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毛專集】(十七)辛灏年：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什么:中共不是中国人民选择的;顾延齡:“饿死三千多万人”铁证如山:一、刘少奇作证;二、彭德怀作证;三、有书为证;四、百姓立碑为证;彭涛:中国当下政治走向探源：北京为何『倒宪』？杨支柱:请真假“毛粉”都来对号入座;余杰：太子结党，小丑登台;习李体制尚未形成;【史海】毛曾被国军捕获出卖同党免死获释
神州有泪
【批毛專集】(十七)
辛灏年：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什么(图)前六年共产党在干什么？后八年共产党是怎么干的？一、是要日蒋火并，不是要拥蒋抗日;二、是游击革命，不是游击抗日;三、是专打国军，不是打击日军;四、是罂粟花香，不是麦棉花香;五、是通敌卖国，不是抗日救国;六、是继续制造两个中国，不是建立抗日根据地;七、是革命夺权的持久战，不是抗日救国的持久战;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人民选择的
顾延齡:“饿死三千多万人”铁证如山:一、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作证;二、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作证;三、有书为证;四、百姓立碑为证
彭涛:中国当下政治走向探源：北京为何『倒宪』？社会的不公与『左倾』『太子党』的情怀与利益;主流和非主流思想;结语
杨支柱:请真假“毛粉”都来对号入座——“毛粉”集团是由四类人组成的
余杰：太子结党，小丑登台:这个少将不是人，天蓬元帅下凡尘;毛家不经商，跃上富豪榜;“职业儿子”李勘与“职业孙子”毛新宇;邓卓棣是“习近平二世”？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习李体制尚未形成:破格提拔达成太子党执政共识;整顿吏治重树新风;北京民间的时政讨论会;记取苏联解体教训，拒绝戈尔巴乔夫;一定要重新恢复毛泽东;一党专政不容清算;接受并坚持“中国模式”;设计“两个一百年”目标;要形成一个圈，这个圈叫做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毛120诞辰，习要做什么？正式接受G2格局
大纪元:【史海】毛泽东曾被国军捕获 出卖同党免死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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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的第一天，“湖湘法学论坛暨第五届湘籍法学家联谊会”在长沙市举行。法学界耆宿聚首湖南，李步云、郭道晖、李龙等老一辈法学家在会议上大谈宪政问题，把矛头对准了近日在《红旗文稿》发表有关宪政论文的学者杨晓青，猛烈炮轰杨晓青的反“宪政”论调。
自由亚洲电台《不同的声音》就上述现象，独家采访了与会的中国法学泰斗郭道晖教授。本想将录音用附件带上，怕影响传送，请您上RFA网站收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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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灏年：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什么(图)
作者： 辛灏年 2013-07-03 12:10
（网络合成图片/看中国配图）
【看中国2013年07月03日讯】前六年共产党在干什么？
自1931年9.18事变至1937年7.7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六年中，中国共产党一共干了这么几件大事：
第一件，就是在“9.18”后两天，即9月20日，中共中央即根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命令，起草并通过了“关于执行共产国际紧急任务案的紧急任务案”，公然声称：“9.18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从而再次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而再次“武装保卫苏联”的方法，就是“红军要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动……”乘国难而将“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推向了一个高潮，从而大大地扩展了红军的力量，从原来只占据五个县发展到了二十个县……。
第二件，就是“9.18事变”之后两个月，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命令之下，于1931年11月7日前苏联国庆日，在中国江西瑞金篡立了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不仅意在分裂中国，制造两个中国，为日本制造第三个中国伪满洲国做出了榜样，而且颁布“宪法”，号召“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和各个地区的人民都脱离中国、独立建国”（第十四条）。为此，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立刻于前苏联《真理报》攥文说：“当此日本占领满洲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际，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显示了一个革命中国的存在！”
第三件，1932年1月28日，就在第一次著名的淞沪抗战开打、全国人心振奋之际，中共非但没有派一人一枪支持上海抗战，却大派他的地下党员混入正在上海积极抗日的十九路军军中，号召下级官兵造反，起来夺取军队权力，并成立革命军人委员会，审判和处决正在与日寇杀得血肉横飞的“国民党反革命军官”（请大家参阅北京师范大学主编的《中国现代史》)。
第四件，1933年春，因蒋介石离开江西亲自指挥长城抗战，中共不仅再一次高呼“第四次反围剿胜利”，而且进一步扩大了武装叛乱和武装割据，从5万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从占据20座县城扩张到占据四十五座县城，将赣东至闵西的所有白点、即所谓“白区”全部“拔除”。也正是在这一期间内，中共在它已经占据的“苏维埃国土上”，对所谓改组派，托派AB团大开杀戒，将整个“苏区――即前苏联在中国的革命占领区”，杀得愁云惨淡。其间，仅毛泽东一人所发动的“富田事变”，就杀了十万人。
第五件，1933年，中共又勾结曾在上海抗敌的十九路军陈铭枢部叛变南京国民政府，篡立所谓“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甚至篡立“福建人民共和国”，以进一步分裂中国。
第六件，1934年10月21日，在江西的中共中央红军―即“前苏联红军的中国支队”，虽然一边声称“反对第五次围剿失败，南下突围”，但却在同一时间内，“宣布长征，北上抗日”，从而制造了红军北上抗日的第一大人间谎言。但是，他们先向南逃跑至湘西，后再南逃至贵州东部，因先后想在湘西和贵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目的破灭，只好再西上逃跑到川北的懋功，并在此与从大别上西逃五千里而来的红四方面军、从原湘鄂川黔根据地逃跑而来的红2、6军团会合。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俄界会议上，决定放弃川、陕、甘方针，策定经过甘肃东北和陕北，以游击战争的方式打通国际路线，到接近苏联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以便在不测之时，能够逃入前苏联。后因于无意中发现陕北还有一支刘志丹带领的共产党红军，于是，中共中央遂在1935年9月28日，于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留在陕北，会合刘志丹。1935年10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遂发表讲话称：要在陕北来领导全国的革命！请大家注意，不是“要在陕北领导全国的抗日”。
第七件：红四方面军张国焘部，因与毛的中央红军内讧分裂，其一部遂接受斯大林的命令“西进”企图占据甘肃和新疆；一部则南下，企图另立“革命根据地”，实际上是为斯大林吞并我国土的野心“作前驱”，结果，几乎被我国民革命军全部歼灭，只剩下数百人逃亡到了苏联。请注意，他们也是西进和南下，而不是北上或东进打日本。
第八件，就是已经逃至陕北并插脚在刘志丹地盘上的中央红军残余，就在他们一边在毛的带领之下、以红军将领的名义，要求向国民政府投降的同时，又利用军阀残余杨虎城和少不更事的张学良，特别是利用了杨的阴险和野心，张和东北军失土怀乡的情绪，策动了西安事变，以至于连斯大林都误以为是日本间谍所为，并且要不是斯大林的命令，蒋介石则险些为共产党借杨、张之手所杀。
朋友们，我还用再说下去吗？自“9.18事变”到“7.7事变”的六年中，从我仅仅举出的这八件事来看，哪一件可以称作是抗日之为？实际上又有哪一件不是在乘国难以造反、甚至乘国难来加紧出卖祖国、分裂中国？日本侵占的是我国的东北，可中共自始至终逃跑的前方都是西南和西北，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就不说他的那些“赤裸裸的革命言词而非抗日行为”了！特别是中共虽然将“逃跑”换成了“长征”，将“西上”说成了“北上”，将“革命”说成是“抗日”，但是，历史终究是历史，事实总归是事实。那被中共及其御用文人年年岁岁都要大吹特吹的“北上长征抗日”，也终于有被戳穿而为人所不耻的这一天！
后八年共产党是怎么干的？
现在，我终于能够讲到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全中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直至最后胜利”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历史谎言”了！
一、是要日蒋火并，不是要拥蒋抗日
“7．7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打响，当国民党军队的浴血抗战已经震动全国震憾世界、特别是山西国民革命军的抗战已经打得血肉横飞之际，已经归顺了国民政府和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并已经两次向蒋介石立下了“四项保证”的的毛泽东及其中共，还想继续拖延八路军不上前线，已经再也找不到理由了。于是，8月20日至25日，中共就在离延安五十公里的洛川县召开了一次会议，中共党史即称它为“洛川会议”。
在洛川会议上，中共名义上的总书记张闻天在开场白中就已经“引证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采取使沙皇政府失败的政策为根据，认为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策略应该一箭双雕……使日本和蒋介石都因战争而瓦解”。毛泽东立即表态支持张闻天的见解，他认为“日本的军事势力远胜中国，抗战绝无侥幸之理……他警告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伤害，将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
苏联《塔斯社》记者、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彼得•富拉基米诺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中记述道：“据他（指毛泽东）看，战争有利于夺取政权，因为战争能削弱和破坏重庆政府的力量……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成是主要的敌人，不遗余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地盘，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
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在他已经出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回忆录中，已经对此明确地证明说：毛要和日寇夹击国民党，还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洛川会议之后，毛泽东即命令林彪的115师潜入晋察冀山区，贺龙的120师潜入晋西北山区，刘伯承的129师向鲁冀平原发展。其目的，均在绕到敌后，以谋扩张。因为毛泽东一再指示“八路军应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历史的事实是，“毛泽东曾在九月十二日致彭德怀电；九月十六日致林彪电；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怀电；九月二十五日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电；同一天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等一系列指示中，反复强调了我军……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平型关战斗发起前，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指示电中曾说：“……仍应适时把工作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这就是毛泽东制止八路军抗日的“五封电报”，也是中共党内、军内曾盛传八路军参加平型关战斗是违背了中央指示的由来。至于中共在1937年8月对内发出的两个秘密指示，是如何命令它的地下力量变成地上力量，如何继续打正在抗日的国民党，以及怎样利用抗日这顶大帽子来发展和扩张的，我就不说了……
二、是游击革命，不是游击抗日
大家都知道，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毛泽东及其中共，曾将“共产党的抗日游击战”吹嘘成了他们领导全中国人民走向抗战胜利的“法宝”。但是，毛泽东制定的中共抗日游击战，只是毛泽东及其中共在中国人民艰难万分的反侵略战争中，乘机为共产党夺地扩张的一个“法宝”，而绝不是中国人民赖以战胜日本侵略的一个“法宝”。因为毛泽东就在他的“毛选第三卷”中坦率地承认说：“抗日战争的命运取决于运动战……”；毛还更承认说，共产党在全面抗战之前为前苏联所命令和指挥的“武装暴动打的就是运动战”；他甚至说，“将来要打倒蒋介石夺取政权，还是要打运动战”；但是，他却说，“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只能打游击战”。直至强调说：“我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何等的重要和必须。”
这到底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毛泽东在1938年11月6日所写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说打游击战有“十八条好处”。其中第二条：“扩大了我军根据地”──就是扩张了共产党的地盘。第四条：“相持阶段……有利于正面整军”──就是有利于训练将来打内战是能打运动战的正规军。第六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就是在抗日的旗号下能够最迅速、最有效地发展共产党革命造反军队，为打江山做准备。第七条：“能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每个农村都可组织支部”──就是为发展共产党和建立、扩张共产党的农村独裁政权大大有利。第八条：“能最普遍地发动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就是将敌后日寇管不到的广大地方全部统治在共产党之下，以便于发动打倒蒋介石的革命运动。第九条：“能最普遍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就是在实际上建立中共敌后独裁分裂政权，借国难而进一步分裂中国，将从前公开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变成隐形的、却得到了更大发展的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第十七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创造出大批领导干部”──请注意，是领导革命而非领导抗日的中共干部。第十八条：“最便利于解决给养问题”──就是用抗日的名义来取之于民，用之于共产党扩张、夺权打天下……。显然，毛泽东所说的这许多“好处”，对于不打日本、却要借抗日而进行革命扩张的中共及其军队来说，实在是好得“不同凡响”，但也将中共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伎俩暴露得一干二净。
等到中共借抗日而招兵买马而终于发展壮大，胆子也大了起来时，毛泽东终于敢讲出他只准中共军队打所谓游击战的底牌了。1939年，他首先说在《共产党员》发刊词上将中共的武装斗争定性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然后他才对中共武装斗争和“中共游击战争”的性质及关系，作出了这样的分析：“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这个敌人可不是日寇而是国民党！），创造自己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毛泽东甚至更明白的说道：“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请注意，1939年，毛泽东就已经对他的“抗日”游击战对于夺取共产党革命胜利、而不是中国人民抗日胜利的特别性质和特殊功能，作了上述赤裸裸的说明。大家总该明白毛泽东共产党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个什么东西了吧！而中共抗日游击战的精华战略──“农村包围城市”，可是中共曾大吹特吹的，然而，遍布敌后、“包围”了一座座城市的中共八路军和新四军，却为什么在抗战中，连任何一座城市、哪怕是一座小小的县城都没有解放过呢？却非要等到日寇投降之后才发动内战来“解放”呢？
三、是专打国军，不是打击日军
如果说，在全面抗战刚刚开始时，毛泽东及其中共还不敢过份地“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地不抗日、假抗日，八路军甚至还局部地参加了抗日、毛泽东甚至还写下亲笔信歌颂蒋委员长说“先生领导全民族抗战，凡我国人无不景仰”……，对外做足了团结抗战的宣传。但是，到了1939年，当大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已经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特别是毛泽东及其中共已经发展到了五十万人马时，毛泽东要不抗日和假抗日的阴谋，便开始迅速地暴露出来了。中共军队终于敢于专打国军、而对日军却是“游而不击”了！
对此，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写道：“中共军队放弃前线阵地，向与国民党军队接界的地区调动，这种政治丑闻突然在重庆传开了。中国的很多组织要求把特区和中共军队无条件地移交给中央政府主席管辖，重庆气愤地谈到了共产党的出卖，把国土拱手让给了侵略者。”
然而，毛泽东则反而借此机会，以“反对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义，将共产党一心要乘机扩张的心机暴露无遗。从来没有上过前线的毛泽东，就在他延安的窑洞里，制造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概念，称“国民党顽固派就是今天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虽然他们今天还在抗日，但是将来他们一定会投降”。毛因此而进一步制造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革命理论”。第一就是毛泽东强调要在各方面对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二就是毛泽东强调要以军事进攻及军事发展来压迫和打击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第三则是毛泽东强调要同时以阴阳两谋的惯技对外“高喊团结抗战”，以继续欺骗舆论。
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东南局写出的指示信中说：“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东海，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工农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武装至十万人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
在同一封指示信里，毛泽东还指示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允许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
毛泽东的指示信证实了《延安日记》的作者所揭露的历史真相：“……中共军队只能在表面上服从南京，实际上必须服从延安指挥。南京任何命令，必须先报告延安，以保持独立的党，独立的军队，独立的指挥系统，并且主要是扩张地盘。”
大家都知道所谓“皖南事变”，知道周恩来曾矫情地写下过“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悲愤之词”，共产党更将“皖南事变”看作是国民党不打外战专打内战的阴谋，宣传得全世界、全人类都知道。然而，皖南事变就是在我刚才讲的、毛泽东对东南局的指示信背景之下，因新四军绝不服从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一向专打国军、不打日军、甚至是专打我台儿庄大战的抗日主力韩德勤部，才终于酿造成的悲剧。诚如当时的《大公报》所报导的那样，“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德勤）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黄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划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它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继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
《大公报》的这篇报导，道出了事变的真相，也道出了事变的前因后果，但悲剧仍然在于，当总参谋部向延安反映新四军的恶迹时，他们并不知道，新四军执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特别是毛泽东对东南局的指示。所以，《大公报》记者亦曾感慨说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取消了建制，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令统一了，最高统帅权确立了，国家的统一规模才算告成。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二十八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的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然要坚持拥护，业已统一了的国家，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
然而，共产党从1920年八月苏共为他创建的那一天起，他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分裂我们的大中华民国，从来没有停止过要颠覆我们的大中华民国。全面抗战开始前，它利用国难来分裂中国，颠覆民国；全面抗战开始后，它就干脆乘国难来分裂中国和颠覆民国了！这正是它准备夺权打天下的机会所在，它如何能够放弃呢！
四、是罂粟花香，不是麦棉花香
大家都知道，有一首歌颂中共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著名歌曲──名叫南泥湾，唱的是“花篮里花儿香……”，曾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唱遍了我们的中国大陆。然而，几代中国人却根本不知道，那花篮里飘出来的竟是罂粟的香味，就是鸦片花香！因为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的“大生产运动”和中共吹了六年的、为抗日而开展的八路军大生产运动，不是种粮食，而是种鸦片！这对我们大陆的几代中国人来说，乍一听到，简直有石破天惊之感。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在今天中国大陆民间的历史反思成就中，这就是它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而毛泽东所写下的那一篇光辉著作――《为人民服务》里面所表扬的那位“张思德”，就是“熬鸦片”的，而不是烧碳的！
对此，《延安日记》对它予以了彻底的揭露。彼得这样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120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因为当尤任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代毛泽东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120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此外，彼得还愤怒地说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部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
这就是中共大生产运动的真正内容，就是那一曲“花篮里花儿香”的创作源泉，更是一曲“靠种鸦片发财、卖鸦片祸民，和“赚鸦片钱来专打国民党、却绝不是去打日寇”的“中共抗日绝唱”！
五、是通敌卖国，不是抗日救国
中共在“9.18”至“7.7”的6年当中，曾铁定的卖国、裂国事实，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然而，就是在后来大中华民国的八年全面卫国战争中，中共除掉和占领了我们国土的日本军队“通商”、“互通有无”和通过日本占领者向敌占区的中国人出售鸦片、毒害自己同胞之外，我还想告诉大家的是，今年已经在北京再版的《延安日记》一书，揭露了比中共种植和贩卖鸦片更要严重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中共最高领导层曾直接通敌卖国。该书作者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因为，“叶剑英告诉了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
其实，1984年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早已披露了中共当年卖国通敌的事实。该书揭露：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居然能够直进直入南京岗村宁次司令部，并受到礼遇。事因则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至1945年6月，冈村宁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信息……新四军接报，因感到事关重大，立即报请中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立即密电答复说，“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于是，六月初，日军便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中共中央迅速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启程赴南京。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苏北的八个县城给新四军，新四军需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同时还协商好了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而这一系列卖国勾当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发现的秘密……”
六、是继续制造两个中国，不是建立抗日根据地
中共自1927年始直至1937年前，前苏联交给他的武装叛国任务，就是“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即使是1936年已经失败逃往到了陕北，喘息刚定，中共居然还召开了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要把前苏联在中国制造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坚守下去。1937年后，当中共就象张国焘所讲的，终于“在抗日的这一顶大帽子下”获得了存在之后，毛泽东为他的中共所决策的“抗日”路线，却是针对着正在抗日的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的“武装斗争、农民战争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虽然归顺了国民政府的中共不能再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旗号继续撑持下去，但是，在实际上和在实质上，毛泽东及其中共，还是要在抗日的旗号之下，将他们为分裂中国而篡立的苏维埃国，不仅要继续保存下去，而且要发展和扩张开来，以为在战后发动内战推翻中华民国作准备。这才是全面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及其中共所有阴谋的假抗日谋略、不抗日行径、甚至是种鸦片和卖国通敌的种种罪行，之所以“一发而不可以收”的根本原因。
而也正是在这一总方针之下，毛泽东和他的中共终于如愿以偿了。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泽东终于高兴地说道：“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个大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请注意，连费正清都指责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的所谓抗日民主政权，就是中共的独裁政权。
几乎是在同时，毛泽东也已经公然地说道：“目前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政权，并已经到了可能在各主要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毛泽东终于公开指出由中共所建立的敌后政权，就是与中华民国政府相分裂的政权。他说：“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政权的问题上，必须确定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则还没有这种政权。”
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在总结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经验和成就时，竟说了如下的大实话：“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党总结了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的再发展和再创造。土地革命战争保存下来的革命理论，通过它才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和壮大”，“其规模大大超过了党在十年内战时的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坚实的基础……”中共是利用抗日建立革命根据地而根本就不是抗日根据地的底牌，终于被他们自己的党史学家们彻底地揭开了！
但也正因为如此，当年的《大公报》记者才会更加悲哀地评论说：“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华北、华中两支独立的军队，配着他们的边区政府、抗币、共产党旗、国际歌……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若干友邦人士从重庆飞向延安，乃有“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之感。
是的，在抗战的首都重庆，挂的是国父孙文的画象，飘扬的是青天百日满地红的国旗，唱的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然而，在延安这个不抗战、假抗战的共产党首都，挂的却是中共党父马克思、列宁的画象，飘扬的是苏联共产党镰刀斧头满地红的党旗，唱的更是“没有祖国、也不要祖国”的所谓“国际歌”……
七、是革命夺权的持久战，不是抗日救国的持久战
凡在中国大陆长大的这几代人，可谓无人不晓毛泽东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而我们从小就被共产党教导说，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才指导导中国人民打赢了那一场伟大的抗日战争。然而，稍稍知道一点中共党史的人都会知道，当蒋介石和他的最高统帅部运用“持久战”的大战略，早已破灭了日本“三月亡华”的迷梦，就要完全按计划胜利完成第一期抗战的历史使命时，1938年5月，在武汉主持《新华日报》的王明、博古等中共领袖，却坚决不刊载毛泽东刚刚在延安所写的“论持久战”讲话稿，原因就是他们一致认为毛泽东在用“持久战”的烟雾，来掩盖他不抗日、却要藉抗日的旗号来“准备内战”的可耻目的。我们还是用中共党史学家们的话来“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吧！中共党史专家们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思想，就是在民族战争条件之下，发动人民起来革命夺权政权的伟大革命战略……”
然而，毛泽东及其中共虽然没有为中华民国的伟大卫国战争贡献他们的持久战，却实实在在地为他们自己未来夺权打天下的农民战争，坚持了八年的“持久战”。
他们坚持了六年大种鸦片，并决心要用卖鸦片换来的钱买武器去打抗日的国民党；他们“坚持只到敌人的后方去”，却坚决不到敌人“正在进攻我们的前方去”作战，就是为了抢地盘、闹革命，建立他们的红色政权；他们还派出了大量人马到所谓国统区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他们还坚持了整整四年半的“整风内斗”，不仅将共产党内真正要抗日的派别和爱国者斗得七窍生烟、死去活来，而且为毛泽东斗出了在中共党内的绝对独裁地位，使得毛泽东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残暴领袖……正是由于他们坚持不抗战、假抗战，所以，日寇非但不会打延安，更不会象炸武汉、炸重庆那样，专门找着坚决抗日的蒋介石去炸；毛泽东却因此才有可能在他安宁的窑洞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而不是“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建设了一整套的“光辉思想”；而毛泽东和他的中共领袖们也才可能在他们的红都延安“笙歌燕舞”；在蓝色多瑙河的美丽旋律里面，搂着从上海投奔而来的女明星们尽情地欢乐歌唱……这，才是毛泽东的持久战，中共的持久战，是与我们大中华民国的持久卫国战争毫不相干的“持久战”……
也许有人会问我，难道中共真的是一点也没有抗日吗？我告诉你，中共曾害羞地说过自己“是一分抗日、二分宣传、七分发展”。然而，我要告诉你的却是：不对！是一分抗日、十二分宣传，一百分发展！因为，他们只是在国民党军队已经消灭了平型关的日寇主力22000人时，林彪才因羞愧而怀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情绪，命令袭击了日寇的一支补给部队，缴获了15000件军大衣！1986年，我们大陆的历史学者就已经把它研究得一清二楚的了！
而彭大将军，也只因为一个军人的荣誉心，实在已经使他对本党的不抗战和假抗战再难忍受下去之时，在1939年底和1940年初，不断地派出小股八路军，炸碉堡、扒铁路、袭击小股的日军、主要是伪军而已。虽然这一“百排小战”却被中共吹成了战绩辉煌的“百团大战”，并且只有胜利，没有伤亡，但彭大将军当年就为此做够了检讨，检讨自己不听中央不给打日寇的命令，检讨自己不小心暴露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实力……。彭德怀后来在文革中终究还是为此丧了性命。就因为他在抗战时期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不给他抗日，他却非要抗战！
是的，在中国共产党内，当年确实有些爱国者曾参加过局部的小型的战斗，但是，由于毛泽东明确地制止八路军、新四军打日寇；明确地指示“只有在遭遇日寇、并且是不得不打时才可以打，而且主要是打伪军，打后就宣传别党不抗日，共产党才是抗日的……”（──1937年8月中共中央对南方游击区的秘密指示）。所以，八路军总参谋长左权将军，才是在逃跑时遭遇日寇空袭被炸弹炸伤，然后死在医院里；八路军的另一位将军关响应，就更是病死在延安的医院里了。他们哪是象国民党的206位将军，是活生生地为国家、为民族而壮烈战死在伟大卫国战争的战场上的呢？
然而，毛泽东及其中共虽只有一分抗战，却不是二分宣传、七分发展；而是一分抗战，十二分宣传，一百分发展！因为，战争只有创伤，哪能创强？但是，毛泽东却恰恰是因为不抗战、假抗战、甚至是卖国通敌，才创了强了！因为，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三六年底，当毛泽东率领红军将领致蒋介石书，表示愿意归顺，请求不要再攻打红军时，中共红军仅存不足二万人马，其势力亦不足三县之地。全面抗战开始后至一九三七年底，中共因靠抗日招兵卖马和向国民党索要军费，已经拥有十万军队，占地三万五千平方公里，挟人口一百五十万。至一九四三年，在敌后共一亿八千三百万的总人口中，中共已经能够控制拥有五千四百万人口的根据地。至一九四五年，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十六个根据地，其中五个有各级政权，八个有行政委员会，三个为军事区域，中共党员既已达一百二十万人，其军队也已达一百二十万之数，所挟人口已达一亿以上。与一九三六年的中共相比，仅在军力上便是八年前的六十倍；与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伤亡了数百万官兵、阵亡了二百余位将官的国民党军队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触目而惊心。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要说，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战”之中，才“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历史就是历史。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先是阳谋后为阴谋
究竟谁才是大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的中流砥柱？我想各位自然已经有了结论。但是，由于中共直至今天还在欺骗说──他之所以成为“中流砥柱”的原因，则是他首先号召并建立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领导全中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全面胜利！什么叫做弥天大谎？这就叫弥天大谎！因为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本就不是中共号召建立的。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苏共建立和命令的！
大家都知道，自1927年中华民国南京政府重建，斯大林就一直命令中共在中国发动武装暴动、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俄式苏维埃政权──分裂中国，颠覆大中华民国。但是，到了1934年夏天，当斯大林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来自东西方法西斯的威胁时，为命令各国共产党“继续保卫苏联”，他终于开始改变专门命令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颠覆本国政府的共产革命路线，转而要求各国共产党要和本国政府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战争。
1934年5月23日，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首先发表了“为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法国共产党”一文，中共史家们就认为这是“共产国际转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信号”。1934年6月14日，苏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曼努意斯基向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建议说：“各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引导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统一战线。”──共产国际要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阴谋性开始显露出来了。
1935年7月1日，季米特诺夫在给“七大”筹委会的信中，已经具体地提出了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具体阴谋策略手段是：“不要对统一战线采取包办的态度，而是要在实际上实现共产党的领导。”
于是，1935年7月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皮克就在“七大”报告中明确地对中国共产党指示说：“在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要把苏维埃扩张到全中国去！”季米特诺夫则同时指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要反对关门主义、又不能放弃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地位。”就不仅在实际上成为毛泽东及其中共在后来所忠实执行的根本方针及根本手段，还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后来既要说服他的党人搞“抗统”、又要命令他们的党人必须争夺所谓“抗统”领导权、实际上就是利用“抗统”来夺权扩张，奠定了张本。
于是，1935年8月，由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起草、由斯大林亲署“同意”的中共“八一宣言”终于出笼了。然而，由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中共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一开始就深藏阴谋，所以，这个“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就在公开号召抗日和建立“抗统”的同时，居然声称：“要冲破日寇蒋贼的压迫……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政府”，就是说，他们仍然要藉抗日来颠覆我大中华民国！直到1936年，当东西方法西斯对苏联的威胁已经日渐其深，中共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公开吹嘘的，中共已经在中国占领了1495个县城、已经拥有一百多万的正轨军，并且已经胜利地击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六次围剿”……已经被证明是通天大谎之时，斯大林才猛然清醒过来，转而命令中共要联蒋抗日和拥蒋抗日，以继续“武装保卫苏联”。由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中共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从阴谋转向了阳谋，斯大林开始要中共真抗战而不是假抗日了！
然而，诚如我前面所讲，正因为中共从来就是假抗日，所以，它从斯大林那里接过来的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便从来就是阴谋，也就是说，从来就没有变成阳谋。
这是因为：第一、王明在莫斯科发表“八一宣言”时，毛泽东及其中共正在遭遇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之中，并与苏共失去了电讯联络，其后在逃亡的路上，中共一直都不了解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等到1935年11月，毛泽东逃到甘肃和陕北时，林育英才把1934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通过的统一战线阴谋，带给刚逃到了瓦窑堡的毛泽东。所以，毛泽东才会在瓦窑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边立即接过了抗日――这个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过的“救命圈”，开始一边大叫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共同抗日”；一边却号召说：“号召千百万民众，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于是，毛泽东也就顺理成章地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化为“反蒋抗日”。并立即一方面开始联合著名的残余军阀，以在抗日的名义之下共同反蒋，继续颠覆；一方面则立即派刘少奇潜望华北，藉发动“抗日救国运动”来“抗日救共”。而共产国际领袖曾指示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所有阴谋指示，则全部为刘少奇所“活学活用”了。
但是，当毛泽东及其中共已经落定在陕北之后，当斯大林要求中共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阳谋、也就是要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真抗战、而不是假抗战时、毛泽东则从理论到实践，自始至终地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并发展成了他“不抗战、假抗战”之彻头彻尾的阴谋。请大家看一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就立即能够明白，毛泽东是怎样对内和对外把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又是怎样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成了他对外欺骗、对内制约自己党人的“法宝的”。
简略地说就是：毛泽东首先在理论上一再地警告他的党人，执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一条就是要“独立自主”。也就是说，他的中共绝不能因为要执行“抗统”来听蒋介石国民党的指挥。他的理由是，听了国民党的指挥，就是听从了资产阶级的指挥、就是丧失了无产阶级在“抗统”中的领导权。其次，则是中共在抗统中必须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用张国焘揭露毛的话来说，就是“不联合、只斗争”――毛泽东制造的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理论，中共在抗战中“专打国军、不打日军”的事实，都是突出的例子。再就是用“民族斗争说道底就是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是可以调节的”理论，来警告和要求他的党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阶级斗争，只不过它的表现形式是民族斗争罢了！而正因为“阶级斗争是可以调节”的，就是说我要它大，它就大；我要他小，它就小；所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真正成为中共领导“革命武装斗争、革命农民战争和建立敌后革命根据地”的“三大法宝”之一……至于毛泽东及其中共是怎样在中国人民艰苦的卫国战争中，运用这个“法宝”来帮助他“革命打天下”、而不是“抗日救中国”的目的，我想，毛泽东已经在他的第三卷“雄文”里，讲得清清楚楚的了！
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人民选择的
今年，不抗日、假抗战的中共，曾为纪念抗战胜利、实际是要用纪念抗战来继续进行欺骗和统战，在党内发出过一个“通知”。这个通知，除掉老调重弹是他领导了抗战、并且只有他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以外，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说正是因为它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所以，“中国人民才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也就是说，直到今天，中国人民仍然必须置身在中国共产党专制统治之下，是活该的，更是自找的，因为是你自己选择我的嘛！由此看来，胡锦涛的中国共产党，在制造谎言的胆量和技巧上，确实已经发展甚至超过了毛泽东直至江泽民的中国共产党了！然而，这却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谎言！是一个以制造“时空错乱”为手段，所“创造”的更加悲鄙的历史性谎言！
因为，单就抗战的事实而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十四年艰苦伟大的卫国战争中，非但不抗战、假抗战、甚至是分裂中国、通敌卖国的历史真相，决定了1945年的大中华民国国民，不可能选择他！
因为，倘若中国人民选择了他，就等于是对大中华民国国民艰难抗战历史的彻底背叛；
因为，倘若中国人民选择了他，就等于选择了一个我们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可耻的卖国者；
因为，倘若中国人民选择了他，大中华民国的国民就绝不会“迎蒋还都”、而只可能是“迎毛进京”了！
看一看，当何应钦上将代表蒋介石元帅飞抵南京接受日本投降时，南京三十万市民是怎样热泪盈眶、欢声雷动的吧！
看一看，1945年大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终于获得了胜利之时，我们的国民是怎样地欢呼他们的蒋委员长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英雄”的吧！
再看一看，当蒋介石委员长在重庆庆祝抗战胜利、特别是他还都南京、巡视武汉、飞临台北的时候，我们的大中华民国国民是怎样为他欢呼的吧！
就连毛泽东及其中共领袖们，当时都都不得不称“抗战胜利时，蒋介石的声望真是如日中天啊”！
胡锦涛的中共，之所以敢于继续撒下如此的弥天大谎，无非是因为，抗战胜利四年后，在那场已经被他们准备了整整八年的内战，终于被他们发动并打赢了。所以，中共今天才敢用制造“时空混乱”的手段、以一个曾经是“内战胜利者”的姿态，来撒下“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若大的历史性谎言。
胡锦涛的中共，之所以必须继续撒下如此的弥天大谎，尤其是因为，当前已经日暮途穷的中共，更需要靠继续撒谎来保住被他们曾经用谎言所骗取的“历史合法性”。因为，全世界的历史、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能想象的是，一个在本民族生死存亡的卫国战争时期，一个居然敢于不抗战、假抗战、甚至卖国通敌的党，怎么可能拥有对这个民族进行统治的历史合法性呢？就不说这个党所实行的专制统治，又是彻头彻尾的“专制复辟统治”呢？是对孙文、辛亥革命和我们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大中华民国的彻底背叛呢？这才是中共一定要藉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来大行欺骗和大搞统战的根本原因。
至于为什么共产党在战后发动的内战中能够打赢，那就是我另一个要讲的专题了。但是，我今天在这里还是想讲一句话，那就是，诚如大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曾对大明的降臣洪承畴所言：“大清的江山不是得自于大明，而是得自于闯贼！”换句话说就是，“共产党的江山不是得自于国民党，而是得自于日本帝国对我大中华民国的长期侵略和疯狂侵略！”
“中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不是失败于共产党，而是失败于日本帝国对中华民族长达十四年的疯狂侵略！”
最后我再重申三句话，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只能是国民党，不可能是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没有建立一个所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綫”去领导中华民族走向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人民所选择的，今天的中国大陆十三亿人民不过是被一群劫匪，劫持在一个硕大无比的飞机上罢了。
但我们的人民最终会觉醒，就象抗日战争的真相终于有大白的这一天一样，我们的人民终将能够在我们自己所追寻到的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建国道路上，重建我大中华民国！
（本文根据辛灏年先生的演讲整理而成）
来源：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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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延齡：“饿死三千多万人”铁证如山
来源：参与 作者：顾延齡 [日期：2013-06-23]
（参与2013年6月23日讯）毛泽东的“大跃进”直接导致“饿死三千多万人”的恶果，这是毛泽东执政27年犯下的一个最大的反人类罪，它创古今中外灾难之最，充分暴露了毛执政的无能。今天“党的历史错误不许讲”，“饿死三千多万人”理所当然第一个讲不得，然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写的《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一文竟无耻地说谎：“所谓的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三千万，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这“两个三千万”地球人都知道。但这“两个三千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当然，说明这一点需要写专文论证。”用李慎明自已的话说，他正是一个“不顾人类起码的良知与道德，用造谣这一极其堕落和卑鄙的武器攻击人，并以强大的资本，给这些谣言、诬蔑和攻击插上翅膀，在全球各个角落“飞翔”。”
我年近八十，从头到尾完全经历过毛时代，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从精神层面上来说，是毛泽东一个人站起来了，而中国人民一个个跪拜在他的脚下；从物质财富上来说，商品长期奇缺，连最基本的粮、油、肉、糖、肥皂等生活必需品也凭票供应，农村里连擦屁股的草纸也没有，当然不知“面巾纸”“尿不湿”为何物。毛泽东当了中国皇帝，还想做世界领袖，于是头脑发昏，搞什么“人民公社”“大跃进”，结果活活饿死3700多万人﹙其中多数是农民﹚，这是在没有战争，风调雨顺的情况下，饿死了这么多人！它比五千年饿死的人数还要多出765万。它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1千多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饿死三千多万人”铁证如山，现在活着的有良知的千千万万个老人都是见证人。这里有饿死人的人证、书证、物证，详细论证如下：
一、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作证：1962年1月中央七千人大会，刘当面对毛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讲：“历史上人相食，你我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已诏’的。”什么是“人相食”，就是说所有能吃的都吃光了，最后只有吃人尸了。
刘少奇的这些话让“主席受了一肚子气”﹙江青语﹚，毛对自已的罪孽拒不认错不思悔改，毛记恨在心，终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置刘于死地。
请问李慎明先生刘少奇说的这些话会不会“是有人刻意编造的”呢？
关于“天灾”“人祸”之说，党的喉舌故意说是“三年自然灾害”，注意这个说法，有“不打自招”的意思，承认饿死人，只不过嫁祸于“老天爷”，拿“老天爷”当替罪羊；后来有“三年困难时期”之说，也难逃其责；实际上完全是“三年人祸”，刘少奇说了“三分天灾”，还照顾了老毛的面子。
二、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作证：1959年庐山会议，彭的万言书揭露了毛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致使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直接导致三千多万人饿死。老百姓眼中的彭帅是清官，他的万言书是为民请命。请问李慎明先生这也是“是有人刻意编造的”吗？
三、有书为证：
1、前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先生著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证实饿死3600万人，不是“三年自然灾害”，也不是“苏修逼债”造成，是百分之百的人祸酿成的惨剧。该书至今列为禁书，为什么？因为害怕真相。
2、 丁抒《人祸》一书里记述“……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这就是所谓的“信阳事件”。息县包信镇姜寨村，1959年全村397人，饿死仅剩90多人，多人吃过人肉。
3、2003年杨显惠《夹边沟记事》出版，震惊国人，因为只三年，三千“右派”饿死大半只剩下三、四百人，饿极的右派有吃死尸的。卑鄙的当局竟编制假档案假病历，诬陷他们全是病死的﹙不是饿死的﹚。
4、香港真相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大劫难》，童梓平、阿宁主编，记录了四川省荥经县1959﹀1962年大饥荒，短短三年一个12万多人的小县城，竟饿死近6万人，高达50％。
5、《光山县志》记载，1959年全县饿死40768人，1960年99378人。全国许多县志对“大饥荒”或多或少都有记载。
四、百姓立碑为证：
河南省信阳光山县高大店吴围孜小队，原有128人，73人饿死，55人存活，2004年，60岁的吴永宽﹙1959年15岁﹚为亡魂立碑纪念，碑名为《粮食关遇难者纪念碑》，碑上刻了73个名字。让后代永远记住这“大饥荒”的历史。民间立碑纪念不止光山县一个。
“饿死三千多万人”毛是罪魁祸首，大饥荒期间他不顾国内人民死活，继续以巨额资金、物资援助外国；毛把百姓生命从来不当回事，他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所以今天不许讲“大饥荒”，其本质就是维护毛泽东，而我们国家许多问题都是这个人惹的祸，“党的历史错误”可多了，都涉及到毛，因此许多问题归结为同一个问题——就是“评毛”问题。习近平上任以来，从马列主义开始，什么毛思想、邓三科，一个都不少，眉毛胡子一把抓，坚持毛思想，这个“中国梦”肯定实现不了。前三十年毛的作恶太多了，他的思想、理论、路线已经完全证实是邪教邪路，他死了快40年了，若邓活着“垂廉听政”，不会同意“批毛会天下大乱”的说法，今后习总执政的十年，“毛思想”必给“改革开放”带来极大的阻力，万望习总书记汲取文革教训，及早引爆这颗定时炸彈，不要再“击鼓传花”给下一任。
查看你李慎明先生的个人信息，知你生于1949年10月，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年纪不小了，对“三年人祸”完全有记忆，怎么一点不顾事实歪曲历史，写出这种臭文章，你对得起那饿死的千万父老兄弟姐妹吗？你可知道这些饿殍在人生最后说的一句话“给我一碗干饭吃吧！”？李先生你的良心哪里去了！虽然上头有命令“党的历史错误不许讲”，你不讲就不讲好了，但不能造假啊！“饿死三千多万人”是党的历史上头号错误，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你瞒不了的，你只能暂时欺骗一些中青年人，一旦公开历史真相，局面就难收拾了。
李先生说：“说明这一点需要写专文论证”，那好，我们盼望你的“专文”早点出笼，看看你说的“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究竟是什么货色！再次提醒你，请你不要说谎！
愿我们的后人生活在没有谎言，没有迫害，没有打斗，没有饥饿，没有杀戮的国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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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下政治走向探源：北京为何『倒宪』？/彭涛
作者：彭涛（德国）(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7月09日 来稿)
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大陆媒体和外界对中共接替胡温的习李班子在政治改革上给予了很大期望，认为新王储习近平定会在政治体制方面打动干戈，把中共逐渐引向宪政民主的道路上去。可是事与愿违，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上台后却陆续抛出一系列保守甚至倒退的思想和政纲，如『三个自信』、『两个不能否定』（中共前后两个三十年互不能否定和不能否定毛泽东）、『七个不要讲』和『十六条』（尽管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等。
另外，习近平还对毛泽东和苏联解体做出了『左』的表述，并欲大搞毛泽东式的整风和群众教育运动。北京这一『向左转』的趋势，令中共体制内的『自由派』和外界大所失望，中国政坛出现一片肃杀之气。不仅如此，前不久，中国思想界保守派还对『宪政』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围剿，在媒体和网路中引发了一场所谓的『宪政之争』。在北京掀起的这次『倒宪』和『文革』思潮（如杨晓青斥宪政属资、刘亚洲将党性神化、解放军报发明『宇宙真理』和刘小枫称毛泽东为国父等），绝非偶然现象或个别学者文人的一时冲动所为，亦非中共内部某一势力擅自妄为之举（如外界所传只是刘云山等左营人物之举），而是中共（由太子党领衔的）整个权力层（包括习在内）在思想上深思熟虑的一场『清道』运动。『倒宪』是中共继讨伐茅于轼之后所发起的又一次意识形态攻势，是北京为坚持其一党独大的『中国道路』而打造相应话语体系的一种尝试。
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为何『向左转』（把新君习近平一厢情愿地臆想为宪政改革推手的看法是幼稚可笑的，正如当年对胡温体制的幻想一样）？中国思想界为什么会出现倒宪思潮？『宪政之争』反映了什么和对中国政治发展有何影响？笔者将试着从政治社会学的某些视角即借助对中国当下社会结构与政治（政治的社会根源）、中共权力层及其所代表的利益族群（权力精英阶层）、中共主流和非主流思想（意识形态铸造）的分析来回答这些问题。
社会的不公与『左倾』
目前在中国大陆学界和媒体中形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共识，认为习近平上台后推行其『左』的路线的一大原因即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民众对中共的现行体制和治国现状不满，特别是对政府官员凌驾于百姓之上和由社会不公所导致的阶层等级日益固化的不满。这一不满严重影响了中共现政权的统治合法性，进而在很大程度上迫使北京逻辑地往左的方向倾斜。
在现今中国大陆，政府官员的心思和作为不是为了给民众提供公共服务，而是尽量多的捞钱和凌驾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官员贪腐和欺压百姓成了家常便饭，社会对此则毫无反制之力。政府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而成了让百姓畏惧和厌恨的太上皇。尽管中国每年发生上万起的群体抗议或暴力事件，但政府官员职能的低下和社会不公现象却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改变。由此，民众中很大一部分人则自然而然地怀念过去毛泽东时代的『平等』光景（尽管这只是一种模糊而象征性的记忆），希望『回到』像以前那种没有太大等级差异的体制中去。这就让中共党内和中国社会上的『毛左』思想得以滋生和蔓延，并在北京高层的决策制定中不断赢得份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的张明澍在其“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研”的一个研究项目中发现，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左的占38.1%，中间化立场的占51.5%，右的占8%；而且，『中国人想要的民主，德治优先于法治』，『中国人想要中国自己的而不是外国的民主』，等等。从张明澍的这项调查中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中赞同左倾思想的人比例不小，而支持自由知识分子要求变革现存制度的人却占很少的分量。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上的这种『左倾』现状，亦为北京现行的所谓『新毛主义』路线提供了社会和民意的基础。据北京的资深媒体人高瑜的估计，在对目前中共高层决策影响最大的『红二代』太子党中，保守和反对变革的人占绝大多数，而支持宪政改革的所为『普世派』却顶多占10%左右。可见，中国朝野在意识形态上向左倾斜的程度有多大。
另外，时下在中共党内和大陆民间，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曾推行的民粹政策和所代表的毛式思想的影响力并没有因为薄的倒台而有所衰减，反而有增长的势头。薄熙来的民粹政策，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底层民众要求改变社会竞争机会不公和资源分配制度不合理等现状的愿望，让薄熙来到目前为止在社会上仍享有不低的声誉。据重庆的知情人士王康透露，习李新政班子上台半年后，重庆民众中拥护薄熙来的人从60%上升到了70%。有分析称，习近平现时所走的治国之路实际上就是一条没有薄熙来的『重庆道路』，即『毛左』和『民粹』的路线（这一断论当然有些过激）。薄熙来不仅在治国方略上于中共权力内部颇有影响，而且在中共『红二代』中也有不少的支持者。也就是说，『薄熙来现象』在北京高层的决策中仍有继续发酵的空间。
习近平近来搞的一连串的反腐、整党治军（如提『八项规定』和反『四风』）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密切党群关系）等运动，亦即是北京为进一步笼络民心和换回其统治合法性的一种尝试（尽管这种类似毛时代的作法在中共历史上从未收到过什么实际的效果）。在不选择走宪政改革道路的前提下，中共目前在意识形态上寻找政权合法性的路径则只有『共产主义』（平等乌托邦即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两条，亦即倡导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梦』和『强军梦』等。这是在中共政治权力有效性（即政府在管理社会事务和维持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财政和政策能力）日益减少的情况下北京唯一能挪用的合法性资源。通过在党内和军内的反腐和整风运动，中共可以淡化和减低社会对政府的不满和官民之间的对立。在钓鱼岛和黄岩岛等主权争端中持较之以前更为强硬的态度，亦可让北京有机会把民众对中共的不满转移到国际冲突中去，从而增强社会与政府的凝聚力和激起民众对国家的『忠诚』。而中共要继续打『社会主义』（所谓共产主义的初级形式）这面旗帜，就得祭出毛泽东及其路线来，就得大批和特批一切西方的舶来品如『宪政』等（这是中共的一个意识形态逻辑），以证明中共的政治经济制度至今仍没有因为其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即权贵资本主义的实践）而变色变质，中国仍然是一个讲求『经济平等』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共并『没有也不想』成为一个骑在人民头上的权贵阶级，等等。
另外，北京还试着以搞毛泽东时代对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来增加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这即是马克思·韦伯所指的三种合法性来源的一种：政治人物以个人魅力及其杰出作为而获得其权力的合法性）。在这方面，薄熙来已经为习近平作了很好的表率。薄曾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小毛泽东』，大搞愚民政策，让大连和重庆的一些民众对他产生了一种近乎拜神的感情。同样，温家宝在塑造其个人形象（即作『亲民秀』）上也显得非常出色，一度被媒体和外界誉为『人民的好总理』（其盛誉不亚于当年的周恩来）和『温爷爷』等。而习近平上台后也没有示弱，一开始就制造了一系列诸如出访『不封路』、带头坐中国自主品牌车（即不坐外国车）、讲话用语『清新朴实』、『习总打的』（尽管后被官方否认）和『第一夫人魅力外交』等贤明君主的撼人事迹，让朝野上下不得不对习刮目相看。就其作态和表述，习近平还被媒体称为现实中共内部的『新毛泽东』。在掌握了媒体和宣教大权的前提下，中共运用的这种愚民手段还是有它一定的忽悠（即洗脑）效用的。
『太子党』的情怀与利益
中共现领导班子推行『左倾』政治路线（至少表现在意识形态和政策表述上）的另外一个原由，应该与其成员的出生、成长、信仰、地位和所代表的利益族群有关联（即人的社会化决定其观念的形成和行为的趋向等）。
中共政治局现任七常委中大多数人都属于中共的『太子党』或『红二代』，例如习近平、俞正声、王岐山、张德江和刘云山。这些『太子党』们从小就生活在中共高层权力圈里，接受其父辈的政治熏陶，且受益于其享有的丰厚特权地位。他们的父辈虽然在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在文革）中受尽迫害和批斗之苦，有的甚至被折磨致死，但是他们却从未失去过对毛泽东和中共政权的认同和信仰。『红二代中的更多人把自己视作党产。毛泽东是他们的精神教父，共同的祖宗牌位』(引自高瑜)。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打下的江山直接关系着这些红色后代们的命运和福祉。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夺取政权的成功，就没有他们这些后生们掌握国家大权的今天。用姚监復的话来说：中共『太子党』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因為这是能保证他们接班的『命根子』；『他们对毛泽东的感情是狠深的。他们為什麼会有现在的地位，就是因為他们的老子跟了毛泽东打了天下，所以他们才能坐天下。』不管是从出身和成长道路还是从利益和感情方面来讲，『太子党』都对毛泽东及其政治道路有着深层的牵连或眷恋，都对之有种类似宗教式的『忠诚』。正如胡乔木之子胡石英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9周年活动中所讲的那样：『我出生在主席身边，我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他身边度过的。他在我心目中，是比我父亲更像我父亲的人』。而中共高层提『两个互不能否定』论和搞毛式整风与群众运动，则表达了中共『红二代』实权人物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和路线的别样情怀。
『太子党』和官后代们不仅在感情与思想上与毛泽东及其路线难以割舍，而且在利益上也无法与毛泽东所缔造的极权主义政治体制分割。正是这个一党独大和专权的制度，才让中共太子党和官后代们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中在权力、机会与财富等方面最具优势和实力的阶层，即成为瓜分和垄断社会资源和独占中国大众劳动成果的特殊权贵利益集团。他们是1949年后毛泽东等中共建党元老们所建立的专制政权的最大受益者。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后代们利用国家的信任和最丰富的政治资源从中国的发展中牟取暴利和攫取巨额财富。据美国彭博社的有关报道称，『红二代』掌控了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包括房地产、煤炭、钢铁、金融等行业，『仅仅其中3个人负责的国企，2011年总市值就达1.6万亿美元』，超过中国年度经济产出的五分之一。另据称，中共前总理温家宝和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等高层领导人的家族也聚敛了数以亿计的巨额财富。而中共权贵家族的后人能够如此肆无忌惮的敛财，则因为这江山是他们的父辈们打下来的，他们即是这江山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和拥有者。这可以从夏业良向记者透露的一则消息中得到说明：『陈云曾有个著名的说法，叫做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而且他提出一个家庭至少出一个人，出一个人的意思是掌握大权。邓小平默许了这个提议，后来就形成了一个规矩，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有权力的人，家里的其他人就可以大量的敛财。』
中共『红二代』及各级官僚权贵崇毛和反宪政是由他们的出生、经历、政治信仰和利益取向等决定的。他们生性崇拜实权，难以抗拒极权为他们提供的特权诱惑，比如他们一边将自己的家属和财产送到西方法治国家，一边在国内宣扬西方宪政的邪恶。中共权力贵族的后代们代表的是中共党和少数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信仰的是毛泽东和他们的前辈，这样的族群是很难引领中国走上真正的宪政之路的。对于他们来说，放弃中共的一党独大体制就意味着动摇其赖以生存的权利和制度基础，就意味着他们现有的大好江山将被他人所夺走，同时也就意味着对他们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和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算。因此，『红二代』们在政治上的基本态度和准则（或底线）只能是：绝不轻易地改变中共现行的政治体制，只要还能维持就尽量不改。习近平等『红二代』掌权者是中共打江山元老们的后代，他们出身的局限性和利益的特殊取向性，就决定了他们很难否定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政治制度上主动走『改旗易帜』的道路。
主流和非主流思想
再则，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目前在政治上『向左』倾斜还与其体制内主流思想和价值观的积淀和发育有着紧密的关联。随着社会在经济发展和全球化中的日益多元化，人们对现行政治制度也越来越挑剔和不满，执政党也益发感到社会和民意要求变革的压力在不断加大。为宣示其与社会发展相悖的现行制度的合理性，中共势必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力图建立一套相应的理论和话语系统，以抢夺在思想和舆论上的话语权和『理论制高点』。这里，涉及的不是其理论和话语是否合符逻辑或与现实发展相吻合，而是对话语权、思想和舆论的掌控与导向。对于统治者来说，重要的不在于他们是否掌握了真理，而在于他们是否成功地制造了『真理』，即所谓『谎言重覆一千遍即成为真理』。所以，在近来出现的『宪政之争』中，由官方媒体主导的『反宪派』言论的荒唐与乱伦则并不妨碍中共主流思想对其『不改』路线理直气壮的捍卫了。反宪派要传达的一个基本观念和话语即是：西方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共的一党专制是最世界上最民主和最先进的制度。这话虽然毫无道理和逻辑可言，但却堂而皇之地成为中共官方媒体的主旋律。
在中共体制内思想界，反宪政或反政改的思想和理论准备，已由来已久，并不是最近通过对宪政的讨伐才凸现出来的。早在2004年，就有大陆学者撰文主张在改革上反对使用『宪政』这一概念，例如王一程、陈红太在大陆学术刊物《理论研究动态》上发表的《关于不可采用“宪政”提法的意见和理由》和谢毅在《政治学研究》上发表的《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概念》等文。这些文章的主旨是，防止宪政等普世价值融入中共的执政理念，坚守和维护中共传统的政治立场即坚持中共一党专制的『中国道路』。这种把包涵民主与权力制衡等价值的现代宪政斥为不适合中国的政治现实、次于人民民主专政和妨碍中国社会发展的理念，早已成为中共体制内的主流思想和观点，且对北京高层的决策起着直接和决定性的影响。
就拿大陆学者、『新左派』代表人物甘阳根据中国传统公羊学而引申出来的所谓新《通三统》（见其《三十年与六十年》或《新改革共识的形成》一文）论式来说，中共高层曾提出的『两个三十年互相不能否定』的说法，即可以看作是甘阳新时代『通三统』论的一种翻版或照搬，两个提法如出一辙。在甘阳看来，『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完全对立起来的论述都是有失偏颇的，而且难以真正解释共和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他认为，中共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有很大的连续性，毛泽东路线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成功地奠定了基础。甘阳称，中国社会现在有三种并存的传统，亦即：一、改革以来形成的传统（市场的传统），二、『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强调平等的传统），三、『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传统』（注重人情乡情和家庭关系的传统）。这三种传统『是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大陆非常独特的国情』，『中国改革的共识形成，不可能脱离上述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即三种传统的并存』，『必然要同时承认上述三种传统各自的正当性，并逐渐形成三种传统相互制约而又相互补充的格局』。他说，『我并不认为当代西方种种所谓理论对我们有多少价值。中国人需要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用自己的脚走』......『中国的改革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形成一个象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达成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注：鉴于论题的限定，本文在此不对甘阳的上述论说作具体的置评）甘阳在解释其『当代中国通三统』时将所谓的『孔夫子传统』、『毛泽东传统』和『邓小平传统』视为『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的连续统』，即是把中共执政的整个历程与千年的中华文化传统连接在了一起，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寻找永恒的『中国道』式的法统、道统甚或学统的依据。这就为北京决策层在政治制度上『不改』、『不变法』和不搞宪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思想基础。
另外，凡属中共高层的政治和理论智囊（如王沪宁、衣俊卿、俞可平、李慎明、朱佳木等），其政治理念和思想都建立在以维护中共统治权和改善其治理能力以保其政权得以长治久安的预设或前提之上，他们都是所谓的为『帝王师』的文人与学究。中共前编译局局长衣俊卿的『三个自信』理论得到习近平的大加赞赏（尽管因桃色丑闻而遭贬），并被北京大力地推广和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党组副书记、中共左派智囊李慎明的『挺毛』言论，也在习近平那里找到了共鸣，李似乎在习那里找到了新的『政治后台』。据传，习近平的『两个30年互不能否定』的理论是从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那儿得来的。朱佳木曾是原中宣部长、中共『左王』邓力群的得意门生。现任中共编译局副局长、被称为胡锦涛的智囊和『文胆』的俞可平虽然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未来发展的趋势将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但却认定，归根结底『还是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而被外界誉为『中南海第一智囊』和『中国新保守主义教父』的王沪宁则为中共三朝皇帝充当最高『军师』，是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和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的始作俑者。这些对中共高层决策起着决定性影响的高级智囊们所代表的思想主宰着中共体制内政治理论和决策的走向，左右着中共的主流思想和价值观，为稳固中共政权把关掌舵。他们在政治改革上的一个基本共识即是：不能从西方移花接木，不能超过所谓『中国现阶段的条件』，不能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见王沪宁等人的诸多话语）。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受到中共决策层的重用和青睐，就因为这些智囊们坚定不移地站在中共极权主义制度一边，毫不动摇地在理论和政策上捍卫中共现政权的法统和道统（即从马列毛邓和江胡到现在的习近平）。不管习近平今后用谁做他的智囊（如外界所传的学者型智囊何毅亭、栗战书、丁薛祥、朱国锋、钟绍军、李书磊和刘鹤等），然而他们的思想和理念都不可能超越中共高层至今所遵循和推行的理论体系，在思想上都只能继续在马列毛和邓小平理论上打圈子和咬文嚼字，都不会越中共主流思想框架的雷池一步。
而中共体制内较为自由开放、对现行制度持批评态度的思想和学术流派如所谓的『泛宪派』（其代表人物有贺卫方、张千帆、张雪忠、赵楚、方绍伟等）和『社宪派』（以童之伟、秦前红、郭道晖、李步云、华炳啸等为代表）等（其分类在学界各说不一），则在中共决策层很难找到共鸣和受到青睐，因为其理念或观点于维护中共现行体制不是很有利（但也无大害）。这些偏向和主张政治改革的思想和流派，即所谓的非主流思想的代表，大多只能在学术界和民间自由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中得到认同和传播（在一定范围内也赢得中共内部较低层级人物的呼应），对中共政治的决策和发展一般起着次要和边缘性的作用。它们在政治上的弱化或边缘化，也由于其在表述和观点上的暧昧、不明朗甚至自相矛盾所致。中国思想和学术界的『自由派』虽然主张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大多不明确表示要否定中共党在政治权力上的领导地位，多提倡在不动摇现行制度根基的前提下在体制上做一些改良式的修补，即让中共的执政更合理合法化和更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与接受，或一厢情愿地期望中共高层在宪政改革上发慈悲和给予施舍（即呼吁在朝野间建立『改革共识』等）。中共高层长期以来（或至今为止）之所以能容忍这些『自由派』思想在学界和网路上流传和『泛滥』（包括在这次宪政之争中『宪政派』的重新展露头角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这些『自由思想』自身在政治上所具备的保守性、天真度和对中共政权的『无害性』。连时下被外界推崇的『宪政派』支持者邓聿文（曾为中共中央党校下属《学习时报》的副编审）也认为：不能简单地将西方的那一套搬过来，西方的宪政『一旦和本国的具体制度相结合，则有中西之别』，『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和国情探索自由民主的道路』，『不一定要鼓吹照搬西方的模式』，等等。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此次『宪政之争』实际上对中国当下的『政治改革』没有多大的推动作用或实质意义，尽管它让『自由派』对什么是宪政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和理解。因为，整个争论主要围绕在中国要不要宪政和要什么样的宪政等问题上，而不是将争论集中到怎样在中国实行宪政的问题上。外界普遍认为在这场争论中『挺宪派』占了上风，甚至大获全胜，而事实上他们却上了『反宪派』或北京的当，被诱拐到『宪政姓社姓资』和中共体制是否就是或有过宪政等无稽之谈上去，结果为中共高层坚持其『中国道路』的理论变相地提供了新的养料。在思想论争中，中共保守派惯用的武器就是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他们以尊重中国现阶段国情、反对西方颠覆和防止社会崩溃为由，将所有危及中共一党专制的东西都斥为西方的舶来品和洪水猛兽。而这一招在中国思想界和民间一直很管用，因为民族主义仍然在中国朝野上下有很大的市场和深厚的根基（由于长期的教化与训导），仍然是中共维持其政权的一个最重要的合法性资源。宪政就是西方的东西，就是实行三权分立、普选和多党制等。要搞宪政就是搞西方的那一套。而只有西方的那一套才是真正的宪政。这没有什么可含糊的。正因为如此，『反宪派』才敢于理直气壮地公开反对宪政，因为宪政是西方舶来的东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场所谓的『宪政之争』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宪政之争，而是北京的『中国道路』和西方的『华盛顿模式』之争。在中国，谁最终能在这场争论中获胜，是不言而喻的。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是胜者。北京显然在此次『宪政之争』中掌握了思想和舆论上的主导权，为打造和强化其新的统治话语系统打响了第一炮。所以，中共不会像外界所分析的那样，会因为这场争论而改变其走『中国道路』的本意，恰恰相反，北京会因此而更加坚定地走其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一党专制老路。
结语
综观中国政坛的现实状况，可以断言，中共第五代领导层在政治上确实在向左转。这里所谓的『向左转』意指：一、北京对中共历史和业绩的整体性肯定，即两个三十年互不能否定和对整个九十三年的肯定等；二、反对推行西方宪政体制，坚持中共一党专制制度；三、重走毛式治国道路如搞整党整风和群众运动，和走民族主义道路如提『中国梦』（与美国梦相对）、『鞋合脚论』、『强国梦』及『强军梦』等。
今后，习李体制的中心任务或基本目标只能是：捍卫中共提出的『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坚持和维护现行一党执政制度和马列毛邓意识形态，推行安抚民心的民粹政策，加强对民众的思想和言论引导和控制（即掌控话语权和建立社会共同体意识），等等。
中共新领导层向左转的社会与思想根源，正如上述所言，可以简单的归纳如下：一、与中国现实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关，即：社会不同阶层的形成及其固化、贫富分化的加剧和官民对立的恶化等因素，导致民众乃至中共内部某些力量对现实发展的不满和对过去毛时代的『怀念』，从而出现学界所称的社会『左倾』现象；二、与领导人的社会化、政治信仰和利益代表有关，即：习近平等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出生、经历、社会政治背景和所代表的利益等，促使他们不可能在政治上主动走大胆改革的道路甚或改变现存政治体制，相反，他们会力图保卫其父辈打下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三、中共体制内一些甘为帝王师的学者和文人们（如『新左派』、『国家主义』思潮等）在理论上的长期酝酿与准备，为中共政治上不改和少改甚至倒退（如反对在中国实行宪政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北京『倒宪』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中共权力层长期积蓄和酝酿的结果，是中共为其『向左转』而发起的一次思想和舆论攻势。
因此，人们对习近平新中央在宪政改革上报以幻想是不切实际的。目前，外界风传的习在中共权力内部被架空、被边缘化甚至被逼迫向左转等说法非常幼稚，与习的性格、一贯的言行和权力来源（由中共大老、太子党等权力集团推举）等实际情况不相符。习既不可能像邓那样一手遮天，但也不可能虚弱到被党内一些势力完全架空或成为他人手中的玩偶。作为一党一国之君，习的那些『重要讲话』不可能都是由别人栽赃给他的。综观习近平近来的一些举动，如搞整党整风、走群众路线和提『鞋子合脚论』等，无一不让人想到毛泽东及中共前三十年的一些做法和思路。
如上所述，习近平目前的施政方针和北京出现的反宪政或文革式的思潮都不是偶然的现象，亦不可能只是所谓刘云山等左营人物的手笔，而应是属于中共『两个一百年计划』中的一步。事实上，由于共同利益的维系，中共决策层在重大方针和政策问题上不会也很难有根本的厉害冲突或歧见（即使有，他们也会尽力将其化解），只是在权力分赃和治理方式或路径上可能存在着一些分歧和争执（但不会超越其所你容许的边界或底线，如薄熙来现象）。在中共权力高层内部，实际上不存在什么『反对派』，更没有所谓的『普世派』与保守派之分。胡德华对习的批评，以及太子党孔丹和秦晓之间的争执，并不代表中共权力高层中的思想状况，只体现了个别权力边缘人物的意见及其分歧而已。所以，把习近平等中共高层领导人臆想为宪政改革推手，和断言中共高层治国思想混乱和政治方向不明，是对外界和舆论的一种误导，是想让人们对中共存有一丝幻想，亦可将其视为中共的一种文宣战术或策略，其用意是蛊惑和扰乱人心，减少民意对统治者的反感。在捍卫中共现存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框架下，习近平能做、想做和正在做的就只能是搞些所谓的『左右平衡』，打左右灯而行左事，亦即『不改』但却给人一种似乎『要改』的印象。 [博讯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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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真假“毛粉”都来对号入座
来源：参与 作者：杨支柱 來源:電子郵件 （参与2013年6月26日讯）
“毛粉”集团是由四类人组成的——
第一类以当时的党内“走资派”及其子孙为主体，他们在毛时代就属于特权阶级的中层、上层，现在正在当大官、发大财。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他们祖孙三代的特权。第一类毛粉并不想回到毛时代去当“走资派”，但他们是在毛泽东神话中成长起来的，毛已经通过他们幼年时期的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时期的社会氛围成为他们心中的上帝，他们也需要继续编织毛泽东神话来为自己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统治提供“道统”。
第二类毛粉是并非出身当年“走资派”家庭的部分成功商人（通常所谓“民营企业家”），是成功学的信徒。第二类毛粉崇拜毛，仅仅是因为毛在跟其他党内外势力的斗争中完胜。他们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一种企业文化，倡导企业职工学习。他们努力学习毛的“战术”，以期能在自己的企业里建立毛在当年中国那样的威信。但是他们不赞同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不赞同阶级斗争和运动治国，不主张回到毛时代，更无闲心把毛泽东当棍子拿到社会上或互联网上去打人。
这两类毛粉属于情感型毛粉，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不想回到毛时代去。
第三类是毛时代的产业工人及其子孙为主体，他们当时属于特权阶级的底层，现在差不多成了全社会的底层。第三类毛粉作为党的养子，早已被党的嫡子赶出家门，但是他们不甘心，他们疯狂地撕咬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现在处于社会中间层的非毛粉，以为这样就可以重新回到党的温暖的怀抱。
第四类毛粉是当年的部分贫雇农及其子女，虽然毛时代他们并无特权，但当时社会的封闭性使得他们对于特权的存在几乎没有感觉，相反可以不时踢上“地富反坏右”这个贱民阶级的人几脚而获得相对的优越感。第四类毛粉本身就具有闭目塞听和落井下石的传统，他们是天生的打手。
这两类毛粉是纲领型毛粉，他们才是真正梦想回到毛泽东时代去的人。
不过也有许多假毛粉。第一类假毛粉是当年的贫下中农及其子女，在斗争“地富反坏右”时是沉默的大多数，后来成了计划生育、收容遣送、强制拆迁、冤案或环境污染的受害人。他们抬举毛主要是为了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假毛粉中比较年轻的一部分对毛泽东时代印象很模糊；比较年长的那部分其实是痛恨毛泽东的，你让他讲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悲惨生活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描述1959－1961年大饥荒，你让他讲日本人当年怎么在中国怎么屠戮妇婴他会情不自禁地给你描述强制计划生育。但是出于视野的局限和恐惧心理，他们不敢拿蒋介石统治时期当作批判现实的标准。假毛粉的共同特征是：粉饰毛泽东时代；但对现实的否定远远超过对毛时代的粉饰，对现实的痛恨也超过非毛粉。
第二类假毛粉散布在各种不同出身、社会地位各不相同的人群中。他们崇拜毛泽东，但同时也崇拜孔夫子、孙中山、马英九、华盛顿等一切没有被大陆教科书和媒体刻意摸黑的中外政治家。他们肯定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但同时又赞成限制政府权力和对政府进行民主化改革。你要是对他们否定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他们会跟你争辩，俨然毛粉。不过你要是说马英九或华盛顿不好，他们同样可能跟你争辩。
非毛粉则主要出自当年的知识分子家庭、“地富反坏右”家庭和现在的假毛粉家庭，也有极少数出自当年的“走资派”家庭。所谓“去毛化”，在意识形态层面只能是针对假毛粉做工作，真毛粉几乎是无法“去毛化”的。
由于情感型毛粉和纲领型毛粉的共鸣，乃至真假毛粉的共鸣，毛粉在意识形态领域显得势力很大，大有要将中国变回毛时代之势。但是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就不难发现，真正想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只有第三、第四类毛粉，而他们影响立法和政府决策的能力其实很差。
第一、第二类毛粉的能量显然远远大于第二、第三类毛粉。第一类毛粉会欣然接受第三类、第四类毛粉给自己当看门狗，乐得他们免费替自己撕咬敌人或潜在的敌人；但是却不会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养兄弟迎进家门分享家产，他们还后悔把自己的养兄弟赶出家门太晚呢！所以只要共产党执政，也就是第一类毛粉执政，回到“文革”是不可能的。
将来党国玩完了，回到“文革”就更不可能了，但爆发法国大革命那样的事情是有相当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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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太子结党，小丑登台
作者: 余 杰 來源:電子郵件
习近平执政，意味着太子党从技术官僚手中夺回权力。两者虽为权力斗得你死我活，在敛财上却各有千秋。彭博新闻社报道了习近平大家族积累大量财产的内幕，习家的财富包括价值三点七六亿美元的公司投资和五千五百万美元的香港地产，比起温家宝家族的二十七亿来稍嫌逊色。之后，彭博新闻社又追踪了中共“八老”的直系子孙和配偶、共一百零三人的财富，发表了题为《毛泽东的战友们的后代成为资本主义新贵》的文章。该文指出，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精英阶层，现在被称为太子党，“公众对不公平的财富积累，机会不均等和特权剥削感到愤怒，而太子党现象无疑火上加油——所有这些都与共产主义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一个太子结党、小丑登台的时代到来了。
这个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伪造现在，伪造将来。它伪造统计数据。它假装没有无处不在、不受制约的警察机构。它假装尊重人权，假装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都不怕，假装从不作假。
————哈维尔
习近平执政，意味着太子党从技术官僚手中夺回权力。两者虽为权力斗得你死我活，在敛财上却各有千秋。彭博新闻社报道了习近平大家族积累大量财产的内幕，习家的财富包括价值三点七六亿美元的公司投资和五千五百万美元的香港地产，比起温家宝家族的二十七亿来稍嫌逊色。之后，彭博新闻社又追踪了中共“八老”（邓小平、薄一波、陈云、宋任穷、彭真、王震、李先念、杨尚昆）的直系子孙和配偶、共一百零三人的财富，发表了题为《毛泽东的战友们的后代成为资本主义新贵》的文章。该文指出，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精英阶层，现在被称为太子党，“公众对不公平的财富积累，机会不均等和特权剥削感到愤怒，而太子党现象无疑火上加油——所有这些都与共产主义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一个太子结党、小丑登台的时代到来了。
这个少将不是人，天蓬元帅下凡尘
在胡锦涛的授意下，毛泽东的长孙毛新宇晋升少将，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将军，也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中惟一的将军。民间对此议论纷纷。在一次采访中，被问此次晋升是否有家庭因素时，毛新宇表示：“肯定有，这是客观事实，你不能回避。”
普通民众都将肥头大耳的毛太孙当作喜剧明星来看待，算是贫乏的日常生活中少有的娱乐。对于毛太孙的晋升，有网友评论说：“怎么才少将？太屈才了！这等奇才怎么也得封个元帅，而且是天蓬元帅才说得过去。”
此前有香港记者在访问毛太孙时，他无法自控而流下唾液，有人怀疑他是一名智障人士。智障人士是该受到《残疾人保护法》保护的，不该从军。但是，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毛新宇近年来又屡屡提出惊人的议案，让人猜测他是否“大智若愚”。比如，他提议将毛泽东的忌日设立为国家节日全民放假，将湘潭及周边城市统一规划为“毛泽东城”等等。没有超凡的想象力，想不出这样神奇的提案来。
毛新宇在采访中说，毛家家规很严，有时候他本人生活清苦，甚至要靠父母的收入应付日常开销。他说：“毛主席是不摸钱的，我父母在的时候，我们立下的家规，毛家绝对不从事经商，不从事任何经营活动。”毛新宇说毛泽东本人不摸钱，这固然是事实，但整个天下都是毛泽东的，他不需要花钱，要什么就有什么。不摸钱是暴君的特权，而不是其廉洁的证据。更何况，毛泽东并不是没有钱，他靠官方强制发行《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等著作，积攒了天文数字般的财富。当时，别的作家都不能有稿费，毛却将秘书们的集体创作全部视为个人著作，并占有全部版权。如果有福布斯排行榜的话，毛泽东一定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首富。毛泽东曾一次就划给江青三十万元零花钱，而当时普通工人的月薪只有一二十元。
毛泽东性欲旺盛，晚年依旧奢侈荒淫，让历代帝王均自叹不如。有网友调侃说：“主席不摸钱，只摸张玉凤。”充当毛泽东情妇的张玉凤，因为替毛传圣旨，一度地位比江青和周恩来还要高。作为毛的夫人的江青和作为毛的助手的周恩来，要想见毛，都得通过“玉凤同志”传话。毛在遗嘱中将张玉凤这个贵妃圈为未来的政治局常委。如今，“凤姐”虽然未获正名，却红红火火地经营着“毛家菜馆”，这也算是主席留给她的一笔享用不尽的财富吧。
连肥胖症患者都能当将军的军队，能有怎样的战斗力呢？一位曾赴美与美军交流的解放军军官，如此感叹说：“所有的美军人员，无论是军官和士兵，绝少能看到肥胖者。军官的军姿挺拔，浑身透着精干。在中国的城市里，随处可见肥头大肚的军人，整个人呈现下坠的感觉。”美军专门有一项军官体形标准规定，一旦军官体重超过规定标准，就会受到警告，并被要求限期整改，整改后依然达不到标准的，就不能在军队继续服役。原海军作战部副部长亚瑟四星上将，曾被提名担任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但由于体重超过规定，未能通过参议院的审查，结果被勒令提前退休。
可惜，英明神武的人民解放军，对其高级将领的体重却没有此类规定。故而毛太孙无需减肥，亦能青云直上。后人谈论这个时代的荒谬与怪诞的时候，有诗为证：“这个少将不是人，天蓬元帅下凡尘。”
毛家不经商，跃上富豪榜
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与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同居并育有三个子女，十五年后终于由二奶登堂入室成为正房。日前，这对新婚夫妇高调到韶山和井冈山，并捐出一千万元用于“革命历史教育”。
陈东升凭借人脉资源、跟随策略，并依靠引入战略投资者，先后进入艺术品拍卖、保险和物流领域，并迅速发展壮大。目前，陈东升旗下企业包括泰康人寿、嘉德国际和宅急送等。在二零一三年的“新财富五百富人榜”中，陈孔夫妻二人以五十亿元位列第二百四十二位，毛新宇所说“毛家清贫，后人不经商”的传统就此打破。
不知毛家第三代中惟一的男丁毛新宇是否看到这则报道，如果看到了，他应当赶紧清理门户。古代的钟鸣鼎食之家，通常由正房的长子执掌家族大权，严格执行“扬善惩恶”之家规。否则，纨绔子弟会败家，如《红楼梦》所云：“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因此，尽管今天的中国不再是毛氏之天下，但毛家好歹是曾经阔过的皇族，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规矩可不能坏了。
什么是毛家的规矩呢？用毛太孙在晋升解放军少将时的说法，“毛家的家规很严，有时候生活清苦，我甚至要靠父母的收入来应付日常开销”。他还说：“你知道，毛主席是不摸钱的，我父母在的时候，我们立下的家规，毛家绝对不从事经商，不从事任何经营活动。”
用这个标准衡量，孔东梅夫妇显然犯了毛家家规。首先，孔东梅夫妇难道没在经商吗？执掌泰康人寿的陈东升拥有超过百亿的财富，孔陈二人亦官亦商，游刃有余。若不是背靠毛家这棵大树，陈东升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平民子弟，哪能在短短十多年间就打造出一个巨大的商业帝国来？而陈东升崛起的轨迹，与他跟孔格格情投意合的时刻刚好吻合。几年前，陈东升卷入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贪腐案件，险些落马，也全靠孔东梅四处打点，方才化险为夷，度过难关。
其次，虽然毛泽东本人是个万恶的淫棍，但共产党从来都标榜“生活作风”要端正。此次薄熙来垮台，罪状之一便是“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网上有人嘲讽说，中共官员若与党保持正常关系，那么与其他女子之间的关系就是正常的；但若与党的关系搞坏了，那么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就不正常了。在孔与陈东升这个有妇之夫交往的十五年里，他们难道不是在“乱搞男女关系”吗？
第三，孔与陈育有三名子女，为何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管不了他们呢？在法律上尚且不是合法夫妻，何以获得准生证，而且一口气生三个？陈光诚因反对政府强制堕胎而遭到当局的残酷迫害，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也在小说《蛙》中也描述了农村妇女受计划生育政策虐待之苦，但毛的外孙女偏偏知法犯法，且享受法外开恩之优待。看来，共产党的法律和政策从来只用于统治庶民，毛泽东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的外孙女也是如此。
既然执法机关不作为，毛新宇就当有所作为，将孔东梅夫妇踢出族谱，禁止其以毛之外孙女的身分出现在公开场合，如是，方能保护毛家之“清白”。
“职业儿子”李勘与“职业孙子”毛新宇
将孙子作为一种职业的，是毛新宇，因为他的爷爷是毛泽东；将儿子作为一种职业的，是李戡，因为他的爸爸是李敖。倘若李戡遇到毛新宇，他们会成为好朋友吗？
毛新宇晋升少将，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将军。显然，这是胡锦涛向毛派致意的方式之一，并以此显示今天的中国依然要坚持毛主义。虽然毛新宇屡次被外界质疑存在智障，但他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倒还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晋升与毛家后人的特殊背景确实是分不开的。
毛新宇的职业不是军人，而是毛泽东的孙子，而且这是他一生的职业。中国的文化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文化，毛新宇窃取少将军衔，这种行径本质上跟太子党热衷的权钱交易有什么差别呢？如果他回韶山老家取种田养猪，我佩服他；如果他勇于批判爷爷毛泽东的暴政与杀戮，我更佩服他。可惜，毛家没有出现这样一个反叛者。
台湾最无耻的文人李敖在凤凰卫视宣扬说：“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第一位巨人毫无疑问是毛泽东。”被毛泽东残杀的七千万中国人的冤魂不会同意李敖的这一高论。在德国，如果有人说，在德意志一千多年的历史上，第一位巨人毫无疑问是希特勒，那么他一定会被关进了监狱。歌颂希特勒不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而是一种反人类和反人道的罪行。然而，在中华文化圈内，赞美毛泽东仍然很时髦，尽管毛泽东暴政时间之长、杀戮人数之多都让希特勒望尘莫及。
在骨子里，李敖与毛泽东一样，都有鲁迅说的“山大王气”。李敖二度登陆中国，美其名曰是送儿子到北大念书的私人旅程，实际上是想效仿当上了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的陈映真，在专制政权之下分得一点残羹冷炙。李敖在陈文茜主持的电视节目中说：“李勘来了，北大的女生要小心了！”这个孩子会像老爸那样荒淫无度吗？我左看右看，实在看不出这个十八岁的、自称没有被台湾教育洗脑却被父亲洗脑的少年有什么魅力，北大的女生实在不必“小心”。
陈文茜大肆吹捧李戡并贬低韩寒。其实，与天纵其才的韩寒相比，李戡只是在父亲的淫威下唯唯诺诺的“翻版李敖”而已，他在接受《南都周刊》访问时说：“我是李敖的儿子，做什么韩寒第二。”除了是李敖的儿子之外，他本人有什么值得媒体关注的价值呢？小小年纪，李戡就知道如何向权力献媚，他说：“大陆的中国史是做得最好的，至少它保留得很完整。”一套没有“六四”、没有大饥荒的历史教科书，如何说得上“最好”和“完整”呢？当被问及北大的学术自由状况时，他居然说：“我学的经济学专业，不需要什么学术自由。”古今中外的经济学家面对如此高论都会瞠目结舌。
李戡说，他可能用不惯北大的马桶。他却不知道，北大的学生公寓大都没有坐式马桶，只有拉绳的蹲式便坑，他肯定用不惯，除非校方看在他是李敖的儿子的份上，给他特别配备一个。不过，北大有将访民污蔑为精神病人的孙东东教授，有将北韩金正日吹捧为当世第一英雄的孔庆东教授，作为李敖的儿子的李戡，在北大得到这群大师的指导，也许真能“名师出高徒”，在北大熏陶几年之后变得比父亲大人“更黄更暴力”。
邓卓棣是“习近平二世”？
据上海《新民晚报》报道，邓小平的孙子邓卓棣近日出任广西平果县副县长。该地是广西最富裕的县之一，邓卓棣负责发展改革、物价、政府法制、农业农村、扶贫和重大项目等方面工作。怪异的是，此消息发布后，很快就从新民网等官方网站上删除了。
邓卓棣是邓小平唯一的孙子，一九八四年出生在美国，根据美国法律，应为美国公民，除非其主动去美国移民局办理放弃美国国籍的手续。邓卓棣毕业于杜克大学法学院（在学校用名字David Zhuo）。邓质方、刘小元夫妇曾携子归国，邓小平公开说过：“谁说我的孙子是美国公民，他回到中国就是中国公民。”虽然敢于血洗北京的邓小平一言九鼎，但他显然是个无知者无畏的法盲，他不能更改美国的法律，他的孙子为美国公民是一个铁的事实。邓小平之强词夺理，反倒欲盖弥彰。
邓卓棣在纽约住豪宅、开豪车，不像他爷爷当年在巴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那么，他为何要放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生活，回到爷爷曾经发动“百色起义”的地方担任七品芝麻官呢？据说，二零一一年，邓卓棣曾因性骚扰女留学生曾被美国警方拘留，被迫从其供职的律师楼辞职。
性骚扰事件也许是邓皇孙动回国念头的直接原因。以皇孙之尊贵，若是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之内，定有无数美女自动送上门来，他看中誰就是誰；哪会像在美国，屈尊去宠幸一个普通女孩，居然还会被告上法庭？所以，纽约纵然灯红酒绿，亦不如中国可为所欲为。
更为重要的是，邓家不愿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其他太子党个个风生水起，邓家又怎能置身事外？既然皇冠可以落到当年被邓小平排斥的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的头上，既然就连毛泽东的傻子孙儿毛新宇都可以当上解放军最年轻的少将，为什么邓家的皇孙就不能被培养成下一代接班人呢？
于是，不到三十歲的邓卓棣匆匆赶回中国“为人民服务”了。《新民晚报》在报道中谄媚地写道：“根据当地干部群众介绍，邓卓棣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知识渊博、能力突出，但为人低调、谦虚谨慎、勤奋好学，从不接受记者采访。”这几句评语，当年也曾用在习近平身上。
日前，习近平在接受外媒访问时，引述韩非子《显学篇》中“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名言，炫耀自己“在农村工作过，担任过大队党支部书记，在县、市、省、中央都执行过任务”，而“干部有丰富基层经历，才能知道人民需要什么”。這条飞黄腾达的道路不是你习近平的专利，邓家也启动了將邓卓棣打造成“习近平二世”的“克隆工程”。
王就是这样造出来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于邓皇孙来说，从副县长到国家主席的路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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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习李体制尚未形成
本文不知作者,但与【彭涛:中国当下政治走向探源：北京为何『倒宪』？】一文起到注解互补作用。
李伟东认为目前并没有形成习李体制。习要走的道路实际上是5年以前就达成的共识，既不是胡锦涛逼着他这么做，也不是江泽民逼着他这么做，也不是7个人当中刘云山裹胁他，都不是，是他的主动行动，是深思熟虑后的主动做法。
5年前，与他在内部达成深度共识的，是今天常委中的两名太子党，就是俞正声和王岐山，在他们之外常委会刘云山等都是跟着吆喝的。五年前究竟达成了什么共识？要从太子党的历史说起。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炮打司令部。那一年有一个深层交易。老邓看江不进行改革，要把他弄下来，出来替江劝老邓的有三个人：陈云，薄一波，然后是李先念。姚依林跟着，王岐山六四也主张镇压。这几个人劝老邓：你一生干掉了一个党主席，两个党的总书记，再二再三不能再干第四个。他们去劝江泽民坚持改革开放，但是劝的过程中跟江有个交易，就是现在我们保着你执政，但是你要保证我们太子党家族（主要是指在北京部长以上级别）一家一个国企，一家一个局长。（笔者插言：最高层家族是部长。）将来要把江山还到红二代手里边，因为陈云同志说了，江山交给自己的子弟才放心。那么，江13年，胡10年，这23年之后就要完成这笔交易，所以在江退胡上的时候，就埋下了这个伏笔，到胡的第二任，就要把太子党当部长的某个人作为接班人。
2007年，在太子党官僚当中，符合年龄段的，当上部长的就是习近平和薄熙来。这年也是十六大最后一年，做了一个选择，就是选中习，不让薄熙来上，薄熙来也变成政治局委员但是发配出北京。这与老一辈跟薄一波的历史恩怨有很大关系，薄一波后来变得非常霸道。加上薄熙来在大连的作为，包括家庭闹得乌烟瘴气，太子党圈里早就传开。薄熙来为此不服，在重庆“唱红打黑”，闹出后来的薄熙来事件。
破格提拔达成太子党执政共识
但是习是怎么上来的？习是破格被提拔的，他从中央委员越过政治局委员，一跃成为中央常委，为什么能这样呢？是因为曾庆红用突然隐退来换他上。他这么一跃，带动李克强也这么跃上来了。你太子党按这种方式，我团派也要按这方式，十七大就成了两个破格提拔，而且胡锦涛本来是想让李克强当一把手的，曾庆红以退为代价换了习近平当第一接班人。
太子党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力气？因为那时候他们就达成完整的执政共识。李伟东几年中通过与军政太子党圈子不停的谈话，了解情况，大体上对太子党的执政共识作了以下排列。
整顿吏治重树新风
2011年在各种聚会上，太子党频频发出愤怒的声音，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太子党智囊张木生的“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http://www.boxun.com/news/images/2013/07/201307042304china2.jpg
北京民间的时政讨论会
李伟东说太子党的第一个共识基于对现实的不满，在他们看来父辈打下的江山已经被包括团帮的行政官僚系统搞的乱七八糟，共产党也被在他们看来是太监、管家、秘书的这类人物，糟蹋的不像话了，贪污腐败非常严重，民众满意度非常低，国际上形象也不好，再这么闹下去就要像苏联一样亡国了。
由于腐败导致亡国。那么太子党要上台，一定要好好整顿吏治，整顿官僚队伍，重新树立作风。这是第一个共识。
记取苏联解体教训，拒绝戈尔巴乔夫
整顿吏治，整顿作风，但是不能像苏联那样整顿，苏联解体的教训一定要记住，不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对自己的历史搞虚无主义，否定党历史上重大错误，然后把党说的一无是处，再轻易放开言论自由、搞私有化、多党制、选举，就会像苏联那样一夜之间垮台。社科学院李慎明、房宁、程恩福（马列院院长）这些人的说法完全都被听进去。这是第二共识。（笔者：在8.19前后，邓力群就公开反对戈尔巴乔夫，批评苏共改革，大讲苏联亡国教训。）
一定要重新恢复毛泽东
太子党的各个家族很多年前已经开始做一件事，彼此私下里谈话、通气、讨论，当成一个重大党的问题来认真研究，首要是刘毛两家（笔者：王光美请毛家女儿吃饭，当时社会不解。）毛把刘邓整了，老邓又把毛弄翻了，你们也就算平了，双方这段恩恩怨怨就过去了。（笔者：其他人就更不算数了。当年“南毛北朱”。中央代表朱理治到了陕北，把刘志丹等都抓起来，当然有习仲勋，坑都挖好了。）是。周志兴在重庆参加小型会议也听薄熙来说过：想来想去党内没有什么正资产，就是毛泽东思想才是正资产，回到毛主席才是正资产。这样认识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认为毛不管犯了多少错误，毛都是精神教父，是领路人。
领路人可能犯错，但是总体上、指引的总方向是对的，在大战略格局上没有错。毛晚年在自己同志当中大开杀戒，等于犯了古代帝王晚年昏庸的错误。年轻时革命道路的选择，直到打下江山创立国家，都是不能否认的历史功绩。尽管把大家的父亲、母亲都整死了，家家都弄得家破人亡，但是没有毛泽东开创的历史、挣下的这份江山，哪有他们的今天？又哪有他们的未来？后来大家达成的共识是毛泽东是我们祖宗牌位，是精神教父，绝不能倒。要是倒了我们接下来所有的根基都倒了，这是第三个共识。
一党专政不容清算
第四个共识与上边的息息相关。毛总体上不能否定，不能走西方的道路，否则一下就垮了，一垮了就会被清算，绝不能容忍清算到来，这应该是第四个共识。（笔者：一党专政绝不能改变，而且要掌握在他们手里。）对，要在太子党手里。
把毛也树立起来了，也整顿吏治了，怎么再往下走呢？
接受并坚持“中国模式”
从北京奥运和西方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官方一直鼓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济模式，从江到胡不管治理的怎么样，这个中国模式道路总体是成功的。GDP变成世界第二了，军力也大幅度提高，政府变得全世界第一有钱，这种情况下还能把江山拱手让人吗？
继续沿着中国模式往下走，这就是自信，就是出路。那么这个出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http://www.boxun.com/news/images/2013/07/201307042304china3.jpg
政治学者李伟东
设计“两个一百年”目标
习近平执政十年，要经历一个点，就是从1921到2021，建党一百周年这个点。目标设计是要实现高水平的小康，就是由现在GDP人均6000美元左右达到1万2到1万5，经济总量到时候将接近美国，就是现在水平上翻一番，从五十万亿翻到一百万亿。也就是17、8亿美元，美国现在是23、4亿美元，总量接近了美国，这是2020年的经济目标。
到建国100年的时候，也就是2049年的时候，GDP要超过美国，这个就意味着他们说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就实现了。（笔者：他们不需要看到第二个100年目标。）他们只要看的是2020年经济翻一番这个点。2020这个点有什么作用呢？
要形成一个圈，这个圈叫做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李伟东问：第一次听我说这个话吧？（笔者：第一次。）别人也这么说。从毛到习形成一个完整的一百年的一个圈，这一百年只要实现了高水平的小康，达到了民族复兴的初步目标，就可以一俊遮百丑。这一俊遮百丑就不得了了，毛所有犯的罪错都可以说成有益探索，都是在前进道路上走的曲折和弯路，因为不管我们犯了多少错误，带领民族走向复兴，在习近平这个红二代身上实现了，习正好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时候的在任总书记，毛之前的人已经不值得一提了，那就是毛泽东到习近平，共产党合法性由此重新确立起来。（笔者：习之前的邓也抹了。）是，那就把邓变成一个中间过度人物。（笔者：邓大点，江、胡小点，成为一个过度时期。）对。最重要的就是毛泽东到习近平，这才是一百年的圈，他就是要画完这个圈，借着民族复兴一百年这个梦捎带把共产党变成一百年都是光荣正确的，重新树立共产党的合法性。
为什么说这是太子党接班之前就策划好的，李伟东想起六七年前就拍了一部音乐舞蹈史诗，叫《复兴之路》，这部电影为建党90周年而作，有两个跟习近平密切相关的人，一个是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淮，出品人；第二个是习近平妻子彭丽媛，是主唱。李伟东认为“中国梦”的思维逻辑那时候就形成了，绝不是习上台之后临时一会左一会右拼凑出来的，这是条深思熟虑的路。
李伟东认为，这个深思熟虑保证了几个问题：第一，保证了党的传统权威和传统手段，可以适当的遏制腐败，一定程度上恢复民心。第二，可以拿钱向民生方面倾斜，老百姓的怨气也会相对降低。第三，中国道路这种做法，资金宽松有力，可以在很多大型建设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比如说现在“神十”上天、深海探测器下潜、高速铁路，最重要的是外电报道六个，实际上是习执政时要完成三个航母战斗群，这是最重大的军力建设，有这三个战斗群基本上跟中国相关的太平洋、印度洋，还有南海地区就可以守得住了，等于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
富国再强兵先于富民，习近平要走这么一条路。到这时候就可以说共产党伟大的一百年都是光辉正确的，
毛120诞辰，习要做什么？
第八个共识，就是习近平今年一上来，在毛120周年要干事，要把毛泽东封圣，就像基督教封圣一样。目前，舆论已经出来了，刘小枫的“国父论”，公开说了合法性就是江山是我们打出来的，我们管理原来有点不太好，有点探索有点失误，现在我们管理的很好，你还跟我们要什么合法性？什么宪政呀选举呀这些我们都不搞，那些都是邪路，我们就沿着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往下走。国父、强兵然后再富民。李伟东说今年对毛的纪念总体上是一个对毛封圣过程，就是要封成国父。他还和贺卫方打了赌，习近平会进纪念堂。
正式接受G2格局
第九个重要共识，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中美共治的局面，正式接受G2格局。就是不去惹怒也不招惹美国，跟美国保持平衡，为自己赢得和平发展空间，然后逐渐跟美国并驾齐驱，直到习近平执政结束的时候，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没有超过美国也要并驾齐驱。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百年之路，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路？是李伟东要展开的第二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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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毛泽东曾被国军捕获 出卖同党免死获释
【大纪元2013年07月01日讯】中共最高层很多有被捕后卑躬屈膝，求乞讨饶的经历。众所周知，刘少奇、周恩来曾经在“文革”中被指控有“投敌自首”的“历史问题”，近年来，毛泽东两次被捕、出卖同党的真相，也开始大白于天下。
关于毛泽东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被捕的事，一直没有旁证，只有毛泽东自己的交待。这一交待被中共一直肯定，其党也无人敢去议论，海外人士也只好承认毛“被捕”后“急智脱逃”的结论。
流传于世的毛泽东“被捕”又“急智逃脱”的记载，出自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该书记录说，毛泽东有一段时间为组织军队，在衡阳矿工和农军之间走动，被国民党属下的一些民团抓到了，要把他送到民团总部枪毙。毛当时手里有从别人那里借到的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者将其释放。普通士兵见有钱收，答应释放毛，负责押送的队长不肯。毛决定逃脱，直到离民团总部约两百码的地方，找到了逃脱的机会，毛挣脱绳子，往田野里逃窜而去。
然而，这个故事版本经不住有心人的考证。1948年秋天，中共势力急剧膨胀，中国东北和天津战役结束的时候，长江以南各省震动。在毛泽东当年被捕的地区，一些中小学教员很自然地对中共和毛泽东的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个金姓的小学教师读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就地调查了1927年毛泽东被捕的情况。最初找不着什么线索，后经朋友介绍，得知有一个60多岁的老人，曾在当时的民团团部做过文书，于是他和朋友寻访到了这位老人。
这位老文书经过久久的回忆，不能肯定抓到的是谁，但记得那年（1927年）8月中秋节前，有个瘦长的男人在镇上经过，因为背的包袱沉重，又东张西望鬼头鬼脑，被民团怀疑背的是枪支，把他抓住，背的原来是100多块银元和一些衣服信件，说是做生意的，当即被解到民团团部审问，经过拷打灌水，才知道是共产党一个头头，他供出好几个同党，有一个同党并且是做县长的，在镇上小铺里等他，也一同被捕获。这个老文书清晰记得的大体情况，就只这些。
金姓教师要老文书回忆他听得的所有其他情况，老文书所知不多，只听说当天民团总部把那几个被捕的人解到边防司令部去。以后的事，就不知道了。金姓教师再次请老文书回忆，提供线索，老文书说当年的团总已死，可去找团总的儿子问问。团总的儿子当时也老了，又有病，对当年毛泽东被捕的事也有兴趣。他肯定当年父亲抓的是毛泽东，但抓的具体情节不大明了，只听说毛泽东能说会道，愿意和政府合作，他的父亲见毛泽东为国军立了一些功，又是同乡关系，帮他讨情，保他回乡教书，谁知后来他却逃到井冈山去了。
中共军队渡过长江以后，老文书下落不明，中共“土改”期间，团总的儿子被枪毙了。后来，金姓教员被中共打成“右派”。他同他的一些好友多次秘密谈论过他调查的经过。金姓教员好友的女儿到香港在闲谈中谈起这些事情，但是，可靠与否，当时她心里也没有谱，其他人也是将信将疑。
大约2000年左右，金姓教员女儿和她的丈夫张时中先生到北京探亲访友，上图书馆看报看书，发现有几本记述毛泽东被捕的书籍，并不如毛泽东对斯诺谈过的那样一致符合，出入甚大，大到足以证实老文书的所述“实而不虚”。
中共建政前后，国内流行一篇宣传资料，将毛泽东当年被捕时对团丁的谈话，详详细细，委委婉婉，写得十分动人。好像除了以金钱贿赂团丁之外，这篇谈话的说服力强，煽动性高，起到了攻心的作用，致使国军士兵欣然同意释放毛泽东。这篇谈话在毛泽东湖南故居纪念馆展出，大约两百多字，考察起来，有造假嫌疑，很可能是毛泽东本人着力捏造出来的，大概他觉得对斯诺的谈话还有漏洞，所以，造作一篇动人的谈话补充宣传。
但是，经过人们积年补充资料，反覆钩沉，历史真相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仅从毛泽东对斯诺谈话的内容来研究，就可以发现漏洞百出，矛盾重重。毛泽东后来不以此历史事件来吹嘘自己，也可能自己感到心里有愧。中共笔杆子淡化这一历史事件，没有大事宣传，亦可能怕纸薄风大，露出原形。
樊崧甫在第五次围剿共党时抓到毛泽东
一般认为，1927年毛泽东被民团抓捕是其一生中唯一一次被捕，不过，在陈鸿年、吴越合着的长篇纪实回忆录《九死还魂草》、吴越着《我的爸爸是冤鬼》里却记载，在国军第五次围剿共党“苏区”时，国军军长樊崧甫的手下曾经将毛泽东抓获。
樊崧甫是国军高级将领之一，爱骑白马，故称“白马将军”。1933年国民政府对共党盘踞的闽赣“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他是主力部队的军长。这一次，共党全线溃败，无奈只好长途逃窜。
就在这一时期，樊崧甫的部下抓获毛泽东。毛泽东开始百般抵赖其真实身份，但军长樊崧甫手上有他的资料和照片，形象鲜明，仅凭他三寸狡辩之舌无法蒙混过关。
樊崧甫是江湖帮派“洪帮”中人，抓到毛泽东并明确了他的真正身份以后，向蒋介石隐瞒了这个消息。最后，他决定给毛泽东路费，让其装扮成普通百姓后离开。这件事情，当然是绝密的，除了樊崧甫和毛泽东本人之外，不可能有第三个人知道。
或许，正因为樊崧甫与毛泽东之间有过这样一笔默契的“交易”，1949年5月上海战役之前，蒋介石电令樊崧甫去台湾，樊崧甫居然藉故不遵从命令，为此蒋介石下令逮捕樊崧甫，关进了提篮桥监狱，共党占领上海，被放出来。共党对樊崧甫这个国军大员，不但不抓，反而极尽优遇，派专人去保护他的住宅，专门把他请去谈话，请他出任中共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共虹口区政协主委，还给他分配了许多社会工作，诸如中共的“抗美援朝委员会委员”、“爱国卫生委员会委员”等等。在1951年中共的“镇反”大逮捕中，他也得到了特殊的保护。
樊嵩甫这个国军高级军官，在中共建政后不仅毛发无伤，还能身居要职，确实有些令人费解。
（责任编辑：古春秋）
中港台时间: 2013-07-01 16:49:55 PM 【万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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