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天来在英国和新加坡关于博物馆的新闻引起了我的兴趣。12月14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者Tony
Travers发布了题为《英国的博物馆和艺术画廊:对经济、社会和创新的影响》的报告。与此同时,《联合早报》也报道了一些观众对历时三年整修之后重新开放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看法。笔者尚无缘造访新馆,不敢妄加置评。不过,这些报道却令我联想起过去在新加坡期间多次参观各类博物馆(包括带学生前往)和在英国和欧洲各地观摩博物馆的不同经历及其背后的文化含义。
英国旅游热点七成是博物馆
一般认为,博物馆是征集、保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的实物,并对那些有科学性、历史性或者艺术价值的物品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的文化教育机构、建筑物、地点或者社会公共机构。典藏、研究、展示与教育,成为博物馆的主要功能。不过,在资讯发达和大众化旅游盛行的今天,博物馆获得了新的经济和认同功能。
著名的博物馆不仅成为城市的品牌,就像罗浮宫与巴黎、大都会博物馆与纽约、大英博物馆与伦敦密不可分一样,它甚至可以决定一个城市的经济命脉。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Bilbao因为Guggenheim博物馆的兴建和它所带来的旅游收入而改变经济持续萧条的状况。
上述报告指出英国的博物馆--共有1848个--每年为该国带来约15亿英镑(45亿新元)的收入。英国10个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中有7个是博物馆。它们不仅仅给英国带来巨额的外汇收入和在国际上的软实力,对国内民众也有直接的影响。
该报告指去年英国人参观博物馆的人数超过了足球赛的观众总数,全国43%的民众参观过至少一个博物馆或画廊,2005/2006年间共有1亿人次浏览了主要博物馆和画廊的网站。更重要的,博物馆并非仅仅展示过去,而是扮演了公民社会组织的功能,通过过去来关照今天。有关身份认同、历史、国际关系的论题通过展览、文化对话、主题报告、研讨会等方式进入了主流社会的视野。
笔者最近在曼彻斯特参观的三个博物馆验证了上述评论,也深感展览的内容而非形式才是成败的关键。这几个博物馆涉及历史、工业与科技和普通人的生活。帝国战争博物馆通过揭示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世界各地的战争起源及其进程,凸显了战争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与和平的重要性这一主题。
科学与工业博物馆则以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曼彻斯特为中心,介绍工业与科技的进步如何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火车头(世界上第一台蒸汽火车就是于1830年在此制造,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也是于1948年在曼彻斯特大学发明)。
科技和工业进步的后面是产业劳工的成长和变迁。恩格斯曾在曼城做过深入的调查并以此为基础发表了著名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由工场改建而成的人民历史博物馆就是以"小人物"尤其是劳工的生活为中心,展示他们对英国发展的影响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又是如何受到日益变迁的社会和全球化的深刻冲击。我以为,展览最终想要强调的是,工业的进步应该导致每个人物质和文化生活素质的改善,而非使人成为物质和科学进步的奴隶。
上述三个展览的主题不同,但却有几个共同点。它们都尝试从观众的角度出发,揭示所展示的对象是如何进入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之中;这也包括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如机器的操作等)和观众的反馈(在这些博物馆的墙上都有专门辟出的空间和表格,由观众自行填写意见,毁誉皆有);此外,这些博物馆都特别重视其教育功能,为中小学生提供了充分的观摩和实习空间,也为学者提供了研究便利(如劳工历史挡案等)。参观者有年轻学子,也有退休人士,似乎以英国人为多。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博物馆同笔者在世界各地曾经参观过的上百家博物馆一样,并没有一味以高科技来展现它们的收藏,而是更多地以朴实无华、生动但又贴近人情味的方式来再现历史和我们经历过的物质世界。
新加坡的后现代焦虑
文化传统和历史并非一成不变的过去,而是当代世界创造性地的源泉,对此笔者深表赞同。但是,文化和历史如何有效地再现并被感知,却需要我们努力探索。
记得过去在参观新加坡的一些博物馆时常被告知,如何吸引年轻观众是令人关注的问题。因此,多媒体展现(如3D影像)成为最便捷的解决答案。我一方面对此困境深感同情也敬佩博物馆方面为此所做的努力,但却疑虑这是否会造成手段与目的本末倒置。年轻人有太多的机会接触新科技,无论是家中的Xbox、互联网还是众多的游乐场所,他们为什么要到博物馆来体会这些新科技?以高科技包装后的历史和文化还有多少可以让我们去思考的内涵?
我觉得,相关问题的背后其实反映了新加坡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后现代焦虑。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45岁就已经快要成为"乐龄人士",新的就是好的,就是代表了进步。因此,历史和传统,无论是作为文化记忆还是作为诸如建筑物之类的实体,基本上都要让位并从属于经济进步和科技发展的大目标。这也间接地造成一种观念,认为只有通过新的科技化的包装,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过去才能被接受,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
与此相关联的,为了使年轻人接受华语,我们需要刻意地迁就,降低标准、以"Cool"来包装华文。这最终恐怕只会导致总体的语言水准的进一步下滑和对这种语言背后的文化的疏离,因为任何一种语言文化都不会因为学习者的程度差而降低自己的水准。
我觉得,历史和文化有它们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线索,对它们的阐释和塑造不应该被某个特定的团体(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年龄上的)所左右。
最后,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展示和传承与科技并不矛盾,关键的是要对我们所要从事的活动进行合适的定位。教育和欣赏而非娱乐才是博物馆的主要功能,手段应该服务于目的而非相反。
作者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东亚研究讲座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暨孔子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