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邮报 第59期－孔元2559年暨西元2008年4月5日（清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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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邮报 第59期
孔元2559年暨西元2008年4月5日（清明节）
主    编：陈明
执行主编：天山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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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情怀  儒学理念  儒教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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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专题】 

 

◆清明祭祖是中华文明的遗传密码（王达三） 
◆尚友先哲，过有思想的人生——清明前夕与小朋友同祭李卓吾先生（温厉） 
◆消灭祖先：五十年前席卷中国的平坟运动（乐之史） 
◆清明的力量，在于体认文化之根（顾骏） 
◆〖作者赐稿〗焚烧、售卖纸钱、香烛与宣传封建迷信有关吗？（谢泉峰） 

 

【中华文化标志城专题】 

 

◆让历史文化褪去功利色彩－－《中国经济评论》研讨会（张立文、刘庆柱、贾康、陈明等） 
◆文化复兴的实质就是文化复古——就“中华文化标志城”答记者问（王达三） 
◆关于文化建设答友人问（米湾） 
◆修个中华文化标志城又何妨（刘加民） 
◆反对300亿还是反对标志城？（石心） 
◆不要揪住文化标志城300亿的辫子不放（卫石） 
◆中华文化标志城负责人答记者问 

【思想】 

 

◆〖作者赐稿〗一生为故国招魂——评钱穆生平及思想（丁佳林） 
◆徂徕学派对孟子的批判（［日］友枝龙太郎，岭云关雪译） 
◆用规则做事——社会价值要用制度来推行（张宇燕） 

 

【横议】 

 

◆儒学能否浴火重生－－腾讯网嘉宾访谈（秦晖、陈明、仲大军） 
  儒学复兴根本在于谁有权掌握评判标准（秦晖） 
  儒学复兴审慎乐观 民间本身发育最重要（陈明） 
  思想必须扎根社会 管子远比论语丰富（仲大军） 
◆制造文明冲突的庸人（葛壮） 
◆何新先生的思想转变（冼岩） 

 

【消息】 

◆山东曲阜清明节首次举行春季祭孔大典（王茂盛） 
◆清明节马英九拜祭"两蒋"陵寝 对抗"去蒋化" 
◆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关于美国印第安人的六点意见（冼岩） 

 

 

 

 

 

 

【清明节专题】

 

 

 
◆清明祭祖是中华文明的遗传密码（王达三）

 

清明祭祖是中华文明的遗传密码
作者：王达三（中国儒教网站长，儒教复兴论坛总版主）

 

明天，中国人，准确地说应该是大陆人民将迎来历史上第一个法定的清明节（台港澳清明节法定化已有多年）。不少人乐观地认为，此举有利于拯救日渐飘逝的清明文化传统。然而，问题恐怕远没有这么简单。

 

传统清明风俗很多，如踏青、插柳、放风筝、荡秋千等，但要之以祭祖扫墓为核心，折射的则是中华民族“慎终追远”（《论语》）和“报本反始”（《礼记》）的文化传统。但在今天，这个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却身陷重重危机：其一，经过几代人对传统文化的激烈颠覆，中国的礼仪传统近乎断层，固有的文化精神缺失严重——跪拜祭祖通常被认为是“封建落后”甚至是“培养奴性”的东西；其二，当我们好不容易摆脱“文化自虐症”而试图复兴自己的传统文化时，又不期遭遇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商业化的嘲弄——成千上万加入外来宗教的人放弃了祭祖扫墓的传统，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公祭则亵渎了祖先的神灵；其三，更为关键的是，现代社会出现许多不利于清明文化传统的因素，比如社会的流动性特征使越来越多的人“追远”变得异常困难，而中国特色（独生子女）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的出现则有可能从根本上断送清明文化传统。

 

不难看出，清明节法定化表面上虽然可以暂时提升祭祖扫墓的人流高峰，但却未必能确保清明文化传统的复兴，甚至很难阻止清明文化传统的渐行渐远。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当“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时候，“路上行人欲断魂”的现象会越来越少，相反人们兴高采烈踏青旅游的场景倒有可能随处可见。然而，清明祭祖扫墓的传统又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遗传密码：其一，中华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古代中国被誉为“礼仪之邦”，祭祖扫墓正是彰显“礼乐文明”和“礼仪之邦”的重要传统，所以《礼记》上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其二，通过祭祖扫墓，逝者和生者之间确立了牢固的精神联系并形成了连绵不绝的生命之流，个人如此，家族如此，民族和国家也是如此，这是中国历史五千年连续不断的重要原因；其三，通过祭祀共同的祖先，使生者之间确立了“人生亦有祖，谁非黄炎孙”（邱逢甲诗）的民族认同感，这是中华民族抟成一体和中国保持“大一统”格局的重要原因。

 

面对中华文明遗传密码遗失的危机，有必要采取更多的措施加以应对。清明节放假三天并加上两个周末形成七天长假的话，会使那些远在他乡的人们回家祭祖扫墓的机会大增；山林里焚香和烧纸或有不妥，但在平原则无不可，不宜动辄给它扣上“不文明”的帽子；“妖魔化”跪拜祭祖之礼尤是不稽之辞，正如进餐时西洋人用刀叉而我们用筷子，“追远”时西洋人默祷而我们跪拜——连战回乡祭祖因年迈体弱才免除跪拜之礼，但宋楚瑜却是不折不扣行了三跪九叩大礼，这本是风俗习惯使然，何来高低上下？更重要的是，尝试把公祭中华民族共同祖先作为一种国家大典也应在考虑之列。

 

历史上公祭共同祖先起到过推动民族认同的重要作用，但直到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送来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之后，习惯了“天下思维”的中国人才意识到“民族与国家同构”的重要意义，才意识到境内所有民族都应视为一个民族和中国等而同之，这就是梁启超为什么于1901年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提出“中国民族”的原因。斯后不久，“中华民族”取代“中国民族”为人所普遍接受，正如德国民族被称为德意志民族和法国民族被称为法兰西民族一样。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是炎帝和黄帝，近代以来公祭他们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共同追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塑与新生，正如英国思想家费希尔所说：“对民族精神的成长而言,最本质的东西是共同的历史、共同的遭遇、共同的胜利、共同的成就、共同的回忆以及共同的愿望。”

 

质言之，近代以来的公祭共同祖先不仅是一个文化认同的问题，还是一个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问题，是一个重铸民族精神亦即“国魂”的问题，这对于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以及抗拒外侮实现民族独立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中山先生在1912年民国肇造之初即派员致祭黄帝陵，而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也竞相致祭于黄帝陵。今天，维护民族团结制止国家分裂仍然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而实现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复兴更是我们百余年来孜孜以求的伟大梦想。与此同时，全球化虽然带来文化上的交流与对话，但也带来了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指出的“我是谁”和“我不是谁”的民族认同和民族辩异问题，因此公祭共同祖先还是海内外炎黄子孙普遍的“寻根意识”所使然。今年两会期间的一些政协委员提出升格公祭黄帝陵为国祭的议案，或许正是有见于此。

 

按照我的理解，所谓“国祭”至少包括以下四层含义：其一，国祭在古代称为“国祀”，是一种
国家大典，也是各种祭祀活动中最为神圣肃穆、庄严隆重的一种，今天的国祭可由一个或几个中央部委来承办；其二，应该有国家领导人（全国政协主席可能是最适宜的人选）参加并主祭，至少应由他们派员代为致祭；其三，应该有广泛的代表性，34个省市自治区（含台港澳）、56个民族以及海外华侨华人华裔团体皆宜有代表与祭；其四，国祭是中国而不是外国的大典，应该具有中国性和民族性，或说要有中国传统祭礼的底蕴——目前的一些所谓公祭，参与者往往穿西装、献花篮、三鞠躬，场面更似一群国际友人在祭祀。

 

当然，是否和如何国祭共同祖先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不少反对国祭的观点有些偏颇。作为一种国家大典，国祭的实质在于“国”不在于“大”，劳民伤财、铺张浪费自当在反对之列；举行国祭和重视民生并不矛盾，因为个人也好民族也罢，既需要物质生活也需要文化生活。反对者还打出“国祭违宪”的旗子，理由是宪法明确规定“政教分离”。事实上，宗教和政治权力结合变成“国家宗教”（state religion）是为“政教合一”；把宗教和政治权力剥离开来是为“政教分离”，而此时的宗教就变成了“国民宗教”（nation religion）或者“公民宗教”（citizen religion）。无论如何，有一点很明确，即公祭祖先是一种文化活动而不是一种宗教活动——就像点燃“圣火”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一种体育活动而不是一种宗教活动一样，因为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和佛教、道教等五大宗教并列的“拜祖教”！

 

习惯了戴着西洋镜看中国问题的人常以为类似公祭祖先的国家仪式没有必要。那么，西洋的传统又如何呢？以美国为例，全年有华盛顿诞辰纪念日、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独立日、退伍军人节、感恩节、耶诞节等11个重要节日，而美国当选总统手按“圣经”宣布 “愿上帝保佑美国”的就职仪式，更是一个举国为之瞩目的国家大典。这些节日，或是宗教性的，或是政治性的，都与美国建国历程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每年美国上至政府下至民众，都会举行各种典礼和仪式予以隆重纪念，从而起到了不断强化美利坚民族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的作用，这是美国克服移民国家障碍而形塑美利坚民族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相比之下，号称文明大国和礼仪之邦的中国，却没有几个独具特色、影响深远的国家大典，实在是说不过去了。如果有，可以考虑从清明公祭黄帝陵开始。

 

不少海外媒体批评中国公祭共同祖先的活动是在推动或渲染“狭隘的民族主义”，坦率地说，这种民族主义比那种在伊拉克造成几十万无辜平民伤亡的“世界主义”要强得多。进一步说，作为中华文明的遗传密码，重建祭祖扫墓的礼仪传统，应该也必然会把崇尚世界和平的“天下主义”和“大同理想”涵摄进来、继承下去。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回家祭祖扫墓或者参加公祭黄帝陵大典，但礼主敬、祭先心，心香一瓣，遥祭祖先，虽不与祭，亦是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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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友先哲，过有思想的人生——清明前夕与小朋友同祭李卓吾先生（温厉）

 

 

尚友先哲，过有思想的人生
——清明前夕与小朋友同祭李卓吾先生
作者：温厉

 
 
 

按：余僻居京东一隅，去通州卓吾先生墓地未远，然性疏懒，未尝一谒先生墓，然向慕之心不少泯。清明前夕，偶逢机缘，获邀与通州北关小学诸生共祭李卓吾先生，得谒先生墓，并领教先生素所推重之童心，幸何如之！此文乃与诸生讲论之稿。

 

卓吾系儒士，抑异端，世间聒聒者多矣。忆昔年于阳明精舍与盘山蒋子判儒者之教，盘山子以卓吾先生为儒，谓其或不免于偏颇，然亦有所激而发。

 

世人又多归卓吾先生于泰州，泰州乃吾之所宗，卓吾之个性亦吾素所钦仰者，然考先生之学，或以契于龙溪者为多，然亦不止于龙溪也。虽然，先生之告近溪子，及其鸣何心隐先生冤，亦足为泰州功臣。

 

同学们好！很荣幸能在清明节前夕，和大家一起来纪念李卓吾先生。

 

今天我给大家讲述的题目是“尚友先哲，过有思想的人生”。“尚友”，就是和古人交朋友的意思。为什么今天要讲和古人交朋友呢？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是来扫墓的，来祭扫一位哲人，一位思想者。那么祭扫或者祭祀又是怎么回事呢？祭祀，实际上是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一种情感交流和心灵的沟通，只有这样，祭扫或祭祀才有意义，否则，祭祀与不祭祀就没有什么分别了。

 

今天，我们纪念的对象是一个生活在四百多年前的古人，同学们或许会问他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他呢？有这种疑问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很可能并不了解他，如何与他进行情感交流与心灵沟通呢？没有关系，那我们就先来了解他，看能不能与他作朋友，然后再考虑如何与他进行情感与心灵上的交流与沟通。

 

李卓吾先生生活在四百多年以前，生活在我国明朝晚期，生活在明朝由昌盛走向衰亡的这样一个过程中。李卓吾先生的名讳是李贽，卓吾是他的字。我们知道，古人有名也有字，名只有长辈可以叫，长大成人行过成人礼后，别人只能称呼他的字来表示一种尊重。李卓吾先生是回族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少数民族。他的家乡不在通州，在福建泉州。我们知道，古人讲究落叶归根，但他的墓地不在福建，却在通州，可见他和通州是很有缘分的。

 

李卓吾先生是一个读书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知识分子。就他的大半生来讲，他和古代的读书人一样，走了读书，参加科举考试，直至作官这样一条人生道路。他既做过中央政府一级的官员，也做过地方一级的官员，最终是从云南一个地区的知府这样一个职位上告别了为官生涯。

 

李卓吾为官是一个很清廉的官员，知府是一个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官阶并不是很低，但他一生都在受到贫穷的困扰，他的几个孩子多是因为贫穷生病而死的。他的祖父、父亲死了，也因为贫穷而长期无法安葬，无法入土为安。同时，李卓吾先生也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在为官的时候经常与上司和同事之间发生一些冲突，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他从知府任上退下来的时候已经五十多岁，这时候，他感觉继续为官对于他的生命来说是一种浪费，所以最终决定告别仕途。从知府任上退下之后，他只身一人到湖北投靠朋友，在朋友的资助下专心读书、思考、写作。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死，大概有二十多年的时间。

 

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李卓吾先生的生活也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因为他的思想遭到当地一些士绅的反对，有一段时间，他不得不选择出家，作一个和尚，僧人。而他栖居的庙宇，也曾经被人纵火烧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离开湖北，最后来到了通州，投靠一个叫马经纶的朋友。他在通州生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第二年初即被捕入狱，不久，在狱中自杀而死，死时已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死后，朋友就把他葬在了通州，这就是他和通州的缘分。

 

李卓吾先生的一生就是这样，从生到死，充满坎坷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坎坷即便是把整个大地都磨成墨来写也写不完的。那么，这样一个人我们今天又从哪方面来和他交朋友呢？那就是思想。李卓吾先生的辞官、出家以及他所经历的种种磨难，乃至于最终被捕入狱，都是因为他的思想，或者说他选择了过一种有思想的人生。而他生前死后对于世人、对于我们民族四百多年来的影响，也在于他的思想，或者说他选择思想的勇气。这里所说的思想，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社会历史政治等方方面面的思考。今天，我们要和李卓吾先生交朋友，首先要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当然，不一定要成为哲学家，思想家，但应该有自己的思想，随时做一个思想者。

 

那么，什么是思想呢？

 

首先，思想起源于好奇与困惑。好奇对同学们来讲应该并不陌生，因为同学们还处在孩提时代，都保有一颗童心，一颗好奇心。李卓吾先生就非常推崇“童心”，认为“童心”是“绝假纯真”的，就是说童心没有一点伪装，是纯真的。这种纯真当然包含者对于我们周围世界的好奇心。希望同学们都能保有这一颗童心、好奇心，它是知识的源头，同时也是思想的源泉。困惑，也许同学们在逐渐一点点地经历之中，在我们生命的成长过程中，还会经历种种困惑，种种挫折，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发动自己的思想，去正视种种挫折，去解开困扰我们的心结。
其次，思想是一种反思。经典之中曾经讲到，“民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焉”，意思是说，人们没有不吃饭喝水的，却很少有人能够品味出其中的味道。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如果没有一种回味，没有一种反思，人们可能天天吃饭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什么是反思？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遵守纪律、遵守秩序是好的。同学们可能要问了，为什么要遵守纪律呢？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就很好，这时候就已经启动思想，开始反思了。老师可能会给同学们做出解释，讲出其中的道理，同学们想一想，似乎明白了。当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老师讲得有没有道理呢？或者说其中的道理究竟体现在哪里呢？这就是更深一层的反思。同学们完全可以这样一层层地去追问的，争取给出自己的判断与答案。人生的成长，社会的进步，正是在这种追问与反思中实现的。

 

第三，思想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古人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象人喝水一样，是冷是热只有你自己知道。思想不是知识，同学们来学校是学习知识的，知识可以传授，思想却无法传授。想通了就是想通了，想不通就是想不通。对于是非善恶美丑的判断，都需要同学们自己去思考，并最终给出自己的思想判断。同学们都希望做一个有个性的人，而有思想的人恰恰是最有个性的人。

 

第四，思想虽然不能传授，但却可以得到启发。思想不是空想，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思想是有延续性的，同时也是可以沟通、交流的，通过学习、了解别人的思想，可以给我们以启发。所以我们要多学习“前言往行”，多与古先圣哲交朋友，并从中得到启发。

 

最后，思想是没有止境的。就个人来说，有些问题我们可能永远给不出确切的答案，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生活中一步步地去思考。一个人的生命有终结的时候，但思想却没有完结的时候。就像李卓吾先生，他的生命已经终结在这里了，但他的思想却在这四百多年中不断地给我们民族以启示。

 

我们今天纪念李卓吾先生，和李卓吾先生交朋友，希望我们能够知道，这里有一个哲人，有一个思想者，他的生命已经终结了，但是他为我们开辟的思想道路并没有终结。希望我们都能够走在思想的道路上，选择过一个有思想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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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祖先：五十年前席卷中国的平坟运动（乐之史）

 

消灭祖先：五十年前席卷中国的平坟运动
作者：乐之史

 

几千年来，中国人大概从记事起，每年清明节都要跟着长辈去给祖先上坟，其实这也是国人一项重要的家教内容。但是自1958年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坟可以上了。曾几何时，清明祭祀也被视为封建迷信，烧点纸钱都成了偷偷摸摸的地下行为。当然，现在许多地方祖先的坟墓又被重新筑起，为此不少乡亲付也了惨重的械斗代价。

 

坟墓对于国人而言，本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千百年来，许多中国人都曾经人死了之后就到了阴间，在那里表现好的话，就可以重新投脱转世，坟墓与先人能否好好转世密切相关。同时，坟墓也是先人过世后安享阴世生活的所在，如果坟葬不宁，家族命运也会受到牵连。因此，某个人家如果流年不利，风水先生可能会指出其先人墓葬有问题，或需要重新择地安葬。中国人对家族概念也特别重视，但家族繁衍数代之后，先人坟墓与族谱一样，是能够证明家族之内凝聚力与认同感的重要载体。

 

国人现实社会秩序的维系也依靠忠教仁义这些基本原则，所谓“百行孝为先”，而孝道的体现又是在生尽赡养之责，辞世则需要慎重安葬，这些都是为人子所必须做到的，否则乡人邻里均要斥责其“不孝”，不孝之子，即使权势再高，金钱再多，其实也是被人瞧不起的，甚至要受到官府的制裁。长辈过世，如果不能好好安葬，那自然是不孝之最重要的证据，甚至超过在生之虐待之罪。因为在世对长辈不孝，可能“家丑不外扬”，外人不一定会知道，但安葬一事却是人人都看得见的，这也是与面子最相关的一件事。也正因为先人墓葬有这些重要的意义，因此，古代侮辱敌人的办法中，掘其祖坟，大概是最凶狠的一着。连祖坟都保不住，对于中国人来说，其人格荣誉也就丧失殆尽了。

 

然而，这一切在1949年之后便都起了巨变。先是因土地改革，全部农村土地都要重新分配，因此也牵涉到墓地的产权问题。不过，在建政之初，当局对坟墓的态度尚不激进，规定“任何人先人之坟墓占用地均予保留，不应平分。”1953年政务院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中规定“凡因征用土地而须迁移坟墓者，必须事前通知坟主迁移，发给适当的迁葬费用，并应照顾当地的风俗习惯妥善处理。坟墓无主者应由用地单位代迁。对无地迁葬者应协助找地迁葬”。此条规定可看出新政权对坟墓仍持谨慎态度。但是当土地私有产权随集体化的到来而消失时，消灭坟墓的问题也开始被提上日程。

 

1956年农村集体化进行正在进行，当局开始鼓励以火葬代替土葬，当时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宣传土葬是封建迷信，如果任由这样下去，“必然会有一天，活人的世界被死人所占去。”甚至有人提出“旧日土葬，既占用葬地，复浪费衣棺，且不卫生，而岁时祭扫，更为无穷之累。究于死者，毫无裨益，徒成助长迷信之资”，不仅土葬不文明，祭扫也被视为浪费之举。1957年10月出台的《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明确规定要“改变原来不合理的风俗习惯”，目标指向丧葬风俗。在此种氛围中，三个儿子刚被打成右派的人大副委员长黄炎培就率先做出榜样，将他家里的祖坟平掉，棺木采用深葬的办法，将坟地送给所在地农业合作社。１月11日人民日报刊载黄炎培“试倡平地深葬”一文，黄在文中提出不但平地深葬，甚至“连棺椁都可以省掉”，提出死人就是穿平常衣服埋下去就得了，“用不着特制，横竖是烂掉的”。到这年春天，大跃进已经在发动起来，各地为了追求虚浮“高产卫星”，一方面提倡密植，一方面开始发动“平坟运动”，将所有坟墓平掉，扩大耕地面积，也为大规模的机耕作业作准备，其口号是“实行土地大平整，保证农业再高产”。

 

在全国大张旗鼓宣传“平坟开荒，向鬼要粮”、“人换思想地换装”的运动形势下，周恩来的淮安老家自然也不可能例外，于是周的祖坟如何处理成为当地政府头疼的事，他们只有向周办请示办法。1958年6月29日，周办以周恩来名义给江苏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及淮安县委回信：“我家有一点坟地，落在何方，我已经记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坟，有人认出，请即采用深葬法了之，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我先此函告为证。”这封信中，周并没有说一定要平掉自家祖坟，但当地政府并没有平掉可能他们引以为傲的周家祖坟。直到1964年当局发动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各地在“人定胜天，改造大自然”的口号声中到处围湖造田，烧山开地，而又一波平坟运动也随之兴起。在淮安，可能周家的祖坟已经是剩下的唯一的坟墓了。或是为了避免给人落下“特殊化”的骂名，对淮安当地政府的再次请示，周恩来批示由自己的工资中出了70元钱，将其在淮安的七座祖坟（包括周的祖父母、堂祖父母、嗣父母、生母等人）全部平掉。参与平坟的农民每人拿到一元钱的报酬。

 

这场平坟运动席卷了全国，将棺木取出深葬大概是最好的安置办法，其他许多所谓“无主坟墓”便被彻底消灭，尸骨被火化甚至抛弃，石碑用来筑桥、铺路、修猪圈，棺木用来造房子、搭瓜棚，甚至被用作造车轮子。报纸上高喊“先进的农民们，再也不迷信鬼神，再也不自缚于种种旧的习惯和传统”，“思想解放，鬼神退位”。与平坟运动相呼应，许多地方还搞起了“有没有鬼神”的辩论会。当局要求民众“不再信神信鬼，而要相信人的力量”，并将运动定性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先进思想和落后保守思想之间的斗争”。“敬鬼神而远之”的观念也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与道德标准也从此断裂。

 

不过，在1958年与1964年的平坟运动中，当局尚要求有条件地保护“烈士陵墓”以及“有历史价值或文物价值的坟墓”。尽管这些规定并没有被各地严格执行，许多千年古墓甚至都被挖，珍贵的文物则以普通金银价格卖到银行作为集体财产收入，但是，仍有一些墓葬留了下来。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即使是这些极少数留下来的文物性质的古墓或有“革命纪念意义”的墓葬仍然遭到了冲击，像孔墓、岳坟均受波及，而一些反动人物如袁世凯、康有为等等人物，墓不但被挖，甚至其尸骨仍被批斗游街。

 

历史过去三四十年，在今天，似乎坟墓又有了新的意义，尤其是名人墓葬甚至成为各地争夺的重要“文化资源”或“经济资源”。淮安当地政府也早就拨巨资将周家祖坟重新筑起并加以保护，只是这对于自称为“唯物主义者”的已逝多年的周恩来而言，是一种荣耀还是一种讽刺呢？不过，在今天重新提倡清明祭祖，甚至已将清明定为法定节日的时代，我们究竟应该重新来看待先人墓葬问题呢？为何国外通行的公墓制度在广大的中国农村至今不能普及呢？“移风易俗”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来进行，才能真正让民众真正能够接受并且化为共同的价值标准呢？从1949年后中国的平坟运动来看，其实，真正有形的所得甚少，而被破坏的损失的无形的东西恐怕更多吧！

 

乐之史，4月2日，清明节地位重光之际
网络来源：儒学联合论坛ttp://www.yuandao.com/dispbbs.asp?boardID=2&ID=28823&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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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的力量，在于体认文化之根（顾骏）

 

 

清明的力量，在于体认文化之根
作者：顾骏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

 
 

     清明节完全凭藉中国人发自内心的虔敬，穿越时空、历经沧桑而盛行不衰。这一事实让我们不得不正视清明背后的价值观，认真思考这些看似同现代生活无关，曾一度被拒弃的传统观念，到底在当下现实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从今年开始，清明、端午和中秋这些传统节日被列为国定节假日，届时全国放假过节。4月4日近在眼前，执着于清明的人们可以有保证地在“正清明”前往陵园祭扫先人，而不用“靠天吃饭”，碰双休日的运气。传统节日列入国定假日，反映了我们对节日的文化价值的重新确认。

 

    人类之所以需要节日，是因为节日具有多重社会功能。首先，节日通过变乱日常生活节奏，给日复一日的常规安排了一个非常规的“插曲”，丰富了生活内容，调整了个人心理。然而这种“变乱”，需要采取集体的形式。如果个人心血来潮想吃个粽子、划个船，那不叫节日。只有当千万人在同时做出同样的行为、关注同一件事情，才称得上过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节日具有了深层次的文化功能，可以凝聚集体的价值认同，传递民族的文化基因。所以在现代社会，正式节日还必须是国家的。国家代表民族，有意识地通过节日安排，传递特定价值观。一个节日如果获得国定节假日的地位，意味着将以国家力量来确保这些节日、尤其是其背后价值观的传承。由此观之，一些具体的节日活动，如月饼粽子的可口，划龙舟的娱乐竞技，或者月圆之夜的团聚温馨等，都不是节日的全部，节日作为文化现象的核心是价值观。清明的感念先人、端午的崇正辟邪和中秋的亲睦家人等观念，才是这些节日的真实内涵，而与节日相联系的所有习俗包括物品和活动，都只是使价值观得以被感受的载体。剥离了所象征的价值观，节日就失去了灵魂。

 

    再具体到清明节。相比中秋异化为以月饼送礼的日子，所谓“吃的人不买，买的人不吃”，端午悄无声息，粽子差不多成了日常点心，清明在所有传统节日中“一枝独秀”：没有国家支持，不见商家炒作，但却获得国人的自发奉行。年年岁岁，4月5日前后，总有成群结队的中国人扶老携幼地前去扫墓祭祖。即使在素以新派自诩的上海，“土得掉渣”的清明也能动员起超过700万的市民，挤着堵着涌向城郊和周边地区，只为奉上一瓣心香。“生死两相隔，思念无尽时”。何其虔敬的举止，何其执着的心灵，何其强大的传统！可以说，清明节完全凭藉中国人发自内心的虔敬，穿越时空、历经沧桑而盛行不衰。这一事实让我们不得不正视清明背后的价值观，认真思考这些看似同现代生活无关，曾一度被拒弃的传统观念，到底在当下现实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比如，相信人死而有知，习惯嗜好一如生前，并祈求先人保佑，确实有古代巫魅的印记；焚烧纸扎的器具人俑，既污染环境，也有悖于现代观念；在倡导“舍小家，顾大家”的当下，推崇祖宗、强调血脉，似有所不宜。但清明是否只传递了消极的价值观，或者说清明所传递的价值观是否只具有消极的社会功能？答案显然不会如此简单和绝对。

 

    对生死的好奇，是自觉生命体的本能，即使不完全合于科学理性，但也是人之常情。与其他民族借助神和彼世来安顿心灵的做法不同，古代中国人将对个人生死的追问化入与祖先相关的一系列概念，不但有效舒缓了个人面对生死问答时的心理紧张，还使得一粒无解的形而上种子，结下了生活责任的形而下果实。这种基于个人立场的感恩，完全可以转为对一切有贡献于民族和国家的先贤先烈的追思。一旦碰到小家与大家彼此冲突的情境，它更倡导两者兼顾下的利益平衡。比如处理好小家内部关系，对大家就没有一点贡献？当个人的一己私利与家庭利益发生冲突时，强调个人对家庭的责任，不是合理的解决之道？通过思念祖先的生养之恩，激发个人对血脉所及的责任感，就一点无助于增进家庭美德？尤其30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中国民众对生活的要求开始由生活水平向生活质量转变，物质满足的同时，更渴望增加精神含量，所以今天，感恩、责任、使命等理念的凸显和强化，正成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区别于一般宗教的升华和超越形式。

 

    由此看来，中华民族对现世生活的专注，对家庭的尊崇，对祖先的感恩，对血脉责任的认同，所有这些在清明习俗中清晰可见的价值理念，并非如人们时常哀叹的那样“无可奈何花落去”。清明节终于获得国定节假日地位，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尽管每个时代有其局限，特定时代的价值观也都会有些偏颇，但时间会缓解或消除时代的偏颇。能够经受住时间的检验，在民族生活中持续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民族成员的心灵，并外化为个人的日常行为，进而扩大为节日现象，这样的价值观在历史发展的大舞台上总会站上突出的地位。

 

    从这一角度看过去，清明节之列为国定节假日，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复归，更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拯救”，而是我们对文化之根的体认，对文化生命力的体认，对民族历史的体认，以及在所有这些体认基础上对传统文化的继往开来。人们可以做的，不仅有合理选择，还有尊重传统，与时俱进，充分展现其当代意义。这恰恰是体现文化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恒久主题和重要环节。
 
网络来源：中华孔子网站http://chinaconfucius.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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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赐稿〗焚烧、售卖纸钱、香烛与宣传封建迷信有关吗？（谢泉峰）

 

 

 焚烧、售卖纸钱、香烛与宣传封建迷信有关吗？
作者：谢泉峰

 

日前，一些地方政府出台有关规定，针对清明节期间可能出现的丧主搭棚念经、在马路上焚化纸钱、送葬沿途抛洒纸钱等现象进行处罚，斥其为封建迷信活动，河南甚至以卖纸钱、香烛是宣传封建迷信为由查抄了几家寿衣店，还在电视台作了报道，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照理说，这清明节到了，若是有些人在祭祀过程中污染了环境或者是违法从事商业活动被查出来，对他们进行处罚倒也没什么，可问题是，焚烧、售卖纸钱、香烛又关封建迷信什么事了？

 

封建迷信，顾名思义就是指封建社会里存在的一种落后的、愚昧的、盲目的信仰，比如扶乩算命、降神驱魔等活动，它们毫无科学价值，对社会没有什么益处，是害人的，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这烧纸钱、香烛怎么就和它扯上边了呢？

 

要说在马路上搭棚念经、焚化纸钱、送葬沿途抛洒纸钱，这些现象干扰了其他人的正常生活秩序，是一种陋俗，当事人行为有不妥，有关机构出面给这些人一些轻微的处罚以示惩戒，这是可以的。但这和纸钱、香烛本身却无关联。如果祭奠者只是在死去的亲友坟头烧一柱香、焚一些纸钱、摆上水果、磕几个头以寄哀思，临走前又能自觉清理干净，不妨碍到别人，那这种行为有什么不文明的呢？又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寄托哀思只能用鲜花。退一万步说，就算当事人祭奠完死去的亲友没有将现场清理干净，造成了环境污染，那也只是不文明行为而已，和封建迷信也八竿子打不着。如果说烧纸钱、香烛会污染环境、容易引发火灾，所以就叫封建迷信，那么随地吐痰、乱丢垃圾、燃放烟花爆竹、抽烟、随地大小便等等全都会污染环境，莫非它们就都是封建迷信了？

 

既然以上这些都算不上封建迷信，那为什么还要说制造、售卖、使用纸钱和香烛是封建迷信活动呢？有关部门大概认为纸钱、香烛过去多与扶乩算命、降神驱魔等封建迷信活动有关，容易唤醒民众心中沉寂已久的残余的封建迷信思想罢。那么，相比较之下，寺庙、道观岂不更容易唤醒过去的封建迷信行为？不知道有关部门是不是也该斥之为封建迷信遗迹，祭拜、敬香、颂经行为是不是也该视之为封建迷信活动，必将除之而后快呢？如果说，但凡中国过去旧的风俗习惯都可以视作封建迷信，而只有西方的风俗习惯才叫现代文明的话，那春节、元宵、端午、中秋乃至清明节也就都可以等同于封建迷信活动，大家倒也都不用过这些节了。

 

封建迷信是要反对，但我们也要明辨什么才是封建迷信才行，不能动不动就扣帽子。不文明行为不等同于封建迷信，封建迷信更与所使用的物品无关。记得最早女性开始穿露臂装时，一些卫道士常常联想到色情，于是公开斥责其赤身裸体，有伤社会风化，不料这却恰恰表露了他们心里有龌龊思想。如今面对一些旧的风俗习惯，又有一些人跳出来，将纸钱、香烛联想到封建迷信上去，笔者倒想问问：不知道究竟是谁那里才有封建思想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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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标志城专题】

 

◆让历史文化褪去功利色彩－－《中国经济评论》研讨会（张立文、刘庆柱、贾康、陈明等）

 

中华文化标志城引发思考：让历史文化褪去功利色彩
　　主题：中国未来城市发展模式研讨会(节录)
　　时间：2008年4月1日
　　地点：亚洲大酒店
　　葛方新(主持人，〈产权市场—中国经济评论〉杂志总策划)：

 

　　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大家好！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葛方新。因为专家大体到齐，我先介绍一下已经来的专家。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各位专家参加我们的会议，首先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张立文，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刘彦平，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蒋晔，中国房地产文化促进会秘书长陈运高，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沈望舒，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陈明,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部主任刘建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经济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张强、研究员张保明等。我们还请了一些首都媒体过来，有《新京报》、《北京晨报》、《中国经济导报》、《21世纪经济报道》、〈北京青年报〉、《中国县域经济报》清华大学的媒体同行们。

 

　　我介绍一下我们组织这次圆桌会议的背景。

 

　　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有关山东济宁的“中国文化标志城”建设引起了全国的很大反响，各方面都有很多意见。我们策划这次会议不是讨论文化标志城的事，我们想把这个议题延伸。为什么延伸呢？我们从一个新闻记者的角度认识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在中国目前城市发展中，对历史文化功能的开发倾向性比较严重。各地纷纷把历史文化名人翻来，借文化牌发展城市。当然城市有城市的想法，我们从新闻的角度来看，希望文化能够保持文化的特色，而不被功利化。第二，我们想中国城市发展的立足点在哪里，怎么样才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培育自己的竞争优势。我觉得这个问题比关注历史文化被一些地方争来争去更有意义。我们怎么正确看待历史文化，同时培育我们的城市竞争力，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各界的关注和深入的探讨。无论是文化牌还是其他的支柱产业牌也好，根本目的就是城市如何培植自己的竞争力，这是一个落脚点。所以，今天把各位专家和老师请来，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下研讨。

 

　　发言的顺序就是按照专家的名单列的，首先请刘庆柱老师发言，大家欢迎。

 

　　刘庆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开政协期间，3月9号听孙淑义的大会发言，我们当时酝酿的不是针对中华文化城，其实我是搞考古的，觉得应该重视这个东西。我自己感觉这两年来，在文化遗产保护上或者历史文化的保护上走的路不正，有些被作为政绩工程，有些是为了发展经济，这样达不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目的。对待文化遗产不能搞复古主义。政界把它当作政绩工程，有些领导就愿意做这个，因为这个最容易看在眼里。现在已经到了需要我们警惕的时候了。会上没等到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突然站出来讲这个事，说投资300亿占地300平方公里，要建中华文化标志城。这涉及到今天谈的这个“历史文化因素对城市发展究竟有多重要”的话题，我就想谈谈这个。

 

　　我觉得历史文化对城市发展究竟有多重要，要看是什么样的城市。如果属于已列入历史名城的第一批那是相当重要，如果对非历史名城来说不是重要的因素。城市建设要尊重城市建设的规律，历史文化因素只有对历史文化名城来说，城市发展要注意照顾保存历史文化遗产和城市发展的关系。保护遗产不是保护先产。去年参加大运河考察的时候，我在杭州有一个发言，针对市委书记王国平提的“把大运河建成法国的塞纳河”的提法。人类不能没有记忆，恢复记忆可以，恢复记忆在于你借鉴和往前走，不要走回头路。现在我觉得恰恰不管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人民把文化遗产当作现实的东西去发展它。比如唐诗、宋词，有人说我们现在不行，写不了李白、杜甫那样的诗篇。我们永远没有他们写的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我们要保持那个时代的文化基因。现在我觉得做起来，从最近几年来，自从强调所谓“三个代表”，优秀的历史文化开始，再加上文化搭台等等，各地争名人，陕西祭黄帝陵。其实那个不是真的，就是一个土堆，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我们没必要太追究。这之后河南新郑又搞了黄帝故居，狐狸尾巴比身子大，其实招商是主要的，还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样就串了味。这次涉及城市建设，一个是西安市，一个是洛阳市，一个是济宁市，我准备举这三个城市的例子。西安我参加过他们的会，原来的市委书记提出要实现西安的四化(国际化、现代化、人文化和生态化)。人文化就是保存历史文化遗产，生态化就是考虑环境问题。我说你人文化作为一个汉唐时期中国最重要都市所在地，你都市遗址都没了，光有一个名字，现在全是高楼大厦，他提了60年的“休克疗法”，以后坏了去一个少一个。可现在的组织部门考核干部，三、五年就挪一挪窝，不挪窝就着急。我说现在这些干部不会打算60年，我参加过规划讨论，包括北京市的规划，上一个领导变一次。现在说保护大雁塔，我说大雁塔现在搞一个喷泉，纯粹是一个游乐场，里面的文化遗产都没了，那是一个朝圣的地方，那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地方。现在曲江池的管委会班子弄大明宫，唐代皇室的公园，这个公园里不会有高楼大厦的，就和明清时代的故宫和颐和园是两个概念。

 

　　为什么这样搞呢？很显然，就是为了带动附近的房地产。我在那个地方工作过很长时间--搞发掘，那个地方有一个低洼地，灌水以后成了公园，房地产飙升，成为西安市房地产价最高的地方。他们根据这个经验，现在要搞大明宫，今年我参加了一次论证会，对国外招标，其实中国完全可以干，就和国家大剧院一样，什么东西非要进来，我们当时参加的几个专家，觉得所有的方案都不行。他说入选方案不是真正的施工方案，入选方案一个是10万美元，理念是建3.2平方公里大明宫、政府给出16平方公里土地，只要你把3.2平方公里的人迁出去，我就给你16平方公里的土地让你搞房地产。他就想把这个大明宫搞成一个公园，公园附近的地价就上去了，接着再卖地，搞房地产。

 

　　意大利、希腊、埃及、印度、日本、韩国他们那些遗址和遗产是怎么保护的？他们搞遗址公园，里面种树，种草皮，但是他不是搞假古董，我们现在是搞假古董。《中国经济评论》杂志现在讨论这个问题非常及时，再不讨论，把那些模式推广，已有的文化遗产真的变成假的了。城市未必能起来，搞的假遗产则一箭双雕。比如连战到西安五星级宾馆好几个，他一去把领导都带去了，有些中央首长也去了，地方官就这样和中央官挂上钩了。

 

　　现在我觉得像洛阳也是一样，洛阳是我国八大古都之一，建都时间仅次于长安，这个古都也是接水面，筑水坝，然后造大花园，用的是日本那个草皮种植法，用一个垫种绿色草，周围用矮的灌木丛标识出墙，纯粹作为公园了。

 

　　我不谈其他的城市，我对城市的规划不懂，因为隔行如隔山，属于历史文化的名城，现在这种搞法，历史也丢了，现代的东西也丢了，看现代的不像现代的，看古代的都是假的，真的没有保存。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希腊的奥运圣火传递，希腊那个遗址没有顶子只是地基，让你去凭吊，控制时间隧道回到那个时候去。而我们都是高层的，和影视城一样的。

 

　　谈到未来的城市发展模式。由于历史名城存在着民族和国家的重任，即保留历史信息，保留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国家的历史。这个历史为什么重要呢？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像一个人的记忆一样，如果人没有记忆就成植物人了。不可想象一个人没有记忆，如果我不知道说了这句话前面的话说什么，怎么生活？因此，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历史，没有历史就没有记忆，他的任务就是保存历史记忆和文化遗产。当然保存的同时要结合你的实际，发展你的生产。或者另建新城，不要三、五天想见成效，因为建新城需要时间的，不是三、五年就可以的。洛阳的历史名城也是这个问题，现在是比较普遍性的东西。

 

　　第三个城市我谈济宁，这次是一个大爆发，那本来有世界遗产和文化遗产，比如附近的泰山和孔庙。他的市长说中国文化标志城为什么搁在那，因为孔孟在那，为什么孔孟就是标志？他说因为中华文化的以汉文化为主的，汉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我觉得他只说对了四分之一，因为汉文化的体制是中央集权，文化载体是汉字。它的思想是天人合一的儒家思想，它也是在改变的，它不是一个单单的儒家问题。儒家文化就是汉文化这种说法不对。因此，说中华文化的源头就在那？！孔夫子距现在2500多年，华夏历史5000年，你差了一半呢。

 

　　我那个会完了以后，腾讯网找我在网站上谈，我跟复旦的葛剑雄先生说，你复都的说法是错误的。中国的都主要是圣都，也有在学术研究上叫辅都的。一个首都的主要功能是政治通知中心、文化礼仪中心、军事指挥中心。你要把最核心的东西--服务于政府的文化礼仪拿掉，你等于把政治台拆了，把政治的灵魂拿走了。至于在中华文化标志城里，搞56个民族，搞多种宗教，把佛教、道教等等从东汉以来的各种宗教都搁在那，56个民族各一平方公里，根本没有这种搞法的。我觉得这纯粹是政绩工程，不是一个旅游工程。到了那地方，人家泰山不登，到你中华文化标志城干什么？

 

　　这次有人气急败坏地说就是把他饭碗打了也要干到底。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定要严肃一些，对待我们历史要严肃，现在能够说清楚的能够对上文献就是现在夏代以后，夏代以前的都说不清楚。说不清楚不要紧的，学科还有发展，我们的人还有事干的，你不要想一代就搞清楚，就像科学一样，不可能一代人把科学做完了，科学是永无止境的，相对于今天的科学来说，明天的科学就是对你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有些人在文化视野上，在处理文化、从事发展的问题上，地方官员考虑到政绩问题，卖了地有了钱赶紧做政绩，政绩出来了赶紧升官，把这个制止了，也可能卖地之风就制止了，或者局部的遏制了。

 

　　山东济宁原先想搞运河之都，我们大运河考察06年5月中旬到的济宁，济宁提出把运河之都搁那，现在论证以后不能搁那。运河之都不够，还变成了中国文化标志城，也就是中国文化之都。这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要不上升这个高度，对党的形象、对政府的形象、对文化历史遗产保护都非常不利。中央政府的文物保护经费前年还不到200个亿，你一个工程300个亿，但是我们批了肯定得900个亿，就和三峡一样。你不是现在钱多了没地方用了，你要是搞公园我不反对，你要是建文化城，无非就是想把领导引来。因为这一级的干部很难搭桥，国家领导到哪都看看风景，有了这个工程，这样他一接待就可以搭桥了。从这个角度我就要堵住这个事，城市发展要面向社会、面向老百姓、尊重城市，古代城市有文化遗产应好好保护，没有文化遗产按照现代化城市要求的理念去做，我想这样对于我们的国家形象、对党的形象、对我们文化遗产都有好处。

 

　　中华文化第一城中央主要领导批了，但是并没有让你干，批了也需要论证。就是签了名你也不具有权威性，比如我是一个木匠，非要我对医疗事故负责，卫生部让我签署算不算医疗事故，你说我这个签名有什么用？不是院士什么都懂，只是专家，我也是专我这行。为什么城市规划我不敢多谈，当然我参加了论证，论证跟我有关的我发表了观点，跟我没关的我不发表。

 

　　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这次十七大提出来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从这个意义上看，过去很少谈到精神家园的问题。精神家园实际上是终极关怀的问题，过去我们对这一方面有所忽视。现在年轻人当中在信仰的失落这方面，精神家园这方面比较缺失，所以大学生也好或者博士生也好，我们高校起码每年有几个人跳楼的，从这一方面来看，他们思想当中缺乏这方面的东西。

 

　　从中国文化来看不完全是一个城市建设的问题，城市建设也涉及到了文化问题。我们从近代以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在这个批判过程当中，我们对传统文化都是采取一种理性、全面、整体的看法，带有一定的情感的东西。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一股脑的否定。从这点来看，比先进的民族或者是现在比较落后的民族，也没有像我们采取极力和粗暴的手段对待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很多人对自己的文化没有一种认识，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兴旺，如果缺失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魂，这个民族是不能够很好地发展的。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如果缺少文化的根，这个民族的文化也不可能发展起来。现在从弘扬文化来看，这也体现了民族文化的自觉。其实文化的自觉还需要有民族精神的自觉，如果没有民族精神的自觉，也不可能使这个民族能够长久、持续的发展。从这方面来看，在当前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之下，中华民族怎么样应对？这点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

 

　　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我们硬实力在这方面确实有了非常大的增长。但是，我们从软实力的层面来看，我们是比较弱的。我们现在翻译国外的书也好和引进的电影也好，都是很多的。我们知道，文革以后，西方不仅是一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的书翻译过了，甚至二流、三流书的作家也翻译过来了。但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书翻译出去多少？很少的。我们处在一个弱势的文化状况之下，弱势的文化对应西方强势的文化，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我们不提升自己的文化软实力，这样对我们国家今后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在硬实力发展以后，接着就是经济大国到军事大国，很多国家很可能不知道你中国发展以后能干什么。

 

　　从这点来看，我们当前弘扬中华文化，与世界的交往过程当中，让他们能够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其实在国际交往过程当中，我们主张的比如说国家不分大小和贫富、强弱，应该一律平等。我们在国际关系上主张平等。我们也主张在国际的交往过程当中，各个国家应该独立的发展，自由的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我们也是主张自由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也坚持人道主义，讲爱。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弘扬文化有一定的意义和它的价值。

 

　　再一点来看，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在我们国家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全球化的浪潮是把我们国家卷进去了，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民族化就突出起来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被全球化所包容、融化、淹没，还是我们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挺立自己的民族自信、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各个民族基本上都回到自己的传统文化。为什么有这个状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也应该从这方面得到一个重视。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很多民族都是很害怕，对传统文化的失传很怕。我们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现在做国外儒家的一些东西，过去韩国也好，越南也好，是儒家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构成当中，他们把朱子学说成为他们的主导思想。他们也采取科举考试的办法，越南有很多进士碑，他们有很多儒学的著作，但也不完全是儒学的著作，也有佛教、道教的东西。当然儒家的东西是主要的，因为我们能力有限，我们先编国际儒家。我们了解一下中华民族过去在文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它对其他国家的影响，这个对于正确的认识中国自己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也有它很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这样讲，有很多韩国或者越南的儒学家都有我们的儒学，但根据他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做了很大的发展。所以说，我讲日本有日本的儒学，韩国有韩国的儒学，越南有越南的儒学，他们是不一样的，他有自己的特点，是结合自己民族的特点发展起来的。

 

　　现在的城市建设，从文化的角度能够健康的发展，这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过去是功利主义，在经济刚刚起飞的过程当中，像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一个过程的问题，从社会发展的过程来看，可能也是一个阶段的问题。这种东西不是一种长远的东西，也不是一种正常的东西。很多人认识到了这一点，慢慢会体会到这一点。但是，在经济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们原始积累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采取一些破坏环境、破坏文化这样的做法，当然这些做法是不对的，但是我们现在政府也好，可能有眼光的官员也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从城市发展来看，文化是一个核心的东西，还是一个灵魂性的东西，只是目前有这些不正常的状况，我想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或者是暂时的问题。

 

　　刘彦平(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博士)：

 

　　各位老师、各位媒体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刚才听了刘老师和张教授的发言深受启发。我们所每年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我自己也是研究城市品牌、城市营销，对这方面更感兴趣一点。所以今天看到对主题的提示，我想从城市营销和品牌的角度谈谈我对未来城市发展模式的看法。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城市之间的竞争逐渐取代了国家这个单位，以前是地区竞争以国际、国别，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现在体现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竞争，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竞争。城市是地区经济的重要节点和中枢。在城市经济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城市营销、城市品牌，无论是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都提上日程。

 

　　对文化我谈谈看法。我们提到文化的时候涉及到城市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指城市文化，现在各城市都热衷于搞提炼城市精神，比如四个字、八个字、十二个字，他们叫城市口号、城市精神。这个城市文化我觉得是城市传统文化，一种传统价值，更像标榜城市的竞争气质，这个在城市竞争当中越来越重要。我觉得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次电视讲话的时候说过俄罗斯之所以摆脱困扰，重新崛起，就是因为俄罗斯它的文化重新植根于俄罗斯强大的动力。甚至有这样的提法，现在城市的竞争主要在全球价值体系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特别是在全球生产性服务业当中。

 

　　在未来，城市的文化更代表城市发展的品质和城市的发展水平。比如说像亚特兰大，它的城市口号是开放每一天，他成为竞争力口号就是这个多元、开放这个基本的价值。还有爱丁堡是土地创新，他认为这是城市非常重要的价值。这种城市的竞争气质和城市文化是城市特色最基本的元素，也就是城市形象、资产一个重要的方面。

 

　　其次可能就是城市的文化传统，有很多历史文化名城，还有很多有形和无形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个体现城市发展历史和城市的竞争地位有相当的作用。刚才刘老师谈到了城市的遗产保护，文化发展也是深受启发，非常赞同刘教授的观点。

 

　　第三对城市文化就是指文化创意产业，在西方这么叫，我们国家有时候叫文化创意产业，有时候叫文化产业。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把文化的资源经过科学技术的激发和个人创造力的结合就变成了一种产业。像传媒、动漫、游戏、软件、影视、出版这些都属于文化创意。因为文化不光是一个陶冶人、体现人的价值导向，另外逐渐成为了经济中国的支柱。比如在伦敦和首尔，文化创意产业逐渐成为城市的支柱产业。在统计结论的时候，自己都难以置信。

 

　　另外我想谈谈城市的管理，现在有一个概念叫做城市治理，这和我们口头上谈的治理一样。以往城市管理模式，管理主体主要是政府，手段主要是通过行政命令，组织体系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体系。在未来，实际上现在已经开始治理转型，所谓治理就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它是通过协商、对话、通过让市民参与，让各地广泛参与，在这种的形式下推进城市各方面的发展。所以，治理被视为当今城市管理民主化的重要途径。在西方这种治理模式已经越来越深入发展。让这个市民、社会团体和企业参与到更具体、更现实层面、更具体层面的城市发展和城市管理决策等等方面。市民是城市的主人，怎么样发挥主人翁的地方，这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我们在研究城市品牌中也感觉到，有很多城市营销逐渐走到了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误区。除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绩效考核体系安排等等原因之外，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主体是由政府推动。增强城市的竞争力，不管是发展城市文化、建设城市品牌、提高城市竞争力，还是治理的转型，都需要市民更多的参与、更大的控制、更多的民主。

 

　　蒋晔(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

 

　　我把我的经历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然后我的话题展开才有意义。

 

　　我原来是河南的省长秘书，经历了十几年的政界工作，体会到城市的发展和政界是密切相关的。后来我又在一个城市当市委的秘书长，整个城市的品牌建设是非常关键的。在当代中国，城市离开政府是无法推动的，推动城市建设的主导是政府。第二个经历我是北师大历史系毕业的，历史文化与当代城市的关系是什么？第三个经历，我现在任职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基金会在运作的时候，特别关注中华社会文化体系，社会文化体系不意味着历史文化的唯一含义。一个城市的定位，不仅考虑历史文化，更要考虑社会文化，这是我的三个经历，我由此展开我的几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咱们《中国经济评论》杂志社开这个会议，我觉得具有战略意义。在一个非常重大的时刻开了一个重大的会议，如果这个会议仅仅开这么一个圆桌暂时的会议，意义不大。如果由这个话题隐身到作为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启蒙，对我们城市的市长是一种教育、启蒙我觉得就有意义。我们中国城市的市长，刚才刘教授说越当领导越牛气，其实越当领导越没有文化，因为我在省长身边工作，最后一任是马忠臣，领导越高越没时间读书，越听不进专家的话，失去监督的意义。我们如果借助这个话题，展开对中国城市市长的一次未来城市的启蒙教育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的城市发展是一个大趋势，任何阻挡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思想都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大趋势有可能带来大破坏，大趋势不一定是好趋势，还有坏趋势。新中国成立以后，给中国城市建设带来一个新高峰，把北京都给毁了。大趋势如何变成好趋势，这是一个重大的话题。在这个问题上，重视历史文化显得是第一位的重要意义，由历史文化转身文化是第二位的意义。首先要重视历史文化，城市是我们居住的家园。如果我们在天安门照相，我们寄给外国的朋友，外国朋友说你在北京。如果你在没有文化标志性的城市照相，别人你不知道你在哪个城市。因此，我们今天的城市建设首先要尊重历史文化的符号，避免城市发展大趋势当中往往出现的大破坏，今天大破坏的趋势超过了好的趋势。所以我们今天的会议意义就在于此。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前几天拜访吴良镛老师，吴老师出来说了一个例子。他去了三个城市照的照片是当地政府官员给吴老师照的，过了几年以后他想在照片背后写上在哪个城市照的，竟然无法回忆。我们到中国的33个省份城市、自治区、直辖市，你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方照相，五年以后你根本不知道在哪个城市照的照片。我们的城市走向了千城一面的大趋势，今天我们在城市的建设当中出现了这个趋势，这个大趋势就是大破坏。所以，我觉得呼吁咱们在座诸位的媒体界，如何是中国大城市的发展大趋势，要否定千城一面。我们一个城市到哪去照相我们今天就不知道，北京有天安门，郑州在哪照？郑州在二七纪念塔，纪念塔是革命的标志。我们上海照相就是黄埔江，黄埔江的外滩，还是殖民地给我们留下来的。我们的城市当中你想想你到哪里照相，就像刘老师说没有城市记忆。我们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城市建设已经让我们的后代失去了城市记忆，其主要一个问题就是失去了历史文化。我觉得千城一面是我们中国当代大城市建设的非常重要的表现，我建议咱们这个杂志社，在开展这个城市启蒙教育的时候，对中国100多个城市搞一次城市的记忆评价。哪个城市能留下一个照片的记忆，想起这个城市就知道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我们马上就会出现中国城镇建设的大破坏，因为要搞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首先是以镇为中心的新农村建设，以镇为中心的历史文化怎么发掘？完全是镇长和镇党委书记决定。我们刚刚富裕的老板，积累的财富是富人开发房地产，而不是贵人开发房地产，富人开发房地产就是暴发户的心理。我们的房地产项目基本上是崇洋媚外的项目，对我们国家的楼盘建设有多少是中华民族的特色，有多少是这个城市的文化特色的，大家评论一下就知道了。

 

　　第三个观点，我和政府的领导接触非常多，今天我们城市出现了可喜的现象，就是重视了历史文化。

 

　　但这个好现象搞不好就是一个大破坏，要辩证法来看，解决好了就是好现象，解决不好就是坏现象。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在目前这个情况下，我们无法从政治体制改革解决政府的短期任命问题，因为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事情，我们无法解决。短期任命将持续很长时间，在短期任命期间就不会有一个长期规划问题。在领导走马灯大背景下，规划要长远化，规划至少中期和长期，这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关键就是规划立法，这是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一张蓝图管十年、二十年，至少管到这个程度。第三个就是立法要让专家确定，立法不能让文盲确定，今天我们的两会代表在中央级的专家学者很多，在地方一级的很少。地方人大代表当中，基本上是官员，而且基本上是退休的官员，退休的官员要决定未来的城市格局，他的思想非常僵化，他怎么立法？！如果专家不介入，这个立法是乱法，到那个时候更麻烦。

 

　　有很多地方搞城市规划就出了很多笑话，例如西湖的炸楼。山东鹳雀楼你站在外面看，你为这个楼欢欣鼓舞，如果你到里面看，未来这个楼肯定得炸了，所以在规划当中没有专家介入就非常的麻烦。

 

　　历史文化的一大价值在于团结全球华人树立品牌，吸引华人到这个地方旅游，有兴趣去参与合作。但是老外不管你，你的历史文化和老外关系不大。尤其是在城市发展当中，只有古都城市对老外有一定的吸引力，其他你说李白什么的老外不懂。

 

　　我主张城市应该走双品牌道路，走双品牌战略。第一个道路是历史文化形成的品牌道路，第二个是现代产业形成的产业道路。现代理念和产业理念是对外开放的象征，能够促使城市竞争力，华人是历史文化品牌，华人在吸引老外过来，老外过来必须产业对接。由于我们在这个城市定位是双品牌定位，所以吸引了世界很多大企业和我们展开合作。历史文化品牌和现实品牌的结合才能够做，这是我提的第四点建议。

 

　　咱们的《中国经济评论》杂志，为了深入探讨我们中国未来城市的发展模式，首先我觉得要采纳刘教授提的观点，把世界上发展好的城市，尤其是外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好的发展模式，系统地介绍给中国的市场。这样的话，咱们《中国经济评论》杂志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就是为中国做了贡献。
文化开始汇集社会多种资源是好事

 

　　沈望舒(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去年下半年以来看到了很多的大型文化项目开始上马，这些大型的文化项目恰恰在十年以来，咱们已经投入了3000多亿人民币、近20000个项目灰飞烟灭之后。我们看到香港的迪斯尼在非常艰难地起步，而深圳的华侨城老当益壮进行了改造。但是，广州一个投资50多亿的海洋公园，它的全部规划已经浮出水面。现在横店花200个亿重建圆明园，另外就是在两会期间正反双方正在激烈论辩的中华文化标志城，这些东西的浮出水面，怎么看他们的积极因素？我赞成有些先生刚才谈到的观点，不要看到仅仅是某个人的品质，某个人的个人因素，它为什么会发生在这个时代，而不会发生在以前？

 

　　所以，我觉得应该考察时代背景、发展趋势和价值取向，然后我们回答一下该还是不该、能还是不能、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这比简单的情感抒发、表面上激烈的对抗实际上双方的观点并没有交锋重要得多。

 

　　首先，我说一个观点，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学者统计，见诸于书面文化的定义300多种。因此我们在很多的会议上，看起来大家共同谈论德文化，其实此文化非彼文化。我们入世谈判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谈到和美国的著作权的谈判是中国的胜利，这实际上看偏了。何为文化？从根上就是最复杂的。很多人愿意把一些动机作为文化，还有把人们追求幸福的行为作为文化。实际上关于文化的定义不指300种，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种文化。我好像我们在农村谈起某某人有文化，他就是识字。广义的文化和人类有关系的一切，不管是一个河流，一个沟渠还是一条道路，狭义的文化到了我们意识文化所表述的法律、艺术、宗教等等。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什么东西只要和文化一沾边马上复杂性呈几何级数地上升。

 

　　在文化的问题上，去年我们开始施行、也是我们努力促成的联合国的文化多样性公约，我们促成的实际上就是害怕在经济全球化的状态下，实现文化的全球化。这个公约实际上对于小文化、对于弱势文化的保护，保护期不会很长。一个个体的文化，每个小的群体文化都有存在的理由也都有发展的理由。现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等等，带来了每年消失多少区域的文化。曾几何时，中国有多元的主题热心于文化项目，我们原来建了很多大工厂、大水库。比如横店没有说用政府的资金，这是一个自然规律使其然。

 

　　从现在来讲，大家看好的文化，你用文化挂羊头卖狗肉，文化从来没有像今天的地位这么高，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动机和怎么理解这个文化，这是我说的要从积极的层面。

 

　　过去是没有人想到文化，当然这里面就伴随了大量的真文化、假文化或者叫做泡沫，我们也很悲哀地做文化，我们多少年对于文化的呼吁、号召，其实是为我们文化走向最后的消亡唱了一曲晚歌，我们这样的会开了无数次，但是好多时候我们并没有留住我们的文化。

 

　　文化开始汇集社会的多种资源是一件好事。

 

　　第二个意思我是讲现在我们做任何文化的项目，我刚才说了被大家广泛使用的数字，就是10年中3000亿人民币的投资和近2万个人造景观灰飞烟灭，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第一轮文化建设投入的惨状。但是，我们第二轮就像我们看到街上很多的店铺，不知死活的总有新人加入，重新装修又进入了这里。失败主要在哪？其实失败有这么几个要素：第一、我们从来没有把以人为本具像化，那次我在文化部谈这个事情，我说你们谈的以人为本实际上是没有的，首先历史是什么组成的，历史是由人和事组成的，我们对历史的观点是重物不重人。我们看重了一个建筑，看中了一个家具，但是实际上负载这上面的惊天地泣鬼神的人是没有的。我们不把现在的文化工作的队伍这个人视为人人，而以终端的消费者为本，你怎么产生优秀的服务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建国以来我们没有多少传世之作，更没有出什么大师，这个强调就是我们离开了一个前提--需求。

 

　　需求是创造人世间一切奇迹的首要资源。我们大量的文化项目，基本上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积累和自己的好恶，当然这个自己都有决策能力和决策权力的。而我们所谈的，我们民族的文化建设，民族的文化自信，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民族的文化经济的运作能力没有出现。所以，可以做大事，但是实际上来讲，开幕之时就是关门之日，但是门可罗雀。所以我没有在说办文化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你做什么和怎么办就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谈的以人为本的具像化，什么叫文化的创意产业，文化创意和产业是分成两块的，文化产业的主导和主体肯定是人脑。但是我们现在办园区，恰恰不重视人，用原来科技园区，生物园区的方式，以为圈土地，盖大房、引进生产线就可以带来文化的繁荣，其实这个人住月球上也可以为你这个国家服务，照样可以带来非常大的效果。

 

　　我们现在不知道需求，也不关注需求，同时也不知道竞争对手在做什么。焉有不败之理？我前前后后参加了很多省市的文化规划、产业的规划和集团的组建。我们现在有热情，可是首先违背了规律，就是不知道需求在哪里。你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的市场规划是没有关于需求分析的，如果要谈需求分析，它也是没有具像化的分析，而是用所谓的人均GDP达到多少，文化消费就应该达到多少推导出来的。因此，我们所做的那些文化项目，实际那种文化的感召力、文化消费的吸纳力都是很低的。

 

　　第三点我要谈的是，核心的软实力是旗帜和灵魂。我们国家现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大国、地地道道的经济大国，是体制内的世界。从前年的数据来讲，我们对国际经济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13.8%，可是在国际上出现了享受着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我们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应该有的赞许。这里面的问题就是软实力太弱，实际上传播力决定影响力，我们的传播力太弱。当你软实力不行的话，很多国家接受了一个观点，你永远不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在这个政治、军事、经济之外第四种力量是媒体的力量，我们现在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是在文化的传播上。

 

　　现在济宁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想到我们文化的灵魂和旗帜真正软在哪里。他们想到了又是硬件的工程，最好办的一种事情。很多海外的华人，不会说一句汉语的海外华人，特别想到孔老夫子那种地方找一种中国文化，看到了以后失望之极。因此，我觉得我们“十七大”提出了软实力的问题，又提出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问题，这个家园需要人有血有肉地填充进去，我们现在恰恰没有内容。我们不用说别的，先看看我们周围的人。那天和别人讨论美国的传播、美国的主流文化，美国的主流媒体实际上是被一批冷战思维的年长者控制，而他非常强大到控制对贫民有影响的地方媒体，所以我们中国几乎在那上面没有痕迹。而现在的年轻人，几乎不看三大美国电视网的新闻，那种自制网页的网站是他们的最爱。因此，我们在网络媒体上几乎不存在。所以，在这个上面盖洛普的调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永远认为中国是敌人的、危险的站在50%以上，认为中国是朋友、不是敌人的在40%左右，他们对中国充满了担心。如果墨西哥这么一个拉丁美洲数一数二的发展大国，称之为谁都不知道的事情叫做中国的事情。我们现在说别人偏见的时候，我们到底为我们自己认为的文化做了什么归纳，为我们的传播做了什么。所以，当一个30多岁的张纯如写了一个英文版的《南京大屠杀》，让我们很多老年人说他做了一件让我们多少年一辈子没做成的事。

 

　　陈运高(中国房地产文化促进会秘书长)：

 

　　这里我重点谈一谈我们的产业结构问题。现在我重点想谈一谈房地产，因为我们是房地产协会，我们重点谈一谈房地产这块。现在来谈这个城市发展房地产，现在很多的都做大盘，原来改革开放住房短缺有房子住就可以，也谈不上什么品质，过去叫花园模式，从香港模式引进来都是没有花，没有草，就一栋楼就是花园。现在慢慢进入了社区化地产时代，甚至还有城市运营时代，这个里面就要考虑到多元化发展。

 

　　房地产一定要树立一种大房地产的概念，就要把城市发展、城市社会发展、城市产业运营和城市的形象集中，当然也包括住房问题。现在房地产发展遇到一些问题，刚才很多专家提到了房地产，有个产业素质提升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做城市素质培训的时候，第一要对我们的市场进行培训，要对我们的房地产商进行培训，对我们的其他企业也要培训，不光是房地产，因为你在一个城市里面有制造业，制造业输出的产品也代表了你这个城市的精神和价值。还有市民，市民的培训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研究房地产文化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城市文化、社区文化、企业文化，还有建筑文化艺术。没有这三个方面组合起来，就是现在房地产为什么没有做好的原因。过去重视技术和建筑意识，但是为生活载体和为社会服务这个功能没有加强。

 

　　现在的城市做房地产时，房地产商只知道建住宅楼，不知道建复合型的社区，把产业元素和我们住宅社区结合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市长在城市谋划的时候，他找不出这个城市里面核心增长值的所在。你比如说瑞士就是专门做手表的，非常有世界影响力；拉斯维加斯就是把娱乐文化做到极致，使这个城市有品牌，有世界吸引力；好莱坞就做饮食文化主题，做到极致。回头来看我们国内也有很多的案例，现在正在关注，现在我们非常高兴，我们也有开发商运作这些，这些地方也有一些主题。前天我到上海看游艇新城，那个城就6.7平方公里，但是它的主题就是发展游艇经济，要搞会展、搞旅游，同时里面有住宅。所以，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发展方向。因为随着竞争的加剧，房地产中小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就跟不上了，人们的需求是一种复合产品，所以这个短缺时代会过去的。

 

　　没有一个普遍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要因地制宜，所以刚才有专家谈到了千城一面，就是傻瓜操作法，人家搞什么我就搞什么，城市制造。我们要从城市制造变成城市创造，你一定要组合你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产业经济资源，找到它的特质，找到你的核心增长值，你这个地方适合搞家电，你就把家电做大，然后在里面建相应的住宅等等。

 

　　另外就是把传统文化和现代结合起来，现在很多人都比较关注弘扬传统文化，当然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有的地方不适合搞，过分地做传统文化，甚至它的规模不一定那么大，应该做到适宜或者科学。有的地方就适合搞现代文化，你比如说中关村就搞IT产业。所以，应该把我们的产业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你谈城市发展模式不能不谈到这三种因素，如果抽象来讲有自然成长的模式，有依赖于别人的模式，比如你这个城市是为大城市服务的，还有就是符合现代化、商品经济时代的社会化分工，你这个城市和这个产业，跟那个城市的产业要互动和互补，所以你产生了总部基地。谢谢大家。

 

　　陈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我觉得文化标志城是一个新闻点，也隐藏了一些问题。我刚才看了这三个问题，历史文化对城市的发展的意义，实际上城市本来是文明的一个标志。但是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城市意味着方便，意味着生活和交流的方面能够满足人高层次的需要。比如我是湖南人，你为什么愿意来北京，因为在北京可以相对容易找到愿意和你聊的人，这就是一个城市的好处，有高层次的需要。文化对于城市来说，这样的衣食住或者基本的方面来谈它有意义。为什么会千城一面，那个一面是什么？那个一面就是基本的方便，它只是还没有提升。所以也不要太过贬低它，它还是一个进步。你看看住在胡同里面的人，我刚毕业的时候住在胡同里面，上厕所晚上要出去。不要把文化推得很极端。

 

　　我对竞争力比较模糊，旅游的竞争力、产业的竞争力还是别的竞争力，你可以扮演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很难说，这个有很多复杂的因素。第三个问题是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发展观，城市发展观很简单，就是尽可能的城市化，这个有人什么需要就提供多种需要的满足。关键是怎么做到呢？我觉得政府应该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要平衡各种人的利益，克服自己的约束等等。

 

　　我下面重点谈文化标志城的问题，之前讲的两个老师，我对他们的观点不完全的赞同。像刘庆柱老师，我感觉他还可以，但是他有一个基本的观点，他好象是传统就是遗产，遗产就是化石。这些传统、遗产、化石就是记忆，就不是现实，然后谈到保护，这是错的。孔子、孟子也同样，孔庙这些东西也一样，所以他也有一个激活的问题，激活它，使它在我们的生活和生命里面承担某种功能，扮演某种角色，这就是我们今天意识到的一个问题或者我们让你做的一个事，这是没错的。你有无限的博物馆，你心里没有神，没有一个寄托，没有一个皈依，你还是一个文化上的漂泊者。这个东西要区分的，但是他没讲清楚。张立文老师几年前在香港开会，说国学有广义和狭义的说法，从广义的说法就是关于中国几千年历史形成的结论，狭义的说法是国家和民族有某种特殊意义的价值系统及其阐释。后面这个意义上相对新的学术里面，实际上按照西方的学术里面有神学，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应于神学，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但是，我们所谓的搞博学院的这些人没有意识到这些。纪宝成反映了我们一个官场的特征，他意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他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但是，他不会用人或者没有操作能力，虽然他搞钱很厉害，但是他没有眼光。第二就是上头有想法，我想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些东西，文化的重要性，但是下头没办法，因为长期这样的体制是逆向淘汰。比如我对国学有一点了解，但是他们不用我这个人。

 

　　这300亿工程同样有这种尴尬，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有竞争需要，应该有这个体制。事实上我们在今天讨论城市的文化，也是讨论国家和民族文化的问题。刚才那个老先生提的很有意思，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首先有两种大量毁灭了我们的传统或者覆盖了我们传统，近的说就是意识形态。因为我们这里面年龄大一点的知道，你意识形态取代文化，这种力量把文化给覆盖了。另一种就是西化，西医肯定比中医管用，我们这里有小孩的，如果小孩发热什么的你很着急，我家住在方庄，到东方医院搞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在所谓的精神层面和信仰的层面，这就不一样了。比如基督教让你不敬主，反对拜偶像，对你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情感上不能接受。另外从软力量，所谓的文明冲突的角度来说，既然你说是文明的冲突，你都用我的东西了，这是你跟着他去了。我估计高层或者政治家从实际的需要和经验里面他感觉到了文化的软力量，他意识到了但是没有办法。文化城本来是一个好事，但是由院士发起，院士已经神圣话了，什么东西经过院士就好了吗？这样的事情没有操作好，然后由政府这样做，把地方利益加入里面，由用中央计划经济和集权的模式做这个东西，这个肯定把好事情办坏。我觉得很尴尬，它有某种正当的需求，并且和我的理念一致。可是你说好的话，确实办的太差了，就像袁世凯，袁世凯祭孔，反而把孔子糟蹋了。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文化的建设或者说以文化为标志看出了很多问题。

 

　　另外就是地方利益的问题，山东人都说好，为什么？就业机会，或者可以升官等等，这是一个大事，你必须要操作，操作要有很好的执行机构和规划群体做这个事，哪能像这样秘密地搞几个院士借他们瞒天过海。院士的神话都是造出来的，所以这个问题折射出来的事情太多了，为什么激起那么多的反感。

 

　　我参加了一些城市规划的改造项目，我发现规划专家们对文化是不屑一顾的，他会考虑符合城市发展的内部规律和城市建设的规律。狭义的说可能是排文化的，广义的说应该是容纳文化的。海口有一个人民公园，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庙，我认为应该恢复，来海口旅游当地的文化应该保留。但是他们就建喷泉，他们觉得那个路要直，可是路一直你把那个庙就踩过去了，那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我们的标志城也有这些问题，我几乎肯定是技术理性指导这个事，我想起一首诗，毁坏的天堂依然是庙，破了画像依然是神。庙和神就是精神的灵魂，你不要金碧辉煌还要贴上瓷砖，一个庙贴上瓷砖是什么感觉？这个需要神圣性，神圣性怎么体现，我当时问刘庆柱，文化复都是不对，我认为文化标志城首先是好事，现在做得非常不好，并且300亿的说法和现在的操作手法不行的。要自下而上的培育，要用相对确确实实有三孔的邹城、曲阜相对比较有优势的。我不赞成刘庆柱说的，西方历史也有很多年，为什么从公元算起，这个不一定的，我觉得他逻辑不成立。当然他是考古专家，你们也是媒体，毫无疑问孔孟是最重要的，这个和认定有关系的。你要把那个地方的神圣性和你内心的需要情感连接起来，这样去做，并且不要想着一蹴而就，先把泉水那个地方引出来，慢慢地由那里升华做这个事，并且哪个父母官或者政府官员都想做一点点事。

 

　　贾康(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今年在政协上大会发言里有山东政协的领导，这个发言听了以后有相当多的人很吃惊，一般人民代表大会没有大会发言这项，党代表大会也没有发言这项，只有政协有。怎么会加进全力主张山东这么一个项目的发言，后面有不少议论。我在分组会提了，我感觉这个发言是有问题的，一个政协大会就地方的某个项目做发言，可能就有本身的攀比问题。如果你开了这个先河，以后这么宝贵的大会发言资源，大家都讲自己的项目行不行？那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导向？

 

　　另外就这个项目本身我觉得很有问题，中华文化标志城，你怎么敢认定孔孟之道就是中华文化的标志，这个标志为什么把两个县城加了几百公里合在一起叫做一个城我也不理解。前面这个问题更大，我们现在中国要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现代化，大家意识到里面包括着文化、包括着精神文明、包括政治文明，这个文化标志能不能以孔孟的故里作为标志，我个人是怀疑的。

 

　　孔孟的内涵东西说的上是中国文化城里非常重要的，在很多场合、很多的时间段上也被认为是主导方面的遗产。但是，在中国进入现代化这样一个民族复兴的事业上，它是不是简单的可以标志化？一百多年的惨痛历史，我们被国学救了还是被别的东西救了？

 

　　我们曾经叫崛起，现在叫发展，这都是一个意思，你有一个主题文化的东西，这个文化里面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肯定要继承，但是我们有没有让它升级换代，不简单停留在孔孟标志化的历史阶段上，我觉得有必要。文化可能以后越来越多元化，讲究兼收并蓄，讲究与时俱进，继承发展综合在一起，把孔孟标志化我觉得不合适。再有就是叫城也有点儿不合适，这个城市在现代里怎么发展涉及到发展模式的问题，前面一段时间有人推介美国一个女性专家写的一本书叫做《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看书名的意思它脱离了一般的人，认为城市就是要讲究光鲜、漂亮，使城市各个人在里面融合，有自己的生存天地，不一定街道越宽越好，不一定社区越漂亮越好，把很多元素打散了放在一起，是不是大概这个意思。如果城市发展模式有一个加入现代导向谈论的话，搞一个几百平方公里，加一个九龙山区这样的城似乎有点儿不对味，城市主要的功能是多样化，你要做这样的城，按我们现在一般人理解，不论是设计思路还是以后地方领导一旦做什么，就是把路面硬化，把高楼大厦建起来，认为城市中心最标志的东西堆到九龙山这个生态区域上面去，有没有必要，你堆上去以后可能形成一个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这几百亿砸在这样的标志上有没有实际意义或者多大的意义，这个要打问号。

 

　　这里面包括中国文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正面讲未来城市我个人感觉逃不开的导向，城市里面工商业活动要兴起，我们总体来说发展方式转变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家首先看到是绿色、节能减排、社区的和谐、整个城市各种功能的和谐。至少低收入阶层的居民不要整天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就是成片的贫民窟。你在赛特往后面一看，大片破破烂烂的房子，加上很多搭建的临时小屋，一住就是十年多。我们北京郊区典型的一些旅游区，里面有很多搭建的屋子。

 

　　以后的城市把这些因素放在里面，新型工业化和新型经济发展转变配套的商业化，还有它的所谓绿色城镇化和和谐城镇化，这些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有眼界去探索，不是简单看别的国家的城市建得怎么样。要不然我们的后发优势从何而来？人家走的弯路我们能不能避免不走这些弯路，这就是后发优势。

 

　　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非常有意义，和中国现代化与时俱进应该占有的后发优势的制高点这个事情，如果在这个角度上，我觉得说了几千年，源头在孔夫子，比如中国改革开放最开始的时候没有邓小平这样新权威主义的典型人物表态不争论，中国的发展模式能不能发展下来？名不正则言不顺，邓小平说不争论是我一个发明，这个发明的伟大意义就是在这里。他利用当时的政治条件，他把这个过程推起来了，推起来慢慢讨论这个名怎么正，这个《宪法》改了几轮了还没有改到头。《宪法》规定的4—5个层级，咱们普遍是5个层级，这5个层级行不行？我们研究不行，实际上所有搞市场经济的国家，典型的情况就是3个层级，3个层级分税就可以和市场经济联系。中国渐进改革以后，有的事情是法无定法，法律滞后。

 

　　现在很多要改革的事和创新的事还是这个问题，当政的人大都想升官，但是得不来创新，你要创新，有些人就是牺牲品。它起了一个唤醒作用，但是它较早了，他本人可能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等大家认可的文化标志，等大家认可的城市模式树立在那，谁都是最喜欢看到的，但是可能我们等不来这个东西。我说这些，请大家批评指正。

 

　　张保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第一谈文化问题我是外行，我是读计算机的，没有读过文科。我觉得这里要发表我一点意见：第一、城市的文化发展首先是观念的转变，才有城市的转变，观念不转变，再造多少高楼，或者再花几百个亿是没有有的。第二、传统文化或者本土文化中落后部分对先进文化，这个先进文化可能就是本土的，也可能是国外引进的，被先进文化所取代是不可避免的，这不是文化的退步或者衰落，而是文化的进步和繁荣，要反对一切都是老祖宗是好这种盲目复古主义。我说一句调侃的话，如果没有批判某些孔孟之道，在座的女同志可能还裹小脚。

 

　　第二、文化的变迁和发展不会导致各个民族传统文化或者本土文化特色的完全消失，因为有些传统文化和本土文化是中性的，即使在发生文化融合的场所，新生的文化还会保留传统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基因。比如说动漫，你是国外进来的，但是可以保持基因。所以，一些具有中性特征的不同文化，可能在同一个空间长期共存共荣，这里面主要是一个意识形态是不是相互包容的问题。

 

　　第三、传统文化既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应该在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个大家都懂，但是现在有些人忘记了，这里面有一些糟粕要丢掉，不需要维护和保存。

 

　　第四、文化的发展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既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必须有经济的发展才有文化的发展，正因为我们经济发展了以后，我们才有丰富的文化，我们在贫穷的时候谈文化，那是没有人要听的。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看到搞文化城的，我问一句，山东省济宁地区或者是曲阜附近的这些农民究竟有多少富裕，富到什么程度，他们是不是有经济条件搞这么豪华的文化标志城。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你必须有一个经济的发展，才能在那个地方有文化的发展。

 

　　尽管有些城市出于发展需要提出了文化兴市的口号，但是它的文化兴市只是一个形式，而不是形神兼备。他就是建一个街道，弄一些景观就认为这些文化，其实城市的发展是文化的内涵，不需要高楼，正像我们的大学，不需要大楼，要大师，大师可以在15平方的小办公室里面写出伟大的著作，不需要像老板一样的100平米的办公室。问题我们中国对文化的观念，把这两个搞混了，我们的行和神划等号了。

 

　　我们谈文化的时候漠视了民众分享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权利，忽视了重建民族和文化遗产之间的情感联系。你搞这个东西老百姓答应不答应，老百姓在想什么，我希望调查一下济宁市或者曲阜地区的广大老百姓忧虑的是什么，是物价还是住房，还是你这个文化没有了，他是不是从感情上认为有必要恢复孔孟，还是有些吃饱了而且拿*人酬那些所谓的人考虑这些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搞文化必须全社会关心，而且有支持和参议才能够解决问题。现在讲到投资立项，投资立项现在不是立项以后的审计，而是立项以前的审计，我们必须建立一个非常严格的立项过程，不是哪个领导能批的，你们人没有权利批，不是这个财政上的过程。我们一直在讲法制，在这一点上，不管他的官多大，他不能批项目。批项目必须要有一个议事过程，甚至于需要在人代会讨论，多少票对多少票通过才可以。台湾虽然不是我们现在可以学习的，至少这一点可以学习，用钱怎么用不能学吗？这和意识形态没有关系，你怎么用钱的必须要有这个人民代表讨论，慢慢走到这，现在不可能做到全面的预算。比如100亿以上的大项目，必须走什么程序，谁说了都没用。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目前城市发展模式中间需要注意的一个大问题。

 

　　所以，我虽然对这个事情没有很多的研究，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值得大家的关心，为什么？因为现在如果再搞下去有三个最大的问题：资源的巨大浪费、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商务成本上升使得我们的竞争力在丧失。这三大问题就是在我们盲目搞所谓的文化建设造成的恶果，你们看看前面很多很多的例子，就是这三大方面的问题。所以，我要说的就是希望《中国经济评论》杂志不要局限于中国文化标志城的问题，因为张三没有了将来还有李四和王五，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个普遍问题。什么叫做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哪些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不要一谈就是博学，博学是一个大概念。

 

　　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做海岩，他最近讲了一句话很深刻。“这个时代，大部分的恶都是钱弄出来的，你看所有光辉亮丽的事物背后，只要在利益空间比较大的地方都是有黑幕的。”中华可能有这个因果关系，因为后面有很大的利益空间。谢谢。

 

　　主持人：

 

　　今天我发现还有一些争议，我们提供一个平台，肯定这个事情还是继续延续下去的。

 

　　〈中国经济导报〉提问：

 

　　非常感谢各位专家的精采观点。我是中国经济导报的记者，我问一下蒋秘书长的问题，你讲到了中国城市建设大趋势造成了大破坏的情况，以及中国新农村建设进一步加深，城镇建设的大破坏可能会即将到来。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如何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相对于城市来说，城镇历史文化的积淀更少一些，如何面对这样的问题呢？

 

　　蒋晔：

 

　　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谈到了，目前在中国以乡镇为主体的城市建设高潮在未来50年是一个主题。因为中国特大型城市的发展，以北京为主体的大家看到了出现了很多问题。以省会为中心的大型城市也出现了问题，以县城为主导的城市建设目前正在发生问题。下一步的新农村建设的核心节点是以镇为中心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应该进入一个规划的状态，由当地的县政府为主导的县人大对本县的城镇规划要立法，为什么呢？中国的政治干部在运作当中，县长的转动率比市长，市委书记还快。而乡镇的转动是两年半，市长、市委书记是四年半。在这个情况下，县人大尽快对本县的乡规划作出立法。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将来就是针对某一个乡镇犯的病而说一个病，应该在全国普及城镇规划的法律意识。

 

　　第二，乡镇专家学者非常少，我在县里面工作过，里面遇到的专家非常少，他没有钱请。现在乡镇的规划我是建议以房地产商为主导的邀请专家学者，把成本放在房地产商那里。因为乡镇都是吃饭财政，开支很困难。

 

　　提问：
　　这个牵扯到利益的链条了。
　　蒋晔：
　　首先是立法，规划中的立法，然后在建设当中的资金来源和房地产商的紧密结合，然后用立法权要求房地产商必须按照我们的立法执行，这一点是解决乡镇的经济问题。

 

　　第三个问题，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它的博大含义在于我们中国每个乡镇都有文化，关键是挖掘。我们很多的草根文化，恰恰是在乡镇当中。我特别担心，乡镇的文化在这次大建设当中出现大破坏。我们的文明越是首都，文明失去越多，因为首都是意识形态化的首都，一个王朝在更替的时候，下一个王朝必然否定上一个王朝，在否定的时候是统统毁掉的。但是乡镇和农村恰恰保留了很多原始的中华文明，如果这次再破坏了，我不知道我们中华文明的草根保护，我们的原生文明到哪里寻找。

 

　　提问：
　　您说保护是通过什么方式，也是和中华文化标志城这样搞还是？
　　蒋晔：
　　不能这样搞，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地方确定自己城镇规划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自己最根本的文化，不要大而无当，要准确表达你的个性。而现在很多地方在确定自己城市的准确定位上是模糊的，模糊的原因是没有文化的自觉。当文化自觉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你是从哪里来的，你到哪里去。江苏昆山对自己文化特色定位就很清楚：昆曲之乡、顾炎武的老家，非常准确。越是当文化自觉自省的时候对自己非常准确，不会糊涂。这点我建议咱们《中国经济评论》能把这块文章做好，对杂志的发展都不得了，是一个大的战略。

 

　　主持人：
　　谢谢蒋秘书长，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最后说两句。第一，我代表《中国经济评论》杂志和首都青年记协对各位专家的到来和精采发言表示感谢。第二、《中国经济评论》杂志可能各位专家看起来是比较新的名字，这个杂志确实是一个新办的杂志，这个杂志办起来的时候既然取这个名字，也有我们自己赋予他的内容和期望。其中我们希望想以后这个杂志在月度圆桌会上的时候就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邀请各位专家进行开放式的探讨，主要是思想的碰撞。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搞月度论坛，对各位专家的光临也是特别的感谢。另外，我们以后继续下去这样的论坛，同时希望各位专家和媒体的朋友对我们继续给予支持，谢谢大家。

网络来源：儒学联合论坛http://www.yuandao.com/dispbbs.asp?boardID=2&ID=28849&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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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复兴的实质就是文化复古——就“中华文化标志城”答记者问（王达三）

 

文化复兴的实质就是文化复古
——就“中华文化标志城”答某报记者问

 

王达三（中国儒教网站长，儒教复兴论坛总版主）

 

问一：如何看待山东拟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事件？
 

王达三：很多人反对修建，而且也各有各的理由。但就我个人意见而言，我大体上表示支持。文化生命与民族生命是一体的，百余年来我们一直批判自己的文化，结果我们民族的自性和特性几乎是消失殆尽。现在，说中国崛起带来的民族自豪感也罢，说诊治“现代文明病”的需要也罢，中国文化正在逐渐复苏，这是个事实。修建“中华文化标志城”正是中国文化复兴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标志着中国人开始走出反传统的历史阴影和心理情结，开始重新审视并益渐回归自己的传统，这是个好事。但是，套用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的一句话，“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我们说：“文化者，非工程之谓也，乃信仰之谓也。”换句话说，文化的根基在于人们的心灵和信仰、遵从和践行，脚手架是搭建不起来文化大厦的。即使搭建起来了，也保不准会被推到砸烂，你看看阿富汗的塔利班炸毁巴米扬大佛，不就这个道理吗？

 
问二：那你认为如何才能搭建起来中国文化的大厦？
 

王达三：“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精神上的文化大厦更是非一朝一夕之功。钱穆先生曾说：文化建设是比慢而不是比快的，因为唯其慢，才能沉潜，才能持久，才能深入人心。朱子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套用这句话，在今天如果想夯实中国文化的大厦，就必须对中国文化“敬畏之，学习之，信仰之，践行之，弘扬之。”我们常说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但很多人根本就不了解它，却人云亦云，动辄给它扣上“封建、愚昧、落后”的大帽子，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缺少必要的敬畏之心，这是很糟糕的。先人千百年来生命生存生活的经验和智慧，岂能是轻易加以否定的呢？在敬畏的基础上，学习它，靠近它，就能慢慢做到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了解之同情”，而后你就会感觉到它的亲切和平实、崇高和伟大，就会逐渐接受它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就会自觉地身体力行之，甚至是积极地弘扬它、推广它。

 

 
问三：能不能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或者途径？
 

 

王达三：办法很多了。章太炎先生说语言、风俗、历史构成了一个民族之所以为一个民族的三大要素。先说历史吧，前不久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上，余秋雨先生说孔子是战国时期的人，遭到网友的炮轰。我相信余先生是口误，但这也不是偶然的，说明他对于一些基本的历史常识不能做不到烂熟于心，还没有变成文化的本能——他都这样，何况其他人呢？但在西方，一个人要是不知道“圣诞节”，这恐怕说不过去。所以，学点历史很必要，因为文化本身正是历史的积淀，而且也如连横先生所说，“史者，民族之精神也”。风俗习惯也很重要，清明节要到了，如果人们都在这天出去观光旅游而不是祭祖扫墓，那么就和清明节没有法定化一样。“慎终追远”是个很重要的传统，丢弃了，中国文化就等于丧失了一半。至于语言，看不懂繁体字，读不懂文言文，是很难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经典很重要，因为经典开启的是文化路向，确立的是文化价值，什么仁义礼智信呀之类的基本的价值观念和理想信仰都在经典里面。但是很显然，靠三五个私塾解决不了读经问题。所以，经典进入国民教育体系非常必要，可以把中国文化的种子撒播在所有的孩子们和年轻人的心中。此外，私塾、礼仪、国学、国服、祭祀、纪年、节日等等，也都很重要。比如，中国怎么能没有自己的国家祭祀大典呢？我们怎么能对民族祖先、往圣先贤、中华英烈不抱有感恩之心和报恩之举呢？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扎扎实实地做起来，要做到“学者明之，民众行之，官方赞助之”。这样，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地改变和形塑着国人的文化观念，直至我们“人伦日用而不知”，那么，中国文化的大厦就算建起来了。文化的最高境界就在于我们信仰和践行它，但又意识不到的它的存在。

 

 
问四：那“文化复兴”不就成了“全盘复古”了吗？
 

王达三：文化复兴固然不能搞成全盘复古，但一定程度上的文化复古本身却是文化发展的一种途径。西哲雅斯贝尔斯的“文明轴心期说”，就是专门讲这个问题的。他认为人类文明的每次进步，都是借助轴心期文明潜力的苏醒或恢复来实现的，而先秦诸子百家时期就是中国文明的轴心期。事实上，文化复古并不会导致全盘复古，宋明的儒学复兴、欧洲的文艺复兴，都是对传统的一种继承和创新。特别是，看看中国文化对天人合一的追求、对伦理道德的肯定、对大同理想与和谐世界的向往，再看看全球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耗竭，看看“陌生人社会”里的道德失范，看看那些残酷的战争、暴力、恐怖等现象，中国文化的复古又有什么不好呢？世迁时异，但人类的基本价值和理想信仰不会改变，这就是董仲舒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就目前而言，我担心的不是文化复古，而是中国文化复兴过程中的政绩化、商业化、庸俗化等现象，尤其是恶搞中国文化。这是中国文化复兴过程中的一股“倒春寒”，要靠中国文化的真正复兴才能加以纠正。

网络来源：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4815&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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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建设答友人问（米湾）

 

关于文化建设答友人问
作者：米湾（首都经贸大学）

 

[米湾按:近日有朋友来邮件交流，提到几个问题，本人谈了点粗浅之见，发此一览。08-4-1]
 
 
 

１，             传统文化对于当今社会文化建设的可资利用之点有哪些？

 

要回答这个问题，须首先对当今社会文化建设之目标有一总体设想，而对当今文化建设有什么样的设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结构和及其内在精神有什么样的理解和体会。
 
 
 
 
 
由于本人对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怀有深厚感情，具有很强的认同感，而且在学理上对自己的这种认同情感也有比较长时间的思考作支持，所以我对当今文化建设的设想虽然线条粗，但是很明朗：让儒家之价值观重新在国人心中植根，在行为上显现；让儒家之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原则，在政治、经济、社会之大众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落。也就是说，重新确立我国两千年以来的“儒教”国家的国体。道家、释家，作为儒家之辅翼，当然也需要复兴。而且，对西方文化之长，我们也不能深闭固拒，也要积极吸收。不过无论如何，应以儒家为主导，这一点必须明确。
 
 
 
 
 
由于本人对当今社会文化建设有如此设想，则传统文化中之可资利用之资源，则不胜枚举，可以说是“左右逢源”。道德首出、天人合德、博文约礼、王道之治等等是其荦荦大端。其次者如诸子百家、诗词歌赋、书法绘画、音乐戏曲等等，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资源！ 

 

２，             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的文化建设工作当从何做起？请分别从几个方面谈。
 
 
 
 
 
 

可以着手之处很多，这里我简单谈三个方面。
 
 
 
 
 
首当其冲的是教育。具体地说，要让传统文化之内容进入国民教育体系中，成为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级教学课堂中的教学内容。平时要学，考试要考，升学、工作、官员提升，都要与之挂钩。
 
 
 
 
 
目前做到这些，阻力显然比较大。但是，可以先在政府所设教学体制之外兴办私孰和书院等民间教育。大家都已看到，在这方面，这几年已经有很多可喜的发展。
 
 
 
 
 
关于教育，很想提一点是，就是希望真正的儒学院或国学院能尽快在中华大地上出现，让真正懂国学的人按真正的国学的方法来培养真正的国学人才！目前，这一点实际上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可操作性了。

 

其次，是从媒体舆论着手。媒体对社会大众影响至大，从这方面着手很有效果。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影视乃至公共场所宣传栏和显示屏，多介绍传统文化知识、多宣传传统文化人物，多报道传统文化事物，多传播统传统文化观念，多培养对传统文化的感情，久而久之，不知不觉，人们对传统化的认识就加深了，意识就加强了。比如，现在人们对孔子的认识与批林批孔时相较，大不一样，这其中有很大的舆论宣传在起作用。

 

第三是营造传统文化的物质环境，这也是切实可行的着手处。比如文物古迹之修葺、保护。圣贤遗迹、文物古建，能给身临其境的人们带来潜移默化的情感上的影响。它们是凝固的民族精神，是在无声地宣扬着传统文化，意义重大。目前我们城市的建筑，也要尽量考虑民族风格和美学原理。现在的城市建筑，千篇一律的水泥疙瘩，不仅缺乏艺术性，更谈不上民族性。
 
 
 
 
 
至于近来一些人士动议建设的中国文化标志城，其功能可能不是单方面的，但是，如果建设理念得当，设计合理，对营造中国文化的物质氛围肯定能起到重大作用。

 

３，             请简介一下阳明精舍，如其意旨所在，经费来源，日常工作，成果，等方面，并对此类民间文化组织与标志城之类的大工程作一下比较。

 

位于贵州省修文县古龙场镇明代大儒王阳明先生成道之地的阳明精舍，是当代大儒蒋庆先生自创的纯民间性的书院。其办书院的理念与传统书院是一脉相承的。实际上蒋先生办书院的目的，就是为了承接中国文化中的书院传统。49年以后，儒家书院在中国销声匿迹，阳明精舍是几十年后出现的第一个真正的传统式书院。
 
 
 
 
 
关于阳明书院的情况，近年来网络和其他媒体对之已经有很多介绍和报道。限于时间，我就不多说了。
 
 
 
 
 
关于阳明精舍与酝酿中的中国文化标志城，现在尚不好作比较，因为后者的方案还没出来，其性质定位尚不明确。将来会建设得怎么样、运转得怎么样，都尚不可知，有待观察。不过有一点倒是比较明确的。阳明精舍是真正儒者自建的、自主的纯民间性的儒家道场。虽然地方小、经费少，地处偏，但却是儒家真精神之托命之地。文化标志城，是政府所办，如果这事办得好，对传统文化的复兴能起到极大的推进作用，会是件大好事。假如理念不正、定位不准、设计不当，管理不善，建出来的标志城，仅仅是官员的“政绩”之标志，只是一繁荣地方经济之“文化产业”，那样的话，则不仅不能对传统文化起正面作用，而且可能还会流为劳民伤财的又一恶例。孟子说：“五谷不熟，不如稊稗。”因此，关于标志城，“该不该建”，不是问题。“如何建”，才是需要反复思量的问题。

网络来源：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4794&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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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个中华文化标志城又何妨（刘加民）

 

 

修个中华文化标志城又何妨
作者：刘加民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报》

 

　　有关政府部门想在曲阜修个中华文化标志城，“两会”期间，几十位专家学者联名倡议支持这个项目，却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特别是网络上更是板儿砖横飞，这让我大感意外。看来我很有必要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推动者分担一些板儿砖。

 

　　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要扎扎实实的行动，不需要袖手旁观的清谈。动辄得咎，我们的文化复兴就成了一句空话。在全国范围内，各地因地制宜，搞自己的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传播，把全国变成一所文化浓郁的大教室、大学校，大家出门感受到的不是熏心的物欲铜臭，而是健康美好的文化芳香，这难道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吗？

 

　　我曾经在学校呆过很多年，现在还经常去学校。据我所知，最初级的“校园文化”一般是这样建设的：校园里有雕塑，不管是和平鸽还是时代楷模，总之是为了传达一种精神取向；校舍是有讲究的，或仿古或现代或古今杂糅，各不相同；楼道里有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言招贴画，有的甚至还做成精致的吹塑画；学生常去的地方，要有读报栏和好人好事的光荣榜；到处张贴励志的口号标语，比如“决胜北大，笑傲清华”、“人生道路虽然漫长，关键时刻只有几步”之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校园氛围”，学生们耳濡目染，育人的目的在不知不觉中就实现了。

 

　　同样，如果我们真想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应该让那些文化的东西，别再都是悬空的想象，而要适当地通过实实在在的“物质实体”展现出来，效果会多么好，可想而知。

 

　　修中华文化标志城，乍一看有些奢侈，尤其是跟很多下岗工人吃不上饭、不少山区孩子上不起学、大量流动人口无法就医等联系起来考虑，更加让人觉得这项目有些“烧包”，有些无耻。用这些字眼来煽情，也的确能够迷惑不少人。可是泱泱大国，如果对自己文化的千秋大业，连这点钱也不舍得花，反而让同样花费不菲的迪斯尼之类的洋文化符号遍布神州，委实说不过去。

 

　　《中国教育报》2008年3月15日第4版
 
网络来源：中华孔子网站http://chinaconfucius.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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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300亿还是反对标志城？（石心）

 

反对300亿还是反对标志城？
 
作者：石心
文章来源：中华文化标志城论坛

 
 

近日，山东济宁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事情在政协委员中间引起不小的波澜，反对声骤起，可以说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鄙人一直关注这个事情，对这个事情的了解也是比较全面的，但是鄙人一直觉得自己身处济宁，是济宁人，也就是说自己很难以一个中立独立的个人而不是带有感情的个人来发表意见，所以一直“闭嘴”！

 

不过，近日看来，这个事情似乎越来越被渲染扭曲了，很有添油加醋的味道在里面，是不理智的。整个事情出来以后，山东方面出面做过一个答疑。可是那个声音很快淹没在反对声中。我想说明这样几点：

 

第一，政协委员联名反对，是反对建设这样一个标志城还是反对国家投资300亿元？似乎开始的时候，一听说是300亿元列入国家财政预算，纳税人的钱，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很砸眼啊！对于这个项目、这个创意了解不了解，也不得而知。

 

第二，媒体拿山东官员说话“硬气”说事，恐怕就不是善意的了。山东人说话直，张市长的话无非就是说肯定要建。因为他认为反对国家投入，国家不投入，还可以采取别的募资融资渠道，甚至可以上市嘛！再有就是院士签名的问题，张市

 

的意思无非是要证明这个创意、这个项目是经过科学论证的，是得到过领导人认可的。至于说是不是拿什么什么来压人，我想山东人就是不太含蓄了！原因也无非如此！

 

第三，部分政协委员认为国家列入预算是拿纳税人的钱谋求地方利益。这个观点很荒唐啊！毕竟山东也是中国的，济宁也是中国的，也都是纳税人！是不是说钱都花在北京才不是“谋求地方利益”？作为这个地方的地方官，他们为这个地方的人民、为这个地方的建设谋求点利益有什么不对呢？

 

第四，认为建设这个标志城的地点不合适，的确哪个地方都无法完全涵盖泱泱五千年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但是能承载这一使命的最佳的地方还是山东济宁的曲阜。国外的政要名人，来中国往往慕名到曲阜来，远的不说，日本的首相刚来过曲阜孔庙吧。至于说“文化副都”的概念合适不合适，那是虚的，可以商议，不能算是反对的理由！

 

这个问题一有异议，就连设计者葛剑雄教授也表态，我想葛教授的表态很骑墙，模棱两可！他是首席设计者，原来也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拒绝，现在如此表态是不是有什么压力呢？不过我想山东的失误在于没有及时把有关情况宣传出去，没有详细的说明给大家，产生了误会或者错觉。这个项目本身也未必就是谋求地方利益，因为它承载的更多的是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

网络来源：中华孔子网站http://chinaconfucius.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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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揪住文化标志城300亿的辫子不放（卫石）

 

不要揪住文化标志城300亿的辫子不放
 
作者：卫石   

 

 
近一阶段，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成为大家争论和关注的焦点，在争论中反对者打着“300亿打造精神废墟”、“文化不能标志化”旗号，强烈质疑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其实，笔者以为，如果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尚在征集方案之时，给其刻意加上“300亿”的紧箍，把“建设”二字放在“300亿可以改善多少民生”这一逻辑上拷问，那就未免偏颇了。

 

   
    “300亿”因何而生？笔者浏览了“中华文化标志城”官方网站——所谓“300个亿”，网站上刊登的官方发言是：“是个别专家在几年前项目论证过程中的个人的初步估算，不足以成为投资立论的依据，更不代表主办方的意见。在中华文化标志城所有文书资料以及创意规划方案征集公告中，都没有出现过这个数字。”“目前提出投资概算为时尚早。我们现在的任务还仅仅是征集创意规划方案，征集对这项工程的构思，距离工程设计、投资估算还有很大一段距离。至于将来这个项目会投资多少、投资周期有多长等等这些问题，只有等到规划设计方案确定之后才能够知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300亿”只是个别专家的初步估算，不代表任何官方态度。

   
    诚然，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需要投资和融资建设，需要海内外华人共同贡献力量和智慧，但文化城建成什么样，具体规划如何，现在不能清晰可见，在这种前提下某些人拿着“300亿”大做文章，有着无限放大“300亿”负效应、揪住“300亿”辫子不放、偏盖全之嫌。一提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就想到“300亿”，这其实是一种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想在作祟。

   
    笔者看到，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这一文化盛举招来很多质疑：“为什么不拿这笔钱去保护现有的文化遗产，去发展基层的教育呢？”其实，国家需要钱的地方很多，基层教育要发展，百姓民生要解决，这都需要钱。但当今时代，文化与经济融合互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文化在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作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文化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因此，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国为了实现伟大复兴，让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发扬光大，需要可视、可听、可感的物化状态的文化标志，去传播中华民族文化。
   

    文化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譬如血液对于肉体，精神对于躯壳，提炼中华民族精神，打造中华标志城，正是适应时代之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规划的提出恰逢其时，它不只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同时还能扩大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和传播。听到要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消息后，海外华人和国外友人认为，“在中国建设一个中华传统文化中心，海外华人尤其是儒家学人盼望已久”、“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成为继北京奥运会后，本世纪初最具民族号召力的文化工程”。

   
    当然，发展教育，改善民生需要钱，是当下需求，但同样提炼民族精神，提升国家软实力也是潮流，是一边改善一边发展的关系，二者相为统一，不为矛盾。

   
    还有否定建设者如此说，“可以造出一个标志，一座城池，但不能造出文化”、“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标志化，只是一厢情愿”、“不是不要文化，不是文化不要标志，而是文化不靠标志”……持这些论断者，反对文化物质化。这些人认为杜甫李白千年传唱，没有物化，一样传颂至今。当然，笔者也不否认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依靠文化底蕴的厚重深邃可以穿越时空，传承百代。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中华民族文化内涵的博大精深，更大范围的蕴藏于千年学府、寻常街巷、旧坊民居、园林胜迹和名阁古镇等丰富的物化形态中。伟大的屈原，我们也要靠端午节这一物化形态纪念。

   
    我们更应当看到，“精神需要物化”，历史文化更多是通过物化的古迹和文物留存世间的。试问那些考古学家，如果没有文物的出土，没有实实在在的物质载体，您指望什么去剖析历史，判断经纶。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在全世界各个角落修建教堂，传播宗教文化，这就是典型的精神文化的物化现象。试想，没有教堂、没有庙宇，那么基督教和佛教在全球的传播会是什么样子。同样，文化标志城建设的目的正是集纳中华民族最全面的文化元素和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让世界更清晰的感受到中华文化精神核心。

 

   
    中华文化标志城是彰显我们民族的血脉和灵魂的精神家园，她是厚重的，历史的，不是浮华的，应景的。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也是我们的美好愿望。如今，这愿望甫一出炉，便遭遇牵强的“300亿”兜头冷水，实在令人不快。（卫石） 

网络来源：中华孔子网站http://chinaconfucius.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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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标志城负责人答记者问
 
文章来源：大众网

 

大众网3月14日报道 3月1日山东省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面向全球公开征集中华文化标志城创意规划方案后，海内外反响热烈。3月12日，山东省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办公室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就大家普遍关心关注的几个问题，回答记者的提问。以下是采访实录。

 

记 者：目前，社会各界对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规划建设非常关注，你们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负责人：中华文化标志城创意规划方案征集活动启动之后，社会各界积极踊跃参与，目前已有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及海外近万名热心参与者，通过各种形式包括来电、来函、网络等途径报名或咨询有关情况，或直接到我们设在北京、济南的征集联络处领取报名表并咨询情况，或直接到选址地进行现场考察，表现出了很高的支持参与热情。我们的官方网站每天访问量达上百万人次。有一位来自东北的普通农民，给我们寄来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详细地谈了他对于规划建设好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议。一位香港同胞在来信中写到，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对于传承中华文化传统，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重要意义。有一位井冈山老区的女同志给我们写来一封信，特别感谢专家学者提出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表示愿寄来500元钱以表达对支持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心愿。我们婉言谢绝了这位女同志的诚意，表示我们目前还不具备接受捐赠的条件。有一位青年学生打电话表示，我们虽然没有能力提出方案，但我们很愿意联合同学们一起参与，目的不是为了得奖，而是由此促进我们这代人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了解，希望主办方专门给青少年提供一些深入学习了解参与的机会，或专门为青少年设立鼓励奖项。

 

我们也注意到网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对于这些意见和建议，我们非常理解。规划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是全民族共同的事业，征集创意规划方案的过程就是倾心听取全民族各方面意见和建议的过程，就是倾心听取不同声音、汇聚全民族智慧的过程，就是增进全民族学习研究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过程。在征集公告中我们就特别提出，不仅吁请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同时还吁请关注中华文化的国际友人参与，目的就是要广泛地听取意见，集思而广益。事实上，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尽管表达形式不一样，都反映和代表了我们当代人的思考，体现了社会各界对这一文化工程的关心、关注和参与的热情。各种不同意见同样凝聚着智慧的火花和理性的思考，同时也提出了这样那样的警示，使人受到启发。我们将在不断讨论中吸取各种有益的意见和建议，最大限度地改进我们的工作。我们已安排专人收集整理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将和应征方案一样受到重视，成为我们开展这项工作的指导和重要参照意见。同时欢迎有更多的同胞到山东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有关方面将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配合，确保在充分参与讨论的基础上做好这项工作。我们恳切地欢迎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恳切地渴望越来越多的同胞参与到这项伟大事业中来，使中华文化标志城真正成为激发民族情感、激发创新活力，体现和展示中华民族空前团结与凝聚的宏伟文化工程。

 

记者：我们注意到网上对投资300亿元建一座新城提出了质疑，对此你们作何解释？

 

负责人：所谓“300个亿”，是个别专家在几年前项目论证过程中的个人的初步估算，不足以成为投资立论的依据，更不代表主办方的意见。在中华文化标志城所有文书资料以及创意规划方案征集公告中，都没有出现过这个数字。

 

首先，从项目进展阶段来说，目前提出投资概算为时尚早。我们现在的任务还仅仅是征集创意规划方案，征集对这项工程的构思，距离工程设计、投资估算还有很大一段距离。至于将来这个项目会投资多少、投资周期有多长等等这些问题，只有等到规划设计方案确定之后才能够知道。

 

其次，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不是一个大投资概念。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城”实际上包含着曲阜城区和邹城城区，这是两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是“城”，而且是很古的“城”，历史都在一千年以上。在由曲阜城区与邹城城区围拢起来的约有300平方公里的文化空间内，遍布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有些古建筑、古遗址早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共有的宝贵文化财富。其所形成的文化空间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共有认同的重要精神家园，保护好、守护好这片珍贵的历史文化区域，是我们这些年来克尽职守追求的目标。这些年有那么多专家学者认同在这个地方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首先是认同采取这种方式把这个中华民族独有的珍贵历史文化空间保护起来，把这里的文物保护好，把这里的生态环境保护好。根据国家发改委通知精神，规划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第一要务，就是加强对已有历史文化遗产特别是古建筑、古遗址的保护和维修，其次才涉及必要的新建项目。这些年，我们按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已围绕做好该区域的文物本体修复、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

 

第三，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规划建设旨在营造一个富有魅力的文化空间，旨在使原有的文化遗产与自然环境和现代城市建设相得益彰，旨在通过新的创意规划，使该区域的文化资源的匹配更加合理并增强共有性，进而使该区域原本具有的巨大文化影响力再显著地增强一些，在提升国家软实力方面发挥更大一些的作用。所以，规划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主要是要构建一个文化空间，并不是建设一个实体的到处都填满的城市。在这方面，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与其他城市的建设有着极大的不同。而且，这样的文化空间的构建将会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历史积累积淀的过程。所以关于投资，也必然是一个过程性的概念。如何估量这个投资，首先取决了我们关于这个文化空间的创意规划思路。这就是说，在方案没有确定之前，任何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投资的概算都是过早和没有科学依据的。因而围绕所谓“300亿”提出的种种推断也就不足为凭。当然，搞建设一定要投资，但资金的来源渠道应该是多方面的，按照着眼长远、统筹规划、量力而行、精心实施的建设方针，建设也是一个长期的逐步推进的过程。而且，关于投资规模、投资主体、投资周期、投资渠道、投资运营等这样一些大的问题，也会深入研究，广泛征求各界意见，充分听取和尊重公议，遵循法定程序，严格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国家有关规定办事。

 

记者：有人提出，在曲阜、邹城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会不利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会破坏该地区的文化环境和文物保护环境，实际情况会不会这样？

 

负责人：提出这样疑问和具有这种担心的同志，主要是，第一，对如何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尚缺乏必要的了解，或者准确地说，是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讲得还不够透彻，让大家产生了误解。我们在这里进一步重申，在孔子和孟子故里规划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着眼于充分地呵护、保护和倚重该地区拥有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所以，在该地区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最直接的收益是大大有利于该区域所有文化资源的保护。第二，个别同志对选址区的当地情况和我们这些年所做的工作缺乏必要的了解。实际情况是，这些年，在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总题目下，整个区域内的文化资源保护意识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特别是普通百姓的文物保护意识有了明显的增强。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在中华文化标志城概念下都获得了全新的意义。比如在曲阜与邹城之间，从2002年开始济宁市就划出历史文化保护区，严禁乱开发乱建设，尤其是严禁发展有污染的工业项目，使之在曲阜与邹城这样两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间保存了一片原生态的净土。大家关心的九龙山，其空间距离远离“三孔”世界文化遗产达8公里之多，距离“四孟”也远在《文物保护法》规定的尺度。参加论证的北京大学世界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曾明确指出，九龙山位于曲阜与邹城之间，既位于两座历史文化名城之间，又与两座历史文化名城保持一定的距离；既与世界文化遗产相联系，又不侵害世界文化遗产，这样的新建区的选址，位置恰当，科学合理。在征集公告中我们也明确要求，所有的应征方案都要以保护和利用原有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前提和基础，重在以原有历史名城、原有文化遗产、原有生态资源为骨架构建一个多要素组合的文化空间，而不是重在大兴土木，只有在认为特别需要的情况下才提出新建文化载体的方案意见。当然，规划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反复地进行研究论证，出现不同的声音实属正常，而且也是全民参与讨论、形成共识的必要环节。我们诚恳地欢迎海内外同胞和关注中华文化的国际组织与国际友人来山东来孔孟故里进行考察调研。

 

最后，通过你们，我们再次向关心关注支持中华文化标志城创意规划征集和研究论证工作的海内外同胞和国际友人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大众网)

 
网络来源：中华孔子网站http://chinaconfucius.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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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作者赐稿〗一生为故国招魂——评钱穆生平及思想（丁佳林）

 
一生为故国招魂——评钱穆生平及思想
作者：丁佳林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余英时在钱穆逝世后为先师所作的挽联，上联写钱穆平生治学宗旨及入台后的书斋岁月，下联写钱穆前半生之选择及心怀故土乡魂的拳拳深情。寥寥数十字，将钱穆生平轨迹很精炼的概括出来。作为钱穆嫡传弟子的余英时，与钱穆保持亦师亦友关系近半个世纪，在师长、故交、知己驾鹤西去之日，余英时的挽联，大概也是对于钱穆一生最有分量的评价吧。

 

1990年8月30日晨，风雨之日，钱穆于台北杭州南路新迁寓所去世，享年96岁，身后留下一千七百万言的著作。三个月后，同为新儒家重要人物的冯友兰逝世于北京友谊医院。中国的国学，在两位世纪大儒相继归于道山后，划上一个句号。

 

钱穆生前为之魂牵的无锡故土也终究没有成行，临终嘱咐子女骨灰一定放回大陆。1992年胡美琦女士将钱穆骨灰归葬太湖之滨，一代大师终以得归故土。

 

一

 

无锡的七房桥，是钱穆出生之地。余英时挽联中的“素书楼”即是钱穆幼年求学书斋。当年的七房桥现今已不叫七房桥，在文革中被改成了“胜利桥”。素书楼也屡遭兵火，毁于文革中破四旧中。如今七房桥村这片土地，也早已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际遇愈发的富庶起来，纵横阡陌，平畴沃野，工业文明的印记无时无刻不显露在这片安详的土地。但每当提起钱穆，当地人依旧掩饰不住对于属于七房桥自己的国学大师的那种自豪和仰慕，以及特有的文化土壤中散发的亲切和向往。

 

钱穆便是从这片荟萃浓厚人文气息的土地走了出去，从常州府中学堂一路到南京钟英中学，继而以一乡村教师身份执教燕京、北大、清华等中国一流学府。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他是唯一一位靠刻苦自学成才的学界巨擘。

 

当三十七岁的钱穆站在北大讲台上讲授中国通史，或许他没有想到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历史对于那一代知识分子特殊的期许——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香火，捍卫延续中国最后一份“士”的精神，立心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在以后半个多世纪的教书治学中，钱穆发乎内心的对于中华文化的敬仰爱慕，让其一生都承担着“为故国招魂”的时代使命，一生都在积极挖掘民族文化中的精髓来抵御欧风美雨对于中华文明的冲击。钱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几近痴迷，几十年如一日忘我的颂扬着传统文化，欲图还我中华之魂，但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地还阳，而是旧魂引生新魂……

 

综观钱穆的一生，其所有的学术研究都围绕一个核心，那就是中国文化问题。钱穆认为中国的文化、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概念，民族的生命不是自然生命而是文化的生命，历史的生命，精神的生命。民族精神是族类生活的灵魂和核心。没有这一灵魂，就没有族类的存在，而民族的精神乃是通过历史、文化展开出来。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就是使中华民族五千年一以贯之、长久不衰的精神。所以钱穆一生都在身体力行的捍卫着这种传统的精神，捍卫着这种在民族自然生命沦丧后唯一仅存的精神生命。后世很多学者诟病钱穆乃一腐儒，其实是对钱穆先生最大的误解。钱穆所言“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他对于不可抗拒的西方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侵蚀，既坚信中国传统文化之体，又想吸收西方文化为我所用，试图从传统中开新局，所以钱穆一生都陷于中西文化之争的困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1986年钱穆生辰，92岁的钱穆在素书楼里为弟子们上了“最后一课”，在场人士包括日后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钱穆留下最后的学术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对这个一生都在为中华文化续命招魂的老人，这样的终结，颇有些返朴归真的味道。而甚盼有幸聆听大师教诲的台湾政界人士勿忘先师遗训，一颗中国心，一个中国魂，“万里曾家山入梦，素书楼外月初寒”。

 

二

 

钱穆早年从子学入手，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及诸子事迹考辨，完成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两部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至今仍为上古史研究之必读著作。陈寅恪称《先秦诸子系年》“极精湛”，“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钱穆以一乡村教师身份凭此两篇文章从此跻身中国第一流学者之列。

 

这一时期钱穆学术特点颇重考据实证之说，因此受胡适、傅斯年等人赏识，以“善志乾嘉”著称。但钱穆从来不掩饰他对于传统文化的尊重，也不讳言他的考证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服务——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余英时语）他把经学、考据学中义理、辞章同中国文化精神结合起来，以人文精神为核心，肯定的人的价值及意义并注重历史精神，重新定义“六经皆史”，以史学通贯诸子之说，是为钱穆学术研究的“实证主义新史学”时期。

 

而后初遭国变，值国土沦丧之际愈发思考文化对于民族之意义。坚定认为国虽破乱但中华文化之魂断不可消亡。如同余英时纪念文章之言“钱先生自能独立思考以来，便为一个最大的问题所困扰，即中国究竟会不会亡国”？因此钱穆在强调史学研究之外更加重视文化对于史学的意义，其研究方法亦与“史料学派”相形渐远，分道扬镳。1939年《国史大纲》书成，标志着钱穆由一史学考据学者最终向新儒家靠拢。钱穆自言“本好宋明理学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诸儒之为学”，“学问之事不尽于训诂考释，则所谓汉学方法者亦惟治学之一端，不足以尽学问之全体也”。

 

《国史大纲》与其说是一部中国通史，不如说是钱穆所作一中华文化思想史。在这部书中他始终强调文化精神对于国家的意义，指陈“吾国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即对民族、文化的重新审视，告知世人世界有一汉族，我等皆是汉人。历史必然关乎整个民族文化之进程，而于其中每个人皆为切身之体会与当下的承担。这种民族本位观点虽屡遭后世学人批驳，但无疑在那个民族自然生命不复存在的年代，这是一种文化强心剂，从民族精神层面挽救亡国之痛背后的文化沦丧，断不能使中华文化消亡。

 

钱穆一生钟情于中国文化，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精神为最高人生境界，因此《国史大纲》前言中所谓“对本国已往历史所持温情与敬意”亦是钱穆先生思想的另一典型特征，“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也正是凭着此种信念，在乱世，在失去国格人格的动乱年代，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以及中华民族永不消亡的精神内涵。

 

三

 

1949年后，面对时代的大变局，钱穆也面临着个人的选择。精神生命对于钱穆的意义高于自然生命，在政权交迭的历史拐角处，钱穆坚守着传统士大夫的名节观，作为“腐儒”的钱穆自然不会相信“共产主义理想”之天堂，更不会背叛内心执守的传统道德尺度。离开大陆是他的必然之路。

 

“当他接到华侨大学聘函决定暂避之时，江南大学创办人、无锡商人荣德生劝他不要走。钱穆对荣的为人十分敬佩，即便如此，钱穆并没有听从荣德生的劝告”。

 

“钱基博双胞胎的弟弟钱基厚也劝钱穆不要离去。钱穆坚拒”。

 

“为了避免争论，钱穆临走之时只说乘春假去旅行，为了给大家留下这样的印象，学校里他的床铺、书籍都原封不动。像《庄子纂笺》、《湖上闲思录》等书稿，也准备到达香港后，再让同住的学生寄过去。钱穆南渡没有携妻带子，是否也因为行动机密不得而知”。

 

“路过上海，江南大学同事、也是无锡同乡许思远知道他要离去，说，你暂时去避一避也好，等到秋天时局稳定下来，我们再在这里相见”。

 

“到了广州，钱穆在街头遇到了老朋友张晓峰，张告诉他准备去香港办一所学校，已经约好了谢幼伟、崔书琴。这次偶遇，钱穆恐怕根本没有想到，竟是他抛妻弃子、永离故土的开端”。

 

之后，钱穆先去岭南大学访陈寅恪，邀请他赴港任教，遭到拒绝。

 

又去乡间访熊十力，十力亦无意离开大陆。

 

又给在重庆的梁漱溟去信邀请赴港，梁没有回复。

 

再到中山大学见杨树达，但是杨决定离粤返湘。

 

无奈之下，钱穆于当年秋随侨大迁回香港，同行者仅侨大同事赵冰夫妇。因此也有余英时后来“此日骑鲸渡海”之言，以及中国儒学在海外绽放的一朵奇葩。

 

不难理解作为钱穆的选择，也只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之一。在今天看来，也同样为钱穆当初的选择感到庆幸。看看陈寅恪、熊十力、梁漱溟日后的遭遇便知。钱穆得以在平静的学术环境下完整的构建学术研究体系，无疑比身在大陆的陈、熊、梁诸先生幸运的多。1949年的选择也客观的促使钱穆在香江之畔几乎凭一己之力延续了中华文化最纯粹最系统
的一脉。

 

几十年后的台北，孤悬海外的钱穆晚年心境并不比经了近四十年政治运动的冯友兰平静多少。冯友兰身边尚有儿女相伴，钱穆却难享天伦之乐。三子二女均在大陆，因为政治原因无法团聚。对于钱穆，唯一能摒除晚景孤寂的依旧是对中国文化的痴迷之情，在中华文化的浩瀚深邃中寄托自己的精神世界，二十世纪新儒家两位大师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从另一个侧面映射出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典型命运。

 

四

 

1950年钱穆在香港成立新亚书院，标志着钱穆由“史学家”向“新儒家”的转型开端。此后半个世纪，钱穆在远离着本土文化土壤的艰难条件下，秉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救国的抱负，教书育人，笔耕不辍，培养了大批海外儒家后起之秀，新亚书院也由此成为港台新儒家重要活动阵地，聚集了大批新儒家的杰出人物，致力于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延伸和复兴。

 

书院草创初期的艰辛和不易，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形象的写到“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钱穆亦坦言“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来；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

 

同陈寅恪的“欲将心史付名山”不同，钱穆以一代大师的身份致力于儒学普及性教育，以其个人影响力吸引诸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励等大批新儒家学派翘楚汇集新亚，使殖民文化错杂的香港有一次从深处触摸拥抱中华文化的机会。

 

在我的书包里，一直放着张君励在新亚书院演讲的文章，其中若干处提及钱穆对于中华文化特殊贡献，以及新亚书院存在对于中国儒学的意义。如同钱穆所言新亚书院办学宗旨，上溯宋明书院的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方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亚书院也是钟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钱穆最后的理想归宿，为故国招魂，魂寄予新亚……

 

五

 

钱穆晚年致力于儒学的复兴，着力于阐扬儒家义理，以儒家思想为中国历史精神之核心。1960年做《论语新解》，“用今代之语言观念阐释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之遗训而能得其近是，使古今人相悦而解。”以“心学”重新解释儒学，为普及儒家文化所用。而后耗七年时间完成理学巨著《朱子新学案》，将朱熹放在整个思想史研究，破除程朱、陆王门户之见，由此提出心性一体两分之说。并提出“考据正所以发现义理，而义理亦必证之考据”的解决了学者治学方法上出现的偏颇。

 

在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上，晚年钱穆已近通儒境界，经史子集无不涉猎，而且各有深入。如钱穆另一高足严耕望所言“综观穆一生治学，少年时代，广泛习读中国古籍，尤爱唐宋韩欧至桐城古文，后渐趋向学术研究。壮年以后，偏向史学发展，故史学根基特为广阔，亦极深厚。再就其治学途径程序言，先由子学入门，壮年时代，最显著成绩偏在考证功夫；中年以后，以通识性论著为重。但不论考证或通识论著，涉及范围皆甚广泛，如政治，如地理，亦涉社会与经济，唯重心观点仍在学术思想，此仍植基于青年时代之子学爱好。是以常强调学术领导政治，学统超越政统”。

 

此亦是钱氏另一高足对先生治学最公允的评价。

 

钱穆晚年目盲但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湖上闲思录》（1950年）、《中国思想史》（1952年）、《中国思想通俗讲话》（1955年）、《人生十论》（1956年）、《双溪独语》（1981年）、《宋代理学三书随劄》（1983年）、《晚学盲言》（1987年）。

 

钱穆无疑是带着无限绝望离开这个世界的，儒学的复兴并没有达到钱穆理想的境界，中国之魂依旧散于四方，但是历史会记住“史家”钱穆的名字，会记住“中国最后大儒”的事业文章。一生为故国招魂，哲人已远，故国可能魂归来兮？
网络来源：儒学联合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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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徂徕学派对孟子的批判（［日］友枝龙太郎，岭云关雪译）

 

徂徕学派对孟子的批判
作者：［日］友枝龙太郎，岭云关雪/译
网络连接：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4754&page=1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被尊为“四书”始于宋代程朱学形成时，特别是朱子（1130-1200）《四书集注》的完成令“四书”的地位不可动摇，元明以降则作为科举考试的教材而成为士人的必读书。我国也在朱子学传来的同时，于镰仓、室町时代由五山僧众完成了朱子注的新释读。江户时代出现了藤原惺窝（1561-1619）、林罗山（1583-1657）、山崎闇斋（1618-1682）等人，朱子学大为倡行，重视“四书”的方向得以确立。此外，吸收了阳明学的中江藤树（1608-1648）、熊泽蕃山（1619-1691）对“四书”的援注也是朱、王混杂的，不过并未改变对“四书”本身的尊重。但是批判朱子学的伊藤仁斋（1627-1705）则摈斥《大学》，割舍部分《中庸》而特为尊崇《论语》、《孟子》，以此来提倡自己的古学。尔后荻生徂徕（1666-1728）接其踵而进一步摈斥《孟子》而专用《论语》与六经，且有别于伊藤仁斋地倡导起他自己的古文辞学。 

 

然而，徂徕学派批判孟子的要点在何处？徂徕在《孟子识》中，将孟子定位为一种战国的游说之士[1]，孟子的立场是以言说为主，而非以践行为主，其“性善”、“养气”、“仁义”并称等一切后儒以为有功于圣门者都被判为“好辩之失”[2]；且他反击提倡古学的仁斋，认为仁斋把《孟子》视作羽翼《论语》的观点仍未脱宋儒樊篱。对于孟子以汤武放伐革命来说汤武是“圣人”或汤武的行为是顺应天人的“仁行”的观点，徂徕无疑是承认的；不过对孟子劝齐、梁之君“王天下”的王道论，由于无法判定孟子时代改换天命者究竟为谁，程子对这一章也没有说明，故徂徕对朱子《集注》所引的伊川之说表示存疑，且判定仁斋之说也不过是“回护之言”。由此可见，他是不完全认可孟子的言论的。徂徕表达过明确的立场：作为古代圣人的事迹，经书所示的汤武放伐是正确的，而作为游说之士的孟子向当时诸侯所游说的则与圣人之教的《论语》不合，因而是不对的。因此，徂徕主张将《孟子》同六经、《论语》区别开来。就汤武放伐问题，较之徂徕，仁斋《孟子古义》则高扬孟子之言为“万世不易之定论”，比如他将孟子劝齐、梁之君“王天下”解释为：“孟子所说的王，是从德性上讲的，未必居天子之位；齐、梁之君若行仁政，得天下民心，则虽为诸侯，亦堪称王者。”这就肯定了孟子的学说。这种解释虽被徂徕斥责为“回护之言”，但这里可以看出仁斋尊重孟子的立场。

 

要附带说明的是：朱子对于前者（汤、武），说“四海归之，则为天子；天下叛之，则为独夫”[3]，此为赞同汤武放伐；对于后者（齐、梁），朱子借用程伊川之论——“孔子之时，周室虽微，天下犹知尊周之为义，故春秋以尊周为本。至孟子时，七国争雄，天下不复知有周，而生民之涂炭已极。当是时，诸侯能行王道，则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劝齐梁之君也。盖王者，天下之义主也。圣贤亦何心哉？视天命之改与未改耳。”[4]意思是：孔孟之时势不同，圣贤根据各自时代的情况做出了妥善的应对。对于这个视天命之改否的问题，徂徕曾作出了反驳。但程朱之说适应彼国国情，相应地不失为一种立场。总之，在尊不尊孟子这一点上，朱子与仁斋相近，徂徕则与他们相远。

 

却说继承徂徕学说的太宰春台（1680-1747），他在《孟子论》、《圣学问答》中是拒斥孟子。春台例举了孟子的两个缺点：其一，为了形成自己的学说，持论牵强附会，此于与告子争论人性本质处尤见；其二，为了劝化对手，不惜取悦于当事人，此于肯定齐宣王好货好色处见之。春台之意与徂徕同，主张将《孟子》与六经、《论语》剥离开来。春台特别以上述两个缺陷来歪曲孟子的理论，令生龃龉。他认为《论语》全通，而《孟子》多不通，从这个立场来论难孟子的是《孟子论》。另外，他用和文写成的《圣学问答》则破斥了以孟子为中心的宋学。在此，可就君臣关系来探寻春台旨意：他认为孔子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是通论，而孟子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为不通之论，理由是“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人臣者，不得以夷险渝其心，即使君主无礼，臣于此生愤则非臣”。春台引用的“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一句出于由他刊行的中国书《古文孝经•孔安国序》[5]，这与朱子学的合理主义不同。

 

虽然朱子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引用过孟子所讲的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韩退之（768-824）也曾作有歌咏被纣王所幽禁的文王是何种心境的《拘幽操》[6]。于君臣厚义，程、朱也都表达过赞赏之情。然阅读表彰《拘幽操》的闇斋跋文，闇斋注重君臣之分更过于程、朱而近于孔安国序。北宋李觏（1009-1059）的《常语》与司马光（1019-1086）的《疑孟》等都非难孟子的思想破坏了君臣关系的伦常秩序，然与此相反，为孟子辩护的是稍前于朱子的余允文《尊孟辩》，以及后来朱子本人的《读余氏尊孟辩》。翻开《朱子文集》第73卷，李觏、司马光与余允文、朱子的差别被鲜明地叙述出来。朱子的君臣论不象李觏、司马光那样严峻，比如朱子说：“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饥食渴饮，时措之宜异尔。此齐桓不得不尊周，亦迫于大义，不得不然。夫子笔之于经，以明君臣之义于万世，非专为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则皆然，李氏未之思也。隐之以孟子之故，必谓孔子不尊周；又似诸公以孔子之故，必谓孟子不合不尊周也。得时措之宜，则并得而不相悖矣。”［7］解释遵循君臣大义还是放伐革命以及是否应根据时势之变来作时宜时中，此中可以看出闇斋接受的朱子学和朱子学本身之间有一定的差异。

 

这里姑不过多讨论朱子学，单单就斥孟这一点而言，徂徕学派与司马光、李觏是近似的，仁斋与朱子是近似的。春台曾批评说：“仁斋虽不喜宋儒理学，然毕竟以心法之教为主故，但不知孟子之说异于孔子处而与孔子一同尊信，且云《孟子》一书为《论语》之义疏，此乃可悲之见。”又极赞徂徕：“至徂徕，求先王之道于六经，悟孔子之道即先王之道、孟子之言多悖于孔子。”春台对孟子批判是从徂徕那里承接过来的，而且这种批判更加详细具微。

 

对春台于孟子的“非议”，高濑学山（1668-1749）的《非圣学问答》和薮孤山（1735-1802）的《崇孟》，则站在朱子学的立场予以驳斥。另一方面，藤泽东畡（1794-1864）的《思问录》、伊东蓝田（1734-1809）的《汤武论》，则站在徂徕学派的立场上继续回驳。只是东畡、蓝田的否定汤武放伐论与藤田东湖（1806-1855）的《孟轲论》及吉田松阴（1830-1859）的《讲孟余话》中的君臣论有关，且东湖、松阴虽排斥孟子君臣论，却将浩然养气论作为主干内容加以接受。

 

以上以徂徕学派的孟子批判为中心，就他们如何看待君臣关系略作勾勒。在江户时代的社会组织中，怎样才能正确地理解君臣关系——即藩主与家臣的关系，还有幕府与诸藩的关系或朝廷与诸藩的关系等——由于视角的不同，总会呈现出复杂之样相。必须考虑到，我国当时的社会已不同于宋代中国社会，如脱藩就会被勒令剖腹的特有封建制度，无科举制的士农工商的身份制等。这些问题，有俟于他日再来探讨。

 

（原載《日本思想大系月報》第21期第6-8页，岩波書店，東京，197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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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注：

 

[1]《孟子•滕文公下》记述彭更问孟子当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是否“不以泰乎”，此可见孟子的政治活动。

 

[2]《孟子•滕文公下》曰：“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硃、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玫。’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詖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3] 朱熹注《孟子·梁惠王下》“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曰：“一夫，言众叛亲离，不复以为君也。《书》曰‘独夫纣’。盖四海归之，则为天子；天下叛之，则为独夫。”

 

[4] 朱熹注《孟子•梁惠王上》：“程子曰：孟子之论王道，不过如此，可谓实矣。又曰：孔子之时，周室虽微，天下犹知尊周之为义，故春秋以尊周为本。至孟子时，七国争雄，天下不复知有周，而生民之涂炭已极。当是时，诸侯能行王道，则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劝齐梁之君也。盖王者，天下之义主也。圣贤亦何心哉？视天命之改与未改耳。”

 

[5]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3卷录有孔安国《古文孝经训传序》全文，此句见第197页（中华书局1958影印本），原句作：“……余谓不然。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若君父不敬，其为君父之道则臣子便可以忿之耶？此说不通矣！吾为传，皆弗之从焉也。”另，《旧唐书·韦凑传》、《新唐书·韦凑传》有“君或不君，臣安可不臣；父或不父，子安可不子”句，意同孔安国。

 

[6] 《拘幽操》：琴曲名，相传周文王为崇侯虎所谗，被商纣囚於羑里，乃申愤而作此曲。《拘幽操》歌辞今见《乐府诗集》卷五十七，署周文王作，辞曰：“殷道溷溷，浸浊烦兮。朱紫相合，不别分兮。迷乱声色，信谗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闭牢阱，由其言兮。遘我四人，忧动勤兮。”

 

唐韩愈《琴操十首》诗中有《拘幽操》，以周文王的口吻而写，旨在将周文王塑造成忠臣的形象，《乐府诗集》卷五十七、《全唐诗》卷三三六皆载之。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余读《琴操》所称记舜、禹、孔子诗，咸浅易不足道。《拘幽》，文王在系也，而曰‘殷道溷溷，浸浊烦；朱紫相合，不别分；迷乱声色，信谗言’，即无论其词已，内文明，外柔顺，蒙难者固如是乎？”清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九〈到家〉：“援琴欲鼓拘幽操，月在中天天四垂。”

 

《乐府诗集》卷五十七〈琴曲歌辞〉：“目掩掩兮，其凝其盲；耳肃肃兮，听不闻声。朝不日出兮，夜不见月与星。有知无知兮，为死为生。呜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全唐诗》卷三三六〈琴操十首〉：“（文王羑里作。古琴操云：殷道溷溷，浸浊烦兮。朱紫相合，不别分兮。迷乱声色，信谗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闭牢阱，由其言兮。遘我四人，忧动勤兮。）目窈窈兮，其凝其盲；耳肃肃兮，听不闻声。朝不日出兮，夜不见月与星。有知无知兮，为死为生。呜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

 

《乐府诗集》卷五十七〈拘幽操》宋郭茂倩题解曰：“一曰《文王哀羑里》。《琴操》曰：《拘幽操》， 文王拘於羑里而作也。文王修德，百姓亲附。崇侯虎疾之，谮於纣曰：西伯昌，圣人也。长子发、中子旦，皆圣人也。三圣合谋，君其虑之。乃囚文王於羑里，将杀之。於是文王四臣散宜生之徒得美女、大贝、白马、朱鬣以献於纣，纣遂出西伯。文王在羑里，演《易》八卦以为六十四，作郁厄之辞曰‘困於石、据於蒺藜’，乃申愤而作歌云。”

 

汉蔡邕《琴操》卷上：“《拘幽操》者，文王拘於羑里而作也。文王备修道德，百姓亲附。文王有二子，周公、武王皆圣。是时崇侯虎与文王列为诸侯，德不能及文王，常嫉妒之，乃谮文王于纣曰：西伯昌，圣人也。长子发、中子旦，皆圣人也。三圣合谋，将不利于君，君其虑之。纣用其言，乃囚文王於羑里，择日欲杀之。於是文王四臣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之徒往见文王。文王为反目者，纣之好色也；桴其腹者，言欲得奇宝也；蹀躞其足者，使疾迅也。于是乃周流海内，经历风土，得美女二人、水中大贝、白马朱鬣，以献于纣。陈于中庭，纣见之，仰天而叹曰：嘻哉，此谁宝？散宜生趋而进曰：是西伯之宝，以赎刑罪。纣曰：於寡人何其厚也！立出西伯。纣谓宜生：谮岐侯者，长鼻决耳也。宜生还，以状告文王，乃知崇侯谮之。文王在羑里时，演八卦以为六十四卦，作郁厄之辞‘困于石、据于蒺藜’，乃申愤以作歌曰：‘殷道溷溷，浸浊烦兮。朱紫相合，不别分兮。迷乱声色，信谗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无辜桎梏，谁所宣兮。幽闭牢阱，由其言兮。遘我四人，忧动勤兮。得此珍玩，且解大患兮。仓皇迄命，遗后昆兮。作此象变，兆在昌兮。钦承祖命，天下不丧兮。遂临下土，在圣明兮。讨暴除乱，诛逆王兮。’”

 

[7] 1986年中华书局据正谊堂全书排印的10册本《朱子文集》仅18卷且收朱子《辨李氏常语》一文，然未见该段朱子文辞。校者未查得达73卷以上的《朱子文集》，然见《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常语辩〉引朱子该语，今据之将日文引文直接兑换为汉文。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的中华书局1986年版《《宋元学案》之《高平学案》（全氏补本）之《说书李盱江先生觏》录有《常语》及《常语辩》二文：

 

 

常  語

 

　　或問：「伊尹廢太甲，有諸？」曰：「是何言歟！君何可廢也？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成湯既歿，二十五月中，伊尹之知政，太甲之居憂，固其常也。不宮于亳而宮于桐，近先王墓，使其思念。名之曰『放』，儆之之意也。故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十六月而即吉也。則太甲之為君，何嘗一日廢矣哉！」

 

　　或曰：「伊尹放太甲而天下厭然，周公屏成王而國有流言，何也？」曰：「周公，武王弟也，有次立之勢；管、蔡，其至親也，易以生怨。以怨濟疑，理固然也。」「敢問太甲不能終允德，成王不見金滕之書，則伊尹奈何？」曰：「太甲賢也，不得不改。成王亦賢也，不得不悟。太甲、成王果不賢邪，則湯、武不以託伊、周，伊、周亦不受之于湯、武。」

 

　　或曰：「知人蓋未易也。周公不知管、蔡，安知成王？」曰：「事有小有大，有緩有急。監武庚之國，其任人也，常事也。天下之政多矣，譬諸日月，猶有所不照。夫以新造之周而謀嗣焉，其用心奚若？堯不知四凶，可也；至于丹朱，其有不知者乎？」

 

　　或曰：「自漢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王、霸，其人之號，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號也，惟其所自稱耳。帝亦稱皇，《書》曰『皇帝清問下民』是也。王亦稱帝，《易》曰『帝乙歸妹』是也。如其優劣之云，則文王、武王劣于帝乙者乎﹖霸，諸侯號也。霸之為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豈天子之所得為哉！道有粹有駁，其人之號不可以易之也。世俗見古之王者粹，則諸侯而粹者亦曰行王道；見古之霸者駁，則天子而駁者亦曰行霸道；悖矣。宣帝言漢家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由此也。人固有父為士、子為農者矣，謂天下之士者曰行父道，謂天下之農者曰行子道，可乎﹖父雖為農，不失其為父也；子雖為士，不失其為子也。世俗之言王霸者，亦猶是矣。若夫所謂父道則有之矣，慈也；所謂子道則有之矣，孝也。所謂王道則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謂霸道則有之矣，尊京師也。非粹與駁之謂也。」

 

　　或曰：「詩人以后稷、先公致王業之艱難，其非諸侯矣乎﹖」曰：「武王既得天下，詩人其世世修德，始于后稷、公劉，以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故云爾也。當商之未喪，誰有此言乎﹖如使紂能悔過，武王不得天下，則文王之為西伯，霸之盛者而已矣。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駁者也。三代王而粹，漢、唐王而駁者也。」

 

　　或問：「魯用王禮，何如﹖」曰：「成王以周公勳勞，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周公尊矣，故禰文王、郊后稷，皆倣王禮而不備焉。周公而上，王禮可也。《魯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降福既多。』豈有非禮而頌之云乎﹖周公而下，則僭矣。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公問于眾仲，始用諸侯禮也。」

 

　　或曰：「地方七百里，有諸﹖」曰：「信也。」「然則孟子何言乎儉于百里也﹖」曰：「《閟宮》頌僖公復周公之宇，而曰『公車千乘，朱英錄滕』。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不與焉，其何儉于百里也﹖世俗疑《周官》五百里，以其大也。是亦不思爾矣。諸侯之于天子，非若敵國然也，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諸侯有其地，天子食其稅，譬之一郡而已矣。魯七百里，開方之而四十九，殆半王畿也。今之大郡，不有半京畿者乎﹖」

 

　　或問：「聖人之道，固不容雜也，何吾子之不一也﹖」曰：「天地之中，一物邪﹖抑萬物也﹖養人者不一物，闕一則病矣。聖人之道，譬諸朝廷。朝廷也者，豈一種人哉﹖處之有禮，故能一也。女子在內，男子在外；貴者在上，賤者在下；親者在先，疏者在後。府史胥徒，工賈牧圉，各有攸居而不相亂也。夫所以謂之一也。他人之不一，則闤闠耳，終日紛紛而無有定次也。夫所以謂之雜也。世俗患其雜，則拘于一，是欲以一物養天下之人也。白而不受釆，則人皆縞素矣，何足以觀之哉﹖其歸于諸子而已矣。」「聖人無高行，何謂也﹖」曰：「聖人之行必以禮也。禮則無高矣。夫其高者，出于禮也，異于人也，故能赫赫如彼也。孔子事親無異稱，居喪無異聞，立朝無異節，何也﹖安禮也。出于禮者，非聖人也，矯世者之為之也。」「敢問聖人有過歟﹖」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豈無過哉！」或曰：「孔子謙也。」曰：「仲虺之美成湯改過不吝，豈成湯之謙也哉﹖世俗之說者則謂聖人無過，顏子不貳，猶或為之辭，徒使人君之恥過也而不欲聞之也。」

 

　　孔子之為司寇也，不聞其改法度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馬牛者不豫賈，必早正以待之也。世俗之說者不曰正其身，徒囂囂以疾人之法度，其亦非孔子之志也。

 

　　大哉孔子，吾何能稱焉！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仰之彌高也，則吾以為極星，考之正之，舍是則無四方矣。鑽之彌堅也，則吾以為磐石，據之依之，舍是則無安居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則吾以為鬼神，生之斂之，舍是則無庶物矣。他人之道，借曰善焉，有之可也，無之可也。夫子之道，不可須臾去也。不聞之，是無耳也；不見之，是無目也；不言之，是無口也；不學之不思之，是無心無精爽也。尚可以為人乎哉﹖吾于斯道，夜而諷之矣，晝而讀之矣，髮班班而不知其疲矣，終沒吾世而已矣。

 

 （中華書局1986年版《宋元學案》第159-162頁）

 

 

常 語 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諸侯事天子，孟子勸諸侯為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順爾矣。孟子當周顯王時，其後尚且百年而秦并之。鳴呼，孟子忍人也，其視周室如無有也。

 

　　余隱之曰：孟子說列國之君使之行王政者，欲其去暴虐，行仁義，而救民于水火爾。行仁義而得天下，雖伊尹、太公、孔子說其君，亦不過如此。彼五霸者，假仁義而行，陽尊周室而陰欲以兵強天下。孟子不忍斯民死于鬭戰，遂以王者仁義之道詔之。使當時之君不行仁義而得天下，孟子亦惡之矣，豈復勸諸侯為天子哉！

 

　　朱子曰：「李氏罪孟子勸諸侯為天子，正為不知時措之宜。隱之之辯已得之，但少發明時措之意。」又所云「行仁義而得天下，雖伊尹、太公、孔子說其君，亦不過如此」，語亦未盡善。不若云：「行仁義而天下歸之，乃理勢之必然，雖欲辭之而不可得也。」

 

　　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謂：「以齊王，猶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嗚呼，是猶見人之鬭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殺之，貨可得也。」雖然，他人之鬭者耳。桓公、管仲之于周，救父祖也。而孟了非之，柰何！

 

　　余隱之曰：孔子謂管仲「如其仁」，言仲之似仁而非仁也。又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言仲有攘卻夷狄之功也。至謂其小器、奢僭、不知禮，言仲之不能圖大致遠也。夫奢僭不知禮之人，豈得為仁乎﹖其所以九合諸侯者，假仁而行，以濟其不仁耳，宜曾西之所不為也。昔成湯以七十里為小國之諸侯，伊尹相之，以王于天下。齊以千里之國而相管仲，管仲得君之專，行國政之久，功烈如彼其卑，童子且羞稱之，況大賢乎﹖有好功利者必喜管仲，仁者不為也。管仲急于圖霸，藉周室以為之資爾。謂桓公、管仲之于周如救父祖，吾弗信之矣。

 

　　朱子曰：夫子之于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節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夷狄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于此而已。至于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邪﹖曾西之恥而不為，蓋亦有說矣。李氏又有救鬭之說。愚以為桓公、管仲救父祖之鬭而私其財，以為子舍之藏者也。故周雖小振，而齊亦寖強矣，夫豈誠心惻怛而救之哉！孟子不與管仲，或以是爾。隱之以為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于天下，恐不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未可為也。孟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當年事勢，且言己志，非為管仲發也。

 

　　大哉，孔子之作《春秋》也。援周室于千仞之壑，使天下昭然知無二王。削吳、楚之葬，辟其僭號也。諱貿戎之戰，言莫敢敵也。微孔子，則《春秋》不作；微《春秋》，則京師不尊。為人臣子，不當如是哉！嗚呼，孟子其亦聞之也哉﹖首止之會，殊會王世子，尊之也。其盟復舉諸侯，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洮之盟，王人微者也，序乎諸侯之上，貴王命也。美哉齊桓，其深知君臣之禮如此。夫使孟子謀之，則桓公偃然在天子之位矣。世子、王人為亡人之不暇，執與諸侯相先後哉！

 

　　余隱之曰：春秋之時，周室衰微，天王不能自立，以至下堂而見諸侯。當是時，徒擁其虛位爾。孔子歷聘七十二君，未嘗說之使尊周室。及夫公山氏之召，乃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聖人知幾也。嗚呼，知幾其神矣乎！苟惟說諸侯使之尊周，諸侯不得自肆，而強者必生變，則是速其滅周也。先見之幾，豈陋儒所能知哉！或曰：「齊、晉尊周，非歟﹖」曰：齊、晉志在霸業，不得不尊周也。孟子距孔子之時又百有餘歲，則周之微弱可知矣。若管仲之功可為，孔子為之矣。孔子不為，孟子安得為之乎﹖孔子作《春秋》，寓一王之法，正天下之名分，使亂臣賊子知所懼。孟子以王者仁義之道說諸侯，使之知有君臣父子而杜僭竊篡弒之禍，正得夫《春秋》之旨，但學者有所未究爾。又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未嘗不欲當時之君尚德而不尚力，豈復使諸侯偃然在天子之位哉﹖齊桓之于管仲，學焉而後臣之，任賢之專，固無愧于湯、武。惜乎桓公無王者量，管仲無王佐才，徒相與謀託周室以號天下，而成霸者之業爾！為君而內亂醜惡，為臣而亡禮僭奢，何足道哉！首止之會，尊王世子，復舉諸侯而不敢與盟，洮之盟，序王人于諸侯之上以尊王命，君臣之禮固盡矣，其志在于圖霸，不得不爾。「盜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朱子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饑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于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于經，以明君臣之義于萬世，非專為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則皆然，李氏未之思也。隱之以孟子之故，必謂孔子不尊周，又似諸公以孔子之故，必謂孟子不合不尊周也。得時措之宜，則並得而不相悖矣。

 

　　或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吾子何為﹖」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修乎﹖《木瓜》，《衛風》也，非仲尼刪乎﹖『正而不譎』，《魯論語》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雖不道，無歉也。嗚呼，霸者豈易與哉﹖使齊桓能有終，管仲能不侈，則文王、太公何恧焉！《詩》曰：『釆葑釆菲，無以下體。』蓋聖人之意也。」

 

　　余隱之曰：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乎天下，諸侯擅相侵伐，強陵弱，眾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吾夫子憂之，乃因魯史而修《春秋》，以代王者之賞罰，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姦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觀夫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會者無國無之，惟齊之會以尊王室為辭，夫子屢書之。攘戎狄而封衛，衛人思之，作《木瓜》之詩，夫子取之。伐楚，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復，夫子有「正而不譎」之言。夫子亟言之者，以是時無能尊王室，故進之爾。然以權詐有餘而仁義不足，功止于霸，此夫子之徒所以無道之也。儗人必于其倫。謂「使齊桓能有終，管仲能不侈，則文王、太公何恧」，過矣！

 

　　朱子曰：《春秋》序桓績，蓋所謂彼善于此。《論語》論桓、文之事，猶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使當時無端木氏之問，則今之說者必有優劣之分矣。《詩》錄《木瓜》，即《春秋》序績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豈以齊桓之事為盡可法哉﹖李氏詆孟子，而甚長齊桓，尊管仲，至以文王、太公比之，反易顛倒如此。良由不識聖賢所傳本心之體，故不知王道之大，而易怵于功利之淺爾。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忤也﹖」曰：「紂一人惡邪﹖眾人惡邪﹖眾皆善而紂獨惡，則去紂久矣，不待周也。夫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同之者可遽數邪﹖紂亡則逋逃者曷歸乎﹖其欲拒周者人可數邪﹖血流漂杵，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故荀卿曰殺者皆商人，非周人也。然則商人之不拒周，審矣。」曰：「如皆北也，焉用攻﹖」又曰：「甚哉：世人之好異也！孔子非吾師乎﹖眾言驩驩，千徑百道，幸存孔子，吾得以求其是。《虞》、《夏》、《商》、《周》之《書》出于孔子，其誰不知﹖孟子一言，人皆畔之。畔之不已，故今人之取孟子以斷《六經》矣。嗚呼，信孟子而不信經，是猶信他人而疑父母也。」

 

　　余隱之曰：《魯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弘景注《易》與《本草》孰先，陶曰：「注《易》誤，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為知言。唐子西嘗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于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為多，豈示訓之意哉﹖經注之禍，正此類也。反以孟子為畔經，是亦惑矣。謂《虞》、《夏》、《商》、《周》之《書》出于孔子，人宜取信。《詩》非孔子之刪乎﹖《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則是周無遺民也。請以此說為證。

 

　　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積亂矣，諸侯皆欲自雄，苟說之以臣事周，孰能喜也﹖故揭仁義之竿，而湯、武為之餌，幸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尋，謂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其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義又豈速售之物也﹖『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噲』，固知有周室矣。天之所廢，必若桀，紂，周室其為桀、紂乎﹖盛之有衰，若循環然。聖王之後不能無昏亂，尚賴臣子扶救之爾。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幾﹖家家可以行仁義，人人可以為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孟子自以為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

 

　　余隱之曰：湯居亳，小國也。伊尹相湯，使之伐夏救民。桀雖無道，天子也，君也。湯有道，諸侯也，臣也。伊尹胡不說湯率諸侯而朝夏乎﹖行李往來，至于五就，觀時察變，蓋已熟矣。不得已為伐夏之舉，致湯于王道，固非盛德之事，後世莫有非之者，以能躬行仁義，順天應人故也。自非伊尹之聖，安能任其責哉﹖文王在豐，亦小國也。文王之于紂，與湯之于桀，事體均也。其所以異者，時焉而已。觀其得太公而師事之，伐崇遏莒戡黎，雖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亦以曆數未歸，得以盡其臣節。至武王，則赫然有翦商之志。又況商紂罪惡貫盈，又過于桀，而此十亂之賢為之輔相，雖欲率諸侯遵文考之道而事紂，莫可得矣。此所以興牧野之師而建王業也。孟子之于列國，說之以行仁政者，不過言治岐之事而已；說之使為湯、武者，不過以德行仁而已；說之以行王道者，不過乎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已；未嘗說之使伐某國、誅某人、開疆拓土、大統天下而為王也。若孟子者，真聖人之徒歟！識通變之道，達時措之宜，不肯枉尺直尋。柰何時君咸謂之迂闊于事，終莫能聽納其說，仁義之道不獲見于施設以濟斯民，所以不免後世紛紛之議。嗚呼，說其君使為湯、武，以為不仁，乃以桓公、管仲為仁，乘繆如是，安得有道之士與之正曲直哉﹖朱子曰：辯已得之。但李氏所云「家家可以行王道，人人可以為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此三句當略與之辯。愚謂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相傳之道。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由孔子而下，下而為臣，固家家可以得而行矣。湯、武適遭桀、紂，故不幸而有征誅之事。若生堯、舜之時，則豈將左洞庭，右彭蠡，而悍然有不服之心邪﹖其在九宮群后之列，濟濟而和，可知矣。如此，則人人為湯、武，又何不可之有﹖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凡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今之學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說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也。」應之曰：「行其道而已乎，則何必紂之失之也﹖何憂乎善政之存﹖何畏乎賢人之輔﹖尺地一民皆紂之有，何害諸侯之行王道哉﹖」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親無將，不容纖芥于其間，而學者紛紛彊為之辭！」

 

　　余隱之曰：不談王道，樵夫猶能笑之，孰謂學而為士，反不知道乎﹖謂之王道者，即仁義也。君行王道者，以仁義而安天下也。君行霸道者，以詐力而服天下也。孟子說其君以仁義，不猶愈于說其君尚詐力歟﹖且天下不可以詐力得也，尚矣。得民心，斯得天下。假仁義而行，民心且不可得，況能王天下乎﹖仁義之道，萬世之所常行，天下之所共由，民生之所日用也。今乃謂「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以行王道」為非，果何理邪﹖觀其應學者之言，皆增損其詞，而非議孟子，君子無取焉。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魯自文公廢朝享之禮祭，而孔子不去其羊者，欲使後世見其羊猶能識其禮。羊亡，禮亦亡矣。孟子欲勿毀明堂，其意亦猶是也。明堂在泰山之下，周天子巡狩朝諸侯之所。適在齊也，非齊之建立也。存之不為僭，亦可以見王政之大端。如以為諸侯不用而毀之，則後世之君不惟不知王政，將謂後世不可復行矣，此孟子所以勸齊勿毀之也。而謂孟子勸齊宣居明堂，取王位，抑可燭理不明，而厚誣孟子歟﹖朱子曰：李氏此段之意，不謂天子庶人不可並行王道，但謂孟子所論文王與紂之事為不然爾。當辯之曰：「孟子之時，有信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勢與文王不同，非謂文王計欲取紂而不能也。」人人可行王道，已辯于前，但孟子時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時措之不同，又不可執一而論。隱之之辯，似未中李氏之失也。

 

　　學者又謂：「孟子權以誘諸侯，使進于仁義。仁義達，則尊君親親，周室自復矣。」應之曰：「言仁義而不言王道，彼說之而行仁義，固知尊周矣。言仁義可以王，彼說之，則假仁義以圖王，唯恐行之之晚也，尚何周室之顧哉！嗚呼，今之學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經》，樂王道而忘天子。吾以為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故作《常語》以正君臣之義，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亂患于後世爾。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悼學者之迷惑，聊復有言。」

 

　　余隱之曰：泰伯曰：「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噫，是果泰伯之說邪﹖使其說行，害理傷教也大矣。余請易之曰：「無《六經》則不可，而孟子尤不可無。無天子則不可，而王道尤不可無。」嘗試言之：《易》、《詩》、《書》、《禮》、《樂》、《春秋》之六經，所以載帝王之道，為致治之成法，固不可無也。孟子則闢楊、墨，距詖行，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然後異端以息，正道以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業不墜，此孟子所以為尤不可無也。經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史曰天子建中和之極，其可無之乎﹖夫所謂王道者，天子之所行，《六經》之所載，孟子之所說者是也，孰謂其可無哉﹖無王道，則三綱淪，九法斁，人倫廢而天理滅矣。世之學者，稍有識見，不為此言。豈好事者假設淫辭，託賢者之名以行于世乎﹖學者宜謹思之！

 

朱子曰：李氏難學者謂「孟子以權誘諸侯」之說，孟子本無此意，是李氏設問之過，當略明辯之。「天下可無孟子，不可無《六經》；可無王道，不可無天子」，隱之之辯已得之。愚又謂有孟子而後《六經》之用明，有王道而後天子之位定。有《六經》而無孟子，則楊、墨之仁義所以流也；有天子而無王道，則桀、紂之殘賊所以禍也。故嘗譬之：《六經》如千斛之舟，而孟子如運舟之人；天子猶長民之吏，而王道猶吏師之法。今曰《六經》可以無孟子，天子可以無王道，則是舟無人，吏無法，將焉用之矣﹖李氏自以為悼學者之迷惑而為是言，曾不知己之迷惑也亦甚哉！

（中華書局1986年版《宋元學案》第162-171頁）

网络来源：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4754&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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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规则做事——社会价值要用制度来推行（张宇燕）

 

用规则做事
——社会价值要用制度来推行
作者：张宇燕（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摘要：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并非对立，是有内在联系的。中国需要利他主义，让好心得到好报，但仅靠道德约束或奉献，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构建起一套奖励做好事做好人、惩罚做坏事做坏人的有效规则和制度。制度建设的过程就是价值凝聚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主要和基础担当者就是政府。
 

 
 
 

序言
 

 

有人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推崇物质，或物质一天天丰富、道德和价值一天天萎靡。我以为，追求物质享受，并非只有中国人如此，全世界都一样，它据以人性，十分自然。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国人而言，问题可能在于：多少物质算够？因为，物质享受是没有止境的。问题还可能在于：对于物质多寡，人们往往容易和别人相比，较少与自己相比。多少也好，比较也好，都涉及到判断。而要判断，就需要标准。所谓标准，就与价值相关了，甚至价值取向决定了标准。有人将价值等同于道德，将社会价值等同于社会道德，并针对中国当下现实，强调因市场化、西化，传统迷失了，价值衰败了，提出沿承传统，强调道德诉求。传统当然要继承，但不能拷贝，如三纲明显与现代平等相违，显然要弃；如五常，饱含自然人性、彰显中国文化特殊意义，完全可传承。西方，的确在诸多方面走在我们前头，尤其是科技，也包括重法治轻人治，因此向西方学习是长期的。但是，学习西方同样不是照搬西方，像西方的民主，是和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联的，中国显然无法全盘拿来，即使你很谦卑。具体到今天的中国，要营造民族凝聚力、追求社会共识，仅仅倚凭道德诉求和宣传是不够的，更为根本、也更为实际并有效的路径是：构筑起一套适用于长时段、广范围、多群体——激励做好事、惩罚做坏事——的规则(制度)。也就是说，社会价值要用制度来推行，用规则做事。
 

 

一、追求物质是合理的
 

 

1.重视物质是人类的普遍现象
 

从一般意义上讲，大家都追求物质享受，人的愿望好像也完全被物质所覆盖住了，相比之下，人们对精神方面的追求就没有那么强烈。物质是什么？当今中国的热点——民生——不就是物质吗？更具体点说，人们一说到物质，往往就是：我想要过得更好一点儿，穿得更好一点儿，吃得更好一点儿，房子住得更宽敞一点儿、更舒适一点儿。对这样的物质，大家都注重追求，不仅仅今天的中国如此，历史上的中国大概也是这样。实际上，中国古人就已经对物质和精神进行了讨论、作了区分，比如孟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基本意思就是：人只有吃饱了、穿暖了，即衣食住行这些民生问题解决了以后，才可能有更高的追求。很明显，在中国儒家先贤眼里，物质和精神是递进的关系，物质是基础。

 
可以说，人注重追求物质，不仅中国如此，全世界也都是这样，这是人类的一个普遍现象。用马克思的话来讲，物质生产、人的物质需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东西，人有了物质后才能谈到精神诉求等其他层面。

 
2.物质没有止境，多少算够？

 
物质这东西是没有止境的，你说多少算够？到底什么是物质满足的极限呢？物质的追求、物质的享受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可以接受的？显然，这里头有一个度的问题。那么，如何来判断这个度是否恰当呢？这种判断，或判断的依据，实际上就是精神，就是价值观念。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吃得好一点儿？穿得好一点儿？住个大房子？出门有汽车？有了汽车还想有更好的车？难道人这一辈子就这么活着吗？其实不是。像这样我们一直追问下去，就会遇到超越物质层面的更深层面，也就是精神和价值。

 
3.人要有创造性

 
人活着为了什么？我们总得要和那些猪呀、牛呀、马呀有点儿区别吧？正是在这种追问中，我想精神现象是不是说，我们在追求物质的时候要有一个更高的追求？从而把我们作为人，把人和动物所能区别开来的那些东西，更多地体现出来。那么，人和动物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人要有创造性。创造，不但本身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自我实现，同时还要为我们人类的其他成员谋利：你得方便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同样也能有创造性，而且这不是建立在损害别人的利益以满足自己利益前提下的创造，相反是一个大家都受益的创造。
 

 

二、今天中国人过分追求物质的疑惑来自哪里
 

 

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都在追逐物质。这种物质第一的现象，是不是恰恰反映出中国社会最近30年在物质或民生问题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而且还有更大的改善空间？当然，我们很难刻画出今天的中国人包括我们自己对物质的追求是不是比30年前、10年前更强烈？需求是不是更多了？因为这并非纯粹或单纯取决于我们的意念，而是跟我们满足需求的手段的丰富性连在一起的。

 
当一个人同时戴着手铐和脚镣，被关在一个大牢里的时候，他可能对自由没有什么渴望。当你把他的手铐脚镣打掉了以后，那么他就觉得他反而更不自由了，因为手铐和脚镣变得百倍地不能容忍。所以这个东西是矛盾的：当你没有任何机会的时候，你可能对物质的需求并不是那么强烈，但突然给了人们各种各样的机会——社会开放了，而且是一个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快速增长的社会环境——这时，有些人就抓住了机会，迅速地实现了他的物质目标，在短短的五年或十年内，他可能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一个农民、一个工人一下子就变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

 
看事物看社会，不能离开中国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进程。正是在这样的视角下，我觉得大家追求物质是合理的，自然的。那么，如何看待我们社会中有人提出中国人这些年过于追逐物质这样的说法呢？

 
什么叫过分？这里面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心理的感觉：一个对比、比较的过程。要绝对地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得非常快。而在以前，一个人一生中的福利水平在有生之年能够提高就觉得很好了。但在今天的这个世界，特别是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讲，他在一生中存在着提高福利水平100倍的可能性。也正由于有了这种机遇，反而使我们追求物质富裕的欲望更加强烈，也更加燥动不安了。

 
然而，机遇不仅带来满足，也制造了困惑。因为，物质这个东西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它是相对的。亚当·斯密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没有什么比看到邻居的生活迅速改善而我们自己还在原地踏步更令人不安的事情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不是寻求自己绝对的好或者不好，而是自己和其他人的比较，也就是相对价值。比如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了10%，按理说自己应该不高兴，那不一定，因为自己的其他同伴降低了20%，因此自己可能很高兴。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中国有一个很好的词专门来描绘：幸灾乐祸。

 
追根溯源，除幸灾乐祸外，可能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心理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可能涉及到一些人的富裕手段和途径不是在一个比较公正的条件下获得的，所以，加剧了这么一个重物质轻精神的东西。

 
总之，有物质利益是自然的，是正常的。然而，物质又是无限的，同时又是相对的，这就需要一个什么是恰当的度的判断和规范，这个时候价值、精神就能够起作用。社会价值的营造和维系离不开规则(制度)的激励与惩罚，而政府应是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
 

 

三、社会价值的规则化和制度化
 

 

1.中国要提倡利他主义

 
说到社会价值，我认为在我们中国要提倡利他主义。人为什么要利他，这涉及到一个人的基本需求。由于人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他一定会努力使得他实现目标所使用的资源是最小的，或者说是最有效的。然而，人的目标又是多重的：我拼命地去挣钱，我拼命地去追求这些物质财富，为了什么呢？为了让我的孩子、我的家人生活得更好。这算不算利他？尽管他的这个圈子很小，不能说他是为了整个社会。

 
还有，人除了物质需求，肯定还有其他的需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他把人的需求从最简单的物质需求到自我价值实现分了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这是一个逐级递进的东西，考虑到人的能力和资源都是有限的，所以人要让自己有限的资源实现最大化的目标，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这在经济学里叫“经济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经济人”。“经济人”，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是以经济利益、物质利益为目标的，而是说他是用最经济的方法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你承认是经济人的话，那么他的利他行为一定是要符合他的目标的最大化。所以，我一直觉得利他骨子里就是利己的行为：我之所以去帮助别人，是因为我在帮助别人的时候能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在别人看来，我的行为是利他行为，实际上如果我不这么做就会很痛苦。比如，我看到一个老人在路上摔倒了，我走过去了，我不去扶他，他可能在那儿病了、冻了，或者有其他什么更糟糕的结果，那我会感到很不安。这时，我帮助他就尽了我的力量，这样做我的心里会比较舒服。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必须承认我是自私的，因为我不那么做我就会很难受。正是在这个角度，利他和利己实际上是一回事：你帮助了别人，但实际上你是在帮自己。

 
2.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并非对立

 
在上面论及的利己和利他、竞争和合作实际上是一回事。什么是合作？就是我们俩一块儿跟别人竞争。我们为什么要合作？是因为我们要跟别人竞争。所以说，很多事情尽管在概念上是互相对立的，但它们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从更高层面看，其实它们讲的是一回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最后的目标是要把利己和利他融为一体——我利己的过程就是利他——我们要有这种精神才行。

 
当然这种融合，绝非单纯的概念纠偏，它离不开恰当的前提条件。比如，我丢了一双很好的皮手套之后会有几种结果：一种结果就是我特别心痛，很痛苦。还有一种就是捡到手套的人他可能因为没有钱买这副手套，捡到后他就会戴上，也就是说这副手套不会被销毁，而是在继续为人类服务，但这里面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我的收入要比较高我才会这样。这个例子说明：道德水准和收入水平是相关的。

 
社会价值涉及面众多，关系网复杂，里头有好多东西。我们老把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对立起来，其实不然。什么叫个人主义？就是对涉及你的利益的一些事儿、你有选择权的这些事儿完全由你个人决定，你有个人选择的自由，同时你要对你的选择的社会后果负责，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个人主义。可是后面这一块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从某种角度把它理解为集体主义。也就是说你要对整个集体、对整个社会负责，反过来这不又成了集体主义了吗？

 
3.用规则和制度来推行价值

 
利他是没问题的，我特别强调中国社会要创造利他这种社会价值，让大家觉得你在帮助别人实际上是在帮自己。但关键在于我们用价值的、道德的说教这套方式能不能有效地让人们去利他？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第一点，我们要崇尚利他主义精神，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我们要设计出一套良好的秩序或者规则，让每一个为了自身利益去努力去奋斗的人，在他寻求自身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服务了大家，服务了社会。

 
比如，假定没有一个交通制度，没有警*，人们在马路上随便走，愿意靠左走就靠左走，愿意靠右走就靠右走。你想想，这个路还能走吗？就不能走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制定一个交通规则，把马路分成两边，大家都靠右或者都靠左。这样一来，通行效率一下就提高了。显然，有一个规则以后，大家都受益。

 
再比如，你对公益事业有捐赠，我就给你的抵扣，在税收上给你奖励和优惠。在这样的税收制度下，有钱人把钱交给公益事业——公益事业是服务于社会的、服务于大家的——的时候自己也有一些好处。十年前，我在讨论拾金不昧该不该拿回扣时，就坚决主张应该拿回扣，而且要立法。现在《物权法》出来了，细则里就可能要把这个拾金不昧拿回扣给法定下来。记得当时大家对我的提议都不理解，我的意思是说：一定要让好心得到好报才行，你不能仅仅建立在道德上，道德这一块儿会起作用，但它的范围会很小，力量会很微弱。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法制的体系，当这样的法制健全起来以后，就会有更多的人拾金不昧。相反，如果制度不健全，他拿了那些不义之财心里也不舒服，但他觉得如果交上去得不到回报自己心里也不舒服。因此，如果按照15%给予奖励，这样一来人们丢失的财物就更好找了。

 
总之，道德是很重要的，但在中国这么一个大的国家里要完全凭道德、凭价值、凭所谓的社会共识去做事，不如把它规则化、体制化来得可靠。如果能把规则定好，那么，我们整个社会就会有秩序，然后效率就会提高，到那个时候社会将更有凝聚力。
 

 

四、如何继承传统、如何借鉴西方
 

 

今天，未来，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它可能选择的道路、它凝聚社会的价值。作为世界上惟一的连续文明最长的大国，包括文化在内的传统是中国现代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化后发赶超型大国，西方经验、西方体制、西方科技是中国不能不面对、不能不重视、不能不借鉴的主要镜子。如何继承传统、如何借鉴西方，当代中国需要大智慧。

 
1.正当的物质诉求我们要支持

 
本文侧重的利和义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很老的问题，古人已经说得很多了，从墨子、老子、管子到孔子都在进行义利之争。今天，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作为一个社会倾向、一种社会呼声，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物质满足的限度、物质满足给人带来的幸福感，用价值来重新作一个裁定，我认为是有必要的。但是这项工作恐怕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而且，只要人们的物质需求是合法的，其物质诉求都是正当的。更何况，我们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的改革开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要在物质上有很大的提高。

 
2.我们要客观地去看待西方社会

 
中国人如何看待西方？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个是物质层面，一个是制度层面，再一个就是精神层面。

 
在物质层面上，我们承认我们不如西方。现在我们的进步很大，尤其是最近几年，但是总的来讲，科技还是不如西方一些先进国家，而且差距还很大，这就让人容易产生一些想法。人首先是要解决生存，生存下来之后还想生活得更好。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比我们做得要好，走在我们前面，这就很自然地让人产生一些崇拜或者崇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在包括科学在内的器物层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采取一定的拿来主义，尽管拿来的成本现在越来越高了，因为有专利费、转让费这一系列的东西。

 
到了制度层面，有的人不但觉得西方物质层面的东西比我们好，而且制度层面也比我们强，因为物质层面的东西取决其社会制度，甚至是风俗习惯，有人干脆就说外国的月亮比我们的圆。这个事情就复杂了，我们就要讨论了。因为制度的好坏就涉及到国情了，这里面特别要注意一点的就是：我们不能拿西方今天的制度来跟今天的中国简单比较，因为西方的工业化现代化已经走了500年，中国的工业化还不到200年，两者基础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制度层面上，我们要注意适用性，要考虑到在中国这么一个物质水平的情况下，怎样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这个东西我们一直在摸索，我们现在一直在提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要总结经验。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认为：中国的道路建设其实是在摸索中慢慢走出来的。如果我们只是直接地把外国的民主制度拿到中国来，将很难适应，因为条件和环境都不一样了。

 
到了价值层面就更难说了。有些人说我不想消费那么多，比如早先的印第安人，如果你要换一个我编织的草帽，它的价格是10块钱，如果你要买第二个，对不起，我就要15块钱，第三个可能要20块钱，第五个可能就要100块钱了。你要得越多，我就卖得越贵。如果按我们国家的行情来说，如果你要得越多，就应该越便宜。但印第安人就不一样，他们觉得做一个就很有创造性，做第二个就很乏味了，就变成重复劳动了，那要做100个得有多枯燥，所以他要价就高。这个例子说明，人的价值观念是不一样的，简单对比有什么意义？

 
说到价值这块儿，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西方的传统跟中国的传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比如，西方的政治家他可以撒谎。十几年前，英国的首相、财政大臣、英格兰银行行长都在那儿说他们的英镑不会贬值，结果后来一下子就贬值了，贬了之后也没有人去追究他们。但是在中国，作为政治家要撒谎是不行的，大家都知道有些事情你可以不说，但不能撒谎。也是在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家都担心人民币也跟着贬值，人民币一旦贬值对整个亚洲及其他一些国家来说都是灾难，就会逼着其他国家跟着贬。那时，我们中国就说不贬，但人家就是不相信，谁都不信。当时，我在国外，人家一见着我就问：你是从中国来的吗？中国的人民币会不会贬值？我说不贬。那时，别人做了一大堆模型，花了很多钱做了研究，证明人民币不贬值的概率是70%。他问我，你同意这个结论吗？我说，中国的人民币不贬值，你说是70%的概率，我说我是100%不贬。他说，你根据什么来说呢？你有模型吗？你有数据吗？我说，我没有模型，我也不用数据，我就是告诉你100%，你敢跟我打赌吗？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们总理说的不贬。他就跟我说，所有的银行家和政治家都是骗子，你不能信他们。我说，你想和我打赌吗？我们总理说的不变，就保证不变。但对我这样的说法，他就理解不了。

 
举上面这个例子，是说明中西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同时，我也觉得对国际上我们撒点谎也是可以的，因为大家都不说实话，我们老说实话不就有问题了吗？大家还会觉得我们动机不纯。他就会说所有的银行家、政治家都是骗子。在西方，外交官的定义就是：为了国家利益撒谎的老实人。但我们就不行，这就是传统的不同。然而，我就觉得我们经常跟一帮撒谎的人在一起，也得撒谎，如果不撒谎就会吃亏。什么叫文化传统？这就叫文化传统。

 
3.有选择性地继承中国传统

 
传统文化有精华有糟粕，西方如此，中国也是。中国古代文化里面有好的东西，比如在外交上，孟子说交邻国之道，对大国该怎么办？对小国该怎么办？对小国我们要靠仁，要施以仁义，要对它好、尊重它；对大国要靠智，因为大国强大，它要灭掉你、侵略你、分割你，这样你就要靠智慧来保存自己。这就讲得挺好了，尤其是现在国际竞争这么激烈。

 
孔子也讲到了，人要讲义，讲三纲五常。三纲在今天看来是糟粕了，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还是可以的。我们做人要不要仁？要不要义？朋友之间要讲仁义礼智信。像这样的东西，从长期来看，如果我们做到了，对我们是有好处的。通过一次欺骗，你是可以骗来钱的，比如说我们不认识，你跟我说借我100块钱打车，我可能就借了，如果你不还了，我也不会计较。你这样做一次是可以的，但长期是不行的。所以你若要做大、做强，一定要守信誉、讲信誉。再比如，你卖烤羊肉串儿，弄一点儿假肉，坏肉，骗消费者一时是可能得逞的，但你要做一个连锁店，要做一个麦当劳、一个肯德基，这样做行吗？肯定不行。后者，要靠诚信。诚信怎么建立？靠道德。你要讲良心，如果你昧着良心做事，你坑蒙拐骗地把自己的福利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肯定是不道德的。所以，我老强调制度和制度建设，因为制度建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一个价值建设，在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它最终形成了这种价值、这种共识。你要是长期行为，你的范围要走得广，有众多的消费者，那么一定要把握住信誉。所以，在评价一个大公司的资产时，除了它本身的那些固定资产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它的声誉这块儿，也就是无形资产。无形资产很大一部分就是靠社会和大家对它的信任来支撑的，你得回馈你的消费者、善待你的客户，这样你才能长期生存下去。

 
当然，中国传统中也有糟粕，很多已经不适合当代中国实情了。比如，儒学强调人的身份，强调刑不上大夫。任何一个案件下来，如果你犯了罪，要先看你的身份，你是士大夫、你是读书人，那刑罚是不一样的。秀才到了刑堂得站着，老百姓则是跪着。任何法律对不同身份的人，它的处罚是不一样的。再比如，父亲打了孩子那不会有人反对，如果孩子打了父亲那就不得了了。像这些讲身份重等级的东西，到了今天就不适用了。今天，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讲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像传统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我们还能回去吗？那不行。
 

 

结语
 

 

中国目前首先要做的，是要进行道德宣传，但是道德宣传的约束力很有局限。因此，就需要有规章制度，要有奖惩机制，要有法律体系。比如说，制定出公正的税收制度和透明的、科学的财政支出政策，给所有的人开放机会，体现公平。总之，政治价值也好，社会价值也好，最终都还是要体现在政策和制度上。一句话，要用规则来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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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议】

 

 

◆儒学能否浴火重生－－腾讯网嘉宾访谈（秦晖、陈明、仲大军）

 

儒学复兴根本在于谁有权掌握评判标准（秦晖）

 

秦晖（清华大学教授）

 

秦晖：其实谈儒学，谈国学，我觉得谈什么都可以，但是你要讲浴火重生，似乎儒学以前已经死了。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什么时候死了？当然了，我觉得传统意义上的儒学秦朝之后就已经死了。传统儒学是以三代为摹本的，在春秋战国这个时期应该说它是代表了对整个变化非常不满的，所以这种不满从正面的意义上，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社会批判，甚至代表着有些人说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如果从那些否定他的人就说，那是什么复古倒退，逆历史潮流而动。但不管怎么说，正因为当时的儒学基本上是一个歌功颂德比较少，那种骂骂咧咧的话讲的比较多，所以后来就很不受欢迎，一直到秦的时候就整个给灭掉了。

 

秦晖：当然不仅仅是焚书坑儒了，把诸子百家基本上除法家外都给灭了。当然如果放到整个周秦之变的格局上考虑，那么主要还是儒家。墨家也批判，但是那套理想并没有定位在三代，墨子实际上更多是关于未来的说法。但是后来到了秦汉以后，统治者又逐渐经过漫长的过程，又把一些儒学的东西拿来用，但是到底后来那个东西在什么意义上是儒学，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问题。晚清有很多人说儒学在秦以后就不行了，他们都是希望复兴儒学的。他们恰恰认为2000年来都是强暴政治，他说孔孟如果想复兴，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那就是必须用自由民主那套把法家给颠覆了，它才有复兴的可能。实际上在晚清一直到戊戌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他们一讲就说我们中国三代的时候是盛世，秦汉以后就堕落了，认为现在西方就是三代，他们儒学要比我们搞的好。因此那个时候并没有所谓的什么抵制西化，那时候没有这个观念。

 

但是我这里要讲的就是，我们讲他浴火重生也好，讲他重生，他就是死了，你要说它现在重新恢复，原来到底什么东西死掉了？现在我们又到底要恢复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秦晖：我觉得我们每个时代的人，不管是从儒也好，反儒也好，实际上他都是对以前的东西进行一种解释。语言，尤其是一种语言大家都讲的时候，一百个人讲儒学可能有一百种讲法。汉以后大家都讲儒学，往往两个讲儒学的人之间的不同要远远超过非儒者。就像不同的基督徒之间的差异要远远大于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差异。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讲儒到底有什么意义？这里我觉得我还是经常提到的，索绪尔谈到两个任意原则，就是语言只是一种符号，这个符号要表达什么所指呢？他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可以任意的，所谓任意原则，就是说一套话语你其实都可以任意解释的，一种符号可以任意给它填充什么东西，可是这样一来就有问题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讲话还有什么意义呢？变成了没有任何确定意义的，完全就是语言游戏了。但是他说我们讲的话还是可以表达一定的意义的，我们用来表达意义的办法就是所谓的差异原则，你谈论某一个价值，你肯定心目中有一个针对性，也就是说你是针对什么而言。比如说我觉得不光是儒家，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它基本上都是由一系列仁义道德也好，什么民主正义也好，等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由一堆好词组成的，但是这个好词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看它到底用这个指什么的。比如说仁义道德，仁义道德人人会讲，这个仁义道德是什么意思？那就取决于你所指的不仁不义不道不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谈儒家，抽象的讲是没有什么意思的。而历代的人，凡是有激情的人弘扬儒学，他们实际上心目中也有一个针对的东西，在儒学发展的两千多年间我觉得是形形色色了，有的针对佛，道，有的针对杨墨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两千多年以来，如果要讲差异原则的话，人们谈儒学的时候老实说，最有影响的两个差异原则，一个就是针对中国的法家传统的，毛泽东后来曾经有过一句名言，说中国2000年来的历史就是所谓的儒法斗争的历史，他当然是站在法家立场上了。但是在法家的立场上谈儒法斗争，老实说核心就是认为儒家专制的不够，或者对专制构成妨碍。

 

秦晖：标准各异，关键是谁有这个权力。谁有什么权力说这个东西是好的，那个东西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在好与坏之间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我觉得假如我们认为儒学是宗教的话，儒教和基督教，包括伊斯兰教，也包括他讲的墨子，等等。墨子有人说它也是一种宗教，因为墨家的宗教色彩是很浓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共存的，而且也可以互补，惟一不能共存的就是异端审判和宗教宽容。所以我们现在要提倡的就是宗教宽容，思想自由，我们不能容忍的就是不管打什么旗号的，哪怕你打儒的旗号也好，你打西学的旗号也好，打法家或者别的旗号也好，那种禁锢思想的东西我们都要把它灭掉。

 

至于在理解任何一种学问，包括你讲的儒学，也包括墨子或者是西学，人们会觉得有些东西是好的，有些东西是坏的，而且这个东西老实说，社会上人们的评价也许不会一致。比如说你认为这个好，那个不好，别人也许不那么认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简单，在现代社会中允许个人自由的这一部分，那就是应该让大家个人自由。但是如果有一些最基本的人际交往的一些基本规则，需要有一些立法，那么这就是属于公共领域的了，这个东西当然就需要有民主原则来奠定，这两个原则基础上我觉得对每一种学问的多元化的理解，我觉得都没有坏处。
秦晖：我觉得这个问题用不着那么复杂，十博士他们自己不愿意过圣诞节，我完全支持，他们如果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提倡不过圣诞节，我也并不反对，大家他们如果要求国家出面，用权利剥夺一些人过圣诞节的权利，我觉得那是非常可怕的。

 

秦晖：他吸引你入教，这就是很糟糕的，需要抵制的。现在西方圣诞节已经世俗化的非常厉害，很多人过圣诞节就是乐一乐而已。他就算是教徒过节，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你传你的教，我传我的教，只要他不用那种超经济手段，或者是带有政权意味的手段，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交流，我倒是提倡我们这些弘扬儒学的人，他们应该跑到全世界去传教，像杜维明先生就是满世界传教，我觉得这样很好。

 

秦晖：这里首先要强调一点，我们怎么定义文化，这个问题在五四的时候就有很尖锐的说法，有人说孝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于是很多人说陈独秀鼓吹个性解放的，他们就是在破坏中国文化。说他们鼓吹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陈独秀当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反驳，我觉得很精彩。他说我完全赞成子女孝敬父母，我完全赞成媳妇孝敬公婆，我唯一不赞成的就是父母公婆借孝的名义来剥夺子女的自由，实行一种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的一种很严酷的父权。这里面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中国人真有孝文化吗？假如真有，为什么要在那么严酷的父权下来实现呢？如果孝敬父亲长辈是非常自然的选择，自然而然的感情，没有这种严酷的父权，又怎么会破坏这种文化呢？所以当我们谈论文化、主流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区分这两者，我们到底是在提倡某一种宗教呢，我这里把文化和宗教几乎划等号了，也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广义的宗教，尤其是符号化的宗教，你也可以说它等于是文化。我们到底是在提倡某一种文化呢，还是在提倡某一种制度。这个所谓制度就是我刚才讲的一种宗教审判的制度，政教合一的制度，还是一种宗教宽容信仰自由的制度呢？我觉得我们中国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到底是弘扬儒家，还是弘扬西学，还是弘扬墨家，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个问题。

 

秦晖：还是我刚才讲的，还是到底我们坚持信仰自由，宗教宽容原则，还是坚持异端审判，政教合一原则。包括在文化问题上，我觉得中国面临的恐怕还是这个问题。至于刚才陈明提到的文化冲突，我觉得西方国家在世界上现在的所作所为，称赞他的人，认为他们是正在推行自由民主，谴责他的人，说他是在追求西方人，或者西方国家的那种世俗利益。比如抢石油，抢资源，垄断市场。我觉得这两种说法都非常有道理。但是如果说西方现在在对外政策，在全世界推广基督教，我并不怀疑西方的某些政客会有宗教偏见，包括布什显然就是这样，包括十字军那句话就是这样。但是他一讲这个话马上就捅了马蜂窝，他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道歉，而且他这个道歉是针对美国人的道歉，是向美国人道歉，不是向其他国家道歉，也就是说他的那套东西本身在美国人们就不能接受。如果亨廷顿真的认为国际关系就是所谓儒教与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的冲突，那么我觉得合乎逻辑的第一个主张，他应该在美国就恢复宗教法，把其他的宗教都灭绝了。否则就在纽约，就在华盛顿的这些异教徒不比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异教徒更加危险吗？他们不是第五纵队吗？他们不会把基督教文明纯洁性给玷污了吗？如果他认为美国人本身是有宗教自由的，他可以不信基督教，他可以信别的宗教，但是他要出兵，在全世界推行一种美国人都可以不信的那个教，这在逻辑上怎么能成立呢？这种行为怎么才能行得通呢？我觉得这在逻辑上根本是不能成立的。所以我觉得美国人在外交上的那种行为，称赞他们的人说他们有点侠义精神，为别人的自由民主去打抱不平，你也可以说他们就是商人，就是唯利是图，或者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强盗，他们想抢某种东西。这两种说法我觉得都比说他们的外交是一种传教士的外交，恐怕要更近事实的真相。

 

秦晖：我觉得老实说，做节目我们不是做广告，也不是要达到什么功利性的效果，我觉得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有这么一个机会大家来聊天，至于各位包括镜头前面的，包括网络前面的那些朋友，他们从我们这个讨论中如果能得到很多收获，这当然很好，但是这个收获本身也是见仁见智的。

 

秦晖：我觉得主要是讲我想讲的东西，我不是希望讲的是别人想听的，不管这个别人是指领导还是指一般的人，这不是在制定公共政策。我只是讲我的学术观点，我凭什么要考虑别人，这个别人如果是领袖，他一皱眉头我就吓的不敢讲了？

 

秦晖：只要领工资的就是御用学者，这个话本身就有很浓的审判的味道了，恐怕不至于。我觉得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一个作学问的，不管是论坛还是个人，其实都是越多越好，多多益善。中国现在真正的问题不是什么公立学校办的太多，而是公立学校的学术自由空间太少，但是中国未来的思想前景，我觉得实际上是随着整个社会的自由度的提高，实际上从各个方面资源还是不少的。

 

 
儒学复兴审慎乐观 民间本身发育最重要（陈明）

 

　 陈明（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原道》主编）

 

　 陈明：我们所谓讨论儒学能否浴火重生的问题，实际上是讨论我们在今天，我们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在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社会得到更充分的发育，意识形态的空间得到了一定的拓展，这样一个背景下，人们的自我意识、文化意识、文化的需求在很明显地得到了一种复苏或者呈现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的主干文化话语系统是处于一种缺失的状态。在这个时候讨论儒学能否浴火重生，我理解为下面这个意思：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承担着主干性的文化话语系统的儒学，在今天能否经过一番所谓的调整改革，或者重新建构以后重新承担这样一种功能，或者发挥这样的功能。

 

陈明：我自己就在做这个工作，至于它能不能做成，它取决于很多原因。对我来说我认为这个事情是取决于天数，取决于天，为什么呢？既取决于政策空间，也取决于社会的认知度，也取决于你自己所谓的当代儒生，你自己有没有足够的智慧，有没有足够的胸怀，或者付出足够的辛劳，把这个事情做好。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孔子孟子或者董仲舒这样的大儒出现，能够建构起这个东西，也许就成了。但是如果你做不好这个事，烧就烧了。我觉得我态度是比较清楚的，天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与于斯文也，我是一种比较审慎的乐观的态度。为什么呢？五四要完全打倒孔家店，文革的时候是和旧的传统文化实行最彻底的决裂，90年代稍稍有一点国学了，到今天连政协委员，连黄宏，连宋祖英他们都会提出一些繁体字的问题。

 

陈明：反西之儒当然了不起了。那时候西是意味着坚船利炮，是来中国打仗来了，当然要反了，毫无疑问的了。反他们的时候，实际上要再往具体的说，就是中体西用的问题，张之洞他们说的。西学里边采矿、制枪炮这些军事技术，乃至政治技术，就是作为制度层面的，他也是肯定的，比如议会制度，他都是肯定的。但是有两点，他对你作为一种利益的差异者，或者你利益的侵害者，毫无疑问这是要反的，不需要经过脑子思考的。另外一个，他的价值系统里面还有一个区分，那就是基督教信仰的这些东西，这个基督教信仰的东西对他那个民族来说是一个图腾一样的，你这个民族也有自己的图腾，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互相替代？比如说你是信仰这个的，他信仰那个的，我要你归化，基督教一直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传福音。比如马汉，他在一篇文章里就写到，就是要把印度、中国这些非基督教的文明归入基督教的怀抱，他就说还有一种文化的叫做精神狩猎，他还有这样一种诉求。从这个角度来说，反西之儒，能不反吗？

 

陈明：我并没有说国学受到西学的压制，因为国学和西学的概念都是很复杂的，比如我个人认为西医假如是西学的话，中医是国学的话，毫无疑问我认为西医进来是非常好的事情。这个一定要具体的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圣诞节，我讲一点，好像是《参考消息》上面也是在圣诞节前后说的，在北欧一个机场有一个犹太教的人，他看到机场摆着圣诞树的时候他就提出抗议。这说明一个宗教的活动对于另一个宗教的活动或者情感来说，构成了某种压力，这是一种真实的东西，十博士有这种反应，是有他的考虑的，他有考量的根据。就我个人来说对这种根据是不是认同是另外一回事，我个人是不这样去看的，我觉得中国的日子过好了，365天里边多一个假期，或者多一个乐子，这是对你的生活的一种丰富，你要有一种足够大的胸怀，并且你要有足够的文化主体性去享受这一切。

 

但是也要想一点，节日后边很有可能有某种商业，或者超出节日之外的某种诉求在。比如说圣诞老人的形象，你没发现吗？和可口可乐那个桶是那么的一致，没错，那就是出自于可口可乐公司的设计，或者它的营造。所以这后面一方面，我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你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但是我也不像自由主义者那么乐观，那么单纯，我不说他们幼稚吧。我认为这一切就那么简单，我们都在学校呆过很长时间，外教给我们讲外语的，他所有的西方宗教节日一个都不少，都过，他就是通过这个节日慢慢拉你入教，这是有可能的，入教的时候他有可能构成某个人的精神产品，提供一个很好的精神产品。但是也不能排除，我个人认为就是所谓的糖衣炮弹，让你进行一种文明冲突的语境里面，精神狩猎。这个词本身含着的意思显然不是一个个人精神产品那么单纯。

 

陈明：我觉得秦晖在这个里面有一个简化，假设文明的冲突不是亨廷顿个人概念，而有它真实的历史和现实的内容，假设软实力这个词也不是约瑟夫·奈自己的一个虚构，那么对于这些文化符号后面包含的东西，我觉得是不应该把它简化的。为什么我刚才说儒教这些东西确实不对称，儒教本身宗教形态学的发育，他自己今天的现状确实已经是花果飘零，在很草根的层面。现在当局意识到这样一个主流价值系统的缺失，不管他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在这个方面他是意识到了文化符号的复杂性，或者重要性，这件事情是肯定的。

 

陈明：当然于丹有她的口才，一种稀缺资源，这也是天赋，没有办法的，这个你要服气。另外我对ABC不感兴趣，如果讲ABC，要在讲坛上一弄的话，说不定我一不留神也十万八万没问题。

 

陈明：说实话我很少谈儒学复兴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目标。它的这个目标具体是什么样的，每个人理解可能都不一样。我在这里面包含了很多自由主义者的内容，包含一个民主的问题。我觉得我不赞成把儒学理解成为专制的帮凶，但是这方面儒学的运作空间是不大的，理论的建树也不是很多，因为它毕竟这个时代的转换。有很多现代社会的很多东西形成了新的价值，这都是儒学或儒家应该考虑面对的东西。而现在所谓的儒家们并没有共识，并且比较主流的声音，我认为都是比较消极的，是我不太赞同的很多东西。这个情况下你去谈儒学的复兴，我觉得我是倾向于从社会的层面去讲它的自组织系统里面产生的一些文化的因子，去把它培养和发育，从这个角度讲儒学的。所以你说复兴的话，民间社会本身的发育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儒学本身就是这样发育起来的，是自下而上的。比如汉武帝为什么独尊儒术，因为他财政支持不了那么多的专制的组织力量，就必须借助社会自组织的系统，他才妥协，对他的权利边界做一些收缩，因为他确实力不能逮。所以做这个事情，这是很多人都看不到的，非常复杂，谈儒学的复兴，我就做点我能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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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必须扎根社会 管子远比论语丰富（仲大军）
 

 

仲大军：那针对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发表一个感想，我认为我们这个题目最好叫国学如何浴火重生，最好不要叫儒学，因为儒学不能代表全部国学，因为像历史上有墨学、管子、庄老很多，儒学是一个流派。以前我们独尊儒术，让儒学代表所有其他的成为我们整个国学了，到了中国的今天，应该适当地进行矫正。我们先秦的思想文化是非常丰富的，由于秦汉之后进入到文化的裁减，像墨家反对封建统治者骄奢淫逸，统统被删掉了，打入冷宫。导致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全面。所以中国人到今天应该把眼界放宽。儒学实际上这个面相对来说只能是一部分了，以孔孟为代表的。

 

仲大军：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它就涉及到儒学能不能复兴，它不光儒学问题，因为儒学复兴的时候涉及到其他学派也有复兴，互相打架了。光你复兴，为什么不让我复兴啊？

 

仲大军：我觉得今天不一定要很抽象的，可以生动些。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是怎么样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大家知道我姓仲，我请问各位同学，你们知道姓仲的人是什么人的后裔，这点历史知识你们知道吗？仲子何人也？我这一个问题反映出当前社会的问题，没人知道仲子，这说明什么呢？也可能我们年轻一代，我们同学们对历史关注的太少了，我们先不要谈一些很深奥的大道理，恢复国学，什么浴火重生，先把我们基本的ABC，我们中国历史的ABC先学习了，了解了，可惜的是我们今天都被西学压倒了，大家都去考什么托福，学英语去了。

 

实际上姓仲的仲子，就是孔子的一个大弟子，子路而已，就是我的老祖宗，我们这个家族辈分非常清晰，到我现在2500年了，我是第75代孙。

 

仲大军：那当然，姓孔的，姓仲的，姓孟的，辈份清晰的很。所以说我研究这个历史，我是带着兴趣学的，我研究我的老祖宗子路是怎么样的，子路为什么死得那么惨。所以我是带着感情的，所以孔孟不分家，孔仲更不分家，我写了一篇文章，你们大家看看就知道了。就是我通过这点研究，你要知道那段历史，就像秦晖刚刚讲了，秦汉以后的儒学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的确是这样，儒学的精神都给篡改了，没有了，真正的儒学精神就是孔子54岁那年周游列国，流浪14年，那种很痛苦的，这样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民间学者唯一的精神，是与当权派格格不入的，是有他独立学者人格的。所以儒学在孔子那个时代不是现在的显学，也不是官学，完全是民间的，就像我们的民间学者一样，他那种追求独立的、自由的这样一种反专制的精神是非常强烈的，你看我那个老祖宗子路，子路是何许人也？他是整个战国时期有名的武夫。所以我认为我们中国的问题，恢复这个也好，恢复那个也好，但是有一点我首先要提倡，我们中国的年轻人要学习一下自己的历史，要学习一下自己的文化，首先你别不学，光去学西方的了。

 

仲大军：你别打断我，你让我说完，人类社会的宗教现象那是在两千年以前的事情，或者伊斯兰教比较晚，一千多年以前的事情，到了今天以后的社会不会再有宗教了。如果再用传统宗教的方式呼应社会，主导世界，那很难的。现在是社会需要理解的时候，需要丰富，全面，今天的社会关键要是丰富，要全面，你不能像瞎子摸象似的，各摸到一个部位就认为这个象，那个象。儒学要复兴必须要把前后左右看清楚才能复兴，现在我们中国连儒学和其他的关系，到底什么关系都搞不清楚，就单独恢复儒学，那怎么行？肯定会遭到很多反对。我不是不喜欢儒学，我本身就是儒家的后人，但是就这个复兴怎么复兴法。我们中国有没有像西方这样现代民主自由平等的东西，我们都有，在我们历史传统非常多，但是很多都被埋没了。我们先秦以前的时候平等的思想都有，可是我们到秦汉以后被大专制都浇灭了。我们现在不发掘自己的宝库，整天盯着外国引入，我感觉中国这种方式方法要改变，我们要扎扎实实回过头来。比如我现在在一个电视台做20集的墨子节目，下次再做管子节目，你得研究这些东西才有发言权，否则你连这些历史都不清楚，说起来就几个概念。

 

仲大军：现在这种说法我就不赞成，什么大儒，上来就大儒，本身这个词就是有疑问的，为什么要大儒呢？为什么不用大法，为什么不用大墨呢，中国先秦著作管子、墨子这些书是最丰富的，比论语丰富几千倍。可是墨子被打入冷宫，管子也被打入冷宫，为什么？这就是秦汉之后的文化专制，思想专制。批判封建专制的都被压制了。所以说这些东西你不发掘，谈什么东西，还儒家复兴儒家什么东西。儒家是要复兴，但是我们要复兴儒家好的东西，要把各家各派好的东西拎出来，我们重新整理一个中国的国学，这样的东西我们中国国学才有意义，否则单纯拿出哪一家来，现在中国多了，新法家，新墨家，新儒家，出来以后就打仗，不干好事。你们两个别争，回家做研究，不要争不要吵，向我学习，我现在是各家都学习，看各家有什么长处，有什么短处，比如说韩非子。

 

仲大军：中国的文化必须要吸收，儒家如果不能很好的再造吸收的话，陷入一个保守的状态也很难。兼容并蓄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到了中国今天这个历史阶段，如果中国人眼光再不能放开看，仍然像过去那样各破都争，墨家作品有非儒一篇，就是骂儒家，互相都不容忍的，像荀子也是对各派思想排斥的非常厉害。

 

仲大军：真正的思想必须要扎根于这个社会，社会民众真正认可了什么东西，拥护了什么东西，它才会有生命力。所以我认为儒学的复兴，我们的学者不要多操心，要老老实实的，多做一些工作，我们学者们都很伟大，都很清高的，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实际工作。特别是你们不要拉一个山头，蒋庆走极端了，大隐隐于市，也不要搞一些形式主义，我们要让大家都接受。我们要让社会大众更多的喜欢你，要接受你，因为既然上升到宗教，宗教是什么东西？那就是要大众喜欢你，贴近大众情感的东西。普通老百姓往往不是受教育很多，他就认一个简单的道理。所以如果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管儒学也好，其他学也好，要复兴的话，需要我们现在的学者好好把它传承给社会，当前的社会太缺乏一个基本的、简单的传承和普及，我认为儒学该复兴的，说陈明是保守主义者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也可以，但是都有道理，秦晖自由主义者的特征比较浓一些，但是都是融合在一起的，很多东西。

 

仲大军：就靠你们体制内这些御用文人和学者是没有希望的。司马，你也是民间学者了。现在要判断中国的文化希望，有一个完全可以衡量的，比如中国民间学者有多少，手指头算算没有十个八个的，民间的研究机构有几个，像我这样民间智库有几个，没有，全都在体制内，吃官饭。那你的思想能自由的产生吗？先秦之后中国就没有思想了，都是大杂烩，把先秦的人凑起来了。所以说中国真正恢复的希望，要有一个大胆的突破，必须要有人，这个突破必须要从人开始，你连人都没有谈什么人，所以我也希望中国冒出一个新儒学代表，像蒋庆，但是你要呼吁社会，有很多的社会基础，那就有希望了。所以学者们要好好考虑一下。

 

仲大军：我现在正准备写一个诸子百家综合的书，我正在做这方面研究，必须真正的，全面的，不是秦汉之后了。我们中国思想和文化被独尊了，被阉割了，有一些东西不适合封建统治者的就通过打入冷宫了，所以现在要打造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现在的工作就像盖一座大楼，刚刚地基还没有打起来，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现状。现在都是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我认为要把这些山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巍峨的山峰，中国的文化才有希望，只要秦晖陈明携起手来,我们儒家复兴就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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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先生的思想转变（冼岩）

 

何新先生的思想转变
作者：冼岩（独立学者）

 

何新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异数。不管你对他持有何种观感，都难否认他是个善于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并且勇于表达，既不惧人言之众，亦不避权势之强的特立独行者。笔者曾多次撰文批评何新的观点，但也对其人持有这种看法。最近，这位曾致力于批判西方的政治经济理论，甚至欲构建一套国家主义学说与之抗衡的思想家，在观看了台湾“大选”直播后，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明确表示：这证明宪政民主制度的确能制约行政权力，民主是个好东西！

 

很难想象这种话会出自何新之口。由此可见，台湾的民主化进程给大陆造成了何等的思想震撼！不同于世界上其它任何国家，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对于大陆有两个特殊的意义。一，台湾不但与大陆只有一水之隔，同文同种，而且一直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发生的事，可视作是大陆具体而微的实验，可以在大陆复制。台湾民主化的成功，预示着大陆循同样的路径也可以成功。二，台湾民主化经历了一个由“坏”到“好”的过程，其变幻之戏剧性，对于那些曾经看好或看歹民主化的人，都有了一个交代，可以与各种支持或反对民主化的观点相契合。原来不看好台湾民主化的人，也容易接受“台湾民主正在变好”的结论。台湾民主化实验以其戏剧性，统合了大陆思想界的大多数人。使不同观点的人能够接受这样一种结论：民主制度具有一种“自我向善”的功能。

 

当然，无论从规模、复杂性、经济水平而言，台湾其实与大陆有着很大差异。观念世界的相似性，可能导致经验世界的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台湾路径未必可以在大陆复制。但何新有一句话讲得好：民主可能包容腐败，但是也只有制度化民主能制约权力的腐败——制度化民主不是制约权力腐败的充分条件，却是其必要条件。唯制度化民主能制约权力的腐败，这一结论至今在全球范围内还找不出有力的反例。有人试图以新加坡、香港的廉洁来作反证，其实并不成立。新加坡不但有自由竞选，而且有公开存在的反对党，这是促使其执政党廉洁自律的最终力量。97年以前的香港，虽无竞选，却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更重要的是，这种自由是由当时香港所背靠的英国的民主制度所保障的。没有这种保障性，香港的自由随时可能被终止，谁也不知道它能持续多久，走出多远。

 

制约权力，对于今日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不但贫富分化，官民冲突，缺少公正，发展难以持续，等今日中国的一切弊端都与一个叫做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密切相关。而且改革无法向前走，社会向善阻力重重，也与之密切相关。而权力是特殊利益集团构成的核心和重心之所在。如果说特殊利益集团的延伸和膨胀是今日之弊及明日之难的根由，那么权力腐败就是特殊利益集团得以延伸和膨胀的根由。今日中国大陆的病根就在这里，而现行体制却无法为祛除此一病根提供有效药方，只能翻来覆去，反复折腾，病根却愈深愈重。或许正是有见于此，何新先生才会观看台湾大选直播而感动流泪吧？也才会有随之而来的思想转变。也或许正是有见于此，虽然有不少学者向政府进言“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冲击”，政府也确实有意于建立自己的“软实力”，却始终不愿放弃“宪政民主”的招牌——除此之外，再没有一种制度设计对于制约权力能够给出一种具有说服力的证明。放弃这一目标，就等于放弃社会的希望，放弃话语的主导权，更谈不上对话语权的建构。

 

何新先生的这番谈话，美中不足的是最后说了些过头的话，声称“还有什么鼓吹火箭覆盖台湾，鼓吹武力攻台，鼓吹毁灭台湾，这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心理变态，应该去看心理医生”——既然何新先生自己也能觉今是而昨非，自承“过去我过多批评西方民主的形式主义”，当知：认识的偏差可能发生于任何一个微小的视角差异，实不必归结为别有用心或心理变态。否则，又如何看待昨日之何先生，又焉知明日之你会不会觉今日之非？

 

何新说：可悲的是，中国诸多鼓吹民主的人士，所谓的知识精英，对宪政民主的制度性本质也与我一样缺乏认知——其实，中国许多鼓吹民主的人，欠缺的不是认知，而是不能超脱于自身的经历、处境和利益。不能超越，就难免发生误判，形成误导。在“宪政民主”的大旗下，误判和误导的后果可能更严重。*王先生提出要建立“超越者同盟”，我很赞成。应该被超越的，不仅有利益，还包括观念。更重要的是，不能某些人代表“天然正确”，等着其他人超越后向他们靠拢，而他们自己却原地不动。

 

由此次谈话观之，何新先生已经超越了；现在需要超越的，是他原来的论战对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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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文明冲突的庸人（葛壮）

 

制造文明冲突的庸人
作者：葛壮（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荷兰极右派议员怀尔德斯，执意把批评《可兰经》的短片《Fitna》上载到互联网，引起了伊斯兰教（回教）国家的强烈不满。消息说，荷兰外长星期一会见了多个回教国家的大使，试图缓和回教世界的愤怒，并要求这些国家政府保护在海外的荷兰公民及财产。

 

在此之前，印尼指责短片将伤害国际宗教对话的努力；而巴基斯坦则传召驻伊斯兰堡的荷兰大使，要求荷兰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减少事件所带来的冲击，同时对怀尔德斯采取处分。

 

看到这样的报道，不禁联想到两年多前，丹麦漫画事件也引起过波及全球的“文明冲突飓风”，其余波至今还在。前不久就发生有人要暗杀漫画作者的未遂事件，为此，丹麦竟有人针锋相对地重新印发漫画。

 

此举除招致穆斯林世界的一片抗议声外，还引出有“血腥大鳄”之称的拉登·本拉登出来，恫言恐吓欧洲国家，其攻击的矛头甚至直指当今教宗。

 

凡此种种，似乎都印证了美国学者亨廷顿那著名的“文明冲突”理论：冷战结束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方面的对立状态，已让位给不同文明乃至不同信仰文化之间的相互抗争。

 

进入21世纪后，国际局势的发展走向，更越发清晰地标示着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这两大体系及所属营垒的抗衡，上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对那些被他们视为异质文明的中东伊斯兰教国家，美国为首的西方政界始终抱有戒心，这也是不争的事实。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国际与人际之间的关系都更为紧张。

 

紧张与猜忌，也是被拉登为首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拿过去，将之当作蛊惑一般穆斯林民众，进一步挑起宗教间的敌视，从而为其恐怖活动寻找宗教借口的最好材料。

 

事件有其深层的原因：

 

正因为双方剑拔弩张，因此，一般谨慎的政治家对此都是火烛小心，尽量避免在文明价值观念相迥异的话题上踩踏地雷。各国与各个国际组织，都安排了不同宗教间的对话，加强彼此的沟通，希望消弭对抗与隔阂，实现增进世界和谐的美好愿景。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很多事端的发生，就与这些“庸人”的兴风作浪大有关系。其实，对以拉登的基地（基地组织）组织等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所作所为，世人无不痛恨；然而在西方，却有像怀尔德斯这样的“庸人”，搞浑了世界对和谐关系所作的努力。

 

针对事件，新加坡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黄根成也表示遗憾。他对媒体说，拥有言论自由，并不代表一个人可以去诋毁他人的种族和宗教。他指出，新加坡目前所拥有的种族和宗教和谐并非理所当然，那是新加坡人能以理智和冷静的态度看待这类事件所得到的成果。

 

以笔者之见，西方国家这样的事情频频发生，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从全球各地拥来的穆斯林移民，给西方社会带来了纷繁复杂的少数民族与宗教信仰方面的社会问题。

 

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念在西方社会与原有的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价值观的传统相互渗合，而对那些抱有犹太教、基督教信仰文化传统观念的人来说，他们那种单纯的种族、或文化及世界观都直接受到了伊斯兰文化传统的挑战与威胁。

 

穆斯林作为少数族群体，被视作对西方理念社会的一种明显的不和谐因素或特殊的社会成份。随着穆斯林移民的后裔出生，在不少西方国家中，穆斯林的绝对数字已经变得十分可观，相应地，伊斯兰教及其文化影响也在各个方面凸显出来。

 

“庸人”有造势作秀的市场：

 

在目前的欧盟国家中，伊斯兰教已成为仅次于基督教的第二大宗教，而各种层出不穷的伊斯兰教社会团体与组织也像雨后春笋一般，遍布欧洲、北美各地。

 

与此同时，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要面对来自欧美各国右翼政治党派或社会团体如基督教基要派团体及其人员的歧视和攻击，从种族的偏见到文化的差异引起的反感，从宗教信仰的不同到经济利益上的矛盾所发生的排拒也日益加剧，穆斯林在西方社会就可以感受到各种层面都存在的压力和挑战。

 

九一一恐怖袭击发生后，许多失去理智的西方人一度将仇恨迁怒于所有穆斯林和阿拉伯人身上。而在美国积极筹备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进行战争之时，伊斯兰国家竟担心全球反恐怖主义战争会不会由此演变成针对穆斯林的战争，伊斯兰世界会不会四分五裂等。

 

至于直接生活在西方国度的穆斯林民众，作为社会相对弱势群落，他们更是处在一种由敌意、愤怒和偏见交织而成的氛围中。

 

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西方社会的舆论中，拉登为首的以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思想武装的恐怖主义团体，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和伊斯兰教或穆斯林混为一谈。说到底，西方人普遍对伊斯兰教的了解非常缺乏，以致上述的“庸人”才有造势作秀的市场。

 

古训有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按照常情，人们对自己皈依的信仰文化及所包含的所有内容，都看得十分神圣和崇高，有时更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其信仰不受玷污。避免文明冲突，互相的高度尊重必不可少。

 

歌德曾对《可兰经》有这么一段评价：“《可兰经》是百读不厌的，每读一次，起初总觉得它更新鲜了，不久它就引人入胜，使人惊心动魄，终于使人肃然起敬。其文体因内容与宗旨而不同，有严正的，有堂皇的，有威严的——总而言之，其庄严性是不容否认的……这部经典，将永远具有一种最伟大的势力。”

 

看看这位德国文坛巨擘对他人宗教经典高度尊重的观点，再比照一下那位荷兰右派议员肆意攻击同一部经典的恶毒做法，二者的人格及心境之高低，不啻云泥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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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华夏儿女戊子清明祭轩辕（中国新闻网）

 

2008年04月04日 11:26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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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黄陵四月四日电(记者 淮黎霞)桥山巍巍、翠柏森森。鼓乐声声，旌旗飘飘。今天是戊子清明节，来自海内外的八千华夏子孙今天上午聚首陕西黄帝陵前，公祭中华民族人文始祖轩辕黄帝。

 

　　苍天阴沉欲雨，为祭拜仪式增添了几分肃穆。在有九五至尊含义的上午九时五十分，公祭典礼正式开始。祭奠仪式共有多项议程：全体肃立；击鼓鸣钟；敬献花篮；恭读祭文；向黄帝像行三鞠躬礼；乐舞告祭；瞻仰祭祀大殿，拜谒黄帝陵。

 

　　此次公祭黄帝陵，“龙魂”钟和“闻天”鼓设在祭祀大殿左右两边，祭奠开始时鸣钟九响，击鼓三十四通，前者象征着中华民族传统中的最高礼数，后者则代表着中国三十一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宝岛台湾，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在整个公祭典礼中，场面最壮观的是数百人表演的祭祀歌舞，气势恢宏、震撼人心，表达了中华民族永远祭奠黄帝，希望海外华侨和全世界华人能联系在一起，以及中国人民生生不息的精神与对黄帝的崇敬心情。

 

　　“黄帝陵”被称为“中华第一陵”。千百年来，到陕西省黄陵县桥山祭谒黄帝陵的人络绎不绝，黄帝陵已成为海内外华夏儿女寻根认祖的“圣地”。全球华人有规模的“重返黄帝陵”寻根祭祖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十几年来，前来拜祭黄帝陵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已逾百万。

 

　　黄帝陵位于陕西省黄陵县西北的桥山之巅，陵区四周柏树品种繁多，有相传五千多年历史的“黄帝手植柏”，它被称作“世界柏树之父”。这些柏树形态各异，与黄帝陵庙相互映衬，形成黄帝陵区特有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近十几年来，陕西省对黄帝陵及其古柏进行保护和维修，使苍翠的古柏群与黄帝陵园、轩辕庙院融为一体，交相辉映。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榕明、澳门特首何厚铧等高级官员出席了今天的公祭轩辕黄帝典礼。陕西省省长袁纯清恭读了祭文。来自中央二十几个部委，中国三十一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港澳台及海外代表共计八千余人参加了祭祀仪式。《黄帝祭祀大典图志》也在仪式上举行了首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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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曲阜清明节首次举行春季祭孔大典（王茂盛）

 

 
文章来源：中国广播网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清明节，山东曲阜首次举行春季祭孔大典，祭祀孔子这位中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先师圣人。

 

    被誉为东方圣城的曲阜风清气爽，晴空万里，春光明媚。孔庙内庄严肃穆，丝竹声声。上午九时在明故城万仞宫墙举行了隆重的开城仪式。在孔庙大成殿前，伴随着悠扬的古乐，数百名身着盛装的祭师进行了场面宏大的祭孔乐舞表演，生动地展现了尘封在古籍中的古老风俗。春季祭孔仪式以《曲阜县志》、《圣门礼志》、《阙里志》等典籍记载为依据，以清明节孔子后裔孔林扫墓祭祖程式为依托，通过场景布置、音响效果等现代技术手段，艺术地再现了清明时节祭祀孔子的盛大场景。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所创立的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文化的成长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开启了中国乃至世界东方文化传统的先河。据史书记载，祭祀孔子的活动始于孔子去世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478年。最初每年只有秋季一次祭祀活动，到东汉实行春、秋两祭制，其后又发展到春夏秋冬逢节必祭，但都以春、秋两祭为主。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曲阜作为孔子故里，恢复了在孔庙祭孔的活动，目前已经连续举办了24次。祭孔大典经历了由民间祭祀转为政府公祭，由清代模式转为明代模式等诸多重大转变。祭孔大典中的乐舞表演，是继承了上古时代汉民族祭祀天地和庆祝丰收与战功的原始舞蹈形式， 集礼、乐、舞于一体，是惟一保留下来的汉民族舞蹈，2005 年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据曲阜市旅游局局长陈鹏介绍说，上世纪80年代曲阜恢复的祭孔活动，20多年来都是在孔子诞辰日的九月二十八日举办，属于秋祭。而在传统上，最隆重和必不可少的都是春、秋两大祭，因此，恢复清明祭祀活动是符合传统的，也是尊重历史。举行春季祭孔，一方面是为了表达大家对先师孔子的崇敬和怀念之情。另一方面，今年是传统节日清明节成为公众法定假期的第一年，清明节期间，有很多的中外游客来到孔子故里曲阜观光、朝圣。曲阜市文物和旅游部门决定抓住这一机遇，创新孔子文化旅游产品，丰富游客的体验内容，决定在孔子故里孔庙大成殿恢复传统的春季祭孔活动。

 

    在今天参加祭孔的人群中，有不少是来自海内外的孔子后裔和游客，他们专程在清明节赶到曲阜拜祭孔子，表达对圣人的尊崇和怀念。来自台湾的游客许先生告诉记者，他以前拜读过孔子的《论语》，受到儒家文化的教育。今天是他第一次参加祭孔大典，非常的盛大和隆重，心里也也非常感动。儒家文化是我们海峡两岸共同的文化之源。
 
网络来源：中华孔子网站http://chinaconfucius.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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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马英九拜祭"两蒋"陵寝 对抗"去蒋化"

 

 

 

2007-04-06 03: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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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党当局推动一连串“去蒋化”的政策引发泛蓝阵营不满，5日国民党大阵仗前往大溪“两蒋”陵寝谒陵。包括荣誉主席连战、前台北市长马英九等党内重要政治人物都到场参加，而马英九也再度呼吁，台当局不该清算古人。

 

　　昨日连战主祭

 
　　昨日上午由连战主祭，后面一排站的是3个前后现任主席，包括马英九、吴伯雄与江丙坤，再加上“立委”以及地方“首长”，国民党大阵仗祭祀“老蒋”，就是要跟民进党的“去蒋化”一别苗头。

 

　　马英九提到，对历史人物，应该用平心静气的态度，来讨论他生平的志业和功过，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这一场祭蒋活动，算一算现场有前后现任，共4名国民党主席一起参加，但是连战地位崇高不言而喻，泛蓝政治人物都拼命要跟连主席握手，连战受党内政治人物欢迎。

 

　　至于马英九则是让民众疯狂，不过除了天王之外，新党也动员200多人到场，跟穿着军服的男子，成为最抢镜头的两组人马。

 

　　马英九：勿操弄省籍

 

　　马英九和连战互动不多，只简短寒暄握手，对于媒体报道马英九说如果外省人当“总统”是台湾人的福气，马英九郑重澄清。

 

　　马英九：“有关族群的谈话，后来受到一些扭曲，我是父母来自于大陆的台湾人，我在这里生活了50年，我热爱这片土地，谁能说我不是台湾人呢？”

 

　　马英九表示，他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任何政治人物不应该在每次选举中操控省籍问题。

 

　　马英九表示，美国明年要选总统，有一位黑人候选人欧巴马，年轻有活力，号称“黑皮肤的肯尼迪”；美国种族不一样都可以融合，台湾各族群都是汉族，应用更包容看待，台湾人最可贵的价值，就是“包容、欣赏、接受。”

 

　　马英九感叹说：“台湾已经够小了，团结都不一定赢别人，分裂怎么赢呢？要抱着包容的心，才有可能真正团结。只要包容，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他也强调，本土化与国际化没有冲突。

 

　　王金平没出席

 

　　颇受注目的是受邀的“立法院长”王金平“另有行程”不克出席，成为5日谒陵活动唯一缺席的国民党领导人。

 

　　王金平的族群议题成为4日中常会讨论焦点，多位中常委力主应清楚说明党的立场。国民党罕见地发表正式新闻稿，强调台湾没有族群问题，不论是什么省籍，只要在这块土地上成长努力，疼惜这块土地。

 

　　国民党发言人苏俊宾在4日中常会表示，国民党内从上到下都认为，目前真正迫切的是要如何团结所有力量，一起为党、为台湾努力，这点在会中也极有共识。苏俊宾并表示，党中央还需要了解王金平的谈话细部背景，与当时发言的前后文，国民党在团结方面还是大有可为，此时党中央扮演的应是联系角色，而非扮演分裂角色。

 

　　王金平表示，他提出解决族群、党产、马英九特别费官司等三大议题，是善意提醒国民党注意，并吁请党中央成立危机小组。

 

　　王金平批民进党意识型态治台

 

　　王金平昨天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因为民进党以意识型态治台，导致族群问题日益严重，无法稳定两岸关系，且许多法案无法妥善协商，对台湾是很大的损失。

 

　　王金平4日下午应邀前往桃园县开南大学，以“台湾的政经现况与未来的展望”发表专题演讲。他表示，台湾是一个多元族群的社会，政治人物却不将追求族群融合成为一种普世价值，反而成为选举手段，导致族群问题越来越严重。

 

　　王金平批评民进党“执政”以来，无法稳定两岸关系，使得两岸陷入紧张局面，导致在区域经济整合上，使得台湾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

 

　　“台独”大佬要废除祭黄帝陵

 

　　台遥祭黄帝陵典礼4日在圆山忠烈祠举行，循例由“内政部长”主祭，“五院代表”陪祭，“中央各部会”派员与祭，参加人数约300百人。对于这项祭典，“台独大佬”“考试院长”姚嘉文、历史学者郑钦仁等人都认为为维护台湾主体性，应该废除。

 

　　“内政部长”李逸洋表示，遥祭黄帝陵典礼属于“国家仪式”，非“内政部”主办，这是过去历史的产物，这项仪式存废要倾听社会各界的意见。

 

　　民众斥责民进党欲废清明节

 

　　5日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清明节，宝岛台湾也进入连续4天的清明节假期。岛内民众自4日下午开始，已陆续踏上返乡或外出扫墓的路程，由此产生的人潮、车潮让许多路段出现拥堵。

 

　　预计节日期间通过铁路客运返乡祭扫的旅客量将超过60万人次，比春节还多。4日下午3时起，岛内公路就开始出现清明返乡车潮，塞车情况一直到深夜才有所缓解。

 

　　为了帮助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完成悼念先人的心愿，岛内有关机构还推出了网络扫墓活动。负责这项活动的有关人士表示，扫墓是清明时节民间重要的传统习俗，慎终追远的孝道美德值得传承，但一些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无力亲自到先人的墓地祭拜，因此运用现代科技满足他们的需求。

 

　　而与全岛浓浓的节日气氛格格不入的是，近期大搞“去中国化”的民进党，4日竟然提出要废除清明节假期。不少民众已对此表示严厉斥责。(东南快报 剑啸)

网络来源：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4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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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关于美国印第安人的六点意见（冼岩）

 

（冼岩先生所针对的，是王 力雄、刘 晓波等人签署的“关于处理西藏局势的十二点意见”一文，全文内容请见：
http://indymediacn.blogspot.com/2008/03/blog-post_22.html
http://www.sohoxiaobao.com/chinese/bbs/blog_view.php?id=890666
http://forum.sina.com.hk/viewthread.php?tid=14626）

 

发起人：冼岩（独立学者）

 

一，建议白人撤出美国，回到欧洲或者搬到南极，把美国还给它原来的主人。这不是纠缠历史的老账（例如屠杀印第安人等问题），而是从美国自己所标榜的正义观出发，追问“现在怎么做”的问题。

 

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美国（不管是政府还是民众）以后就不要再就种族、独立、自治等问题，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信口雌黄，因为你不配。

 

三，其他国家或人士，也没有理由用美国做不到的标准责难中国。与其用“西藏自治”责难中国，不如“谴责”中国政府：为什么不给每个中国人发一架飞机，一艘游艇，一栋别墅——同样是“可欲”的，同样是做不到的。

 

四，尤其那个希拉里：你既然这么关心“保护少数族群的文化和宗教”，如果不仅仅是作秀的话，你为什么不带头搬到南极去，却还要赖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竞选总统”？

 

五，有人说美国的现状是民主决定的，合符程序正义。在这里，所谓程序正义，就象体育竞赛一样，规则再完备，结果不还是“力强者胜”而已？这种程序正义，其实就是“成王败寇”的逻辑。如果真讲程序，应该在白人进入美洲之前，请当地土著表决：愿不愿意将自己的大部分土地让给白人居住？现在白人已经占据全美国了，把原主人赶到少数“保留地”去了，白人已占据当地人口的大多数，这时候再来讲程序，不过是涂脂抹粉而已。照此逻辑，汉人也应该大举进入西藏，成为绝大多数，然后再“恩赐”西藏以程序正义。

 

六，由此可见，美国经常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做人不能象美国这样无耻。

 

2008年3月28日

签名规则如下：

1，开放签名。

2、只接受本名签名或常用笔名

3、姓名、当前所在省份、职业

签名网址：http://www.yuandao.com/dispbbs.asp?boardID=2&ID=28795&page=1

 

 

（冼岩先生所针对的，是王 力雄、刘 晓波等人签署的“关于处理西藏局势的十二点意见”一文，全文内容请见：
http://indymediacn.blogspot.com/2008/03/blog-post_22.html
http://www.sohoxiaobao.com/chinese/bbs/blog_view.php?id=890666
http://forum.sina.com.hk/viewthread.php?tid=14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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