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W: 【批共專集】(十)任志强:土地一定会回到私有制的产权制度;茅于轼:土地交易制度的改进一石多鸟:房价高原因是地价贵地价贵原因是政府从农民手中低价拿地;张成觉: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积极探索民主途径:中国现在有3000名亿万富豪人均6.7亿财产不到百分之0.4的人掌握了百分之七十以上财富;张千帆:宪政转型与人格再造的中国使命;十八大后政府机构改革方案:陈有西按方案有很多亮点;中共已处危机临界民愤随时爆发:基尼系数突破危机临界点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逼近社会容忍线;714名官员十一官员外逃趋大势;铁流:为李克强
神州有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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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Wed, 26 Dec 2012 07:21:14 +0800
Subject: 【批共專集】(十)任志强:土地一定会回到私有制的产权制度;茅于轼:土地交易制度的改进一石多鸟:房价高原因是地价贵地价贵原因是政府从农民手中低价拿地;张成觉: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积极探索民主途径:中国现在有3000名亿万富豪人均6.7亿财产不到百分之0.4的人掌握了百分之七十以上财富;张千帆:宪政转型与人格再造的中国使命;十八大后政府机构改革方案:陈有西按方案有很多亮点;中共已处危机临界民愤随时爆发:基尼系数突破危机临界点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逼近社会容忍线;714名官员十一官员外逃趋大势;铁流:为李克强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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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共專集】(十)
任志强：土地一定会回到私有制的产权制度
茅于轼:土地交易制度的改进：一石多鸟:房价高的原因是地价贵。地价贵的原因是政府从农民手中低价拿地，然后拍卖出售，获取价差。土地的增值大部分被政府拿去了。土地的供给被政府垄断了。
张成觉：深刻认识中国社会 积极探索民主途径:一、大陆社会性质特别:中国现在有3000名亿万富豪，平均每人有6.7亿财产。不到百分之0.4的人，掌握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财富。”便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二、所有制与私有财产:陈志武教授一再提出，应将国企天文数字的利润平均派发给国人;三、危机四伏人民麻木;四、“共产”中国独一无二;五、政权更迭流血难免
张千帆：宪政转型与人格再造的中国使命:一、专制的病症与后果:1．专制社会的病症:一曰伦理低谷;二曰懦弱;三曰激进;四曰轻狂;五曰好战;六曰势利;2．专制的后果;二、中国道德与政治人格及其缺陷:1．儒家传统人格及其缺陷;2．近代中国的人格变异;3．权力体系下的人格堕落;三、中国道德人格的复兴与重建:1．传统道德人格的复兴;2．当代道德人格的重建;四、中国政治人格之建构:1．建构公民人格，再造社会契约;2．国家统一与族群和睦的宪政基础;3．中国宪政之障碍与国民的历史责任
十八大后政府机构改革方案:陈有西按这是一份非主流网站传递出来的重要方案，权威性尚待证实，但是我看了这个方案非常高兴。这个方案有很多亮点:十八大后政府机构改革方案;一、国务院组成部门的调整;二、国务院直属机构的调整;三、国务院办事机构调整（拟取消的国务院办事机构）;四、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调整;五、国务院管理的国家局调整
内部密报：中共已处危机临界点 民愤随时爆发:内部密报：大陆基尼系数突破危机临界点;中国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 逼近社会容忍线;714名中共官员十一“失踪”官员外逃趋大势
铁流：为李克强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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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土地一定会回到私有制的产权制度
201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在北京举行，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在论坛上表示，我认为最终土地一定回到私有制的产权制度。最近微博上茅于轼老师发了一篇关于土地私有制的问题，别的国家土地因为私有化，所以农民进城没有障碍，城镇化很容易做到。
以下为任志强相关发言：
主持人没有学过我们前面三部宪法，主持人说这个梦已经五六十年了，不对。我们前三部宪法土地都是私有制，只有到1982年改的第四部宪法，土地才变成公有制。我在微博上说这个事的时候，大部分80后都不知道以前还有三部宪法，以前土地是私有化的。许多人都骂我你让土地私有化是反对社会主义。错了，前30年是更加社会主义的。你能说mzd时代是不讲社会主义的吗？那时候土地就是私有制的。所以，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关系。我们新一届政府曾经提出“五不”，不准搞私有化，他们是建立在82年宪法上认为一定坚持公有制。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么要求砍掉资本主义的苗，留住社会主义的草，都没有把它变成公有制，而是1982年才把它变成公有制。前一段时间经济观察报上连续写一系列文章，其中谈到土地制度的改变，就是因为这14个字，我们土地制度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黄怒波说十年以后土地又回到私有化，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差不多，这一届是50后，十年以后就是60后或者70后掌权了，我认为差不多，我认为最终土地一定回到私有制的产权制度。最近微博上茅于轼老师发了一篇关于土地私有制的问题，别的国家土地因为私有化，所以农民进城没有障碍，城镇化很容易做到。中国不行，因为土地不值钱，我们看美国有两个典型的总统，一个是小布什，刚刚退了，回到跑到农村跟老布什住庄园，城里面没有房子，只能住农村庄园，但是把老布什庄园卖了，可以在纽约总好的地方买几十套房子。第二个总统就是卡特，最近到北京来了，卡特总统下台以后回到了他自己出生的农村，那个村有多大呢？700人。大家都知道我们一般的村都得上千人，700人算是小村了，他也只有农村房子，但是他的庄园要卖了也可以在城里变成房子。
我们的矛盾就在于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把土地城镇化了，但是人口没有城镇化。我们从2000年到现在为止，城镇建成区翻一番，但是农业就业人口只从52%降到37%，下降的很少。所以，从农村就业人口情况来看，不能满足我们46%点几的工业化率，所有工业化程度和城镇化的程度不对等。这个矛盾如果不解决土地制度问题就解决不了，因为农民没有钱，同时还要解决户籍制度问题，没有钱变成进城的资本。如果换了，土地变成私有制了，他就有进城资本。所以，我们保障住房制度说要解决农民工进城问题，我觉得有点荒谬，荒谬到农民可以占有两份宅基地，为什么城里面住一村土地都要出让，农民在城里面一份，农村还有一份，要从人权来说我还觉得不合理，当然农民可能会骂我，说你在城里有钱。别骂我，土地要是私有制的话，您比我更有钱，因为土地更值钱，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你说的很好，我们的平原占地，按照耕地来算是国土面积14%，日本是多少？日本是24%，是我们的一倍，但是我们是1%的时候，日本是2.4%，是日本土地多还是我们土地多。我们现在城市建成区是国土面积0.4%，日本是4.3%，你算算人家用多少地？我们用多少地？美国是3.41%，美国只有3亿多人口，他的国土面积还比我们大。倒过来说是中国政府不愿意把土地给人民居住。你再算算我们工矿用地占多少？是城市建成区的十倍，为什么都变成工矿呢？所以，你们不要无知，最好查查统计年鉴，心里有数了再说这个话。如果说今年到9月份为止，已经供应的建设用地，52%用于工业了，住宅给了11.4%，你们也可以到统计局网上去查一查。如果那52%是住宅用地，14%是工业用地的话，我们住宅用地就大大富余了，我们住宅价格不会这么高，不懂就别说。农村宅基地占国土面积1.75%，是城市建成区的好几倍，而城市建成区里面住人的只有国土面积的0.11。没算过帐的人不知道，算过帐的人很清楚，我们不是缺地，而是把大量的地用于工矿用地，而不是给人住。历史上我们有一句话就是先生产后生活，现在我们政府还是先GDP再让人民生活。如果看资料的话，大家就知道中国不缺土地。
有人说房地产裹胁中国经济，房地产实际上和所有产业都有关系，最直接的产业是63个，比如灯具、墙板、地毯等等。如果按照董老师说的原料产业，大概是187个，你们以为和别的没有关系吗？昨天晚上举行一场活动，叫做房地产和电影业的跨界活动，所有电影业都在说如果没有中国房地产，我们票房就完了。到现在我们一个巨大的电影产业票房今年估计突破160亿人民币，境内境外都算上。房地产是多少？6万亿。我们电影业天天在报纸上活跃的电影明星加起来创造的产值才160亿，而房地产天天被人骂，是6万亿差值，你们算这个差距是多少？所以，上下游之间，没有没有联系的，你们可以任意说。昨天晚上的会议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个产业，你不用房子行吗？包括农业也和它有关系，因为他用暖房，现在大部分农业都是用温室暖房，用钢筋、砖头、水泥。刚才在会前孟晓苏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在大会上不敢说，我替他透露一下，冒险业今年亏损了，原因是今年房地产市场不好。房地产市场不好，股票就跌，股票跌，他们收益率就不好，收益率不好，他们就跌了。
有人说我们不道德，你们以为我是开发商吗？我是上市公司，所有股民都是开发商，是不是所有买我们的股票的人都没有道德？荒谬的理论啊，太荒谬了。我觉得如果我是总经理，我会不会说我制定的政策八年不出我的办公室？我是不是得下台？我们的总理居然敢说他定的政策八年不出中南海，太荒谬了。而我们的住建部部长对人大质询的时候说我们采取了一个不得不的政策，全世界有没有一个国家总理或者一个领导说我们采取的一个“不得不”的政策是好政策呢？中国的语文没有这么教的吧？我们主持人上来还问调控政策怎么样？还问怎么样？烂的不行了。我们只能承认他不得不用一个烂政策来挽救前面的错误。如果不用4万亿和10万亿的信贷导致2009年以后的救市的话，他不会用，也不需要用“不得不”的烂政策。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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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交易制度的改进：一石多鸟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2012-11-15
我国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国土，但是能够方便使用的平原地只占总面积的12%。日本以多山著称，但平原地占总面积的24%。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要素，土地紧张，各方面都要争地。在此，农业获得了优先权，国家设置了18亿亩耕地红线，但对其他用地造成巨大障碍。这种斗争有时候表现的非常激烈。土地纠纷是造成上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现有的土地制度，其分配渠道主要是政府在起作用，或者是权力和计划配置土地，而不是市场配置。因而效率极低，矛盾极大。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是资源更合理的配置，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现在的权力配置远远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所以改变土地使用权的流动性将是中国经济追上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潜力之所在。这里讲的使用权的流动性，就是有规则的土地自由买卖。特别是农民有权交换他们所有的土地。
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巨大转变的一个方面就是占人口总数40%多的农民问题的日益突出。农民的动向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又是社会矛盾的焦点。农民的问题主要有：收入低，进城成为固定居民很难，自己的土地不能受到有效保护，所有权常常被侵犯， 在台湾和日本，农民是最富有的一个阶层。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土地，而且他们的土地能够在法律框架内自由买卖。中国的农民也有土地，但是他们的土地不能自由买卖。这是中国农民穷的主要原因。如果让农民的土地自由买卖，农民可以自由地和开发商讨价还价，将会发生什么结果？
第一，农民的财富可以极大地增加。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穷。如果把农民穷的问题解决了，收入差距问题能够极大地缓解，可以解决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块心病。
第二，地价和房价会大幅度下跌。现在房价高的原因是地价贵。地价贵的原因是政府从农民手中低价拿地，然后拍卖出售，获取价差。土地的增值大部分被政府拿去了。也就是土地的供给被政府垄断了。如果分散的农民可以竞争地出售自己的土地，地价会比现有的价格大大地降低，而农民出让土地的收入却可以大大提高。地价合理化的结果将是房价的下降。国务院想尽办法压房价，效果不大，还引起一大堆意见。如果土地自由买卖，地价由公平竞争的市场决定，谁也没有意见。而房价可以趋于合理水平。
第三，城市里的房价下降，农民的收入提高，进城打工的农民就有机会进城租房买房，变成真正的城里人。我国城镇化可以大大地加速。如果没有这样的改变，要让农民工变成城市居民，靠他们微薄的工资去租房买房，再有三十年也难于实现。农民工变成了真正的城市居民，每年拥挤的春运，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钟摆式人口流动会逐渐消失。
第四，农民真正进了城，家庭团聚，社会安定。现在两亿多的流动人口造成农村婚姻的不稳定。不但影响下一代的成长和教育，而且纠纷增加，社会成本上升。流动的劳动力单身在城市里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城市中的犯罪大多数和流动人口有关。如果单身的他们变成了家庭的一员，犯罪率可大幅度下降。
第五，农民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扩大消费，纠正GDP中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我国GDP的使用方面极度扭曲，其原因是农民收入低，农民又占人口的40%多，这部分人的低消费使得宏观上消费不振。不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消费永远是低的，投资永远是高的，产能永远是过剩的，结构永远是扭曲的，而且扭曲的程度将越来越大。低消费和高投资有正反馈作用。由于低消费必定有高投资；由于高投资必定有产能过剩；由于产能过剩，卖不掉的产品只能再用于投资。只有提高农民收入才能终止这个正反馈。
第六，土地用途的转变通过自愿交换，强制性的事件被自愿交换所替代。土地纠纷将大大地减少。因土地造成的暴力事件可以绝迹，上访人数会减去一半以上，可极大地减轻各级政府的负担。 这样的改变会造成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减少，可能发生财政困难。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土地自由交换导致的交易税收增加。由于消费扩大使市场繁荣，政府从市场得到的税收也会增加。财政收入可能不降反升。究竟是升是降要做专门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来回答。
上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都和占人口将近一半的农民的动向有关。解决农民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合作，但核心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是土地的自由交换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都是空谈。只有解决土地自由交换，别的政策才有成功的机会。土地的自由交换不但能极大地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且能够促进分配的公平。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3971d0102e7g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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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觉：深刻认识中国社会 积极探索民主途径
作者: 张成觉
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于九十一年前诞生时毫无独立性可言。至其总舵主入主紫禁城，“伟光正”一党擅权，至“文革”期间毛独夫凌驾于全党之上，连党的二号人物亦不能保障自己的性命安全。邓二世承继毛太祖衣钵，一言九鼎，罢黜总书记率性而为，什么“党章”、“宪法”，在彼皆一纸空文而已；对“自由化”和“民主化”尤其深恶痛绝。时至今日，孤家寡人俱往矣，几个“大佬”共掌门。8000多万党员只有和中央保持一致的义务，而绝无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之权利。与奥威尔描写的《动物农庄》里的景象何其相似乃尔！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本届“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在“第四波”民主浪潮兴起中举行，特别令人感慨！！！其中，缅甸最近的变化，连同越南早前已经开始的政治改革，都使大陆中国相形见绌，更不要说海峡彼岸的台湾民主转型的榜样了。
同属亚洲人，甚至同是炎黄子孙，为什么他们办得到，而神州大地13亿同胞做不到？或者可以归纳为“国情”之别。这里把“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两个“国”，并无“台独”意味。谨此申明。
一、大陆社会性质特别
现时北京当局治下的“中国”社会，到底姓“资”姓“社”？这个问题是谈“民主化”之前首先要明确的。
对此，前不久著名政治学者严家祺在一次访谈中称：“，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完全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1），本人不敢苟同。
参照“百度百科”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资本主义是资本为主体的社会制度，这种以资本为主体的制度是尊重资本和财产为私人所有，任何人都不得非法侵占，这就是私有制的含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内容，没有私有制就不能叫资本主义。”
以之观照当今的中国大陆，显然不相符合。因为大陆中国是中共权力垄断一切的社会制度，毫不尊重资本和财产为私人所有，“党和政府”随时可以非法侵占任何国民的资本和财产，并且将被侵占者投入监狱治罪。上了“福布斯”财富榜的“大款”一个个落得类似的下场，沈阳的仰融如此，新疆的热比娅如此。真是地无分东西，人无分汉、维，亦无分男女。当局要收拾你的话，只要是百姓就毫不手软。仅薄熙来和薄谷开来一族例外。
国有制或公有制是“中国模式”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内容”，近年“国进民退”趋势愈演愈烈，不可遏止。据天则所报告称：与民企相比，2001到2008年间，国企少缴付的利息共计2.85万亿元，地租3.09万亿元，资源租5,000多亿元，亏损补贴 1,198亿元。合计起来国企少付的成本是6.48万亿元，国企享有的上述利益，远大于同时期国企账面显示的4.92万亿元累积利润总额。所长盛洪说：“国有企业已被内部人控制了”。这在资本主义国家会发生吗？
再者，对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百度百科”之表述为：“经济上，以私营经济为主，没有政府干预或者政府干预很少。政治上，资产阶级政党掌权，或实行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根据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是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无庸赘述，大陆现时并非私营经济为主。何况北京当局近年以GDP增长“保八”为目标，宏观调控从不放松。至于政治上，更由号称“无产阶级政党”的“伟光正”掌权，实行一党专政即独裁的政治制度。这算哪门子的“资本主义”？
用马克思的尺度衡量，就尤其洞若观火：现时中国一小撮不戴“资本家”帽子的权贵，实际占有关乎国计民生的主要生产资料，剥削宪法上载明为国家主人的广大工人农民，此现象不仅是原始资本主义所无，也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所未见。
严家祺在上述访谈中说：“只要看一看中国现在有3000名亿万富豪，平均每人有6.7亿财产。不到百分之0.4的人，掌握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财富。”便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
不过，他接着又称：“看一看今日中国比欧美还要严重的两极分化，就可以知道，今天的中国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此说法似有点不合逻辑。试问，难道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所特有？
愚意以为，如果非要给“中国模式”戴上简洁的“主义”头衔，不妨考虑以“毛邓主义”名之。内容可概括成六个字：“公有制”、“党天下”。“公有制”者，区别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封建庄园或奴隶制也。不过，要特别诠释此“公”乃中共高层及其少数鹰犬之小“公”，绝非《礼运•大同篇》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个大“公”。“党天下”者，储安平先生早有阐述，时维1957年6月1日，系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即庙堂之上应邀公开陈词，不是“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的鬼蜮“阴谋”也。
或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已分别见于中共党章，岂可“合二而一”成为“主义”？诚然，此二位掌门各有主见。但其“同一性”亦不容忽视。要而言之：上台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也。尽管两人都根本不懂马克思，不知“社会主义”为何物！
但正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杂拌，实质子虚一样，毛邓也不妨炒作一碟。之所以说“马列主义”空有其名，是因为姓马的德国犹太人，跟姓列（应说姓乌—乌里扬诺夫）的俄籍德国间谍，这两个欧洲白人所创之“革命理论”，相异之处远多于相同之点。马大胡子高度重视“自由人的联合体”，列小秃子独尊“无产阶级专政”，便是例证。
一言以蔽之，勾勒今天“中国”，毛邓主义、“公有制”、党天下：十个字足矣。
二、所有制与私有财产
如上所述，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名正言顺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且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也是非洲和中东茉莉花革命得以发生的关键性原因之一。而大陆中国自毛王朝建立伊始，私有财产早就横遭非法侵犯与剥夺，1955年之后更实现了《共产党宣言》中宣告的目标：消灭私有制。孟子说：“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大陆中国道德沦丧即与此分不开，同时又是文革之“伟大胜利”使然。
最荒谬的是作为社会主义主要特点之生产资料公有制，据说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实际上不伦不类，非驴非马。
理论上，全民所有制应属全体国民所有。现时的所谓“国有企业”，诸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以及“国有银行”如中国工商银行丶中国人民银行等，13亿中国人含港丶澳丶台湾同胞，无分男女老幼，人人有份。所以，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一再提出，应将国企天文数字的利润平均派发给国人。无奈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这些经济大鳄派息分红，还不是只有最高管理层一小撮人占尽便宜？属下基层员工能拿到多少好处？即使后者加起来数以百万计，在13亿人口总数中也不过占千分之一而已！其余的九百九十九即你我在内的芸芸众生，连一个铜板也休想分到。
集体所有制名义上由部分有关国民组成的集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土地丶森林及生产工具等），可是控制权落在掌权的党政官员手上。因此，无论全民或者集体所有制，一切经营成果都被“少数人所得而私”也。此种恶果，于今为烈。严家祺所指出的3000名亿万富豪，包括已转移60多亿美元资产到国外的薄熙来和薄谷开来，便属这“少数人”亦即权贵之列。
一些学者将此社会说成“权贵资本主义”，此虽可沾点边，但毕竟不够准确。严家祺将今天的中国比拟作“历史上的早期资本主义，是专制主义和原始资本主义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就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至于讲“中国完全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这简直匪夷所思！中共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寸权不让之余，高压有增无减，何来“完全”的“资本主义”？其理浅显不过，无需饶舌。
倘若非要将眼下的中国与资本主义挂钩，恐怕只能改用文学语言，效法《共产党宣言》称当时欧洲的“共产主义”为“幽灵”或“怪影”，而以“资本主义怪胎”名之。
三、危机四伏人民麻木
以上分析或论断可能略嫌抽象。下面不妨看看较为具体的画面，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的描述：“这些年，中国经济一直在增长，说起来，政府也做了不少的事情。眼见得高楼在起，马路在修，铁路在延伸，而且还有了高铁，天上飞的飞机也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衣食住行，都在变化。有钱人越来越多，自己买房子的人多了，旅游的人多了，出国的人，无论旅游还是留学也越来越多。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吃的食物，所含的化肥农药多了，空气和水的污染增加，各种损害人们健康的食品添加剂，变着花样被发明出来。房地产成了经济发展的龙头，地方政府卖地获利匪浅，但强拆也引起越来越多的拼死抗议。高昂的房价，使得炒房成为中国获利最多的事业，同时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房奴，吸干了为子女买房的父母最后一滴血。社保没有做完，医保还遥遥无期，医患矛盾，经常惹出人命血案。大学十年扩张了不止十倍，城市里学校的硬件改善了很多，但学校教学的内容没有多少改革，依旧是政治导向的标准答案式的模式，很可怕的是，整个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却把整个社会拖入了一种莫名的紧张状态，学生和家长与学校和老师之间的关系，矛盾日益尖锐。在人们眼里，一些老师和学校已经成了收保护费的匪帮。目前大力度推行的保障房政策，由于城乡二元的结构没有根本改变，户籍制度改革停滞，根本无法解决目前非本地户籍人口的住房问题，而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非本地户籍的白领人口，规模相当庞大，加上非本地户籍的蓝领工人，以及外地摊贩和其他人员，正是这些人，才使得城市能够正常运转。
由于通货膨胀和房价飞涨，一度过的不错的城市中产，财富大幅度缩水，但他们的税收负担却连续多年增加，不管金融危机，不管企业倒闭，政府财政收入每年以30%的增速提高。大力度的税收加上税收过程中传统的跑冒滴漏，使得民众和企业的税负痛苦指数奇高。与此同时，政府的三公消费（出国经费、公车、公款吃喝），党活动经费(各地党校都获得大笔资金，大兴土木)，维稳经费都在直线上升。政府和国企掌控的资源越来越多，在国进民退浪潮中，甚至把手伸到了部分过去退出的竞争领域。民营资本从石油业彻底驱逐，煤炭业也正在退出，电业和通讯以及传媒，原本就没让进去。总之，现在的中国，官家拥有一切，而民家正在失去一切。官民结构的失衡，从古自今，从来没有今天这样严重。由此造成的官民矛盾，也臻于极致。人们的不满和愤怒在增加，无论城乡，无论何地，只要有一丁点的火星，就会马上形成一定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防不胜防。”（2）
用更常见的说法，就是百姓“维权”与当局“维稳”，双方不断角力。有论者称各种“维权”运动的合力将会导致大陆的民主转型。窃以为，恐怕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仔细剖析一下目前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的“维权”运动，就不难发现多属弱势社群以和平方式提出诉求，极少诉诸暴力。其抗争对象为县市以下地方政府或个别企业。用《水浒》的语言叫做“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根本不会危及中南海掌权者。而且大体上均属“个别事件”，并无跨企业更未见跨省市串连。对于此类事件，省以上及最高当局如果采取怀柔手法，分化瓦解，不难平息。甚至可能由此得分，乌坎村重选处理结果，汪洋便获好评。
还有一点往往是海外学者以至民运人士忽略的，就是国内资讯的封闭性。前不久湖南李旺阳“被自杀”的惨剧，在香港激起波澜。连港区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纷纷表态，要求中央彻查。可是大陆应者寥寥，无论李所在的本省或毗邻的广东省，一般民众均茫无所知，遑论迸出火星，进而演成燎原之势？
李旺阳乃六四时期受难者，但六四至今23年，不要说80后、90后的一代对当日长安街上坦克轰鸣、机枪扫射大开杀戒的屠城画面毫无感觉，60后、70后也罕有对之仍然关心者。至于50后或更年长的，即使昔日上过街、喊过“打到官倒”之类口号，其中文化人与知识者现在大多生活无忧，认同官方的说辞，即所谓“没有六四的铁腕，就不会有现时的稳定”。像本港市民那样，每年维园烛光晚会五六万乃至十几万人与会悼念，只是绝无仅有的香江一景。
一句话，十三亿同胞基本上麻木了，“向钱看”早已蔚成风尚。思想启蒙乃当务之急，包括公民意识和产权意识在内。前者薄弱，则谈不到认同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观；后者阙如，则不珍惜土地房产以及店铺厂矿等私人业权。“无恒产则无恒心”，只会姑息以至变相助长一小撮权贵的巧取豪夺。那情形有点像二战时期纳粹占领下的巴黎，当犹太人被盖世太保遣送投入集中营时，其法国邻居抱着事不关己的想法保持缄默。不同的是几十年后法国人对此反思深感内疚，而我们的同胞则对“邻人”遭“权贵”欺凌，诸如被征地或逼迁之类恶行非但袖手旁观，而且心如止水波澜不惊。
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13亿人这种毫无义愤麻木不仁，是最为可悲的。毛在与蒋争天下时讲过：“反动派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人民的不觉悟。”尽管“维权”、上访络绎不绝，一小撮权贵却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此处指北京木樨地国宾馆所在）”，便得益于“沉默的大多数”普遍的明哲保身之心态。
四、“共产”中国独一无二
记者在上述专访中发问曰：“今天的中国，还有可能保持社会主义的本质吗？”这等于肯定中国有过“社会主义”，殊不知“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马克思构想的乌托邦。严家祺先生的回答说道：“由于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把共产党转变为一个以专制方式组织起来的党，当共产党取得大陆政权后，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治实际上就重新回到有二千年传统的专制王朝时代去了。”
可见，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社会主义”，邓小平自己就坦承说不清“社会主义”为何物，他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过了河之后系何方疆土，姓资姓社，是否马克思老祖宗构想的那片乐土，等等问题，邓大人胸无成竹，他只叮嘱“不争论”，便戴着鲍彤发明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名号“见马克思”去了。既然虚无缥缈不可触摸，遑论“保持社会主义的本质”？
俗语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将届六十三岁的“共产”中国，既然像严家祺所云：“当共产党取得大陆政权后，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治实际上就重新回到有二千年传统的专制王朝时代去了”，亦即从呱呱堕地之日起便与“民主”格格不入。那么，与亚洲迈上民主转型之路的邻邦缅甸、越南以及俄罗斯和台湾等相比，此际的中国到底处于何种状况呢？
这可从内外因素两方面加以比对：
（一）首先是内部因素，又可循经济基础与政体、选举、阶级、媒体及政党等项逐一考察之。
1、就经济基础而言，主要是所有制的区别。概而言之，整体上中国是“公有制”为主，俄罗斯（1991年“苏东波”前）和越南亦如此，也就是说，由一小撮特权阶层实际操控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不过，当时的俄罗斯和开始实行政治改革时的越南，这两国的资源虽也被权贵侵吞，其程度却远逊于现时的大陆中国。至于台湾和缅甸，则是私有制，且私有财产在宪法上载明神圣不可侵犯。
2、政体方面：
A、中国属于标准的列宁式国家，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为名行一党专政之实。其专制极权程度尽管随着毛、邓先后归天而有所变化，但与民主化有如冰炭不容。
B、有学者称“台湾启动自由化的时间点，约莫是从1986年民进党成立或1987年蒋经国总统宣布戒严令解除开始；继而经过1991、1992年国会全面改选和1996年总统直选以后，成功完成了民主转型。”（3）“国民党早期虽然曾经以一党独大、威权统治、中央专制的方式来治理台湾，然而，学者普遍认为台湾至多只是一个“准列宁式”的政体。因此，台湾具有较大的空间能够从威权政体转型至民主政体。”（4）
C、俄罗斯。“1991年8月，苏联发生了流产政变，前苏联总统戈巴契夫（M•S•Gorbachev）虽未被推翻，但是莫斯科的主控权已从苏联政府转移到俄罗斯联邦政府。俄罗斯总统叶里钦（Boris Yeltsin）解散了苏联共产党与俄罗斯共产党的中央及各级组织，没收其财产，苏共与俄共同时瓦解。苏联的解体开启了俄罗斯民主化的进程，随后叶里钦采取的一连串民主化作为，使俄罗斯的自由民主开始逐渐大幅度成长与进步。”（5）
D、越南。“1986年开始的越南‘革新开放’，相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改革辈出。在政治领域，2002年，越南国会便可以直接质询越共中央政治局等权力核心机构；2010年，越南就已经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党政军及社会组织、国有企业副科级以上的干部，都必须公开个人财产。”（6）
E、缅甸。“缅甸2008年以公民投票方式批准新宪法，规定施行总统制，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同时担任武装力量最高统帅、三军总司令和国家国防安全委员会主席。……缅甸联邦议会全体会议（2011年2月）4日选举现任总理吴登盛为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7）这里面“以公民投票方式批准新宪法”，在此刻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3、选举经验：
A、中国。无论“人民代表”的选举或中共党内各级代表大会的选举，都谈不到现代文明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公职方面目前只在村一级有选民“一人一票”的直选（且不说其中普遍的舞弊），连乡一级直选都遥遥无期。
B、台湾。“台湾从1950年开始举办地方选举，全面落实地方自治。在这段期间，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开放省、县（市）议员和县（市）长、乡（镇）长等多项地方公职选举。到了1969年，台湾开始进行包括国民大会代表与立法委员在内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到了1966年，台湾更举办了首次总统直接选举，并于2000年与2004年再次举办总统大选。换言之，台湾民众的选举经验至今已经超过50年。”（9）
C、俄罗斯。“俄罗斯民众的选举经验虽然也有10余年的经验（1991-2005年），但俄罗斯的选举实际上却操控在中央政府的手中。尤有甚者，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政策议题几乎没有被提出来讨论。普钦仅提出十分模糊的振兴经济与提升国力的概念，并拒绝与对手同台辩论，而他的对手们也没有针对具体政策进行批评。另外，普钦在2000年上台之后，逐渐将各项权力集中到中央，在2004年的总统大选中，主要政党（共产党与自由民主党）的领袖甚至拒绝参选，这无疑打击了俄罗斯民主化的努力。”（10）
D、越南。“2006年，越共在其十大上，就已经实现了总书记的差额选举；同年，……国会议员也实现了直选，……；到2009年，越南又实现了地方党委书记由党员直选的制度”。（11）
据中国前驻越大使齐建国介绍越南国会议员直选说：它把全国分成若干个选区，假定一个选区选3个代表，有5个候选人，那么要淘汰2个。要成为正式候选人要过三关，第一关是单位全体员工投票，这个好过；第二关就比较难了，要到居住地的居委会那里由这一片的人投票，如果过不了半数，就不能再选了。原来越南外交部的一个副部长，有人举报他有三栋别墅，还有原越南广播电台台长因为涉嫌支持黑社会，越南高检院的一个副院长因为经济问题，某个省的副书记因为假学历，结果选票都没过半，都被弄下来了。都是在选举过程中被群众揭露出来的啊，那些人和他们住一个社区，总归还是比较了解的。
再说第三关，这就有了竞选的味道了。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这些领导一般都必须是国会代表，也得走这个程序)和其他一般的候选人，都必须到自己的选区接触选民一周以上，要提出自己的竞选纲领，还要接受选民的质询。比如有人就可以问总书记：‘你老家怎么又盖了一处新房？’
在第三关，各个选区的投票率，以及每个候选人的得票率都必须公之于众。一般而言，越南的投票率都很高，99%以上，共产党的国家嘛，领导人的得票率也一般都很高，不过也有例外，曾经有个副总理就只得到57%左右的选票。（2006年4月召开的越共十大上，其总书记也是差额选举出来的，这被称为国际共运史上的破天荒。）齐建国说越南驻华大使和我讲，这是第一次。越南高层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农德孟当选后像小孩子过年吃糖一样，特别高兴。因为他心里有些嘀咕，当时有三位候选人，其中一位是胡志明市市委书记阮明哲，呼声很高。不过他内定是做国家主席，农德孟继续当总书记，所以他的投票率就没有农德孟高。（12）
E、缅甸。选民虽然不乏选举经验，但军方具决定性影响。据报道：“在2008年的宪法下，国会会预留四分一议席予军方代表，如要修宪亦必须获得四分之三国会议员支持，换言之军方几乎掌控了修宪的命运。……国防军总司令敏昂兰（Min Aung Hlaing）声称：国会中自动当选的军方代表是为了‘国家利益’及‘执行国家政治任务’。”（12）
缅甸联邦议会全体会议（2011年2月）4日选举现任总理吴登盛为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在（2012年）4月1日举行的选举中，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及其数十位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NLD)同事顺利当选为议员，这是缅甸的一个重大事件。”（13）
4、有无中产阶级：
亚洲开发银行2010年发布的报告认为中产阶级指每人每天消费2至20美元的群体（2008年亚洲为19亿人，占总人口数的56%）。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所（NCAER）把印度的中产阶级定义为年收入在约7,400至37,000美元的家庭（2015年将有5,300万个家庭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指出，在中国，按购买力计算，年收入在13,500至53,900美元的人群可被视为中产阶级（人数约为1亿）。（14）
A、中国。2004年BBC报道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研究，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大增，达到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这项调查发现，2003年，有19%的中国人成为中产阶级，比1999年底上升了15%。家庭财产价值相当于18000到36000美元之间的人被归类为中产阶级。这份报告估计一半的城市居民（大约为49%）已经属于中产阶级。中国人口13亿，根据社科院的标准，中产阶级已有2亿4千7百万人。”（15）
另有学者在2008年发表论文写道：“从全国范围来看，中产阶级所占比例在4%-5%之间；在城市，中产阶级所占比例大约在10%左右；在大城市，中产阶级所占比例大约在12%-15%之间。这样的估计比例可能较符合公众心目中的中产阶级数量规模，不过，最近两、三年中产阶级的数量应该有明显增长，实际比例应该会高于上述估计。”（16）
如按亚洲开发银行对于中产阶级的定义，1990年亚洲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21%，到2008年，已快速增长到56%。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综合各种研究的结果，估计在2.5-3亿之间，超过亚洲其他国家中产阶级人数的总和。（17）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大约在19%-23%之间。
B、台湾。李酉潭教授在论文中写道：“中产阶级向来都是一个国家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来源。根据统计，台湾的中产阶级人数在1970年代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至二。但是到了2003年，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人数，已经达到约百分之八十。中产阶级一方面促使台湾的经济起飞，成就了所谓的台湾经济奇迹；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发挥影响力，使台湾逐步进行民主改革，迈向民主化。”（18）
C、俄罗斯。“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中产阶级失去了原有的工作，生活水准也直线下滑，甚至有些原本的富人还沦为贫民或乞丐。根据统计，目前俄罗斯的中产阶级数目约有一千万人以上，但只占全国人数的百分之八，明显偏低。当俄罗斯人连个人经济生存都无法满足时，自然也无力追求进一步的民主。”（19）
D、越南。总人口为8,600万的越南，中产阶级人数达1,460万，占人口比例约17%。（2008年）预计未来几年内将上升到2,150万。（20）届时比例将增至四分之一。
E、缅甸。中产阶级甚为薄弱。人物周刊记者问昂山素季，外界有人批评她经常呼吁西方国家制裁缅甸，导致人民生活困难，缺乏中产阶级出现，但昂山素季说：“首先，缅甸中产阶级的缺乏是因为权贵（裙带）主义cronyism，和制裁没有一点关系，这也是人们告诉我的事实。如果你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就会很清楚，那份报告在分析缅甸经济乱象的原因时，几乎没有提及制裁。在缅甸，权贵（裙带）主义才是一颗毒瘤，它阻碍了中产阶级的出现。”（21）
5、掌控媒体与应付群众运动之模式：
A、中共建政以来，63年间一直严控媒体，实行“舆论一律”。对于近年兴起的网络更是打压不遗余力。日前，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于《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声称美国将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为核心，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论者谓：“在数十年新闻、出版须经事先审查的背景下，借助新技术，在公开、透明、自由、平等的网络环境下（剔除众所周知的干扰因素），人人皆可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接受者，打破了当局对言论的垄断，网络领袖出于民意而非钦定，自然而然地、众望所归地，横空出世。”（22）但人数毕竟有限。网上流传周永康内部讲话，指此类人士充其量不过200人。一旦“大事不妙”，彼将下令将其全部活埋，使之销声匿迹。余杰抵美后亦曾表示，国安人员向他说过同样的话，可见并非空穴来风。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今年5月1日公布2012年全球新闻自由年度报告，自由之家特别比较两岸三地的新闻自由度，中国大陆被评为缺乏新闻自由的国家，全球排名187，在亚太地区与缅甸并列第38，只比过北韩。自由之家点名批评，中共官方控制广播电视媒体仍是社会常态。报告认为，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使用各种手段控制新闻，包括审讯监禁记者和评论员、关闭媒体、以及针对记者提出司法告诉。
至于应对群体事件，当局大致上三管齐下：对参与者软硬兼施，连压带骗，务求尽快扑灭火头，稳住局势；对局外人封锁消息，隐瞒真相。贵州瓮安民变之处理即是一例。至目前为止，这一整套手法仍具治标之效，未见失控。但中南海最高层视之为定时炸弹，忧心忡忡。
B、台湾。李酉潭教授文中称：“台湾从1987年解除报禁以来，各种平面媒体争相设立，而1993年开放广播、电视频道之后，更扩大台湾媒体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到了2003年，立法院又通过广电三法，以法律明文规定政党与政务人员退出电子媒体，并且禁止党工与公职人员主持新闻评论节目，使台湾的媒体能够更超然地扮演监督政府运作的角色。从民主化开展以来，不论李登辉前总统或是陈水扁总统，都可被认为是民主的主要行动者。尽管在政治上他们倾向于强调台湾的主体意识，但并未以实际的违宪或违法行为去迫害不同意见者。因此台湾的自由程度一直维持一定的水准，甚至于向上提升。此外人民自发性的群众运动，也成为台湾民主化的推手之一。尽管在戒严时期，台湾人民并没有组织政党，或者进行集会行动之自主权，但是在解严之后，政府逐步开放人民的集会结社权，允许多元议题的群众运动。不可否认，对于解除戒严，国会全面改选，总统直选，一直到政党轮替等民主进步之象征，群众运动确实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23）
C、俄罗斯。与台湾的开放大异其趣，“普钦于2000年上任之后，不但逐步控制俄罗斯内部的各大独立媒体、电视网。甚至还禁止记者报道各种不利于政府的新闻讯息。除此之外，普钦也透过立法，以严苛的条件限制国内政党的成立，赋予政府更大的权限以压制各种合法的群众抗议行为，工会与劳工的罢工权也受到许多限制。当媒体的公正性遭到政府的打压，而民众也无法透过自发性运动来表达本身的不满时，俄罗斯的民主也就逐渐倒退，回到过去的威权政体。”（24）
而在“自由之家”2012年全球新闻自由年度报告中，俄罗斯的表现更是备受批评。
D、越南。2008年7月15日，中国前驻越大使齐建国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时称：“总体而言，他们媒体自由度较大，虽然也不会有直接针对领导人的负面言论，但时常会对国家的政策提出不同意见。例如有一份青年报，就经常唱些反调，捅一些内幕，发行量很大。”但自由之家点名批评，“俄罗斯丶越南丶辛巴威丶委内瑞拉等国仍掌控电视新闻报导。”
E、缅甸。“负责新闻审查的缅甸新闻部今天（2012-8-20）在其网站发布公告，宣称从即日起，缅甸政治性以及宗教性报刊无需在发表前向新闻部递交草稿审议。象征着缅甸新闻审查制度被彻底废除的最后一步。
在缅甸延续了48年的新闻审查制度今天被宣告告一段落，事实上，去年三月，缅甸文职政府上台之后，有官员随即提出要解除新闻审查制度，当时，国际社会对此将信将疑。因为，长期以来缅甸的新闻自由度在记者无国界组织的排行榜上向来名列榜尾，去年缅甸还在179个国家内名列169名。但是，最近几个月来，多名遭监禁的记者获得释放，长期被封锁的外国新闻网站以及流亡在海外的缅甸异议人士的网站也被解禁。
今年三月，缅甸发行量超过八万份的新闻周刊《声音》周刊曝光了缅甸政府六个部门官员滥用公款和腐败贪污的行为，该报引述来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缅甸国会议员的消息揭露了官员贪腐的内幕，引发缅甸政府的强烈不满，当局曾勒令该周报停刊，并且向法院提出上诉，不过，法新社透露说，缅甸上诉法院已经做出裁决，裁定媒体没有义务透露出消息来源的具体细节。
缅甸国会目前正在拟定有关新闻自由的法令，法令文本并没有被公开，但是，国会在多个方面向媒体征求意见，尤其是有关记者的权利与义务以及他们的职业道德准则的条款。”（26）“缅甸由1964年开始，对传媒进行审查历时48年，在近半个世纪间，军政府不容许报章和杂志刊登与当局立场不同的报导，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的报导则更是禁忌，刊物页面不可以出现昂山一张相片，当局甚至对每一首歌、卡通漫画、童话故事、书籍、艺术品等，都严格规管。较不具争议性的出版品去年即可免受审查，政治和宗教期刊则是最后一批松绑的刊物。
此外，大约有3万个网站被取消限制，允许网民首次可以不受限制地上网浏览有敏感政治内容的文章。”（27）
5、有无健全发展的政党体系：
李酉潭教授指出：“许多民主国家未能巩固的原因，问题不在于政党数目的多寡，而是政党制度化的程度。Mainwaring提出有关制度化的四个条件是：1•制度化的政党具有稳定性，而且政党间的竞争有规则可循；2•制度化的政党植基于社会中，政党与公民间的联结是稳定的；3•政治行动者赋予政党正当性，并将它视为民主政治的必需品；4•政党组织是独立的，不屈服于少数野心勃勃的领导者。”（28）
A、中国。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于九十一年前诞生时毫无独立性可言。随后在打天下的过程中，逐步“屈服于一个野心勃勃的领导者”，其间把“民主”作为幌子欺骗民众，诱使文化人和贫苦农民皈依旗下为之卖命。至其总舵主入主紫禁城，“伟光正”一党擅权，唯我独尊，甚至连“党”字也垄断了，宛若“朕”专属帝王自称一样。八个“民主党派”彻底地沦为花瓶，只有服服帖帖地充当由彼豢养的驯服玩物，遑论任何与之“竞争”的“规则”？更离谱者，“文革”期间毛独夫凌驾于全党之上，二号人物亦不能保证自己的性命安全。邓承继太祖衣钵一言九鼎，罢黜总书记率性而为，什么“党章”、“宪法”，在彼皆一纸空文而已；对“自由化”尤其深恶痛绝。时至今日，孤家寡人俱往矣，几个“大佬”共掌门。8200万党员只有和中央保持一致的义务，而绝无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之权利。与奥威尔描写的《动物农庄》里的景象“何其相似乃尔！
B、台湾。李酉潭教授写道：“在民主转型的准备阶段中，台湾明显的自由化历程始于1987年以来的解严、解禁。戒严令的解除，被视为专制政权宣告修改原有的政治法则，以开放更大的空间，供给个人与团体，行使公民与政治的权利。在威权统治时期的台湾，国民党政府虽强调压制反对势力及个人自由，但并未以激进的手段来消除国家与市民的分界。由于威权主义容忍经济、宗教及其他自由的发展，因此，在自由化开始后，台湾向来的文化、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基础，能够做为政党体系有效运作的凭借。民主进步党在2000年赢得总统选举，不仅被视为民意终于得以自由、民主地表现出来的结果，亦是一党专政冗长溃败的过程的终结。”（29）
C、俄罗斯。“在极权统治时期的俄罗斯，共产党的政治支配是无所不包的，并透过全面支配社会与个人生活的方式，将各个面向予以政治化，以达到掌握全部权利的目的。由于极权主义强烈限制市民社会的发展，故在自由化开始后，俄罗斯长期的文化、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脆弱基础，不仅无法有效维持政党体系的运作，更是造成政党体系功能不彰的主要原因。甚至在叶里钦担任总统期间，他始终不愿意将自己与任何政治派别联系在一起，并认为总统这一职位应高出于肮脏的政党政治，致使政党在俄罗斯的发展中确实带来很多混乱，也给许多政党政治的支持者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目前俄罗斯宪法所揭示的多党政治，仅是以多党的面貌来装饰其‘一党优势’的实质。其实政党乃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必要基础，甚至有助于维持国家的凝聚力。真正的政党政治可以促进稳固的统治，如果在民主制度之下拥有一个竞争性的政党体系，加上经常举办的自由与公平的选举，将有助于普钦把俄罗斯治理成更安全的国家，而非进一步向威权主义的方向倒退。”（30）
D、越南。从4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越南社会党和越南民主党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统一阵线政治（先是“越南独立同盟”，后是“越南祖国阵线”）的形式，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的管理，发挥政党参政议政的作用。这一阶段越南的政党制度是共产党（劳动党）领导下的多党制。1988年10月越南民主党和越南社会党宣布停止活动，至此，越南共产党便成为越南唯一的政党了，形成一党制的政党体制。（31）
E、缅甸。1988年9月18日，缅甸军队接管国家政权，宣布废除一党制，实行多党民主制。1990年5月27日举行首次多党制大选，有93个政党参加竞选，后大批政党自行解散或被取缔，现有10个政党。其中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成立于1988年9月29日，系缅甸最大政党和最有影响的反对党。在1990年5月27日的大选中获得485个议席中的396个席位。主席吴昂瑞（U Aung Shwe），总书记昂山素季（Aung San Su Kyi）。民族团结党（National Unity Party）由原执政的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于1988年9月24日改组而成，系缅第二大政党。
有论者称：“对于刚刚踏上民主化道路的转型国家，很少有国家能够像缅甸一样拥有生机勃勃、支持民主的反对派组织，且这一组织在预选时就被证明赢得了广泛的国内支持；还存在一位深受爱戴的国家领袖，无论国内还是国际的合法性都无可置疑，并具备一定程度的组织能力。（32）”
（二）
其次是外部因素。在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作为地球村一员的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的影响甚至压力。这对于民主转型关系重大。
A、中国。三十余年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2001年11月10日被批准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上更与其他130多个成员国休戚相关。政治改革长期滞后的局面势必需要改变。但从金融海啸后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情况看来，西方大国的政治筹码大不如前。“中国崛起”的神话给保守派注射了一支强心针。GDP跃居世界第二令民族主义狂热升温，对民主转型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果。
B、台湾。李酉潭教授认为“台湾主要是受到强权国家在政策上转变的压力。1986年9月，民主进步党在戒严的情况下成立。美国参、众议员曾要求蒋经国尽速‘解除戒严令，允许创立政党，并且全面改选国会’，同时还要求国民党政府不可打压民进党的创立。由于美国的施压，因此，民进党顺利创党，台湾的民主化也从此正式展开。”（33）
C、俄罗斯。“俄罗斯主要受到与西方国家冷战失败的影响。冷战的一项重要特征是：不断投入巨资的军备竞赛。由于苏联并不像东欧国家一般大量地依赖对外贸易，加上在冷战时期，苏联自行与国际货币体系隔离，无法与其他20国货币进行兑换，故使苏联成为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然而，面对1980年代后期苏联经济成长的持续停滞，使政治菁英不得不正视内部经济改革的问题。在这样的内部环境下，为了取得西方国家的协助，使戈巴契夫在限武谈判做出单方面的让步，以及默许东欧国家脱离苏联的控制。接着，我们可以说：西方国家获得了冷战的胜利。因为苏联经济改革的结果使它正当的削减国防预算，并且愿意接受民主，结束与西方国家的对立。因此，综上所述，早在苏联解体之前，东欧各国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就已经无法扭转。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正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扩散的结果之一，且随着苏联帝国的瓦解，俄罗斯也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34）
D、越南。“胡志明在1945年8月发布的《越南独立宣言》深受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的影响，开篇第一句就直接引用了美国《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那一大段话，而且其结构和《独立宣言》《人权宣言》是平行的，措辞也十分相似。这是不能仅用胡志明当时想和美国发展关系的策略考虑来解释的。今天的越南宪法仍然把林肯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是直接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放在第一条，可谓其来有自。”（35）
“越南现行宪法第一部分的内容和中国宪法类似，是关于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人民权利的。其中第一条只规定越南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没有强调任何‘主义’，这和绝大多数国家类似。（宪法）第二条还规定，越南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分，隐含了三种权力相互制衡的意思。第三条规定国家保障并不断发展人民作为国家主人在各个方面的权利，实现‘丰裕民生，强盛国家’的目的，建立‘平等，民主和文明的社会’。”
借用中国官方语言，越南宪法堪称“与国际接轨”。因而其政改步伐远超北京，二者相差简直不可以道里计。
E、缅甸。毋庸讳言，缅甸军政府半个多世纪的极权统治，备受西方世界抨击。故一直面临相当巨大的压力。但在亚洲，还有拉美和非洲，类似的专制政权比比皆是。其国内追求民主的进步力量过于单薄，美、英、法等不可能越俎代庖。
五、政权更迭流血难免
戊戌志士谭嗣同在被捕前夕，曾对请其进入日本驻华大使馆避难的官员慷慨陈词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114年过去，烈士义薄云天之遗言仍然振聋发聩，扣人心弦。
亨廷顿在《第三波》一书中，“把第三波转向民主化的威权政权分为3种，即一党体制、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然后根据第三波民主化政权中执政集团与在野或反对集团的互动关系，概括出这样三类变迁过程：一是变革(transformation)，即威权政权实现自我改造，由执政精英推动走向民主化，这样的政权最多，有16个；一是置换(replacement) ，即威权政权垮台或被推翻，这样的政权有6个；二是转移( transplacement) ，即执政集团与反对集团成妥协，采取联合行动走向民主化，这样的政权有11个。此外，他也提到了一个例外模式，即像格林纳达和巴拿马那样由外部势力干预而带来的民主化。”（37）
以此对号入座，大陆中国属于一党体制，而又异于俄罗斯和越南。俄、越均“由执政精英推动走向民主化”，盖无论党的领导人及知识界中，思想开明者不乏其人。中共既无戈巴契夫、叶里钦；知识界亦无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故“变革”难期，唯有“置换”一途，将现政权推倒“另起炉灶”。搞得好或者可以避免血流成河，但“腥风血雨”大概免不了。毛驾崩前即对此有所预见，彼于“国情”认识至深，不可因人废言。
台湾是幸运的，转型前虽是一党体制，但继承“国父遗教”的国民党，毕竟对宪政有过承诺，政权并非列宁式专制，蒋经国审时度势，顺应潮流，为国家民族立下大功。而台湾人民坚守普世价值持续奋斗不懈亦令人敬佩。
缅甸乃军人政权。此次突然改弦易辙，实在给世人意外惊喜。有论者称：“缅甸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改革的发起者是政权中的温和派，他们出于对军政府执政合法性的担忧，试图进行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双重改革。缅甸现行政府中的改革派拥有一些可靠的人物，其中以吴登盛总统本人为代表。……即使缅甸的民主化进程，不为它的一些邻国喜闻乐见，但是美国、欧洲和亚洲民主政府等重要的国际行为体，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36）
总之，正如孙中山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民主宪政之花终必会在中华大地绽放，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并将坚持不懈地为之努力奋斗！
2012年8月29日定稿
注：
1•《严家祺谈中国资本主义--《亚洲周刊》记者纪硕鸣专访严家祺》，2012-8-14
2•张鸣：《中国会向何处去？》（《21世纪》，2012-8-24）
3•李酉潭：《民主巩固或崩溃：台湾与俄罗斯之观察（1995-2005年）》，载《问题与研究》第45卷第6期，页34。
4•同上，页65。
5•同上，页34-35。
6•巩胜利：《越南政改超越中国？》（《民主中国》，2012-4-22）
7•《新京报》，2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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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阿波罗新闻网2012-03-29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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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的增长及其现状》（《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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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中大的苍穹《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读后感》，中国网络外交研究中心——南方国际关系在线200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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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帆：宪政转型与人格再造的中国使命
來源:電子郵件 2012/12/4
這是一篇少有的好文章，充溢凜然正氣、人文關懷、社會責任，並指明了救贖出路。敬請發表。——徐文立
（张千帆，1964年1月生于上海。1984年7月南京大学固体物理学士，1989年12月卡内基-梅隆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1999年8月德克萨斯大学奥 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互动百科）
2011年，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整整一个世纪之后，中国正陷于难以自拔的官僚腐败和社会危机。武昌兵变推倒了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终结了数千年皇权统治，但是皇权的结束远非真正意义的共和的开始。一百年来，中国战乱频发、生灵涂炭，人民屡遭浩劫，宪政命运多舛。虽然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三十年的相对安宁，让中国摆脱了大饥荒和“大革命”的威胁，并逐步回到了世界文明家庭之中，但是专制权力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辛亥革命百年之后，民权不张，公权必然无限膨胀，巧取豪夺、强征滥拆甚至草菅人命之事屡屡出现。改革三十年，中央放松管制，人民获得了劳动致富的机会，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但是也为各级官员腐败创造了大量资源和机会；人民的劳动成果遭到各级官员和极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攫取与瓜分，人民收入的增长跟不上财政收入的增长，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改革一方面彻底瓦解了全体官民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最后一点迷信，造成不可遏制的腐败、堕落、庸俗和拜金主义；另一方面则极大透支了中国的自然资源并破坏了生态环境，破坏的速度超过发展的速度，而且只要政绩体制不变，这个破坏过程就没有止境，直到危及每个人的基本生存。承载着几千年文明的中国鲜有像今天这样没有信仰、没有是非、没有道德勇气、没有自我反省和净化的能力，贪官污吏鲜有像今天这样多如牛毛，空气鲜有如此浑浊，食品鲜有如此不安全，草原和湖泊鲜有萎缩得如此之快……
如果这一切在国内不可维持下去，那么今日中国也在历史上罕有地呈现出对外扩张的趋势。这种扩张一方面体现为中国向发达国家输送廉价劳力和产品，通过“低人权优势”压榨国内工资、消耗国内资源以吸引国际投资并维持增长；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利用欠发达国家和中国同样的体制弊病掠取它们的资源，借以满足国内维持增长的需要。这种掠取不仅会激起这些欠发达国家人民的反感和反抗，而且也可能将中国直接卷入和发达国家的资源争夺之中。官方在正统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之后一直在寻求可接受的替代品，但最后必然发现惟一可以利用的是国人尚剩的一点民族自尊感。加上政府长期灌输形成的扭曲历史观、台湾与少数族群聚集地区的分离主义隐患、政府控制下的国内媒体对“敏感”事件的高度选择性和误导性报道……这一切都注定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呈星火燎原之势；只要领土主权受到任何挑逗，民族主义情绪完全有能耐在一夜之间将1930年代的德国法西斯或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死灰复燃。今日中国在表面一片歌舞升平背后，实际上埋放着一触即发的火药。
无论是百年坎坷还是未来的凶险，都归因于奴役人民的专制。然而，专制是狡猾而顽固的，并不因革命而被打破；恰好相反，革命往往建立更强大的暴政。满清覆亡的教训在于，只有及时施行宪政改革才能避免革命的悲剧；如果执政者执迷不悟、拒绝改革，那么不仅他们自己将玩火自焚，而且整个中国社会都将陷入革命－暴政的恶性循环，中华民族将沦落到文明废弛、腐败横行、资源浩劫、环境破坏、民不聊生的地步。百年历史沧桑充分证明，只有宪政才能救中国。
要打破专制，只有依靠人民；要建立宪政，人民首先要树立自己的尊严。个人尊严是国家宪政的前提，不可想象一个奴才治国的奴隶国家能制定和施行一部人人自由的宪法。而专制的最大罪恶不仅在于践踏了人的尊严，而且在于剥夺了个人恢复自我尊严的能力，使他们自甘堕落地臣服于专制淫威之下。中国宪政的最根本的困境在于专制体制为自己的持续生存创造了最有利的人格状态，无限膨胀的公权和长期受压抑的人格形成一对互为依存的稳态。要打破专制的窠臼，首先必须唤醒普罗大众作为公民的主人意识。
有朝一日，当国人从专制奴役的噩梦中醒来，并意识到自己深陷政治腐败和道德堕落的处境，他们最终会认同以下不证自明之理：人人都有不可剥夺与不可让渡的内在尊严，国家的义务是通过宪法与法律制度尊重与保护人的尊严；对尊严的任何践踏都是不合法的，一个长期践踏尊严的政府则是一个不合法的政府。
一、专制的病症与后果
所谓“专制”，无非是号称掌握国家权力的一群人代替人民统治国家，而拒绝通过周期性选举等宪政机制对人民负责。由于统治集团的成员都是理性自利的，他们必然会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攫取属于社会大众的公共资源。在统治者骄横淫逸的另一面，是受剥削欺凌的人民--更确切地说，臣民。专制就是一群没有政治人格的臣民和政治权力过度膨胀的统治者构成的一对共生体。统治者骑在臣民头上作威作福，唯唯诺诺的臣民则任由统治者压迫欺诈，只有在被逼到绝境、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揭竿而起。但是暴力革命只是长期压抑下的骤然发泄，不仅不能改变臣民人格，而且通常使国民性格变得更加暴戾与无耻。革命之后，新的统治者依然故我，甚至倚仗革命赋予的合法性变本加厉，对整个社会施行更加极端的暴政，直到新政权的合法性在一次次暴政中丧失殆尽。专制给社会造成的创伤无法弭平，专制传统所生成的周而复始的历史惯性也几乎无法打破。既然不能成为掌控自己命运的狮子，人民就成为被任意宰割的羔羊。
1．专制社会的病症
专制的一半是统治者的暴政，另一半则是人民的懦弱和懒惰。专制造就国民的病态人格，病态人格反过来维持和加固专制，使国家陷于不能自立、自决、自治的政治残废状态。举其大者，一个专制社会呈现出如下致命的病症。
一曰伦理低谷。专制是迄今为止使天理伦常处于低谷的制度，并以自己为楷模复制了无数无耻的臣民。为了维持自己的形象，专制政权热衷于自我吹捧，不择手段封杀批评。它不仅用强权压垮人的脊梁，将人变成在权力面前唯唯诺诺、卑躬屈膝的应声虫，为了趋利无所不为、为了避害噤若寒蝉乃至甘愿鹦鹉学舌，而且为人树立了一个无耻的样板，尤其是在他们看穿了“皇帝的新衣”之后仍然不得不用自己的谎言为它遮体，以此彻底磨灭他们的基本耻感，最终使一国之人变成将说谎和造假当作美德的小人。
二曰懦弱。专制的维系是建立在臣民的普遍恐惧基础上的，专制淫威使每个人都变成在自己的职位、待遇、名利、家庭面前畏首畏尾。专制教育体制从来压制独立思考和信仰，用一套并不高贵的谎言教唆儿童说谎，让人从小就不敢面对事实、质疑正统、坚持真理。专制者用自己炮制的“信仰”代替全体国民的信仰，而在不受质疑、养尊处优的正统信仰难以维系之后，仍然不允许国民自由信仰。在一个权力渗透到每一个角落的国家，上级永远是正确的代名词；服从命令是至高无上的美德，也是决定奖惩升贬的最高依据，即便在号称以探究真理为己任的高等学府也不例外。在严密的权力体系内，自然不存在独立思维的呼吸空间。没有独立判断，也就无所谓过错和责任；所有人都在服从更上一级的命令，即便最伤天害理的行为也因为上级旨意而显得情有可原。一群懦弱的国民本不足以担当任何责任，也不存在任何责任可以担当。
三曰激进。越是在这样的国家，激进的声音越受追捧；温和理性的主张越受冷落，即便存在也必然微弱寡助，最后淹没在嬉笑怒骂的汪洋大海之中。既然专制国家禁止自由言论，打破专制造成的万马齐喑需要承担难以预测的风险，勇气成为这个社会最稀缺的资源，勇敢（尤其是敢言）成为这个社会的首要美德，口无遮拦的勇夫就是这个社会最大的英雄。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不激进就无法打动愤世嫉俗的民众。这一方面是因为公权缺乏制衡，无法无天、欺人太甚，社会积怨太多而长年不得排解，任何报道出来的消息都足以引发一场暴动，只不过在国家机器的强大震慑下不敢发作，因而只能借助激进的言论发泄无所不在的沉闷；另一方面，专制者的专横使所有说理都成为婆婆妈妈、与虎谋皮的纸上谈兵；哪怕分析得再头头是道，于国于民有利无害，但是最终都会因为触动既得利益的奶酪而至多博得决策者的冷笑。正因为几乎任何主张在专制社会都不可能付诸现实，人民无须面对激进主张给自己带来的风险；既然只是“说说而已”，社会变革成为少数“知识分子”的专利。不负责任的文人们乐得画饼充饥，构筑一座座虚妄的乌托邦，用激烈的文字博取人民的欢心和拥戴，而人民也乐得从中获得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心理畅快，就如同阅读武侠小说编造的虚幻故事让人们感受公平和侠义的畅快一样。革命主张与其说是治理社会病症的药方，不如说是满足社会心理的兴奋剂，而沉闷的专制社会恰恰需要打破沉闷的兴奋剂。这样，专制国家满地都是充斥幻想的革命者。
四曰轻狂。专制社会的人民往往显得过于自信、轻信乃至狂妄，不仅因为他们从小被灌输一种过于简单的善恶观，并认定它是唯一正确的真理，而且由于舆论受到严格控制、信息受到高度过滤，他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世界观过度单一，因而不需要也没有机会面临不同利益和观念之间的复杂冲撞。尤其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机会真正选择自己的统治者并根据执政业绩决定其命运，他们只能被动接受执政者自我粉饰的执政“理念”，并心满意足地认定面前的执政者就是自己的救世主，直到谎言被一次次惨痛的真相戳破；即便如此，在“敏感”信息受到高度屏蔽的环境下，多数人仍然不假思索地认同现行体制的天然合法性。
五曰好战。一个懦弱而渺小的个体往往反而尤其虚荣，并寄希望于一个强大的集体满足个人的虚荣心，而对于这个集体给自己带来的切身危险却视而不见。既然道德文明毁坏、内心一片虚空，便只有把GDP数字、航天飞机、航空母舰等外在“成就”当做惟一值得炫耀的资本。专制政府本来就不遗余力地向其臣民们灌输国家主义理想，把主权和国土奉为超越一切的至高价值；每个国民都被统治者奴役，但在接受奴役的同时又反过来把自己臆想为桀骜不驯的统治者，在主权、忠君、“爱国”这套价值体系中梦游。这套价值体系的系统灌输使他们热血沸腾，即便牺牲自己被专制极大贬值的生命也乐此不疲。专制国家的个人都很弱小，却大都是坚定的军国主义者。
六曰势利。面对权力卑躬屈膝，面对真理和良心便必然显得轻慢、冷漠、不知敬畏。独立人格缺失本来就是专制社会的常态，专制机器迟早会把独立思维从肉体上绞杀殆尽，并以此警示全体国民，让他们战战兢兢、危言危行。当权力变成可以兑换一切的通货，任何道德或法律规则都显得苍白无力。在这样的社会，信仰是偏执，原则是迂腐；只有利益才是目的，只有能兑现利益的权力才值得追逐。在赏罚分明的权力体制下，每个人都被驯服为圆滑世故的犬儒，乖乖地、理智地、昧着良心地选择顺从，整个国家成为趋炎附势的竞技场。明知有些事情于国于民不利，自己做了却也心安理得，别人问起就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我也是没办法，上级就是这么指示的”。试问这和党卫军押送犹太人去煤气炉有什么本质区别呢？他们不也在忠实执行着“元首”的命令吗？只不过他们造成的后果可能更直观一点而已。专制机器将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巨大的囚笼，拘押着在它驯化下变得彻底理性自私、只顾自己的全体囚徒。即便国家大厦将倾，也不会有人敢于站起来抵制，而只能任凭其在风雨飘摇中走向集体坍塌。
以上病症加在一起，造就了一个悲剧人格；多数国民染上了这种性格，便造就了一个悲剧民族，而民族的悲剧比个人悲剧更加深重。一个悲剧人格尚可能在惨痛的现实面前有所警醒，处于悲剧民族中的个人则不仅自己无须面对或无法改变整个民族面临的厄运，而且会在民族“强盛”的光环笼罩下走向危险的深渊。让个人正视自己、承担责任乃至改造国家是需要道德勇气的，将一切责任“外包”给遥不可及的“帝国主义”、“反华势力”则无须付出任何代价。在国家主义话语体系下，“爱国”、“维护主权”、让貌似和政府过不去的“卖国贼”闭嘴乃至消失是不怎么需要理由的；相反，一些哗众取宠的“爱国”言论很能迎合国民心理、很能发泄社会郁闷，众人甚或从针对某个弱国或弱势族群的强硬打压中找回一点做主人的快感。在不可一世的国家主义尘嚣中，每一个“爱国者”都如释重负地卸下自己的道德责任，在“抗美”、“反日”、“中国模式”的自我陶醉中寻找阿Q式的精神自慰，惟独视而不见的是自己身边此起彼伏的国内危机及其昭然若揭的制度根源，以及自己生活的这片国土在自得其乐的“发展”模式下被毁坏殆尽。
2．专制的后果
它首先会变卖这个国家的所有财富并归为己有，无论是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还是水甚至空气。国家越大，可供动用的资源越多，专制统治就越稳定，人民的苦难越深重。统治集团热衷于把自己当做人民的救星、把人民的劳动成果变成自己的执政奇迹，实际上在利用国家机器攫取巨大垄断利益。
它挟持整个民族，任意征用国家财富并拿去和外国政府交换，作为捍卫自己统治地位的资本。专制政府剥夺自己的人民和换取别国的友善在本质上不仅不矛盾，而且完全可以在执政者的自我利益这一点上统一起来。卡扎菲、穆巴拉克当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美英雄”。恰好相反，他们用自己国家的资源笼络西方政要和知识精英，和他们混得如鱼得水，并以此换取自己的统治地位。如果有朝一日走向战争，最大的障碍很可能不是人民爱好和平的愿望，而是腐败的执政者对海外家族利益的投鼠忌器。
但恰恰又是它把“爱国”时刻挂在嘴上，不遗余力地粉饰自己的“爱国”形象，用人为扭曲的历史观不断制造假想的敌人和民族危机感，让自己成为理所当然的民族守护人。在维护“主权”的大旗下，执政劣迹显得微不足道，针对政府的批评会轻而易举地被贴上“卖国”的标签，自发的维权行动被说成是“国际势力”策划的结果以及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它为了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而实施高压族群政策，同时扭曲历史、压制真相、禁止不同族群之间的自由交流，人为制造族群矛盾、隔阂与仇恨，埋下国家分裂的重大隐患，进而以此作为维持集权专制的借口。任何专制统治者会都把民族主义当做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并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中骑虎难下。
它本能地嫉妒并压制不合官方主流的学说和独立于其控制之外的组织，从而有效扼杀会取代它自己的政治和道德力量。对于宗教势力或拉拢、驯服、同化，或排挤、迫害、打压，不仅因统治者个人的恣意任性而人为制造国家敌人，而且使整个民族生存于一片信仰沙漠之中。
它禁止实质问题的自由与公开讨论，使得整个社会生活在愚昧、麻木、偏见和由此产生的危险之中。
它让社会失去理性，不仅因为它任意设置言论禁区，使民众不可能从建立在真相基础上的有意义的辩论中训练说理的习惯，而且它自己就是专横的典范。一个不讲理的政府培育了一个不讲理的民族，犬儒、势利、暴戾、权力崇拜成了社会每天呼吸的空气。
它让恶法盛行，让良法失效，让法官成为傀儡，让它自己制定的法律成为门面。专制和法治本来就互不相容，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专制都是法治的对立面；法对统治者有利就实施，不利就搁置。在一个腐败已经渗入毛细血管的社会，相对的清廉会因为阻碍腐败而被冠以“腐败”之名遭到清算。
然而，它的最大后果尚不在此，而在于泯灭了国民的自由人格，摧毁了他们的内在尊严，并使他们心怀恐惧地匍匐在它的阴影之下。在全能政府的对面，是一群无能的人民，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丧失尊严和耻感。官员不以剥削欺诈人民为耻，人民不以接受奴役为耻；人民的卑贱懦弱纵容了官员的骄横无耻，官员的飞扬跋扈加固了人民的恐惧臣服。经过百年折腾和三十年“发展”之后，中华民族的道德境界已经退缩到人人为己的经济动物状态。义愤填膺地“围观”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人，轮到自己时大多照旧乖乖按“潜规则”行事；对体制和现状牢骚满腹的人，大多又甘愿充当这台庞大机器的某个部件，为它的张狂忠实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二、中国道德与政治人格及其缺陷
一个健全的国家是由一个个健全的个人构成的，中国的复兴首先要求重建正常的道德与政治人格。数千年来，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传统道德文化为凝聚中国社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其政治人格缺失，中国一直未能完成现代公民转型。然而，传统道德非但不是建立公民人格的障碍，而且完全可以作为构造新型人格的起点。今后中国之要务就是挖掘和恢复传统道德中的永恒价值，并在吸取其他国家先进文明的基础上加以融合完善，借以完成从“小人”到“君子”、从臣民到公民的人格转化。
自人类从蒙昧时代进化到现代文明以来，人类个体逐步发育为成熟的道德与智能主体。在漫长的社会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人类从分散的家庭组成国家，并通过暴力确立了绝对统治权威。人类社会的发展伴随着人格的发育和成长，自给自足的原始人格分化为统治精英的贵族人格和与之对立的被动接受统治的奴隶人格。只是近代民主使被统治者成为统治者之后，两种极端人格才进化为温和适中的现代公民人格，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自主、自立、自由的人类意识。公民通过自己参与制定的法律统治自己，作为权利主体承担国家义务，在纳税基础上享受公共服务，并在有权控制和监督公权力行为的制度前提下接受政府统治，从而真正成为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既不愿奴役他人、也不接受他人奴役的“君子”。
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人类道德与政治发展不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水到渠成的必然产物。相反，一个国家的道德与政治发展水平直接制约着其社会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道德、经济、政治与法治条件实际上是环环相扣的复杂共生体；经济只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对于国民的道德和政治人格发展等“上层建筑”并无决定性作用。事实上，即便同属于价值层次的道德和政治人格之间也不存在绝对的决定性关系。政治人格是道德人格的自然延伸，但是后者并不简单决定前者。中国儒家传统维持了一套相当超越的道德学说，但是在一个公权力不受控制的国家，人都是政治权力的奴隶；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即便德高望重的“君子”也变成了侏儒。既然臣民和国家之间无法形成平等契约关系，民主宪政不可能在中国发芽，市场经济也无从扎根。数千年来，传统儒家人格一直面临道德自主和政治附庸之间的痛苦割裂；直到近代，道德人格最终在严重加剧的政治集权下沦丧。
1．儒家传统人格及其缺陷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在于孔子以降的儒家学说发现并肯定了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经典儒家教义坚持人性善，相信每个人都有仁、义、礼、智的内在潜质。仁让人友善，义让人公正，智赋予人认识自然、社会和自己的能力，礼则是对同样具备内在尊严的他人所赋予的对等尊重。人在礼的熏陶下经过自觉修身之后，就能将这些潜质发展成为实际品性，并成长为道德成熟的“君子”。儒家君子代表了道德独立、光明正义、勇敢坚毅的高尚人格：“君子义以为上”、“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诸人”；“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作为引领传统中国社会的人格表率，君子有责任通过内省不断审视自己的人格状态；如果他的为人处世不符合仁义原则，贬损了自己或他人的内在尊严，或阻碍了其内在潜质的正常发育，那么他会为自己感到羞愧。孔子之所以主张“行己有耻”，正是因为君子清醒意识到自己的人格尊严，任何有损尊严的言行最终都是对自己人格的贬损，因而自然会产生一种耻感。因为有耻感，君子必然有所不为，譬如不会放下身段去做一个“梁上君子”，否则就把自己降格为依附他人生存的寄生虫。反之，道德没有发育成熟的“小人”则看不到“人人有贵于己者”，因而也无所谓荣辱；也正是因为没有耻感，小人们为追逐外在的蝇头小利往往不择手段、无所不为。因此，孟子告诫：“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数千年来，儒家的君子人格及其“温、良、恭、俭、让”等美德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士绅阶层，维系了传统中国的道德文明和社会基本秩序。但不能不看到的是，由于农耕时代的教育落后、文化难以普及等种种原因，儒家“君子”只是局限于人口中的极少数精英；绝大多数不识字的贫民至多只是受到礼乐乡俗的熏陶，而未能培养独立自主的道德人格。儒家据此认定，虽然人人都有成为君子的潜质，但是实际上多数人都不能成长为君子，而只能是道德不成熟的小人。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按照这套貌似顺理成章的逻辑，儒家将社会截然分层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阶级，并排除了政治民主的可能性——既然大多数人是自私短视、不能自治的小人，多数决胜的选举又会是什么结果？诚然，中国传统考试制度为社会底层提供了一定的流动机会，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统治机会必然局限于极少数人的基本现实。儒家伦理强调人的道德自主，但是到了政治层面却蜕变为剥夺多数人道德自由的专制学说。
事实上，政治专制不仅剥夺了绝大多数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且也剥夺了高居统治阶层的君子自己发表意见、谏言献策的自由。“君君、臣臣”的礼制固然对君臣都规定了义务，但这种义务关系显然是不对等的，不存在强迫君上履行义务的有效机制。即使孟子提出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激进反叛学说，但是面对掌握国家机器的暴君，儒家依然无可奈何，只得选择“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逃避策略。虽然个别忠臣敢于直言犯上、冒死谏君，但是在统治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的制度环境下，君子即便在位也难免出于对无限权力的恐惧而不得不限制自己的言行，不在位则更无从防止公权对个人尊严和自由的践踏，而这显然不符合君子本来无忧无惧、凛然正气的人格形象。对上，“君子”无法保证自己的权利不受皇权侵犯；对下，他们也不能保证自己不滥用权力并侵犯多数小民们的利益。
由此可见，专制剥夺人的政治自由，并让每个人都成为政治上的“小人”。儒家政治人格的缺陷不仅长期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且为近代道德人格的堕落埋下了伏笔。
2．近代中国的人格变异
如果说儒家文明在自己的主导地位不受挑战的前提下还能显得雍容大度，那么在近代持续不断的列强打击下则显得固步自封、颛顼守旧。数千年来，儒家文明缺乏来自发达文明的实质性竞争和挑战，致使中国从来以世界文明中心自居，对周边民族一向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因而在面临强大西方文明时自然产生拒斥心理。清政府的屡战屡败、抵制改良不仅危及政权合法性，而且最终也让儒家文化成为落后的替罪羊。在内敛、自省的儒家文化传统遭到颠覆之后，中国社会变得愈加愤世嫉俗、怨天尤人，并把洗刷民族屈辱的希望寄托在强大的国家机器上。国家主义在儒家的政治人格中本来就时隐时现，而政治专制传统的沿续和强化最终消灭了传统道德人格，使国民沦为尊严灭失、耻感荡然、为权力玩弄于鼓掌之上的人。
中国近代历史教科书鲜明体现了国民性格的根本变异。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的战败和屈辱固然是列强恃强凌弱的结果，但同样也是愚顽不化的清廷和社会保守势力一再拒绝改革的结果。然而，中国历史教材对自己的过错鲜有提及，而把全部责任推给了“帝国主义”，进而仇视这些国家的民主宪政制度。这些靠自由民主发展壮大的国家只对自己的选民负责，并不对不决定本国政府命运的外国负责，更不会对它们本无好感、鄙视有加的专制政权和臣民负责。鸦片战争部分是执迷不悟的最高统治者一再闭关锁国的结果，火烧圆明园则是由中国官兵虐杀外国使团所引发，但是一个不知反省的失败民族却对自己的所有失当视而不见。虽然现政权不需要对百年历史负责，但是为了把中国打扮成一个可怜无辜、饱受欺凌、乞求“解放”的弱国，硬是从官方教科书里抹去了不利于国家形象的历史真相，把百年历史打扮成一部“可歌可泣”、“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史；执政者出于自己的需要将清政府简单描绘为对外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不断将禁烟等对外策略之争升格为“爱国”与“卖国”的路线之争，夸大中国的外交失败并抹杀自民国以来的外交成就，利用民族虚荣心兜售军国主义历史观，煽动敌视西方的民族情绪以维持自己对民主宪政的抵制。中国人时常抗议日本历史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却不知自己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比日本严重多少倍。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没有摆脱过政治干预，是一部为了政治目的挑挑拣拣、乔装打扮、自我炫耀、逃避责任的伪史。
孔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中国之所以一百多年来被动挨打，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政治人格缺陷极大束缚了国民素质的自由发展。一群政治上的奴隶是不会受人尊重的，也不可能以相互尊重的方式平等待人，更不可能保护本来就不属于他们的国土和主权，而造成奴役状态的根源显然不在于“帝国主义”，甚至不在于奴役他们的某个特定政府，而最终在于他们自己，因为是他们接受并维持了国家对自己的奴役。要让中国真正在世界上站起来，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文明大国，中国人首先要站起来并成为自由的文明人。中国的强盛固然依赖于经济、工业与科技的发达，固然要学习借鉴西方的先进政治与法律制度，但是最根本的还在于国民人格本身的建设与完善，而儒家道德人格所内含的自重、自省、自强能力本来是足以完成这一使命的。
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一夜之间全歼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中国朝野震惊之余，却不仅没有产生狭隘的民族仇恨，而且掀起了一股学习日本政治与法治文明的留日潮。放在今天，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1915～1916年，皇权的消失使得儒家正统失去了政治庇护，新文化运动开始全面反思和攻击传统道德，却不幸犯了矫枉过正的错误。新文化运动虽然旨在清算传统人格欠账，但是过分夸大了传统道德和礼仪制度的缺陷，抛弃了儒家伦理体系的内在精华，致使中华文明不能立足于自身固有的道德资源而完成复兴大业。作为当时的“愤青”作家代表，鲁迅只是因为其左翼立场受现政权认同才获得如日中天的影响；虽然其强烈的批判意识对于当代社会仍有意义，也是他今天继续受青年追捧的原因，但是他鼓吹的“礼教吃人”只不过是以极尽夸张的方式把全部过错归咎于“传统”而已。在抛弃个人反躬自省和自我担当之后，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倾向开启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狂躁时代。一旦儒家传统遭到全盘否定，国民的道德人格也将随之发生根本的变异；把皇帝小儿赶下台容易，但是崇拜权力的政治人格不仅没有丝毫改变，却在道德人格灭失之后把一个比皇帝强大得多的独裁者请进来。
好景果然不长，巴黎和会对中国阴差阳错的背叛一夜之间点燃了赵家楼的大火，长期积压在国人心头的愤懑和戾气终于在民族主义找到爆发口，和仇视西方既有秩序的马克思主义一拍即合。五四运动之后，在新生苏维埃政权的积极撮合下，中国很快从无政府主义的极端走向极权主义极端，“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先后替代儒家教义成为国家正统。一个没有政治人格的国家自然无法抵御专制主义政治思想的变种入侵，而政治专制的确立和强化最终戕杀了中国的道德人格。所谓的“爱国主义”实际上建立在个体人格空壳化的基础上，至高无上的“国家”幻影吞噬了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使每个人成为一颗没有独立价值、没有内在尊严、只能寄生于国家威权之下因而国家可以随意处置的尘埃。在个人自身失去存在价值和道德常识之后，中国便向“革命”、造反、杀戮等大规模摧毁性变革敞开大门，直至国民心甘情愿地听从“大救星”的命令相互残害。一个在政治上愚昧幼稚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悲剧民族，无数人用生命和血汗为自己的愚昧、堕落付出代价。
中国百年的最大失败在于未能从根本上反思失败的终极原因和教训，让整个民族徘徊于牢骚悱恻的小人情怀之中。“革命”学说把一切罪恶都推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一切“反革命势力”，惟独自己才是一贯正确的先进力量，因而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消灭革命的障碍。在这套“学说”之下，每个人都因为接受“先进”思想而变成可以无所不为的上帝，不论什么伤天害理的行为都可以获得正当理由；任何人和自己过不去都是“进步”的障碍、民族的敌人、国家的罪犯，必欲除之而后快。究其实质，这些形形色色的“革命”学说不过是个人或集团暴力夺取国家权力的挡箭牌，假借种种“思想”、“理论”、“主义”将自己膨胀的私欲包装起来。它们充分调度人的贪婪、狂妄和恐惧，彻底解脱了人对自己和他人的内在责任感，将人都变成除了权力之外没有敬畏的造反派。
革命人格和传统道德人格是格格不入的。革命者认定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上帝，人民实际上是觉悟不高、能力有限、“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手则是十恶不赦、必须从肉体上消灭的敌人。在革命者眼里，“反动派”只是社会进步的障碍而已；他们岂止是没有内在价值与尊严，他们简直就只剩下内在的邪恶；无足轻重的灰尘不过没有价值而已，但是“反革命”注定只能作恶，因而消灭他们不仅为全人类消除了祸患，对他们自己也是一种释罪和解脱。当然，“一切反动派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因而只有通过先进力量掌握的暴力机器才能摧毁之。在革命的血雨腥风中，在赤裸裸的暴力面前，只剩下个别人的淫威，普通人的尊严和耻感荡然无存，解放者成为压迫者。
3．权力体系下的人格堕落
在一个权力压倒一切的国家，道德堕落是迟早发生的。这是因为权力本来就和道德无关，掌握权力——尤其是通过暴力夺取的权力——的事实本身不等于善恶或对错。但是一旦权力成为一种社会通货，不仅可以换取金钱、文凭、荣誉，而且成为权力本身的正当性来源，社会就丧失了基本是非观念。在这种情况下，权力成为真理的代名词。但是权力对是非的垄断又是徒劳的，不仅因为人们内心的是非判断不可能和权力的绝对命令保持一致，而且因为权力本身就是高度流动、变化莫测的；昨天还坐在市委书记的高位上“反腐倡廉”，明天可能就变成囚笼里的贪官。这样必然造成是非观念的混乱乃至丧失，仅剩下无所不在的权力和金钱崇拜。
马克思的最大错误不仅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的意识对物质的决定性反作用，而且在“存在决定意识”的框架下，通过把活生生的人绑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经济发展“铁律”上，使人完全物化并丧失道德主体性和进取心。这套“唯物”至上的理论夸大经济体制的作用，让只是人类活动一部分的“经济”吞噬了整个人，把人看成是无法超越经济利益的动物，把道德等“意识形态”作为完全寄生于“经济基础”之上的附庸。其认为，“公平竞争”只是资产阶级主流学者编造的一个神话，勤劳致富只是剥削者自欺欺人的谎言或被剥削者自我安慰的梦想。在经济“规律”面前，体制承担了一切；什么美德都显得虚伪，什么罪恶都变得情有可原。穷人可以因为穷而偷盗，女人可以因为穷而卖淫，甚至“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的资本家也可以怪“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造就了他们的贪婪……既然什么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什么都可以怪罪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个人还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如果中国之所以少民主，不是因为中国人自己的懒惰和懦弱，而是因为GDP还没有达到某个神秘的“拐点”，个人对于推动国家的政治进步又能做什么？一旦变成决定一切和解释一切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只能成为堕落的借口；它的兴盛充满暴力，它的衰落也将留下一个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社会。
在体制成为一切罪恶的替罪羊之后，“砸碎万恶的旧世界”自然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似乎改变体制就能拯救一切。然而，当《共产党宣言》断言“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他将赢得整个世界”的时候，它忘记了每个“无产者”至少是有生命的。在道德上，让“无产阶级”冒死用暴力消灭“资产阶级”的生命是不正当的；任何高尚的目的都不可能使这种不正当手段正当化，因为它要摧毁的正是人最基本的价值。暴力革命的鼓吹者无视一个基本常识，那就是任何体制或集体行为都不可能对个人的不道德行为负责；最终，实际上可以自由选择的个人要对自己选择的行为负责。事实上，在任何经济体制下，个人道德都有相当自由的发挥空间；即便在高压政治下，个人仍然享有内在的灵魂或思想自由。为什么一个资本家不可能有一点怜悯或慷慨，或每一个“无产者”都一定那么“大公无私”？为什么资本家知道自己的“丧钟”迟早会敲响，还会傻乎乎地等死，而不会和“无产者”谈判并共同建立一种更为人性化的私有制和市场秩序？为什么两千多年前雅典、罗马在奴隶制就能实行民主，几百年前英国、美国在农业社会就能实现共和，而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却不能让人民实质性地当家作主……
中国历史证明，理论与实践的因果关系有时恰好相反；马克思从来未能预言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轨迹，而全体中国人却不偏不倚地落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马克思主义范畴陷阱之中。先是经历了马列主义“科学”理论的去信仰化洗礼，之后又经历了马列“信仰”本身的崩溃，今日中国整个民族或为利益所诱、或为生存所逼，每个人似乎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口不可理喻地走到了末世边缘；农村的孩子从小看不到明天的希望，城里的孩子从小学就开始准备高考的马拉松竞赛……无人有闲暇把自己的道德修养当回事，国家前途更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落魄文人才津津乐道的话题。道德人格已被摧毁殆尽、政治人格没有成型并在长期专制教育下畸形发育。
经过革命与暴政的反复历练，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忏悔、没有反省、没有耻感、没有操守的时代。当代“五毛”现象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将自己的人格贬值到几个小钱。绝大多数中国“左派”之所以“左”，也不是因为不知道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事情，而是在既有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下为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定位。西方的“左派”立场未必正确，但是至少操守应该肯定，因为他们是敢于批评政府和舆论主流的少数派。中国的“左派”恰好相反，他们中的青年或是一群被国家主义历史教育彻底洗脑的“愤青”，其老于世故的一辈则多是利用在权力控制下严重失真的历史观和社会舆论，觊觎用政治安全的“主流”话语向权力体制邀功请赏的人，投机取巧，或假借“爱国”之名哗众取宠，或搬弄国外左翼批判学派的一点“最新理论”。对于一个将自身人格完全寄托于“国家”的学者群体，国家主义是其最自然也最“有利”的思想出路。如果逆境中的民主宪政思想因舆论管制而不足以抗衡“左翼”煽风点火和市民激进情绪，那么国家极易重蹈覆辙，甚至上演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悲剧。
究其实质，国家主义是尚未完成公民道德建构而首先诉诸于政治国家建构的头脚倒置。在历史教育的长期扭曲和对“敏感”舆论的严格控制下，国民很容易将假想的“国际势力”作为出气口，以至任何周边领土主权纠纷都可能掀起新一轮国家主义狂潮。其实政府官员是中国当今社会最“西化”的群体之一。他们不仅和西方接触最频繁，成天在发达国家访问“考察”，而且多有子女在海外工作求学，或在海外银行存有巨款，因而惧怕得罪西方政府；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理应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最大保护伞，灌输军国主义实际上是自掘坟墓。然而，人的理性是受限制的；政府长期灌输的“爱国主义”教育已经把它自己放在激进情绪的火山口上。国家主义本来是出于政府合法性的需要，却可能成为颠覆政权合法性的由头；不遗余力的“爱国”鼓噪可能将把不可一世的国家带到毁灭的边缘。
当然，如果说中国“崛起”激化的国际矛盾还有待时日，那么国内矛盾早已层出不穷、应接不暇；如今不用生活在中国，只要上网浏览就能略知梗概，无须赘述。这些事件因公权完全失控而造成的权力极度滥用引起，在一个政治人格缺失、道德人格毁坏的国家本来十分正常。每天网上头版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更多巧取豪夺、侵占民利但不出人命的事情则悄然进行而不受关注。事实上，官员和百姓每天都被众多新鲜事件包围着，早已疲惫并“适应”了不太平的生存环境；久而久之，甚至丧失了道德判断的基本常识。当一个民族泯灭了是非观念和基本耻感，那么无论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都不再稀罕。
三、中国道德人格的复兴与重建
要让饱经革命、暴政、“运动”、“发展”之苦的中国社会回归理智与常态，国民首先必须恢复基本道德常识和耻感：搜刮民脂民膏和偷盗一样是可耻的，为自肥或“三公”挥霍而盗用公共财政是可耻的，为了自己的政绩而盲目“发展”、耗费资源、污染环境是可耻的，大权在握却未能使一方百姓“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可耻的，治理不善而不让别人批评是可耻的，垄断新闻机器是可耻的，靠选举舞弊和组织操控维持自己的地位是可耻的；人民之间互不体恤、相互“投毒”是可耻的，受到欺凌只知道低三下四“上访”是可耻的，宪法赋予了民主权利而自己却不知珍惜是可耻的；违心说假话是可耻的，媒体不敢报道真相是可耻的；学者不能仗义执言是可耻的，为了讨好掌权者而用偏激言论误国误民更是可耻的……
要恢复耻感，人民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尊严，不再把自己当做权力、利益、欲望、恐惧驱使的对象，不再把自己降格为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浮尘，不再唯唯诺诺地甘当权力的奴隶，不再做专制机器上的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惟其如此，中国才能远离堕落、远离耻辱、远离恐惧、远离暴虐、远离疯狂、远离懦弱、远离幼稚、远离渺小、远离悲剧、远离危机……要让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中国人首先自己要站起来，恢复自己的道德常识，做一个有尊严的大写的“人”。
1．传统道德人格的复兴
中国的复兴需要新的道德，但是中国道德人格的重建并非在一片历史沙漠上展开，而完全可以借助传统儒家的道德资源。维系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儒家文化非但不是宪政的障碍，而且本身就是宪政的一种形式，只不过其中的政治专制主义和道德教条主义因素与现代宪政文明格格不入，因而有必要进行适当甄别和扬弃。尤其是在现代教育普及的大背景下，儒家不能再坚持天赋德性仅为少数“君子”垄断、大多数百姓则只能停留在道德发育不成熟的“小人”阶段。平等早已是当今社会普遍接受的理念，教育平等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一个大致公平的教育环境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成为“君子”，也就是合格的现代公民，因而也都有权获得参与政治的平等机会。在摒除政治集权和道德专制之后，儒家的尊严学说将为中国道德人格的重建奠定思想基础。
儒家相信，“天生德于予”，“万物皆备于我矣”。究其根本，儒家伦理旨在唤醒人的内在尊严，进而使人获得道德自主和自律的能力。既然上天赐予人以道德、智慧、健康、勇气等各种禀赋，人理应自珍自重、自强不息，而不能自暴自弃，甘愿做他人或自身欲望的奴隶。我有聪慧的大脑，足以理性认知与面对世界上的人和事，并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自然轮不到政府对我指手画脚；我有正常的道德，自然不会萌生倚强凌弱、假公济私乃至杀人越货的邪念；我有勤劳的双手、健康的体魄，自然用不着乞讨嗟来之食，更不屑出卖自己的灵魂，为五斗米向权力折腰；我有足够的自信和勇气，坦荡做人、平心处事、直率说话，而用不着战战兢兢、唯唯诺诺、低声下气，或在自己犯错的情况下文过饰非甚至虚报瞒报，而应当勇于诚实反省并承担自己的责任。既然具备了这些得天独厚的禀赋，人就应该像孟子说得那样，“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当然，儒家对内在尊严的自我意识不是让每个人把自己想象为无所不能的上帝。恰好相反，人的尊严一部分正体现于对自身局限的认知能力和对他人尊严的平等尊重。人贵有良知良能，但是未必凡事都能保证符合自己的真性；如果未能将自己的良知良能发展到出类拔萃，就更应该反思自己、奋发进取：“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作为理智的动物，人只要敢于面对自己就能看到自己的弱点和局限，因而需要不断反省自己的言行；一旦发现所作所为对不起自己的天赋禀性，就应该感到愧疚并幡然改过，进而完善自己的德性。因此，君子的第一美德是诚实：“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对人诚，首先要对己诚；自己骗得了别人，却永远骗不了自己，除非选择消极逃避，拒绝面对自己的灵魂。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能骗，那还有谁不能骗？儒家最看不起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伪君子”，因为虚伪不仅让人打肿脸充胖子，造成表面繁荣的假象，而且会形成逃避现实的习惯，而人的终极逃避是自我；一旦人开始否定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尊严，拒绝对照自己的应然和现实，那么不仅会失去进取的方向和动力，而且会把自己的一切过错和无能归咎于“帝国主义”、“反华势力”、“社会发展阶段”、“体制问题”、“上级指示”等外在因素，最终堕落为怨天尤人、不思进取的人。如果不能脚踏实地、面对真实的自我，那么难免“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所有其余的美德——无论是才华、雄辩还是勤奋——都只能让人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
人的良知良能也让每个人都看到并承认，他人也和自己一样具备作为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在要求他人尊重自己之前，自己首先要尊重他人。即便做不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至少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别人对自己轻慢，首先要反思自己。自己理亏，则童叟无欺、退而正己；确定自己无过，而后才能和别人论理，如此才可能获得夫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气概。既然自己和他人都有平等的内在尊严，公正界定自己和他人的权利边线就显得尤其重要；对于一个自立自主的君子来说，侵占属于别人的利益显然是一种耻辱，尤其在自己明知的情况下，和偷盗无异。在经济和社会交往过程中，凡事在原则上都应征求他人的知情同意，合作必须建立在各方自愿基础上，而不得通过任何强迫或暴力手段巧取豪夺；如果发生了协调不了的矛盾，也要通过一个公正透明的程序得出让各方信服的解决方案。
如果自己“内省不疚”，那么一个现代社会的君子也会理直气壮地为了自己的正当权利而斗争。人的内在尊严当然不仅意味着人是传统的义务主体，一个只知默默奉献的人只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奴隶；人格尊严首先体现于人的权利意识，而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存在目的正在于保护每个人的正当权利。事实上，人不仅和其他人争权利，更要向政府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对政府违法的纵容不仅是懦弱的表现，而且也助长了官员贬损他人和自己人格的恶习。
在犬儒盛行、物欲泛滥、世风日下的大环境下，今日中国迫切需要重建自觉、自律、自强、自主的道德人格。儒家的人格尊严学说不仅为道德人格的重建奠定了本体基础，而且对于纠正当前盛行的权力崇拜人格、指导国民的当代道德生活也将发挥有益的作用。
2．当代道德人格的重建
儒家尊严学说不是曲高和寡的理论说教，而是可以直接指导现代生活的实用规范。在儒家伦理经过改造后，即便一位默默无闻、自食其力的农民也完全可以成为儒家意义上的“君子”，位高权重的官员则反而更容易在权力体制的腐蚀下变成寡廉鲜耻的“小人”。如今中国之所以发生这么多事情，归根结底是中国人没有把自己的同胞当人看，也没有把自己的尊严当回事。
如果你是一个以种地为生的农民，你首先要问自己：有没有做亏心事？你种的蔬菜水果有没有注射激素或喷洒过量农药？养的猪有没有注射过瘦肉精？粮食有没有经过有害处理？虽然这个国家的政策仍然在歧视你，你也不能任由自己唯利是图的行为危害其他人的生命和健康，因为那是在殃及无辜。维护自己利益的正当方式是通过改变现有的法律和政策，让你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也能平等分享发展的收益；而要改变制度，从基层选举开始，从关注自己的那张选票开始。如果你的地被征、房子被拆，也不要匆忙跑去“上访”，不仅因为低三下四求人有辱你的人格，而且漫漫上访路途凶险而收获甚微；作为十几亿人的一份子，你难以受到中央领导的关注，也不应该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他人。你不能不问：是谁征了你的地、拆了你的房？为什么村委会没有维护你的权利？征地补偿款究竟到了谁的腰包？为什么县乡政府敢拆你的房子？宪法规定他们对基层人大负责，为什么征地过程中从来没有看到人大代表的踪影？人大和村委会选举的时候，你自己在哪里？你很快会发现，与其上访，不如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对你更加负责的村委会和有效监督地方官员的人大身上。
如果你是一个街头小贩，城管来找你麻烦，你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卖的食品存在质量问题，或用了问题猪肉，或用了“地沟油”，或用了有害的食品添加剂，那么遭到查处罚没是咎由自取；自己做了亏心事，只能甘愿受罚。但是如果你卖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健康食品，那么你应该站起来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作为一个有尊严的公民，你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享有合法谋生的自由；如果你的正当权利受到政府限制，那么无非是以下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政府行为根本无法可依，或者是政府依据的法本身就是一部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恶法。如果城管行为本身违法，可以和他对簿公堂；如果城管搬出一部恶法作为挡箭牌，也可以通过不同渠道挑战恶法的合理性。你可以要求法官拒绝参照或适用恶法，可以联名上书国家机构审查恶法的合法性，更可以通过媒体揭露恶法对你和其他小贩的无理限制。
如果你是一个法官或法律学者，那么你要问自己：我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职业，为这个国家的制度进步尽过一点力？农民、小贩和一切弱势群体要理性维护他们作为人的权利，只有通过有效的制度。制度不立，则必然民智不开；那样农民就只能为这个国家输送有毒食品，小贩遭遇城管只能持刀维权，被拆迁户只能自焚或上访……如果接到此类案件，你为他们争取过吗？干预司法的上级命令下来，你抵制过吗？宪法不能进入诉讼程序，就如同一张废纸；作为学者，你呼吁过吗？禁止司法适用宪法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出台，你反对过吗？诚然，知识和行动是分开的两个环节，学者首先要把学术做好，但是即便把“为民请命”的中国传统放在一边，学者对于制度现状仍然要比普通百姓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连相对独立的学者都集体噤声，那又如何让百姓用制度维权？
如果你是一个官员或公务员，那么你不能忘记问自己：自己的贡献是否与自己的地位和待遇相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在“君轻民贵”、“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传统下，做官从来不只是一种享受，而更是一份责任。做官不是不能得好处，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也很难不让官员得好处，但是如果并没有对这个国家作出那么大的贡献，地方没有治理得那么出色，百姓的生活还不是那么幸福，能否适可而止、少拿一点？让人民多分一点？“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如果两千多年前古人就能做到“日三省吾身”、“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为什么今天的官员反而不能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官员自然也不例外；甚至贪官也有良知良能，只不过他用行为背叛了自己的尊严而已。官员的尊严显然不是体现于在人民面前耀武扬威、作威作福，而是在上级面前依法办事、不卑不亢。但是在严格的自上而下集团体制之下，各级官员在上级面前逢迎拍马、唯唯诺诺、低三下四，则是丧失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的人格和气魄。
中国人的尊严重建总要有一个起点；其实，只要每个人多在乎一点自己做人的尊严，建立一个尊严社会并非难事。尤其不要忘记，中国儒家传统是一门“为己之学”；数千年儒家文化的全部教诲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关注你自己，做对得起你自己的事情。做一个好人固然是对别人好，但首先是对自己好；一个坏人做的坏事损人利己，但其实损害最大的还是自己。贪官盗窃国库而不被发现，固然肥了自己、亏了纳税人；农民生产和销售有毒食量，固然降低了自己的成本而损害了国民健康；学者靠出卖灵魂歌功颂德、助纣为虐，自己名利双全却污染了一国的风气……但他们付出的代价是用自己的言行把自己变成贪官、奸商和御用文人。感冒了知道要看病吃药，为了看上去年轻而染发美容，哪怕是自己种的花草也懂得悉心爱护，为什么自己的灵魂堕落却不但不知拯救，反而沾沾自喜、乐此不疲呢？仿佛身体是自己的，容貌是自己的，甚至权力、财产、房子、花草等身外之物也是自己的，惟独灵魂不是自己的。用孟子的话说：“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孟子给每个人提出了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究竟什么是自我？什么才是真正对自己“好”？什么才是值得自己追求的生活？毕竟，人生只此一次，一个没有经过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四、中国政治人格之建构
辛亥革命本来是要通过推翻专制、建立共和来提升中国的国格和人格，但是暴力革命不仅没有建立现代民主共和的政治人格，而且最终摧毁了传统道德人格。时至今日，政治制度的落后依然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耻辱，是中国不受世界尊重的根源。不要以为自己和制度没有直接关系，以为自己至多只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制度受害者。要摆脱专制的奴役，体制内的支持固然值得争取，但是权力使人腐败，权力垄断下的巨大利益诱惑泯灭了官僚集团多数人的良知，除非他们在民众觉醒后的强大压力下被迫放弃部分权力和利益。归根结底，国人必须在恢复道德尊严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政治人格，做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并在此前提下构建民主宪政国家。
1．建构公民人格，再造社会契约
现代公民和专制臣民的根本区别在于政治人格。专制臣民缺乏政治人格，因而只能被动接受政府统治，甘愿在政治上做他人的奴隶；现代公民则出于对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尊严的深切意识，坚持自己在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的人格独立，只接受自己参与形成的普遍法律的统治，因而主动参与国家政治过程，并影响国家机构及法律政策的形成。在从威权专制向民主宪政的转变过程中，人民首先必须从政治上被动消极的臣民转变为积极主动的公民。宪政转变的出发点是公民之间经过广泛协商，就承认和尊重每个人的内在尊严达成普遍共识，在此基础上就国家的重建订立基本契约，确定国家的性质、形式与权限，并制定一部真正意义的宪法。建立宪政国家意味着公民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下，每个人都有义务守法并尊重他人的基本尊严；国家则只能通过法律才能限制公民自由，任何违法行为都不具备效力和正当性。某些基本权利触及公民尊严的核心，或对于维护民主宪政体制至关重要，因而即便通过程序正当的法律也不得加以限制。
概言之，中国社会的新契约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自由、民主、法治、联邦。作为现代宪政的基本原则，它们是任何民主国家宪法都不可缺少的，构成了现代宪政国家的基本“国体”。国家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自由、幸福、生命、财产等一系列基本权利，国家的性质是民主共和，治国的基本方略是法治与分权制衡，国家结构则是以联邦为范式的中央与地方各司其职的合理分治。
首先，宪政国家是自由国体。全民立宪的目的在于有效维护每一个人的内在尊严，而保护尊严意味着国家有义务尊重以下基本权利。一是思想与言论（包括新闻、集会与结社）自由。民主的真谛是公民的意志决定国家意志，而不是反过来；公民意志必须在保证自由思考、表达、辩论并接受不同信息的环境中形成，任何政府强加的意见都是非法和无效的。任何人或组织都没有权力假定自己的意见一贯正确，更没有权力为了实现自认为正确的主张而使用暴力。正是为了保证多数人意志的自由形成，政府的首要功能在于反暴力。只有当某种主张确实会产生迫在眉睫的危险，以致来不及进行有意义的讨论，政府才能以暴制暴；只要还有时间进行讨论，那么探索真理、澄清错误的最有效方式是更多的辩论，而不是政府压制和专断。归根结底，既然“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自有能力判断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的主张，因而从来没有理由压制正常的社会辩论。不论政府或社会多数人认为某种言论正确还是错误、有利还是有害，只要不鼓吹、教唆或怂恿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目的，就应该被允许自由发表和交流；如果某些言论可能产生现实危害，那么自有正确的言论与之抗衡，而作为最终的评判者，多数人会在知情基础上作出理智的判断，少数政府精英并不比多数平民百姓更正确。
二是宗教信仰与活动自由。宗教信仰是人类最内在的思维活动，也是政府不得触及的人格尊严的核心。宗教信仰对于凝聚一个民族的道德勇气、净化心灵、鼓励行善和控制私欲发挥重要作用，宗教自由对于民族的秩序、团结、安定和活力至关重要。在历史上，基督教首先奠定了西方社会的政教分离和分权体制：“将属于凯撒的还给凯撒，属于上帝的还给上帝。”世俗国家不能垄断一切，至少不能垄断评价自己的道德标准；在信仰领域，没有国家的立足之地。国家不得扶持、帮助任何特定教派，更不能压制、打击和干预宗教活动。既然公民是有尊严的存在，政府应该信任绝大多数信教者不会信仰危害社会的教义，不得判断信仰本身正确与否。对于少数教唆、组织、宣扬犯罪活动的教派，完全可以依法制裁他们的行为与活动，而无须针对信仰本身。
三是一般自由权保障。在民主宪政国家，公民的尊严受到保障，绝大多数公民也会尊重法律，不会滥用自己的自由损害他人和社会。因此，自由是原则，限制是例外，法律不得没有必要地限制人民自由；法律限制必须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正当目的，为此而限制，手段必须是必要的，并和此正当目的成比例。刑事拘留是对人身自由的严重限制，只有对严重侵犯他人权利或公共利益的行为才能施加此类限制。刑事审判必须保证程序正当，并在原则上实行公开审判；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应得到实质性保障，严格禁止刑讯逼供。
四是财产权保障。财产权是人格独立的制度保障，也是个人尊严的外在延伸。中国过去几十年历史证明，私有财产及其保障的缺失将造成严重的社会贫困和动乱。为了避免平均主义和产权虚置带来的恶果，财产权在原则上应该私有，但是其使用可以为了公共利益而受到规制。作为财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应尽可能赋予个人；国家应实现“耕者有其田”，赋予土地使用者以实质性的所有权。土地用途转换在原则上通过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完成，不必经过政府征收，政府可以通过审批保护耕地等重要稀缺资源。如果政府为了实现重要的公共利益而需要土地，首先必须尽量和土地所有者、使用者协商谈判并达成协议；只有在协商失败后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征收土地等财产，并按公平市价给予公正补偿。
五是平等权保障。机会平等是人格尊严的必然要求，也是公平竞争和社会活力的必要保障。法律必须对所有处境类似的人群给予类似待遇，不得基于性别、族群、年龄、财富、教育程度、健康状态等不相关因素区别对待不同人群。由于尊严意识和公民道德有赖良好的教育制度，教育机会平等尤其重要；作为民族的希望，青少年只有在教育平等的环境下才能成长为民主社会的合格公民。在孔子“有教无类”的伟大理念影响下，中国教育原来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相对公平的考试制度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今天，教育却成了众人诟病、问题最大的领域，教育歧视无所不在；不仅中小学义务教育存在巨大城乡差别，而且大学招生和考试的地域歧视十分严重。要打破教育歧视、赋予全体公民平等教育和成长机会，国家有义务通过财政拨款保障基础教育水平的地域平等，包括城乡生均教育开支大致均等，并废除一切教育歧视，实现完全的教育机会平等。
其次，宪政国家是民主国体，因而要求自由、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民主不只是选举，但是离不开选举。民主的实质是让人民通过选举组建政府、统治自己，任何货真价实的民主国家都必须让广大选民自由选举其领导人和民意代表；政府不得干预选举，否则就必然蜕化为政府统治和压迫人民的专制。作为形成并表达选民意志的机构，政党应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自由产生，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组织和运行，不受政府或任何党派的干预或压制。为了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选举权必须尽可能普遍；除非基于心智发育或精神状态等和有效行使表决权直接相关的因素，不得剥夺或限制选举权，尤其不得基于种族、性别、财产、教育程度等不相关因素限制选举权。候选人必须根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件自由产生，政府不得规定人为筛选的自由裁量权。候选人和选民之间的自由交流必须得到保障，不得规定不必要的竞选限制。选民投票不得受到任何人或组织的恐吓、胁迫、贿赂或其他方式的非法影响，法律应禁止任何舞弊行为。鉴于间接选举容易产生贿选，选民在原则上应投票直接选举产生代议士和行政负责人。所有选票应得到如实清点和记录，并保证同等分量（“一人一票”）。
民主国体要求文官治国。民主意味着国家由最终对选民负责的文官统治，而不是可能用武力将自己或特定党派的意志强加于人民之上的军人统治。军队必须由国家统帅，向全体国民效忠，而不得隶属于任何个人或组织。战争与和平由代议机构决定并宣布。
再次，宪政国家是法治国体，而法治原则要求适当的政府分权。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来自民选代议机构通过正当程序制定的普适法律，任何没有法律授权的政府行为一律越权无效。要保证法治，政府权力不能集中于任何一个机构，否则既无法防止这个机构制定或实施恶法，也无法保证这个机构会遵守并实施良法；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必须由相互独立的不同机构掌握，并最终仅对选民负责。
法治国体要求实行司法独立。法官是社会良知的化身，也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保障，法官的腐败意味着社会的全面腐败。为了保证公正审判，司法机构必须被赋予独立地位；法官独立判案，凭自己的良知对法律负责，不受任何个人、社会或政治势力干预，除非经由正当程序被认定犯罪或严重行为不当。为了保证司法独立，法官在任职期间的待遇不得受到实质性减损。
最后，宪政国家是联邦国体，因而强调地方多元自治。地方自治是民主与法治的必然要求。由于地方政府更贴近地方选民、更了解地方情况和需要，凡是地方有能力妥善解决的事务应尽可能保留给地方管理。尤其对于地方差异显著的大国，中央统一规定的地方制度必然造成“一刀切”，抑制有益的地方改革尝试和竞争。在符合民主、法治和权利保障等宪法原则的前提下，地方有权通过立法管理本辖区的事务，并有权设计适合当地需要的具体政治与法律制度。中央不得干涉属于地方立法权限内的事务，中央和地方的权限争议由司法性质的机构解决。中央或上级政府有义务通过司法机制保障地方选举的合法性，但是不得干预地方选举，地方代议机构和政府负责人由当地选民自由选举产生。
2．国家统一与族群和睦的宪政基础
中国一直对“丧权辱国”的百年历史耿耿于怀，将国家主权、殖民地回归、台湾统一作为至高无上的目标与衡量政权合法性的首要标准。而民主国家一般尊重地方人民意愿，国家的统分合离并非一成不变的既定目标，而是取决于主权形式为全体人民带来的福祉。专制国家的臣民本是政治奴隶，无论是本族还是外族统治都改变不了其受奴役的实质；“国家”之于他不过是一个大而无当的虚荣符号。但吊诡的是，虽然所有野心勃勃的专制者都不遗余力扩张版图，专制却无法维系真正的统一。1949年虽然结束了战争、统一了绝大部分版图并最终收回香港、澳门，但是并未从根本上解除国家分裂的隐患。通过高压政治带来的表面统一本身就已埋下分裂的种子，高压稍一松动就会遭到反抗并结出分裂之果。在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飙升的表象怂恿下，在长期扭曲的历史教育和舆论灌输误导下，国民的民族主义意识迅速膨胀，新疆、西藏、台湾、南海……都可能成为分裂和战争的导火索。和中国宪政一样，中国统一大业远未完成。
事实上，不实行宪政，中国无法实现真正的统一和长治久安：中国的统一便是建立在专制和暴政基础上的苟且偷安，进而为更大的分裂和流血制造隐患。究其根本，和中国内地的社会危机一样，中国周边的分离主义“危机”是专制体制带来的执政不善和滥用公权造成的；横行霸道的地方官员不懂得尊重当地人民的信仰自由和经济利益，尽欺压掠夺之能事，必然闹得怨声载道、离心离德。然而，在舆论受压制的环境下，地方“土皇帝”会把责任都推卸给“藏独”、“东突”、“台独”，夸大“分裂主义势力”的危险并从中得到更多的中央“维稳”投资。在目前的执政体制下，谁也承担不起“国家分裂”、“民族罪人”的骂名，谁都指望用武力压制由制度造成的分裂隐患，在自己任内维持表面和平，但是这样的“和平”会酝酿更大的动乱，这样的“统一”会加剧分裂。经济和军事强大至多换来一时的畏惧和沉默，但是既然不能收服人心，以后则有更猛烈的爆发。
只有宪政才能为中国实现真正意义的统一，也只有宪政才能赢得世界对中国发自内心的尊重。要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承认的文明大国而不是战争威胁，中国必须以文明的方式担当大国应有的一份责任，而一个专制政府不可能承担这一使命，因为专制是野蛮的；即便它在外国友人面前彬彬有礼，也不能掩盖对本国公民的蛮横无理，更何况在日常待人接物中难免流露出专制固有的轻浮和浅薄。因此，要让中国成为受人尊敬的大国，中国人首先要承担现代公民的责任；只要国人一日不完成道德与政治人格的重建，世界就不会看得起中国，中国的“主权”地位就只能是让世人恐惧的野蛮象征，中国的“统一”也只能是暴力维持的暂时结果。
要实现中国的国内统一，首先必须理性面对新疆和西藏等地的分离主义族群势力。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恐怖分子”或“自杀式袭击者”。如果一个国家出现分裂主义暴动，只能说明这个国家赖以形成的契约基础并不存在，有的族群并不接受民族融合、共同生存的基本前提，因而要从根本上解决统一问题，汉族需要心平气和地与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族群重新谈判并制定新契约，直到各方达成共识。真正的统一首先是人民在感情上的认同。强行统一只能制造更深的裂痕和更多的暴力，压制“敏感”问题的自由交流只能掩盖真相、加深误解、加剧隔阂、制造仇恨、恶化感情并贻误寻求和平统一方案的机会，让分离主义之火越烧越烈，让中国内地成为各种恐怖袭击的试验基地。在长期的舆论扭曲影响下，如今不同族群的人民之间的误解已经发展到积重难返的地步，发生在新疆和西藏的暴力事件足以表明中国族群关系濒临危险边缘。走向宪政统一的第一步是放开言论与新闻自由，尤其要让汉族通过对话了解分裂主义诉求的真实根源并对症下药。
要说服少数族群维护统一，必须停止对他们的歧视、打压和剥夺，通过宪政机制切实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实行真正的地方民主自治，同时充分尊重当地人民对地方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如果有必要，可以在少数族群聚居地建立专门保护区。汉族要恢复中华文明的雍容大度，不做不义之事、不图不义之财，否则必然激化种族矛盾和怨恨；既然视少数族群为自己的同胞，就要尊重之、爱护之、善待之。另一方面，少数族群也要理解，暴力和单方面脱离不是出路。如果中国内陆不能实现民主宪政，那么即便一时实现独立，一个强大的专制政权也将是安放在身边的一颗不定时炸弹；只有在民主宪政下实现真正的自治，才是这些地区安宁、稳定、富足的最终保障。在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自由交流的基础上，中国的和平统一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而各族人民都认同的宪政统一必定比高压专制下实行的武力统一更加稳定和持久。
台湾问题是中国革命留下的历史遗产。两大革命党各自出于唯我独尊、不容异己的立场，相互残杀、长期内战，不仅给自己和对方造成极大伤害，而且给全体国民带来了巨大创伤。1987年，国民党在台湾解除党禁、实行民主，为大陆政府树立了良好榜样。今后如何面对两岸分治状态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个契机。两岸未来由两岸人民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民主程序共同决定。在两岸主权归属不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两岸政府至少有义务结束敌对状态，放弃武力主张，避免将单方面决定强加在对方身上。就像大陆单方面推进统一不仅无济于事，反而激化“台独”情绪一样，岛内片面推动“独立”非但是徒劳之举，反而造成大陆内部鹰派得势。如果任何一方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对方身上，不仅将直接威胁台海安全，而且将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目前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在于价值取向上的巨大落差，一个民主宪政的台湾不可能接受专制威权的大陆；这种文化差距不仅体现于两岸政治和商业精英之间的交往，而且越来越多地体现于人民之间的交流。如果大陆不改变现有的体制，那么认同大陆的台湾人只会越来越少，两岸离分裂将会越来越近。其实要实现大陆梦寐以求的两岸统一，主动权掌握在大陆人民手中。只有实行民主宪政，大陆才可能和平统一台湾；只有当大陆的制度进步赢得台湾民心，统一最终才有希望。
3．中国宪政之障碍与国民的历史责任
自辛亥革命百年来，中国宪政之所以屡屡受挫，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民一直是被动的看客。2003年“孙志刚事件”以来，尤其是随着网络信息的迅速普及，长期停滞的中国宪政获得了新的动力。民间维权普遍仿效“孙志刚模式”，通过媒体报道的悲剧性事件激发民众义愤，最终触动中央政府进行有限的制度改革。2007年的厦门“集体散步”事件开启了更加积极主动的维权模式，市民和政府的直接对话成功改变了影响市民生活的重大决策。这些有限的维权成功为中国宪政带来了活力和希望，但是存在维权成本高、结果不确定以及缺乏可复制性等局限。在一个宪法承诺的正常维权渠道走不通的情况下，民间维权难上加难，民间宪政依然严重动力不足。
中国宪政蹒跚难行，根本障碍是专制集权所维持的既得利益集团。本来中国宪政完全可以始于大刀阔斧的党内民主改革，有魄力的最高领导者可以借此创造与巩固自己的民意支持和统治合法性，但是他们惧怕宪政分权损害自己的利益，其中的利害关系昭然若揭，无须赘述。出国考察宪政的清末官员载泽曾说：“宪政有利于国，有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一语道破既得利益自“百日维新”以来阻碍宪政改革的玄机。然而，此言谬矣！宪政何止有利于民，又岂不有利于官？！即便抛开执政者个人的内在尊严，即便从执政者——尤其是最高领导者——自己的切身利益考虑，宪政只能给他们带来一世清名，又能让他们失去什么？当年孟子问齐宣王为何不施仁政：“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今天同样可以问执政者为何不施行宪政：难道还有哪个执政者钱没赚够吗？荣华富贵没有享尽吗？更多的权力、金钱、美色、排场、虚荣究竟能为你们增添什么？如果还是执迷不悟，一味揽权敛财，直至自己或家人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那就不是利益动机在作祟，而是个人见识和品位的问题。
“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毕竟，历史是后人写的；谎言只能维持一时，终究是要被揭穿的。历史教科书可以几十年掩盖真相，却不可能永远愚弄人民；历史最终会还原真相，还历史人物一个公道。谁是尧舜，谁是桀纣，终将分得清清楚楚。如果哪位领导者能带领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梦想，打破中华民族数千年专制的魔咒，其丰功伟绩岂是尧舜堪比！
随着人民尊严意识的觉醒，中国的宪政时刻终将到来。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阻挡历史潮流，也不可能永远篡改历史；他们所能做的，是用自己的行动决定自己的历史定位。在每个人用自己的人生扮演的历史大剧中，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自己的角色，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那些对中国宪政进步做出贡献的人，人民一定不会忘记他们，历史的丰碑不会遗漏他们的名字；那些努力推动过宪政进步的人，即便有生之年没有看到胜利的果实也会求仁得仁、无愧一生；那些怨天尤人、浑浑噩噩、碌碌无为者，则犹如空中浮尘，必将为世人藐视和遗忘；那些扼杀进步、对抗人民、抵制宪政、拒绝改革者，无论生前自封为什么神圣地位，一定会被置于中国历史的账册上！当智慧的太阳驱散专制的阴霾、恢复昔日的光芒，普照在这片不幸多难的土地上，这个古老的民族在经历千年沉睡、百年噩梦之后终将醒来，告别恐惧、懦弱和癫狂，拒绝奴役、洗脑和逃避，勇敢面对自我，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每一个中国人站起来，为了个人的尊严、民族的前途，承担自己作为人的责任，捍卫自己作为人的权利，用自己的良知和勇气创造公平正义的国家秩序，用自己的觉醒和行动迎接中华宪政文明的曙光。继承优良道德传统、重建现代政治人格、实现自由民主宪政，是每一个中国人无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
来源：《领导者》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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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 十八大后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网传版）
陈有西按这是一份非主流网站传递出来的重要方案，权威性尚待证实，但是我看了这个方案非常高兴。这个方案有很多亮点。
行政体制改革不能等同于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是政改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家财政税收大量用于养公务员和用于行政性管理开支和消费，没有用于公共财政和回馈民生。百姓交了很重的税后，自己的养老还要另外买社会保险。纳税同自己的权益脱节。
这30年中国GDP平均9%，但是中央财政的增长都超过20%。中央抽取过甚，导致地方政府没有钱花，就加费和地方税，走卖地财政。导致对基层民生抽取过甚。一切社会矛盾都是同国家养了过于庞大的公务人员有关。这也是腐败和权力寻租猖獗的总根源。
十八大后政府机构改革方案
来源：中公网校 时间：2012-11-15 09:41:22
http://edu.offcn.com/2012/1115/25299.html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两会上，面对记者的提问，再次提及体制改革并清晰阐述了他的政改观。他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2012高层论坛上再次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阶段，刻不容缓。转方式根本在于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开放是实现经济转型和推动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动力，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温总理和李克强副总理的讲话绝不是空穴来风。十八大后国务院的大部制改革势将必行，原国务院部委机构将有重大调整。这次大部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转变政府职能，以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社会服务与管理为主，切实解决政府部门机构重叠、职权交叉、政出多门的矛盾，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
据消息人士透露，体制改革的方案已经出台并开始征求各方面意见。此方案对中国现有的27个国务院组成部门要进行大幅合并成大部。而大部制的改革同时要配合事业单位的改革一并进行，事业单位根据其职能，一部分转变为企业或民间团体，一部分则转变为行政机关，同时并入政府组成部门。其方案主要调整内容有：
一、国务院组成部门的调整
1、国家发改委进一步收权，转变发改委职责。彻底取消发改委对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的职权，逐步将其主要职能转变为宏观规划的制定和研究。将发改委全称改为国家发展与改革规划委员会。
2、撤销科技部。将科技部的科研规划和管理方面的职能并与教育部，将教育部改为教育科学部。
3、把科技部经济领域的科技管理职能并入工信部。将工业和信息化部改成工业与信息技术部。
4、撤销国土资源部。将国土资源部的资源管理职能并入环保部，组建环境资源部。原国土资源部的土地规划与管理职能划入住建部。
5、撤销铁道部。将铁道部并入交通运输部，在交通部下组建铁路运输管理局，负责铁路建设规划、铁路运输的统一调配和管理。将地方铁路局改制为铁路运营企业集团，实现铁路运输市场化。
6、撤销水利部。将水利部与农业部合并，组建大农业部。
7、撤销计划生育委员会。将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卫生部合并，组建人口与卫生部。
8、将审计署与监察部合并。重新定名为监察审计部。
9、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民政部合并。重新定名为社会工作部。负责就业、社保、社会救助、社团注册方面的事务，将原民政部的行政区划调整审批的职能划入发改委。
10、基本保持外交部、国防部、商务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和人民银行。
11、为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属于国务院组成部门，而是独立的国家机构，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平级。
12、国家安全部降格为国务院直属机构，改名为国家安全总局。
13、将国家民族委员会、国家宗教事务局与国务院侨办、港澳办、台办合并。重新组建并定名为国家和平统一委员会。
二、国务院直属机构的调整
1、撤销国家税务总局。将原国家税务总局职能并入财政部。在地方则取消地方税务局。
2、撤销国家工商总局、质监总局、安监总局和药监局。将原国家工商总局、质监总局、安监总局与卫生部下属的药监局合并，重新组建并定名为国家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总局。
3、撤销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体育总局。将原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体育总局并入文化部。
4、撤销国家统计局。原国家统计局并入发改委。
5、撤销国家林业局。原国家林业局并入农业部。
6、撤销国家知识产权局。原知识产权局并入教育科学部。
7、撤销国家旅游局、文物管理局。原国家旅游局和文物管理局并入文化部。
8、撤销国家宗教事务局。原国家宗教事务局与国家民委合并；国务院侨办、港澳办、台办并入，重新组建并定名为港澳台侨和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9、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国家防腐局并入监察部，成为监察部下属的国家局。
三、国务院办事机构调整（拟取消的国务院办事机构）
1、国务院侨办、港澳办、台办一同并入港澳台侨和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2、国务院法制办并入司法部。
3、国务院研究室的规划职能并入发改委，文件起草职能并入国务院办公厅。
4、国务院新闻办、国家档案局并入国务院办公厅。
四、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调整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并入国家发改委。
2、新华社实行企业制度改革。
3、合并地震局和气象局。组建地震与气象研究中心，定义为官办科研机构。
4、中科院、工程院和社科院不再作为事业机构，转制为官办科研机构。
5、合并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组建国家金融业监督管理总局，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之一。
6、撤销电监会，成立新的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能源监督管理总局。
7、将社保基金会和自然基金会进行企业化转制。
五、国务院管理的国家局调整
1、将国家信访局划归司法部管理。
2、将国家粮食局划归农业部管理。
3、撤销国家能源局。将能源开发规划职能划入环境资源部，将能源价格监管职能划入新成立的能源监督管理总局。
4、中国民用航空局改为国家民用航空局。
5、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划入新设立的国务院直属机构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6、将煤监局并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如此，国务院机构将发生巨大变化，新形成的国务院组成部门有原来的27个减少为18个，分别为：
1、外交部
2、国防部
3、国家发展与改革规划委员会
4、国家民族与宗教事务委员会
5、社会工作部
6、教育科学部
7、工业和信息技术部
8、公安部
9、监察和审计部
10、司法部
11、财政部
12、环境资源部
13、国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14、交通运输部
15、农业部
16、商务部
17、文化部
18、人口和卫生部
国务院直属机构仅有6个，分别为：
1、国家海关总署
2、国家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总局
3、国家金融业监督管理总局
4、国务院参事室
5、国家安全总局
6、国资委（国务院特设直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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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密报：中共已处危机临界点 民愤随时爆发
【大纪元2012年12月04日讯】（大纪元记者文君综合报导）香港杂志《争鸣》11月号发表文章披露中共内部的秘密报告，指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危机临界点，社会各种不稳定风险加剧，矛盾升温、激化，随时会爆发、突发规模性动乱。
内部密报：大陆基尼系数突破危机临界点
《争鸣》文章引述一份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在10月份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递交的《关于社会稳定、和谐状况调查研究》报告，这份内部秘密报告指出，2012年上半年，大陆基尼系数持续上升，达到0.613，已经突破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的危机临界点，社会各种不稳定风险加剧，矛盾升温、激化，随时会爆发、突发规模性动乱。
报告还指出︰社会长期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加上官场贪污腐败、党群关系处于紧张、官民对立情绪恶化、警民冲突频发等，形成了社会深层次、积压难解的不稳定因素。当前造声势、保持高压、压制的形式和手段，用以解决、控制矛盾激化、冲突等，充其量只能达到短暂的、表面的平静和维稳，相反会加深扩大社会矛盾的尖锐和对立，加重中共当局在政治上的压力和包袱，加剧社会冲突和危机爆发的能量。民众对当局期待和信任度已经对中共政权敲响丧钟。
中国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 逼近社会容忍线
今年9月14日发布的中国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指出，中国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基尼系数持续上升，由上世纪80年代的 0.275，升至2010年的0.438，逼近社会最低容忍线。
蓝皮书认为，一些不稳定因素正处于从潜在风险向公共危机转化的临界点上。首当其冲的是，中国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逼近社会容忍线。
分析指出，近年来，资本市场的“火热”表现，强化了资本财富的累积效应，造成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而且，资本与土地、资源之间的互相拉升，加剧了贫富差距。
蓝皮书还指出，通货膨胀、社会分配不公等社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并有激化的趋势；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群体事件或恶性事件出现新的变化。
《争鸣》杂志的文章披露，多间省级社科院、省政府研究室指责有关数据不科学、不全面，当年基尼系数至少已经达到0.52或以上。
714名中共官员十一“失踪”官员外逃趋大势
香港《争鸣》杂志报导，10月15日，中共中纪委、中组部通报：中秋、十一节假日出境、出国公职人员未按时返国的有1,100多人，其中714人列为“失踪”。
据报导，9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成立临时性“反对党政、国家公职人员外逃指挥小组”。该小组9月23日即启动工作，指挥小组由中共副总理李克强坐镇，还有李源潮、孟建柱、栗战书等组成反官员外逃领导班子。
这个指挥小组还在大陆各重点航空港站、港口、边境派驻重兵把守，并调配了8,000多名特警，分批在9月28日前报到；与此同时，350多部新型防伪仪器在航空港、口岸边检安装备用。
一项对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研究发现，中央委员当中91％的人都有家人移民海外，甚至加入外籍；中纪委成员当中，88%的人都有亲属移民海外。
而网络疯传称据美国政府的统计显示，中国部级以上的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74.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份达到91％或以上。
（责任编辑：肖笙）
中港台时间: 2012-12-04 03:46:25 A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2/12/4/n37443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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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为李克强叫好！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2月21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铁流
（参与2012年12月20日讯）知微见著，基润而雨。这是中国一句谚语。
现在一些热衷于 “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士断言：“十八大后中国不会有政改”。其理由是“政改”二字不见诸于当今任何公开的文件与決议。
在他们看来，“政改”是件举国大亊，若要搞起码得开几天的会，定会邀请众多知名专家座谈讨论，然后央视和全国大小报刊也会轰轰烈烈地鼓嗓一翻，不然何有“政改？”在我看来那是形式主义的做法，不是习、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务实作风。
十八大己闭幕近两月，我虽没听到政改的雷声，却感到了政改的雨点。诸如北京“黑监狱”久敬压穾然释放访民，高中层贪官纷纷落马，异见作家戴晴获原任职单位《光明日报》善待，“公盟”活动天地宽松等等。再有近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被部分人士解读为“十八大后中南海向外界释放的改革信息”。
在此次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会上强调：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据一位现场常年服务于此的工作人员讲，这个会议最大的不同奌是“会议的风气变了”。他说在听取汇报过程中，李克强一再插问，所问问题之准，之深，之专业，官员们手中的汇报材料都没有现成答案。个别官员被问得满头大汗，言不由衷，显得惊惶不己。这位工作人员深有感慨地说：“只会照本宣科的官员，在这里不好混了。”
一些官员都惊恐混不下去，不知这是不是“政改”的信号？
俗话说，油灯不挑不亮，道理不议不明。在这次座谈会上，人们注意到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李克强没有按部就班地等与会人员一个接一个来发言，而是不时地提问，不时地与大家交流，有时还“打破沙锅问到底”，给整个会议带来一种全新的风气，也给那些满足于只念稿子、不善于动脑子的官员来说敲响了警钟。按步就班，四平八稳的做官恐怕做不下去了？
十八大后李克强一反陈旧会风，势必让一些“照本宣科”，“不备课”的官员“无法遁形”；将一些作风漂浮、弄虚作假的官员震慑住。其实，即兴提问就是一场面试，不但能考核官员们的知识量、信息量和官员自身素养，也能让老百姓看到，这些官员究竟是不是称职，是不是在为老百姓办实事，也让那些滥竽充数的官员面临更大的压力。
治国在于治吏，治吏就是安民。
李克强这么干，背后谁是推手？看来习李联手正在一步一步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一些人看来这不是政改，政改首先就是“六四平反”、为“发轮功”正名，开放党禁报禁，释放所有关押的异议人士；再有就是官员民选，大家都可以办报办刊。我不反对十分赞成，但这一切得有条件、时间，以及主客观的现实环境。
“一口吃不成胖子。世界上还没有一蹴而就的先例。亊情得一件件做，恶习得一桩桩改，欲速则不达。春天还没有到，哪有繁花似锦的大地？习李王正在努力破冰，迈步实干兴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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