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中华全国总工会紧急通知
何志雄
中华全国总工会紧急通知：每个非公企业都要建工会突出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默认分类 2010-06-05 15:11:37 阅读6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中华全国总工会4日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工会全力推动在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等非公有制企业组建工会，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
《通知》要求，各级工会要加大工作力度，做到哪里有职工哪里就有工会组织，哪里有工会组织哪里就有工会作用的发挥。要抓好国有、集体改制企业工会组织的整顿和重建工作，坚决纠正撤销工会组织或将工会工作机构合并归属到其他工作部门的错误做法，保证企业工会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通知》强调，企业工会要大力推动《劳动法》、《工会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实施，健全维权机制，加大维权力度，提高维权实效。要突出推行工资集体协商，科学合理地确定工资标准，提高职工特别是生产一线职工的劳动报酬。要大力推行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依法保障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要不断推动企业改善劳动条件，努力遏制劳动安全事故的发生。
《通知》指出，要督促企业坚持以人为本，重视职工精神文化生活，让职工实现体面劳动。要进一步完善劳动争议调处机制，建立劳动关系矛盾预警、应急机制，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报告，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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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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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雄
全总启动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联合会聘用专职工作人员工资分级负担试点工作
工会干部不再捧企业的“饭碗”
全总今年就此专项投入1000万元，在10个省（区、市）总工会、城市总工会先行展开
中工网北京5月13日电 （记者王娇萍）中小企业工会干部维权将不再为自己的“饭碗”问题担忧了！记者今天从中华全国总工会获悉，旨在改变工会干部和企业经济依附关系的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联合会聘用专职工作人员工资分级负担试点工作已经正式启动，全总决定今年就此投入1000万元，在10个省（区、市）总工会、城市总工会先行展开试点。
工会干部作为企业职工，与企业必然存在经济依附关系，这一后顾之忧使得一些工会干部维权时腰杆硬不起来。而改变工会干部对企业的经济依附关系，是破除工会干部不敢维权担忧的根本之策。基于这一共识，近年来全国各地工会积极进行了工会干部职业化探索，特别是小企业集中的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联合会，通过聘用专职工作人员下派到企业开展工会工作，极大地增强了企业工会工作的独立性，成效显著。
根据全总发出的《关于开展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联合会聘用专职工作人员工资分级负担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试点工作的总体目标是：从2010年起，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联合会聘用专职工作人员工资分级负担在先行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推广，即2010年在部分省（区、市）总工会、城市总工会展开试点；2011年试点扩大到全国2/3的省（区、市）总工会；2012年试点范围到全国所有省（区、市）总工会。“通过三至五年的努力，基本达到全国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联合会按需聘用1名专职工作人员，从而基本解决这一级工会‘无人干事’的问题。”
据悉，2010年率先进行试点的，分别为北京、山西、吉林、江苏、福建等5省（市）总工会和西安、石家庄、深圳、青岛、上海杨浦等5个城市（区）总工会。具体的工资分担标准为：对聘用区域性、行业性工会联合会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全总按照每人每月200元的标准下拨，其余部分由试点地区省（含）以下地方工会配套专项资金解决。
《通知》还就试点工作的开展明确了按需聘用、定向使用、注重质量和规范管理等原则要求，明确“以全国小企业工会联合会数据库为依据，企业相对集中、会员人数较多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可以千名左右会员聘用1名专职工会工作人员；企业比较分散、会员人数较少的中西部地区，可以每500名左右会员聘用1名专职工会工作人员”。
“试点工作将着眼于探索聘用专职工会工作人员工资分级负担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从而进一步推进和规范聘用工作。”全总基层组织建设部负责人表示，试点工作总体目标一旦如期实现，必将有效破除工会干部不敢维权的担忧，同时也为推行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合同、职代会、劳动争议调解等维权机制的建立提供更有力的组织和人才支撑。（来源：中工网—工人日报 作者：王娇萍）
何志雄
广州、佛山、深圳三地试行企业工会干部职业化
【本报记者袁秀贤广州十三日电】深圳富士康、南海本田事件发生后，工会维权备受关注。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通过南海本田的事件，加快推行工会干部职业化颇为迫切，今年先从广州、佛山、深圳三地作为试点，让企业工会干部不领企业工资，这意味著工会干部维权不受老板制约。
「在南海本田事件的发生，基层工会很难代表和维护职工的权益，主要在于我们工会主席身份角色的冲突，这是外资企业工会现时碰到比较突出的问题，亦是发挥外资企业工会作用迫切解决的问题」，孔祥鸿特别强调。
避免工会身份角色冲突
孔祥鸿说，作为改革开放大省的广东，吸引外资眼球。目前，全省的外资企业约八万家，全省外资八成五企业组建了工会，其中世界五百强有三千多个机构，组建工会达九成五，从组建工会数量来看，比较可观。一般来说，外资企业比较尊重法律，依法组建工会，特别是来自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外资企业。
不过，由于很多工会主席是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如南海本田工会主席本身是一个课长，属于中层管理人员，工资福利待遇都是企业给，要他出来旗帜鲜明维护职工权益，会担心被老板炒。
全国共有十个城市试点
孔祥鸿表示，通过南海本田的罢工事件，加快工会干部职业化推行，让企业工会干部不领企业工资，让三级工会出资自己养。全国总工会在全国有十个城市试点，深圳作为全国的试点之一。广东省总工会增加广州、佛山二个市作为试点。目前，广东共有三个试点推进。
推行工会干部职业化，做到「三有」：「有人办事、有钱做事、有能力行事」。计划在社会招聘五百人，分派到珠三角的村，街、镇、开发区等工会。目前，先安排三个试点，其中广州一个街道一至二个人，南海一个工业区、村一个人，深圳每街道一个人。省、市级总工会分别拨一定经费，与当地工会一齐雇用工会干部，广州、深圳、佛山三地一年共拨经费约一千万。
常言道，不怕官最怕管。实行「上代下」机制，增强上级工会的力量，这个「上」不是省总工会，亦是不市总工会，而是指企业直接上一级工会。工会干部素质要高，全部经过培训才可上岗，做到了解职工的诉求是否合理，并整合职工的诉求，代表与资方谈判。一百个职工有一百个想法，此次南海本田事件，实习生增加三百元就很高兴，而正式职工要求增加八百至一千。经过谈判，最后增加五百元左右。来源:大公报 实习编辑:王思文
中国政府这一步棋立意深长
发布: 2010-6-10 15:20 作者: 闲 言 来源: 作者博客
以本田为代表，最近罢工事件频频见诸媒体，透露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息，折射出中国政府的良苦用心。
从1978年开始，当执政党将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逐步引入市场机制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即成为颠扑不破的事实。究其原因，是多年来实行的，以“短缺”为特征的计划经济模式使社会压抑了巨大的市场性需求，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空间。整个1980年代，经济的增长没有疑问，风险不在经济能否增长，而在政治，即经济的转型过程（市场化改革）是否可控，以及路线分歧所可能引发的党内分裂。
这一关中国终于渡过，直至1990年代中期，内部需求所提供的增长空间终被填满，此时，“经济能否增长、如何增长”再次成为问题，中国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引擎。从“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中，中国找到了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药方。这条路径与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取向上是一致的，因此，中国无须启动新的经济转型，但必须在原来的路上走得更远。也因此，致力于打破外部封锁，争取“融入主流国际社会”，即成为1990年代中后期的主题。直至2001年加入WTO，中国终于完成临门一脚，为未来1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然而，中国毕竟不是“四小龙”，而是东方巨龙，其经济规模远非后者可比。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引起许多国家的警惕与抵制，成为21世纪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重要诱因。纵然加入了WTO，也不能使中国免于麻烦。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之路，也是不断遭遇和抵制花样百出的贸易壁垒之路。直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及发达国家进一步收缩贸易政策，终于使这条路几乎走到尽头，“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再次成为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
既然向外走已经行不通，只能重新向内挖掘，这将是一次不亚于1978年的重大变革，经济的发展方式需要经历根本性转型。幸运的是，30年的高增长为“二次转型”积累了巨大物质基础；不幸的是，这种积累主要体现在少数人身上，不能形成广泛的市场有效需求。近30年来，多数人不但承担了市场化改革的代价，而且在为初级外向型经济所必须的低成本竞争力做出牺牲。不管是市场化改革还是外向型经济，受益最大的，都是同一小撮人；付出代价的，也是同样的大多数——有些人只吃饭不洗碗，另一些人只洗碗不吃饭，贫富分化遂一发不可收拾。
新的经济增长之路，关键在于启动内需，启动内需的关键又在于增加多数人的收入，因此，收入分配改革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这应该是近些年对此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不断被提上政府议事日程的主要原因。阻力也可想而知，因此一次次被提上日程，一次次又无疾而终，政府迄今只能在财富增量的边际上打点秋风。
要调整收入分配，仅靠二次分配的力度有限，必然要触及一次分配。其实，调整收入分配有3个切入点：最关键的是要遏制特殊利益集团，其次规范和削减政府开支，第三才是调整一次分配。但从政府本身的立场而言，在前两个方面它都做不到中立，启动的难度和阻力太大；因此，最有可能率先试水的，无疑是对一次分配的调整。
但是，在市场条件下，政府对一次分配的影响手段有限。无论是《劳动合同法》，还是工资指导，企业都不乏规避方法。而且因为担心影响经济，政府投鼠忌器，也不敢出台太刚性的手段。此时，通过增强劳动者的要价能力和谈判手段，来制衡资方，影响一次分配，就成为一个可选项。
在今年以前，在本田以外，劳动者的普遍待遇只会更差，各种形式的反抗也只会更多，但都很难见诸媒体，更成不了气候。此次本田罢工能够持续多日，渐成呼应之势，逼迫资方步步退让，政府的态度令人寻味。此前，为了“经济发展”，政府一直紧紧站在资方一边，帮助资方及时解决劳资冲突。此次政府当然也没有完全站在劳动者一方，而是采取了某种微妙的相对中立立场。用原来的“挺资”标准衡量，就是反应迟缓，态度暧昧。
自从1978年以来，“扶资抑劳”、“限制基层民众的博弈能力尤其是集体行动能力”，就一直是政府行为的基本逻辑，也是其统一“改革、发展、稳定”三重目标的两个基本落脚点。政府当前的这种态度变化，风险很大，可能同时触动改革（市场化）、发展、稳定三个方面，这一步迈得也颇急。所以，对此无法单纯用“向左转”的意识形态角度衡量，也不能从“和谐社会”的宣示、更柔性对待社会冲突的思路等因素中得到完满解释。付出和承受的越多，说明其所求越大。政府似乎是希望以此作为观察点，寻求调整一次分配，从而启动内需，完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性解决方案。
留给中国转型的时间和空间已经不多，其间的逻辑链条很清晰：要使经济增长可以持续，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启动和扩大内需；要启动和扩大内需，就必须调整收入分配；要调整收入分配，就必须触及一次分配；要撼动一次分配，仅靠政府发力是不行的，而必须调动和增强劳动者的力量；而调动和增强劳动者的力量，有可能损伤即时的稳定、发展和改革（市场化）。因此，对待“二次转型”，必须有“一次转型”时那种“聚精会神搞建设，全心全意谋发展”的全力以赴与果决，否则难有成功的希望。通过近期的一系列罢工事件，政府可从三个方面测试这个社会的体质：一，工人的集体罢工会不会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二，企业对此的承受力如何，对地方经济的损害度如何？三，罢工过程能否做到有序、可控，尤其是将影响也控制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内？
本田工潮对这一切试题都提供了完满答案：一，事件获得圆满解决，工人并没有形成独立工会（既然有波兰团结工会的先例在前，独立工会在今日中国就是绝对不能开放的禁区），却组织了理性而有序的罢工，并以此为谈判手段，迫使资方让步，提高了工资待遇，调整了一次分配；二，由于罢工有序、可控、可勾通，资方的损失不大，在其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三，政府史无前例地没有采用任何强力弹压手段，而是通过从旁疏导、协调、斡旋，有效平息了冲突，取得“三赢”的结局。
仅仅一个本田事件，可能还不足以让政府骤下重大的决心。类似的试验，想必还将陆续涌现。而试水的结果，必将影响其后一系列决策，甚至可能改变中国各阶层的行为逻辑和力量对比，导致社会面貌再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政府的这一步棋，不但立意深远，而且勇猛果决，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