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雪專集】健康、正常、樂觀、有尊嚴地活著:記六四屠殺中被坦克碾斷雙腿的方政;爷爷的恩缘;戴晴:走出专制统治黑暗《辛亥百年風雲人物學術研討會暨先賢臧啟芳追思會》开幕辞;他们让卡城如此美丽;雁阵惊寒─祭父亲;我为刘贤斌绝食;西藏真相;百年滄桑夢頻碎風雲人物青史垂;歷史長河百年一瞬《百年不風流》編後;田牧:迟了半个世纪的臧家祭奠;中国民主日告祭鲁之璠一代賢能臧啟芳先生逝世五十週年祭文:魯之璠先生為追思會撰;雪魂飘隐处满目尽葱茏《觅雪魂》作者后记;红色的海洋黑色的悲哀;做人还是做恐惧的华人？
神州有泪
【盛雪專集】
盛雪： 健康、正常、樂觀、有尊嚴地活著──記六四屠殺中被坦克碾斷雙腿的方政
盛雪:爷爷的恩缘
戴晴：走出专制统治黑暗——《辛亥百年風雲人物學術研討會暨先賢臧啟芳追思會》开幕辞
盛雪：他们让卡城如此美丽
盛雪:雁阵惊寒──祭父亲
盛雪:我为刘贤斌绝食
盛雪:西藏真相
盛雪:百年滄桑夢頻碎 風雲人物青史垂(图)
盛雪:歷史長河 百年一瞬——《百年不風流》編後
田牧:迟了半个世纪的臧家祭奠
盛雪:中国民主日 告祭鲁之璠一代賢能臧啟芳先生逝世五十週年祭文:魯之璠先生為追思會撰
盛雪:雪魂飘隐处 满目尽葱茏——《觅雪魂》作者后记
盛雪:红色的海洋 黑色的悲哀
盛雪:做人，还是做恐惧的华人？
从个人信箱内能找出一期盛雪專集，说明她是一位多产作家，但此專集只能是挂一漏万。为弥补不足，请您上盛雪博讯文集博客，阅读她的更多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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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雪： 健康、正常、樂觀、有尊嚴地活著──記六四屠殺中被坦克碾斷雙腿的方政
來源:電子郵件 照片 | 2011/7/30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如果不是在北京長安街六部口那黑暗而瘋狂的一刻，方政應該是一位身高一米八、體格健壯、魁偉瀟灑、高額闊臉、挺鼻大眼的美男子。
斷腿照片震撼中外
由法國費加羅報紙刊載的，方政在「六‧四」清晨被坦克碾斷雙腿的黑白照片，見過的人無不感到震撼而戰慄。在照片中，方政仰身靠在路邊的護欄上，雙手奮力的拉住身後的護欄，一個穿白衣的人正在用一條帶子為他斷腿的傷口包紮。而方政的腿，一條從大腿根的位置被壓斷，另外一條也在膝蓋的位置壓斷。兩條殘缺的斷腿鮮血淋漓，筋骨嶙峋、血肉模糊。
那年的六月，方政還未滿二十三歲。簡單地說，因為對人民的熱愛、對國家的責任和對政府的期待，讓方政和許許多多的年輕學子一起，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七月份，方政就要從北京體育學院運動生物力學專業畢業，並準備去廣州的華南師範大學體育系任教。那時，方政是一位體育健將、短跑運動員。六月四日那天清晨，方政隨著從天安門廣場撤退出來的學生隊伍沿著西長安街往學校的方向步行。當幾輛坦克在六部口，從學生隊伍後面追撞上來的時候，憑著方政的矯健敏捷本來有機會逃生，但是他身邊的一位女同學被毒氣彈熏暈了。方政說，完全是潛意識，在毒氣瀰漫、坦克轟鳴的一瞬，他攬住那位女同學，將她奮力推向路邊。就在這一瞬，他感到自己的雙腿被碾住、壓碎、席捲而去。因為褲子被捲進坦克的履帶裡，他被拖行了一段。他將身體向旁邊翻滾掙扎，才脫離開坦克。方政說，他昏迷前的最後記憶是，低頭看到自己兩條腿膝蓋位置齜出的白骨。
終生殘廢仍不給活路
方政接下來的二十年生活，直接詮釋了一個殺人政權走向瘋狂直到今天的路徑。兩條腿高位截肢的方政在第五天就開始被公安整肅，在醫院住了二十天就被趕出來。被救的那位女學生迫於情勢否認了被坦克追撞、被救的事實；方政因不肯撒謊說：「雙腿不是被坦克碾斷的」，校方取消了他的畢業分配。一九九二年，方政參加第三屆全國殘疾人運動會，取得兩項冠軍，但此後再也沒有被允許出席任何殘疾人體育賽事。當局要求方政不得接受媒體採訪，不得說出被坦克碾斷雙腿的事實。方政因為在北京被斷了所有生存的機會，九二年被迫離開北京到海南謀生；後來又輾轉回到老家安徽合肥。但不論在海南還是在合肥，都是在監視、騷擾、搜查、傳訊、拘禁中度過的。方政直到二○○○年才有了戶籍，回到父母身邊，結了婚，轉年有了女兒。方政和太太、女兒於二○○九年終於抵達美國，過上了人的生活。
第一次見方政，是在舊金山舉辦「辛亥百年風雲人物學術研討會暨先賢臧啟芳追思會」，方政參與了機場接送來賓這項繁雜辛苦的工作。人們驚奇地見到高位截肢的方政，笑呵呵的、熟練的開著車，一天數次往返於機場和會場之間。有時候飛機晚點了，有時候被接的人自己走掉了，方政沒有一句抱怨。我請方政主持研討會的一個環節，他說：「需要我我就上，如果有更好的我就下」。平和、樸實、仗義。
近日請方政到多倫多出席「六四」二十二周年紀念活動，方政在我家裡住了一個星期。開始我小心翼翼的詢問他，怎麼安排他吃飯、睡覺、洗澡、上衛生間。他大咧咧地說：「沒事，我這人什麼都吃。而且這些事我都可以自己來，不用照顧。」因為衛生間房門窄，輪椅進不去，他讓我把三張椅子依順擺在衛生間裡，他自己將輪椅停在門口，用手撐著身體跳上椅子，一張張跳過去，洗臉、洗澡、上廁所都自己來。
他抵達的第二天，我和忠岩、大衛、燕子幾個朋友陪他到尼亞加拉大瀑布遊覽，可惜那天有些陰雨，霧氣中看不清景色。我將輪椅推到瀑布邊的欄杆處，方政一躍跳到石階上，回過頭來得意的笑了，興奮得像個孩子。從身後看著這個本來應該壯實魁偉的漢子，現在只有半截的身軀杵在石階上，內心無限酸楚疼痛。
一個人正常的判斷和行為方式
紀念活動一場接一場，媒體採訪一家接一家，方政一次次無可逃遁的要重述當年那一幕幕慘狀，和他二十年的苦難屈辱，有的採訪甚至長達一兩個小時，方政總是認真地講解、用心地回憶、細緻地分析，而且條理清晰、是非鮮明、道理透徹，沒有怨言也沒有怒氣，沒有矯橫也沒有哀憐，沒有仇恨也沒有放棄，沒有亢奮也沒有恐懼。他具有的是一個人正常的是非判斷、正常的情感表達、正常的人生哲理、正常的善惡分辨、正常的行為方式。
如果一切重來……
在當下的中國，甚至在民主國家的中國人群中，到處都瀰漫著恐懼、怯懦、虛惶、驚怵、犬儒、張狂，是非不分、善惡不辨、從惡如流、助紂為虐的病態生存方式。而方政的健康、正常、樂觀和自尊是如此的鮮亮炫目。
他臨走前的一天，我請一些朋友到家裡和他見面聚餐。那天奇熱，氣溫高到近四十度。我想請大家到地下室的客廳裡聊天，但怕方政不方便。他馬上穿起義肢，笑呵呵自己走下去，和大家談笑到半夜。方政盡量每天都上網，看看國內茉莉花革命的進展。有空時，還會抽時間在廚房陪我母親聊上一會兒，耐心地聽老人講她經歷的文革歲月。
有一晚，微風細雨，暮色漸濃，方政、立新（也是天安門一代的成員）、我先生董昕和我，幾個人坐在房子前廊下，伴著淅淅瀝瀝的小雨，看著大朵的牡丹在雨中低頭垂淚，談起八九年「六四」前後經歷的一幕幕，和這二十二年的滄桑苦難，都感慨萬千。方政說，如果一切重來，他還是會參加學運，還是會絕食，還是會搶救身邊的那個女孩。因為這是一個正常人應該做的。
首发香港《动向》杂志2011年6月号，总第3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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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恩缘
來源:電子郵件 作者：盛雪 (三妹提供)
1、1931年1月天津比利时租界交接典礼，前排右三为中方代表接收专员、天津市长臧启芳
我没有见过爷爷，小时候，也很少听家里人讲到爷爷。有一次，家里从上海来了个远房亲戚，我叫他表哥，他叫我爸表舅，我也不知道怎么论的。他是"八一"游泳队的，到北京来进修。一米八的大个子，穿着草绿色的军装，很是潇洒神气。席间，几杯酒下肚，谈话就轻松了。爸爸夸赞他年轻有为，他话也多了，滔滔不绝讲起家族往事。说到：我们家族呀还真是能人辈出呢，我远房姑爷解放前是上海税务局局长，就是因为舍不得放弃身份地位，才没有跟国民党退居台湾。我一位远房舅爷，那才叫能耐，在张学良之后任十年东北大学校长，抗战胜利后，被委任为东北三省教育接收大专员，相当于教育部长呀。他还任过天津市长、东北地亩局长很多要职。这位表哥说得很是兴奋，我也听得津津有味。他最后问父亲：表舅，你听过这门亲戚没？。父亲一直默不作声地听着，一粒一粒往嘴里递花生米。末了，眼也没抬，寂然崩出一句：你说的是我父亲。
对于爷爷我仍然知道得很少，从家人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他1948年去了台湾，两位叔叔和两位姑姑也都去了台湾。后来叔叔姑姑们又都去了美国。也正因为这些，我爸妈成了"坏分子"，我们三个孩子成了"狗崽子"。而且家里原来的房子也被政府指是因为爷爷在台湾任什么高官被做为逆产没收了。那时台湾和美国无比遥远，而且都是异常可怕的名字。
2，爷爷臧启芳
久远的缘分
八十年代初期，在美国的二叔访问中国，我开始知道一些爷爷和叔叔姑姑们的情况。但是，在我心目当中，爷爷一直是个神秘人物。我于1989年六四屠杀后移居加拿大多伦多，很快就必然性地投入海外民主运动，昏天黑地的忙起来。同时由于爱好、个性以及机缘巧合，当上了记者和作家。2002年11月，我接到一封署名祝爱华的信。信中说：
"盛雪小姐：你好！
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介绍你的情况。该文章说，令尊大人叫臧朋年。果如是，令祖父大人当为臧启芳，抗战时期的东北大学校长。如果这些都是真的，我与令尊大人是同学。抗日战争时期，我与令尊大人都在四川自流井静宁寺，国立东北中山中学读书。这已经是六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十年来，由于上述原因，我较多注意你的成长和发展。对于你取得的优异成绩，甚为钦佩和欣喜。我想就大陆政治形势问题与你进行一些探讨。你如果能够接到这封信，希望你能够给我回一封信。待我知道你确切的地址后，再与你详谈。
祝爱华（这不是我的原名）"
我即时回了信。在异乡遇到父亲六十多年前的中学同学令人兴奋。而且他肯定知道些爷爷的情况。不过，想想有人暗中注意自己十年，不免心中有些感慨和惊怵。我们开始了通信联系。老人家告诉我，他用了十数年，书写了一部五十余万字的书稿，详细介绍了苏俄和中共的关系史实，以及中共历任领导人向俄罗斯出卖中国领土的事实证据和分析。老人希望我代为找出版社，条件是自己绝不出面。2003年春节，我趁到纽约之际，特意前去拜访了在新泽西居住的老人，听老人讲了些六十年前爸爸的趣事。老人高挑清瘦，慈眉善目，而且谈吐神情透出孤傲和风骨。2005年夏天，八十多岁的老人，乘十多个小时的长途巴士来看我，并在家中小住了几日。我请了一众朋友来喝酒聊天，带老人到朋友家做客。自然间，我对老人有种亲情，好像拉进了早已远逝的爷爷和爸爸。老人写文章投稿从不领取稿费，还以靠养老金过活的经济条件，参与了我发起的救助国内良心犯的计划。2008年发表在《观察》网站的系列文章""稿费捐给了十元人道捐助计划。唯一遗憾的是，几年来，出书一事很不顺利，而且老人又决定改写五十多万字的书稿。只是，因为我敏感而活跃的民运人士身份，老人一直没有告诉我他的真实姓名。姓名也许本不重要，但经历过中共统治的人民心存恐惧，以至终生，则让我无限唏嘘。
择善固执 血脉相承
2001年夏天，到温哥华出席赖昌星的难民聆讯，正巧三叔凯年的小女儿锡琳在温哥华举办婚礼。二叔英年、二姑素莲都也齐聚温哥华。我自然也把刚刚出版的《远华案黑幕》送上。三叔在不久后的来信中夸赞我书写得好，特别提到爷爷以鼓励我："追忆祖父，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由清末，而民初，而军阀，而抗日，而反共，终其一生，公忠体国。而其率性直爽，光明磊落之人格，在在表现于 '爱其所当爱，恶其所当恶，唾弃其所当唾弃'之一惯言论及作为上。" 三叔说："在此'山雨欲来风满楼' 之前夕，我鼓励你能一秉独立自主之人格，在是非曲直、真伪善恶之分野上，作明智之抉择而固持之。不妄自菲薄、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不依附权势。毕生为民主人权之正义作呼吁，作奋斗，作贡献。我虽年逾退休，唯此一颗反独裁、反极权、反暴政的赤子之心，是愈老而弥坚直至永远。你能以此为目标，勇往直前，终生不渝，则我以你为荣。"信的最后，三叔写到："兹随函附寄祖父当年之选集两册，另两册'蜇轩词草'是我来美后放大复印的。多年来我一直珍贵地保留着，现在赠给你吧。其它一些遗物，我将陆续整理，日后一并传赠予你，我想，你一定会珍惜及喜爱的。我们臧家在你这一代，终于有人择善固执，反共到底，我心甚慰。"
捧读这样的信函，的确顿觉身上多了许多责任，也深感，我必然性地选择的这条反暴政争民主道路，似乎很有血脉传承的宿命味道。
二叔英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起，就频繁往来于美中之间，用他的勤奋、热情、敏锐和智慧，构建大洋两岸的文化桥梁和协助进行各式交往。八十年代末起，甚至常住北京了。这些年专心于在中国，这个世界第一烟草和吸烟大国推动戒烟运动，有人说他是堂吉珂德似的人物。三叔则正像他信中所言，反共之心愈老而弥坚，坚持五十余年不踏足共产大陆。后来他在二叔的劝说下，曾尝试到大陆投资，以打发退休时光，不想第一笔投资就在沈阳被骗个精光，自此安于在德克萨斯读书看报逗孙取乐的日子。
人中杰 酒中仙
今年三月间（2008年），我应邀赴台湾观摩总统大选。行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在我爷爷于1930年至1931年代理天津市长期间，以及其后任江苏省盐城区行政督察专员期间，曾两度任我爷爷秘书长的洪声先生的后人，就住在多伦多，可惜几个月前才回归台湾。于是，我抵台第一天，就应约在台北市中心的一个西餐馆和洪先生一家五口吃午饭。诚然，洪老先生早已故去，他的儿子也已经是年逾九十岁的老人了。洪先生和夫人、儿子、媳妇及孙女一起和我会面，餐馆优雅温馨，谈话自然涉古论今。洪先生席间讲起一件我爷爷任东北大学校长期间的趣事。
东北大学因为抗日战争于1938年春迁入四川，在三台建校开课。当时日寇横行，到处战乱，许多学生由东北及各地汇聚入川上学，背井离乡，人心凄凄。洪先生说，他于民国二十九年入学不久，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由于三台校区不远驻扎有一个旅的军队，是刘湘（笔者注：刘湘（1890年—1938年1月20日），字甫澄，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人，是民国时期割据四川的地方军阀之一。）的军队，军纪不严。东北大学的女学生们晚上不敢出去，怕遭军人骚扰欺负。校长臧启芳得知这一情况，十分头疼。一则，东北大学是从外地迁川，人生地不熟，川军则是地头蛇；二则，当时正是抗战期间，各路军队管理都十分混乱，军队和各种政治势力也有很多交错的关系。处理不当，影响深远。爷爷经过苦思冥想得一招，择日，广发英雄帖，决定请驻军全旅所有连长以上的军官吃饭。那日，浩浩荡荡来了四五十个军人，席间，爷爷就把该讲的话讲了。日寇入侵，国破家亡。军人的职责是保卫国家，学生的职责是将来建设国家。东北大学在战乱烟火中，暂借四川一块宝地，培育未来国家栋梁之才。许多学生故乡沦陷，家破人亡，我们诚应该让他们有个安全的地方安心学习。一席话，说得个个军官点头称是。爷爷于是举杯道，好，今天就是要请各位在国难当头之际，更要体恤流亡到此的学生们。我用四川老白干敬每位一杯，以示我对此事的郑重态度。爷爷一路敬下去，连喝了四五十杯，把在场的军人都镇住了。军人散后，爷爷大醉三天未醒。酒宴之后再也没有出现军人滋扰学生的事端。
爷爷饮酒有量，酒品甚好，有一位杨姓学者曾专文论述过这一点。在《暗夜慧灯——柏杨杂文集》中的"顶礼拥戴"一文中，柏杨先生也写有这样一句："十年来酒量如海而不强灌人，有酒仙之 风者，就我所知，得两人焉，一为已逝世的臧启芳先生，一为仍在世的叶明勋先生，值得顶礼拥戴，歌功颂德者也。"
恩泽广远 缘系后人
今年（2008年）三月间，由于西藏爆发和平请愿遭中共军警武力镇压，国际媒体广为报道，并多有负面评价。3月29日，多伦多的中国留学生和一些华人移民，在市中心组织了大型集会，支持中国政府在西藏采取行动，并谴责西方媒体片面报道事件。我随后发表了文章 "红色的海洋，黑色的悲哀" 对西藏骚乱，西方媒体的性质，海外华人的拥共立场和表现，以及中共卖国的事实和许多中国人视而不见的怪现象做了分析和评价。同时，网络出现数百个漫骂我的网帖。
四月底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说有人通过她联系要认识我。我爽快地应允了。我们几人一起见了面，对方是位拘谨沉稳，又有几分书卷气的中年男子。他夸赞我那篇文章写的尖锐痛快。那晚交谈甚畅。我赠送他诗集《觅雪魂》。
几日后，我接到他的电邮，他在诗序中读到爷爷曾任东北大学校长，说："家父抗战后期就读于东北大学，也算您祖父的学生。" 我回信告诉他，那时确实是爷爷任校长。
他很快回邮："三生有幸，在Toronto遇上祖师爷的宝贝千金孙女。另外想告诉你，家父生前十分怀念他在东北大学的日子。他那时年青很穷，父母双亡。他只读过几天初中，13-19岁在乡间当邮递员，他十分想读书想当学者。他想靠自学考国立大学的奖学金。1944年，他以优秀成绩考入东北大学（文科第一名），您爷爷领导下的东北大学开明，不嫌家父几乎没有中学学历，把当年唯一的一名文科全额奖学金给了他，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多年以后，当家父被选入英国剑桥《Who's Who of the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二十世纪国际知识界名人录) 及其它名人录后，提起此事，还对东北大学当年给他的机遇和命运转机感激不已。特在此代家父向您一家人叩首拜谢。
读着这样的字句，有惊喜有感悟。我深切地体会到爷爷的恩泽与佳缘仍在绵延。
那日深夜，忙乱之后，孤影独对，静下心来回了信："叩首拜谢的说法大不必了。人生荣辱，跌宕起伏，风云际会，百转千徊，是命也是缘，是恩遇也是各自努力。谁对谁有恩也好，有怨也罢，同是自己的造化和把握。我祖父能够慧眼识英，襄助贫弱，确是因为他从来都开明大度，惜才如命；你父亲能够"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也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根本。他可以告慰的是，他有个同样优秀的儿子，孜孜不倦成绩斐然。
我爷爷九泉之下也会痛心的倒是，我这个书香世家之后，却连个大学都没读上。
我父亲在那样的年代读了三个学位，决定留下建设新社会，被顺理成章地打成间谍特务，从此炒家批斗强制劳动从未停过，他纵横文理各科，却做了十几年的泥瓦匠，两次半身不遂，最后郁郁而终。造化弄人，各有不幸。
我们这一代十五个男女，除我之外都是各行精英专才。值得我自己骄傲的是，我虽不才，但倾全力于反抗共产暴政大业。
等在前面的机缘
不几日，就将启程前往日本东京出席"全球支持中国及亚洲民主化论坛"第三次年会。在那里会见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鲁之璠。听在日本的民运朋友王进忠介绍，鲁伯伯是我爷爷的学生，他已经约定会来见我。鲁伯伯常年支持中国民主运动，许多民运人士到日本访问，他都会出钱出力相助。2007年5月到布鲁塞尔开会期间，他特意嘱与会的王进忠带了两册著作给我。一册是《台北河南同乡摘记》，另一册是《鲁之璠八十全书》。开篇即是书写1989年六四屠杀爆发之后，老人在日本悲愤异常，走上街头参与抗议的情节。书中大部分是影印的手写诗词和出席活动的新闻报道，其中有报道引述鲁伯伯的话说："我反抗中共暴政已经六十多年了。" 的确，从这些泣血的诗词和大量的新闻报道中，不难看出鲁伯伯反抗中共暴政一路走来的艰辛和坚决。
3，2008年盛雪在日本与鲁之璠老人
和往常出远门一样，我会带上爷爷的《蜇轩词草》在飞机上慢慢研读。那些悠扬隽永的诗词，句句绕梁；那些沉郁深远的情怀，篇篇锤胸。爷爷写于1953年除夕夜的《临江仙》五篇，写尽了感时伤节，心系国运、怀念故土，思念亲人的悲情和忧愤：
三 、忆儿女
昔日长城空自许，而今万事全非。白山黑水几时归，更将儿女念，肠绕日千回。
腊尽他乡浑不见，凌风傲骨寒梅。更无万壑雪千堆。深宵人不寝，窗外雨频催。
四、忧国运
南渡君臣浑似醉，风薰不厌豪奢。临安稳作汴梁家。青山楼外路，处处酒旗斜。
今日陆沉犹昔日，中原回首堪嗟。崎岖前路正无涯。阴阳催短景，暗地换年华。
爷爷当然最终埋骨于台湾了。三叔五十年不踏足大陆的心情我能够理解。现在，我离开故土也十九年了。今日接获笔友盛惠评述我诗集《觅雪魂》的一篇文章，文中有这样一句话：纵然一生回家无望，也不能动摇对自由的执着。
这就是我的性格和追求，也是血脉相承的命运吧。
2008年7月16日——《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August 18, 2010
原载盛雪文集《敌对抒情》
盛雪SHENG Xue Edmonton's Writer in Exile Office in Edmonton Public Library (780)442-6310 (10:00-3:00 on Tue & Thur)
Office in University of Alberta (780)492-0507 (11:00-3:00 on W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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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走出专制统治黑暗——《辛亥百年風雲人物學術研討會暨先賢臧啟芳追思會》开幕辞
來源:電子郵件 2011/3/11
从“埋葬帝制”的辛亥革命到今天，一百年过去——中国还没有走出专制极权统治的黑暗。
这里所说黑暗，除了政治压迫（建政初期的“镇反、肃反”、“阶级成分划分”……到今天的“意图颠覆国家罪”）、经济盘剥（从建政初期的土改、“资本主义工商改造”、人民公社化、城市私房出租规定……直到今天的国进民退、行业垄断、土地财政），在今天的会上，这“黑暗”，特别指“文明的黑暗”，指“认知的黑暗”，指“教育剥夺和精神窒息”，指在政客的暗算下，蓄意制造的全民性蒙昧——对本民族历史，对活跃其间历史人物。
在人类知性活动、特别传播手段爆发的20世纪与21世纪，一个国家、一届政府，依仗一批不事生产的文痞，依旧得以在如此广泛的人群与如此长的时段维持黑暗，权柄执掌者的手腕固然旷古少有，更重要的，是被统治者的机巧、麻木、驯顺、常识欠缺与“现代政治训练”不足——对不同意见的容忍与尊重；对共同规定的遵守；懂得并且实践妥协……。
为标榜其统治的合法性，当局打出相当奏效的一手：篡改并且重新包装历史——以绝对不容挑战的公权力、以它掌控的全部资源。
我本人直到1980年代初，才在一个偶然机会下，看到一本毫无“趣味性”可言的、薄薄的史料编纂：历史博物馆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的作战序列》。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八年民族圣战，根本没有可能如历来被教导那样，是共产党领导的；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除了八路军、新四军、平型关大捷、地道战地雷战之外，还有别的中国军队；还有各个战区和其他路军；还有更大规模、更加惨烈与惊天地泣鬼神的保国守土。
“国民革命军”，不说空军,以及诸如“中国入缅远征军”、“中国驻印军”、傅作义指挥下的“绥西抗日部队”等陆军，单单冠以“集团军”称号的，就40个，而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的第18集团军，不过其中之一。当然，还有那个破绽百出竟无人严正点破的“平型关大捷”：投入八个军的平型关战役，林彪115师所担负的，仅是在乔沟伏击日军后勤补给队。
那年，我已过“不惑”，而且是在属于既没有受到政治压迫，也没有饿饭，即在所谓“受足基本教育”之下进入“不惑”的。然而，就基本历史常识而言，“惑”到如此地步。
当然，今天，由于中国已经对外部世界开放，更由于网络已经无可阻挡地渗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真实的历史场面、生动可信的历史人物，本应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专著、传媒、博文和众人的议论中，可悲的是，政治压迫无所不在；金钱诱惑如影随形，在已然“衣食无虞”的中国人里边，缄口变成共识，戏说变成受众的自主选择，更何况本属于公共资源的广播电视、报刊书籍、教科书……仍被执政党视为“坐天下”利器。
在今天这个庞然、奢靡、浑浑噩噩地捞世界的“崛起”大国，走出蒙昧暗夜，撕去政客伪饰——无论雕在花岗岩上还是印在烫金文集里——坚持理性探索，发掘历史真实，在中国，像条条细弱的涓流，正幽幽地蜿蜒在纸醉金迷下的荒漠国土。没有谁知道哪一条小溪怎么艰难地流，怎么默默地干涸；没有谁在乎它们以自己生命滋润的，不过是偶然流经的几株树木、几片草滩；没有谁知道，要到哪一天才能大家能呼朋引类——潺潺的泉流汇成小溪，冲出山谷、流向原野，汇成民族觉醒的大河。中国的崛起，不在登月、不在GDP老二、不在白宫的微笑握手，只在国民走出蒙昧与黑暗。文化复兴的奔涌啊——我们还能活到那一天么：历经千年专制的中国，传媒得以独立播出，出版社能自己决定出版计划，学校终于能自主选择教科书……我们终于有可以自由讨论的讲堂，有了与世界沟通的心灵震撼的电影，而不是如今天这样，除了妾妇奴才就是喊打喊杀；我们的钢琴家也不再只能熟练地敲键盘，而知道冷战中的强权如何火中取栗、知道志愿军出境作战，不过因为操纵他们命运的人得到老板首肯要做亚洲和第三世界领袖、知道伤及无数忠忱爱国之士的“镇压反革命”如何终于有了立即推进的名目……就算这些都不知道，也应该通过一个国家最最基本的初小教育，知道“红灯停绿灯行”；知道外交场合小动作，虽得意于一时，反映的其实是内心虚弱。
从那本小册子起步，我开始寻访前人、叩问历史——不为满足一时的好奇心，只为不甘生活在蒙昧之中。如果如当局所说，政府把你喂饱了，就该乐呵呵地在满是垃圾的央视春晚上拍巴掌……无异于做人的耻辱。想来和我一样，成百上千、成千上万、上十万百万千万，乃至上亿的不甘为“工具”、不甘为行尸走肉的年轻和不再年轻的同胞——我们中华文明在信息时代所剩机会不多的传承人——正以自己一步复一步的努力，摆脱校党委、中宣部；以自己的资源，比方说，祖父讲的故事；比方说，一点一滴的文物收藏；以自己的眼光、心胸；以自己对吾国吾土的责任，重新审度历史。
我至今记得，当时怎么手握小册子，怔怔地坐在天安门东侧广场历史博物馆台阶上；记得怎么在一行行简单的数字面前历经的震撼——那已经是近乎30年前的事了。30年过去，在这片板结的土地上，我们掘下几镐？撒下几滴血汗？
今天，难却臧家盛情，我们聚集到这里。在接下来的两天，将在这个极为难得的场合，通过一个个故事展现和分析，知道由辛亥而开启的现代中国，曾经有过多少惊心动魄的奋斗，曾经有过多少契而不舍的努力，曾经有过多少壮烈的牺牲……我们跨越时空、追访先贤，不仅为找寻已成社会公器的精神文明——在座者，你们多少人是辛亥先贤血脉、基因直接承继人啊！
两天的会议，将把我们带回到百年前因为“兵变”——或者后世通称的“革命”——而开启的那段日子；
演讲者将告诉我们，在对《临时约法》的修订乃至抗议中，“选举”这一民主政治最基本生长点，怎么在妇女平权上闪亮；
演讲者将透过张君劢的奋发与顿挫，探讨学者到底该不该从政；透过张耀曾、李肇甫这样“民国高官”如何忠忱为国而“求不得”；透过他们洁净、清贫的生活，看出与“为人民服务”之领导决然有别的宗旨德行；
演讲者将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诉我们，教科书上的“第一大奸”，如何平朴、谦和、公忠体国；还有而今中国第一重大疑案——浙江乐清民选村长钱云会——的前辈乡贤，百年以来不曾间断的壮烈与忠勇。
更有本次研讨会之磨心，五十年前离世的臧启芳先生。
演讲者将以他们尚未发表的一手资料，给出离乱与动荡之中，非高官、远豪门，仅以自己的学识胆略，接受国家委任的臧教授、臧市长、臧督察、臧校长，如何在一个又一个岗位上表现出的坚韧、智睿与责任；而到隔海偏居一隅之际，这位经济与财政专门家，慨然主政《反攻》杂志十年。“反攻”！这个曾让我们惊秫不已、并且传递着仇恨、疑惧的“反攻”，如何与西迁东北大学校长切合？二十年代的溅血拼杀么？三十年代的飞机大炮剿灭？更遑论四十年代沃野千里的隆隆战火……在这两天的会里，研究者将告诉我们，臧启芳坚持“反攻”——饱含着对国土、百姓，乃至他亲生骨血的挚爱，饱含对邪恶的洞悉、对偷盗理想之列宁主义的清醒批判，饱含着“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坚定渴想。
今天在大陆，网上正热传台湾首展的“浩气长流”。这幅费时八年、长八百米的长卷告诉我们，对“民族圣战”表达，属于坚守民间立场的思想家、画家、活动家；属于全体中国人，而非手握资源的当局。我们的“辛亥百年风云人物学术研讨”，和王康他们在精神与原理上遥相呼应。多少年来，第一次，一个家族与一小批民间志士走在了前头。他们集合起不同专业、不同视角、不同方略认同、甚至不同价值取向的各路人马，揭示解说、撞击切磋。谁能说，这一努力，不会开启一个民间问史的可行模式？
“辛亥百年”精神财富所遭遇的或无知、或居心叵测弃置，是中华民族最大损失。
我们今天走在一起，发掘这座金矿——可能有不同的见解包括立场，但起码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冲出专制统治黑暗，迎接精神自由的黎明。
谢谢臧家。谢谢诸位志士。祝会议成功。
——《纵览中国》首发，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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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雪：他们让卡城如此美丽
來源:電子郵件 照片 | 2011/4/27
图一加拿大卡尔加利市中共总领事馆前的六四广告牌
图二卡城华人中共总领事馆前声援茉莉花革命
海外民运史上令人敬重的地方
中国茉莉花革命正方兴未艾，远在万里之遥的加拿大卡尔加利市的一批华人，已经连续八个星期到中共驻当地总领事馆前声援茉莉花革命。集会人士拉起“支持中国茉莉花革命”第八波的横额，手持“民主”、“自由”、“人权”、“反对一党专政”等标语，在严寒的春日格外抢眼。今年卡尔加利的春天可谓寒冷，三、四月间 的气温还经常在零下十几度，而且三天两头是一场大雪。积雪阻路，寒风迫人。而在这春寒料峭的肃杀中，这批华人装点了卡尔加利的春色，让卡尔加利这个加拿大 西北城镇变得无限美丽。
约一百万人口的加拿大卡尔加利这个西北城镇，在国际上不算知名，而在中国海外民运史上，则是一个令人敬重的地方。这里没有明星，没有大腕，没有轰轰烈烈的 民运国际会议，没有热热闹闹的名人走访穿梭。但是，这里有一批坚定的、执着的、不问名利的、不图回报的民运人士。他们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从不间断地、以各种各样引人注目的方式举办“六四”纪念活动，包括曾四次租飞机在首都渥太华中共大使馆上空抗议。二○○一年“六四”纪念日，他们租用中领馆旁边的巨形广告牌，贴上王维林挡坦克的照片和“毋忘六四”几个大字（见图一）。中领馆人员向加拿大政府强烈抗议，一定要把看板撤走，但因为有广告合约，加拿大政府也无法干涉。巨型广告竖在那里一个月，令中领馆人员非常恼火。他们还在中共建政日，租用基督教堂和佛堂举行追思会等，悼念被害同胞。他们还在中共领导人来访、各种纪念日等 举办活动，以唤起民众对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关注。
“卡城民主促进会”坚守二十年
这批民运朋友中大部分是“卡城民主促进会”成员。具有仙风道骨气质的艺术家林立先生介绍说：一九八八年，也就是“六四”屠杀之前一年，他在卡尔加利唐人街看到一份告示：“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在卡城成立分会，招幕新会员。林立先生关注中国民主多年，但苦无参与之机会，看到告示十分兴奋，立即按照告示所示致电，表示愿意加入。但接电话者十分神秘，通过三次电话之后，才获负责人相约见面。林立说，来见面的是一位朴实忠厚人士，姓名：吴耀初，化名：钟衡。相谈之 下才发现，整个分会只有一个人。钟衡见林立会说英语，很是兴奋，于是嘱其负责在主流社会的联络及发展成员事务，他自己则负责唐人街。可是会务进展举步维艰，华人民众视民运如敌后地下革命，相当惊惧，避之唯恐不及；而西人则很难进入在加拿大搞中国民运的状态。好在不久就有郑保罗（阿 Paul）加入进来，总算三人成虎。
一九八九年六月，中国发生了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事件，卡尔加利唐人街就像当时其他国家各个城市唐人街一样，瞬时涌现数个民运团体，搞街头演讲、集会、筹款等，但不到半年光景即烟消云散。
好在有二十多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自此建立了共识，结下了友谊，并成立了“卡城民主促进会”。而当地的中国民运事业也一直稳步前进，从未间断。
钟衡先生于二○○九年病故，相信卡尔加利唐人街许多人依然会记得他的身影。特别是在那些严寒的冬日，人们也许会记起，曾有一位老人多年来总是站在街角发送 印制的一份民运小报。钟衡和林立合作从一九八九年开始印刷单张“卡城民主前哨”，钟衡一脚踢负责排版、编写、插图，林立每月捐助一百加元负责复印费。开始报纸放在报箱随人拿取，可总是隔夜即全部消失，后来发现是亲共人士将报纸拿走丢进了垃圾桶。所以钟衡就于每个周末在唐人街亲手派发。冬天零下二、三十度的暴雪严寒也从不间断，春去秋来将近二十年。这也感动了一些有良心的华人，并就此加入“卡城民主促进会”，共同对抗中共暴政。
成员大都是香港移民
于二○○七年接替钟衡先生出任“卡城民主促进会”会长的汤般若先生，是一位儒雅饱学之士，九十年代自香港移民加拿大后，于一九九八年在卡尔加利创立“洙泗学院”，教授儒学近十年，开门办学、免费授课。汤般若先生说，他原是一个不喜过问政治之人，但儒家学问以仁、义、诚、信为原则，因此涉及到中国社会一系列原则问题终无法回避。他授课之间，常会谈及社会问题，褒贬当前政治，教人分辨是非。他尤痛恨中共结党杀人，以国家及民财为私有物，予取予携。
汤般若会长介绍说，“卡城民主促进会”的成员大都是香港移民，或是加拿大土生土长，其中只有两、三个曾在大陆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就算中国大陆有一天民 主化了，制度变了，有人竞选，有人做官，有人过好日子，有人当家作主，卡城这些人都不会因此沾光。他们走到一起是因为一个共同的理念，那就是：“要帮中国 人民和我们一样享有自由、民主、人权和保障。”
幽默风趣，总是笑盈盈的张振龙，于五十年代在香港出生，由于香港当时是英国殖民地，资讯自由发达，故自小就知道中共建政后种种暴政。一九七九年中共建政三十周年前夕，他在香港编印了一份《血泪卅年》传单，揭露中共三十年的暴行，传单在港九闹区派发，引起很大回响。他说，是八九“六四”中共血腥镇压的枪声， 震碎了他的心。一九九二年他与妻儿移民加国，很快就找到了民促会的这帮朋友，成为其中活跃的中坚人士。
救助鲁德成一家在加团聚
话说卡尔加利的民运群体，就不能不说说郑保罗。我和郑保罗开始频繁联系是因为二○○五年救助天安门三君子之一的鲁德成。当时由卡尔加利的五名人士联名担保在泰国被关押在移民监狱的鲁德成，过程曲折而艰难。可是事后郑保罗却轻描淡写地说：救助鲁德成出乎意料的顺利。
我深知其中的艰难和责任。当时鲁德成在泰国因非法入境罪遭监禁，泰国意图将鲁递解回中国，情况相当紧迫。郑保罗协同五位民促会的朋友到加拿大移民局申请五人联名担保项目。五人需要填写繁复的表格，承诺经济担保，向政府提交数年的报税单等等。鲁德成及家人抵达加拿大之后，十年之内不得申请福利金，生活所需如果自己没有足够收入，全需依赖担保人士承担，可谓责任重大。事实上，几年间，几位担保人士也确实付出数万元的资助。当时由于媒体对鲁德成状况的报道，引起加拿大举国哗然。也就是说，鲁德成是加拿大要的人，泰国竟然想把他送回中国！新上台的保守党政府要员杰森．肯尼Jason Kenney主动联络郑保罗，表示加政府会全力营救。鲁德成于二○○六年被营救到加拿大。一年后，卡尔加利的这批义士，又成功地将鲁德成的妻子、儿子、鲁德成与前妻生的女儿，女儿的未婚夫一并救助担保到加拿大，让他们和鲁德成团聚。其中的繁琐、艰辛、曲折、困难和责任难于一一言说。郑保罗事后也只是淡淡地 说：这些过程有些戏剧化。
郑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平静但坚毅、温和但执着，从不张扬，步步扎实，不激不火，但决不放弃。可谓：平淡之中显神奇。而他的大善大悲几乎到了圣哲的境界。
当然，这篇小文无法尽述卡城群英图像，但是卡尔加利这个加拿大的西北城市，有了这群中国的良心，让卡尔加利显得如此美丽动人。他们也成了中国海外民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 原载: 《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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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阵惊寒──祭父亲
“虹销雨霁，彩彻云衢，落霞与孤□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在秋阳夕照的狭长小巷里，爸爸在前边一大步一大步慢慢地踱著，手背在背后，嘴里一句句背著王勃的《滕王阁序》，八、九岁的我一大步几小步的跟著，也学著爸爸的样子手背在后边，嘴里一句一句也跟著背。二十多年过去了，那情景还象一幅褪色的水墨画，淡了，但每一笔都看得清。《滕王阁序》成了我今天仍能全文背诵的唯一一篇古文。
夕阳小巷的背诵散步，是那些年里我和父亲在一起极少有的闲适，尽管距今过了二十多年，那条宁静、灰蒙的小巷，夕阳斜照的几分凄丽，仍然是一幅最温馨的画面。
转眼父亲的两周年祭就要到了
一九八九年八月，“六四”之后不久，我怀著满心的伤痛、悲愤，根本没顾上与亲人离别的沉痛和伤感，就急匆匆地挥手别了亲友，只身来到了连个熟人都没有的加拿大。一下飞机就病倒了一个礼拜，第一个月里就走丢了六次。那份惊恐和孤单真是难以言状。肚子饿了走进快餐店，却不知怎么买东西吃，比划了半天又跑出来。洋人责任概念明确，一定要问清你要哪种和什么调料，我哪知道那是些什么鬼东西。在街上走丢了能用英文问路，可是却听不懂对方的回答。愣到连自己都毛了，赶紧说“Thank you”，让对方走人，好象我根本就不急著回家。
后来常听人说初出国时，都想家想得不得了，尤其是单身出来的女孩子，常常哭鼻子，而我却好象根本没顾上想家，更没为想家哭过。说到哭鼻子只有一回，当我找工作差不多闯遍了Chinatown大部分餐馆，而又无一例外地被连“谢谢”都听不懂的广东话拒绝之后，有一天熟人介绍了一份工作，本来十五分钟的路，我提前一个小时就出发了，至今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那天我该下车的那一站地铁没有停车。结果在我找了一个小时之后，到了见老板的时间，精疲力尽的我终于回到了自己家门口。碰巧介绍工作的朋友买东西经过，看见我不解地问：“今天不是见工吗？都这时侯了，你怎么还在家门口转呀？”我张嘴没说出话，眼泪却下来了。
我仍然不想家
父亲则每隔十天半个月地就来封信，不厌其烦地叮嘱这，交代那，尤其是每封信都告诉我他英文的学习进度，练口语，练听力，等待我的生活安顿下来，好能接他来加拿大。
我应下了，心想这并不太难。也真想让经过了几十年颠沛流离，苦闷压抑生活的父亲能出来享几天清福。父亲早年有外语学院英语系毕业的底子，来加后的日常交流、沟通将不是大问题，尤其是爸爸喜欢吃西餐、奶制品，喜欢坐图书馆，逛动物园，看湖光山色，这里挺适合他。
一九八九年春他曾有机会到美国探亲、旅游了一个月。那时家里人之所以让走路都有些抬不起脚的父亲只身往美国探亲，一方面是美国大使馆只签发父亲一人的签证，母亲的签证必须在爸爸回国后才能获批准；另一方面则是怕爸爸再不出来走走，恐怕就再也没机会了。所以在爸爸身上满装了姓名、电话、病历、急救药名等各种卡片之后，让爸爸带著曾三次半身不遂，十年脑血栓病史的身体出发了，到美国见他几十年未见的弟妹和几年未见的儿子──我的哥哥 。 探亲访友，游山玩水一个月，不仅没有任何意外，回国后竟然改变了维持十年天天打针吃药的状况。
心情舒畅后，爸爸的身体得到迅速康复，甚至在母亲和我分别赴美、加之后，偷偷买了辆自行车。爸爸在八九年十一月的来信中写道：“有了自行车如虎添翼，上街太方便了。人多时我可以下来推著走，你婶婶明年来华教学，她需要许多参考书，都是我骑车到处给她买，太方便了。多远我都能去，我从台基厂骑车到新源里去看朋友。你千万不要告诉你妈妈，免得她为我担心，自行车我是偷著买的。”看了爸爸的信，我真是又急又气又好笑。可是远隔万里，干著急也没办法。只盼他心情愉愉快快，身体健健康康，等我一安顿下来有了经济能力，就接他过来。
抵加不久，我便由一个偶然的机会，必然地走进了海外民运的行列。自此昏天黑地地忙了几年，每天都由电话、会议、抗议、签名、采访、游说串联起一种非常状态的生活。我非常忙，忙得顾不上学业和工作，更没顾上要接爸爸来加的承诺。
九二年二月底，一位朋友去北京办事，我托他顺便代为探望父母。朋友替父母拍了照片回来，我赫然发现父亲垂垂老矣。蓦地记起自己的承诺，该抓紧申请爸爸来加了。于是赶紧向朋友询问申请父亲来加的手续。三月初接到了爸爸二月二十六日的信，爸爸说：“我近来身体很好，食量增加了，烟、酒都忌了，现在每天都在读英语，感觉听力还是不行。另外上次你送我的圆珠笔在朋友的儿子结婚时，我送给他儿子了。”我不禁哑然失笑。爸爸平生最爱是书和笔，所以每次有人回国我总是挑几支漂亮的笔带给爸爸，可是喜交友又留不住东西的爸爸总是又百般不舍地送了别人。拿支笔做结婚礼物也就爸爸能干得出。
但是没想到……
四月三日夜里三点多，我迷迷糊糊被哥哥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叫醒。黑暗中电话线隐隐地连著莫名的灾难，他说：“爸爸今天去世了。”哥哥的声音很怪，很陌生，黑暗中我举著电话说不出话，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我的身体好象被正在翘起的床从中间顶起来，头朝下。我觉得眩晕，挂了电话起身到外屋走了一圈。先生被吵醒了，问我什么事，我顺口说了声“没事”。可是这个时候脸上的肌肉已经不受控制，怎么也忍不住，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爸爸死了！四月四日，爸爸死了
突然，我觉得我非常想家。我要回去给爸爸送行，我要回家。妈妈却在电话那一边哭呀哭：“别回来，千万别回来，你爸爸已经走了，你赶回来他也见不到你了，你在外面闹得那么凶，回来万一出点事，你爸爸死都不会安息的。”我哭都哭不出声了，连寄托哀思的形式都找不到。
爸爸呀！……
爸爸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早年考取了双份奖学金到美国深造，边留学边著书，并被辑入当年《美国名人志》。回国后致力于协助张作霖创办东北大学，并在张学良将军之后担任十年东北大学校长。四八年去了台湾。
爸爸是六兄妹中的长兄，自小聪颖过人。据说高中时，在全国演讲比赛中得到第二名。这套本事在后来的反右与文革中可帮了他大倒忙。父亲修读了北京大学政治系，东北大学历史系，及外语学院英语系，纵横社会科学领域。可惜好景不长。兄妹六人之中除了“弃暗投明”当了解放军的大姑，父亲是唯一留下来要贡献毕生精力和学识建设新中国的人。他说一个新的政府总比一个旧的政府进步。可是他却被“顺理成章”地打成了间谍特务。
于是，他的辉煌的社会科学王国被砸烂了。他的史学知识和政治学理论完全解释不了他生活里和周围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他的英文能力更成了他里通外国的确凿证据。他一生的厄运和苦难开始了。也不知道父亲是在哪次挨批斗，头朝下屁股朝上的时侯，赫然发现了另外一个更加辉煌的理性世界──数学王国。于是他利用停职反省和挨批斗的间隙开始自修高等数学，且无师自通不亦乐乎。于是爸爸的政治和史学思想在一个纯理性的境界中经过一套特殊的工序变成符号和公式表现出来。他说，数学的美是无与伦比的。当然在此后的十几年泥瓦匠生涯中，数学总多少比政治学要有用。他的文、史知识成了我们小时候睡前的故事片段，他的数学知识反而成了看家本领，并在七九年之后到学校教了几年高等数学。
记得七六年中国社会刚刚开始起变化，爸爸便迫不及待地开始给教育局写信要求回到学校教书：教什么都行，历史、中文、英语，大学不行就去中学，中学不行去小学也行，总之这辈子就这点长处，愿意为社会、为教育做点贡献。爸爸几乎天天写信，可信总是石沉大海，每隔一、两个月接到一封打印的公文：“尚未接到上级明确指示。”爸爸不灰心还是写，每天做完泥瓦工回来精疲力尽，可还是写；“让我回学校吧，让我回学校吧，我还能为社会做点贡献。”
看著每天劳累不堪却又焦急期待的父亲，我生气了，冲著他大喊：“别写了，人家不需要你、不理你，别再自讨没趣了。” 当时已经半身不遂过一次的父亲却慢慢地说：“我喜欢学校，我只能教书，再不回去就来不及了。”我想，他也许写了上百封信。几年后才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进了一所中学，后来又进了一所职工大学。他拼尽了全部的性命来报答这最后的机会。随后就又是接连两次半身不遂。爸爸垮了。
在这几十年的苦难中，爸爸一直很乐天、通达。他从不诉苦且能自寻乐趣。爸爸最喜欢看书，他永远随身带著一本书。他也爱下棋、喝酒、逛动物园。有时他会有一两个“牛鬼蛇神”的朋友造访，摆盘围棋或象棋，嘴里嘀咕些怪话。偶尔乘妈妈不注意，他会带上我或哥哥溜到西长安街的新风餐馆喝上一盅，吃两个炸麻雀。爸爸一有空就去动物园，我曾奇怪地问过他，爸爸说：“看动物比看人有意思。” 爸爸常常闹出些笑话来，有时骑车去看朋友却走著回来，第二天上班到处找不到自行车；有时搬了家，他下班却又回到原来的住处，怎么也想不起家搬到哪去了。爸爸又特爱管闲事，谁的忙都帮。有时揽了事自己帮不了又到处找别人帮，找来找去又找到求人的人头上怪爸爸多事。
哎！ 爸爸呀
爸爸死后，当时仍在国内的妹妹代表我和不能赶回去的哥哥把爸爸安葬了。她说，自从爸爸清明节去世到四月十日葬礼之前，天天阴天下雨从未晴过。为爸爸送葬的那一天，把爸爸的遗体从太平间抬出来时，天空突然刮起一阵旋风，云开日丽，阳光灿烂了。也许是爸爸的灵魂这时候破云而去得到了永生。葬礼完毕大家刚回到家，天气又骤然变化，风雨齐至。神灵真的在保佑爸爸么？
爸爸的一生是不幸的，他的不幸是与整个中国的悲剧融合在一起的。他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太多的苦楚而只能无言承受。可是，中国人又有几人逃脱了这样的命运呢？
爸爸年轻时有多少梦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几十年都是在批斗、抄家、劳改、辱骂中渡过的。他的所有年青时代的美丽梦想和抱负都在时代的硫酸的河水中被侵蚀得千疮百孔、破烂不堪。后来，出国的目标成了他的精神支柱。爸爸也象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把全部关爱和所有希望都寄托到子女身上，希望下一辈能实现他们自己永远也没机会实现的心愿。
爸爸死得很不甘心。妹妹来信说：“到了医院爸缓上来一阵，嘴里喊著‘快点治，快点治’，又喊‘安查碱、安查碱’。可是值班医生无权决定，又跑去打电话请示。爸的脸已经发紫了。最后医生决定用安查碱，可是太晚了。四月四日晨三点二十分爸心脏停止了挑动。这两天我的脑子里全是我握著爸的手喊著‘快点治，快点治’的画面。爸的求生欲真的太强了，他真的在每天读英语等著去加拿大。”
雁阵惊寒
爸爸，原谅我。您会原谅我吗？
父亲从病发到过世仅一个小时，十分匆忙。有人说：积了大善的人才有如此好命，走时没有太多痛苦。也许他有生的几十年已把痛苦尝尽。我一直想做点什么来平衡他几十年的苦难，我也一直以为我有这样的机会，可是父亲不肯等，匆忙地就走了，留下这样大的遗憾沉重得让我抬不起头。
爸爸呀！我又想起了那幅秋阳长巷的画面，又想起了您品著古人绮丽的诗句的情景，我仰望著远天的雁群，听它们一声声凄厉地叫著，把我悲切和思念的心又带到了您生前的日子──真是又到了“雁阵惊寒”的时候了么！
(雁阵惊寒──祭父亲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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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刘贤斌绝食
来源：北京之春
在加拿大绝食六次，应该算有经验了。可是还是挺难受的。
1989年5月，因为我家住在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六七分钟走路的距离，每天听着急救车的呼啸声在窗前刮过，好像每一声都刮过我的胃，难忍的疼痛与揪心。我对自己发誓说，我愿意用任何方式抗争，但是不绝食。
1991年1月吧，第一次绝食，声援当时在狱中绝食的王军涛、陈子明。那天冷的风都蓝得透明了，我们在领事馆前不停的转圈，那次夜里冷到零下20几度。
2006年2月6日和3月6日为高智晟绝食两次。2月那次更是冷得牙都不能碰一块，碰一块就咯咯响。在领事馆前用衣服包了好几层，活像北京上访户。
这次可以算最“舒服”的了。天气不错，在市政府前广场，除了饿着肚子，还真像是散心放松。我和一起绝食的吴嗣瑜说，有点内疚。因为和刘贤斌他们的境遇反差太大了。
我怕饿，我有胃病、血压低、血糖低，现在加上个甲低，都不适宜饿。可是在加拿大却破了我自己的承诺，先后六次绝食。不过都只是24小时而已。象征性的也好，动真格的也罢。我用心体会所投注的情感和所坚守的信念。人总是要为自己所信的东西付出行动的。并不是每一次行动都能到达终点，事实上到达终点之前的所有步伐都是过程，但都必须要走。
而且，有些中国人太聪明，总是想计算好了结果再做，结果就是不做。因为绝大多数事情无法确切计算好得失。如果都计算的话，西方的大赦国际、百万行、环保人士都是傻子，都万分可笑，都搞的是没有意义的形式，都是自欺欺人。因为他们每天写关注信、募集分分毫毫的捐款，保护一个湖泊不被污染，几乎都是无法看到结果的行为，甚至有些做法确实无法产生结果。但是，这就是一个人的社会所应有的守望相助、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链条关系。
而且，人应该有一种高贵的情感，那就是为贫弱者争取权益，为受难者背负十字架，不管所能做的是一次祷告还是一万里死亡威胁的行程。人既不应该嘲笑祷告者的微弱，也不应该面对万里险途感到无能。
刘贤斌我不认识，在此之前甚至没有多关注过。杨建利来电话介绍刘贤斌的情况，感动于他的不放弃，感动于他的平和而坚韧。决定采取些行动。看了刘贤斌妻子的文章，更觉得不做些什么心里难受不安。这就是一份简简单单的人情味和同情心吧。一个社会如果连表达人情味和同情心都需要算算得失和成果的话，那这个社会是多么可怕而势力。
一次绝食只占20多年民运活动的几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但是20多年推动中国民主的信念和行为，就是这样一寸寸走出来的。如果把每一寸看起来不那么重要，没有意义，甚至有些可笑的里程都删除的话，那么脚下的路和前面的方向也就都消失了。（8月25日）
北京之春2010年10月号 （2010/10/0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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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真相
来源：纵览中国
3月10号是西藏抗暴50周年纪念。这一段时间很多媒体都聚焦在西藏问题上。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华人社区也有很多人在谈论西藏问题。我在1999年11月份，曾经有机会到印度的达兰萨拉，也就是西藏政府的所在地去访问。一个星期的访问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宗教信仰和文化传承甚于生命
其中有几个细节，特别值得说一下。我在抵达的当天就去看了难民中心。难民中心当时有100多个人刚刚从中国境内逃出来，有的小孩子才5、6岁，没有大人陪伴。难民中心的管理员告诉我，是因为有些村民听说村子里或者附近有人要出逃到印度，父母就会把孩子托付给这样的人带出来。难民中心也有年纪很大的。
当时我跟很多人有过交谈，从小孩子到大人，他们都表达了一个非常集中的愿望，就是想出来见达赖喇嘛。再一个就是年轻人和小孩子想出来受教育，学习藏语，能够自由的保持他们的宗教信仰。
有一天，我从儿童村采访完回市中心的路上，看到一个男孩子坐在路边，我就走过去说话。我问他做什么，他说没干什么，歇着哪。我又问他要去哪里，他说去中心医院。他看起来不像生病的样子，我就问他怎么了。他说脚在逃过来的路上冻掉了。他说这些时非常自然，非常冷静。我当时很震惊。我就问他能给我看看吗？他把两只鞋子脱下来，两条腿到脚踝的部位拄在地上，双脚都没有了。我当时非常的震撼，我问他，为什么？为什么要冒这样的风险来这里。他说，我要读书，要学藏语，我要见达赖喇嘛。这是一个14岁的孩子。
当时我就想，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对一个人来说多么重要。他们宁肯冒着失去双脚，甚至生命的危险。因为有很多人死在从中国境内逃亡出来的路上。我采访了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嘉扬达杰，他三次从中国境内逃亡出来。第一次在半路上被抓回去，第二次他自己回到境内去散发达赖喇嘛的演讲录像带又被抓。他说，在第三次逃亡的路上，在喜马拉雅山冰雪覆盖的山峰上，他远远看到前面有两个尼姑。他从后面紧往前赶，等到他赶到的时候，他才发现，前面那两个年轻的尼姑，手挽着手，在喜马拉雅山上已经冻死了。没有人会知道她们是谁，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她们的姓名，也永远不会有人去祭奠她们，她们就这样静悄悄的死了。
那么至少这样的例子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人对自由的追求和对自己尊严的追求，对一个人来说多么的重要。她们并不是个别的案子。 我在流亡政府采访的时候了解到，每年都有2～3,000人，特别是在冬天，因为冬天雅鲁藏布江会冻成冰，这样更加利于逃亡。所以每年的冬天都会有2～3,000藏人从中国境内逃亡出来。
我们不知道一个真实的西藏
我相信，今年很可能人数会少得多。当然并不是因为今年西藏境内的情况好多了，而正是因为今年由于这么严酷的现实处境，中国当局对想要逃亡的藏人的查、堵、追会特别严厉。所以说可能只有少数藏人能够有机会逃出来。
我总是在想，我们到底了不了解西藏的现状，了不了解西藏今天真实的情况。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西方媒体，包括西方的藏学家或者是汉学家，特别是海外的华人社团，在这一年当中对西藏问题有很多很多的讨论和争论。支持中国政府做法的一方通常会说：中国共产党解放了西藏，让西藏的农奴翻身获得了自由。而且，中国官方在过去50年间，在西藏实行了多少优惠政策；包括运送了多少多少黄金去建设布达拉宫；藏人在中国境内享有多少多少特权；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快乐等等。对于这一切，是不是应该让西藏人自己说，他们今天生活的快乐不快乐；让他们自由地去表达，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他们满意不满意。甚至，即便有一些藏人表达了，说了，他们挺快乐的。我们也要问问，这可能不一定是真实的。
试想，我们汉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专制集权的国家。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信息的自由流通，没有舆论的自由表达，没有自由的媒体。很多汉人也因为传递真实的信息，或者表达自己的想法而被判入狱，而遭受迫害。甚至有些人要为此承受10到20年的徒刑。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要不要承认，在今天的西藏，也是一个非自由的社会，也是没有言论自由表达的社会，也没有自由的媒体，没有自由的信息流通的社会。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考虑西藏的真实情况，我想就会简单得多。
在一个没有自由信息流通的社会里边，我们所获取的西藏的信息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真实的。去年在多伦多、渥太华，有过二次大型的支持中国政府在西藏采取行动的集会，由华人举办的。其中，他们最响亮的口号是要维护西藏真相。
所以当时我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们有没有权利知道西藏的真相？我们有没有渠道了解西藏的真相？如果我们并没有这样的权利和渠道的话，说要维护一个真相的时候，是不是很没有底气。有那么多华人对于维护西藏真相有这么高热情的话，这些人应该首先想办法掌握知道真相的权利，拥有了解真相的权利，让有关西藏的信息有自由流通的权利。这是谈所有事情的第一步。我们要有能力承认这一点。
中国官方正在进行有关西藏的信息轰炸
我们在网络、报纸、电视、电台里所看到的所有的关于西藏的信息，99％以上是被中国官方控制的。所以，这些东西99％以上是中国官方让我们了解的、允许我们看到的东西。
我特别在网络上留意了一下，在著名的中国引擎谷狗上搜索关于西藏的信息，我把“西藏”两个字打进去，竟然出来了超过七千万个搜索结果。可是，我在这些网页上翻看的时候，一路翻下去，几乎都是中国官方的网站，都是中国官方的关于西藏的信息。从去年以来，西藏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中国官方也再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视觉上打造一个他们希望人们看到的西藏。用“铺天盖地”这个词一点也不夸张。
中国官方用铺天盖地宣传，用它所掌握的所有的宣传机器，开始对西藏这一个议题进行狂轰乱炸。它非常精心的去挑选关于西藏的东西。什么东西可以让人们看到、听到、知道。如果我们凭着良心说话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在造假上的本事是任何其它政权、国家机器和媒体都不能相比拟的。它在很多时候凭空造假。
在对西藏真实程度的了解上，我们到底有多少机会？透过这样一层层的信息封锁，包括武力封锁，包括对我们长达60年的洗脑教育，我们有多少机会去真正看到西藏的真相。所以，我们其实并不了解西藏的真相，任何人都一样。其实，现在让我们承认我们不了解西藏真相，甚至也需要一种勇气。因为，当中国官方让你去说你所知道的西藏真相的时候，很多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就是，你也没有权利说“不”。并不是说，你不仅仅没有权利说“是”和“对”的东西。
西藏是军管区人民生活在监狱里
事实上，你也没有权利不说你不想说的东西，因为它可以在社会环境中，在舆论上、在宣传攻势上，甚至在一些具体的利益下对你进行钳制和打击报复。所以我们看到了和听到了排山倒海的对西藏歪曲并隐瞒事实的信息。
很多华人这时会说: 不管怎么样，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今天所处的现实状况和我们汉人一样，受到了压迫也跟我们汉人的情况差不多。我们今天要共同面对这样的现状。甚至很多自己本身受过中共迫害的人，可能整个家庭多次受过中共历次政治斗争迫害的人，在西藏的问题上，仍然可以说: 就算你们藏人现在没有基本人权，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但你们也不过跟我们的处境一样，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你们和我们一起忍受吧。在这种情况下，藏人再大声的呼喊和诉求也都被淹没在各种各样嘈杂的声音中了。
我们上中国官方的网站可以看到中共最近调集了多少军队去藏区。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拉萨的街头，在四川、青海的藏区，可以随处见到全副武装的军人在巡逻。
我们生活在其它国家的，比如生活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国家的华人，应该设想一下，假入你所在的城市满街都是全副武装的军事力量，那些虎视眈眈的眼光，那些冷冰冰的枪口，哪怕你知道这样的军事力量不是冲着你来的，你会不会觉得很压抑，你会不会觉得有深深的恐惧？何况这些军事力量是完完全全针对藏人的。所以藏人的那种恐惧真的是无以言表。
表达追求独立的诉求是在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
让我们再回到一个最原始的问题上。很多很多汉人会脱口而出说这么一句话：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等等。那又怎么样呢？我们不得不问这个“自古以来”的“古”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这个表述本身是很有问题的。这当中还牵扯了很多其它的问题。比如说，一个民族的独立诉求能不能谈，能不能公开表达。比如我生活的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独立运动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是加拿大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我在加拿大也经历过魁北克省独立的公投，1995年的公投有49％的人要求独立，51％的人要求留在联邦之内，真是惊险过关。
在加拿大，要求独立的言论表达是自由表达言论的一部分。没有人会给那些表达要求独立的诉求的人以道德上的、是非上的歧视。不会有人说这些人是不道德的、是坏的、是分裂份子。英文的“Separatist” 是一个中性的词，不像中文的“分裂分子”本身已经带有强烈的是非观和感情色彩。加拿大社会也不会有一般的老百姓用级大的情感去痛恨那些要求独立的人。在加拿大之所以能这样，最关键的是加拿大有基本的民主制度，保障了人民的言论表达，舆论表达自由，保障了人民结社和持有不同的政治立场的自由。而民主架构也给解决独立或统一等这一类问题一个公平、有法制保障的机制。
在说到：“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想一想，即便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那么这个地区的人民也仍然应该有表达诉求的基本权利，因为这是言论自由的范畴。表达追求独立的诉求，是在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
其实，西藏到底是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西藏和中国在过去几个世纪当中，有着错综复杂的交往历史。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把所有的焦点放到历史上去求证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有些舍本求末，而断言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则更显偏颇。
首先，“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是逐渐形成的，不是自古就有的。中国的疆界也是长期演变形成的，也不是自古就是今天这样的版图的。中国官方在强调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时候，总是会拿出唐朝的时候文成公主曾经嫁到西藏去的经典故事。我们就不想一想？当时文成公主是去联姻和番的。为什么要去和番呢？正是因为当时唐藏不是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如果是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还用得着皇帝把自己的女儿嫁出去跟人家和番么？当时是唐太宗贞观年（西元六三四年），西藏王松干赞普提出要迎娶唐朝公主做妾，唐太宗没有答应。于是赞普发兵直逼唐朝边境松州（四川松潘县）唐太宗发兵还击，几个回合，赞普求和，但是坚持提出娶唐朝公主的请求。唐太宗认了一个侯爷的女儿为干女儿，封号文成公主，远嫁西藏和番，并带去了丰厚的嫁妆。而当时，尼泊尔的赤尊公主更早于文成公主嫁给藏王赞普的。尼泊尔的赤尊公主的地位比文成公主还高呢。我们是否要问一问，今天的西藏是不是应该隶属于尼泊尔呢？所以，这当中有很多复杂历史问题，许多环节也不是我们今天用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够给出清楚的答案的。
尊重少数族群是国际趋势
许多民主国家对于少数族裔、原住民、游牧民族等等，都采取了越来越宽容、宽松，也越来越公平和尊重的政策。包括北欧一些国家，对于生存在境内的少数族群，在宪法上越来越给予足够的权利和地位。因为民主制度本身不仅仅是一个大多数人做出决断的机制，更是保护少数人权益的机制。
国家、主权、疆界不应是囚禁人民的樊篱
很多中国人应该回过头来去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对于国家、主权、疆域、民族等等的理解是不是有一定的误解。或者说，有一些思维、看法已经远远不能够跟今天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大潮相吻合。又或者，我们常年都只看到、听到、知道一种信息，大大的阻碍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只是在重复着别人让我们说的话。
我在1999年11月去访问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的时候，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人类很多族群之间、部落之间、疆域之间、国家之间一直都存在着战争、杀戮。绝大多数的时候是因为争夺生存资源，后来有了包括涉及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等差异和纷争，也导致很多区域性的冲突和战事。
随着整个国际社会科技的进步、文化的昌明、资源的开发，人类创造了更大的财富，越来越能够保障生存资源。但是在很多区域还有这么多的冲突、战争，甚至包括杀戮和压迫。在今天国际社会的版图上，是哪一些区域，是哪些地方在发生着这样的事情。
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一个比较清晰的画面。比较多的争端在中东地区。由于宗教信仰、族群差异等造成的冲突非常严重。另外是在一些所谓的主权区域内对人类尊严、基本人权、言论自由等的压制和迫害。
比如说，北韩、古巴、中国境内。这直接跟这些国家现存的政治体系、社会制度紧密相关。如果我们能够再想一想，国家、主权、领土、疆域等等这些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访问达兰萨拉以后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说，我严重质疑这些所谓维护主权完整，保卫领土神圣，巩固疆土安全，捍卫国家尊严等等词汇的真实意义。假如我们生活的那个主权之下、我们生活的那片领土之内，我们居住的那个疆界以内和在那样一个国家政权之下，如果我们的基本人权不能够获得基本保障，如果我们的人性尊严不能够受到基本尊重，那么我们必须要质疑：这些东西、这些概念，跟我们之间有些什么样的关系。
在中国和尼泊尔，在中国和不丹，在中国和西京的边界上，常年驻扎着大批的边防军。这肯定不是为了防范那些弱小的国家，对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侵犯？不是的。那里大量的边防军和遍布在雪山冰川上的哨所，是为了严防中国境内的人民外逃，特别是严防在边界附近的藏人外逃。那里的骑兵在风雪中巡逻，是为了搜寻逃亡者带着血迹的脚印。
中国人的逃亡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中国汉人的逃亡潮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共产党开始在中国大陆掌控政权以来，中国老百姓的逃亡潮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一波一波，随时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逃亡出来。
五十年代的一次次镇压，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七十年代的恐怖时期，八十年代的严打和整肃，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游泳到香港、台湾，多少人葬身大海；多少人在南方的丛林中，在西域的沙漠里，在北国的荒山上，死在边防军无情的枪弹下。而最近几次的逃亡潮包括，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一大批中国学生、学者亡命天涯，并带动了中国社会长久的、大范围的逃亡潮。1999年，曾经有4船，约六百名中国人，从福建沿海上船，有的在路上经过长达2个月的时间，前后抵达加拿大的西海岸。如果有人在途中生病，众人只能眼睁睁的把这样的人扔进海里去。
我曾经采访过偷渡船上的一个年轻人小陈。他说，有一个8岁的孩子跟妈妈一起偷渡出来。这个孩子的妈妈在船上了得了病，3天没有好。大家担心会感染船上其他的人，因为船在大海里没有任何逃生的机会。所以这个8岁的孩子，眼看着自己的母亲，一位只有30多岁的女人被从船上扔到海里去了。
中国人逃亡的浪潮不仅仅是到加拿大，不仅仅是到美国，到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南美洲，甚至非洲。也就是说，中国人逃往任何可能接受中国人的地方，逃往任何会给自己一点自由、尊严、保障和未来希望的地方。我们不要不承认这一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中国的现状。
当然，也有很多人在拼着性命偷渡出来之后，在拿到居住国身份之后，在生活得到了改善之后，又回去向中共专制政权献媚，甚至合作。那是中国人的悲哀，是中国人的无奈，也是人性的弱点。
也有人会说，今天的中国不是这样了，大家过的很好，今天的中国富裕了。
遗憾的很，高智晟律师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最近逃出来了，刚刚在3月份抵达美国。他们成了最新的流亡者。在2月份，89年六四屠杀中被坦克碾断双腿的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以及他的太太，经过20年在中国的屈辱、迫害，也刚刚逃出来抵达美国，也成了新的流亡者。所以，只要中国没有民主，中国人的逃亡潮就不会停止。
我们应该承认，如果中国的边界不是管得那么严的话，如果中国的海关不是有那么多关口的话，想要逃出中国的人，何止百万。那些失地的农民、那些维权的弱者、那些上访的流民、那些绝望的穷人，那些没有基本的尊严、自由、人身保障的老百姓，何止数千万呢。所以，从中国境内逃亡出来的不仅仅是藏人，不仅仅是维吾尔人，也不仅仅是民主人士、异义人士，也有很多普通人。
海外的中国人特别要记住，当你选择跟这样的共产强权妥协的时候，当你选择放下人性尊严去保护自己利益的时候，你也同时要记住：别人有选择不妥协的权利，别人有维护自由和尊严的权利。记住那一点，要有勇气尊重基本的事实，也给自己最后的人性尊严留下一点点的空间和余地。
2009年3月20日
(西藏真相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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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滄桑夢頻碎 風雲人物青史垂(图)
「辛亥百年風雲人物學術研討會暨先賢臧啟芳追思會」於二月二十六及二十七日兩天，在三藩市東灣紐沃克（Newark）召開。約百位來自美加、歐洲、澳洲、中國大陸、台灣以及三藩市當地的學者、專家、社會活動人士與會。在一天半的研討會議中，分別為「辛亥革命與百年共和」、「迷失的中國憲政道路」、「民間記憶，歷史回聲」、「辛亥百年風雲人物」、「一代賢能臧啟芳」等幾個環節，另外設立了主題演講「代理天津市長──臧啟芳雄才難展的從政之路」。第二天下午是「緬懷先人臧啟芳」追思會。
作為這次會議的倡導者和主辦者之一，最初的想法緣於希望在二○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祖父仙逝五十周年紀念日，舉辦一個紀念活動，以緬懷他的思想、才學，對民主的追求和堅持，以及對中國社會曾經作出的貢獻。這一年恰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而祖父那個時代曾湧現出一批像他那樣的仁人志士，他們曾對推動中國進步寄予極大的熱情。他們的思想、學識、智慧、勇氣像天空的繁星一樣照耀過中國。這些人當中，一部分在一九四九年中共掌權前後赴台，從此被中國大陸完全屏蔽。其他的幾乎無一例外的受到殘酷迫害，許多人死於非命。而在中國當代史的光譜中，已經完全見不到他們曾經閃爍過夜空的蹤影和痕跡。於是，一個想法油然而生，辛亥伊始的風雲人物，被歷史的塵埃和政治的污濁掩埋塗抹得太久太黑，該是讓他們重新閃爍的時候了。二○一○年十月底和幾位朋友商議籌辦紀念活動，大家立即有了共識。
中國迷失的不僅是憲政道路
籌備會議總是異常辛苦的，而且是如此匆匆。好在其中許多相助的朋友都是常年運作組織和舉辦活動的高手，會議如期，並超出預期的成功召開了。從北京專程前來參與的作家戴晴的主講題目是《結束專制，開啟憲政──張耀曾的憲政救國》。台灣學者曾建元的論文圍繞《吳經熊與何姆斯出土書信──吳經熊在中華民國百年法治史上的歷史地位》。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及《縱覽中國》網刊總編陳奎德的主講題目是《失蹤的憲政之父──張君勱》。幾位不約而同的圍繞中國迷失的憲政道路發表演講，將與會者帶到中國曾經出現的短期憲政探索階段。
一天半的學術研討會當然很短，與會者深深感到，中國在過去百年，迷失的豈止是憲政道路，中國在精神探索、文化創新、宗教信仰、人文情懷、道德理念、人道慈悲無不迷失久已。
作家严力
激活歷史呼喚風雲人物
政治學教授吳國光的主講題目是《唐大姐和Ｅ先生──略論辛亥革命與民主制度建設》，他講述的是呼籲女性參政、爭取女性投票權的女俠唐群英，並評論選舉制度在中國的演變和扭曲，以及中國民主制度建設困難重重的前景。他非常讚賞這個研討會對還原歷史的重要意義。除了封從德、洛桑尼瑪講述孫文在辛亥革命及民族共和中的歷史貢獻之外，其他大部分主講者的演講都在呼喚一個個鮮活的、也許已被遺忘的百年風雲人物。人們在努力追尋散落在民間的歷史事件和記憶載體，就像楊建利博士演講的題目《民間記憶VS官方記錄》，希望民間的記憶可以對抗並修正官方的記錄，還原歷史基本真相，探索中國前行的路徑。
一代賢能臧啟芳
作家阿海的主講題目是《臧啟芳先生生平概述》。他開篇闡述道：臧啟芳是一位文藝復興式的全能型人物，因為臧啟芳曾是政府官員、學者、經濟學家、教育家、出版商、軍事司令官、刊物主編、詩人。臧啟芳曾任天津市長，著有經濟學專著，並被台灣列為大學用書；曾任十年東北大學校長，也曾出任商務印書館經理，還任職鹽城保安司令。到台灣後，曾專心主辦《反攻》雜誌多年，晚年出版《蟄軒詞草》兩集詞作。
阙汉骞将军孙儿阙光儒
刘海岩研究员
來自天津社科院的研究員劉海岩，以《代理天津市長──臧啟芳雄才難展的從政之路》為題發表演講，認為，臧啟芳是民國一代精英之典範。另外還有朱學淵、張曉剛、劉紹夫等從臧啟芳東北大學的經歷、天津市長的趣聞、《蟄軒詞草》的藝術成就等幾個方面入手，對臧啟芳進行研討。
民間叩問歷史，帶動求索真相
作家戴晴十分欣賞這個由民間家族後人，出面叩問歷史的模式，她多次表示，這個會議非常有意義。吳國光教授認為，中國百年來的歷史被扭曲得很厲害，特別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歷史真相更難於恢復。因此這個活動能為歷史正本清源，非常有價值。曾於一九八九年出面支持學生及民主運動的八九民運風雲人物，原中國四通總裁、民主中國陣線主席萬潤南，因為健康原因長時間沒有公開露面，他這次也特別到會，引起會場小小的轟動。他並與大家分享看法。萬潤南認為，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這個演變過程還在繼續，研究探討辛亥伊始的風雲人物，繼續他們沒有完成的使命是很有意義的。
学者张晓刚
历史学家朱学渊
會議主辦者代表陳奎德博士認為：「中國號稱以歷史為宗教，極為敬畏。但百年中國，卻喪失了歷史：禁忌叢生，謊言充斥，不堪卒讀。歷史真相，歷史災難，歷史菁英，歷史脊樑……幾乎盡被黑箱鎖死，盡被赤潮淹沒。臧啟芳先生後人及獨立組織發起的辛亥百年人物學術研討會，是開風氣之先的壯舉。它本身也將載入青史。」
二○一一年三月七日 首发<动向>杂志第3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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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長河 百年一瞬
——《百年不風流》編後
電子郵件
盛雪主持開幕式
百年，長，也不長。於個人，是一生平安，或兩世聚散；於群體，是榮辱起落，或流亡變遷；於國家，是衰竭消隱，或興盛重建；於民族，是福祉和平，或苦難離亂；於文字記載，是客觀詳盡的記錄，是趨炎附勢的編排，抑或是在死亡威脅下的捏造杜撰。而時間，冷靜旁觀。歷史本身自有言說的一天。百年，於歷史長河，浩淼一瞬間。
陳奎德致辭
中國這百年離文明漸行漸遠
而在中國這塊版圖內，這百年，任憑你用什麼文字、格式、體裁，都無法描摹清楚它的存在真相和來龍去脈。人們看到，這百年，中國在初探現代文明門檻後不久，遭遇劫火，在最近六十多年中南轅北轍，距離它的文明淵源越來越遠，與現代普世價值和共識也日益疏離，竟至走向精神和物質的蠻荒，卻又絕無蠻荒的樸實和本真。它從富庶退到貧瘠，再跌進赤貧如洗的絕境。再開國門之後，又在全球經濟大潮的推湧下，陡然撞進窮奢極欲的艷影霓光裡。
這百年，多少肉體屈辱隕滅，多少靈魂驚恐出竅。戰亂兵火的洗禮，改朝換代的衝擊，革命鬥爭的整肅，專政鐵拳的錘擊，多少人的生命時刻在飄忽的繩索和旋飛的利刃下心驚膽戰的捱著。那些血與火的瞬息，那些生與死的懸疑，那些利與害的誘迫，那些權與力的威逼，一批批、一遍遍鍛磨煎熬人的靈魂，成就了今日中國國民怯懦猥瑣的精神氣質、顛倒混亂的是非善惡，和沒有底線的道德倫理。
闕光儒、阿海、吳量福、盛雪、張小剛、劉海岩、封從德
辛亥百年後的今天，窮盡花樣的精神折磨，反襯著上下五千年的輝煌文明；肆意濫用的酷刑虐殺，縱橫在方圓百萬里的廣袤疆域。獨立思考實踐民主者被監禁、寬懷溫和理性變革者被失蹤、正直善良見義勇為者被虐打、貧弱百姓普通公民遭到層層官宦及豢養的匪霸的掠奪欺淩。信奉不殺生的僧尼，既不能阻止惡的蔓延，又不能與惡同行，只能選擇前赴後繼，在烈焰中一一殉道，把生命奉上祭壇。被歌頌了千載的所謂神州大地，除了兀自突立、遍體鱗傷的孤獨俠士，盡是不甘沉默又戰戰兢兢的黎民百姓、為虎作倀喪盡天良的大官小吏、心狠手辣狗仗人勢的奴才幫兇。
在中國國家經濟實力成為世界第二強時，沒有人能夠計算得清楚這個國家的網路敏感詞到底被屏蔽了多少。就因為一個當權者姓“江”，要阻絕詛咒的民意，在新浪搜索“長江”、“珠江”和其他什麼“江”或者“江”什麼，都可能看到一行人們熟悉的提示：“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搜索結果未予顯示”。何等的“中世紀”，何等的詭異！茉莉花革命之後，中國下一代不再知道世上有個國家叫“埃及”；未來的國人可能不會書寫“自由”、“民主”和“人權”；只要姓“胡”或姓“溫”，都在網上搜不到家族淵源。當中國輕巧地花費億萬金錢向整個世界輸出血腥經濟與專制文化時，它的千萬孩童不是被砸死在豆腐渣校舍裡，就是連無毒的奶粉也喝不起。當中國驕橫地向世界宣示，它的發展可以消耗得起全世界將近一半的能源時，它當然也花得起錢，雇傭幾百個惡棍，將盲人律師陳光誠監禁、看押、虐打：這就是中國辛亥百年後的今天！
中國仍然對臧啟芳諱忌莫深
決定舉辦“辛亥百年風雲人物學術研討會暨先賢臧啟芳追思會”，不是一時的興之所至。
先祖父臧啟芳在過去一百年的遭遇和命運，是一個時代中國人命運的寫照和縮影，是時代變遷和政權交替加諸於個人身上的綿綿鄉愁和與親人永隔的傷痛，也映照出中國大陸由暴力加謊言建立起政權的過程，和中華民國避走台灣島後的運命跌宕與歲月崢嶸。
先祖父在我的記憶中原本是模糊的。在成長的年代裡，很少聽到父親談起，縱偶爾提及，也是言辭閃爍。而且家裡一連串的厄運和苦難都視乎與此有著明顯的關聯。因此，從小心裡就被暗示，有關祖父的一切需要掩飾、隱瞞。直至來到海外，讀到祖父的詩詞文章，讀到有關祖父的文字介紹，祖父的身影才漸漸清晰起來。有一天，居住在美國德州的三叔在信中告訴我，會將祖父遺留下來的詩詞文集等都傳贈予我，並對我說：“我們臧家在你這一代，終於有人擇善固執，反共到底，我心甚慰。”讀到這樣的文字，頓感一種責任和使命。
在籌備會議期間，曾多次聯絡祖父曾任職的天津市政府、东北大学所在地四川三台市政府、任十年校長的東北大學，在东北大学校内的张学良纪念会等，以期能夠獲得一些協助，提供臧啟芳的有關史料。或者能夠有一封信函，對紀念會表示關注。但，均沒有回應。
封從德、陳維健、楊建利、洛桑尼瑪
魯之璠老人完成了心願
在紀念辛亥百年的膚淺紛亂的戲碼中，在兩岸爭奪辛亥話語權的喧囂中，決定舉辦“辛亥百年風雲人物學術研討會暨先賢臧啟芳追思會”有一個特別的緣由。
居住在東京的魯之璠伯伯是我祖父的學生，也是三叔臧凱年的同學和摯友。去年中，魯之璠老人來信說，二○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是臧啟芳去世五十周年大祭，又值辛亥百年。他囑我舉辦紀念活動，以追思並弘揚祖父的思想、功業、事蹟，以及其終生堅決反抗暴政、一世追求民主的遺志。魯伯伯並告訴我，這是他一大心願，還匯來一千美金，資助會議。我在徵得家人親屬的意見後，和朋友阿海、學淵、奎德、劭夫、大衛、老潘、小剛、毅忠、天力、建利、元雋、逸君、嚴明等一眾好友商議後，決定將紀念活動擴展成“辛亥百年風雲人物學術研討會暨先賢臧啟芳追思會”，以推介這一百年和祖父有著相似命運的人物，以引起更大範圍、更深層面的思考。
會議順利成功。會後，我病了一個多月，稍好，給魯之璠老人去信介紹會議盛況，並附寄會議照片給老人看，等他回信看他有多高興。兩個多月後，卻傳來了老人因病去世的消息。也許魯之璠老人了結了這個心願，就瀟灑西行了。
潘永忠、曾薰惠、陳奎德、戴晴
百年間被沉埋的精神和風骨
眾多學者推出的人物，幾乎不在當下人的視野裡，不在普羅大眾的知識信息網裡。那些曾經精彩紛呈的經歷、曾經生動感人的面孔、曾經獨特卓絕的貢獻、曾經盡人皆知的傳奇，都在整個中國滾進新的年代的車輪下，碾入塵泥。盤踞六十餘載的政權，成功遮罩了它治下的人民獲取知識資訊的任何通道。所以，現在的中國大陸民眾，除了被化妝整容的中共黨史，其他一概懵然不知或模糊不清。不但如此，僅有的一點資訊大都顛倒猙獰。
吳國光教授生動描述了唐大姐透徹的民主理念以及給宋教仁的那記耳光。戴晴女士介紹的法學大家張耀曾，七十多年前心目中的中國 “是一個軍備減少、經濟充實有序、政治民主高效、人人安居樂業的大國”。陳奎德博士推介的中國憲法之父張君勱，和周恩來有交谊。周曾在张君劢59岁生日时，送上“民主之寿”匾额。1948年12月，這位學高德厚的儒雅學者卻被中共列為43名戰犯之一。台灣學者曾建元筆下的吳經熊，也是中國法學先驅，但在當下中國，更是少有人知。杜欣欣女士的祖父李肇甫，一生自甘清貧，全身心推動現代政治和法制，卻遭新政權當寇匪般關押，死後雙目圓睜。藏族學者朗摩貢巴倉.洛桑尼瑪分析的孫中山先生的民族共和思想對未來中國民主政治的深遠影響，無疑拓展了解讀辛亥百年的視野和界限。
在籌備會議間，在網上看到一則“闕漢騫將軍之孫闕光儒先生尋找爺爺舊部”的消息。發現百度百科上對闕漢騫有這樣的介紹：闕漢騫作為國民黨的高級將領，曾經給中國革命造成過嚴重損失。显而易见，背后有精彩的故事。費良勇博士推論“大清亡于共和，共和亡於共產，共產亡於共管”的三共論，將鄭孝胥這位清朝改革派政治家推到今人面前。天津社科院劉海岩研究員對臧啟芳在天津任市長期間的史料研究可謂獨到精準。臧英年教授親身接觸的何應欽儒雅寬厚，審時度勢，絕非大陸人印象中的奸佞軍棍。善於研究思考的封從德博士，虔誠地推崇孫文的歷史貢獻。集學者、作家、詩人及政治家於一身的楊建利博士，繪出了這一百年中國書寫歷史的樣貌：強權操控話語，暴力箝制記憶。
另外，陳維健先生口中的家鄉同盟會五義士，黃河清先生筆下堅貞不屈的五十一名辛亥人物，詩人嚴力紀念的自己的爺爺醫師嚴蒼山，老驥痛悼的被棄屍荒野的辛亥老人，都陡然站立成一排排，一列列的雕像。他們的面目漸漸清晰，故事被人傳頌，風骨讓人領略。那些人物、故事、傳奇、事蹟，開始在空中迴響。
邊大衛、張小剛、盛雪、潘永忠、萬潤南、戴晴、顧明
傳奇萬古自言說 何嘆百年不風流
戴晴女士在獲知“辛亥百年風雲人物學術研討會暨先賢臧啟芳追思會”的背景和來由後表示：由“民間（家族後人）出面叩問歷史，對中華民族未來事關重大”。在談到臧啟芳那一代歷史人物時，戴晴說：“他們這批人的共同特點，是高貴的人格、獨立的精神、臨難不苟和無私獻身。”她慨歎“這樣的人在今天物質爆炸時代，快要絕跡了，看看今天的大學校長，都是些什麼東西啊！”
會議的主辦機構之一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陳奎德博士說：“中國號稱以歷史為宗教，極為敬畏。但百年中國，卻喪失了歷史：禁忌叢生，謊言充斥，不堪卒讀。歷史真相，歷史災難，歷史菁英，歷史脊樑.....幾乎盡被黑箱鎖死，盡被赤潮淹沒。這在人類歷史上都是極其罕見的一頁！其根本原因，在於歷史的書寫權被政治權力徹底壟斷了。要搶救中國百年史，搶救百年風華人物，民間社會及個人的發掘、講述和研究，是責無旁貸，義不容辭的。臧啟芳先生後人及一些獨立組織發起的辛亥百年人物會議及臧先生紀念學術研討會，是開風氣之先的壯舉。我相信，它本身也將載入青史。”
歷史學者朱學淵早年在四川曾偶遇臧啟芳一名學生，由此而得知臧啟芳的為人事蹟。他認為：“二十世紀是中國與世界文明接軌的世紀，一百年中產生了許多傑出的人物，胡適之、臧啟芳、羅隆基們就是專業的接軌匠，但是他們時運不濟，他們的努力被一股更強大的社會潮流沖決了，而中國也就進入了一個黑暗的時期，今天我們來紀念這些幾乎已經被人們遺忘的人物，是要激勵我們重新為中華民族尋找光明。”
歷史學者阿海重新編撰了臧啟芳年譜，他讚歎道：“臧啟芳先生不僅是中國百年來一位重要歷史人物, 更是一個現代民主思想、社會管理方面的啟蒙者。同時，他是一位政治上的智者。我們在今天喋喋不休地討論中共的本質問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可行性問題等等。他早在八十多年前已經一目了然, 而且身體力行，從一個學子，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力行者；從一個研究城市規劃學的研究者，成為反共戰場上的指揮官。他的入世精神和獻身精神，正是當代知識份子所缺乏的。”
文化学者、电脑软件专家張小剛說：“民國期間，中國曾有過一批傑出人物，他們的思想深度、文化造詣、實幹成就和對社會的貢獻，今人很少能望之項背。可卻被後來的風雲變幻所湮沒、所歪曲，甚至完全被抹煞掉了。發掘他們的事蹟，重現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對社會所起到過的作用，對於今天民族和文化的重興、社會的走向，十分有意義。”
偏愛臧啟芳詩詞的文化學者劉紹夫說：“追尋被歷史所湮沒的,為中華民族的現代化和民主化貢獻畢生的志士仁人，就是為了廓清歷史迷霧，回答中華民族為什麼一百年來在民主化的道路上仍蹣跚前行，就是為了張揚像臧啟芳先生那樣的民族先賢，彰顯民族正氣。”
我多年來一直有個心願，就是要將祖父臧啟芳對中國社會的貢獻，深厚卓越的學識，不媚潮流世俗的獨立精神，以及敢言敢行的錚錚風骨介紹給今人。近些年，在接觸了更多的那個時代的人物資料和史實故事之後，更感中國社會曾鮮活過一批這樣的精神脊樑。現在是撥開歷史的陰霾、擦掉塗汙的油彩、撬起沉埋的記憶的時候了。今人有責任讓那些正在遠去的、消弭於歷史迴聲的、隱遁於暗夜長空的精神和風骨重新回到人間，成為耀眼的星月。類似舉措雖然仍需要直面強權的阻滯和某些勢力的威嚇，但是這件事非做不可了。何況，權力對記憶的施暴還在狂亂地繼續。
《百年不風流——辛亥百年風雲人物學術研討會暨先賢臧啟芳追思會論文集》只是個開端，但它是真實的記載，打好了牢固的根基，矗立了指路的風標，具備了流傳的品格。
臧英年、湯般若、費良勇、陳漢中、嚴力
言不盡意的謝忱
對於親人好友，言語多餘；對於肝膽相照的同道，言語又怎麼夠力？可是我還是不能免俗，要感謝奉獻學識結晶和研究成果的各位學者專家，感謝參與籌備會議編撰文集的一眾好友，感謝出錢出力出主意的家人親戚，感謝遠道來捧場又捐款的舊雨新知，感謝方政、文斌、夢筆、士賢、葛勋、從德以及幾位才智美女妹妹：燕子、丹丹、素楠、小高等在会议期间仗义相助。
最後，一定要感謝我的媽媽，永遠都支持我做出的選擇！
2011年11月11日 於加拿大密西沙加家中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Friday, January 06, 2012
(歷史長河 百年一瞬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此文于2012年01月07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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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了半个世纪的臧家祭奠
田牧
人们时常说「永生」，有人曲解为长生不老。挪威的著名作家克努特•汉姆生对此也有过解释，大意是：「永生」是一代又一代，继承先人遗志，代代传承下去，使得先人的思想和精神能够「永生」。2011年2月27下午，「先贤臧启芳追思会」在美国旧金山希尔顿酒店举行，当我目睹着纪念活动的场景时，脑际里油然盘旋起「永生」一词。
举办一次家族聚会，举行一次对先人的祭奠，对普通家族来说是件平常事，而臧家却走过了漫漫长夜，足足等待了半个世纪。臧启芳一家的坎坷经历，正是中国那段动荡时代的悲剧缩影和写照。
那些天，我有幸与臧家人一起参加了这个活动，与臧家的老少们有了些结识和交流，并被臧家人的平实语言、闪光思想而感动，为他们的人生经历而感慨，这些恰恰是对「永生」的诠释。我纪录了些许所见、所闻、所悟、所叹，虽然只是碎语拾零，也算是一组实录，一段见证……
照片1，臧家三代部分與會者在追思會上
一九四九年：臧家散了
臧启芳先生是大时代的历史人物，上世纪二十年代，他留学美国，学成后即刻回国投入了当当时「教育救国」的大潮流。臧启芳先生是经济财政和市政管理的杰出精英，他在民国政府时期曾担任过天津市长，东北大学校长、财政部顾问、教育部教育委员会委员、国民大会代表等职。臧启芳先生一生追求民主，反对极端的共产主义，也为此在中共的历史纪录中被湮没。他在革命大时代，为中华民族的发展留下了印记，做出了贡献，臧启芳先生不应该被历史遗忘。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凤凰涅磐，浴火重生，荡涤着无数家庭的平静生活。臧家也一样，充溢着民主大家庭的氛围，家庭成员出现了左中右各派。大女儿臧慕莲走出家庭，参加了解放军。而为「三民主义」奋斗半生的臧启芳先生，于1949年，万般无奈地随国民政府渡海迁台。二儿臧英年、三儿臧凯年、二女臧素莲、三女臧雪莲尚年少，都随父亲去了台湾。大儿子臧朋年则阴差阳错没走成，留在了大陆。年轻的臧朋年非常理性，他以既留之，则安之的心态面对新政权，他曾说：「一个新的政府总应该比一个旧的政府进步。」他对新政权还是寄予期望的，准备加入重建新中国的行列。
臧家从此天各一方、人间遥隔，再也没有团聚过。1961年2月28日，臧启芳先生仙逝，大儿子臧朋年、大女儿臧慕莲，以及他们各自的小家庭，不得而知，完全失去了臧老先生的音讯。
然而，臧朋年的良好希望化为泡影，他不仅不被新政权接受，还成了新政权的敌人，这一斗就是几十年。臧朋年这一支，从此就没有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作为臧家第三代、臧朋年的儿女们，臧锡光、臧锡红（盛雪）、臧锡慧兄妹，自然半生惘然和迷惑，从未谋面的祖父，带给了他们凄凉的厄运，使他们的童年、少年时期在祖父的阴影中度过。锡慧在主持追思会时，不无伤感地呢喃：「我们心里都有一个结，一团谜，很想知道祖父的一切，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又做了什么？」锡光、盛雪兄妹又何尝没有这些想法。
盛雪却不愿徘徊于期望和梦幻中，她是那种有想法就付之于行动的实干者，她能从臧家人的悲剧中，联想到那个时代的悲剧；她能从祖父臧启芳的历史疑案中，洞察整个时代的历史悲情。不动则已，动者，举社会之力，叩问历史，掀开那段湮没的历史。
真实的历史，总有重见阳光之日；失散的臧家，总有重新团聚的一天。这些年来，盛雪有个计划，想为从未见面的祖父做些什么？为散失了半个世纪的臧家做些什么？为那段迷失的历史做些什么？为那个大时代被遗忘的历史人物做些什么？于是盛雪与哥哥锡光商量，举办一次全家族的追忆祖父祭奠，让祖父的英名永生！锡光心有灵犀，理解妹妹的情感，非常赞同，并表示他会鼎力支持，帮助妹妹圆这个梦！去圆臧家失散半个多世纪的梦，告慰祖父的在天之灵！
当盛雪与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商议时，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赞成和全力支持。这个梦就这样被纳入了计划，步入实施……
照片2，部分与会者合影
臧启芳：当代的辛弃疾
臧启芳进入我的视野，还是六、七年前的事。那年，盛雪给我一本她爷爷的《蛰轩词草》集看。翻阅臧启芳老先生的词文，眼前尽现娓娓隽永的韵句，呼啸铿锵的咏唱，掷地有声的呐喊。读「依天长剑待新磨，便好回头重整旧山河」时，仿佛再现了老先生的侠骨仙风、一身正气；读「昔日长城空自许，而今万事全非」时，我又随老先生之苦心，一阵惋惜、一阵伤痛；读「腊尽他乡浑不见，凌风傲骨寒梅」时，我又为老先生不屈不挠精神，是振奋，也是感佩，领略了老人一片拳拳报国之心。一句句词文，一段段真情，真有一种「只见诗文不见人」的遗憾。我很想知道臧启芳先生究竟是怎样的人？他的生平又是如何？从此我开始关心和收集臧启芳先生的史料。显然由于他的反共立场，有关他的一切记录，都被中共历史选择性的湮没了，人们只能从少有的资料中解读。
以后几年，臧启芳先生的经历逐渐清晰起来。从他的生平经历和不凡作为中，我觉得臧老先生特别像中国古代的一位历史人物，南宋时有「苏辛」之誉的辛弃疾。「苏」是指北宋的苏轼。臧启芳和辛弃疾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他们都心系国家，一生爱国。辛弃疾所处南宋时期，中原半壁江山陷入金国，辛弃疾满心报国之心，一生力主抗战，立志恢复中原。臧启芳老先生随国民党退居台湾后，许多国民党高官对民国失去信心，不少人退出政坛，移居海外，而臧老先生却第一个站出来创办《反攻》杂志，每一期都亲自执笔写社论，鼓舞士气，欲「男儿一夜建中华，万里神州开遍自由花」，立志反攻大陆，重整中华民国。
他们都是才子和社会精英。辛弃疾不仅熟读兵书，甚至亲自设计兵器，同时还有社会管理和治世之才，他先后担任江西、湖北、湖南等地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卓有成效。臧启芳是美国专攻经济财政和市政管理的归国英才，在天津市长任内展示了卓越的管理能力。在教学育人方面，他东北大学校长的十年任内，同样做出了非凡成绩。
他们都无意成词人，却都成了杰出词人。曾在中原起兵抗金，建有奇功的辛弃疾，一心想重返沙场，杀敌报国，可是这一理想始终没有如愿，在他四十二岁时，受到弹劾而被免职，此后二十余年基本是壮志未酬，求田问舍。只能从词文中倾吐衷肠。臧启芳老先生到台湾后，同样是报国无门，宏愿落空。正如刘劭夫在「试论臧启芳先生《蛰轩词草》的孤忠情怀」中所说：「国家不幸诗人幸，淬砺出一位当代杰出的词人。民国以降，在词的创作成就上，臧启芳先生可以说蔚为大家。」刘劭夫还评价道：「臧启芳先生的词风笔力雄健，深沉郁勃，豪放纵横，直追两宋的苏东坡和辛稼轩。」
他们都是著名的「酒中仙」。刘辰翁的《辛稼轩词序》有道：「平生不平事并巵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意即：一生不平抑郁的事情都花在了饮酒当中，只觉得酣畅淋漓，主人客人都是欢喜痛快，谈论不休。臧启芳先生的酒量更是了得。有一故事为证。一九三七年，东北大学迁入四川落脚后，时有川军骚扰女学生。一日，臧校长邀请驻军所有连以上军官，举杯说情，吁请军官在国家救亡求才之时，保障学生安全安心学习，他连干四、五十杯，举座震惊。宴后，军人骚扰学生的事件再没发生过，而臧老先生大醉三日。这酒中之情，酒中之意又是何等的不同凡响。
他们都在六十七岁时辞世。辛弃疾生于1140年，1207年谢世，享年六十七岁；臧启芳先生生于1894年，1961年逝世，享年同样是六十七岁。
难道这一切都是冥冥之中的上苍安排？重塑？
照片3，部分研讨会主讲嘉宾
三叔：情深义重的儒雅之君
我到旧金山的当天下午，就见了三叔臧凯年，他是臧启芳老先生的幺子。
盛雪向我介绍：「这是三叔。」我与三叔热情握手，互致问候。我对三叔的第一印象：中等个子，一头银发，面容清癯，镜片后的眼神随和、亲切，一身合体的灰色西装，给我的感觉是儒雅而亲切，潜意识告诉我，三叔是好好人。
接下来的几天，三叔继续赢得了我的好感和尊敬。
三叔非常健谈，话题扯得很远、很广。我们有谈及台湾时局，谈到国共合作，谈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谈到子女的教育问题，谈到博采游戏等，聊谈中，他的智慧和境界令我感佩。
谈到国民党退守台湾。他说：国民党失败在掌握政权时，没有及时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给中共钻了空子。中共喊出了「打土豪，分田地」、及时展开了「土改工作」。农民的需求总是最直接、最现实的，共产党以此蒙骗了一个农业大国的农民们。国民党直到退守台湾时，方才惊醒，于是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土地政策，可惜为时已晚。
谈到国共合作，谈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时，三叔有些激动地道：马英九总统不够自信，魄力不足，他在与中共的合作中，完全应该争取主动，争取高姿态。中共早年在弱势时，打的就是「统战牌」，现在既然中共高调倡导「和平统一」，国民党的智库为什么不能提供方案，很好的使用「和平统一」牌呢？国民党的目标应该不是简单的夺权和更迭政权，而是恢复民主中国的大一统。
我非常同意三叔的说法，我说：「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不应该是香港、澳门模式，此两地只是治权移交，而台湾有自己合法的民主政权，是一个独立政府，是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所以『和平统一』的路线图，应该是双方享有政治、制宪、外交、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对等谈判权利，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统一。倘若中共真有这个魄力和诚意，中国的民主道路走上了一条『和平演变』之途，也将是当今世界『和平统一』、社会转型的新模式。国父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思想就能实现，这也是您父亲臧老先生的一生为之拼搏的宏愿，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也能安息了。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善良人的良好愿望和企盼。」
三叔听了我的这番议论，似乎遇到了知音，有些亢奋地说：「问题是现在的国民党政府是否能意识到这些？他们有没有这胆识和魄力？我估计没……」三叔话没说完，早已泪水扑簌、泣不成声。我内心感叹：他真是臧启芳先生的血脉传承，忧国忧民之心、之情溢于言表，我不禁为三叔的眼泪、智慧和思想，深深地动容。
以后，我们还谈论起孩子的教育问题。他给我讲述了一段他女儿的故事。三叔的二女儿臧锡琳是学法律的，毕业后成为国际商法大律师。那一年姚明赴美，加盟美国职业篮球休斯敦火箭队，美国篮球明星奥尼尔拿姚明当时蹩脚的英语进行嘲笑。锡琳看了报道后非常愤怒，征求父亲的意见，欲在民间组织抗议行动，要求奥尼尔公开道歉。三叔非常赞许，鼓励女儿说：「这是好事，一定要去做。」锡琳将课本上的法律知识学之所用，非常机智和策略的应对法律维权战，通过一系列努力，最终达到了预期目标，奥尼尔公开向姚明道歉。
三叔对娱乐消遣，也充溢着智慧。谈论到赌城的博采游戏，他提醒到：轮盘赌（Roulette）、二十一点（Blackjack）等，要懂得规则中利弊，是你与庄家赌，而游戏规则中，庄家胜率已经被事先设置好了，占了绝对优势，这样的赌博游戏虽然不公平，但已经俗成规则。只有一种赌博是比较公平的，即德克萨斯扑克，这种游戏是参与者与牌友赌，庄家只收小额抽头，这种游戏可以小试把玩。三叔还是德克萨斯扑克的高手，多次参与比赛进入最后一桌决赛。我深为同感：只要你的胆识和牌技，在百分之二十的高手之内，赢钱是一定的。留给你自己的问题，是如何鉴定自己的胆识和能力。
三叔给我的印象是精于思考、聪明过人、刚正不阿，很像他的父亲。臧启芳先生是民国以来少有的杰出词人，他的古体诗词集《蜇轩词草》，得到许多专家的称颂。三叔也擅长填词作诗，这可能来之父亲的遗传。在这次臧启芳先生的祭奠仪式上，三叔为父亲的一篇词作当场谱曲，引喉高歌，那悠悠的古曲旋律，那委婉的心扉之情，诠释了父亲铿锵激昂的词韵，在会议大厅久久的荡漾，博得了全场的一片赞誉和掌声。
三叔说：我到美国后，一直惦记着我的大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陆总算开始对外开放，我的一个朋友在日本来电问我，说他要去大陆，要给你大哥捎带什么东西？我想也没想说：给他带个大彩电去。那时候这在外国也是最时新的，这朋友了解我们家的事，答应一定替我办到。他二话没说，在香港买了大彩电，替我背去北京给了大哥，圆了我对大哥的思念之情。
锡光也在会场对朋友们回忆道：我初来美国留学，去探望三叔，三叔那时已有一家自己的大餐馆。叔侄见面激动不已，不亦乐乎，三叔亲自进厨房替我掌勺，做了一盘美味的五香牛肉丝，并递上一大杯啤酒让我享用，三叔自己在一边静静地注视着我，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是因为三叔见了我，想到了我的爷爷、他的老父亲，可能还想到了臧家散失数十载的悲情……
这几天里，三叔数次感慨地对我说：我们臧家人能有这一次团聚，太不易了，是我侄女盛雪的努力，也有你们这些朋友们的相助，真让我感动！
照片4，三叔臧凯年
二叔：执著的戒烟大使
二叔叫臧英年，早就听说了二叔的威名，他是戒烟使者。戒烟无国界，他走到哪儿，戒烟职责就行使到哪儿，所以我称他是「世界戒烟大使」。他的到来，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对于烟民来说，犹如老鼠遇着了「灭鼠灵」，或者说是老鼠见着了猫，赶紧撤，撒腿逃之夭夭。
二叔早年在美国协助设立全美华人协会，并曾任西雅图分会主席。于80年代初就开始带领美国文化、学术、科技等各类访华团多次到中国访问，以期帮助中国打开国际视野，也让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二叔在中美文化交流中做出了杰出贡献。
二叔从9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推动戒烟，他对戒烟的韧劲，从我见他的第一天起，就领教了。研讨会的前一天中餐后，我和杨建利、阿海、严力、贺军、边大卫等一行人离桌，路过臧家一席，我一眼看见一老人西装上的戒烟徽章，贸然脱口而出：「您是二叔吧？」老人一边答腔，一边站起道：「我是二叔！」二叔人很高、身板笔挺、举止敏捷，就像个军人。二叔一点都不见生，以长辈的口吻道：「我给每个人都带来了礼物，我写的戒烟书，人手一册，过后我会分发给大家。」说着迅速的从口袋里掏出一打小片盒，一边解释：「这是戒烟贴，效果可好了。」说着给周边的人分发起来。我心想：好么，这就开始了，真是名不虚传。我站在二叔对面，他对我说：「我看你是吸烟的。」面对突如其来的问话，我被动式的坦言道：「是啊。」二叔即刻撕开手里的「戒烟贴」包装，道：「那我替你贴上，试试！」说着就拉我的手腕，我赶紧躲开，没让他贴，转身溜之大吉。事后心想：我太太假如见到了这一画面，一定会乐开了怀，以为上帝的「福音」降临了。
二叔确实是军人，是台湾海军军官，虽然眼前的他西装革履，但是我想象他身着海军戎装的模样，一定更是赳赳帅气，英武挺拔。他的演讲报告是《近身观察何应钦》，讲述了他在何应钦将军身边担任侍从官时的一段军旅生涯。
我对何应钦的了解，只是词条式的，且夹带着中共宣传的深刻痕迹。何将军在我原本的脑际里，是国民党政治家、军事家、国军的一级上将，相当于美国的五星上将，中共的元帅之类。黄埔系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善于谋略、老奸巨滑，据说「西安事变」时，他还有取蒋介石而代之之嫌。
但二叔讲述的何应钦却呈现了另外一番风貌，何将军和蔼亲切，温文儒雅，对身边的随从人员关怀备至、细心入微。二叔当年是上尉军衔，还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军官，而何应钦位高权重，二叔在他身边没有一丝惧怕的心理，而感觉是与一位亲善的长者相处、共事。
二叔的口才也好，语言生动，模仿起何将军的贵州话，惟妙惟肖，令人捧腹。至今还在我的耳旁回响。
二叔后来的军旅生涯我就不得而知了，我没有与二叔细谈，可能是畏惧他的戒烟劝诫。不过我还是翻读了他的《戒烟指南》小册子，分为《上瘾篇》、《烟害篇》、《劝戒篇》和《方法篇》，内容翔实全面，说教入情入理，文笔精练出彩，我对他的才华、执著和能力，也确实佩服。
尽管我是深度烟民，吸了戒，戒了吸，几度反复，眼下依然陷入老婆抱怨、医生禁令的四面楚歌之中，但还是徘徊于二叔《戒烟指南》周围。因为在我的脑海里还有另一位人物，与二叔理论恰恰是相向而驰，他是德国的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
施密特今年九十三岁，不仅拥护吸烟，而且创立了自己烟文化的园地，德国的《时代周刊》杂志中有他的一个栏目：「同赫尔穆特•施密特抽根烟」。他的理论是：每个人对烟的感受是不同的，有些人对尼古丁上瘾，有些人追求悠然自得的模样，有些人在烟雾袅绕中，感受到了烟文化的神韵。我想起朱自清《谈吸烟》的文章，「老于抽烟者，一叼上烟，真能悠然遐想。」「吐出的烟，袅袅地缭绕着，也够你一回两回地捉摸，它可以领你走到顶远的地方去。」施密特曾经自豪地说：「烟，是我的第二伴侣。」我估摸：烟能给施密特带来静静的遐思，给他带来飘逸的人生。去年施密特夫人罗吉去世，烟，无疑成了他的第一伴侣了。
今天德国的公共场合，到处贴着显赫的禁烟标志，而施密特所到之处，这一禁令就失效，就是在汉堡市议会大厅内，也唯独不禁止施密特吸烟。即便是在电视台的录音室做电视报告，施密特照样吸烟，人们还得急急地递上烟灰缸。甚至在早就严禁吸烟的联邦议会大厅，他仍然违规，只是改用鼻烟。在禁烟措施进一步加强的今天，施密特却认为：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社会现象。
嗨……，施密特还等待着烟民的解放运动呢？我不知道他是否能见到这一天！
我脑子里忽然有一种幻想，假如二叔和施密特能碰到一起，打起「烟」擂台来，岂不好玩？绝对是现代版的「关公战秦琼」，不愁时空紊乱，烟道南辕北辙，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
照片5，二叔臧英年
欧姨：不把自己当外人
欧姨走路有些趑趄，是个很风趣的老太太。那天二叔说：「午饭后还坐在会议室里的老人，这里我的年龄最大了，在座的超过八十岁的请举手。」欧姨赶紧举手。欧姨后来解释：「我在这里坐着，英年就不敢吱声。」欧姨今年八十四岁，确实是这次研讨会的「大姐大」。
欧姨叫欧颉芳，显然是外姓人，不是臧家人，可她坚持说：她是臧家人。
欧姨是大姑臧慕莲北京大学里的同学，两人好得不分彼此。欧姨是从外地去北京读书，平日里除了学校上课，整天与大姑粘在一起，时常吃喝居住在臧家。欧姨说：臧先生好，是有个贤内助，臧老太太臧王淑清是标准的贤妻良母，她绝不亚于人们挂于口中的名流贵妇。臧家是大户人家，做饭不是平常人家的小锅、小笼，而是大锅、大蒸笼，开饭时总是一大群人。老太太待人好、待人亲，待欧姨就像是自己的儿女一般。臧老先生给儿女吟诗诵词，欧姨也与臧家孩子一起聆听。臧老先生的词作，欧姨也能大段背诵。欧姨说：这个家族的气氛好，没有家里家外之分、之嫌，来者都是客，就餐时每次一大桌。臧先生、臧太太也从来没把我当外人，那时候我感觉自己就是臧家人。
这时我对高飞的一段话有了感悟，以及我几次去盛雪家的感受和疑惑，也有了答案。
高飞是一位艺术家，是影视界和舞台艺术方面的导演，是臧锡慧的先生。他以艺术家的风格，夸张地介绍了盛雪的豪爽。他说：一次他驾车去盛雪家，居然找不到盛雪家的门号了。已经是数不清的旧地来往，怎会迷路呢？盛雪家的门号我从来不用记，在那条大街上，哪家大门敞开着，就是盛雪家，她家经常大门洞开，人来人往。谁知这天偏偏她家大门未开，我就不认路了。
我几次赴加拿大住盛雪家，也真是见识了她家的待客之道，整天是宾客盈门，长桌饭席。我的那些加拿大的朋友们，都是在她家的饭桌上碰杯相识的。当时脑际曾闪过一丝迷茫，一直忘了问盛雪，也就始终无解。欧姨解答了我多年的不解之惑，这是臧家的血脉传承——豪爽、好客。
到台湾后，欧姨依然常来常往于臧家，在她的心目中臧家就是自己的家。
欧姨结婚生孩子，臧老太太亲手为她的新生儿缝制了婴儿小衣服。欧姨说到这里潸潸泪下，哽咽道：「这以后，我的每一个孩子诞生，他们来到人世间第一次穿衣，都是这一件了。至今我依然保存着这件婴儿服，这是我对臧老太太的念想。」
欧姨最后给了答案：几十年来，臧家在我的人生中是个重要组成部分，臧家在我内心有着不可替代的心结和位置，我的情感已经融合于臧家，所以我从来没把自己当外人，我就是臧家人。
臧大化：旧金山的著名侨领
臧大化是臧启芳的侄子臧广恩教授的大儿子。臧广恩于1956年任日本东京中华学校校长，兼任师范大学教授、东京学院教授。1960年获日本国家文学博士。1966年以交换教授名义，执教于台湾辅仁大学。
臧大化是美国硅谷著名的华裔精英。一提起硅谷，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北京海淀的中关村、上海浦东的张江镇、印度的班加罗尔、日本的筑波、韩国的大田等各国的计算机科技重地，但是源头还是在旧金山南湾，硅谷已经成了高科技、成了IT领域的代名词。万润南应该是当年北京硅谷的骄子，我的同学刘小龙是上海硅谷的领头羊，现在又见到了美国旧金山硅谷华裔领潮儿。
臧大化先生，在美国硅谷一直享有盛誉。他毕业于美国圣塔克莱拉大学（Santa Clara University），取得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并获国际科技大学（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University）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他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涉足半导体产业，被公认为具备高度前瞻性的半导体产业专家。臧大化先生曾经创办了Oak Tech-nology、Data Technology、Xe-bec等三家公司，在美国那斯达克交易所（Nasdaq）上市。他拥有在半导体产业创办公司、产品计划与管理的数十年经验和成果，后来与人共同创办了橡子园科技，在高科技领域驰骋了半个世纪，成绩斐然。
臧大化先生不仅自己事业有成，还设法帮助和辅导周边的年轻人成长。他强调：成功之路，不仅是依赖个人能力，它需要人文环境，需要一支团队，需要共同合作。他指出：「天下事都是人跟人做出来的」，成功的事业，「沟通是非常的重要」，闪光的金点子，是智者之间火花碰撞的结果。对于创业者来说，更需要人格人品的自身修养，这是合作的钥匙和基石。
臧大化先生不仅事业有成，而且也热心于公益事业，他是美国抗日战争史实维护的创始人和最出力的支持者。并创办了「欣欣教育基金会」，任会长、理事长。该基金会在中国救助边远贫困地区的儿童，在这些地区设立了几百所学校。他也是「Vision New American」的创办人。
这次在旧金山举办「辛亥百年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到场的不少当地朋友都熟知臧大化。主讲人天安门学生领袖封从德也说，曾经受过臧大化的恩助。臧大化还携美丽贤淑的太太吕建琳，两位青年才俊的儿子臧士龙、臧士祥，饱学儒雅的二弟臧大成，以及三弟臧大文年轻有为的儿子臧士达一起到场向前辈臧启芳致敬。在美国出生长大的臧士达并和臧锡慧一起主持了臧启芳的追思会。
照片6，主持人臧大化和主讲人朱学渊、阿海、张晓刚
长孙：被「北大」破格招收的神童
盛雪的胞兄、臧启芳先生的长孙臧锡光就住在旧金山地区。这次研讨会和追思会在旧金山举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臧启芳的长孙臧锡光在这里。虽然我与他只是近年有过几段交往，但感觉上似乎很熟，就像老友一般。古人陶渊明道：相知何必久，倾盖定前言。可能就是这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我们尚未谋面，就时常听盛雪说起哥哥，所以渐渐就知道了锡光不少事情，诸如锡光从小就展露出超常的聪明才智，不到5岁就可以心算两位数的加减乘除。锡光喜交友，讲仗义，特别贪玩，交了一大帮朋友，但是从不会耽搁学业，而且在朋友中很有威信。上中学时，老师有事请假，经常让锡光代课教授数学。在大多数人还没有见过电脑的时代，锡光就被同学取绰号「电脑」。锡光于1978年，在中国大陆文革后第一次数学竞赛（十余万人报考）中，轻松取得第十三名的成绩，全国所有大学任选、保送，他选择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系。锡光于1985年到美国求学，现在也是旧金山硅谷地区IT界的精英。
另外有件关于锡光的事情让我深受震撼。1992年4月，父亲臧朋年突然病逝北京。当时盛雪由于大量从事民运活动已经无法回国，我读过盛雪的那篇「雁阵惊寒——祭父亲」，知道盛雪对父亲突然去世而不能回家尽孝痛彻心肺。后来才知道锡光也由于无法回国为父亲送终，痛苦焦虑，一夜之间罹患牛皮藓，至今不愈。
2008年秋天，民阵在洛杉矶举行会议，会后我和盛雪、加拿大民阵主席逸君转道赴旧金山探望万润南先生。锡光到机场接我们，送我们直接去了离旧金山机场约两个多小时车程的老万家，原本计划当晚回锡光家住，不料老万坚持留宿我们陪他多聊聊。那一次，锡光几乎是一直在为我们来回驾车。
锡光像他的祖父和父亲一样善饮。按他的说法「酒中自有世界」，这可是唐代李白、贺知章、李适之、苏晋等「醉八仙」的酒论，喝酒能喝到这个境界，也称得上「嗜酒大家」了。那次与锡光把盏聊天，喝的是「酒鬼」酒，我不善饮酒，却故作风雅的随口一说：「这『酒鬼』好喝。」谁知锡光很有心，我临离开旧金山时，他给了我一瓶「酒鬼」酒。现在这瓶「酒鬼」依然储存在我家的酒柜里，显然我不是合格的酒友。
这次，旧金山举行「辛亥百年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锡光也是忙前忙后。这位IT领域的精英为大会默默地承担了后勤工作，也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资金捐助者。
照片7，三姑臧雪莲和儿子美国宇航员卢杰
臧家大嫂：「老佛爷来了」
臧家大嫂叫李桂琴，是臧启芳长子臧朋年的太太，盛雪的妈妈。盛雪的父亲臧朋年于1992年4月4日因病在北京去世，老太太于1997年移民加拿大，一直与盛雪和董昕一起生活。
研讨会结束的当晚饭局，锡光专门准备了两箱红酒答谢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我搀扶着老太太去各桌敬酒，答谢各路精英挚友。喜欢闹腾的阿海就叫唤起来：「老佛爷来了！」顿时，「老佛爷」的喊声一片，此起彼伏。老太太乐呵呵的各桌转悠一圈，与戴晴、陈奎德、朱学渊、杨建利、费良勇、封从德、刘海岩等近百人，一一碰杯致谢，杯觥交错、欢声笑语，洋溢着一片热腾腾的喜气。
老太太可不是平常老人，我尚未见老太太之面，就已经知道她的不少故事。盛雪告诉我：母亲非常支持「民运」，为海外民运组织做了不少事。有一段时间盛雪与国内的联络工作主要靠老太太来任业余「交通员」，但老太太做事，却一点也不业余，可精着呢。老太太知道怎样转交给国内六四难属和民主人士的捐款；怎样传递国内朋友的稿件在海外发表；怎样乘出租车再换公交车避过盯梢的传递民运信息等。盛雪和几位朋友于1993年凑了一笔捐款给六四难属，由先生董昕亲自回国递交。董昕顺便到外省探视当时刚刚获释的民运人士，都是老太太资助的费用。为此老太太也结识了丁子霖、江棋生等不少国内朋友。盛雪经常发起为良心犯捐款，或者是加拿大民运活动需要经费，老太太总是二话不说，先掏腰包。老太太曾经对我说：我女儿搞民运，我这当妈的不支持，谁支持？
六七年前，我第一次见到老太太。年近八十的老人，依然精神饱满，思路清晰，待人宽厚，与人说话唠嗑，总是笑吟吟的，让人能感受到她的慈祥和亲切。因为知道老太太的不少故事，所以去盛雪家一见老太太，就觉得很亲热，就像见了家里的老人一样。
说起来我和老太太很投缘，晚上在厨房一角的饭桌上，老太太斟上一小杯二锅头，我不会喝酒，老太太也给我斟上一小盅，我们就着一小碟白瓜子，边喝，边嗑，边聊。听老太太讲过去的经历非常感人。她说起文革期间家里被炒家，先生被流放，自己怎么带着孩子艰难度日。怎么从一个大户人家从不做任何家务的大小姐，磨练成一个不仅在家里洗衣做饭、绘画裁剪的家庭主妇，还要在外面修路建房、挥铲搬砖的劳力能手。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好几次和红卫兵及街道革委会斗法，听了真是不得不对她佩服有加。
老太太说：「盛雪从小就体弱多病，好多次大病不死。」「文革」期间因为盛雪和不到三岁的妹妹锡慧还被送到东北农村寄养，躲避灾祸。可到了农村，盛雪姐妹也没少受苦。
老太太说：儿子锡光从小就特别懂事，那时他才七八岁，已经知道帮着大人做事补贴家用。他晚上跟着自己出门去抓土鳖虫，或去采集葵树籽等中药的原材料，或骑着快比自己高的自行车到野外割草买到动物园，一公斤才一分钱。
老太太有时也一脸自豪道：我儿子锡光就是聪明，即便是这样的环境也没耽搁他的学习。
也是「文革」后，盛雪的爸爸终于熬到了平凡昭雪的一日，他有才，又能干，原本就是北京大学政治系，东北大学历史系，外语学院英语系的毕业生。获得自由没多久，他就急于为社会效力，可是长期的苦难岁月，却把他的身子熬坏了，好日子才刚开始，他就病倒了。老太太意味深长地说：什么苦啊，难啊，我都经历了，这些都没把我压垮，也没把咱臧家压垮，你看我的几个孩子都非常出色，这是不是人们常说的苦尽甘来？
老太太的回忆和感叹，令我想起斯托夫人在她的《汤姆大伯的小屋》留下的一句名言：母亲们是天生的哲学家。老太太这些辛酸往事，这些平实语言，都是真真切切的生活哲理。
一年后，当我再次去加拿大，我和老太太已经很熟，很亲热了，我们俩还是一样的喝小酒，一起唠嗑。这一次老太太还提出要去饭店请客我们，结果我们一行人去了一家南韩饭店聚餐。我自以为是大男人，怎么也不肯让老人家掏腰包，心里转不过这弯。可老太太却又执意要做东，饭桌上不知是谁说，那你干脆认老太太干妈吧，一饭桌的朋友也跟着起哄，我觉得我与老太太本来就有缘分，这么好的一位民运老妈妈，老太太乐意，我当然更乐意了，何不为之呢？我和盛雪妈妈就这样完成了干妈、干儿子相认的程序，确立了「义母子」的关系。几年过去了，我们虽然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但我时常还会惦记老太太，我会记得老太太的生日，我们会在电话上聊上一段，续接着我们母子情义和友谊。
这次，会前在旧金山锡光家，我又见到了干妈，自然是分外高兴，母子亲热拥抱，走去一边聊我们自己的悄悄话题。阿海在一边一愣一愣的，后来他听说我们已经有了数年的「义母子」关系，玩笑道：「想不到，你还埋藏的挺深。」
实际上由于老太太的豪爽大方和义气，她的义子到处都是，在国内就有七八个。能被老太太认可，招募到「义子」组群，就是与老太太的缘分。
写到这里，老太太笑吟吟的脸，仿佛又出现在我眼前……
照片8，盛雪的母亲李桂琴、哥哥锡光、嫂嫂韩莉、妹妹锡慧
臧家人终于团聚了
大姑臧慕莲居住在广西南宁，未能赶来赴会，我是知道的。只是不见三姑臧雪莲。这天臧启芳老先生的祭奠仪式开始，三姑臧雪莲带着两个儿子卢杰、卢安和两个小孙子也都到了。卢杰是美国宇航员，曾两次打破太空行走的记录，是美国家喻户晓的名人。但是在会上却非常低调。盛雪告诉我：「三姑近期患了腰疾，行动不太方便，所以来迟了。」
那天早餐，我旁边坐着一对老人。老太太首先与我打招呼，并自我介绍：「我是二姑。」我赶紧向二姑致意，顺便问老太太边上的老先生：「那您是二姑父了？」二姑父笑着答：「是，是。」我赶紧说：「二姑父好。」阿海却来替他们介绍：「这是盛雪妈的干儿子。」二老笑呵呵的一个劲说：「好！好！」会议文件是我编制的，其中有臧启芳后人的家谱，我自然将臧家人对号入座，二姑叫臧素莲，今年82岁，二姑父叫周熙同，今年88岁了，居住在美国芝加哥。会议结束后，各路精英依依不舍，臧凯年和臧素莲、周熙同几位老人都到门口送别大家。两天的会议下来，年轻人都有点疲惫，但几位老人却仍然神采奕奕、精神饱满。我对臧家人的认识和好感也逐渐加深。
是白山黑水的灵气，还是冥冥之中的启示？是先人英灵的呼唤，还是亲情血缘的牵引？失散了半个多世纪的臧家人，终于有了一次团聚，使漂泊四海的臧家人汇聚到一起，聚集在臧老先生身边，是祭奠先人，也是告慰先人。盛雪说：举办这个活动是为了告慰祖父臧启芳，也是为了告慰自己的父亲臧朋年。我想，先人的天之灵有知，一定会欣慰、宽心，逝者可以安息了！
照片9，陈奎德博士致闭幕辞
我摄下了这一张张、一组组情景交融的画面和场景，可我的思绪还在继续游弋、涌动……
2011-4-20 《纵览中国》首发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1060
(迟了半个世纪的臧家祭奠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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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日 告祭鲁之璠
來源:電子郵件
今年二月底在旧金山举办完“辛亥百年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后，过了一个多月，才把会议情况和照片发给鲁伯伯，然后就安心地等鲁伯伯的信。这两个多月来，总是忽然不经意就想起鲁伯伯该来信了，却一直没来。
日本的地震海啸之后，心里惦记着，几次想让在日本东京的友人帮着致电问候一下老人家，一天天忙忙碌碌过去，还是没有做。当鲁伯伯的死讯传来时，头脑中竟一片空白，愣在电脑前好一阵子。
传说中的鲁伯伯
见到鲁伯伯之前，就经常听在日本的民运朋友谈起他，知道在日本东京有这么一位老人，从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杀开始，多年来不间断的参与和支持中国民运，从六十几岁到八十几岁.鲁之璠这些年渐渐老了，健康越来越差，但是仍然坚持不辞辛苦地出席各种会议、抗议、示威等活动。他还常年资助当地的民运活动和民运人士，常年捐助《北京之春》杂志等。他总是出面招待到日本访问的民运朋友们，也总是再捐个五万、十万日元给这些人。渐渐不少各地的民运朋友，就都知道日本有个鲁之璠.那时我还不知道鲁伯伯和我有这么深的渊源。
中国民主日 告祭鲁之璠
鲁伯伯到酒店来看我
东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
二○○八年八月初，到东京出席“全球支持中国及亚洲民主化论坛”会议，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鲁伯伯，那时我已经知道他是我祖父的学生，是我三叔臧凯年的同学和挚友。我一到东京转天，老人知道是我的生日，就赶到酒店招待我和几位参与会议的朋友吃饭，还买了蛋糕。席间又拿出他积攒了多年的邮票分送给在座的几位。
那时八十岁的鲁伯伯身体已经不算健康，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自己搭乘公车、地铁，从一个小时车程以外的住处赶来出席会议.会后，我和加拿大民阵主席逸君去他家里看望，他到街角来接我们，顺便到超市采购。我发现他都是挑选那些降价速食品，拿着几种反覆比较价格。我心想，这位对中国民运几十年如此慷慨大方的老人，自己却连简单的食品都舍不得买.老人拿出早年的照片给我看，告诉我他和我祖父及叔叔的缘分与交情。他还找出一些小礼品送给我。我和逸君陪老人吃过午饭告辞，老人依依不舍的送我们到街上，一再嘱咐我一定要坚持民运事业.我答应他，有时间再去看他。
中国民主日 告祭鲁之璠
鲁伯伯到街口去送我
促成祖父五十年大祭追思会
自从东京一晤后，鲁之璠老人就经常给我写信，每封信都会鼓励我坚持中国民运事业，并把他在日本出席活动的情况、看到的一些文章介绍给我。我也就在这电子时代，难得地和老人通了十几封信。不久，鲁之璠将我祖父的年谱和一些诗词、文章和纪念文章等，编撰成一册《一代贤能臧启芳先生》，送给各界友人，其中不少篇幅，包括目录，都是鲁之璠老人一笔一画用毛笔书写的。去年中，鲁之璠老人来信说，二○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是我祖父臧启芳去世五十周年大祭，又值辛亥百年之际，他希望我能够举办一个大型纪念活动，以纪念并弘扬我祖父的功业事迹以及其终生坚决反共、一世追求民主的遗愿。
当时因为我在加拿大埃德蒙顿市出任流亡作家，也深觉举办这样一个活动相当不易，和几位叔叔商量，也都觉得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此迟迟没有决定。鲁伯伯于是一再来信向我阐明大义，说明举办纪念活动的必要和意义，并告诉我，这是他一大心愿。他知道我决定举办活动后，立即汇来一千美金，并在信中欣喜的说： “我老伯的追思会，实是光大他老人家抗日、斥国府、誓灭毛共之智、仁、勇三达德也。可慰我启芳老伯在天之灵，亦可策励后进为我中国自由、民主献身之英勇志士。”
会议得到了一众好友和家人的大力协助，非常成功。会后，我病了一个多月，稍好些，赶紧给鲁之璠老人去信介绍会议盛况，并附寄了一些会议照片给老人看。这封信发出后，我就等着看老人回信告诉我他多么高兴。.
两个多月过去了，却传来了老人的死讯。难道老人了结了这个心愿，就潇洒西行了？可是我明明知道，中共在中国肆虐造成百姓的生灵涂炭，让他无日不忧心忡忡。他最大的心愿是看到中国民主的那一天，他怎么能够放心走了呢？
二○一一年七月五日 首发《动向》杂志
附：鲁之璠为祖父臧启芳仙逝五十周年撰写的祭文
一代賢能臧啟芳先生逝世五十週年祭文
魯之璠先生為追思會撰
生於患難兮 大志早立
受業先悟兮 師長稱奇
長而聰穎兮 學貫中西
五四學運兮 陣頭不懼
遊學美國兮 更識民主
主政掌教兮 盡心盡力
富貴不淫兮 終身一妻
窮而益固兮 非分不取
最大心願兮 抗日滅赤
追隨國府兮 己志不移
欲展長才兮 當道拒之
詩詞文章兮 冠絕一時
終老他鄉兮 祭者竟日
享年六八兮 萬人哭泣
死而有後兮 孫女繼志
時局在變兮 抗暴時起
誓滅毛共兮 前赴後繼
太平漸進兮 移靈有日
安葬故里兮 樹碑立祠
先賢並列兮 永遠安息
辛卯
庚寅年
（2011/09/0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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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魂飘隐处 满目尽葱茏
——《觅雪魂》作者后记 來源:電子郵件
清晨起来，看窗外，天宇澄明，大地洁白。下雪了。心中顿然一片肃穆的静澜。《觅雪魂》也终于在加拿大雪花纷飞的时候面世了。
……
用诗歌描摹镂画雪的时候，还未曾叫盛雪这个名字。后来在北京一间杂志社工作，朋友连增，也是该杂志的主编，为我取了"圣雪"的笔名。 89年"六四"后出国，开始投入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朋友昊，帮我把"圣雪"改为"盛雪"，就这么叫了下来。有人听了我的名字后常会说，这就是你为什么来加拿大吧，你和加拿大有缘。也许吧。
开始写诗，是七十年代末，我十七岁时。那时在我的眼中，天是灰暗的，地是苍凉的，万物是悲戚的，人是冷漠木然的，生活是无可奈何的。不仅如此，我还常年体弱多病。所以，那时写了不少感时伤节，守护孤独的诗；也写了不少了悟生命，笑看死亡的诗；当然也有歌吟爱恋，追求真情的诗。诗歌那时是我暗淡无光的生活中一盏暖暖的灯，是我寂寞无趣的日子里一个秘密花园，是我孤独无依的旅程上一排环翔的信鸽。诗歌是我的密友、谈伴、情感的依靠。在一首诗中我说，诗歌是我"真情的宫殿，挚诚的楼阁"。有朋友评说我那时的诗歌是：日记一般连续不断的歌吟。几年下来，写了约百首诗，自己结集《草子诗句》。取意，愿我和我的诗，都像野草的种子一样，不论飘泊到哪里，都能够顽强地活下来。那时写诗，大都是有感而发，思路顺畅，下笔成篇的。很少费功夫遣词造句，修修改改，也从不打草稿或留底稿。
一九八六年深秋，朋友涤非借阅我的诗集。那天，下起了入冬第一场雪，我接到了涤非的电话。他说：我正在去你家的路上，来归还诗集。他到了之后，谈起雪和我的诗，说：对雪，过去是司空见惯的，今天却格外新鲜，当然是受了你的诗的影响。《草子诗句》我读了不止一遍，很是喜爱，最喜欢的几首还抄了下来。他说，有时读着你的诗，如同沉浸在一片感情的海洋中，周围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聊了好一阵子，他起身告辞，雪还在下。我说："诗集呢？""啊！"他惊呼起来，"忘在了路上的公用电话亭。"他冒着大雪飞奔出去找，但是太迟了。
那些诗，那些倒映我多少日月的光影，激荡我多少歌吟的回声，那些给我多少慰籍和依恋的支撑，被一场初雪，席卷而去，杳然无踪 。
我凭借记忆，复写了约五十几首。但诗，就像许多其它的艺术一样，是无法重现的。错了一个字，就不再是原来的风景和感动。我，则更加落寞伤怀。
八十年代中，感受到中国社会的动荡和滞涩，我和杂志社的另外两个朋友相约出国。我们说，要到西方国家学习改革中国一元化社会结构和一体化意识形态的方法论。连增八七年到美国，安安八八年到美国。我在美国有几十名亲属，还有亲哥哥，但无奈赴美签证连连被拒。大使馆的领事笑呵呵地对我说：你叔叔前后担保了十六个人到美国，据我们所知，一个都没回来。直到八九年"六四"之后，我才辗转到了连个熟人也没有，一年中有半年下雪的加拿大。带着对"六四"屠杀鲜红的记忆，开始了在加拿大异乡人的新生活。就像我在诗中说的： 流亡的命运是乡间村头的磨 //用生存的冰冷和坚硬 // 将仓惶的你我粉碎再做// 慢慢碾碎遍遍细磨// 掺进流离的辛酸和现实的苦涩// 隐入众生// 嬉笑怒骂的从容与蹉跎。
我们的梦想呢？连增九二年客死纽约，八七年出国成了他与亲人的永诀。安安九六年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不久放弃美国身份返国。我则在加拿大先后做了十五、六种工作，而十八年如一日投身中国民主运动。至今，已逾十八年被拒之国门之外，不得见家乡亲人朋友。父亲于 1992年病逝，我已经无法返国奔丧。 1996年感觉形势松动，曾经选在中秋节那天回到北京，想和母亲过个团圆节。但在机场被抓，审讯了 24小时之后，原机遣返回了加拿大。
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和"六四"屠杀，凌然了断了我的多愁善感；出国后的艰辛困苦和纷繁忙碌，也冷静剥夺了我的享受孤独。可是再寂寞无奈，一时也无法叙写出如下轻盈悲戚的诗句了：
那时 春天象一个轻梦
停留在我欲眨未眨的睫毛间
是一束光
勾出黄昏我走向夕阳
那 率真而温馨的曲线
我爱那个春天
远天有一抹蓝
几只白鸽
悠悠地回旋
玫瑰色的晚云
摆开了天庭花的盛宴
转眼
白鸽不知躲进谁家屋檐
盛宴已散
-- 我恋着那个逝去的冬天（1982 年）
于是，我的诗变的沉重而狂野，甚至出现了一些粗鄙的字：
" 我也可以混进人群
嚼着口香糖
踱着方步
眼角瞟着那个光腿的女孩
打个飞眼儿
似乎已经摸到了丰腴的屁股
一脸的心满意足
可是， 哥们儿！
我知道
六部口的残腿断臂也丰腴
哦！我的眼睛被血溅满了
抱着头撞向路边的灯座
我哭了"
-- 你 我 感觉 黑色（ 1990年）
一个加拿大写诗的朋友看了我的诗，无法接受我诗风的变化，竟然愤愤地说出了："你要注意你的形象"这种气话。
出诗集，是从到了加拿大不久就有的想法。但忙碌的生活好像永远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不及转身，人间的千禧年就过了。因为中文的读者毕竟在中国，所以， 2003年先生董昕回国，让他到国内一些出版社寻问一下。想不到得到的答复是：盛雪？想在国内出诗集？她在国内出书歌颂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都不行。
我确实有点不快，一本抒情诗集而已么。一个整天哭着喊着要跟国际接轨的国家政权，至于为一本诗集这么紧张么？我知道中国出版业有许多变迁，出现了很多具有一定自主空间的出版社，甚至还有不少地下出版社。近些年，看到有些对党国来说很出格的书作面世。我继续尝试，但一直没有突破。
二零零六年有幸结识刘真女士。真姐是个难得的侠义之人，热情助人仗义为友。在今天中国这样诡异险恶的环境下，更凸显她的勇气和胆识。真姐喜欢我的诗。我告诉她想在国内出诗集，但一直不得要领。她于是开始不辞劳苦地到处为我出诗集奔波尝试，找到北京一家正式的出版社决定出。在审稿的过程中，出版社多次提出修改意见，要删除一些敏感诗歌，我反复考虑答应了；又说要修改陈奎德撰写的诗集序言，奎德也答应了，并由着他们自行去删改了。我想，一个作者的作品始终不能和读者见面是最可悲而可怕的。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真姐告知，签约了。但她说，还要经过出版社三审，（即三人分别看过）才能最后通过。她说，诗稿在"魂"的部分删除了六篇，如果没有什么意外，这本书会被提前插入眼下正在做的这一辑书中（另一本书被抽出暂放一边了），这样做不仅快，而且节省费用。真姐说：让我们共同祈愿顺利成功。不久，出版社告知，三审过关。我也在这时搬到了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开始我在卡尔顿大学任住校作家的日子。好高兴。
渥太华是一个整个冬天都冰封雪飘的典雅娴静的城市。卡尔顿大学是我八九年出国时申请的学校。当时一到多伦多就病倒了，病好之后，再也不想往陌生的深处走了。就这样，一待就是 17年半，这才走到了这次旅程的终点，在这么多年之后来到了这所大学，但不是学生，而是住校作家。这原是不曾设想到的一步，但好像生活中许多步骤是水到渠成的，好像一条路上的许多大站小站，提供了一个个停留、喘息、补养的机会。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天冷得连空气都冻得灰蓝灰蓝的。开车到学校去，听到收音机里报道，加上风寒（ Wind Chill）效应，气温是零下 36度。晚上回到住处，做完饭，屋子里已经是暖暖的，先打开计算机，接到真姐的电邮："出版总署也禁了你的诗集！" 在冰雪环绕的那间渥太华的寂静小屋中，我呆呆地看着这行字，不陌生，但很刺眼。我闭上眼睛，让疼痛的感觉不再蔓延。我回函说："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但，不是放下的，而是摔下的。痛，好在始终清醒。"经过了那么多关卡，还是过不去。
真姐指我的诗集"也"被禁了。是因为一月十一日，中国新闻出版署副署长邬书林公开宣布要"因人废书"，封杀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诒和著的《伶人往事》一书。章诒和愤怒了，一月十九日发布声明说："我将以生命面对你的严重违法行为。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 而我，一月二十日和朋友起草了《反抗文化专制，抵制精神奴役》— 全球知识分子声明，正在为此事忙于征集签名和联署。好在我懂得"丧钟为谁而鸣"的道理。
当然，我的诗集被中国当局禁止出版不是太大的意外。
二零零一年二月到五月间，我撰写了《远华案黑幕》一书。中国官方说，远华走私案是中国四九年以来的第一大案。远华走私案首要嫌疑人赖昌星，当时在加拿大遭关押。我给赖昌星做了一百多个小时的采访，并采访了和案件相关的死刑犯家属、律师、办案人员、远华公司职员、红楼服务员、中国情报机构知情人等等十数人。此外我还做了大量调查、咨询、取证、核实的工作。《远华案黑幕》一书于二零零一年七月三日在香港出版，立即在中国遭禁。包括：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公安部、文化部、海关总署、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教育部、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联合、连续下发查禁文件，还用所谓"拉网式"的方式，在市面上搜索。
日前，和友人阿海说起诗集在中国没有出成的遭遇，他劝我在香港出版算了。好歹香港也是中文世界，而且共产党还管不到。想想也是，于是着手整理诗稿。到了最后关头，诗集名称还没拿定主意。虽然此前我一直心属《觅雪魂》，陈奎德撰写的序言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写的。可好友石大师、刘爷认为这不是最好的，还可以再想。刘爷属意《把酒临风》，说这个书名展现了我的风格和气质；石大师则认为，诸如《忧伤的太阳》更切合诗集的感觉；和奎德商量，他认为《觅雪魂》仍然还是上选之一，或者干脆直接用《盛雪的诗》；顾大哥说，总觉得《觅雪魂》还不错；丹丹也说，还是喜欢《觅雪魂》。几天内就诗集名称费了不少心思。于是我想，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如果《觅雪魂》这个名字已经有人用了，也就彻底放弃了，专心去想别的名字。在 GOOGLE上一搜，哇， 205,000项。细细看下来，除了我的"觅雪魂"这首诗带出了一些结果之外，竟然有不少是中国政府公安部、文化部、新闻出版等部门联合下达文件，防止我在国内出版该诗集的信息。
当然，这次我是吃惊了的。
中国政府查禁书籍从来不是什么新闻，就在被有些人歌颂为如何赶超了欧美，引领了世界潮流的当下，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有时一些书籍通不过政审，被禁止出版；有时，一些书籍已经出版，被认为政治上有问题，又被查禁；有时一些书籍被宣布为非法出版物，遭查抄。但是，一本从未问世的书，遭中央连续下达文件在全国范围查堵，不知道以前有没有。
我当即确定，诗集就叫《觅雪魂》。既然中国当局已经如此费尽心机，大张旗鼓地先下手在查堵我的诗集，我也就别辜负了当局的这份用心，写了一本禁书，再来一本禁诗集。
看来，我可以把诗集当作二零零八年的新春礼物送给朋友了。特别要谢谢让这本诗集终于出版面世的先生董昕，以及刘真、奎德、阿海、黄河清、刘爷、顾大哥、石大师、还有婷婷、丹丹等一众好友。还要谢谢始终支持我出版诗集的哥哥锡光、嫂子韩莉、妹妹锡慧、妹夫高飞。最后，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感谢我的母亲。七十八岁的母亲不仅天天给我做饭，还随时给我在计算机边放上一碟自家院子结的葡萄或削好的苹果。母亲虽然不懂诗歌，但是她懂得我的追求和梦想。正是她老人家的默默支持，才使得我能够在短时间内，重新整理出了这部诗集，完成了多年的梦想。
二零零七年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于加拿大密西沙加家中
附件：
关于查堵“GLOBAL WARNING”等非法出版物的通知
［ 作者：Admin 来源：海西州工商行政管理局 点击数：97 更新时间：2007-5-8 文章录入：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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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海东地区、各自治州、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平交易处（科）、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工商行政管理分局公平交易科：
接青海省新闻出版局通知，需对以下几种出版物做好查堵工作：
1、“****”组织支持的“中国民主后援国际”推出的一张名为“GLOBAL WARNING”的摇滚乐唱片；
2、美国旧金山KQED电视台拟推出的4集电视记录片“CHINA FROM INSIDE”（深度中国），该片攻击我国政府，煽动反华浪潮；
3、《刘宾雁纪念》文集；
4、境外敌对分子盛雪拟在境内出版的诗集《觅雪魂》；
5、色情贺卡。
各地接此通知后要立即展开行动，协同公安、文化、新闻出版等部门加强对印刷、复制企业的监管和稽查，严防省内出版和翻印。要强化对文化市场的监督检查，尤其要加大对摊点游商的清查力度。对非法出版物一经发现要立即收缴，并追根溯源。遇有重要情况要随时上报省局公平交易处。
青海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平交易处
二○○七年三月七日 ──《观察》首发 Sunday, January 20,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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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海洋 黑色的悲哀
盛雪 來源:電子郵件
（注：2008年3月29日，加拿大中国人权网络在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门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除了藏人、西方人，只有约十个华人出席。领事馆的人在二楼从右面数第四个窗户内录像。我对即将在当日下午举行的"维护西藏真相，捍卫祖国统一"的亲共集会表达了四点意见：一、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骄傲；我是一名加拿大公民，我也为自己是一名加拿大人而骄傲。更重要的，我是一个个体，一个独立的人，有独立的人格尊严，有独立的意志，不受任何势力驱使和操控；二、我尊重那些人士在加拿大这个民主国家举办集会的权利，任何民主的尝试和实践都是有益的；三、我呼吁中国政府、中共领事馆、社团领袖，不要再继续蒙蔽、利用、愚弄年轻学生，而使他们无辜蒙羞；四、我希望集会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也能够为在中国的中国人，在西藏的藏人争取同样的权利，这样，他们才称得上是骄傲的中国人。
立即，一个多伦多的华文网站出现了约五六百个质疑、指责、挖苦、辱骂我的网帖。有人说，盛雪是冒着"死无葬身之地"的风险。"并有人出言恐吓："你最好不要到华人集中的地方出现，小心被人拍死。"我随即发表了："红色的海洋，黑色的悲哀——对Dundas广场集会的反思"。）
五星红旗似海，爱国口号震天的场面很多年没有见过了，3月29日下午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心 DUNDAS SQ 的场面，让我立即想到了文革中红卫兵小将们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时热烈亢奋的情景。人们激动地挥舞着红旗，高呼着"中国万岁"的口号，高唱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老侨、新移民和签证学生们热泪交流。倒是华人社团领导们，冷静局促地在人群中游走忙碌。活动名称是"维护西藏真相，捍卫祖国统一"。他们认为，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政府针对西藏骚乱事件上集体抹黑中国，西方社会集体对中国恶意敌视，西方一些民众愚昧无知。同时，中国政府为了维护国家统一采取武力手段是必要的。
这个活动被称为3.29集会，许多媒体和网站都报道和转载了消息。一般估计，现场有一到两千人。活动发起人只提供了个网名给公众，叫：黑白色，由于他在举办活动中留下的电邮联络地址，有人在网络上介绍，此名热血青年在多伦多运作一个换妻俱乐部。"黑白色"在集会现场大讲西藏的历史，慷慨激昂地重复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怒斥西方国家支持藏独，企图分裂中国领土。他呼吁在场的人：向加拿大社会讲清西藏的真相，唤醒西方民众。另一位发言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大家都和睦相处，生活得非常幸福，绝对没有民族压迫和文化灭绝。在活动举办的前后，当地一个移民服务网站的论坛爆增了数千个有关的网帖。许多网帖都表现出了对西方媒体和西方社会在西藏问题上的愤怒。
但是，他们刻意回避了一些基本事实。为什么在事件发生时中国政府要驱离所有记者和传媒? 为什么不让媒体自己直接获得真相，并报道事件的全貌? 而需要这些远在万里之外，绝大多数人从未去过西藏，可能连个藏人也不认识的年轻学生和爱国华侨，费劲在加拿大举办集会来维护西藏事件的真相。五十多年来，中国境内能够自由开放地谈论西藏议题吗？中国人有正常的渠道了解西藏的历史和现状吗？在中国大陆的汉人人和藏人有像他们这样集会公开表达诉求的权利吗？他们曾长期生活在新闻控制和信息封锁的社会环境里，真的比信息畅通、言论开放、研究自由的西方社会更掌握西藏的真相吗？ 为什么藏人僧侣会大规模的示威请愿？ 他们的和平请愿和集会为什么受到武力镇压，演变成暴力骚乱？
而且，谁是"西方媒体"？这一概念指称什么对象？西方国家的各种媒体有自己各自的政治立场，美国有《华尔街日报》较右的立场，有《纽约时报》较自由派、较左的立场，甚至有极左的亲江青亲毛的杂志，有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中国中央电视台节目在西方自由公开发行。西方国家的媒体是多元化的，老板多家，基本都是私营的。西方国家不可能象中国，实质上只有一家媒体——党的喉舌。所有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都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党和政府是唯一的老板。而且凡是媒体都会犯错。西方国家的各种媒体在报道中也常有偏颇，甚至出现重大错误。他们的错误是靠媒体之间互相竞争互相制衡，以及靠公众的监督来纠正的。谁不真实，谁不客观，他就会在竞争中失败，人们不买他的报，他就要关门。西方媒体无法从属于统一的一个政治势力或一个利益集团。西方媒体在监督政权、社会的同时，也受着社会和民众的监督，绝对不可能像中国的媒体那样做党的喉舌和政府的传声筒。在有政治需要的时候集体造假撒谎。假新闻独家垄断，长期得不到任何制约监督，祸国殃民，危害剧烈。反右、大饥荒、文革就是最典型例子。这些热血愤青要用他们所掌握的真相"唤醒西方民众"的无畏精神，更是让人仿佛回到了红卫兵小将们要把五星红旗插遍全球，解放全人类的六十年代。好像过去的五十多年，中国是个民主自由，畅所欲言，人民幸福无比的社会，而整个西方世界都是万恶的专制牢笼，他们到加拿大来，肩负着要把当地人民从新闻封锁、言论控制、和愚民教育中解救出来的重任。如果在中共统治下死难的那八千万冤魂还有权利说话，他们发出的怒吼一定会吓跑广场上发飙的这帮勇士。
这些被自己的惊世壮举激动得热血沸腾的人，当然没有兴趣趁着在信息自由的社会里所拥有的机会，去了解他们所不知道的西藏历史和现实。
这次事件的起因从3月10西藏境内外人民纪念抗暴五十周年开始的。1959年3月10日，西藏发生反抗中共统治的藏民起义，中共军队武力镇压了起义，造成八万藏民被杀，14世达赖喇嘛及十万藏民逃亡印度。藏人的六千多所寺庙在文革中几乎遭到全部摧毁。据已故班禅喇嘛记述，原有近60万佛教僧侣中有十一万人被迫害至死，二十五万人被迫还俗。
1989年，就在中共在北京进行六四镇压之前三个月，先在拉萨武力镇压了当地藏民的示威抗议，事件中藏民死伤惨重，三千多藏民被捕。西藏流亡政府表示，在从四九年到七九年的三十年间，藏人被杀死、斗死、关死、饿死达一百二十万人，亲共的阿沛阿旺晋美认为，死亡人数没有这么多，但他也表示，至少有三、四十万。就算是在中国实行了将近三十年的所谓改革开放后的今天，西藏当地几乎所有行政职务的正职都是汉人，在快速现代化的拉萨，几乎所有好的工作也都掌握在汉人手中。
许多在类似国家主权问题上容易激愤的人士，最喜欢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哪里哪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他们不管这个"古"从哪年哪月算起，也不必理会"中国"的概念从哪朝哪代形成。在西藏问题上，他们更假装从来没有听说过，达赖喇嘛宣讲了十几年的"只寻求自治，不追求独立"的立场。
任何国家、主权、领土、疆界的形成都有一个过程，都是历史演化、时代变迁、人民意愿、政权较量的结果。世上没有什么地区是"自古以来"恒古不变的。今日的中国版图和疆土，在过去的数千年中演变得非常多样化，政权更替和疆域所属更是千变万化。显然，今天在确定和谈论一个地区的政治形态、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时，必须要照应这个地区的历史沿革、文化形成、人民意愿等基本因素。而其中，人民意愿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虽然专制统治的残暴性质在汉人地区也是一样的，但在西藏地区却更凸显在，中共统治对当地的语言、文化、环境、生态、宗教信仰、生存机会等等方面的残酷迫害和严密控制。
那些在加拿大口口声声要捍卫祖国统一的人士，他们把藏人当成什么？他们尊重藏人么？了解西藏文化和宗教么？热爱西藏的河流山川么？关注藏人生存状况么？在乎藏人的自由和人权么？他们只不过要用藏人的苦难来增加自以为的大中华势力的份量，以让自己从中获取一种作为豪门大户子嗣的自豪感。
中国政府对人民进行的数十年的灌输和教导，对信息的封锁和拣选，对历史的编造和涂抹，特别是用暴力对社会的控制和示警，已经驱使和利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政权需要的时候，甘愿站出来维护政权的利益。
事实上，自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掌中国大陆政权近六十年间，从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第二代邓小平、第三代江泽民，到目前第四代胡锦涛，可以说个个都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他们用手中的权力把中华民族的宝贵领土已经出卖了四分之一，也就是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他们出卖了。这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一百个台湾的面积。甚至他们还在继续偷偷出卖中华民族的土地。就在刚刚过去的几年，中国北方领土和边界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手里再次重新划界。中国政府割让了相当于三十九个台湾的领土给俄罗斯。这些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心广场为了表现爱国而激愤不已，热泪横流的人士，他们说要誓死捍卫祖国领土完整，坚决反对分裂中国版图，他们对中共的出卖领土说过一字半句没有？ 如果没有，那就凸显了他们的媚权和伪善。
这些新老红卫兵们，用他们的无知、懦弱、偏执和仇恨，在中共国旗红色的海洋中，再一次汇聚了中国人民黑色的悲哀。
2008年4月4日 首发《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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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还是做恐惧的华人？
盛雪 來源:電子郵件
加拿大情报局局长法登的一席语重心长的“渗透论”，尤其是明指渗透的威胁来自包括中国政府，又让加拿大华人社区沸腾起来，可谓一片愤怒声讨，不是因为痛恨中共势力对加拿大的渗透，对加拿大华人的威胁和控制，而是痛恨法登反渗透的警告和呼吁，痛骂法登要保护他们的做法。这点非常令人疑惑。
华人拒绝做正常人
法登在加拿大国会公共安全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特别强调，他所指的是外国势力对加拿大的渗透，威胁到了加拿大社会，而华人社区也是受害者。他说，这么做的原因只是想保护本国人免受外国势力影响。法登的意思无非是：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也是加拿大人，政府也有责任保护他们免受渗透的威胁和伤害。法登的此番肺腑之言没有让那些常年饱受中共渗透威胁，在加拿大生活也无法摆脱恐惧的华人激动、感动或受到触动，华人社区却继续爆出一片要求法登道歉、辞职、认错之声，并声言誓不罢休。
法登把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看作加拿大人，把华人社区当作加拿大健康社会的一部份。他要帮助华人做正常的、平安的、自由的，并有尊严有保障的，不受外来势力胁迫的欺负的普通人。可是却有这么多华人蜂拥而上，以各种姿态亮相，坚决要永远做恐惧的华人。
这种严重背离人类社会发展基本逻辑和伦理的奇观真是华人独有。
中共制造的社会灾难从未停息
中共统治令数千万人死于暴政迫害是个铁的事实。由于中共的黑幕统治，这一数字有不同版本，有说高达八千万，有说至少四千万。而这一统计数据基本指从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到1979年中共开始体制调整之间。其间中共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斗争，经常致使人民之间残酷斗争、极端仇视、你死我活，造成大范围死难，甚至常常造成人民生不如死的处境。遗憾且耻辱的是，中共的这一统治手段在过去的三十年仍然在继续使用，并且仍然卓有成效。看看八十年代初期的残酷严打，八十年代中期的镇压学运，特别是1989年 的六四屠杀，不仅是数以千计的生命被公然枪杀，也让中国人仅存的道德伦理是非善恶彻底崩溃。九十年代开始后重新进行的社会分化瓦解，形成以权和钱为唯一标准划分的新的阶级对立。九十年代后期对法轮功修炼者开始的镇压，又形成一个迫使人人都成为受难者或者凶手的社会环境。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全面爆发悲惨暴 虐的人伦灾难，没有民主与法制，没有是非与道德的社会，人们生活的吃、穿、住、行处处是陷阱；没有自由和人权，没有诚信与尊严的社会，人人彼此是威胁是伤害。全国到处是暴力掠夺、强占、欺辱、奸淫、杀戮，官匪一家和警匪合作，形成中共统治的全面黑社会化。
逃离专制却回头拥抱暴政
中共建政早期到八十年代后期之间，人民想要逃离中共的迫害移居国外，往往要冒着生命的代价。特别是文革期间，多少人被枪杀在边境线上，多少人溺死在通往香港的河中。中共实行所谓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放松了对人民出国的钳制，于是上千万人奔出国门，在异乡留存下来，有了新的生活。除了能够以正常途径和身份出国的人，中国的偷渡者更是经久不息的蜂拥向所有收留中国人的国家。其中多少人死在抵达安全国度的路上，多少人仍然在途中踯躅跋涉，多少人仍然抱着希冀却永远也没有迈出那道门的机会。
中国人应该想想，这么多人争先恐后、费尽心机、用尽积蓄、九死一生的出来是为了什么？千条万条理由，归结在一起，无非是为了更平安、更富足、更自由，更有公 平机会、更有人性尊严、更有社会保障、更心里踏实的生活。可是为什么又有那么多人选择了远离暴政之后又回头拥抱暴政呢。
也许因为暴政其实离人们还是那么近。当无法逃离它时，也许与它结为一体更安全些。
中共统战人民买单
曾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都有切身的体验，也有许多人深谙中共的权力来源就是暴力和谎言，而它需要庞大的、无处不在的、深入人们社会生活所有角落的特务系统来维系其权力的有效运作。
中共间谍特务系统的基本脉络和特征是金字塔型，蜘蛛网状，并具有高度的放射性和扩散性。其分布广泛，纵深度强，中共的国安、公安、军情、武警、法院、检察院 等等都是该党权力的直接暴力工具，对社会采用的所有暴力手段都是官授权力，所以其所有对人民采取的监视、控制、胁迫、强制、拉拢、收买、利用等手段都是正当权限。人们几乎没有余地予以抵制。中共的政府行政部门，国有新闻机构，国有企事业单位等等都是这一权限的延伸，因为中国只有一党独裁，只有一个权力中心，只有一种权力系统，没有独立的法制，没有任何社会制衡力量。
中共对海外的间谍统战任务是其内政的需要：就是维护暴政统治。任何有可能直接甚至间接威胁到独裁统治的，影响到其核心利益的力量或者潜在力量都是其敌对势力。而分化、瓦解、拉拢、收买、利用这些是重大任务，让其为我所用，成为工具或者间接工具。 其目标包括：民主国家政府，官员，民意代表，商人，学者，社会闻人，民主团体，中国驻外人士，留学生，居留人士，归化侨民，甚至反对派阵营中的一些目标人物。其手段可以是无所不用其极，包括监视、控制、威胁、利诱、拉拢、收买、介绍生意，提供方便，施舍营生，颁发荣誉，对重要人士可以直接动用国家资源进行长期大规模的笼络和收买，对于难于应对的人士甚至动用人力营造社会气氛施以压力，对不为所动的人士进行围攻、冷落或者直接威胁。
加拿大是中共统战主要目标
在这样的攻势下，很少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因为人一般既有知恩图报的情感，也有人性贪婪虚荣的弱点。中共为了统战的需求，可以全方位动用国家机器和资源，不受任何预算监察和制衡。因此可以极大的满足对方的需求。
加拿大毫无疑问是中共进行统战的主要目标之一。 加拿大是主要民主国家，秉持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的基本建国理念；在国际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和声望，在一些重大国际事件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众多国际组织的成员国。而且加拿大资源丰富，科技发达，和美国比邻而居，有着长期相互依存的特殊关系。同时，加拿大的华裔人口比例很高，控制华人并进一步影响加拿大 政治是中共一个长期的重点战略。
华人是中共渗透的受害者
而在这个统战系统工程中，当地的华人首当其冲。一些和中共权力靠得很近的人士，当然会自动作为工具；他们通过成立各种各样的同学会、同乡会、社区组织、行业协会、服务机构等等，先把人聚集起来，然后通过中共驻当地使领馆进行操控，领事馆会给运作拨点经费啦，安排主要人士会见啦，领馆官员到场站台啦，介绍国内生意啦，选拔表现好的在重大日子回国开会、旅游、甚至在国庆观礼啦，并以政府的名义施以荣誉、奖项和特权啦。华人社区当然趋之若鹜。
而不愿意成为中共权力工具的华人则成为可悲的牺牲品。他们在这样的华人社区中被监视，其言行被汇报，其不同意见被敌视，而且会受到排挤、冷落、孤立、歧视、压力和威胁。无奈者就只好放弃清高随波逐流，不由自主的被裹挟和席卷。而当华人被中共利用成为工具之时，也是遭到所在国社会不解和厌恶之时，因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无法理解一些华人的背离基本逻辑和伦理的做法。
民主国家政客很容易被中共收买
民主国家的政治人物是真正的公仆，他们要服务于人民，听命于人民，因此并不受尊重和拥戴。许多政治人物在社区中经常处在一种被选民挑剔和批评的状态下。这些政客一旦应邀访问中国，在中共的安排下可以享有前所未有的荣誉和特权，可以被招待的无比幸福和满足。已经有多位加拿大政治人物访华后表示，在中国可以像帝王一样享受。当享受了帝王的待遇之后，当期待继续享受帝王的生活方式时，这些政客是否会在情感上更亲近中共呢，并为中共说话呢？当然会。
中共因应目前国际大趋势制定了全球大战略、大外宣，而目前还仅仅是个开始。在关于孔子学院的争议中，有人秉持其文化交流和语言学习的功能，坚决反驳孔子学院是中共统战战略的一部份。其实我们可以首先想想，中共是中华文化和文明的爱护者和推广者么？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中共热爱的文化么？中国的院校在没有政府的批准和配合下，能与海外院校合作设立孔子学院么？孔子学院能够如实地介绍中国社会的发展史么？孔子学院能够不回避诸如六四镇压，迫害法轮功事件么？好在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更多的证据并得出结论。遗憾的是，民主社会为此要继续付出沉重代价。
加拿大某大学中国学院教授、加中问题专家称，加拿大情报局长法登的说法，是加拿大一些政治人物以中国作为假想敌的结构性问题，此一问题不会随法登下台而解决。
事实上，中共不是加拿大的假想敌，中共是民主制度和健康社会的真威胁。每个华人都应该对此扪心自问，中共有没有对加拿大进行渗透，华人是不是受害者？华人要不要做一个正常的人，还是要继续做被恐惧所控制的华人。
（2010/07/21 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