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期（2007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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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邮报（第31期）
孔历2558年（西历2007年）9月28日邮发

主    编：陈明
执行主编：王心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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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情怀  儒学理念  儒教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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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核心价值与立法原则——三论儒家社会主义（周北辰） 1
◆蒋庆先生与阳明精舍（米湾） 15
◆众声喧哗岂止为抬孔子（傅国涌） 19
◆我们的知识与责任——孔圣人与“丧家狗”之争有感（大漠黄河） 21
◆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袁伟时） 28
◆冷思考”不是“冷饭思考”——读袁伟时先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有感（关不羽） 36
◆当前中国民族主义逆流管窥（袁伟时） 40
◆反对"柿油主义"－－兼驳袁伟时《当前中国民族主义逆流管窥》（关不羽） 54
◆中国民族主义的民族性在哪里？（郑永年） 58
◆近十年中国社会思想的分化和对立（徐友渔） 62
◆评王达三的传统文化复兴论（李尔康） 76
◆公祭孔子英魂旨在复兴传统文化（南方都市报） 79
◆台北孔庙祭孔循古礼将准备189道释奠祭品 81
◆山东曲阜举行祭孔大典代省长将亲主孔子祭辞 82
◆9月28日两岸四地共同祭孔   第二届联合国“孔子教育奖”颁奖（新华网） 83

 

 

 

 

 

◆核心价值与立法原则——三论儒家社会主义（周北辰）

 

核心价值与立法原则——三论儒家社会主义

 

作者：周北辰

 

（一）“天行有常”的核心价值

 

 

荀子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其意是说，天道是恒常不变的，不会因为圣王治世而存在，也不会因为昏君乱世而消失，天道不随人间世事的变化而变化，不因治乱更替而生灭。如果我们有美好的社会政治制度来落实和体现这种“天道”，那么，我们的国家、社会和百姓将获得安宁、吉祥与幸福；反之，天道不能够在社会政治层面落实和体现，则国家、社会及天下百姓就会招致灾难。儒家社会主义所提供的核心价值就是人世间恒常不变万世不灭的“天道”。

 

核心价值是一个文明体最为本质的构成要素，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它是国家意识形态、社会规范及政法制度的源泉。核心价值决定着一个文明体的基本属性，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规定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基本性格和制度特征。一个社会的理念、规范和制度都从核心价值发用出来。

 

西方现代文明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扩张、个人主义、利已主义、消费主义、契约原则、丛林规则等基本理念以及市场规则和政治法律制度，都是由“利益诉求”这一核心价值发用出来。这一切构成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本性格和本质特征。西方现代文明为人类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及其给人类带来的灾难都导源于“利益诉求”这一核心价值。西方现代文明的功过是非都因由于此。

 

西方现代文明视国家与社会为一“利益体”，并按照“利益法则”来建构国家和社会，所以，西方社会只是一个“底线社会”，没有“向上一机”（将庆先生语）。其国家有“惩恶”的功能，其社会无“扬善”的机制。人的光明德性，善的本性在这样的国家和社会得不到激励和彰显。其社会共公生活由于缺乏神圣性和崇高性而显得平庸化和世俗化。其民族国家内部以“不侵犯他人自由和权利”的底线伦理为最高规范，并设计了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作为保障，因而其民族国家内部尚能建立一个稳定规范的“底线社会”。但在国际事务中，其民族利己主义的诉求却没有相应的规范和制度制约，因此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连“底线”也无从保障的灾难。掠夺别国资源，破坏别国环境，轰炸异族百姓，干预他国内政，设置经济陷阱，制造金融危机，席卷他国财富，颠覆他国政府，收买知识分子，实施经济制裁等等，其国家形象严然一个活脱脱的流氓无赖。西方现代文明的问题就导源于“利益”二字，导源于其核心价值。这种以利益诉求为最高目标的核心价值是不可能发用出一套美好的社会规范和理想的政治法律制度的，也是不可能建构出一个良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

 

与此相反，儒家社会主义所提供的核心价值则是荀子所谓“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恒常不变万世不灭的“天道”。这个“天道”就是儒家传统的根本精神和社会主义的根本理念。儒家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可根据儒家经典和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十六个字：依仁据德、尚中贵和、保民爱物、克己奉公。这十六个字就是儒家社会主义所奉行的“天道”，是儒家社会主义所提供的核心价值。对于一个良性的社会和美好的国家而言，这是永恒不变的常理常道，这十六个字体现了儒家经世治国的核心诉求和社会主义的终极理念，同时，也涵融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正面价值。

 

儒家王道政治“参通天地人”“任德不任力”，倡导“天下为公”，“保民而王”；社会主义则主张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共产共富。就其价值诉求而言，二者相通相融，没有本质的区别。只要把这十六个字所代表的核心价值落实到社会政治制度中，那么，儒家的“天道”与社会主义的理想就都能够实现。如是，则“公平正义”在其中，“自由”“人权”亦在其中；“利”在其中，“义”亦在其中。

 

把这一核心价值发用为恒常弥新的社会政治制度，无论社会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无常，无论政治权力如何更替，无论现代社会如何精彩纷呈，只要我们坚守着这十六个字的核心价值不动摇，并以此作为恒久的立国之本，那么，“中国道路”就始终不会偏离通往良性社会与美好国家的航向！

 

1）              依仁据德

 

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依仁据德是儒家最核心的价值诉求。

 

“仁”是儒家诸德目中最重要的一条。儒家之“天道”就是“仁”道，圣人的最高理想就是实现“天下归仁”。孔子说“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仁”即是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最高道德。“仁”在儒家诸德目中具有统帅作用，孝、悌、礼、义、恕、恭、宽、信、敏、惠等，都是“仁”德的体现。仁，发之天地万物则为良知，发之于民则为“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仁为天地间之“大爱”“大情”。这种“大爱”“大情”发之于政则为仁政，为德政，为“不忍人之政”，以民为本之政。

 

儒教是道德之教，道德关怀是儒家最本质的关怀。儒家的理想人格是道德人格，儒家的理想社会是道德的社会，儒家的理想政治是道德政治。孔子倡导“为政以德”，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方能“有耻且格”。治理国家要“德主刑辅”，即以道德教化为主，以刑律法治为辅。《尚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就是这个意思。

 

“德”与“道”是一脉相承的，有其“道”方有其“德”，故“德”为“道德”。儒家之“道”为“仁”道，其德为“明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只有光明的德性得以呈现，做到“亲亲而仁民”，这样的人才是至善之人，这样的社会才是至善的社会，这样的国家才是美好的国家。

 

由此可知，“依仁据德”是为立身之本，立国之本。以仁为本，以德治世的理念是儒家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2）              尚中贵和

 
“尚中贵和”是儒家传统的又一核心理念。尚中贵和就是崇尚中庸之道，中和之道。不偏为中，庸即是和。《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尚中贵和，就能“达天理”，天地万物就能各得其位，生长发育，生生不已。中和之道是天下之大道，故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尚中即崇尚“中道”“正道”，不偏执。孔子说“过犹不及”，认为“过”与“不及”都不符合中道。故此，经国治世应“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贵和”即以和为贵，“和”即是和谐。朱子曰：“天命之情浑然而已，以其体而言之，则曰中；以其用而言之则曰和”，和即天下之达道。

 

西方现代文明的利益至上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物欲主义、泛市场主义、惟科学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都反应出其偏执和对抗性特征。西方现代文明的根本理念和价值诉求是不符合“中道”的，是偏执的，是反和谐的。物欲主义和市场规则的泛化把人异化为经济动物；极端个人主义则把人还原为没有社会属性的抽象个体；惟科学主义规定了科学认知范式的惟一正当性，扼杀了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潜能；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与世界二元对立，为人类攻伐自然掠夺自然提供了合理性，把人与自然纳入到对抗模式当中；西方中心主义则把人类各文明形态，把各种族各民族国家纳入到对抗模式当中。这些充分说明，西方现代文明有着偏执的基因和反和谐的基因。西方现代文明是背离中道正道与和谐之道的文明，是不能够“致中和”的文明，不能让天地万物各得其位生生不已的文明。因而它为人类提供的文明范型是不完美的，有问题的。

 

要克服西方现代文明偏执与不和谐的弊端，就必须弘扬儒家“尚中贵和”的理念，把“致中和”之道确立为我们治世经国的核心价值基础。如是，才能够建立一个超越西方的更为良性的现代社会。

 

3）              保民爱物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儒家的又一根本理念。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亲亲而仁民”，主张“施仁政于民”，并认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这就是儒家以民为本的“保民”思想。

 

“爱物”则是指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对天地万物要有“爱”，即阳明先生所谓“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在儒家看来，人应该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山川河海，走兽飞禽，都与人一样是上天所化生。因而儒家不仅重视“人权”，同时也重视“天地之权”，“万物之权”。大地滋养着人类，人类应该感恩于大地。故此，儒家认为天乾地坤，乾称父，坤称母，天地自然是具有神圣性的。在儒家祭礼中就有祭天地祭山川社稷的传统。

 

张子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下生民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天地万物都是我的同伴。这种“民胞物与”，“厚德载物”的精神就是儒家天地万物一体的博大精神。保民爱物，是儒家坚定不移的核心价值理念。一个美好的制度必须是以民为本的制度，一个美好的社会必须是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

 

西方现代社会是建立在私有制为基础之上的社会，其制度架构是以满足资本的意志为诉求的，其精神是以征服自然，掠夺自然为能事的攻伐精神。这种资本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与儒家“民胞物与”、“厚德载物”的精神相比较，其缺憾显而易见。现代化所导致的生态危机、环境破坏、资源枯竭、贫富悬殊等问题日益凸显，这就是违背“天秩”“天序”的结果。以儒家“保民爱物”理念为价值基础建构的社会显然是更为良性的社会。

 

4）              克己奉公

 

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克制自己的私欲。一个人应该懂得克己，一个社会也要懂得克己。不能让贪欲之心主宰我们自己，主宰我们的社会，主宰全人类。一个人，一个社会为什么要“克己”呢？在儒家看来，私欲是“道之大贼”。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人若被私欲障蔽就不能见道。陆九渊说：“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欲也。欲之多，则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则心之存者必多”。故此，儒家倡导明“理欲之辨”，要克制私欲，“防其欲，戒其侈”（二程语），“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阳明先生语）。

 

无欲则纲，无私则公，克己方能奉公。《礼记·孔子闲居》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周敦颐语）。“奉公”是天地日月之德，圣人之德。

 

二程曰：“仁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即是仁之理”，“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耳！”。由此可见，儒家倡导“节欲”、“寡欲”、克己、奉公，并将此视为修身求道之途径，视为兴邦治世之途径。

 

西方现代文明是以崇尚私欲，崇尚私利为价值基础的。西方现代社会是一个“天下为私”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因而不是一个良性的社会。

 

我们要建立一个超越西方的良性的现代社会，就必须克制私欲，节制私欲，放弃利益至上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克己奉公。惟有如此，人类社会才能趋于和谐，获得可持续发展。

 

（二）  “尽伦尽制”的立法原则

荀子曰：“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为天下之极矣”。圣者尽伦，王者尽制。尽伦，就是要让每一个个体生命都实现至善的道德人格；尽制，就是要建立符合道德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尽伦尽制，则圣王合一，则能将个体生命与社会制度都达至完美。

 

能实现尽伦尽制的人是内圣外王之人，是为“人极”；能实现尽伦尽制之“法”则是“亦圣亦王”之法，是为“法极”。“人极”就是至善之人，最完美之人；“法极”就是至善之“法”，即最完美的社会制度。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万法之源。一个美好的国家和良性的现代社会，必然有一部至善至美的宪法。“宪法”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尚书》：“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国语》：“赏善罚奸，国之宪法”。但是，作为一种现代政治理念和制度架构，它则是一个西方政治哲学概念和法学概念。在西方政治哲学和法学的语境里，宪法是一部关于政府组织方式和权力配置的根本大法，它规定着一个国家的职能及其基本制度。

 

宪法，是一个民族国家核心价值的发用，是其国家意识形态理念的具体落实和制度性安排。有什么样的价值诉求和意识形态理念，就有什么样的宪法。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以“利益诉求”为核心价值，以“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为意识形态理念，其宪法就通过对权力的制衡，对政治行为的技术性控制来达到维护利益保障人权的目的。因而，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宪法的功能可归结为“制衡权力、组织政府、保障利益”。杰弗逊有句名言：“不要说信赖谁，还是让宪法来约束他吧！”，这是对西方宪法的最好注脚。

 

由此不难看出，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宪法是关于权力配置和利益保障的大法，这只是“底线”法，没有“向上一机”。这样的宪法不担当道德价值，不具有崇高理想和美好社会的诉求功能。它只诉求社会“不坏”，不诉求社会“更好”，只“惩恶”不“扬善”。由于不能“尽伦”，因而也无法“尽制”。所以，这样的宪法不是美好的完善的宪法。至善至美的宪法应该是“尽伦尽制”的宪法。

 

西方宪法的不完善性是其“利益诉求”的核心价值及其“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宪法原则导致的。要制订超越西方的宪法，就必须确立超越西方的核心价值和宪法原则。儒家社会主义“依仁据德、尚中贵和、保民爱物、克己奉公”的核心价值毫无疑问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益诉求”的核心价值。因而，其发用出来的宪法原则也定然超越西方“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宪法原则。根据儒家社会主义十六字核心价值，发用为如下三十二字的立法原则：德主法辅，治教一体；天人并重，贤庶共进；一统多元，万世一系；共同富裕，义利合一。

 

1）    德主法辅，治教一体

 

儒教是道德之“教”，教化之“教”。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儒家始终强调道德对于法律的价值优先性。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法律的制约虽可免于犯罪为恶，但不能让人产生道德自觉，而德治礼教却能让民众产生不逾越社会规范的道德自觉。

 

张载说：“循天下之理之谓道，得天下之理之谓德”。故圣人“志于道”，“据于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道德是具有价值优性的，法律只能作为辅助的手段。所以，孟子说：“辅世长民莫如德”。

 

儒家的理想政治是王道政治，是圣人政治，贤人政治，君子政治。一言以譬之，即道德政治。所以儒家十分强调从政者个人的道德修为，力主“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惟有做好“修身”，方能治国平天下。

 

在前现代数千年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君主制是当时的政治范型。因此，儒家的德治理念与君主制度相结合，建构出了中国普遍王权型态的王道政治。但君主制、王权制并不是王道政治的惟一型态。儒家的德治理念不仅可以在君主制的政治型态中落实，也可以在现代社会的宪政制度中落实。王道政治既可以表现为君主制，也可以落实为宪政制。时下的学术文化界认为，儒家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思想只能落实为君主制，而君主制的瓦解则宣告儒家政治理念和政治思想的终极。这是对儒家政治智慧和政治思想的最大误会和曲解。

 

儒家仁政、德治的理念及王道政治资源，同样适用于现代社会的宪政制度。它可以在君主制下落实为“礼乐刑政”的制度安排，同样，也可以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落实为“德治宪政”的制度架构。“德治”理念既可以在传统的“人治”社会中通过对统治者的教化和改变来达至对人类政治生活的净化，同时也可以在“法治”社会中通过神圣超越价值的落实来实现对现代平庸化政治生活的提升。把儒家“德治”理念与“宪政”理念相结合，就可以创造出超越西方“宪政民主”的更为崇高和美好的制度——“德治宪政”制度。让“道德”重返现代政治生活，为现代政治生活重新确立超越神圣的价值基础与形上根基，与宪政理念相结合并落实为制度架构。如是，即能改变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因“除魅”导致的崇高性缺失和平庸化、“底线化”状况。

 

“德治”与“宪政”，二者不可偏废，“德治”是“宪政”的价值基础和立法依据，“宪政”则是“德治”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制度安排。就终极层面而言，儒家的理想社会是“无讼无刑”“以德去刑”的社会，就现实层面而言，儒家的理想社会是“德主法辅”“明刑弼教”的社会。

 

在“德治宪政”中，国家的职能不仅仅是“管理”和“守夜”，国家将同时拥有“治权”和“教权”，即治理权与教化权，国家的职能是“管理”与“教化”。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董仲舒也说：“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主张“任德教而不任刑”，应筑“教化堤防”以止奸邪。治教一体，不可偏废，这是儒家德治理念和王道政治的根本特征。德主法辅，治教一体，这是儒家社会主义的第一立法原则。

 

2）天人并重，贤庶共进

 

西方宗教改革以后，政教分离，“上帝”退出了社会政治生活，西方宪政民主的制度架构因而也失去了神圣超越的价值基础。国家变成了“守夜人”，不承担道德职能；社会演变成纯“利益体”；人际关系成为冷冰冰的契约关系和法律关系；社会制度蜕化为关于利益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技术性安排，不具有“化民向善”的社会功能。在这样的制度中，在这样的社会里，人变成了纯粹的“经济动物”和“权利存在”，人的生命被异化，无法趋于完善。

 

故此，要建立一个超越西方的更为良性的现代社会，就必须避免西方立宪原则的极端世俗化倾向，要确立一种具有超越神圣价值的更为崇高的立宪原则。惟有“返魅”方能避免极端世俗化倾向。这里的“返魅”并非重新回到蒙昧状态，更不是“反理性”“反科学”，而是为人类社会生活重新确立神圣性崇高性的价值基础，为政治秩序确立一个形上根基，并在这一基础上创建人类现代社会的新制度。

 

一部具有神圣性崇高性诉求的宪法，是一个良性现代社会的保障。“天人并重，贤庶共进”的立宪原则正是这样一部宪法得以诞生的前提。

 

在儒家看来，“天”为万物之祖，是宇宙万物化生之源。上天以仁道覆育万物，化生万物，滋养万物，主宰万物。“人”则是万物之灵，万类之尊。故上天保民佑民，“上天孚佑下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天人并重”的原则即是要同时重视“天意”与“民意”。天意即上天的意志，民意即大众的愿望。天人是可以感通的，天意即民意，天意往往是通过民意表现出来的。故此，政治制度的安排，政治权力的行使都必须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否则就是逆天而行。忤逆天意，必遭天谴。上天具有赏善罚恶的功能，“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尚书》）。只有崇德保民，顺乎天意，天人并重，这样的社会才是“与天同德”的社会，这样的制度才是符合“天秩”“天序”的制度。“天人并重”，不光是一种政治理念，还必须落实为一种制度。要建立一种“敬天命而保万民”的制度，就必须制订一部“顺天佑民”的宪法。

 

就“人”而言，则有贤庶之别。何谓“贤”？张载说：“克己行法为贤，乐己可法为圣。圣与贤，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贤”与“圣”的生命轨迹和生命状态是相近的，趋同的，只是程度有差别，境界有高低。圣者“尽伦”，能够“穷神知化”，达至“至善”境界，是儒家的终极理想人格；而贤者则是“德才兼备”的现实人格。

 

庶，是指大众，指普通百姓。无论在道德上，人格上，还是在智慧与才能上，贤与庶都是有差别的。一个理性的社会和良性的社会，应该肯认这种差别，并让贤庶各得其位。一个美好的制度，应该是辅佑庶民的制度，同时也应该是让贤者充分施展其“德才”的制度。因此，儒家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和建构，必然秉持“贤庶共进”的原则，一方面“保民佑民”，“从民之所欲”，让民意得以保障；同时，也要给贤者留出空间，以便其“德才”得以充分施展。西方宪政民主制抹杀了贤庶之别，在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过程中“贤庶均权”，这种极端“平等主义”扼杀了贤者的创造潜力。贤者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方式和渠道应该与庶民有所区别，这种区别必须通过制度的形式予以确立。强调贤庶差别并非是对庶民的歧视，更不是剥夺庶民的权利，而是让贤庶各得其位。“贤庶有别”的政治参与方式更能够保障庶民的根本利益，更能够在客观效果上体现出“民意”。

 

“天人并重，贤庶共进”，这是儒家社会主义的又一立法原则。

 

3)一统多元，万世一系

 

“一统多元”,是儒家公羊学的政治智慧。“一统”指的是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基础。政治秩序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权力安排”或“权力行使”问题，除了权力秩序，行政秩序外，政治秩序还包括法律秩序、道德秩序、经济秩序、礼法秩序以及各种习俗、贯例和乡规民约。

 

“一统”，就本来含义而言，“一”就是“元”，  “统”即是“始”。 “元始”指的是政治秩序的“形上根基，形上本体”（蒋庆先生语）。其次：“统”也指统绪和传统，也称“文统”，意指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文化传统。就中国而言，即指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传统。

 

没有“一统”，政治秩序就缺乏恒常的根基，就没有形上的合法性基础和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基础。中华文明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千百年来，中国的政治秩序就是建立在儒家“天道”和“文统”基础上的。儒家文化的“天道”为中国古代的君主制提供了形上的依据，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儒家“文统”则为古代政治秩序提供了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同样，儒家的“天道”和“文统”也能为现代政治秩序提供形上依据和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让现代中国的政治秩序拥有一个“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恒常的合法性根基。

 

儒家不是“百家言”，不是“诸子”，而是中华民族政治秩序永恒不变的“一统”。两千多年来，儒家的“一统”地位始终没有被撼动过。诸子百家也好，外来的佛家也好，基督教也好，始终没有取代儒家成为中国政治秩序的“一统”。无论现实政治如何治乱循环，也无论占绝对政治权威的君主个人的好恶怎样，都不能改变儒家文化的“一统”地位。儒家始终是王官学，是国家意识形态，是民族信仰体系，是中国社会政治的主导性结构力量。

 

“一统”是一个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恒常不变的传统，是其无数往圣先贤集体智慧的创造，是一个民族千百年来的“集体性选择”，不是任何理论家构造的一个理论体系所能取代和僭越的。

 

孟子说“定于一”，荀子讲“一天下”，都是指的要确立国家的“一统”，即确立社会政治秩序的形上根基和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基础，也即确立王官学，确立恒常的国家意识形态。

 

儒家文化的“一统”地位是不能撼动的，但也不是说别的思想体系就没有存在的空间。“一统”而“多元”，“一统”是“多元”中的“一统”，“多元”是“一统”之下的“多元”，“一统”可与“多元”并存，但“多元”不能僭越“一统”。董仲舒讲“勿使并进”，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在师法西方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不能把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的形上根基确立在西方基督教信仰体系的基础上，更不能重复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而寻求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基础。那种让中国“掀起一场文艺复兴”，以便重复西方资本主义历史轨迹的观点，只是痴人说梦。中国需要的不是一场“文艺复兴”，而是一场“文化复兴”，一场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一场儒家文化的复兴。要重新确立以儒家传统为主导的民族文化的“一统”地位，以儒家“天道”和“文统”为中国现代政治秩序提供形上根基和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基础，万世一系，永恒不变。这是儒家社会主义的又一立法原则。

 

4）              共同富裕，义利合一

 

儒家社会主义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良性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有着明确的国家伦理目的：以人为本，完善生命；以民为本，共同富裕。在儒家社会主义看来，社会不仅仅是一个“利益体”，也是一个“道德体”。国家的职能不仅仅是“管理”和“守夜”，还应该项“保民佑民”“化民趋善”。社会有道德理想，国家有道德担当。

 

儒家社会主义的经世治国之道，以“富民”为本。“藏富于民”“共同富裕”，这是儒家社会主义坚定不移的伦理目的。孔子说：“既庶矣”，则“富之”。孟子言“置民之产”，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求富之心是人之常情，孔子曰：“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荀子也说：“不富，无以养民情”。可见，“民产”为“民心”之基础，“富民”是“贵民”的前提。儒家主张励民致富，认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孔子还进而认为“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在儒家看来，对财富的追求是符合人性的，是应该受到鼓励的，而让天下百姓过上富足的生活则是国家的伦理目的，是国家应该具备的道德担当。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国家有着明确的伦理目的，那就是“藏富于民”，“共同富裕”；而资本主义国家只是私有财产的“守夜人”，是满足资本权力意志的工具，不具备崇高的伦理目的和道德担当。

 

儒家社会主义的理想，就终极层面而言，是实现《礼记·礼运篇》所记载的“大同盛世”，就现实层面而言，则是在各得其份的分配原则下，缓解贫富悬殊，缩小贫富差距，达至共同富裕的目标，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社会发展观上，儒家社会主义倡导“中道”的，和谐的，可持续的发展，不说张掠夺式的发展。不单纯以生产能力的大小和攫取物质财富的多寡为标准来评判社会的良性程度，而是既注重物质财富的创造，又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贫富悬殊是社会之乱源，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构。因此，儒家社会主义倡导缩小贫富差距，缓解贫富悬殊，追求共同富裕。在发展过程中严明“义利之辨”，做到“义利合一”。“利”是一柄双刃剑，既是“民生”国策的关键所在，又是腐蚀人性败坏社会的渊源所在。故此，儒家倡导“以义制利”。

 

“义”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德目，是一种精神理念，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和取舍标准，也是上达“天道”下贯人事的“途径”。《中庸》曰：“义者，宜也”，朱子认为义是“天理之所宜”。宜，即“应该”的意思，它强调的是人的行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孔子认为“行义”方能“达其道”。一个社会必须警惕“利”的腐蚀性，不能以“利”害“义”，以“利”害“道”。一个良性社会的制度设计必须要在明辩义利的基础上，把“以义制利”的义法落实为制度安排，让理念之善变为制度之善。惟有良好的制度保障，才能让儒家“义利之辩”的智慧突破个体生命道德自觉的领域而化为外在规范力量。

 

西方现代政治制度架构是以“利益诉求”为核心价值发用出来的，是服务于“利益诉求”这一价值目标的，因而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如：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种族对立、战争威胁、贫富悬殊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就是因为西方现代文明缺乏“以义制利”的理念和智慧，其制度中缺乏对“物欲”的制约机制。因此，西方现代政治制度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这是我们在借鉴西方制度资源的过程中必须引起警惕的。

 

明辩义利，建构“义利合一”的社会政治制度，这是克服西方现代文明弊端的关键所在，也是建构良性现代社会的关键所在。

 

“共同富裕，义利合一”，是儒家社会主义又一重要的立法原则。

 

（三）法西方之“法”，不法西方“之所以为法”

 

百多年来，西方的坚船利炮、资本霸权、技术霸权及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都始终未能完成对中国的“演变”，中国始终没有走上“自由化”“民主化”的道路，实现“脱亚入欧”的蜕变。这对中华民族而言，对人类文明而言都是一件大好事。这预示着中国有着重开人类文化新方向的可能性，有着走出一条超越西方现代文明的“中国道路”的可能性。儒家社会主义所提供的“中国道路”正是这种超越西方现代文明之路。

 

西方现代文明有六大核心构件：新教论理、自由主义、资本和技术、市场机制、军事暴力、宪政民主。这六大构件分别从核心价值、意识形态、现实力量、游戏规则、政治制度几方面共同型构了西方现代文明的主体框架。

 

西方现代文明是典型的重商重利，崇尚暴力的文明，是一个以利益诉求为最高目标的文明。为了满足人们及整个社会对利益的博弈，它设计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型、博弈规则和妥协方案。它是一个由核心价值、意识形态、游戏规则、制度安排诸文明要素共生共融互为支持的“有机循环体”。所以，在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师法的过程中，如果缺乏整体性的思考和安排，很难对之进行“要素割裂”。这就是百多年来，中国及别的非西方世界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必然会走向由器物到制度到文化到价值的“全盘西化”的原因。“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演变充分表现出了这种“夷夏大防”的崩溃过程。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到“维新变法”，到“国民性改造”，到“全面反传统”，再到“民主与科学”的神圣化，中国的社会改良最终指向了“全盘西化”。因为不“全盘”就不能“西化”，而不“西化”就不能“发展”，不“发展”就不能“进步”，不“进步”就自然“落后”，“落后”就会“挨打”。

 

百多年来我们就在西方世界给定的逻辑中折腾，始终不能自拔。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急功近利，以一种庸俗实用主义的简单逻辑，来思考复杂的历史文化与社会政治相纠缠的“复合型问题”。我们不明白，一个文明型态的产生有其内在的逻辑，一个成熟的文明型态是一个由核心价值、意识形态、现实力量、游戏规则及制度架构等诸多文明要素共同型构的“有机循环体”。成功的社会改良，必须要建构出自己的“文明有机循环体”，要贯通古今中西，把各种文明要素拆散，在有所损益有所选择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组装”。从核心价值的确立到意识形态的建构，从生产方式的选择，到管理模式的成型，从社会规范的建立，到制度架构的定位，把这一系列文明要素创造性地组装成高效率的良性运转的机器。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够重新创造出一个各文明要素相互融合相互支持的新的文明体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完成“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改制的宏大壮举。

 

这就是英国保守主义大师柏克所谓“加减乘除”的智慧，这就是圣人孔子“综合三代”“改制立法”的智慧。这不是一个简单“拿来”的问题，也不是“全盘西化”抑或“复古更化”就能解决的问题。这需要一种涵融万物，吞吐宇宙的气象，需要贯通古今中西的智慧，需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崇高情怀。西方现代文明的“有机循环体”是一个以利益为中心的循环体，其循环体的每一个文明要素都从属于“利益”服务于“利益”。

 

新教伦理认为，人们经商博利是受命于上帝，是上帝赋予人类的使命，博利是通向天国的道路。它为人们的利益诉求和博弈提供了神圣的合法性解释与支持，新教论理因而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源头。自由主义则形成了横跨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哲学和政治学诸学科的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从而完成了对西方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其庞大的学理体系，只为证明一个道理：人对利益的追求和占有是绝对合理的，是应该受到鼓励和保护的。在自由主义看来，人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动物和契约主体，国家只是一个“守夜人”，社会是一个纯粹的“利益体”。自由主义剥除了神圣超越价值、伦理目的、道德理想、历史文化属性等文明要素在国家与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在自由主义的逻辑中，人是抽象的单子式的个体，而在资本和市场的逻辑中，人则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动物，人从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有精神有情感的生灵异化成了一个挣钱机器和消费主体。资本的权力意志和市场规则的泛化把人类社会引向了物欲主义的深渊和恒久对抗状态。因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规则”才是西方现代文明最本质的潜规则。宪政民主只是其为了维持国内秩序的稳定而创造的关于权力和利益的妥协性制度安排。

 

西方现代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技术的进步，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随着西方现代文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这种灾难将越来越剧烈，越来越深重，最终将把人类社会推向毁灭。西方“资本权力”的列车在其民族国家内部是可控制的，他们设计了列车的“制动系统”。而在对外的全球化扩张过程中，这部列车是没有“制动系统”的。其制度安排只能存在于民族国家的框架内，世界性的制度安排永远在西方所有思想家的视野之外。在西方民族国家的眼中，异族他国只是一个掠夺占有的对象，只适用于“丛林规则”而不适用于“宪政民主”。对内讲“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对外则实行侵略扩张，这是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本质。这一国家本质与基督教关于教内世界倡导博爱，对异教世界则主张征服的理念完全一致的。遥远的殖民扩张和掠夺自不待言，即使是今天，西方仍然一边唱着“自由”“民主”“和平”“进步”的高调，一边对非西方世界干着掠夺资源、破坏环境、颠覆政府、处决元首、轰炸百姓的勾当，始终改变不了其强盗的本性。

 

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和问题，追根溯源，是其核心价值的问题。西方现代文明是在本源处出了问题。那就是把“利益诉求”当作了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标准，把“利益”当成了人类社会构成的核心文明要素。

 

因此，我们在学习西方的的过程中绝不能走上这条以“利益诉求”为核心价值目标的道路。因为，从终极层面看，这是一条通向灾难之路，通向地狱之路。

 

我们的社会改良，需要建立自己的“文明有机循环体”，其中最重要的文明要素是核心价值。绝不能以“利益”作为我们社会改良的核心价值。核心价值是立国之本，核心价值的确立将决定我们的伦理目的、社会理想、国家职能和制度导向。社会改良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也是一个资源的重组过程。西方现代文明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我们可以法西方之“法”，但绝不能法西方“之所以为法”。否则我们就必将走上一条“利益本位”和“以夷变夏”的自我毁灭之路。

 
孔元255年8月8日
西元2007年9月18日
于圣城曲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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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先生与阳明精舍（米湾）         

 

蒋庆先生与阳明精舍

 

作者：米湾

 

在儒教文明之学术与教育传统中，除官学传统外，尚有一私学传统。两传统之不同在于，官学由政府控制，与国家行政取士制度相辅而行，旨在培养官吏；入学者以其为进身之阶、干禄之途，不必以修己弘道济世安民为矢志也。官学自有其自身价值与必要性，然因其与禄利结合紧密，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系为人之学而非为己之学，故不能担当弘扬大道传承真学之任务。私学乃大儒为讲学弘道所创，不受科条律令牵制，不受功名利禄左右，学者受老师大儒人格学问之感召，负笈来学，只求明道，不作他想。学者于此鸢飞鱼跃，云卷云舒，真几呈露，天机活泼。一真一俗，迥然不同也。先秦之庠序，汉代以降之太学国子学，戊戌维新以来官方借鉴西方教育体制所经营之大学，皆官学传统也。

 

私学传统启自孔子杏坛设教。其后两千余年，或盛或衰，或隐或显，其统绪绳绳不断，儒家之道统学脉赖以传承光大。宋明之世，大儒辈出，书院蔚起，天下翕然从风，儒道大畅。此其最盛之时也。沿流至于满清，思想钳制亟严，文狱频兴，私人自由讲学之风寖息，所存者大底“尽入我彀中”之利禄官学而已。此时书院之名或存，然多与科举利禄纠结一起，名存实亡，不足以担当承续弘扬道统之任也。清末康长素之长兴讲学、民国章太炎之苏州讲学，以经学为主；抗战中马一浮先生之复性书院讲学、梁漱溟先生之勉仁书院讲学，以宋学为主。此四子者，讲学皆承明道济世安民之精神，洵有再兴宋明私人讲学遗风之象。惜或迫于时局或困于资财等客观原因，皆未得久行其道。鼎革之后，形势急转，秦火大煽，大儒贤士或奔窜海外，或伏处岩穴，或受迫害而缄口，或就杀戮以蹈义。数十年间，天地闭，贤人隐，浊浪滔天，斯文土苴，私学统绪至此灭无迹矣！

 

改革开放之后，虽钳制未除，然文网稍疏，大学之中风气渐开，一时颇有些微自由空气。不意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制度行世以来，举国骚动，斯文尽扫。全国沦商海，校园成商店。学校衙门化之弊未得缓解，而学术商业化又席卷而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未有如此时之甚者。贤者之忧，雪上加霜矣。

 

复次，随现代性在中国社会浸渍日深，韦伯所谓“理性化铁笼”已在中国社会铸成。号称体现自由精神之现代大学与研究机构亦在此铁笼笼罩中。教学内容世俗化、功利化、浅薄化与夫学术活动计量化、科条化、快餐化，日深一日，不知伊于胡底也。在此氛围中，即一般之人文学术已不能保其真精神，又岂可指望穷究良知本心天道性命之儒学能得其传承光大乎？

 

凡此种种斯文扫地之恶况，蒋先生皆亲身经历之：八十年初在大学写《回到马克思》，遭受历时一年之“批评教育”；后因写《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对的问题》一文，备受学界权势者之长期打压；在商业气氛最浓之深圳从事公羊学研究，饱受“满耳发财声”之干扰；在官学体制内任教，常受办班创收及学术科条化之拘迫。

 

面对如此情景，蒋先生守死善道，不更其守。职称不申评，课题不填报，办班不参与，股市不涉足，确乎“儒行”中人也。虽然此可成就大丈夫之人格，然欲于此境中弘扬大道，讲明正学，甚不利也。于是乃发心于官学之外另辟私学，以承孔子以来民间自由讲学之传统。蒋先生所构建之阳明精舍，即为了此宏愿也。

 

八十年代在重庆西政任教时，蒋先生即感由于受意识形态控制与科层制束缚，现代大学不能承传讲习儒家天道性命之学，遂思效法先儒办书院以保存儒家道统学脉，然无机缘也。移居深圳后之一九九二年，结识深圳某集团公司董事长，其人表示愿出资在广东惠州办“东亚儒学院”。岂料此人并无诚意，蒋先生劳顿年余，最终搁浅。一九九五年蒋先生复与日本“将来时代国际财团”联系，望其能出资在贵州龙场兴办“国际阳明书院”，请冈田武彦先生出任名誉院长，后因国家政策不准外国人在国内办文教事业而不果。一九九六与香港“法住文化书院”院长霍韬晦先生言及此事，霍先生又有意出资在龙场接办“国际阳明书院”，且已与县政府签订具体投资合同，然又因政府官僚作风长期拖延而作罢。此数次挫折耗去蒋先生数年时间与大量精力，遂对企业、政府、外资办儒家文化事业不抱任何希望，乃发愿以一介书生之力独自兴办书院。

 

一九九六年，蒋先生于贵州阳明先生悟道之龙场购得百余亩荒地，拟建书院。土地已备，经费何来？蒋先生一读书人，终日惟事书册，不事生产，艰于资财。于是四处奔走，多方化缘，筹募营建书院费用。蒋先生之人格精神、才华学识素为同学朋友亲戚故旧所熟知，其宏愿悲怀亦素为彼等所敬重，故多得其助焉。

 

蒋先生之筹资活动，其性质纯为私人馈赠，捐者不附加任何条件，无丝毫回报可得。在此商风席卷、人心不古而儒门淡泊之时代，无论施者抑或受者，非有过人之精神、惊人之意志其何以行之！然蒋先生因儒缘竟能行之！虽甚艰难，尚可推进也。或有委屈，为图远大，可不计也。蒋先生尝言：“孔子为行道干七十二君而不遇，余始干几人不遇，与孔子相较如何哉？余之遇多矣！”又言：“吾何人，可受世之助耶？助者非助我也，助孔子、助阳明、助儒家、助中国文化也，吾为孔子长揖谢诸友也。”自一九九六年始，六七年间，募得一块砖钱，墙上即加一块砖；募得一条梁钱，房上即上一条梁。款项支绌，且筹谋；善缘既来，即赶工。点点滴滴，断断续续，至二零零零年主体建筑“奉元楼”终巍然耸立于清山绿水之间，书院复起矣！

 

因书院规模不大，取足读书讲学即可，故名精舍。以毗邻阳明证道之地，故名阳明精舍。东汉即有儒师自命山中读书讲经之舍为精舍，蒋先生取“精舍”一名，其渊源亦甚深远也。

 

精舍依山而建，面积十亩有奇。由桂竹园、性天园、乐道园、俟圣园、仰山园、默园等组成。诸园天然起伏，错落有致。精舍脚下有水域一片名鉴性湖，净如明镜，常有白鹭翻飞其上，观之忘机也。

 

精舍各门户及诸楹柱皆悬有楹联，书法皆出诸名家，撰写则出诸蒋先生。联语属辞既工，理趣亦富，乃文情哲思融为一体之艺术精品，玩之其味无穷。兹录数联如下：

 

奉元楼之复夏堂前之联曰：

 

五经藏理窟，立人文万世根基，常道常繙承道统；
六艺蓄义海，开性教九州学脉，恒心恒现继心传。

 

乐道园之勉仁堂门联曰：

 

天心月满时，有孔颜之乐；
檐下雨疏处，正尧舜所思。

 
俟圣园之明夷堂柱联曰：

 

道自白云深处起，文不在兹乎；
学从绿野满时来，质之将复矣。

 
桂竹园之水云轩柱联曰：

 

山月出时，清箫一曲乾坤静；
松风过后，浊酒半杯天地宽。

 
精舍既成，蒋先生即急欲自体制中脱身，遂于二零零一年底自深圳行政学院提前退休，时年四十八也。

 

阳明精舍建成以来，四方道友前来问学讲道、感受书院精神者无间断。零四年夏甲申龙场会讲（即媒体所称“中国保守主义峰会”）及零六年夏丙戌龙场会讲，乃精舍建成以来举行之规模较大之会讲也。蒋先生尝言“学在民间，道在山林”。精舍实鼎革五十年来中国第一间真正之儒家民间书院与斯文托命之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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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声喧哗岂止为抬孔子（傅国涌）

 

作者：傅国涌

 

南方都市报 说文解道之傅国涌专栏　　

　　
　　尊孔曾经是我们长期的传统，在无数的朝代，孔子都被封“王”，孔家子孙也一直世袭爵位。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特意安排了这样的镜头，枭雄袁世凯把民国改为帝国，故作姿态，先把政权禅让给退位的清朝废帝，再让给明朝皇室的朱姓后裔，再让给孔子的嫡系子孙，三人在惶恐中一一拒绝，然后他才安然地帝制自为。这个情节虽是虚构的，但在历史上，当新旧转型之际，确实有人建议让孔子后裔出来做虚君，实行君主立宪制，孔子的影响可谓绵延不绝。最近传来的新闻，季羡林老先生主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把他的山东老乡孔子抬出来，因为孔子是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崇拜秦始皇的陕西人张艺谋到底会不会接受这个建议，世人还不清楚，网上就已经一片争吵声，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冷嘲者有之，热讽者有之，网上投票主张抬芙蓉姐姐的居多，更是一种所谓“恶搞”的表达方式。网络提供的平台，使这些不同声音有了表达的可能。此刻我思考的是，众声喧哗，难道真的只是为孔子吗？

 

　　这些年来，从读经热、国学热、儒学复兴、孔子学院……到这一次要在奥运会上抬孔子的说法，国粹再度泛起是有深层原因的。随着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在文化上，眼下的中国可以说进入了价值多元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个价值真空的时代，没有哪一种价值必然地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在一个世代习惯于某种权威声音为自己做主、做裁决的民族，一旦失去了精神权威，不少人会变得不知所措，陷入迷惘困惑之中，需要找回可以寄托、可以膜拜的偶像。也因此，有人急于要让自己信奉的某种价值来填补这个真空，建立一种新的精神秩序。传统文化就是其中的一个思潮、一种选择。

 

　　到底该如何看待孔子和他代表的儒家？我觉得首先要将它分为不同的层面来看，一是作为百家中的一家、与百家并立的儒家，这样的一家之言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是中国文化当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部分，教育家的孔子，伦理学家的孔子，哲学家的孔子，也都有其可取之处。二是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就是康有为讲的那种“配天地，本神明，育万物，四通六辟”的“大哉孔子之道”，这样的“孔子之道”强调的是严格的等级秩序，是凌驾于万民之上的统治术，是一套“本乎天命”的政治哲学，也就是类似“君权神授”的符咒。对于这样的“孔子之道”，我是持反对立场的，历史早已将它送进了博物馆。清王朝的帷幕降落之后，虽然也有不少人试图重新恢复儒家的道统，包括康有为发起成立“孔教会”，呼吁将儒学定为国教，把孔子尊为教主，袁世凯称帝前又祭天，又祭孔，甚至要求小学生读经，以后广东、湖南等地的军阀陈济棠、何键等人都曾倡导过尊孔、读经，但是神化孔子、将儒学作为统治符号的时代再也不可能重复了。

 

　　季羡林先生建议奥运会开幕式把孔子“抬出来”，从他自己的解释来看，他要抬的孔子恐怕不是作为普通教育家、伦理学家、哲学家的孔子，而是能提供救世良方、一言而为世界法、为万世开太平的孔子，他说：“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礼物，希望全世界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和谐’的概念，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对季老先生来说，这只是他当年“东方哲学救全人类”的延伸，并不值得吃惊，值得注意的是他一言既出，所引发的众声喧哗。

 

　　守护传统文化靠形式主义行得通吗？孔子和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能提供什么样的精神资源？未经“创造性转化”的儒学在一个急速变化的互联网时代里真的还有多少生命力？96岁的季羡林先生恐怕已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但是，网上那些不同立场、观点、想法的碰撞，星星点点，呈现出的正是每个人对时代命运的不同思考，尽管有些看法可能是感性的、肤浅的、不自觉的。我们从哪里来、往何处去？面对这样的问题，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忧虑与焦灼，但没有人能彻底回避，只是不同的人思考能力、表达能力有差异而已。透过奥运会开幕式上该不该抬出孔子引起的讨论乃至激辩，也可以看出，我们再一次处在文化的十字路口，这要比抬不抬孔子来得深刻。　(作者系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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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知识与责任——孔圣人与“丧家狗”之争有感（大漠黄河）

 

我们的知识与责任
——孔圣人与“丧家狗”之争有感

 

作者：大漠黄河

最近，以“三古”（古文献、古文字、考古）成名并自诩，标榜“学术客观性”的李零发表其著《丧家狗——我读论语》，其书自形式至内容皆以“调侃戏弄”之态“恶搞”《论语》，顿时舆论哗然，学界争鸣，思想地震，民众关切。本想对其不置一词，淡然处之，然而，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兹事体大，不可不争。继儒者发难之后，小子蠢蠢欲动，随鸣鼓而攻之。正所谓道术既裂，世论多歧，愈辨愈明。                    

一  

 

陈明先生将李零的著作定性为“作家的文采、训诂家的眼界、愤青的心态”[①]，这是一种客气的说法。更客观地说，扬名的炒作，赚钱的需要。可能这种客观分析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然而在美国讲学的著名学者陈来先生打消了吾人之顾虑，“就我对李零先生的了解，我宁愿相信这是一个个别的、和图书市场运作相关的事件，本来与'主义'之争没有关系。所以我不赞成把此书的出现本身夸大为某种主义之争，更不希望由此引发为主义之争。”[②]或许陈来先生这种“了解之同情”是有道理的，而李零不正面与陈明对质也可能暗示了这一点。然而，兹事体大，事关原则问题，决不可有妇人之仁！！必须“宜当剩勇追穷寇”，“痛打落水狗”，将问题说清，把事理摆明。

 

李零的“丧家狗”不仅解释为流浪汉，更将其当作知识分子的隐喻——任何怀抱理想不满于现实世界的人，都是丧家狗。这可能是一个细枝末节的考证问题，但由此延伸出来的解释问题却隐含着：藉考证之名发挥其价值取向，借学术问题显示其思想心态。对此，王达三先生批判到，李零解读《论语》，其意绝非“考据”，而“以讥讽孔子、菲薄道德为能事”，“与其说李书是考据之书，毋宁说是借考据之名兜售其‘私货’的义理之书”.[③]究其本质，正如盛洪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这只是五四以来、尤其是文革以来反传统、去儒家化的余波。解构儒家文化价值、亵渎孔孟圣贤，在五四一代时还算是原创（也有人说是从日本等外国传进来的），在今天的末流只是模仿。[④]

 

虽是末流，不可不妨。要知道，今天的孔子已经远远超出孔子本身，他是中华民族的孔子，他是中国之圣人，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戴“丧家狗”以及“孔老二” 诸如此类的帽子，实际上玷污和欺辱的不仅仅是孔子和儒学，更是对历史、传统、祖宗的大不敬。这使得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网上以白居易后代自居卖弄风骚的轻浮女子，真是贱人自贱，恬不知耻！！！    

 

兹事体大，不可不争.须明白，孔圣人与“丧家狗”的称谓，不是单纯意义上对孔子本人的称呼以及考证问题，而是关涉国族人生与人心，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是大非问题。那种单纯的学者考证是要反对的，李零不懂得大政治，大历史，只是以外在的观点看待和分析这个问题本身，不知道传承和弘扬知识分子的民族责任，文化责任。在此,套用梁漱溟先生的话大声疾呼“对于‘孔子’不晓得珍惜，不懂得郑重其事，便是民族的罪人，愿国人警觉。”

 

                  二  

 

激动之余，冷静思之，李零的言说显示的不只是中国五四以来、尤其是文革以来反传统、去儒家化的余波这样的“特殊性”，更彰显的是我们整个人类社会日益世俗化、去圣化之大气候、大趋势。神圣与世俗本身乃是人类精神生命的两种存在方式或者样式。在我们的日常话语中，“神圣”多是与神、上帝、天国圣贤等紧密相连。神圣的意味就在于，它可以指向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者，又指向一个超验的存在。由于人之生存的有限性注定人根本不可能将人自身变成神圣之人，于是，神圣就直接地被归属于信仰的领域而不是属于那可以被直观的感觉世界领域，神圣就变成了人们理想世界中的终极关怀。不过，人不能在感性生活中达及神圣本身，却可使自己的行为实践变得具有“神圣性”(如成佛、成仁等)。而世俗就指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人化世界之中的一切方面（政治的、经济的、科学的、文化的、道德、宗教、哲学等方面）都属于世俗世界。世俗绝不等于庸俗，但可能被变成庸俗。不管是宗教徒还是非宗教徒,都或多或少有着宗教体验与世俗体验两个方面,而不是单纯的一个体验. 正是对宇宙空间非均质性的宗教体验,使得空间形成中断，使得创造世界成为可能.因此,神圣空间给我们揭示了一个基点,确立了未来发展的方向性。

 

然而在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大行其道的这个工业时代，人们却将两者割裂开来：神圣属于宗教，属于过去和历史；世俗属于我们，属于现在和未来。由于人们的这种心态和认识，在一个满足于分析与实证的时代，神圣举步维艰，几无立足之地。把神圣视同为神秘主义，归属于迷信和愚昧，看作是一个落伍的、落魄的怪物。总之，在现代人看来，神圣是自己在现实发展中的最大障碍。

 

李零对孔子的“去圣化”，对《论语》的“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便是一个典型例证。李零为了追求其所谓的为了考证而考证的客观学术，不仅将神圣之孔子世俗化，更将民族世俗生活庸俗化。对孔圣人这种世俗化和庸俗化的解说，导致的不仅仅是普通大众会把孔子认为是一个如何庸俗不堪的凡人,更会在无形中将孔子所代表的中华民族之历史、文化和传统低俗化、庸俗化，视之为淫秽，斥之为糟粕。本来百余年来，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诸如此类的鲁迅式的自我批评对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打压已经够严重了（更可悲的是我们不曾意识到这一点），而他更是秉承顾颉刚等人的遗志投柴于薪。是的，是个凡人，确有其人，不象西方的基督耶稣，乃是创作出来的神圣之化身乃至神圣本身。但是，孔子虽然不是“神圣本身”，却体现出吾族神圣在现世世界中所应具有的方面，即孔子及其思想代表着吾族人世追求的至善、至美与至真的精神“理想国”。这就如同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之中，基督教的上帝及他的道成肉身耶和华、摩西等人和它的文本《圣经》、伊斯兰教的安兰和穆罕默德撰写的《古兰经》、佛教的释迦佛祖及由他写的诸经文等。

 

我们的孔子诸圣人类似于他族就是参通天地人的“冰人”，教主董子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⑤]王者，素王之谓也。如同其他宗教一样，我们的儒教的确立就是对国家圣化，我们的国家由此获得了新生，人生得以安顿，人心得以蔚籍。

 

我们的生命有了神圣，才显得有活力和生机，我们的民族有神圣才会有发展的方向。人类各个民族神话都要创造自己民族的神圣、神圣之化身的圣贤，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有精神的导师，才有前进的灯塔，才会有发展的方向。我们的生命乃是我们的父辈生命的神圣延续，由此一代代和我们列祖列宗血脉相传，我们的民族现有的一切更是历经沧桑的历史传统的积累和沉淀，正是基于这些历史和过去，我们得以建构当下和未来。因此，厚诬祖宗就是自取欺辱，否定传统就是妄自菲薄。

 

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无论世俗化的程度有多高，都不可能否定神圣之存在，一个纯粹状态的世俗空间是不存在的，“不管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去圣化达到多大程度，他根据世俗的生活所作出的选择都绝不可使他真正彻底地摆脱宗教的行为。……似乎最非圣化的存在仍然遗有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宗教性认识痕迹。”[⑥]因此，那些抵制世界的神圣性的人，仅承认世俗空间的人，一个意图剥去隐性宗教的神圣体验是徒劳的。当人们沉醉于自己世俗的生活时，都会发觉在自己生命之中好像少了某种东西。他所缺少的、他所魂牵梦绕的正是他曾经深恶痛绝并已摒弃的东西——神圣。神圣正在离人类而去，生命也因缺少神圣而显得苍白。显然，在世俗的生活中回归神圣，在后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重新建构神圣应该成为人类精神追求的一个新的目标。

 

虽然神圣并不必然是宗教的，但宗教体验却是神圣之体验。承认并倡导国教的建立是极为有必要的。康子曰“国教者，久于其习，宜于其俗，行于其地，深入于其人心者，是也。”[⑦]“子之曰”乃上帝之说，口气之大，无可辩驳，《论语》、《春秋》乃中国人之圣经，虽非人人能诵，但已将其行为实践于匹夫匹妇的日常洒扫应对之中。[⑧]

 

大陆新儒家对复兴儒教的主张各不相同。蒋庆主张建立儒教为国教，并主张必须通过“中国儒教协会”以组织化制度化的力量来承担运作完成其开出的事关儒教复兴大业的十个方面的儒教事业。[⑨]而陈明则说“我不认为儒教过去是国教，也不赞成今天建成国教，我主张的是公民宗教。”[⑩]，主张走中间路线（否认儒学的宗教性和将儒学定位为体制化宗教）。不管其主张措施有何不同，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新儒家共同焦虑的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面对基督教的扩张，为复兴儒教重建中华文明，保住中国文明的自主性而忧；二是当今中国，信仰空虚，道德崩溃，固有文化式微，价值虚无主义盛行，为了服务国族的人生，慰贴国民的人心，必须重建自己的信仰、道德、文化、精神、价值体系。

 

在这个日益用力于机械的生育和生产实践的世界，更需要神灵的精神之神来安顿我们劳累的心灵，心智。

 

在人类日益去圣化，世俗化的今天，我们需要再现神话。民族精神领袖的神话，国教的神话，历史的神话。

 

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过程中，需要宗教精神与神圣信仰，就必须有一个精神导师和神圣教主，否则，中国向何处去？？！！！

 

三     历史与使命

 

“汉代孔子”董仲舒天人三策之第一策便曰：“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俄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者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11]正是采用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更化之策，才有了盛极一时的汉武帝国，更塑造了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

 

从政治统治的角度，寻求宗教文化或历史传统上的合法性乃是其中之一。董仲舒的七十余年是缺乏大历史观，我们自1840年至今何止一个70年啊，整个一个漫长的“历史三峡”。仅拿自战乱之后建国至今也可以说50余年，我们也始终处在“临政而愿治”，但不曾“退而更化”的状态之中。历史虽然不能简单类比，但我们不得不惊奇地发现历史有很多相似之处:

 

    吾华夏民族自商周农桑文明确立以来历经两个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或“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或“历史三峡”。一是自春秋战国至汉武帝董仲舒之大一统，即唐先生所谓“我们有个２０００年不变的文化定型。”这个“定型 ”大约经历了六百余年的长程跋涉始得完成；二是唐德刚先生所说的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并形象地喻之为“历史三峡”。[12]我们坚信这第二个“历史三峡”大致要历时至少两百年（即从1840—2040）。

 

这两个历史三峡相似地基本任务就是“救亡”与“图存”，即先救“主权中国”之丧失；再图“主体性中国”之屹立。也就是说“中国问题”的解决乃是“人生问题”得以展开的前提条件，原因与结果，前提与后果不可颠倒。这就是开始之初法家风光，儒家失宠；康梁之保皇立宪屡败，孙毛式武装革命成功的原因所在。不是今人所谓保守、反动、复古等诸如此类的幼稚的“站着说话不腰疼”者所盖的帽子，而是不切题的问题，即把原因、前提当结果、后果。这个历史迷局出现种种的主义之争或问题意识都是这一大历史的反映。

 

也许我们有必要以史为鉴地再次回顾一下发生在第一个历史三峡尾声之际,对当今很有历史启发与借鉴意义地争论。

 

汉帝国初建，刘邦以一布衣之身登天子之位，感慨之余作《大风歌》抒怀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13]使高祖从这一秦之“攻式思维”转向“守式思维”的乃是儒生陆贾。据《史记》记载，陆贾曾在高祖面前言说《诗》、《书》对于治国守成的重要，高祖怒斥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贾对曰：“贾答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可谓一语惊醒梦中人，高祖随曰：“试为我著秦所以亡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14]于是陆贾作新语十二篇，破析“秦所以失天下”的原因。又有贾仪千古美章《过秦论》结论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15]这是创业者以前朝之教训探讨“守”的问题。及至景帝，汉国天下，历经三世，国泰民安，但关乎守成之根本性问题之政道合法性的争论在两儒生间愈演愈烈，此即“马肝式问题”：[16]

 

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17]
    

   这场争论并没有因皇帝的压制而永远终止，汉家天下，传至武帝，国势隆盛，但兹事体大，一代英主更是念兹在兹，辗转反侧，卧榻难酣，“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无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18]缘此下诏要以“册问”的形式广泛征集天下“贤良文学之士”的治国良策，前文提到董仲舒“天人三策”就是这样应之而出的。

 

现在，汉帝国的争论或问题又一次地直面我们，将何以处之？风调雨顺地走完这又一个“历史三峡”？？必然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等等成为现阶段的“马肝式问题”！！！

 

我们革命的成功就是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两个基本任务。然而现在我们好像有点骑“马”难下，停滞不前，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反而迟钝了。文化重建，重在教育。但官方受左派思想左右，未然不动，即使有点动静也是走走形式，摆摆过场。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和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为例，成立之初风声很大，操作之中雨点很小，要么“不干正事”，要么碌碌无为。网络评选“国学大师”让痛批国学的鲁迅榜上有名而招致嘲笑；把“恶搞”孔子的《丧家狗》列为教材让人大跌眼镜。最为讽刺意味的是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是红学家冯其庸，以红学家身份出任国学院院长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但更显其水平的据说是他蔑称孔子为“孔老二”。而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的院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德顺，可谓是一个黄鼠狼领着一群鸡，哪能安好心啊？！[19]最后两个体制内的国学运作，只能是充满无限期待，带来一声叹息！！

 

民间早已认识到文化重建的历史意义。在历史三峡的前期，近代的思想巨匠康有为、章太炎等人那里已经开始，但由于我所谓“文不切题”，他们在进入五四阶段被盖上封建、保守、落伍、反动之类的大帽子。实际上是时代跟不上诸先贤，他们已经为文化焦虑，开始文化的重建了。为此康先贤提倡孔教与当时打倒孔家店针锋相对；章国器反对白话文，主张读经，与新思潮背道而驰。而现阶段以蒋庆、陈明、康晓光等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 在今天企图“复兴儒学”、“重建儒教”的努力，实际上是在为第二个董仲舒时代的到来作思想上的准备。这虽与春秋战国之际、清末民初之际的儒家的境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包括康章诸贤），但又有着巨大的不同，已经不是在解决具体的经济、政治问题上具有“迂远而阔于事情”的理想主义色彩，而是在为人生问题出力。[20]

 

批评者以儒学不能为当下的改革提出立即可行的具体方案而否定它的存在合理性，这更加说明政治儒学责任重大。政治儒学或公羊学是今文经学的主流，主张不拘泥于字词章句的训诂，强调发挥内容的微言大义，以切合现实政治的走向可谓实用主义的儒学或者政治儒学。晚清世乱时危，公羊学盛极一时。但无用武之地的原因还是在这个历史三峡的迷局，现在该是我们政治儒学大显神威的时候了！！！

 

然而民间的儒学复兴，面对马克思主义老左派与自由主义激进派的双面夹击，显得势单力薄，更何况是在体制外运作，只能是杯水车薪，惨淡经营 。因此，文化的重建一方面要官方的政治支持，另一方面则是民间学术的生发繁荣。文化的重建任重道远，任何文化的重建必须走官师合一的道路，重建就暗含着大一统。天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在这个乱象丛生的“历史三峡”，我们对科学主义的追求导致人文主义的冷落，对物质的迷恋导致精神的失重，我们醉心于物质的“乌托邦“，却忽略了精神的“理想国”。道德的堕落，信仰的缺失，终极关怀的缺乏，新的“轴心”时代又是一个“无心”的时代？！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在“历史三峡”即将接近尾声之际，不怕纠枉过正，就怕众人皆醉，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认识到当今中国的历史任务和神圣使命：尊孔崇经，倡导国教，文化重建，复兴中华。这个时代不需要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实际上也不存在客观的学术。需要学术的匹夫担当，须知学术不独立，则民族不独立。知识分子要看清大历史，读懂大政治，担负大责任。为我苦难之中华民族早日冲出这“历史三峡”，实现伟大复兴捏一把汗，操一份心，出一身力，做一些贡献。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舍此其谁??！！!

 

大漠黄河     孔诞两千五百五十九年中秋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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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明：学界王小波或者王朔？——我读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博览群书》2007年第五期
[②]儒学联合论坛
[③]王达三：《到底谁是“丧家之狗”？——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质疑》木铎论坛http://bbs.zgrj.cn/dispbbs.asp?boardID=4&ID=1811&page=1
[④]盛洪 就李零的“丧家狗”一事回《儒家邮报》编辑函   中国儒教网
[⑤]《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⑥]【罗马尼亚】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王建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⑦]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 中华书局1980年版，页842。
[⑧] 我认为《论语》、《春秋》在儒教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前者侧重内圣和心性，后者外王和政治。
[⑨]蒋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中国儒教研究通讯》第一期  
[⑩]陈明：《丧家狗》之争“就是一场乱战” 2007年07月17日    深圳商报
[11]《汉书·董仲舒传》
[12]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此为大陆禁书，市面上早已停止销售。
[13] 《史记·高祖本纪》
[13] 《史记·高祖本纪》
[14]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15] 贾谊：《新书·过秦》岳麓书社1993
[16] 范忠信：《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7]《汉书·儒林列传》
[18]《汉书·董仲舒列传》
[19]　伍天佑：西化派、教条派联剿新儒家令人心忧－－由李零《丧家狗》事件说起。华夏复兴网[20]江山远对“历史三峡”的认识可能还不是很透彻，可见其文：谁如“丧家狗”落败而逃？——“孔子是否丧家狗”争论述评  【所属专题：儒家学说研究】  学术中国

 

网络来源：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2593&page=1

 

 

 

 

 

 

 

 

◆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袁伟时）

 

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
　　 ——2007年8月11日在长江商学院的报告

 

　　 袁伟时

　　
　　 现在传统文化很热。我认为这有好，有不好。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要把它放到历史经验里去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好的地方，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最丰富的典籍，没有任何国家有像中国这样多的典籍。另一方面，中国也创造了很多珍宝，包括各种各样的艺术品和思想遗产；有一些东西到现在还在发挥作用，比如中医。

　　
　　 和任何事物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不足，不足在那里？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

　　
　　 世界各国都要从传统社会转型变为现代社会；有些国家很顺利，有些国家则迂回曲折。在后发展国家里面，中国是丧失掉很多机会的一个国家。
　　

　　 600年前——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首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为什么他没有成为中国的哥伦布？很简单，他的活动不求利，远航是为了宣扬国威，全部经费都靠财政拨款，数额太大，支撑不下去，被迫停止。他第一次下西洋的人数高达2万8千人，而哥伦布的团队最多也就1千1百多人。当时正值所谓“地理大发现”时期，航海和远洋贸易推动世界前进；这一次机会中国丧失掉了。

　　
　　 第二次机会是16、17世纪明末清初，东西文化交流出现高潮。以利玛窦为代表，他于1582年到达澳门，1601年来到北京，在北京整整生活了10年，带来很多西方的科学技术。举一个例子，中国自己的历法在元明时代一再出现测算失误，吸收伊斯兰历法也解决不了。利玛窦和他的同伴和后继者龙华民、汤若望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天文历算，解决了这些问题。沿用至今的阴历（农历）就是这些传教士及其学生的工作成果。利玛窦还带来一幅世界地图，让中国人知道中国在世界的东方，而不是世界的中央。康熙皇帝很喜欢西方的科学技术。他与彼得大帝是同一时期的，都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彼得大帝学西方，建立了俄罗斯科学院；他死后没有多久，莫斯科大学也办起来了。康熙皇帝则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当作个人的爱好、宫廷的消遣，既没有建立起中国的科学院，更没有想到要在北京办西方式的大学。机会又一次丧失掉了。

　　
　　 1793、1795、1816年，从乾隆到嘉庆时期，英国分别派出使者或送来国书、礼品，要求和中国和平通商。乾隆爷的答复是，“天朝无所不有”。嘉庆皇帝则宣称“中国为天下共主”，不能容忍使团拒绝叩头，降旨“逐其使臣回国”！英国使团里的人观察、分析后得出结论，中国是一个很腐朽的国家。中国再次丧失了和平融入世界的大好机会。现在有些文章宣扬，18世纪中国占世界1/3人口，经济上也占世界1/3，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这个说法恐怕要考察，他们使用的统计数字不一定可靠。中国当时的制造业固然比不上产业革命中的英国，15、16世纪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等于19世纪中国的2.8倍；至于制度环境更加无可比拟。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了，但是英国不是用铁甲舰将中国打败的，那个时候它的军舰还是木头造的。而15世纪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中国的造船技术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到了19世纪，却被别人打得一败涂地。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有很多珍宝，然而为什么社会转型这么困难，没有产生出现代经济？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19世纪中国付出了代价，割地赔款大家都知道，但我认为应该特别重视的一点是，中国光人口就损失了1亿多。从1851年到1865年，也就是太平天国造反期间，中国人口从4亿3千多万降到三亿2千万，减少了26%。太平天国闹得最厉害的江苏、浙江等地区，人口一直到20世纪初才恢复过来。这些冤魂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杀死或者饿死的。这又是为什么？跟我们的文化有没有关系？20世纪会不会好一点？照样不行。内外战争、运动和灾荒，也有1亿左右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原因在哪里？中国文化那么优秀，为什么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与不足

　　
　　
　　 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中国文化究竟有哪些不足和缺失？

　　
　　 第一个就是政治体制领域，儒学带来一系列问题。

　　
　　 如果你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状况，最好的办法之一是看它的法典。当时的社会关系、文化状况、国家管理状况都体现在那里了。1810年，中国的法典（《大清律例》）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出版，英国的一份报纸《爱丁堡评论》说，中国人在很多方面的知识都是不足的，我们发展很快的东西，他们都不知道。

　　

　　 中国的法典有什么特点呢？民法内容很少，基本内容是刑法，甚至连民事纠纷也作为刑事案件来处理。这里面体现儒家政治的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伦理与政治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是儒学，而儒学讲伦理和政治的最多。从西汉开始，就强调以孝治天下，把家族伦理拓展到整个国家的治理，后来发展为一个完整的公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体现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宗法专制，伦理与政治统一，这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完全是符合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是自然经济，经济状态比较稳定。

　　
　　 第二个特征是专制制度下严格的等级关系。用孔子的话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现在有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很好的，好在哪里呢？皇帝按照皇帝规范行事，君、臣、父、子都有一套严格的规范；这是从好的方面来说的。但它的另一面是等级森严，不能逾越。而英国在1215年就有《大宪章》，国王加税要得到诸侯的同意，要保障各地自由、自治的权利。中国的大小事都是天子或尊长说了算；抗上是极大的罪恶；儒家政治理论把这些合理化了。中国没有国际学术界界定或多数学者公认的封建制度。如果是封建制度，国王、诸侯之间是契约关系；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关系。
　　

　　 儒家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服从。用孔子的话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假如有争议，由谁定是非呢？由圣人和皇帝的话来决定，圣人的话是最后的标准。公元一世纪，汉章帝召集儒门的代表人物在白虎观开会，由班固执笔写出一部《白虎通议》，章帝批准后颁行天下。以儒学为指导，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制定详细的规矩或规范。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六纪（六亲），服从尊长。以后历代的法典，唐、宋、明、清的律例都继承了《白虎通议》，将三纲六纪作为贯穿始终的东西。一般的老百姓犯了罪，按照身份的高低、亲疏关系给你定罪。

　　
　　 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个问题是思维方法的缺陷。

　　
　　 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有问题。杨振宁在2004年作报告时讲了一句话：“《易经》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很不利。”他说，其中一点是不讲演绎论证。《易经》归纳了很多当时的社会现象、自然现象，但没有严谨的演绎和论证。这是杨振宁作为科学家讲的真话。而在他讲这话之前，16世纪末17世纪初，利玛窦在他写的《中国札记》的书里就说中国人不懂逻辑规则。他讲的是真话，中国没有逻辑学。后来我们拼命从《墨子》里面提炼、搜寻，认为里有逻辑包括辩证逻辑。然而《墨子》里面虽有逻辑思想但没有完整的理论，而且因为它不符合社会的需要，后来连《墨子》也式微了，研究的人很少，四分之一的篇章失传。西方的情况则不同，他们有逻辑学，不但古希腊已经有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他们中世纪教育要上一年的辩论课，实质是逻辑课。利玛窦是这样讲的：为什么中国人不重视科学，不重视逻辑呢？很简单，因为这里面有利益关系，在中国你懂四书五经，不用学数学和逻辑，也不鼓励做实验，就可以考取科举和做官。这样的状况下，科学当然没有办法发展起来的。另外在中国天文是很丰富的，只是和星相结合起来了，哪里地震是天发怒了，是对皇帝的惩罚。各种是非按照圣人的话来判断，也就不必辩论和讲逻辑理论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怎能产生现代科学？

　　
　　 利玛窦来到中国的时候把《几何原本》带过来并翻译了六卷，还有九卷没有译出。一直到平定了太平天国，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他接受科学家李善兰的建议，拨款支持把后九卷翻译出版，把以前译出的六卷也校对一遍，出了一个完整的版本。李善兰请曾国藩写个序，曾国藩不懂，就让自己的儿子曾纪泽（曾作过中国驻英公使）代笔。曾国藩知道光懂中国传统文化不行，从小就让儿子学英语，接受现代科学教育。曾纪泽代他爸写的《几何原本》序言说：“盖我中国算书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为一法……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几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而概之曰：点、线、面、体。……《九章》之法，各适其用，《几何原本》则彻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无不赅也。”这里说透了中西思维方法的差别。《九章算术》共收有 246个数学问题，分为九章。分别是：方田、栗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它的计算方法有成就，但是没有上升为完整的理论。曾国藩看完儿子写的东西后大为赞赏。当年曾纪泽的评价不一定完全正确的，但他的确说透了中国思维方法的弱点。

　　
　　 此外，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自认为中国的道德是最高尚的，洋人是蛮夷，道德文章是永远比不上中国的。实际情况怎样？现在看来，道德规范也有很大的缺陷。一方面，我们道德规范有一些是跟世界各国一样的，比如我们讲“仁、义、礼、智、信”，大致上从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里都能找到类似的东西。在西方，仁是“博爱”；义是“正义”，有些道德规范世界各国是一样的，不同的语言系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进一步考查这些规范的内容，问题就出来了：儒学的核心是仁义。用《中庸》的话来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讲人不是讲人的平等，而是将亲情摆在首位；义的内容拐个弯变为要尊重别人！

　　
　　 我们的道德规范有明显的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重义轻利”。小人与君子的划分就是看你重不重视利，你重视利就成小人了；但是人性本身是追求利的。
　　

　　 其次，我们的道德是以三纲为基本架构的，没有人际之间的平等。

　　
　　 再次，中国道德观念里群体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可是，人要现代化，社会要现代化，都必须将个人权利、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要变成现代公民，维护现代公民的尊严、现代公民的权利是根本，道德的根本也是政治的根本，政治归根到底是为维护公民个人的权利服务的。

　　
　　 此外，作为蔑视个体权利的重要内容，是经济上没有坚决、彻底地保护私有财产。有一个原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和官府侵犯民产，屡见不鲜。而自从中国传统文化法典化以来，因为要维护宗法专制，维护三纲，所以就规定一条：祖父母、父母在不准分户口、分财产，不准“别籍”，不准“异财”。唐、宋、元、明、清一直都延续这一条规定，谁违反这一条是要受惩罚的。

　　
　　 另外一点是不准你经营新的经济形式，比如中国学外国人要经营轮船。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做直隶总督时，广东商人在天津申请办轮船企业，李鸿章不准。1890年代张之洞做湖广总督，湖南的一些商人要在洞庭湖、长江上办小轮船公司，张之洞说不行。一直到戊戌变法前后，张之洞还是不同意。也就是说，办这些新企业，只准公家办，不准私人办，即使私人可以办，也要批准。限制私人财产进入某些经济领域，等于你的财产权不能充分实现，经济自由受到限制，私有财产就大打折扣了。

　　
　　 有这些问题存在，中国不但不能成为第一批原发性转型的国家，在后来转型的国家里也一再跟不上趟。我们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是同一时期起步的，但是日本成功了，我们却失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彻底失败了，但它很快恢复发展，中国还是不行。我们不能盲目鼓吹传统文化，要冷静分析它的成败得失。
　　

　　 当前提倡传统文化的三大陷阱
　　

　　
　　 我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当前提倡传统文化的三大陷阱。

　　
　　 人类是从野蛮转向文明的，无论中外都是这样的。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全局里面考察，有一些人提出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观点。

　　
　　 第一．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从启蒙运动起就搞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呢？它造成一种征服型、竞争型的经济，给人类带来很悲惨的命运；同时破坏了环境。否定之后，便从西方文化转到东方文化——宣称东方价值观，儒家文化比西方文化高明。回首话当年，启蒙运动以降，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确实带来许多负面的东西，但是它也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这样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体系，本身包含了克服自己错误的成分在里面，许多罪错都在以后的发展中慢慢纠正了。至于说儒家和其他东方文化有医治西方病的神奇作用，直至现在都是学者善良的假设，除了满足中国人和其他东方人的虚幻的荣誉感以外，能否成为现实，只能拭目以待。

　　
　　 另外一个观点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也错了，明显的就是新文化运动。他们说：新文化运动把中国传统文化打断了，成为中国遭殃的一个根源。我曾编过一本书：《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回答这些指责，论述中国新文化运动有什么贡献。它不但没有打断中国的文化发展，而是开启了中国学术文化的新纪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在新文化运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19世纪初开始，不断有为儒家辩护的理论，到20世纪30年代更加严重。在国民党中宣部的支持下，有十个教授发表了一个宣言，里面提到：现在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了，中国人都西化了。这是诡辩，为什么我穿上西服就不是中国人了？为什么我一定要俯伏在传统面前才是中国人？

　　
　　 上述两个攻击都不成功，他们就朝着两个方向为儒学辩护。
　　

　　 一个方向是力图证明西方的那些东西中国古代都有，西方很多东西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只是后来我们没有注意就遗失掉了，现在再从西方学回来。直到现在仍有人冀图证明，所有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甚至很多后现代的东西在中国古代都有了。他们的思路是首先肯定西方的一些东西，然后寻找古代中国的一些资料，牵强附会。

　　
　　 另外一个方向是强调中国特殊性。认为现在西方的一些核心价值的东西都对，但是不适合中国的特殊情况。
　　

　　 由于这两个质疑，结果就陷入了三个陷阱。

　　
　　 第一个是建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说要继承三个传统：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继承1949年以来毛泽东时代的传统，继承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年的传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概念就表明它的含义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甘阳博士提出来的，六月份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其他报刊已经多次发表过的他鼓吹这个主张的文章。这是一个政治纲领，我认为是一个绝对错误的东西。

　　
　　 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传统文化也是多种多样的，把汉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派作为一个国家建立基本制度的根基，这个提议本身就是荒唐的。

　　
　　 其次，这是对世界发展全局缺乏了解的信口开河。从罗斯福新政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开始融合。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十分严重，为了挽救他的制度，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一方面总结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化传统，捍卫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另外又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即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害，考虑到纳粹的倒行逆施和苏联正面和负面的东西，提出了免于恐惧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这既吸取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也继承了西方的福利制度。俾斯麦时代就有社会福利制度。综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经验，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是20世纪人类文明的新成就。1941年《大西洋宪章》将四大自由写进去了；联合国成立以后也将四大自由写进许多国际公约。任何国家要现代化都不能忽视文明的新进展，人类的核心价值是任何国家不能违背的。中国要什么样的现代化？遵守WTO的规则，按照WTO的规则改造经济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就按照中国政府签了字的联合国人权公约来办；这就够了。

　　
　　 第二个，就是现在闹得很凶的“读经”（读四书五经），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甚至有位台湾教授到广州说，从小读四书五经，小学教育可以不要。在义务教育阶段强迫学生读经，这是重复20世纪军阀的老路，此路不通。一方面它的内容不适合现代公民的需要；另一方面，按照现代教育原理，强迫儿童、青少年去读他们根本不懂的东西，这是错误的。再加上中国的实际情况，青少年的负担太重了，再摧残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第三个陷阱，有人说要显示中国的特性。要做企业家的话，先做中国人。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要有博大胸怀，吸取人类文化的一切先进成果，不要被民族国家的局限蒙住自己的眼睛。

　　
　　 为了论证中国与众不同，有好些论点似是而非。

　　
　　 比如，《荀子》有句话：“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有人据此便说：中国知识阶层不是都听皇帝话的，皇帝不遵守道的话，他宁愿牺牲生命也要维护道的权威。任何时候都会有个别人舍生取义。但是作为社会制度，中国没有形成牵制专制权威的制度，个别人的行为不足以为整个文化的缺陷辩护。
　　

　　 还有其他好的东西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是只有中国才有？西方的基督教里面类似的东西很多。要强调中国的特性，就要证明西方没有这些东西。

　　
　　 有个流行论调，中国有句“天人合一”，特别注重自然和社会的关系，证明东方文化足以做环境保护的根据。但是中国是世界上环境破坏最厉害的国家之一。“天人合一”本来的意义是说天与人是互相感应的，你做了什么坏事，上天会通过打雷、地震等方式给你惩罚。我们不过是受了西方思想家环境保护思想的影响，回过头来说我们的“天人合一”是重视环境的，这是牵强附会。

　　
　　 最后要郑重申明，我反对的只是企图利用传统文化否定和修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除此之外，对传统文化毫无疑议应该保护、尊重、继承和发展。但是，中国人民要谨记过去的悲惨教训，应该接受普适性的核心价值和共同的先进制度。这关乎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一定要坚持住这条。至于个人喜欢伊斯兰文化，喜欢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如此等等，应该多元共存。私人的文化取向是公民的自由，政府和其他人都无权干预。
　　
　　 刊登于《长江》双月刊2007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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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思考”不是“冷饭思考”——读袁伟时先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有感（关不羽）

 

冷思考”不是“冷饭思考”——读袁伟时先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有感
 

 作者：关不羽 提交日期：2007-9-25 2:23:00 

 

在关天看到了袁伟时先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一文，既然题为冷思考，那就应该是“冷静思考”，而不是“冷饭思考”——炒炒冷饭顿顿香，但是缺乏营养。为什么说袁先生这篇2007年9月号刊载的讲话稿是“冷饭思考”呢？关键是从题材到结论都了无新意，缺乏深度。袁先生说：“现在传统文化很热。我认为这有好，有不好。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要把它放到历史经验里去考察。”这个话很奇怪，放在历史经验中去思考就不是个“理论问题”了吗？就是一个现实问题了吗？不经意间流露出了五四以来惯常的心术——为现实服务，价值先行的历史研究思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很多应该看到的、想到的问题都“错过”了，只剩下问题到结论的粗糙议论，缺少严谨的逻辑论证。最典型的是袁先生对“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的论述以说明“和任何事物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不足，不足在那里？”。

 

　　袁先生说：“在后发展国家里面，中国是丧失掉很多机会的一个国家。”说实话，这很不像一个学者对历史的评述。中国不是一个带有主观意识的个体，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是面对即定的abcd的选择项去选择一条发展道路的。脱离历史背景的限制，假设历史的发展轨迹，是一种马后炮似的思维方式。不看到历史发展的必然因素，悬空高蹈地假设历史、价值先行地分析历史，是不能找到历史真相的。后面袁先生对：郑和下西洋没有变成哥伦布，传教士带来的东西方交流没有形成中国的科学事业，清中叶拒绝英使扩大通商，三个历史事件的分析都存在非常明显的疑问。虽然这三个问题是典型的炒冷饭问题，但是炒来炒去都没有什么新意。

　　
　　袁先生说：“在后发展国家里面，中国是丧失掉很多机会的一个国家。”说实话，这很不像一个学者对历史的评述。中国不是一个带有主观意识的个体，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是面对即定的abcd的选择项去选择一条发展道路的。脱离历史背景的限制，假设历史的发展轨迹，是一种马后炮似的思维方式。不看到历史发展的必然因素，悬空高蹈地假设历史、价值先行地分析历史，是不能找到历史真相的。后面袁先生对：郑和下西洋没有变成哥伦布，传教士带来的东西方交流没有形成中国的科学事业，清中叶拒绝英使扩大通商，三个历史事件的分析都存在非常明显的疑问。虽然这三个问题是典型的炒冷饭问题，但是炒来炒去都没有什么新意。

　　对郑和下西洋没有变成哥伦布，袁先生的态度可以总结为可惜，但是评价历史不是读《罗密欧与朱丽叶》，不需要感情色彩浓厚的长吁短叹。历史研究不在于可惜或可喜，所重的是可能——郑和下西洋可能变成哥伦布吗？甚至还应该追问一下，郑和之外明代中国可能出现哥伦布吗？袁先生指出郑和下西洋不求利，是最终导致他的远洋活动停止，因此最后停止了。其实，别说七次下西洋，就是七十次下西洋，郑和也不会到达美洲的。哥伦布的目的是找到不经过穆斯林控制区域到达中国的航路，而郑和一行显然没有这样寻找新航路的需要，不可能对未知的西印度航路产生兴趣。政府组织的远洋活动本来就不是必须带有功利目的的，郑和远航没有功利目的有哟什么可以责难的？但是，中国商人的远航是有功利目的的，而且航行至印尼的明代中国商船队规模业很庞大，可达三四千人，是哥伦布船队的三四倍，从技术条件、人力物力基础。但是，中国商船队也不会对开辟新航路提起兴趣。因为，在这条航路上，中国商人是获得了丰厚回报的，不存在另辟航路到达欧洲的需求。地理大发现没有出现在技术水平较高的明代中国，和“无功利目的”没有关系，与中国的优势贸易地位有关。作为货物净出口国，出口的主要货物瓷器、丝绸、茶叶基本上处于垄断地位，穆斯林控制区对国际海上贸易“抽头”是由欧洲买方买单，中国商人当然不愿意承担远洋贸易的风险。官办的郑和下西洋就不用说了，民间的商船航行也只要到达印尼就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哥伦布、地理大发现都不会出现在明代中国，这和文化有什么关系？仅仅着眼于郑和下西洋，而不能全面考察整个明代的海外贸易形势，不能分析比较东西方贸易地位迥异及其衍生的远洋目标，这不能不说是对这个“冷饭问题”思考上的疏漏。
　　
 

　  
　　 对传教士带来的东西方交流没有形成中国的科学事业，袁先生的分析是有漏洞的。比如说，启用传教士计算的天文历法说明中国当时对西方技术是依照实用标准，部分采纳的——这中间出现过争论，但是实用至上的结果体现了中国文化在对外来科技应用的宽容性与智慧性。选择历法的标准不是夷夏之辨的空论，而是推算月食的准确度。但是，其他传入中国的西洋技术没有如历法计算这样的广泛应用，这还是因为缺乏实际效用。以科学理论促进生产的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出现，依靠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奠定的贸易优势也不存在工业化的原生动力。这让科学的发展没有用动力。甚至连数学这样基础科学，因为中国没有建筑精密军事城堡、频繁的土地清仗、远洋航海这样的应用领域，失去了发展与普及的动力。徐光启，甚至包括康熙乾隆这样爱好西方科学的人物，只会把科学看作有趣的私人爱好或高雅的趣味，怎么会有成立科学院的动力呢？历法计算，很有用，因此被中国文化吸纳、接受。其余科学门类没有应用的领域，受到了冷落。文化排斥是谈不上的——历法是古代中国重要的文化领域竟能能采纳“奇技淫巧”，其余可知。这与晚清激烈的文化冲突导致的义和团式的排外并不相同。晚清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西学东渐是扯上了船坚炮利的军事入侵的，是在一种不正常的背景下发生的。严重的情绪化导致了非理性的断然排斥。一种异质文化的大举进入所造成的陌生与疑忌本来就容易形成话题。况且，在救亡的敏感悲情中，出现了激烈反弹与冲突，这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常态。明清传教士带来西方科学的“撒种不发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追究个人的责任，乃至放大到整个文化的层面，无疑是价值先行的思考结果。只要价值先行的思考方式不被纠正，就只能重复着“炒冷饭的思考”——价值标准是先定的，不炒冷饭炒什么？就是堆积如山的史料放在眼前，也只会找到自己想要看的东西。
 

　  
　　 对清中叶拒绝英国“和平通商”这一问题，先要纠正一个细节——中英之间的通商是一直存在的，英方提出的实际上是扩大通商。袁先生这篇文章是个讲义，出现这样的疏漏也很正常，这是无足怪的。不过，这个细节还是比较要紧的。这次使团纠纷的要害首先是扩大贸易的问题，其次是外交礼节之争。先说扩大通商这个问题，从结果看，乾隆作出严词拒绝是很反常的。当时贸易形势对华有利，而且是绝对有利。乾嘉年间，英国是拿不出产品占领中国市场的，因此才会有其后的鸦片贸易，不靠这样的“非常手段”就不能弥补巨额贸易逆差的。甚至在鸦片战争后，英国取得有利的外交政治优势之后，很长时间内鸦片还是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因此，扩大贸易的结果是对清廷决然有利，据估算可达年增长一百万两白银的关税收入。而乾隆是一个很能花钱，也很愿意敛财的帝王。敛财手段到了怪诞的程度，比方说非常著名的议罪银。况且，中英贸易本来就是存在的，英国要求的仅仅是扩大规模，并非不合理，也并不麻烦。如果说是归咎于乾隆对西夷的警惕与猜忌也讲不过去，一面指责乾隆在相关诏书中的自大狂妄，一面又把他说成是害怕西夷的影响，本身就很矛盾。其实，乾隆的拒绝不是表面上“天朝无所不有”这样堂皇的理由，而是清代对国际贸易一贯政策的产物罢了。明清对外贸易是集中在东南沿海，主要出口商品——丝绸、瓷器、茶叶也是以东南为主产地。对外贸易获得的大量现银收入也是流入东南。但是，东南又是中国主要的粮食产地，大量白银直接流入东南形成局部的通货膨胀后，则粮食价格抬高，这是会波及到缺乏对外贸易支撑、仰赖东南粮食供应的北方地区的。明代对海上贸易先是禁，禁不住就成了走私贸易，后来索性不禁，又成了放任自流。这种情况下白银流入东南不可控制，流通领域大起大落。北方地区就难以招架，形成了东北战乱、西北造反，根本的经济原因是流通领域大起大落造成了严重的民生问题。清代对明朝灭亡的教训是总结过的，在政策措施上用限额贸易的方法控制白银流入东南——清诸帝对东南米价的关心就是把它当作一个经济指标。限时限地，并扶植“十三行”这样的垄断代理商，就是控制贸易规模的作用。在这样的一贯政策下，乾隆拒绝英使扩大贸易的要求就不难找到更深层的因素。从经济角度看，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体系的碰撞，也是鸦片战争的伏笔。至于说天朝如何如何，不过是这场外交活动中的辞令，今天我们看着不可理喻，在当时不过是中国在朝供体系下的外交活动中的套话熟语。也正是中国长期处于朝贡体系的国际环境中，注定了“礼仪之争”的爆发——这是英国通商使团问题的另一层面。今天不存在朝贡体系，只有西方近现代奠基的国际外交框架，这种框架下国际交往要平等交往是今天的大家的共识——至少在礼仪等级上的平等。但是，我们不能用今天的共识来衡量当时只有朝贡体系外交经验的乾隆、嘉庆。英使的礼仪对等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在乾嘉二帝看来当然不合理。两种不同的外交体系发生碰撞，在当时而言何来对错之分？经验决定认知，乾嘉二帝不可能有这种西方外交体系的经验，当然也无从认知。这两种不同外交体系的形成都有历史背景、地缘政治环境的——西方的诸强并列竞争与东方的一家独大不是几百年的历史，而是上千年光景。这不是什么文化缺陷的问题，而是客观条件造就现实体系。。实际上，在朝贡体系下，礼仪之争的发生与否也不是脱离实际的，“实用为上”还是一条基本原则。比如说乾隆对英使很不客气，但是对五世达赖就恭敬有佳，持平等之礼——利用藏密格鲁派领袖的巨大影响控藏弱蒙具有战略意义，这就顾不上“天下共主”的派头了。相比之下，英使来华在今天回溯起来可能意义重大，在当时看无非远来的供使，怎么可能为之特别破格呢？脱离历史的背景，把今天的认知共识放到古人身上，近而放大到文化层面，无疑也是缺乏历史分析的正确立足点。
 

　  
　　在这三项分析的基础上，袁先生作出了一番小结：“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了，但是英国不是用铁甲舰将中国打败的，那个时候它的军舰还是木头造的。而15世纪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中国的造船技术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到了19世纪，却被别人打得一败涂地。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有很多珍宝，然而为什么社会转型这么困难，没有产生出现代经济？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这是一个问题。”这里先要说说铁甲舰的问题，铁甲舰最早的雏形是日本战国时代，“海盗大名”九鬼嘉隆制造的，这发生在中国明代中前期。但是，除了文字记载外，没有留下设计图与其他技术细节。紧随其后，在明万历年间，朝鲜名将李舜臣改造传统龟船造出了另一种铁甲舰的雏形，这是留下图样的。这两种超越时代的战船，前者诞生于控制濑户内海的海战需要，后者应用于抗倭战争的海战需要。但是，在长期和平中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失传了。以中国明清两代计，东亚三国都处于长期和平中，军事技术的发展缺乏动力，这不是什么文化决定的。反观最追求文治理想的宋代却在军事技术上非常进步，这是长期战争的现实需要所决定的，与理学兴起也没有关系。

 

　　现实需求决定发展动力，现实经验决定认知范围。今天我们处于信息交流高度发达的时代，可以迅速接受大量信息，作出前瞻性的决策与准备——这种前瞻性还是有限的、经验性的，而不是通灵的先知。何况在古代？古代的国际交流有两个主要途径，一则战争，二则贸易。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与西方没有正面的军事冲突，哪里来的发展强大海军的动力？在东西方贸易中更是占尽上风，也没有改变生产技术的动力。关键问题是，袁先生虽然主张“放在历史经验中去思考”，却有意无意地站在历史之外评判——站在历史之外，他所说的转型期成了发展方向、发展途径的主观选择，但是真的从历史经验去考察却只有必然因素推动下的一条道路——必然因素取决于发展动力、认知范围。若要撇开这些必然因素的作用来分析历史，最后乞灵于无可无不可的文化因素也就是“最佳选择”。对袁先生提出了一串问题，却缺少了问题之上的问题——文化能决定什么？又是什么决定了文化？

 

　　 袁先生的第二段小结看上去更有新意些“19世纪中国付出了代价，割地赔款大家都知道，但我认为应该特别重视的一点是，中国光人口就损失了1亿多。从1851年到1865年，也就是太平天国造反期间，中国人口从4亿3千多万降到三亿2千万，减少了26%。太平天国闹得最厉害的江苏、浙江等地区，人口一直到20世纪初才恢复过来。这些冤魂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杀死或者饿死的。这又是为什么？跟我们的文化有没有关系？20世纪会不会好一点？照样不行。内外战争、运动和灾荒，也有1亿左右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原因在哪里？中国文化那么优秀，为什么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但是，还是要问文化能决定什么？什么决定了文化？西方文化那么好、从根子就是好、一直都很好，大规模残酷的奴隶劳动怎么会出现呢？十字军东征怎么会出现呢？野蛮的宗教裁判怎会出现呢?托马斯闵采尔这样的“伪先知”——性质很接近太平天国，怎么会出现呢？两次世界大战怎么会打响呢？这种看似宏大雄辩的问题真是大而无当，只会陷于无穷无尽的“冷饭思考”。其实，人类社会是复杂，历史的前进因素也是复杂的，文化在起作用，经济也在起作用，自然环境、地缘政治因素也在起作用。各种因素交杂，反应现实需求决定的发展动力、现实经验决定的认知范围。因此，不能一股脑儿地把历史都往文化里倒，若端着文化这锅饭反复炒，炒来炒去还是炒冷饭，越炒越没营养。

 

　　这篇讲义的涉及面很广，如有机会可以分几篇文章分析，这里先分析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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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民族主义逆流管窥（袁伟时）

 

当前中国民族主义逆流管窥

 

作者：袁伟时（中山大学教授）

 

在中国迅速融入国际社会之际，民族主义逆流又现高潮。这是继《中国可以说不》（1996）、《妖魔化中国的背后》（1996）、《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1999）等书出版为标志的民族主义逆流高涨后的又一次高潮。它不是当前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而且理所当然地受到众多朝野人士的抵制，但这股逆流言辞有很强的煽动性，在少不更事的人群中有一批追随者，值得关注。

 

民族是以共同的种族和文化为纽带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作用是多方面和复杂的。

 

以中国来说，世界人数最多的民族——汉族历来有基于传统文化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在国家危难之际，这种华夏文化认同，通常会转换成为维护正义、反对外来侵略的思想基础。19世纪以降，民族主义既是反抗外来侵略的正义的旗帜，激励中华儿女前仆后继，又是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壁垒。

 

19世纪的大清帝国为什么会一再被侵略者打得一败涂地？天朝大国的陈腐心理根深蒂固，文化民族主义蒙住双眼，不准“以夷变华”，拒绝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

 

20世纪的中国为什么还是那么坎坷？国号四变，封闭、半封闭的心态未变，“国情特殊”论加革命高调成为抗拒与外来文化自由交流的铜墙铁壁，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主流文化长期被拒门外。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人通常对近代中国历史教训所知无多，而盼望国家富强的感情又特别强烈。一些人散布极端的民族主义言论，很容易引起共鸣。因此，不管鼓吹者主观动机如何，这些言论的客观效果都是令人忧心的。

 

当前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

 

这次极端民族主义逆流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政治上，冀图建立类似政教合一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甘阳近年起劲在内地或召开研讨会，或公开演讲和发表文章，推销他的政治纲领：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造成为“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实际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人民共和国’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和国，而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改革的最深刻意义，就是要深入发掘‘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这将是中国在21世纪的最大课题。” 甘阳先生宣布，这就是当前中国的“新改革共识”。

 

深圳学者蒋庆则在要求定儒教为国教的同时，为中国设计出儒教支配下的政治架构：“行政系统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议会则“可分为‘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 “‘通儒院’议长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担任，终身任职制”，议员则由社会公推之儒家民间贤儒和国家成立通儒学院特地培养出来的贤儒担任。国体院则由孔子子孙依血缘继承孔子王统为世袭议长，象征代表中国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议员则由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社会贤达和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组成。”“三院中每一院都拥有实质性的权力，法案必须三院同时通过才能颁行，最高行政长官也必须由三院共同同意才能产生。” 简单点说就是：所谓大儒和自认或被封为祖先血统高贵的人们对国家管理持有否决权！

 

“自古文人多大话”。宣布这套奇离古怪的纲领是“新改革共识”，显然是自我膨胀的僭妄，“新共识”云云，无从查证。这些言论的实质是再次构筑抵抗现代文明核心价值的堡垒。与他们相呼应的康晓光在2005年3月一次谈话中作了清晰的诠释：“中国应该拒绝民主化，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儒化’”；在另一地方又说：中国只能建立“父爱主义国家” ！

 

第二．经济上，将对外经济活动泛政治化。

 

中国金融改革是经济改革中最薄弱的一环；引进外资、吸取他们的管理经验改造中国国有银行是非常有远见的措施。2005年11月开始，几个国有大商业银行陆续将10%左右的股权转让给国外战略投资者。可是，在一些人眼中却成了“国有资产流失”、“拱手让外资控制”的不当行为。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包括购买对方的技术在内的贸易活动是互利、共赢的；有些人偏偏将技术贸易泛政治化，把考虑选用日本新干线技术建设高速铁路说成是“卖国”行为！一些人则老是把正常的企业并购或其他正常的商业活动提高到捍卫国家主权层次。

 

第三．军事上，提出极端的扩军主张。

 

个别军官越过军纪约束，发表不择手段进行战争的令人震惊的言论。

 

早在1999年现役空军大校乔良、王湘穗写的《超限战》出版，就鼓吹“彻底做一回军事上的马基雅维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200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向外国记者表示，如果美国向中国领土目标发射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中国将使用核武器进行还击。 “我们将对西安以东所有城市遭到摧毁作好准备，当然，美国也得做好中国摧毁美国数百个城市的准备。”虽然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郑重声明这是个人观点，但如此偏激，体现了某些军人对世界现状的无知和对生命的藐视，让海内外舆论大吃一惊。

 

在2007年4月14日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播出“中国现在要不要造航空母舰”辩论，有位军事杂志主编鼓吹：“现在我们国家现实的情况只是在琉球以西有相对优势，……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大国，也就是十年以后，我们考虑到出现航母的时候，中国的军力优势要达到什么，就是关岛以西占优势，关岛再往东，也就是关岛和夏威夷之间跟美国达到平衡。……这才符合一个GDP到第二国家的状态。”也就是说，中国海军不但要超越日本，还要在夏威夷以西的太平洋上与拥有十多艘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达到平衡！

 

一个人均GDP只有2000美元左右的穷国要与人均GDP三万多美元的富豪进行军备竞赛！这位先生发表这样极端的言论时忘记了苏联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悲惨下场；更看不清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

 

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中日、大陆和台湾经济融合正在加速。十年以后，不但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已经建立，中国与韩国、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也可能实现。任何有战略眼光的观察家都会看到，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了无法抗拒的趋势。中日、中美不可能再战，台湾问题和平解决是大势所趋，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已经成为现实的目标。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内部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跟不上发展的需要，是法治很不健全，是教育、医疗、住房和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民生问题的妥善解决。专业的国防力量——从武器装备到人员素质都需要适当加强；但千万不能忘记，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和蒸蒸日上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现代公民凝聚的主要基础，从而也是最坚实的国防基础。

 

第四．教育领域，盲目提倡儿童读经。

 

读经不是什么新鲜玩意。1905年以前，中国的儿童和青少年把最好的年华都消磨在四书五经上。民国成立后，读经的叫嚣也不绝于耳。20、21世纪之交开始，旧戏重演，不同之处是演唱者由军阀变为某些学人。

 

这些提倡者缺乏的是常识。

 

如果儒家经典真是那么神奇，读了两千年经书的中国老早就应该是现代化的超级大国了。

 

教育是科学。现代公民的独立人格，创造性思维，生存和发展必须的基本技能和基础知识，是国民义务教育应该解决的三大问题；否则国家和公民个人都无法真正自立。21世纪的读经运动的头头脑脑们，不管是冀图通过这个途径发财还是别有所图的，认为不必顾及这三个基本问题，不必顾及儿童是否理解，死记硬背就是最好的方法，这不是拿国家的未来和儿童的前途开玩笑吗？

 

当代中国教育有两大痼疾：负担过重和以培养乖孩子为第一要务。传统的儒学经典和蒙学教材不但份量很大，而且以恭顺为核心内容；这样雪上加霜的蠢事可不能随便干！

 

与某些人的胡乱猜测相反，废止读经与新文化运动和人民共和国成立毫无无关。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蔡元培出掌教育部，1月19日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 将近一百年后，竟有人谋求将读经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回到慈禧太后统治时的状态，对历史进步成果的藐视太过分了！

 

他们高喊：“中国传统文化中断了！”翻开义务教育阶段的教科书和教学大纲，其中语文课要求背诵一百多篇中国诗文。闭着眼睛大喊“中断”，似有危言耸听之嫌。现状不是十全十美。要改进，就要费点力气调查研究，看看其中中国古代诗文的份量是过少还是过多，通过认真论证作出合理调整，问题不难解决。

 

第五．学术领域，鼓吹所谓民族“主体性”。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提升自身文化素质的要求和文化寻根的意识趋于浓烈，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普及日益兴盛。对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说来，这是文化复兴的正常过程。只要这个过程与思想文化的自由交流齐头并进，不具有排斥外来文化的性质，不干扰学术和言论自由，它就有可能成为人们企盼的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些眼光短浅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力图干扰这个进程，注入排外的极端情绪。他们的手法之一，是提出“文化主体性”问题；说什么人权、自由乃至各种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都是西方强加的话语，我们不能做他们的文化殖民地。有的则认为没有文化主体性，就谈不上大国崛起，民族特性就会消失。

 

一个封闭性尚未彻底消除的国家，这是最容易煽动民族情绪的命题之一。

 

“民族特性消失”，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类话语不绝于耳。今日旧调重弹，是市场上常见的炒作手法。所谓民族特性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些“特性”消失不值得大惊小怪。

 

最能体现民族特性的一是风俗习惯，二是核心价值观念。前者通常随着人们的喜爱或厌恶而自然更替，说到底是个人选择推动着这个过程，外部强制即使能得逞于一时，终归不能不黯然收场。任何民族的风俗习惯总是死的该死，生的该生。小脚之类的“特性”绝种断代毫不值得惋惜；而老百姓喜爱的良风美俗即使横加罪名、强行禁止，也会死而复生。

 
至于价值观念则是随着人们的生存方式而变迁；农业经济时代的宗法观念，向市场经济时代的个人权利观念转化，是无法逆转的趋势，并且在自然更替中实现的。如果人为阻碍更替，民族、社会、国家的生机就被扼杀。鲁迅说得好：“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话说得尖锐激烈，其实这个观念变革过程是按照社会经济生活进程自然平和地完成的。

 

值得探讨的倒是：什么是文化主体性？在世界走向一体化的时代，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个人的自由和人权以及为保障公民权利而逐步生成的法治、宪政就是现代文化的主体性。简单地说是：人的价值至上，公民权利至上。离开这个内容去谈国家或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都是构建阻碍社会转型的自我封闭的盾牌；是统治者剥夺公民权利的圈套和坚持专制统治的遮羞布。横看世界，纵观历史，屡试不丧！中国人已经吃尽苦头，没有理由重蹈覆辙。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人言人殊，莫衷一是。按陈寅恪教授的意见是“三纲六纪（六亲）”，而且已无法救疗。不少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许多美妙的概括和诠释，其实都是诠释者自己的思想。孔孟老庄复生，未必首肯；用以服众，更加困难。进一步说，这些不过是汉族的传统文化；以此冒充整个国家文化的主体，不但僭妄，而且对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散发的是大民族主义的臭味。

 

一些学者包括坚决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著名学者，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学术主体性”问题。愚意以为这也是不足为训的。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区别；即使是研究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法律等等，都是全世界学者自由参与、使用共同学术规范的事业。如果脱离了共同的学术规范和方法，不可能提供真正的学术成果。

 

人文学科怎么样？不努力求真，不讲逻辑，脱离公认的学术规范，制造出来的东西关起门来自吹自擂，也许自认为很有主体性，但无法与学术界同行交流，也经不起反驳和检验。

 

在学术领域侈谈主体性，不管主观意图如何，最终只能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利用，制造意识形态垃圾。至于某一国家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是发达还是枯萎，取决于学术自由和经济支持是否足够，这倒是主体性十分明显的。

 

历史上先后有人提出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口号。在具体环境下，两个口号各自有促进思想解放的作用。但是，两者都没有解决现代文化发展的根本问题。在现代社会，文化繁荣的基本条件是自由；而文化取向是公民个人的自由，政府和他人毋庸置喙。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都有诱导社会乃至政府强制个人的意味，生活已经超越这个阶段，再在这里打转已经毫无意义。

 

这样说会不会破坏民族文化的传承呢？

 

除了文革那样以暴力摧毁文化的劫难以外，文化通常有两个前途：

 

一是丧失生命力，成为供人参观和研究的博物馆或图书馆收藏品。
二是存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延绵不断，生生不息。

 

文化自身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看它是不是有利于人们的生存、交往，是不是有助于人类物质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和提高。

 

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有没有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

 

中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应该保护和传承下去。回顾19、20世纪中国历史，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制度没有确立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传统文化保护的主要障碍。

 

有些人把传统文化的困厄归罪于新文化运动。实际情况是：新文化运动通过自由讨论扩展了言论自由空间，推动了学术自由和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开创了现代学术和现代文学、艺术，催生了一大批学术和文学艺术巨星，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普及也是空前繁荣的。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罕见的文化学术的黄金时代，是人的解放的新阶段。至于文言文、小脚逐步在日常生活中消失，“国服”被西式服装（从西装革履到T恤牛仔裤）所取代，根本原因在于它或不方便或不美观，不能赢得人们的喜爱；归罪于新文化运动是倒果为因，太肤浅了。

 

第六．思想文化领域，制造意识形态恐怖。

 

有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和老左的惯伎是给自己不喜欢的人乱戴帽子。

 
最新的一个例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前所长、全国政协委员喻权域和腾讯网评论主持人的一段精彩对话：

 

喻权域：“比如人民日报有一个人叫马立诚，他到日本出了一本书叫做《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这不就是汉奸嘛。日本侵占中国在抗日战争死了好多万人。

 

主持人：马立诚说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的直接理由是什么呢？

 

喻权域：我没有看这本书。” 

 

太惊人了！没有看过别人的书，就据以断定人家是汉奸！进一步考察，问题更加严重：马立诚根本就没有在日本出版过所谓《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的书，也没有发表过有这样意思的言论。

 

马立诚写过一篇《对日新思维》的文章。只要认真看看2002年12月在北京公开发表的这篇文章，公正之士都会为马先生的远见卓识所倾倒。马先生的这些言论确实与当时众多狂热份子不同，却与2007年4月12日温家宝总理在日本众议院的演讲中的许多论点是相同或类似的：

 

（1）马立诚说：“近年来我国出版的许多日本研究着作都肯定了日本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民主和法治的体制，政府决策受到多方监督与掣肘。某些人想像中‘军部’为所欲为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就目前中国实力和内外环境来看，上世纪早期那种‘亡国亡种’的危险已不复存在，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多来自国内。”温家宝说：“日本战后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大国和国际社会有重要影响的一员。”

 

（2）马立诚说：“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温家宝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历来坚持向前看，一贯主张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强调以史为鉴，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领导人多次在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公开承认侵略并对受害国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积极评价。”

 

（3）马立诚说：“日本自1979年至2001年,连续向中国提供26679亿9百万日元低息贷款,帮助中国建设了北京地铁二期、首都机场扩建、北京污水处理厂、武汉天河机场、五强溪水利发电、重庆长江第二大桥、秦皇岛码头、稀阳至广州铁路扩建、朔黄铁路、南昆铁路等150个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年利率仅为0.79%-3.5%,偿还期为30年或40年。这也表达了日本方面的诚意。长期以来,我们对此介绍不够,现在应有正确的评价。”温家宝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到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与帮助，对此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4）“更重要的是向前看,新的角力场是经济体系和市场。亚洲的枢纽是中国与日本,两国国民都应反思自己的民族主义,克服狭隘观念,争取向一体化迈进。就中国而言,促进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日实施,推动中日韩三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是应尽的责任。这也是亚洲人心所向,潮流所向。”  温家宝说：“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中日两国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面临着需要共同应对的重大课题。基于这样的客观事实，两国领导人就构筑战略互惠关系达成了共识。”“经过多年努力和积累，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中日经济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关系，两国经济的发展，对双方来说，都是机遇而不是威胁。昨天我同安倍首相会谈时，一致同意建立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把两国经济合作提升到更高水平。”

 

判断言论的是非非常困难；凡是创新的言论，更非一般庸众所能立即理解，但对国家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马立诚2002年发表的上述意见，不论正确还是错误，都是一个公民不应受到侵犯的正常的言论，可是直至五年后却被全国政协委员喻权域判定为“汉奸”言论！这是典型的冀图以文化专制主义扼杀公民言论自由的事件。现代国家都把言论自由视为不能侵犯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进器。这个被诬为汉奸言论的小小事件，又是一个有力的佐证。此外，马立诚不过是《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和编辑，没有掌握国家权力，也没有出卖国家机密的记录，怎样“卖国”？

 

好在马立诚大人大量，深知“最高的轻蔑是无言”，不屑与这位过去的顶头上司（此公曾任《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和编委）计较，不然的话，毁谤罪是逃不掉的。

 

这不是此公偶然的失误。他说当代中国史学家有否定日本或其他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汉奸言论”，还煞有介事地建议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予于严惩！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制造文字狱的卑劣伎俩。稍微了解中国史学现状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大陆称得上史学家的人无不严厉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他从别人的文章中闻到“汉奸言论”的味道，与诬陷马立诚是汉奸一样，完全是肆意捏造！乾隆爷时代制造文字狱还要从别人的著作中找到一两句话作为根据，喻权域连这道工序也省了！

 

其次，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中国特有的新闻记者官僚化后的奇特脸谱。新闻记者，或被尊为“无冕之王”，或被称为“党的驯服工具”，都有准确的定位。问题是有些人混上或想混上一官半职，就开始越位了。最常见的是以自己可怜的见识为尺度，把一切与自己的尺度不符的言行宣布为应该剿灭的异端邪说！等而下之的则肆意捏造材料，诬陷别人，甚至冀图把自己不喜欢的人送进监狱！目的都是把自己打扮成忠诚的思想卫士，谄媚领导，愚弄百姓，欺凌弱者，哗众取宠，谋取私利！

 

这样的人居然以爱国主义典范自居，太滑稽了！

 

值得注意的是，提案人喻权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附议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王洛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授）和该院的三位学部委员即所谓院士：靳辉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前所长）、李崇富（又一位该院马列研究所前所长）、白 钢（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他们同声相应，制造了这么一个腾笑四方的提案，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声誉的损伤不问可知。这使我联想起1947年中央研究院选举第一届院士，当时是国民党执政，而众所周知与共产党亲密无间的“党外布尔什维克”郭沫若却顺利当选。原因很简单：学术水平是他们的唯一标准。

 

文化民族主义迷思

 

极端思潮任何时候都有，任何人的言论自由都应该得到保障。这些现象表明一个思想言论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在中国出现；这是值得称许的进步。引人深思的不是这些言论的离奇，而是为什么时至今日这些狂热言论还有那么大的市场？ 愚意以为有几条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对道德高调的执迷。

 

发表这些言论的人们，大都以民族大义的化身自居。

 

他们忘了古代中国就有“以理杀人”的传统。

 

他们也忘了，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大义灭亲”、“保卫革命”、“保卫人民利益”和其他道德高调掩盖下，冤假错案遍域中带给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的痛苦！

 

维护法治，维护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公民自由，是现代人类的基本道德！这是从千百万中国人的血泪中总结出来的不能退让的底线！离开这条底线谈什么“国家利益”、“民族大义”，非愚则诬！

 

第二．没有摆脱被欺凌的古老大国心态。

 

 一个历史久远、文化积淀深厚而又受过列强侵略压迫的大国，如果沉迷过去，不敢正视自身的弱点，不论处于逆境还是顺境，只能或是狂暴，或是沉沦。中国人受够了这种痛苦，不等于清醒地领悟了历史教训。

 

失败之际，除了“罪己诏”中承认了的，一切都是由于西洋、东洋鬼子该死！

 

一旦重振家声在望，立马洋洋得意，过去的一切都是对的，有谁敢说半个不字都有辱国嫌疑！

 

不能坦然面对过去，是非功过不敢任由人们去评说，在维护国家尊严的藉口下，实际表露的是文化上缺乏自信，言论自由制度尚待确立。

 

第三．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全面清醒的认识。

 

西欧社会转型是以文艺复兴为思想旗帜的。当代一些有心人冀图模仿西方先辈，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动力。

 

这是视域盲点带来的失误。

 

盲点之一：没有清醒地看到，中国与西方不同，没有法治传统。法家也讲法，但是，中国古代法家讲的是对臣民的严刑峻法，这样的专制统治者的工具很难与现代法治接榫。

 

盲点之二：没有看到与800年前已经有《自由大宪章》（1215年）的英格兰不同，中国的皇权不受契约关系约束。有些学者挖掘出“从道不从君”之说，冀图证明古代中国的君权也是受契约限制的。可是，此说忽视了这句话仅是某些士大夫的励志格言，最高的效果是说不定在若干年间可以出一两个不惜“死谏”的忠臣，皇权对此没有承担任何义务。

 

盲点之三：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形式逻辑理论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这是现代科学没有从本土文化中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后来不少噩梦发生的思想基础。古代中国和西方都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遗产，不能把共有的文化现象夸大为中国特有的。如果既有辨证思维，又受到严格的形式逻辑训练，加上容许自由探讨的社会环境和自由辩驳的学术风气，学术文化有可能比较顺利发展，至少留下较多的生机。如果辩证思维成了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的载体——圣贤或圣上辩护的工具，学术沦丧、生灵涂炭就难于避免了。片面地为辩证思维唱赞歌是十分危险的。

 

不幸，中国思维发展史就陷入这个泥淖。

 

孟老夫子当年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两千多年来，这种连形式逻辑都不讲的现象，一直延绵不绝。

 

到了20世纪，这个错误在苏联哲学影响下，披上一袭革命外衣，甚至毛泽东也深受其害。他说“资产阶级的形式论理学”，“乃是真正错误的思想”；“因为形式论理学不反映事物的真相，因此辩证法不能容许其存在。” 这不是毛泽东个人认识的失误，作为苏联哲学的学生，毛泽东的哲学老师之一的艾思奇也未能免俗。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艾思奇应邀到清华园给师生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报告，断言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报告结束，主持会议的著名的逻辑学家金岳霖说了一句结束语：“今天艾思奇同志的报告很好，好就好在合乎逻辑！”（大意）

 

此后的许多错误，无视常识，骇人听闻，就其认识根源而言，都与违反逻辑息息相关。

 

中外合流的辩证法，成了令人目瞪口呆的变戏法！包括喻权域在内的一大批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言论，不过是新近发生的一些小例子。此类言论的鼓吹者丧失了区分反省本国弱点与否定侵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的能力。凡是敢于指出中国政府在处理对外事务中有不恰当之处的人，哪怕是批评慈禧太后之流支持义和团屠杀外国人的罪恶举措，就被指摘否定了与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都被民族主义蒙住眼睛之辈称为“汉奸”、“卖国贼”！他们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却不知道或故意无视恩格斯的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第四．对中国人接受外来先进文化的能力估计过低。

 

鸦片战争以降，稍有远见的知识分子都知道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学习西方。为了减少阻力，一些人提出“西学中源”说，把一切需要引进的西学都说成是中国古已有之，现在不过是“礼失求诸野”，不必大惊小怪，更不是离经叛道。墨子是现代科技的先祖；古代可以在其中议论时政的“乡校”是国会的雏形。他们用心良苦，但成效不彰。成书于19世纪80年代的《盛世危言》已经褪去这些胎记；进入20世纪，这类议论更日益稀少。

 

近年来，海内外一些学人努力从中国古代文献中寻找现代性，寻找现代公民自由和宪政的思想资源。这是有益的学术探索。不过，读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固然有益，读洛克的《政府论》和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不也发聋振聩？对2001年敢于毅然参加WTO的中国人说来，既然从物质生活到经济制度都敢于与国际接轨，没有计较它们是祖上没有的东西，为什么涉及公民权利和宪政等等话题，就非要找出祖宗的片言只语为根据呢？

 

要避免各色各样的极端言论干扰中国现代化进程，唯一途径是扩大开放，了解世界全局，避免视域局限；与此同时，保障言论自由，在自由接触各种观点和参与辩论中，多数公民必然越来越冷静和理性。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法治的中国，自由的中国，民主宪政的中国，多元文化同生共育、争妍竞秀的中国，这是中国人通往梦寐以求的民富国强的康庄大道，又是中国人和谐生活的制度平台。不要让极端思潮再次把中国引向歪路。

                                    
删节后连载在《长江》双月刊2007年5月、7月号上。

 

网络来源：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2590&page=1

 

 

 

 

 

 

 

 

 

◆反对"柿油主义"－－兼驳袁伟时《当前中国民族主义逆流管窥》（关不羽）

 

反对"柿油主义"--兼驳袁伟时先生大作《当前中国民族主义逆流管窥》

 

关不羽

 

自由主义，让多少英雄竞折腰。这是继德先生、赛先生之后最能打动中国知识阶层的旗帜之一吧。然而，在当前中国特殊的人文背景下，这个充满洋气、非常动人的词汇却走样了、变味了，变得官僚气、陈腐气、蛮横气。我发现时下最要紧的是“政治正确”，不傍上主席、总理、旗手总觉得腰板不硬，我也官僚一下。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塑造了一个可爱的人物，阿Q这样的草根很不识相地称之为“假洋鬼子”，后来发觉人家顶了个相当于翰林的银桃子，是响当当的“柿油党”。很好，就这样拿来用用。且看袁先生这篇宏文是如何“柿油”，并“主义”着。

　　其一，“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这是赵老太爷骂阿Q的，但是我想钱老太爷的“柿油党”公子也是同意的——毕竟都是太爷嘛。太爷都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你们不可以，而喝过洋墨水的假洋鬼子总是要加上一句的——洋大人可以你们不可以，袁先生斥之为逆流的民族主义就在此列。

 

　　袁先生开篇就是一句“在中国迅速融入国际社会之际，民族主义逆流又现高潮。”斩钉截铁地给民族主义来一个定性。而后，迅速进入正文：“民族是以共同的种族和文化为纽带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作用是多方面和复杂的。以中国来说，世界人数最多的民族——汉族历来有基于传统文化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且慢，袁先生好像忘记了近代民族主义是个舶来品，是原装进口货。袁文的主题不就是民族主义吗？这不要含糊过去才好啊。袁先生大概是不愿意自己贬斥的民族主义的洋出身，反正洋出身的都是柿子油党不愿意贬斥的，这也算是柿油与自由的区别吧。其实，血缘—地域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在西方出现的很早，是西方文化的基石之一。古希腊人把自己的民族视为最文明的、最先进的民族，即便在斯巴达人的眼中波斯人也是蛮族，尽管斯巴达基本上是半文盲的专制城邦。古罗马人也是如此，虽然他们的老婆还是强抢来的，但是不妨碍他们自称诸神的后裔。后来又从犹太文明中借用了“神的选民”，于是基督了、选民了。袁先生含糊一通后，民族主义“国产化”了，近代民族主义的血缘—地域基础也消失了。于是，不能“姓赵”了。

 

　　但是，洋大人还是可以“姓赵”的。袁先生所说的那个要求中国迅速融入的“国际社会”，民族主义还是很有市场的。南斯拉夫在民族自决权的名义下堂而皇之地肢解了；为了加强新移民的民族认同感，英国的移民测试加强了文化与历史的分数；美国，美国就不用说了，新罗马自诩、神选的自负从“五月花”至今——还有跟风很紧的日本、印度了。袁先生是知道“民族是以共同的种族和文化为纽带的共同体”，这很好。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股逆流要坚决抵制，而洋大人的民族主义却碰不得，那么中国大概不是迅速融入，而是迅速溶解了。况且，就算我们洗心革面、斩断民族这根纽带，恐怕洋大人也不会融入我们的——人家还是坚持要“姓赵”的。袁先生，请你先劝劝洋大人也不要“姓赵”，大家都不姓赵，那就融入了。一厢情愿的单相思总不靠谱啊。

 

其二，“不料这秃儿却拿着一支黄漆的棍子，就是阿Ｑ所谓哭丧棒——大蹋步走了过来。”

 

　　袁先生说：“民族主义的作用是多方面和复杂的。”复杂之余，还说了半句好话“在国家危难之际，这种华夏文化认同，通常会转换成为维护正义、反对外来侵略的思想基础。”我本来看到这里还长舒了一口气，以为袁先生不会片面到完全无视民族主义的正面作用。可是，“黄漆的棍子”立刻打过来了。袁先生认为“民族主义是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壁垒”。袁先生对历史的感悟往往出人意表：“20世纪的中国为什么还是那么坎坷？国号四变，封闭、半封闭的心态未变，‘国情特殊’论加革命高调成为抗拒与外来文化自由交流的铜墙铁壁，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主流文化长期被拒门外。”我好像记得20世纪正是中国人在民族主义旗帜下“维护正义、反对外来侵略”的烽火岁月。而且，“国情特殊”的原创是黑格尔、韦伯。革命高调，那更是西方取回来的经。封闭吗？20世纪的前半叶，中国是西方各色思潮的试验田。后半叶，则是另一种西方思想的根据地——请注意，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与其对立面是各领风骚、分庭抗礼的，而不是袁先生自说自画地解作“半边美人”。看来看去，我们在20世纪的纷乱很大程度上是西方舶来的左右互搏。我们可以与最近很红的印度比较一下，哪家更有“铜墙铁壁”？印度至今还保留了非常传统的种姓制度、强大的原生宗教、迥异于西方的民族服饰，中国呢？我们哪里有什么“铜墙铁壁”，我们根本就是一触即溃，而且一溃再溃。对20世纪应作如是观：学西方没学好，学到走火入魔，成了一个“秃子”，但是黄棍子还是要朝自己人打的。

 

　　可惜，武功太逊，花拳绣腿，棍子偏软。袁先生说：“不少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许多美妙的概括和诠释，其实都是诠释者自己的思想。孔孟老庄复生，未必首肯；用以服众，更加困难。”好笑死了，荷尔德林复生会赞同海德格尔的解释吗？柏拉图、亚历士多德再世会认同今日的阐释？袁先生继续说：“进一步说，这些不过是汉族的传统文化；以此冒充整个国家文化的主体，不但僭妄，而且对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散发的是大民族主义的臭味。”这也滑稽。这个主体文化是冒充不来的，否则是满蒙的萨满、藏族的密宗来主体？袁先生这样的说辞非常“权谋”，而且利用的就是民族主义的权谋。其实，袁先生先到美国去试试，凭什么基督教文化就是他们的主体文化呢？印第安文化是不是应该作为美国的主体文化呢？主体文化是历史形成的客观结果，同时保持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尊重、保护，这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这与大民族主义何干？

 

　　权谋以外，袁先生还有似是而非的障目法。他说：“代一些有心人冀图模仿西方先辈，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动力。这是视域盲点带来的失误。” “盲点之一：没有清醒地看到，中国与西方不同，没有法治传统。…盲点之二：没有看到与800年前已经有《自由大宪章》（1215年）的英格兰不同，中国的皇权不受契约关系约束。…盲点之三：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形式逻辑理论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这是现代科学没有从本土文化中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后来不少噩梦发生的思想基础。…孟老夫子当年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两千多年来，这种连形式逻辑都不讲的现象，一直延绵不绝。”盲点一与盲点三非常武断，好像一切没有法治、没有形式逻辑的文化都是不值得复兴，或者按袁先生的说法都是要请到博物馆去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就是法治加逻辑？这种前提出发到结论的说法有没有逻辑啊？看看袁先生自己的逻辑水平。袁先生不同意“中国传统文化中断了！”的理由是“翻开义务教育阶段的教科书和教学大纲，其中语文课要求背诵一百多篇中国诗文”。所谓悍论，无过于此。

 

　　第二个盲点还要有趣。若当年签署温莎羊皮书的贵族们看到今天的普选制是要昏过去的——《大宪章》本来不过是贵族与王权的分割协议，若没有近代《大宪章》运动，那是没有任何现代性的。最后来段引述孟子，我不知道袁先生对子学的修养如何，我只知道若要以形式逻辑的要求来衡量文化遗产的价值，从《圣经》开始大概没有多少西方典籍可以留下了。还好，“西方先辈”不是袁先生，因此才能从传统中发掘出现代性，包括自由主义。若是当年他们一看《大宪章》就说：“这是封建残余”云云，那么要多走几许冤枉路呢？对“西方前辈”，袁先生是推崇的，但是对“中国后辈”要乱棍打回去的。这是自有主义吗？还是柿油的气味。

 

其三，“‘滚出去！’洋先生扬起哭丧棒来了。”——“不准革命”

 

　　 “ 军事上，提出极端的扩军主张。”这是袁先生数落民族主义的重要罪状。于是，朱成虎又倒霉了。“200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向外国记者表示，如果美国向中国领土目标发射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中国将使用核武器进行还击。‘我们将对西安以东所有城市遭到摧毁作好准备，当然，美国也得做好中国摧毁美国数百个城市的准备。’虽然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郑重声明这是个人观点，但如此偏激，体现了某些军人对世界现状的无知和对生命的藐视，让海内外舆论大吃一惊。”

 

　　 “如果美国向中国领土目标发射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这个问题向袁先生提出，袁先生做何回答呢？因为对世界现状的有知与尊重生命，而忍着？或者表示强烈谴责，然后鼓掌结束？这是没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了。若军人如此作答，那国防大学可以关张，导弹基地应该改成鸡蛋基地了。“让海内外舆论大吃一惊”很值得回味，“友邦惊咤”可不是小事啊。可是，怎么不问问友邦的舆论怎么会问出这样“对世界现状的无知和对生命的藐视”的问题呢？怎么对个人观点这样追究不止呢？貌似言论自由是自由主义的基本要求——但是，柿油主义就不管这套。同理，造航母也成了“惊咤”——人家明明分得很清楚，“十年以后”云云，但是先惊咤了再说。当然，袁先生还是有“依据”的——“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中日、大陆和台湾经济融合正在加速。十年以后，不但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已经建立，中国与韩国、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也可能实现。任何有战略眼光的观察家都会看到，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了无法抗拒的趋势。中日、中美不可能再战，台湾问题和平解决是大势所趋，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已经成为现实的目标。”自由主义者永远是对世界充满隐忧，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正在反战。但是，袁先生这样的“柿油主义者”乐观得很。但是，谁告诉他经济融合加快必然消灭战争？克劳塞韦茨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可没说过战争称斤卖。那个“大势所趋”也是很可疑了。而东亚自由贸易协定更是云里雾里，人家日本搞大亚洲还没中国的份——大概是请中国脱亚入欧了。袁先生如先知般的“依据”实在太忽悠了——估计日本人是不相信的。在日美同盟的保护下，人家还是要“正常国家”化，还要造隐形飞机。袁先生对民族主义的反感、反对大体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民族主义“维护正义、反对外来侵略的思想基础”这个正面作用在袁先生看来是无用的，因为不再有战争威胁了。居安思危也属于多余，可是“滚出去”只对对中国的民族主义高喊，对洋大人就看不到这般。

 

　　 再如说马立诚问题，这里袁先生的辩才无碍凸现。竭力批评喻权域，是不是能证明马立诚就是正确的呢？喻站在某种立场上，也许是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说错了。能不能反证马立诚就是正确的呢？讲究逻辑的人都可以看明白的。不过，还有个很保险的办法确保马说绝对无误——总理语录护航。这倒是省得讨论了。很好，政治正确总是有力的，但是自由主义者应该是这样的姿态与面目吗？袁先生还要说：“判断言论的是非非常困难；凡是创新的言论，更非一般庸众所能立即理解，但对国家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好一个“庸众”……“柿子味”十足啊。“反对我所支持的”奉送“庸众”的帽子一顶。“庸众们”当然是要听大人先生的吆喝的，大人先生还要替洋大人着想。如此，则“庸众们”组合的群体大概也不能算是民族、正常国家了。于是，“友邦惊咤”的言论要痛打之，强军讨论要停止之，庸众要沉默之。总之，“不准革命”，只许人家来革我们的命。

 

“柿油主义”大体是这样一种东西。借用了自由主义的口号，但是决不躬行。宽容与理性、怀疑与审慎是没有的。对传统，他们是决计不尊重的，这一点上他们是不想学习“西方前辈”的。西方前辈在火刑柱的灰烬中寻找自己文化的价值定位，而“柿油党”是看不到文化的传承价值的——西方前辈是勤劳的耕耘者，他们是等着天上掉馅饼的懒汉。袁先生除了法治、自由、民主宪政的大堆口号还做了什么？还倡导了什么建设性的意见？蒋庆的“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大概还要花上几分钟思考，袁先生呢？而且，“柿油主义”是反对自由的，对自己不赞成的先来个“朝野一致反对”，还要保证政治正确，为少数人说话变成了为自己人说话。多元文化变成了一元文化；多元价值观变成了一元价值观。“普世价值”在他们手中上可以杀古人，下可以毁来者。因此，柿油主义就是一根“黄漆棍”，虎虎生风地挥舞着。但是，除打人外，还是懒。比如说对民族主义，把民族主义导向温和理性的正确轨道上善加利用，那是他们做不来的——美英都是很好的老师，但是这种费力的事情他们是不做的。他们就是一棍子打死罢了，或者将来还这样说“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Ｎｏ！——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然而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他再三再四的请我上湖北，我还没有肯。谁愿意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毕竟在小县城里做事还是要勤恳做事的，但“北上”肯定是吹牛——美日才不要他们去打死民族主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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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主义的民族性在哪里？（郑永年）

 

中国民族主义的民族性在哪里？

 

作者：郑永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呈现高涨趋势，体现在各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社会抗议运动中，包括由北约轰炸中国在前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所引发的反美浪潮和日本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所引发的反日浪潮等。

 

　　在海外，中国新崛起的民族主义经常被视为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产物。高速经济发展造就了中国人民的自豪感。同时很多人也相信，因为传统意识形态的衰落，民族主义正在很快成为中国执政者所需要的新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来源。

 

　　中国的民族主义会不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及过程中日本和德国的民族主义？这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和相关机构政策研究的一个主题。

 

　　但经常使很多研究者感到惊讶的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越深，就越难以回答民族主义研究中一个最基础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民族性在哪里？

 

　　换句话说，中国民族主义正在高涨，但其载体是什么？人们所看到的是，随着快速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也正在快速消失，因此也越来越没有其民族性。

 

儒家文化保存在中国以外

 

　　所有民族主义都是其民族性的反映。在西方，由法国大革命开始的近代民族主义，可以说是更早时候开始的文艺复兴的产物。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民族主义更是把近代民族主义推到了极端，变成了种族优越主义。

 

　　在东方的日本，民族主义变成了军国主义。在历史上，民族主义既扮演了其积极的角色，如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发展，促进了专制政体向民主自由的转型，但极端的民族主义则给世界带来了大灾难。对民族主义的评价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任何共识，今后也不会有。

 

　　但不管怎样，民族主义是民族性的反映。且不讨论其他地区，看看中国周边国家就可以明了这一点。日本是一个最热衷于向先进国家学习的民族。日本成为最发达的国家和其向他国学习分不开，但谁也否认不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深层民族性。

 

日本的汉字是从中国进口，但日本对此珍惜万分，保存得比中国本身还要好，并且视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文字。在韩国的街头很难找到进口的外国车。这并不是政府禁止人们使用外国车，而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自觉。

 

　　韩国人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帮助韩国化解金融危机的同时把很多条件强加于韩国。韩国人自发地捐款帮助国家渡过危机，留给世界很深的印象。

 

　　实际上，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圈，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等等国家，传统儒家文化或者广义的中国文化都要比中国本身保存得好。当然，这些国家把传统文化视为是自己的，在本土化之后，加以精心的发展。

 

　　回到中国本身，就经常使人感到迷惑不解了。中国人的反日、反美情绪经常高涨，但却热衷于日美制造的商品。一方面对日本的教科书事件倍感愤慨，但很多单位或者个人又大量毁坏日本侵华历史遗迹。很多国人热衷于和周边国家争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例如端午节，但又不好好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节日。

 

缺乏传统，现代性便失去基础

 

　　如果到世界各国走一圈，就很容易发现很少有国家像中国那样不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很多国家强调创新，但也同样强调保存传统。现代性是西方世界的产物，但西方世界也同时是保护传统的典范。

 

　　在西方，现代性在传统基础上延伸，因为没有了传统，现代性也就失去了基础。但在中国呢？现代性往往表现在对传统的毁灭，使得中国的现代性也呈现其虚无性。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商业化大潮在大力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同时，也正在以加速度毁灭中国的民族性。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大都市到小城镇，人们看到的是越来越高的大楼和越来越宽的街道，但往往既找不到中国的民族特色，也看不到地方风味。除了一些商业味道浓厚的所谓的传统建筑，人们实在感觉不到中国的民族特色。

 

　　很多年前，北京市政府率先设计了王府井步行街。此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都跟着学。但这些步行街除了商业味道一样浓重外，很少有表现中国民族特色的甚至是地方特色的。

 

　　北京市为了2008年奥运会大规模地改造旧城，拆除传统四合院，导致了外界一片谴责声音。实际上，在以现代化为名，大规模毁坏传统建筑方面，所有其他中国城市都差不了多少，“拆”字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建设的通行证。

 

在中国经济改革方面成为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最大试验场的同时，在文化方面也早已经成为各种所谓的后现代艺术的最大试验场。

 

　　在一些官员和商人的眼中，传统是不值几个钱的。要知道，对老百姓来说，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他们对这些建筑有文化认同感。对一般老百姓来说，并不存在着抽象的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他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从他们所知道的人和物中延伸出去的。官员和商人在毁坏传统文化的载体的同时，也毁灭了中国现代化的民族性。

 

　　官商结合导致了中国传统的大破坏？商人唯利是图还好理解。那么官员呢？中国的领导人一直不厌其烦地在强调“中国特色”，“保护民族文化”，甚至“复兴民族文化”。宣传部门也一直在鼓动“精神文明建设”。但是一到实际政策层面，一些官员为什么又背道而驰呢？很简单，和商人一样，中国的各级官员大多以钱为本，没有民族主义情怀，表现为虚无的爱国主义。

 

　　他们天天对人民讲爱国主义，但对他们来说，“不要找政府的麻烦”就是最大的爱国主义了。一些官员对老百姓自觉组织起来保护传统的行为不以为然，甚至经常把此视为是“非法的”（如果被认为是对政治稳定不利）。

 

　　这就是很多中国人所面临的爱国困境。爱国的定义权在官方，而很多官员的行为和一般老百姓所理解的“爱国”则是相背的。

 

　　近现代国家必须建设基于自身民族性之上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民族主义是近现代国家的意识基础。从国际的经验看，成功的民族主义建设都非常强调内部文化的保存和建设，强调现代性中的民族特色，强调人民对自己民族文化载体的认同和情怀。

 

　　这是一种积极的民族主义。但当把民族主义置于和外部世界的对立上来建设时（如往日的德国和日本），民族主义就表现为消极的，也往往是非理性的。

 

　　中国正处于一个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民族主义必然成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但如果官商主导的大规模毁灭民族文化载体的所谓“现代化建设”不能阻，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出现虚无化。透射到国际事务上，虚无化的民族主义既没有内部制度的强力支撑，更可能会表现为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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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中国社会思想的分化和对立（徐友渔）

 

徐友渔：近十年中国社会思想的分化和对立
岭南大讲坛o公众论坛
时 间：2007年9月15日上午
地 点： 广州市先烈中路100号广东省科技图书馆报告厅
主题：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分化和对立
演讲人：徐友渔（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主持人：】各位广州的市民，各位南都的读者，大家早上好！

 

　　 今天很高兴又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和大家做思想上的交流，当前中国是处于社会转型急剧变化的时期，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同时，各种各样的矛盾也逐渐的积聚、逐渐加深，比如说住房、医疗、养老、国企改制等问题，这些矛盾是越来越凸现、越来越尖锐，针对一系列的这些问题，知识分子中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人对不同问题的诊断，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知识分子人群开始转化。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流派的兴起和辩论，包括近年来国学论的兴起，有人说2004年是文化保守年，各种流派的兴起，纷纷对当下中国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诊断和看法，互相的辩论。

　　 针对这种种的潮流，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如何理解呢？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徐友渔研究员为我们一一分析。下面就有请徐友渔研究员。

 

【徐友渔：】朋友们早上好，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广州跟大家做交流，我们今天谈的是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分化和对立，这是非常重要和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从根本来说并不是知识分子，或者所谓的文化人，他们之间的争论，这种争论实际上直接反映和折射了中国当前的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所以他们的争论无非是看问题是怎样产生的，以及问题应该怎样解决，他们有不同的看法，而且思想很对立。我想这些问题，是跟大家的切身利益、跟大家的生活都是密切相关的，而且这些问题都是很有意思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急速转型，中国知识界也急速分化，产生很多辩论，我也是一系列争论中很活跃的参加分子，我知道的情况可能比一般的人还是多一些，我就把情况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也附带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因为我也是积极的投入者，一方面我了解的情况多一些，另外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偏见，所以我自己也有这个自觉性，我想大家是用批评的态度来看待我的讲演，而且除了我说话之外也多听几家的意见，可以有一个比较，不要因为我主观的立场和偏见误导大家，总之希望大家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我今天所说的话就可以了。

　　 我首先勾画一下一个大体的轮廓。因为这种思想的争论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如果写一本书就是中国当代社会思想史，如果给学生讲课的话可能要开一个学期的课了，所以在今天短短的时间内我大概介绍一下。

 

90年代初，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达到的这种共识破灭了

 

　　首先我说一下轮廓。九十年代以来的争论，实际上在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对中国的问题，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问题，实际上是有一个共识的，就是知识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可以说大体上是一致的，那个时候占主流的思想首先就是拥护以市场导向的这种改革开放的政策，而且批判以前比如说文化大革命，或者毛泽东晚期左倾的路线，而且认同自由、民主、法制的这些价值，而且这些知识分子是认为自己继承五四新思想文化传统，而且认为自己做的工作是在为改革摇旗呐喊，都是在继承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工作。八十年代的共识程度是比较高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自己是改革派，都想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步做一点贡献。

 

　　 但是后来的情况在九十年代初发生变化，首先是发生了八九风波，知识分子的态度不一样。还有就是邓小平的南巡。这两件事之后，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达到的这种共识，我觉得破灭了，因为中国社会分化了，利益分化了，出现了不同的阶层，人们对待现实的态度也不一样了，甚至对待改革开放的态度也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整个社会也不是那么高度的统一，因此反映在思想界，知识分子的态度也是不一样了。

 

　　 一开始在九十年代中期，就出现了一个基本的对立，有一派基本上坚持以前的路数，坚持要为改革开放鼓与呼，坚持五四以来的启蒙思想，还要坚持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那种东西，他们也在不断的学习和研究，但是他们的立场基本上可以采取更深入的态度，可以做一些微小的调整，八十年代所谓的进步知识分子受进步思想影响还是比较多，坚持以前的基本价值和立场，但是思想也有个别的调整和变化。

 

　　 另外一种态度，基本上否认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基本的价值和立场，觉得应该跟西方批判当代世界、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前一派人认为应该跟八十年代一样，觉得人类有一些基本价值是带有普遍的意义，比如说德先生、赛先生等等，这一派则认为以前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包括八十年代，认为是进步的，但是也有一些错误的，德先生、赛先生实际上是西方的话语霸权，我们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或者是批判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应该抵制西方的这种价值观和西方的话语霸权，对于八十年代所谓的思想解放，认为应该进行第二次的思想解放，认为第一次的思想解放是把中国屈从于西方的话语霸权，是认可西方的价值。

 

　　 随着中国社会的分化和社会矛盾的越来越明显，对立越来越清楚，最后干脆八十年代统一的思想共识，变成了不同的派别，而且不同派别的对立非常明显，争论是非常激烈和尖锐的。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的变化更大了，那个时候的问题确实跟八十年代不一样了，如果说八十年代的问题，知识分子分成两派，或者社会氛围是两种不同的取向，八十年代的问题是要不要改革，有一派是改革派，有一派是保守派，他们之间在争论。到了九十年代问题改变，九十年代后期谁是改革派谁是保守派这样的问题，有一些时候也是正确的，但是有时候就不得要领了。九十年代的问题，最核心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什么的改革，要的是腐败当道的改革，还是贫富分化的改革，或者是其他的改革。

 

　　 腐败与社会不公正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这两派的分歧越来越明显，就变化一个什么问题呢？对于现在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说腐败和社会不公，到底是什么原因，大家找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因此解决的办法也是不一样的。我刚才说的坚持八十年代思路的人，他们的思路是认为现在中国社会的弊病，包括社会不公正、腐败等问题，认为中国问题的原因根源是内因，解决的办法应该是进一步真正的深化改革，进一步改革，而且明确的提出最关键的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要跟政治体制改革配套，虽然现在我们搞的是市场经济，但是非常不规范，权力的干涉严重，因此导致种种的问题。

 

　　 因此解决的方案，市场经济必须要非常规范，特别是权力的制衡、制约，监督问题上，应该建立一整套的机制，这样使市场政策运行。这是一派提出的解决方法。

 

我们到底需要怎么样的改革？！

 

　　另外一派认为中国的问题现在不是出在内因，而是外因，现在全球化和国际资本引起了腐败和社会不公，所以对于问题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一派认为是内部的，另一派是认为外来的，而且他们认为问题是我们搞了市场经济，这样的问题下，前一派认为市场经济是好的，但是问题出在市场经济不规范，因此我们要求市场经济是一个真正的规范市场经济。但是另一派认为，市场经济本身是所有中国现在一切恶果的来源，而且他们的立场有一个变化，八十年代大家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改革开放之前极左的东西，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不应该轻易的抛弃，如果否定就是轻易的抛弃了一笔宝贵的社会主义遗产。

 

　　 九十年代就是这样的状况，我们把这种分歧叫做自由主义派和新左派之间的分歧，可以看出来，权力应该受到制约和监督的是自由主义派的观点，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出在市场经济，出在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出在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上，这是新左派，全世界的新左派都是批判这些东西的。

 

　　 新世纪以来，民族主义的兴起，在中国思想界是非常重要的现象，文化保守主义也出现了国学热，而且势头非常猛，就使得自由主义派和新左派之间的争论就不是知识分子之间唯一的争论了，就从以前的二元对立变成三角交叉，自由主义派的人认为自己也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等等，文化保守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也有人认为自己是新左派，或者也倾向于自由主义，有很多交叉和重复，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说到这里，我必须说明一下，不论我说的是九十年代的二元对立，或者新世纪出现的三角鼎立，实际上是非常概括化的东西，远远不能反映出中国这种知识分子中的思想分化和对立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实际的情况远远比这个要丰富和复杂的多，中国社会思想远远不止是新左派、自由主义派或者是民族主义者，或者是文化保守者或者提倡国学热，中国这么大，社会思潮的丰富和时间远比这个大很多。老左派的思想实际上也很厉害，中国或者国外早有一个评论，中国左倾意识形态早就没有了，我自己不这么看，我认为实际上那种思想还是非常厉害的，随便举一个例子，前天南方周末的报道就可以看出来，上海为中学生编历史教科书大家都认为非常好，代表了一种进步，完全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东西，就有那么一批人就要上书，把这种东西否定掉。还有人反对修改宪法把保护私人财产写到宪法里等等，实际上这种东西的影响非常大，照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对改革开放不是很有利的。老左派的观点，我认为这几年左倾的意识形态回潮很厉害，这也是一个事实。

 

　　 还有现在出现了环保主义等等很好的思想，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今年二月份《炎黄春秋》发表了谢涛的《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民主社会主义我觉得对中国未来的走向也是非常重要的思潮。
　　

　　我想说明一下，我今天说的只是其中非常少的一部分，我最熟悉的，或者我挑选最重要的东西，我今天只能长话短说，如果给大家误解那很不幸，中国社会思潮就是那么一点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不对的，社会生活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反映社会斗争、矛盾、对立的东西也是非常复杂和丰富的。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称呼是从西方来的，但是它的含义跟西方完全不一样，我在国际交流中，跟欧洲人说自由主义、新左派跟欧洲人说的完全不一样，跟美国人所说的也不一样，他们的保守主义就相当于欧洲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的自由主义就相当于欧洲的保守主义思潮，所以我们跟欧洲、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为什么还可以这样用名词呢？但是基本的分野还是比较清楚的，无论在美国还是西方，对待市场经济、对待全球化的态度、对待个人的态度等等。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一点，在中国知识分子里很多人尤其是被我们称为新左派的人，他们非常坚决的反对使用这个称呼，他们觉得用这个称呼来形容这种对立是不对的，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被说成自由主义派的人非常坦然的承认，并不认为自己是被扣上了这个帽子就很危险。但是新左派是拒绝这个帽子的，原因可能是左派这个词，由于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的极左思潮给中国造成的危害，可能听起来是不舒服的，认为这是一个贬义词。但是新左派这个词，在西方世界是非常褒义的一个词。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最坚决的反对使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派称号的，我认为是新左派一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最近被换掉的《读书》杂志主编汪晖，他认为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派来概括现在中国思想界的争论是完全不对的，是扣帽子。他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跟我一样的，要说八十年代有争论的话，一派是改革派，一派是保守派，随着九十年代社会的变化，再以改革派和保守派来划分就是不太适合的。汪晖老说我们谈论自由主义派和新左派是扣帽子，是破坏中国正常的思想争论，但是他在国外是完全赞成这一点，他跟我说的道理是完全一样的。我觉得他跟外国人说的话，完全证明了他自己还是认为自由派和新左派的是成立的。

 

自由派和新左派的七大不同

 

　　首先看新左派。对于中国一大批的新左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教授里占了一大批，他们的思想资源完全来自当代的新左派，喜欢引用多引证或介绍萨米尔o阿明、沃伦斯坦、贡德o弗兰克、爱德华o萨依德、多斯桑托斯和乔姆斯基等等，叫他们新左派，当然也表明他们是左派，他们左派的左倾倾向是非常明显的，他们跟中国的老左派，跟邓力群这些人是一样的，他们自始自终兴趣在于反对他们所谓的资本主义，反对市场经济，对于另外一个纬度，斯大林模式、专制残余、封建残余，跟左派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他们跟老左派一样，他们非常肯定毛泽东晚期的极左行为的后果，对文化大革命、大跃进，他们是赞成和比较支持的态度，在他们的文章和宣讲里，他们觉得我们是全盘否定了这些东西，是不对的，全盘的清算极左路线给中国带来的危害也是不对的，认为这是一笔宝贵的社会主义遗产。这三个特征，对新左派来说是非常恰当的。
　　

　　自由主义派来说，我认为这个称呼也是比较恰当的。这些人的思想来源主要是他们印证的洛克的思想、休谟的思想，尤其是孟德斯鸠认为权力要制衡的思想等。他们很看重胡适、储安平等人的思想。他们首先大力肯定市场经济，觉得在经济活动和经济运行中应该主张一种自由公正的竞争。他们特别强调要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力，比如说言论自由就很重要，或者是个人财产也非常重要，宪法确实应该像保护公共财产和集体财产一样保护私有财产，而新左派认为保护私有财产，只能保护富人得来的不义之财。

 

　　 另外自由主义派特别主张宪政，主张法治，而不要人治，特别主张政府的权利应该要受到监督和制约。从这些特点来说，我想自由主义派和新左派的分歧是非常清楚的，标签也是可以成立的。这两派人到底在什么问题上有分歧呢？可以说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邓小平南巡以来产生很多问题，大家对问题的看法和解决办法，基本上都是有很大的对立和激烈的争论，所以我们了解这两派的思想很重要，我自己把这些问题简单归纳了七个方面。

 

　　 第一，怎么对待中国这种触目惊心的腐败和社会不公？这个问题可以说，承认不承认中国有腐败和社会不公，这个太明显的社会知识，谁不承认说不过去，也不在于一部分人为这个现象辩护，或者反对，问题不是出在这里，当然中国也有这样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个别经济学家里，他们完全是那种思想教条主义者，也有个别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认为腐败是一个润滑剂，官员接受了贿赂，在政策上可以开绿灯，可以更好的搞市场经济，而且他们认为中国古代人就有说过有恒产者就有恒心，高度垄断的国有是不行的，如果是私产的话，比如说国外自己的产业经济搞的好不好大家都很关心，认为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把化公为私，用腐败的手段去做，所以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腐败是体制改革的润滑剂"，不是那么坏，那么大力反对不行，当然这种观点的持有者是非常个别的。

 

　　 其实知识分子中主要的共识还是认为腐败和社会不公是应该反对的，他们在道义立场和现象的承认上，应该说是一致的。他们的对立和分歧是认为这种腐败和社会不公是怎样产生的，应该怎样的解决，对立非常尖锐。新左派认为问题就出在市场经济上，以前毛泽东时代多么的公平啊，如今的不公平，都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带来的。从现象来说，这一种观点还是能够抓住这些东西，但是从自由主义派来说，他们认为腐败和社会不公的真正根源不是来自市场经济，而是权力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一派认为要根除社会不公的话，我们不应该搞市场经济，应该退到以前的体制里，另外一派认为退回去完全是非常前途的，现在的问题不是搞了市场经济，而是市场经济搞的不彻底和不规范，因此主张的就是要用法制来规范市场经济，虽然他们开出的药方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分歧，中国的问题到底是出在市场经济上还是不是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不规范带来的社会腐败和社会不公吗，这个方面的争论非常激烈。

 

　　 第二，对待全球化的对待和对待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看法。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中国也加入了世贸组织，但是当时的争论产生时，中国还在选择的关头，一派是支持，一派是否定的态度，自由主义派认为中国应该用开放经济的态度来迎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应该加入世界贸易协定，虽然有利有弊，但是利是大大大于弊的，参加是有好处的。而新左派的观点，他们持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所谓的全球化，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潮流，等于中国要加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里，他们认为中国不应该加入到这个体系里，加入到这个体系里就是有意的让中国处于一个在不平等的经济体系里，中国受奴役、压迫和剥削的地位。有一个叫"陈燕如"（？？？）的人，是文学所的，他在"读书"杂志里发表一篇文章，他认为资本主义永远都是靠剥削第三世界和殖民地成立的，现在全世界的资本之所以扩张，会产生全球化的潮流，是因为西方在发展自己工业时出现了不可解决的问题，发展工业要出现环境污染，他们全球化资本输入，唯一的目的和效果就是把他们的污染引入到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里，这样的情况下你要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迎接全球化潮流，唯一的仅仅有的东西就是迎接了他们不要的环境污染，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营救迎接全球化，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自杀性的发展，因为你现在要的东西实际上就是环境污染。他认为中国不应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不应该加入全球化潮流，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有一个世界革命，改变不平等、不公正的殖民主义式的世界经济格局，出现很公正的世界经济格局再来讲中国经济的发展。

 

　　 我就反驳了他的观点，现在中国要讲经济发展是一种自杀性的发展，我们应该先革命后建设、先打出一个红彤彤的革命天下以后，我们再来迎接全球化，我说这是不可能的，这种想法早就已经过时了，而且我就认为这样概括事实是不对的，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肯定有弊端，中国在加入之前有充分的准备，我们准备付出的代价和作出的牺牲，实际上我们事后证明比当初的想象少很多，中国政府经过精确的计算，利益还是大的多，我们是利大于弊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发展中国家如果在其中团结一致，也能够发挥作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是不断的修改，越来越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因为世界公共组织也有讲道理的一面，实际上加入之后，你发展以后，发言权也会越来越大。你说先搞一场革命，彻底公正了再来发展经济，我觉得是痴人说梦。

 

　　 第三，中国的国情是什么？新左派说的很清楚，我跟汪晖发生争论就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派产生，大概是在1997年，那时候有人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国所有的社会问题、社会弊端都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把中国的问题放在全球资本主义这么一个视野和范围下才行。你认为中国现在是资本主义国家，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要像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解决，我就不这样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我认为实际上还是斯大林模式还是毛泽东晚期的东西很厉害，中国大量的弊病还是产生权力没有受到充分的制约和监督，这是一种斯大林模式的问题。解决中国的问题，一定要像解决世界上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我觉得这样开的药方是不对的。

 

我们对于专制主义的东西是司空见惯的

 

　　第四，对待过去的极左路线的问题，怎样对待大跃进、人民公社，尤其是怎样对待文化大革命。新左派认为不应该彻底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号召打击特权分子、打倒走资派，怎么能够轻而易举的否定呢。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崔之元，他认为人民公社实际上是为今天的村民自治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而且他特别鼓吹大寨经验，他甚至说毛泽东搞的大跃进那一套东西被否定了，是墙内开花墙外香，毛泽东遗产那么好，你们轻而易举的否定了，毛泽东的这一套东西传到国外是多么的好啊。

　　 南京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高华认为，鼓吹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是一些少不更事的年轻人，把自己的社会理想附着在这样的事上，比如说墙内开花墙内香，瑞典现在搞的好就是借鉴了鞍钢宪法，就是因为用了毛泽东的那一套。

 

　　 第五，怎么对待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自由主义派基本上坚持这样的线索，而新左派是反对这一点的，提倡科学、理性、民主的人，实际上都是西方话语霸权的俘虏，主张这样的东西实际上是西方的东西，他们对这一点是持否定的态度。而另外一派，自由主义派基本上坚持这样的价值。

 

　　 第六，对现代化本身概念的分歧。我们天然认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觉得这是很好的东西，那么怎么加速做到这一点呢？但是新左派实际上跟现在西方的新左派、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观点是打成一派的，他们认为我们对现代化本身要进行反思和否定，现代化到底是好还是坏？中国自由主义派好像是不假思索就认为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就在国际战争中受气，我们要自立于民族之林，实现现代化，这是条件反射式的不言而喻的肯定的，但是这些东西是在西方社会受到批判和否定的，他们认为我们也应该考虑，现代化到底给人带来祸还是福，西方的话语霸权，民主、自由、多元，主张个人权力这些东西，应该重新加以考虑。另外一个分歧，比如说对于国际问题，像是对于美国出兵伊拉克，比如说对待恐怖主义的态度等，自由主义派特别强调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大敌，就是应该反对，但是很多新左派，比如说跟我论证的新左派，他们认为恐怖主义是世界上受压迫、受剥削、受奴隶的民族，他们在绝望中拿起了恐怖主义的武器，弱小民族没有办法，他们是被逼上这条路的。

 

　　 这些问题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比如说在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派代表人物，朱学勤，他也是反对的代表。在国际问题上，我也并不认为美国在世界上所做的任何事都要支持，比如说伊拉克战争，我一开始就认为美国也不应该这样做，美国并没有取得联合国的授权。所以并不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派在这些问题上观点都是整齐划一的，自由主义思潮为什么会在九十年代出现，新左派的思潮为什么会在九十年代出现，自由主义很明显的，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很活跃，胡适、储安平等，后来49年销声匿迹了，自由主义是受到批判和彻底否定的东西，为什么在九十年代出现？我认为基本的原因，中国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导向，市场经济实际上是自由主义观点很重要的一点，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之后，认为经济应该受看不见的手调节，实现资源最优化的组合和配置，这样的观点我认为中国在整个大势所趋的市场化情况下，自由主义并且应运而生，如果经济上不吸收亚当斯密自由主义派的观点的话，市场经济不可能搞的好的，如果还是坚持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是不行的。
　　

　　 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非常惨重的教训，大家觉得中国还是应该有法治，宪法和法律应该高于一切，而不应该是人治，这个方面惨痛的教训，也使中国人反思我们的政治思维、意识形态和我们的体制有什么问题，这个方面顾准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是非常老的共产党员，也非常懂经济，文化大革命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后来也死掉了，但是他的思考，就是对于市场经济的思考等等，他最后留下的"顾准文集"在中国知识界留下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们自己吸取自己最惨痛的教训之后，我们的思考，实际上顾准是达到了自由主义。实际上我们自己所谓的专政制度，最后搞的就是一个法西斯的文化大革命的东西，我们怎么来看待，怎么看待大意志的民主等。

 

　　 中国人在九十年代知识分子重新评价和发掘中国三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留下的遗产，你现在评价那个时代自由主义的伟大思想家、理论家就是鲁迅，胡适在对抗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其实也做了很多努力，不亚于鲁迅，胡适主张宽容和多元，是不是胡适和鲁迅是天上和地下，其实思想界也有很大的变化。以前我们把鲁迅当做是神这么侍奉起来，那么他是不是也有在新时代不适合的东西，绝不宽容等问题，大家有一个重新的思考和评价，这也是促进了自由主义思想的思考。还有比如说哈耶克的著作等，也对自由主义的思想本身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这一系列的因素加起来，就使自由主义我觉得在中国九十年代出现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新左派为什么能够在中国九十年代出现呢？我觉得很明显的就是这样的，中国以前的思想家可以用一个最重要的做代表，就是王蒙，他的文章中可以反映出来，中国唯一应该警惕的，中国可能又出现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这是一场灾难。中国唯一的危险，唯一我们应该警惕的，来自极左路线，就是晚期毛泽东思想，打着无产阶级专政旗号搞的文化专制制度，这是老一代知识分子都有影响的。

　　 九十年代出现新情况，他们无法解释，王蒙处在尴尬的地位，他们受到很多年轻人的批评，实际上九十年代出现了一种东西，提示了中国人，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错误和罪恶，这种罪恶跟我们一直只知道警惕的，给我们带来成功教训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资本和金钱。像王蒙这样的老年人，就没有想过这一点，他自己惨痛的人生经验就是打成右派，把他们当成是牛鬼蛇神。现在出现新形式的问题，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资本和金钱的力量出现了，会出现大量的社会弊端。中国新左派的出现，我觉得跟这些问题的出现也是有关系的，出现了市场经济和资本和金钱带来的东西，这对中国人的冲击更大。为什么？中国思想专制、文化专制，或者文化大革命反右，中国人几十年生活惯了，现在说一个警察为所欲为，大家可能抱怨一句，不会义愤填膺非要反抗，但是当经济不平等，还是像以前一样你还是一个清苦的知识分子，你周围你看不起的劳改犯，做了长途贩卖，成了百万富翁，住新房子、坐小汽车，最明显一个老干部，很清贫，以前坐飞机要靠证明，什么级别的干部，但是现在都是发了横财的人等。比如说以前的搞原子弹的还不如卖茶叶蛋的等等，这样的心理冲击非常大。

 

　　 中国人对于专制主义的东西，可以说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只有外来人看的很不习惯，对于司法的不公正，我们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对于贫富悬殊，突然有一个你看不起的人暴富，你可能就非常不习惯。我跟一个人一起去逛，他也有非常大的成就，他看到那些看不起的人，可以掏几万块钱随便买东西，他当场就嚎啕大哭，我这么高贵的人，现在在他们的面前直不起腰来。他们感觉到金钱和市场带来的罪恶比以前的恶要大的多，我自己的分析，大家对以前的恶是熟视无睹的，大家心理上接受不了，对资本和金钱的控诉，认为这是中国最大的问题，甚至认为这是唯一的问题。而对历来存在的问题就放过去了，甚至不觉得这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举一个例子，如果你隔壁有一个邻居无辜被警察抓去，你可能觉得司空见惯，没有什么。但是一个邻居是劳改释放的，突然变成百万富翁，现在住洋房、开小车，可能你就会觉得怎么社会变成这样了，你心里很不舒服。中国人最不能容忍的恶，是因为市场和金钱带来的，这种观点我认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说他们用历史感来分析中国真正问题是什么东西是对的。

　　 中国传统里也可以找到很多东西，比如说中国传统里没有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中国最重要的格言，古代圣贤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我们把平等的价值远远看的高于个人权利和自由，比如说文化大革命的抄家，现在看也是不对的，但是在国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有权利开枪的，我可以保护私有财产。还有西方的不自由毋宁死，还有"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样的观点都不是中国有的。而中国是为了知己生命是可以抛弃的，西方有一个汉学家写过一本东西，这样讲究公正的，把公正看的高于一切的观点，实际上不但中国共产党有，从蒋介石、阎锡山等等中国所有的军阀和政客都是这样的，中国对于不平等是非常敏感的，对于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受到侵犯，大家比较麻木和熟视无睹的，这一点也使新左派的思想很容易产生。

 

　　 还有很多别的原因，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多说了。

 

自由主义者认为现在权力寻租现象很严重，引起了社会不公正和腐败的现象

 

　　现在我就来谈自由主义。这是九十年代的情况，到了新世纪还是有一些新的发展。大家认为自由主义派和新左派争论无非是茶杯里的风波，就是几个人在那里吵吵嚷嚷，以后总会消失的，闹腾一阵就会没有了。我自己不这么看，我认为中国自从搞了市场经济，中国只要问题存在，总有两种不同的思想方式看待这个问题，问题到底是出在市场经济还是权力不受制约上，这种争论延伸到新世纪也出现了，新世纪出现的争论就是国有资产的争论，比如说郎咸平引起的风波，局面非常复杂，但是也涉及到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派，这个问题比我刚才说的要复杂很多。

　　 郎咸平举了几个个案，比如说TCL、海尔、格林柯尔等，他认为现在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国有资产的流失，郎咸平主张不能进行国有资产的改革，他认为国有资产运行的并不比民营企业差，但是他举的都是中国垄断企业，比如说电信、石化等。他认为整个国企的改革，实际上是整个国有资产的流失改革，这个问题上就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就是郎咸平说的怎么看待国企改革。

　　
　　新左派是清一色的坚决支持郎咸平的，他们支持到这样的地步，认为中国应该出现普京这样的人物，要把财产重新夺回人民的手中，认为国企的改革就是资本主义的复辟。他们的支持程度最后都把郎咸平吓坏了，在开国有企业的大会上，郎咸平当场表示要跟他们划清界线，他们已经是走火入魔的地步了。还有经济学界的自由主义派，比如说张维迎，实际上他参与了为富人辩护。这种争论我认为实际上双方都说不出太多的道理，国有资产大量的流失肯定是不可否认的现象，腐败的现象很多，但是我自己给两派提出的观点，我们要从数量上说，国有企业的改革有没有成功和好的，是不是所有的都是腐败的，这种腐败占的比例有多大，我们才能形成判断，我们对国企改革应该持否定的态度，如果是一部分的话，我们可以说国企的改革问题非常严重，但是方向是对的，如果大部分都是腐败、都是国有资产流失的话，我们可能可以否定，但是两派经济学家提出数据的问题，当然可以抓住很多现象说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国有资产的流失，非常不好，张维迎也可以说国企改革是当务之急，但是数据上统计能不能提出来，否则就是混战。

 

　　 在混战的过程中，中国的舆论是一边倒的，是支持郎咸平的，张维迎的声誉是非常坏的。我认为不能完全否定国企的改革，中国主张自由主义的人中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经济自由主义，一部分是政治自由主义。我曾经写过文章，我觉得采取为了保住自己名声的清白，把经济自由主义开除出去，自由主义没有任何缺点，这种立场是不客观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客观上确实是自由主义者，如果他们有错误的观点遭到舆论的谴责，我们应该正视这个现象。而且我个人的观点，我对他们不是一味的否定，他们有很多受到谴责的东西，但是这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必须搞市场经济的论证上，我觉得起的作用是不可否定的。做一个对比，刘国光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对他们无端猛烈的攻击，可以看出中国这批经济学家，他们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当然我们不应该站在派性上，我们就是就事论事，自由主义对待社会公正、两极分化是有不同的态度，但是我个人的态度，我觉得我跟经济学家有很大的分歧。

　　 如果说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他们目前这几年的争论，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概括。自由主义者还是大力的提倡觉得应该推进市场经济的改革，他们特别强调市场经济应该规范，在规范之后市场经济比较理想之后，这种弊病会大大的改善，而新左派是从根本上否认，认为中国的弊病就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一派认为目前的市场经济应该规范和完善，一派认为市场经济是带来中国问题的根本根源。

 

　　 自由主义者认为现在权力寻租现象很严重，这引起了社会不公正和腐败的现象，但是哪怕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他们认为从方向和原则上说，应该坚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们跟新左派不一样，尽管我认为中国的社会问题非常严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但是还是没有达到新左派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赤裸裸的抢劫，就是有钱的人私分国有财产，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不公正不客观的，至少没有在数量上说明所有的改革都是有钱人在寻租，就是赤裸裸的寻租过程，这一点我是不承认的。

 

现在的民族主义很虚伪、粗鄙

 

　　第三个分歧，自由主义者有一个比较理想比较规范的市场化纲领和目标，承认目前的弊病，但是可以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再加上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应该把市场完善和规范，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而新左派除了一味的谴责和批判，没有一个怎么办，中国才能做到最好，就有这么一个差别。

 

　　 我刚才说了三角鼎立，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国学热思潮的出现。谈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说他们之间是有一定差别的，虽然我将它们归纳为一派。

 

　　 民族主义我觉得在中国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我觉得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看日本、韩国，甚至看台湾，都可以看出来，民族主义永远是一个社会里最重要、卷入人群最多的人，有些东西是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争论，但是民族主义可能在所有人中引起反响。民族主义首先一个特点，在中国它带有一个很强烈的特点，我认为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抗日战争时我们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后的关头，那个民族主义是真诚的东西。五四时代签订不平等条约，我们去抗议，这种民族主义我认为是真诚的。我认为现在出现的民族主义，我们之所以没有太把它当作一回事，我觉得它有极大虚伪性和粗鄙性。有人说民族主义是假的，大量的年轻学生在美国大使馆扔石头等等，做的也很积极，但是转回过头来考托福也很积极，在美国大使馆前为了签证也是低声下四的。这种是假的民族主义，北京大学一个女生为了表现民族主义，跟美帝国主义斗争，克林顿总统访问时她提问题就要让克林顿出洋相，但是她没有达到目的，她下来接受采访就说她怎么思考，怎么爱国，怎么捍卫中国的利益，跟西方的霸权怎么斗争。过了两年她嫁给美国人了，她又在高调的说自己怎么幸福，生了一个美国的儿子，现在也在美国。你说这种民族主义，是很虚伪和很粗鄙的，民族主义虽然是最强烈的社会思潮，但是怎么做理论分析，就没有太多可以谈的东西。

　　
　　
　　我认为民族主义还是很重要的，而且它的出现不仅仅在于新世纪出现，不是2000年以后出现的事情。民族主义出现可以说九十年代初就来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八九风波之后，很多人都意识到这一点，八九风波的出现，证明了中国年轻人，在整个全民族里，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信仰出现了一些真空，需要有别的东西填补，以前的政治教育和政治灌输是不够的，出于这样的目的。最早提出这一点是"和兴"（？？？），他曾经发表文章，他是非常敏感的人，虽然是知识界极其臭名昭著的人，但是他的思想非常敏锐，他第一个提出我们为了应付八九风波之后的信仰真空状况，我们仅仅靠以前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不够，我们要借鉴民族主义。他在1992年的文章里写到，他说我们现在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宣传工作应该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光靠马列主义的政策和措施是不行的，特别要把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传统，提倡民族主义，作为提倡的现代意识形态，灌输给全民族，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公务员。马列主义是好的，但是还是不够的，如果没有民族主义加以补充的话，这是不行的，这是他的一个提法。

 

　　 还有一个提法，民族主义跟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现在中国的执政党要证明自己的执政是合法的，现在有两大思想支柱，第一大支柱是马克思主义，第二大支柱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有政体的合法性，这两大支柱是很好的，证明执政党的合法性。但是还不够，比如说文天祥的诗歌、屈原做的赋等等，跟我们的文化传统和资源一定要引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一定要以生动的，唤醒我们民族记忆和我们民族感情的东西，这就是文化上的民族主义的东西。

 

　　 必须要把民族主义大力的弘扬，我们这个国家执政才好，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更多的是我刚才说的粗鄙的民族主义，1996年几个年轻人写的一本书《中国可以说不》，这是模仿日本写的，说这是民族主义的一个宣扬书，整个的意思，这些年轻人实际上没有什么文化修养，粗鄙性和虚伪性就非常多，不是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多么优秀多么好，我们应该继承，他们的民族主义说的是现在美国处于霸权地位，大家都崇拜美国，实际上美国是狗屁。这本书说，中国任何一个中学生，多于美国大学生对于美国历史的了解，美国的吸毒、性关系等等，充分证明美国的年轻一代是堕落的一代，美国社会就是由这些垃圾构成的，他认为中国人很优秀，任何一个中学生对于美国历史的了解都超过美国大学生，美国年轻一代是堕落的一代。现在大家说美国是优越的，现在我偏要说美国是堕落的，现在我们是知识丰富、道德高尚，用这样不负责任、没有事实根据的来掀起民族主义，这本书出版之后，在中国产生的影响非常非常大，以至于很多非常出息的研究员为了赚钱继续模仿这一类书进行写作，这么粗鄙、不讲道理、煽动民族狂热的东西在中国大行其道，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为了赚钱，模仿写这种书。

 

　　 还有《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国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了，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从来都是想在国际社会大家庭里扮演一个好孩子，他说这是不行的，好孩子就是要受欺负的，你就是要调皮捣蛋人家才会怕你，中国从上到下都丧失了阳刚之气，我们丧失了做坏孩子的勇气。所以有人对民族主义有一个方面，"王东江"（？？？）认为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民族主义经常把爱一个民族、爱一个国家和爱一个党、爱一个领袖联系在一起。孙立平做过一个分析，为什么我们在八十年代没有感觉到这样的东西，为什么在九十年代出现，其实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跟西方的交流越来越多，西方从一个遥远的对象变成我们经济上的一个伙伴，大家经济交往过程中肯定有很多的磨擦，比如说现在的中国和西方的经济磨擦，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东西，美国和日本也有这样的磨擦，美国和欧洲也有这样的磨擦，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这种磨擦，所以一遇到这种磨擦，可能就会认为这是西方亡我之心不死，民族主义是走向全球化，和我们这个民族越来越成熟，我们越来越善于跟国外打交道，争取我们经济利益，我们会越来越自信，我们不会把问题上升到动辄意识形态的领域。比如说赵燕在美国被打，很多上升到这是美国对中国人怎么样，其实这是民族主义的东西，还有表现在文化上，他们把它叫做文化民族主义或者是文化保守主义，这也是九十年代出现的，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北京大学季羡林，他提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西方处在经济、道德、能源的危机中，只有依靠中国的思想解脱他们，不信中国的这套思想，他们自己就不可能超脱和解脱出来，所以他就提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传统与现代如何接轨是个重要的问题！

 

　　2004年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年，有一本杂志《原道》在北京开了一个会，题目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传统，新左派、自由主义派和保守主义派怎么看待新思想"，自由主义派里有一大批的年轻人，比如说秋风、刘海波等，他们认为自由主义者必须是文化保守者，还有人提出自由主义必须是保守主义等。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这些问题既是对我的，也是对整个知识界的，他说，你们说中国未来的前途就是现代化，就是以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的现代化，还有宪政、民主等，那么这一套宪政、民主安排都是来自西方的，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国家，我们未来的建国，我们的基本理念，难道要全部从西方来吗？我们是不是在文化上断根了？也就是说未来中国的制度安排和我们的文化是不是接上轨，是不是应该有关系？不论讲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或者是现代化，如果我们不把我们传统作为我们的治国理念基本的基础，那就不行，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说，一定要证明出这么一个东西，我们现在的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一定能够从我们本身古老文化传统里能够找到一些基因，我们只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化基因，文化传统里好的东西发扬光大，意思就是说我们建设未来美好的社会，不是抄西方的东西，不是基督教文化里来的，我们要从我们的道家、儒家或者法家里来。我们以后的制度安排，是从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里开发出来，生化出来的。我觉得这样的观点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中国这么大的大国，历史这么悠久，文化这么丰富，我们搞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基本原则是从外国来的，我都不敢赞成这个观点。

　　 但是我具体研究之后，我觉得他们的说法也不能说服我，中国的传统是什么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等等的东西，有人还提出西方平等的东西，每人一票，每人在法律面前平等，这是天然不合理的东西，一个六十岁的教授知识那么丰富，而且在社会上有那么大的号召力，跟一个社会中下层，怎么能一人一票呢？这是提出了赤裸裸的等级制度。我们传统中的君子、小人，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他们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怎么回答，还是很困难的。一方面，从原则上讲中国的未来是现代、美好的中国，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是一个新面貌，但是这个新面貌跟中国传统历史是怎样的关系，我们是不是重起炉灶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但是之前那些东西可以发扬光大，实现市场经济，实现宪政安排，我实在又看不出来，我们的传统就是这样的东西，辩解说它特别美好，我也不承认。

　　
　　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盛洪说，道家的无为而治就是市场经济，他曾经说出很荒谬的话，市场经济是中国的专利权，我们没有向西方要专利权就不错了。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可以从我们的传统、老祖宗那里找到，当然如果可以找到那是最好了，但是也太牵强附会了，我觉得好像也不可能。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我希望在下面交流的时间里，谁有高明的想法可以开导和教育我。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网络来源：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2590&page=1

 

 

 

 

 

 

 

 

 

◆评王达三的传统文化复兴论（李尔康）

 

评王达三的传统文化复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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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羊网 2007-09-25 09:44:10
 

作者：李尔康

 

九月四日《环球时报》有篇署名王达三的文章，其标题是《传统文化不能靠西洋化复兴》。文章标题有两层含义：传统文化要复兴；复兴的途径不能是“西洋化”。在文章中，作者不是直接了当地提出传统文化复兴问题，而是通过讨论他认为的，现时传统文化复兴的途径－西洋化－呈现在世人面前。文章并没有分析， 

 

在我国和平崛起的今天，该如何继承传统文化，使它在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中发挥作用。论述并不深刻，但关于一些重要问题，他提出一些似是而非观点，如：传统文化是民族自信力的唯一的来源；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持守是保持民族特性的必要条件，则是必须加以探讨和澄清的。恢复自信力和保持民族特性的目的是什么？他没有说。

 

中国的传统文化，说好听点叫博大精深；说不好听的则是良莠杂陈，庞杂无序。台湾作家柏杨说：“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我并不同意他的许多观点，但他的这一观点，却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侧面。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出复兴传统文化，显然是不适当的。“复兴”在文章中的解释是“传承”和“持守”。传统文化在作者的笔下，只是传承和持守的对象，它是一成不变的，作者从未谈到传统文化还能有所改变和发展。

 

作者以年轻人过七夕节来阐述他的理念。他认为有人建议把七夕节改成“中国情人节”，是为了“保存历史记忆”、“传承传统文化”。其实，他是会错了意，那些做这样建议的人，不过是因为西方的情人节究竟还有点隔膜，不如搞一个中国自己的情人节来的亲切。选择七夕，是因为有牛郎织女的情爱的传说带来的浪漫。我一点也觉察不到如作者所讲的保存记忆、传承文化的深意。他不以在七夕送鲜花、吃巧克力、喝咖啡……为然，而是钟情于，男拜魁星（似乎该拜牛郎，因为魁星主管文教，不管男女情爱）、女拜织女、葡萄藤下听私语。在城市里很难找到葡萄藤，但你得想办法，因为这是对你“保存历史记忆”、“传承传统文化”的诚意的考验。传承和持守传统文化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这要做起来，还真得动员大家种葡萄呢。

 

传承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也好，良莠杂陈也罢，究竟不像拜织女、听私房话那样简单，必须对要传承、持守的东西，予以选择，予以界定。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5000多年的历史。在这样大时空中，属于传统文化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因此选择和界定也是很难做的。“复兴”到什么时候，是到三皇五帝、唐宗宋祖，还是到康乾盛世、清末民初？女人的小脚还要不要裹？男人的辫子还要不要梳？这都需要说清楚的。

 

作者认定传统文化就是自信的源泉：“失去了传统又何来自信”；他承认：“保持原汁原味的传统”在目前有困难，但是他说“处理得当的话，智慧将由此迸发，传统将由此传承，自信将由此建立。”原来传统文化竟然有这样大的魔力，不过我不信。

 

虽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确有精华存在,中国人的确可以从这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汲取智慧和力量,但说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力就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是没有根据的，也与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不符。我们知道，在鸦片战争开始时的大清帝国，完全是一个充满传统文化的国家。按着作者的逻辑，那时的中国人应该是充满自信的，可是恰恰是在这个时候，中国人的自信力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几乎是訇然而倒，有的人的自信力甚至完全丧失了。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国家逐渐发展并走向强大，我们在各个领域，特别是科学技术领域所取得的辉煌的成就，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力。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一篇文章中有过详细的论述（见《自主创新，重塑中国人的自信力》，金羊网2006/01/17）。我说：“每一个走到世界顶尖位置的杰出个人或团队的业绩，都打掉我们的一份自卑感；每一项在科技领域的里程碑式的重大进展，都给我们增添一份自信力。在这长达5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就是这些业绩和进展，使我们中华民族的群体自信力一点一滴地积累、恢复和提高起来。到今天，以神州六号为标志，中国走到了彻底清除历史环境形成的半殖民地心理，全面重塑我们民族的群体自信力的新阶段。所有这些事实明白无误地向世人证明，外国人涉足的一切领域对中国人来说都不是禁区。”而这50多年，恰恰就是作者所说的：“我们已经离开传统太久了”,“我们很难从陌生的传统中去获取自信”的时期。

 

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是自信力的一个来源，但绝不如作者所说的，“保持原汁原味的传统”就能获得自信力，必须有专家学者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工作。于丹的讲《论语》，易中天品三国，应当就是做这样的工作。现在，国学研究的风气之盛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如何使这种研究产生的结果，成为我们走自主创新之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精神支柱，真正成为自信力和自主创新力源泉，是我们每一个专家学者必须思考的。

 

当前，我们的国家已经走上民富国强的道路，但是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永远是我们奋斗的主题。如果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搞得好，我们的民族特质就能在我们奋斗的过程中，真正得以保持。不能想象，在抗日战争时，当敌人几十万，几百万屠杀我们人民的时候，只要保持传统文化，就能保持住我们的民族特质，这是可能的吗？况且，我们的民族特质也应该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得以发展，不能总将民族特质与一潭死水般的的传统文化绑在一起。如果你把这些叫作“西洋化”，那末我赞成这种“西洋化”；在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候，不可能想象，死守传统，与外面世界隔离开来。我们既不能也无法拒绝外来事物的影响，否则我们就成了一群食古不化的怪物，我们就不可能赶上世界先进国家，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在这篇文章中，还有些观点看上去“很新鲜”，实际上都是前辈冬烘先生唱完的腐朽的老调子。如：“中国古代是非常重视纯洁两性关系的国度”；“将七夕节改为 “中国情人节”，极有可能为两性道德的堕落推波助澜。”至于将传统文化划分为文史哲；习惯谈自由、民主、平等，忘记道德、仁爱、中庸；幼童只知道英文a,不知道拼音a；中医在科学名义下西医化等，都是些水平以下的问题，没有必
要在本文中做详细的讨论。

 

读了这篇文章，你会觉得作者是个奇人。说他奇，他生活在21世纪初，脑袋里想的都是20世纪初、甚至19世纪的事。这也不是偶然的，这和当前一浪高过一浪回归传统的思潮有密切的关系。凡是从事旧学研究的人，都应该好好想一想，在你致力于恢复传统的时候，你的工作是否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不想这些，你的研究和演讲就没有意义。

 
网络来源：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2650&star=1#2650

 

 

 

 

 

 

 

◆公祭孔子英魂旨在复兴传统文化（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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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祭孔子英魂旨在复兴传统文化
2004-10-07 08:53:34 南方都市报 

 
    9月28日，孔子的故里迎来了一个重大的庆典———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举行官方祭祀孔子大典。曲阜市市长江成在大典上宣读了孔子诞辰2555年的祭文，300多名身穿汉代文士服装的学生按照汉朝礼仪祭拜孔子。之后，孔子第77代嫡孙孔德班率孔氏后裔在大成殿前举行了家祭，海内外孟子、颜子、曾子后裔以及来自美国、日本、台湾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祭孔参礼团、曲阜市民等近万人，先后在大成殿前祭拜孔子，盛况空前。

 

    祭孔作为一种崇敬思想先贤和传统文化的仪式，在古代被称做“国之大典”。自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后，祭孔活动开始升格。宋代后祭祀制度扶摇直上，明代已达帝王规格。至清代，祭孔更至巅峰。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学已成旧思想，不再受到尊崇，公祭典礼便随之终止。

 

    至“文革”的“批林批孔”运动，孔子更遭遇前所未有的践踏，两千多年前的伟大英魂被各种不敬言辞所侮辱，贬损中国传统文化一度成了时代潮流、政治大势。这段惨痛的民族记忆，不仅毁灭了不计其数的文物古籍，更对当代的文化生态造成了致命的破坏。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一历史恶果开始显形：如今的年轻学子大多可以历数出各国明星的星座血型、化妆品名，甚至早餐食谱，惟独对中国浩瀚的文明古籍、精深的思想遗产了无兴趣；就连号称国之瑰宝的唐诗宋词，现在被国人传诵的，也多半只剩下收录到中学课本里的那有限几首；至于汉语表达和汉语写作的能力，就更是今非昔比了……

 

    一个有着自己伟大“文统”和“道统”的国度，一个向世界贡献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李白、杜甫、曹雪芹等无数杰出人士的国度，会出现今天这种贫瘠、苍白的局面，个中责任自然是出在我们这些不肖子孙身上———不尊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我们何以能在当代世界发出有力的声音？不知道自己的过去是从哪里走来的，我们又如何知道自己今后该走向哪里？

 

    历史的遗祸，当由今人理性面对历史的方式来清理和纠正；文明的中兴，则该以尊重传统为重新出发的起点———而在中国，尊重传统的核心之一，即是尊孔，诚如国学大师钱穆所言：“今者痛定思痛，果欲复兴中华文化，不得不重振孔子儒学传统，而阐扬孔子生平所最重视之自学与教人精神，实尤为目前当务之急。”为何？因为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已有2500年以上的积累，孔子集其大成；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有2500年以上的演进，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因此，新中国首次公祭孔子，表面上看，只是一种传统仪式的重现，但在这种仪式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出一个民族内部正在悄然复活的对思想先贤、古代文明的那份感情和热望。

 

    如果中国能以祭孔为契机，在当代国民心中掀起一股尊崇传统文化、体认中国思想的热潮，那何尝不是民族的幸事？中国以尊奉外来思想为时髦，已达一个多世纪，这给中国带来了现代化成果的同时，也日益使中国失去思想个性和精神创造力。环视当代中国，在一片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从城市到乡村，从建筑到衣着，从商业到教育，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无不都在尽力模仿发达国家的模样，自身的面貌日渐模糊。这时，强调中国自己的思想传统尤为必要。假若日本的现代化都能保持民族风格，印度的发展尚可留存民族记忆，中国的崛起为何就不能带着自己辉煌的文明上路？如果连一些新生国家（如美国）都不忘在自己的教育课程中宣扬本国的文化和哲学，那么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为何就不能在自己的大学、中学课堂开设一门《中国思想》或《中国哲学》的基础课程，以尽早培养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感情？———其实，非不能，而是我们不为也。没有尊崇传统的共识，便不会有倡扬传统的举措。

 

    曲阜先行一步，以祭孔表达炎黄子孙接续传统的心声，殊为可贵。但祭孔只是复兴中华文化的第一步，更多的作为，尚需中央政府倡导，全体国民响应，方能取得明显的实绩。尽管尊孔并非为了复古，重传统也不能成为拒绝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理由，但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将来———任何民族要想实现新的辉煌，总要从正视自身历史、感念自身文明开始。（编辑：苏鹏）

 

网络来源：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33&star=3&page=

 

 

 

 

 

 

 

 

◆台北孔庙祭孔循古礼 将准备189道释奠祭品 　　

 

中新网9月27日电 台北孔庙28日举办一年一度的祭孔大典，今年祭孔最特别的，孔庙的释奠典礼首度由开平餐饮学校掌厨，烹调出27样释奠祭品菜色，包括祭拜孔子神殿的太羹、还有黑白饼等。至于今年祭孔，除了台北市长郝龙斌首度担任正献官，孔子、孟子、曾子的后代子孙也都会出席祭孔大典。

 

　　据台湾“中广新闻网”报道，今年台北孔庙的释奠典礼，首度会由开平餐饮学校准189道释奠祭品，27样菜色祭孔，其中最特别的，就是遵照明朝古礼烹调出祭祀孔子才有的太羹等。

 

　　另外27道菜肴当中，还有运用麦、糖、荞麦等制作的黑饼、白饼。台北孔庙执行秘书施淑梨表示，这27种菜肴，都是遵循古代的食谱制作，至于黑、白饼，也可以提供民众品尝看看。

 

　　台北孔庙表示，每年台北孔庙都是依循三献礼祭孔，不过今年特别请开平餐饮学校，制作古代的释奠祭品，另外今年还有来自日本、韩国的儒学团体，包括日本论语普及会、道德科学研究所以及韩国的释奠学会等到台北孔庙交流。而928当天，除了台北市长郝龙斌担任正献官，孔子的第七十九代孙孔垂长先生担任主祭，孟子、曾子的后代，也会出席担任分献官。

 

来源：华夏复兴论坛http://www.hxfx.net/bbs/dispbbs.asp?boardid=67&ID=28628

 

 

 

 

 

 

 

◆山东曲阜举行祭孔大典 代省长将亲主孔子祭辞

 

山东曲阜举行祭孔大典 代省长将亲主孔子祭辞
 2007年09月28日03:56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曲阜九月二十七日电 (记者 胡洪林李大庆张璐)二00七年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于二十七日晚在孔子故里曲阜拉开帷幕，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世界各界政要名流四千余人聚集孔子故里，应邀参加祭孔大典。

 

　　据济宁市副市长侯瑞敏介绍，本届孔子文化节名流荟萃，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国家文化部、教育部、侨联主要官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香港、澳门特区政府高层官员和中国国民党负责人，外国政要和驻华使节，世界华人华侨代表及著名侨领，海外孔孟颜曾后裔代表，著名儒学专家、院士、学者已经到达曲阜，专程参加本届孔子文化节。

 

 

　　据介绍，孔子文化节已经连续举办了二十三届。与往年不同的是，本届文化节首次由山东省政府与国家文化部、教育部、旅游局和侨联联合主办，山东省代省长姜大明亲主孔子祭辞，此举被媒介认为是中国大陆祭孔规格的大幅度提高。

 

　　诞生于二千五百五十八年前的孔夫子在中国被视为“文圣”，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家学说的创始人，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巨人之首。在中国，孔子的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被看成是传统文化中最深刻、最完整、最普及、感染力最强、凝聚力最大的思想体系，已经超越了时代和国界的界限，成为整个东方文化的重要标志和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遗产。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文化，以其博大精深的内涵，成为了中华文化传统的主干，渗透并影响着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性格特征。

 

　　据了解，本届孔子文化节以“走进孔子、喜迎奥运、同根一脉、共建和谐”为主题，将举行开幕式及大型文艺晚会、祭孔大典、第二届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孔子教育奖”颁奖盛典、世界儒学大会发起国际会议四大主题文化活动，同时举办的还有“第二届孔子文化交流周暨台商孔子故里行”、“迎北京奥运、游孔孟之乡”国际旅游推介会等重点经贸活动。

 

网络来源：华夏复兴论坛http://www.hxfx.net/bbs/dispbbs.asp?boardid=67&ID=28637

 

 

 

 

 

 

 

 

 

◆9月28日两岸四地共同祭孔 第二届联合国“孔子教育奖”颁奖（新华网）

 

 第二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在孔子故里颁发 
2007年09月27日 22:56:27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济南９月２７日电（记者王海鹰、刘宝森）第二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２７日下午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颁给了美国“幼儿阅读推广计划”组织主席科拉斯女士和尼日利亚“帮助家庭恢复正常生活和提高能力教育”组织发起人阿莱贝女士，以表彰她们在全民教育和扫盲教育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美国“幼儿阅读推广计划”组织，以年龄在６个月至５岁的生活贫困或接近贫困的儿童为重点，将识字与健康联系起来，在低收入家庭儿童中推广阅读。目前，这一组织已向美国３０００多个儿科医务所、医院、诊所及保健中心分发书籍２０００多万本，美国约２５％的赤贫儿童得到了该组织的帮助。

 

    尼日利亚“帮助家庭恢复正常生活和提高能力教育”组织，主要以尼日尔三角洲地区未受过任何教育的年长妇女作为优先帮助群体，并接纳错过受教育机会的单亲妈妈和年轻人，为她们提供免费奖学金。目前，该组织已建立“成人先驱非正规学习中心”２７个，为７００多名学员提供了扫盲培训，使近２０％的受帮助学员重返正规教育。

 

    孔子教育奖是２００５年１０月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３３届大会批准设立的国际大奖，也是首次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国际大奖，体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进“全民教育计划”和“提高能力的扫盲行动”的一贯宗旨，也彰显出孔子“有教无类”全民教育思想。

 

 

9月28日两岸四地共同祭孔 第二届联合国“孔子教育奖”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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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2007年8月26日10:26) 作者：小慧
 
 
 
    北京8月24日讯记者张东伟、周小苑报道：2007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将于9月20日至28日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举办两岸四地将共同祭孔。这是继前23届国际孔子文化节后首次由国家有关部委与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走近孔子喜迎奥运同根一脉共建和谐”是本次孔子文化节的主题。

 

    本届孔子文化节将举办第二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颁奖盛典、亚太地区全民教育工作会议、世界儒学大会发起国际会议等活动还安排了中国专利高新技术产品博览会、中国（济宁）现代农业国际博览会、侨商和台商经贸洽谈会等一系列经科贸活动。值得关注的是9月25日至28日曲阜等地将办“迎北京奥运、游孔孟之乡”国际旅游推介会暨“奥运城市行”活动。

 

网络来源：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2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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