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伟的一个交流
He, Gang
中国网12月30日讯 今天下午中国社科院小报告厅举办“城市与环境高峰论坛”，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更名为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并举行建所揭牌仪式。
论坛上，国家发改委气候变化司司长，中国政府气候变化首席谈判代表苏伟表示:
哥本哈根会议上，全世界的人对于气候变化都有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虽然这个会议本身成果有多大说不上，但是我觉得最大的成绩就是对于全世界人进行了一场气候变化问题认识知识的普及、认识程度的提高。短短的两个礼拜的会，由于借助一些现代的传媒技术，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哥本哈根，对于哥本哈根谈判的每一步都是公开和透明，全世界都在参与这件事情。应该说这是一个好事，一个是对于气候变化问题，大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个问题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关系到中国的发展。同时，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或者是环境问题，实际上是和所有人切身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综合性问题。
就我们国家而言，对气候变化问题也是非常重视的。党中央和国务院，从人大到政协，方方面面的，还有社会各界，政府的部门、研究机构、企业、民间团体都在关注气候变化这个事情。从全球来看，中国国民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在世界上也是非常高的，这也表现了中华民族对于人类，对于世界那种负责任的精神和态度。
气候变化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发展的问题，气候变化问题从我本人的经历看，我工作之后没多久就基本上参与到气候变化这件事情上来。从1989—1988年，国际上开始讨论气候变化问题，当时主要是科学方面，更多的是有环保的问题，主要是和当时的国际格局变化有关系。冷战结束了，传统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当然局部的动乱还会有，但是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开始向比较实际的问题转，比如说经济领域、环保领域的问题，气候变化也是其中一个关注的问题。当时主要还是从环境、生态这个方面来考虑。
随着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认识和对这个问题更加深入的讨论，逐渐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成为一个经济的问题，成为经济竞争力的问题，成为一个发展空间的问题。到现在为止，我想胡主席在2005年的时候有一个判断，说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环境问题，也是一个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发展的问题。这也是对于气候变化问题本质的认识，我觉得这种认识还是比较客观的，反映了气候变化问题的本质。
从国际上看，在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一直到1997年通过了《京都议定书》，气候变化问题在国际上是往越来越实的方向发展。到2007年，巴厘岛通过了巴厘路线图，今年刚刚结束的哥本哈根会议落实了巴厘路线图，应该说这个形势非常的复杂，斗争非常的激烈。争论的焦点一个是涉及到历史责任问题，虽然公约已经明确规定了发达国家200年工业化过程当中大量排放温室气体，造成了现在气候变化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它所产生的影响不分有没有历史责任，所有的人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危害。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靠发达国家就能承担起的这样的责任，必须要经过国际合作，能够携手努力，共同应对，这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当时所确定的原则，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光说历史不行，因为发达国家在谈判当中还讲到未来和现在。目前来讲，发展中国家已经到了一个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的阶段，他们的排放，包括在全球排放总量的比重在不断升高。对于发展中国家在谈判当中的立场也带来一些问题，现在中国虽然没有公布具体的排放数字，但是实际上中国已经成为第一大的排放国，已经超过了美国，所以中国在国际谈判上的压力非常大。而且今后由于我们的国情所决定的，由于我们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在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国家在温室气体的排放还处在总量上增加，速度上也不会降下来，这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面临的压力会更大。我们和发达国家讲，你们要有历史责任，但是他们说未来的增量都是来自发展中国家，而中国的增量占到全球增量的接近70%，所以我们面临的压力也非常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谈判当中一是要强调公平的原则，要综合的考虑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排放。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相对还有优势。从人均来讲，我们已经超过世界人均的平均水平，所以这方面已经没有优势了。我们在谈判当中所要坚持的就是要综合考虑人均历史累计排放。我们社科院城市发展研究中心的潘教授帮我们出了一些很好的主意和理论，包括碳预算的概念，帮助我们在国际谈判当中坚持我们的主张，争取我们的利益，争取我们的发展空间，应当说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现在从谈判来看，现在争论的焦点问题实际上就是谁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历史责任他们是认的，但是具体到减排责任，根据《京都议定书》他们要承担绝对量化的减排，发展中国家也要采取一些行动，这是巴厘路线图的具体要求。现在他们对历史责任表面是承认的，但是具体落实到减排指标，一开始他们有点不认帐，他们虽然是《京都议定书》的缔约方，但是现在有一些反悔，认为随着发展中国家排放量的增加，要公平的解决这个问题，光靠他们是不够的。他们认为，《京都议定书》当中所涵盖的总量仅仅是35%左右，因为美国没有参加，他们就提出来，他们也不应当这样做。如果美国不参加有约束力的指标，如果欧洲或其他发达国家单独的承担，在经济上必然会造成不公平的竞争。他们提出要废止《京都议定书》，这也是最近国际谈判当中的焦点问题。
哥本哈根会议实际上外界看来很热闹，主要还是两大阵营围绕着谈判的核心问题进行着争论，实际上进展并不是很大。因为从我们这方面讲，如果说还有什么成果的话，就是确认了巴厘路线图所确立的双轨谈判的机制，在具体的发达国家的减排指标和提供资金方面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实际上在谈判当中，发达国家，包括欧盟、澳大利亚、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提出了一些指标，但是他们提出的指标离科学上的要求，离国际社会的期望差的很远。总体看，大约在相对于1990年，不包括美国的话，到2020年相对于1990年的水平减少16%—23%，距离IPCC科学上25%—40%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当然，美国承担所表达的目标是更低，就是到2020年的时候，相对于2005年减排17%。如果换算成1990年作为基年的话，仅仅是减排4%，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按照公约的要求，发达国家应该在2000年的时候回到1990年的水平，美国现在从2000年—2007年期间相对于1990年增长了16.8%。如果说他们按照在《京都议定书》下应该承担的减排指标的话，他们应该减排6%。现在奥巴马提出相对于1990年减排4%，假定他们参加《京都议定书》，实际上比这个议定书的要求还差2%，所以国际社会对他们并不是非常满意的。
还有一个关于资金的问题，这次克林顿到了哥本哈根以后，公然宣布美国还是承诺要筹集1000亿美元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听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实际上这1000亿并不是美国要出的，是要帮助、推动和筹集1000亿的资金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这就包括了其他发达国家出钱，也包括了发展中国家自己出的钱。他只是说要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达到1000亿。另外，这里面的概念他也做了一些手脚，他说1000亿并不仅仅是政府公共资金，实际上包含了私营资本，政府真正拿出来的钱是少之又少，这只是一个很大的馅饼。
在2020年的时候情况到底怎么样，谁也说不清楚。还有10年的时间，他们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在近期，他们说我们在三年拿出300亿，每年100亿，其实这里面也是虚的，他说的这些也不是政府真正拿出来的钱，即使拿出来，这个数字也不是非常多。我当时说平均到世界人均只有2美元，远远不够发展中国家所期望的，能够尽快来应对气候变化紧迫的资金的需求。这个钱里面美国人能出多少，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字，是不是公共资金，还是私人的投资，还有很多的问题。而且美国人很坏，附加了很多条件，以资金的问题作为诱饵，作为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他说我提供的这些钱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中国、印度这些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承担减排的义务，包括他们国内承担的减排指标，要有透明度，要接受国际的核查，否则这个钱不出。实际是它把这个球踢给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压力。一方面，发达国家给我们施加；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也在挑拨发展中国家对我们的不满，特别是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他们需要这些钱，发达国家把这个事情推给中国和印度，说因为他们不愿意减排，所以你们拿不到钱，应该找中国和印度。
大家关注气候变化哥本哈根会议的时候很可能注意到，在17、18日夜里的时候讨论哥本哈根协议到底怎么办的时候，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这个问题上表现的非常激烈，还是希望能够解决资金的问题，话里话外希望中国、印度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接受减排的行动，应该有透明度。这也是发达国家在这个谈判当中用的一招，非常主要的策略。
实际上，哥本哈根会议虽然没有结果，但是各方对哥本哈根会议还是作出了精心的准备，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事先都做了很多的准备。这次东道国也是欧盟国家—丹麦，他们受美国的影响比较大。从一开始会议的设计，在巴厘岛会议以后，他们就设计如何通过谈判的进程，逐步的改变他们在公约议定书下，对他们相对不利的游戏规则。他们用的最明显的一招就是他们自己利用东道国的身份，推出他们自己的反映发达国家立场主张的案文。在谈判当中，我们做了坚决的斗争，但是他们还有一招就是把领导人直接卷入到具体的谈判当中。对于领导人参加谈判，对于欧盟来说是很正常的，他们每周或者是每个月就可以到布鲁塞尔就一些文字当面的讨论和沟通。但是对于亚洲地区，包括中国、日本的领导人不会谈具体的问题。所以到最后的阶段，领导人都亲自到一个小屋子里面，就哥本哈根协议就具体的细节来进行协商。
我们很不愿意让领导人去，不是说领导人对领导不了解，主要是我们觉得这种具体文字，具体的条款问题应该是由工作层，顶多是部长级来磋商就够了。因为我们的领导人对细节问题不见得能够了解的那么深，因为有好多比这个细节更重要的问题需要他们做决策和指导。对于细节问题，一到领导人层面就很难表态。所以关于哥本哈根磋商的过程，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难受，也有很大压力。
但是这次温总理处理的非常好，6个多小时飞到哥本哈根，举行了多场的双边会见，参加了多边磋商和会议，对于最终哥本哈根会议取得积极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起到了重要的贡献为。媒体对温总理参加会议所发挥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都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哥本哈根会议只是气候变化谈判进程当中的一个阶段。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也明确了公约议定书下的工作组要进行谈判，2010年在墨西哥会议上要达成最终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哥本哈根会议所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是凝聚了各方政治意愿，对于下一步的谈判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这本身并不是最终的有约束力的结果，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共识，特别是在长期目标，在减排行动的透明度，在资金问题上有一些进展，但是进展并不是很大，各方对这个问题的评论也不太一样。（柴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