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毛專集】(十六)烂柯山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人类带来五具水晶棺;茅于轼:政改先要公开历史揭露毛罪恶;茅于轼谈拥毛派他们需要了解历史真相;严正警告毛左及文革残渣余孽;乐奀:中国史上反腐倡廉最给力的皇帝;王小中: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像毛这样的皇帝;毛是造成唐山大惨剧的罪魁祸首;査建国推荐:回到毛时代?媒体困惑习总超荒诞;铁流:把真相还给阳光痛斥李慎明的无耻;甄佳佑:李慎明是脑残还是歪曲历史的无赖;姜万里:背叛者的喧闹;余杰:从毛语录到习语录;夏雨提供毛对国统区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
神州有泪
烂柯山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人类社会带来五具水晶棺
茅于轼：政改先要公开历史，揭露毛泽东的罪恶:天安门挂毛像是民族的悲哀;还在掩盖：毛泽东搞死五千万人;政改第一步：摆清历史真相;国际不放心中国：自己要检讨;资本主义是相对最好的主义;俄罗斯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称“苏联时代是地狱”
茅于轼谈“拥毛派”:他们需要了解历史真相:我对毛泽东的认识是如何转变的;毛泽东做得对的，我还是说他对;改革30年变化太大了，“拥毛派”不承认这个变化;“拥毛派”恶言对我，我“以直报怨”
茅轼于：只有我了解“毛派”:公平公正地讲：极左 +右翼 +奴才 = 毛派。极左造反派＋右翼法西斯＋奴才李莲英＝毛派
严正警告毛左及文革残渣余孽
乐奀:中国史上反腐倡廉最给力的皇帝:一、反腐倡廉最成功的皇帝：宋真宗赵恒;二、反腐倡廉最狠毒的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三、反复倡廉最果决的皇帝：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四、反腐倡廉最自律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
王小中: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像毛泽东这样的皇帝
是他！造成唐山大惨剧的罪魁祸首(组图)（六）、毛泽东是造成唐山大惨剧的罪魁祸首:进一步推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裁极权制度是谁创立的？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裁极权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是谁？毛泽东。
査建国推荐:回到毛时代？媒体困惑：习总超荒诞:“七不准讲”惊倒世界“七不准讲”难倒习近平“第22条军规”中国版:到底是邓小平有道理，还是习近平有道理？《纽约时报》勉为其难;日本报纸的直言不讳;封杀批评者;进退皆属史无前例
铁流：把真相还给阳光-痛斥李慎明的无耻:“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的亊实”。
甄佳佑:李慎明是脑残还是歪曲历史的无赖
姜万里：背叛者的喧闹
王翼翔推荐余杰:从毛泽东语录到习近平语录:*习近平对马列主义甘之如饴吗？*习近平"淡定"到几时？*习近平，你洗澡了吗？*上山下乡当知青，沉沦觉醒各不同
长沙夏雨提供毛泽东对国统区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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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人类社会带来五具水晶棺
来源：参与 作者：烂柯山人 [日期：2013-05-27]
（参与2013年5月27日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人类带来一种崭新的专制制度，也同时带来一种极具创意的葬具——水晶棺。人类历史上第一具水晶棺是供奉列宁的。他缔造了无产专政，从巨掌中释放出雷电、烈火与旷世大饥馑，是始皇帝，自然应该以不朽之躯光照万代。用天然水晶制棺，绝非易事。按照苏俄早期的技术条件，估计也就是称之为人造水晶的高铅玻璃。更困难的是遗体防腐：既要瞻仰，便不能像古埃及木乃伊那般用香料麻布缠裹起来，还要保持庄严安详，栩栩如生。奉命参与其事的医生们害怕试验失败惨遭不测，一个个虚与委蛇。惟有一名犹太籍生物化学家泽巴尔斯基同志敢冒风险，配制出一种神奇防腐液。从此，他便成了已故领袖的首席御医，年年岁岁与尸身为伴。每周两次开棺，把遗体送进消毒室检查、涂药。每十八个月把遗体放入防腐液浸泡两周。
然遗体之腐烂不可阻止，上世纪三十年代，替换了部分开始腐烂的皮肤和双手指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逼近莫斯科，列宁遗体被送上一列装甲火车，紧急转移到西伯利亚油田。泽巴尔斯基和他的同事们充分利用了“天高皇帝远”的自由，施行了一次奇迹般的“青春疗法”：他们清除了列宁皮肤上的色斑，填高了已塌陷的鼻子和眼睛，以至於战争结束返回莫斯科后，人们感觉列宁的容貌似乎比刚去世时还年轻。
惜乎好景不长，尸体继续腐烂，只好再截去一条腿和部分左手，代以假肢。至六十年代，遗体再次大面积腐烂，势不可挡，即便像致力于核弹、航天研究那般不惜工本，也莫可奈何。不得不将头颅取下，安装在人造躯体上。手术精湛，天衣无缝。没人能看出丝毫破绽。
因保护列宁遗体厥功甚伟，泽巴尔斯基先后被赐封了一大堆名号勋章。斯大林多疑。列宁的其他近侍，如列宁陵墓指挥部的几任司令，包括列宁早期的卫队长，皆先后被秘密处决。一位与泽巴尔斯基亲密合作的著名教授也神秘死亡。在忠实守护列宁遗体25年之后，泽巴尔斯基也成了克里姆林宫锦衣卫的下一个猎物。斯大林在报告上批示：“在没有找到可靠的替代人选之前，不要动手。”自然，被克格勃惦记上了的泽巴尔斯基最终也未能逃脱厄运，但没有杀头，仅仅是被捕入狱。他的儿子小泽巴尔斯基奉旨接班，先后参加了斯大林、胡志明、金日成等一干共产领袖的遗体保存，成为一代偶像制作大师。
斯大林去见马克思时，老泽巴尔斯基还在吃牢饭，但他所发明的神奇防腐液和遗体处理秘技却流传下来。斯大林停止呼吸两小时後，遗体就被送到列宁墓下面的特别生物实验室进行解剖和初步处理，然後再运去参加规模盛大的追悼仪式。其后，防腐处理进行了三个月，同时赶制出新水晶棺。由於初期防腐处理及时，斯大林遗体状况绝佳，本当永垂不朽，却不料八年后的1961年深秋，为了加速推行“非斯大林化”，苏共22大正式通过决议，将斯大林遗体移出列宁墓。此时，已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第六个年头了。克里姆林宫卫队开启水晶棺，把斯大林请出来，安放到一个普通木棺内。匆忙之中，没忘记把元帅礼服上的黄金纽扣换成铜的。遗体覆以黑纱，露出脸和半个胸部。然后钉上棺盖，由八名军官抬到克里姆林宫红墙下一个刚掘出的土坑边。简短默哀后，埋进墓穴。有人证实，新土上又倾倒了几车混凝土。那意思是永远埋葬，再也不可能爬出来了。
多年后，一位当时在现场的守墓士兵来到《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轶事：就在迁葬那晚，红场上聚集了大批斯大林的格鲁吉亚老乡，打算阻止迁葬行动。情绪激动的老乡们冲到陵墓前，与守墓士兵们扭打，抢夺枪支。精锐的“捷尔仁斯基师”紧急出动，“像扔柴禾一般，把在场的格鲁吉亚人统统扔上卡车;洒水车则将死者血迹冲洗干净.”
奴隶为暴君打抱不平，却又遭习惯性野蛮弹压，这真是双重的悲剧，委实令人无言以对而唯有叹息。
水晶棺俨然成为共产帝国之祖制，就连以简朴著称的胡志明也不能不躬行如仪。胡撒手尘寰是在越南战争结束之前的1969年初秋，有幸没看到数百万民众投奔怒海的最后一幕。据估计，出逃者中只有半数抵达了自由的彼岸，另外一半因饥饿、脱水、风浪、船只损坏或海盗攻击而命丧大海。
早在胡志明逝世前两年，越共高层就秘密派出专家组远赴苏联，接受列宁陵墓研究院专家培训，掌握了人死之后最初二十小时防腐绝技。胡病危期间，苏联专家组便赶到河内，准备随时伺候。胡刚咽气，装载遗体的车队便开出主席府，驶离首都。适逢战时，为躲避美国飞机猛烈空袭，军队在距河内三十公里的某处热带丛林中抢建了一座临时地宫。在这个代号为75A的秘密基地内，专家们取出死者全部内脏，清洗了整个循环系统，直至每一根毛细血管，然后整容、定型，移入水晶棺。动作之快，真正是尸骨未寒。由是之故，胡志明遗体状况远较列宁及后来的毛泽东为好，与斯大林不相伯仲。
始料未及的是，这个临时地宫附近居然发现了美军伞兵。虽合乎逻辑的判断是搜寻失踪的飞行员，但亦不敢掉以轻心，连忙再次转移。新的避难所建在一山洞里，距75A基地约七十公里，代号为K84。为保密计，运送水晶棺的装甲车只在夜间行动。为躲避美军空中巡视，每修筑一段山路，就让装甲车走一段，随即连夜将这段山路毁掉，恢复原植被。如此走走停停，夜行昼匿，耗时十余天，装甲车才走完这段并不漫长的路程。这次密林转移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情感，实令人感叹。
三年半后，1973年初，美越巴黎和谈达成协议，胡遗体再次迁回75A。再两年后，官式陵墓落成，胡志明躺在水晶棺里返回首部河内，永享香烟。在胡志明水晶棺里，他的脚边，放置了一双用废旧轮胎制作的“抗战鞋”，以示死者生前之克俭。(这与毛泽东穿了几十年打了73个补丁的睡衣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以举国之力建造的陵墓、水晶棺以及尸身防腐的巨额费用，不能不使人生出某种反讽，并联想起另一类棺材，那些属於赤贫者、被屠戮者、被驱策而枉死者、被剥夺被凌辱者的最后长眠之所。
韩战期间有一种“布棺材”。战死的中国军人，一般就地掩埋。布棺材是一人形单层白布套，中间开缝，一边系带。人刚死，尸身柔软，用布棺材摆弄好了，就象是一堆堆白面袋。一位军队文化教员回忆道：“覆盖在布棺材上只有薄薄一层土，两三寸左右。下雨天，每个低矮的小坟头四周汪著淡红的血水。大雨滂沱时，就溅起粉红色水珠。雨水浸泡著尸体，经久仍流出淡红的血，奇怪极了，惨极了……”其实这也无可厚非，战争环境，不得已而为之。按当时规定，只有战斗英雄、团以上干部、立过一等功的营级干部须运回国安葬，其余的，就都“青山处处埋忠骨”了。
毛时代，饿死累死的右派反革命一般没有棺材，挖个坑盖点土就算很“革命人道主义”。开头还插块木牌子，写上劳教人员某某之墓，后来死人多了，来不及一个个埋，就一批批埋。有的劳改农场用推土机挖大坑，一层一层地，就象纳粹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那么摞起来埋。杀人不当回事，随便安个罪名，拖出去就毙了，每次还要全体列队观礼。见多了，生死就无所谓了。被杀的人也坦然，说，“我们死了有个好棺材——狼肚皮!”山上狼多，枪毙了的人草草埋点土，都被狼掏出来吃了，此谓“狼肚皮棺材”。虽为黑色幽默之语，但确凿装过无数死者。
胡志明是杀人百万级的，毛泽东是杀人千万级的，至少在人数上超过了斯大林，自然更加伟大，是更应该享用水晶棺的。毛驾崩之后，中央“一号工程”紧急下达：赶制水晶棺，以供万世瞻仰。
上面只是一句话，下面可就为难死了：世上仅苏联有制造水晶棺的经验，可现在不相往来，上哪儿打听去呢?有人记起孙中山逝世时，曾向苏联订购了一具水晶棺，没用上，便寻到香山公园某库房，找到这具尘封已久的水晶棺。一看之下，大失所望：不过是镀镍钢框架玻璃棺，哪里是什么水晶!而且玻璃不厚，易破碎，密封隔热性能都不好。
据驻外使馆提供的资讯，列宁、胡志明的水晶棺也是金属框架支撑，还有光学缺陷，看来也不是真正的水晶。称之为水晶棺，不过是特种玻璃的一种过誉之词。但是，“一号工程”明确指令的是“一个世界一流的水晶棺”，谁又敢降格以求，用特种玻璃取代?於是，“水晶棺”这一美称这一传说这一关於肉身不朽的痴迷，因一位绝代君王之死而不敢不成为现实。
水晶，古老又稀有，亦称“水精”、“水玉”。透明石英的结晶体。硬度为7，殊难加工。过去，珠宝商查验水晶，皆手持一小钢锉，刻不出划痕者方为真品。一颗宝石级珍珠之长成不过需时数年，水晶却需数百年甚至数千万年。水晶尚有一神奇特性——吸收阳光，储存的阳光越充足越是灿烂。因其贵重、佳美、奇异，遂成为制作名贵首饰的材料，水晶钻石便是其中之极品。材质较钻石经济，却视觉上又如钻石般光艳夺目。全世界顶级“水钻”出产於莱茵河北岸，叫做奥地利施华洛钻，简称奥钻。与之一河相隔的捷克钻也算是名钻，但吸引阳光能力不如奥钻，不如奥钻璀璨炫目。
一具棺材之所需，可制作上亿颗水钻了吧?那些年，用中国人自己的话来说，“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沿”。
天然水晶蕴藏量极为有限。南美巴西独占全球总量百分之九十，剩下的零头，分散於包括中国在内的三十几个国家，其稀少可想而知了。
中国最好的水晶集中在江苏东海县105矿，是一个保密单位，因天然水晶是国防战略物资。既是御制水晶棺，则无所不尽其极，所用矿石要晶莹剔透，无丝毫杂质，每立方米所含气泡还不能超过2个。在军队看守下，选矿工人们不眠不休，从数万块矿石里一块块精选出超级水晶32吨，用飞机火车分批送至北京。研制工作交付给北京、上海和锦州三个保密厂协同完成。为稳妥起见，试制时没敢用天然水晶，而以K9人造水晶代替。
昏天黑地的5个月后，北京玻璃总厂试制的1号棺送交审查。博物馆大展厅，水晶棺里是一个穿好衣服的人体模型，头是毛的石膏像。灯光亮起，不料棺壁上出现了几个映像。中央领导们紧张了，转过来再转过去，说“怎么看见有五个‘红太阳’啊?这个问题一定得解决。我们只能有一个‘红太阳’。”
当然只能有一个“红太阳”!1号棺被否定。紧接着的2号棺也失败在“红太阳”的数目上。天无二日，自古皆然。但连影儿也不能有，就有点象笑话了。经不懈努力，3号棺终於成功。“红太阳”不仅活着是唯一的，死后也是唯一的。 接下来，就是用昂贵的天然水晶真刀真枪地做4号棺了。
天然水晶很小，眼镜片大小的也罕见。制造超大型水晶板材，全世界也没有成熟工艺。情急之中，只好祭出“蚂蚁啃骨头”之看家本事。先把水晶研磨成粉状，再把水晶粉熔炼成几厘米见方的小块，最后把小水晶块一块块往大里熔接。水晶熔点超过钢铁，高达摄氏1700度，必须在熔化的一瞬间完成焊接，若参入一个气泡或一丝杂质，那就意味着整块水晶大板完全报废。这种高温高难度高政治风险的超级工艺，无人敢於一试。
在反复动员下，一位石姓老技工斗胆走上了操作位置。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明白：他必定是三代工农，他所熔焊的超纯度水晶，用显微镜也找不出丝毫疵瑕。1700度的高温下，他紧盯焊缝精心操作，厚厚的金属防护服上青烟缭绕，还有专人往身上浇水。后来敢上手的人多了，进度这才加快。但每次的熔焊量以克计，而整个水晶棺重约两吨。工人们说，越往后，人的胆子就越小，生怕出现一丝杂质而前功尽弃。
1977年毛泽东逝世周年前夕，一具世界史上名副其实的水晶棺终於制成。此为4号棺。为了应付地震、战争、破坏、损耗等意外事件，又制做了5号棺。最终完成的水晶棺，实际的长、宽、高数据，精确到百分之一毫米，不到一根头发丝粗细。
为保证呈梯形的棺体真空拼接，其板材长宽之比允许误差为万分之一。水晶棺石英纯度达到了“六个九”——99.9999%，即杂质含量为百万分之一。
这种水晶棺，全世界从来没人再也没人能做出来，从亘古直到永远。
毛的水晶棺，除北京玻璃总厂的这先后五具，上海、四川等地还自行制做了二十余具，以表达对已故君王的抑制不住的热爱。所有这些水晶棺奇迹，皆指向一个最终的奇迹——肉身不朽。遗憾的是，此一终极关怀已不可能实现——
毛泽东逝世当日，遗体只进行了一般性防腐处理。按照中央最上层最初安排，遗体将在吊唁活动结束后火化。因毛生前曾号召火葬，并带头在文告上签字画押。始料不及的是，内部党争激烈，次日又做出永垂不朽的决议。朝令夕改，这就给紧急召来的专家学者们出了天大难题：
要长期防腐，须死后两小时取出内脏，并把全身血管，包括毛细血管洗净，然后注入防腐剂。现在血液没有及时放掉，要做长期防腐为时已晚。
别无他方，御医们只好立即往遗体里灌注常规性防腐剂福尔马林。灌到文献要求的16升，无人敢叫停，一直把毛灌得全身肿胀，表皮光亮，防腐液如汗水从毛孔中渗出。此刻的毛，形象怪诞，全身肿胀，脸如气球，颈头同粗，两耳外翘。毛的贴身秘书张玉凤指责道：“你们把主席搞成这个样子，中央能同意吗?”如寒冰般凝结的气氛中，有人吓得几乎虚脱。於是，人们又用毛巾垫上棉花揉挤毛的脸和脖颈，试图将液体挤到深部和胸腔里去。有位年轻医生用力稍大，把脸右侧皮肤擦掉一小块，吓得浑身发抖。多亏一沉着冷静的老专家，用棉花棒沾上凡士林和黄色颜料细心涂抹，总算看不出来了。经长时间揉挤，毛面部退肿，两耳外翘已不明显，颈部还粗。但灾难总算过去，勉强可供瞻仰了。
接下来，就应该对遗体进行永久保存的处理了。遗体保护小组的专家们完全束手无策。本应向苏联讨教，但苏联是毛生前反目痛恨的“修正主义”，水火不容，还在乌苏里江上打了一仗。於是，只好转而向其真传弟子越南求助。越南人不仅掌握了苏联遗体防腐的全套秘笈，且出於蓝而青於蓝。在中苏冲突中，越南一向骑墙。这次故伎重演，只传授初期保存技术，中期和长期技术则秘而不宣。既给了中国面子，又不致得罪苏联。
如此，只有“自力更生”了。高层一声令下，一批处於被监视劳改状态的专家学者即刻“解放”。有人上午还在“五七干校”放牛啃窝头，下午就被紧急装上飞机，到北京方知所为何故。
列宁遗体，二十年后开始大面积腐败，四十年后烂光，仅剩一颗头颅。毛已陈尸三十余年，大约也烂得差不多了吧?对此，据说北京已有万全之策，早就做了一真假莫辩的蜡像，烂光了又如何?一样可以继续愚民。
毛泽东去世十八年后，金日成也骤然辞世。他不独是朝鲜人民的金太阳，也是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自然应盛敛於水晶棺，以光照千秋。
金日成遗体防腐处理耗资100万美元，每年维护保养费80万美元。其陵寝“锦绣山纪念宫”造价8亿9千万美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笔费用可购买玉米600万吨。以同期朝鲜饿死人口300万计，平均每人两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带来了五具水晶棺材，祸害了万千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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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政改先要公开历史，揭露毛泽东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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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茅老先生，我最近回国收集有关反右的资料，请您谈谈反右时您的这段经历。
茅于軾：要讲反右，我觉得还要从更早讲起，就是从解放讲起。解放时，蒋介石化了巨大的代价，抵抗日本人，但是胜利果实他没拿到。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确实使中国人非常兴奋，因為中国人受了外国人欺负，一百多年嘛，现在我们总算有了一个独立和平的环境，可以建设国家。因此，拥护共產党，拥护毛泽东， 差不多是全民性的。连外国的留学生，像钱学森这些人，都回来了，报效祖国。所以那时可说万眾一心吧。但是后来有几件事，我就觉得是有点问题了。
头一件事就是抗美援朝。美国人帮我们打败了日本，美国也没有冒犯过中国人，欺负过中国人，不像日本人，俄国人，都欺负中国人。為甚麼我们又跟它 打起来了？抗美援朝，我觉得是中国头一个政治上的大错误，杜润生也这麼讲过。第二个就是反胡风，还有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我觉得不可理解。武 训干吗要批他呀，胡风怎麼回事也搞不明白。但是这事没临到自己头上，就是觉得不理解，也没有认為有甚麼太大的问题。
天安门挂毛像是民族的悲哀
王旭：听说很多人在反右前都是这样。
茅于軾：到了反右的时候，我变成右派，我就明白过来了。从一个拥毛派，变成一个反毛派，反右是个转折点。当然认识也是慢慢变化的。开始对毛泽东有看法，但是一步一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把这个人看透了。
我写了批毛的文章，很多人还不同意，认為我冒犯了中国的大救星。让我觉得狠可悲，到现在对毛泽东这个人还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照片还放在天安门城楼上，这说明我们中国人太没有判断力了。你在德国，要把希特勒放在布莱登堡城楼上，老百姓能答应吗？全世界能答应吗？这件事，可以看出中国是个弱智的民族。到现在问题还是严重地存在。我们先要把事实搞清楚：毛泽东做的事，哪些对中国人民有好处，哪些是害了中国人？不搞清楚，中国前进的方向就不明白。这是非常关键的。共產党有意无意地掩盖了狠多事实。从抗战开始，一直到文化革命，不断地掩盖，甚至说假话，把中国人搞得糊里糊涂的。其实，事实俱在，特别是三年灾荒，饿死了三千多万人，我也是倖存者，差点饿死。我在山东农村，好多右派饿死了。说起来这段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王旭：您老划右派，是因為什麼问题？
茅于軾：為甚麼我会当右派呢？就是我的固有的自由主义思想。我赞成市场调节，我反对计划调节。我赞成人人平等，我反对特权。就简单的这些道理，跟当时的毛泽东思想非常不一样。我们单位把有创造力的，特别有才华的人都搞成右派了。相反的那些拍马屁的，技术上不行的，靠政治上往上爬的，这些人就上去了。一个机构歪风邪气就这样上来，正气被压倒了。当然，狠多人还不觉悟，那时认為毛泽东还是对的。认為不对的人，也不敢作声，形成非常压抑的空气。可以说，以后一系列悲剧，从大跃进、三年灾荒，直到文革，死了这麼多人，它的最大根源还是反右。因為早先的批武训，反胡风，规模小，波及的人也不太多，不像反右，是一个彻底的大翻腾，独裁政治一手遮天，把民主法治彻底地消灭了。
还在掩盖：毛泽东搞死五千万人
王旭：反右的后果确实严重。
茅于軾：就说三年灾荒。没有反右，谁都不敢说话，何至於事情闹得这麼严重，死掉几千万人，相当於打了几次世界大战。没有一个外国人侵入中国呀，是我们自己把中国人搞死的。毛泽东时期搞死了大概五千万人，相当於我们三十个省会城市，每个城市发生五次南京大屠杀。死了那麼多人，是我们自己搞死的。不是外国人搞死的。自己搞死，就是毛泽东搞死的。当然他有一批帮凶，四人帮，还有大大小小的四人帮。
这个教训我觉得在中国，在全世界的历史上，都是值得反復汲取的，可是我们的执政党到现在还是遮遮掩掩。当然我们现在已不是毛泽东路线了，我们已经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所以能够成功。狠多人认為，今天政权的来由还跟毛泽东有关。其实这个看法完全错误，现在共產党能够执政，是因為改革三十年的成功。如果还是搞毛泽东那套，老早被老百姓唾弃掉了。因此改革三十年，应该说共產党有狠大的功劳，不能否定这一点。如果说文革有甚麼好作用的话，那就是让一部分中国人觉醒了，懂得毛泽东的错误。如果没有文革的教训，我们不会容易的走向改革开放，还会被马克思列寧主义思想所误导。现在我们知道公有制不行，计划经济搞糟了。
王旭：茅老，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哪些主张和见解呢？
茅于軾：对今后中国经济政治发展，国内意见还是挺分歧的。薄熙来唱红歌，还有狠多人拥护。而毛泽东的理论确实有欺骗性。我自己就曾经拥护他嘛。但事实证明他那套理论是走不通的，全世界成功的，不是他的经验，而是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的经验，他们成功了。失败的国家是那些搞公有制的，古巴、北朝鲜、甚麼津巴布韦呀，这些国家走的路就是独裁，就是搞计划，搞公有制。今后要使得中国改革进一步发展，第一条就是要把历史事实搞清楚。否定毛泽东的路线，否则，像薄熙来唱红歌这一套，还会迷惑狠多人。从社会科学的研究来讲，理论上是完全可以讲清楚的。对老百姓来讲，不用讲那麼复杂，让他们从事实上看到全人类共同的发展道路就是市场经济，民主制。具体的说就是保护人权，保护人的生命，保护人的财產，保护人的言论自由，行动自由，保护人的平等权利。反对各式各样的特权，反对有些人可以不遵守法律，拿法律视同儿戏。不把他们的特权解决掉，社会是不可能发展的。
政改第一步：摆清历史真相
王旭：现在有些人认為政治体制改革会引起社会动乱，出路在哪里呢？
茅于軾：怕中国改革，要乱套，十几亿人口不可收拾。这个说法不见得没有根据。因為对文革的教训，看法上还是狠混乱的。所以我反復强调的是，我们往前走的第一步，就是要把历史事实摆出来。文革、三年灾荒是怎麼回事？摆清楚之后，狠自然的，毛泽东的像就拿下来，要遵循的道路就清楚无误了。否则搞改革，那就要乱，现在狠多人要造反，要革命，那不就是回到毛的文革吗？革命对大家恐怕不是最有利。最优解还是通过对话协商，和平地变成一个真正的共和国。革命的结果还是独裁。谁来收拾革命，枪杆子出政权嘛。这个可能性我们不能不预防。
英国為甚麼成功？它就是不断地协商，避免流血斗争，慢慢的进步出来了。你反覆地革命呀，反革命，反反革命，没完没了。靠枪杆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还是要讲道理，把事实摆清楚。狠多人还活著嘛，狠多的记录还在嘛。共產党的秘密档案都得拿出来公开。
王旭：不少人又说美国和西方害怕中国的崛起，围堵中国，茅老您怎麼看？
茅于軾：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狠不放心，围堵中国——我们应该想一想，西方国家為甚麼对中国不放心？因為中国还是共產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当然，中国的共產党跟北朝鲜的共產党不一样，我们的共產党还是比较理性的，不像北朝鲜胡来。但是一个专制的国家是比较容易发动战争的。看看历史就知道。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打过仗。英国、美国当然在前个世纪打过仗。二战后，民主国家之间有些矛盾，都可以和平解决。请看：二次大战后，美国占领了日本，占领了德国。但日本、德国没有变成亡国奴。不像日本占领中国，中国人就是亡国奴，没有人权的，他说了算。但是美国占领了日本和德国，日本人不但没有当亡国奴，而且从过 去的专制中解放出来了。
国际不放心中国：自己要检讨
美国人帮助日本和德国，从一个专制国家变成一个民主国家，而且变成非常发达的国家。日本二战后，死了差不多十分之一的人口。所有的工业被美国飞机炸得光光的。原子弹把广岛和长崎的全炸平了。东京是地毯式的轰炸，死了几十万人。苦心经营的东北没了，连台湾也没了。这麼一个战败国，大家认為他五十年恢復也不起来，但是它在美国的帮助下，十五年就起来了。你说美国人干了坏事，还是干了好事呢？我们拿事实来讲话嘛。
王旭：是不是西方害怕中国的军事力量？
茅于軾：我觉得围堵中国的问题，要从中国自己来解决问题。我们要变成民主国家，民主国家之间有些矛盾，是不会打仗的，只会用讨论的方法解决。现在我们跟日本有钓鱼岛，跟菲律宾有黄岩岛的争论。我们应该客观的看问题。中国解放之后的六十年，打了好几次仗，没有一次是在中国领土内打的。要麼是在边境，有衝突，你说是你的，我说是我的，打起来了，这个不算。抗美援朝打到外国去了，中印之战打到外国去了，越南之战打到越南去了。人家当然不放心呀。你自己想想，干嘛打到外国去了？当然我们有我们的理由。你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你不能打到外国去。外国没有打进来，我们干嘛打到外国去？彻底没有道理。所以人家不放心就在这儿。中国人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要搞甚麼航空母舰，不要搞军备竞赛。学日本，学德国，我们就起来啦。我不相信美国人会故意跟中国人為难。美国对它的敌人德国和日本，都是一种帮助的性质，何况中国。
我这次到美国去领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狠受感动。一千多美国人，盛装出席，参加我这个颁奖典礼。他们也不认识我，他们干嘛来参加这个颁奖典礼呀，关心全世界的自由。他们都是普通的美国人。不是政府成员。他们关心全世界，关心和平，关心人类的进步，这是美国的主流力量。当然我也不赞成美国的一些霸权做法。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中美对立取消，美国带头裁军可以促使全世界走向和平。但是美国错过这个机会。它没有裁军，还研发更多的武器，我觉得他们要好好的自我反省。但是总的说起来，我觉得美国人还是真正的爱好和平爱好自由，愿意世界走向发展的。我在美国多年，这个感觉狠深。
资本主义是相对最好的主义
王旭：茅老，现在有人主张改革应当重新回到过去的新民主主义道路。您怎麼看？
茅于軾：有一种意见认為毛泽东的错误是否定了自己的新民主主义论，因此我们要是还恢復新民主主义。甚麼叫新民主主义呢？这是一个非常勉强的东西。因為共產党主张共產主义是最终方向，这是它的原则。但是事实上全世界成功的都是资本主义。甚麼叫资本主义，就是讲私有制，自由交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宪政，有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没有甚麼剥削不剥削。因為如此，成功的都是资本主义。认為我们的发展道路必须经过这段新民主主义，為的是最后还要走向共產主义。这就有问题了。共產主义纯粹是个幻想，马克思的这个东西害了这麼多人，全世界死了几亿人作為代价，到现在还想不清楚，太可惜了。
西方国家谁也不相信共產主义的。当然不能讲一个没有，还是有一些人。但是在主流社会没有人相信共產主义。马克思看到私有制的毛病，他没有想到公有制的毛病更大，我们人类还没有发明出一个没有毛病的社会制度。从哲学上讲也不可能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制度。我们只能在好几种制度中选一个比较好的，那还是资本主义好。它有各式各样的毛病，但是可以慢慢地克服。你要否定它，请你拿出一个新主义。共產主义更糟糕，已经為事实反覆地证明了。从前狠多人相信共產主义，所以才有世界的共產主义高潮。以苏联為首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后来这个阵营自己就四分五裂，闹矛盾。且不说苏联死了多少人，跟中国一样，饿死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这个教训，这条路结果就是独裁。计划经济、公有制，它的结果就是这样。所以没有理由再要走那条弯路，搞新民主主义。清清楚楚，就是私有制，公平的竞争，自由的选择，没有特权，按法律办事，法治社会，领导人由民主选举，这就是我们的方向，全世界的方向。你叫它资本主义也好，叫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好，叫甚麼都没关系，问题是私有制的，公平竞争的，是自由选择的，是法治的，人权得到保障的，没有特权的，这是一个我们共同的目标。
俄罗斯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称“苏联时代是地狱”
俄罗斯新版 高中历史教科书称“苏联时代是地狱”，并指出列宁的罪行：依靠德国提供的5000万马克发动革命导致沙俄对德战争失败，列宁事实上充当了德国特务的角色；列宁夺取政权后在全国设立610个契卡工委，杀人达 200万以上；实行公有制和军事化，导致国内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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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谈“拥毛派”
王庆元 來源:電子郵件 2013-05-15 第003期
茅于轼谈“拥毛派”：他们需要了解历史真相
5月16日，84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接受凤凰网独家对话，谈及“拥毛派”及其对毛泽东看法的转变过程。茅于轼向凤凰网表示，“拥毛派”对毛泽东的作为不了解，其言论依据的事实是错误的、假的；他希望“拥毛派”了解历史的真相。茅于轼觉得，“拥毛派”虽是恶言相对，但他会“以直抱怨”，给对方讲事实。谈及“拥毛派”和“反毛派”的辩论共识，茅于轼认为，“大家都希望中国能好起来”。图为茅于轼在家接受凤凰网独家对话。李白/摄
5月16日，84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接受凤凰网独家对话，谈及“拥毛派”及其对毛泽东看法的转变过程。
话题缘于茅于轼最近遭遇的多次“冲突”。4月25日的沈阳某论坛讲座现场，茅于轼遭到辽宁党史学会副秘书长从台下发出的激烈反对。之后，茅于轼称在深夜收到匿名辱骂电话。茅于轼在家中向凤凰网特派员播放了上述录音，粗口不断，直呼茅于轼为“老贼”。
在5月15日的一篇博文中，茅于轼认为自己绝没有激发冲突的愿望。他说：“激发冲突的不是我，是那些拥毛分子。”茅于轼曾发表《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等多篇文章，引发毛泽东支持者的不满。
茅于轼向凤凰网表示，“拥毛派”对毛泽东的作为不了解，其言论依据的事实是错误的、假的；他希望“拥毛派”了解历史的真相。茅于轼觉得，“拥毛派”虽是恶言相对，但他会“以直抱怨”，给对方讲事实。谈及“拥毛派”和“反毛派”的辩论共识，茅于轼认为，“大家都希望中国能好起来”。
（对话\李杨）
“拥毛派”需要了解历史真相
凤凰网资讯：您怎样看“毛泽东支持者”？
茅于轼：“拥毛派”对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不了解。他们言论所依据的事实是错误的、假的。
凤凰网资讯：如何理解“毛泽东支持者”所提出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公正问题。
茅于轼：这些问题当然是存在的，但也要看到问题和问题之间的不一样。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是没问题的，关键是问题的性质。
现在虽然出现这么多社会问题，但国家还是平稳的。鸦片战争之后的170多年，有哪个30年平安和繁荣过？只有最近30年，中国人民享受了和平和繁荣。我说的这句话经得起检验。
凤凰网资讯：“毛泽东支持者”能否作为多元价值中的一元存在？
茅于轼：现在是，将来不可能是。这是我的看法，但我的看法也不一定对。
关键在于“拥毛派”要了解历史的真相。多元价值讲的就是开放，正因为很多历史档案不开放，“拥毛派”不了解历史真相。当然现在比过去开放多了。
凤凰网资讯：您觉得开放需要多长时间？
茅于轼：看我们开放的速度。比如说把毛泽东时代的各种档案都开放了，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得快点。反过来你还在保密，甚至进一步扭曲事实，那时间就要长。
凤凰网资讯：如何才能同“毛泽东支持者”建立政治辩论的文明？
茅于轼：我就看见他们骂人了。他们要讲道理，我就特别高兴。有的地方我不是完全反对，有的问题可能是我太偏了，需要纠正。
现在问题不在于“反毛派”，问题在于“拥毛派”。因为他不跟你讲理，他跟你扣帽子，说你是“汉奸”，我怎么跟他讨论？我没法跟他讨论。
“拥毛派”和“反毛派”之间这么尖锐的对立，是两派都对，还是有一派对有一派不对？这首先就需要确认事实，把解放后30年的事情一桩桩搞清楚。把事实搞清楚后，再用科学观审查一下。事实不清楚就听人家瞎胡话，容易信以为真。
凤凰网资讯：他们用“汉奸”等词语攻击您，什么感受？
茅于轼：这说明我们的社会是不平等的。如果你说某个领导是“汉奸”，你试试看？说我是“汉奸”就没事。这就是我们的社会。
凤凰网资讯：那您觉得中国会向何处去？
茅于轼：现在全世界都在进步，怎么可能回到毛泽东时代？太不可能了。
凤凰网资讯：当今中国社会需要建立的共识或者说底线是什么？
茅于轼：底线是有的，就是大家都希望中国能好起来。”反毛派”、“拥毛派”的这个底线应该是共同的。说“拥毛派”打算毁坏这个国家，我想也不会。大家都希望中国人能幸福。
但是“拥毛派”认为毛泽东能够给人们幸福，我认为事实已经证明了这是错的。
“拥毛派”说我是“汉奸”，认为我要出卖人们的利益。但我不认为他们是“汉奸”，因为他们不见得想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
我对毛泽东的认识是如何转变的
凤凰网资讯：您自己20多岁的时候也崇拜毛泽东，当时是因为什么？
茅于轼：因为国民党不好。
那时候，毛泽东给人的感觉就是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对国家非常好。但是我现在的看法不一样了，中国人民不是因为毛泽东而站起来的，是因为抗战胜利站起来的。这个你们都要知道。
解放后初期95%以上的人都崇拜毛泽东。看过毛泽东跟黄炎培的讲话没有？他说我们要学美国的民主；国民党就是独裁，没有民主，所以老百姓没有幸福，而他要给老百姓幸福。说了一大堆的好话。【编者注：黄炎培所著《延安归来》一书中记载了自己在1945年7月访问延安期间与毛泽东的对话。黄炎培提到“兴亡周期率”一说，毛泽东回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另据《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毛泽东答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问》，毛泽东曾这样描述：“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比如说要跟群众打成一片，这个他确实做到了；不是他做到了，是解放军做到了——这是取得大家认同的一个主要原因。解放军进城的时候，秩序非常的好。国民党的军队秩序就不好。
但解放之后，有几件事就让我逐渐产生了怀疑。第一件事就是毛泽东杀70万的反革命、国民党的同情者。虽然他们的思想可能还是反共的，但人家在你手底下，武器已经放下了，一个胜利者怎么能杀俘虏？【编者注：据《百年潮》杂志1999年第3期的《马、恩、列、斯——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之八）》一文中提到：在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波匈事件”说：镇反运动“我们杀了70多万人，东欧就是没有大张旗鼓地杀人。革命嘛，阶级斗争不搞彻底，怎么行?”。】
首先是杀了70万人，然后就是批《红楼梦》、批胡风，我觉得越来越有问题。到后来就是打击右派，接着是三年灾荒，大跃进，我就看着这个国家一步步走向灾难。【编者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在文艺界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政治整肃和清洗运动。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９日中央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平反。】
凤凰网资讯：您对毛泽东的认识是源于什么？
茅于轼：亲身体验的。
凤凰网资讯：您的独立思考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茅于轼：我的独立思考比别人可能早一点，这个我跟别人有所不同。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有的人现在还不独立。
凤凰网资讯：能够仔细说一下么？
茅于轼：就是源于解放以后的一件件事。
毛泽东批完《鲁迅传》后批胡风，把胡风关起来，一直关到文化革命结束。没有经过审判，你怎么能关一个人呢？
那个时候任何一个人，说关就关了，说抓就抓了，说死就死了。北京的中学生打校长，把校长都打死了。这个社会变成什么了？人都变成野兽了。学生怎么会打老师呢？而且往死里打，很血腥的。
不光是在北京，全中国死了多少人？有一点独立思想的人就少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三年灾荒，饿死3600万人。【编者注：在《1949-1989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作者丛进，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六章第十节中写道：据测算，中国人口总数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再减少了1000万人，1969年比1959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现在“拥毛派”就是不承认这个，不承认饿死人，或者是不承认饿死那么多。
我再跟你说，改革前30年人口死亡率千分之十一，改革后30年人口死亡率千分之六点六，这个都是统计数据上有的。这个数不信的话，还有什么可信的？
凤凰网资讯：不仅仅是对一个历史人物，就是对一个普通人，是否都应该辩证的去看？
茅于轼：对，你得认识事物。五四运动就是呼吁民主科学。科学的观念就是要客观，要承认事实，正面反面前后比较证伪——这是科学观，而不是喜欢听好听的话。
毛泽东确实也有做好事，这一点我也承认。
举个例子。中国人穷的要死，但是人的寿命并不低，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平均寿命跟人均GDP有关系，越是富的国家，平均寿命越高。三年灾荒以前中国人很穷，但是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在那个曲线的上头，什么原因呢？我们的赤脚医生改善了农民的医疗卫生条件，虽然很粗糙、很皮毛，但是确实是改善了，有了一个起码的医疗服务。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比全世界平均寿命高，这是毛泽东做的一件好事。这是有数据可以证明的，而且有事实可以解释的。毛泽东批评当时的卫生部，叫“城市老爷卫生部”。我觉得这个批评的非常正确，现在的卫生部还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只管高级干部，城里人的卫生挺好，但农民的卫生就放在后头。
（《凤凰精英范》第三期，独家稿件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毛泽东做得对的，我还是说他对
凤凰网资讯：您在选择交朋友的时候，有没有交过“毛泽东支持者”的朋友呢？
茅于轼：我还真没有。
凤凰网资讯：“毛泽东支持者”有没有邀请过请您。
茅于轼：他们不会请我的，他们讨厌我。
凤凰网资讯：美国有位左派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被人称为“永远的反对派”，也曾有人称您是中国的“永远的反对派”。
茅于轼：完全错了。
我是一个理性、温和、讲逻辑、讲科学观的学者，怎么会永远反对呢？毛泽东做得对的，我还是说他对。“永远的反对派”，是你对或错也好，总是反对，这才叫“永远的反对派”，这种是不尊重事实的。
凤凰网资讯：有很多人不喜欢您。您觉得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够宽容地接纳您？
茅于轼：其实中国从来都是宽容的。儒家思想特点就是仁爱。仁爱什么时候被破坏的？毛泽东破坏的，文化革命时把这些彻底破坏了。现在我们重新从外国进口这些思想。
从前北京人非常讲礼貌的，满族人、汉族人都很讲礼貌；解放后的人也是很讲礼貌的，文化革命后就彻底破坏了。十年动乱，把儒家的东西全都破坏了。现在想恢复很难了，因为文化革命的影响没去掉，没有批判过，这么残酷的杀人打人的事都没有讲清楚过。尤其现在“拥毛派”还要胡来，还要开批斗会，这就是毛泽东时候的事。怎么能开一个人批斗会呢？你能开领导人的批斗会吗？你开我的批斗会就可以吗？
改革30年变化太大了，“拥毛派”不承认这个变化
凤凰网资讯：您对现在民族主义的盛行有自己的理解。
茅于轼：我很关注这个问题，这是很大的事。我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就是讲不要以国为本，要以民为本。
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国家是次要的，老百姓是主要的。国家要为老百姓牺牲，不是老百姓为国家牺牲。当然有的时候需要老百姓为国家牺牲，不是为当权者，是为别的老百姓我来牺牲。
我没有一个理由为一个空空洞洞的国家去牺牲。我们几千年的教育就是为皇帝而牺牲，文天祥为谁牺牲？为宋朝皇帝牺牲，结果死了好多老百姓。
凤凰网资讯：包括您对钓鱼岛问题的一贯看法。
茅于轼：就这意思嘛。你为了钓鱼岛而打仗，是杀人、死人。死的是什么？死的是老百姓。你说我是“汉奸”也罢，我认为要以民为本。现在时代变了，不是以国为本了，人们的利益是最主要的。国家利益有时候跟人民利益一致，也有不一致的。不一致的时候，要为老百姓的利益而牺牲国家的利益。
最典型就是台湾和大陆的关系。现在我们以民为本了，统一的事儿以后再说，先讲台湾开放大陆的旅游，同时大陆也开放给台胞进来开厂赚钱。这是不是以民为本？两岸生意往来、旅游互通、文化交流，老百姓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如果以国为本，这些事儿都没有的，大家光顾着开炮打仗了。
再举个例子，长安街以前就没什么车，北京最高的楼就是北京饭店。现在有一千多个20层以上的高楼…改革开放的变化太大了，中国历史上没有过。但“拥毛派”不承认这个变化。
“拥毛派”恶言对我，我“以直报怨”
凤凰网资讯：耄耋之年的您，如何总结自己的终极价值观？
茅于轼：终极价值观就是普世价值。自由平等是最基本的东西，自由和平等的基础还是后者。不自由的原因就是不平等，特权存在的话有人就可以不守法，你拿他没办法。
凤凰网资讯：中国的现实与您终极价值观的期望有多远？
茅于轼：还挺遥远的。
凤凰网资讯：谈谈您的道德体系。
茅于轼：仁爱是最基本的。
不光是儒家，基督教也讲仁爱。儒教不叫人残暴，基督教也不叫人残暴。但基督教是要“以德报怨”，而孔子说的是“以直报怨”。
正直的直，不是歪歪曲曲的。我觉得孔子的“以直报怨”讲得最好，就是爱一切人，要符合道德。“以德报怨”，伟大是伟大，但对社会进步也不好，那就是你做坏事我还对你好，等于鼓励做坏事，你就没有原则了，不是更糟糕嘛。而“以怨抱怨”就是你做坏事我也做坏事，这个冤冤相报永未了。
现在全世界都没做到“以直报怨”，所以儒家的这一点值得全世界去学习。
凤凰网资讯：那您对骂您“汉奸”的人是会“以德报怨”还是“以直报怨”？
茅于轼：我是“以直报怨”。我从来不恶言相向，“拥毛派”是恶言对我，我不是“以怨抱怨”，我从来没有骂他们一句话。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些糊涂人，不知道事实真相，他们很可怜的，一直蒙在鼓里头。
凤凰网资讯：那您还会继续讲自己的道理么？
茅于轼：我现在不讲了。他们不跟我讲道理，也不听我的。我一开口他就骂，我还讲什么道理，白费劲。
（《凤凰精英范》第三期，独家稿件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在 2013-05-25 17:27:17，"王庆元" <193...@163.com> 写道：政治路线斗争在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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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轼于：只有我了解“毛派”。
來源:電子郵件
中国网民左右不分，他们认为：崇毛是左、贬毛是右；专政是左、民主是右；爱国是左、媚外是右；激进是左、保守是右。其实都错了。随便一个例子：
同样是冷血好战，为啥在中国被夸成左，在日本却被骂成右？逻辑不通么。所以是时候了，该给“毛派”下个定义。
就国际社会普遍共识而言：
“民粹主义”是左派。当左派用“革命无罪”旗号去践踏人性，就成了极左，很可怖；
（法兰西雅各宾派、苏联布尔什维克、柬埔寨红色高棉、中国红卫兵造反派...）
“民族主义”是右派。当右派用“爱国无罪”幌子去践踏人性，就成了右翼，很可恶。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纳粹党)、意大利右翼工人团伙(法西斯)、日本军政府...）
所以：
当毛派民粹情绪发作、借“阶级斗争、革命无罪”去践踏人性时，他们是极左暴民；
当毛派民族情结发作、借“民族崛起、爱国无罪”去摧残人性时，他们是右翼暴徒；
当毛派自虐秉性发作，齐声讴歌“大救星、红太阳、万寿无疆”的时候，他们不属极左、不属右翼，他们成了自虐上瘾的奴才！
结论：把“毛派”骂成“毛左”，纯粹是偏见！
公平公正地讲：极左 +右翼 +奴才 = 毛派。
也就是说，毛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左派，而是集“极左造反派、右翼法西斯、奴才李莲英”等诸多诡异特征为一体的极致怪胎！世间罕有。
极左造反派＋右翼法西斯＋奴才李莲英＝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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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正警告毛左及文革残渣余孽
一代奋青 于 2013/5/22 15:28:02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高层现在真是忘乎所以了，近几年来文革残渣余孽公然为文革复辟和翻案，并且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推进。这股邪恶势力也非常明显得到了一些大佬的支持，所以他们表现得有恃无恐，其暴力恐怖及法西斯行为越来越明显，犹如法西斯分子为纳粹翻案一样。奇怪的是这一祸国殃民的行为上面却几乎未加任何制止，大家担心，再这样放纵下去一定会造成社会动乱。不信我们走着瞧。
对此，毛左法西斯分子和文革残渣余孽非常得意，质问我们：“你怕啥？你为啥怕？”
要说怕，也是事实，我担心文革残渣余孽折腾的结果是国家受害，众多的人民受害。
要说不怕，也是事实。因为我是一个具有反击意识极强的人，任何人要损害我的合法利益，都将遭受我的加倍报复。
面对这几年文革残渣余孽的疯狂复辟，我早就作好了准备，一旦文革残余真的得势，如果他们无视法律，妄图对我和我的家人挑衅，那就休怪我对他们不客气了，所有文革残渣余孽都会成为我本人和正义力量的打击对象。如果毛左和文革残余继续用红卫兵那套流氓法西斯的无耻手段乱来，我也不会遵守任何法律和道德底线的约束，我一样会用卑鄙和极端无耻的手段加倍报复对方。这种报复，将不仅仅限于文革残渣余孽本人，还有可能扩大到他们的家人。
我也相信，现在人们再也不怕那些强权了，再也不会相信毛的那些神话了，也不会再怕什么威胁，任何人想再用毛的那一套来糊弄大家或者强迫大家信那一套都是白日做梦，必将遭到最沉重的打击。不仅仅是我，我坚信绝大多数人都已具有了这种强烈的反击意识。
所以，警告毛左法西斯分子和文革残渣余孽不要错误估计形势，不要白日做梦，不要轻举妄动。否则，你们面临的将是最彻底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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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上反腐倡廉最给力的皇帝
作者： 乐奀【阿波罗新闻网 2013-06-17 讯】
当今社会，要问老百姓最深恶痛绝的是什么？十有八九的回答应该是：官场腐败！无论在哪一个朝代，还是在哪一个国家，一提到官场腐败问题，那必遭老百姓痛心疾首。然而，官场腐败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问题，自从文明社会诞生以来就一直困扰着人类，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根深蒂固的社会难题。倡导为政清廉，惩治贪污腐败是中国历代王朝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个政治清明的国家，在整肃吏治方面肯定是颇有建树的，而一个反腐倡廉卓有成效的国家也绝对会是个强大和谐的国家。历史本身就是一本裨益后世的教科书，今天乐奀就想和大家聊聊那些在反腐倡廉方面颇有动作和建树的古代中国皇帝爷们。
一、反腐倡廉最成功的皇帝：宋真宗赵恒
宋真宗赵恒（968-1022），宋朝第三位皇帝，是个有作为的明君。他在位25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统治日益稳定，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史称“咸平之治”。他统治的时期，画家张择端用流芳百世的《清明上河图》来表达对他的千秋歌颂，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赞誉：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治理最好的国家，“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这个伟大的时代，将北宋王朝推向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而它的缔造，得益于宋真宗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举措。因此，宋真宗有了“中国皇帝反腐倡廉第一人”的美称。
首先，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五是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六是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这《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是统治者的苦心孤诣的安排，也是老百姓们的热切期望。在宋真宗看来，“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头，就能实现“德治”。
其次，宋真宗建立了一整套严谨有效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定“州县三课”法，“公勤廉干惠及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身者为次，畏懦贪猥为下。”严明赏罚，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又规定，只要是重要职务和接触钱财的职务，一律不允许曾犯贪污罪者担任。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升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一个官员若犯贪污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也要受到处罚。
第三，在吏部建立了官员档案，完善官员休假制度。凡犯贪污等罪者都记录在案。宋代还规定，这些犯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曾犯过贪污罪，并规定，此类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这样的规定，动员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监督力量，杜绝了贪污腐败者上升的空间，并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管体系中，避免了他们再次搞腐败的可能。岁末年节时，皇帝赐臣僚宴饮，播撒皇恩，增进君臣关系。宋朝文武官员每年可休传统节假，还有新设假日，比如说宋真宗就“诏自今伏日并休务”，增加了官员伏日的休务假，并对官员节日之外的事假也较以前灵活，如“私忌假”、“饯行假”等。当然，我们知道宋朝官吏的俸禄是历朝最高的，即“高薪养廉”。
第四，建立了一套监察官员的渎职惩处制度、选拔的标准和职务回避制度。宋朝设立御史台，行使相当于现在纪委监察部门的职责。宋朝对行使监察职责的御史台官（御史）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遭受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对于失察的监察官，宋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而对监察官（御史）的选拔，更有严格的标准：首先要“鲠亮敢言”，廉洁无私，纠弹不避权贵；其次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从政的实践经验；三是实行官亲回避制度，不准宰执奏举御史。
因为这些廉政举措，宋真宗和他的后来者们创造了一个政治清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宋王朝。名传后世的“包青天”就是产生在宋真宗统治的时代，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宋真宗廉政建设的成效。尽管北宋的面积、人口、资源都比唐朝差得多，但北宋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岁入却是唐朝的七倍，经济总量占世界的80%。
二、反腐倡廉最狠毒的皇帝：明太祖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明朝开国皇帝。要选中国史上反腐倡廉最狠毒的皇帝，非他莫属。朱元璋出身贫苦，打小饱受元朝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他的父母及长兄就是死于残酷剥削和瘟疫，自己被逼迫从小出家当和尚。所以，在他参加起义队伍后就发誓：一旦自己当上皇帝，先杀尽天下贪官。后来他登基皇位果不食言，重典治吏，制定颁布了堪称史上最严酷的《大明律》，并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肃贪”运动，矛头直指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
首先，朱元璋对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当他发现御史宇文桂身藏十余封拉关系拍马屁私托求进的信件后，立即派人对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府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从上到下贪污腐败现象极其严重，他龙颜大怒，立即诏令天下：“奉天承运，为惜民命，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
其次，朱元璋敢于从自己身边“高干”开刀。明初的中书省下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由于大量留用元朝的旧官吏，以及一些造反起家的功臣。他们有恃无恐贪赃枉法。朱元璋大胆对这些官员进行惩处。户部侍郎郭桓，户部尚书赵勉伙，刑部尚书开济，工部侍郎韩铎、李桢，兵部侍郎王志、礼部侍郎章祥等高官，连同一大批政府和地方官员，因为贪污案事发而纷纷成为朱元璋的刀下鬼。甚至是监督各级官吏行为的都察院御史刘志仁，也是因为吃了原告吃被告而被朱元璋处死。而现在记账用的“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等大写数字，就是因为当时的“郭桓案”而由朱元璋发布法令起始使用。
第三，朱元璋认为对贪官处以斩首，甚至挑筋、断指、断手、削膝盖等酷刑都太便宜他们了，为此还发明“剥皮揎草”的残酷刑法处置贪官。这种触目惊心的举措也震慑了一批官员，使他们行为大为收敛。
第四，朱元璋对自己培养的干部决不姑息迁就。曾对派出下基层查勘水灾而接受宴请、收受钱财的国子监进士和监生共141人，痛下狠心一并斩杀。
第五，朱元璋制定整肃贪污的纲领——《大诰》。花费近两年时间编纂的《大诰》一书是他亲自审讯和判决的一些贪污案例成果的记录，书中还阐述他对贪官态度、办案方法和处置手段等内容。朱元璋下令全国广泛宣传这本书；他还叫人节选抄录贴在路边显眼处和凉亭内，让官员读后自律，让百姓学后对付贪官。
作为开国皇帝的朱元璋，“人在政举”，严惩贪官污吏决心之大，世人感叹。“杀尽贪官”的运动贯穿于他31年的帝皇生涯，但可悲的是：贪官现象终未根除，大宋那种清明、富强的景象终未在明朝再现。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朱元璋如此严刑却阻挡不了明朝官员前腐后继，同样值得当今的人们深思。试着比较一下宋真宗的做法，今人当有借鉴之处！
三、反复倡廉最果决的皇帝：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1678-1735），即雍正皇帝，清朝第5任皇帝。史实记载，雍正皇帝即位之初，税收短缺，国库空虚，吏治废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他克服各个方面的阻力，在全国上下大规模的开展清查亏空，设立会考府，实行耗羡归公，实行养廉银制度，取缔陋规等多项工作，由于他态度决断，雷厉风行，清朝的财政状况在短时间内得到明显改善，官吏贪污吏治腐败的坏况都有很大的转变。史上有“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并有学者言道：“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清朝恐早衰亡。”
首先，雍正帝的勤奋是出了名的，他勤于政事，积极制定切实有效的治理和预防腐败的大政方针，不断推进反腐倡廉事业，极大地消除了康熙一朝的诸多弊政，为乾隆一朝在经济上、社会发展上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其次，他大力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能者上庸者下。雍正曾把守国法无过错的官员分为两类，一种是听话顺从但平庸无为之辈，另一种是有才干有主见但不免常有不同意见的人。在这两者之间，雍正的态度十分明确：“去庸人而用才干”。你想啊，在雍正手下，一个平庸无为的人都难以混下去，何况是贪官呢？！
第三，他知人善任，发挥人的才干，避免了不谋其政而某拉关系、行贿受贿走歪道。力求使官员的才识能力与其职务相当，这是雍正的一向主张。他认为，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也难以效力，虽贤者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则为官者各施所长，政无废事。
第四，他积极推进高薪养廉。高薪养廉既是耗羡归公的配套措施，也是反腐倡廉的配套措施。试想朱元璋老前辈的做法：俸禄不能提高，贪污又不允许，官员们怎样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需要呢?所以，雍正就给官员们发数目可观、远高于平日工资的“养廉银”，同时还额外再给京官发津贴、给不同级别官员规定不同数额的办公费用、取缔“馈赠礼金”和“索取归礼”等陋规。通令全国“倘有再私收归礼者，将该员置之重典，其该管之督抚，亦从治罪。”
第五，成立类似现今“廉政公署、审计署”的反腐机构。雍正派中央工作组即钦差大臣查办地方官的贪污案件。这些钦差直接归皇帝领导，由中央的一些官员或直属中央的官员组成，尽是些清正能干的人，与地方没有瓜葛。同时雍正还抽调一大批候补州县与钦差一起查办贪官污吏。这样既不会与被查的贪污犯有利益上的关系，也不会对地方官进行包庇纵容。对查出的贪官就地免职，从调查组里选派同级官员接任。这样一来，接任的官员就不会为前任官员打圆场，填补亏空，遏制了“前腐后继”的歪风。雍正还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会考府”，负责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一旦查出贪污或是挪用，雍正就可以关门打狗了。
第六，打击贪污犯的手段可谓彻底、坚决，换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决不搞“假问责、（躲避风头的）异地为官”。发现贪官污吏，雍正帝的对策是：先罢官，后索赔。赃官的罪一旦核实，就把他的家抄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女的家也不放过！而且是：查处之中，无论涉及到什么人（皇上至亲也不例外），都决不宽贷。
雍正这一系列政策和对策，确实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帝国的吏治也为之一清，雍正反腐倡廉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不过，在雍正之后的乾隆朝中却出了中国史上第一大贪官—和珅。“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还好肥水终归没有流入外人田。
四、反腐倡廉最自律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唐朝第二位皇帝，创建中国最强盛的时期--唐帝国的“贞观王朝”，堪称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有学者认为：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它主要表现在：①社会秩序空前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②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唐帝国的各国人民，多以成为唐帝国人为荣。③贪污降到历史最低点。贞观王朝被称誉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④高度发达的商业。中国传统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但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而且李世民高瞻远瞩，给予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
李世民有强烈责任心，他登基后比之前更加勤于政事，埋头公务。李世民有浓厚的危机意识，不时提醒自己不要重蹈隋王朝的覆辙。李世民对臣僚敞开胸怀，即位之初即整治吏治，臣僚们恪尽职守，不搞欺瞒哄骗的传统官场伎俩。李世民胸怀宽阔，爱才如命，海纳百川的容人之量。李世民制定了谏官制度。从制度上赋予了官员批评皇帝、骂皇帝的这样一种制度权利，史上最有名的“骂官”当属魏征。爱听甜言蜜语几乎是人类的通病，权力人物对好话的偏爱则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而李世民具有高度超强的自制力对“好话”保持高度的警惕。
贞观王朝被称誉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而且当今国人甚至将它和毛泽东时代并论。而实际上，在李世民统治下的唐帝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尤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警告贪官污吏，主要是以身示范、戒奢崇俭，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腐的发生。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李世民及上面提到的后来者宋真宗、雍正皇帝他们之所以成功，重要一点是：防范贪污腐败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而不是像朱元璋那样光靠一味的事后打击，就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腐败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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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像毛泽东这样的皇帝
作者： 王小中【阿波罗新闻网 2013-05-28 讯】
其一：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于扯旗造反，夺得帝位之前，就不断地搞大清洗、搞“整风”运动，洗脑自己的百姓，乱杀自己的同胞。
其二：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以“分田地”为许诺，鼓动农民起来造反，夺取帝位后，又将分给农民的土地夺回。
其三：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夺取帝位后不大赦天下，而是利用运动在全国进行大规模屠杀。洗脑百姓，让几亿人天天喊自己万岁爷。
其四：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以一个“引蛇出洞”的“阳谋”，一举把全国50多万知识分子打成“阶级敌人”。
其五：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把“阶级斗争”做为治国纲领，使尽阴谋阳谋，无休无止地挑动全国臣民斗来斗去，并且越斗“阶级敌人”越多。
其六：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相信粮食亩产10万斤，谕令饥饿的百姓“粮食吃不了，一天可以吃五顿饭。”武昌鱼、红烧肉不断。
其七：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对农民实行“共产”，把他们的财产掠归集体，使其一无所有，如同奴隶；甚至将他们强行赶出家门，集中居住，名曰“军事化管理”。
其八：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命令全国农民吃大食堂，发现谁家有一点存粮，即强行收缴之。
其九：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在本国人民啼饥号寒，无数人死于饥饿时，仍把大量食品物白送给“兄弟国家”，无偿支援他们“闹革命”。
其十：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诏令全国人民大炼钢铁，因为最昏聩的皇帝也知道钢铁不是靠土炉、矿石加木炭炼成的。
其十一：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让人民一次“自然灾害”就减少4000万人口。
其十二：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让没文化的官僚群体管理全国各行各业，而把知识份子当作假想敌，认为他们“知识越多越反动”。
其十三；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按自己的意图划定框框，诏令全国文人按照他的指示写作。
其十四：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煽动全国学生起来“造反”，怂恿他们抄家、抢劫、打人、杀人、砸烂文物古迹、批斗各级官员。
其十五：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令全国学校“停课闹革命”，当目的达到后，把数百万响应他的号召“闹革命”、并无数次高喊“拥护”、“誓死捍卫”他的人发配到农村，强迫劳动，美其名曰“接受再教育”。
其十六：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为巩固龙椅而发起十年运动，藉助深受愚弄的百姓之手消灭政敌，除去开国功臣。
其十七：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让全国臣民每天早晚朝拜、山呼万岁、跳舞献忠心。
其十八：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让全国各地竖立他的雕像，让全国家家户户挂他的画像。
其十九：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每讲一句话，就要让全国人民敲锣打鼓吹呼多少天，热烈庆祝“最高指示”发表。
其二十：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让老婆（皇后）跳到前台，把持国家政治，操纵全国运动，而自己充当幕后指挥。
其二十一：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把数以千万计的人民定为阶级敌人，并将他们的上亿亲属视为异类。
其二十二：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从登上龙椅开始就搞全国性整人、斗人运动，一直搞到驾崩，驾崩之前还留下遗言，要“七八年再来上一次”。
其二十三：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把自己的文章编成书，把自己说过的话编成语录，让全国臣民学习、背诵，并把自己的语录诗词谱成歌曲，让全国臣民传唱。
其二十四：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把自己平时的讲话稿、工作指示编成书，印上几十亿册，拿取巨额稿费，同时剥夺全国文人拿稿费的权利。
其二十五：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把自己的思想强行灌输给全国人民，只是借儒释道加强思想统治。因此翻遍二十五史，也找不到“嬴政思想”、“刘邦思想”、“杨广思想”、“李世民思想”、“赵匡胤思想”、“成吉思汗思想”、“朱元璋思想”、“爱新觉罗玄烨思想”等词汇。
其二十六：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敢说自己的思想是“世界革命的灯塔”。
其二十七：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要当“世界革命人民的领袖”，领导世界革命。
其二十八：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敢夸海口，要“解放全人类”。
其二十九：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说自己是人民的“大救星”，因为只有佛祖释迦牟尼、上帝耶和华那样的神，才能称为“救星”。
其三十：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敢不断干涉别国内政，不是向别国输送大批军火物资，就是让数万、数十万的子民到别国战场上送死。
其三十一：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欺骗本国人民，“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其三十二：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能把人民愚弄得被穷死、饿死、整死还高呼万岁，衷心祝他万寿无疆，狂热歌颂他英明伟大。
其三十三：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敢说自己“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因为皇帝们可以不畏臣民，但不敢不敬畏上天，不敢不敬畏祖宗法度，即使是开国皇帝，也要尊崇尧舜。
其三十四：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死后不下葬，放在特意为他制作的房间里，装在透明的棺材里，让百姓参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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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造成唐山大惨剧的罪魁祸首(组图)
作者： 遒真【阿波罗新闻网 2013-05-26 讯】
唐山地震大惨剧—其实是一场大人祸（下）
五、(略)
六、唐山地震大惨剧，探人祸根源(略)
（六）、毛泽东是造成唐山大惨剧的罪魁祸首
进一步推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裁极权制度是谁创立的？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裁极权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是谁？毛泽东。
既然享受至高无上的特权，毛泽东就不能不承担最大的罪责：他就是罪魁祸首。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个至死都恋权不放的大独裁者，当时虽然病入膏肓但神志依然清醒——所有的资料都这样记录。
既然恋权不放，必然要关注国家大事；当时中国实际上的第一大事就是京津唐地区的地震危险，毛某人必然十分关注；既然十分关注，必然对震情的发展变化以及险情瞭如指掌。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自然浮了上来：
毛泽东为什么不下指示，将京津唐地区地震的危险公诸于众？——其实，只不过是说一句话打一个招呼而已。
遑论什么“拯救人民的大救星”，遑论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遑论什么“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即或只有一丁点人性，都会这样做。可是，毛泽东没有——他没有为此发任何指示，甚至没有表达任何简单的关照。
对人民生命安危的毫无表示，正是极端兽性的生动表现。
为什么会这样？——毛泽东怎么会人性丧尽？
怪乎哉？不怪也。
中共革命草创时期，因为要排除异己，他发动红色肃反运动，杀了自己的同志5000多人，其中红20军副排以上红军军官基本上斩净杀绝。随之，各地苏区纷纷效尤，共产党杀共产党杀了10万人，远远超过国民党杀死共党共军的人数。
——毛泽东有一点人性吗？
中共夺取政权之前及夺得权柄建政之初，搞土地改革，全世界都是和平土改，唯独毛泽东中国实行血腥土改。被毛泽东划为地主富农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平民，其实都是一代中国农民的精英——知书达理，勤劳节俭，大多数既是中国农村的道德楷模，又是经营农业的行家高手。可是，毛泽东为了建立高压恐怖政治，将他们规定为敌人，没收其全部财产（基本都是长期辛劳所得的合法收入），将其扫地出门，使其一无所有，然后再扣上一顶“地主富农”的铁帽子，施加种种酷刑，随意毒打致死，再把他们家人踩在脚底下，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毛泽东有一点人性吗？
1959年，毛某人以礼贤下士的姿态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信誓旦旦，谦恭之至。可是，当文化人响应号召刚刚提了一些意见，笑面弥勒却突然眼一翻脸一变，登时成了凶神恶煞，然后一棍子挥下去，300多万知识分子纷纷坠落十八层地狱，沦为不如牛马的社会贱民。随之，毛某人又制定了非法而恶毒的劳动教养制度，并下令“饿饭”。于是，数以十万计的中华民族一代精英死于非命。
——毛泽东有一点人性吗？
毛泽东打江山，主要依靠的是农民。毛某人又是如何对待农民的呢？
“耕者有其田”实际上是一个动员农民为他舍命打天下的骗局。土改运动后期就开展了合作化运动，短短几年后又发动公社化运动，广大农民不仅失去了土地所有权，而且失去了土地经营权，少得可怜的家庭资产也被“共产风”“一平二调风”劫掠得一干二净，公社社员成了被中共干部们肆意欺压的典型的现代奴隶。
而且，毛泽东还创立了专门剥削农民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制度（缴纳农业税以外）、低价超量强购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实行这两项制度党国共从饥寒交迫的农民身上搜刮走了2万亿元，人均两三千元，相当于2010年代数万元。
特别在他一手制造的大饥荒笼罩中华大地以后，竟然见死不救拒不开仓放粮，而且拒不进口粮食，却反而大量出口粮食援外，尤为惨无人道的是，竟然在饥民引颈乞救之时疯狂开展抢夺农民保命粮的反瞒产运动——1959年8月19日，毛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于是毛麾下的强盗们大展身手，各种酷刑奇招层出不穷；最为惨绝人寰的是，竟然创立城镇流浪人员收容审查制度，不许饥饿农民逃荒要饭，以至于千千万万饥肠咕噜的灾民被活活打死！
——毛泽东有一点人性吗？
1966年，毛泽东利用无知青少年——毛说：“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掀起文化大革命“打砸抢抄杀”的滔天浊浪，然后公然发出魔鬼的声音：“祝全国展开全面内战！”“给左派发枪！”，让红卫兵枪炮相向厮杀火拚——然后他作壁上观，粲粲而笑：“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help;&help;”“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help;&help;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毛泽东有一点人性吗？
同一个超级野兽，同一个心态——视人民如草芥。毋庸置疑，唐山地震大惨剧是毛泽东的又一件作品。
恶魔残害人民一直到最后。
（全文完）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于飞 来源： 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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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毛时代？媒体困惑：习总超荒诞
齐之丰 华盛顿 北京 査建国推荐05.15.2013 來源:電子郵件
七不讲一看就是假的，因为它太可笑了，太反动了。我倒真希望它是真的，因其不但没有可行性，反而给反对派增加了一个大大的攻击点。可当局为什么又不出来辟谣呢？因为否定七不讲，那就是七可讲，到学校就会发展到七大讲，这不是放魔鬼出瓶子？这真是两难于刘云山了。谁出此损招？有高手啊！北京查建国
北京红色餐厅里表演红色歌舞，背景是毛泽东像。中共要回归毛时代吗？
一颗种子已经发芽了，如何再将它变回种子？一只麻雀已经会飞了，如何再将它变回鸟蛋？一个人已经开了眼界，如何再让他变回无知？如何收回已经泼出的水？如何让时光倒转？如何从2013年把中国拉回1976年？
如今，世界媒体和中国公众正在观看、围观、惊奇、惊叹、难以置信地注视着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当局正在作出史无前例的努力，力图使时光倒流，使当今中国再倒回1976年和1976年之前，也就是回到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时代。
“七不准讲”惊倒世界
1976年，毛泽东发动领导的“文革”已经祸害中国祸害了十年。“文革”当时连同毛泽东的肉体一起进入了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境地。
（毛泽东及其同党利用“文革”对中国人民肆意侮辱和欺压；中共内部的许多高干，如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也受到毛泽东莫名其妙的迫害。陷入冤狱将近20年的习仲勋只是侥幸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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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国百业凋零，用中共官方正式文件的话说就是陷入“濒临崩溃”的境地。然而，面对怨声载道的公众，中国当局不许他们对当局进行任何批评，只准许他们唱赞歌，喊万岁。
在“文革”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中共当局推出一首着名“红歌” ，歌名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那首被中国公众普遍认为是纯粹疯狂的“文革”名歌反复歌唱的主题歌词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
就是好，
就是好呀，就是好…”
在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看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最高当局日前以密令的形式推出的“七不准讲”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绝对是异曲同工，都是完全不讲理，而且从一开始就摆出了不要讲理的架势。
中共本来就是 执政党 ，但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的执政党却以口传密令的形式发布牵涉全中国十几亿人的基本人权和权利的行政命令。这种在世界文明史上史无前例的奇景已经足以让观察家们惊倒。但更惊人的是那所谓的“七不准讲”密令本身。
中共高层下达的所谓“七不准讲”密令是指中共当局密令禁止中国媒体和学校教师宣讲七个话题，即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闻自由、公民权利、（中共）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
“七不准讲”难倒习近平
“七不准讲”密令随着中共的地下党地下活动一般的秘密传达渠道传开、透露出来，立即在中国国内外引起轰动、震动、震惊、晕眩、迷惑、焦虑、担忧。
截至目前的各种迹象显示，感到最迷惑、焦虑、担忧的不是批评习近平及中共政权的人，而是习近平及中共政权的支持者，尤其是领取中共宣传机关秘密津贴奉命上网发帖、为中共政权说好话的所谓“五毛党”。
“七不准讲”的全部以及其中的任何一个“不准讲”都太滑稽，太离奇，太离谱，太荒唐，太反动，太倒行逆施，以至于导致发布密令的中共宣传部门也显然被自己弄昏了头，彻底陷入难以自拔的混乱状态。
中共无法应对来自批评者或支持者的任何疑问、质疑、批评、嘲笑、笑骂，而部署在中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五毛” 们更是一头雾水，不知所措，一下子陷入失语状态，不知道该说什么才算是维护中共，才算是不给中共添乱。
实际上，中共下达的“七不准讲”密令也使习近平本人陷入了一种不仁不义、不得不否定自己的历史、不得不否定自己亲生父亲的历史的难以自拔的困境。
“七不准讲”当中有一条是不准讲“（中共）党的历史错误” 。于是，批评者便可以很自然地提出一系列跟习近平及其父亲习仲勋有关的问题：
毛泽东当年以“利用小说进行反党”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把并非小说家、也从来没有尝试写过小说、也没有授意任何人为他写小说的习仲勋打入黑牢将近20年，其中包括为时数年的戴脚镣的单独监禁，而未成年的习近平也受到株连。中共党内许多人虽然知道习仲勋冤枉，但中共党内“竟无一人是男儿，”没有人能站出来对毛泽东迫害习仲勋的犯罪行径提出高声的或低声的抗议，更没有人敢于提出将毛泽东绳之以法。
于是，人们就会自然产生一连串问题：导致习近平和他父亲遭受厄运的到底是毛泽东的错误？还是蔑视民主、蔑视反对派的发言权的中共本身也有错误？假如不准讲毛泽东以及中共的错误，后人不知道那是错误，习近平如何能保证中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如何能保证他自己和他的后代避免那种不白之冤甚至无端丧命的厄运？
“第22条军规”中国版
不准讲历史，禁止“以史为鉴”的必然结果，将是有人得出合情合理、而且绝对合乎逻辑的结论，认为毛泽东打击习仲勋确实没错，因为当时中共党内确实是有一股毛泽东及其同伙所说的“反党、反革命势力”试图利用小说进行反党，试图推翻中共政权，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再将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然而，假如习近平要说明、证明他自己和自己的父亲是正派人，是正宗的要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毛泽东政权所说的“野心家、阴谋家”和“狗崽子”，习近平及其支持者（其中包括中共宣传机构雇佣的专业或业余“五毛党”）就必须要讲“党的历史错误”。
然而，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当局已经密令禁止讲中共的历史错误。于是乎，习近平及其统辖下的中共当局便将自己置于比《第22条军规》还荒诞的境地之中。
军人出身的美国小说家约瑟夫•海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表的长篇小说《第22条军规》成为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名着。《第22条军规》的故事说的是，二战中一个美国军人为了逃避随同轰炸机对敌作战而死于非命，便利用第22条军规所说的精神不正常者可以免于飞行任务的规定，提出自己精神不正常，申请豁免。
然而，负责处理这位军人个案的军医告诉他，第22条军规确实是有这样的规定，但同时该军规又规定，申请豁免必须由当事人本人提出，而如果本人一旦提出申请，便证明申请人并没有神经失常，因为“对自身安全表示关注，乃是头脑理性活动的结果。”
一般批评家认为，《第22条军规》所刻画的荒诞乃是登峰造极的荒诞。然而，中国不愧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中国的荒诞，习近平及中共当局的荒诞显然比小说《第22条军规》有过之而不无及---海勒小说里所描写的那个倒霉的军人所遭遇的荒诞规定不是他自己打造的，但习近平及中共当局所遭遇的荒诞却是他们自己打造的。
撇开美国文学、世界文学不谈，习近平及其统辖下的中共宣传当局所下达的“七不准讲”密令，也一举将中共所谓的“新时期”（即后毛泽东时期）的最重要的领导人邓小平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曾经充当毛泽东的打手大肆迫害中国知识分子的邓小平在“文革”期间也遭受了毛泽东的迫害。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再次复出，并主导中共在1981年发布一份纲领性的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的主旨就是要求中共全党要清晰认识1949年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来的种种错误，汲取经验教训，不要重蹈覆辙。
邓小平一度特别强调，毛泽东的错误并不仅仅是毛泽东本人的错误，而且也是中共制度的错误；因为在英美等有民主和法治制度的国家，毛泽东根本就不能为所欲为，不能长时间危害全国。邓小平要中国的媒体和教师讲“党的历史错误”。
到底是邓小平有道理，还是习近平有道理？
对这类至关重要的问题，习近平及其领导班子，以及他们所控制的“五毛党”目前还不知如何应对，处于让全世界看笑话、看热闹的煳涂状态。
《纽约时报》勉为其难
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所展示的超级荒诞，对报道中国新闻的世界媒体记者构成了巨大的、甚至是难以克服的挑战。
世界媒体记者所服务的读者或观众或多或少都跟中国的语言、文化、社会、政治、历史有些隔膜，记者们很难跨越语言、文化、社会、政治、历史的鸿沟将中国特色的荒诞传达给自己的受众。
然而，美国主要报纸、老牌的《纽约时报》勉为其难，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力图向英语世界的读者报道和解释比荒诞到登峰造极的《第22条军规》还荒诞的“七不准讲”。
5月14日，《纽约时报》发表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从香港发出的报道。报道首先描述了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通过密令治国这种令人惊讶的世界奇景。储百亮注意到，“七不准讲”透露出来之后，中共再采取更为怪异措施，竭力封杀网民议论，并且也竭力将中共一些地方机构解说“七不准讲”的文章删除，以避免更多的人看到和议论。
显然，作为一个“老外”（尽管他是中国话说得很好的“老外”），储百亮对“七不准讲”禁令、以及习近平当局近来发出的一系列收紧舆论控制的指令感到很好奇，很费解。他在报道的最后援引熟悉中国情况的美国人的话，力图为习近平令人费解的系列动作提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
“假如习近平要想推进经济自由化，他首先必须要让潜在的竞争者相信他不会危及一党统治。这是罗伯特•劳伦斯•库恩的说法。库恩是一位美国商界人士，曾经写过一本得到授权的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的传记。库恩见过习近平和中共其他高级官员。
“库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中国的体制并不是一种非理性的组合。我的猜测是，习近平近来提出某些说法是为了巩固他的地位，以避免极左派的攻击。人们可以对习的讲话随便作出解读，因为他就是要给各方机会，让各方可以看到他们所喜欢的东西。‘”
显然，库恩的猜测是一种“信不信由你”式的猜测。习近平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刻意讨好极左派或许是有其理性的计算在内。
但为了讨好极左派而不惜将自己、将自己的父亲再度打入“坏人”、“反革命”、“反党分子”的行列，这种做法的理性和智慧何在，依然是一个超级世界之谜。
日本报纸的直言不讳
或许由于是中国的近邻因而对中国的怪事早已经见怪不怪，日本报纸对习近平当局的“七不准讲”的报道没有《纽约时报》那么来神，那么费尽心机，而是就事论事，平铺直叙。
例如，日本主要报纸《读卖新闻》5月11日发表记者吉田健一从香港发出的报道，题目是“不准对学生谈及中共的过去---中国的舆论控制在强化吗？”
报道说：“5月11日出版的香港英文《南华早报》等报纸报道说，多位中国大学教师表示，中共对大学发出通知，禁止教师在讲课中提及‘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党的历史错误’等七个话题。
“这可能是习近平领导班子收紧言论和思想控制政策的一环。
“不准大学教师提及的话题还包括‘普世价值’、‘公民权利’等人权话题。...一些大学教师对此发出批评，表示‘这种事情也不能提，上大学的价值何在。’在中国的微博上，也有人讽刺道，‘党对当今中国的问题有具体的认识。’但这类微博言论被不断删除。”
仅次于《读卖新闻》的日本另一份主要报纸《朝日新闻》则在自己报道中，跟密令“七不准讲”的中共开了一个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玩笑。
《朝日新闻》5月15日的发表记者林望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中国政府5月14日发表三年来的‘人权白皮书’，自夸为保护人权而进行的努力‘得到有计划的、稳定和全面的推进’，达到新阶段。白皮书强调通过经济发展改善生活，但没有触及围绕法治、言论、民族和环境等问题的严峻现实。”
封杀批评者
中共当局“七不准讲”的密令传来，在中国公众和中国网民当中受到普遍的抨击、嘲讽、诅咒、抗议。
中国作家、微博名人慕容雪村（郝群）发表微博，提出了他的委婉批评意见：“不准讲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闻自由、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概括起来其实就是1句话：不准讲文明；上联：江山是老子打来，谁让你开口民主，闭口民主？下联：天下由本党坐定，且看我1枪杀人2枪杀人；这是上世纪30年代，进步文人讽刺国民党专制独裁的对联~”
受到批评之后，中国当局采取了对付批评者的惯常招法，这就是封批评者的嘴。美联社记者黄敬龄（gillian wong）和唐迪迪5月15日发表报道说：“在这个周末，当局显然删除了作家郝群（笔名“慕容雪村”）的四个微博帐号。他说，他后来试图设立新帐号，但被阻止。当局没有对他在用户众多的新浪网和其他三个网站的微博帐户被删除而作出任何解释。他说，他有大约400万微博粉丝。“他说，‘中共正在失去舆论阵地，而这威胁到它的合法性。现在，他们必须收紧控制。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在舆论方面采取攻势。’”
早些时候，中国当局也以“传播谣言”的罪名暂停了中国微博名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的微博。何兵表示，中国当局以及当局的喉舌新华社的做法是践踏法律的行为；新华社更是公然进行造谣；因为在中国法律上不存在没有通知的处罚，而他何兵没有得到处罚通知，新华社却发布消息，说何兵受到了处罚。
何兵为此已经委托律师提出起诉。
进退皆属史无前例
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尤其社交媒体微博的发展，中国公众、中国网民头一次有了可以跟先前是强力无比的官方媒体、跟官方宣传机器抗衡的机会和力量。
中共对此显然非常不高兴。中共近来一系列收紧舆论控制措施主要是冲着互联网、尤其是冲着微博来的。
然而，在中国当局大肆渲染微博不能完全代表民意、微博充满谣言和有害言论之际，中国副部级官员刘铁男因涉嫌严重贪污舞弊被查处的消息传来。
早些时候，中国《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通过微博实名举报刘铁男，立即被刘铁男所任职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言人斥责为造谣，并威胁要提出法律追究。
法国主要报纸《费加罗报》驻中国记者阿尔诺•德拉格朗日在5月14日发表的报道中描述了中国当局这种出尔反尔、自打嘴巴的尴尬，以及习近平当局由此而陷入的尴尬困境。
在报道的最后，德拉格朗日写出了一句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充满讽刺的话：“习近平一直把反腐作为他的旗号。但是，很多观察家认为，中共只有进行真正的彻底改革才能除掉这种痼疾，而这种痼疾之所以越演愈烈是因为反对派力量孱弱。”
德拉格朗日在这里十分明显的言外之意是，没有真正的、足够强大的反对派力量的监督制衡，没有反对派力量不断指出和抵制执政党的错误，执政党就只能越来越腐败，腐烂。
毫无疑问，德拉格朗日的这种看法（即英国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属于中共当局密令禁止不得谈论的“普世价值”。幸亏《费加罗报》不归中共控制，否则难逃被强令关闭或总编被撤换的命运。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通过发布“七不准讲”禁令，向全世界展示了力图使时光倒转、与公民社会、新闻自由、公民权利、司法独立等“普世价值”为敌的态度。
观察家们认为，无论中共是选择坚持这一态度，还是选择放弃这一态度都将是史无前例，都将是笑话，都将是史无前例的笑话和荒诞。
北京 査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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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把真相还给阳光-痛斥李慎明的无耻
来源：参与 作者：铁流 來源:電子郵件 [日期：2013-05-18]
（参与2013年5月18日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近日在求是杂志社主办的《红旗文稿》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歌功颂德，一味媚上的“雄文”。他为了投靠毛派，晋爵加官，不惜掩盖历史真相，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出卖良知，厚颜无耻地说：“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都是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1957年的反右，划了55万右派，但没有处死一个，全被描述成“血淋淋”的。”
我是反右斗争的经历者和受害人，也是“三年人祸”的幸存下来的生命，年届八旬。为还原历史真相，不欺骗后人，铭记教训，我愿和李副院长对质，无论是庄严的学术讲坛，还是在神圣的法庭，你敢吗？？
仅我们四川就有以下几位右派难友被枪杀：他（她）是四川大学生物系女生冯元春，被杀于四川南充监狱；沪州軍官学校教官杨应生，被杀于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岷江河畔；中共重庆市党校马列主义教员周居正，被杀于重庆市江津县新胜劳改茶场。还有，仅北京大学被杀的右派学生不少于十人，全世界人民尽知的就有圣女林昭。
再说“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的事情。不是三千万，是三千七百多万。在“三年人祸”（1959至1962）期间，我所在的四川峨边沙坪劳改农场，有近一万名右派在那里集中改造，后来生还者不足五千人。留德归来的著名作家刘盛亚，就是在那里活活饿死的，而且不是一人一坑，是几十人几百人合葬在一起。22年后刘盛亚获得“改正”，四川省作协为他举行追悼会找不到残骸，骨灰盒里放的是他留在家里的一只派克金笔。现今那里有座南瓜山，就是右派难友的集体坟场。
我们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自来是富庶之乡，在那些年也饿死了不少人。我的伯父黄亦合、继母周氏，相继饿死于1961年和1962年。我曾在网上发有一文《饥饿中的故乡》，可在“百度”上搜索，记录了不少饿死人和人吃人的血淋淋亊情。
“墨写的谎言，掩盖不血的亊实”。
无独有偶。我正在阅读香港真相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大劫难》一书。此书是册当事人的回忆录，回忆者均是当年历经雅安市荥经县“三年人祸”的县领导、公社书记、大队长、生产队长和社员群众，一字一泪，一声一泣，真叫惨不忍睹啊！
這个不足十二万人口的川西小县，竟活活饿死六万余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编著者童梓平在“把真相还给阳光”开篇语中写道：我于1949年受中共重庆地下党派遣来到荥经，在这片土地上已生活了60多年。从一个20来岁风华正茂的青年成了86岁的白发老翁，有了儿子、孙子和重孙，我在荥经洒下的汗水和收获的感情远胜于我的老家浙江宁海。60多年来，我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亲历了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全部“运动”。对生活在荥经的人来说，所有的极左运动中，最血腥、最残酷、最让人不堪回首的灾难，无过于59—61年的人为大饥荒，其程度之惨烈，即使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也望尘莫及。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尘埃基本落定，回首当年灾难的脉络非常清晰。荥经与全国步调一致，基本上遵循了这样一个过程：大吹牛——高估产——高征购——刮尽余粮——反瞒产私分——遍地饿殍——抓替罪羊——掩盖真相。面对这样一个惨绝人寰的大惨案，半个世纪以来，不仅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承担责任，公开道歉，反而讳莫如深、掩盖真相，企图消除记忆。53年过去了，荥经人忘记了吗？忘记得了吗？那无泪无声的死寂，无助绝望的眼睛，一个个生前死后根本没被当人处理的残暴场面……，当时刻骨铭心，至今不寒而栗！那些成千上万死不瞑目的童叟青壮的冤魂，常在我耳边哀嚎。
真相在民间，真相在人心，真相刻在口碑、心碑上传递。幸存者们父子相传、口耳相传、笔墨相传、网络相传。这些记录已经不只是他们个人的申冤诉苦，而是要把这场大劫难转变成教训昭示后人。否则，荥经县那一半冤魂就真正死得没有价值。
本书中的叙述者都是大饥荒的亲历者，有当时的县、区、公社领导；大队、生产队基层干部、社员；医务工作者、教师、学生、孤儿，和外来支援救灾的人员，可以说涵盖了当时各个阶层全方位的记忆。尽管出于多种因素，有的直露、有的委婉，有的微观、有的宏观，有的正面、有的侧面，但总的说来，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在一个仅有十来万人口的小县，几万本本分分的农民，在风调雨顺的年月，被活活饿死！而当时本地仓库里还堆着两千万斤粮食。
这样的罪行实在令人发指！
历史事件是一个客观事实，它像一块独立存在的化石，无论出于迂腐的好意还是无耻的推诿，是出于阳谋还是阴谋，都无权以任何“立场”为借口来掩盖、篡改已经发生的事实。不过，我绝对相信，一切掩盖和篡改都终归徒劳！
一位历史学家说：“对于人类历史，包括我们国家的历史和我们各族群的历史，我们既要面对其积极方面，也要正视令人不快的一面，我们必须了解那些丑陋的事实，以保护我们不受某些关于事实的看法的干扰。”列宁也说过：只有了解过去，才能知道现在；只有了解过去和现在，才能预知未来。因此，我们了解的历史，必须是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成为前鉴、明镜，成为指路碑、警世钟，否则，历史的悲剧就可能重演。因此，我们必须把真相告诉后人：哪些光鲜的征兆是危险的开端，哪些狂热的口号是大规模犯罪的借口。
本着让历史自己展示，让读者自己判断的原则，本书收录的文章都基本没有评论，也希望读者尽可能忽略叙述者情不自禁的议论与抒情而直面事实，不受“关于事实的看法的干扰”。
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三十多年前神经脆弱的中国，今天的人民和领导者都比以往更具备开阔的胸襟和强健的体魄，能够面对过去的荣光与耻辱。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把真相还给阳光！
为了把真相还给阳光，，我将把這册28万余言的《大劫难》，借“参与”网刊一角，分章分节向全世界人公布。它是杨继绳先生《墓碑》的姊妹篇，它是控诉揭露毛泽东血腥罪恶的铁证！也是回击李慎民等无耻文人的锋利匕首。李大院长，无论你怎厚颜无耻，也不敢否认说这不是事实？！
站出来，站出来，让更多的受害人和知情者站出来！把真相还给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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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脑残还是歪曲历史的无赖
来源：参与 作者：甄佳佑 來源:電子郵件 [日期：2013-05-19]
是脑残还是歪曲历史的无赖—驳 社科院副院长 李慎明《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兰州 57难友 甄佳佑
（参与2013年5月19日讯）李慎明，这位社科院的副院长2013-5-13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表上文（详读请阅附件，其他网站纷纷转载），歪曲习主席对建国以来的政治分析，数典忘祖叫喊人们忘掉党史对错误的记忆，否定党“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关毛泽东之评价。以副院长官衔妄图阉割历史，铅封老百姓记忆，这个脑残好像没有读过基本党史，没研究过文献和地方志，连党史公布的大饥饿也予以否定。
其第三页有如下的一段话：
【……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这“两个三千万”地球人都知道。但这“两个三千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当然，说明这一点需要写专文论证。1957年的反右，划了55万右派，无庸讳言，其中有不少受冤枉的同志，但没有处死一个，却全部被描述成“血淋淋”的，地球人都知道。而他们在印尼杀死的50万至100万人，地球人却几乎无人知晓，更无人谴责。国际资本控制的种种媒体就是这么和这样的“客观”、“真实”和“公允”吗？！……】
刘文公然否定中共对反右斗争所做结论。
李慎明哀叹，毛泽东没有亲手扣扳机处死过右派。可是，他老人家钦定“除北京留几个知名右派外，都送去劳动教养。”像甘肃酒泉《夹边沟劳动教养农场》的3106名右派，屈辱、劳役、饥饿，1960年西北局兰州会议抢救时仅仅剩下三百余人，你李慎明应该怎样个说法。夹边沟场长刘振宇给管教干部说：“劳动教养这个词，是我们毛主席英明才能想出来的办法，宪法上找不着，中国第一，世界没有，对这些只知识分子的反动言论不能法办，不能判刑，只能给他们一个“有选举权的劳动教养”，向国内外好说话。劳动教养是没有期限的，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没有定论，改造不好直到死。要法办他们难，宪法上有言论自由的规定，右派份子的言论也没有犯法，不够判刑，劳动教养这个办法妙极了，不判刑等于死刑，十年八年二十年死了也没人过问，冻死、饿死和咱们一点关系也没有。…….(兰州军区离休，1938年军干，夹边沟劳动教养难友，司继才著《漫漫人生路》274页，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李慎明负院长所在的社科院难道缺乏历史资料吗？四川、云南、安徽、北大荒、河南…多少个右派劳教集中营的凄惨报道，你一点也不知道吗？
请大家看看他的原文，对那段历史的某种一厢情愿的解读，如果不是有意替尊者隐瞒历史，李慎明就是个脑残，下一步该三呼“文化大革命万万岁”啦。
兰州 57难友 甄佳佑 201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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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万里：背叛者的喧闹
来源：参与 作者：姜万里 [日期：2013-05-27]
（参与2013年5月27日讯）近来，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老先辈们在天之灵不得安息了，因为他们的子孙在骂他们。
5月21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下属的《红旗文稿》杂志发表署名论文，标题是《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说“宪政关键元素属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晓青。花言巧语一万多言，说宪政不适合今天的中国，给要求在中国推行宪政的人民大众泼冷水。
5月22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说“‘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给中国人民的宪政呼声强加污名。
在这阵阵讨伐声中，宪政成了恶魔、洪水猛兽，被丑化成是要祸害中国人民的毒药。一句话，中国是万万不可以实行宪政的。
这一篇篇宏论不可能不惊动毛泽东等共产党老一辈领导人的在天之灵，他们从天堂梦中被惊醒，原来自己的子孙们在干蠢事，是在干脱离人民大众的蠢事。
早在上世纪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无数的仁人志士投奔延安，投奔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了争取民主抗日，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那时，中国共产党鲜明光亮地打出“宪政”大旗，要求在中国推行宪政。历史铭记：1939年9月9日，第一届第四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中共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7人参加。在会上，章伯钧等提出《结束党治，立施宪政，安定人心，发扬民主》议案。16日，大会一致通过 《制定宪法，实施宪政》议案。会后，参政员董必武、黄炎培、张澜、左舜生等19人组成宪政期成会，协助国民政府修改宪草，促成宪政。9月21日，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评论，大字标题是：《建立宪政规模》，论述说：“……详加讨论之结果，便有‘（一）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二）由议长指定参政员若干，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的决议，而在大会的闭幕词中，更……用是决议，请政府依照中国国民党过去之决议，召开国民大会建立宪政规模。”
这些白纸黑字历史档案，有目共睹，网上可查。奇怪的是，共产党今日执政的子孙们却说“那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
这无异于给自己的祖先掌嘴！
子孙们为了圆场，辩解说：你们老一辈提倡宪政口号，是在夺取政权以前的情况下，如今我们党已经夺得了政权，需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了，那个“宪政”笼头束手束脚，太碍事，我们就不要了。
老一辈在天之灵更着急了，高声叫道：啊呀呀，混小子们，你们岂不是要陷我们背上欺骗中国人民的骂名吗？我们当年要求实行宪政可是万分真诚的啊！不然的话，中国人民大众怎么会跟着我们夺取政权呢？
2013年5月26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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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语录到习近平语录
余杰 马鞍山王翼翔: [11:13:30] 5/28/2013
习近平与普京私下交谈时，聊到当年苏共垮台，习脱口说出："竟无一人是男儿！"普京答道："知道原因吗？希特勒等灭了我们几百万人，列宁下令枪毙了地主富农，斯大林清洗和杀害了前苏共中央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及大部分苏军将领，剩下个叶利钦被解职退党，戈尔巴乔夫被停止职务。"习联想到中共搞的国内战争、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及六四大屠杀，自己父子也曾经多次被打成反革命被捕入狱，顿时语塞。
普又谈到：听说贵国第一个敢于反对毛泽东搞"文革"的是北大女生林昭，在饿死三千万人的大饥荒时，第一个敢于敢去中南海门口拉横幅，的是普通直呼"打倒毛泽东！""解散人民公社！"女工刘桂阳，在"中共九大"上第一个敢于不举手的是女人大代表陈少敏，在批斗会上高呼"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的是女士张志新等等，历史证明她们是中国最优秀的女人。
普京当着习的面签署了官员不公布财产一律免职的总统令，并反唇相讥道："看来贵党男儿很多，可惜竟无一人是女儿！"
——网络笑话*
*习近平对马列主义甘之如饴吗？*
近期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信仰的味道》的文章。说的是一九二零年，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全文的学者陈望道，在翻译这篇马列经典时，母亲为之准备了一碟红糖和粽子，还在外面问他红糖够不够，他说："够甜，够甜的了。"母亲收拾碟子时发现他没有蘸红糖，蘸的是墨汁。《人民日报》评论员感叹说："这就是信仰的味道！"
这篇评论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现在的共产党最缺的是信仰的力量。连习近平在谈及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时，也不禁感叹说，竟无一人是男儿，不站出来拯救和捍卫党！习表面上是在说昔日的苏俄，其实是在说今天的中国。他每天阅读内参上怵目惊心的材料，比一般民众都更心知肚明：党已彻底败坏，无药可救。
党已蜕变成一个无耻之尤的"窃国集团"。就连以正人君子、人民公仆自居的温家宝，也被《纽约时报》揭露出原来是如假包换的窃国大盗。当年，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跟老妈显摆，带着老妈参观全是高级跑车的车库。小户人家出身的老妈悄悄在儿子耳边说："儿子呀，这些车确实很漂亮，但万一布尔什维克又来了怎么办？"今天共产党高官个个都像勃列日涅夫那样富可敌国，不过他们的老妈比勃列日涅夫的老妈聪明——温家宝老妈名下拥有上亿美元，却没有丝毫的不安。共产党官员十有八九都是"裸官"，将赃款和家人转移到海外，即便有一天无产者跑来"共产"也不怕。
很多良知未泯的中共老人，直到晚年才幡然醒悟，有所谓"两头真"之说：早年加入共产党干革命是出于真诚的信仰，晚年黄粱梦醒、反戈一击也是出于真诚的信仰。不过，早年的选择，固然有可能是"真"的，但"真"并不意味着"善"，那些向希特勒致敬的德国百姓也是真诚的，真诚却走向了邪恶。
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不过，他很快就发现，从潘多拉的盒子里放出来的是个魔鬼。从此，他淡出革命队伍，成了"脱党分子"。中共建政后，他又凭藉老资格和真学问当上复旦大学校长,可"文革"中亦难逃皮肉之苦。幸好年轻时候练过武功，才死里逃生。可见，即便作为信仰的共产主义，不仅不是救人的良药，反倒是害国的毒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实践，造成数以亿计生命的毁灭。从苏联、东欧到中国、柬埔寨，无不如此。
有意思的是，陈望道当年自费翻译马列经典，如今红朝设置了庞大的衙门承担此任务，即中央编译局。前局长名为衣俊卿，名字有几分梨园或青楼的味道，堪比梅兰芳。副部级的衣局长有一群粉丝，名为"洗衣粉"，甚至为之设置了"衣俊卿吧"。女弟子们形容衣老师"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还有很多帖子称其为"衣帅"。
"衣帅"不是绣花枕头，学问确实了得。据说写入十八大报告的"三个自信"（所谓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就是他在耗资几十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里挖掘出来的。本来衣俊卿已被习总看中，要高升为御前掌笔使，百密一疏，却被一个哀怨的女弟子贴在网上的一篇"情色小说"毁了锦绣前程。
从陈望道到衣俊卿，堪称共产党人世纪"变脸"之大戏。习近平感叹两千万苏共党员中没有一个"男儿"，这句话亦是其"夫子自道"——满口马列主义，满肚男盗女娼的衣俊卿之流，当然不是"男儿"；但将女儿送到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念书的习近平，难道就是"男儿"吗？他让全党上下读马列主义，为何篇篇让女儿去学习资本主义的赚钱术？
*习近平"淡定"到几时？*
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谈及关于北京的雾霾天气时，习近平说，在问题面前急不得，用生活的淡定去面对这些问题。这句话是典型的"习式语言"。习近平使用时髦用语"淡定"，显得比语言干瘪苍白的胡锦涛要生动活泼。而"淡定"正是习近平在党内崛起的秘诀，"多磕头、少说话、不干事"，使得他成为党内各派系都能接受的人物。但是，像太极拳似的"淡定"的招数，能改变北京上空的阴霾吗？
空气污染不仅是环保问题，更是政治和经济问题。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指出，中国在任何相关衡量标准上可能"永远"不会赶上美国。他说："下一次你去中国，发现污浊的空气让你窒息时，要记住，让空气变污浊的东西也被认为对GDP有贡献。如果根据环境恶化和在永远不会被使用的项目上的过度投资对中国的GDP进行调整，那么中国GDP的规模会减少百分之三十至五十。"
空气污染不仅是政治和经济问题，更是人命关天。长期以来，中共强词夺理说，"人权"就是"生存权"，他们將"人权"与"猪权"等量齐观；但是，即便这种说法成立，中国的环境污染却已经危及到民众的生命安全，让"生存权"摇摇欲坠。北京市卫生局日前对外发布消息，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监测数据显示，二零零一至二零一零年，北京市肺癌发病率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六。全市新发癌症患者中有五分之一为肺癌患者。二零一零年，北京市户籍居民肺癌死亡率达十万分之四十八点九，居"众癌之首"。难怪网友文三娃在微博中讽刺说："不信谣，不传谣，再过几年去化疗……"一周间，中国有多处因涉及PX项目而引发的环保焦虑。在周遭一层层叠加而出的浓酽焦虑映衬下，这句类民谣式咏叹显得绝望、凄而真切。
空气污染也不仅仅是中国的内政，它正在演变为国际问题。中国的阴霾时不时飘到了一万公里以外太平彼岸的美国加州，让加州的空气质量急剧下降。加州"大盆地联合空气污染控制区"主任特德*谢德说："这的确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千真万确。"美国媒体在报道中，还转载了美国太空总署（NASA）网站的图片，证实了谢德的说法。
在此情形之下，习近平倘若继续"淡定"下去，他的下场就会跟清末的"淡定总督"如出一辙。一八五七年底，两广总督叶名琛创造了一个军事史上的奇迹，他老人家"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一门心思地求神问卜，演唱空城计，结果英法联军轻易攻陷广州城，叶总督被俘虏——这是中国近代百年战争史中，唯一被外敌俘虏的封疆大吏。叶总督被英国人像运"猪仔"一样海运到加尔各答，因为水土不服，病死于异国。那么，更加淡定的习近平，下场会比叶名琛更好吗？
*习近平，你洗澡了吗？*
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开展党员"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要求官员"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洗澡"之说，始于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当时，《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由胡乔木撰写、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教条与裤子》，批评某些领导干部和留苏知识分子说："他们高叫道，大家要洗澡啊，大家要学习游泳啊，但是有些什么问题发生在他们的贵体下，他们总是不肯下水，总是不肯脱掉裤子。"
于是，人人都在毛面前"脱裤子"，也就等于向毛宣示绝对效忠。"脱裤子"是一种中国式的纳粹举手礼。就连周恩来亦不例外：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及十二月一、二、三日，周恩来一连作了五天发言，痛陈自己的历史错误。周发言之前，毛先在开场白中说，党的整风是脱裤子，让党员赤身露体暴露；然后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洗澡，洗清身体内外不洁的污物；最后是擦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最后说："现在，我们看恩来脱裤子吧。"
中共夺取天下以后，将同样的方式运用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当局考虑到没有经过整风的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委婉地改称为"洗澡"，相当于西洋人所谓的"洗脑"。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在小说《洗澡》中对此段经历有过描述：那些"被洗澡者"必须在公众场合，向领导、同事、学生交代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做自我检查和批判，由与会者进行帮助。
为了让"澡"洗出效果，浴池经理们想出各种办法，演绎出一连串形象的比喻。比如，洗大盆、中盆还是小盆。"水"，指群众；"盆"，指会议。盆之大小，指会议之规模，参加者之多寡。职位高的，如校长、院长，洗"大盆"；职位低的，洗"小盆"；不大不小的，洗"中盆"。
"洗澡"的效果与被洗者的心理承受力有关，心理承受力弱的人一下子就被"洗"死了——清华大学化学系主任高崇熙不堪大盆之洗，仰药而死，北京大学也有七个人自杀身亡。不过，此种烈度比起后来的"反右"和"文革"来，实在是毛毛雨而已。
毛泽东自己是不洗澡的。其私人医生李志绥在回忆录中揭露说，自从毛迁入中南海以后，就再也没有洗过澡。毛觉得洗澡浪费时间，他的卫士每晚在他批公文、看书或闲谈时，用一条湿毛巾替他擦身。但是，毛却将"洗澡"变成一种"钝刀子杀人"的政治运动，让整个中国血雨腥风、哀鸿遍地。
连江泽民都知道"与时俱进"，"三讲"讲了半年，发现收效甚微，也就鸣锣收兵了；如今，习近平拒绝宪政民主，企图以毛式"洗澡"挽救大厦之将倾，无异于刻舟求剑、缘木求鱼。
*上山下乡当知青，沉沦觉醒各不同*
习近平上台，象征着知青那一代人掌握权力。然而，当过知青，未必就意味着对毛时代的邪恶与黑暗产生深刻的批判精神，未必就意味着对农民的苦难与穷困就始终念兹在兹。很多当过知青的人，倒是深味厚黑学的原理，并一辈子生活在毛的阴影之下。习近平就是如此，他多次宣称"青春无悔"、延安是其生命的"原点"，他甚至说："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八年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二是培养了我的信心。这几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然而，他却不曾反思农村的"困难"究竟是怎么造成的。
与之相反，另一些当过知青的人，却从泥泞中飞升。卢作孚的长孙女卢晓蓉是知青一代人，因为出身的问题备受歧视。她在回忆文章《水咬人》中讲述了知青时代的一则往事：当时，她们五个知青一个小组在田里干活，十只手和十条腿，凡是沾到泥水的地方全部长出了密密麻麻像疹子般的红点。整夜都无法睡觉。
第二天，伤痕累累的手和腿再次下到田里，犹如"上刀山下火海"一般，原本冰凉的水，这时仿佛变得滚烫。每在田里挪动一步，就像无数把刀子在皮肤上来回地刮。泪水不知不觉浸满了眼眶。
万一创口受到感染，轻则残废，重则丢命。队里就有一个年轻媳妇，因个子矮小，人一站到田里，水就没过了膝。有一年插秧，不小心被水"咬"着了下身，伤口逐渐糜烂，痛得在床上挣扎了几天就死了。
水里究竟有什么呢？知青们查了一些书籍，才知道这是血吸虫尾蚴进入了身体。怎么办呢？他们从书上找到了一个办法：把松香溶解到酒精里，然后把这种溶液涂到皮肤上，会形成一种血吸虫尾蚴无法穿透的薄膜。于是，他们总算有了一件"防虫衣"。当地农民发现这些知青居然"刀枪不入"，十分好奇和羡慕。但是，知青们手上的松香有限，不足以提供给所有的乡亲使用。他们商量之后决定，不将这个秘密告诉乡亲。对于乡亲们的询问，他们回答说："可能……可能真的是毛主席在保护我们知青吧。"思想单纯的乡亲们啧啧称奇："嗯哪，还是你们知青有福气！"
多年以后，卢晓蓉写道："水不再'咬'我的皮肉了，却'咬'住我的心。……二十多年过去了，不知那小虫还肆虐不？即使那里的乡亲不再被水'咬'了，我也不能原谅自己！"
是的，不是水咬人，而是人咬人。毛泽东是一头硕大的怪兽，一头吞噬无辜生命的怪兽，如刘晓波所说，毛是"混世魔王"。毛不仅亲自下令杀戮、折腾、凌辱亿万民众，而且将人整人、人斗人、人恨人、人咬人的生存模式复制到中国的每个角落。
知青本身是毛泽东暴政的受害者，可在最底层的农民面前，他们又成了加害者。比进入人体、让人痛彻心扉的血吸虫更可怕的，是毛主义的毒素。血吸虫危害人的肉体，毛主义蛀空人的灵魂。所谓毛主义，就是枪杆子加笔杆子、暴力加谎言。今天的中国虽号称"改革开放"，却仍靠这一原则运作。
习近平真该认真读一读卢晓蓉的《水咬人》。最痛的不是水咬人，而是人咬人。中国何时才能摆脱"人相食"的宿命呢？中国何时才能洗涤毛主义的毒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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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国统区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
來源:電子郵件 长沙夏雨提供
以前，我们都曾听说过，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对于潜伏在“国统区”的地下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国民党要害部门和军队将领中就有按照这一方针长期埋伏的精干，在1949年政权易手前夕纷纷倒戈，显示出这一方针的威力。香港新近出版的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更是爆出惊人史料，包括卫立煌、张治中、邵力子乃至胡宗南在内的国民党高层人物都是“红色代理人”。虽然，对于这几个人是否真的是卧底，现在还存有争议，不能定论。但是，可以肯定，中共地下党确实在国民党的心脏里埋得很深，从早期的钱壮飞到后来的郭汝槐、刘斐等人，他们在隐蔽战线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打败国民党的一张张有力王牌。如果单是从谋略上说，上述十六字方针真的是十分高明。
不久前，我偶然看到一位老先生写的文章《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16字方针》（我至今不知道这位老先生的名字，以下就称他为“作者”），很是吃惊，1949年5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的易手固然是战场的胜负决定的，但潜伏在南京的地下党在各方面所做的工作，毫无疑问也有力地配合了前方的军事征战。然而，当大局已定，胜利已不可逆转时，中共中央关于如何处理南京市委领导的地下党，有过一个十六个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人曾经拿这十六个字问过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03年谢世的李慎之先生，他不无感慨地说：“怕不止是南京，是对全国地下党的。”但他没有见过这个文件。
1949年以后的历史事实早已明白无误地证明，这十六字方针并不是针对一时（“解放”初期）、一地（南京和其他刚“解放”的城市）的一种政策，而是要把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地下党员，从得胜的红色阵营中暗地里逐步排挤、清除出去的一个总战略。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自反胡风、反右以来一直到“文革”，接连不断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当中，受害者历来不限于党外的民主人士和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大量昔年在“国统区”参加地下党的热血青年，都成了打击对象。这十六字方针，就可以看作是破解这一历史谜团的钥匙之一。
对于那些曾为红色政权的创立甘冒生命危险的老人而言，这个“解放后”的十六字方针带给他们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相隔半个多世纪，面对闻所未闻的这十六个字，他们心中自然充满了疑惑与痛苦。为此，作者要在生命的黄昏苦苦追寻这个十六字方针的来源，力图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在寻找这十六字方针来源时，他找到了一位住在昆明的右派老人M，M已80多岁，身体多病，风烛残年，已不能执笔写信，只能在电话里回答他的问题。他从“微弱而有点破碎”的声音中得知，大约二十几年前，当M的右派结论得到改正，从下放的云南偏远农村返回昆明后，遇到一位中共西南局的老同志，告诉了M这十六字方针，那人还亲口表示，自己曾亲眼看到过这十六字方针的文件。但事隔多年，M已记不起那人的姓名了。线索嘎然中断，但他相信这个方针的文件一定存在，而且一般的党史档案室中不会有。
作者从另一位友人S那里又听说，复旦大学有一位老人，上个世纪50年代在安全部门工作过，那里的人曾告知这十六字方针。他就此事和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交换过意见，李普先生说，从这16个字的文风、气势看，是毛泽东的作品，从毛对知识分子一贯的偏见，从“解放”后发动的历次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来看，这都是毛的作品。毛是有远谋大略的，是从全局的大政策考虑的。别人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胆略发出这样的指示。
李普先生的分析后来得到了证实，答案终于找到了。作者从一位曾从事南京党史研究的人那里了解到，一位原江苏省安全厅的负责人在查阅档案时发现，确有这样一个文件。当时是康生向毛泽东提出报告，说许多地下党存在严重问题，南京、福建、广西、云南是重点，请示毛应如何处置。毛的批示就是这十六个字：“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这个批示当时的下发范围极小，只发给了大军区的负责人。所以，长期以来很少有人知道，包括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都未听说过。有了这十六字方针，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49年以前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一位1927年白色恐怖中入党的老资格女革命家，在和横渡长江的大军会师后，在新成立的刘伯承、宋任穷为首的新南京市委中，虽然还安排了一个组织部长的位置，但很快就挨了批评，离开南京，先到上海、后到杭州工作，这正是十六字方针中的“降级使用”。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她被划为“极右”分子，和丈夫沙文汉（时为浙江省长）双双坠网，成为著名的“沙陈”集团之首，是当年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
1949年下半年，天下初定，即对南京地下党展开了整党，理由是地下党“组织不纯，反革命混进来了；许多新党员是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发展入党的，其‘动机不一，成分复杂’。” 陈修良对于这些强加在南京地下党头上的罪名不服，曾和上级有过激烈的争论，因此而挨批。当时邓小平还在南京，在9月17日的党支部书记和排以上党员大会上做过一次报告，题为《忠诚与老实》，公开表示对南京地下党的整党是必要的，是中央批准的，南京党组织不同意，不认真执行，是“无组织无纪律”。邓在报告中强调，革命胜利一是靠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对解放军不服气的情绪。（这次整党实际上没有查出一个货真价实的所谓“反革命”，可是有100多个党员受到“停止党籍”的处分。邓报告中列举的“组织不纯”事例，经查证都不属实。此文后来也有没收入官方出版的《邓小平文选》。）
对于南京发生的情况，当时一定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汇报，这才有康生向毛请示对南京等地下党的处理方针，才有了毛大笔一挥的十六字批示，但这决不是毛个人一时心血来潮信笔写下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从邓小平的报告看，包括邓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当时完全认同这十六字方针，而且后来也是执行了这个方针。
1945年，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还没有预见到四年后即可登上天安门城楼，但他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就已明确地告诉全党：“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李锐先生当年就听到过这个传达。1947年10月27日，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党内指示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第十六册收入了这一文件。可惜，罗隆基、章伯钧等倒向左翼的民主人士做梦也想不到，他们这些“自由资产阶级”在红色政权迎来的将是灭顶之灾，大网早已布下，与他们的联盟、合作只是暂时的，充其量是利用他们。现在，十六字方针的浮出水面，进一步告诉世人，不仅是那些有自己政治理念、与共产党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的民主人士、自由资产阶级们，即便是那些在国民党眼皮底下不顾身家性命、秘密加入了地下党的自己人，在毛泽东的棋局上，用不了多久也是要抛弃的棋子。现实是如此严酷，如此无情，满腔的热血换来的只是被猜疑、被戏弄甚至被虐杀的命运，“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难道“革命”仅仅是某个集团或个别人登基的台阶？难道权力的顶戴一定要用他人的热血涂红？
1949年以后，全国各大城市许许多多大学生、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以他们血泪人生见证了这一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们中的多数人几乎都未能逃脱“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命运（只有个别幸运者例外），从“潘汉年案”、“胡风案”到“反右”，到了“文革”，他们已“消化”、“淘汰”得差不多了。
那是一代人啊，他们在上世纪40年代抗日救亡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的学生运动中成长起来，但是他们满怀希望迎来的新天新地容不下他们单纯的热情和理想，他们被救世主和红色新朝弃如敝履，即使他们有幸熬过“文革”的长夜，他们一生中的大好时光也已耗尽，历史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声深长而无奈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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