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期“‘圣诞节’专辑”（2007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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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21, 2007, 11:19:20 PM12/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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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邮报（第44期）
孔历2558年（西历2007年）12月22日邮发
主    编：陈明
执行主编：天山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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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情怀  儒学理念  儒教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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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专辑 
 
◆关于把“圣诞节”正名为“耶诞节”的思考和建议（王达三） 1
◆为“圣诞节”正名（孟庆朋） 6
◆我为什么要支持十博士抵制基督教“圣诞节”（陆不平） 8
◆做个舒服的精神奴仆——关于十博士的反圣诞书（上方散人） 10
◆慎对圣诞节的提醒并无过错及儒学的复兴（西辞唱诗） 13
◆博士倡议国人慎对圣诞节称坚持立场50年不变【新民网·独家报道】 17
 
 
 
 
 
 
 
 
 
 
■“圣诞节”专辑
 

◆关于把“圣诞节”正名为“耶诞节”的思考和建议（王达三）
 

关于把“圣诞节”正名为“耶诞节”的思考和建议
 
文/王达三
 

【王达三按：承去年十博士“慎对耶诞节”倡议之余绪，作“圣诞节 ”正名为“耶诞节”之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虽有不虞之誉、求全之毁，然仆之不动心者，所道之道，儒学之道是也。首发于中国儒教网http://www.zgrj.cn 、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请转载君子标明出处为盼。联系信箱china...@163.com 】
 

盲目呼“圣诞节”是一种文化无意识
 
走进一家大型商场，恍若置身一所耶教教堂：橱窗上贴着耶诞老人像，耶诞节礼物琳琅满目，全体员工头戴小红帽，开始还在播放《铃儿响叮当》，后竟改为播放教堂音乐。走出商场留心观察，马路两边的宾馆、饭店、商店门前都摆起了大小不一的耶诞树，一路望去，蔚为壮观，堪与街头青松翠柏争风。请注意，这家商场不是在美国纽约或英国伦敦，也不是法国巴黎或澳洲悉尼，而是在中国的首都北京。
 
一年一度的耶诞节过后，街头的耶诞树会相继撤下，但人们心头的耶诞绿却依旧——耶诞情结已逐渐印入人们脑海，特别是孩子们又开始期盼下一个耶诞节的到来，因为届时他们可以在耶诞树前载歌载舞，还可以收到家长甚至是老师的礼物。在中国，有着这种耶诞情结的人愈来愈多，不少年轻人开始在“平安夜”里聚会狂欢、流连忘返。
 
但若问参与狂欢的人：你信奉耶教吗？恐怕大多数人的回答是：不信，只是想找个机会轻松下而已！这是一种文化无意识的现象，最典型的例子是，人们已经完全习惯了使用“圣诞节”这一对耶教徒而言才具有神圣意味的称呼。这种文化无意识，有可能会导致中国变成一个“耶教化国家”。因为一旦经过耶教文化氛围的长期熏陶，人们就会远离甚至忘却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而对耶教文化习以为然，进而会对耶教产生亲近感并成为其潜在的或真正的信徒。荀子说：“长迁而不返其初，则化矣。”文化和宗教的力量往往就是这样，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对于中国变成“耶教化国家”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2007年8月，美国《天主教国家纪事报》资深记者艾伦撰文指出：每天约有1万名中国人成为耶教徒，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耶教徒将达2亿之众，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耶教国度，耶教完全有可能变成一个以中国人为中心的宗教。另“世界基督徒数据库”估计，中国的耶教徒人数目前已高达1.11亿，虽然和中国官方公布的1600万的数字有很大差异，但也不无可能，因为在中国有不少人虽不进行“洗礼”和宗教信仰登记，但仍自认为是耶教徒。二十年来，中国印刷了5000多万册《耶经》，从而成为世界上印刷《耶经》最多的国家之一，或许就是一个印证。
 
中国的“耶教化”进程必将严重冲击和深刻改变中国的固有文化传统和现有文化生态，一些传承数千载的理想信仰、价值观念、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必会为之大变，或说中国文化会呈现出耶教化色彩，甚至民族品性也会有所变异。这一推论绝非耸人听闻，而是有例可证。韩国虽然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是“典型的儒教国度”，但事实上目前韩国耶教信众已近韩国总人口的一半，前总统金大中甚至声称：“耶教精神已成韩国新的整合力量。”韩国耶教组织共向海外170多个国家派有12000多名传教人员，规模仅次于美国。今年的阿富汗人质危机事件中的人质，即是韩国耶教组织派出的传教士。这个事件不但引起国际社会对韩国宗教文化乃至民族品性的关注，也引起韩国人自己的反思与讨论。
 
中国目前的传统文化生态远没有韩国好，吸纳和消化外来宗教的民族文化基础薄弱，所以滑向“耶教化”的潜在可能性更大。当然，类似盲目称呼“圣诞节”这样的文化无意识现象并不是导致中国“耶教化”的唯一因素，但肯定是重要原因之一。虽然这个进程是福是祸可做另外讨论，但有一点很明确，即无论是在文化本能上还是在民族情感上，它对中国人来说都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和严重的精神焦虑。
 
“圣诞节”正名为“耶诞节”合情合理
 
西邻之子呼西邻之父为父天经地义、名正言顺；东邻之子呼西邻之父为父则乖乎情理、名不正言不顺。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所以孔子主张正名。在今天，如果想走出文化无意识，避免中国“耶教化”，保持中国的文化特色和复兴中国的礼乐文明，就有必要认真考虑对中国人习不察焉、言不思焉的耶教文化符号进行正名。
 
耶稣是人名，是耶酥创立了耶教；信奉耶教的人尊耶稣为“基督”，意指“上帝”选中的人间“救世主”。所以“基督”对耶教信众而言，是一个高度神圣性、崇拜性、归属性的情感性称谓。如果一个人不信奉耶教，就不宜呼耶稣为“基督”，也不宜呼耶教为“基督教”。否则，就会像东邻之子呼西邻之父为父一样滑稽可笑。
 
事实上，早在八十多年前就有人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22年到1927年，中国知识界曾掀起过一个轰轰烈烈的“非基督教运动”。当时有不少著名学者，比如“东方文化派”的梁启超、梁漱溟，“新文化派”的鲁迅、胡适，特别是“学衡派”的陈寅恪、柳诒徵等人，都呼“耶教”而不是“基督教”。这个传统，后来在港台新儒家如牟宗三、唐君毅等人那里继承下来，直到今天还有不少港台人士使用“耶教”的称谓。
 
依此类推，不信耶教的人应称“圣经”、“圣诞节”、“圣诞树”、“圣诞老人”等耶教文化符号为“耶经”（或《旧约全书》、《新约全书》）、“耶诞节”、“耶诞树”、“耶诞老人”等。但在中国大陆，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新闻媒体，显然从来没有意识到过这个问题，一直就是不加反思、毫无顾忌的使用“基督教”、“圣诞节”等只有对耶教徒而言才含有神圣和崇拜意味的耶教文化符号。如今细加反思，真是令人苦笑不得、尴尬异常。
 
不信耶教者呼“基督教”或过耶诞节，无疑降低了耶教文化符号本身所具有的神圣性而提升了其世俗性甚至是商业性，这对真正的耶教徒而言实际上也是一种宗教情感上的伤害。此外，不管一个人是否信耶教，随意向他人说“圣诞快乐”，有可能会唐突到他的宗教信仰，因为他人尤其是陌生人信仰的完全有可能是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在欧美国家，因担心发生类似情况，不宜随意祝他人说“圣诞快乐”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与此同时，在各种公共场所如办公室等，任意布置耶诞节场景的行为也有所收敛，因为这也有可能引起非耶教徒的不快。
 
特别是，按照中国法律，各宗教地位平等，各宗教不得在非宗教场所传教布道，官方使用“基督教”、“圣诞节”等对耶教徒而言含有神圣意味的耶教文化符号，这对其他各大宗教而言是不公平的；而媒体和商家使用或借助这些文化符号，则会在无意中营造了耶教文化氛围，从而诱导了民众，起到了为耶教传播推波助澜的作用。各级各类学校的师生组织耶诞聚会、舞会、联欢等，实际上已经违背了宗教不得“防碍国家教育制度”的宪法原则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教育法原則。
 
总之，把含有感情色彩的“圣诞节”等“基督教”文化符号正名为“耶诞节”等耶教文化符号，不但合乎情理，而且也合乎法律，更是保持中国文明特色和中华民族品性的需要。
 
“圣诞节”正名为“耶诞节”不是排外
 
对“圣诞节”等对耶教文化符号进行正名的主张，往往被视同为抵制耶诞节、排斥耶教甚至、拒绝西方文化，因而会被扣上“狭隘民族主义”和“现代义和团”的帽子。这种看法即使不是曲解，也是重大误解。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一种文化就是一个族群的精神生命。作为既定历史文化传统的传人，对于外来宗教和异质文明采取审慎甚至是排斥的态度，是文化本能和民族情感所使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固然忽视了不同文明的相通性特别是和谐相处的可能性，但从某种角度上也解释了人们捍卫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天性。近几年来，欧洲各国已经开始反思和抵制疯狂购物、聚会狂欢之类的美式耶诞节，提出要保护本国的耶诞节风俗。宗教文化同根同源的国家尚且如此，又焉能要求中国人不对异质的宗教文化采取审慎的态度呢？
 
特别是，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这得益于儒释道三教尤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没有人格化、宰制性的最高神，因而不会出现诸神之争和宗教战争，相反倒有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共处一庙的现象。知道了这点，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有会有如此众多的外来宗教，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到海外后能很快融入到当地宗教文化之中。相比较而言，在对待外来宗教文化的问题上，中国人在世界上是最包容的，排斥和拒绝的意识是最弱的。
 
当然，在历史上，鉴于中国实力独步天下，特别是儒家传统异常强大，所以外来的宗教皆无大的建树，比如唐代的波斯拜火教、景教、摩尼教只是在中国流传一时、风靡一域。佛教倒是生存发展起来，但它已在结合中国文化之后变成中国的本土宗教了。这就是陈寅恪所说的两千年来中国文化能“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术，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即既能包容其他外来文化又不会丧失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但是，“如来佛是骑着白象来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着炮弹飞过来的”。（蒋梦麟语）[1]晚清以来，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最终走上了一条“向西方学习”和激烈反传统的道路，结果是中国文化全盘崩溃、主体性荡然无存。鉴于耶教传播和列强侵略纠缠在一起，“义和团”的“反洋教”运动，虽然很盲目但却不无情理。到1922年至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时，已经有不少知识分子如吴宓等人，认识到各大宗教各类文明皆有其合理性，不必互相排斥；但作为中国人，因为民族情感、文化遗传、风俗习染等原因，更适宜守护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这种“文化民族主义”的观点和立场，持论中肯，无可非议。
 
然而，把“圣诞节”正名为“耶诞节”的主张显然比“文化民族主义”又进了一步。因为它虽然很珍爱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但要求很却简单，即作为不信耶教的中国人，不宜盲目使用那些只有对耶教徒而言才具有神圣性的耶教文化符号。如果这种合情合理的观点都被认为是盲目排外，那么反对这种观点的人，是不是也可以被看作是盲目崇外呢？
 
还有，它承认耶教自有其合理性，更尊重耶教信徒的自由和权利。问题是，当官方、媒体、商家无遮拦地公开使用那些只有对耶教徒而言才具有神圣性的耶教文化符号时，是不是也要考虑到尊重绝大多数不信耶教的中国人的自由和权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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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上的外来宗教一般多是途经中亚、自西向东传至中国，明清时期的耶教也是如此。当耶教教廷不允许中国耶教信徒拜祭祖先、崇奉孔子时，康熙皇帝果断下令禁止耶教在中国传播。晚清以来，耶教再传中国多是由海而来、自西向东。
 
网络来源：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3961
 
 
 
 
 
 
 
 
 
 
 
 
 
◆为“圣诞节”正名（孟庆朋）
 
 
为“圣诞节”正名
 
作者:孟庆朋
 

   《论语·子路》载：“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接着，孔子进一步解释他之所以重视正名的理由：“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可见，孔子之所以首重正名，理由在于“名不正”将导致“事不成”。
 
    试举例以明此一道理。先以一物名为例，比如，“鹿”为一名，“马”为一名，今或有人指鹿为马，而驱之作战，则此“马”必不能胜其任明矣！再以人名（集合类名）为例，比如，“师”为一名，“农”为一名，今或有人误认“师”为“农”，而强之入田耕作，则不会有好收成。“不能胜其任”“不会有好收成”，均为坏的结果，即上文所谓“事不成”之类；之所以如此者，源于误人“鹿”为“马”，误人“师”为“农”，即上文所谓“名不正”之类。
 
由此，我想到了“圣诞节”。此一节日，乃西方人为纪念耶稣之诞辰而设。耶稣一生，周游各地，宣讲“爱”与“勇”的道理，明辨人间之恶与天国之善，教人弃恶而向善，并身体力行之；待其被钉于“十字架”之后，门徒只认其肉身已死，而灵魂于三日之后复活，故仍恪守其生前所传授之教诲，并将其传布于罗马各邦，自此以后，信奉者日盛一日，终酝酿为一大宗教（后来，罗马国王将之定为国教）。因此，耶稣被随后之信仰者认作此新教——基督教，之创立者，故有圣人之名。连带而及，凡与耶稣有关者，均加一“圣”字以示尊崇，比如，耶稣的生母，被信仰者称作“圣母”，耶稣的言行，经门徒集结成册后，被信仰者称作《圣经·新约》，耶稣的诞辰，被信仰者称作“圣诞”。凡称“圣母”“圣经”“圣诞”者，前面有一界定词——信仰者，即风慕其人格、信奉其教理者，必有如此之人，称其为“圣”，方合情合理。
 
或责难说：在今日，基督教乃一世界性之宗教，其教理如“爱人如己”等诸如此类之观念，亦具普世之意义，可以作为世人共同的信仰；因此，西方人称耶稣为圣人，称其诞辰为圣诞；东方人如西方人之例，也如此称呼，是不应受责怪的。
 
对于此责难，我的答复如下：在今日，基督教之外，佛教、伊斯兰教也属世界性宗教。基督教的教理（如上所举者）之外，如佛教的“慈悲为怀”“万法平等”等诸观念；儒家的“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诸信念，以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志向，何一不具普世之意义。此类之信念、志向本已超越于时、空之局限，千年前之人与千年后之人，东方人与西方人，均可信守之、践行之。既然如此，孔子之诞辰、释迦之诞辰、莫罕默德之诞辰，亦均应称为圣诞，而受普世人的礼庆。然而，事实并不如此，因此，责难之说并不成立。
 
或有问者，以你之见，我们应将如何称呼此一节日？笔者以为，复其本来面目，直以“耶教节”称之。之所以如此称呼，有两点原因，其一，传统中国一直以孔孟之道立国。孔子大圣，孟子亚圣，为中国人素所认同者，至今亦然。近代以来，儒道衰微，国人对孔孟形式上之礼敬虽大不如昔日；然孔孟所倡之人伦大道，早已深入国人的心髓，具体体现在其言行动止之间。相对于西方人称耶稣为圣人，则孔孟实应为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圣人（港澳台地区，即以“耶教节”称呼此一节日）。其二，基督教的创始人为耶稣，对于其化外之民，即不信奉基督教之教义者，以“耶诞”称耶稣的诞辰，极客观而公允，并无贬低之意（因“圣”字本为对于所崇奉之人，及其所代表之人格，所加之敬辞；若不崇奉其人，甚者，直以一平常人视之，则不必加此一敬辞）。至于中国人之中信仰基督教之个人、团体，则尊重其自由，固可仍以“圣诞节”称之，正如西方社会中之个人、团体信仰佛教者礼佛之意。
 
“圣诞节”“耶教节”，两名虽一字之差，观念则殊异。以中国人而称耶稣为圣人，称其诞辰为“圣诞节”，亦可证明我们的心灵之无所宗主、漂泊不定。虽以耶稣为圣人，表面上信奉之，然对其根本之精神则全无了解。见西方人于“耶诞节”之夜狂欢，我们也跟着狂欢，不见他们于凌晨齐聚教堂，默默地祈祷、忏悔，狂欢之后有一静的归宿；而我们于喧闹之后，等来的是什么呢？可能是心灵深处的孤寂感！“名不正，……则事不成”，“圣诞节”之名，亟需正名，否则，将导致我们的行为流于盲目、错乱，甚至主次不分、黑白颠倒！以耶稣的诞辰正名为“耶诞”，以孔子的诞辰正名为“圣诞”，必如此正名，对中国人而言，方为名正言顺，方顺应中国人情感上之要求。这一番正名，或可使国人知晓尊崇孔子，更进而习知其教诲，终身践行之，做一个世间的君子。
 
 
 
 
 
 
 
 
 
 

◆我为什么要支持十博士抵制基督教“圣诞节”（陆不平）
 

 我为什么要支持十博士抵制基督教“圣诞节”
 
作者：陆不平
 
由北大、清华等十个名牌大学的博士生联合署名的一份《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倡议书，经由三个儒家网站联合公布后，犹如投下一颗重磅炸弹，引起了网络的热烈讨论，这注定要使今年的西方“圣诞节”在中国显得不同寻常。
 
西方“圣诞节”在中国，过，还是不过？已经成为一个问题。本来，具有浓重基督教背景的“圣诞节”，原本是基督教信徒的宗教节日，后来逐渐演变为以基督教价值观为主导的西方社会的重大节日。“圣诞节”问题的产生，时来已久。在西方大国崛起的殖民地时代，有所谓“圣经（基督教）伴着军舰走”之说，即是指基督教伴随西方列强武力的全球扩张而传播。而在今天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基督教又伴随资本的全球扩张而大肆传播。基督教对非基督教地区的这种强势侵入，不仅引发了西方文化体内部的冲突，也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安全尤其是文化安全面临严重挑战。基督教“圣诞节”的“全球化”，已经不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其实，宗教信仰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自由，基督教发展史和当前世界各国的宗教政策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而是一个“文明的冲突”问题，其实质是隐藏在“文明的冲突”背后的民族国家利益的冲突。正是基于此，西方与中国的冲突之一就是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冲突。
 
从倡议书可以看出，十博士并不反对宗教信仰自由，也不反对基督教和中国的基督徒过“耶诞节”，而是忧心忡忡中国正在逐渐演变成一个“准耶教国家”，故而呼吁国人慎对“耶诞节”，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这种态度和观点在下非常赞同。对外来文化的入侵保持警惕，奋起捍卫本族文化，这是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中的青年人和知识分子的应有之义，是值得大大赞扬之举。在今天的中国，那些依然持有“全盘西化”的人热烈欢呼中国基督教化，认为只有所有的中国人都变成了基督徒，中国人就会“得救”，中国才有“希望”。不得不说，这种观点如果不是天真幼稚，就是别有用心。

众所周知，许多信仰了基督教的亚非拉国家，依然处于落后贫穷状态。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和信仰天主教的法国，在自身主导性的信仰价值体系受到威胁的时候，就理直气壮地对英美基督新教的入侵说“不”（为什么中国就必须笑脸相应？）。即使在今天，美国的战略家亨廷顿就忧心美国出现了国家认同危机，认为宗教是与文化同样重要，甚至比文化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亨廷顿认为，美国认同的核心，就是所谓的盎格鲁新教文化，主要包括基督教，新教价值观和工作伦理，英语，英国法制传统，有限政府，相当程度的欧洲艺术、文学和哲学遗产，再加上自由、平等、个性至上、代表制政府和私产神圣等典型美国信条。由此可见，宗教，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信仰问题，而是与政治密不可分，古今中外，莫不如是――远的不说，上个世纪80年代，天主教教宗保罗二世在波兰推动的“天主教革命”,促进了整个苏东地区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变，为瓦解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今年发生的美国总统布什接见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代表事件（简直是丑闻），难道都仅仅是个宗教事件吗？
 
我相信很多中国人过西方“圣诞节”，的确是无意识的，没有宗教信仰因素。但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会逐渐瓦解我们对外来文化的心理防备，就象在逐渐加热的水锅中的青蛙一样，被不知不觉地烫死。所幸的是，在这个西风劲吹、功利弥漫的时代，十位青年学子能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有见识有担当，令人钦佩，应该支持。

2006-12-20
 
 
 
 
 
 
 
 
 
 
 
 
 
 
 
◆做个舒服的精神奴仆——关于十博士的反圣诞书（上方散人）
 
 
 做个舒服的精神奴仆——关于十博士的反圣诞书
　　

　　作者：上方散人
　　
　　
 对于十博士的反圣诞书，某些国人愤愤不平，扣上无数的帽子，这个劈头扣过来的大帽子很多倒是很吓人，并且有釜底抽薪之势，又是挡住现代化的潮流，又是用手指遮住太阳，阻碍我们“睁开眼睛看世界”，成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方向的罪人。中国人一思想，他们就愤懑了，中国人一质疑西方，他们就愤懑了。
 
　　 我要说，在那个二十世纪，学习西方是必要的，在今天，在精神上重新挺起腰竿，树立我们的自己的精神世界也是必要的，难道我们要永远在精神上做一个奴仆状态才是适宜的吗？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自己的精神。
 
　　 这个精神是我自己的，还是仅仅塞进去一些杂乱无章的搬来的思想碎片，这是有本质区别的一件事情。我们到了建立自己的精神世界的时候了，国人的在精神上低人一等，在思想能力上低人一等，在制造意义世界、价值世界以及正义观念的能力上低人一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然，有的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还是顶着文化自卑的无意识，在黑暗中摸索。他们求助的只是抄袭，思想的抄袭，精神的抄袭，他们什么都有，卖弄无数的令人听不懂的辞藻，就是没有自我的辞藻，当然，思想就更不用说了。人类的思想，一切的精神世界，一切的意义-价值系统，是心灵构造出来的，不是上帝用无上的神力塞给人类的，没有这创造能力的部分国人，你们的心灵的创造力的死亡不代表整个民族的心灵的创造力的死亡。
 
　　 当然，还有的大帽子就更吓人了，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齐划一起来。这是你们的不是了，你们把坚持自我和开放包容对立，你们真害怕自我原创，似乎一原创，就是落后了，西方人，一原创，就先进了，实在是一群没骨气的废物。任何说话都有语境，二十世纪，我们要认真地学习，但学习完了，我们认为有资格原创了，我们认为有资格自立门户了，当然，有的人，对自己从骨头缝里都往外冒着自卑的酸气，和对于自己的精神的不自在，一副精神奴仆的德行。
 
　　 在肉体上做奴仆是悲哀的，但还可以反抗；在精神上做奴仆是，是更可怜的悲哀，永无翻身之日了。当然，有一部分人，两种奴仆都欣然领受，这也是集体无意识，他们意识不到这奴仆的状态，这就是精神奴仆的妙处所在，做奴仆而不自知，这是奴仆的最高境界了，部分国人的对于这个奴仆状态，有所醒悟了，并大声反抗，有的奴仆做得习惯了，就象挖了自己的奴仆状态的祖坟，越发愤懑起来，表示不安甚至愤怒了。做奴仆到这个田地，也就这一部分的中国人有这涵养，实在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说到底，实在是精神的奴仆状态的老底被揭穿了，心里实在是心虚的紧，又空虚的紧，一下子，意义没有了，价值也没有了，正义也没有了，（对于某些人来说，是创造世界的上帝也没有了，岂不是这个世界甚而至于自我的存在也成了大大的问题了。）那不是丢魂失魄似的。
 
　　 肉体的奴仆，一般总有肉体的或精神的痛苦，至于这样的精神奴仆，在精神上还趾高气扬的紧，既没有肉体的痛苦，又没有精神的痛苦，唯一稍显不足的是，就是精神力的不够充沛，创造力的缺乏，和对未来的精神能力发展的无望，这也不打紧，只要一直坚持学习的姿态，总有些高级的头脑更发达的大人先生们给我们的大脑输送些乱七八糟的真理的碎片的，我们的精神还不至于填不满，这是永世做奴仆的秘诀了，就是永远学习，不断地学习，从二十世纪要一直学习到二百世纪，这个自我的精神体，就是个容器，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至于什么时候给你装些病毒思想什么的，把你坑了，也是莫怪，自找的。至于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正义的，都让那些思想高妙的大人先生们烦心好了，他们说什么，我们听着就是了，我们还省却了那么多的精神的烦恼，要费心思制定意义的来源、价值的体系、正义的法则。一不小心制定错了，这实在就是大事一桩，具有高级头脑的大人们是不会犯错的，我们这低等脑袋犯错可就说不准了，这个精神的奴才当得实在是舒服得紧。
 
　　 精神的主人的姿态，精神世界的主权的状态，这样的远大的心思，实在远非中国人力能胜任的。
 
　　 这样的民族的精神，就是不但要现在做精神奴仆，将来还要继续做，什么时候某些翻然醒悟的不识抬举的国人要打倒精神主人的精神世界，构造什么劳什子自己的精神世界，实在是犯上作乱，太不自量力了。更何况是扒了那些精神奴仆的祖坟，毁了他们的神主牌，岂不是奴将不仆了吗？
 
　　 这样的民族的精神，实在就是奴仆精神的典范了。正告那些不自量力的国人门，奴仆状态是天定的，就如同上帝的旨意，不要不识抬举，什么时候你们要革西方大人的思想的命，西方的大人先生们停止供应思想的碎片，你们将连碎片都不可得，沦为思想的赤贫，至少目前还能讨得口饭吃，还不至于挨饿。呜呼，这精神的奴仆的状态，实在已经是我等的福份了。
 
　　 其实，这些的精神奴仆，有的就只是精神的形式碎片，连个精神的零头都没学到，说到理性的怀疑精神，一当怀疑西方来的思想，就是大逆不道，一怀疑自己祖宗的精神形式，那个兴奋就如同吸食了大麻般的亢奋。这样的怀疑精神，实在是半吊子的。
 
　　 我要说，中国的部分惯于抄袭的西化论者，实在是就搬来了理性精神四个字而已，至于理性精神本身，却是一点都没有的。搬来一些思想，他们实在是勤快的紧，一当要求自己来思想，他们的脑袋就发胀了，其实是这个脑袋给填满了，有的还是垃圾，这样的脑壳没胀坏就算万幸了，要他们做些高级一点的创造性的真正的思想工作，一点门都没有。那个脑壳打开看一下，主义、学说、希腊罗马思想、基督教，零碎散乱的名词摆了一地，要找寻自己的思想，却是一点也没有的。这样的脑壳，实在是如同空壳一般。
 
　　 整个民族的精神的空壳化，就是拜这些高级奴仆们的空脑壳所赐。
 

 
 
 
 
 
 
 
 
 
 
 
 
◆慎对圣诞节的提醒并无过错及儒学的复兴（西辞唱诗）
 
 
 慎对圣诞节的提醒并无过错及儒学的复兴
 

 作者：西辞唱诗 

　　
　　看见天涯还在争论圣诞节，原来平安夜也有点不平安，不过只是口水战而已，此不平安到也无妨。看起来十博士的文章引起的分歧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想，世界真是可爱，可以将小事化了，也可以将风云起于青萍之末蝴蝶之翅。
 
　　慎对圣诞节的说法已经变成了“华夷”之辩、守旧与创新、儒家与基督、顽固派与西化派的争论。十博士在反对者的眼中俨然成了食古不化的阻挡中国走向现代派的十个挡车的螳螂，既不能取得“有司”之欢心又脱离圣诞狂欢之都市小青年等群众，大有被描画为一幅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可怜群像了。十个博士看来不仅要“立挺”主体文化，还要自己也挺住才行了。且不管十个博士个人怎样，就事论事。

　　我以为，十博士的文章并无食古不化的大病，而反对者一边到是露出了借基督教的名义全盘西化的尾巴。
 
　　两个“化”都是不对的，食古不化、全盘西化。
 
　　据说基督教已经在某些地方到处都有教堂了，但我自己没有调查研究，只记得有一次坐乡间小客车，听见两个农民在谈论说他们村里哪些人信了教哪些人懒得去的事，可谓正宗的道听途说，自然不敢对基督教在乡间的传播发什么言。我只想说两个想法，一是这些基督教活动是否就能够等于或代表着西方文明？二是知识分子心中的基督教信仰和实际上的基督教团体组织是否是一回事？
 
　　在我看来，在这两点上，还是要讲究一个字：“慎”。
 
　　我们那些真诚信仰着上帝的人，是值得尊重的，这是宗教信仰自由的要求，我们那些心中想着什么“终极关怀”之类的知识分子基督教信仰者自然也是可敬的，但我希望他们不要把自己的“信心”简单地推及于一切教徒，也不要认为传教的人定然是上帝的虔诚的仆人。如果只是要信仰，那么个人就足以信仰上帝，但是基督教一定要有教会，一切宗教也一定要有教会组织，也就是一定要在上帝与个人之间设置一个中转站，切断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直接联系，这是什么原因？因为宗教决不是只为了上帝、只为了信仰而设，宗教同样要满足世俗的欲望，或者说具有社会实用功能，重要的是它还具有政治功能。政治是什么，从某个角度来说，政治就是把人组织起来，在这种组织当中，信仰往往成为一个借口，而所谓普世的文明或者价值也将消失于现实的世俗欲望当中，那一个个活动着的传教者受教者是各有其真实的欲望的。假如有人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乌托邦，那么那些用西方的普世文明做旗号来反对十博士的人是否也回头想想，这种所谓西方普世文明就根本不会在中国沦为一个亮闪闪的乌托邦吗？
 
　　然而宗教又必须要有教会，教堂、寺庙是这种组织的堡垒，因此在中国对于教会的组织只有慎重对待，既要使它能够正常发挥它的社会功能，使人们在相互交流团结友爱中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又要防止它演变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之所以如此，我以为是中国还不具备承受上帝名义下的“文明”的条件。教会，有可能并不是将信仰注入人心，反而将恐惧加之于愚民。伯特兰•罗素说：“恐惧是宗教的基础。我认为宗教基本上或主要是以恐惧为基础的。这一部分是对于未知世界的恐怖，一部分是象我巳说过的，希望在一切困难和纷争中有个老大哥以助一臂之力的愿望。恐惧是整个问题的基础——对神秘的事物，对失败，对死亡的恐惧。恐惧是残忍的根源，因此，残忍和宗教携手并进也便不足为奇了。”如果他所说有理，那么宗教便隐含了残忍的一面。
 
　　双刃剑这个词人们经常用，一般来说，事物都会发生两面的作用，所以人必须慎重。基督教，据说是神的学说，高于人的，世上人都是有罪的，所谓“没有义人”者也。那么有人便会用这一点来为现代的基督教与西方民主制度挂钩，其逻辑大约是：因为人皆有罪、有恶，所以人所组成的政府自然就要严加约束，这正与有限政府等民主制度相符。但是，把人认为是有罪的、恶的，其实也可以在另一面与专制相符，那就是一旦有人借了上帝的名义，把自己奉为上帝的代言人，那么他就可以任意处置人了。这种逻辑同样是说得过去的，中世纪的欧洲有案例，西班牙的宗教法庭处死女巫可以算，在中国，太平天国的天父天兄附体的实践也可以算，而并没有因此自然地生出民主来。
 
　　今天的中国自然有了很大的改变，欧洲也早已不属于中世纪，经过革命，西方民主的兴盛确实已经大大地改造了宗教的精神，人们已经不必担心宗教的神权专制的复辟。但是在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生存、温饱的忧虑仍然在许多人的心中缠绕不去。而且，无须讳言，中国传统文化中遗留了许多专制的思想文化，鲁迅先生所说的国民的奴隶性并没有完全改掉。古代，农民革命了一波又一波，但都革不掉皇帝老儿的命，不过四季轮回兴亡更替而已，近代的革命以后，不管国民党领导还是共产党领导，总算有了一个大进步，就是把皇帝革掉了，专制的形式被去除了，这自然是一个大进步。就这个进步来说，基督教也是有贡献的，至少，孙中山先生得到过它的帮助，武昌首义的一些人得到过它的帮助，共产党员恽代英也接近过它的，就说蒋介石也在老婆的“威逼利诱”之下时时祈祷起来。但是，基督教并不能救民于水火，太平天国的失败已经证明，而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加上政党领导军队。这些主义，以及最关键的政党领导军队这一项，就西方的标准来说，显然是不民主的，但是，孙中山先生要是紧守西方的标准，那恐怕就连“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的话都无从说起了，因为那将毫无成功的希望。若是以基督教为救世主，则不知还要等多少年，才能将皇帝老儿废得掉。一些人或许总认为，基督教是西方来的，而且还有韦伯这样的人把资本主义跟新教挂钩，所以要在中国搞民主最快的就是把中国也变成基督教国家，大家都成为教徒，离民主就近了，不是有人说“离上帝又多远离民主就有多远”吗，我看人离上帝的距离就是一辈子了，或许民主对谁都是一辈子的事了，这是开玩笑。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实在有些想当然，且不用再去说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离上帝的距离，就仔细想想一个民族的血型真的那样容易改变吗？孙中山先生莫非很愚蠢，不知道直接扛起基督教这个上帝的彩虹旗来号召人民？非不愿也，是不能也，以孙中山先生的心肠，若真有此等好事，岂能不顾？基督教没有把中国的血型看清楚，尽管它确实有很强的组织力，但是要想把中国的各个阶层组织起来，它的力量还不够。
 
　　我还是认为，许多人总是把中国衰落的文化上的根源归在儒家头上是错误的，儒家确实有君臣等级、男尊女卑这样的落后思想，但是主宰中国人不是这些，就是根源不在这里，在中国的“法家”，我始终认为，这个东西是躲在儒家背后的最坏的东西，是中国最阴暗的一角。“法家”是建立在人性自私自利上的学说，实际上就是一种无所不为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法家”意识渗透在中国人的灵魂里面，是很难洗得干净的。历代的“法家”统治者们利用儒学来装扮自己，实际上是一意把中国人训练成“黔首”“愚民”，只为最现实的利益考虑，伺机勾心斗角，残酷内斗。在这种意识中，人与人之间除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别的，决不会将民主协商看作是人性的要求。简单地说，“法家”将人降低为动物，它只讲究智与力，而根本不考虑仁与义。出尔反尔，两面三刀，不要自尊，崇尚暴力，残酷斗争，这就是“法家”之术。在中国的历史上，尽管儒家也有适应于专制皇权的政治思想，但是只有儒家才是始终在与“法家”抗衡着的另一种信仰，也许古代的儒家人士没有认识到取消“法家”，但是只有儒家是主动的积极的寻求克服、制约“法家”的非人性的意识，一旦国家混乱，就是儒生们抛头颅洒热血，梦想着“其为东周乎”，然而一旦稍有成就，“法家”便从那阴暗的角落卷土重来，所幸的是宋明以后，儒家学者取得了“教权”，这个被现代人指责很多的宋明理学，仿佛中世纪的修道院一样保存了古代的文明，实际上是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的。贺麟先生有一篇《宋儒的新评价》，说得很好。他说这些儒家“一遇专制君主或权奸在位，他们就成了有权势者的眼中钉。他们处处受迫害、受贬谪。。。。。。这些道学家的力量虽弱，但却是唯一足以代表民意的呼声，反抗奸邪的潜力。”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政治上的主宰者并不是儒家信仰，儒家分子经过千百年的抗争，取得了“教权”，但仍然还是被他人利用的角色，还没有真正深入到广大的中国人灵魂中去，他们总算给中国穿上了一件儒家的外衣，但决定中国命运的仍然还是那阴暗角落里的权谋和奸邪。说这些似乎有点离题，但目的在于请那些希望以基督教的信仰改造中国人的人们慎重地想想，如果把“神”加给一个自私自利不择手段习惯了的人，是否真的能够起到立地成佛的作用？我想，也许不但不能立地成佛，反而会使这样一个内心阴暗的人找到一个更加冠冕堂皇的理由，以神的名义，行暴虐之事。
 
　　所以，我在前面就说：“但我希望他们不要把自己的‘信心’简单地推及于一切教徒，也不要认为传教的人定然是上帝的虔诚的仆人。”我相信有许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是高尚的人，真正为了上帝的荣耀来到穷乡僻壤拯救罪人，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法家”信仰主宰的地方，不要太乐观，不要以为乡乡村村都建了小教堂，中国人就换了血。要慎重，“慎”是中国儒家的重要的精神，《易经》上说：“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遵循慎重之道来行事，才能避免过失。本来圣诞节的抵制与否是一件小事，但是批判十博士的一些言论中表现出的那种急不可耐的要用基督教改造中国人的思想，实在不禁让人想起《易经》上的这句话。所以，慎对圣诞节的提醒有什么大错呢？难道不允许别人担忧，基督教的快速的传播不仅不能改造中国人向善，反而给了恶人更加暴虐的理由吗？
 
　　有人又说，人家基督教的传道者们深入到乡村田间，身体力行做了不少好事，你儒家人士一天谈论仁义道德，为什么不翻山越岭去呢？我想这是应要把儒家看作是宗教组织了。儒家本来不是宗教，它不可能用这种方式去组织人。前面引用罗素的话就说，宗教都有“恐惧”这个基础，而儒家是不可能用“恐惧”去组织人的。孔子也说过少数带有威胁性的话，最著名的恐怕就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大意就是说哪个人挑头干坏事哪个就要断子绝孙。大家想想，假如儒家人士跑到乡间用这话来“传教”，那恐怕结果就是乱棒打出门牙跌落了。而基督教却可以用死后的事情来施加“恐惧”，无非是不怎样进不了天堂或要下地狱。这种事一般人听了也许也会有点不舒服，但还不至于影响现实的生活，不相信就算了。我在乡间小客车上听那两个农民谈论教会，他们就没有把天堂地狱当成什么严重的事情，只是说自己也不信这些就算了，但你要去指责他断子绝孙，那就等着吃老拳了。所以，本来就不能以宗教的思维来要求儒家，儒家的阵地不在教堂，而在学校。
 
　　可是，文化大革命实在把儒家的道路斩断了，这是中国进步路上的黑暗的一段，可以说清末民国，尽管五四喊起要打倒孔家店，但主要是把儒家从政治领域驱除，在教育方面，却还有研究和传播的自由，而文革却是地毯似的轰炸，儒学几乎完全从国家教育中被清除了，只是散落在民间，或者被挑选保留为斗争的靶子，整人的借口。这样做的结果，实在相当于把宋明理学所取得的成就消灭殆尽。而“法家”却没有受什么损失。用童话语言来说，天使被剪除了翅膀，而魔鬼却养精蓄锐了。
 
　　我想，没有什么事情是完美无缺的，人们只是选择更好的来做，在儒学与基督教之间，对于中国人来说，挽救世道人心，是引进基督教更好呢，还是复兴儒学更好呢？我以为后者更好。尽管我认为儒学在古代戴着一个“独尊”的帽子，其实并没有主宰中国人的心，但是，毕竟，儒学是本民族的语言，是中国人的原创，并且一直在形式上教育着中国人，那么为何要舍近求远呢？再就大国的真正崛起来说，今天看报纸，看到丘吉尔说的一句话，说宁可丢掉印度，也不能丢掉莎士比亚。此话自然夸张，但它说明真正的大国确实要有民族的主体文化。还想起丘吉尔说的另一句话，说民主这东西十分糟糕，但是还没有比它更好的。我想，也许儒家这东西十分糟糕吧，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没有比它更好的传统文化资源。
 
　　我用丘吉尔的话，会成为自己的文化无意识的罪证吗？由他去吧。
 
 
 
 
 
 
 
 
 
 
 
 
 
 
◆博士倡议国人慎对圣诞节 称坚持立场50年不变【新民网·独家报道】
 

博士倡议国人慎对圣诞节 称坚持立场50年不变
 
【新民网·独家报道】2006年12月18日，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等名校和科研单位的10位博士联合署名，在各大网站发表了题为《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圣诞节”问题的看法》的倡议书，呼吁民众慎对圣诞节。
 
　　去年12月20日，新民网曾独家连线这次倡议活动的发起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王达三，以及参与联合署名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周锋利。
 

　　一年过去了，2007年的西方传统圣诞节将至，圣诞气氛再次浓厚起来。12月17日，新民网再次连线王达三和周锋利，王达三向新民网表示，今年没有新的活动，他呼吁大家慎对圣诞节的立场不会改变，倡议书中的观点在未来30年至50年内都不会过时。
 

　　以平和心态表达文化立场 官方未表态
 

　　12月17日，王达三向新民网称，去年他们发出的倡议书，就中国人如何理性看待圣诞节的问题做出了客观、系统、全面的阐述，文中的看法在未来30年至50年内都不会过时。
 

　　去年12月18日发表的这篇倡议书，曾出现在各大网站醒目位置，文章第一句话就是“西洋文化在中国已由微风细雨演变成狂风骤雨，最为直接和集中的体现，莫过于圣诞节在中国的悄然兴起与日趋流行。”博士们认为，“大部分国人在对西方圣诞文化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不假思索地使用“圣诞节”的称谓，甚至浑然不觉地加入到狂欢行列”，这是“国人在文化上陷入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其根本原因是“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
 

　　文章建议，相关政府部门应在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法律框架允许的范围内，重新审视和合理规范在商场、媒体、学校等部门和行业日渐流行的“圣诞狂潮”。
 

　　王达三向新民网称，去年这篇文章在各大网站公开后，受到了众多网友关注，各项民意调查显示，倡议书在网友中的支持率达到60%以上。王达三表示，10位博士是以平和的心态来表达他们的文化立场，之后并未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申请或书面建议，官方对他们的呼吁没有明确表态。
 

　　发起人称“不预之誉”、“不预之毁”背离本意
 

　　王达三向新民网透露，今年的西方传统圣诞节前夕，他原本也策划了一次活动，但现已取消。他称，去年的倡议书公开发表后，有人称他们为“新时代的义和团”、“捍卫中国文化的十君子”，这些毁誉都不是他们预期之内的评议，也偏离了他们发起倡议的本意。
 

　　王达三强调，倡议书中没有使用“抵制西方宗教”、“抵制圣诞节”等刺激性字眼，去年的活动是10位学生发起的一次民间活动，旨在以平和的心态表达他们的文化立场。博士们认为，基督教徒可以过圣诞节，一般人“也有自由”过圣诞节，而不是基督教徒的则应慎重参与这方面的活动。
 

　　而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去年倡议慎对圣诞节10博士之一的周锋利，在去年接受采访时，大力提倡中国人应该过自己的传统节日，主张把孔子诞辰定为教师节。他认为“中国当代人的穿着打扮、生活方式都受西方文化影响太严重，圣诞节就是典型的例子。”12月17日与新民网连线时，周锋利表示目前正忙于写毕业论文，今年无暇关注这方面的活动。
 

　　应在强调中国文化主体性上花更多精力
 

　　王达三坚信，去年的倡议书人们不会过快淡忘，但倡议并不能改变“西洋文化狂风骤雨”的格局，应把更多精力花在强调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上。
 

　　针对近日公布的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方案，把清明、中秋、端午等传统节日列入法定假日，王达三表示，传统节日终于在法定形式上得到了认可，这是传统文化复兴的一次初步胜利。他也不无担忧地说，传统节日的前景不容乐观。
 

　　王达三说，中国传统节日大多是情感型、伦理型的节日，要通过具体的价值观、风俗习惯来慢慢体会。他认为仅仅在形式上放几天假还不够，传统节日要想真正复活，还需社会多方一起来营造传统文化的氛围。(新民网 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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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22儒家邮报第44期.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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