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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改革中讨论很火的三大底线：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政府垄断货币发行 其实并非共产主义的舶来品，中国古代朝代就一直在执行这些政策。中国古代自秦以后，是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在王朝初期，官僚人数还比较少，靠较低的农业税还能维持。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僚人数不断增多，养官成本剧增，如果此时又有战争或天灾，则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此时常常会进行经济改革，改革的方向通常是国家强势介入经济运行中，从而汲取更多财富支撑政府运转。但国家越是介入，所需要的官僚越大，对民间经济破坏也越大，人民负担也越重。
中国集权可以分类三个时代：秦汉-南朝；唐宋；明清；
秦汉的特点是官僚制以中央集权+残存诸侯制，土地私有，财税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步开辟国有企业，垄断金融，卖官鬻爵等财源
唐代一开始实行土地公有、按人头分配，但土地经常被私吞和隐瞒，所以唐初政府财政一直不好，导致为了战争采取节度使制度，然后就是安史之乱。之后进行两税法改革，并开始国有垄断经济。到了宋代，由于战争成本高，于是形成了最大的专卖制度，后期随着纸币的发明和使用，政府垄断纸币并且滥发纸币以汲取巨额财富。
元明清时代土地回归私有，抛弃纸币货币，政治上极端高压闭塞，形成了强大稳定性。
秦汉以前，大部分人认为在广阔疆域和庞大人口上无法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即使是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因为从武力征服向文官管理是很难的问题。
秦汉以前实行的是分封制，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打仗都是底下各个封君出兵出钱，后来诸侯国君想要拥有自己的军队以便于打仗，但会造成财政问题。同时国内大小封君也在进行相互兼并，最终导致一些国家的大封君势力做大，出现了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的状况。然后内斗中获胜国君开始派官吏直接管理直属国君的土地，这就是中央集权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时间的发展，产生很多无主荒地和增长的人口，那些新增的人口都去无主荒地耕种，但这影响了诸侯国及各级封君的收入。于是各国进行了土地改革，以确认农民的土地私有权为交换重新丈量了耕地，大幅增加了财政收入。不过此时新增的收入除了国君的土地外其它还是会流入封君口袋。秦国虽然土地改革起步晚，但成效最显著。因为秦国发展晚，国内既得利益集团少，秦国又向西开辟了大量疆域，这些土地都归国君直接所有，所以相比其他国家秦国国君能集中更多的国家资源。比如商鞅变法vs李悝变法，由于秦国即得利益集团阻碍小，商鞅完成了秦国全国的军事化。而李悝受即得利益集团阻碍则只能推出一些鼓励农耕的政策。但秦统一后把这种军事化的严苛体制在其他各国实行，让其他国家的百姓非常不适，导致秦的早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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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是楚汉争霸，项羽崇尚封建分封， 但是灭了秦后分封的十多个诸侯国马上开始相互打，导致项羽忙着到处当国际警察。刘邦则向往秦帝国的威仪。但是为了和项羽争霸，不得不封了许多诸侯王，如韩信、彭越、藏茶等，而且汉朝建立初期没有足够的中央帝国官僚人才，所以只能依旧采用分封制，只是把异姓王都减除了。此时的汉朝，刘姓诸侯在地方上权力极大，有军事，税收，官员任命的权力。而大部分自然资源也都在分封的诸侯的辖区。
之后汉文帝采用黄老之术、无为而治的政策，就是小政府政策，政府对民间经济不干预，甚至钱币都由民间铸造。这样做的弊端是中央政府财政问题严重。对此汉文帝对内怀柔各诸侯，对外与匈奴和亲，避免战争开支。同时公开出售爵位，这个项目为中央政府带来了极多收入。汉代虽然开始区分皇家财产和社会公产，但依旧有许多灰色地带。比如有了皇家授予的爵位，就能免除部分税收，徭役和部分罪责。
景帝时，诸侯开始离心离德，于是景帝引入儒家和法家思想规范和抑制诸侯。代表人物是贾谊和晁错。然后削藩引发七国之乱，中央打赢，于是借机大规模剥夺诸侯的权力，包括司法权，官员任命权，和财政权。这样汉代经历几十年的慢慢改造，终于让大部分人接受中央集权的思想。
中央帝国的一个特征就是王朝刚建立时官僚系统规模很小，但是随着时间流逝，由于缺乏监督机制，官僚系统从皇家到普通官职都会迅速膨胀，并且愈加奢靡，从而榨干财政。另一个特征是中央帝国的基本农业税都不高，但对农民的隐性税负却很高。隐性税负包括政府垄断的国企的产品，如盐铁，还有货币，买路钱等。这些也是中央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官僚体系内会不断有人鼓吹战争，而战争对财政的消耗是天量的，不仅体现在战场上，更体现在后勤上。而这些特征是在汉武帝时期奠定的。
中央帝国的金融垄断手段在于垄断铸币权。古代是金本位货币，货币价值和含铜量成正比。但政府垄断后，政府就会偷工减料，标着二两的铜币，可能参了一两其他便宜金属，这会导致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但刚铸出来时市场还没意识到，所以政府可以以原价值使用这些货币，而谋取暴利。通常随着时间推移，一个王朝内政府铸造的铜币掺假比例会越来越高，最后王朝末期，政府铸造不出不掺假的货币，只能停止货币发行，这又给王朝经济雪上加霜。
汉武帝之前的汉朝由于政府缺乏矿产资源和能力，所以允许民间自由铸币，政府只规定货币的规格。民间自由铸币，虽然一开始良莠不齐，但逐渐一种良币驱逐其他劣币，变成通用货币。汉武帝时，因为觊觎铸币产生的巨大财富，所以把铸币权收归国有。
政府用国企垄断经济的害处有以下几点：
1. 生产的商品规格单一，无法满足不同的需求
2. 虽然理论上产品质量应该有保障，但实际上产品质量都明显偏低
3. 使得官商勾结，形成利益集团，促使官僚机构进一步膨胀，且相当于增加了官员的权力，从而使官员更加腐败。
而各地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一旦形成，就很难破除，此时中央便丧失对地方的控制力。中央推行的对地方利益集团有利的政策才会被执行，不利的政策会被无视。而此时中央要再重新放权，则只会让权力流入地方利益集团手上，而无法惠及百姓。
武帝时开始搞国企，原来在汉初发家的商人们纷纷摇身一变，成为武帝朝重要的经济官僚，比如桑弘羊。之后昭宣之治，虽然试图简政放权，但成效不大，因为官商集团已经形成，且官僚集团太大，消耗财政甚多。汉昭帝时有注明的盐铁论，即使地方贤良和官商集团的大辩论，虽然地方贤良指出了国家控制经济在现实执行中的种种弊端，但仍然无法改变太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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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篡汉
汉武帝将权力中枢转移至内廷使得后来的外戚集团更容易篡权，因为只要掌握了皇帝身边的内廷，就能篡权。西汉末年，贫富差距很大；社会不公现象严重：干实事的没权力没地位，有权有势的不干事，权力阶级化，读书人没有晋升渠道。导致一大批儒生对社会不满，要求改革，回到西周的“共产主义”制度。现代的儒学经典其实都是西汉末年成型的，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大部分儒学经典都散失，流传下来的要不是凭记忆记下的，要不是墓里挖出来的，然后西汉的儒生再对这些内容进行注解、补充和篡改。篡改的主要方向是歌颂西周制度的优越性。作者认为井田制即使在西周应该也是不存在的。西周的土地制度应该是封君把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交给农民耕作，私田部分只交税，公田部分则全部归封君所有但这是农民的义务。而这种制度生产效率低下。
在这种背景下，激进的儒生们把王莽顶上了王座。于是王莽进行了一系列土地公有化和财政和货币改革。土地公有化严重侵犯了地方集团的利益遭到强烈抵制。财政方面进一步国进民退，因为王莽上任时不明智得挑衅了匈奴，于是需要更多的钱去和匈奴打仗。虽然王莽根据儒家思想讨厌商人，但国家企业的运作离不开商人，所以最后还是被迫使用商人。货币改革经历了4次，每次都是试图修补上次造成的问题，但越修问题越大，导致民间金融彻底混乱，假币横行。王莽的这些激进的改革导致全国各地造反，最后新朝迅速覆灭。然而那些当时推王莽上台改革的儒生们却摇身一变，立马与王莽撇清了关系。
东汉：
东汉时行政效率及其低下的一个朝代，因为各种中央和地方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导致中央政策推行不下去，钱也收不上来。 最后逼使皇帝设立州牧这个拥有地方军政财大权的官职以提高行政效率，但导致东汉最后的解体。
首先，光武帝刘秀起家就是靠的和各地豪强妥协交易，最后统一全国。之后虽然解除了功臣们的兵权，但那些功臣家族也变成了地方豪强，同时垄断了皇帝的后宫和中央文职权力。虽然经历了朝代更迭，但即使是东汉初年地方势力依然强大。光武帝本想丈量全国土地重新收税，因为当时很多土地和人口在西汉时免交地税的地方贵族手里。但是遭到了地方的强烈抵制。有的地方甚至自己组织了军队去抵抗中央派去的丈量官员。当中央调军去镇压时，又立刻解散军队，让中央抓不到人。后来刘秀改变策略，规定只抓五分之一的反叛者，其他既往不咎，以促使他们内斗，有些效果。刘秀在位时简政放权，把盐铁的权力交给地方。但是到明帝时想要再收回盐铁权力时却收不回了。东汉中后期，北方匈奴重新崛起，西方羌族也崛起，所以不停得打仗，导致财政严重紧张。但因为行政效率低下，导致皇帝收不上钱去打仗，于是只能采取更多饮鸩止渴的政策，比如更进一步卖官；强行卖官：官员被任命时必须交钱，也不允许辞任；给官员降工资；拖欠官员工资；这些对官员的剥削最后都被变相转嫁到百姓头上。最后为了提升行政效率，开始设立州牧这个集地方军政财一体的官职，设立一年后，灵帝驾崩，何进引董卓进京政变，东汉开始解体。
魏晋南朝
三国的争霸本质是财政的比拼。蜀汉地狭人稀，又要远征伐魏，财政上天然不利。吴国虽然富裕，但由于没经历过太多战乱，地方豪族依然强大，政府无法从民间汲取太多财富，导致政府财政依然紧张。魏国的财政则好上不少。源于曹操广泛屯田。军屯制度在和平时代虽然效率低下，但战争年代却效率很高，因为有了军队保护，百姓更愿意耕种。而且北方战乱频发，导致产生了许多无主荒地，正好可以用于中央政府的屯田。董卓也懂得要搞好财政，可惜他根据以前的经验而过于注重弄钱，但战乱时粮草是用钱买不到的。袁绍的财政也不好，导致打曹操时军队只能吃路边的野果。后面魏晋征服蜀吴的那些名将包括司马氏，也都是善于搞屯田促进生产的人。
晋武帝统一全国后，汉魏遗留了许多财政问题。比如魏国一开始用来屯田的田地，后来都被赏赐给功臣，变成了私田。而这些私田上耕作的佃户，不用服徭役兵役，税也收得少，所以人们都争着当佃户，从而影响到财政收入。晋武帝于是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丈量全国土地，限制大户和官员拥有土地的数量，但由于晋是靠禅让得的天下，所以不敢搞的太猛，怕步了王莽的后尘。导致这两项政策都执行得不到位。晋武帝又分封了司马氏诸侯到地方试图平衡地方豪强势力，但没想到导致了八王之乱，此后晋国就一蹶不振。然后到了南朝，南朝的皇帝虽然多是出身寒门靠武功夺的权，但要么得权后迅速腐化，要么改革没完成就死了。南朝的财政是按照人头征税，因为当时北方迁移的人口众多，中央发给土族人和迁移的客族人不同的户籍，导致人口比土地好统计。但南朝后期出现了冒籍现象，因为有些户籍的家族世代免于缴税。于是一些平民发家后都认个干爹改个籍贯。这影响了朝廷的财政收入，于是朝廷打击这种行为。但却使得民间造反。因为百姓心中户籍制度本就是不合理的制度。这种财政效率的低下最后导致南朝的灭亡。
第二时代：北朝唐宋
北朝是游牧民族建立，一开始的制度是官员没有俸禄，全靠战争和抢劫辖地百姓获得收入。北魏齐太后及魏文帝进行了改革，采用土地公有制，具体是按人头分地，人死后再把土地还回，同时丈量土地和人口，将无主荒地发给农民，将十几人大户切小成3、5人小户，从而大幅增加了中央收入，使得中央可以给官员发俸禄，而剥夺了官员随意劫掠百姓的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但魏文帝更加激进得进行了文化上的汉化，导致保守派和激进派的矛盾，最后北魏分裂成北周和北齐。但财政制度被继承下来。之后是隋朝。
隋文帝在建国初期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和人口普查，甚至有很多官员夸大土地人口数量，大大增加了中央的税收，使得隋朝的中央很富裕，但同时使得人民的负担更重。土地人口普查是一把双刃剑，查得太细，会增加中央的财政收入，但也会增加民众的负担，同时皇帝有了钱就会更加为所欲为，从而进一步增加财政负担。典型的例子是隋炀帝。隋炀帝就是因为看到中央有了这么多钱，就随意打仗和修建各种工程，从而进一步增加了民众负担，导致隋朝灭亡。但查得太粗，则会导致中央财政收入不足的情况。
唐
唐大部分制度集成自隋，采用州县制，与汉代郡县制区别在于汉代中央政府只任命到郡一级官员，县官由郡长任命。而隋唐则中央直接任命到县级官员。唐代的中央财政一直不好，主要是因为首先唐太祖一开始简政放权，没有清查土地，导致后续皇帝也无法查清土地户数。其次土地公有制渐渐崩溃，人死后藏秘土地不交还政府的情况大量发生，政府也没有土地发给新的人口。第三是唐代只收拥有本地户籍的人的税，导致很多人迁徙到外地。
唐朝采用自我经营式的政府机构制度。中央发给每个政府部分一定的本金和田地，政府部门通过出借本金获得利息以及经营天地来支持自身运作和开支。但大部分官员都不是经济官员，不会贷款，同时也并非一定能贷款贷出去，所以一直经营不善。但都由中央来支付费用的话中央又付不起，所以最后只能找富户强行摊派贷款。
唐代到中期中央官僚机构膨胀严重，达1万多人，而相比汉代只有几百人，导致长安周边的税收已经无法满足长安的消耗，而从江南运粮又过于昂贵，所以皇帝只能时不时带领中央官员到洛阳暂居，但不能放弃长安这个政治中心。武则天任用酷吏抓贪官，但酷吏反倒更腐败。到唐玄宗时，任用了一批贤相，采取了裁汰冗员缩减政府开支政策以改善中央财政，但也用了一批聚敛派帮玄宗捞钱去打仗和皇家享受，最后聚敛派占了上风，导致朝政腐坏。而玄宗时吐蕃崛起，成为唐朝最大威胁，此时府兵制已经腐烂，中央又没钱打仗，只能采用节度使制度，让节度使在划拨的土地上自行征税用于战争。一开始节度使人选都是选择退休的宰相，从而保证忠诚。但随之朝内党争加剧，各派都只愿意自己的人，到李林甫时开始用外族人当节度使。李林甫死后外族人便失去了对朝廷的忠诚，于是发生安史之乱。之后唐朝中央就不断得在攒钱，镇压节度使，钱用完再攒，再镇压节度使之间循环，直至最后唐朝灭亡。其中也经历了一些财政改革，比如两税法，默认了土地私有制，以此为基础征税。唐中央虽然失去了节度使辖地的税收，但节度使乐意时不时向中央进贡，因为这样又可以多一个压榨百姓的名目。
宋朝：
赵匡胤通过禅让得了天下，但是由于是禅让，所以不能对制度进行大改，否则会伤害到他篡位的支持者和默许者，导致江山不稳。于是保留了很多原来的官位，同时新增了很多新的官位以削弱地方的权力，实现强干弱枝。但这也造成了宋朝严重的冗官，冗兵，冗费现象，对财政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于是宋朝的苛捐杂税尤其多，而且有历史上最复杂的政府专卖制度。首先是专卖品种扩大，不仅盐铁，还包括酒、香药、矾及各种奢侈品。这些专卖制度很多也是继承自五代十国时各个藩镇的制度。同时专卖还限制地区，一地的东西只能在某几个地方卖。但这些苛捐杂税和专卖又要大量官员执行，于是又进一步增加的官员人数。
对西夏的长期战争消耗很多物资，但宋朝政府没钱运输物资粮草去西北，只能找商人运，代价是发给商人政府专卖品。但这么做成本依旧很大，商人常常运送劣等粮草去西北，然后贿赂官员，让他们支付大量专卖品，导致政府的专卖收入大受损失。于是一名官员想出来改革的方法，就是不让商人运粮，而让商人运钱去西北，西北的武将收到钱后自行买粮，同时给商人开盐票，随后商人直接去产盐地取盐，不用返回开封收报酬。这样的好处是使得这个过程中贪污变得不容易，商人无法运送劣质粮草，而武将自行买粮所支付的费用反而比商人运粮费更低。同时商人不用返回开封，也为中央节省了慰劳费。
这也是盐也票据话的开端，但后来政府乱发盐票，导致市场上盐票远大于实际盐的需求，最后导致盐票贬值严重。
宋仁宗时范仲淹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反正是裁撤冗官，降低财政支出，提高政府效率。但是这伤害到了太多人的利益，宋仁宗耳根又软，最怕别人哭闹，最后改革失败。这意味着温和改革失败，之后便是王安石的激进改革。范仲淹改革中有一项是从募兵改为府兵制。募兵制成本高，但战斗力强。府兵制则成本低，战斗力也弱。
之后便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的主要指导思想是通过政府进一步介入经济从而刺激经济发展，增加中央收入。但作者认为这只是政府和民间分蛋糕的问题，政府介入越多，民间就越多，经济反而会不好。比如均属法和青苗法，其实汉武帝时期就实行过了，虽然听着很好，但一旦运行，会造成大规模的政府腐败并且官僚效率低下，最后反而伤害了百姓。当然王安石变法也有一些好的政策，但由于变法造成了激烈的党争，导致一派得势，就立刻不分青红皂白把另一派的政策全废除了。王安石的对立的那一派代表是司马光。
王安石退休之后宋神宗做了裁汰冗员的改革，但是造成了极大混乱，虽然一开始裁剪了很多人，但后来到宋徽宗时官僚机构重新又膨胀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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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币
汉武帝充公铸币权后中国的货币供应就一直不足，于是出现了需对民间私铸货币。一般货币都是用铜铸造，但也有用铁铸造的。铁币缺点颇多，首先铁是非稀缺金属，易伪造。其次铁币太重。所以一般是不得已才造铁币。五代十国时期，各个地方政府禁止铜币，于是出现了飞钱这种最早的货币票据。商人可在一地用铜币换飞钱，到另一地再用飞钱换回铜币。五代十国的后蜀由于辖地内铜矿不足，所以只能发行铁币与铜币混着用。北宋征服蜀地后，对蜀地财富进行了大掠夺，把蜀地的铜币全部夺走，于是蜀地就只用铁币。而北宋其他地方依然使用铜币。后来同西夏打仗，陕西货币不足，就开始在西北同时发行铜币和铁币。
四川经济发达，但铁币使用很不方便，于是人们发明了交子。交子是一种钱庄发行的票据。一开始钱庄每发行一定的交子，都要准备相应数量的钱币作为准备金好向客户兑付。但很多钱庄偷偷超发交子，即发没有准备金的交子，导致有时无法兑付，进而导致市场恐慌而挤兑。于是政府出面整顿，把发行交子的权力限制在十六家钱庄，并进行联保。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钱庄倒闭而使得交子无法兑付，出现了很多民事纠纷。于是政府再次介入，把发行交子的权力收归国有。一开始政府还很谨慎，发的交子都有准备金。但随着西夏战事导致的财政吃紧，北宋政府开始无准备金滥发纸币。这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其实和现代纸币与黄金脱钩后的通货膨胀是一个道理。到了宋徽宗时期，蔡京更是利用各种金融杠杆从民间掠夺财富。比如把无准备金的交子从四川推往全国；发行新交子取代旧交子，并且旧交子只能折价兑换新交子；取消交子兑换铜币；把盐票推广到南方；在盐票兑换过程中设置各种障碍来敲诈商人钱财；当然政府的金融杠杆也不是总是有效。比如当政府想把交子推广到西北时，由于西北已经通用了盐票，所以推广失败。
到了南宋，纸币成了主要货币。因为1 铜矿开采能力衰弱； 2 政府混乱，无法组织大规模铸币，甚至发铜币是亏损的；3 政府过于依赖纸币。南宋把全国划分为四个金融区，每个金融区使用不同的纸币。一开始政府还试图保证纸币价值的稳定，防止通胀。但随着财政压力的增大，政府不得不滥发纸币，对纸币政策朝令夕改。尤其在开禧北伐失败，四川发生大规模叛乱后， 财政危机更加严重。于是政府在“财政困难——疯狂印钞——恶性通胀——朝廷害怕——想办法回收纸币——发行新纸币，强行折价收兑旧纸币”中循环。到最后，再发行新纸币时，人民已经完全不相信政府，导致金融崩溃，政府没钱养兵，最后被蒙古政府。南宋末年，贾似道曾试图进行土地改革扭转财政。具体改革措施包括1. 强行向农民摊派收公粮。这导致农民粮食都被收走，大部分人变成穷人，但还是不足以应对和蒙古的战争。于是采用了措施2赎买富人手中的土地变为公田交给农民耕种，政府再收税。但遇到很多问题。比如政府没钱买公田，于是只能强行征用。还有公田由于官员管理效率极低，对佃户压榨高，导致耕种效率极低，没人愿意耕种，很多公田沦为荒地。
第三时代： 元明清
元代
元代的选官是世界性的，引入了很多色目人来当官。蒙古王公讲抢来的金银财产交给色目人打理。税制上，耶律楚材帮蒙古建立一套正规税制。但色目人则推荐包税制，即将征税权包给色目人，色目人定期向王公缴纳定额的税款，这样来钱快而稳定，但是使得色目人在地方上横征暴敛，缺乏长期性。所以元朝一直在这两种税制间摇摆。元朝的货币也是世界性的，将中东欧洲的金银货币引入中原，为之后银的普及打下铺垫。蒙古的税以两税法的农业税为主。
官制上，辽采用两面官制度，即农业区和牧业区采用不同管理方法。农业区基本以汉化制度为主。到金更强化了汉化制度的正规性。同时金朝发明了行省制度，就是为了便于管理地方，设立行省一级的行政单位，架构上克隆中央的尚书省的架构。元朝则继承了金的制度。
元朝没有一个盛世时期，一方面因为蒙古人缺乏统治经验，政治架构过于简单，财政过于粗暴。另一方面也因为忽必烈在统一之后没有进行休养生息，而是继续南征北战，挥霍无度。这对财政造成巨大负担。同时元朝在政府南宋后，没能在富庶的南方建立稳定高效的税收制度，导致只能采取各种临时措施征税，扰乱了经济活动，导致南方民众不断的反抗。而政府的军事镇压又加重财政负担。另外元朝以北京为首都，但北京缺乏自己自足的能力，所以只能通过运河和海运从南方运物资，运输成本和运河维护成本高昂，这也消耗了很多国家的财力。
元代之所以不建立正规长期的税收制度，因为他们可以印钞票。一开始印的钞票还以银为准备金，后来就开始滥发，同时加税、扩大专卖制度，甚至连竹子也要专卖，导致忽必烈死时，国家的财政已经千疮百孔。之后很多任元朝皇帝在位都不长，政策也一直在汉化与蒙古化之间摇摆。有的皇帝到处打仗，挥霍赏赐无度，甚至动用了准备金。也有的皇帝进行改革简政放权，但越改越乱，越改机构越多。于是到了最后一代皇帝元顺帝和丞相脱脱。脱脱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他主编了辽史，金史和宋史。他进行了大规模改革。经济上，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兴修运河和水利，在北方推广种植稻米等，希望以此刺激经济。在政治上强力维稳，镇压叛乱。但这些都需要大量钱。于是只能继续印钞，即便脱脱比较谨慎，仍然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时政府的基础设施工程消耗了大量劳动力，导致田赋收入减少。最后导致人民负担过重，叛乱四起，元朝灭亡。
明朝
刚统一时由于战争导致的铜币稀缺，产铜能力低，所以发行了纸币。朱元璋不懂经济，导致明代纸币有很多缺点，并且在发行不久就被人民抛弃。缺点是首先没有准备金，虽然政府规定纸币和金银铜的兑换比例，但民众只能用金银铜很政府换纸币，反过来不行。第二是发行无度。第三是政府花钱时多用纸币，但收税时要求多民众用硬通货缴税。这些导致纸币在朱元璋还在时就大规模贬值，虽然政府命令禁止民间用硬通货交易，但民间依然抛弃纸币，而改用银两交易。到明英宗时期放松了银的禁令，于是明朝正式成为银本位国家。与同时代西方不同的是，明朝的银作为货币在交易时是按重量来确定价值，而非硬币个数。这也使得政府无法干预金融，反而使得明朝民间金融更健壮，经得起政府折腾。后世皇帝，由于纸币是祖宗定下的，不好废除，只能把纸币当成礼节性赏赐。另外官员俸禄也多用纸币支付，由于纸币贬值严重，导致官员俸禄缩水严重，于是导致明代官员腐败严重。
唐宋时期，政府在对外贸易上赚了很多钱。一方面是通过收关税，另一方面是政府垄断某些进口商品的销售。到了明代，由于朱元璋重农抑商的思想，导致他只允许外国来朝贡，而禁止外国来做生意。但对外国商人来说，这让他们赚了很多钱。因为明朝政府为显示天朝的富裕，通常是以几倍于朝贡物品的价值赏赐回去，所以各国都乐于朝贡，这也就对明朝政府造成了财政负担，于是规定各国只能3年一朝。但日本经常以各种借口一年一朝以获得赏赐，于是明朝惩罚日本10年一朝。这就导致日本人只能去当倭寇，靠走私过活。于是更进一步刺激明朝政府执行更严格的海禁。
朱元璋打江山时，由于江浙的张士诚轻徭薄赋，很得人心。所以江浙地区对朱元璋抵抗尤其顽强，导致朱元璋在征服江浙后报复性得把江浙的田赋加得很高，但这反而导致江浙地区人们弃农从商，发展出了发达的商品经济，也带动文化事业的发展，使得明代江浙学子的科举成绩一直很好。
朱元璋在建国初期花12年丈量统计了全国户数、土地和百姓财产，编程黄册，存放在各县的衙门里。还有鱼鳞册记录了土地的形状分布。但他规定每10年重新修订一次，于是以后很多次都是完全照抄上次结果，导致黄册基本失效。同时到明代中叶，黄册中统计的人口户数反而较明初减少了一半，主要是明朝不限制土地兼并，导致很多农民成为免地税的权贵的佃农，并且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流动人口增多。但这极大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
朱元璋给明朝设计了一套超稳定的政治制度，使得后人很难改变。地方上沿用元朝的行省，实现了地方三级政府。行省分三个部门，分别主管行政，军事和监察。另外完善科举制度，使得大家族无法持续占有官制，使得社会完全原子化，富不过三代也是因此而起。但经济制度上却很原始，正因为原始，所以给工商业很大发展空间。税收上，完全摒弃唐宋形成的复杂税制，以最简单易行的税种为主，例如田赋丁赋，设关卡收商税等。这导致中央财政收入过于静态，到明朝中后期，由于打仗、宗室的膨胀，财政收入渐渐无法支撑国家的运行，于是有了张居正改革。
但作者认为，相比于同时期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变革，张居正的改革只能算是对明朝制度的小小的理顺式的更动。因为太难做了。
他的改革包括
1. 通过考核制度淘汰官员，但这么做只在短期内提振了官员的效率，很快官员又变得低效。
2. 采用更简便精准的计算土地面积的方法，从而彻底清查了土地人口，增加的财政收入。
3. 一条鞭法：以前国家收税，都是直接收各种物品，比如粮食、布匹等，而且还要农民自己运送这些税物。但随着政府效率变低下，政府收税能力严重降低。于是简化税法，根据土地把所有要收的物品全部折算成银两，只收一次银两。这使得财政收入大增。但也同时榨干了民间
之后万历三大征耗光了张居正留下的财政底子。然后后金崛起，中央为了对付后金而不断加税。由于改革后收税的高效，导致中央能够随意加税，于是民间经济变得十分脆弱，一遇到天灾就会发生大饥荒，然后是民间叛乱，政府又只能继续加税花更多钱镇压叛乱，如此恶性循环导致明朝灭亡。
清朝
清朝采用银本位的货币制度，同时继承了一条鞭法，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三大改革。首先是新增人口永不收人头税。第二是把人头税摊入土地税中。这样人口不在受户籍约束，可以自由流动，增加了清朝工商业的发展。第三是火耗归功。地方政府收税银后，要将碎银子熔成大银块再交给中央。这个过程中会产生损耗，所以地方政府通常向百姓多收一些以弥补火耗。但这就变成了地方政府贪污乱收钱的方式了。于是中央把火耗合法化，统一征收，再以养廉银的名义发回官员。
清政府收入以地丁银为主，辅以盐的专卖和关卡的商税。支出上军费占一半，剩下主要是办公费用和养廉银。在这样的制度下，清朝前期每年政府收入都大于支出，所以慢慢积攒了不少钱。更难得的是，清朝前期对外战争并不少，但依然能有这样的财政盈余。所以作者认为清朝时集权制的高峰，经济繁荣超过汉唐，社会也很稳定。
到了嘉庆时期，白莲教之乱给政府财政造成了巨大负担。政府不得不征收特别税弥补镇压战争的花费。同时地方欠税的问题也显露出来。虽然中央下大力气整治，但没有太大用处。不过叛乱平息后，财政又恢复正常。作者认为白莲教以及后来的太平天国的叛乱不是由于经济因素，而更多的是由于会道门和地下社会的抱团行为。会道门和地下社会有一个天子梦，会在内部建立一套自己的集权体制，并逐步扩散。但集权制度下，只能有一个权力核心。所以政府发现后一般都会予以打击。此时如果双方矛盾激化，就会发生大规模叛乱。
中英之战的战争费用和赔偿之和远小于白莲教之乱的费用，甚至在经济上对政府是有利的。因为打开了国门，增加了对外贸易，使得政府又多了一项关税收入。关税收入增长迅猛，到后期，光关税收入一项就足够偿还中英战争的赔款。而且打开国门还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但后来的江南太平天国、北方捻军和西北回乱三场内陆给中央造成了巨大财政负担。这三场内乱更多的是会道门、宗教和民族偏见的混合物，同时再加上外来思想和商业发展带来的冲击。平息这三场内乱的费用相当于政府10年的收入。不过政府财政也开始现代化，政府开始向外国借债以应对战争的消耗。比如左宗棠收复新疆就是主要靠向外国借债在支持军费。同时政府开始征收现代商业税。到1891年，商业税和关税总和已经超过了地税，并且在战后财政收支开始恢复平衡。到1910年，政府甚至实行了财政预算制度和财政监察制度。但之后，辛亥革命爆发，政府倒台。
当时的社会问题，不是洋务运动造成的腐败，因为任何国家都是官商最先看到与西方的差距，并且开始引入西方商业，开始搞起一些官方背景的企业。真正的问题是第二波民间工业没有起来，原因是中央集权下的官僚缺乏现代商业头脑，所以阻碍了民间工业发展。所以应该需要更多的转型时间。可是甲午战争的失败造成的民族主义和巨额赔偿，以及戊戌变法失败造成的义和团运动，都对清朝的财政和合法性造成巨大冲击，造成清朝的早亡。
全书完
话说这本书真是信息量满满啊，光是笔记就记了10页，感觉也有一些有趣的感想在酝酿中，有空写出来。
Excalibur 关于中央集权的问题的总结也很到位。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 有没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到底需不需要中央集权 这一类问题，有空思考一下
swortal
贴一些对此书的批评意见吧。
如何评价《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这本书以及其中的观点？ - Libera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3365523/answer/722758763
如何评价《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这本书以及其中的观点？ - 运命人的回答 - 知乎
Excalibur
Annie L
谢谢swortal的笔记分享！的确是干货满满啊。知乎对本书的评论关于缺点有说是对史料选择有误差，我觉得这也是学习历史的一个普遍问题。即使把有深度和广度的史料都在脑子里过一遍，有时候也会因为自己的主观认知而得到和事实差很远的结论。更有史官篡改文献，以及口口相传的偏差，有时候觉得学习历史就像反向黑盒子调参，知道作为结果的现在而去猜测是由哪些因素的影响使得过去成了这个样子。不过整体感觉作者还是能自圆其说的，在经济和政治的互相影响方面的诠释让人学到不少~
swortal
感想：
作者很推崇市场经济和小政府，本书也总体倾向于批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同时列举了种种中央集权干预经济的弊端，比如滥发货币、官僚的低效、国企对经济的伤害等。这让我感到，在扩大政府职能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想着理想结果多么美好，而应该首先考虑扩大职能后，能不能使政府长期高效廉洁的运转，同时不给民间经济造成伤害。因为一旦扩大职能，要想再缩减就很难了。而政府应该更多得充当民间事务的仲裁者而非参与者，即使要当参与者，也应把仲裁者和参与者的职能分开独立，从而相互制衡。
虽然作者列举了中央集权的种种弊端，但我更关心的是如何避免大规模叛乱民变造成的动荡，以及中央权力大和权力小时对百姓生活真实的影响。作者对后者基本没有论述，不过也能理解，估计记载民生的史料较少，大部分还是以政治人物为中心记载的。叛乱上似乎和中央权力和财政汲取关系不是太大。即使是在中央收不上钱的东汉末年，以及作者推崇的财政状况较好的清朝，也会有大规模民变。对此作者认为是会道门的影响，我觉得不然。人民如果不是真的对政府非常不满，怎么可能起来造反呢？所以叛乱的根源在于人民对政府的不满，这种不满既可以是经济上的，也可以是政府对百姓的欺压造成的。即便只考虑经济因素，中央汲取少也未必表示百姓生活一定好过，因为可能贪官多。即便是清朝，即使有了养廉银，也还是出了和绅这样的贪官。而造成不满的制度因素，我觉得在于缺乏地方上和财政上对政府的制衡因素，导致政府可以随意欺压百姓。同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及刘邦的成功之后，皇帝梦已经成为了中国梦，这可能也是一个因素吧。
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和矛盾，确实是一个难题。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没有很好解决。区别是帝制下，理论上地方应该完全服从皇帝，但是很少有人会对皇帝有真正的忠诚和认同，所以实际总是地方上阳奉阴违。民主共和制下，虽然地方和中央常常会有各种扯皮，但似乎总体上还能顺畅运行，一方面是游戏规则大家都认同，另一方面是中央地方权限划分比较清晰。至于说解决方法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更加高效的信息传递系统，从而更方便的使中央和地方在共同利益上取得共识。以及更廉洁的中央政府。如果从地方征的税都是供皇帝享乐的，地方当然不愿意。还有更公正和易征收的税制。使得个体愿意缴税。
至于要不要中央集权这个问题，和平时期当然不需要，虽然中央集权善于做大工程，但那些都是短期的，且政府扩权后，长期看可能弊大于利。如果有三体人入侵的话，那也只能靠中央集权对抗了，不过不知道时间久了会怎么样。其他似乎看不到什么好处。
最后吐槽一下本书虽然很多地方有注释和史料的引用，但感觉很多关键论述还是缺乏这类引用，让人对它的论述存疑。 比如描述春秋战国财政制度社会制度的演变时，说的让人觉得社会的变化很连贯，但没有引用证据，让人生疑。因为我以前的认知是春秋到战国是一场大变化，而这场大变化当中关键几十年史料缺失，所以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