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專集】(一)武宜三:五七精神薪尽火传纪念反右55周年国际研讨会在港召开;佚名:一张大字报碎科学家梦;岑超南:特殊阶层安息吧!再论铲草要除根和党团员想一想;李昌玉:浩气凛然彭文应;闫桂勋:反右55年祭北大右派改正考五一九民主运动永垂青史;李昌玉:从整风到反右引蛇出洞的38天—纪念反右55周年;申渊:思奇是內控右派;李肃:1949之后老右派的辛酸泪;右派及子女拟在美诉中共索赔;揭秘五位终生不予改正的中央级右派;李昌玉:铁路巨擘杜镇远回国落难记;铁流:杭州惊爆孝子案不是维稳是为敌警察打人！
神州有泪
佚名:一张大字报碎科学家梦
岑超南:特殊阶层，安息吧！一、在党团员上层分子中有两类人;二、他们起了什么作用——墙与沟的作用;三、怎样产生的：——领导的官僚主义与宗派主义;四；应该怎么办——领导清除“三害”。
岑超南:再论“铲草要除根”和“党团员想一想”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的原因;党团员是三害的间接支持者，盲从与“三害”不可分割;整风应该是全民的大教育人民无敌！人民万岁！
李昌玉：浩气凛然彭文应（1904-1962）毛泽东面子问题的重要性在千百万人的死活之上。毛泽东要错到底，彭文应要抗到底!彭文应，他是一个浩气凛然的人。在毛泽东暴政下，他真正做到了威武不屈，贫贱不移。
闫桂勋:反右五十五年祭 北京大学右派分子改正考“五一九”民主运动永垂青史:反右受害者永垂不朽；“五一九”民主运动永垂青史。
李昌玉:从“整风”到“反右”：“引蛇出洞”的三十八天——纪念反右运动55周年:（一）1957：“引蛇出洞”的三十八天（二）“五一”指示：开展整风运动（三）配合“整风指示”，第四天再发“五四指示”（四）不得强迫与盛情邀请之一例（五）一个八六老人的大喜大悲（六）大学师生得风气之先，也得打右派之先（七）大学生最最伤心事：肃反被整（八）北大右派教授胡稼胎（九）北大第一个打右派的教师姚仁杰（十）北大右派学生谭天荣
申渊：思奇是內控右派:蔣介石拜倒在《大眾哲學》下;陳伯達妒才詆譭《大眾哲學》;談領袖產生的偶然性犯大忌;反右中被定為「內控右派」經過
李肃:1949之后: 老右派的辛酸泪:“杀父之仇”+“党天下”言论*流放充军*张成觉在新疆一呆就是22年*“因祸得福”*支持自由民主+批斯大林*偷越国境被遣返*自责未挺身而出*批领导不钻业务搞特权*护夫退党*亲人遭殃*环境逼良为恶*危难中的忠贞*
右派分子及子女拟在美诉中共索赔:*有例可援*伤痕累累*
揭秘：五位终生不予改正的中央级“右派”头号右派章伯钧建议实行“两院制”;罗隆基公开鼓励申诉冤屈;彭文应曾资助过周恩来;储安平：“关键在‘党天下’ 这个问题上”;陈仁炳——唯一活着仍不被平反的中央级右派
李昌玉：“铁路巨擘”杜镇远回国落难记:（一）杜镇远（1889——1961），铁道部重点批斗的大右派;二，杜镇远是继“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之后的“铁路巨擘”;三，为滇缅铁路呕心沥血不辞辛劳;四，回归大陆，热情欢迎;五，年近古稀，右帽加冕;六，历史的回眸与反思
铁流:杭州惊爆“孝子案”，不是“维稳”是“为敌”警察打人！全国五七老人责令：
一、 严惩打人凶手，杭州市政府信访办必须公开向受害人赔礼道歉；
二、 查办责任人，揪出下令殴打老人的幕后黑手；
三、 尽快发还拖欠“改正右派”22年的工资，不然此事难以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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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精神、薪尽火传——纪念反右运动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召开（多图）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6月11日 转载)
1.研讨会开始，魏紫丹（左起）、蔡耀昌、白夏在主席台上。
五七精神、薪尽火传——纪念反右运动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召开（多图）
2.台湾学者曾建元教授在发言。
五七精神、薪尽火传——纪念反右运动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召开（多图）
3.北京学者姚鉴复在发言。
五七精神、薪尽火传——纪念反右运动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召开（多图）
4.《人民日报》名记者刘衡的女儿刘静代读不锈钢老鼠刘狄的书面发言。
五七精神、薪尽火传——纪念反右运动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召开（多图）
5.鲍朴（左）、廖天琪在主席台上。
五七精神、薪尽火传——纪念反右运动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召开（多图）
6.大会会场一角。
来源：参与 作者：武宜三
（参与2012年6月11日讯）今天是2012年6月10日，由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五七学社联合举办的“五七精神、薪尽火传——纪念反右运动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召开。
香港五七学社总干事武宜三在开幕致辞时，指出：这个会，其实应该在北京、上海或者广州开，应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来举办，或者中共中央统战部，甚至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来举办。
但是，现在做不到，我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够做到，否则，我们中国就活该被开除球籍了。
武宜三说，我们五七学社算是“不自量力”了。
我们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个研讨会居然成了有关部门2012年的“监控重点”，全国许多地方的右派老人都受到劝阻、被谈话、被喝茶，当然大多数态度还比较客气，这也算是进步吧；但是，其紧张、严厉的程度，却是1979年被改正以来所没有的。
就这样，很多人就来不了。例如北京的任众、博绳武、俞梅荪，上海的彭志一、裴毅然，云南余永庆、赵正荣（二位代表16位中共地下党打游击出身的厅局级、县团级离休的前右派分子兼地方主义分子。），重庆蒋文扬，等等。他们很气愤，他们说，右派不是纠正了吗？为什么还限制我们的自由？香港不是回归了吗？为什么不让我们到自己的土地上走走？
不能来的还有章诒和、章立凡、叶永烈等，我们只有表示遗憾。
但是不管怎样，今天还是有些右一代、右二代、甚至右三代来了。大家从世界各地，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个目标就是“五七精神、薪尽火传”，那么什么又是五七精神呢？
武宜三接着说，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大家知道，这8个字曾经被毛泽东、共产党批得臭不可闻，到谈虎色变的地步。
今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谈“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还要感谢来自这8个字故乡法国的朋友——白夏教授、魏简博士和他们的同事，他们的机构法国文化中心（CEFC）是这次研讨会的合办单位，现在欧洲经济状况好像不太好，但是他们的单位还是拿了一些钱来支持这个研讨会。这是什么精神？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
我们还要感谢另外一个合办单位，香港城市大学，它在这个黄金地段给我们提供了免费场地，也负担了一些费用，郑宇硕教授、张达明老师，牺牲了很多时间，贡献了很大精力，使我们的筹备工作能顺利进行。
我们还感谢今天出席我们研讨会的嘉宾，美国的魏紫丹先生，德国来的独立中文笔会廖天琪会长，澳洲的王旭先生，纽西兰的周素子老师，俄罗斯来的孙越先生，日本的原博文先生、瀚光先生，台湾的曾建元教授。
我们感谢所有为研讨会出钱出力的各界朋友，感谢今天光临的所有中外朋友。
武宜三简单介绍了香港五七学社的情况：香港五七学社是2007年成立的，主要成员是居住在香港的当年右派分子，右二代，以及同情者、研究者，很多人以为我也是右派，现在声明，1957年我还在福建读中学，福建没有在中学生里面抓右派，所以我不是右派分子。那么有在中学生里面抓右派的地方吗？有的。至少四川省是一个，四川省在中学生里面打了很多“三类、四类”学生，这些学生不叫右派，但是享受右派待遇——不能上大学、不能参军、不能当干部，只能去农场、农村劳动改造，或者被升级为反革命分子。我们出版了一本书，叫《回眸一笑——我在太陽不落的年代裏》，讲的就是当年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的丰功伟绩。
香港五七学社成立5年来，在各方朋友、同道的支持下——
1、我们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出版了40种（40多本）有关的回忆录、论文集、小说、诗歌等，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申渊（陈愉林）先生的《臥榻之側》、《五七疑雲》、《57右派列傳》（1—4卷）等。陈愉林先生1949年之前就参加了中共革命，是中共资深党员，党国的高级干部，可是他也是个右派分子，他晚年通过反思，开始潜心写作，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文章发表，是五七学社出成果最多的研究人员。
2、我们开通了网站57hk.com。每天收集、编辑《香港报刊论中国》，向超过12000个电邮地址发送。主持这个工作的是，著名北京大学右派学生岑超南先生。岑先生还和难友合作出版了《北大精神，五七綻放》、《精英是怎樣被毀滅的？——1949年以來各界精英死難實錄》等。岑先生83岁了，仍然在为实现中国民主而努力，不断为五七研究出钱出力。他同时是香港优秀义工，北京大学模范校友等等。
3、我们在香港、台湾、日本等地方主持或者参与召开多次与反右派有关的研讨会。接受报纸、刊物采访。我本人正在编辑《1957受难者姓名大辞典》，现在已经收集了几万个案例，我们为抢救历史、保留记忆做了一些工作。
这一期《亚洲周刊》有五七学社的专访，非常感谢江迅先生和他的团队。
我们今天开会纪念反右运动55周年，那么什么叫做反右运动呢？武宜三说：
所谓“反右运动”就是党国领袖、执政党对中国人民、中共党员，特别知识分子的欺骗、作弄、非法迫害甚至群体灭绝；“反右运动”的结果就是毛泽东、共产党亲手毁掉了自己的诚信，把这个党、这个国家，一步步引向说谎、欺骗、假大空。
55年前的1957年，毛泽东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给共产党提意见，信誓旦旦的保证“言无不尽”、“言者无罪”，各级领导反复动员，甚至说，你如果不提意见，就是不爱共产党；那么大家只好大鸣大放了，有的人还是挖空心思、没话找话来说几句。但是没有过几天，在6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就翻脸不认人了，几乎把所有给共产党，给毛泽东，给中共党员，甚至“积极分子”提意见的人，通通打成右派分子、和其他各种分子。
后来毛泽东自己说，他是搞“阳谋”，是“引蛇出洞”，就是有意叫你上当，然后“聚而歼之”——把你们消灭掉。
这种由领袖、党和国家领导人，执政党给自己的人民、党员下套子，挖陷阱的事，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
这个右派分子、中右分子，可不是开玩笑的，一旦戴上这个帽子，就不得了，有的家破人亡，有的九死一生，株连九族，有的被打死，有的被饿死，有的被自杀，有的被枪毙。这些苦难，下面的发言者还会介绍。
今天我特别提醒大家，随便“把你们消灭掉”的这个制度，还没有改变噢，从中共高级领导到普通老百姓，在这个制度下，都没有安全感，从过去的刘少奇、彭德怀，到今天的王立军，再到陈光诚，怎样从反右派运动吸取历史的教训，我想是今天研讨会的主题。
那么，全中国到底打了多少右派分子呢？武宜三纠正了所谓“55万”的说法，因为55万只是中共当局在1979年“改正”的数字，实际上，从中央到地方都保留一定数量的右派不予改正；1979年以后又改正了几批。直到现在，还有人没有得到改正，清华大学阎桂勋先生就是其中一个。
严重的是，中共是个无法无天的党，一个单位的支部书记就可以把别人随意打成右派分子，然后送去劳动教养，他不需要上级审批，更不要法院审判，所以随意性太大，很难有准确统计数字。
大家知道甘肃省有个敦煌石窟，现在是旅游的热点。那里有个敦煌研究所，当年研究所所长是常书鸿先生，研究所的中共支部书记是常先生的太太李承仙，研究所里有个画家，叫毕可，毕可因为是资格非常老的“老革命”，他没有把李承仙看在眼里，到1957年反右派中，毕可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给送到夹边沟农场劳教，结果在农场里被折磨死了。
多少年后一查，毕可的档案还在研究所常书鸿的文件柜里睡大觉，毕可被定为右派的申报，上级没有批准，把档案退回来了，但是毕可已经死了，所以这个档案就一直在文件柜里。这个毕可在不在这55万里面呢？我不知道。全中国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毕可呢？谁知道？
据说，常书鸿先生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也是大大的好人，他死后，很多人写文章纪念他，可是在毕可这个案件里，他分明是个谋杀犯，至少负有领导责任，是个共犯。这可见，如果制度有问题，好人也会干坏事。
毕可的档案毕竟找到了，但是相信有更多人的档案没有了，因为中共的领导人都是农村、山沟里出来的，没有管理知识，不讲程序，没有规范，非常随意，根本不把人当人，根本不重视生命。加上它的统计数字也是为政治服务，所以更加不可靠。那么到底有多少呢？反右派研究专家丁抒先生，收集了100县的人口、右派数字，然后做了计算，他认为在180万左右。我也查了几百本县志，觉得180万这个数字，是可以接受的。
武宜三还指出“右派已经平反”是错误概念，很多右派分子本身也这么说，“我平反了。”告诉大家，右派分子只是被“纠正”、被“改正”，被“纠正”、“改正”的意思，说你不应该是右派，我把你错划了，现在让你恢复当年待遇、级别，如果曾经是党员、团员，被开除了的，现在恢复你党员、团员的资格。没有道歉，也没有赔偿，你1957年是科员、工资60元，1979年改正了，还是科员、工资还是60元，同时1957到1979年被扣掉的20多年工资，也不补给你了。这合理吗？
不仅如此，它还让你感恩戴德，说“党给了你第二个青春”，你们有人就问了，“我的第一个青春到哪里去了？”
至于在这22年中，你受了多少罪，家人受到怎样的株连，受到多少精神、物质损失，都不管了。如果死了，被杀掉了，这里有个例子，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右派学生沈元，1968年，被迫害的受不了，用鞋油把脸涂黑，化装成黑人，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去寻求政治避难，结果被抓（告诉大家，跑外国大使馆王立军同志不是第一个，第一个应该是清朝的康南海先生，他跑的是日本大使馆）；1970年，沈元以“反革命”、“叛国”罪被判死刑，杀了。到1980年，当局对他妈妈说，“原判以反革命罪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撤销”原来的《判决书》。“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
人都杀了，“撤销”《判决书》，“宣告无罪”有什么用？非常荒唐。
最后武宜三建议香港的青年学生、传媒记者，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和来到香港的右派老人交朋友，采访他们，帮他们做口述历史，留下记忆。这些老先生、老太太，都是国宝，而且是不可复制的国宝。大家一定要来好好珍惜一回。
大会气氛热烈，发言踊跃，有一百多个香港市民和海内外人士出席。大会从上午9点30分开始，下午6点30分结束（大会详细情况随后报道）。（武宜三报道并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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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大字报碎科学家梦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成报
岑超南（1930-）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上学时，一九五七年“助党整风”中的一张大字报让他彻底破灭了当科学家的梦想。然而他的这张大字报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字字铿锵，句句具有穿透力。
这二张名为一论和再论“‘铲草要除根’和‘党团员想一想’”的大字报论述了“三害”的产生根源是压制社会主义民主，因此要从根本着手，就发杨民主健全法制、领导与群众关系和言论自由等三个方面铲草除根。他在大字报中说：“‘三害’的社会根源是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和党团员的盲从成风。”事隔四十年后，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原上草”一书中全文刊出这篇大字报。岑超南认为，只要把这张大字报中的“盲从”改为“以权谋私”，就不失其现时意义。
他在二000年春节说：“最近令我惊喜的是，国内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名为‘原上草’的书，辑录了五七年北大的大字报，我当年的大字报亦赫然在目，回读近半个世纪前旧作，观点鲜明如今，更有意思的是，编者的序言长文，还把我论民主部分整段录出，与邓小平刚出台的论民主的言论对比，两者甚为相似，我只是早说了二十年而已，当时就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现时竟被编者誉为‘人类思想的先驱者’。其实我们只是有正义感的普通人。”他的话几乎与邓小平二十年后关於社会主义民主的论述相同，这也是对邓小平的莫大讽刺。
岑超南出生于广州的富裕之家，父兄从事丝绸生产和贸易，在香港、广州和上海均开设商馆，与澳门特首何厚铧父亲何贤以及恒生银行创始人何善衡均是世交。可惜岑幼年丧父，日本入侵后，家业毁於战火，母亲带着兄弟三人艰苦维生。一九四五年十五岁时，才在广州上初中二年级。家贫无法维持。因他是老大，便缀学卖报和去商店做学徒，挣钱养家。然而他从小爱读书，失学后上学的愿望未灭。抗战胜利后到香港定居，在亲戚开设的药房做店员，下班后分秒必争地补习英文，为日后成为中国资深翻译家打下基础。
中共掌权初期，国家统一考试招收大学生，免学费包食宿。可是大学只招收高中毕业生，至少读完高二才行。他初二都未读完，连报名的资格也没有。五十多年前的香港同今天的大陆一样，不少学店给钱即可买到文凭证书。他便在半年之中补习完高中课程，买了一张杂牌中学的毕业证书，投考北京大学。他竟然考上了北大物理系（当时全国录取分数最高的学系之一）。入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系主任坦白交代假学历。系主任被他的精神感动，对他说，既然考进来了，便留下吧。於是他开始了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
在北大学习期间，开始一帆风顺，成绩优良。他的老师中，有北大前付校长、爱因斯坦的学生周培源，中国半导体之父王昆，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周光召。他立志向前辈们学习，做一名对国家有贡献的科学家。
但形势很快逆转。他满脑袋的民主自由思想和北大校园里的活跃气氛使他提笔写了一系列犀利而锋芒毕露的大字报，中了反右阳谋。因文章有纲领性，故被划为极右分子，在毕业前夕被逐出北大，发配到京郊的一家玻璃制造厂劳动教育（后补发毕业证书），在一千多度的玻璃熔炉旁劳动了二十年。他的当科学家的梦想顿成泡影。
岑超南在艰苦的逆境中并没有自暴自弃，北大的科学民主精神鼓励着他，追寻新的奋斗道路。每天在沉重的劳动之余，除大学里学的英文和俄文以外，自学了德文和日文。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他这个政治贱民，唯一能做的事情似乎只有翻译科学技术文献。在十来年的体力劳动生活中，业余摘译科技文献数百万字，日后又翻译出版了各类书刊十余种。二00五年中国翻译协会从全国评选出曾为中国翻译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301位资深翻译家，岑超南也是其中之一。
一九七二年他得到改正后，留厂任技术员、工程师，继续从事翻译工作，编着翻译了五本书。一九七八年回到香港定居，做过大企业的电子部主管，亦从事经济科技翻译出版工作。晚年退休后，他不因早年在国内受到长达20年不公平对待而抱怨，他退而不休，积极投身国内扶贫助学工作，为社会进步和扶持弱势群体克尽其力。
被人尊称为“南叔”的岑超南现担任香港北大校友会常务副会长和校友会助学基金会总干事。，反而南叔个人生活俭朴，却於六年前开始组织北大校友到贵州贫困山区兴办教育，自己率先捐款援建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超南希望小学”。至今经他募得和发放的扶贫和建校捐款；达1000万元，援建学舍达十多座，资助贫困大、中、小学生达五千名，包括北大贫困学生1400名。
南叔经常不顾高龄，奔波於贵州、北京、深圳、香港各地，亲自组织助学和建校工作，力求把每一文助学捐款都用在个贫穷学生手中。他说，因为曾经历失学之苦，退休后希望可在有生之年，为普及教育尽点绵力。年来南叔又发起了“环保助贫”活动，向贫困学童捐赠校服鞋子四千多套，收集闲置衣物二百箱，亲自和义工们用小车拉到深圳，寄给贫苦农民。
南叔坚持“捐款点滴归贫，运作彻底透明”的宗旨，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得到了社会的认同，连续两届（2005， 2007）荣获香港义务工作发展局嘉许为“香港优秀义工”。北京大学香港校友会则被中国高等学校香港校友会联合会表彰为“助学扶贫先进集体”。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税务局批准“香港北大助学基金会”成为可颁发免税收据及公开募捐的正规慈善机构。
香港知名文物收藏家和慈善家霍宗傑先生（以他为永远会长的香港道德会近年每年捐出慈善捐款超过2000万元）如是说：“岑超南老先生以前我们素未认识，去年从报章上介绍，岑老先生为人德肯，因而好奇致电话岑老，一见如故。难得年近八十精神矍铄，仍以助人为乐，事事亲力亲为，清茶淡饭，无欲无求，非常难得和感动。我国能有多千、万这种人为国家服务，则祖国前程锦绣光明无限矣。”
2008年4月岑超南还获北京大学评为优秀校友。
陈愉林摘於香港“成报”并作最新补充
2008年4月 新世纪新闻网（www.newcentury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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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阶层，安息吧！
岑超南
一、在党团员上层分子中有两类人：
第一类：领导所做全是对的，经典著作的话全是对的（以前联共党史的话也全是对的），只要不同意领导就是思想有问题或者可能是反党，这种人实际是从未思想过，还自以为对党有利。可怜！
第二类：纯粹个人主义者，无非利用职权达到个人卑鄙目的。可耻！
二、他们起了什么作用——墙与沟的作用。
（1）向领导主观歪曲报告同学情况：
（2）维护领导“威信”压制民主。
（3）当领导作出不合理措施时加以帮忙。
（4）后一类人更进行了私人报复。
三、怎样产生的：——领导的官僚主义与宗派主义。
领导由于官僚主义不接近群众，不相信群众，可是领导要工作就要有耳目，由于宗派主义，于是就找党团员这些上层分子为耳目，特殊阶层随而产生！
四；应该怎么办——领导清除“三害”。
领导深入群众，信任群众，与群众商量工作自然会好，不必特殊阶层代劳了：
特殊阶层，历史使命已告终了，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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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铲草要除根”和“党团员想一想”
岑超南
上次两篇文章招来许多意见，主要是“太刺激了，影响效果”我接受，现在我摒绝一切刺目的字句来详细论述我的观点。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除三害要从更根本出发：
目前除三害都停留在表面上，似乎把三害的根源只归结到领导者的思想意识，并没有追究三害的社会根源，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我所有文章的中心精神只不过是论证一个早已公认的命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认为如果错误发生在少数人身上，那只应该从错误者本身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来寻找原因，但如果错误已经形成社会风气，那么只能从社会目前状况才能分析其根源，所以我认为除三害，首先要挖根。只有“铲草除根”，才免“春风吹又生”。
“三害”的社会根源是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和党团员的盲从成风：
任何错误措施都要在一定的群众中间贯彻，一定要暴露在群众面前。所以如果民主生活正常，人民有实际上可以行使的民主权利，就会对三害群起而攻之，三害自然无法成风，事实上为什么大学中三害较社会上为轻？因为学生爱“闹”、敢说！为什么今年毕业分配有根本的改革？因为我们不答应了！所以三害的根源是缺乏人民的民主和监督。
另一方面，“三害”的形成总要有社会力量来贯彻，这力量便是党团员的盲从成风，党团员是社会的骨干，没有党团员的盲从，任何错误都行不通，例如没有党团员“绝对服从分配”的盲从口号，以往错误的毕业分配方式是不可能维持贯彻，所以盲从风气使党团员对三害的斗争，被解除武装，所以这亦是三害的根源之一。
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的原因：
一、法制问题：从西语系同学案件、张顺有事件等都说明宪法的人民权利尚未得到绝对保证。法制遭到破坏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我国解放前处于封建独裁统治，丝毫没有人生权利，形成人民对做“官”者都畏之如虎，默认其有莫大权势。在解放后，由于长期尖锐阶级斗争，要求高度集中，人民民主受到很大限制，政府人员集中了很大的权力，因此当人民遭受违法行为时，竟习以为常，不敢回击，如肃反中对人都有随意软禁、监视的权力，这显然是违法的，而我们竟熟视无睹，如我本身的接触，在入学以前我工作时曾经协助税务局向工商户催税，当时便有一个税务员把一个欠税的小商贩押到税务所，审讯监禁这人，这是××违法的行为，而当时我竟以为平常，甚至还做了帮凶，审讯时还记录口供，因此发扬民主首先要健全法制，尊重人民的人身不可侵犯。
二、领导与群众关系问题：由于尖锐阶级斗争而形成的权力高度集中使领导与群众绝不是真正的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而是绝对服从的关系，无原则的扩大保密更××人民监督的可能性，权威化的人事制度使个人前途被操纵在领导者手里，转×的鉴定会使人遗恨终身，所以在这情况下是谈不上人民的民主监督。
三、言论自由问题：在人民内部事实上并不存在言论自由，在反动帽子满天飞的时候，在政治××的压力下，更可怕的是在“对领导不满，便是反党”的错误舆论下，任何的反面意见都遭到毁灭性的围攻来压制，任何片言只语都可以列入肃反材料，将来有无穷后患。在这情况下，真正民主是不存在的。
党团员是三害的间接支持者，盲从与“三害”不可分割：
党团员是国家的中坚，是国家政策的贯彻者，祖国的伟大成就与你们名字分不开，反之“三害”成灾亦与你们分不开，请别激动，只听歌颂，不听批评，又是三害的梦想。盲从亦有其社会根源，执政党的地位使党团员对反面意见抱有反感的情绪。除了“光荣、正确、伟大”便没有其他的教条主义教育，×ד有肯定一切”的成见。在尖锐阶级斗争中，党要求党团员的绝对支持领导，来衡量党团员的立场和党性是完全必要的，但××党团员对立场、党性有错误的理解，把任何××的不同意都认为“立场不稳”“党性不纯”这便完全陷于盲从，完全××绝了思维，更甚至把××了，视为积极，打击××英雄。
盲从与三害是不可分割的，××的××领导方法，使领导人习惯于以行政命令代替群众教育工作，客观上便要求有一批盲从的骨干来贯彻工作，由于领导掌握大权，于是对盲从者表扬信赖×××××××这便鼓励了盲从风气的发展，盲从发展又转而使领导者陷于“三害”，又更鼓励盲从，于是可为因果蔚然成灾矣！
整风应该是全民的大教育。
执政党的地位使整风是全国的与全民的事，在整风中除党员整风外，更重要的是启发人民的当家作主精神，敢于斗争，勇于监督的精神，××××××整风，我坚决相信，人民起来了‘一切幽灵都会被扫光！××我××
人民无敌！人民万岁！
（划×者系看不清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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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玉：浩气凛然彭文应（1904-1962）
来源：電子郵件 群, 照片 | 2012/6/12
在全国的右派纷纷认罪，以求得宽大处理的时候，有一个“大”右派彭文应成了全国为数极少的拒不“低头认罪”、“顽抗到底”的极右分子。20几年后，为了证明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确定了五个“不予改正”的右派。他们是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名列第三名。
彭文应是江西省安福县人，与同乡王造时、罗隆基一起，千里迢迢到北京清华求学，后来又先后赴美国留学，最初都入威斯康星大学攻读政治学，后三人分别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回国后他们又都成为学贯中西、年轻有为的大学教授。他们政治观点也相似，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写了许多击中时弊的文章，因此三个人被赞誉为“安福三才子”或“安福三杰”。二十几年后，他们又都成为全国著名的右派分子。这是江西省安福县的荣耀！
回到30年代，彭文应公开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匪”的路线，认为“社会主义之路……便是中国的出路。”一次访友时，遇到一个不速之客，急于要钱解困。彭文应不问其人其事，立刻解囊相助，倾其所有。二十年后，在一个会议上，周恩来认出了当年为他解囊相助的彭文应，并告诉在场的陈毅副总理，要他记住这个“帮过我们忙”的朋友。不过当这些“朋友”，不止一个彭文应，十个一百个也有，后来打右派的时候，周恩来却没有出来为他们说项过。
1947年民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组织”被迫“解散”后，民盟“一边倒”向了共产党，转入地下斗争。彭文应被列入国民党的暗杀名单，几次脱险，幸得一命。彭文应临危不惧毅然担任民盟上海市地下支部主任委员，领导地下盟员，宣传学习毛泽东的著作，积极配合以潘汉年为领导的中共地下党，迎接上海解放。
但是，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预设的第一个敌人就是民盟。民盟不能只反一个“章罗联盟”。要从上到下一级一级地揪，形成一个系统。毛泽东撰《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点名《文汇报》编辑部是“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而且帅上有帅，即章罗联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即“能干女将”浦熙修。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形成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所以作为民盟上海市副主委的彭文应也应该和民盟中央有系统，上下一条线，就在劫难逃了。此外，上海市主委沈志远，副主委陈仁炳，宣传部主任徐铸成也了大了右派。
有一位崔太平先生发表《民盟成立70周年感怀》，深情脉脉地说：“民盟的前辈们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他们对真理孜孜以求的求真精神，在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当中，讲真话，做诤友，值得后来者学习。”这位崔太平先生大概是得了健忘症，忘了“民盟的前辈”正因为“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他们对真理孜孜以求的求真精神，在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当中，讲真话，做诤友，”被中共一棍子打倒了一大片，中委与候补中委59人打右派，占总数五分之一、达6000余名盟员打了右派。
些话好像是在高烧40度的时候说的胡话昏话瞎话。“肝胆相照”就是我共产党可以任意打你的右派，还要叫你死到阴曹地府里也要登记“另册”，不能“改正”！
彭文应的所谓右派言论根本不值一辩。例如他主张：
“要求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我认为不管新民主旧民主，只要有好的地方可以吸收过来。例如资产阶级民主中有‘质询权’，这是它好的地方，我们可以加以吸收。”
“我赞成社会主义……我从来不想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全套搬过来，但有些是不错的。如在他们国家里，官做的不好可以罢免，可以不选他。他们在选举制度上也有好的。”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我们反对的，把资本主义的东西说成一概不好是不对的，十八亿中有十七亿是劳动人民对我们好，坏的只是少数。”
“学习苏联不一定全对，学习美国也不一定全错。”
“没有资本主义国家那种自由竞争，就不可能使经济繁荣。”
总之，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有许多优点，值得学习，如质询权、选举权、罢免权、市场竞争等等，因此对苏联和美国要分别情况学习。这些所谓的反党言论在当时为什么大逆不道呢？因为从建国开始，尤其是抗美援朝之后，开展了全国规模的反美仇美运动，以清除人民中的亲美崇美恐美心理。像彭文应这样留学欧美又是专攻政治的知识分子，要他们认同这种非理性的绝对化的政治宣传，实在是难以接受。
张春桥以常孰的笔名，在7月19日的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质问彭文应》一文，气势汹汹地批判彭文应。
《人民日报》8月25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的长篇报道：在上海人代会上“上海人民代表舌战彭文应”：“正义的声音粉碎了邪说歪道——一层层透彻的道理，一件件确切的事实，把章罗联盟这个凶恶爪牙驳得理屈词穷”。报道分为四个设问作小标题：“他崇拜的是什么民主？他想使民盟起什么作用？他的小集团不是反共的吗？他梦想什么人事制度？”官方认为，“舌战”彭文应终于取得了阿Q式的胜利。
即使到五十几年后的今天还有人郑重其事地宣称“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这些头脑僵化以维护一党专制为宗旨的官僚们，他们害怕民主制度，所以一定要全盘否定美国的社会制度，连一点优点也不能承认。那么，请想一想53年前的情景，怎么能容忍彭文应这样即使是平和的中性的理性的观点呢？
彭文应被打右派后，坚持真理，坚守良知。他在上海市人代会上申说自己是这样一个人：“热爱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看到了它的成绩，同时也看到了还存在着的缺点和问题。为了使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更加美满，更加巩固，更加向前发展，人民生活得更加繁荣，更加幸福，他不满于现状，他想到未来，他不愿意成绩旁边还有缺点。他不只注意缺点，更一天到晚用尽心思，采取办法，来改进工作，消灭缺点。一部人类进步的历史就是由这种人创造出来的。”他以做“这种人”而自勉自豪，所以拒不认罪。
政治运动是有罪推定。无论整到谁，无论有罪无罪，必须低头认罪，才能宽大处理。彭文应大义凛然，坚守良知，拒不认罪。一位统战干部登门说：你家的门槛都给我踏坏了。你只要写上几十个字的检查，认个错，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二女儿薇薇跪地求老爸检查：“为了儿女，为了能生活下去，你就承认一下吧。”彭文应说：“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没有错！”他始终不写一个字的检查。他被撤销一切职务，断绝一切生活来源，全家被逐出花园洋房。
共产党不是最讲实事求是的吗？那只是一袭华丽的披风。原来有个毛泽东的面子问题。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点了彭文应的名。彭文应不检讨，就是毛泽东错了。毛泽东面子问题的重要性在千百万人的死活之上。毛泽东要错到底，彭文应要抗到底，悲剧就这样注定了。毛泽东曾对毛远新说过：“我们不学胡志明，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已诏。”他还说过：“历代皇帝下罪已诏的，没有不亡国的。”所以毛泽东从来不认错，从来不检讨。
1961年，彭文应的次子志平，一个有才华的年仅十九岁的上海师院中文系学生，因家庭骤变而患精神分裂症，吞服大量安眠药去世。彭文应为爱子的自杀悲痛欲绝，亲自做了一个木牌位。在牌位上用英文写上：
为了民主自由平等民族教育而战！
继续一万年！
纪念我亲爱的儿子
父亲 1962—1—20
他给姐姐的信中写道：“把好意说成恶意，把好事情说成坏事情，把帮助党和政府说成反对，把一个朋友说成敌人，这样做是不可以的。”这样的冤案就是成千成万地发生在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中。谁敢非议质疑，轻则挨批，重则挨整。
到年底，彭文应患心包炎败血症，在贫病交加、心力交瘁中去世，终年58岁。
彭文应，他是一个浩气凛然的人。在毛泽东暴政下，他真正做到了威武不屈，贫贱不移。
参考材料：
1，彭文应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2004年8月
2，1957年人民日报——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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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五十五年祭 北京大学右派分子改正考 —“五一九”民主运动永垂青史
[日期：2012-05-21] 来源：参与 作者：闫桂勋
（参与2012年5月21日讯）
1957年共产党提出整风，并于4月27日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中欢迎党外人士提出批评和意见以帮助党整风，并提出坚决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座谈会，很多民主人士给共产党提出许多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社会各界人士开始了“大鸣大放”。报纸电台每天都有报道。这就引发了素有民主传统的北大学子的积极性，五月十九日北大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北大学子写大字报，开辩论会，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真诚地给共产党、学校当局提出不少意见和建议，对“三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批评、建议，对“三害”根源也有所探讨，提出扩大民主，健全法制，防止“个人崇拜”等等。当时北大人称此运动为“五一九”民主运动，认为是继承“五四”爱国传统，发扬北大精神。北大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带动了全国高等学校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运动，影响很大。
共产党又感到一些言论有问题，认为这是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决心反击。从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在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结果全国划了317万多个右派。北京大学理所当然地就成了反右派的重点，全校停课，批判右派分子的言行，大会批，小会批，热火朝天，如火如荼，最后划了不少右派分子，这些人是中了“阳某”诡计，后悔莫及。究竟北大划了多少右派分子，有的说划了七百多，有的说划了八百多，有的说划了一千多，更有甚者说有一千五百人蒙受不白之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些文章的说法和社会上流传的说法是“北大划了七百多右派，全都改正了”，这种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为此，我反复查阅了《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以下简称《北大纪事》），还拜访了该书主编、北京大学前党委书记王学珍老先生，还拜访了一些校友和同学，进行了一番考证。我查到的有关右派分子的记载内容有如下几条。
1957年：
10月19日 江隆基副校长在讲到反右派斗争情况时说：截止现在，教职员中有右派90人，学生中有右派421人，共计511人。
10月底 校党委统计：到10月底，全校共有右派分子526人。
1958年：
1月28日 三个月来，根据上级指示，进行反右补课，截止本月下旬各单位又揭发批判了一部分新划出的右派分子。
1月31日 党委副书记谢道渊向校务委员会报告处理右派分子情况时讲到：到去年10月底共有右派分子526人（其中教职员90人）。后来反右补课补划了右派分子173人（其中教职员20人）。现在共有右派分子699人，其中教职员110人，学生589人。
1959年：
9月29日 校党委副书记史梦兰报告我校摘右派分子帽子工作的情况：全校共提出了32人摘帽，占全体右派分子的8％。其中教授1人、讲师1人、助教5人、职员3人、学生22人。
1969年：
9月4日 给13个右派摘掉了帽子。
1970年：
8月 另给5名右派分子摘帽。
1979年：
2月12日 校党委召开座谈会，座谈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党委副书记汪小川说，我校对此工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到2月2日全校已改正了341人。
3月23日 校党委常委开会。（一）二落办汇报：截止今日，右派已改正618名，占86·4％；剩下97名，预计在3月底完成90％，余下的人问题较复杂。右派改正后，落实政策时有许多问题，如恢复工作，要求回校，工资补助等。
4月7日 校党委常委开会，（一）二落办汇报，北大在反右时共划右派715人，现复查改正639人，占90％弱。剩下70人左右，都是较难解决的，有些问题还要与司法部门共同研究，常委会决定：疑难问题要更慎重些，由常委会讨论结论，先讨论案例；审批手续上，不改正的要提到常委会讨论。
9月1日 校党委常委开会。二落办汇报：我校原划右派715人，已复查684人，其中改正618人，3人不改，现未做结论的31人，占4％强。····
12月25日 ····（二）巫宇甦汇报：至目前为止，715个右派已全部复查一遍。最后要报市委的12名，已报4名，今天讨论8名；反动学生的复查工作接近尾声，争取在春节前二落办的工作结束。会议意见，提交讨论的8人中，4人不改，1人改，3人改不改，请市委平衡。
1980年：
4月2日 校党委向上级领导机关报送《关于北京大学落实政策的情况汇报》。《汇报》说：····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共划右派716人，其中教职工120人（教授、副教授12人）、学生596人。经复查，其中属于错划的683人 ，有严重政治错误但也应改正的13人、改正与否需报上级有关部门研究、审批的14人，因其逃往国外不予复查的2人。凡已改正的，在工作安排、困难补助、死亡抚恤、解决亲属所受株连等方面，都按照中央文件有关规定予以解决。
7月3日 校党委常委开会，讨论右派改正问题。迄今右派还剩13人。会议同意其中的12人改正，不同意改正的1人。
1982年：
6月24日 校党委向教育部党组、市委教育工作部报送《关于检查知识分子工作的报告》。《报告》说，····反右派时716人（错划改正703人，从宽12人，未改1人）。
1986年：
2月 校党委综合1957年反右斗争及落实中央55号文件精神，进行复查的情况。其中说，全校共划右派分子716人，教职员120人，学生596人。经过复查，原划右派予以改正的715人，并做出复查结论。维持原划的1人。（笔者注，这是最后记载的复查结果的数字。）
1987年：
10月13日 落实政策工作完成的情况及遗留问题统计，冤假错案：····错划右派立案数715，结案数715；····
以上是在《北大纪事》中查到的有关记载划右派的数字和右派改正的情况。
从1958年1月31日记载中可知：北大反右分两个阶段，从1957年6月开始到10月底，共划右派分子526人，以后又来了个“反右补课”，又补划了右派分子173人。前后两次共划右派分子699人，其中教职员110人，学生589人。“共划右派分子699人”这就是当时记载的最后数字，以后再也查不到新划右派的记载了。可是，从1979年开始右派改正的记载看，“共划右派分子699人”这个数字有问题，如1979年4月7日、9月1日记载，二落办汇报“北大在反右时共划右派715人”，这比699人多了16人，为什么多了16人也没有交代。再从1980年4月2日的记载看，北大党委向上级领导机关汇报说，“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共划右派716人。”又多了1人，为什么又多了1人也没有交代。“北大共划右派716人”就成了最后记载的数字。
再看北大右派改正的最后结果。1982年6月24日记载：反右派时716人（错划改正703人，从宽12人，未改1人）。请注意：这是上报教育部党组、市委教育工作部的复查结果的数字。1986年2月记载，“全校共划右派分子716人，教职员120人，学生596人。经过复查，原划右派予以改正的715人，并做出复查结论。维持原划的1人。” 这是记载复查的最后结果。“维持原划的1人”即“未改1人”，为什么维持原划未改就成了研究的焦点了。
从上面记载“经过复查，····维持原划的1人。”可以理解为“经过复查有1人维持原划右派的结论，没有改正。”就是说保留了一个未改正的右派。这一人是谁呢？为甚么没有改正呢？他在1957年的言行有多严重以至于不给他改正呢？遗憾的是《北大纪事》中没有明说。作为北大人应该关注这一问题，值得考证一下。
从1987年10月13日的记载“错划右派立案数715，结案数715，”可知当时校党委只拿出715个右派的档案立案复查，有一个右派的档案根本就没有拿出来立案复查。又已知右派716人，改正715人，维持原划的1人。这就可以推出结论：立案715人，经过复查，改正715人，就是说立案复查的全都改正了。还有没立案的1人就是“维持原划的1人”。可知“维持原划的1人”根本就没有立案、没有复查，没有复查就没有复查结论，就说“维持原划的1人”。因此上面“经过复查，····维持原划的1人”的说法是不对的，因而上面的结论：“北大有一个右派经过复查维持原划右派的结论，没有改正，”这个结论也是不对的。
现在再研究“维持原划的1人”为什么没有立案复查。
为什么没立案呢？从1980年4月2日记载“因其逃往国外不予复查的2人，”可知没立案的一人是“因其逃往国外不予复查”。（原来说不予复查的2人，现在就剩下1人了。据王学珍老说，只有1人逃往国外，不予复查。）不予复查当然就不用立案，因此就没有立案。不立案不复查，也就没有复查结论，就简单地写成了“维持原划的1人”。可知“维持原划的1人”是“因其逃往国外不予复查”，而“维持原划”的。不是因为立案复查时认为“该人在1957年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划右派是对的”而“维持原划，”不予改正。请注意这一点，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设想，假若这个人给予立案复查，结论又是怎样的呢？我认为一定能够改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知当年北大定的几个最大的右派都改正了。如上过报纸的封为“学生领袖”的学生中的“大右派”谭天荣改正了，现在是青岛大学教授，已退休；“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头头极右分子陈奉孝判刑15年 ，1979年“反革命”平反了，1984年右派改正了（据说当时北大不予改正，北京市委不敢给予改正，1984年经胡耀邦总书记批示得以改正）；“反动刊物”《广场》主编张元勋改正了 、副主编极右分子王国乡改正了；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翻案的极右分子刘奇弟改正了；北大“女才子”林昭定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定为“现行反革命”被枪毙了，1979年之后右派改正了，“反革命”平反了。由此可知这个“维持原划的1人”一定是个小右派。既然最大的右派全都改正了，他这个小右派要是立案复查就一定能够改正，这是合乎逻辑的结论。我认为“维持原划的1人”的说法不准确，可能引起上面所说的误解。我认为实事求是的说，“维持原划的1人”改为“因去国外不予复查1人”更准确一些，这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我根据《北大纪事》的记载考证结论是：“北大共划右派716人，改正715人，因去国外不予复查1人。”（北大划右派716人是全国划右派最多的一个单位）
请读者注意，北大党委把“未经复查的一个右派”说成是“未改1人”报告了上级党委。这就可以推知：全国未改正的96个右派之中包括北大一个“因去国外不予复查”的“未改一人”。因此，我认为全国未改正的96个右派大有研究的必要，应该搞清楚为什么未改正？我已经收集到全国未改正的最大的五个大右派的材料，并做了分析，提出我的看法。可参看我写的《反右派斗争是违反宪法的流氓行为》。
因为“立案复查的右派全都改正了”，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出去了。这就造成“北大的右派全都改正了”的说法。
关于北大反右派斗争还应该说的是，除了《北大纪事》中记载的北大划右派716人之外，还有二三百人没有被划为右派就按右派对待，同样劳动改造二十多年。这一批人在北大党委划右派的名单上是没有记载的、是找不到的。笔者本人就是这一类中的一个，简介如下、以作证明：
我1953年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1957年整风，团总支召开座谈会，让我参加。宣传委员吴某反复说“言者无罪”，动员大家提意见、写大字报。我在座谈会上发言：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不许压制别人的发言·····。我说了几句良心话。毕业鉴定时有人给我歪曲捏造材料说我是右派，之后系秘书说不够定右派的，给我分配工作，让我离校（当时决定划为右派的人都被看管起来，已经失去自由，根本不让离校）。我到黑龙江工学院报到，开始教书。由于北大不按中央文件办事，错按右派对待我，把一张不生效的材料装到我的档案里。所在单位接到档案后说我是右派，就让我劳动改造。由于我坚持真理，坚持原则，不出卖良心，不做违心的检查，不承认是右派，维护我人格的尊严。党委认为我不认罪、态度不好，就让我长期劳动改造。我抗争42年，1999年北大党委给我做出《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使我长达42年冤案得到平反。为了坚持真理，不出卖良心，不做违心的检查，维护我人格的尊严，我付出很大代价，断送了我的一生，一个北大学子的青春年华和美好前程就这样断送了。北大精神培育北大人，北大人发扬北大精神。从《纠正意见》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我没有被划为右派就错按右派对待我，造成我42年冤案，期间劳动改造二十多年，只发生活费，尤其“文革”十年浩劫期间，遭到残酷的迫害，受尽折磨和侮辱，耳朵打聋，精神失常，造成身心很大伤害。这都是北大的错误造成的，北大应该负责。平反之后我找北大要求补发工资，要求赔偿，北大蛮不讲理，到现在也不给赔偿。我希望北大有点儿正义感，维护公平正义，表现出北大的良心。
我平反之后北大党委郝副书记说，像我这样的情况北大有二三百人，还有人说有三四百人，搞不清准确的数字。北大正式定右派716人，再加上这二三百人，就有一千多人了。所以有的说“北大定了一千多右派，全都改正了”，可能就是指的这两批人的总和吧。
还有一个问题是必须要说的，北大反右时还划了三四百个“中右分子”，这一批人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揪出来说是“漏网右派”进行批斗，有的被迫害致死。上面已说有一千多个右派，再加上这三四百个“中右分子”，就有一千五百人因反右受到打击和迫害。这就是“北大有一千五百人蒙受不白之冤”说法的来历吧。
请读者注意，这一千五百个北大人都是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北大精英，都是有独立见解、创新精神的人。可惜都给毁掉了。这是北大的耻辱，民族的悲哀。假若这一千五百个北大人不受迫害将会出现很多教授、科学家和院士。可惜都给毁掉了，这是一千多人的不幸遭遇，也是国家的损失，多么遗憾呀。更痛心的是北大右派在以后的岁月中有26人非正常死亡：有的在监狱中或劳改营中病死、饿死、有的卧轨、有的跳海····还有8人被枪毙了，这是令人悲痛的事情！这是极左分子犯下的罪行！
反右受害者永垂不朽；“五一九”民主运动永垂青史。
2010年6月定稿 2012年3月修订稿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any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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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风”到“反右”：“引蛇出洞”的三十八天——纪念反右运动55周年
李昌玉 来源：電子郵件
图为李昌玉
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的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毛泽东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
1957年在毛泽东领导下开展的一场反右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反宪法、反人权、反文明的迫害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也是一场言而无信、背信弃义的反道德运动。整个运动是在毛泽东的精心设计和预谋下逐步展开的。事后他个人极为得意地称之为“阳谋”，就是这个缘故。
一个政治家，利用自己掌握的绝对权力和拥有的崇高威望，以“整风”之名，把各方人士请来开座谈会，诚恳地征求意见，然后把说出意见的人打成右派。这就是毛泽东所谓的“引蛇出洞”。采用人间最卑鄙无耻的阴谋，如此明目张胆地践踏人类的道德和良知，如此残害知识分子和广大的人民，却洋洋自得为“阳谋”，使中华民族的道德遭遇到亘古未有的摧残。
反右运动是共产党的耻辱和罪恶，因此，对于制造这场大冤案负有主要责任的另一位责任人邓小平，他拒绝彻底否定反右运动，拒绝彻底平反全部右派冤案，反而做出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结论，缺点只是扩大化。三十几年来执政党当局越来越严厉地禁止政治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各界研究讨论记叙这段历史，把这段历史作为言论的禁区予以封杀，因此，人们要问：毛泽东发动反右到底是预谋，还是被迫？本文对此要予以回答。
根据已经公开的毛泽东指导反右运动的官方文件和体现他的暗中密谋指示的报纸，将两者结合起来比照研究之后，笔者认为，从1957年5月1日宣布“整风”到6月7日之间的38天，可以称之为“引蛇出洞”时期。经过“引蛇出洞”，主要“右派”都掉进了陷阱，于是毛泽东开始“收网”，一场急风暴雨惊心动魄遍及全国的反右运动打响。反右当时，笔者是一名23岁、有过8年团龄、6年军龄的山东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大学生。作为一名右派分子，有责任有义务，把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加以探索，给没有这段经历的研读者、研究者提供一些亲历者的见解。
（一）1957：“引蛇出洞”的三十八天
1957年毛泽东开展了一场民间认为至今还没有结案的政治运动，当时人们习惯上叫它为“整风反右”运动，其实那是两个性质、对象、方法、目的决然不同的两个政治运动。所谓“整风”，是共产党自己要整顿自己的作风；所谓“反右”，是共产党假借整风的名义，“引蛇出洞”，反击右派。本来这是两个风马牛不不相及的运动，毛泽东却运用了他高妙的权术，成功地完成了对知识分子的整肃，打了据官方所说55万余人的右派。整风后来成了虚晃一枪的迷彩，反右成了名实相副的战果。
从1957年5月1日发布整风指示到6月8日宣布反击右派，对于我们这些打过右派的人来说，那是惊心动魄的三十八天。对于毛泽东来说，那是引“蛇出洞的”三十八天。
经过密室策划，引蛇出洞，反右运动，使55万知识分子坠入陷阱，事后他洋洋得意地自诩为是一场“阳谋”，又称“引蛇出洞”。对于军事家的毛泽东，跟随毛泽东曾经南征北战的老军人，都五体投地地佩服毛泽东具有调动敌人，使敌人自投罗网的神奇才能。夺得政权以后的毛泽东，把这种用于对付敌人的军事手段，转而用于政治统治，对付自己的臣民，特别是知识分子，把隐藏在“洞”中的知识分子的“右派”诱引到洞外，暴露出身影，从而一举击倒，打了一场漂亮的反右仗。
整个“引蛇出洞”的战役，花了多长的时间呢？ 以我有过打右派的经历者的记忆而言，那真是一场漫长的梦魇，我自己是糊里糊涂地度过的。最近，我仔细翻查了一下当时的《人民日报》和已经公开的毛泽东的文章，算了一下时间，我认为，这个“引蛇出洞”的时间表，宽泛地说，根据可以查到的文件，上限可以早到1月27日的“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的讲话，或者往下延伸1个月，始于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下限则为6月8日的发起反右，有三个多月。再如，反右打响之后的一个月，7月9日，毛泽东说：“三月间，……一百天了。这一百天，……我们同资产阶级打了一仗，……当时我们就料到这些事情了。”（毛选第五卷，440页）总之，毛泽东早就预谋发起“引蛇出洞”。
不过狭隘地说，从设想到决定地采取措施予以实施，始于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整风运动”的指示，止于6月8日，则为38天。本文只从毛泽东如何从“整风”转入“反右”来回溯那“引蛇出洞”的38天。没有整风，毛泽东也是会反右的，借口多得很，不过假借整风之名，而且嫁接得惟妙惟肖、天衣无缝，把反右搞得师出有名，应该是整风。这件事出手漂亮极了，实在可以显示出毛泽东堪称为古今罕见举世无双的玩弄权谋的天才，斯大林比他差远了，只能当他的学生。
当然不是说6月8日之后就不“引蛇”了，以后是边引边打。大部分右派其实是6月8日之后才被“引”出的。不过，作为一个战术设计过程，我们只要把这个38天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那么，自然就可以肯定反右运动是毛泽东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结果，而不是遇到事先没有充分估计到的挑战临门一脚，也不是像混迹美国、执教香港的政治学教授王绍光想当然地所说，毛泽东发动反右，是迫于群众的压力的结果。他说：“当时群众和工农干部里面的压力，要求反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是说毛突然一拍脑瓜说我要反右了。从底层到上层，层层送简报，促使他做了这个决定。”这真是无稽之谈。难道王绍光做学问就是凭了这种本事，在美国、在香港招摇撞骗？！
笔者研究了已经公开的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指导运动走向的当时的《人民日报》认为，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是一场预谋已久的行动，随着情况的不断发展变化而逐步采取措施，下达指示，组织指挥各级党委披挂上阵，同时调动“蛇们”出洞，这才实现他的图谋。由于他运用手中的权力和在人民中获得的威望，采用了“引蛇出洞”的手法，大获成功，给人一种料事如神的印象，使他在中共最高领导集团中，走上了一条更加放肆无忌、独断专行的道路，给人民和共产党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整个反右运动是以毛泽东作为政治领袖对于自己人民的背信弃义、言而无信、食言自肥而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此敝屣道德底线、无视法律底线的政治领袖，古往今来可有第二位？
（二）“五一”指示：开展整风运动
1957年5月1日由毛泽东一手操纵的“整风运动”正式开锣，“指示”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头版的上半版上。指示指出所谓“整风”是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政治运动，“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该指示的提要云：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
天机就在于这里说得好好的是共产党自己“整风”，过了38天，风云突变，转成了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
这场共产党针对自己内部的“整风运动”怎么会转换成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呢？笔者本人虽然当时打了右派，但因为打得蒙头转向，也不甚了了。
本文的主题本来限制在这个＂３８天＂中，但是因为这段发生在５０年前的历史，由于共产党长期采取封杀屏蔽的措施，因此对于太多的人仍然太陌生，所以，我先插叙几个小故事．
（三）配合“整风指示”，第四天再发“五四指示”――《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5月4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下发了一个给省部级党委党组的《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李按：对于所有‘批评’断然肯定“极为有益”，显得何其恳切也！】
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再一次肯定‘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重复强调‘极为有益’！】
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所谓‘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不过是陈词滥调，老生常谈而已，但说的也只不过是“思想改造”而已。】
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量，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开展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用注释语“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强调原因－－态度之诚恳实在叫人感动！】
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这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的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这点也请你们注意。【‘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分得清清楚楚】
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这个指示实在是诚恳得叫人感动。表面上一再肯定大多数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特别是出了一个点子：“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不过在这些冠冕堂皇的说辞中暗藏了玄机，所谓“回答的时机”，所谓“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就留下了算帐的余地，但是，时间是在“将来”，因此要由此导致开展一场反右运动还缺少逻辑上的必然性，不知道刘少奇、周恩来他们读了之后，是否能够领悟毛泽东心中的潜台词。
（四）不得强迫与盛情邀请之一例
毛泽东领悟运用中国古老的权谋文化简直是到了炉火纯青、得心应手的地步，像欲擒故纵、声东击西、一箭双雕这些中国古老的计谋，他用于军事，用于政治都令人拍案叫绝。整风只是他的谜面，谜底是整右派。虽然整风指示中说得明明白白：“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但是办法多得很，我上门去请，盛情难却，你总不好意思不赴会提意见吧？那个最恶毒的右派，千夫所指、万民唾骂、全国共讨伐的人大讲师葛佩琦，党委第一次去请，不到；第二次去请，还不到；那就第三次再请，你还能拒绝三次吗？盛情难却，于是他参加了座谈会，乒里乓啷说了一通憋了八年的苦水，结果怎么样？他的发言上了５月３１日的《人民日报》：黑体字的标题是：“葛佩琦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不要共产党领导，人民也不会卖国。”葛佩琦往下读，越读越恐惧，心中忐忑不安，结尾的几句话是：“党员有主大翁的态度这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葛佩琦当时是以国民党少将军官的头衔被邀请赴会的。读了这些话，已经和他原来的发言大相径庭，他能不吓出一身冷汗！这位“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中共安插在国军中军衔少将的高级情报人员，如今是百口莫辩。他的发言被锦上添花，篡改得面目全非。
到了６月５日，《人民日报》上更报道了葛佩琦说“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的话。原来右派在磨刀霍霍要杀共产党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毛泽东把反右运动的烈火点燃了起来。
（五）一个八六老人的大喜大悲
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参加过延安整风的青年人来说，包括那些涉世很深的民主人士、学者、教授、老党员、老干部，都觉得整风挺好，很有必要。打右派的人，年纪最大的８6岁了。他叫冒广生，是一位五朝元老，诗词名家。那时，毛泽东的主要时间就是读报。他读得非常细致用心。他在６月６日《人民日报》上读到一篇千字文：《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作者叫冒广生，毛泽东显然不熟悉这个名字。文章开头说：“如果说共产党员没有偏差，那就何必整风；整风是党内的事，何必要党外来批评。明白这个道理，便知整风意义，是要我们党内党外发生感情上的联系。从团结而批评，从批评而越团结。大家一致以国家为前提， 把国家事务担负起来 ，使得巩固又巩固，然后党与各民主党派才能长期共存，而人民才会更好地享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幸福。”话兼两面，说得很在理。这篇文章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文风古朴，平实，娓娓道来，别有一番内蕴。毛泽东一直读到最后：“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行年八十五岁。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是希望党内外人站在一条战线上，把坏的风气移去，好的风声树起来。这才叫做整风，不是整人。这才做到批评的结果是更加团结。” 毛泽东击节称赏。
１９５７毛泽东６４岁，比这位冒广生小了２１岁。为了表示尊老的诚意，他派了周恩来专程登门邀请，说明毛主席要会见这位忠厚老者，然后在一个夜晚派出专车，把老人请到中南海，礼贤下士，虚心垂询。
我想，如果毛泽东后来不发动反右运动，如果不打冒广生老先生的右派，那该是一个多么完美得像水晶球的故事啊！可惜的是，冒广生老先生回到上海，第二年，打了他的右派。
（六）大学师生得风气之先，也得打右派之先
让我们继续回到五十年前。那时共产党和毛主席在广大知识分子心中具有崇高的威信。谁也不敢想共产党会骗人，谁也不敢想毛泽东会说假话。在这一点上，老百姓虔诚得可以和任何一个基督徒对上帝的信仰媲美。人们把共产党比作爹，比作娘，颂歌唱得两眼泪汪汪。人世间哪有爹娘设下陷阱，欺骗儿女，把儿女往陷阱里推？谁只要这样想一想也会产生一种犯罪感。
解放八年了，共产党积累的问题确实不少，自己给自己整风，那还不是好事？所以大家都是拥护共产整风的。执政八年来，虽然共产党积累了许多问题，但大家仍然认同毛泽东的分析，这些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要用推翻共产党办法解决，但希望共产党主动自己解决。比如，许多人最伤心的事是肃反运动收到莫名的伤害。以我而言，在南京军区后勤部的肃反运动动员大会上，我就第一个被点名为“以李昌玉为首的小集团”。我那时只有21岁，4年半军龄，一个机关的副排级工作人员。往回看，我15岁半入团，是上海解放之后不到半年入团的第一批团员，16岁半响应“抗美援朝”的号召参军，自信没有搞一点不利于共产党的活动。因此，我对于自己这样先定下罪名，然后逼你交代的“有罪推定”手段极为不满。这种不满就成了后来打右派的原因。
1956年我考进了大学，正好遇到整风反右。大家读1957年大学师生的鸣放言论，为什么他们那么强烈地无畏无惧地喊出自由民主的最强音？这首先是因为肃反运动伤害了一批大学师生。他们对共产党无视人权、无视宪法、肆意伤害人的尊严，有切肤之痛。其次是他们具有较高的知识素养和较开阔的视野。打右派最多的学生，集中在重点大学中智力学业最好的中文系、历史系、法律系、新闻系、物理系等系科的学生中。第三是十年前反国民党政府的争自由争民主运动遗留的精神资源。1946—1948年，轰轰烈烈的国统区的学生民主运动，我正在武昌读小学和初中，武汉大学等开展的学生民主运动我都感受到，亲自看到。根据现在公开的资料，中共非常自豪地承认，那绝对不是自发的民主运动，而是在中共地下组织策动之下的所谓反蒋夺权的第二战线。没有中共的组织领导，那时是绝对不可能发生如此波澜壮阔遍及全国的学生民主运动。
抗战胜利之后，内迁西南各省的几百万官民人等都急于下江东，许多大学从千里迢迢的大西南迁回故土故乡，费了一年的时间。当他们刚刚举行了复校开学典礼，随即在第二、第三个月就被卷入到所谓“沈崇事件”的民主运动中，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昆明，几乎所有大城市的大学生，都忙于罢课、游行、请愿，唯独不以学业为务。这场民主运动也是一把双刃剑。解放后终于在“整风鸣放”当中产生了一次强烈的瞬间的回光返照。北大因为又有“五四”文化革命的传统，它又聚集了全国最拔尖的教授学生更是一马当先。但是在这样一个只有宪法、没有宪政的国家，“双百”方针，华光溢彩，娓娓动人，但是是一种没有任何信义保证的策略，所以七千多人的北京大学，打了右派八百多人，许多年纪、班级是全军覆没，葬身海底。
（七）大学生最最伤心事：肃反被整
大学生对于自己或者同学在肃反中无辜被整，特别耿耿不平。行文至此，我又翻出公安部长罗瑞卿在八大的报告（1956/9/19）《我国肃反斗争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罗部长说起机关肃反来，是轻描淡写。他说：“在机关内部，某些单位也有斗争面过宽的缺点，斗了少数不该斗的人。”事实是这样的吗？一派胡言。哪个单位不是大胆怀疑在先？我们那个南京军区后勤司令部，在运动一开始就隔离了大约30个人，约在五分之一左右，然后就一个一个地逼供交代，外查内调，最后一个反革命也没有找出来。军队有一个好处，就是整完之后，虽然伤害了感情，但是全都转业滚蛋，大家不必再拴在一棵树吊死。
附带赘上几句：当文革开始之后，罗瑞卿成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而跳楼的时候，不知他对这样的政治运动有何反思？
当时岂止机关肃反，连大学生中也是大张旗鼓地肃反，涉及人数可不少。这些二十岁上下的大学生挨整之后，只要不毕业，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分不开。再说，年轻人自尊心特别强烈，无辜地被批被斗之后，谁心里能够平复？肃反时解放已经六年，这时候的大学生，解放前还在读小学、初中，给他们扣上反革命帽子加以怀疑，谁心里受得了。例如华东水利学院水文系三年级学生史伏初，本来是以第一名成绩考进的优秀学生，因为父亲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肃反运动被整之后，整风一鸣放，他就憋不住，鸣放了一顿，结果就成了该院学生的第一号极右分子，被开出学籍、团籍，留校监督劳动。其间，他写的论文，被“审稿”老师剽窃，据为己作，后来以此论文评为二级教授。
（八）北大右派教授胡稼胎
当宣布整风之后，大学师生其实也是欢迎的拥护的。如北大教授胡稼胎的文章《再不整风中国将非常危险》。他说：“最近几年来，我深居简出，尽量减少和别人的接触，开会从不发言，尽量减少和别人的接触，但在解放前我并不是这个样子。在武汉大学时，我担任教授代表，在教授会上向贪污公款的工学院长开炮，仗义直言。今天毛主席提出整风是非常英明的。再不整风中国将非常危险。农民有许多是吃不饱的，如果逼得他们起来，问题就非常严重，党员们的性命都有危险，应该猛省。不要苟安。党委会在学校弊多利少，应退出学校。走社会主义的路是大家肯定了的，已载在宪法上，党委会妨碍群众的积极性，党员向党报告教员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教员怎么积极起来呢。不懂业务或业务不高的人领导业务，要在十二年内赶上国际水平，无异缘木求鱼，空中栽树。过去把人分为进步、中间、落后三种。我大概是被认为既落后又顽固的人。这种标准是人为的，应该撤销。党员被认为是进步的，但现在看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又那么多，这都是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因素，又怎么能说得上进步呢，而那些拍党员马屁的所谓积极分子则是墙和沟的建筑者。”
后来批斗胡稼胎的时候，他说：“党外的人是客人，党请客提意见，可以只提缺点，并不是请我们来恭维党的。”于是大家“对胡稼胎先生的不老实狡辩一致表示气愤……要斗争到底，……进行彻底的批判。“（《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教授们在国民党时代可以仗义执言，在共产党时代就不行了。虚心诚恳地请你批评，原来是为了抓到整你的反党“罪证”。
（九）北大第一个打右派的教师姚仁杰
北京大学教师姚仁杰，他也是被肃反运动伤害过的人。 他是北大第一个打右派的教师。他写的文章《党啊，我们批评你是真正爱你!信任你》，标题是这么的诚恳，充满了对共产党的深情厚爱。请让我选出三段让大家评论。
他说：“‘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沉痛的旧诗句引起了两年前辛酸的回忆。在肃反运动时我虽然被斗了，究竟我错在哪里呢?当时的确我自己也不知道。斗争我时，我的同志竞歪曲事实地力图‘证明’我思想是反党的，也有个别同志竟捏造中伤我的私生活和人格。组织上抛弃了我，群众被一股歪风所蒙蔽。这种社会性的误解和孤立，给一颗年青的心灵所带来的伤痕实在是沉重的。我想任何一个共产党人也会为这种无辜遭遇洒几滴同情的泪水。生活中有甚么痛苦能比心灵受伤更可怕呢?!何况自己的良心是拥护党的事业的，刚好就被同志们误解自己是反党的，就连一个人生活的内心支柱也被拆去。亲爱的同志们啊！你们难道知道由于‘三害’的偏见，你们伤害了手足之情呀。难道有谁真的忍心把党的儿女，把正直的公民说成敌人，把他(她)们推向虎口去。想想吧！我们应该为以往的委屈抱头痛哭的。我们沉痛地哭以往的误会！我们兴奋地笑今日的谅解！我们从此就会相爱更深，相依为命。
党毕竟是公正的。根据中央规定的‘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政策，我主动地协助了党组织查清了我的历史：铁的事实证明了我从来就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也没有任何反动政治问题。同时也澄清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检举材料’。……”这样理智地客观地来陈述肃反被整的经过应该得到称赞吧？
姚仁杰批评了肃反运动中的种种错误。他说：“我认为：肃反中的错误，集中表现了‘三害’的恶果。而且反映了不少社会歪风(如是非心和正义感被舆论所压抑，违背良心说话而不感到惭愧等等)，这些东西不但使我们工作造成严重的错误，而且腐蚀了人们的心灵。诸如：肃反运动中某些同志(当然不是每个人全有)主观主义的捕风捉影!形而上学的断章取义!宗派主义的倾轧排挤！官僚主义的偏听偏信！实用主义的逻辑论证!以及违背事实和良心的乱‘揭发’，不以是非为标准(真正的党性应该是与人民的利害是非统一的)的盲从冒进等社会歪风。难道这些不都需要彻底铲除么！显然这些都是与真正的马列主义违背的。是先进社会所不能容忍的。每一个有良心的人和每一个真正马列主义的卫道者都应该下决心客观地、冷静地、理智地、深刻地、科学地、大胆地、公正地揭露出这些问题出现的真实根源。然后用最果断的魄力和对子孙后代人民的责任坚决地消灭它。”我们看到，姚仁杰的揭露和批评是非常理智的，平实的，他希望共产党能够接受教训。姚仁杰还企图以“真正的党性”、“真正的马列主义”来唤起整人者的良知。
姚仁杰最后还以最美好的言语呼唤：“我希望一切受过‘三害’之苦的朋友们能用理智克制一些愤激之情。冷静热情地帮助党整风，因为我们的体会比别人更深沉！我们的正义呼声也更能打动人心。
目前，中国共产党正面临一次严重的历史考验。
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善良人类都在期待：
“党是否能真诚透彻的整风，是否能真正大公无私地对待人民，……”。
我们以爱党的心祝愿：
党顺利地通过这一历史考验(当然会需要很艰苦的努力)，我相信全国人民也会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帮助和鼓舞我们的领导者通过这一考验。
我无法概括将来会如何美好，我只赤诚地等待着去歌颂礼赞。”
这位姚仁杰还没有来得及“赤诚地等待着去歌颂礼赞”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就把他打成了右派，送进了人间地狱。
（十）北大右派学生谭天荣
北大最锋芒毕露的右派学生之一、物理系的谭天荣也是在肃反运动中受到伤害的一个。
他说：“看看，我们‘右派分子’吧!大字报中激动人心的语句、辩论会上钢铁般的逻辑力量，实际工作中那种中国式的刻苦耐劳，斗争会上，面临凌辱的从容的风度，以及在他们个人独处时平静的心灵，哪来的这样蓬勃的生气呀!哪来的这种永远不枯竭的精力呀!还有比这种无比的灵魂天真，这种随时随地创造奇迹的信心，这种对于一切事物——即使它是难苦的——爱好更美妙的东西吗?然而按照生活的意志，他们暂时地退却了，如果把凡是受批判的人都算作‘右派分子’，那么，他们的表现远不一致的，他们的遭遇也不一样。……然而，也有这样的人，运动毫不留情地在他们肩上留下各式各样的考验，而他们熬了过来，忍受了接二连三的打击，既不违背名节，也不冒犯良心，更不吝惜神经与勇气。
呵!‘右派分子’——人类的傲骨。”（《原上草――第四株毒草》）
谭天荣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大概反右运动刚刚开始，还处在“批判”阶段，他还敢于负隅顽抗，也许在他的潜意识中，还装着流放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或在国民党监狱中的共产党人还可以坚贞不屈的故事，以富于诗情哲理的语言来表达高贵的灵魂，自许自恋地喊出“呵!‘右派分子’——人类的傲骨”这样凄婉而悲壮的绝唱。这真是空想浪漫主义的一厢情愿的绝唱。
叶挺在白公馆里可以唱出“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这样的《囚歌》，宋绮允可以在渣滓洞了抒发“我不能弯下腰，只有怕死才求饶”这样昂然的心声，但是只要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任何一级共产党组织说你是右派，除非你不想叫自己和家人活下去，否则，例如那些全国著名的右派，唯一的生路就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痛哭流涕地的悔罪书，像费孝通的《向人民伏罪》，黄琪翔的《请求人民宽恕》，储安平的《向人民投降》，章伯钧的《向人民低头认罪》、张云川的《我恨自己是个右派》，马哲民的《我要重新做人》，钱孙卿的《我做了人民的罪人》等等，这样文章当时充斥在全国大大小小的报纸上。但是滑稽的是，当这些头面人物正经八百地跑到各级人代会上悔罪，在报纸上认罪的时候，中共中央还没有制定出《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连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非法文件都没有出台的时候，全中国已经打出了成千成万的右派分子，报纸上已经把他们批得狗血喷头。
你说滑稽不滑稽？6月8日开始反右运动，直到10月15日中共中央才下达《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这时起码是大学和大城市的反右运动已经基本完成。
而且，据我的记忆，这个《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对于我们这些打右派的对象来说，还是保密的。我是直到“改正”之后，才抄录到了这个《标准》。
事实上，中共在对待异己者方面，从来是极端冷酷无情的，比沙皇还要沙皇，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比国民党还要国民党。一入右派深渊，只有像林昭那样的“圣女”才能叫灵魂升入天国。我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够苟活到今天，就是因为做到了“弯下腰”，从“狗的洞子爬出”。为了苟活只能不断地请罪服罪，把人格拿来当作破鞋扔到垃圾堆里。最可怕的是，对待政治运动的失败者，这种办法和态度，成了中共党员的共识，一种文化。谭天荣“改正”以后在青岛大学任教，和我近在咫尺，但从未有过任何交往。听说，今天的谭天荣所存锐气已经不多了，那个自称为“一个‘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谭天荣”大概已蜕变为一个安分守己的改正右派了。阿门！
关于反右这个话题，太沉重，太厚黑，太阴暗……，那是说也说不完的，暂时煞笔吧！
（2012-5-28校改与化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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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渊：思奇是內控右派
来源：電子郵件
图为艾思奇 夫人王丹一所摄
以《大眾哲學》享譽數十年，對中共奪權貢獻巨大、曾為毛所敬重的艾思奇，從五十年代起就受到毛的親信陳伯達康生的打擊排斥，劃為右派。鬱死於文革前夕。
中共體制內哲學家艾思奇（1910-1966）雲南騰沖人，蒙族，原名李生萱。他是成吉思汗大軍南下時的名將黑斯波里的第十八代後裔。祖父李曰垓是同盟會員，辛亥革命和護國運動的功臣。父親李德潤是滇西華僑儒商，常年往來於雲南各地與緬甸仰光之間，他的中西合璧教育觀對艾思奇的成長有莫大影響。蔡鍔是他父親的義父，臨終前囑托艾思奇祖父李曰垓襄助四川督軍羅佩金多為民國革命作貢獻。
在這樣的家庭背景下，艾思奇從小具有民主意識，聶耳是他的好友。早年留學日本，後與章太炎研究過國學和經史。他可用日文和德文對照閱讀古希臘柏拉圖、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到伏爾泰、盧梭、培根、斯賓諾莎、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的哲學著作。他對中國古代哲學也頗有研究，尤重墨子的實踐觀。
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共，一九三七年赴延安。曾任《解放日報》副總編輯。中共掌權後在中共中央黨校先後擔任哲學教研室主任、副校長、校長等職。著有《大眾哲學》、《哲學與生活》、《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艾思奇文集》等。
蔣介石拜倒在《大眾哲學》下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日，《讀書生活》半月刊在上海創刊，李公樸任主編，柳湜、夏征農和艾思奇任編輯。艾負責撰寫《哲學講話》、《科學講話》欄目。其間他用一年時間，為《哲學講話》專欄寫成二十四篇文章，結集出版，形成後來的《大眾哲學》。
他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結合日常生活現象，解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解釋各種世界觀，宣傳共產主義世界觀。如《哲學並不神秘》、《卓別林和希特勒的鬍子》、《貓吃老鼠》、《不是變戲法》等，使哲學走下神壇，為普羅大眾所接受。
《大眾哲學》出版後迅速風靡全國，發行三十二版。不少年青人受這本書鼓惑走上共產革命道路，奔向延安。當時有《大眾哲學》動員十萬青年參加革命的說法，引起國府的警覺。一九三一年顧順章投奔國府後，中共組織在上海被迫收斂，左翼文化運動萬馬齊喑，哲學界卻一枝獨秀，脫穎而出，出版各種流派的哲學譯著，《大眾哲學》是其中之一。艾思奇的書，在共產革命的低潮中救了中共一命。
艾思奇女兒李昕東於二○一二年第四期《縱橫》雜誌著文《大眾的哲人：我的父親艾思奇》。她記道，一九八四年蔣介石先生高級幕僚馬壁來到她家，對她和她母親說了一番令人難以置信的話。蔣介石曾經說過：「我不是敗給了共軍，而是敗給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當時，艾思奇夫人和女兒驚得目瞪口呆。蔣介石怎麼可能說出這種不可思議的話來呢？
原來蔣介石一再說過，得人心者得天下，蔣指的人心可能就是從《大眾哲學》開始失去的。在這以前，蔣介石在一九三四年二月搞「新生活運動」，目的就是為了贏得民心。認為「以力服不如心服之有效」。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卻「衝垮了三民主義的防線」。蔣介石曾指著主管黨務的陳立夫的鼻子罵道：「共產黨能寫出這本《大眾哲學》，你們怎麼就寫不出來？」 蔣介石把《大眾哲學》推薦給蔣經國、蔣緯國看，而且自己還常年放在案頭翻閱。
馬壁（1912-1985）湖南湘潭人，歷任國府要職，一九六一年返回大陸，任全國人大常委和全國政協常委。住在北京國務院宿舍木樨地二十二號樓，曾為艾思奇後人寫下詩句：
一卷書雄百萬兵，攻心為上勝攻城，
蔣軍一敗如山倒，哲學尤輸仰令名。
卷中小字注曰：「一九四九年蔣介石檢討戰敗原因，自認非敗於中共之軍隊，乃敗於艾思奇《大眾哲學》之思想攻勢，一九五七年提到《大眾哲學》餘悸猶存。特寫小詩七言絕句一首書贈。」 這首詩如今懸掛在雲南騰沖《艾思奇故居》內。
陳伯達妒才詆譭《大眾哲學》
蔣介石如此高度評價的艾思奇，卻為毛澤東和他的鷹犬所不容。可能受到家學淵源的熏陶，艾思奇為人處事作風低調，不善張揚，更不擅長玩弄政治。平日是潛心學問與教學，頗有書呆子、老學究氣質。
一九五三年，兼任中央黨校馬列學院副院長的陳伯達在食堂裡突然走到艾思奇跟前，豎起一個小指頭說：「艾教員是九品官」。意思是說，你的職位比七品芝麻官還要小。在階級鬥爭年代，這位毛澤東政治秘書、號稱中共理論家的陳伯達不會輕易用威脅和嘲諷口吻開這樣的玩笑，必然非同小可，事出有因。
接著陳伯達指責艾思奇就是靠一本書《大眾哲學》吃飯。這本書錯誤百出，翻開任何一頁都可找到錯誤。從此以後針對艾思奇的各種流言蜚語開始出現。在批判會上，他違心地承認各種莫須有的錯誤，他希望儘快解脫出來，返回教學崗位。艾思奇解釋道，《大眾哲學》是他年輕時寫的一本書，幼稚之處在所難免，所以在一直不斷修改中。
艾思奇開始不斷檢討，並承諾「以後再也不寫這種粗製濫造的偽劣產品」，他與中國青年出版社簽訂的出版合同就此取消，從一九五三年起，出版過三十二版的《大眾哲學》便不准再出版了，反右運動後，更從書架上消失。
一九五三年的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中，中央黨校馬列學院黨委作出結論：「對作為教員的艾思奇在教學與科研中的錯誤進行檢查」，決定對他進行嚴肅處理，並向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呈報，此事不了了之。
談領袖產生的偶然性犯大忌
李昕東文章中說，艾思奇遭到這般突然襲擊，心中鬱悶可想而知。妻子王丹一因醫療事故住進醫院，艾不敢向妻子透露半點消息。艾的摯友、曾任毛秘書和衛生部副部長的吳亮平建議他徑直去找毛澤東申訴，他亦不敢去。
事情遠不到此為止。從五十年代初到文革以前，中央黨校爆發過三次大論戰，影響擴大至全社會，構成文化大革命的預演。論戰雙方的代表中有艾思奇和楊獻珍。這三次論戰本來不過是哲學教學中不同學術觀點的爭論，其中「一分為二」原來是「從現象到本質」 科學分析過程中所作的比喻。然而「合二而一」問題一再上綱上線，發展為全國性的政治打擊運動，成為陳伯達、康生等毛澤東鷹犬打擊異己的手段。康生炮製了「三次論戰」的權威史論。在文革浩劫中，「三次論戰」又擴大成為「十次論戰」，排斥和打擊政治對手。
至於艾思奇被陳伯達等人在反右運動後期定為內控右派一事，則更為蹊蹺，也更令人髮指。艾思奇有一次在講解哲學上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時候，他解釋說，像中國這樣人口眾多的國家，要進行偉大的革命，產生一個領袖是必然的，但是這個領袖由誰來當則是有偶然性的。有的學員當即提出：「毛主席成為領袖是否有偶然性？」 艾思奇不假思索地回答：「當然有偶然性」。
反右中被定為「內控右派」經過
中央黨校的學員都是有來頭的縣團級以上幹部。這個問題顯然是個政治陷阱。艾思奇是個犯有前科的人，這樣的回答是徹頭徹尾攻擊偉大領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他自投羅網跳進了陽謀圈套。陳伯達抓住機會聯繫他以往一系列「反黨錯誤」，定他為黨內右派分子。
在這一系列「反黨錯誤」中，有一條是與另一名黨內右派柳湜「狼狽為奸」。柳湜是一九二八年便加入中共的老黨員，長期從事文化和諜報戰線地下工作。反右運動時擔任教育部副部長、教育部黨組副書記等要職，還是中共八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
反右運動中柳湜被打為右派，由柳湜又牽連艾思奇。早在一九三四年他們二人在中共外圍組織「社聯」中，有一段合作共事的關係，在上海《申報》和《讀書生活》專欄共同撰稿。因為是文人，有共同語言，以後經常來往，切磋一些學術問題。
劃右派的又一個原因是在延安，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一度受到毛澤東青睞，成為毛澤東座上客，經常應邀與毛探討哲學問題，並有書信來往。艾思奇把書信和手稿交囑夫人王丹一珍藏，進城後王丹一拿去榮寶齋裝裱這些書信，不料被康生妻子曹軼歐發現，她提議公開發表。艾思奇不同意說「不可招搖」。此事又得罪康生，亦為禍根之一。
艾思奇劃為右派上報中共中央書記處未獲批准，卻按內控右派處理。從此以後他成為「內部控制使用」的專政對象，不斷被人打小報告，散布流言蜚語，諸事煩擾，不堪其憂，使他鬱鬱寡歡，度日如年。因此在一九六六年三月文革前夕早逝，享年僅五十六歲，但若非早逝，文革大劫又豈能逃過被鬥死的命運？
二○一二年五月十五日——转自《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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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之后: 老右派的辛酸泪
记者: 李肃 | 华盛顿 2007年 8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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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说，一共有55万个右派。对于政治来说，这只是一个数字。无论是相对于美国的3亿人口，还是相对于中国的13亿人口，55万并不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今天，我们对半个世纪以前中国那些右派所经历过的磨难有多少了解？我们当然知道，这55万个人，每一个人都像你我一样，要经历每天24个小时、每年365天的实实在在的生活。然而，我们是否知道，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着一个令人心酸、催人泪下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请几位当年的右派讲讲他们的故事。
*“杀父之仇”+“党天下”言论*
张成觉，广东人，1939年生于香港。1958年1月在上海交通大学上学期间被打成右派。
张成觉：“第一，我是在劫难逃，因为我的父亲是土改的时候被镇压的，所以我就属于有杀父之仇了。共产党认为你这样的人啊，就算你不讲什么右派言论，也要收拾你。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呢，我承认我是右派，因为我对所有的右派言论，特别是储安平那个‘党天下’，我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他把一党专政的本质用三个字概括得淋沥尽致。我也就这些政治问题讲了很多话。我那时还很小，才17岁。我进交大的时候还没满17周岁，所以我实际上是重复了那些大右派的话，特别是储安平的话。可以说就叫‘积极地宣传和扩散储安平的“党天下”的反动谬论’。”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张成觉和中国共产党有杀父之仇，仇恨共产党是自然的。但是张成觉否定了这种看法。
张成觉：“我父亲被镇压的时候，我才11岁多一点，我甚至对我父亲到底做过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我很长时间认为，也可能他是罪有应得。而且我们家几个哥哥和姐姐都参加了革命，而且有的已经入党了，那个时候。所以我是在我父亲这个问题上，我对共产党是没有任何敌视的。我大概是跟绝大多数右派一样，是看不惯那些共产党里面的不正之风，激起一种义愤，然后就提出批评。我们并没有想到要推翻共产党。”
*流放充军*
反右运动对张成觉的处理是“保留学籍，监督劳动”。但是所谓“保留学籍”根本是虚晃一枪。“监督劳动”也变成了流放式的劳改。
张成觉：“后来我们全部弄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充军的交大的115个右派，除了有几个教师以外，其他都是没毕业的。我60年9月就充军了。61年的9月底突然通知我，给我摘帽。那么既然摘帽了，就是说我不是右派了。那么你说保留我的学籍。北京的一个哥哥写信给交大党委，说我弟弟现在已经摘帽了，是不是可以给他复学。学校党委给他回了封信，打了官腔，说像他这样的右派到了边疆嘛，改造思想嘛，应该是继续锻炼。因为它那个处份呀，名义上叫保留学籍，实际上等于已经把你踢出学校了嘛。”
张成觉在新疆一呆就是22年。
张成觉：“结婚是1969年。我太太呢，她是梅县人，就是叶剑英那个故乡。梅县那个地方穷得叮当响，地又少，所以她在那里熬不住了。69年呢，她就到新疆去，想办法找工作，到兵团。因为她同乡早就到了新疆。我就这样认识她、结婚。因为我老婆去的时候，刚好新疆那时候不招收工人了。那只好通过结婚才能留在新疆。”
当时，介绍人并没有把张成觉是“摘帽右派”的情况讲出来。
张成觉：“他们好像没讲这个事情。他们只是说，这个人是个大学生，人满老实的。”
但是纸包不住火，张成觉的妻子还是知道了这个情况。
张成觉：“肯定是不满意了。第一次还不是我告诉她的。有一次跟一个转业军人发生了争执，那个人就乘机把我这个疮疤挖出来。那么她听到了。那当然感到很无奈了。
“但是因为她姐姐跟她姐夫，特别是她姐夫很会做工作，就说，你从梅县来这里，那你不找这个大学生，虽然是个摘帽右派，那你难道找一个劳改释放的，刑满就业的？那个年龄还大，还没有文化，你愿意吗？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了。就是说，这个右派大学生总比你找一个年纪更大的劳改释放犯好。而且那个时候已经生米成熟饭了嘛，大孩子都出生了嘛。也就这样凑合了。”
*“因祸得福”*
张成觉夫妇在新疆生下了三个女儿。“黑五类”的子女，在当时的中国很受歧视。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张成觉所在的工作单位主要由劳动教养刑满释放人员组成。相比之下，“右派”也没有那么“坏”。张成觉的子女反而“因祸得福”。
张成觉：“因为我所在那个单位是个‘新生’职工单位，那个劳改犯的子女跟我右派子女比呀，哎呀，也不是彼此彼此？不过当然他们比我高一点点了。但是我有我的优势，我有文化啊。因为农民啊，他对文化也是很矛盾的。有时候他对文人啊也很反感。但是农民总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多读点书。所以他对有文化的人也不是全面地都敌视。
“打个比方，没有头发的人，有时候是很痛苦的啊。假如大家都是秃子，有一个秃得厉害一点，有一个秃得没有那么厉害，那相对来说，那种自卑感也就没有那么厉害了嘛。对不对？假如多数人都是有头发的，你这个少数人是秃子，那很惨的。”
张成觉在1982年离开新疆，并且在1988年离开中国大陆，回到自己的出生地香港。
*支持自由民主+批斯大林*
叶国荣，出生在越南的华侨，在中学期间就受到中国左倾思想的影响。
叶国荣：“比如说，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都是给我的思想打了基础的。而且我家庭贫困，‘等贵贱，均贫富’这种共产理论，我有天然的接受倾向。”
1953年，心向中国的叶国荣从越南游过边界上的一条河，偷渡进入中国，并且在当年如愿考入武汉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叶国荣不仅加入了共青团，还担任了班长。1957年，中共发起反右运动。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亲自到武汉大学动员教师和学生“鸣放”。
叶国荣：“王任重当时是湖北省委书记。他曾经到学校召开座谈会。听了别人讲的话，我很同意他们。而且我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对自由、民主也是很喜欢。相对来说了，我就感到共产党缺乏这方面的。比如说，1955年反胡风，‘肃反’的时候，我就说，胡风这么坏，借他的书来看看到底他是怎么坏法。我到图书馆呢，一本书都找不到。我就感觉到，只准批判者讲话，不准受批判者辩护，这是不公平的。
“当然有些同学反对一党专政，提出争取自由、争取民主的时候，我就同意他们。在反右过程里边，我实际上也没有写过大字报，也没有发过言，但是我同情那些同学，我以班长的身份带领全班同学去支持他们。”
叶国荣的行为构成了成为右派的理由。同时，他的毕业论文导师也对他落井下石，使他多了一条“反苏”罪状。
叶国荣：“我的毕业论文是要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经济理论。草稿里面，我说斯大林这个作风是‘恶人先告状’。我跟我的指导老师讨论我的毕业论文的时候，他没有说什么意见。他同意我的观点。但是反右以后，他就揭发了。”
*偷越国境被遣返*
此后，叶国荣经历了二十多年不堪回首的生活。
叶国荣：“批判我说，为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不承认这点。我不承认，就加重我的处份，不分配我的工作，监督劳动。最初在图书馆劳动。后来我就跟着下放干部一起到农村去。‘大跃进’以后，生活有困难了，学校自己要办农场，我就回到本校农场，在养猪场养猪；在蔬菜大队种蔬菜。
“劳动到1961年，前后有4年的时间，然后摘掉帽子，调回系里面，要我搞资料工作。但是只搞了两年，学校又把我冒充应届毕业生，赶出学校了。它硬是塞到一个市属的工厂里当统计员。
“文化大革命时，我就偷越国境，67年，我重回越南。结果越南把我送回来了，判刑5年，68年到73年。坐满了以后还是留场劳动。79年正式办手续出来了，到法国去了。”
*自责未挺身而出*
对于他和其他右派遭受的磨难，叶国荣不仅指责毛泽东，他还相当自责。
叶国荣：“从责任来讲，毛泽东是罪大恶极。但是也不光是他一个人，这个是制度问题，很多人的问题。我自己都有责任。我呢(哭)......我是受了教育的人，知识分子，我向往共产主义是个公平的社会。《国际歌》里面，‘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对不对呀？对嘛！我参加过共青团，我相信应该为这个事业献身。
“我和大家喊了‘万岁’，喊他‘万寿无疆’，那我是不是有罪呢？为什么我不挺身出来呢？如果有很多像林昭这样的人，肯定毛泽东的阴谋诡计就不会得逞。很多人看出来，但是为了自保，为了自己的生存，有口饭吃，随大流，没有献身的精神。”
*批领导不钻业务搞特权*
沈力成，195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分配到海军舰船修造部工作，授中尉军衔。1957年与北京大学教师赵根植结婚，同年被打成右派。
沈力成：“我是完全按照它的要求做的，给党提意见啊。我觉得党那么虚怀若谷，要徵求大家意见。党是有缺点的。任何人都有缺点。我们提缺点，那把它改正，那多好。所以我很兴奋。我提的主要是，一个就是希望当时的领导干部应该钻研业务。看到那些干部们上班，喝喝茶，拿报纸，对技术不钻研。这对工作很有影响。
“还有呢，就是特权。就是那次我到海军青岛基地去，我住在很高级的招待所。结果边上有一个游泳池，一个海滩游泳池。我跑过去，卫兵说你不能进去。我就回来在日记上写，我说这是特权，不好。这个海滨嘛应该是大家的海滨，怎么能够不让人进来呢？只有高级首长(可以)。共产党怎么好搞这些特权。不相信。很幼稚啊。”
像许多人被打成右派一样，沈力成的罪名之一也是“反苏”。
沈力成：“美国这个技术，空军的也好，陆军的也好，都有接触。所以一看苏联的东西，咂，不怎么样嘛！还有苏联很多它自己的教条的东西。”
*护夫退党*
沈力成被打成右派，妻子赵根植当时心中充满怨气。
赵根植：“58年，我每天下班回家经过校园，看到有些毕业班的学生，为了表现自己积极，把已经戴了右派帽子的同学拉出来斗，而且有的学生真地很年轻。我当时回来就跟我的同屋，还是我的好朋友，4年大学的朋友，就发牢骚。我就觉得这太过份了。这些年纪轻的人，他们说点错话，就是右派。那时候我的领导跟我说，右派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要划清界限。那我就觉得我不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他们都很爱国。他们没有反什么。结果我没有想到我的同学，我说的话，(她)都去汇报。
而且我因为是学俄语的嘛，尼古拉索夫写过一首诗叫《俄罗斯女人》，就讲沙皇把‘12月党人’都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矿坑去挖矿，有一个贵族的妇女千里迢迢去找她的丈夫。诗的题目叫《俄罗斯女人》。我就当时心里很难过，我就觉得我先生，我也不知道到哪里，类似西伯利亚的地方去，可能去流放了。那么我就在那儿抄那首诗，我自己的日记本。我就放在抽屉里。
“我没想到，她看我在写东西，她竟然就把我的这个东西交给我的那个留学生班。有一天，我去上班，怎么一下都变成我的大字报？然后马上就开会，就批判，说我为反革命丈夫鸣冤叫屈，说我要做‘俄罗斯女人’。我其实心里是有这样想，他们倒也没冤枉我。然后就找我谈话，就是说(我)跟反革命分子站在一道，右派分子站在一道，根本就没有资格做共产党员。
“我心里在想：这样的共产党员，我就根本不愿意做了。我原来以为做共产党员就是要学习好。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努力帮助同学。我想，你说的是对的，我本来就不是这个队伍里的一个人。所以他就说，但是你自己也没有什么右派言论。开除嘛，这一档你还不够。那么就叫劝告退党。他就说，你自己考虑考虑。
“我当时就回到教室里，撕下一张备课纸就写了一个申请退党。我说我不够做一个共产党。我没想到入党就是要去斗人家。这点我绝对做不到的，是违反我做人的本性的。
“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我还记得，叫戴新民，看了以后就拍桌子，勃然大怒。他说，你倒老痛快的嘛，几分钟就写好了，你是不是觉得丢了一个负担呀？就把我哇啦哇啦骂了一通。我也一声不响。我没有什么话好讲。”
*亲人遭殃*
沈力成被打成右派，还株连了自己的弟弟。
沈力成：“我那个小弟弟对航空是非常有兴趣。结果要考航空学院就不让他考。他想起这件事就很难过。我也很难过。”
文革期间，他的右派身份也株连了自己的子女。
赵根植：“当时我们楼上有一些工农干部子弟打我的大女孩子，那时候只有6、7岁吧。他们追着她打，她本来就是气喘病，很瘦弱的，只好逃回家里。就告诉她不要出去。结果他们就从玻璃窗里，热天开着窗嘛，就丢大便啊，石头啊，什么都往里面丢。”
*环境逼良为恶*
半个世纪以后，赵根植和丈夫沈力成生活在美国。对于当年好友出卖自己，赵根植有了更客观的认识。
赵根植：“我那个同学，原来也是一个蛮好的同学，满要好的。但是就是说在那种政治运动里边，那种社会环境下，就逼着一些本来还很好的人就变成很邪恶。就是要靠着这个才能上去。她本来业务比较差的。结果她就靠着这个升上去了。后来她一直是留在大学里。
“我俩(20)04年回去的时候还碰到她。(她)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我就觉得，我并不恨她。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那个时代决定的。很多很多人，你知道，原来我在我的班级里因为年纪比较小，我觉得我的同学都非常好，他们对我都非常好，觉得真的是自己一生里很值得记忆的年龄。但是后来，就是看见你，都背过脸去了，没有一个人再理你。
“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那个时候还没离开北大。有一次，一个阿拉伯埃及人强奸了一个弱智的女孩子，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后来就是我们教职员工和学生都来开会。因为翻译人员不够，就把我原来班级留校的一些学生，研究生、助教都找来，给另外的一些学生翻译。他们看见我就好像没看见一样。当时那个心里是很凄凉的。
“后来九十年代吧，我原来最好的一个同学，常常去我家的，很熟悉的，可以说我一家人都对她很好。她写了一封信。她就说：‘我是流着眼泪给你写信。’就是说这些人当时都是迫于那种政治的高压，为了要剖白自己，免得惹祸上身，只好做与良知违背的事情。但是习惯了，最后就不知道什么是良知了。就觉得政治气候怎么样，就怎么样做。”
一场反右运动，酿成多少人间悲剧，也毁灭了多少师生、同学、朋友、甚至亲人的关系。但是赵根植没有随波逐流。
赵根植：原来我是在北大外国留学生班教留学生的。反右以后，说我不划清界限，不跟右派丈夫离婚，就被调出那个地方了。因为留学生工作算外事工作，所以我没有资格。调到一个老远的中学。”
*危难中的忠贞*
当时，赵根植承受的精神压力绝不比丈夫沈力成要小。但是她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支持自己落难的丈夫。
赵根植：“我是想到我先生以后到哪里去，要怎么办，我的孩子出生了怎么办，想到的是这个。那种精神屈辱，没有经历过当时那种生活的人很难体验。觉得你真地要靠意志，就觉得你不能死。本来我还有几个比较好的同学，还以为我要跳未名湖了，结果就来劝我。我想我不会死的。一方面我就觉得，我还要支持我的先生，因为我觉得他很冤枉(哭)......哎，就是这样。”
半个世纪以后，当年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行为早已为人们所不齿。而危难之中的忠贞不渝仍然为人们所赞叹和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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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分子及子女拟在美诉中共索赔
记者: 容易 | 洛杉矶 2007年 7月 02日
经过五十年的右派分子或右派子女生涯，林希翎、叶国荣等约二十人决定着手控诉迫害他们的中国共产党，寻求赔偿。
经历中国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在美国隔海兴讼，可能吗？可行吗？
*有例可援*
7月1日一批曾被打为右派或父母为右派的人士，在政治庇难者美西协会聚会中签名连署发起控诉中共求偿的行动。他们在前两天参加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之后，决意要跨海兴讼，讨个公道。
发起人之一梅威廉在会上大谈二次大战慰安妇或奴工在美国控告日本索赔的官司，指出隔海提告求偿并非不可能。梅威廉说：“先有几个老右派做发起人，与律师签个合约由律师楼发起公告，登完记之后，以集体名义诉讼”。
在律师事务所担任翻译的赵锋立即响应，他说：“我妈妈没生我的时候就剥夺了权利，怎么活过来的自己知道，我一定干的，我做翻译，义务劳动”。
*伤痕累累*
赵锋说他父亲被判右派送到北大荒，他随母亲在劳改场长大，十岁已看过枪毙人十次，从此不敢吃豆腐脑和红烧肉。发起人之一莫逢杰的父亲是从美国回中国的医生，被打成右派，他十几岁就被送劳改农场。右派子女的人生坎坷，他一样也没错过。
林希翎是闻名的右派，用她的说法是从大学法律系才女被推入地狱，迄今不得改正。冯国将、叶国荣、伍凡等多人被打成右派或中右，人人都身心伤痕累累有一个辛酸的故事。
得到赔偿可能性有多大，没有人在意，只要能逼共产党应诉，在场的二十多人就觉得值了。梅威廉说：“共产党应诉，这新闻就全球给他报一报；他不来应诉，就给他审判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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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五位终生不予改正的中央级“右派”
【大纪元2012年06月26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明综合报道）中共在1957年和19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后绝大多数人给以“改正”，但是有96人“不予改正”，其中包括曾积极支持中共推翻中华民国政府的中央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5人。他们被打成右派后，均受到严厉批判，铺天盖地的揭发、批判与控诉接踵而至。
头号右派章伯钧建议实行“两院制”
据《快乐老人报》和其它相关资料，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中国民主同盟组织部长的章伯钧在政治上坚持与中共保持一致，抨击蒋介石和国民党，并积极参加并配合中共推翻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
1949年后，章伯钧曾任中共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部长，交通部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
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并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运动，帮助整风。章伯钧在“大鸣大放”中提出批评共产党的政治见解，建议实行“两院制”，被《人民日报》指为要搞“政治设计院”，被毛泽东打成中国头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章伯钧的社会职务基本上被撤销了，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这一项。他的名字渐渐被人们淡忘。“文化大革命”中，全家遭受迫害。1969年，章伯钧病逝于北京，终年74岁。
章伯钧的次女是著名作家、《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章诒和。
罗隆基公开鼓励申诉冤屈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罗隆基自20年代起就反对并抨击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抗日战争胜利后，罗隆基在重庆、南京和上海期间，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来往甚密，和中共密切合作，配合中共推翻蒋介石领导的合法中华民国政府。
1949年后，罗隆基出任中共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他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还要公开鼓励大家有什么冤枉委屈都来申诉。他的这个发言后来被中共认为是中国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之一。
原本罗隆基不肯低头，发誓“把自己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社会主义”。但是，持续的批斗使心力交瘁、气血两空的罗隆基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他承认自己“企图把民主同盟造成一个大党，同共产党分庭抗礼”。罗隆基是于1965年因害心脏病突然去世的。据说，他白天还给相好的女人打过电话，晚上又请别人吃饭，夜里老病突然发作，想叫人来救助，伸手去按床头的小铃，只差半尺的距离，就断了气。
彭文应曾资助过周恩来
曾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的彭文应思想左倾，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曾资助过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周恩来。
彭文应被打成右派的主要言论包括“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等。
被打成右派遭批判之初，彭的病妻邓世琳就受惊吓身亡。1958年4月，彭文应被撤销一切职务，并取消原有的工资津贴。生活陷入困境。然而，彭文应拒不认错。1961年12月，彭文应的次子彭志平在极度苦闷和压抑下，服安眠药自杀。1962年12月15日，彭文应因心包炎败血症病逝，终年58岁，至死没说一句认罪的话。临终前曾写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万言书，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文革”时期，彭及妻、子之墓被红卫兵掘开一扫而光。
储安平：“关键在‘党天下’ 这个问题上”
储安平是民国时期的著名评论家，曾经猛烈抨击蒋介石和国民党。
1949年后，储安平任《光明日报》社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因发表《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讲话，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 被毛泽东点名为右派，被作为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妻子与其离婚，同事纷纷“检举揭发”，储安平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1957年7月，他不得不发表了《向人民投降》的发言。据他在检讨时的自述，在全国上下一片讨伐声中，他“胆战心惊、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不久，储安平先后被免去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并被打成了“大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储安平又被揪出来。8月31日，遭受多次批斗后的储安平投河自杀未遂，被造反派看管起来。9月后，人们再也没有看见他的身影。是自杀、被打死、出家……至今仍无定论。
陈仁炳——唯一活着仍不被平反的中央级右派
历史学家、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仁炳因《陈仁炳对共产党整风方法有不同意见》被毛泽东点名。
陈仁炳被打成章罗联盟上海右派集团骨干分子，在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上，受到进一步的揭发和批判。陈仁炳也在会上被迫交代了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向人民低头请罪。”
陈仁炳是这5名中央级未获改正的右派当中唯一一个活着看到自己没有被平反的人。这给晚年的陈仁炳带来了难以言说的心灵上的打击。他对“文革”期间他的家庭和他的家族遭受的苦难痛心万分，他曾对友人称自己是“还活着的真右派”。陈仁炳多次表示，他对有关方面既承认他解放前后曾“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又“不予改正”的现状耿耿于怀。
1990年12月9日，陈仁炳81岁时在上海去世。
（责任编辑：肖笙）
中港台时间: 2012-06-26 00:48:44 AM 【万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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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玉：“铁路巨擘”杜镇远回国落难记
来源：電子郵件 群, 照片 | 2012/6/3
按中国铁路史，詹天佑称“铁路之父”，其次称杜镇远为“铁路巨擘”。
（一）杜镇远（1889——1961），铁道部重点批斗的大右派
右派是有档次的。只有达到某个档次才有资格登上《人民日报》。铁道部批右派杜镇远，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有专文报道。除了铁道部，别的部好像没有这样“档次”的右派。按中国铁路史，詹天佑称铁路之父，其次称杜镇远为“铁路巨擘”。所以把这样的人打右派，当然有资格登上《人民日报》了。
1957年8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铁路工程技术界搜索右派，查处杜镇远是个反共专家》。
本报讯：披着“铁路专家”外衣的右派分子、铁道部参事室参事杜镇远的丑恶面目，在几次说理批判以后，已经完全暴露出来。
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杜镇远认为“时机”已到，一反常态，穿起西装革履，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担任过二十年的铁路局长，修建过好几条铁路，赴欧美考察过铁路工程。污蔑共产党员“目不识丁”，说“不懂技术而当技术处长，不懂业务而当业务领导人”。杜镇远肆无忌惮地攻击共产党的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说什么党对党外人士一概不信任，党和旧知识分子的关系是敌我矛盾。说什么党不得“不利用旧知识分子”是由于“党担当不起第二个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重任”。杜镇远把解放以来的八年，称为“共产党训政时期”。他还狂妄到提出排斥共产党员的要求，说“年老的、文化低的、体力弱的自请退休；有劳动力、文化低的，自请退款入学；有文化、有能力而薪级较高的自动请求降级减薪。”
杜镇远的反党社会主义言论，引起铁道部广大职工的愤怒。铁道部工厂管理局长郎中騋、技术管理局副局长茅以新（应该是‘茅以升’之误——李）、设计总局副总工程师梅旸春、参事室工程师聂肇灵、技术局工程师涂允政、大桥设计事务所总工程师胡镜铭等用许多令人信服的事实予以驳斥。梅旸春说：广州解放后，我们只用两个半月就修复了粤汉铁路，而自称“铁路专家”的杜镇远呢？他在日本投降后参加修复粤汉铁路，却用了好几个两个半月；从武昌到衡阳，火车要走四天四夜。修复的英德大桥还出了毛病，断桥，车翻，死了很多人。究竟谁不能领导科学？茅以新是杜镇远三十年的“老朋友”，他激动地揭露了杜镇远的反动历史。杜镇远擅长吹牛拍马、钻营奉承靠这些手段当上了国民党的候补中央委员。杜镇远年青时，冒充四川省人，蒙混住当时四川省当局，报送他官费入学。到1947年国民党选伪国大代表时，因四川代表竞选的人多，他又说他是湖北省秭归县人，当了湖北省的伪国大代表。他当杭江铁路局长（后改为浙赣铁路局）时，月支一千一百元的高薪，当了几年局长，便盖了好几幢洋房。
1957年9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铁道部反右派向纵深发展 原来隐蔽很深的右派分子不断被揭发出来》。该文称：铁道部机关六千多人的反右派斗争正在以浩荡的声势向纵深发展。“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广大群众的认识普遍提高，绝大多数中间分子已经向左转，特别是有些老年工程师在斗争中同右派分子划清了思想界限，对群众影响很大。如在铁道部工作人员对右派分子杜镇远（参事室参事，曾任国民党粤汉路局局长、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及伪国大代表）进行斗争时，技术局副局长茅以新工程师，经过几天的反复思考，打破了三十年老同事的情面，毅然参加斗争，理直气壮地驳斥了杜镇远的右派言行，并揭露他的一贯反动立场。茅以新在参加论战后，感觉到身心愉快，认识提高。基建局工程师郭浩然，材料局工程师马家驹、工程总局工程师张逸人等都积极地参加反右派斗争，他们在批驳右派的时候，首先对自己的某些错误言论作了检查。铁道部副部长石志仁、设计总局总工程师林诗伯、工厂管理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郎钟騋以及北京铁道学院教授汪禧成等均在大会上对右派分子王北强、杜镇远等作了有力的批驳。”
从这两篇报道来看，杜镇远应当是铁道部重点批斗的大右派。《光明日报》透露了杜镇远的右派言论。他主张共产党员干部中“年老的、文化低的、体力弱的自请退休；有劳动力、文化低的，自请退款入学；有文化、有能力而薪级较高的自动请求降级减薪。”因此被打成极右分子。有关杜镇远的右派资料，我估计在《人民铁道报》或《人民铁道》杂志上能够找到许多。那要到北京国家图书馆去找，我住在济南，年已78，身患癌症，已经是不可能做到，只好表示一点遗憾了。
回到解放前，回到1957年，那时，在中国铁路界，工程技术界，谁不知道杜镇远是一位赫然有名的重量级人物，所以需要动员茅以升等老技术专家出来口诛笔伐，以造成批倒批臭的声势，同时也是检验他们政治态度的手段，一石二鸟。
大陆易帜之后，蛰居香港养病的杜镇远，听从了也是蛰居香港准备投奔中共的“云南王”龙云的劝说，回归大陆，本想继续报效国家，献身铁路，7年后，却不幸坠落右网，而劝说杜镇远回国的龙云，在回归之后，同样落难右阱。这或许是龙云得到的报应。
二，杜镇远是继“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之后的“铁路巨擘”
杜镇远是个什么人？《人民日报》以括弧注释了杜镇远的四个头衔：参事室参事，曾任国民党粤汉路局局长、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及伪国大代表，除了第一个，都是指向政治立场反动。“参事室”是中共建立的一个高级政治收容所，让那些没有资格进入战犯收容所的人有个吃饭的名目。“国民党粤汉路局局长”的头衔不在于“粤汉路”，而在于加上“国民党”三个字的定语。第三个“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及伪国大代表”头衔自然表明是个“反共专家”。这一注释，说明这种人打右派也是命里注定的了。
在那个以政治标签决定人的地位命运的时代，要打倒杜镇远实在是只需要一个指头捏一捏，按一按。但其实，杜镇远非等闲之人。杜镇远是何许人？在“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1861——1919）之后，杜镇远被称为“铁路巨擘”、“詹天佑第二”。 这才是他成了铁道部重点批斗的右派的原因。
杜镇远湖北秭归人。1907年6月，杜镇远考进了成都铁路学堂。1910年7月，杜镇远进入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的前身——唐山路矿学堂，攻读土木工程。在学期间成绩优异，被遴选为斐陶斐荣誉学会会员。在唐山，他听了孙中山的演讲：“要中国富强起来，就需要修铁路十万英里，公路一百万英里。希望大家努力向学，以身许国，承担起历史责任。”决心要献身中国的铁路建设。
1919年，被选中远赴美国信号公司学习信号专科，第二年，他就进入康乃尔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硕士毕业并获取学位后，杜镇远开始在美国德黑铁路公司做助理工程师。1924年，交通部派杜镇远考察欧美各国铁路号志工程及材料，杜镇远率领考察小组，由美国历经加拿大及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比利时、德国、前苏联等国。1926年回国，任北宁铁路京榆号志总段工程师。1928年，任南京建设委员会土木专门委员。
从1928年起，杜镇远就进入铁路修建工作。他是继詹天佑之后，自力更生修建中国铁路的第二人。他曾担任杭江、浙赣、滇湎和粤汉各铁路局局长兼工程师，他在短短的数十年内就主持修建了3600公里长的铁路、600公里长的公路。筚路褴褛，创业维艰。那正是抗战临近之前、之时、之后，中国处在日寇侵略、内乱频仍之时，国力艰难，工业落后，资金短缺，困难重重，但他勇往直前，主持修筑的多条铁路成为中国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大动脉，贡献大得很。
三，为滇缅铁路呕心沥血不辞辛劳
本人由于写作过滇缅铁路工程师盛胜保（1914—1987）的传记，到滇缅铁路的路段采访过，收集过相关的资料，因此对滇缅铁路了解较多，因此以滇缅铁路为例，说说杜镇远的情况。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境内都是高山巨岭，大河深峡，交通极为闭塞，不过有一条法国人1903年修建的滇越铁路，是一条轨距1米的窄轨铁路，境内全长465公里，通向越南河内、海防，因此那年头，云南人要是到北京、上海，比较快捷的选择，是先乘火车到海防去转海船到上海、天津，直到抗战初期，比如，调往云南修建滇缅铁路的人员，许多就是绕道河内进入云南。有了滇越铁路作榜样，几十年中，云南人多么盼望修建通向四邻的铁路啊！
1935年，时任交通部次长的曾养甫到云南视察公路建设，深感云南公路之少，路况之差，更不必说铁路了。曾养甫是一位学者型的官员，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以后又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回国后，先后担任广东建设厅长、财政厅长、广州特别市市长等要职，在国民党政府中素以干练著称。1934年担任浙江建设厅长时，发起和组织了兴建我国最早的铁路桥——钱塘江大桥，并担任“杭(州)江(西)铁路” (后来延伸为“浙赣铁路”)督办，与著名铁道专家杜镇远一起主持修建了那条东南长廊的大动脉。这年他来云南视察时才38岁，正是精力充沛、思路敏捷的时候，他认为：云南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自甘落后，应该充分利用有着4060公里漫长国境线的优势，把铁路和公路修到中缅、中印边境，与国际交通线接通。英国人已把铁路、公路从仰光修筑到距离我国云南边境孟定镇150公里的腊戍——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时，蒋介石曾三次飞临腊戍视察地形，部署作战事宜。
曾养甫随即谒见云南省主席龙云，向他建议不但要加强公路建设，还要注重铁路建设。当时处在抗战一触即发的时刻，蒋介石已有退守西南的设想。曾养甫告诉龙云，要准备将西南建为抗战的大后方，因此要着手筹建滇缅铁路。
两年后，七七抗战爆发之后半个月，1937年7月23日，龙云即向南京蒋介石请示，建议修建滇缅铁路。电报云：“南京委员长蒋钧鉴。子密。国难当前，国防交通关系重要。承钧座高瞻远瞩，主持于上，滇黔路已有端倪。惟由滇通缅铁路亦属国防要道，可否恳祈钧座饬铁部向英方商酌办理，抑由滇先与缅政府商洽，视其意思如何，再为酌办之处，祈核示遵。职龙云叩。漾机。印。”（云南档案馆编号106-3-105/40）
过了一年，1938年9月7日龙云再次请求蒋介石，修建滇缅铁路。电报云：“汉口委员长蒋钧鉴：扫密。查滇缅公路现已完工，惟路线长，因雨水时有倒塌，刻正积极整理，然将来运输力量甚微。若作主要交通，非从速修筑铁道不可。拟请催促交通部，赶快工作，并将滇籍专门人才参用一部份于下级干部内，以期情形熟悉，进行便利。云近与省府同人及前勘界梁委员研究云南出外海口，佥以为须从英缅方面设法，乃取光绪20年中英续议滇缅条约二十款阅之，发见其十二条所载，颇足引为出口根据。按其原文曰：‘英国欲令两国边界商务兴旺，并使云南及约内中国新得各地之矿务一律兴旺，答允中国运货及运矿产船只，由中国来或往中国去，任意在厄勒瓦谛江(即大金沙)行走，英国待中国之船如税钞暨一切事例，均与待英国一律。’等语。据此规定，则我国有在伊洛瓦底江行船通海之权，可谓最好之一出口也。兹已命外交特派员先向驻滇英领非正式提出，征询其意。我国现欲履行此项条约，看渠如何答复。现职拟由腾冲修公路至八莫，因由八莫即可搭船到仰光，并拟由滇商与英商在彼合办一轮船公司，以利航运。此关我国出海交通，至为重要，想钧座亦所乐闻，尚祈即饬外交、交通两部，根据条约与英使作进一步之商洽，以期早日观成，何幸如之。谨以电闻，未谂尊意如何，乞示祗遵。职龙云。阳。机。印。”（云南档案馆编号106-5-1860/5）
9月11日蒋介石复电
昆明。龙主席：阳机电悉。务密。已交外交、交通两部核议矣。中正。真。侍参。鄂。印。
抗战开始，急需通过缅甸运进军用物资，因此首先修建滇缅公路。在滇缅公路接近完成的时候，于1938年4月成立了滇缅铁路工程处。笔者在上海交通大学“林同炎展览室”看到一本完整的《滇缅铁路建筑标准图》，晒图纸本，共63幅，应该是存世的孤本。我查阅了每幅图的绘制时间，最早的一幅是1938年9月4日，全线规定的开工时间是12月25日。可见准备工作做得很早。我从云南档案馆查到的资料，下面提到的14总段总段长陶述曾的到任时间是1938年9月。由此可见，建立机构，调配人员、制定规范等等各项准备工作，在龙云与蒋介石的正式请示批准之前就开始了。
滇缅铁路全长860公里，以祥云县为界，其东为东段390公里，其西为西段470公里。按照地形而言，崇山峻岭深峡河流大多在西段，而且这地区完全没有公路可通，因此其艰难险阻，为测量施工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远远超过了所有以往修建的铁路。
盛胜保所在的14总段，在今南涧县公朗镇，是滇缅铁路地形最复杂的两个地段之一。公朗镇地势低洼，看《南涧县志》，公朗镇的纵剖图好像处在井底，站在公朗镇看山有壁立千仞的感觉。从公朗镇往东北出去，40公里之间，落差有1000米，从公朗镇往南到澜沧江，沿公郎河，13公里之间，落差有614米，而在澜沧江口，矗立着一座笔直笔直好像竹笋挺立的高山瓦朗山，相对高度为1523米，堪与泰山比肩。据带路的乡民说，山顶上有一棵直径3米的红木树，隐然可见。笔者两次到公朗镇走访，第二次还有县政协主席董德海等同志陪同。经乡民指引，在海拔2000米之上，还寻找到遗留的大段路基明槽以及大量的其它遗迹。当年，这一段的测量工作由14总段负责。总段长陶述曾（1896—1993）因为领导有方，使线路的测量设计科学合理优越，被誉为“陶氏线”。陶述曾解放后出任湖北省水利厅长、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民革湖北省主委。
1940年3月，陶述曾的总段要调到今耿马县的孟定镇——当时由孟定土司执政。从公朗镇到孟定镇大约有三百多公里，没有公路，必须沿驿道步行。盛胜保率领了120人的职工队伍，加上67匹马和4架滑竿，走了16天。路途中，白天要架锅做饭，夜晚往往要露宿。其间遇到的艰险困苦，一言难尽。
杜镇远于1938年5月被任命为滇缅铁路工程局局长兼总工程师。他是临危受命，义不容辞。在修建浙赣铁路、湘桂铁路当中，他和曾养甫、茅以升都是配合默契的搭档，表现出他卓越的才干和创造精神，因此，这次是被曾养甫大力推荐而来。
滇缅铁路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投资修建的最大工程，任务重，时间紧。杜镇远作为领导人，他首先需要了解全路的地形、地质、水文、气候、村落分布、民族聚居等情况。
他在1940年5月起，带着一批专家、技术人员，用了51天时间，从祥云、弥渡、南涧横渡澜沧江进入如今临沧地区的云县、临沧、镇康(包括如今的永德)、耿马，直达中缅边界的清水河口岸并去往缅甸的滚弄，对沿途的山林、河流、村寨都逐一勘察。这条路线共约600公里，正是盛胜保他们步行走过的路线。60年后，我乘坐汽车也走过（国内部分）。边疆的五六月间整天大雨倾泻，山林都陷于潮湿、泥泞的雨雾迷茫中，他们行走的又多数是连窄小的驿道都没有的深山野岭，和无桥可渡的大河小溪，有时因为山岭太陡、树林太深，马匹也不能使用，过河时只能乘坐那在水浪上轻如一片叶子般的独木舟，夜里或露宿于山野或投宿于少数民族的竹楼上，吃不上热饭啃点干粮是常事。这年杜镇远已年过半百，长期从事艰难繁重的铁路建设，早就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肺结核，但他像许多专家学者一样，都是以事业为重，并不因为多病之身而有所畏缩，还是不辞劳苦地一道山岭又一道山岭走下去，仔细地观察分析，与专家们商讨施工中可能遇见的问题。……
那时，云南边陲地区，所有的道路都是土质驿道。全年气候大致分旱季雨季，5月份进入了雨季。云县、耿马一带又是疟疾（当地叫瘴气）高发地区，传染性极强，死亡率很高。当地民谚曰：要去孟定坝，先把婆娘嫁。云县家家有死人，有的人家死绝，真是“万户萧疏鬼唱歌”。老百姓谈虐色变。身强力壮被称为“大力士”的盛胜保也没有逃脱疟疾。陶述曾一次病倒于途中被一位美国军医救了命。陶述曾的20总段100多人就死亡31人。在孟定，他招的2000名工人，死了1300余人。杜镇远不顾自己的疾病，前往孟定勘察，那是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为了筹集建设滇缅铁路的资金，1941年，杜镇远还亲自前往美国，会见了美国的军事、外交、财政部门的官员，向他们陈说修建万山丛中的滇缅铁路，缺少资金、器材的困难。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精神感动了美国朝野，最后罗斯福总统批准给予专项贷款1500万元。杜镇远把这一笔钱在美国全部购买了筑路工具与铁路器材。
但是，滇缅铁路在路基基本修好之后，日军进入缅甸，铁路只能半途而废。
四，回归大陆，热情欢迎
杜镇远这位铁道功臣，在“滇缅铁路”夭折后，张群曾约请他出任四川建设厅长，他钟情于铁道事业，力辞不就，被调任粤汉铁路管理局长，在抗战胜利后，抢修重建了这条全长1300余公里贯通华中南的大干线，以后又担任了“武汉长江大桥筹建委员会”的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因为多年奔走于铁路工地积劳成疾，又看到风雨飘摇面临崩溃的国民党政府已难以做成什么事，在1948年4月辞职移居香港养病；1949年春夏，一些曾为旧政权服务过的人，惶然逃往海外之时，那些对他的修建铁路公路专长很是赏识的国民党政府高层官员们，又想起了杜镇远，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劝说他去往台湾“归队”，他却引领北望关注着人民解放事业的进程，为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欣喜；回想自己从美国留学归来后的这几十年，费尽移山心力艰难地修筑过许多条铁路，有的是通车不久就被敌人侵占，如浙赣铁路、湘桂铁路，有的是还未修成就被破坏，如“滇缅铁路”，这都是国民党政府腐败衰弱之故；也使他深深感到，政治是影响着工程技术人员的前途，自己虽然身怀绝技又满腔热情，可是生不逢时呀!如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自己也该择善而从了!
他这一心愿，得到当时也避居香港对他的学识才干很了解的龙云将军的支持，极力鼓励他摆脱其它缠绕返回大陆，而且答应为他向中央领导人介绍。1949年12月，和共产党已经暗通款曲长达10年的龙云返抵北京，他与当时去车站接他的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略事寒暄后，就极力推荐杜镇远，说他是位难得的铁路人才，董必武欣然表示：“建设祖国是大家的事，高级技术人才我们更是感到缺乏；杜先生愿意回来，我们热烈欢迎。”以后就由当时担任第四野战军铁道兵司令员、负责接管粤汉铁路局的郭维城将军，派出与杜镇远有旧、解放后仍然留任粤汉铁路管理局副局长的刘传书去香港看望杜镇远，洽商接他回北京的事。
杜镇远很是兴奋，终于能如愿以偿了。1950年5月，他抱着为新的中国铁道事业贡献力量的巨大热忱，带着全家人返回北京。
当时的港英当局与国民党沆瀣一气，极力阻挠从香港回国的人士，他们听说杜镇远全家将离港，以为这个当了十几年铁路局长的人，一定家资万千，以“有人检举你携带了大量黄金出走”为理由，派出军警在罗湖桥那一端把杜镇远扣留并对所带行李进行搜查，但除了简单的衣物和书籍外却没有一两金子，这使他们很失望也不能再扣留，只好放行。
过了罗湖桥踏上五星红旗飘扬的土地，杜镇远这饱经磨难的老知识分子，感慨万千地流下了眼泪，总算向旧的世界告别了!
初到北京，他颇受礼遇，陈云、薄一波以及铁道部正副部长滕代远、吕正操都接见了他，并安排他为铁道部部长办公室顾问。这虽然不是具有实际权力的职务，也正适宜他这多病之身，对新的社会还陌生的人；他也愿意先加强政治学习了解革命形势，再进一步发挥自己一技之长，但不幸的是“左”风已在悄悄漫延，他却被铁道部某些人看做不可信任、需要改造的旧人员。回到北京后，他除了在1951年年初随“中苏铁路专家考察团”去西安至兰州的铁路线上视察过一次干线塌方滑坡的情况外，几乎没有再参与铁路建设的实际工作，接着在那年10月被分配到四川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让他在运动中加强思想改造和阶级斗争观念，一去半年。1952年3月因在乡下劳累过度，糖尿病加重返回北京，从此更不能工作。
五，年近古稀，右帽加冕
他1950年春回国时，早过了花甲之年，但想到战乱已经过去，国家急待振兴，未来的川滇、滇黔、滇缅等铁路都可以让他大显身手，所以他的热情很高，但他并没有想到，他虽然积极地投身于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的新社会，遇见的却是一些对他并不了解，又恰恰能左右他的命运的人，这些人不懂业务也就难以器重他，还对他产生种种偏见。1957年他发表了一番耿耿忠心的建言，到1958年他已是耳聋眼花的69岁高龄，还被补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从此他更是与铁路无缘，只能在家闭门思过，眼耳之疾防碍他不能动笔，就每月口授请人代笔写思想改造汇报。他抱着真诚改造自己的赤子之心，一月一篇整整写了3年。对于一个垂暮的老人这3年是何等精贵，如果让他进行有关铁道建设的回顾与研究，以他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要写出多少有见解有质量的论文!
直至1961年他积郁去世的前3个月(1961年9月)才摘去“右派”帽子，用当时的流行术语，总算没有带着花冈岩脑袋去见上帝。但“文革”一来临，他虽然已去世多年，那些“造反派”还是不肯放过他，也以为他在旧中国从事铁路建设几十年，一定搜刮不少，凶狠地抄了他的家。但只抄出几块旧表，几件旧银饰和2500元人民币。这2500元还是他1961年去世后，铁道部发给的抚恤金。他的清廉既令“造反派”失望，也令这些人难以思议。
那动乱的年月，铁路建设并没有完全停歇，还在时紧时松地进行，可是那时候有谁会想起杜镇远呢! ”
1979年12月，他去世后的18年，他的错划“右派”问题终于得到改正，恢复名誉，骨灰改葬于北京八宝山公墓。20世纪90年代初，原铁道部长吕正操曾深情地撰文称赞他： “杜镇远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我国铁路的伟大建设者。”“其一生爱国报国，将毕生精力贡献给祖国铁路事业的博大胸怀足为后世范。”1989年他诞生100周年时，他的家乡湖北秭归县隆重纪念了这位中国铁道建设先驱，出版了纪念文集，并集资为他塑造了铜像，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特意为“杜镇远图书馆”题字。他故乡的人认为，秭归几千年有记载的历史，只出现过3个伟大人物，屈原、王昭君、杜镇远。这使这长江边的山城人民引为骄傲也深感哀伤，怎么他们的命运都是那样悲惨?
六，历史的回眸与反思
杜镇远回来后——恕我不用“回国”二字表述，因为这哪里是他的“国”啊！30年前，才华卓异的作家白桦写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苦恋》，随后根据这部剧作拍摄成的电影《太阳和人》却受到严厉的批判。电影写海归画家凌晨光被摧残得家破人亡的遭遇，通过画家凌晨光女儿之口提出的‘您爱我们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这句尖锐的问话，表达了作者对打击镇压知识分子的愤慨。杜镇远的遭遇令我们要再次发问：“您爱我们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
中共派出与杜镇远有旧、解放后仍然留任粤汉铁路管理局副局长的刘传书去香港看望杜镇远，洽商接他回北京。他回到北京后受到那么多高层领导人的欢迎和接见，陈云、薄一波以及铁道部正副部长滕代远、吕正操都接见了他，并安排他为铁道部部长办公室顾问。顾问虽为闲职，但名目也还好听。我想这都不是虚情假意，毕竟开国伊始，中共缺少铁路方面的高级人才，军运民运大量要依赖铁路，像杜镇远这样顶尖级的铁路官员，能够投奔共产党，更是表明共产党能够收揽人心，求之不得！但是，就共产党而言，这是一个农民造反的政治集团，在高层也有一批领导人，其科学文化水平极低、心胸极为狭隘、对知识分子特别是从国民党那边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总是存在着怀疑、藐视、嫉妒的心理，在政治上不信任。那时，在革命队伍中，对于任用国民党的官员，有一句流行语：革命的不如不革命的，不革命的不如反革命的。所以这批农民革命干部对于反右运动打心底里欢迎、拥护，批斗右派正投合他们的期望。
杜镇远主张老干部中“年老的、文化低的、体力弱的自请退休；有劳动力、文化低的，自请退款入学；有文化、有能力而薪级较高的自动请求降级减薪。”这正戳破了他们的肺窝。这些干部最自负的是“咱是大老粗”，最自卑的也是这个“大老粗”。这样的干部在初级、中级、高级各个层次上都有。他们中文化水平最低的要进扫盲班，从识别自己的姓名开始学习。杜镇远的这个“右派言论”，还不会叫他们群起而攻之，置之死地而后快。
1952年部队运用一位文化教员戚建华发明的“速成识字法”，开展大规模的扫盲运动。笔者那时在华东军区后勤部工作，分配了一个业余任务，一对一地教部长邝任农（后来调任民航总局局长兼空军副司令员，授中将衔）的个人炊事员。那是一位大约四十几岁的老同志，享受营级干部待遇，但却是文盲。其实，现职的干部中，各个级别的都有文盲或半文盲。在铁道部机关和下面，这种情况也不会罕见。
杜镇远在滇缅铁路任局长时，哪能容忍录用这种人员！滇缅铁路聚集了当时全国最优秀的铁路技术人才，一点也不含糊，差一点也不将就。那个时候，滇缅铁路用人在招聘和提升方面，要按章办事，铁面无私。曾养甫更严格。盛胜保在信中说起曾养甫：“他办事是厉害的。”许多来头比他大的人向他推荐人员，他都敢顶，毫不留情（详见《滇缅铁路祭》）。在当时，尤其在铁路，曾养甫是个有口皆碑的人。他当浙江省建设厅长的时候，聘请了茅以升做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他对茅以升说：“技术和人事归你负责，筹款归我负责。万一大桥出了问题，你先跳钱塘江，我随后跟着你跳。”
国民政府的工程技术人员职称系列是：工程学生、工务佐理员、工务员、帮工程师、副工程师、正工程师。“师”字又写作“司”。帮工程师相当于现在的助理工程师。盛胜保于1934年毕业于天津中法大学土木工程系，到1940年满6年，提升为帮工程师，也不算破格。他给远在天津的恋人邵芳写信道：
我在到了孟定后，我的上峰——二十总段长姓陶——就呈请提升我的职位，那时经最高机关的审查，说不行。大概是因为我毕业的年限不久，我又年轻，学校的牌子不硬不成系派，我没有后台，又不会活动。隔了一个月又第二次保举并解释应该升的理由，结果还是不准。第三次陶公为此辞职说：“与其不能取信于下属，还不如不干。”局中恐失去人心，终于批准了。
滇缅铁路的技术人员，留在大陆的人，解放后不管是否在铁路，都是响当当的人才。试举数例：
汪菊乾，工程师兼工务科长，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硕士，解放后任铁道部副部长；
雷从民，工务科技术主任，美国康奈尔大学工程系硕士，解放后任西南铁路分局副局长，铁道部第一设计总院总工程师；
赵祖康，公路工程处总管理处处长，唐山交通大学毕业，解放后任上海副市长。
林同炎，滇缅铁路桥梁课长，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硕士，后来去了美国，是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
萨福均，美国普渡大学毕业，解放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兼西南铁路工程局副局长，铁道部参事主任；
程孝刚，机械总工程师兼机务处处长，解放后任交通大学教授，副校长，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茅以升，技术委员会委员，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专业硕士学位，中国著名的桥梁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要举例，是举不胜举。云南作家彭荆风写道：当时，由于中国军队在华北、华东、华中南的节节败退，全国总长11500公里的铁路，有9100余公里沦于敌手，那些铁路上的专家，在曾养甫、杜镇远的邀请下，纷纷奔来云南加入了“滇缅铁路”的修建。如张海平、汪菊潜、雷崇民、陶述曾、夏舜参、龚继成、吴祥祺、王节尧、朱葆芬、顾彀成、张袚、李跃祥、祝秦萱、周庸华、关荣柏……几乎全是毕业于欧美名牌大学专攻土木工程或铁路建设；还有医学专家张孝骞、应元岳、庞从周、孟庆华、陈又新等等；他们无论在旧中国和新中国都是科技、医学界享誉中外的泰斗。
滇缅铁路的技术人员，没有留学经历的，也几乎全部来自北洋、北大、清华、复旦、同济等等名牌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或铁道专业。当时建筑滇缅铁路，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保存、锻炼铁路技术人才，以备抗战胜利后国家的复兴与建设使用。1949年易帜之后，中共急于修复铁路并建设新线，如果没有这批国民党遗留下来的优秀的铁路技术人才，参与其事，那会是一筹莫展。从中共来说，为了军民运输的需要，也比较重视铁路，所以对于接收的国民党铁路方面的“旧人员”还是比较重视的，但是到了1957年，经过七八年的锻炼，共产党的老干部已经初步掌握了铁路技术，这时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对于那些一向不信任、也看不惯“旧人员”的老干部，特别是文化水平很低的老干部，正对了他们的心意。他们成了反右运动的积极分子。杜镇远耿耿忠心，直言快语，被打右派就成了他的宿命。
这正应了共产时代的口头语：新旧社会两重天。在旧社会，杜镇远当局长，可以任人唯才。到了新社会，他当了“顾问”“参事”，仅仅建言“大老粗”干部要学习文化，就打了他的右派。
笔者写作本文时，适逢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之一的乔布斯逝世。中国知识界在哀悼震惊之余，议论纷纷。网易的总栏标题是“改变世界的天才乔布斯”。虽然中国学者纷纷质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其实，中国也产生过一位“改变中国的天才”，他叫毛泽东。他多么厉害啊，把中国的知识分子整得服服帖帖，俯首低眉，成为驯服工具，至今也站不直腰，抬不起头，彻底丧失了“不淫、不移、不屈”的人格操守和精神气质。至今共产党对于异议人士的打压也达到得心应手、炉火纯青的水平。毛泽东改变中国知识分子可分为三部曲：第一部叫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第二部叫反右派运动，第三部叫文化大革命。从此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越少越光荣，张铁生因为交了白卷而一举成闻名全国的英雄。像杜镇远这样不服“大老粗”的旧人员，打右派就成了必然的归宿。把知识分子改造得驯驯服服、把中国社会改造得翻天覆地，难道毛泽东不配称为改变中国的天才吗？唯一不幸的是，按照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暴力社会、财富社会和知识社会的归类，当世界历史的脚步，跨进知识社会的时候，毛泽东却在中国开展反右运动，把知识分子彻底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反右运动真不愧为他的大手笔，惊天动地，亘古所无。
（2011-10-10，2012-5-26校改与化疗中）
参考资料：
滇缅铁路祭，彭荆风著，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百度百科：杜镇远
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光盘），宋永毅主编 南涧县志
盛胜保邵芳伉俪传，笔者所著书稿未刊本 6， 滇缅铁路资料汇编，笔者辑录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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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惊爆“孝子案”，不是“维稳”是“为敌”
[日期：2012-07-16] 来源：参与 作者：铁流
（参与2012年7月16日讯）中国是个讲“忠、孝、仁、信、礼、义、廉、耻”之邦，尊老爱幼，抑暴压强，早己是中华民族做人的美德。为了维护这个美德，“大清律”定：“凡儿孙弑父、杀母、凌长者，凌迟。州官县吏因教不严，一律革职”（大意）。
没有想到历史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在“伟光正”第四代传人胡锦涛先生治下，杭州一帮无教养、无法制、无人性的小年轻警察，公然出手殴八九十岁爷爷辈、祖祖辈的耄耋老人，犯下了“弑父、杀母、凌长”天理不容，人神共咒的滔天罪恶。
这桩“孝子案”事起7月9日，杭州近30位右派难友去浙江省信访局了解中央对我们申请发还22年被扣工资的答复，没料到我们的两位代表，仪表厂高工戴传熹、园林局工程师杨光琦竟遭该局警察的殴打。在这之前的4月9日，他们曾去该局信访，受到信访局邀来的统战部、组织部、政法委、计委、人事厅等单位约十来位同志的联合接见。在听了他们的诉求后一致表示：诉求是合理合法的，但中央没有政策，无权处理。老人们要求他们向中央反映，这十多接见的官员也允诺了。可是3个月过去了却无结果，为此他们特地再次上访，希望能得到具体明确的答复。不料一到窗口，办公室人员立即粗暴地一口拒绝，理由是“中央没有批文，我们很忙，没有时间接见。”
老人们一再提出要求，希望和他们谈一谈，办公室人员仍坚持不接见。这一来老人们生气了，其中戴传熹、杨光琦两位老人要求进入办公室同他们论理。可是门口坐着几个彪形大汉警察，态度粗暴，大声怒斥，不让进去。他们受到这样无礼的对待，两位老人冒火了，同他们争论起来。一面使尽力气想挤进门去，警察便更加粗暴了。同时，听到门口有争吵的声音，里面的警察七八个也出来了，一边大声斥骂，一边动起手来。右派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哪是这些“维稳专家”的对手。何况七八个打手对付两个八十多岁的衰翁，真是杀鸡用牛刀了，其结果可想而知。警察只用胳膊一格，戴传熹立即颓然倒地四脚朝天，爬也爬不起来了。杨光琦也踉踉跄跄跌出门外，幸亏被人扶住，才没有摔倒在地。
“警察打人！警察打人！”一时声震环宇，但凶手们并未因此而住，继续作恶以铁拳对住老人。被激怒的难友愤而走街头，致酝成这桩孙子辈打老爷爷的“孝子案”惊爆全球。请问胡锦涛总书记，
这就是你“稳定压倒一切”安邦治国的方略吗？否！这简直是在与人民为敌。由于你与人民为敌，现在全国人对你有十个字的评语：“十年无作为，专横压前朝”。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的“政绩”就是如此。现在活着的五七老人怒吼了！你如不责令中共杭州市委认真处理此事，我们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与我们权利，罢免你国家主席
的职务：因为你是个不称职的国家领导人。历朝历代哪有孙子打老爷爷的事情？而在你治下的中国却多次发生，难道你不感到羞愧和无能吗！我们全国五七老人责令你处理好此事：
一、 严惩打人凶手，杭州市政府信访办必须公开向受害人赔礼道歉；
二、 查办责任人，揪出下令殴打老人的幕后黑手；
三、 尽快发还拖欠“改正右派”22年的工资，不然此事难以平息。
附全国五七人的怒吼：
云南反右运动受害者：李荫祥 李运禹 李泽衡、李 斌 董克让 张 路 张海波 赵汉科等
杭州市五七老人游行请愿，要求中共彻底解决1957年反右运动受害者的问题，是正义的，是中共今日当权者拒绝承担历史责任，拒绝彻底解决反右问题所造成的，是反右运动受害者无奈之举。1957年中共凭借其执政地位，无视宪法赋予公民的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把数十万国是建言者判为专政对象，加上株连妻子儿女亲戚朋友，受害者达数百万之众。在长达22年里，他们受尽折磨摧残，家破人亡尸骨无踪者无计其数。堂堂中华国将不国，在重重压力之下，施舍似地将右派全部请了回来。
人皆有自己的尊严，所受损失理应得到补偿。近年反右受害者向中共中央、人大、国务院无数次送交书面要求，要求以中共和国家名义向反右运动受害者公开道歉和赔偿损失。而迄今未有只字回应。和谐社会不是靠暴力镇压可以实现的，要以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来保证。反右运动这一历史大冤案必须得到彻底澄清，反右运动受害者所遭受的生命、健康、精神、经济损失，必须得到抚慰和补偿，这是正义和历史的铁律。望中共自爱自律早下决心，解决包括右派问题在内的一切历史遗留问题。否则，继续采取推诿或镇压政策，将难辞其渎职滥权之责，终会受到历史的挞罚。
杭州五七老人在信访时遭到暴力对待，这是和谐社会的耻辱，我们予以强烈遣责。我们支持一切为彻底解决反右运动问题的努力。
郑州崔晟：
今已不惑，披肝胆，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公开呼吁并声援杭州五七老人国们争取自己正当权益的合法作为！呼吁并推进社会各界重视这些五七老人的历史控诉和时代诉之求！呼吁和审视当下政府继续反思历史错误、承担历史责任、改正历史评判、恢复历邦史真面、完善国家补救等系统的作为和措施。 公开向执政党（我是其中一份子）领导的政府呼吁：面对今天的社会危机，警示专制复八社会的返政治改革和变革。这是共产党自我的救赎！也是社会自我的救助！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自爷救！漠视老人的社会，是没有天良的社会；仇视五七老人的作为，是天之降罪的社会凶兆 。
山东济南李昌玉：
得知杭州众难友到信访局上访，遭遇恶警暴爷打，年逾八十的戴传喜被打倒卧地，这真是天理不容，人神共咒。我们这群存世的木乃伊，是反右运动的见证人，是毛泽东罪恶的受害者，如今大多年过八十，乃耄耋之辈，垂死之人。作为执政党的中共政权，对于毛太祖遗留的历史罪恶，采取不予承认的态度，和文明世界的普遍规则背道而驰，这在世界上实在是奇闻怪事。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万岁”不了。即使共产党有朝一日主动或被动退出了历史舞台，反右这笔欠债，未来的民主政府也是要义不容辞地偿还的，但是我仍然希望，当政者不要成为被历史永远诅咒的恶党。
沈阳市 姜万里：
各位难友、同志：法西斯警察们发狂了，开始对我们曾经饱受冤屈、摧残的右派老人们动手了！杭州的右派老人们多年来一直向中共、人大、国家信访各级组织申诉自己蒙受的冤屈和不公，依法要求国家补发22年被克扣的工资。但是却遭受杭州信访局的警察的们的殴打。这是法西斯本性的大暴露。我们要支持杭州难友们的正义要求，坚决抗议和谴责杭州警察们的违法暴行。
北京黄大地：抗议警方打人，声援杭州五七难友。
四川贺承业：。
请代远在四川的我，表示对杭州五七老人的敬意和慰问，我强烈谴责杭州武警的野蛮行径，同时也谴责各地非法骚扰五七老人的国安们，更祝贺杭州的五七老人能在杭州的大街上打横幅游行，这是了不起的大事，是所有右派的胜利，我对他们再次表示敬意和慰问，并祝他们健康长寿。
杭州高越农：
我虽然也是‘大右派分子’的儿子。但是，我在这里以一个普通退休教授的身份对于我们杭州市右派分子群体表示支持和敬意。右派分子的维权是全国千千万万人大维权行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早已为反右派运动的反动性定了性。这种定性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苏联的批斯大林是自上而下展开的，而中国的批毛是自下而上席卷的。赫鲁晓夫以其主动和勇敢而名垂千古，而中国的当权者以负隅顽抗而千古留名。虽然我们80岁了，90岁了，100岁了，驾鹤西去了，但是，为被损害、侮辱、践踏、杀戮的右派分子争合法权益，争历史地位的事业是万古长青的。正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浙江杭州张允若：
今天我们的信访招来的是屈辱。高高在上的官员们不屑接见我们这些小百姓，他们手下的走狗打我们。我们都是正直的人，是有文化、有教养的人，而且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宪法上是国家的主人！），是有我们的人格尊严的。我们不能容忍对我们的人格尊严的污辱！
本来只要他们按照宪法和最普通的社会公认的道理来处理，我们就不会把自己放在同他们对立的地位的，可是他们用这种方式对付我们，我们也是被逼上梁山，只好豁出去了！
我们要正告中共：我们等待着你们的“措施”，且看你们将使出怎样的手段对付我们！这次的事件没有完，我们要求给我们一个说法！中共对我们的维权索赔的一贯态度总是“不理”；他们根本不反思他们对右派问题用这种无赖态度不可能解决的，这只能激起愈来愈大的不满，只能激化矛盾。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社会公认的法则。一是个正常思维的人，应该认识到，既然你们已经承认给我们打成右派是错误的，那就应该发还我们22年扣发的工资。这是最低限度的要求！
今天，1957年被错划的右派，尚存人世的已经凤毛麟角，有人估计当年的55万右派，今天活着的，已不到一万了！中共对付右派的政策，可能以为只要拖下去，这一万右派残余就可以死光，于是也就天下太平了。这样的如意算盘却是打错了！我们只要一息尚存，决不放弃维权索赔；即使我们死尽了，还有我们的子子孙孙！不给反右冤案作彻底的昭雪，你们向历史、向人民是无法交代的！我们的问题既然在中国解决不了，那么到了我们被逼得去到国际社会寻求解决时，请勿见怪！
TOM五七难友：
现在台湾主政的是中国国民党，这个国民党就是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鬼子的那个国民党，也是被中国共产党打得头破血流、败逃台湾的国民党，虽然主政的已不是同一批人，现在这些人抗战时，他们都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与共产党打仗时，还在小学读书，但是他们是老一代国民党的继承者，他们仍然负责老一代国民党欠下的债，228事件，他们不说不是自己干的，就不闻不问，就‘死不认账’，他们每到228纪念日，就会向受难者鞠躬，向228受难者的子孙致歉，这就是中共在历史上痛责它卖国、贪污、无能、欺压百姓的国民党，这个国民党对过去做错的事，会勇敢面对，错了就承认，就改正，反过来看看现在的共产党，这个被我们高喊‘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喊了六十几年，为何对自己承认做错了的事，冤枉这些老人是右派，改正却不补发欠下的工资？老人们上门问问有没有回应？竟遭到殴打，警察先生们，广大的杭州民众，要好好思考一下，自己问问自己，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做错了吗？笑话这些老头老太太自寻没趣吗？
希望杭州市委、中共高层不要漠视这些小事， 人来到世界不容易，你们不容易，这些老人也不容易！在上帝眼中尔等都是蝼蚁，都是生命、都很普通，没有高贵卑贱区分。一个人无论身居高位，站在城楼，俯瞰广场，还是下放农村，蜗居茅屋，耕耘田间，都不要失去人性、失去天良！
五七幸存者 77岁老残人殷叔平：
誓将五七幸存者合理合法的正义斗争进行到底！杭州高越农：
我虽然也是‘大右派分子’的儿子。但是，我在这里以一个普通退休教授的身份对于我们杭州市右派分子群体表示支持和敬意。右派分子的维权是全国千千万万人大维权行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早已为反右派运动的反动性定了性。这种定性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苏联的记批斯大林是自上而下展开的，而中国的批毛是自下而上席卷的。赫鲁晓夫以其主动和勇敢而名垂千古，而中国的当权者以负隅顽抗而千古留名。虽然我们80岁了，90岁了，100岁了，驾鹤西去了，但是，为被损害、侮辱、践踏、杀戮的右派分子争合法权益，争历史地位的事业是万古长青的。正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五七幸存者 77岁老残人殷叔平：
誓将五七幸存者合理合法的正义斗争进行到底！
难友陶增烈：
看到五七老人上訪被打之事，使本人義憤填膺，為了其小集團（當官的子孫萬世）的利益，不惜使用種種卑鄙手段，大行欺騙、威脇、迫害人民之能事。真令人不齒。對此政府的作為，本人表示堅決反對！
成都难友黄宝松：
惊悉杭州“57”难友依法上访，追讨遭克扣卄二年的工资，当局不仅倨傲不理，反而恼羞成怒，竟嗾使犬警对七老八十的皤发长者狂撕乱咬，是可忍孰不可忍？
“桀犬吠尧”，杭州的难友并未被当局豢养的犬警所嚇退、所吓倒，而是团结一致，扯起横幅走向街头，把自己正当、正义的要求诉诸普罗大众，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这种精神可钦可佩，堪称“烈士暮年，壮心不减”了。作为同一战壕的难友，我向你们表示最高的敬意！
打断骨头连着筋，对你们的镇压，就是对我们的镇压，对你们的迫害，就是对我们的迫害，我们誓作你们的坚强后盾，共同声讨这种人神共愤的法西斯暴行，要当局拿话来说，与你们一起抗争到底！”
崔晟 拜 2012年7月15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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