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彤文集】黄河清:鲍彤赞;我所目击的胡耀邦发病经过;鮑彤破禁炎黃春秋刊文談胡耀邦;李平:期待鮑彤真正解禁;未普:十八大前的中共言论管制动向从鲍彤解禁说起;中国现在乱得很:集体总统制原来中国有九个总统;鮑彤文集二十一世紀編7月17日出版;专访鲍彤享受社会救济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秘书: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制造冤假错案的加工厂;邓小平的两面性《也谈改革30年》之三;薄熙來的話提供了一條大綫索—關於政法委協調這種司法制度:中國以盛產冤假錯案聞名於世;肖曼:高瑜呼吁温家宝解除对鲍彤长达16年软
神州有泪
鲍彤：我所目击的胡耀邦发病经过
鮑彤破禁 《炎黃春秋》刊文談胡耀邦:胡耀邦病發 江澤民不懂用急救包;鮑樸驚訝 指監控無放鬆
李平：期待鮑彤真正解禁:政治禁區漫無邊際:輿論更期待鮑彤真正解禁，期待《炎黃春秋》不被秋後算賬，期待法治大過黨治的一日早些露出曙光。
未普：十八大前的中共言论管制动向——从鲍彤“解禁”说起:现在中国这个硕大无比的林子，差不多就只剩下一种鸟，一种只会哼点自吹自擂调儿的官方豢养的鸟。这是13亿中国民众的悲哀，是中共执政当局的可耻！
鲍彤：中国现在乱得很:胡教授撰文宣称中国实行“集体总统制”原来中国有九个总统。中国拥有将近一打（准确地说，是九个）总统。
《鮑彤文集——二十一世紀編》7月17日出版:中國人進入了民眾維權的時代。腐敗和專制的黑暗，將在民眾維權過程中消翳。公道和自由，理性和活力，將通過維權而獲得。維權的過程，就是建立民主制度的過程，在各社會主體之間建立協商對話制度的過程。中國將依靠維權而告別蒙昧，進入現代文明社會。這是一條普世大道。現代世界就是這樣走出來的。中國的現代化也同樣要靠維權來實現。
专访鲍彤—享受社会救济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秘书:真实的情况或者依靠腐败，依靠什么呢？依靠欺骗。依靠什么呢？依靠压住不同的声音。依靠这三种东西来维持自己权力的人。奥巴马总统说的很好，他说：你们站在历史的错误的一方。胡耀邦还在平反冤假错案上救了共产党，我想，全世界的冤假错案，恐怕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制造冤假错案的加工厂。冤假错案是数以百万计，千万计，就在这几十年当中。据我知道，耀邦在当中央组织部长跟当中央总书记期间，由他组织平反的冤假错案，大概是几百万件。我最想说的是：咱们用什么办法来救救老百姓？如果他们最关心的是党，那么我也想请他们考虑，咱们用什么办法来救救这个党？我认为真正要救这个党，只有一条办法，劝他放弃一党专政。我认为丢掉一党制，共产党就可以得到自己新的生命。
独家报道：邓小平的两面性-《也谈改革30年》之三（鲍彤）邓小平百分之百是一位救党主义者。他是党的化身，党性的载体。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对邓他就是党。他的立足点，他的命运，他的利益，他的视野，他的使命，他的喜怒哀乐，与其说在遥远而模糊的人民之中，不如说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之内。邓这个人，在法国打过工，但没有接受人权观念的熏陶，畏惧民主制度。邓的“两个基本点”，其实应该更确切地表达为：第一，经济体制一定要改，第二，政治体制一定不能改。他的“一个中心”其实应该表述为：念念不忘捍卫党的统治特权。邓打的算盘完全相反。他的打算是：通过发展经济，来巩固党的统治特权；也就是说，以经济的大踏步改革，来换取政治制度永远不改革，至少永远基本不改革。这才是邓的底线。越过这条线，对邓来说，就是自由化，就是动乱，就是大逆不道。因此，他和胡、赵分手，是迟早的事，不足为怪，无可避免。
鮑彤：薄熙來的話提供了一條大綫索——關於“政法委協調”這種司法制度:中國以盛產冤假錯案聞名於世。
肖曼:高瑜呼吁温家宝解除对鲍彤长达16年软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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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清:鲍彤赞
鲍彤的“已死未生之际——再评三个代表”写得好极了！
好在深入浅出，说理透彻；
好在条分缕析，清楚明白；
好在平和幽默，文采斐然；
好在机智风趣，犀利活泼；
好在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好在一针见血，击中要害；
好在正气凛然，大气磅礴；
好在收放自如，目张纲举；
好在文士爱读，老妪能解；
好在全篇温文尔雅而内劲鼓荡，透出了无坚不摧的功力；
好在一扫空洞无物，语言无味，造作无稽，游戏无聊，漫骂无耻的文风；
好在感性论述，理性归纳，于轻松无形，不露痕迹中见出其高深的理论内涵。
有柳三禅者，评“鲍彤反三个代表”，（见“新世纪ncn.org”网站9月6日文，原载香港太阳报9月号）既指鲍彤“与江泽民不共戴天”，继斥鲍文“有浓厚的‘文革’风韵，很有火药味，但理论价值就受影响”，却不列举半字事实，未悉何为？！然其别扭怪气，则明白如画，跃然纸上。故余仿柳文，作此鲍彤赞。愿有心人一览鲍文，再瞥柳文，则明余言之不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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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我所目击的胡耀邦发病经过
来源：電子郵件 群, 照片 | 2012/8/14
前几日，偶然间看到贵刊2010年第2期，上面刊有一篇王敏清局长的署名文章，题目为《我参与了抢救胡耀邦》。读过之后，感到文中所谈的当年胡耀邦同志发病和抢救经过不够完整，有的与事实有相当出入。作为当年耀邦同志发病现场的目击者之一，我认为有必要致函贵刊，对这一历史瞬间的事实加以厘清。
该文在前半部分，驳斥了几种社会上流传的关于胡耀邦同志发病过程的说法，认为他们说的不符合事实。为了“以正视听”，作者叙述了他的经历，说，“1989年4月8日中午12点15分，我……突然接到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说‘胡耀邦病倒在怀仁堂’”之后，立即乘车赶往中南海，参加了抢救胡耀邦的过程。作者说他“当时是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局局长、内科主任医师，又是第一时间到达中南海现场的当事人，并处理了抢救胡耀邦的全过程，直到把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病房。”对于作者的身份，我不是很清楚。仅就其上面叙述的经过来看，至少他没有参加那个“全过程”。因为，耀邦同志发病的时间，不是中午12点前后，而是比作者得到通知的时间早了两个小时甚至更早一些。
1989年4月8日上午9时，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听取教委党组起草的关于教育改革文件的汇报。作为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秘书，我列席了会议。胡耀邦坐在椭圆桌这头，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坐在那头。我们这些列席会议的人员坐在后排，我所坐的位置距离耀邦同志仅3～4米左右。
会议刚开始不久，我估计不到10点，耀邦在座位上，一边捂着胸口，一边向紫阳挥手，说：“紫阳同志，我这里不太舒服，要请假……”紫阳见耀邦用手按着心口，就问：“你是不是心脏有病……”耀邦一边挣扎着想站起来，一边说：“过去我自己也不知道，上次出差……（我不记得耀邦是说‘湖南’还是‘江西’），他们（那里的医生）说我……”紫阳说：“你如果有心脏病，现在千万不要动，千万不要站起来，不要移动。”紫阳立即叫中办马上找医生。这时，耀邦已疼痛得说不出话了，靠在椅子里。紫阳问：“谁有心脏病的急救药？”政治局委员江泽民在座位上犹豫了一下，说，“哦，我有，我没有心脏病，从来不带这种东西，不过老伴一定要我带”，于是从包里找了一个急救包出来。可是在座的人都不知道急救药应该怎么用。这时，一位工作人员说，他知道，站起来讲解。
至于药是不是给耀邦服用了，我不清楚。反正中南海的保健医生、护士带着仪器药物很快就赶到了，立即投入抢救。又过了一会，看到医务人员在紧张工作，赵紫阳松了一口气，说：“我们腾地方，这里需要安静。为了保证对耀邦同志全力抢救，我们大家转移到勤政殿开会。抢救工作请家宝同志留在这里主持，有什么情况随时到勤政殿报告。”大家都依言迅速离开会场。后来，政治局会议快结束时，温家宝到勤政殿报告：“抢救过来了。”会议结束后，紫阳留下家宝，又详细询问了情况，叮嘱在可能时尽快转送医院。
这就是我所目击的胡耀邦同志发病的经过。这里，我想指出的是，贵刊所发的这篇文章中所谈到的，是作者在当天中午12点之后的经历，但是耀邦在两个小时前发病的第一时间，作者并没有在现场，他所了解的情况并不完整；他所否定和指斥为“臆造”的一些说法，有的是事实，有的与事实接近。
最重要的问题是，作者说，“我在做保健工作数十年期间，无数次的重病抢救中，从未见过有高层领导人在抢救现场指挥。”作者这些话，对其他人的抢救，想必符合事实，唯独不符合抢救胡耀邦的现场。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都在场，和我同坐在后排的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等列席会议的人员，都看到了，可以证明，大家都非常关心耀邦同志的安危。而且，作者还进一步说，“领导人我一个也没见到！难道他们见我来，都撤离了？”这句话不知道作者想说明什么问题。
胡耀邦同志是我们所尊重和爱戴的领导人。他在疾病袭来甚至可能危及生命的时候，仍然坚守在他的岗位上。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同志在耀邦发病之后，立即叮嘱耀邦切不可起身走动，叫工作人员赶快请医生，在医生到达并开始工作后，决定中断会议，转移会场，以便为耀邦提供安静的抢救环境，这些都是事实。我作为目击者，有责任将亲眼所见讲出来，留给历史。
——炎黄春秋 2012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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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彤破禁 《炎黃春秋》刊文談胡耀邦
来源：電子郵件 群, 照片 | 2012/8/13
鮑彤与鲍朴（2008年摄于北京）
（明報專訊）在內地最新一期《炎黃春秋》上發表文章，憶述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1989年4月心臟病發的過程，令外界驚呼鮑彤已經「解禁」。其子鮑樸也感到驚訝，稱當局早在「六四」之後已經明確禁止鮑彤在國內發表任何文章，而據他所知，現時對父親的監控並無任何放鬆。
《炎黃春秋》是內地敢言的政論、歷史類月刊，此次鮑彤的《我所目擊的胡耀邦發病經過》以「讀者來信」的形式刊出，約1000多字。文章一開始稱，《炎黃春秋》有篇舊文對當年事件的敘述不夠完整，他感到有必要釐清而致函。
胡耀邦病發 江澤民不懂用急救包
他憶述，1989年4月8日上午9時許，中央政治局正在開會，胡耀邦坐在離他3至4米的位置。接近10時左右，胡耀邦突然一手捂胸口，向趙紫陽揮手說「紫陽同志，我這裏不太舒服，要請假」，趙紫陽他不要動，立即叫醫生。時任政治局委員的江澤民拿出心臟病急救包，但不懂用；工作人員隨後趕到，搶救工作由時任中辦主任的溫家寶主持。
鮑彤強調，胡耀邦在疾病來襲時仍堅守崗位，「是我們所尊重和愛戴的領導人」，而當時主持會議趙紫陽也以搶救為先，中斷會議，「這些都是事實」。文後註明的日期是「2012年6月12日」。
鮑樸驚訝 指監控無放鬆
胡耀邦最後在4月15日逝世，學生悼念他的活動最終演變成「六四」事件。鮑彤之子鮑樸回應本報查詢時說，當局在六四後已經明確禁止鮑彤在國內發表任何文章，而監控並無任何放鬆，雖然是以「讀者來信」的形式，但的確是署名「鮑彤」本人而非間接的「口述整理」之類，他也感到非常驚訝。
明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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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期待鮑彤真正解禁
来源：電子郵件 群, 照片 | 2012/8/14
港蘋
中共高層齊聚北戴河為十八大人事安排展開最後爭鬥之際，政壇風雲詭異。一方面，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意外地被解禁，在官方認可的《炎黃春秋》月刊發表文章；另一方面，谷開來案、王立軍案的審訊驟然加速，但被革職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仍杳無音訊，不知甚麼時候可以亮相。
鮑彤與薄熙來的政治立場完全不同，前者是改革派的代表，後者是極左派的代表，但同樣成為當局的禁錮對象，既失去言論自由，也被微博、百度列為搜索的屏蔽對象。鮑彤當年被控洩露國家秘密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囚7年，擺明是政治檢控。刑滿獲釋後，鮑彤仍長期處於被軟禁狀態，毫無自由可言，擺明黨治大過法治。
不過，薄熙來面臨政治控罪的機會微乎甚微。前車可鑑的是，前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被控貪污罪、玩忽職守罪，判囚16年；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被控受賄罪、濫用職權罪，判囚18年。因此，薄熙來可能因谷開來殺人罪、王立軍叛國罪，承擔玩忽職守罪責，再加其他經濟罪名。外界關注薄熙來的現況，固然有其支持者的吶喊，但更多的是基於關注其司法人權，是基於「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衞你說話的權利」。
政治禁區漫無邊際
但是，無論自由派，還是極左派，只要他們的言行被中共主政者視為踏入禁區，結局就是一樣的：從言論禁絕到人身禁錮，難以倖免。至於禁區在哪裏、有多大？這也是機密，也是禁區。一黨專政豈容得下政治透明？由歷史禁區、影視禁區、司法禁區、學術禁區、網絡禁區等等，堆砌成的政治禁區幾乎是漫無邊際。
鮑彤今次可以發表文章，應是《炎黃春秋》一向的「秉筆直書，不增美，不溢惡」風格的體現，不代表中共高層對平反「六四」有進一步的動作，不代表自由派的言行得到解禁。因此，輿論更期待鮑彤真正解禁，期待《炎黃春秋》不被秋後算賬，期待法治大過黨治的一日早些露出曙光。
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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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普：十八大前的中共言论管制动向——从鲍彤“解禁”说起
来源：電子郵件 群, 照片 | 3:08
2012-08-15
13日清晨，网上传来消息，鲍彤破禁，在《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载文，谈胡耀邦去世前的发病经过。有评论人士和网友说，此事背后定有玄机，这或许意味著鲍彤及其文章已经“解禁”，或许意味著言论管制可能放松。
这样的分析和猜测并非没有道理。《炎黄春秋》是中国最敢打擦边球、最另类的刊物，其社长、主编、顾问和记者都是中共党内力主改革的开明派。该刊曾经屡登温家宝、田纪云等中共现任高官和前高官纪念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文章。鲍彤也是中共前高官，但却非同一般。他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中，因支持赵紫阳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运、反对镇压，而被判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入狱七年，1996年5月刑满释放至今，一直被软禁，官方明令他不得在国内发表任何文章。
然而，就在十八大即将召开，中共领导人即将换届之际，改革派的刊物，刊登改革敏感人物的文章，其正面意义无疑令人遐想，也令人鼓舞。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共近几个月在言论管制方面的主要动向，却很难得出任何正面乐观的结论。
很多迹像显示，中共在十八大前，正进一步收紧对言论、新闻和媒体的管制。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而相反的例子，却寥寥可数。
仅在7月份的后半个月，就有一连串敢言报刊遭到中共宣传部门的严厉整肃。《东方早报》是上海的良心报纸，7月16日遭整肃，社长和副总编被免职停职。起因是它最近发表多篇呼吁约束公权力的文章，其中包括“民企本就有权进入所有市场”。该文引述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的话说，“中国社会走到这一步，就是要约束公权力，不让公权力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不让他们获得大量垄断权、大量稀缺资源的掌控权。”
广州的敢言报刊《新快报》因转载了一篇有关政治局委员知青时代的文章，惹怒了宣传部门的官员。7月15日，其总编被撤换，国际和国内新闻的报道被大幅削减，改为著重报道广州本地的新闻。
7月下旬，《经济观察报》遭北京文化执法队整肃，表面理由是异地办报，但知情的人都知道，这家办了十年、颇有读者群的报纸，一夜之间成了“非法出版物”的真实原因是，它报道了北京“7.21”暴雨后连续两周的灾情，并且质疑官方公布的死亡名单。
整肃《经济观察报》的北京文化执法总队，名义上是扫黄打非，实际上是思想警察。他们不仅打右，而且打左。姚监复近日在德国之声刊发一文，题为“中左智囊的《香港传真》被查封，”查封者也是北京文化执法总队。此事就发生在胡温二人高谈学术自由、学术民主和政治改革之际，这令学界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对当局极为愤怒。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一些温和宪政派研究社会问题的文章不准发表，理由是担心引发社会动荡。湖南和重庆发生了几起因表达思想观点而被强行劳教的事件。还有，北京方面的消息显示，新华社内部的人事调动有明显的倾向，思想温和的下台，思想强硬和官方保持一致的上台。
这些例子说明，中共在十八大前夕的言论控制，正在趋于紧缩，而非趋于宽松。其实，这个政治动向，一直就很明确。为了确保十八大顺利召开，中共就是要刻意压缩思想、言论和出版的空间，把任何可能引发社会不稳的思想、言论和出版，统统扼死在萌芽状态。当他们全力把极右和极左的声音打压下去之后，现在便忙著枪毙中左，封杀中右，直到最后只剩下他们自己的声音：统一的官话、大话、空话、套话、假话和谎话。
记得2008年北京举行奥运时，习近平曾把一些批评声音比喻成“一个笼子里有各种鸟，如果把那些吵得厉害的鸟拿出去，那么笼子里就不热闹”。现在中国这个硕大无比的林子，差不多就只剩下一种鸟，一种只会哼点自吹自擂调儿的官方豢养的鸟。这是13亿中国民众的悲哀，是中共执政当局的可耻！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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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中国现在乱得很
来源：電子郵件 群, 照片 | 2012/7/10
图为鲍彤近照
清华有个胡教授，撰文宣称中国实行“集体总统制”。集体集体，到底几个？他有数有目，不多不少，说是九个。原来中国有九个总统！一查宪法，于法无据。无稽之谈，不足挂齿，但主旋律的海外版居然堂而皇之登了出来。若说是胡教授招摇撞骗，人大委员长理应辟谣。若说人大官僚主义，反应迟钝，也不尽然——明明港人治港，但在既非外交又非国防的纯香港事务上，委员长偏偏抓得挺紧，效率挺高，现在事关国体，他却沉默不语，弄得中国人不知道自己有几个总统，也弄得外国的礼宾官不知道对中国的九位总统应该如何鸣炮礼遇。无巧不巧，根据胡教授的说法，主管人大的，和主管主旋律的，恰恰都在九总统之列。你说，这是不是乱了套？
乱七八糟的事情多得很。去年年初，有人提出了一个「社會管理」問題。谁来管理社会？按照毛泽东当年认同过的「民有民治民享」，唯一的答案应该是老百姓。但人大和政协的现任主要领导人都不承认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存在，可见人民必须「不有不治民享」，他们才痛快。顺便说说，政协的主管也同人大的主管一样，赫然是九总统之一。至于后来的事情，人所共知，中国全社会就最后委托给一个“政法委”，被它管起来了。而“政法委”的头子，当然更是九总统之一。一个人管全社会，好不权倾天下！
“政法委”这个组织，在宪法上找不到。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据调查，各级人民法院，从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必须服服帖帖受“政法委”这个非法定的机关及其书记的领导。你说，中国哪能不乱？
一方面是法定的，中国只有一个主席；另一方面是主旋律规定的，中国拥有将近一打（准确地说，是九个）总统。到底是法定的一个大，还是非法定的九个大，谁说得清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出现了这种乱相，你说应该由谁负责？
中国有环保法。如果什邡钼铜冶炼厂不是依法立项的，环保法有什么用？反之，如果这个厂确确实实是“依法”立项的，请问，环保法又起了什么作用？在这两种情况下，党和政府都在干些什么？现在好了，拨乱反正了，在什邡居民特别是在英勇的九零后青少年的据理力争下，在守望相助的邻近地区的正义声援下，当局宣布改正错误。有错能改，这是很好的，值得表扬，值得欢迎。问题在于留下了尾巴，拨乱不彻底，反正也不彻底，因为至今尚有多位抗污义士在押未放，真是岂有此理！若说他们触犯了警车，警车本来就根本不应该为保卫污染而出动！现在应该痛定思痛，不去进一步解决发财牟利派出警车镇压民众的那个腐败动乱之源，反而把拨乱反正的义士继续关押不放，如此倒行逆施，不知道是哪一位主管维稳的集体总统的馊主意。
——原载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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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彤文集——二十一世紀編》7月17日出版
来源：電子郵件 2012/7/7
書名： 鮑彤文集——二十一世紀編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Bao Tong
作者： 鮑 彤
序：
頁數： 532
出版： 2012年7月17日
經銷： 田園書屋 電話：852-2385-8031
ISBN: 978-988-15570-7-0 定價：HK$138
鮑彤，祖籍蘇州桃花塢，1932年生於浙江海寧硤石鎮。
1949年，就讀於上海南洋中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7月畢業，調入中共中央華東局，在組織部幹部處任幹事。1954年，調入中共中央組織部，在幹部管理處任幹事。1957年，在「反右派」鬥爭中被批判半年。1965年，任中央組織部研究室副主任。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被鬥爭7年，定為「走資派」，下放。
1977年 ，調全國科學大會，任文件起草組負責人之一。1978年，任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兼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79年，參加中共中央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
1980年5月起，調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秘書。1982年，兼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委員。1984年，兼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1986年，兼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主任。
1987年，兼任中共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組組長。在同年召開的十三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任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兼中央宣傳小組成員，中央黨建小組成員。
1989年「六四」事件中，鮑彤支持總書記趙紫陽「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反對鄧小平使用軍隊鎮壓，於5月28日被押入秦城監獄審查；兩年半後，被宣佈逮捕。1992年3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認定嚴重触犯刑律，開除黨籍。7月，由法庭秘密審判（公開宣判），以洩漏國家機密罪和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7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
1998年5月，從被宣佈恢復政治權利的第二天起，接受各國傳媒採訪，開始獨立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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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進入了民眾維權的時代。腐敗和專制的黑暗，將在民眾維權過程中消翳。公道和自由，理性和活力，將通過維權而獲得。維權的過程，就是建立民主制度的過程，在各社會主體之間建立協商對話制度的過程。中國將依靠維權而告別蒙昧，進入現代文明社會。這是一條普世大道。現代世界就是這樣走出來的。中國的現代化也同樣要靠維權來實現。
摘自本書〈序一：中國人進入了民眾維權的時代〉
中共黨史的各種教科書總是說：它為中國人民立下了驚天動地的兩大功勞：第一，它在1949年以前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了民主革命的勝利；第二，又在1949年以後領導中國人民搞了社會主義。我認為這兩句話都是神話。事實上，民主和社會主義在中國都談不上。中國沒有民主制度，哪裡談得上民主革命的勝利？中國除了國有化以外，找不到其他似乎可以攀得上「社會主義」的東西，哪裡搞過什麼社會主義？
根據事實，我認為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共搞來搞去，既沒有搞民主，也沒有搞社會主義。
摘自本書〈序二：中共沒有搞民主革命也沒有搞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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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出版前言
代序一：中國進入了民眾維權的時代
代序二：中共沒有搞民主也沒有搞社會主義
二零零一年
是人權的最好時期，還是腐敗的最好時期？
看不到中國有進行政治改革的跡象
透視中共八十年的歷史
允許企業主入黨不是政治改革
什麼是極權主義
評論中共十五大
二零零二年
關於司法獨立
已死和未生之際
十六大是可以預知的
觀念的扭曲和權力的扭曲
評北京市的「戶籍制度改革」
十六大本來應該是還債大會
十六大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總結十六大
2002年終的中共：有三個代表而無領導核心
一黨專制把它自己逼進了死胡同
二零零三年
對十屆人大第一次會議的四點意見
人大本身需要改革
高度集權解決不了多元社會的矛盾
中國需要有膽有識的新人
非典型肺炎（薩斯）
評香港落實「二十三條」
胡溫上任三個月和我對時局的看法
關於打開「二十三條立法」僵局的三點建議
不知道三中全會最關心的是什麼問題
不知道三中全會算不算一次重要的會議
中國有了太空人意味著什麼？
再談中國有了太空人意味著什麼
一元領導和多元市場的矛盾
二零零四年
蔣醫生的信份量極重，非同尋常
三個代表入憲，未必是福
致信黨國領導
正是人權「最好」時
咫尺天涯念紫陽
天安門事件的理性解決
還好今夜維園有燭光
釋迦
二零零五年
追悼趙紫陽
鮑彤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信
中國向何處去
清明祭紫陽
港人民主治港是大陸民主的火種
把耀邦的精神注入中國的政壇和文壇
二零零六年
趙紫陽的政治遺囑
《趙紫陽紀念文集•續編》序
序宗鳳鳴追記整理的趙紫陽談話集
論「和諧社會」
二零零七年
未來的中國之命運
評國務院的外媒採訪新規定
評物權法的啟蒙意義
再評物權法的啟蒙意義
論反右派鬥爭的非法性
壓力是個好東西
「行政主導」意在摧毀香港司法獨立
國魂五十年祭
新聞出版救國粗議
隔靴搔癢
二零零八年
護法•維權•愛國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改革開放的大會」是一個神話
評中央準備同達賴喇嘛接觸磋商
一篇有普遍意義的講話
奧運和中國的真相
金牌一定很多，不可樂而忘憂
「最好」已經失之交臂，「平安」是可以保得住的
中國向奧運展示一黨制的努力
公平競爭的遊戲規則
奧運展示一黨大國的高效豐采
毒奶粉
黑幕不滅，人禍不絕！
評所謂「新土改」，兼論鄉村普選不可緩行
中國公民的命運和天職
中國的侵權專業戶和他們的保護傘
中國法律是各級黨組織的工具
「零八憲章」何罪？
我想勸勸外交部發言人
也談改革30年
二零零九年
六十年了，需要有個「競選路線圖」
向全國人大提出三點建議
美國之音專訪
趙紫陽錄音回憶的歷史背景
所謂「中國不搞西方那一套」
逮捕劉曉波是個大案
談談中美對話，以及一項史實
2009年終談人權
二零一零年
異數中的異數
從劉曉波終審中得出的結論
「六四」二十一週年和新保密法
我看胡趙關係
權力繼承制度的風險和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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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鲍彤—享受社会救济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秘书
来源：電子郵件 群, 照片 | 2012/7/2 (这是電子郵件发出的日子，采访日期应当是三年前，即2009年)
（一）
美国之音记者张楠与何宗安最近在北京对前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秘书兼政治改革委员会主任鲍彤做了电视采访。鲍彤谈到了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平反，到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演说等一系列问题。中文部电视组据此制作了纪录片。以下为访谈摘要：
张楠：我们知道六四之后，您被判刑七年，七年之后您获释，又被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鲍彤：名义上是两年。
张楠：那么现在您是不是已经完全恢复了自由？
鲍彤：我想，我只能讲我已经适应了。
张楠：适应什么了？
鲍彤：适应了我现在的处境。至于恢复自由，那么我相信，中国的老百姓没有一个人得到过，或者正在享受着中国宪法所规定的自由。
比方说言论自由。符合组织原则的话可以说，被鼓励说，不符合组织原则的话是不准说的，或者说，说了以后会使你感到恐惧的。
集会结社的自由，我相信中国老百姓是不存在的。当然，共产党开会是用不着到民政部或者公安局去登记。但是，老百姓要是集会结社的话，当局认为这是针对他们的话，如果他认为这是一种敌我矛盾的话，那他可以随时取缔，而名称就是，你没有向有关当局申请，也没有经有关当局批准。
至于信仰自由，我想中国的信仰自由实际上只是在表面上，他要求你信仰共产党所信仰的一切，而不喜欢你信仰共产党所不喜欢的一切。不管是基督教，伊斯兰教或者藏传佛教，实际上，没有信仰自由可言。
也就是说，有信仰共产党主旋律的自由，没有信仰非主旋律的自由。如果说中国人都不普遍存在充分的自由，那么我的不充分的自由也应该适应。
张楠：那您出入啊或去其它地方是不是都允许的？
鲍彤：有允许的时候，大部分是允许的，但是允许的情况下，我是在被监控的情况下允许的。
也就是说，我即使跑到门口，去买一瓶矿泉水，也有人盯着我。有一辆汽车，一辆摩托车，再加上若干个步行的人一起跟着我。为什么我去买一瓶矿泉水需要有人跟着呢？我想无非是对我不放心，因为万一我出去后，我说：“Taxi”，那时候，汽车马上就要跟上来，所以汽车会随时出动。
那么为什么还有摩托车呢？因为，汽车跟我的时候遇上红灯时，我过去了它（指汽车）没过去，他的摩托车可以非常灵活的抢过红灯，它是有当局发给的证件的，不怕闯红灯。
因此，即使我只走一个街区，也有步行的，汽车，摩托车跟着我。我是想说明的，既使是晚上12点出去，也有人值班。我离开我家门的时候，他们就得到消息，因此，我走到门口的时候，他们也从别的地方走到门口跟我会合，然后，一起走。
张楠：刚才我们开车，也就是从我们美国之音的北京分社一直开过来，经过了长安街，经过了天安门，这段路就是当年解放军杀进北京的那条路线。我也发现您所住的这个地方，离当时开枪的地点非常近，而且附近不远处也有复兴医院。复兴医院当时接收了大批的死伤的士兵啊和学生啊，这是当时的情况。那么回想当年的情况，我想知道，天安门发生镇压的时候，您在什么地方？
鲍彤：我在监狱里。
张楠：噢，那个时候您已经在监狱了？
鲍彤：我从5月28号就在监狱里。没有说逮捕我，说是监视居住。因此我是在监狱里被监视居住的。我原来以为监视居住就是我住在什么地方，有人来到我居住的地方监视我，我以为是这样，而不是把我放在监狱里来居住。
因此我知道，监视居住和坐牢在中国实际上没有任何区别。他的区别只是可以不履行法律规定的任何手续，不经过任何合法机关的批准，没有任何的法律有效文件，就可以宣布你是监视居住的对象，而且要在他需要监视的地点。
张楠：是秦城监狱吗？
鲍彤：秦城监狱。
张楠：那您是怎么知道发生六四镇压的？
鲍彤：大概是在6月8号或9号的时候，因为从6月4号以后，我没有得到人民日报。当时在5月28号坐牢后，天天可以看人民日报，但是6月4号以后，就不给我报纸了，我天天要天天不给，大概到了6月8号或9号的时候，给我报纸了，我才知道天安门发生了一个大悲剧。
张楠：您到那个时候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您当时是一名共产党员，那么看到共产党所领导的子弟兵向人民开枪，不知道您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情？做何感想？
鲍彤：我当时是共产党的一个中央委员，而且是主管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央委员，也是参与了解中共最高层决策的一个中央委员。因为我当时的身份是，除了中央委员以外，我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秘书，我还是中共中央政治改革委员会的主任，中共中央宣传小组的成员，中共中央党建小组的成员。
所以当学生学潮开始的时候，了解学潮的情况，这是我的职责的一部分，我是在这种情况下到秦城监狱的。到秦城监狱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要逮捕我，只是说政治局常委要开会，要我参加。
因此，我跑到中南海，一到中南海，有一个政治局委员跟我聊了几句天儿，聊了几句非常一般的天儿。他问：最近在忙什么？我说：最近很忧虑，他问：什么事情啊我说：不知道学潮现在处在这样一种僵持状态到底应该怎么解决？他问：那你现在安全不安全啊？我说：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安全的。他说：是不是应该找个地方，安全一点，保护一下，因为现在很多学生要找你？我说：没有，没有学生找我，他说：你还是找一个地方安全一点儿；
我说：我的家就住在复兴医院的边上，当时这个地方有一个楼，叫24号楼，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部长的宿舍。我当时就住在部长楼里。当然后来我出狱后，就把我扫地出门了，送到八宝山了。我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不安全的。
当时所有的部长都住在这里，我的办公室在中南海，在中南海的勤政殿，也就是中共中央常委办事机构的地方。5个常委有5个办公室，我作为常委的秘书，我也有个办公室，也在那个地方。
我说：这是最安全的地方，我晚上不回家，就在勤政殿住，没有必要嘛，他说：恐怕还是考虑考虑住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好些。我说：谢谢你的关心，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我出来时我发现我自己的车没了，换了一辆车，这辆车我看到的号码是：GA公安。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告诉我，就是这个车。我心里知道，那就是公安部专门运送囚犯的车。
我找谁呢？一个人都不认识，送我出来的人是一个政治局委员，他跟我热烈握手，走的时候跟我热烈握手，手握的非常紧，当时没有任何预兆。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说：走吧。我就进去了，我进去时是在后排坐着，他说，请你再进（去）一点，那么这边上来一个人，右边上来一个人，左边上来一个人，后边上来一个人，前边有两个人，一个是司机，（另）一个人拿着对讲电话，开出去了。
当时街上到处都是学生，市民。有的在游行，有的在发表演讲。车走动哪里不通，就拐个弯儿，再走，不通就拐个弯儿，再走。因此，我已经糊涂了，闹不清是什么方向了。最后，显然是到了郊区，看到了山，进了两道铁门，我下来，有三个人站在车边上，迎接我。
我下来后就问，这里是不是秦城？这三位迎接我的人说：是的，第一个说：我是监狱长，他指着第二个人说，这是监管处处长，指着第三个人说，这是监管科科长。这时，送我来的车，回头就走了。我注意到，我出来的时候，我的车后边的情况我不知道，前面有一辆车开道的，也是GA，也是公安，他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一到秦城，回过头一看，两辆车都走了。
那么，我就在秦城住下来了，在秦城住下来没有任何手续，也就是说，我进监狱，没有任何法律文件。我问他们是不是要找我谈什么事情？监狱长，监管处长，监管科长说，不会有什么事情。那么我说，我很疲劳，我想睡觉，他说，可以，我进了我的地方，我那个地方有个小花园，那个地方有个房子，大概有10个平方米的样子。为什么说10个平方米呢，因为除了一张床，就没有东西了。所谓床呢，就是两条长板凳上面一块木板。那是夏天5月28号，我很累，躺在床上我就睡着了。这就是我到秦城的时候情况。
至于后来开枪6月3号我不知道，4号也不知道，到了8号，9号我才看到报纸，说是平暴，平定了暴乱。
接着我就知道了，到了6月30号，有一个人叫陈希同，当时他是北京市长，他代表国务院中国人大常委，也就（等于）是美国的议会作报告，关于平定学生暴乱的报告，其中提到我的名字，说我有多项罪状。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被平定了，那一场学潮。如果说邓小平一开始称它为动乱，那到这个时候已经成为暴乱了。
张楠：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6.4采取这种血腥镇压的方法，你觉得给中共，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什么？有什么样的后果？
鲍彤：我认为，他给全世界的共产党丢了脸，马克思都会在九泉之下感到惭愧，感到内疚。
张楠：那么这些年来，人们一直在呼吁给六四平反，您认为平反六四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有什么样的意义？
鲍彤：我认为，如果六四能够平反，就意味着中国能够得到新的生命，意味着中国能得到新生，意味着中国人民有自己的人权。因为六四本身就意味着中国老百姓是没有人权的，而只有中国的领导人是有践踏人权的特权的，是有拿国防军来对付学生，来对付市民的特权。
张楠：那么现在来平反六四的话，据您看会不会引发动乱和社会不稳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措施来平反六四会比较稳妥一些？
鲍彤：我想，如果六四能够平反，那么这就是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开始。即中国真正成为和谐社会的起点，我认为这是不值得害怕的，即使对共产党来说也不值得害怕。
如果共产党能够平反六四，那么共产党就建立了超越毛泽东，超越邓小平的功勋，也就是说使共产党从人民的主人，真正开始变成一个人民的代言人，或代言职业。那他就能得到新的生命，会得到老百姓的拥护。
张楠：那您对最终给六四平反是不是抱有信心呢？
鲍彤：我认为，如果要讲老百姓，老百姓从来没有认为镇压六四是正确的。在六四以后，我所接触的人，不管是40年以前，还是50年以前，60年以前的朋友，见了我都非常亲切。这种感觉使我知道，在老百姓的心里对六四的看法跟官方的书上所宣传的关于六四的说法根本不是一回事。
张楠：那么有人说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果，这说明1989年中国动用军队对付天安门的民主运动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对于这样一种说法，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评论？
鲍彤：我想，我可以非常冷静的说，这是一种希特勒的哲学，这是希特勒都不敢说的哲学。有人说，中国今天的繁荣是当年的镇压造成的，那么请问，如果这是一条真理的话，那么为了中国继续繁荣，难道还要继续镇压吗？为了使中国永远繁荣，难道要永远来镇压中国老百姓的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吗？
我说，这种逻辑，只能说是希特勒的逻辑。我想我已经用最温和的话，我不想用强盗逻辑之类的话。
张楠：我们知道，六四镇压据说是邓小平亲自下令进行的，造成至少数百人的死亡。那么我们也看到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先驱人物和领导者，对中国今天的繁荣也作出了贡献。那么对邓小平这个人，您怎么评价？
鲍彤：我想，我这样来评价邓小平，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的化身，邓小平确实是中国80年代经济改革的最有力量的支持者，其所以支持中国的经济改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很多人认为这个死路一条是指中国人死路一条，其实，错了，应该说是共产党死路一条。
邓小平很清楚，白猫，黑猫，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什么叫逮住耗子，就是保持住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如果市场经济可以使共产党保持统治地位的话，那么他可以抛弃计划经济，抛弃列宁，抛弃斯大林，抛弃毛泽东。但是他的中心点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地位，统治地位。也就是说，他所谓要抓的那只猫，并不是人民的幸福，并不是人们的权利，而是共产党的统治地位。
因此，当他认为学生对共产党的领导构成某种威胁的话，不管是真威胁还是假威胁，是真实的情况或者依靠腐败，依靠什么呢？依靠欺骗。依靠什么呢？依靠压住不同的声音。依靠这三种东西来维持自己权力的人，（像）奥巴马总统说的很好，我认为很好，他说：你们站在历史的错误的一方。当然，奥巴马并不认为这样的人是他的敌人，他说：只要你松开拳头，那么，我也可以向你伸出援助之手。
我想，美国新总统的这番话，我认为，我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我觉得能够引起我的共鸣。我也认为当中国共产党动用几十万国防军来对待学生，来对待市民的时候，是站在历史的错误方面。他是为了压制不同意见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因此他是站在历史的错误方面。
但是，如果他能松开自己的拳头，不再坚持说稳定压倒一切是正确的，平动乱，平暴乱是正确的，那么我想，我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我是可以跟他合作的，我也可以向他伸出我的援助之手，跟他一起来建设中国的和谐社会。
张楠：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赵紫阳吧。
鲍彤：好。
张楠：六四以后，您有没有再见到过赵紫阳？
鲍彤：没有，我最后一次见到赵紫阳，是在1989年5月，大概是5月26号。也就是说，26号，我还见到过他一次，27号我没有到他家里去，28号我自己就到了秦城。在秦城呆了七年，我当然不可能见赵紫阳，后来我又（被）剥夺政治权利两年，我为了避免当局多心，怀疑，愚昧，我没有跟赵紫阳有什么联系。
张楠：那么，以后呢？剥夺政治权利两年以后，有没有电话联系或某种（其它）形式？
鲍彤：我没有跟他打过电话，他也没有跟我打过电话。他确实通过一个朋友，叫宗风鸣到我家里来。宗风鸣，大概很多人知道他，他跟赵紫阳是同年人，都是1919年生的，都是河南人，都是在抗战初期参加共产党，在河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后来紫阳从河南到了广东，宗风鸣先生可能到了贵州或者云南这一带。后来又回来，到了飞机场啊，北京航空学院啊这些地方。我相信他大概在离休以前，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党委书记，我相信他大概是这样一个职位。他当时经常可以到赵紫阳家里去。所以呢，我出来后，他也可以到我这里来，当时他跟我说过，赵紫阳有个意思，帮他写一本回忆录，叫做：北京十年。
这个意思我知道，因为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紫阳跟我的夫人蒋中曹，那位老太太就说过：鲍彤判刑了，七年，叫他在监狱里好好休息一下，将来出狱后，来帮我一起来写一本书，叫做：北京十年。
因为赵紫阳1980年到北京，他四月到北京，五月我的身份就是国务院总理的秘书。他当国务院代总理，国务院总理，我是国务院总理秘书，这是五月份的事情。那么，从1980年的5月到1989年的六月，正好是十年，历经十年。
我跟宗风鸣先生说，我现在的处境不可能从事这样的事情。如果从事这样的事情，会引起当局的极大的顾虑，本来我已经是24小时全天候的监控，紫阳本来就行动不自由，如果他（指当局）知道鲍彤和紫阳有所接触的话，我相信，我的生存空间和赵紫阳的生存空间一定等于零。这样的话，对紫阳没有好处，对我也没有好处，北京十年不可能写出来，不仅不能写出来，反而会引起很多复杂的问题。这件事情后来没有再谈。
张楠：那么，现在是不是具备一定条件可以写了？
鲍彤：紫阳已经去世了，紫阳本来是要我帮助他写一个北京十年，但是紫阳已经去世了。
张楠：那么作为赵紫阳先生生前的一个，叫幕僚也好，叫智囊也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秘书，那么对这位前中共总书记，您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您怎么评价他？
鲍彤：我在监狱里住了十几天，没有人来找我。后来有人找我，拿着中共中央的一封信，说：要对你进行审查，你要好好配合，我说：有什么事情呢？那个时候（他）就说：主要不是你的事情，要你回想一下，赵紫阳有什么问题，现在中共中央同时在审查赵紫阳。只告诉我，中共中央在审查赵紫阳，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也在审查我，我在秦城监狱，以监视居住的名义。
我就问他：中共中央为什么要审查赵紫阳？他说：赵紫阳他犯错误了。我说，我认为赵紫阳是一位很难得的，我今天仍然是这样一个评价：赵紫阳是中共中央历史上很难的一位总书记。
我想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当中，有三个人是值得后人纪念他们的。
一位是陈独秀，他是不向共产国际，不向斯大林屈服的，他是坚持共产党要跟国民党搞政党政治，搞合法斗争的这么一位总书记，因为这个问题最后被共产国际开除党籍，后来又被宣布为托洛茨基分子。
第二位总书记就是紫阳以前的胡耀邦总书记，他是邓小平很好的一位战友，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当中，他们两个人是在一起工作的，邓小平对胡耀邦是很信任的，胡耀邦对邓小平也是很尊重的，当邓小平为了挽救共产党而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耀邦是支持他的。也就是说改变毛泽东确定的经济体制，就是人民公社啊，计划经济啊，越大越公啊，那一套东西。
不仅如此，胡耀邦还在平反冤假错案上救了共产党，我想，全世界的冤假错案，恐怕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制造冤假错案的加工厂。冤假错案是数以百万计，千万计，就在这几十年当中。据我知道，耀邦在当中央组织部长跟当中央总书记期间，由他组织平反的冤假错案，大概是几百万件。
当然不是他一个人平反的，但是，是在他的组织下，在他的推动下，在他的号召下，也在他亲自干预下，一共平反了几百万个冤假错案。如果几百万的冤假错案保留着不平反，我看中国共产党没有稳定可言，没有信任可言。
所以，耀邦对80年代的改革是起了极大的作用。但是，邓小平对他不满意。邓小平认为，耀邦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击不力，没有贯彻邓小平的意图，逼得耀邦无法工作，只好自己辞去总书记的职务，最后，他是在心情非常压抑的情况下心肌梗塞去世了。
紫阳，我想应该跟这两位总书记当之无愧的并列。他们三个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确确实实是为老百姓做了工作，他们是站在弱势群体这一边，为工人，为农民，为受苦的劳苦大众做了事情。
而当邓小平为了要巩固共产党统治权，或者叫领导权而镇压学生，镇压市民的时候，紫阳清醒的提出了一条跟邓小平完全相反的路线。邓小平说，这是动乱，后来说，这是暴乱。赵紫阳始终认为，学生反腐败也好，要民主也好，都是为了我们国家好，是爱国。
邓小平认为，追悼胡耀邦，就是打了邓小平的耳光，因为是邓小平亲手把胡耀邦搞下去的。（他认为）学生怀念胡耀邦不就是对我邓小平的示威吗。而赵紫阳认为，既然耀邦同志是我们的政治局委员，过去又是我们党的总书记，我们党内也在为他哀悼，那学生对他进行哀悼也是理所当然的，无可非议的。
邓小平认为，解决这样的问题，首先要判断性质，这个性质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动乱，暴乱，应该这样来定性。紫阳认为，学生都是希望我们进一步改革，学生并不是反对我们改革，而是认为我们改革还做得不够好，应该把改革搞的更深入，由经济改革扩大到政治改革，由经济方面否定毛泽东到政治体制上否定毛泽东。
因此邓小平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拿军队来，几十万军队，一直摆在这一带，就是长安街这一带。紫阳坚持的是，对学生的要求，必须在社会各界协商对话，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一定要争取民主和法制的轨道。这个都谈的清清楚楚。
一开始的时候，我要说，一直到5月13号的时候，连邓小平还亲口当着杨尚昆的面跟赵紫阳的面说：我同意。同意赵紫阳的意见，这是5月13号。
赵紫阳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是先到了朝鲜一趟。回来以后，赵紫阳发现，根据邓小平的定性而写的那篇人民日报社论，是一篇不好的文章，是这篇文章把矛盾激化了。因此赵紫阳就针锋相对的提出了另一个解决问题的原则，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问题。
赵紫阳的这个意见以及有关他的其它反腐败的措施，发扬民主的措施，在5月8号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跟5月10号的政治局会上都得到了多数的拥护。5月13号，紫阳和杨尚昆两个人跑到邓小平家里去谈如何接待戈尔巴乔夫的事情，紫阳重提，政治局常委跟政治局两次会议关于如何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生要求解决的问题。邓小平说了三个字：我同意！
四天以后，5月17号邓小平在家里召开常委会，按照党章，他没有权力召开常委会！他只保留一个中央军委主席，那么按照党章，中央政治局会议由总书记主持召开，在赵紫阳不知道的情况下，邓小平决定召集常委会，讨论学生问题。
紫阳提出了方案说，现在要缓解，不要激化矛盾，原来人民日报把学生定性为动乱这个调子太高，无法使学生平息。紫阳建议修改这篇社论，重新定性，也就是否定第一次定性。
紫阳这个意见，紫阳一票，胡启立一票，赞成这个意见，姚依林，李鹏反对。二比二。常委是五个人，还有一个乔石，乔石原先跟紫阳说，他认为那篇社论不好。在5月15号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乔石还主张修改那篇社论，因此（当时）是三比二的票。到了5月17号在邓小平家里开会的时候，乔石保持中立：最后党怎么决定就怎么办吧。因此，就变成二比二，中间有一票（弃权）。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说：好，多数决定，否定你赵紫阳。其实根本没有表决，二比二。在这个情况之下，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有办法，按照政治局常委会跟政治局会议的议事规则，如果常委会遇到重大分歧的时候，不能解决的时候，应该请求召开政治局会议。所以当时应该召开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委员，除了三个委员不在北京以外，统统都在北京。这三个人，噢，是四个。上海有个江泽民，天津有个李瑞环，四川一个，还有广东一个。这四个人的飞机半天就到齐了。
说是常委的多数，按照党章，常委无权推翻政治局的决定。政治局已经在5月10号做出决定，同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你怎么能够到了5月17号，所谓常委，你就是多数，也无权推翻。更何况不是多数，是2比2。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首先，如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来说，宪法的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像这样的学生学潮的大事应该由人民，也就是紫阳所说的社会各界协商对话。
如果按照下一句话，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么就应该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万里当时也提出来，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一个反腐败的机构，来满足，来解决学生所关心的反腐败问题。这都是可以的嘛。
现在是，第二条没有了，变成了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又反过来推翻政治局的决定。政治局领导常委，而不是常委领导政治局。当时就是这么一个局面。
这个局面你说是奇怪的，但是它是必然的。因为从毛泽东以来，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就是独裁体制，就是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是说，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共产党专政，就是领袖专政。而邓小平尽管只是中央军委主席，他不是中央委员，不是政治局委员，不是政治局常委，但是他自己说，“我是第二代核心”，这是他自己说的。
党章上没有核心这个话，党章上从第一条到最后一条没有说中国共产党核心怎么产生，怎么选举，任期多长时间，职权是什么，没有的，是邓小平发明了一个东西。党章上只有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没有一个叫做核心。
他自己发明的核心，他说，毛泽东是第一代核心。如果毛泽东是第一代核心，那么陈独秀到哪里去了？好像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建立的。所以，邓小平在讲到这些话的时候，对党的知识，对党的历史跟党的组织原则的知识等于零。
那么，他作为核心来做这个决定的，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共产党的核心。这样，宪法第二条就必须修改。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教训。
正因为如此，所以六四必须平反。如果六四不平反，那么就意味着，宪法的第二条在实质上，也就是演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一个人。他不仅可以推翻政治局的决定，可以不把人民代表大会放在眼里，把全体人民的权利都可以加以践踏，到了这么个程度。这个教训是太惨痛了，太沉重了。
（二）
张楠：刚才我们一直在谈六四，接下来，我们希望您对中国的现状发表一下评论。中国今年要庆祝建国六十周年，您认为中国社会目前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什么性质的社会，它的前景和方向是不是对头？
鲍彤：我没法给中国现在的社会给一个定义。关于社会性质的问题，历来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人类应该有五个社会形态：从原始共产主义，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以社会主义为初级阶段、以共产主义为高级阶段的所谓共产主义社会。
但是这五个阶段并没有得到公认，这是马克思的一个设想，而且其中关于这些社会，例如奴隶社会，在东方和西方有很多的争论。
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名称是共产党专门创造出来贬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特殊的概念。它看到它不喜欢的东西，统统都叫它“资本主义社会”。
比方说，他看到有人讲民主自由，共产党当面是非常愿意用民主的口号来吸引外国人，来吸引资本家，来吸引知识分子，特别是来吸引学生的，因此毛泽东写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但是后来的时候讲到民主，讲到自由，他就加上一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把它联系起来了。
邓小平在八十年代，81年，83年，85年，87年，89年，五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当人家只想到“小平你好”，在搞经济改革的时候，忘掉了，或者原谅了，或者忽视了他实际上每隔两年都要大反一次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就是说反资本主义化，反资本主义社会。
所以呢，中国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社会，说不清楚的一个社会。我想，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未必是一个恰当的名字。
另外一个名字倒是清楚，就是说，是文明社会还是野蛮社会。我想这个概念应该是清楚的。我认为，文明社会就应该是公民社会，就是公民有充分权利和义务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我认为，现在在欧洲和北美洲的许多发达国家已经为我们开创了一个先例。
而我们现在的国家离这样一种状况，远的很。跟它们比较，我认为简直可以这样说，它们已经进入了文明，而我们还处在野蛮阶段。
为什么？因为公民的权利是不存在的，民权是无限小的，而官权党权是无限大的。这样一个定律实际上在中国社会里面起到作用。我想，如果是研究六四本身教训的话，我说，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到这一点。
刚才我讲了邓小平的六四责任，用的语言相当尖锐。现在我想为邓小平解脱一下。六四与其说是邓小平一个人的错误，一个人罪过，不如说是一种制度，一党制本身的产物。
我想要指出这一点，对邓小平本人也不要给他过高的评价，过高的抬举，他也不过是一党制的工具跟产物，他的眼界从来没有越过一党制的视野。他所关心的，他所追求的，也无非是一党制的喜怒哀乐。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要把他神化，他实际上想到的，就是为了这个党如何，他没有想到人民。
不要看他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不相信自己的儿子可以调动军队来对付自己的父母，我不相信。
（三）
张楠：我们知道，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冲击中国，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下滑，有两千多万的农民工失去了工作。那么，人们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会不会发生动乱，在您看来，经济危机对中国的政治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鲍彤：我想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很重大的问题。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怎么救市，这个市场现在已经发生了危机，应该怎么救市。我认为救市的中心不在于救亿万富翁，也不在于有人说救先进生产力。
有人提出来，我只救先进生产力，不救落后生产力。我想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我认为，抱这种观点，采取这种立场是可以理解的，是合法的，是容许的。他说我要代表资本家，我要代表亿万富翁，我想他应该有他的自由。他要代表最先进的企业，我想有他的自由。但是，应该有人，应该有更多的人来代表弱势群体。
所谓救市，它的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有几千万人要失去工作，要失去收入，要失去谋生的手段。而现在首先受到打击的是谁？是农民工，是乡镇企业。
我是1987年十三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的组长。当起草这个报告的时候，我记得这个报告里有一句话：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它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我想再加一句话，是它支持了中国的经济繁荣达二十年之久。
今天，乡镇企业处在这么一个困难情况下，我认为，国家不能见死不救，国家的眼睛不能仅仅看到亿万富翁，我想4万亿救市的资金，不应该成为拉动豆腐渣工程，拉动腐败行为的工具。应该成为挽救现在正在生死线上挣扎的那些乡镇企业，那些农民工。
这是关系到中国整个社会稳定的一个极大的问题。中国现在有多少农民，大概说有九亿。这个九亿农民大概说，是在两亿到三亿个家庭里面。九亿农民啊！大概在两亿到三亿的家庭里面。
如果是农民工失业达到两千五百万人，那么就是说，十个农村家庭里面有一个人要断绝收入。农村里面，两亿五千万个农户当中有两千五百万个人失业，意味着什么呢？十家人家里面有一家人失业。
我想现在农村的收入的构成情况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农民（家庭）如果没有一个人在城市里工作，不管是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或者是在省会或者是在县里的小城市工作，他寄回去的那笔钱对维持他家里面的生存是最重要的来源。
如果十分之一的农民家庭断绝了这样一种谋生之道，我说，这就是变成了巨大的社会危机，不是经济危机的问题，是变成一个社会危机。社会危机他到底是在政治方面凸显出来，还是在经济方面凸显出来，还是在社会秩序方面凸显出来，没有一个人能预料到，没有一个人能预料！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认为，经济方面采取的措施，应该是替这些弱势群体，使这些在由于经济危机的冲击而很难像过去，像前几年那样，继续用这种方式来生活的人。我说，应该重点放在这个地方。
同时，在整个社会秩序方面和政治秩序方面应该着重的是什么呢？应该着重关怀，体贴，缓解这一部分矛盾。如果说，把这一部分问题放在自己视野之外，那么我看，起的作用又会重复邓小平的错误，就是说，不断的激化矛盾。如果犯这样的错误，那么我想，在经济危机如此深重的情况下，在全球范围里面出现（危机）的情况下，那就叫雪上加霜。
张楠：您是那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鲍彤：1949年。
张楠：您当时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鲍彤：为了民主。我当时是中学生，当时在上海念的中学叫南洋中学。为什么叫南洋中学呢？因为当时的交通大学本来叫南洋工学，我们的校长叫王陪荪，他是南洋中学也就是交通大学第一期的学生。毕业以后呢，他就把自己家里的私塾，王家的一个私塾变成了南洋中学。
我在南洋中学读书加入共产党时，人家问我，你的介绍人是谁？我说，有两个介绍人，一个介绍人已经死了，两次冤假错案，最后跳井死了。他是我的同学，比我低一班的同学，这个人我今天不多说了。还有一个介绍人是蒋介石，蒋介石用他的腐败，用他的独裁，介绍我加入共产党，
所以当我入党宣誓的时候，我的入党介绍人，也就是后来跳井自杀的那个，他两次遭受冤假错案，最后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自杀了。他跟我说，我们要找一个党，一个最民主的党，就是共产党。我说，好，最民主的党是共产党，我们就加入它。这是1949年3月的时候，上海5月就解放了。
张楠：那么作为一个曾经的老党员，我们知道不久以前，您又签署了08宪章，这又是为什么？
鲍彤：一回事。我想08宪章有人说是非法的，我看来看去，它就是一个普法教材，是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是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最重要的一个条文。
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也是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重要的内容；第二章，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就我所说，08宪章不是什么非法的东西，它应该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法教材。就像美国有一本书，当年17世纪的公民佩恩（PENN）写的那个？#24120;识，如果说？#24120;识应该普及，我想，法律知识更应该普及，所以我说，08宪章无非是常识的普及，中国宪法的普及，正因为我为了找民主而找了共产党，因此，我今天为了找民主，我必须在这份普法教材上签字。
张楠：您签了字，有没有遇到麻烦呢？
鲍彤：到现在为止没有遇到什么大麻烦。
张楠：当局也没有跟你谈什么？
鲍彤：问过我，为什么去签署？我说，因为我同意这些内容，所以我签署。我说这次我签署，我是根据宪法第二章，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作的事情。我想这个是一样的，就好像我今天接受采访，这也是我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因为国务院有个规定，向全世界宣布，说国际媒体从2007年1月1号起可以自由的采访中国公民。我想，既然国务院有这么一片苦心，也向全世界表示了他的开放，那么我想，我也有这个权利和义务来履行国务院的规定。
张楠：在采访一开始的时候，您谈到您现在出去还会有人跟踪您，监视您。您说为什么政府现在这么怕您？作为一个国家机器那么强大，您只是一个个人，如果说有跟您有相同政治改革理念的人，那么在13亿人口中也应该是一个少数，您说为什么政府会怕你和其它像你具有同样理念的人呢？
鲍彤：我想政府没有怕我，政府是对我不放心，我估计是这么个意思。实际上我想政府这么些年应该知道一点，就是我的一切言论和行为都是合法的，都是和平的。没有暴力，没有非法的。我想这些年他们应该了解这一点。
张楠：在六四以后，您被监禁7年，在监狱里，您都考虑什么问题？您有没有想过，改变一下自己的想法？放弃自己的这个信念？这样今后的日子会过得好一点？
鲍彤：我觉得在监狱里我最大的失望就是，我作为主管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没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想，所有一切问题都是由于我们现在在政治体制方面仍然延续了毛泽东时候的那套东西，没有根本性的触动，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这些事情我自己感到内疚，我自己感到没有胜任自己所应该做的工作，因此在我坐牢以后，在反复思考以后，我有责任把自己这一段时间反复考虑的一些问题告诉大家，和大家一起讨论。
张楠：哪些问题？
鲍彤：中国的人权，中国的民主，中国的自由，中国的共和制度。我想这些问题是最重要的。
张楠：现在你那些过去的老朋友，或者在党内的一些老同事，还能跟他们自由的见面和交谈吗？
鲍彤：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我从1989年5月26号离开紫阳，28号到秦城后，我一直没见过谁，直到紫阳死我也没见到。
紫阳是2005年1月17号去世的，上午的时候，紫阳的女儿给我的女儿发了短信：他自由了。就这4个字，一看我就清楚了，他自由了，就是他去世了。
当天我没有想去，因为我想他家一定忙的不得了，没有时间。当天下午我就到一个布店买了黑布，黑纱，第二天我跟我太太，我说我们两个人去看看紫阳夫人，看看孩子。大概早上9点钟，一出去到那个电梯的地方，那里全都站满了人。见了我，他们说：今天你不能出去。这就是我得到的信息，紫阳就是去世了我也不能见他。我说：你们这样是不合法的，没有道理的，是没有人情的。
张楠：像以前这些老同事，老上级，你现在也见不了。如果见到他们的话，你最想跟他们说什么？
鲍彤：我最想说的是：咱们用什么办法来救救老百姓？如果他们最关心的是党，那么我也想请他们考虑，咱们用什么办法来救救这个党？我认为真正要救这个党，只有一条办法，劝他放弃一党专政。我认为丢掉一党制，共产党就可以得到自己新的生命。
张楠：我们知道，在胡锦涛，温家宝政府任内，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比如：非典事件，西藏骚乱，汶川地震，奥运会，还有金融危机的冲击等，你对现在政府的表现作何评价？
鲍彤：我认为它作了很多事情。我认为，去掉了一党专政，他们会做得更好。
张楠：那么您目前日常生活中都作些什么事情？
鲍彤：那就是生活了。上医院看个病啊，到书店买本书啊。近两年来，2007年以来，我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跟记者们会面，这是我很大的乐趣。要不然的话，我相信我的嗓子，我的声带要萎缩。
张楠：大家过春节，中国人都讲究串门啊，拜年啊，您能不能自由的串门，拜年？
鲍彤：我实际上没有到谁的家里去，一家也没去，因为中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就是株连，就是一个人如果说是被最高领导人，共产党宣布为人民公敌，他就好比是传染病一样，走到哪里，就成为哪里不祥的一个兆头，所以我没有去看任何人。
张楠：您是那年生人？
鲍彤：1932年11月5号。所以现在我76岁已经过了，到今年的11月，我就是77岁了。
张楠：身体怎么样？
鲍彤：身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现在的医疗条件应该说比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好。
张楠：你享受什么待遇？
鲍彤：我享受的是社会救济的待遇，但是我的医疗费可以是100％的报销。
张楠：那是按离退休干部待遇？
鲍彤：不是。我知道中共中央发了一个红头文件给北京市委，说鲍彤以后的生活问题由你们北京市处理，每月发给他500元生活救济费，至于医药费，可以实报实销，这是1997年的一个红头文件，这个红头文件这样规定以后，当然就这么执行了。
执行了10年以后，他们跟我说：你是不是生活有点困难？我说：没有什么困难，现在反正我有老伴啊，我儿子，女儿养着我呢。尽管500块钱是不够用的，但是他们都养着我呢，没有什么困难。他们说：如果有困难你可以打个报告。我说：用不着打报告。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主动说：领导上决定给你加生活救济费，从500块加到2000块。我讲笑话说，我叫翻两翻，提前全面建成小康，达到小康水平，500变成2000。
何宗安：我只想问你：你说你不能去别人的家，如果我请你到我家去吃饭，可以吗？
鲍彤：如果你不怕株连，我一定欣然接受邀请。
张楠：好，谢谢您。很难得跟您谈，其实还有问题，我都跳过去了，因为时间太长了。
何宗安：你可不可以再说说宪法里面的......？
鲍彤：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我想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法。按照这个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认为这部宪法的全部价值就在这句话上。有了这句话，这部宪法就成立了，就有生命了；没有这句话，这部宪法就毫无意义。
所以，如果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我认为，学生示威游行是合法的；学生追悼胡耀邦去世是合情合理的；学生要求反腐败，要求接受民主制度，显然是合情合理的爱国行为。如果是根据这一条，那么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无权决定动用军队来镇压人民。
实际上当时已经牵涉到这样一个问题，是万里亲自提出来的，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员长。他说，他打算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成立一个反腐败委员会，专门对官员进行监督，专门受理高级官员及其家属的腐败问题，这也符合规定的。
你看，这里的第二条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如果要落实这一条，我看也好了。
所以，实际上，如果按照赵紫阳所说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问题，就是符合我们整个宪法的精神，那就可以使我们的国家受到一次洗礼，洗礼呀!一次民主的洗礼，法制的洗礼。从此把人们的权力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体。
现在我们的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官权，党权压倒人权的这样一个社会，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就这一点上来说，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没有资格叫共和国，因为世界上真正的共和国不是这样的。
张楠：如果当时真是按照赵紫阳，万里他们的设想来走的话，那么国家是不是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
鲍彤：我相信，有可能。比现在台湾的民主制度搞的更好一些，我有这个信心。当时实际上，在六四的时候，你问我很多六四的情况我不清楚，因为赵紫阳给我的任务就是通过这次学潮，我们学会协商对话，怎么样学会在社会各界建立民主制度，受一次法制的教育。
如果拿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起点，那么十三大通过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那个方案，就可以进入我们社会的实际生活；我相信中国人并不笨，既使是在抗日战争当中，即使在文盲当中，我们当时，据我知道，华北的有些地方是民选村长，民选乡长，还有民选县长。
可是，现在很遗憾，连中央委员都不能选举自己的总书记，只能等额选举；连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也一样，你看他们的学历啊，都是博士生导师啊，硕士啊，但是到选国家主席的时候，都还是等额选举，一个候选人选一个当选人。既没有竞争也没有选择。不竞争，不选择，这个叫什么共和国？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一个人从生出经过60年那就变成老人了，一个党经过60年应该说成熟啦！这个60年的国家你总不能说他是小孩子了，但是我们连竞选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想这是一个歧路，这说明我们离文明社会的门坎还很远。
但是，并不困难，要选举，我看也可以。请问，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第一次选举用了几十年的时间选举，才决定选举的华盛顿，有没有这么回事？做就能做起来，不做，永远做不起来。
现在做不做，不是条件具备不具备的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没有承受这个能力？它敢不敢让人民，让中国的公民来选择自己的国家元首？它如果没有这个信心，那么，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它有这个信心，我想应该可以。
毛泽东在一九三几年的时候逼蒋介石的时候说，中国现在就可以进行竞选，普选，直选。毛泽东对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在当时是相当干脆的。那么我想，中国共产党也应该对自己要求得严格一点，就把自己当成蒋介石，那么你也应该选举。
何宗安：所以你比较乐观，是不是？
鲍彤：我很乐观，我相信这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相反，如果把这些问题都想通了，那就叫把包袱放下了。毛泽东有一个很形象的话，把一些错误的观念放在脑子里面，脑子会压得昏昏沉沉，就好像背上背了一个大包袱，走路也走不快，头脑也糊里糊涂，不清爽；放下包袱，马上就轻装上阵。
我想，这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真正的前途；中国公民的真正的权利也就取决于这里。当然，像这样的事情必须由中国公民自己去争取，天上掉不下来；不争取人家永远不会给你，要靠别人来帮忙，我看是很难的。还是那句话说得好，自力更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己应该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制度。
我看，没有普遍真理，但是有普世轨道，普世价值。学世界大家都在走的路，他们已经走了200年，300年，400年，像美国，像法国，像英国。他们所走过的路，我认为是成功的。
至于我们自己想的那些东西，尽管也是从德国，从大英博物馆马克思的书里面来的，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国家成功过，中国现在只保留了中国共产党的名字叫共产党，但实际上，它纲领上没有共产，我想，真正的共产主义是从人道主义来的，很可惜，现在连人道主义都没有。
何宗安：谢谢你的帮助，谢谢你的时间。
鲍彤：欢迎你们再来，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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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报道：邓小平的两面性-《也谈改革30年》之三（鲍彤）
2008-12-27
名人名言：“不改革死路一条。”这位名人已经与世长逝了。他显然不是坚持计划经济的陈云，但是，也确实不是主张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赵紫阳和胡耀邦。他，是鼎鼎大名的邓小平。
鲍彤提供 图片：鲍彤近照（鲍彤提供）
1984年10月，几位大学生自发地打开“小平你好”的横幅，欢天喜地走过天安门。这是民意。五年以后，无数大学生悲愤莫名，闷在宿舍里，砸玻璃“小瓶”。这也是民意。民意准确地记住了邓小平的两面性。
邓小平的两面性是明摆着的。既要改革，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想跳出死路一条，又要回到死路一条——这就是邓小平。你可以责备他逻辑混乱，不能责备他言行不一。他言得认真，行得认真，认真支持改革，寸步不让保护改革的对象。
他充满着两面性，一贯如此。当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遭到批评时，他参加了。几个月后，为了填补真空，他打造了他自己的四个凡是——四个坚持。他反对华国锋“权力过于集中”，随后由自己充当 “核心”。他承认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灾难，同时宣布“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他声称自己是“人民的儿子”，同时调动军队，镇压学生和市民。如果他是小学生，会有教师来指导他学点逻辑。如果他是凡人，会有人嘲笑他，也会有人跟他耐心讨论。然而，邓小平是共产党有体面有尊严的领袖，他超世脱俗，藐视人间众生，凌驾于一切逻辑和争论之上。
常人困惑于邓小平的两面性。但邓自我感觉良好，我行我素。因为他和我们不是同类。毛泽东死时，中国濒临危殆，大家都在说救国，其实各说各的，内容并不相同——有的要救民，有的要救党。当邓小平断言“不改革死路一条”的时候，他并不是想说服老百姓，老百姓用不着他来说服。邓小平是在给那些抗拒改革的不懂事的党的其他领导人上课：你们再不改革，老百姓抛弃了党，咱们这个党就完蛋了！从本质上说，邓小平百分之百是一位救党主义者。他是党的化身，党性的载体。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对邓小平，他就是党。他的立足点，他的命运，他的利益，他的视野，他的使命，他的喜怒哀乐，与其说在遥远而模糊的人民之中，不如说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之内。至于人民，无非是些“战斗力”和“生产力”；只有党，才是主宰。
简单明了的救党逻辑，就是邓小平的逻辑。一切为了救党。救党需要发展生产力。为了抓住“救党”这只老鼠，需要市场这只猫。因此，邓小平决定全力支持经济改革。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尽管不熟悉经济，不了解市场，他仍然是经济改革的当之无愧的支持者，而且是最有权力的支持者。但是，既然目的是为了救党，所以他时刻不忘保卫党的权力和地位。即使在经济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用不着一年半载，他就会警惕地搜索一些 “自由化”的苗头，敲打敲打，免得一旦形成气候，成为党的心腹之患。他非常清楚，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避免文革重演；但是为了保住党的统治特权，他坚决拒绝权力制衡。他偶尔高谈民主，是为了塑造亲民形象，替党笼络人心，但不许假戏真做。常人眼里的两面性，其实是最纯粹的党性，浑然一体，一以贯之。
但是我们，你，我，大学生，乃至胡耀邦，赵紫阳，都是常人。根据邓小平的两面性，赵紫阳用“两个基本点”复述了邓小平的路线，邓小平欣然首肯，说，概括得很好。赵紫阳对我说过，概括为两点，比只说一点好，可以避免片面性。在我记忆中，赵从来没有拿“四个坚持”来制约过“改革开放”，相反，他总是以“改革开放”来冲淡、弱化和遏制“四个坚持”。每逢邓小平祭起“四个坚持”这个基本点，讨伐自由化，赵一定及时提醒全党，不要忘掉小平同志还有另外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何况“中心”是“现代化建设”！这种制约，1988年以前，曾经很有效。特别在邓小平已经逼胡耀邦下台的险恶时刻，邓力群等企图以反自由化横扫全国的时候，起了积极的作用。它不仅使反自由化迅速无疾而终，而且在各个领域内加快了改革开放的进程，甚至形成了以淡化党的领导为实际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在十三大形成共识。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能得到邓小平赞赏，解决不了“两个基本点”的内在矛盾，改变不了邓小平的本性。邓这个人，在法国打过工，但没有接受人权观念的熏陶，畏惧民主制度。戎马生涯使他在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中特别爱上了官兵关系，领导和服从的关系。我现在回过头来想，邓小平的“两个基本点”，其实应该更确切地表达为：第一，经济体制一定要改，第二，政治体制一定不能改。他的“一个中心”其实应该表述为：念念不忘捍卫党的统治特权。他支持市场经济的目的，绝对不是想拿它来弱化共产党，相反，他是想靠它救活共产党。许多观察家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必然或迟或早和民主政治配套，经济改革非但需要而且必然推动政治改革；但是，邓小平打的算盘完全相反。他的打算是：通过发展经济，来巩固党的统治特权；也就是说，以经济的大踏步改革，来换取政治制度永远不改革，至少永远基本不改革。根据我的观察和思考，我认为，这才是邓小平的底线。越过这条线，对邓小平来说，就是自由化，就是动乱，就是大逆不道。——因此，他和胡耀邦、赵紫阳分手，是迟早的事，不足为怪，无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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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彤：薄熙來的話提供了一條大綫索——關於“政法委協調”這種司法制度
来源：電子郵件 群, 照片 | 2012/5/3
图为上届政法委书记罗干与现任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当时的公安部长）2008年4月在苏州共同出席一个活动
薄熙來3月9日對記者説：“打黑絕不是公安一家，是公（安）、檢（察）、法（院）、司（法）、（國家）安全，再加上紀委，是多家共同努力的結果，是由政法委協調的，並不是王立軍一個人的事情。”
薄熙來這番話指明了“政法委協調”這種有中國特色的司法制度，這是一條大綫索，不可以輕輕放過。他也許在為王立軍開脫，也許在為他自己辯護，那都是法律允許的。只要他說得完全對，就完全有效；部分對，則部分有效。我主張，對薄熙來提供的這條大綫索，以及由此牽引出來的一系列具體內容，認真進行審查，鄭重作出結論。
薄說到“政法委協調”。 “協調”的內容是“打黑”。打黑是辦案，辦案是司法行爲，包括偵查，取證，核實，逮捕，審訊，起訴，辯護，判決，直到最後定罪或不定罪，判刑或不判刑，都是司法行爲。各種不同的司法行為，必須由職權不同的法定機關，分別承擔各自的法律責任，怎麼“協調”得了？誰有本事“協調”？“協調”的權力是誰冊封的？
這種冊封有沒有法律根據？重慶政法委（或中央政法委）協調過哪些案件的哪些具體內容？協調後產生了什麼後果？是起了好作用還是壞作用？都應該一一審查。比方說，如果把無罪“協調”成了有罪，或者反過來，把有罪“協調”成了無罪，如果把僞證“協調”成鐵證，或者反過來，把鐵證“協調”成偽證，如果出現了諸如此類的情況之一，不管是重慶的政法委，還是中央的政法委，都是犯罪行為，都不應該捂蓋子。
“政法”大概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別名。我對“政法”是外行。只因受命探討政治體制改革，曾經邀請中央“政法”各部門座談過。當時我請教一個問題：公檢法有時聯合起來協同作戰，有時各自獨立行使職權，冤假錯案什麽時候多，什麽時候少？此話一出口，大家——包括公（安）、檢（察）、法（院）、司（法）、（國家）安全，哄堂大笑，異口同聲說：當然是聯合作戰冤案多，互相制約出錯少。
的確，叫它“聯合作戰”也罷，叫它“協調辦案”也罷，大家穿一條褲子，上下其手，沆瀣一氣，同心協力，還有什麽領導意圖不能貫徹，還有什麽欲加之罪編不出來！
解放後的新中國，以盛產冤假錯案聞名於世。胡耀邦領導平反的幾百萬起冤假錯案，當初是怎麽被黨和國家製造出來的？其實毛澤東只用了兩手：一手領導群衆運動，一手協調專門機關。不管是延安整風，還是鎮反、肅反、反右派，毛澤東身體力行，“領導掛帥，首長動手”，下達指標，限期完成，必要時找個“副帥”，當個幫手，無不心想事成，把你打成永世不得翻身的鐵案。毛死後，情況有變化，兩屆總書記對製造冤假錯案毫無興趣。不僅毫無興趣，而且胡耀邦的注意力，集中在要求大家，努力平反過去幾十年間的全部冤假錯案；趙紫陽的注意力，集中在要求大家，認真依法辦案，從今以後再也不要出新的冤假錯案。趙紫陽任總書記時，黨中央還作出決定，撤銷了政法委，改設以調查研究為職能的政法小組，主管法制建設和法制教育。六四天安門鎮壓以後，由鄧小平任命江澤民為“第三代核心”之後，情況也許逆轉了？
“協調辦案”的政法委也許又應運而生捲土重來了？我是階下囚，不得而知。如果發生了這種情況，惡果不可能限於重慶一地，流毒肯定遍於全國。說不定，數不盡的劉曉波冤案，陳光誠冤案，高智晟冤案，鄭恩寵冤案，吳英冤案……乃至余杰遭毒打的慘案，都是“政法委協調”這種制度的產物。
現在中央要求反思。重慶作爲高效打黑的開創者和實驗區，正在反思。中央政法委及其書記周永康，恐怕有責任總結“政法委”的領導工作，反思“協調辦案”這種制度的合法性或非法性，合法作用或非法作用。我贊成以法律為指南，順應公民的要求，仔仔細細徹底查。查外國人的被害案，也查中國同胞自己的被害案，查個案，也查群體事件中的冤假錯案，查含冤的知名案件，也要查不知其數的默默無聞的無名冤案。明知是冤假錯案，明知是長時期大批量製造冤假錯案的罪惡制度，居然得過且過，將錯就錯，恐怕不僅是庸人，簡直是罪人。
（ 2012/5/1 ）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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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瑜呼吁温家宝解除对鲍彤长达16年软禁
网络作者 肖曼
赵紫阳前秘书鲍彤2008年摄于北京家中。
北京独立学者和前著名记者高瑜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她对海外媒体报道温家宝准备为六四平反进行政改的消息不太相信，但乐观其成。她同时呼吁：假如温家宝真的有意为六四平反的话，就应该首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即解除对鲍彤先生长达16年之久和多达32个常年监视人员的被软禁状况。
英国《金融时报》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总理温家宝正在为重新评估六四事件进行前期工作，并准备启动他近年来一直鼓吹的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曾分别3次提出重新评估六四，但都遭到反对，薄熙来是其中一个反对者。
北京独立学者和前著名记者高瑜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她对海外媒体报道温家宝准备为六四平反进行政改的消息不太相信。因为六四事件时，作为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虽然不得不陪赵紫阳去过天安门广场，但也曾经拒绝执行总书记赵紫阳的一些指示，比如让出访国外的人大主席万里提前回国。赵去世后的15年中，温家宝从来没有看过老上级赵紫阳。因此高瑜女士说她不相信温家宝真的会提出重新评估六四的问题，但乐观其成。她同时呼吁：假如温家宝真的有意为六四平反的话，就应该首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即解除对鲍彤先生长达16年之久的种种监视和软禁。
高瑜说：“我确定不了有关温家宝的政改的说法是个流言还是新闻，我不知道它的真实性。在我看来，我不太相信，因为鲍彤先生从监狱出来后，已经被软禁16年了。他因为六四而坐监狱，出来后到现在16年了，现在还有多达32个公安人员和安全人员对他进行软禁，对他家全天监听，对他进行跟踪，来人登记等等。我说你(指温家宝)先把鲍彤的问题给解决了。鲍彤这次给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只打了59分，不及格。他(指温家宝)如果能把六四的整体问题解决了，他功德无量，青史留名。但是(我看)他根本不可能解决，今年就是维稳啊，他敢在18大之年解决六四？我就承认他们真的要政治改革了。这十年，虽然你们(胡温)做的不及格，只有59分，但是如果你们能最后给六四平反，说明你们起码是些负责任的政治家，你们没有把最大的政治难题再推给第五届领导人去解决。但对这点，我是不太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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