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玲:我的犬儒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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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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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26, 2013, 10:33:52 PM7/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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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还能妄称儒的话,近期,我经历了一次犬儒历程。

 
  一
 
  6月5日上午,省发改委某副主任,给省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作全省发展战略专题报告,因为发改委的特殊地位,报告用数据说话,偶尔对时弊进行批评,效果很是不错。较之前期的某些报告,听众情绪和课堂秩序都要好。因为中间不休息,有学员出去解决自然之需,亦有个别学员对感兴趣的话题,与邻座偶有交流,但绝对没有影响报告秩序。正聆听时,不知何故这位主任突然发飙,怒声斥责下面近百位高校教师,“你们都是老师,你们不想听,可以走...我在这里讲过十几次了,从没见过你们这样的。我才不怕你们呢,你们给我滚,走了一半,我也不怕,妈的...妈的...”
 
  全场震惊,瞬间会场鸦雀无声。台上者还在那愤愤状,下面是一片死寂,还是死寂...终于,我边上张老师平静的说,你这样是不对的,你怎么能骂人呢。接着,又有一人发出类似的反应,台上者似乎有所触动,但暴怒仍未平复,极不情愿的嚅嚅道,“不对是不对,但是...”
 
  面对刚才的变故,刚开始是不知所为,脑子一篇空白,所有的智商和反应,似乎都停滞了;在随后那难堪的死寂中,似乎觉得应该说些什么,但终究一言没发。报告还在继续,没有人因台上的暴怒和责骂离开会场。
 
  报告人离开后,学员开始议论纷纷。有人自我解嘲,“还有人比我官大职位高的也在听呢,市委宣传部长也在,党校的组织员也在。”“别看他在我们面前横,他在上级面前比我们还孙子。”“他是不是之前被调查了,受刺激了。”有人搞笑道,“每人发条尿不湿,这样就没人走动了”;还有人揶揄道:“你们师大怎么培养出这样的学生呀”;有人赞道,“张老师做得对;对,张老师做得对。”
 
  同行的一位70年代的中文老师道,“我们国家都是犬儒,如果再来一次文革,知识分子仍然会被打倒;但是也有不是犬儒的,比如张老师,这是我们的希望。”“是呀,我们真要感谢张老师。”他又道:“我的心里很痛苦。”“是的,我的心里也很痛很痛。”
 
  我的痛苦,不仅源于受辱。挨骂受辱还可以解脱:他又不是独独骂你,不是还有那么多人吗?不是还有比你官位高的人也听着吗?干嘛自找不快,自我折磨呢。我的痛苦更多是源于深深的自责,自责在面对尊严受到挑战、受到羞辱时的无为。尊严不是作为知识分子一直所追求的吗?在尊严受到如此挑战的情况下,竟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没有发声,也没有离开。痛苦,唯有痛苦是我这个犬儒的全部所为。
 
  还有一层痛苦,是无法做到,像于丹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教导我们的,面对羞辱应有的宽容和隐忍。是不能像少数人一样,面对毫无理由的责骂,如夏风掠过,没有感觉,更不留痕。有学员还试图向报告人解释,是因为你讲得好,我们才议论呢。报告会结束后,仍然有掌声,虽不热烈;还有学员热情地去拷贝报告人的课件;有同学还善解人意的替报告人解释,他没有把自己当成官员,只是老师对学生的不满。面对上述种种,我的痛苦或者是反应是否太激烈?是否有些少见多怪?
 
  一直纠结着那段难堪的死寂时光,为何一言不发,一无所为。可以解释的理由,似乎是一直找不到恰当合适的表达,似乎当时脑子短路了,似乎是能力的低弱让我无所可为。凡此种种,一言以蔽之,都是客观因素导致的,不是我主观不为。但是,为何平时偶尔的小机灵,此时不能奏效了,是什么导致思维短路?真的是能力所限吗?不是,都不是,没有发声的真正原因,是潜意识里的恐惧(对在位者的恐惧,对权力的恐惧,害怕枪打出头鸟),是恐惧抑制了正常的思维和应有的反应。如果还有原因的话,那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旁观者效应,别人都不说,我为何要说呢?因为还有其他人在场,我的责任自然就小了,我为何要作那个出头的椽子呢?
 
  平日里批评别人犬儒的时候,义正言辞;当自我和群体尊严受到挑战时,却一样的退缩避让,为我们这个国度规模宏大的犬儒队伍增加了新的成员。能让我稍微释然的是,还能感到痛苦,还没有完全麻木。
 
  结业典礼那天,我被要求代表班级发言,在作了简略的总结和形式要件的感谢后,我说:“最后,我还想感谢张承业老师,在周三那场不愉快的报告上,是他第一个发声,让我们所有同学保住了尊严的底线!”突然,台下爆发出始未料及的热烈掌声,打断了我的发言。我相信,他们的掌声绝不是因为我的言辞华丽,话语动人,那是一个对个体尊严尚有追求、羞耻感尚存的群体,在亲历尊严受损,压抑了不得宣泄的愤懑后,终于籍于对他人的鼓励,有了一个公开的、高调的表达。掌声后,我接着道: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她不仅是经济的繁荣,物质的丰沛,更包括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尊重。习总书记说,中国梦的实现要靠实干,张老师就是践行者。
 
  走下主席台,另外一个发言代表悄悄地握了一下我的手,“谢谢你,把那天的事情说出来。”我有些诧异,他是某职业技术学院的常务副院长,也是在位者。看来也是和我一样的犬儒。典礼结束后,很多同学对发言表示赞赏,我由衷感谢他们的鼓励。但是,并没有心情大好,更无洋洋自得。脑子里总想起,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Nartin Niemoller)批评德国知识分子,在纳粹兴起过程中毫无作为的那段话:“当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保持沉默--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当他们追杀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当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站出来说话--我不是工会成员;当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要追杀我,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之前的发言,只是对犬儒行为的弥补,这与我们期望中的,为维护尊严的无意识的自觉行为还相差很远很远。
 
  二
 
  一个厅局级领导干部,在省委党校举办的全省哲学社会科学骨干研修班上,放肆开骂,不如小学生懂礼仪知羞耻。他哪来的这般脾气,何来的这般蛮横和傲慢。细细想来,可能有以下原因。
 
  学员的表现,挑战了他的绝对权威。发改委被民间戏称为小国务院,权力之大,无其他部门能够企及。我们都记得广东省湛江市长王中丙拿到湛江钢铁项目批文后,在国家发改委大门前,饱含感情地亲吻“散发着墨香的批文”的图片。像我们这样有着含蓄内敛文化的民族,公开亲吻行为并不多见,非是极爱之物,非经千辛万苦、百般磨难,不会对所得之物,如此公开忘情的热吻,其间的甘苦与磨砺,获得后的狂喜,我们也能体会其味。
 
  像这样高居省发改委要职,掌握全省庞大经济资源的分配权,其地位的显赫可想而知。那些被GDP驱使的书记、市长、各类开发区的区长们,头等大事就是跑项目,我们这位主任大人,每天不知道被多少书记、市长、区长们,追逐着、阿谀着、巴结着。按照刘铁男的逻辑,省内十六个地级市,只有书记、市长请他吃饭,他才会屈尊驾临,副市长请他,他是不会去的。在他的视野里中,他就是权威,他是一言九鼎。在他的一言堂上,所有人都应该高度关注领导的重要讲话,不是噤若寒蝉,也应毕恭毕敬;不是仰而敬之,也应满怀期待;领导干部的重要讲话,应该逐句记录,不如此,已令龙颜不悦了,居然还有人说话走动,这显然是对权威不尊重,是对他尊严的严重挑战。如我般普通人,尊严受到挑战虽不敢言,但也怒从中生,更何况这般位高权重的尊严呢?如此一来,领导的震怒与爆粗也就可以理解了。
 
  其次,国骂是其工作语言和生活方式。国骂能够脱口而出,信口拈来,如果不是平日训练有素,对于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位居要职的人而言,还真不是件容易事。联想到薄熙来掌掴王立军,刘铁男霸道能源局,这位主任的工作状态不难想象。对下属呵来斥去应是家常便饭,国骂是其工作语言的必然组成部分,非如此不能见魄力,非如此不能显权威。久而久之,骂人不仅没了羞愧和耻辱,反而成了领导的特点,甚至是个人魅力。
 
  稍加留意会发现,如今的官场有一种现象,就是江湖气盛行,痞气豪迈,匪气十足;礼貌多余,儒雅酸腐,教养蒙羞。能否操纵粗鄙的市井语言,讲究江湖义气,遵循江湖规则成为评判一个人能力的重要标准,称兄道弟、国骂不断方显英雄本色、关系到位。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耶?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者,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如今的官场,官员亦如赵高般需要区分敌友,辨识亲疏。是否骂你,骂的厉害与频繁程度,能否经受得住骂,以及对骂的不同反应,成为鉴别与领导关系亲疏的方式之一。语言粗鲁,脏字开头,成为少数官员间相互辨识的符号,互相认同的代码,久而久之,国骂成为他们的工作语言和生活方式。偶尔换了工作场合,工作对象有所不同,但是陋习已成,一时半会难以调整,稍不留神,国骂就出现在报告会上。
 
  这种扭曲美好人性的官场规则,之所以大行其道,关键是这种异化的工作语言并不曾受到任何质疑和反抗,骂你是看得起你,骂你是为你好,只有多骂你,你才能进步。
 
  第三,对书生的厌恶。这位领导之所以在报告会上公然爆粗,可能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讨厌书生。据这位领导的话,他来党校作报告十余次了,没见过像我们这样的。换句话说,没见过高校教师这样的,真不知道他的报告需要什么样的秩序和状态才能契合他的要求。党校的培训类型很多,学员中领导干部居多。按照今天的官场作风,认真学习的领导干部恐怕不多,能放下架子,虚心作学生的更是少之又少,很难想象,我们这位领导之前来作报告,会场秩序要比这次好。为何偏偏这次发飙呢?只有一个解释,对台下人的厌恶。
 
  高校教师作为整体,应该能被称为知识分子,说得更直白些,就是一些书生。书生虽百无一用,但却不甘寂寞,学术之外,总爱对时事评头论足。他们不仅对官威缺乏应有的尊重,不会随时随地给予官员夸赞和吹捧,以满足权力给其带来的精神享受;反而对官员的施政韬略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更让人恼怒的是,他们还时常和当政领导唱反调,甚至斗胆挑战官员的权威。
 
  2010年6月,重庆唱红打黑如火如荼之际,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在文强案的死刑复核阶段,撰写了《死刑复核,用法治原则给生命留下最后希望》,公开指出重庆法院的做法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随后,又撰写了《用宪法之光照亮打黑的路--向最高国家机关恭呈宪法意见》,呈报给三个最高国家机关的领导人,揭露重庆法检警三家办案未依宪法规定相互制约,法院未按宪法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行为;特别是2011年夏呈交给中央最高领导层的《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系统性的分析了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的不良后果和体制性弊端。童教授这一系列举动,都是在薄王当道,红极一时,不可一世之时,区区书生不仅不畏,竟敢质疑权贵,挑战官威,这样的书生如何让官员心安,更不用说爽了。
 
  再如,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教育界别联组会议上,厉声要求“教育部对2012年考研泄题事件作出答复,并向全体考生道歉。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一次,怎样弥补考生的损失,究竟在教育部考试中心内部存不存在腐败犯罪行为?”试想,这般为难官员的书生,能遭待见吗?天下官员是一家,当然天下书生也是一个德行。据此,我们这位发改委大人,没来由的对书生发飙也就不难理解了。
 

Quan Zhang

unread,
Aug 5, 2013, 4:31:04 AM8/5/13
to pa...@googlegroups.com
一不小心,看成:我的大儒经历


2013/7/27 Wilson Wong <wils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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