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堂：3341】Fwd: 方滨兴校长在北京邮电学院2011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and more
刘光头
发件人： cdt <c...@chinadigitaltimes.net>
日期： 2011年3月31日 下午10:42
主题： æ-�滨兴校长在�Œ-京邮ç"�学院2011届� "究ç"�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多图） and more
收件人： freeliuyong <freel...@gmail.com>
方滨兴校长在北京邮电学院2011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多图）
今天，我们如期所至地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庆贺研究生毕业盛典。当然，对你们来说这是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场景：这是一个独特的分别仪式，师生及同学间相互道别，校园里充满着惆怅与不舍；这是一个庄严的宣告仪式，被知识武装起来的你们即将踏入社会，每一个人都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刚才，在校同学与老师分别向你们表达了祝福之情，你们也向学校表达了感激之意。现在，请允许我代表学校，向顺利完成学业的2011届近四百名博士生及两千一百名硕士生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你们的成长成才倾注心血和汗水的各位研究生导师、教职员工表示诚挚的感谢！向全力支持同学们完成学业的各位家长和亲友们表示真诚的谢意！（掌声） 在你们离校前的最后一次校长演讲中，我感到有非常多的话要说。我想再一次赞美你们在历次大型活动中的出色表现，尤其是在长达数月的北京奥运会和残运会的志愿者经历中，你们为国家赢得了尊严，为北京赢得了微笑，为北邮赢得了声誉，为自己赢得了信赖。我也想借此盘点一下你们留给母校的记忆：例如信通院夏璐等14名同学在研期间申请了16项发明专利；网研院郭少勇、杨新星等19名同学先后21次在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上为北邮赢得了名次。我还想嘱咐你们在今后的道路上，要继续树立远大的理想和高远的境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自己的成长成才，融入到国家的进步和民族的振兴之中，实现人生更大的价值。（掌声） 但是，此时此刻我最想跟你们讲的主题是“爱国”，一是爱国之心，就是要用你们的聪明才智让国家更加强大；二是爱国之情，就是要像爱护眼球一样，维护社会的稳定。 首先说一下爱国之心。这两、三个月，世界上发生了一连串的大事。且不说突尼斯、埃及的政体变革，这毕竟是人家的内政；也不说日本的海啸灾害引发的核灾难，毕竟这几年我国也自然灾害频发。我要说的是利比亚，一个小小的国家发生着吸引世界眼球的大事。利比亚反对派发起了一个结果夹生了的反政府运动，面对晕头之后又强势起来的利比亚政府力量，世界列强终于露出了狰狞的嘴脸，他们派出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对最高统帅仅仅是上校的弱小军队实施了无情的打击（议论声）。当然，设立禁飞区是联合国授权了的，就是不准有未经联合国授权的飞机在空中飞行。但是，承担禁飞区任务的美法英联军并不这样理解禁飞区的概念，而是借用联合国的授权大肆轰炸利比亚的政府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既然狂轰滥炸不是联合国的授权，我就不再称他们为联合国部队，而是根据出动飞机的情况姑且称之为美法英八国[1]联军，这不由地让我想起一百多年前中国就曾被英法八国联军践踏过；十年内阿富汗、伊拉克也被美英多国联军给祸害的远不如之前宁静。他们具有砸烂一个国家的强大力量，却没有表现出建设好这些国家的责任心。（议论声） 我们大家都能看到，利比亚已经陷入到内战状态，美法英八国联军以保护平民不受伤害的名义协助一方去攻打另一方，反而让战火不断延续下去，恐怕得一直打到让一个合法政府彻底倒台为止，也可能会导致利比亚分裂成两个国家，或长期内战，总之都会遭致更多的生灵涂炭。这将是以保护平民之名开头，以更多平民死于战争之实结尾的又一典范。前南斯拉夫不也是在美英多国联军的连续78天的轰炸中解体了吗？ 网上有人评价说，现在的世界，列强们先是鼓动别的国家内部自相残杀，然后再帮助这一方去杀另一方，最后可能再把不听话的这一方给除掉。不管怎么说，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结果：列强们的逻辑就是世界的逻辑，列强们的道理就是世界的道理。从媒体可以看到俄罗斯总理普京是这样评价这次战争的：“所有这一切都处在保护爱好和平的平民的伪装下。逻辑在哪里？良心在哪里？两样都没有！”“利比亚的情况表明，俄罗斯做出加强自己军力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十分赞同这一观点。一个国家要是不想沦落成利比亚、伊拉克，就必须有强大的自卫实力。国家不强大，就会受欺辱。我们不称霸，但也决不能落到别人想怎么打你就怎么打你的地步！（长时间掌声、欢呼声）强大是需要实力的，这种实力集中体现在科技水平上。因此，报效祖国应该是你们各位的首选。希望你们既要拥有爱国的实力，又能用自己的实力托举起祖国的尊严与强盛！（掌声） 其次说一下爱国之情。北非与中东的政局动乱，勾引出反华势力的极大期待。希拉里高调要向中国输出民主；美国驻华大使亲自到网络煽动集会的现场去“打酱油”（掌声笑声），恐怕是指望看见突尼斯场景的再现。境外民运分子更是不断利用互联网来煽动网民采取有计划、有步骤的行动以谋求中国政局的混乱，从而火中取栗。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是谁希望中国政局动荡，到底是谁希望中国陷入混乱的泥潭之中？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了，这难道不算是成功吗？中国经济长期以来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增长，西方国家又是在以什么速度发展呢？大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预言中国的经济在2030年将赶上美国，这难道不是中国政策正确的标志吗？是谁希望我们停止经济发动机而陷入混乱之中？恐怕就是在经济上被我们追赶上或要追赶上的国家吧？假设两个人比武，一方如果完全效仿对方的招术，在战略上怎么可能超越对方？这就是中国在科技上难以超越西方国家的根本原因，因为我们总是亦步亦趋地在科技大国的后面进行研究，缺乏战略创新、行业引领的动力。因此，在相互对抗中，弱方只有运用与对方不同的战法才有机会超越对手。中国的经济状况已经表明中国的制度是成功的，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凭什么我们一定要改换成西方的方式呢？（掌声） 再说说境外的民运分子。他们轻松地坐在家里，一心想的就是如何仅凭手指敲着键盘，就利用互联网的放大效应来搞乱中国。这就如同网络攻击中的反射式拒绝服务攻击一样，凭借的是网络的倍增效应来攻击目标（议论声）。他们所煽动的集会是要达到什么目的？真的是要诉求个人利益吗？显然不是，因为没有这么多人的个人情况是相同的。我支持个人利益诉求，这也是我公开我的邮箱的原因。我欢迎所有师生直接向我反映问题，因为有问题就应该谋求解决，至少我可以答复什么原因解决不了什么样的问题。但是，不同利益诉求的人聚集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共同语言？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将个人利益诉求演变成政治利益的诉求。问题是这样就能解决个人利益的诉求吗？最后还不是沦落成境外这些职业政客们的工具？他们不就是指望着享受国外的生活、让公众成为傀儡、然后坐收渔利吗？难道他们回国来主政就能够把中国的经济搞得更好吗？事实上，中国被西方世界所敌视绝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中国在世界上地位日益上升所引发的问题。俄罗斯的政体倒是转换到西方的模式上去了，不是照样被西方世界所敌视吗？ 一个国家的政体就如同一座大厦，难道仅仅因为水龙头修不好就要把整幢楼拆除吗？要知道拆掉一幢楼而去重新建设新楼其代价是极其高昂和惨烈的（议论声）。利比亚正在给我们示范着这样的结局，已经有三十余万人逃离了这个国家。既然我们要继续住在这个大厦里，我们就决不能允许任何人对这座大厦进行破坏！因此，爱国就是要爱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抵制造谣蛊惑者让中国社会动乱的任何企图。抢盐事件已经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如果大家都能抵制那些谣言与煽动、看透这些蛊惑背后的阴谋与险恶的嘴脸，社会才能够保持稳定。因此，真正的爱国之情就是要像保护自己眼球一样来维护社会的稳定。（掌声） 同学们，无论你们今后走到哪里、工作在什么岗位，都要一如既往地秉承“厚德、博学，敬业、乐群”的校训，弘扬“团结、勤奋、严谨、创新”的校风，你们所取得的每一项成绩，都是对祖国、对母校最好的支持与回报！我衷心祝愿每一位同学：常怀爱国之心，常抒爱国之情！健康快乐，前程似锦，鹏程万里！
注1： 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挪威、比利时、卡塔尔、阿联酋 北邮网站原始页存档在此。 © Dust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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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与人权：空袭利比亚与新的传统（丁力）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丁力 空袭利比亚与新的传统 多个国家从3月19日开始空袭利比亚军队，支援反对派。穆阿迈尔·卡扎菲在利比亚执政40余年，他的家族聚敛了数百亿美元的财产，而这个国家只有650万人口。卡扎菲说他受到“人民”的爱戴，他也许没有撒谎。为了欺骗国民，专制国家的新闻是扭曲的，但最后的受骗者往往是统治者自己。卡扎菲近年来越发狂妄，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都很不喜欢他。 如许多国际事件一样，这次空袭也被认为是“美国的阴谋”。阴谋论既简单又方便，但未免太高估阴谋。在历史上，阴谋家成大事的不多，有好下场的更少。《红楼梦》有[聪明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美国也不是一个善于隐藏秘密的国家，白宫对维基泄密无可奈何，其他一些国家却成功地封锁了内容。在中东民主进程中，美国的价值迫使它不得不支持民主，但美国的利益却反对它这样做。价值与利益的冲突使得白宫举棋不定。自苏联解体以来，东欧、中亚经历了二次革命，现在中东的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巴林、叙利亚、也门也在要求民主。这“阴谋”太大了，阴谋论者已把美国打造成无所不能的国家。 中国原来一向强调“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从来站在“民”一边，至少理论上如此。卡扎菲把国家当作自家，占有国家全部资源。他——而非民众——对国家的不稳定负有全部责任。民众有权利反对他。外国飞机支援利比亚民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3月20日说：“中方一贯不赞成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不赞成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中方”肯定更反对在“国内关系”中使用武力。由于卡扎菲武力镇压和平示威者，中方于2月26日在联合国安理会投赞成票，支持对利比亚武器禁运，并把卡扎菲等人送上国际刑事法院。这一票对中国是一个重大的标志性事件。 有人反对外国打击卡扎菲。但利比亚内战、部族之争、外国干涉之说都不足以构成反对的理由。 利比亚也许处在一场内战中。这场“内战”是因为卡扎菲镇压和平示威者引起的，他甚至派战机轰炸自己的国民，派外国雇佣军狙杀自己的国民。这些行为激起了民众起义，也最终宣告了他的统治为非法。“内战”的一方是手拿步枪的平民，另一方是卡扎菲儿子指挥的精锐装甲部队。在“内战”中有部族之争的影子，但部族也有维护自己权利的权力，而且如果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卡扎菲就很难用一部分国民压迫另一部分。实际上，卡扎菲的部族也有很多人反对他，起义在全国各地都爆发了。法国领衔执行禁飞区决议也不是一个问题，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奇确实爱慕虚荣、喜出风头。但他很聪明，知道风头在哪里。他在执行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又得到法国和欧洲多数民意的支持——他这才是真正的有风头可出呢。 反对民主的人用飞机、坦克镇压抗争者，却不许抗争者有部族背景，不许有外国同情者，不许有轻武器，只许一个一个徒手走到坦克和机枪前，否则他们就失去正当性。这是什么道理？ 民主不是由完美的人推动的。完美的人只存在于神话中，而制造完人神话，只是为了奴役。民主之所以必要，正是因为人性不完善，而平等的权利可以制约时时滑向邪恶的权力。 这些国家的进攻不是为了获得利比亚的石油，因为不进攻就可以得到。他们确实是在夺取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道义。很多人忽视了这个资源，才把目光集中在不那么重要的石油上。 以“国家主权至上”为借口替卡扎菲辩护，甚至不能得到卡扎菲本人的理解和支持。他的目标一向超越国家：他积极推动非洲联盟、阿拉伯联盟，以图实现地区统一；他催促利比亚与埃及合并，穆巴拉克只好推托。其实，在伊斯兰教的价值体系中，国家的地位并不崇高。伊斯兰教的阿拉伯联盟比其他地区联盟更能够坚定地制裁一个成员国。卡扎菲屠杀平民之后，3月12日，阿盟敦请安理会采取行动，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然后安理会在17日做出相应决议。 他们的传统 人权和主权都是西方发明的概念。最早系统论述主权的是法国人让·博丹(1529-1596)。他说：“主权是共同体所有的、绝对的、永久的权力。”主权也不可分割，只属于国王。博丹意在建立绝对君主专制。但他不是国王的走卒，他给予国王绝对权力，也要求国王更严格地遵守神法和自然法。他反对国王未经公民最大程度的同意就征税，为此牺牲了他很好的个人前途。 在博丹时代，欧洲政治地图多变，法国正处在艰难的上升期。宗教改革造成教会的分裂，给国王的世俗权力带来更多机会。但宗教分裂也在撕裂法国，这是博丹主权论的时代背景。1648年，30年战争 (天主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宗教战争)结束，各方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法国取得了优势地位。民族国家体系在欧洲的建立也以这个合约为标志，今天的世界仍然属于这个体系。 在法国，主权持续加强。路易十四是一个成功的君主，法国达到了顶峰，军事强大，文化繁荣。但在他的最后几年，法国也耗尽了国力，民生凋敝。路易十四加强中央集权，宣称 “朕即国家”，这给他的后代埋下了毁灭的种子。十四的继承人是路易十五。十五的情妇对他说过一句名言：“在我之后，哪管洪水滔天。”在十五的继承人路易十六时期，滔天洪水果然来了。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路易十六以叛国罪受审，于1793年初被送上断头台。三任君主盛极而衰，中国人应该熟悉这种历史周期，即使博丹的主权论有过成功，这时也走到了尽头。 主权是一个概念。概念是人造物，不一定必与事实相符，尤其在政治上。总有人以“国家”和“人民”、“主权”的名义做坏事。斯宾诺莎说，狗的概念不会吠。但如果被滥用，“国家”、“主权”的概念却会杀人。在法国之后，更多国家走上了绝对权力的道路。黑格尔在国家找到了他的“绝对精神”；列宁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在这种国家，“国家”有浓重的暴力色彩。在20世纪，“形而上学的国家”和“暴力压迫国家”先后都失败了。主权仍然常常被与国家权力相混淆，特别是在专制国家。这种混淆可以把主权再次变成专制者的个人权力。我们当然要坚决维护主权，但须在人权的范围内。 还有一个传统，从社会契约论到分权制，也不否认主权。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是为这个传统做出巨大贡献的哲学家。他们厘清了权力的来源，指出主权来自公民的授权，并推荐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以这个模式建立的国家较为稳定、繁荣，更多国家在采用这个模式。 国家和主权只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而这个时代正在离去。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必须让渡部分主权，才有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在中国广为人知，现在又加上国际刑事法院。联合国授予战争的合法性，世贸组织对国家间贸易纠纷做出裁决，国际刑事法院审判战争罪，嫌疑犯正是 “君主”——这些原是主权的范围。用主权绑架人权已经在当今社会行不通了。 由于主权概念的模糊，在二战前，国际关系学的创立者之一爱德华·卡尔已经预言主权的消亡。不过，在涉及边界、法律适用等方面，主权仍然有用。但人权可以覆盖很大一部分主权。 人权与主权哪个更大的争执，实际上是“人”(或“民”)与“主”谁更大的竞争。在民主制中，人民最大，而且“民”与“主”不再对立，至少不那么尖锐对立，减少了不稳定因素。 现在看来，主权是公民(人民)让渡给统治者的，其目的是为了共同体(国家)的建立和运转，以平等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统治者不是高高在上的神，因此主权不可能高于人权。其实，主权是暂时让渡的部分人权——有些人权不可让渡。当主权侵犯人权的时候，它等于自噬其身，这时主权已失去合法性，而这个国家只剩下需要恢复的人权，然后才可能重新建立主权。让渡必须时常更新，绝不是永久的、不可逆转的。不然，必定导致奴役、暴政和蒙昧。 在这个意义上，利比亚民主革命让主权恢复其应有面目。支持抗争者就是维护利比亚的主权。 所以，中国在联合国投下赞成票，支持把卡扎菲送上国际刑事法院，对中国而言是一个重大的标志性事件。 所有国家都将从主权的淡化中获利，用部分主权换取一个更加融合、繁荣的世界，即中国歌唱的 “同一个世界”。欧洲各国已经先行一步，组成区域化的欧盟。区域化是向真正全球化(不是美国的全球化)的必要过渡。不可否认，在开始的时候，区域化和全球化的过程对大国更有利，而对小国专制者(如卡扎菲)不利。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正在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我们的传统 儒家一向“以天下为己任”。到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执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列主义，对“普世”的态度更接近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前些日子，在天安[4.79 0.00%]门广场东侧竖起了孔子像。但崇儒者没有把孔子像立在尊崇的位置上。反儒者则反对大树特树儒家思想，他们指责儒家们企图把奴隶变成奴才。在儒家是否有意驯化奴隶的问题上，崇儒者似乎是闪烁其词的。 儒家传统起源于周初，其理想可以上溯到尧舜。《尚书·尧典》规定了统治者的责任：“以亲九族……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卡扎菲有“协和万邦”之志，却不能在国内“亲九族”，甚至他自己的部族也有不少人起来反对他。世界各国都需要彼此协和的共同价值。那些没有放弃“协和万邦”目标的国家，对镇压和平抗议者的卡扎菲发起了攻击。《尚书·皋陶谟》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上天的视听来自我们百姓的视听，即百姓之所闻所见就是上天之所闻所见，百姓在替上天监督人间统治者。这大致属于西方政治哲学中的“自然权利”。毫无疑问，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这些夏朝之前的言论，还保留着原始民主的痕迹。 孔子没有选票，但他是有选择的。他周游列国不是为了寻求富贵和权力，而是要履行恢复周礼的责任，实行仁政。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正义比富贵更重要。他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在无道国家获得富贵是可耻的。他还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孔子不进入危险的国家，只在天下有道的时候才出来做官。用今天的话说，孔子“用脚投票 ”。可是孔子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孔子在55-68岁之间周游列国，68岁时返回鲁国。他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他活了73 岁。只有在放弃仕途追求的晚年短暂时光里，孔子才获得了心的自由。 孟子也用脚投票。他周游到魏国，与魏惠王多次交谈，魏惠王的儿子即位后，孟子“望之不似人君”，话又不投机，很快就离开了魏国。在以民为本的政治方面，孟子比孔子走得更远。孟子把人民放在第一位，然后是国家、君主。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三者由重而轻。按照这个顺序，显然是人权大于主权，而主权的合法性来自百姓的支持，只有暴君才可能颠倒这个顺序。孟子接着说，如果国君危害国家，那么就改立国君。 孟子认为，诛杀独裁者是正义行为。齐宣王问孟子：臣下诛杀君主，可以吗？孟子回答说：戕害仁义的国君是独裁者(一夫)。他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孟子只听说诛独裁者纣这件事，没听说过弑君。不审判而诛一夫的言论是不符合今天的法制精神的，但与近两千年之后的博丹相比，孟子还是要进步很多。而安理会是要把卡扎菲送上国际刑事法院的。 孟子赞同对别国的暴君使用武力。《孟子》记载了他的三次谈话，其中都提到商汤征伐，而那些没有遭受讨伐地方的人们都在抱怨被忽视了。孟子评论说：“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梁惠王》下)——诛杀暴君，抚慰百姓，如同降下及时雨。百姓非常高兴。他说：“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征伐是为了把百姓从水火之中拯救出来，只是杀掉残暴的君主罢了(《滕文公》下)。他又说：“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征”的意思是“正”，如果每个统治者都能端正自己，怎么会有战争呢？(《尽心》下) 孟子绝不会把动荡和战争的责任推给百姓，百姓有抗争的权利。统治者的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但在专制国家，统治者拥有无限权力，责任反而消失了，而百姓抗争的代价却非常高。孟子期待天下的安定与统一，他也知道，只有消除独裁暴君(一夫)，才能实现大同的梦想。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确应该给孔子和孟子立像，并在基座上刻下他们最鼓舞人心的言论。 © caonima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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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朱莉的立场假如有一天范冰冰宣布，如果中国不取消城乡户口，她就不结婚，你会怎么想？ 你也许会想，范冰冰？城乡户口？这是哪跟哪呀。朱莉的立场 前一段，美国性感影星安吉里娜－朱莉和她的男朋友布拉得－皮特宣布，如果美国法律不允许同性恋结婚，他们就不结婚，以此抗议美国法律对同性恋的歧视。事实上，他们不是第一对做出这个决定的明星情侣。另一对好莱坞明星情侣莎莉－塞隆和男友，早在2004年就做出了同样的声明。 当然人们会说：本来就不想结婚吧？只不过是打着同性恋权益的旗号而已。 可是，既然这个旗号本来就可打可不打，他们为什么要打呢？要知道，美国的主流社会是反对同性恋结婚的，打出这个旗号，对他们作为演员的票房，很可能是弊大于利。 有些在中国显得很奇怪的事情，在另一些地方却会显得平常。这些事情里面的一项，就是公民的政治意识。 这里说的政治意识，不仅仅是在饭桌前或者出租车上发发牢骚，而是在这个体制面前，为了真正影响它、改变它而做出积极的努力。也不仅仅是为了扫“自家的门前雪”，而且也是为了管“他人的瓦上霜”。 安吉里娜－朱莉本来也可以象范冰冰们那样，演演电影，做做广告，丧心病狂地出写真集。实在闲得无聊了，还可以开始写博客，把自己生活中的鸡毛蒜皮给兜出来，满足广大影迷的窥视欲。但是，她竟然闯到政治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 朱莉的立场 事实上，安吉里娜－朱莉在公共领域的行动，不止于为同性恋呼吁。她从柬埔寨和埃塞俄比亚领养了两个孤儿，以此唤起人们对穷国孤儿的关注。作为联合国难民委员会的亲善大使，她已经出访过15个不同战地的难民营，并且有时在难民营一住就是数月。她已经捐了数百万美元给各种慈善事业，并且宣布要捐出自己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 作为一个公共领域的活动家，安吉里娜-朱莉在演艺界并不另类。 近年来，好莱坞的“政治活动家”可以说是“长势喜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好莱坞就像大学一样，政治活动家以偏左为主流。如果让我列好莱坞民主党倾向的演员名单，我可以列得象长安街那么长（蒂姆－罗宾斯；乔治－克鲁尼；巴巴拉－史翠姗；朱莉亚－罗伯茨；达斯丁－霍夫曼；肖恩－潘；理查德－基尔；凯文－史贝西；约翰－库赛克；爱德－哈里斯；罗伯特－莱德福德；伍迪－哈里尔森……）。而如果让我列好莱坞的共和党倾向的名单，我只能列得象长安街那么宽（梅尔－吉布森；施瓦辛格，还有谁？）。 最引人注目的的左派好莱坞政治活动家，非蒂姆－罗宾斯及苏姗－萨兰登这两口子莫属了。基本上，近年来几乎所有大型反战示威的地方，都有他们婆婆妈妈的身影。最近，著名帅哥乔治－克鲁尼，在政治积极性方面，很有点后来居上的意思，他去年参演了两部政治意味极强的电影：“辛瑞那”和“晚安好运”。前一部是批判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后一部反映麦卡锡时代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害。 伊战开始以后，好莱坞成了反战、反布什的大本营之一。众明星们对他们的总统，很有点当年中国群众斗“走资派”的架势：彻底打倒，无情纠斗，再踏上一万只脚。这一点，可以从明星们“反布什言论”节选中看出： 杰西卡－兰格： 我鄙视他。
当然，也有很多明星，回避最敏感的政治话题，选择在更温和的环保、慈善等公共领域行动。慈善领域舵手级别的明星，是U2的主唱Bono。他积极参与了“让贫困成为历史”的运动，旨在促进发达国家政府援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2005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欧普拉，美国著名的女主持人，去年给慈善事业捐助了5000多万美元。
当一个人做出善行的时候，我们管她叫“好人”。而当一大群人做出善行的时候，我们管它叫“文化”。 无论是政治还是慈善，一个公民关心公共事务，用我们中国的老话说，无非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惜，这么好的传统，竟然被美国鬼子给偷了去。这个传统在我们国家，反倒成了异类。假如范冰冰宣布，如果中国不取消户口，她就不结婚，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拍手叫好，又有很多人会跳出来说：有毛病吧？多管闲事吧？爱出风头吧？ 我们已经习惯于沉溺于私人生活，遗忘公共领域。我们习惯于说：我不关心政治。 但是政治哲学家柏克当年说，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 朱莉的立场 据说，安吉里娜－朱莉从埃塞俄比亚领养了女儿扎哈拉之后，埃塞俄比亚儿童被领养的数量，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两倍是什么概念，不太清楚。几百人？几千人？但是可以肯定，成百上千的人，本来上不了学的，现在可以受到教育。本来也许要夭折的，现在可以长大成人。本来只能趴在孤儿院的角落里寂寞地眺望窗外的，现在有爸爸、妈妈可以等。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些“有毛病的”、“多管闲事的”、“爱出风头”的人。 要翻墙？(发邮件到Gmail):caonimaxingdongATgmail.com © admin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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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知识分子的鸦片》：雷蒙·阿隆和观念的力量2011年03月28日 10:03
本文摘自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网站 作者：罗杰·金巴尔 刘伟译 原题为：雷蒙·阿隆和观念的力量——评《知识分子的鸦片》 是我们在良善和邪恶之间的选择，而非我们对良善和邪恶的意见，决定了我们的品格。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 专制制度经常是以追求自由的名义而建立起来的，这种经验警示我们：判断一个政党，不能仅凭这个政党宣称的原则，更多还应看其所作所为。 ——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 在苏联，人们拥有全面的批评的自由。 ——萨特1954年访问苏俄后的讲话 桑塔耶纳说过一句让人警醒的话：“那些忘记了过去的人，将注定重蹈覆辙。”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人类行动的世界，同样适用于观念世界，因此重读一本书和初读一本书同样重要。时间的流逝会让敏锐的卓见失去其冲击力，不再被今人所注意。昨天的警告今天已经被我们遗忘，除非那些非常事件再现，我们是不会吸取历史的教训的。这是人性之常态，人性的错失和面临的诱惑并没有改变，但周边环境是一直在变化着的，为紧握真理起见，真理需要经常重述。重读一本杰作则是此种重述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它可以让我们与前贤曾经认知到而如今已半被我们遗忘的真理再次接触，让我们重归已被错置的信念，使那些被遮蔽的洞见重新焕发生命力。重读杰作提醒我们，重新发现过去的真理是至关重要的，就如同故友重逢更能加深友谊。 阻碍人们重读杰作的原因也很多。人们的懈惰当然是其中之一，或者就仅仅是因为忙碌—一种我们这个提倡进步的现代特有的病症。还有一个如何获得这些杰作的问题：很多杰作就因为不再再版而几乎退出我们的视界。有人会争辩说我们有图书馆收藏，但我们知道，仅仅于图书馆才能获致的书的影响力在今日的文化讨论中已日渐式微。这让我想起了一本杰作，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 对阿隆的这本书，我估计几乎每一个本书评的读者多少都知道一点，很多还应该读过或至少浏览过。该书于1955年在法国出版，当时正值冷战的顶点，这个题目－“知识分子的鸦片”—于是显得很有些耸人听闻。该书在美国也反响热烈，英译本于1957年出版。历史学家克莱恩·布林顿在《纽约时报》上对该书的评论代表了当时很多人的看法，一本“对今日西方世界的现场直播”。阿隆论述的主题是知识分子的着魔，一种由于坚持特定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智识上和道德上的精神混乱。他想探求是什么原因让一些知识分子“对民主的陷落毫无同情，却容忍以唯一正确的原则的名义所犯下的最残暴的罪行？”《知识分子的鸦片》这个书名是对马克思那个轻蔑的断言“宗教只是人民的鸦片”针锋相对的回应，阿隆引用了西蒙娜·薇依的一句机巧的话作为箴言：“对人民来说，马克思主义无可置疑地是一种宗教，人民会以最低的理智来看待这种宗教教义。”幸运地是薇依这句话事实上只部分正确。马克思主义及类似思想体系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人民的麻醉剂。但它们确实已成为一部分执迷不悟的人的一种鸦片－这部分人就是所谓“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鸦片》是20世纪写出过的最有开创性的书之一，是对研究知识分子的“虚妄”这一主题最有价值的贡献之一，本主题的相关文献稀少，重要性也被低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该书已很多年没有再版了。最近“交易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新版本，这一举措值得欢迎，尤其是新版还有政治哲学家哈维·曼斯菲尔德所写的导言和附录的文章“狂热，审慎和信仰”，这篇文章是阿隆于1956年对他的批评者的回击。正如曼斯菲尔德教授所指出的，《知识分子的鸦片》是冷战时期的“首要文献”，冷战时期的对抗同时运用武器和言辞，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该书“仅关于过去”。阿隆所分析过的现象的各种变形依然存在在我们中间，即使其代表人物已经换人了。所以说这本《知识分子的鸦片》值得我们一读再读。 阿隆于1983年逝世，当时他已年近8旬，如今这位20世纪智性生活中的巨人已半被遗忘。集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新闻工作者于一身，他是一种最稀有的理想主义的重要代言人，一种追求“常识”的理想主义。阿伦·布鲁姆在阿隆逝世后不久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称赞他“在长达50年，对我们可能有的各种政治选择始终有正确的识见。他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问题上都是正确的，他相信我们西方的政制，尽管还有各种缺陷，是人类社会迄今的最佳政制，也是人类唯一的希望”, “他是那类对民主制度不可或缺却又几乎难以在这种制度下立足的人；他明智而博学，同时又努力对公众进行政治教育”。 在阿隆的事业生涯中，在索邦大学，在高等实验研究学院，在法兰西学院都曾拥有许多地位显赫的学术职位，他写过40多本书，主题从历史学，战争研究到法国的文化和政治前景等，但他决不仅仅是一个学院派。他还是个永不疲倦的政治评论家，为《费加罗报》撰写政治评论达30年之久，在生命晚期则是为《快报》撰稿。（在二战期间，他还曾为《自由法国》写稿。） 尽管在生命晚期，阿隆声誉日隆，但他似乎从未享有过梅洛－庞蒂和自己的巴黎高师同学萨特所拥有过的那种眩目的声名。这部分是因为他那种绝不自夸的智性风格，也因为他没有对声名的虚荣，换句话说，他看重“真理”而不是“虚名”。从许多方面看，无论就学识的深度和广度而言，阿隆都是他同代人中的佼佼者。他在顶尖的学术机构中地位尊贵，其学术地位从这件事也可见一斑：萨特曾以谦卑的态度送给他一本《存在与虚无》，自称该书只是为阿隆早期关于历史哲学的著作所作的“本体论导论”。 从50年代到70年代，阿隆一直被激进的左翼分子，其中包括他以前的朋友梅洛－庞蒂和萨特及他们那些忠实的门徒，所诽谤咒骂。1963年，苏珊·桑塔格攻击他的一段话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例子，她诽谤阿隆为“一个被德国哲学搞得癫狂后才以所谓“地中海德性”的名义，转宗盎格鲁－撒克逊经验主义和常识的人”。而事实上却是，很难再有人象阿隆那样既精通德国哲学，却一点也没沾上这种哲学的“癫狂性”。他那冷静而敏锐的智力，使他既能出于知识上的好奇心研读黑格尔，又能对研究对象的荒谬有足够的免疫力。 阿隆被左翼分子所憎恨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右翼分子的党羽。相反地，他一直自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是个有左派思想的人，当然他所指的左派思想是指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高级阶段的自由主义（布鲁姆把他论阿隆的文章题为《最后的自由主义者》即源于此）。阿隆对左翼的批评并非出于情感的谩骂，而只是他的自由主义观点的理智延伸。正如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对这位老友深情的回忆中指出的那样，阿隆在年轻时曾是公开的社会主义者，然后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的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是共产主义）最坚定，最严厉和最博学的批判者”。（希尔斯和阿隆一样，是极少数几个为自己研究的学问增添了荣耀的社会学家之一。） 需要再一次指出，阿隆的这种转变并不仅意味着对年轻时的理想的简单批判，而是基于一种对理想的成熟的认知，那就是任何理想只有在不摧毁其致力于提升的目标就能实现的条件下才值得珍视。明白了这一点，有助于理解希尔斯为何称阿隆“既致力于追求启蒙运动的理想，但又有所保留”了。启蒙运动理想表现为一种基于理性力量的信仰，阿隆之所以对之有所保留是因为认识到人类的理性毕竟是有限的。如果就启蒙运动信奉世俗主义，人道主义，理性对迷信的胜利这些观念而言，可以称阿隆是启蒙运动理想忠诚的儿子的话，在很大程度也可以称他为很多启蒙运动思想家所着力批判的那个旧式传统社会的忠诚的“孙子”。当启蒙思想批判每一种信仰，只承认自身这种基于理性力量的信仰，就趋于成为一种浅薄的思想。 阿隆批评启蒙运动理想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宽容这种理想的反对派的倾向，实质是背离了理想本身的原则，他对此写道，“一个无神论者也应该捍卫宣讲宗教的自由，因为这其实也是在捍卫自己的思想自由”。阿隆具有这种宽容精神，是因为认识到现实是错综复杂的，人的知识是有限的，相对于思想人的行动才是最根本的。希尔斯说，阿隆“很早就认识到发布崇高的宣言和进行道德谴责都是虚妄和徒劳的，这么做要么是出于强求尽善尽美，要么就是欲以尽善尽美的标准来裁定现实的境况”。阿隆自己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也曾指出，“任何人类的已知政制如果和一种对自由和平等的抽象理想联系起来，都是该受指责的。” 阿隆事业的主旨是“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意识不是萨特一贯主张的那种痛苦的先验的或者说本体论意义上的“自为的存在的责任意识”，总是背负着无根的自由的重压，而是一种平凡但却不可缺少的被称为“审慎”的那种德性的具体体现。阿隆认识到，对人类来说，最佳的行动路线往往是探求不到的，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智慧就体现为一种能选择现对较好的行动路线的能力。他强调指出：“永远不要急于下定论，也不要以绝对真理已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姿态来判定自己的论敌。” 有必要注意到阿隆最喜欢用“平凡无奇”之类的词语来表示赞扬，而当他用“诗意”之类的词语时则往往语含贬义。在他1983年出版的《回忆录》中，阿隆说他写《知识分子的鸦片》，其目的就在于努力“让意识形态的诗歌下降到平凡的现实”。被阿隆称为“革命的神话”（还有象“左翼的神话”和“无产阶级的神话”）的意识形态之所以如此诱人，就是因为它们具有一种“诗意”的魅力，它们激起了这样一种幻象，“一切都是可能的”，于是一切－包括历世的制度，社会的机构，甚至人性本身，都可以以暴烈的革命行动的手段而彻底改变。当“革命的神话”与所谓“历史必然性”－一个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荒谬的观念－的教条相结合，这个神话必然成为极权主义僭政的辩护词。当苏俄对富农的无情清算是以马克思主义辨证法阐明的一种必要性的面目出现时，难道就合理合法了吗？与化学的机理相同，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鸦片最初的效应是激起巨大的快感，其后它的麻醉效应才彰显出来。 与革命论者不同，改良主义者认识到社会具有很强的抗拒变迁的倾向这一现实，认识到真实的人性不是整齐划一的，因此认为真实的社会进步都是以不可预知的，零敲碎打的方式来实现的，因而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阿隆注意到，“改良主义者是平凡务实的，革命论者则是诗意幻想的”，相应地，改良主义者是扎根现实的，革命论者则是空想的。 在其《回忆录》中，阿隆承认“我的确认为尘世的社会组织，其运转过程到最后都是相当平凡无奇的”（让人想起白芝浩所观察到的事实，“文明的本质就是钝滞，一种旨在破灭种种热烈激情的精心发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的主题就是“人的美好生活”，那是什么构成了“美好生活”呢？阿隆机敏地提醒我们注意，一种政治主张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越是不着边际的夸大其词，往往越是最怀有恶意的：他们先是许诺一切；随后给民众带来悲惨和穷困。因此阿隆拒斥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西方传统的乌托邦思想畸变之后的产物，它继承了传统的乌托邦思想那种征服自然的雄心和提高众多微贱者的地位的政治主张，不同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主张为实现乌托邦，必须牺牲那些一直以来就是推动人类不停进步的核心原则——探索的自由，异见的自由，批评的自由和投票权。” 和一个全面自由和永远消灭了一切形式的不平等的无阶级社会的远景比起来，这些自由似乎是平凡无奇的，但那种对所谓“无阶级社会”的空想，在阿隆看来，“只能将其视为儿童图画书中的插图”。 虽说阿隆对一切”诗意幻想”都持怀疑态度，而要求人类行为始终能冷静明智，无可否认，这种看法本身也具有“幻想”的一面。也许有人会说，阿隆是呼唤 “平凡务实”的“幻想家”。换句话说，他是坚持平凡务实的运则而反对虚幻理想的蒙骗的斗士。虚幻理想的远景，所谓整体的全面的解放，之所以能很容易蒙骗缺乏清明理性者的思想，就是因为“解放这个词本身含了一种对未知、未来和绝对的诗意幻想。”但是这种对“绝对”的诗意幻想本质上是反人性的。阿隆冷峻地观察到，在真实的世界里，所谓解放的理想造就的只是“全权国家”。 对阿隆来说，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关键“不在于激进的选择，而在于难以明言的妥协”。他的立论总是以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为基础，而不是以对人的想象出发，“即使有被指责为犬儒主义的危险，我仍然拒绝相信有任何社会秩序能只依靠公民的德性和无私而建立起来。”遵循亚当斯密和其他古典自由主义者的思路，阿隆相信有一种机制可以让个体的缺陷成为补救社会的缺陷的手段。和马克思主义不同，古典自由主义者将人看作“基本上是不完美的，这些不完美的个体会结成社会并遵从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公益”可能是无数个体行动的结果，但决不是个体刻意选择的目标。在最低限度上，他会赞成一种悲观主义的看法，将政治视为一种创造约束条件的艺术，使得人们的私恶能够为国家的公益做出贡献。“ 阿隆乐于承认，古典自由主义这种平凡而低调的思想模式在外观上的确缺乏乌托邦的宏伟： “如果人性没有因为“始祖的堕落”（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而被染污的话，个体将不会考虑自身利益，在不需要任何回报和补偿的情况下，都会为他人的利益倾其所有，那么竟然会存在创业者之间的自由竞争，以及买方和卖方之间的竞争，无疑是不可思议的。“ 但这种对人性未被染污的假设实质上只是一种无望实现的“救赎应许”。阿隆提醒我们要注意两点，其一是因为“始祖的堕落”，人性就再不可能是未被染污的了；其二，“始祖的堕落”尽管被正统基督教里职责就是“绝对谴责”的先知们视为灾祸，实际上却是“幸运的堕落”——人性的真实景况。乌托邦主义者往往对作为整体的“人类”持乐观看法，却对具体的男人女人们持悲观看法。以卢梭为例，他曾悲哀地写道，“我相信我了解“人类”，但却不能了解“人们”。相反地，反乌托邦主义者对“人类”整体持一种悲观的或至少是清醒的看法，而对具体的个人，这种宽容和慈悲的悲观主义者倒是持乐观看法了。 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的前言里，阿隆强调他的辩驳不仅仅是针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之外，更是针对那些“共产教义的鼓吹者”。这些身处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香客”，却总认为西方世界总是错误的，认为人们可以“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良善的化身，代表理性，因而属于未来；一类是邪恶的化身，代表迷信，因而属于过去”。 当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必然性”的教条已根除了根据看起来琐屑但却真实的现实情况修正自身理论的可能性时，马克思主义就成为知识分子的鸦片。当梅洛－庞蒂断然告诉我们，在现代世界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所谓“真正的主体间性”唯一的形式，当他写到，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某种特定的历史哲学，而是唯一正确的历史哲学，拒绝接受这种历史哲学就是毁灭关于历史的理性”时，理智的辩驳已经不能让他放弃这种愚妄的态度了，此时他所需要的是智性方面的解毒，而非辩驳了。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萨特身上，他为从苏联到古巴的极权统治而欢呼，而对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则表现出严厉的憎恨（萨特曾呓语般地叫嚣，“美国是只疯狗”，它是“新法西斯主义的摇篮”）。阿隆评论道，萨特之所以“不赞成平凡的社会改良，而成为口头上的激进革命论者，只是出于一种伦理激进主义，加上对社会结构的无知，以及对资产阶级情绪上的憎恨。” 《知识分子的鸦片》除了要让知识分子们回归平凡务实的正道，也希望能让他们免于在智识方面的昏乱不清，正是这种昏乱不清造就了许多智识上的“怪胎”。举例来说，尼采和马克思的哲学体系原本是直接对立的：尼采赞美孤傲的天才，主张建立由“超人”主宰的贵族政制；马克思则赞美群众，主张建立一个旨在实现“无阶级社会”的政治制度。任何理智清明的人都可以看出其中根本的差别，但某些自称受尼采和马克思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却根本无视这些差别，阿隆已经注意到，马克思和尼采（以及黑格尔和弗洛伊德）的思想传人往往以各种形式互相引为同道。萨特的“存在主义”，德里达和福科的“虚无主义”，都展现出一种相同的智性上的“无所节制”。他们的学说虽然各有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敌视既存的秩序—阿隆把他们这种精神状态称为“知识分子的职业病”。 乔治·奥威尔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某些观念是如此荒谬，以至于只有某个知识分子会相信这些观念。《知识分子的鸦片》为解释奥威尔所贬损的那种现象，知识分子更易被观念蒙骗，提供了指南，阿隆分析了这种现象的原因，它的恶果，描绘了它的路线图，并指明了可能的逃离的出口。 对《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的指责也很多。阿隆在“狂热，审慎和信仰”一文就注意到了某些读者对《知识分子的鸦片》的一种批评，认为该书“是消极的，书中充满大量的辩驳，却没有提供任何建设性的意见。”该书还经常被指责为为“怀疑主义”唱赞歌，持这种论调的人总是引用全书结尾处的半句话作为例证，“让我们为怀疑主义者的降临而祈祷吧”。阿隆批驳说，实际上，摘引这半句话作为批评论据的人只是断章取义，歪曲和误解了他的本意。阿隆完整的结语是这样的： “一个人不再期望通过革命或经济计划实现社会奇迹般的转变，他这种正当的行为不是没有理由可讲的。只是因为他热爱活生生的个体，自愿参与充满活力的社群，并尊重真理，他才拒绝屈从于人性的抽象理想，一个残暴的专制政党和荒谬的经院哲学，保持了精神的独立。他不再相信任何乌托邦，质疑所有预言大灾难和许诺救赎的先知。如果他们能够彻底离弃狂热，那就让我们为怀疑主义者的降临而祈祷吧。” 可以看出，在这段话中，阿隆主要批驳的对象是“狂热”。但他也认识到，人们的狂热退去之后，往往会变得冷漠，而冷漠和狂热一样，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不健康状态。精神上的虚无主义才是最终的敌人，狂热和冷漠都根源于虚无主义。阿隆认为，怀疑主义是有益还是有害，取决于人们在某一时刻更害怕哪种状态：狂热还是冷漠。现实生活中，正确引导我们思考和行动方向的是“审慎”这种实用的智慧，“审慎”是这个俗世的“神”（阿隆引用伯客的话）。换句话说，对阿隆来说，怀疑主义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他写道： “怀疑主义也许能让人停止吸食那些思想鸦片，这当然绝对必要，但也不能治愈思想的中毒。只有当思想中毒的人能够有所信仰，这种信仰不是建立在幻象的基础上，他的精神才算健康了。“ 还有必要注意阿隆提倡的怀疑主义并不是一种全然消极的态度。正如T.S.艾略特在《关于文化的定义的笔记》中所指出的那样，怀疑主义并不一定就必然是破坏性的，恰恰相反，怀疑主义首先是一种仔细审查论据的习惯，一种不急于做决定的能力。怀疑主义是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当然如果它堕落为皮浪主义（皮浪是古希腊的不可知论者），也会导致文明的灭亡。怀疑主义是强健的，皮浪主义则是虚弱的：因为我们不仅需要不急于做决定的审慎，更需要慎思之后做出一种决定的能力。阿隆可能会同意艾略特的这些看法。他也许还会提醒那些指责他缺乏“建设性”的批评家，不要忽略了这个事实：单单传达平实的真理，就已经具有很积极的作用。黑格尔当然是个杰出的“建设性”思想家，但同时也很大程度地误导了后人。那种对“建设性纲领”，对“积极结果”等的强求往往变成对幻象和蛊惑的呼唤。阿隆则满足于探究平凡无奇的现实。 阿隆毫不留情地批判某些知识分子心智上的“中毒“，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反智主义者，蔑视观念的重要性。这当然不仅仅因为他本身就是个知识分子，更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观念，不论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具有巨大的力量。他写道：“知识分子总是为无力改变事件的进程而感到痛苦，其实他们低估了自己的影响力。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政治家总是学者和作家的信徒。”欧文·克里斯托在一篇于1973年写成，题为《论资本主义和民主观念》的论文中，将阿隆的这个观点进一步发扬光大： “两个世纪以来，许多掌管美国社会事务的大人物根本不相信观念的重要性，一直到某一天，当他们的子辈的思想被某些特定的观念所占据，开始向他们的权威造反或是弃离家族所在的社会团体时，他们才猛然感到震惊。事实上观念是极端重要的，在任何一个社会里，表面上稳固，也有很多人参与其中的公共机构，无论是经济性质的，政治性质的还是宗教性质的，总是依靠组成这些机构的人们头脑中的观念才发展起来的。观念的杠杆效应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智性气候的某些不起眼的转变，这一过程可能是缓慢的却又是无情的，将使我们熟悉的制度和机构扭曲为某种未能预料到的怪异形式。” 阿隆写《知识分子的鸦片》，部分目的就是警醒我们注意“观念是极端重要的”这一冷峻的真理。但令人悲哀的是，在这本书出版后的近50年里，我们西方社会里的许多重要人物继续忽视观念的重要性，没有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观念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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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宣传部长为日本大地震赋诗《我的痛在日本》——中新网我的痛在日本 吉狄马加 我的心被刺穿在这个季节 刺穿在那个黑暗的时辰 那是致命的一击 仿佛万箭穿心，而这个目标 就是我们的地球 虽然我没有听见子弹的呼啸 但地球的呻吟和哭泣 却从那地底的深处，一直抵达 我们的心房 我的痛在北纬38.1度，东经142.6度 那是地球的伤口 那是被看不见的子弹 击中的地方 我的痛在大海的彼岸 尽管这自由的元素 曾激起万顷蓝色的波浪 它也无法抚平，在这个时刻 我作为人的悲伤 我的痛在日本，在那樱花的国度 当命运残酷的打击 降临在无数个普通的家庭 我曾点燃一支蜡烛 为那些死去的生灵，以及仍置身于 苦难中的人们祈祷 我的痛在《源氏物语》的故乡 在这个地球村和核原子的时代 人类今天面临的灾难 都不仅仅是个体生命的不幸 我为生命所遭遇的蹂躏而叹息 无论这样的灾难它发生在哪里 在这个星球，我曾这样想 作为个体生命的存在 人又是何等的渺小 就像荒野中的一根草茎 当暴风雨袭来的时候 它又要经历多少生与死的考验 然而对生命的热爱和尊重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都将是人类崇高的理想 我的痛，没有颜色，没有国界 就如同我的眼泪 像大海的浪花一样清澈 我的痛，是黑种人的痛 更是白种人的痛 我的痛，像空气那样普通而平常 我的痛，没有什么特别 那是因为作为人，我们都是同类 吉狄马加简历： 吉狄马加，男，1961年06月生，彝族，四川凉山人，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2年8月参加工作。198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要翻墙？(发邮件到Gmail):CDTcaonimaATgmail.com © admin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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