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民主的细节

[Jam Von]

“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读书真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能够答疑解惑，特别是对我这样一个经常会想很多的人。比如我大概知道中国和美国国情不同，全民投票似的民主在中国行不通，但真要让我说出个所以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本书的作者刘瑜是清华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她就能讲得头头是道。比如我想不通的那个问题，专有名词叫“协商式民主”vs.“统计式民主”。全民投票属于后者，并不是民主的最佳形式。另外真正的民主，或者说能真正通过民主收益，还需要很多要素，比如美国的地大物博，美国的移民背景，美国的200年持续发展历程等等。美国一直想要输出民主，很多国家也在推进民主，但却没有美国的效果。

民主的要旨不在于‘平等’而在于‘制衡’。作者真敢说。我有一些想法只能自己想想。

向下平等：乌合之众的力量。解决方案：自由是中和民主的一中碱，调和民主天然蕴藏的腐蚀性的酸。

1.       两党制下的政党趋同化：美国社会在重大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的表现
2.       公共财政改革
3.       最低工资法（失业率正相关。悖论。思维分散化，考虑全面化）
4.       权力制衡对公款吃喝（清平乐-御史台的3%）乱，就一定不好吗？乱中有序。
5.       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政治是生活。危机和总统权力的提升。
6.       政治是一种斗争的艺术，也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没有人能赢家通吃。
7.       贪婪的银行家固然可恶。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银行家。
8.       疏与堵，韩国的游行。面子问题。不同的声音。我不喜欢的声音。
9.       他人瓦上霜：去全球化，心有余而力不足时
10.   富人低税：贫富差距增大；高税：削弱企业家精神
11.   政府的目的？帮助 人们帮助他们自己
12.   列奥·施特劳斯：自由民主制度的矛盾
13.   克拉克的主张：法律高于你的政治，但是服务于我的政治。
14.   亨廷顿：统治的程度比统治的方式更重要
15.   “民主之于政治，就像是盐之于烹饪，太多并不好，但少了也不行”
16.   比起立场，抵达立场的方式更为重要。

一些引申：目前局势不稳，但这本书让我更深体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会左一会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作为个人，焦虑不可避免，还是要努力开心充实过好每一天。

p.s. 读中文书还是快很多，读英文书就很慢

又及：八卦一下，这位刘瑜教授和另一篇帖子提到的周濂教授是一家人，还是要相信爱情呀。话说他们的孩子也许叫周瑜？哈哈。

[Excalibur]

这个话题太大了，随便说一点自己的想法。

我不认为有“最佳的民主”或者“真正的民主”这样的东西存在。正如不存在“最佳的排序算法”一样，任何牛逼的排序算法，都可能在一些情况下出现极低的效率。任何的民主制度，都会在一些情况下做出荒唐的抉择，甚至自我毁灭。也许可以说适合国情的，是最好的。但实际上国情是不断动态变化的，而制度的惯性太大，是无法及时跟上变化的。

不光是民主制度，而是任何稳定得政治制度，包括专政制度、封建制度，核心都是“制衡”。这和“和谐社会”有异曲同工之意。我一直认为邓公“白猫黑猫”理论，抛弃对政治制度优劣的一刀切，取长补短，互相补充融合，是政治上的大智慧。

[Angel]

嗯好大的话题……

忍不住想回，是因为前阵子偶然看到一篇文字，偷偷的追忆二十一世纪初、那个曾经鼓励公共知识分子对公共事件进行表达的自由大讨论的时代。很多曾经的名字，很多如今的伤逝，也看到“醉钢琴”——是刘瑜当年在牛博网的笔名吧。

不太多谈，就摘一些文章作者的原话，当时读完就唏嘘良久，如今重读还是心绪难平

“

       ……拥有豪华学历的醉钢琴毅然回国。当被问到‘你为什么选择回国’，她说了长一番话，大意是：美国虽然物质条件好，但是大的问题已经定型，生活有尽头感。但是中国很复杂，很多重要的命题需要探讨，需要有志之士献言献策。

       年轻的我，看得热血澎湃，这不就是‘国难思良将’，这不就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么？

       ……2012年，名满天下，身为清华副教授的她，在学术期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发表学术论文Why China will Democratize。论文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将在2020年左右完成这项质变。时值北京‘接班’，论文有理有据的分析，下一届领导班子将开展一项呼吁很久的改革。

       论文是论文，现实是现实。形式比人强。

       ……从此，她隐退江湖，相夫教子，从公共舆论中销声匿迹

”

文末有网友评论，就一句，“醉钢琴到今天仍然是副教授”。我没考据，也觉得极有可能只是个人选择，但读完还是觉得心被扎了一下……

我和Excalibur观点类似。我很多时候觉得“民主”有可能是个伪命题，更重要的是“制衡”，是在各个层面（地方v.s.中央、公正v.s.效率、精英v.s.大众等等）能够维持平衡或创立新的平衡的制度。国与国、文化与文化之间有很大不同（所以才会有国家、文化之分嘛），要求用同一把民主的钥匙开所有问题的锁，是太理想化了。更可能的情况是大家打着“民主”的名义还是在做自己各自的演绎，甚至是打着民主的名义做着专制的事情也不新鲜（又让我想起奥古斯都了，读完罗马史之后觉得“让民众以为决策是他们通过民主方式共同作出的”是西方民主政治艺术的精髓哈哈哈~）

嗯说多了。看到刘瑜就感慨万千，想起自己热血的青春了 :)

以上

[Peihong Jiang]

虽然话题很大，也来插一句。我也认为无论所谓“民主”是什么，任何政体的首要目的就是让各个利益群体各自满足一些诉求，同时让这个国家繁荣昌盛而不至于全国炸锅，也就是楼上各位说的制衡。个人愚见民主不应该是“目的”，以实现理想化的民主为终极目标有点本末倒置。

高中时候读过刘瑜，当时小嘛，觉得醍醐灌顶。现在出国十年，观察中美两国久了，觉得如果想要深入思考政体和政治等等，还是得再读一些专著。On Politics虽然很厚，但是不错……

[Yushi Liu]

哈哈 刘瑜的《民主的细节》和《送你一颗子弹》我都读过，还是在10-11年我还在本科时。刘瑜算是国内最早一批“公知”了吧。十年前他们很大程度掌握了舆论的话语权，而且那时他们的reputation还是很好的。

我很喜欢刘瑜辛辣幽默的语言，尤其喜欢  “愤青”的下场 这一篇文章。复制下来，以飨读者，过了10年再次读起都忍不住笑起来。

诚如在中国社会，大好形势怎么也杜绝不了那么一小撮“愤怒青年”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美国社会也充斥着很多这样的愤青。他们忿忿不平的事有很多，比如他们对一种叫资本主义的事物经常嘀嘀咕咕，又比如很想把白宫那位老念错别字的先生送回老家，他们说将抽大麻非法化是变相的种族歧视，而且心系第三世界国家的血汗工厂，说什么也不买耐克鞋。

天下太平时，美国愤青们是没有什么市场的。他们大多衣冠不整，失魂落魄，龟缩在一些波西米亚式的咖啡馆里发发牢骚，最大的安慰大约是读读马尔克斯或者阿多诺，遥想60年代，人们抓革命促生产，粪土当年万户候。

但是打起仗来就不一样了。伊拉克战争快打响时，美国举国愤青，上下出动，隔三差五跑到大街小巷上反战，一颗颗愤世嫉俗的心终于找到了艳阳天。在愤青根据地纽约、旧金山等地，成千上万的愤青们从城市各个角落涌现出来，相聚在街头，以音乐，舞蹈，吼叫，骂娘，大字报，小漫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热爱和平的心声。愤青们在自越战以来默默无闻地度过了几十年后，终于赢来了又一个春天。

不过站在大街上浑水摸鱼地吼一两嗓子是一回事，站在讲坛上掷地有声地散布卖国言论又是一回事。有一个愤青，得意忘形，结果出言不慎，被和愤怒青年一样慷慨激昂的爱国青年们抓到把柄，被整了一个七窍生烟，给其它愤青们留下深刻教训：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他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他们的。

这位愤青就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一个35岁的教授Nicholas De Genova。在哥大一次反战集会上，他一时激动，说出了“希望美国战败”的卖国言论，更重要的是，他用了下面这个耸人听闻的句子，我希望在伊拉克发生一百万次“摩加迪沙事件”。“摩加迪沙事件”是指1993年18个参加索马里维和行动的美国士兵死于一场伏击的事件。

De Genova的卖国言论引起了各界群众极大愤慨。爱国青年对De Genova竟然公开希望在前线抛头颅撒热血的美国士兵不得好死感到“震惊” 和“恶心” 首先是Genova一两天之内收到成百上千“死亡威胁令” ；群众的唾弃象雪片一样飞向哥大校长办公室、人类学系办公室；哥大许多捐助人威胁说如果哥大不解聘这个卖国贼，他们将不再资助哥大；105 位国会会员联名给哥大写信要求哥大解雇De Genova；社会各界通过媒体对De Genova发出了强烈声讨，称起言论为“**的”，“令人发指的”，“野蛮的”，“无耻下流的”。

一时间，De Genova成了美国“最受人痛恨的教授” 。

这里有必要给爱国青年的群情激愤给一个小小注释。自去年伊拉克战争被提上日程以来，在美国民间，主战派其实一直深受反战派压抑——虽然“民意调查” 显示美国主战的民众随着战鼓越敲越响而越来越多，但从街道政治的风采而言，经常是一个浩浩荡荡激情洋溢的反战示威和一个稀稀拉拉有气无力的主战示威相对峙。不说别的，单就反战的漂亮美眉比主战的漂亮美眉多得多这一点，就很说明问题了。在这种爱国青年士气低落的情形下，愤青的错误就成了爱国青年的最好炮弹——终于有扳回道义上的劣势地位的机会了，爱国青年们终于可以象愤青们那样义正词严一回了。所以虽然De Genova一再声称他只是在“象征性地使用摩加迪沙的比喻反对战争，并不希望美国士兵损失生命”也无济于事，因为爱国青年不怕愤青犯错误，就怕愤青不犯错误，此类“**的错误”对爱国青年们这么有利可图，澄清了就没劲了不是。

但是De Genova事件算是对愤青们进行了一次生动的国情教育。愤青们发现他们三十年不遇的反战狂欢节其实是四面楚歌。麦卡锡的幽灵早已浮现在美利坚的上空。人们开始抵制法国货，因为法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叫板；一些零售商开始拒销麦当娜唱片，因为麦当娜没事吵吵什么和平；某地方电台一个主持人公然号召谋杀一个反战分子；一些反战名人开始收到各种威胁和被取消公开露面的机会；一个教师因为穿反战汗衫而被解雇……

一股政治寒流笼罩美国，再次证明了自由在“群情激愤”面前的脆弱。

不过也不用难过得太早。愤青的下场也并不总是这么悲惨，另一个美国著名愤青的故事就比De Genova的故事要振奋人心得多。这个超级愤青就是Michael Moore。Moore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战斗在愤青第一线，他的愤怒品质纯正，营养丰富。如果要在全球设立一个诺贝尔愤青奖的话，他恐怕是当之无愧的得主了，至少也能和那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老愤青Chomsky平分秋色罢。

Moore最大的愤青作品应该就是他获今年奥斯卡最佳记录片的Bowling For Columbine(中译名《黑枪文化》)了。这个记录片以美国枪支问题为线索，以“都是美国惹的祸”为主题，彻底全面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国内国际上的种种劣迹。其中最经典的镜头就是将美国在亚洲、拉美、欧洲、非洲的警察行动和911串起来，以“无声胜有声”的方式精炼了回答了让美国人民困惑不已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憎恶美国？

当然，Moore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和白宫里那一小撮“走资派”的观点是形成鲜明对比的。走资派们普遍认为美国的自由民主招致了全球性妒忌，很有点“红颜祸水”的论调。MOORE 对“红颜祸水”论这么响亮的一记耳光，竟然能得到主流的奥斯卡奖委员会的承认，不能不使友邦感到惊诧了。

不出所料，Moore在奥斯卡颁奖会上表演了一场超级愤青秀。他在颁奖台上发表了如下言论：“咱们这年头，一个扯淡的选举产生了一个扯淡的总统。眼下这场战争更是一场扯淡。你们发扯淡的防毒气胶布也好，搞扯淡的橙色警报也好，俺就是要跟这场战争过不去。布什啊布什，你咋不害臊。当教皇和Dixie Chicks都瞧你不顺眼时，你也没啥混头了。”

如我们所知，Moore的讲话很快被一片嘘声和乐队演奏声给扑灭了。据主持人后来玩笑说，Moore被塞进他的车厢盖里拉走了。在当时战争正如火如荼地深入展开、爱国主义精神日趋高涨时，不难理解为什么Moore一番欠揍的言论引起嘘声一片。也不难想象事后他会收到无数的威胁恐吓，成为众多媒体攻击的对象。

但是Moore不愧是一代愤青之豪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在车厢盖里蒙头大睡了一阵之后，他觉得有必要以愤青老大的身份出来鼓舞一下日渐失势的愤青队伍了。4 月7日，他在其个人网站上给愤青们写了一封鼓舞人心的信，大意是：同志们，我知道你们现在日子不好混，因为反战，你们有的失去工作，有的失去朋友，有的在心理上承受巨大的恐惧，敢怒而不敢言——但是告诉你们一些好消息：他们不是希望我的电影卖不出去吗？我的《黑枪文化》票房比有史以来最卖座的记录片还要好三倍；我的书《愚蠢的白人》现在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排名第一，我的网站在奥斯卡颁奖会后一周是平均一天1千万到2千万的点击量；我又拿到了下一步片子的资助……

总而言之，Moore给广大的愤青队伍带来愤青前线的捷报，证明了愤青的道路虽然是曲折的，但是愤青的前途还是光明的。

Moore 和 De Genova 两大愤青的不同下场说明了什么？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我以为，它说明了以下两点：

第一，要做好愤青，就不能犯“左派幼稚病”的错误，愤青要愤得有理有利有节，这样统一战线工作才能做好；De Genova 的教训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虽然新麦卡锡的阴影笼罩着美国社会，但是愤青还是有其生存一席之地，愤青们完全可以用“敌退我进，敌进我退”的策略继续拓展生存空间，所以盲目悲观还为时过早；Moore的经验则说明了这一点。

这两条经验教训，相辅相成，对致力于长期从事愤青工作的青年，应当引以为鉴。

对了，给广大愤青打气的一点小尾声。虽然政客们和大款们极力要胁哥伦比亚大学解雇De Genova，哥大还是抵住了压力，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关于“言论自由权”条款保住了De Genova 的饭碗。De Genova 出门避了两个星期风头之后， 又于4月11日回到课堂，且愤青势头不减当年，说什么“一个吵吵闹闹的社会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是啊，诚如一位著名愤青指出的：我是愤青我怕谁？

[swortal]

民主感觉更多的是一种价值追求吧，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

至于说制衡到最后无法跟上时代变化，感觉这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弹性和稳定性的trade off。简洁的制度弹性比较大，但震荡得太厉害可能会导致系统崩溃。所以需要稳定性。但稳定性太强则制度无法顺应潮流而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