念出发，对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艺术的特质作一个考察。中国戏曲既有史的箴诫、教化，又以诗乐舞综合的方式表现出来，大艺术家在动静相宜的表演过程中所获得的体验，颇类似于巫舞中的身心合一、形神互融，在动中去达成均衡的状态。记得您以前提到五十年代看过梅的表演，印象很深。

李：梅的表演那是了不得，太美了。我看过梅的演出也不止一次。

沉：我记得有人回忆说五十年代到梅宅去，看到梅在生活中接应四方来宾，那么多的人和事，那么多的头绪，梅却非常从容体贴、丝毫都不乱，而且从任何方向看他，都非常美。那是一种文化的美。

李：生活中嘛，跟舞台上还是不一样，我觉得还是舞台上美。

沉：我认真看过梅的多部戏曲影片和文献纪录片，他的表演确实有一种很大的美，感觉真是一种浑然啊，是庄肃和静穆。

李：没法说，就是觉得美得很，而且当时感觉是很震憾，印象太深了，几十年都忘不了。他就那么一个动作，袖子那样一拂，手那样一指，说不出来的好，恰到好处。太好了。

沉：研究梅的艺境的论著我也看过很多，有的论者说他到了那种境界，手这么一指让人想到汉隶中的某一笔，水袖那么一挥让人想到吴道子的画。我想，这已经是成为中国文化的活载体了，尽管在观念意识上他不一定有这个自觉，也没有明确说出什么大道理，但通过他身心合一、诗乐舞综合的修习、浸润和悟性提升、生活濡养，在舞台上甚至在生活中，他自然地表现出这样的大美，成为中华文化精神的活的现身。

李：人在这里，本身就成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沉：您对艺术的其他门类也有深入了解的，比如书法、绘画、雕塑。《美的历程》里讲到很多。

李：都是门外汉了。

沉：音乐呢？您喜欢哪位古典大师？

李：年轻时候喜欢贝多芬，现在喜欢莫扎特。

沉：这个变化是可以想像的，跟您对陶诗的高度推崇也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吧。那么声乐呢？您五十年代就看梅的演出，对那时候的艺术界应该挺熟悉的。我想，张权您一定知道。张先生是我最崇敬的声乐艺术家，此外还有黄源尹、朱崇懋、臧玉琰。

李：张权我知道，她是位很老的声乐艺术家了。不过听得不多，黄、朱、臧几位我不熟悉。我一直对艺术都是门外汉，也没花太多精力在这上面。

沉：嗯，您一直还是从大处着眼，提供视角、勾勒主线，顾不上对细处做过多的梳理了。这也是您的性情决定了的吧。

李：对，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但我也可以做细致的分析工作。

沉：好，就谈到这儿吧，谢谢您。

（访谈简化版载于《南都周刊》2007年2月2日总第78期，标题为“高喊孔子救天下，那是没有用的”。现将未删节稿首发于儒学联合论坛。文字内容系根据2006年9月28日访谈录音整理，已经李先生本人审阅。）

网络来源：
儒学联合论坛：http://www.yuandao.com/dispbbs.asp?boardID=2&ID=26400&page=1
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33&page=1

◆思想界缘何因孔子和教师节集体呛声？（龙仲言）

思想界缘何因孔子和教师节集体呛声？

作者：龙仲言

中国虽然经济实力大大增长，但是国家的精神信仰却一直在弱化，处于“众神狂欢”或“六神无主”的状态。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或外来或本土的思想学说纷纷登台，相互攻诘，都试图为迷乱的中国指引一条康庄大道。正因为如此，有人痛心疾首中国的学术思想界不能团结起来，达成共识，而是在无谓的内耗，时时给居心叵测、虎虎视眈眈的外强以可乘之机。

这一状况，在最近开始转变，尤其是在最近因教师节日期问题而集中体现――由海内外众多学者联署的《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建议书》，在9月19日由儒学联合论坛等八家网站对外联合公布。

这一建议书由国内著名学者庞朴、张立文、郭齐勇、蒋庆、陈明发起。庞朴、张立文以国学研究出名，可谓国学派。而郭齐勇、蒋庆、陈明则以儒生自居，毫不讳言自己的儒家立场，近些年因在一些公共话题上不断发言，成为焦点人物。如果大家以为这个建议书只是由一些好思古之幽情的书斋学者联署，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从联署名单可见，其汇集了思想界的各色公共知识分子，如新左派的汪晖、韩德强，自由派的陈少明、高全喜、秋风等，当然，保守派尤其是儒家阵营的学者更是居多。不仅如此，这个名单涵盖了不同学科不同地域的响当当人物――学界中如国学界的汤一介，哲学界的赵汀阳，经济学界的盛洪，法学界的梁治平，教育学界的杨东平，美术界的潘公凯，宗教界的汤恩佳，等等；地域涵盖海内外，有美国的林毓生，香港的刘述先，台湾的林安梧，等等。如此大规模就一个公共话题集体发言，耐人寻味。

耐人寻味之一，就是以孔子的名义把各派统一起来，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中国当前的主流思想，无论是官方主导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民间的主流自由主义，都继承的是五四反传统精神，都以“打倒孔家店”起家。虽然新儒家不遗余力地苦苦守卫弘扬孔子学说，但也一直处于下风和边缘状态。时至今日，物极必反，中国思想界开始从极端偏激的心态中走了出来，开始理性正视本民族文化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走向成熟。而这一建议书的公布，具有标志意义。

耐人寻味之二，就是在教育部发言人刚刚就教师节改期问题发表谈话后，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作出集体回应，令人侧目。教师节改期问题已经是个老问题，所以，在今年教师节时期，教育部相关负责人第一次对外回应，认为把9月10日定为教师节已经有20多年，这个日子目前深入人心，不应随意更改。但在此发言刚过十天，由海内外学者联署的教师节改期建议书就很快公布，反应不谓不快。实话说，教育部所说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如建议书所言，“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血脉，而孔子则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也是人类文明史载以来的第一位教师”。以教师的行业祖师孔子的诞辰为教师节，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还在文化复兴、维护师道上具有象征意义。教育部的官员们如果能够纳言听谏，勇于自改，善莫大焉。

耐人寻味之三，就是中国在刚刚发布《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之后，这一建议书便高调公布。中国目前不仅处于信仰空虚价值紊乱的状态，而且外来文化的入侵尤其是基督教的强势进入，国家的文化安全堪忧。这个文化纲要不仅强调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而且强调改造和发展民间传统节庆内容、风俗、礼仪，维护民族文化的基本元素，并且特别指出要继续完善中华民族始祖的祭典活动，充分发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等传统民族节庆的作用。这其中传递的信息，不言而喻。纲要和建议书，一官方，一民间，但却不约而同的指向一个方向，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据说，建议书的发起人还在继续邀请学者联署，并准备于9月28日孔子生日这天上呈教育部。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2006-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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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改期不仅仅是个文化问题（韩严）

教师节改期不仅仅是个文化问题

韩严/文

当教育部发言人在今年首次就教师节改期问题“不应随意更改”的表态后，在短短的九天之后，由海内外众多学者联署的《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建议书》对外公布，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再度引发热烈讨论。

中国大陆官方所定的教师节日期9月10日，本来就一直引发争议。包括传统派人士在内的多数人认为这个日子没有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应该改期在中国文化的象征人物和教师鼻祖孔子的诞辰。如《建议书》所言，“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血脉，而孔子则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也是人类文明史载以来的第一位教师”，所以建议以孔子诞辰即9月28日为教师节。其所强调的理由是，现行教师节缺乏必要的历史意蕴和文化内涵，而以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不但可以弥补这一缺憾，而且对于促进中国文化的重光、中国社会的和谐，特别是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都具有无可估量的作用。可以说，这一陈言非常高调，立即引起至今仍以反儒为己任的左右两派极端人士的警惕和反对。

实际上，在这个《建议书》的联署名单中，就有许多自由派学者，不仅有海外大佬林毓生，也有国内的陈少明、杨东平、盛洪、赵汀阳、高全喜、任剑涛、杨阳、秋风等公共知识分子。有人发文指出，“以孔子的名义把各派统一起来，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中国当前的主流思想，无论是官方主导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民间的主流自由主义，都继承的是五四反传统精神，都以打倒孔家店起家。虽然新儒家不遗余力地苦苦守卫弘扬孔子学说，但也一直处于下风和边缘状态。时至今日，物极必反，中国思想界开始从极端偏激的心态中走了出来，开始理性正视本民族文化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走向成熟。而这一建议书的公布，具有标志意义。”的确，时至今日，如果还以五四以来的全盘性反传统观念来看待儒学，不仅是思想上的顽固僵化，也是对现实问题不合时宜地处理，非常不符合自由主义的精神传统。这一点，需要一些极右派人士三思。

有趣的是，虽然有左派的代表性人物汪晖、韩德强等人署名支持，但左派人士对教师节改期问题也有分歧。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极左派尤其是毛派极力反对现有的教师节日期，强烈赞成改期，但理由却和传统派不同，他们认为9月10日这个日子非常不合适，是一个居心叵测的日子。为什么？因为9月9日是毛泽东逝世日。毛泽东刚逝世，教师就兴高采烈地过节？也正因为如此，极右派们也抓住这一点，幸灾乐祸地大做文章。

当然，也有部分极左派尤其是老左派反对教师节改期，主要是出于顽固不化的反儒立场。他们仍然以新旧之别来看待儒学和西学，把孔子和陶行知对立起来，“为孔丘气愤，为陶行知悲愤”。实际上，他们不知道，孔子是第一个走平民教育道路的教师。他们完全以意识形态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知识上的欠缺和极端立场的遮蔽，使其表达充满了情绪性和教条性。

可见，教师节改期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节日文化问题，而是一个触及各方敏感神经系统的思想问题。我倒以为，对于教师节改期，各方没必要这么高度紧张高度敏感，应该从时宜、长远的角度来考虑，不要让它承载太多的东西，而且它也承载不了这许多。有一位教师同行说得好：“以本人十余年的中学教师经验看，9月10日确实是处于新学期开始阶段，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组织各种尊师活动。目前教师节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各界对教师表示尊重的节日，它对广大学生及家长的教育意义却远远未能发挥出来。”

把教师节改期在孔子诞辰日，这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建议，时间会证明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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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应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耿硎）

理应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

作者：耿硎

目前，中国大陆官方法定的教师节日期是九月十日，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日子。据说，之所以定此日为教师节，是在文革刚刚结束后有人偶然提议所定。其初衷，当然是恢复一度沦为“臭老九”的教师的地位。可惜的是，在当时那种春寒料峭的时代氛围中，未能选定一个具有深厚传统和文化象征的日子，实乃美中不足。

此中不足，就是没有将教师节定在孔子诞辰日。

孔子是中国圣人。他不仅是儒学大宗师，也是中国教师的开山鼻祖。在孔子之前，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方有资格进入学校受教育。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在民间开坛设教，其所招收的门徒，或世家子弟，或贩夫走卒，无论出身之高低贵贱，他都一视同仁，有教无类，开创了之后二千年的平民教育之路。孔子以其伟大的人格，卓越的智慧，渊博的知识，高超的教学方法，赢得众弟子和世人的敬重，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

中国自古信奉“天地君亲师”，尊师重教乃民族传统，教师的地位不谓不高，而作为教师代表的孔子，其声望也日益隆重，理所当然地成为所有读书人的精神导师。可是，自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西风东渐，国运不昌，孔子和以孔子为象征的中国文化，历经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内外交困，地位也一降再降。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的反传统思潮不仅喊出“打倒孔家店”的荒谬口号，也将孔子的地位由圣人降为诸子中的一子。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孔子甚至连“子”的尊称也不能保，举国将之蔑称为“孔老二”。如此对本民族文化的代表人物之否定和嘲弄，可谓登峰造极，无以复加。

所幸的是，天不灭中华。在无数仁人志士的自强奋起、呕心沥血之下，中华民族历经困苦艰难，终于存亡续绝，走出困境。延绵数千年的中华文化虽然一度不绝如线、花果飘零，但在历代先贤的苦心孤诣、惨淡经营之下薪尽火传，保斯文于不坠。在此期间，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的中国儒士之悲壮，之苦痛，之困辱，如饮寒水，其中冷暖，不足为外人道。曾经发生的历史残酷地证明，一个对本族文化自残自贱的民族，必定会是一个精神萎靡、信仰空虚、价值紊乱的民族，必将为外人所轻视和欺凌。君不见，即使到了今天，反儒非孔所产生的恶劣影响，还如浓浓迷雾一般在混淆视听，还如无形毒素一样继续坏人心脑。更为可悲的是，时不时的会有一些无知学者和浅薄文人跳将出来，继续上演“荆轲刺孔”之闹剧。

国家强盛则文化繁荣，精神振奋则民族日新。将“万世师表”孔子的诞辰日作为教师的节日，不仅仅只是纪念一位伟大的教师，也不仅仅只是重新树立师道尊严，而是为了唤醒国人对一个伟大而悠久的文化传统的尊重和信奉。因此，中国人在今天再次回归孔子，是对伟大人格的敬重，是对道德力量的高扬，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是对中华道统的复位。

西历2006-9-12初稿，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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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孔诞为教师节：文化和意义生成（石勇）

以孔诞为教师节：文化和意义生成

作者：石勇

今天，乃中国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符号孔子诞辰日。2557年，悠悠千载，这位“轴心时代”的先知随着中华文明的延续和扩散而流芳百世。

据《东方早报》等报道：关于将教师节由9月10日推迟到9月28日孔子诞辰日的呼声这段时间再次在学术界响起。一份由众多海内外知名学者联署的《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建议书》近日在当代文化研究网、儒学联合论坛等8个学术论坛上同时发布，并迅速被转载。

由此引起的相关评论已注意到了这些海内外学者分属于不同思想流派这一特点。需要补充的是很多人的研究领域和学术兴趣与儒学和中国哲学（文化）无涉。这里透露出的信息是：这些有“学术威望”和“社会影响力”的学者能够在“孔子”的名义下站在一起，表明在文化这个语境中“孔子”是超越的。这种“共识”乃是“身份认同”的反映，是在“中国文化主体性”上的共识。

作为泱泱大国站在观念和理念高端的学者，他们能够敏锐地意识到文化身份、文化主体性对于一个大国意味着什么。他们也完全明白在抽象的文化已经“编码”了游戏规则的当代世界上，重拾文化自信，找回“文明母体”地位意味着什么。人们不应吃惊于这一点：以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更能找到尊师重教、文明传承的价值依据。换言之，它比“9月10日”这个在文化和价值理念上没有任何意义的符号更具合法性。

关于将教师节定为孔子诞辰的充足理由，在《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建议书》一文以及相关参与者的解释说明中已阐述得非常准确和清楚，对之重复不过是拙劣的鹦鹉学舌。倒是需要考虑一下反对者或观望者基于“孔子－复古”、“孔子－专制”逻辑推导所引发的无意识的反应和担忧。人们可以找到这种反应和担忧的历史根源与心理根源，但它们不过是一种被放大的焦虑。

正如有反民主思想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并不认为奴隶是一个同样有尊严的人的亚里斯多德被崇尚民主、自由和权利平等的现代西方人视为西方文明源头之一，而不会产生恐惧性联想一样，将孔子视为中华文明的最具代表性符号背后是文明传承与文化身份体认的逻辑。仅仅在这一点上孔子就是超历史、超政治和超意识形态的。

而他作为一个对当今世界有巨大影响的教师，至少在古往今来的中国，无人能与他在给予教师节的意义，从而也是在日期的“规范权力”上一争高下。

人们可以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就赋予某件事情以意义放纵自己狂欢，但庄严的节日深具的“关怀”意义使其需要提供历史上文化积淀和意义来源的理由。而“教师”这一群体的意义生成至少在中国恰恰是仰赖于孔子的存在，只有将“教师节”与他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给它提供价值依据。而正如与孔子联系在一起的不仅有“教师”，也有“文化”那样，教师也不仅仅是“教书育人”，还要进行“文化传承”。

2006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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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现代中国人的文化焦虑——兼评《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建议书》（王达三）

孔子：现代中国人的文化焦虑
——兼评《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建议书》

作者：王达三

来源：中国文化报

百年中国，以变为主。中国的现代化，在文化领域，是以激烈反传统为基本特征的。古非今是、中劣西优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与“现代”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思维方式主导着中国人的文化实践。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首当其冲成为千夫所指、横眉冷对的靶子。“打倒孔家店”、“不读中国书”、“拼命往西走”，一度成为文化上的主要流行色。

“高上仰止，景行行止。”激烈反传统、批孔子的文化现象，不期然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和不可回避的问题。越是批判他，越是说明他深深地影响着国人。换而言之，国人必须回答孔子的价值观念何以是或何以非的问题，必须回答孔子的文化理想是否还有价值或生命的问题。这种围绕孔子而展开的“传统”与“现代”的紧张与冲突，集中说明了孔子成为国人在文化上的一种内在焦虑。

西方有这样一句俗语：一个青年人若不激进，是没有心脏；一个老年人若还激进，是没有大脑。虽然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懵懂的青年人。如果说，对于中国文化，顽固保守应该也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话，那么，极端激进也必须和迟早会退出历史舞台。事实上，国人已经在用宽容和理性的态度来重新定位孔子，来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已经成为历史的绝响，而对孔子保持必要的“温情和敬意”，对中国文化采取“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成为大部分国人的基本共识。

然而，准确定位孔子和正确对待中国文化，特别是在具体的文化实践上，仍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毕竟，国人要走出反传统的历史情结，还需要时间。由庞朴、张立文、郭齐勇、蒋庆、陈明5人发起的由海内外、老中青50余位知名学者联合署名的《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建议书》引发的热烈讨论和不同反应，再次印证了国人在如何对待孔子和中国文化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一些分歧。

毫无疑问，《建议书》的发布，应该看作和必会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它虽然以呼吁把孔诞作为教师节作为直接诉求，但是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却是对孔子和中国文化的整体的、高度的肯定性评价。比如，《建议书》明确主张中国文化的复兴，明确承认中国文化对于化解中国社会乃至人类世界的各种危机与冲突的合理价值与积极意义。就此而言，毋宁说《建议书》乃是就中国文化的某种立场性宣示。或者至少可以说，《建议书》之意既在“酒”，也在乎“山水之间”，即试图把以孔诞为教师节和促进中国文化复兴两者巧妙地融为一体，借教师节谈中国文化，诚可谓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很多现象是利于《建议书》赢得国人同情和支持的。最明显的是，有些国家和地区已把孔诞作为法定教师节，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教师节、美国加州的教师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教师节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的教师节等，而孔子的故土却反而不得实行。墙里开花墙外香，从国人的感情上来看，这是说不过去的。《建议书》中的一个反问很有意味：“难道需要等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再把孔子诞辰抢注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时，我们才会感到危机和不安吗？”这个反问，看似轻巧，但四两拨千斤，有效地触动了国人心头的一大伤口：韩国抢注端午节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

可以这样说，如果现在中国是首次确立教师节，那么孔诞这天无疑是首选。问题在于《建议书》生不逢时。关键还在于中国已经把9月10日作为法定教师节，而且有22个年头了，因此，《建议书》直接和现行教师节撞车。而更改教师节日期，就既涉及到民意支持的问题，也涉及到立法程序的问题。然而，《建议书》在民意问题上也不是没有胜算。其一，许多人是支持该建议的，诸多学者署名和大批网友支持《建议书》就是一种表现。其二，还有许多人认为，最重要的是尊重教师和尊重教育，而不在于以具体的哪一天为教师节。也就是说，这些人并不必然地反对《建议书》。相反，如果使教师节既能有尊重教师和尊重教育之实，又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意蕴，那么，以孔诞为教师节又何乐而不为呢？至于立法程序，这是一个技术操作的问题，不会有太大的困难。毕竟，民意不可违。

当然，《建议书》也受到一些批评和压力，主要是来自一些把孔子和中国文化与“古代文化”、“封建糟粕”、“集权专制”、“愚民政策”联系起来甚至是等同起来的观点。这说明国人在对待孔子和中国文化的问题上，仍然有一些分歧。分歧不完全是坏事。

无论如何，还是那句话，准确定位孔子和正确对待中国文化，仍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或许，以孔诞为教师节，也是一个需要时间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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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以孔子诞辰日为教师节（李汉秋）

建议以孔子诞辰日为教师节

作者：李汉秋（全国政协委员）

人们常用“像过节一样”形容美好日子。儿时过节的愉快情景还常常闪过成人的心头。确实，节庆日是生活长河中熠熠生辉的亮点，是生活长练中闪闪发光的珍珠，成为人生长途中耿耿不忘的记忆，是记忆长空中远远闪烁的星光。它不一定给人特别强的震撼，但却从小就沁入人的心灵深处，温润人的灵魂，对人的精神生活和心理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对培育民族精神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节庆日有的是世代相传，我们无权择定，只能因势利导注入新的血液和生命；有的则是随历史的新发展而新形成，我们有选择或重定的可能。教师节就属于后一种。十几年前为提倡尊师重教，选择了新学年开学不久的9月10日为教师节，但未考虑这日子本身原本有无特定的文化内涵，对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有无特定的底蕴。这受当时条件的制约，我们无意苛责。历史发展得很快，今天，我们对历久以来成为中华民族“万世师表”的孔子，有了更科学、更客观的认识，恢复他的伟大教育家的历史地位，把他的诞辰日定为教师节，已经有了可能。国家已经拨款几十万元成立中国孔子基金会，该会会长匡亚明说：孔子“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人类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的时间主要用于教育工作，他的教育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以他的诞辰日为教师节，可以大大丰富教师节的内涵。经权威部门共同研究确定，孔子诞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这诞辰日也恰好在每学年开学后不久，可以说兼具了原来教师节时间上的优点，只要我们好好说明，大家是会接受的。

十六大报告指出：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现在，西方的强势文化伴随着经济优势，力图席卷世界。我们不谋求话语霸权，但反对用一种文化罢废其他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要大力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及其载体中华文化。孔子是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杰出代表。1988年1月，世界各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开会，会议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美国出版的《名人年鉴手册》列出世界十大思想家依次排在前头的是：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现在美国加州议会已经把孔子诞辰日9月28日定为加州的教师节。在孔子的祖国，我们把他的诞辰日定为教师节，有利于中华的民族精神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通过节庆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吁请有关部门下点功夫。再举一例，情人节是受青年欢迎的节日，由于我们没有推定民族的情人节，遂使青年人过起西方的情人节。其实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七月七很可以作为中国的情人节，或曰情侣节。美术家可以设计“鹊桥会”等工艺美术品，音乐家可以将秦观的《鹊桥仙》谱为情人节歌，民俗学家可以将七夕乞巧的民俗介绍给大众，文学家可以介绍和创作赞颂七夕的佳作，商家照样可以推出适时令的花卉……这更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有助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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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首次发“孔子教育奖” （新华网）

　　新华网济南9月23日电（刘宝森　王海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政府官员23日晚在孔子故里山东省曲阜市，共同将“孔子教育奖”授予了印度和摩洛哥教育部门的官员。

　　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9月在巴黎决定设立“孔子教育奖”之后首次颁发该奖项。印度拉贾斯坦邦扫盲和继续教育办公室和摩洛哥教育部因在普及全民教育方面成绩卓著，成为首批获奖单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副教育助理总干事唐虔说，中国慷慨出资，以世界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孔子命名的教育奖，有助于提高人们对全民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兑现了中国对全球扫盲运动的承诺，也体现了中国支持终身学习的立场。

　　2005年9月2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2届执行局会议作出决定，正式批准设立国际“孔子教育奖”，奖励在全民教育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有突出贡献的个人，从此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国际奖项。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章新胜说：以孔子为名设立这个全民教育奖项，契合了2500年前孔子提倡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和支持全民教育的悠久传统，是中国政府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世界全民教育的具体贡献。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介绍，获奖者印度拉贾斯坦邦扫盲和继续教育办公室近10年来一直致力于印度扫盲教育和培训，特别是针对农村地区的妇女和儿童；摩洛哥教育部则通过“同等教育项目”使农村地区新近辍学的儿童回归正规教育体系。

　　在颁奖盛典上，两个获奖单位分别获得了2万美元的奖金和孔子雕塑。

　　摩洛哥教育部国务秘书阿尼斯·毕鲁说，由于全球化，我们不能容忍文盲的存在，否则就是把他们排斥在社会进步之外，孔子教育奖让我们在这个动乱的世界再次回顾文化伟人的智慧和思想，它对促进世界扫盲工作的重要性是无法简单地用几句话所能表达的。

　　印度拉贾斯坦邦扫盲和继续教育办公室主任苏可拉说，尽管扫盲工作还有很多困难，我们仍在继续努力。孔子曾说过，所有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以他名字命名的教育奖将使印度受到鼓舞，我希望孔子所倡导的全民教育理念能够在整个印度广泛传播。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初批准设立这一奖项的规定，“孔子教育奖”本应每年9月初在巴黎颁发，并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律文件的形式公布。今年3月，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积极协商，希望将首次颁奖仪式改在孔子的故乡举行，最终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批准。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杜越认为，在孔子故里首次颁发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国际教育奖项，意义更为特殊和重大。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世界十大历史文化名人之一。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不仅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作用。今年是孔子诞辰2557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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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球办孔子学院推广汉语（联合早报）

丁生 (2004-11-29)

2004年11月21日，中国“孔子学院”在汉城挂牌，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左三）等嘉宾为韩国汉城“孔子学院”揭牌后鼓掌。（新华社）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的现代化，而且必须包括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现代化。

1亿外国人学汉语

　　据媒体综合报道，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地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非官方统计显示：世界上把汉语当作外语来学习的人已经超过了1亿。

　　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挂上牌子。据介绍，孔子学院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而是推广汉语文化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选择孔子作为汉语教学的品牌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标志。

　　为了推广汉语文化，中国政府在1987年成立了“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简称为“汉办”，孔子学院就是由“汉办”承办的。

　　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汉城正式挂牌并非偶然。韩国流行“汉语热”，目前，韩国有100多所大学有中国学或者中国语系，有40多所大专设汉语课程，各类在校生学汉语的有16万多人。

美国将设孔子学院

　　11月17日，中国和美国签署了关于共同建设“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的协议，这将是在美国成立的第一所孔子学院。

　　“汉办”负责人表示，将通过中外合作的方式，在全球开办100所孔子学院。

　　“汉办”交流处的武志文强调，孔子学院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社会公益机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给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提供规范、权威的现代汉语教材。在汉语教学方面，它是最正规、最主要的渠道。孔子学院的总部将设在北京，境外的孔子学院都是其分支机构，目前主要采用中外合作的形式来开办。

　　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17所高校作为孔子学院的支持单位，主要从这些高校中选出到国外教授中文的教师和招募志愿者。

　　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表示，全球开办100所孔子学院是初步计划，如果时机成熟，孔子学院可能会超过100所。

　　北京语言大学曲德林校长表示，“孔子及所创立的儒学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我们应该把孔子思想推向世界”。

　　网友“空谷”称，这样做实际上是把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以孔子为代表儒家学派历来倡导“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与时俱进”的发展观，强调“忠恕”之道，“仁、礼”之道，“和为贵 ”之道，主张“仁政”、“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治国理念，对当今世界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中国特色不在于科技和经济、物质生活的水平，而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抛弃传统文化就等于抛弃了国家和民族的特色，抛弃了维系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

　　海外人士陈宏认为，炎黄子孙不管生活在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哪种社会制度下，对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的尊崇是一致的。大力推行和弘扬儒学可以把世界各地的华人联系起来，有利于提高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有利于国民道德素质的提高，也有利于推进世界和平。

　　陈宏说：“翻开中华民族的历史，很少有武力征服别国、掠夺别国财富、占领别国领土的记录，所经历的战争除了内战外，都是抗击外国侵略的。中国历来主张与各国和平相处，这是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之所以这样，与两千多年来儒学的教育和造就有直接关系。”

　　他指出，孔子早就提出“大同世界”的理想，宋儒张载提出“为万世开太平”。而在西方，直到1795年康德才提出“永久和平论”，比孔子晚了两千年。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http://www.zaobao.com/chinese/pages1/chinese_others291104.html

◆孔子诞辰应当为“中国文化节”（冼岩）

孔子诞辰应当为“中国文化节”

文/冼岩

　

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怎么评价也不过分。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中儒家更是主流之主干。以一人之力而成就数千年文明之主干，在欧洲古有亚里士多德，近有马克思，在中国则独有孔子。此西哲二人比之孔子，其思想学问或并不稍逊，但影响力却颇有不及。这其中虽然有政治因素的作用，但几千年下来，俗世繁华已被剥尽，沉淀下来的只有历史。

今日中国急须文化与道德的重建。在物质财富快速增长的背后，中国人的精神却越来越困惑、混乱。价值重建需要有其由来，遗憾的是，当代中国并不足以为这种价值重建提供资源。无论是文革十年浩劫，还是改革二十年的物欲横流，都只是价值沦丧的原由，而不可能成为价值重建的养料。于是价值重建只剩下两个源头，要么源于古，要么源于外。

以今日中国的视角观之，无论古、西，都各有其精华与糟粕。由于近一个半世纪的落后与屈辱，中国人将缘由追溯到老祖宗的身上，乃有五四时代的灭儒反孔、文革时期的“破四旧”，传统文化的声誉、地位跌至顶点；与此同时，西方两百多年的富强彰显了其文明的优越，西方思想文化在改革开放后成为当代中国的强势话语。

如果仅仅在西方文明的源流基础上构建今日中国人的价值与文化，显然失之偏狭。不收揽中国人自己的文明传承，价值重建始终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来也浅，其去也无力。更何况西方文化的转渡中国，还存在水土不服的难题。新世纪以来波及全社会的“改革反思”，部分即是对照搬西方模式的反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有一批仁人志人，怀家国之忧思，痛心疾首，发出了重振国学、复兴儒家的继绝之音。

按笔者的理解，主张在今日中国复兴传统文化的人，并非即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代表了宇宙真理、标志着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而是认为：新价值、新文化的重建，需要多种精神元素的参与、互补，在当下西强古弱的悬殊背景下，只有放大传统文化的声音，才能保持各精神要素之间的平衡，新价值、新文化才可能既适于中国土壤，又合于时代需要。

要放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声音，推崇中国文化的伟人孔子，是既直截了当又能获海内外广泛认同的捷径。在“破除四旧”的影响所及之外，孔子的形象深入全球华人心中。在当代，没有人能否认孔子的伟大贡献及其思想文化价值。

当此以儒家为主要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引舟待发之际，不少海内外名人联合发起了“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的倡议。对此，笔者同意教育部有关人士的回应：把9月10日定为教师节已有20多年，这个日子目前深入人心，不应随意更改——教师节并非全民节日，它对应着一个特殊群体，应该尊重此群体已习惯于约定俗成节日的意愿。

实际上，教育只是孔子毕生成就的一小部分，以教师节来推崇孔子，失之器局狭小。数千年以返，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孔子与莫大焉。“孔子”这一显赫的名字已与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密不可分，孔子的诞辰应成为全体中国人的节日。以此观之，将孔子诞辰定为“中国文化节”才是恰如其分、得其所哉。

（作者为独立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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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孔子诞辰纪念日定为中国圣诞日（王财贵、彭永捷）

专家提议把孔子诞辰纪念日定为中国圣诞日

2006-09-29 01:12:32　
来源: 新京报(北京)　　　

本报讯(记者姜妍) 昨日是孔子诞辰2557周年纪念日，人民大学第三届“孔子文化月”也在京拉开帷幕。全球读经教育基金会理事长王财贵和人大哲学院副院长彭永捷一起发出倡议，建议将9月28日定为中国的“圣诞日”。

“建议每人读《论语》100遍”

本次文化月的主题为“明德贵和，读经新民”，人大副校长冯俊对这一主题的理解是：“明了、弘扬、彰显美好品德”。他说自去年起掀起的国学热是近十年来文化界最热烈的话题，他相信不久的将来，传统文化将从花果飘零变成枝繁叶茂。

台中教育大学教授王财贵宣布将筹建“全球论语读者俱乐部”，提出了“全球读经，论语100”的概念。他认为，现在的读书人很多，但并不一定得到了读书的益处，因此他建议把《论语》读100遍。方法则是只读原文不管懂不懂，随着次数的增加，每个人会有自己不同的深度理解。

“圣诞日应为圣人孔子诞辰”

王财贵和彭永捷还同时提出应该将9月28日，孔子诞辰日这一天定为中国的圣诞日，建议大家在这一天互相祝贺。他们都认为，12月25日实际上是耶诞日(耶稣的诞辰日)，而圣诞日应为圣人孔子的诞辰日，“圣”在中国有特殊意义。

为了配合此次文化月活动，同心出版社与人大孔子研究院还共同推出了《国学365》一书，该书分为《礼仪365》和《国学365》两册。该书选自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中的一些警世名言，内容包括原文、出处、注释、英文翻译，并配以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精美插图。同心出版社副总编王薇认为，国学和礼仪是两门必修课，二者同修方能内强素质外塑形象。

在本次文化月中，将陆续举办“经典教育系列讲座”、“传统文化推广者论坛”、“孔子文化展暨传统文化推广展”、“国学大家高校行音乐会”等系列活动，从礼教、乐教、书教等多方面来推广经典教育和孔学知识，所有活动均对社会开放。

-不同观点

“别把孔子当圣人崇拜”

对于建立中国圣诞节和读《论语》100遍的观点，文学评论家张柠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首先孔子是一个人，别把一个人当成圣人去崇拜。

此外，圣诞节是西方的传统节日，而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传统节日春节，春节本身就带有祭祖的含义，有悠久历史传承，不是拍拍脑门就出来的。至于读100遍《论语》，张柠认为，爱读的人就读，但是没有必要每个人都去读。“社会分化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不是每个人都要去读100遍《论语》的，那孟子读不读？老子读不读？《道德经》还短一些呢。”张柠说道。

网络来源：
儒学联合论坛：http://www.yuandao.com/dispbbs.asp?boardID=2&ID=26400&page=1
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33&page=1

◆孔子诞辰最好为“中国教师节”（王达三）

孔子诞辰最好为“中国教师节”
　

文/王达三

　

近三五年来，中国悄然兴起一股“孔子热”，落寞百有余年的孔子，再度从边缘进入中心，成为国人关注和争论的文化焦点之一。

从大学的孔子研究院到官方的孔子学院，从全球联合祭孔到民间自发祭孔，从孔子文化节到孔子文化月，从孔子教育奖到孔子标准像，以及与孔子相关的“读经热”、“国学热”、“儒教热”，等等，扑面而来的“孔子热”使国人应接不暇、感叹不已——就在三十年前，孔子还被谑称为“孔老二”！

对于“孔子热”，欢呼雀跃者有之，不以为然者有之，谩骂攻击者有之，表明了多元化、现代性文化潮流下国人对孔子不同的情感体验和价值判断。然而，尽管国人对孔子的立场存有分歧，但同情孔子、尊敬孔子和回归孔子的呼声渐高，却是个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使得如何纪念孔子的诞辰成为一个国人不可回避的文化问题。

有人提出以孔诞为“中国圣诞节”，因为孔子自古以来就是“大成至圣”，因为“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这种观点似乎陈论过高，毕竟时代不同了，“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看法已经成为历史的绝响。重要的是，百余年来，中国一直对应或攀比西方文化，由此导致的中国文化主体性沉沦，已是诚可痛也。所以，大可不必因为西方有个“圣诞节”，中国也就要有个“圣诞节”。

有人提出以孔诞为“中国文化节”，因为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因为孔子的价值和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代表。这种观点虽有可取之处，但中国传统文化原本囊括三教九流、诸子百家；而中国现代文化不仅贯通古今，也融摄中西。如果以孔诞为“中国文化节”，老子哪里放？莎士比亚哪里放？况且，“中国文化节”是法定的呢，还是约定俗成的呢？它和“中国艺术节”、“中国花卉节”之类的商业性的“节”，又有什么不同呢？

有人提出以孔诞为“中国父亲节”，因为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母亲节”、“父亲节”、“感恩节”、“万圣节”等在中国大行其道，而中国传统节日逐渐式微，使国人有日趋“香蕉化”的危险。作为中国人，“拒绝香蕉化”当然没有问题，但关键是应珍惜和过好中国的传统节日。如果非要人为拱出一个节日的话，以孟子诞辰为“中国母亲节”倒是个不错的主意，毕竟“孟母三迁”、“断杼教子”的故事已经流传两千余年，有着丰富的纪念意义和教育意义。

有人提出以孔诞为“中国阅读节”。这个提法似乎有些标新立异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孔子之所以是中国文化的高峰，首在于他提出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理想，次在于他“如日之升，如月之恒”的人格魅力。阅读和孔子没有大的关系嘛！当然，人文情怀的失落、价值理想的沦丧以及快餐文化、商业文化的泛滥，确实给国人提出了重视阅读和重视经典的命题，但这并不意味着非要拉出孔子来陪练。

有人提出以孔诞为“中国教育节”。这个提法倒是独具匠心，因为它既体现了中国人重视教育的历史传统，也包含着崇尚知识、尊敬教师等一系列现实诉求，同时也避开了以孔诞取代现行教师节的敏感问题。然而，问题也正在这儿，它既忽略了孔子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理想，也忽略了孔子的人格魅力；同时，“中国教师节”和“中国教育节”的内容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重合。中国法定的节日，难道还不够多吗？

窃以为，最好还是以孔诞为“中国教师节”。毕竟，孔子是人类文明史载以来的教育行业的祖师爷，是古人心目中的“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而且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多以孔诞为教师节。中国现行的教师节确实没有什么历史意蕴和文化内涵，而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不但可以弥补这一缺憾，还可以融尊师重教、彰显孔子文化理想和人格魅力、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和复兴中华民族为一体，是个功德莫大焉的事情。

当然，以孔诞为教师节，会有个民意支持和立法程序的问题。对大多数国人来说，要的是尊师重教之实，而不是以特定的哪一天为教师节；相反，如果以孔诞为教师节确实能带来上述预期效果的话，又何乐而不为呢？这种倾向是民意的主流。至于立法程序，似乎只是个技术性的问题，不会有大的困难。所以，窃以为，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有无可能的问题。

（作者为北京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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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纷纷签名支持孔子诞辰日为教师节（人民网）

李汉秋委员建议以孔子诞辰日9月28日为教师节

人民网北京3月12日讯记者唐述权摄影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机关刊物《前进论坛》主编李汉秋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已联名42位委员提交提案，建议以孔子诞辰日即9月28日作为教师节。

　　李汉秋委员向记者表示，建议将教师节由现在的9月10日改为9月28日，是考虑到增添教师节这一重要节日的文化历史内涵。

　　他说，节庆日有的是世代相传，我们已无权择日，但像教师节这样新订的节日，选择日期的时候应当考虑其历史文化内涵。孔子是世界公认的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之一，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他最早提出“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思想和全民教育的原则，备受世界推崇，被称为“万世师表”。如果将这一天作为教师节，其文化内涵会大为丰富，历史和现实意义也很强。

　　另外从时间上考虑，经权威部门研究测算，孔子诞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这个日子也恰逢其时，新学年开始时的繁忙已经过去，可有充分时间筹办教师节和国庆节。目前一些教师反映9月10日过节的时候正是刚开学非常忙的时候，有时都顾不过来。

　　李汉秋委员说，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新学年开学不久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有着当时尊师重教的历史意义，但可惜择日时未充分考虑到其历史文化因素。

　　他表示，这一建议受到各方面的支持，并且有其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氛围。马来西亚和美国加利福利亚州早已把9月28日定为教师节，世界各国的汉学家也纷纷表示希望中国以孔诞为教师节。2005年9月28日，全球首次联合举行了祭孔活动，在世界各地30多家孔庙同时进行。近来我国计划从05年开始在国外建立100所“孔子学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决定颁发“孔子教育奖”。中国人民大学以九月份为“孔子文化月”。这些都为以孔诞为教师节作了准备，可以说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孔子的祖国，我们更应举起这面旗帜，这不仅能增强尊师重教的现实社会意义，而且有利于团结全世界的华人。

　　李汉秋委员还告诉记者，他在征求各位委员意见的时候得到了广泛支持，所以农工、教育、文艺、九三学社等界别的政协委员纷纷在联名提案表上签名。由于签名页只有40个表格，所以两位教育界的委员硬是在表格外签了名。李汉秋委员笑着称这份提案为“挤破头的提案”。

　　记者采访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委员时，他有些遗憾地说：“怎么没告诉我呢？我举双手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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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联合论坛：http://www.yuandao.com/dispbbs.asp?boardID=2&ID=26400&page=1
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33&page=1

◆《至圣先师诞辰》引言（任文利）

《至圣先师诞辰》

作者：任文利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出版

引言

一、至圣孔子
（一）孔子生平
（二）何谓圣人
（三）即凡而圣
（四）天纵之圣
（五）忠恕之圣
（六）薪火相传之圣

二、先师孔子
（一）有教无类
（二）成人之教
（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四）因材施教
（五）教学相长

三、历史的纪念
（一）梁木摧乎哲人萎乎
（二）太牢享祀
（三）崇礼先师增辉圣德
（四）庙学合一中的孔庙从祀

四、今日的纪念
（一）博物馆中的孔子
（二）祭孔风波
（三）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

附录：海内外学者联名签署的“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建议书”

引言

解题

本书列入“传统节日文化”丛书或有人会以为颇显名不正、言不顺，于体例上不合，故于此解题中先有所说明。

以孔子诞辰而论，自历史上而言，它的确不象一个节日，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一个纪念日。在古代社会，人们纪念孔子所择定的日子很多。尤其在孔庙祭祀正式纳入国家祭典之后，每年仲春、仲秋上丁日各级学校都要于孔庙行释奠之礼，而在每个月的月初与月末，各级学校也要于孔庙行释菜之礼。在此情况下，孔子诞辰作为一个纪念日反而略显黯而不彰了。辛亥革命以后，制度化的孔庙祭祀被取消，孔子诞辰在纪念孔子的人们的视野中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比如在近年来的中国大陆，相关组织、机构、团体会选择在孔子诞辰这一天，举办学术会议、祭孔典礼来纪念孔子。

那么，孔子诞辰有没有可能成为全民性的纪念日乃至节日呢？如果追溯一下历史的话，它在清代雍正朝之后确实曾经具有节日的某些特征。据《清史稿》记载，雍正五年，“定八月二十七日先师诞辰，官民军士，致斋一日，以为常。” 从这条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在阴历八月二十七日这一天，官民军士要致斋一日，以示纪念。“以为常”，则说明它在此后成为清朝的常制。与国家孔庙祀典不同的是，孔子诞辰的纪念则具有全民性特征，如“官民军士”所指示的，已经具备了作为节日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不象作为国家祭典的孔庙祭祀一样，只是针对于社会某个阶层的人有效。当然，雍正之定制在民间社会究竟是否落实下来了，的确是有一定的疑问的。

在现代社会又如何呢？这里举一个例子，在中国的台湾，曾经有一条实行了三十五年的法律文件，即《大成至圣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该“办法”颁布于1968年，至2003年“废止”。从该办法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把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而外，孔子诞辰同时也是一个独立的纪念日。所以该办法规定，孔子诞辰的纪念是“依照‘国’定纪念日（或节日）纪念办法办理”的。除此而外的具体纪念办法，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比较浓厚的官方色彩。主要是两条：一为举办纪念大会，一为孔庙释奠典礼。纪念大会由“中央”、省（市）、县市、乡镇各级政府官员主持，参加者除各级政府官员外，还有各相关文化学术团体之会员以及大、中小学各级学校的师生代表。孔庙释奠典礼除主祭人员而外，受邀观礼者与此相类。除这两条而外，尚有在舆论上广事宣传，以及基于传统文化的“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教育精神而举办的“体育竞赛、学术讲演或其它艺术康乐活动”。该办法可以在现代社会将孔子诞辰作为一个全民性的纪念日或节日的法律文件。2003年，该办法在台湾似乎是没有太大的争议被废止了，究其原因，或为其浓厚的官方色彩，或为其与教师节相关规定的重合。该办法虽废止了，但与教师节同时并存的孔子诞辰纪念在台湾依然照常举行，如对于全体市民开放的孔庙释奠典礼，等等。

至于在中国今日，孔子诞辰作为一个纪念日乃至节日究竟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确实是一个让人很难回答的问题。以一个节日而论，他总是在一个民族漫长的历史沿革中逐渐形成的，民众的风俗、信仰等等在其中无疑具有决定性作用。或者有人会拿西方的“圣诞节”来和孔子诞辰比较，从名义上而言，称孔子诞辰为“圣诞”确实是名正言顺的，从所纪念的对象而言，也都是西方与中国社会各自的“圣人”。不过西方的“圣诞节”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履行的文化功能而言，反倒是和中国的春节更具有可比性。换言之，即便我们将“圣诞”的名义还诸孔子诞辰，它也不会承载像西方的“圣诞节”那样在西方社会的节庆文化中所履行的社会功能。因此，在确定至圣先师孔子诞辰应该纪念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把如何纪念的问题交给时间与历史来回答。

关于教师节，它的确是现代社会的一个节日，我国大陆现行的教师节是每年的九月十日，实行了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近年来，关于立孔子诞辰为教师节的呼声越来越高。支持者多，反对者少。因孔子在中国历史上除“圣”之外的一个重要定位就是“师”，被尊为“万世师表”。如果要选择某一天作为教师节的话，还有哪一天比孔子诞辰更为合适的呢？况且，在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已经把教师节确定为孔子诞辰日了。从国家的统一与民族文化认同的角度加以考虑，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也是非常必要的——统一与认同正是基于同样的历史文化渊源。

反对更改教师节日期的人有的提出这样的理由，即节日的确定是很严肃的事情，现行的教师节已经实行了二十多年，不可轻易更改。其实，如我们这套丛书所体现的，节日总是离不开其深厚历史文化的内涵。即便是传统节日以外的一些节日，如五一劳动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均有其历史文化的渊源。唯独教师节庆祝日的确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正因为这种随意性，使节日活动本身缺乏历史文化内涵，而易流于一种形式。况且，现行教师节的二十多年的历史，与孔子之为“师”的两千多年的历史相较，二者孰轻孰重是不言而喻的。

其实，究其实质，之所以立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在我国大陆尚未能推行，源于国人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心理障碍”。谓之为“心理障碍”，就是说即便是讲不出任何可以使自身信服的理由，但国人于历史文化传统总是有某种讳莫如深的“禁忌”，这种“禁忌”源于这一百多年来国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打倒、批判、破坏所形成的心理积淀。如果我们不能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解开束缚自我的心结，我们永远不可能正式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基于这一点，本书之作，也是为解我们自身的心结而作。

叙事

本书的叙事主要是围绕孔子而展开的，头两部分“至圣孔子”与“先师孔子”是围绕孔子自身而展开的，后两部分“历史的纪念”与“今日的纪念”则是围绕古人与今人对孔子的纪念而展开的。于此略加说明。

在“至圣孔子”一章，我们首先讲述了孔子的生平，所叙孔子生平史料多采自《史记•孔子世家》与《论语》。讲孔子生平的文字很多，我们所侧重的是讲出一个处于生活状态中的孔子。史料的甄别、组合与叙事方式的选择，包含了笔者对于孔子的理解，当然，不是唯一的理解。读者如果能够从我们的叙事中确实感觉到，孔子和我们一样，曾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这种感觉就像笔者参观山东沂南县北寨汉墓，步入墓穴，当墓壁间画像石以灵动的线条将墓主人生活时代人们的出行、贸易、游乐、嬉戏等场景活生生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瞬息间使人感觉到他们和我们一样，在世界生活，而不再是由汉墓、汉画像石所代表的“文物”景观。

对于孔子之作为历史文化的“圣人”的叙述，我们从“即凡而圣”、“天纵之圣”、“忠恕之圣”与“薪火相传之圣”几个层面加以展开。“即凡而圣”孔子生平中对于生活状态中的孔子的进一步展开，“天纵之圣”与“薪火相传之圣”则或为对历史上的说法给出自己的解释，或为对于历史陈说的再叙。“忠恕之圣”相对而言，是我们关于孔子之作为“圣人”的叙事中所采取的比较独特的视角。如大家看到的，本节侧重于叙述孔子的思想，但没有采取人们所熟知的“仁”与“礼”的角度加以阐述。“忠恕”是孔子的弟子曾子解释他的老师的“一贯之道”时所提出的说法，冯友兰先生曾经把“忠恕”作为实现“仁”的两种方法加以解释。我们则采取的是朱子的说法，以“尽己”为“忠”，以“推己”为“恕”，所强调的是它们在人们的生活世界中人之自我操持与人际交往中的原则性意义。“忠恕”既可以作为伦理生活的底线，也可以成为人们终身奉行的理想，所体现的正是儒家伦理原则“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意义。

次章所述为“先师孔子”，以历史传统而言，孔子首先是作为历史文化中的“圣人”而成其为“师”的，前面既已有所说明，本章则专门从孔子作为一个“教育者”的层面展开论说的。“有教无类”所论为孔子之作为普遍教育的开创者的意义，“成人之教”所述为孔子的教育以人文教育为至上，“教学相长”所论为孔子是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教育理念的奉行者，“启发教育”与“因材施教”则是孔子的具体的教育方法。以上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者依然具有启发意义，在此基础上，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完全可以说是名正言顺的。

第三章与末章所述，分别是历史与今日中国对于孔子的纪念。就历史上的纪念而言，我们着重叙述了孔庙祭祀如何从家庙、学庙逐步进入国家祭祀制度的，同时，对孔庙从祀制度的考察则尝试说明在制度化的孔庙祭祀中儒家道统的相对独立性。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代社会，孔庙庙学合一的建制，体现了孔庙祭祀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密切关系，仅以这一点而言，在今天立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则不过是近两千年的历史文化的一种延续，虽然表现形式略有不同。末章今日的纪念，分别讨论了博物馆中的孔子与今日祭孔风波，而以立孔子诞辰为教师节作结，表达了我们的一种希望。末节所寄予的希望，其理由我们在本书的整体叙事中已充分表达，故此处所作的主要工作是有关教师节的形式与名义的考察。在此，我们把教师节定位为像护士节一样的现代社会中具有职业群体特征的节日，并把它和中国民间社会中行业“祖师爷”的信仰联系起来。指出，即便单纯视教师为一个职业群体，孔子作为教育行业的“祖师”也可以说是实至名归的。而历史文化所赋予的孔子“至圣先师”的身份，也足以体现教师这一职业群体在社会职业群体中的特殊意义。

余论

尚有两个相对而言比较重要的与孔子相关的问题，在本书中没有述及，在此略作补充说明，并说明它们未纳入本书叙事的缘由。

其一为孔子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于空间而言可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为“儒家文化圈”范畴内的东方世界，一为在现代社会唱主角的西方社会。于时间而言则亦有历史与今日之别。以历史而言，“儒家文化圈”对于孔子的态度视其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轻重而定，但总而言之，与中国古代社会对待孔子的态度大同小异。当然，至于孔子对于它们的民族、社会所发生的影响是通过与它们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发生某种微妙的关系而实现的。

举一个例子，有学者认为，日本近代社会改革与明儒王阳明思想对其社会发生的影响有关。日本人高濑武次郎曾这样讲：“大凡阳明学含有二元素，一曰事业的，一曰枯禅的。得枯禅之元素者可以亡国，得事业之元素者可以兴国。中日两国各得其一。”这句话对阳明学本身的理解是否正确并不是很重要的，他所指出的中、日两国所得于阳明学二元素的歧异，真正说明的是文化传播中本民族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消化、融释作用。况之于孔子也一样，以历史而言，儒家文化圈的各个民族国家同样尊崇孔子，但所理解与接受的孔子是各不相同的，各有其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像投射于其中。

就现代而言，应该说儒家文化圈中的日本、韩国，在不同程度上均已步入了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之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和它们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一样，在现实社会中逐渐处于一种略显边缘化的地位。不过，与中国大陆相比，历史传统（包括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显然要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如近年对国人刺激比较大的一件事，即韩国以“端午节”申报世界非物质类文化遗产。其实，如果我们冷静下来看，从两国端午节的活动、礼仪之中所体现的历史文化内涵而言，韩国无疑比我们更有资格去为端午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国人在此事件上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重新挖掘、继承端午节庆中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不是急于去争谁更有资格为“端午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本书最后所附海内外学者联名签署的“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建议书”中，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难道需要等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再把孔子诞辰抢注为‘世界非物质类文化遗产’之时，我们才会感到焦虑和不安吗？”我们不得不说，以孔子诞辰所行祭孔大典而言，韩国、日本的祭典之中所体现的历史文化内涵的确使他们比我们更有资格为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其实，在此问题上我们不必显得过于狭隘，如果说我们的历史文化仍然在中国现代社会很好地履行着它所应有的社会功能的话，在此前提下，别的民族国家为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恰恰是我们的民族与历史文化的骄傲——当然，不要忘记了是在此前提下。

孔子对于西方社会的影响，以历史而言，人们比较集中探讨的是孔子对于西方启蒙运动的影响。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确实有一些人自己承认受到了来自东方的孔子的影响，不过对于这一历史事实应该怎么看，却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孔子确实对他们发生了影响，有人认为孔子对他们发生的影响源于其对孔子的“误读”。其实，郢书燕说的“误读”在文化传播中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在历史文化背景相近的“儒家文化圈”内部尚且如此，何况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之间的传播。但是，无论如何，孔子对于西方启蒙运动的影响都不应该被夸大，启蒙运动从根本上讲，是西方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我调适，孔子的影响最多只能是一种助缘。

孔子在今日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如何呢？如果说在儒家文化圈的东方社会，孔子今日的影响尚属边缘的话，那么，孔子对今日西方主流社会的影响可以说是无从谈起了。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我们只能提出一些或无实质性内容、或为属于偶然事件的个案。

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议会经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九月二十八日孔子诞辰为加州的“孔子日”。加州孔子日的设定，其宗旨在于“现实加州对教育的支持和对多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尊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加州“孔子日”的设定很难说是孔子对现代西方社会产生了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它的宗旨所体现的价值预设即“对多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尊重”，所体现的毋宁说是西方文化自身在现代社会的一种调整，如所谓的“文明”、“文化”的多样性所体现的。加州议会通过“孔子日”的议案当然离不开当地华人社会的努力，不过这其中也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如该议案的起草者本田为加州议会的日本裔议员。

再有一个个案就是曾经在国内引起争论的关于“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要汲取孔子的智慧”的报道。国内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此事是真是假，是否真有此报道，还是只是以讹传讹？后经多方努力，事实得以澄清，我们也有幸看到了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1988年1月24日发表的该报道的原文。该报道颇有语焉不详的地方，但基本事实尚属清晰。事情发生在当年在巴黎召开的以“面向21世纪”为主题的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提出汲取孔子智慧的是197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瑞典的汉内斯•阿尔文博士，他是在大会的新闻发布会发言时作如此陈述的：“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该报道还介绍了阿尔文博士的背景，他主要致力于空间研究，但他的研究工作无意中成为“星球大战”的序曲，还提到了他批评西方各国国防部为“大批杀伤平民部”。从这些信息中，我们很难判断阿尔文博士是在何种意义上提出“汲取孔子的智慧”的（或许是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意义上），倒是可以看到西方科学家的人文关怀。

以上所列举两事经常见诸国内媒体报端，在国人对于传统的态度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似乎只有异域文化对于中国传统的尊重方能有足够理由打消国人对于自己传统的种种顾虑。其实冷静下来思考，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如果传统在过去、在今日只能带给我们自身以专制、愚昧、落后的话，那么，即便在异域它如何享受荣耀，我们均可以弃之如敝屣。这是我们没有将孔子对世界的影响纳入本书的叙事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孔子对异域文化的影响只有通过融入异域文化之中才有可能真正的发挥其功效，换言之，不同文化对于孔子的尊崇也具有各不相同的历史文化内涵，他们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对待孔子只有借鉴意义，而没有决定性价值。最后要提的一点是，作为与西方文明、阿拉伯文明和印度文明相并列的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如果要在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发挥影响力的话，最终取决于他在中国本土究竟能够发挥怎样的影响力。离开这一前提，谈论孔子对世界影响在不免于奢侈与虚妄。

本书叙事中的另外一个缺失，是没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打倒孔家店”给出更多的评价，而只是对“五四”对今日国人于传统文化的态度的影响略有提及。从古代社会对于孔子的纪念直接跃入今天博物馆中的孔子的纪念，确实略过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如果对此非要给出什么理由的话，只能说如何评价“五四”之“打倒孔家店”在笔者心目中尚未能形成一个明确的观念，只好付诸阙如。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笔者之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观念，并非对是否应该“打倒孔家店”有什么犹疑，这一点从书中对“五四”所影响的今人对待传统的观念的评语中读者可以看到。只是全面评价“五四”之“打倒孔家店”，无法脱离此思潮发生的历史背景，更为重要的是，必然涉及到如何评价支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理念。这些均已超出了笔者的能力所及。也许，“五四”思潮远没有到盖棺论定的时候吧。

无论如何，这本小册子的主题本身所蕴含的意义，远非这本小册子与笔者所能穷尽，在叙事与评议之间，我们尽量保持平实的论调。如果所论能够给读者带来一定的启发，就此展开相关问题的思考，我们的目的也就初步达到了。

按：该书2007年6月于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是张晓华教授主编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研究》丛书中的一种（共8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与至圣先师诞辰）。出版社出版时部分文字被删除（约1万字），目录中的“祭孔风波”已不存在。

网络来源：
儒学联合论坛：http://www.yuandao.com/dispbbs.asp?boardID=2&ID=26400&page=1
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33&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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