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共專集】(十五)格丘山:是恶民造成恶政府还是恶政府造成恶民?律师介入十岁张安妮被绑架案;李任科:十岁安妮成最小良心犯;十岁孩子黑色的梦;刘正有:四川曹筱丽在省人大前击盆伸冤;郑酋午:中国的政治变革方案;綦彦臣:文化反动与史观颠覆反对非人化作为中国转型的思想价值;对封建社会主义的重点批判:当今中国为什么更像苏联?张洞生:不认可俞可平的突变是一个民族灾难说法;闵良臣:一个好政府的标准;梁京:红二代欲助力习打破僵局;申纪兰创造什么样的政治神话?起底申纪兰中共模范秀被揭画皮;英媒数据库曝光中共官场核心机密
神州有泪
格丘山 :是恶民造成恶政府，还是恶政府造成恶民？毛泽东的统治使恶棍上升为百分之七十，中性老百姓变为百分之二十五，君子剩了百分之五，邓小平的改革使全社会变成了恶度为五成的恶棍，江的统治使这个民族变成了恶度为十成的恶棍， 胡温的统治使这个民族成了恶度为二十成的恶棍。
美国之音:律师介入十岁张安妮被绑架案:李方平律师：绑架十岁童 国保所为登峰造极*张林：合肥警方对绑架安妮讳莫如深*遭恐吓 琥珀小学校长吓哭*
李任科: 十岁张安妮，成中国最小"良心犯"
一个十岁孩子黑色的梦
刘正有:四川省一位女人在省人大门前击盆伸冤调查记
郑酋午:中国的政治变革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民主宪政方案;第二个方案即“宪政社会主义;第三个方案即“党内民主”，最好的方案不必选、次好的方案不要选、次次好的方案不会选，不好的方案领导选。民主宪政却会是中国政治变革的唯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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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青杨：不选申纪兰，反对声更大？申纪兰创造了什么样的政治神话？克林顿曾这样议论卡斯特罗：“上幼儿园的时候，他是总统； 我上小学的时候，他是总统； 我上中学的时候，他是总统；我上大学的时候，他是总统；我工作之后，他还是总统； 我结婚之后，他还是总统； 我当总统了，他仍然是总统；我下台了，他仍然是总统……”希望克林顿不知道中国有一个申纪兰，因为她早已经打破了卡斯特罗的从政纪录。关于申纪兰如何当“代表”？赞成和反对哪个更爱国？
希望之声:大陆起底申纪兰 中共模范秀被揭画皮
【禁闻】英媒数据库曝光中共官场核心机密
[10:41:56]上午10:41 孑木: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gxAHY5m0Pc
孙林（孑木）视频——张林预期习李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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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丘山 :是恶民造成恶政府，还是恶政府造成恶民？
來源:電子郵件
格丘山 : 是恶民造成恶政府，还是恶政府造成恶民？
这个问题在网上吵得喋喋不休，有人说中国人弄到今天这个样子是共产党造成的，有的说是这个民族的劣根性造成的。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当一个社会中的恶棍战胜正义去统治好人的时候，全社会都会慢慢成了恶棍。君子一开始还会抵抗，但是在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终究放弃。
恶棍统治时间愈长，社会的堕落愈彻底。当全社会都变成恶棍的时候，整个社会再也受不到正义的牵制，因此整个民族向二倍，三倍于他们雏型恶棍的恶棍程度发展。
反之亦然，如果社会中的君子去统治恶棍时，全社会都会慢慢成了君子。
用这个理论解释中国社会：
共产党统治前，假定中国有百分之二十的恶度为五成的恶棍，有百分之五十的中性老百姓，有百分之三十的君子，那么毛泽东的统治使恶棍上升为百分之七十，中性老百姓变为百分之二十五，君子剩了百分之五，邓小平的改革使全社会变成了恶度为五成的恶棍，江的统治使这个民族变成了恶度为十成的恶棍， 胡温的统治使这个
民族成了恶度为二十成的恶棍。
中国民族继续会向恶的方向发展，如果社会的不公平愈来愈烈的话。
对中国民族将来的挑战是当共产党死亡后，社会中不存在道德和正人君子，谁来建立和执行一个好的制度? 这是中国共产党统治后的中国与台湾，香港，甚至与苏联和东欧都不同的地方。中国人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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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介入十岁张安妮被绑架案
陆杨 华盛顿
安徽资深民运人士张林(中架拐杖者) (维权网)
安徽张林十岁女儿受父牵连 有学难上安徽资深民运人士张林被剥夺生活权利蒙冤警官盼司法独立 寄望习近平惩治司法腐败中国人权告急 国际社会“不寒而栗”03.06.2013
中国十几位律师介入安徽省知名异议人士张林十岁女儿被单独拘禁3个多小时的案子。这些律师表示，合肥国保如此对待一个十岁孩子是极其罕见的。
*李方平律师：绑架十岁童 国保所为登峰造极*
这是非常过分的。我们也长期关注这些事件，能做到这样登峰造极，也是极其罕见的。
---律师李方平
大约十五位中国知名律师组成律师团队，开始介入安徽知名异议人士张林十岁女儿张安妮上月底被单独关押的事件。
年仅十岁的张安妮2月27日下午放学后被4个身份不明的强壮男子绑架到合肥市琥珀山庄派出所，单独关押了3个多小时，一直关押到当天晚上8点左右，期间没有人给她饭吃。当时，安妮的爸爸张林也被警方控制。
维权律师李方平、江天勇、滕彪和肖国珍等都是这个律师团队的成员。
李方平律师3月6日对美国之音说，他作为律师见过不少案子，张安妮这样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这是非常过分的。我们也长期关注这些事件，能做到这样登峰造极，也是极其罕见的。”
李方平律师说，这些警察的所作所为根本不是警务活动。首先他们对张林的拘押没有任何刑事和行政的手续。他说，孩子更是无辜的，警察没有权力把孩子强行带走关在派出所里。他们要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他们（警察）的这种行为，不管从警察条例，还是从党纪、政纪（都违反了有关的条文）。甚至还可以追究他们的行政责任或者是刑事责任。”
李方平说，作为法律人就是要广泛关注警方滥权、侵犯人权的案件，才能够让警方滥权的行为得到制约。他表示，这个案子从法律上和道义上讲完全有胜诉把握，但是实际上，法院在对法律执行可能会打折扣。不过，他们仍将继续努力。
参与调查此案的肖国珍律师稍早曾表示，合肥警方的做法至少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儿童的平等受教育权，同时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
*张林：合肥警方对绑架安妮讳莫如深*
张林同一天对美国之音说，合肥警方至今对绑架安妮讳莫如深。参与绑架安妮的便衣冒充是琥珀山庄派出所的警员，但是张林说，通过多年跟国保打交道，这些人就是合肥国保。
“他们很善长说谎，一会儿说自己是琥珀山庄派出所的，一会儿又说是街道的。街道的不大可能参与绑架，这就是谎言。我当时就觉得非常可疑，一再要求他们出示证件。如果他们真是警察就会很坦然的拿出证件，但是没有。”
张林说，这次行动的确有琥珀山庄派出所一个叫姚刚的警察参与，是他把张林骗到了派出所，说要帮他办理暂住证，结果却非法拘禁了张林。
张林1979年考入清华大学核物理专业，毕业后参加工作。1986年张林辞去公职，宣传自由民主理念。从1989年到2009年期间，张林多次因为参加民主活动和发表相关文章被判劳教、入狱。2009年8月出狱之后，张林也多次被失踪、被喝茶。
*遭恐吓 琥珀小学校长吓哭*
现在张林和他的女儿安妮被禁锢在蚌埠，安妮不能回到合肥琥珀小学继续上学。张林说，合肥国保为了阻止他们父女回到合肥，甚至恐吓琥珀小学校长和教师。包括琥珀小学五十多岁校长在内的多名教师被国保吓哭，迫于压力，老师不停地哀求张林不要让安妮到琥珀小学上学。
他们很善长说谎，一会儿说自己是琥珀山庄派出所的，一会儿又说是街道的。。。我当时就觉得非常可疑，一再要求他们出示证件。
---张安妮父亲张林
张林说，是合肥国保想把他驱逐回蚌埠，让他无辜的女儿受到牵连。尽管蚌埠警方给安妮联系好了学校，但是他们还是希望能回到合肥。张林的身体非常差，颈椎病和腿关节滑囊炎，让他不得不经常卧床。张林的大女儿在合肥上大学，张林在合肥借住的房子离他大女儿的学校非常近，一来方便大女儿利用闲暇照顾他们，二来也可以节省下一些费用。
张林父女的遭遇还引起很多网友的关心，不过张林告诉记者，关心他的网友几乎都被当地国保叫去喝茶，比如江苏李勇、安徽马鞍山姑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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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任科: 十岁张安妮，成中国最小"良心犯"
来源: 德国之声 2013-03-06 01:28
你本应是世间欢快的精灵
近日，安徽知名异议人士张林十岁的女儿张安妮，遭合肥国保非法关押20个小时，后与父亲一起被合肥国保遣送原籍并面临失学困境，多名律师拟对合肥国保行为提告。
近日，安徽知名异议人士张林在网上公开女儿张安妮遭合肥警方和国保绑架及关押的经过：2月27日下午，张林仅10岁的女儿张安妮从安徽合肥琥珀小学放学后，遭四个身份不明人员绑架，后张安妮被带至琥珀山庄派出所进行拘禁，期间遭警方不人道对待，不提供餐饮和严寒天气时的必需品棉被，20个小时后才得以释放。警方其后将张林和张安妮遣送回原籍蚌埠，张安妮面临失学困境。张林本人亦在当天下午，被合肥警方以办理"暂住证"为由带至派出所，警方在抢走他的家门钥匙查抄了张林的电脑、手机和3900元生活费和其它重要的生活物品。
张安妮遭拘禁后，十岁女孩的遭遇在网络上牵动网友关注的目光。北京维权人士胡石根发出"立即制止对安徽张林父女非法侵害"的呼吁书，要求安徽省委省政府及相关部门立即制止警方的非法侵害，并对实施非法侵害的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追查惩处。目前已有多名网友签名并表示对张林父女的声援。
张林是安徽蚌埠知名异议人士，毕业于清华大学核物理专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因执着于自由民主理念的传播，多次因发表文章和参加民主运动而获刑和被判劳教，2009年8月张林最后一次出狱之后，在中国的多个"敏感事件期间"被强迫失踪和遭问讯等。2005年美国博大出版社出版了其自传性质的著作《悲怆的灵魂》，旅美民主人士胡平曾对此发表书评"这本书表达了作者不甘屈服于强权，而捍卫自己尊严的自由精神。"
一个十岁孩子黑色的梦
"他们对女儿的暴行远超我所受的苦难"
在接受德国之声电话采访时，张林再次详细叙述了张安妮及自己在当日遭绑架和非法关押的经过，他回顾在整个过程中，那些从不示人名字的便衣，象黑色的幽灵一样闯入了一个十岁孩子的生命中，尽管女儿在两岁时，就经历了与父亲长久的别离和用稚气的心灵体会一个异议人士父亲不一样的多舛人生。2005年，张林作为中国民间赵紫阳治丧委员会召集人，从安徽赶至北京组织民间的追思会，安妮在家门前声音凄厉的呼喊着父亲，张林在这一次第四次被判刑,刑期五年。
张林表示，警方这样直接针对未成年儿童的暴力行为，远比他自己经过的任何一次迫害都要恐怖："我非常愤慨，虽然我在过去20多年间遭受过种种政治迫害，遭受过不人道的对待、残酷的虐待、毒打、伤害，我曾经出版过《悲怆的灵魂》，叙述了我在前三次关进大牢时受到的种种虐待的地狱式的生活，但在所有过去的经历中，他们没有直截了当的虐待和绑架我和女儿，这是闻所未闻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野蛮的暴行。"
张林也向德国之声透露，北京胡石根在发出呼吁书后，国保立即上门阻止，希望他在两会结束后再关注此事，遭到胡石根的拒绝并表示只要安徽警方恶行不止，他们就会持续关注此事。目前包括李和平、李苏滨、滕彪在内的多位律师组成律师团，拟对合肥警方此行为进行提告。
张林的大女儿目前在合肥读大学，为了一家人团聚和节省生活费用，张林离开蚌埠借住在合肥友人家，小女儿张安妮已在合肥入读小学。划归蚌埠管辖的异议人士进入合肥辖区，遂遭合肥国保驱逐。
"你本应该是尘世间欢快的小野兔"
诗人欧阳小戎发表了长文《初逢的故人们，安妮》，回顾安妮成长中的几个瞬间，那是一个天真快乐、有着同情心、敏感的小女孩，她本可以和其他孩子一样，拥有没有别离，没有忧伤和警察的童年。
在德国之声采访张林时，张安妮就在父亲身旁，德国之声记者不忍再揭开这个孩子在当时被单独囚禁，见不到父亲和姐姐孤单无助的、在冰冷的夜里躺在囚禁她的面包车上的噩梦；张林认为这样的暴力留给女儿的阴影远未结束，女儿至今仍惊魂未定，她也远不能理解，作为一个良心犯的女儿为何受到株连？为什么不能回到自己的学校？
张林说女儿也是他守着的底线，他绝不允许警方的暴力加诸到女儿身上。他也希望女儿--这个中国最小的良心犯的未来有着明朗的方向："她是目前有纪录的中国最小良心犯，也是人类进入21世纪后，一个全球范围内受迫害的最小的良心犯。虽然我们的家一直颠沛流离，但她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公主，就象欧阳小戎写的'她是茫茫尘世间欢快的小野兔'"；在最后德国之声记者听到安妮稚嫩的童声："我想回到学校和姐姐在一起。"
[9:35:47] 孑木: 共匪必亡
[9:24:02] 孑木: 中共就是一帮无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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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一位女人在省人大门前击盆伸冤调查记
刘正有
2013年1月25日在成都召开，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25日上午，省人民代表大会内，正在选举省长、副省长。会场外，一位披头散发击盆伸冤的女士、朝着大会堂大声喊，大老爷小女子冤、冤枉啦！一声又一声，撕心裂肺的悲惨声传进会场内，立即引来大街上的行人围观，围观民众纷纷谴责声、咒骂这个社会太黑暗了！警察来了，立即把该女子抓进警车送到省人大信访办内，登记后就无人过问了。下午约3点钟，该女子又在省人大大门口击盆伸冤！据查，击盆伸冤的女士是自贡市荣县人，荣县食品公司会计曹筱丽。根据国家规定，＂归口管理，属地解决原则。＂曹在当天下午被自贡市荣县官方从省人大用专车押送回自贡市荣县。
2013年2月16日，四川民间信访局副局长罗世模先生和笔者一起前去荣县采访调查曹筱丽女士。笔者现将采访调查曹女士的情况进行整理给予发表，希望12届全国人大参会代表，和各级行政、司法机关部门的相关领导人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正义人士、新闻谋体给予高度关注。
调查被迫害情况：曹晓丽1981年技工校毕业分配到荣县食品公司参加工作，一直从事会计工作，她自已热爱会计职业，珍惜这份工作，在近二十年的财会工作里，严格依据《会计法》等相关法规认真履行会计职责，自觉遵守单位的劳动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以企业为家。1998年、1999年、2000年，公司连续3年亏损，一年亏损达400多万元之巨。785名职工工资不保，有一百多名下岗职工一人每月只有50元生活费，缺医少药，艰难度日。2000年4月财会科长李念平，要求会计曹筱丽将以生猪收购款名义提现金140，000元，用于买小汽车的原始凭证抽换，掩盖挪用生产资金买轿车，被会计曹筱丽拒绝。2000年3月和4月，财会科长李念平多次强求会计曹筱丽做假账，把单位领导集体私分公款302500元，在账上只反映50000元，被会计曹筱丽拒绝。7月下旬，曹筱丽在成佳食品站核对往来帐时，发现公司财会科长李念平私自填制资料费，检验费等《收款单》虚假会计凭证，给成佳食品站站长张世荣提取现金的情况，当即食品站站长，财会科长就对会计曹筱丽不满，当场凶狠的用脏话痛骂会计曹筱丽女士，并威胁要她下岗。荣县国资局2000年委托自贡盐都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资产评估，确认企业净资产为132.7万元。当时企业资不抵债，靠政府救济。我不得不向相关部门如实举报公司经理刘方红等人大肆挥霍和私分公款、渎职贱卖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损失达1000余万元，政企勾结，巧立名目将生猪定额税肢解、转化、偷税，致国家税款流失损失达2000余万元的严重问题。
刑事拘留举报人曹筱丽入狱：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荣县公安局关于纠正对曹筱丽采取刑事拘留、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决定，荣公法[2003]01号。现将全文摘抄如下：曹筱丽，女，43岁，汉族，高中文化，住荣县旭阳镇桂林街147-1-501号。2000年8月31日我局接到荣县食品公司报案称：该公司原会计曹筱丽非法侵占国有资产、挪用公司资金，给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我局于2000年9月1日荣县公安局对举人会计曹筱丽，立案侦察，次日以涉嫌职务侵占对举报人曹筱丽刑事拘留，抓捕关押在荣县公安局看守所关押，失去人身自由。同年10月1日荣县公安局认为，曹筱丽属国有公司财会人员其职务侵占案不属公安机关管辖范围，我局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不当，应予纠正。笔者采访曹筱丽时，她哭诉说：我举报后，检察院才介入调查3天，公安警察抓我在牢房去……。是用的一张作了废的刑事拘留证，也没有经局长签字盖章，违反法定程序，就把会计曹筱丽抓进牢笼关押起来。
打击报复迫害：2000年10月出狱后的会计曹筱丽失去了工作就失去了生活来源，也失去了会计资格证书。同时其自已的丈夫也失去了工作，一家三口人，连吃饭生存都严重困难了。02年曹筱丽自己女儿又考上北京重点大学读书，只有依靠亲朋好友借钱读书和过日子。曹筱丽一提到这些事情，她面对笔者伤心的痛哭起来说：“我自己当时都想死了，就是放不下自已心爱的女儿，否则早都死了啦。”，2005年，曹筱丽女士和自已丈夫到荣县望佳镇品山村10组，亲戚家种包产地，第一年种了两亩田土，后来种了6亩田土，还养了许多鸡鸭兔，供自已女儿读书和自已糊口。但是一到所谓的政治敏感期，就兴师动众的维稳监控曹筱丽，各级部门派出36人，分6班每6小时一班人，昼夜论班守候，24小时严密监控，不准外出强制监控失去自由，自已在农村养的兔子，几十只全都饿死了，农忙收获时，也不允许曹筱丽去农村帮助自已体弱多病的丈夫干活。
2007年6月16日至6月21日，第二次是2007年9月28日至10月5日，第一次曹筱丽绝食五天五夜以示抗议；第二次曹筱丽绝食七天七夜以示抗议，至到身体发紫，生命悬一线了，在国内、外各大网谋和正义人士高度关注和呼吁下，荣县领导人才同意，把她释放回家。曹筱丽女士身体很虚弱，走路都成问题，还仍然被监视居住。
行政和司法部门不作为：曹筱丽女士，不屈不挠向中央、国务院、全总工会，各级人大和省、市相关部门、多次上访控诉自已冤情。笔者在整理曹筱丽女士，发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联席办追踪督办函，省交办函，川信联办督字(2007)154号。四川省委省政府六次督办，中纪委2001年5月受理，并信函致四川省纪委，请四川省纪委帮助解决会计曹筱丽的工作问题。2003年列为追踪案，2009年5月四川省纪委派员到自贡荣县，就2005年3月落实工作给县里面提出了补办手续和解决相关问题的建议，就食品公司的问题尚未查处的部分，回省纪委向领导汇报后再定由哪一个部门来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驳回申诉通知书。（2008）川民监字第397号，驳回中指出：经报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你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决予以维持。特此通知（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章）2011年9月6日。
2008年6月26日，四川省委、省政府川委信字[2008]179号文，就曹筱丽因举报后遭受种种不平等待遇的特殊信访申诉问题和2005年3月县委政府承诺“落实工作”不彻底的问题，函致自贡市委，建议：“对曹筱丽同志多年以来理由较为充分的信访申诉问题，请市、县继续给予高度重视，彻底解决会计曹筱丽的工作待遇问题和目前尚存的家庭困难。”等等。
笔者结束语：笔者面对一张张各级政府官员的督办、交办、联席办、追踪督办信函件，各级法院驳回不予受理通知书。对本国法律和执法人员的非法作为和不作为行为，本公民感到寒心、痛心和失望。这种劣官当道，好人受到打击迫害12年的犯罪行为，又无法扼制官守法，本国公民用自已一生为公平、正义伸冤的悲剧，还要延续多久。官守法，敬畏法律、宪政梦何日能实现？
本文献给12届全国人大参会代表们审阅，希望本次人大会参会代表们，认真履行职责和代表权利，为祖国和人民尽职尽责，丞救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人民。
刘正有 2013年3月3日于四川自贡暂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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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治变革方案
郑酋午 來源:電子郵件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就是集中共一党领导、半市场半垄断经济和党文化一元化为一体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有目共睹的事实是贪污腐败、践踏人权、贫富分化、环境破坏、道德沦丧等等越演越烈。从现在看来，这种模式已经难于为继，中国要继续进步就需要更进一步的变革。虽然不能说所有的问题都跟政治制度有关，但可以这样说，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一定跟政治制度有关。我们知道，在专制条件下，政治制度是其他制度的根本，所以，欲要变革首先变革的应是政治制度。现在的事实是，政治制度不变革其他变革已成了权贵瓜分全社会利益的手段。我认为，社会进步的实质应该不是体现在部分权贵以权谋私从而获利上而应该体现在公平正义上，所以，以后的变革如不是从变革政治制度入手那么所谓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就全是空话。
目前国内讨论最热烈的政治变革方案主要有四种：（一）第一个方案是自由民主人士提出的，这个方案的实质内容是实行民主宪政，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权力分立与制衡，主要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多党竞选制、代议制、军队国家化、文官中立、地方自治等；（二） 第二个方案是体制内的精英提出的，名为“宪政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在中共领导下实行宪政，允许反对党存在，但人代会席位的三分之二以上由共产党掌控，不举行直选，由中共推荐议会和政府领导人人选（候选人可以先在党内竞争），其他反对党可以推荐部分代表人选，司法独立，法官人选由中共推荐人代会通过，终身任职，法官只根据事实和法律判案，但军队、警察还是由中共掌控；（三）第三个方案是红二代提出的，名为“党内民主”，即现在的国家框架不动，只是实行中共内部改革，增设党代会的常务委员会，党代会的常务委员会、党中央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三机构平权，党的总书记及中常委在党内直选，人代会、政府、法院、军队、警察、宣传等还是由中共控制；（四）第四个方案是中共于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名为“党政分开”，即党管党务，人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领导机构各自管好自己的事务，但党的领导机构推荐各部门领导人人选。
第一个方案是民主宪政方案，若能实行，由政治制度派生出来的根本问题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解决。古罗马共和时期实行过民主宪政，后来由于古罗马的统治疆域扩大，古罗马自我颠覆了这种体制，现代民主宪政是美国建国后首先实行的，到现在已经实行了两百三十多年了，我国在一百年前建立的中华民国也行过民主宪政，但后来被专制主义者、军阀和共产主义者颠覆了。从世界各国实行民主宪政的经验来看，民主宪政在实行公平正义、保障人权和遏制腐败上卓有成效。现代全球的193个正式国家中已有174个国家实行了民主宪政。民主宪政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历史潮流了。民主宪政是工业文明在政治上的一个特征，只要是工业化的国家都无法不实行民主宪政，我国将来一定是要工业化的，所以，中国政治发展的最终结果也一定会是民主宪政。
但问题是，这种方案是否定共产党的永远领导，也就是说，共产党可以执政但必须由人民选举上台。要做到此点，也只有两种方式：一是中共进行自我变革，二是人民来变革。因为现在中共掌握着国家的资源，包括国库、军队、警察和宣传工具，它要不改，除非这个国家的人民强烈要求改。从中共建政以来从来就反对这种所谓的“民主宪政”，镇压“六四”运动以来，中国高层领导人中除了温家宝总理提过“民主自由”之外，还没有第二个中常委提过，十八大产生新的中共领导集体后，李克强提出过尊重“人权”，其他的中常委没有人提过自由和民主宪政。看来，目前的中共的领导人中绝大部分还没有民主宪政思维。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领导人虽是野蛮人（因为只讲阶级斗争和专政）但不怎么腐败，今天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共各级领导人不仅仅是野蛮人而且还几乎都是经济犯罪分子（用古今中外的刑法来衡量都如此），他们没有民主宪政思维却有专政意识，同时现在已有许多来路不明的财产，所以，想通过中共的领导人来推动使其丧失政权和利益的民主宪政改革那是白日做梦。
历史上，虽然也有统治者靠上层自动推动实行民主化政治改革的，比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就有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和不丹国王等三位领袖推动民主化政治变革的，但是，我们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推动苏联政治变革那是在他们还实行计划经济时期，在苏联的计划经济下，当时还没有形成拥有巨大资本的权贵，苏联上层虽有特权但还没有大规模的贪污腐败和以权谋私，上层改不改革政治制度，主要只是取决于认识而不是利益，上层的认识改变了政治变革就开始了。
今天的中国，权贵资本已经形成并很强势，高层及其家族几乎个个都是拥有巨大资本的权贵，这样就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还有利益问题，民主宪政实行后，一旦失势他们都有可能被清算。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少有人要去实行宪政改革的。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领导的台湾虽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但由于县级政府和议员是直选的，国民党的党部与行政权是分开的，在中央又实行“五权宪法”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行政权力，避免腐败。因此，国民党的政权能与时俱进，民主化没有太大的利益阻扰，只是认识问题，当领导人的认识发生变化有民主宪政思维时，民主化的政治变革就到来了。不丹是王国，国王父子又都留学英国，有民主化意识，知道世界大势，他们推动不丹民主化是认识问题，有了认识就会自动推动民主化变革。中国不同，毛泽东时代不实行民主宪政是认识问题，因为他们是野蛮人大脑里装满阶级斗争和专政思维，现在不仅仅是野蛮人而且从改革开放以来还几乎是经济犯罪分子，中共各级领导层中除了极少数人有民主宪政意识外大多数领导特别是高层领导根本就不认同民主宪政，因为他们的选拔机制是逆淘汰，品质越坏的人往往能爬得更高，同时，还有极大的非法利益阻扰，很难叫他们自动进行民主宪政改革的。
由于中共各级领导不认同民主宪政，最高层领导又不去推动，中国的民主宪政政治变革在短期内不可能推开，现在中国的下层民众也没有多少人认识到实行民主宪政的重要意义，有自由民主思想的人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还太小。依我看这主要跟我国没有完成工业化有关，国民的视野有限，实践民主宪政的力量还小。恐怕还要再等七八年。我国有一部古书，叫《推背图》（唐朝人写的），预测未来的事很准，从唐朝到现在的大事预测还没有错的。书里面预测到中共的胜利也预测到中共的“寿源”，说中共能存在九十九年，也就是说从1921年算起，中共还有七八年的时间。从世界各国工业化后自生民主化的经验来看，民主宪政实行的最迟时间基本上是在该国政权推行经济市场化后四十年为限，所以，中国的民主宪政政治变革或许七八年以后就可以了。
第二个方案即“宪政社会主义”，如能实行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但中共也不会接受这一方案。对这一方案，我的评价是，从现在来看，权力不受制约的社会主义专制政治已问题百出，世界大潮是实行民主宪政，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为了挽救中共提出了宪政社会主义方案，当然，其探索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比如，宪政社会主义提到宪政、分权制衡、司法独立、竞争性选举、保障人权自由、公正与平等等，这对在党国体制下生活和工作的学者来说应该是一种突破，但这种方案的研究目的主要不是站在中华共同体的立场促使我国走向现代法治型文明而是为了帮助中共走出政治困局力促中共永保政权，所以，宪政社会主义实质上也只是为一党主权的专制主义披上华丽的外衣。现在全世界都已知道，社会主义已经死亡，在这种情况下，还把社会主义作为招牌贴上宪政标签真是天大的笑话。
宪政社会主义就是想方设法使到危机中的中共的一党主权永固化，显然，这是违背世界历史潮流的。一党主权就是在政治上给中共的领导和权贵享有特权，这是完全违背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人人平等的原则的。在国际法上，国家四要素中有一个重要要素是主权，这个主权由谁来掌握？
我国历史上下也有五千年了，从政治的角度看，我国已经历了君王主权和一党主权两个阶段，但一党主权只是一些国家的特定历史阶段，它终将被历史的后一阶段所超越，一党主权是不会永久的，主权在民论已经不可抗拒。宪政社会主义学者也许受英国式变革的启发，想到了党主立宪制，可是在实行宪政的过程中，既有君主立宪，也有民主立宪，就是没有党主立宪的。从历史的角度看，一党主权不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经历过的历史阶段，本来是封建主义阶段之后应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但苏联和我国等偏要搞一个社会主义试验，结果一亿多条生命被无辜杀死或被折磨致死，社会主义试验最后还是失败了。
现成的成功经验，宪政社会主义学者不去向政府推荐，反而要发明一个没有实践过的党主立宪模式，我真担心历史上的大错误会重演。实际上，“主权在民”论作为一种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意识形态，是公众对于君主主权和一党主权的否定，主权在民原则为现时代的权力的正当性规定了逻辑前提。由“主权在民”论看来，一党主权专制是与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党主权制度是野蛮的政治制度，而现代型文明标志着人类摆脱这种野蛮的进步状态和程度。以主权在民为政治文明核心的民主宪政，它的建立揭开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崭新的一页，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国民的政治统治，通过公正和周期性的自由选举实现了多数人能够参与政治事务的伟大理想，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抛掉一党主权走向国民主权。
第三个方案即“党内民主”，虽然在世界的范围内只讲“党内民主”已经非常落后了，因为别人在两百三十多年前就已经搞到民主宪政了。但从目前的情况上看，由于各种原因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的思维还没有达到“国际水平”还只是停留在一党主权的阶段，还不要民主宪政，所以，在没有大众民主的情况下，搞党内民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再搞大众民主也是好事。因为历史上许多国家也不是一下子就搞起大众民主的，而是先搞精英民主经过发展才到大众民主。而且真的搞了党内民主，权力受一定程度的制约，腐败也会减少。虽然党内民主的民主范围有限只限于中共内部，当然，这种民主与南非以前的“种族民主”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这毕竟是一部分人的真民主了。这比所谓的党政分开的所谓“政改”要强百倍，可是，现实是在中共现有体制下，最好的方案不必选、次好的方案不要选、次次好的方案不会选，不好的方案领导选。这不，现在的十八大二中全会通过了“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最不好的方案，中国的领袖就是这个水平，你真还拿他没办法。其实，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不是什么政治改革，顶多是行政改革，这种行政改革解决不了中国的根本问题。
当然，目前阶段，实行“民主宪政”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无视中共的实力，中共不答应而民众又不觉醒，自由民主人士是没有力量去实行民主宪政的。不过，从长远来看，民众觉醒是必然的，也许再过七八年，民众就会有觉悟了。到时再来实行民主宪政也不迟，其实，就是急也没有用。将来实行民主宪政，民众一般不会生乱，从世界各国实行民主宪政的经验来看，还没有因为实行民主宪政民众中出现乱局而控制不住的，历史上，一百年前的中华民国由于实行民主宪政出现的乱局不是民众乱而是军阀乱，今天世界上由于实行民主宪政出现乱局的，比如索马里，也不是民众乱而是军阀乱。所以，我国七八年后实行民主宪政了，要防的的主要应该是军队的控制问题，不能让军队失控，不能让军队被地方军阀控制，军权必须由中央牢牢控制，否则，是要犯历史性大错误的。民主宪政的政治变革在我国出现这也是迟早的事，现在谈论政治变革可以谈其他方案，但七八年后，民主宪政却会是中国政治变革的唯一方案。
20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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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彦臣：文化反动与史观颠覆（上）
——反对非人化作为中国转型的思想价值
作者: 綦彦臣 來源:電子郵件
就政治学的逻辑而论，所谓的文化体制改革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反动的政策取向。它的发生学基本原因有二：其一，江泽民时代好大喜功的政治惯性之影响，即文化改革是江泽民留给胡锦涛但未被认真对待的政治项目，这个项目被江派系在胡时代工作结构里的人认为应当完成；其二，统治集团整体政治焦虑使他们迫切寻找宪法补充资源，以至于以文化革新（容革命传统与世界文化于一体）为面目的重庆模式（狭义为唱红）或将成为中国的出路，尽管后来由于它极具左派政变风险而被停止。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引言：一个体制内焦虑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与美国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无论从自然主义角度比较还是从构建主义角度，两者的本质之差别其实就是基于本土文化对人性的认识。简单地说，两者在“文化之于人性”的学理方面没有任何差别。再通俗地说，橘生淮南与淮北只是味道的差别，而终究没有改变橘的水果归属。
由于文化作为解释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资源，在一个赶超型经济社会中，它更多地代表统治集团的焦虑感[注1]。具体到中国，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与孔儒准宗教的暗示性之内在排斥，而无论指导性与暗示性均不存在强制特征。也恰恰由于非强制性之特征，它极大地弱化了国家的划一作用。关于国家要求的划一性，在本文非人化讨论中会专门涉及，此处不论。改革与政治生存的关系是统治集团最焦虑之所在，因此，才有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几近突兀的文化体制改革决定。
一、词的暴政：自我迷信就是精神不健全
对于文化体制改革的体制内批判同样是体制内焦虑的反映，尽管在民间自由力量看来，这种批判具有与己同质的进步性。著名体制内学者周瑞金批判指出：“原来引起激烈争论的普世价值，如自由、平等、公正、民主，等等，在十七届七中全会讨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时，是被排除在外的，虽然通过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问题，却概括不出核心价值观念的具体内容，成为遗憾。”[注2，其中“十七届七中全会”应为“十七届六中全会”，原文如此。]
就政治学的逻辑而论，所谓的文化体制改革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反动的政策取向。它的发生学基本原因有二：其一，江泽民时代好大喜功的政治惯性之影响，即文化改革是江泽民留给胡锦涛但未被认真对待的政治项目[注3]，这个项目被江派系在胡时代工作结构里的人认为应当完成；其二，统治集团整体政治焦虑使他们迫切寻找宪法补充资源，以至于以文化革新（容革命传统与世界文化于一体）为面目的重庆模式（狭义为唱红）或将成为中国的出路[注4]，尽管后来由于它极具左派政变风险而被停止。
中共最高党权的运作仍未在政府信息公开规范里面，因此，政治学专业分析人士很少能得到确切的佐证性资讯。比如，一直被认为绝对有把握进入十八届常委的李源潮，其“落榜”是否与确认重庆模式的文化合法性有关，外界无从得知[注5]。不过，通过文献比较则可印证文化体制改革于今日落空不仅是薄左势力政治失败所致，而且是统治集团传统的“词的暴政”[注6]之惯性表现。在这里，词的暴政未必就是咄咄逼人的宣传态势，而更像鲍彤先生所批判的“李长春具体案例”[注7]，鲍文指出：“不讲道理的理论，是无理取闹。不讲道理的自信，是自我迷信。”简洁地说，在文献佐证意义上，无理取闹与自我迷信恰符合词的暴政中精神不健全的情形。
二、文献矛盾：习李策略调整观察
词的暴政中精神不健全并不是被批判对象本人的行为特征或情商秉赋，而是统治集团集体行动的逻辑。党国体制在这方面的政治成本分派功能无须细论，因其几为政治常识。不妨比较两个专门文献，以说明词的暴政与文化反动的表里关系。
（一）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即文化体制改革决定（2011年10月18日）出台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宣传系统就推了一个读本[注8]来诠释文化体制。该读本从确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共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而及“确保文化改革发展沿着正确道路前进”[注9]，再由“广泛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注10]之鼓吹而至继承“五四”运动以来中共领导的革命文化传统，无疑是一个“唱红修宪”的影子文本。
（二）在上指读本出版整整一年之后，一本列入“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书系的小册子，以宣扬中共成功治理中国为宗旨[注11]，涉及改革开放专论，只说了一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文化事业的持续繁荣”[注12]。余者，再无所涉，即不像前指学习读本之系列哪怕所言空洞。
虽然作为研究者，我在选择分析样本上有很大的随机性，但是文化体制改革作为口号在中共十八大后之所以被最高权力层面极力淡化，至少是习李新政务实的策略性需要。在这里，没任何必要吹捧尚未显露实质的习李新政，不过，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无论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文件还是上指的学习读本，其“大发展大繁荣”之好大喜功政治语调毫无疑问地是江时代传下来的衣钵。这“两大”之词与网络情反感的诸多套话如“高度重视”、“积极及时”、“立即、确保”等并无本质的区别。而套话政治的文化本质就是反动性质的，也是词的暴政之一贯表现。
文化反动，就其道德本质讲是反人性的，是一种非人化选择。选择之后的惯性不仅会为政治分赃提供便利，或曰就是政治分赃的工具，而且它必然地导致政治焦虑。比方说，词的暴政在统治集团内部造成的集体精神病态至少成为权力传承中的负资产。从纯理论的分析角度，人们也不难理解习近平为什么要极其迅速乃至仓促地要变化政治话语表达策略。当然，习李新政的文风暨政治话语表达之技术性调整仍无法超越党国模式的约束，即在“国家的作用”之资源供给下才有所作为。所以，它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文化反动难题。
三、徐贲判断：能够回归洪堡思想的理论路径
非民主政治的非人化本质固具文化反动特质，这在一些专业研究里已有精准反映。比如，美国新英格兰大学哲学教授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的研究，文化因素与其前的生物学及之后的人类思维结构成为非人化的三元素[注13]。当然，从纯学术角度讲，非人化中的文化因素归属于构建主义，而生物学因素则属于与之相对的自然主义，人类思维结构则是构建与自然的双重作用之结果[注14]。非民主政治当中的非人化已经超出了妖魔化，但它更是人的一种异化。此者不仅在徐贲的论述中存在，也在更早期的批判著作中能得到印证，如汉娜•阿伦特关于革命问题的深度解析，尽管阿伦特并没有使用非人化即“非人”研究方面的术语。
在徐贲看来，异化是比妖魔化更可怕的非人化，因为“异化的人们却会由于被洗脑或麻木愚昧，而参与外力与环境对他们的心灵侵蚀与人格扭曲，心甘情愿地按变异的标准来自我要求”[注15]，“使他们把自己当作低人一等的走狗、奴才和草民”[注16]。非人化暨异化在非民主化社会表现出革命文化的直接后果是对它曾指责的暴政性质的复制，即如阿伦特所言：暴政垄断了行动权利，“禁止公民进入公共领域，迫使其退缩到家政生活的私隐状态中，要求他们只关心私人事务”[注17]。
无论早前的阿伦特所言以及最近的徐贲评论，都可以从十九世纪产生的伟大的洪堡思想那里得到印证，尽管洪堡并未如今日的史密斯那样提出“非人”概念。洪堡对政治权力与个人事务有清晰的界定，“在不是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权利被另一个所损害的地方，国家任何干涉公民私人事务的尝试都应该受到鄙弃”[注18]，原因则在于国家权力在不该产生专门影响地方会产生严重后果，“而且它使一旦习惯于外来力量的人，更加听命于一种远为更加无可挽救的命运的宰割”[注19]。
结语：文化转型最为必要
中国当今所谓的文化体制改革就是一种国家权力的肆虐，因为在文化中不仅没有人对人的直接损害，而且个体或小团体（比如家庭）的文化取向是完全自由的私人事务，但一当国家权力介入，那无疑就是非人化道路上的冒进行为。所以说，中国社会的转型在战略意义上来讲，是文化自觉或曰文化转型这种不受国家权力干预的无数公众的自由抉择，才是最必要的转型。
如果一定依据历史来说话，那么，土耳其（突厥）从蛮化（广义匈奴状态）而伊斯兰化，而后再为伊斯兰化加入凯未尔主义的世俗因素，则是今日有民主政治文化的全球性经典。此类的世界性例子还很多，如菲律宾经由西班牙殖民到美国占领的宪法移植，再到今日的公民政治；再如台湾地区保留部分中华文化传统，再融入世界性公民主义，俨然成为中国民间自由力量所向往的民主政治圣地。
注：2013年1月中旬构思（上下篇），下旬准备文献并初稿；2月1日定稿于含溪流（新）书房，小城泊头。
注释部分：
[1]对于体制内焦虑的实际举证，可参见我接受《零八宪章》月刊书面采访的答录（2012年12月10日），亦可参见我的网易博客2012年12月18日所发博文。原文环境论述为：“至于他（胡锦涛）宣称不走‘邪路’，是代表集体表达焦虑感。集体焦虑感这东西很压人的，必须有个人充当渲泄口，前苏联时代戈尔巴乔夫的‘前后矛盾，逻辑混乱’就是这个原因。”
[2]参见周瑞金发表于《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1月号的文章，“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该文对文化体制改革（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进行批判，亦对习近平接手最高党权之前，以十八大文件起草组长的身份“终将普世价值列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范畴”表示赞赏。
[3]江的未被胡认真对待的项目之论，其佐证在于江的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专将“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列为十项任务之一（十个小标题的第六个）。可参见《江泽民文选》（第三卷），P 558（全文，P528-575），江选版本：人民出版社，2006。作为十项任务之六的“文化体制改革”显然在十六届内以及十七届的大多时间里没有被提及，所以，十七届六中全会（2011）与当初之论隔了九年，确实有急切操作之迹象。
[4]重庆模式或将影响宪法，换言之而为江薄合作的意识形态设计，突出于唱红的文化功能上。关于它或为中国出路的说法，可见中国新闻网2011年4月19日转刊《重庆日报》报道，“李源潮：重庆改革为破解中国面临难题提供新思路”。
对于此点的政治学特质，我视之为“中国改革的封建主义性质”佐证。可参见拙文，“常委原来不读书——论中国改革的封建主义性质”，载于《零八宪章》月刊2013年1月16日。
[5]存在另外的说法。比如，香港《争鸣》杂志2013年1月号刊文，“汪洋重返国务院——李源潮替十七届六常委背黑锅”（作者：司徒云虎）。披露说：李源潮以“冲上前去”的姿态吹捧重庆模式，导致了“李源潮为六常委背了政治黑锅”的结果。
[6]词的暴政，本系哲学概念，初见于美国哲学家斯图亚特•切斯（Stuart Chase）的同名著名（Tyranny of Words，1938，尚无中译本）。该书指出：语言抽象病引起精神不健全，导致社会混乱和暴力，是为词的暴政。转引自葛力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词典》，P274，同名条目；葛编版本：求实出版社，1991。
[7]参见博讯网2013年1月27日转引自由亚洲电台（RFA）报道，“自我迷信，不如自我批评——和前常委李长春商榷”（作者：鲍彤）。
[8]是为毕京京主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学习读本》（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
[9]同[8]，P35。
[10]同[8]， P60。
[11]是为杨凤城主编《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成功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
[12]同[11]，P51-52。
[13]参见徐贲为冯伟评David Livingstone Smith《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所写的序言，“非人的妖魔化和异化”，P2（序言单另页码，P1-12）；冯译版本：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2。原版：Martin’s Press，2011。
[14]关于这个纯学术判断，并非出于[13]所指译著，而是我个人的研究结果，但未形成专文。在非人化研究方面，我倾向于构建主义。
[15]&[16]，同[13]，P7。
[17]参见汉娜•阿伦特著《论革命》（中译本，陈周旺译），P114；陈译版本：凤凰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原版Viking Penguin，1963/1965。
[18]参见威廉•冯•洪堡著《论国家的作用》（中译本，杜荣远、冯兴元译），P37；杜冯译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原版：Philipp Reclam jun GmbH&Co,Stuttgart，1967。
[19]同[18]，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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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彦臣：对封建社会主义的重点批判
——当今中国为什么“更像苏联”？
作者: 綦彦臣 來源:電子郵件
引言：专制资本主义之背后
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苏联已经烟消云散二十余载，中国混合了“民族”与“科学”的社会主义于今或被指为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比较难懂的“专制资本主义”[1]。然而，无论苏联之亡还是中国之蜕均给政治学界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现实制度会发生在落后的俄罗斯与中国，而不是马克思所预言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看，这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内在具有严重的封建主义性质，恰好俄中两国又都有着悠久的封建主义社会传统。这不是一项反推，而有现实的支持。在中国，世袭主义或曰江山主义顽固地存在，以至于是今天社会分化的最大推动力量，众多的学者都在批评阶层固化问题——此类的文献汗牛充栋但又不足以对政策制定产生些微影响。
在苏联废墟上重建的俄罗斯，“封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遗传还很顽强地影响着社会[2]。由于中俄在封建社会主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有俄罗斯学者（如独立政治评论人帕德拉比涅克）认为，“一方面（中国）日益强大，但另一方面中国确实更像苏联”[3]。
一、公权力膨胀：也是美国的政治难题
如果说在封建社会主义方面（世袭特权、贪腐、镇压异议）中国“更像苏联”，那么，有一种美国式的“更像苏联”亦存在久之，它的基本表现就是公权力的膨胀。公权力膨胀不仅在逻辑上可能摧毁（至少异化）自由民主、宪政自治诸原则，而且它还会最现实地剥夺人民的福利。因此，具有最大弹性的美国政治治理体系并没有使用中国式的政治术语，声称实行政治改革，其具体的应对措施更像中国语境里的行政改革。比如，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政治人物麦凯就批评说：“我们和东德或者苏联一样，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集中权力，而且，我们在这方面很激进”[4]。到九十年代初期，麦凯以佛罗里达州副州长的身份对州政府体系中的健康与康复服务部进行了重大行政改革，“废除了3个管理层，取消了38个高级管理职位中的25个，减少了25%的总部工作人员，将中层管理者裁减了20%”，最后共减员2300名[5]。
美国地方政府恐惧于自己“更像苏联”，行政改革在不断进行。如二十一世纪伊始，衣阿华州最大的政府机构公共事业部，“撤销了5个地方办公室”，还有38个跨县的办公室[6]。当然，我们还无法通括地统计美国的行政改革的效果[7]，但是，由此形成新的政治共识却是值得注意的，“政治领导们觉得，如果他们想获得公众的注意并且赢得某些信任的话，他们必须报告自己所做的努力让公众少养了多少官僚”[8]。
在美国，对于自己可能“更像苏联”的本能性恐惧也许不如本文描述的如此清晰，不过，深刻的批判意识的确是政治家们采取行为的知识涵养。那些知识涵养由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来提供。比方说，在奥斯本与哈钦森（2004）的尖锐批评之后，詹姆斯·K·加尔布雷斯（著名制度经济学大师约翰·加尔布雷斯之子）不惜将美国现有的行政体系指为“掠夺型政府”，而在政府的作用之认识方面，他判断：“掠夺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政府的作用会逐渐增长。”[9]
掠夺型政府导致的政治伦理不是“更像苏联”的程度问题，而国家福利是否还具有普遍性问题，比方说新富阶层追求政治地位的结果是“他们着手掠夺现有的美国监管机构和福利体系”[10]。在小加尔布雷斯看来，新富阶层染指国家运行，“不是为了什么意识形态工程，而纯粹是为了给他们个人和群体带来巨大的财富、最不受干扰的权力以及把事情弄砸后最大的被拯救机会”[11]。
在中国，掠夺型的政府是现统治体系获得合法性（与正当性不同）之初的事情，而新富阶层成为掠夺者则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后的国家特征之一。具有典型分析意义的社会现象是“煤二代”以低劣个人素质进入官僚体系，他们“进到单位多是在没有技术和无关紧要的岗位，有的做临时工”，“比如有个在司法系统当司机的（煤）二代，他一月就1000元工资，上班开的是单位20万元的车，下班却开自己家的奔驰和宝马”[12]。为社会公众尤其底层所关注的现象还有“官二代”的就业方便（如量身订做式的招聘），以及公权力系统普遍的隐型福利，等等。但是，我们应当研究的是：为什么国际社会总有一些人在吹捧“北京共识”或曰中国模式？他们的吹捧与言论自由存在正相关关系吗？
二、特权伦理：被忽视的制度要义
导致社会极度不公的掠夺型政府行为与特权密切相关，以至于愤怒的国人忽略了特权的伦理含义。
特权，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特征。在伦理意义方面，它是保证普遍福利的公共手段。如果它在纯理论上不好理解，不妨考察一下一个家庭为什么要竭力保证最主要收入者的健康，这样一个现象背后的道理——让他（她）吃好喝好是为所有家庭成员免受他健康崩溃带来的冻馁之虞。仍是在纯理论上讲，特权之于社会会将人群分等，如有学者在论述“社会地位”问题说：“一般来说，如果拥有某些共同品质的人愿意根据某些其他标准分类的人就社会公平的特权达成一致，而不是相反的话，那么就有理由说第一人群低于第二人群的社会地位。”[13]
在纯理论之下，也即人们理解了特权即社会地位分等之后，可以认可特权存在。但是，由于特权难以计量化，或既难以计量又难以透明化，因此就带来普遍的不满。前面引述的美国学者的三种著作，虽十分学术化，但在通俗角度讲，它们本质上是对不透明、非计量的特权不满的表达。有趣的是，对特权不满的表达已经不再是学者们的批判任务，网络世界的“民粹”化表达比学者们的影响更大——也因着这个原因，我试图把微博（内容）作为学术研究的参考文献。
网络对特权进而公权力整个体系的不满，被纸面新闻称为“习惯性质疑”[14]。更狭义地说，网民的习惯性质疑表达了对封建社会主义不满的普遍且持续的社会情绪。回归主题而言，封建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的表现是封建政治“杀良冒功”习性的一个翻版。
三、利益合谋：霸道的中国诠释
由于封建社会主义的“经济版杀良冒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比如其以灰色权力[15]形式出现而吞噬全民福利。不过，在此我要重点关注的不是“经济版杀良冒功”与“灰色权力”的内在关系，而是分析它们被保护的技术手段。技术手段固然有多种，比如镇压异议、舆论管控（导向）、绝不放行宗教自由之类的“更像苏联”之行为[16]，但是，通过对外界吹捧“北京共识”暨中国模式的正当性，也可以揭示：专制资本主义与国际不良资本势力已经形成了合谋之势，恰如有学者所说，“很多商界的人一直看好‘中国模式’，因为他们本身有利益和中国相关”[17]。
如此利益关联也不只简单地谋求合谋性利益，更在于维持自己安全退出的路径。可以看得出，在薄左势力极盛时期，国际不良资本势力是极度担心发生“黑色革命”的，他们也不认为前者是正宗的中共体制内力量，而指前者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其结论是“让中国保持红色是最佳选择”[18]。关于颜色革命的直接利益性的判断，国内见到的比较少。更多的是利用学术性的表达——这增加了宣传路径的诡秘性与说服的影响性——来证明中国现在秩序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之重叠，其重点是认可政绩合法性、精英垄断政治、民族主义支撑[19]。但是，就实际情况看，这三点是站不住脚的：
（一）政绩合法性确有一定的促进增长的益处，但在政治伦理上是堕落的。比方说，刘卓成与黄明的明码标价卖官、刘志军借助丁书苗之企业资金试图再升迁，均是政绩合法性的负产品。简言之，政绩合法性与买官卖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二）精英垄断政治具有短时稳定效用，也会出现高强度、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但最终会激化官民矛盾。比方说，什邡事件与启东事件均是“经济版杀良冒功”的对应成本。简言之，垄断政治不可能导致公平社会的出现。
（三）民族主义有利于对外施压，但本质上它不是现统治体系的真正意识形态，或者退守至此乃是权宜之计，因此才导致了“黑色革命”势头旺盛。而民族主义为一个政权提供合法性更在于后者能为文化共同体里面的人提供什么水平的持续福利，或者个体生存环境如何变好。简言之，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养不起老一系列福利压力，终会在某个时点上彻底摧毁民族主义的虚构。
代表国际不良资本势力的学术性论述当然地为自己留了后路，其曰“如果不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中国非民主合法性的来源从长期看可能不可持续”[20]。对于此类巧妙的两边下注式学术诠释，其内里的逻辑恰与中国传统政治上的“杀良冒功”相一致。用学术之器杀中国民众之思维，尤其引导体制内高级知识分子无耻生存，不仅仅是国际不良资本势力的文化战略，而且是他们在知性方面的霸道的表现。这种持续的霸道缘于他们与现统治体系的合谋关系，所以，埃里克·李根本就不相信现统治体系真地具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结语：社会主义的非制度本质
对于“社会主义”这种制度学说，政治学专家们给了它许多限定，民主的，民族的，科学的，不一而足。科学社会主义在前苏联败亡之后，开始极力给自己涂抹民主色彩，称“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另一端，现代人类政治制度史却给出反证，即证明社会主义绝非任何社会的制度本质，除非它完全仆从于民主。第一个反证是二战之后，苏联对其势力范围内的诸国的制度要求，并不一定希望后者复制苏联制度，尽管后来由于中国因素致使斯大林的“联合政府”设想破产而致全球冷战发生。中国当代著名的苏联研究专家沈克华对此有详尽的研究[21]，这里无须多述。第二个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罗马尼亚党首齐奥塞斯库对戈氏进行“历史质疑”。齐氏明确指出：当初在罗马尼亚和东德建立共产党政权并不是这些国家自发的，而是苏联的主意，它需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东西方之间设立一个缓冲带[22]。
也许这两个反证尚不足以证明社会主义的非制度性本质，但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名义下进行制度安排无一例外地陷入（或回归）了封建主义，以至于“封建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悖论性制度运行态势。这恰恰说明社会主义不可能成制度本质。在中国，它的映射则是：作为最丑陋的社会政治现象，“杀良冒功”不仅具有对传统政治恶劣性的复现功能，而且在许多方面使整个国家“更像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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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1]我所见到的“专制资本主义”描述源自美国《时代周刊》网站2010年10月29日的一篇文章，“印中比较：哪个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典范？”（作者：迈克尔·舒曼）；《参考消息》11月2日译介，“《时代》称‘孟买共识’优于‘北京共识’”，第16版〈海外视角〉。其环境论述原状如此：“…‘孟买共识’——第三条道路，它不是基于已经被证明过时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思想，或者最终被证明不会取得持久成功的专制资本主义思想…。”
[2]参见《经济观察报》2012年2月20日文章，“后集权时代：黄昏，还是黎明？”（作者：林贤治），第51版〈阅读〉。该文是对即将出版的雅科夫列夫回忆录《雾霭》一书中文版的评论。涉及“封建社会主义”一词，其环境论述原状如此：“根据雅科夫列夫的看法，改革的俄罗斯，‘至今是封建社会主义思维，封建社会主义行为，封建社会主义习惯占势优势’。”
[3]参见美国之音网站2011年5月18日报道，“一名俄国记者在北京一场研讨会上警告中共不要重犯苏共错误，在贪污腐败、镇压异议人士和民族政策方面步苏联后尘。但也有俄国学者强调俄罗斯应学习中国经验。”（记者未详）；同[1]报，5月20日译介，“俄学者就是否‘学习中国’有分歧”，第14版〈海外视角〉。
[4]参见戴维·奥斯本与彼得·哈钦森著《政府的价格》（中译本，商红日、吕鹏译），P105；商吕译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原版：Imternational Cretive Management, 2004（经台湾代理）。
[5]同[4]，P106。[6]同[4]，P123。[7] 同[4]，P124。
[8]骆家辉在华盛顿州长任上也实行过佛衣二州那样的改革（2002-2003财政年度），削减州政府15亿美元开支，并减少了1340个（州政府内的）就业机会。见[4]书序二，“政府的价格：有效政府、有效财政的价值体现”（作者：李琪）。
[9]参见詹姆斯·K·加尔布雷斯《掠夺型政府》（中译本，苏琦译），P133；苏译版本：中信出版社，2009。原版：FREE PRESS，Simon & Schster,Inc.,2008。也许小加尔布雷斯知道自己的观点太过激进，才在原书的扉页上引用了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1877）在《信仰的确立》一书中的一句话：“如果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禁锢言论自由，就可以利用道德恐怖主义来保证舆论的整齐划一，而社会上的有德之士将完全支持这种道德恐怖主义。”
[10]&[11]同[9]，P127。
[12]具体可见《经济观察报》2012年7月30日报道，“‘煤二代’的仕途诱惑”（记者：谢良兵），第11版〈焦点〉。
[13]参见罗伯特·A·达尔著《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中译本，范春辉、张宇译），P256；范张译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传媒出版集团，2011。原版：耶鲁大学出版社，2005。
[14]可参见新加坡《联合早报》2012年7月6日文章，“习惯性质疑”（作者：沈泽玮）；同[1]报，7月9日，“‘习惯性质疑’考验政府公信力”，第16版〈中国大地〉。
[15]中央党校教授汪玉凯界定的“灰色收入”概念较为通俗（可理解），其称：“是指借助公权力的影响力，通过子女、配偶、亲戚或朋友等，在市场中或暗地里，通过权力运作对稀缺资源的获取、倒卖，进行资本运作或者不公平交易等，以获得巨额利益的权力行为。”具体见和讯网新闻2012年8月20日转引《学习时报》文章，“灰色权力的扩散及其治理”。
[16]同[3]，俄罗斯政论家舍甫琴科提醒北京同行，指出“迫害异见人士，把批评声音当成外国敌对势力针对苏联的阴谋”是苏共亡党暨苏联解体的两大重要原因之一。另一个是苏共整体性贪腐败。
[17]参见郑永年发表于2012年5月4日[14]报的文章，“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
[18]这种说法见诸美国《纽约时报》2010年12月6日文章，“中国的颜色革命？就让他保持红色吧”（作者：埃里克·李）；同[3]报，12月8日译介，“让中国保持红色是最佳选择”，第16版〈海外视角〉。其环境论述原状如此：“尽管中国有许多充满民族主义的言论（中国的网络空间有大量这样的言论），中国政府真正的外交政策举动却基本上是温和而克制的。一旦颜色革命推翻了共产党，谁能保证这样的路线能够延续下去？特别是如果具有民主资质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夺取了共产党倒台后的政权，还能保证继续走这样的路线吗？”
[19]撰写“为什么中国不会崩溃”一文发表于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12年7月11日）的作者丹尼尔·贝尔，是中国清华大学的外籍教授（中文名淡贝宁）。该文被《参考消息》（2012年7月15日）放在了头版头条位置，译介题目“西方权威媒体驳‘中国崩溃论’”。但是，译介文章并未涉及贝尔与中国有关的任何信息，如中文名字与在清华大学的教职。
[20]同[19]，它也与[15]提到警告有相似之处。
[21]沈志华对斯大林“联合政府”（即新民主主义）的总结是：“在西方势力范围内，这一政策表现为劝告共产党放下武器，加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则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入由共产党掌控的联合政府——在当时称为新民主或人民民主主义制度。”参见沈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中册（全三册统一页码），P585；沈编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2]参见瓦西里·博尔金（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戈尔巴乔夫办公厅主任）著《震憾世界的十年——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中译本，甄西等译），P136（<社会主义国家的分裂>小节）；甄译版本：昆仑出版社，1998。原版：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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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认可俞可平的‘突变是一个民族的灾难’的说法
张洞生 2.26.2013 來源: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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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鼎鼎大名的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去年年底凤凰网和凤凰卫视主办的“财经峰会”的闭门午餐上，这位曾在2006年发表一篇《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引人注目的体制内官员兼学者，讲了一番“改革没有突破、政局必有突变”的话，再次语惊四座。然而在“凤凰网”所登出的文稿中，俞可平这番话是这样讲的—— “谁都知道现在改革到了一个新阶段，进入了深水区，需要突破。我们现在谁都不想突变，突变是一个民族的灾难，但唯有突破才能避免突变。如果在有些问题上不突破，代价将不可估计”。
《1》。俞可平所说‘民主是个好东西’绕来绕去到最后，还是‘需要时间’‘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模式’，就是说，中共可死抱着石头在河里玩而死不过河。
时代变了，中共和以前苏共等近1个世纪的‘反人民、反人类、反天理’的专制独裁制度所造成的的罄竹难书的罪行，在自由民主国家社会的对比之下，已遭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唾弃。为了对抗世界民主潮流，中共需要几个‘软民主’的说教者与中共的‘反民主’的歌德派学子们演双簧，一方面为中共装门面，逗大家玩，一方面挑起大陆媒体左右各派的口水战，以转移中共掠夺镇压人民和‘闷声发大财’的视线。
俞可平的前上司衣俊卿努力为中共高层打鸡血，要中共‘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俞可平则向人民喊话，‘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尋找符合中國國情的民主模式，需要时间；‘突变是一个民族的灾难’。二者上下左右配合，调子有高有低，合起来就是在演永保中共‘一党专政’不倒的双簧。
被視為胡錦濤的智囊文膽，加上他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的體制內身份，和身為大陸中央級官員的俞可平虽然说出了‘民主是个好东西’，俞的话也就是「說歸說，卻做不到」的画饼充饥之类的忽悠。但是俞不敢说‘反民主’的中共是个坏东西，或者中共反民主就是坏东西。于是绕了一圈后，又回到中共‘马列毛和特色社会主义’的怀抱，不走‘邪路’。他認為中國大陸的民主改革應該是「中國式」的，既保存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又符合中國需求。中國大陸政治改革問題非全面移植西方民主價值觀能解決的，改革太急衝擊穩定，改革太緩，積弊難消。尋找符合中國國情的民主模式，需要時間。其用意不过是中共需要的时间让中国人民甚至全世界永远受中共的奴役。
请问当代的俞可平先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已被欧洲美洲前苏联东欧甚至朝鲜所抛弃，为什么只有一个中国还在拍马屁？什么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如果有，那有没有当代的孔子思想？当代的老子思想？当代的释迦摩尼、耶稣思想？当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思想？有没有当代的秦始皇、拿破仑、希特勒、戈贝尔思想？
《2》。俞可平以既装作代表人民又替中共建言的姿态来迷惑民众
俞可平说：“谁都知道现在改革到了一个新阶段，进入了深水区，需要突破。”俞在这里故意装糊涂来忽悠人民。请不要玩弄什么‘新阶段’‘深水区’新名词来‘故弄玄虚’。现在中共是‘日暮途穷，气息奄奄，朝不保夕’的垂死阶段，中共世袭制、特权、垄断、裸官、贪腐5毒俱全，已是癌症末期。比前苏共和一大批东欧共产党垮台前的病症严重得多，有过之而无不及。苏联垮台前夕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总理雷日科夫总结得最明白清楚：“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是在报纸上，还是在新闻上，还是在讲台上，都是谎话连篇。我们一方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方面为彼此佩戴勋章，所有人都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苏联的昨天不就是中共今天的写照吗？苏联那时还没有像中共现在被‘人人痛恨’的‘世袭制’和‘裸官’吧！
俞当然更不敢对中共说，西方2~3百年前已经造好了‘自由民主’的大铁桥，蒋经国南韩早就顺利地过去了，伊拉克在美国的帮助下过去之后，人民走上了‘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生活，引起了中东北非人民的羡慕，和对本国专制独裁者的痛恨，因此从2011年初期起，爆发了茉莉花革命，于是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等专制独裁者迅速倒台。现在缅甸正在自由民主的大桥上顺利前进。俞可平既不敢说出中共权贵高层有桥不过，也无胆量如实告诉中国人民实情，装作对中共和人民双方都拉响了警报。于是高声吓唬人民说：“我们现在谁都不想突变，突变是一个民族的灾难，但唯有突破才能避免突变。如果在有些问题上不突破，代价将不可估计。”
《3》。‘突变’有2种相反变化方向和可能性
1*。一种是在进步的‘突变’后，进化为新结构的新生事物。
当某一事物的原结构的原事物经过（突变+量变发展）后，就进化发展成‘大突变’，而变成为本质不同的新结构的新生事物。比如物种的进化；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进入（转变为）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从工业化发展到信息化；一个人的思想认识进步的质变等等。
历史上的一些大革命运动往往是推动社会巨大进步的‘大突变’。比如美国和法国的大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现在的茉莉花革命等。美国打败德国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然后占领德国和日本，使其法西斯制度解体而建立起自由民主制度，这是人类历史上巨大的进步、革命和成就的‘大突变’，这是大好事。
2*。另一种是在退化的‘突变’后，变质为腐朽事物甚至直到解体消亡。
当某一事物的原结构的原事物经过（突变+量变发展）后，就退化衰弱成‘大突变’，而变成为本质不同的落后结构的腐朽事物，甚至直到解体消亡。比如任何一个生物的自然死亡；物种的退化消失；反动的反革命政变；苏共和中共革命夺权是社会历史的大倒退，虽然有过某些局部的发展，但最终会被历史淘汰；一个原来积极向上的人到官场后变为巨贪巨腐，直到进牢狱，甚至被执行死刑。
还有一种灾难性的‘突变’，使一个个体突然被击中而解体消亡。比如一个人在汽车或飞机的事故中死亡；动物被人宰杀；羊被狼吃掉；小行星袭击地球，使恐龙和许许多多动植物灭绝；苏共因反革命政变而突然倒台；突尼斯本•阿里因小贩自焚而突然倒台等。
在宇宙中，无论就一个个个体而言，或者是就诸多群体而言，总是进化的‘突变’和退化的‘突变’，即发展与衰减、新生与死亡同时发生的。这是与宇宙内或者某一个较孤立的区域内，总物质能量信息不灭和平衡的原理的表现。试想，假如地球上任何一种物种只生不死，那不就是毁灭性的大灾难吗？
任何一个事物，在其生长期，是以进化发展的‘突变’为主，退化衰败的‘突变’次之。而在其衰亡期，则以退化衰败的‘突变’为主，进化发展的‘突变’次之。但在其中间有一个成熟期，进化发展的‘突变’和退化衰败的‘突变’达到了动态的平衡。
中共现在处在衰亡期，则以退化衰亡的‘突变’为主，它已过度腐朽，无药可治。
《4》。现在来回答道貌岸然的俞可平的关于‘突变是一个民族的灾难’的问题
请别拿‘突变是灾难’来吓唬人。这是伪历史。首先，看看我们地球的进化和演化的过程。45亿年前刚诞生时，是一个崖石质的行星。从无生物到碳氢化合物，到有机物，到动植物，动物进化到晡乳动物，再到灵长类而进化成人类。每一步微小的进步和大转变都是靠‘突变’来进行和完成的。因此，没有‘突变’，就没有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发展，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生产、经济、政治制度和文明也是因‘突变’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和发展的。人类所有科学技术的发明都是‘突变’，只有其推广、发展、扩大再生产才是‘量变’。因此，只有‘突变’才是一切进步的根源。在这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同时也会出现‘不适应环境而退化、无法生存、或者被强大物种所毁灭’的物种和个体，而走向消亡。 6千万年前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使地球上恐龙和2/3的物种灭绝。诺亚方舟时代的大洪水几乎使人类灭绝。据学者们研究，地球上人类最少时只剩下非洲约2000人。现在发展变异到许多种族的70多亿人。
这证明了‘突变’同时并存着2种发展方向。合乎‘适者生存’、天理和自然社会发展规律的‘突变’就是进步的、会蓬勃发展成新生事物，这不仅不是灾难，而是大好事。而那些不适应‘适者生存’、天理和自然社会发展规律的‘突变’就是倒退的、反动的腐朽事物，最后必然被淘汰和消失，这也不是坏事。
一个人得了癌症，癌细胞在体内大量繁殖，这种‘突变’对患者来说当然是大灾难，但对癌细胞来说，它们可能会欢欣鼓舞。苏共垮了，萨达姆卡扎菲金正日死了，普天人民拍手称快，中共头目和张召忠等就如丧考妣。君记否，金正日死后，胡锦涛带领中共9政治局常委到朝鲜大使馆吊唁时的悲痛状，真令人恶心。不知胡锦涛父亲在1978年被整死时，胡是什么样的悲痛心情和表现。
中共的官员和御用文人开口闭口就擅自代表人民、国家、民族，中共内部统计90%以上的中央委员都是裸官，薄熙来就是彻头彻尾的裸官，要不是王立军跑了一趟美国领事馆，他现在就是中共的后补总书记了，连习近平就要被他代表了。俞可平说，‘突变是一个民族的灾难’，他可能又妄用中共权贵高层的灾难来代表民族了。其实，他们的大小灾难正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薄熙来的灾难使中华民族暂时免去了2次文革的灾难。
《5》。可见，改变政治制度的‘大突变’就是革命，改良是‘小突变’。如果它是顺应历史规律、世界潮流和人心所向，就是大好事，很难得成为社会的大灾难。只不过会有维护旧制度的一小撮既得利益集团和个人的捣乱和反抗而已。柏林墙倒了，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了，台湾南韩民主化了，缅甸正走在民主化的正路上。齐奥塞斯库卡扎菲萨达姆因反抗屠杀人民而被杀了，这些国家都很快变好了，人民过着‘自由民主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就是说，在这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专制独裁国家在向民主化的‘突变’过程中，即使有一些小的灾难，也会很快地被克服。因为这是时代潮流，人心所向，‘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至于改良的‘小突变’能否发展成革命的‘大突变’，取决于这‘小突变’的发展是否改变了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矛盾。比如说，如果中共不放弃或者改变‘一党专政’，其它的改良的‘小突变’再多，也不过是玩玩花样、逗老百姓消消气而已。
历史上三场革命确定了人类社会在工业化基础上，在巩固发展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同时，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平等公正’的普世价值观为基础，建立的政治制度成为世界各国的参照物和榜样，这就是正路。这三场革命为在英国产生了议会制，美国产生了共和制、联邦制，法国大革命产生了人权自由民主，这几项大革命影响了全人类直到现在，他们就是发展中国家走向民主化国家的示范桥。自1970年代以来，有80多个国家走上了这条光明的民主化正路。现在全世界有179个国家，以中共为首的专制独裁国家不到10%。
有人或会问，有没有办法避免流血革命? 革命是无法避免的，因为‘突变’是无法避免的。但避免流血是完全有可能的。回顾历史，台湾的转型没有流血，现在的不丹没有流血。苏联红色帝国主义的消失，也都没有流血。苏联垮了以后，紧接着后面上去八个小的东欧的这些共产国家走上这条路，革命发生了，除了罗马尼亚之外，其他东欧国家都没有流血。可以说它改朝换代，也可以说结束共产红朝，他们通过民主选举成立新的国家、新的政府。20多年过去了，他们就过的很好，它们都没有像中共残害人民的维稳。而走台湾的道路，是主动的进行政治改革，放弃相当大的权力，开放党禁、报禁的好处就是，国民党保留下来新生了。但苏联共产党被解散了，现在俄国成了俄国共产党，那是另外一个共产党，它在遵守宪法、遵守民主选举制度的共产党，类似走上了西欧的社会民主党。
《6》。只有从前共产党的革命夺权和掌权才是使国家向封建法西斯社会倒退的‘突变’，才是大灾难，因为它只不过是社会发展中的一股逆流。
中共在夺权前，以美丽的谎言和口号，如‘建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不搞一党专政’，‘实行土地改革’等欺骗中国人民，帮助它夺权保权。中共一掌权后，立即变脸，2~6年之内，即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和一切私有财产，收归国有。毛为了当国际红帮老大和家传天下，不断地大搞祸国殃民的各种政治运动，包括饿死3750万人大跃进和整死打死杀死约2000万人文化大革命。在毛1976.9.9日死时，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国已成人间地狱。仅1979~1980广东往香港偷渡外逃者就达到约450000人次。邓小平掌权后，实行经济部分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政策，但是不断强化党天下的‘一党专政’，经过20多年来即经江胡的共同贪腐捆绑和贪腐治国，中共以邓小平陈云为首的8大元老家族和以江泽民李鹏为首的10多家新权贵家族在经济上都成为亿万富豪，垄断了全国资源和经济命脉，在政治上控制了党政军经高层权力，控制了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人选。中共的世袭制、特权、垄断、裸官、贪腐5毒俱全，已到癌症末期，毒瘤扩散到全身（全党），无药可救。这5毒一方面造成了国内无法调和的‘党民对抗’‘官民对抗’和‘贫富对抗’，一方面成为世界上的‘邪恶轴心帝国’，与全世界民主国家形成不可调和的对抗。中共现在是危机重重、内外交困，已是穷途末路。其总根源就是中共的‘一党专政’。蒋经国说，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这本来是最浅显的道理。中共的高层掌权者为了维护其N代家族的富贵，‘不管自己死后洪水滔天’，也死抱着万恶的‘一党专政’不放，只能自取灭亡。这种‘大突变’即将到来，因为中共所做的‘反人民、反人类、反天理’的罪行，如活摘人体器官，已经超过了人类道德良心所能容忍的底线，已经激起了世界人民的公愤。中共的邪路已经走到头了。
《7》。中共‘突变’的可能方向
中共新旧权贵家族家族过得都很滋润，有着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骄奢淫逸，妻妾成群，前呼后拥，无法无天，钱财亲属N奶都送到西方国家去无度地挥霍。因此，他们最大的愿望是保持现状，即维稳。他们最大的遗憾是无法消灭美帝。最害怕是广大人民觉悟后，团结起来，结束他们的美好的‘一党专政’。这就是他们最担心受怕的‘大突变’。他们根本就不愿意过河，想的都是‘哪怕我死后洪水滔天’。‘摸着石头过河’只不过是骗老百姓的鬼话，党官们个个早就去‘摸乳头’去了。薄熙来摸过的乳头超过了300个了，老婆儿子几10亿美金财产都送到外国去了。一些傻BP民还跟着得了百万千万好处的司马南孔庆东方滨兴等为薄熙来鸣冤叫屈呢！
世界上没有长久稳定不变的东西，在稳定维持不下去的时候，不是向进步新生的方向‘突变’，就是向退步衰亡的方向‘突变’。中共现在是内外交困，党内残酷内斗，社会经济危机重重，中共必须用全面的‘突破’来达到‘大突变’。就是说，小改小革的改良式‘小突破’是无济于事的。
1*。中共向进步新生的方向‘突破’，学戈尔巴乔夫，蒋经国，吴登盛，走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但中共已将此路定为‘邪路’。中共只有到临死前，人民反抗中共压迫的运动燃遍全国，而中共无法压制时，它或可能被迫走此路。
2*。继续维稳，稍微改变一下胡锦涛的维稳方式方法，缓和一下武力镇压。用‘中国复兴梦’‘美日亡我之心不死’‘突变（政治改革）是一个民众的灾难’等宣传继续欺骗迷惑人民群众，让他们不起来反抗中共的奴役。这就是目前中共和习近平所执行的政策和策略。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揭露中共煽起的反美日的民粹主义，不要跟着中共的曲子跳舞。
3*。向后退的‘突变’，这就是目前极左毛派薄熙来张宏良司马南等打着虚假的‘公平正义’和反对私有经济的口号，宣传退回到毛氏封建社会主义和搞第二次文革的倒退‘突变’。这是一条死亡之路。他们自己也未必相信，只是为了夺权的欺骗手段而已。
可见，中共现在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四面楚歌。只有死路一条。
有人会说，既然中共改与不改都是死，中共岂不是只有与人民对抗到底一条路可走？确实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规律。
但是，中共这个‘一党专政’制度会死，并不是说，他的头头们和党员个人都会死，他们每个人只要悔悟，不镇压反对人民，抛弃中共，立功补过，绝大多数人会免于刑事处罚，有功者会成为好公民继续为官，有些人还会流芳百世，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蒋经国吴登盛等不是很好的榜样吗？人民心中都有一杆秤，不会恩将仇报，不会像毛泽东一样，杀害有功之人的。因为毛是想当皇帝而怕身边的人夺权篡位才大开杀戒，历来的开国皇帝都是如此。现在共产党垮了，中国必然会走上‘民主宪政，依法治国’的普世正路。这是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大潮的时代，再出袁世凯苏哈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潮湮灭中共。毛邓江胡转头空，江山旧貌改，自由花开红。
老夫面朝视频坐，心中风起云涌。喜怒笑看列毛种，祸害一世纪，不堪回首中。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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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良臣：一个好政府的标准
作者: 闵良臣 來源:電子郵件
一个好政府的标准早就有了，根本用不着还去搞什么“理论创新”。如果再说简单一点：民主政府，就是一个好政府。约翰•密尔，他在其名著《代议制政府》中不仅提出了政府的形式，而且告诉人们什么样的政府才是一个好政府，好政府的标准是什么。在约翰•密尔看来：“评价一个政府的好坏，应该根据它对人们的行动，根据它对事情所采取的行动，根据它怎样训练公民，以及如何对待公民，根据它倾向于促使人民进步或是使人民堕落，以及它为人民和依靠人民所做工作的好坏。”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我完全相信每个人必须首先在他自己同意把他置于一个政府的管辖之下时，他才能被那个政府所管辖；我的的确确认为，严格地说，最贫穷的人如果在政府统治之下没有任何发言权的话，那他也没有服从这个政府的义务。”
“评价一个政府的好坏，应该根据它对人们的行动，根据它对事情所采取的行动，根据它怎样训练公民，以及如何对待公民，根据它倾向于促使人民进步或是使人民堕落，以及它为人民和依靠人民所做工作的好坏。”
尽管“在古代希腊，民主更多的是一种解决实际问题的权宜之计”，可“诚如中国的专制统治持续两千年不衰，民主体制在西方，也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制度”：这就是东西方的根本差别。现在知道，人类“社会”这一形式，就是在民主中诞生的。
有人总是想问——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西方，乃至所谓的“西化”？其实无他，就因为西方讲民主，东方讲专制。不论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如果下定决心拥抱专制，当然可以不学西方。
一
人类为何要建立社会，要组建政府，政府的任务又是什么，这些，你在中国的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等先贤的著述中是找不到答案的，他们最多只会劝大王要爱民或是再弄些比喻。在这些先贤的眼里，大王就是政府。中国两千多年来，即使最先进的文化，似乎也不懂政府为何物。
可你在几乎与中国这些先贤们同时代的古希腊优秀知识分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儿却能找到。难怪即使到了21世纪的信息时代，在政府制度方面，我们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此乃先天不足之故。不论是洛克、卢梭还是康德，他们都认为，人类社会，即使在自然状态下，也完全可以存在，甚至还能生活得很好。人类之所以要接受有国家有政府的生活，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们凭借个人的力量战胜不了有些困难，难以实现他们的某些欲望，或者说他们借组织政府就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用若干年后一个东方大国的总理的话说，就是要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想一想也是，天底下哪有为了给自己“找罪受”去建立国家建立政府的道理呢？
一个人，如果不依靠任何外力就能实现他的一切愿望，他一定想不到要组建政府，更想不到要去过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动物”过的“政治生活”，甚至连“组建社会”都想不到。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察，城邦就“起源于赤裸裸的生存需要，为了一种好的生活继续存在”。他在《政治学》一开篇就谈到：“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种善业”。所谓“善业”，本人理解，就是为了快乐幸福。至于民主自由，都是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才想出来的。再往深了说，“一个人，如果能够不受到惩罚的实现他的任何愿望，他的行为是否符合正义也就无所谓了。国王就是例子。”生活在15至16世纪的一个意大利人把这种意思阐释得明明白白。
可人类一旦进入“政府时代”，就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了。即使只是一百年前，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国家也还是并非为了人民德行的进步而存在，甚至就是一种纯粹的同盟，为了防御一切侵害，或者就是为了实现交换和交流。这样一来，渐渐也就有了好政府与坏政府之分。到了约翰•密尔，他在其名著《代议制政府》中不仅提出了政府的形式，更是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政府才是一个好政府，好政府的标准又是什么。
二
绝大多数中国人到今天估计都说不出一个好政府的标准，而我们的政府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政府，顶多就会说四个字：勤政爱民。历朝历代，统治者都这么说，可这四个字到底做得如何，中国人世世代代已经领教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一个最大的在野党虽然似乎明白一个好政府应该如何做，可就像有些人一样，一阔脸就变，待到自己依靠怎样的尔虞我诈打下江山执政时，把做好政府的理想、标准抛到九霄云外，做得更是比他们曾经反对的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让被统治者简直不知说什么好。
而我们的国民呢，翻看中国的历史，刘家打下天下，这天下就是刘家的，兴也刘家，亡也刘家，与百姓无干。中国百姓更多的都是喜欢“宁作太平犬，不作乱世人”，谁做了统治者他都是百姓，因此从不操心天下兴亡。在绝大多数百姓的心中没有“亡国”一说，只是“换了一个朝代”。因此，不管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大家也都还是“坦然面对”，该吃的吃，该喝的喝，该贪的贪，该玩的玩；让做顺民就做顺民，让做奴隶就做奴隶，就算连奴隶也坐不稳又如何？按照鲁迅意思，中国到二十世纪鲁迅生活的时代，他还没看到中国有“人”。又因此，我们到现在也仍然没能建成一个人民满意的好政府。
前不久“十八大”还在召开期间，就有什么人在国家所谓最主流媒体上替政府发布通告式的文字，好像说是他们也想“深化政治改革”，建一个好政府，可愁的是理论创新跟不上，于是也就只好停在这儿，等我们的一些理论家们什么时候创出了新理论再说。这简直就是胡扯！
一个好政府的标准早就有了，根本用不着还去搞什么“理论创新”。如果再说简单一点：民主政府，就是一个好政府。当然喽，本人对那些说要等“理论创新”的人的意思并非不懂，他们无非是说那些好政府的“标准”都是西方的，即使是被称作有“普世价值”的制度，也未必合乎中国国情。总之，把中国的现在执政党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说过的话忘得一干干净！
有人要这样说，咱也没办法。现在就让大家来看看人家西方所说的一个好政府的标准，这个星球上但凡政府是否也都应该具备。如果我们承认一个好政府的这些标准，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具备的话，那么，还有何西方东方之分？又还有何合不合国情之说？只要认为是应该具备甚至是必须具备的，即使不合国情，也不应排斥，要做的，只能是想方设法改变中国国情。不然，难道要让这不合公平正义不合民主自由的国情万岁万万岁不成？
这些年，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一说到我们的管理差，一牵扯官员腐败，或一涉国家体制，有人就要强调国情——好像中国的国情五千年前就是这个样子似的。其实，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没有任何一国的国情是一成不变的。中国自然也不例外。远的不说，哪怕从1978年到现在，短短三十几年，中国的国情改变之大，世人有目共睹。这不正是国情不难改变的有力证明吗？
改变国情不难，难的是改变有些人的观念；改变有些人的观念也不难，难的是如何才能避免有些人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阻挡改变国情。一个人睡得再死，也能叫醒，叫不醒的只有那些装睡的人。不要以为有些人在那强调国情，是因为他们觉得国情难以改变。不是。说穿了，就是有些人不想改变眼下这样一种国情，然后达到其不可告人之目的。
既是这样，就容我在此说句放肆的话：今后再有以“国情”推诿、反对政治体制改革，或是排斥先进思想、先进制度者，吾国吾民应尽诛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让那些“国情党”们断子绝孙，从而改变国情，实现政治体制改革，走上民主自由之路，炎黄子孙扬眉吐气，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
那么，一个好政府的标准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有些人只要愿意安静地坐下来，哪怕只读一读十九世纪英国杰出的政治思想家约翰•密尔的《代议制政府》，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还要等什么理论创新。作者不仅替中国有些人解决了“国情”问题，更是把一个“好的政府形式的标准”讲得明明白白。
现在眼看中国又要召开新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本人觉得，中国人大常委会的常委们，中国的人大代表们，哪怕什么书都不读，只要把这本《代议制政府》多读几遍，也就知道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或者说我们的政府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王岐山向同僚们推荐那本《旧制度与大革命》没有错，但我觉得还应该再推荐一本，这就是约翰•密尔的这本《代议制政府》。
现在就来听听约翰•密尔是如何说的吧。作者告诉我们，当时社会对政府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政府是一种实际的艺术，除目的和手段外，无他。因此，政府的第一步就要明确目的；第二步要研究如何实现目的。
政府既然是人制做成的，人也就有权选择制作，以及怎样制作或按照什么模式制作。如果一旦发现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有理由劝说别人相信它是最好的，然后鼓励他们坚持这种制度。政府，其实就像一部机器。这部机器运作的好坏，完全在于操作它的人。
我知道，我们那些反对西方普世价值者是不会认可上面这种看法的。
而与这种看法相反，另一种政治理论把政府看成一种自然产物。认为政府的形式不是一个选择问题，要按它的现实情况加以接受，也就是政府不能靠预先的设计来建立，政府“不是做成的，而是长成的”。在这一派人看来，一国人民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从该国人民的特性和生活成长起来的一种有机的产物，是他们的习惯、本能和无意识的需要和愿望的产物，决不是故意有目的的产物。
这派人还认为，除了用权宜之计设计应付一时的需要之外，该国人民的意志在建立什么样的政体这个问题上不起作用。不仅如此，只有这种设计充分符合民族的感情和性格，再经过连续不断的凝聚，才能构成适合该国人民的政体，否则，如果一国人民的特性和情况未自发地产生这种设计，想企图把一种政体强加于他们则是徒劳的。
中国那些“国情党”们读了“这一派人”的看法，一定会举双手赞成，甚至手舞足蹈，认为这些话实在说到了他们心坎上。在中国的“国情党”们看来，政府不是人设计的，是自然而然生长的（甚至就像现在还有人强调我们的政府只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根本不是统治者有意设计的，或者说中国人民就喜欢这种设计）；就算是需要人去设计，设计者也只能去迎合国情，去适应国情，而不是去改变国情。
那么，我们来看看约翰•密尔是如何分析和阐释的。
四
在约翰•密尔看来，我们首先要记住，政治制度不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它是人的劳作；政治制度的根源和全部存在皆有赖于人的意志，或者说，政治制度在成长的每一阶段，都是人的意志力的结果。换而言之，没有人的意志参与，就没有政治制度。“人们并不曾在一个夏天的清晨醒来发现它们已经长成了。它们也不像树木那样，一旦种下去就‘永远成长’，而人们却‘在睡大觉’。”
因此，政治制度就像一切由人们制作的东西那样，或者做得好，或者做得不好。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如果一国人民由于种种缘故未能为他们自己发展出一种政体，并不能证明对别国人民是好的东西，对他们就不好。
“国情党”们看到这种阐释可能会很不高兴。可我们从约翰•密尔所说的这些话中不难推断出，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发展出连他们自己也认为不是一个好的政府制度，一定不要因此也不接受被别国人民证明是好的政府制度。更不应该像我们现在这样，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别，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别国证明好的制度，我们偏说不好，要去搞什么所谓的理论创新，却又搞不出来——即使在几十年“摸着石头过河”中“摸”出来的一点东西，也不过是人家西方早就用过的，毫无新意。
作为中国人尤其要记住：建立政府只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手段，正因此，“手段的适当性必须依赖于它的合目的性。”也就是说，人民为了自己获得幸福，想建立一个政府来为他们实现这一点。如果眼瞅着建立政府不仅难以实现自己的愿望，甚至还相反，人民自然也就有权力不要这样的政府。
当然，也有人民的原因，甚至一个政府的好坏，与人民有很大关系。对此，约翰•密尔打了一个比方：“一国人民可能情愿要自由政府，但是如果由于懒惰，或是不关心，或是怯懦，或是缺乏公共精神，他们和保持这种制度所必要的努力不相称；如果当该项制度遭到直接攻击时他们不为它而斗争；如果他们能被阴谋诡计所骗脱离这种制度；如果由于一时的沮丧，或是暂时的惊慌失措，或是对某个人的一时狂热，他们能被诱使将自己的自由奉献于即使是一个伟大人物的脚下，或者托付给他以足够破坏他们的制度的权力；在所有这些场合，他们多少是和自由不相适合的。即使在短期内有了这种制度也可能对他们是有好处的，但他们未必能长期享有这种制度。”
当本人读到上面这几行文字时，真想把它们制作成一张张卡片，分发给中国每一个成年人，让他们读一读，想一想，中国国民是不是或者像不像约翰•密尔所说的这类人。
在约翰•密尔看来，人民用自己建立的政府来统治自己，可如果这个政府不能使人民遵守它的法令，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统治。这就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说的：“主人并不是由于他占有多少奴隶而成为主人，能够运用奴隶，这才真正成为主人。”
而在17世纪，在英国，支持当时“平等派”的雷因波洛上校，他在与人就当时选举制的争论时说：“我认为最贫穷的人与最高贵的人一样都生活在英国，因此先生们，我完全相信每个人必须首先在他自己同意把他置于一个政府的管辖之下时，他才能被那个政府所管辖；我的的确确认为，严格地说，最贫穷的人如果在政府统治之下没有任何发言权的话，那他也没有服从这个政府的义务。”
约翰•密尔承认，当一项制度，或一套制度，具有民族的舆论、爱好和习惯为它铺平的道路时，人民就不仅容易接受，而且更容易学会，并从一开始就更倾向于去做需要他们做的事情，以维护这种制度。任何一个立法者在考虑措施时不利用这种可供利用的现存的习惯和感情，将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然而，约翰密尔接着又说了：“另一方面，把这些单纯的帮助和便利上升为必要的条件则是一种夸大。人民更容易被诱导去做并且容易做他们已经习惯的事情；但是人民也（容易）学会做对他们说来是新的事情。”而且，“全体人民热衷于未经试过的新事物的例子（也）是很多的。……一国人民也许对好的制度缺乏思想准备，但为他们点燃一种希望就是这种准备的一个必要部分。推荐和拥护特定的制度政府形式，并把它的优点突出出来，就是不仅为了使人民接受或要求这个制度，而且为了实行这个制度而对民族进行思想教育的方法之一。”
我想今天绝大多数中国网民，一定明白这几句话的意思。
五
公元前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政治家、大律师西塞罗认为：国家是人民的事务。而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意大利的阿奎那更是认为：国家的职能就是使人民得到快乐而有道德的生活。到了16世纪，洛克在他的《政府论》中说：政府除了保护国民的财产之外，没有其他目的。
又过约一百七十年后，在约翰•密尔看来：“评价一个政府的好坏，应该根据它对人们的行动，根据它对事情所采取的行动，根据它怎样训练公民，以及如何对待公民，根据它倾向于促使人民进步或是使人民堕落，以及它为人民和依靠人民所做工作的好坏。”
一个政府，只有增加公众的勤勉、正直、公正，才算一个好政府。换句话说，一个政府，不仅要增加国民的物质财富，还要从整体上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否则，就不能算是一个好政府。不然，“如果人民的道德情况坏到证人普遍说谎、法官和其下属受贿的地步，程序规则在保证审判目的上又有什么用呢？又，如果人民对市行政漠不关心，不能诱使忠实而有才能的人出来管理，把职务交给那些为谋取私利的人去担任，制度又怎能提供一个好的市行政呢？如果选民不关心选择最好的议会，而是选择为了当选而愿花最多钱的人，最广泛普及的代议制度又有什么用处呢？……每当人民普遍倾向于只注意个人的私利而不考虑或关心他在总的利益中的一份时，在这样的事态下好的政府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好政府的第一要素既然是组成社会的人们的美德和智慧，所以任何政府形式所能具有的最重要的优点就是促进人民本身的美德和智慧。对任何政治制度来说，首要问题就是在任何程度上它们有助于培养社会成员的各种可想望的品质……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政府，就很可能在其他一切方面是最好的，因为政府的实际工作中一切可能的优点正是有赖于这些品质。”而“一切有碍增进人民财富和道德的财政和税收上的错误，如果达到严重程度，肯定也可能使人民贫困化和道德败坏。”
从1949年到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约翰•密尔所指出的这些，中国人都亲身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现在，就中国整体而言，物资上确实比几十年前要富有多了，可看看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呈直线下滑：官员无官不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是堕落不堪。民众自制假鸡蛋、猪肉、牛肉注水、注胶，总之，现在从官到民，从民到官，整个社会毫无道德可言。
记得两年前，本人在《北京不讲理》这篇文章中专门提到了这一点：中华民族，经过历史上一朝又一朝的统治者对中国人性的一次又一次摧残，这样，至少经过几千几万年甚至更长时间人类文明的发展才积累得到的一些真正属于人性的东西，比如一些真、善、美的成分，中国人越来越少了。这很可怕呀！经济落后了，还能迎头赶上，而且只要统治者一朝认识到，政策一变，很快就能赶上——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即可证明。可属于人性的东西，一旦失去，再要找回来，那就真不知需要多么漫长的等待了。
然而这些，我们的政府意识到了吗？果真意识到了，又是如何拯救的呢？中国十几亿人乃至整个世界都在睁大眼睛看着。
2013年2月17日星期日
参考书目：
《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编，中央编译出版社（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的封面上标明亚历山大是［英］国人，可在开篇邓正来教授自己写的与书名相同的“导论”要结尾处，人们看到这个亚历山大是个“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真不知是谁搞错了。如果说书的封面印错了，这也有点不可思议。如此重要的一个字，怎么可能印错呢？可如果说邓正来教授连与自己合作的学者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没搞清，就更说不通了。）
《政府论•下篇》，［英］约翰•洛克，商务印书馆
《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法］卢梭著，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
《代议制政府》，［英］约翰•密尔著，商务印书馆
《政治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商务印书馆
《柏拉图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国家与市民社会》，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编，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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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红二代欲助力习近平打破僵局
自由亚洲电台 來源:電子郵件
上周六，据Fairfaxmedia报道，红二代在北京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聚会。（http：//www.theage.com.au/world/second-generation-red-fall-in-behind-xi-jinping-20130224-2ezdn.html#ixzz2LnO12Rrp）
报道说，这些中共元老和高干的子女，高调声援习近平为首的新中共领导，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纠正党的航向。胡乔木之女胡木英说："蛇年给我们带来希望，因为现在党的领导明确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和方向。"她还说，"我们要以行动来证明，我们这些老干部子弟对得起红二代的称号。让我们为实现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这个不同寻常的政治聚会究竟有什么意义？该报道引用澳大利亚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Goodman教授的评论说，这个聚会表明，习近平有点像当年的邓小平。当年邓小平之所以能够推动改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能得到党内各派的支持。而今天，习近平看来得到了红二代内不同派系和倾向的支持。
如果是这样，那这些红二代在此时聚会现实团结一致支持习近平，又是为了什么呢？众所周知，两会即将召开，而最后确定新国家领导人人选的中共二中全会于本周举行。在这样一个高度敏感的时刻，红二代的政治聚会，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要助习近平一臂之力，打破习近平面临的政治困境和僵局。
习近平亮明旗帜，要反贪、清党，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对于中共政权现在依赖的官僚阶层而言，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他们本能的反应，就是消极怠工，就是阳奉阴违。至于即将离任的胡温，更是感到紧张，因为他们不可能想不到，自己有可能被清算，有可能成为红二代祭旗的牺牲品。因此，他们绝不会坐以待毙，而只能作困兽斗。虽然习近平已经拿到了最高权力，但是在数量上，贪官占有绝对优势，这就是他面对的现实。
那么，红二代们有什么政治本钱，有什么政治实力来支持习近平？他们这样做是不是虚张声势，甚至是自乱阵脚呢？红二代自改革以来的经历，很容易让人想到他们在文革中的经历。文革初，红二代带头造反，带头贴大字报，带头组织红卫兵，带头抄家、打人，搞红色恐怖，但是后来他们成为自己发明的这些游戏的靶子，他们以施害施暴于人起家，结果是很多人被人施暴，被人加害。这个经历使得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转向，成为支持邓否定文革，启动改革的支持者。
于是，许多红二代又成为权力市场化的先锋，他们带头"官倒"，带头办公司，带头给外国公司打工，带头搞股票市场。但是，等到权力换钱的游戏成了中国唯一的游戏，许多红二代们再度地失落了。绝大多数红二代根本玩不过温云松、刘志军之流。其中奥秘，就是红二代逐渐在权钱交易中失去了"比较优势"。他们直接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少，而他们的家世背景则容易招风，增加风险。更有一重文化障碍：红二代们像一切没落贵族一样，放不下架子。
眼看著权钱交易的游戏蛀空了中共政权的全部基础，红二代如同文革梦醒那样，开始反思改革，他们要唱红打黑，救党救国。问题是，红二代普遍走向暮年，他们还有足够的"正能量"，再折腾一回吗？
从这次红二代的大聚会来看，不管有没有足够的能量，红二代还是想要折腾一回，这是他们的性格使然。至于他们折腾的后果，则难以预料。我相信红二代有足够的能量打破现在中国的僵局，但打破僵局之后的形势如何发展，将不是红二代们所能控制的。
一种可能，就是僵局被红二代们打破之后，习近平成功地调动中国社会各种积极的因素，建立起一种比较公平的权力游戏，把大局稳住，逐渐向法治和宪政民主过渡。另一种可能，就是红二代们像前两次那样，再次把各种魔鬼召唤出来，天下大乱。
究竟是那一种可能性更大，将不取决于红二代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梦，而是取决于国际大环境，更取决于中国在过去二十年中，积累了哪些"正能量"。应该说，在过去二十年的对外开放中，中国也积累了不少支持中国政治和社会转型的社会资本，比如数量巨大的白领阶层，还有活跃在中国底层社会的民间组织。但坦率地说，现在无法判断中国积累的正能量是否足以克服江泽民，特别是胡锦涛误国祸国留下的种种难题。红二代集体发声让我们更加明确的是，关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对决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将比许多人预料的来的更快。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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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青杨：不选申纪兰，反对声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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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纪兰是目前唯一连任12届的全国人大代表。今年2月，她再度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后，曾引起公众对其履职能力的质疑。前日，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胡苏平向媒体解释说，申纪兰在山西深得老百姓拥护，能把最基层老百姓的声音反映出来，“如果不让申纪兰当代表，估计山西老百姓反对的声音会更大。”但是从目前官方公布的全国人代大表选举方式来看，全国人大代表大多是同下一级的人大代表选举的，那么如果不选申纪兰哪些人会反对？
申纪兰创造了什么样的政治神话？
从1954年第一次骑毛驴到长治市，坐敞篷车辗转到太原，转火车到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到今年直接坐动车组来北京，已经整整参加了59年的人大会议，这期间就从未间断过。如果算上再干5年，就是连续任职64年，别说中国独一无二，世界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八十多岁的申纪兰，不仅曾经跟毛主席握过手，跟周总理吃过饭，被江泽民称做“凤毛麟角”，她也是中国惟一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二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而且被国际友人称为资格最老的“国会议员”，甚至还有人要以其从政经历之长为由申请吉尼斯记录。
这些消息实在值得“庆贺”，申纪兰不仅当之无愧地成了政坛常青藤，而且创造了中国政治生活的神话。可以这样说，自从有人大，她就一直是代表。一个从来只是举手机器，却没有投过任何反对票和弃权票“人大代表专业户”， 她说“党叫投什么票就投什么票”。她最有名的一句话是说，“55年来从没投过反对票，对党对国家一直拥护。”
克林顿曾这样议论卡斯特罗：“上幼儿园的时候，他是总统； 我上小学的时候，他是总统； 我上中学的时候，他是总统；我上大学的时候，他是总统；我工作之后，他还是总统； 我结婚之后，他还是总统； 我当总统了，他仍然是总统；我下台了，他仍然是总统……”希望克林顿不知道中国有一个申纪兰，因为她早已经打破了卡斯特罗的从政纪录。
关于申纪兰如何当“代表”？
首先我们要问的是，申纪兰是人民选出来的吗？非也，她是由代表选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代表选代表，官员选官员”。申纪兰早就坦然承认自己平常没有跟选民交流，她表示“我们这是靠民主选举的，你交流就不合适，不选你，你就不要去麻烦人”。一个与选民没有交流的人，如何去反映民意？其次，申纪兰能代表农民吗？非也，如今住在农村的不一定是农民，就如同过去当了皇帝的朱元璋不是农民一样，申纪兰其实是货真价实的退休地厅级干部，不仅如此，申纪兰的全家都是高官，丈夫和儿子是局长，女儿是师级军官。
再来谈谈其参政议政的能力，抛开文化知识水平不高这一点，只简单讨论一下她到底有没有从政本身的判断能力。对此民间早有评论，那就是“大跃进她赞成，人民公社她赞成，文革她赞成，斗刘少奇她赞成，斗邓小平她赞成；否定大跃进她赞成，否定人民公社她赞成，否定文革她赞成，平反刘少奇她赞成，平反邓小平她赞成。她活在世上就为了赞成。”从这些经历来看，这种从来没有一点政治主张的人，怎么能够做代表？
武侠小说常言，千招会不如一招精。申纪兰屹立59年不倒的原因就在于她有一招精，而且很精、十分精，都快成了条件反射，比和尚说“阿弥陀佛”还顺溜，这招就叫做“赞成”。用申纪兰的话就是：“我作为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得对党负责，咱们在表决上就要顾全大局，不能光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招数用的简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了必杀技。如此看来，也许申纪兰也许文化水平不高，但其官场应变能力绝对是大师级水准。
赞成和反对哪个更爱国？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需要盲目的赞美多一些，还是需要理智的批判多一些？从中国政治传统要求来看，国民要忠君爱国，服从掌权者。因此，在这一政治传统之下，当了59年人大代表的申纪兰，从没投过反对票的原因便一目了然，她不拥护就不反对，秉承中庸之道；不拥护就是保留，这就是申纪兰的民主，所以她能连任十二届人大代表。事实上，她不是在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而是在代表人民服从国家权力。
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犯错，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知道他所做的是错的，然后指导他改正错误。对于国家和党而言，道理亦是相同的。改革开放之前，正是由于没有人大代表投反对票，政治灾难频繁发生，先是五七反右，接着是五八大跃进，最终酿至"十年文革"，试问：若当时人大代表都能勇敢地站出来说不，掌权者滥用权力的现象不就能得到有效地控制吗？所以，希望有一天，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不再是如森林一般林立的手臂，而是委员代表们对骂乃至大打出手，就像现在人们经常嘲笑日本、韩国、乌克兰等很多国家的议会开会时的样子。尽管有些不雅，但却是真正代表着自己所代表的民意。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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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起底申纪兰 中共模范秀被揭画皮
來源:電子郵件 2013-03-04 05:29:38
中共两会在北京召开之际，连任全国人大代表的申纪兰再次点燃大陆舆论热火，评论指出中共在树立假模范欺骗愚弄人民。
今年84岁的山西农民申纪兰再度当选中共人大代表，从1954年至今连任12届人大代表的她，被民间舆论揶揄是〝人民被代表″的〝活化石″。她的名言是：“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她还说，“我们是民主选举，我不跟选民交流。”另外她也主张网络要服从党的管理。
著名民权活动家、北京佳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兰志学向希望之声表示，非常质疑只会举手跟党走的申纪兰能代表人民。
【录音】她的人大代表是任命的，真正听基层不同声音的代表，是被卡位的，上不来。包括我在内，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过选票什么样。不知道申纪兰到底是什么方式选上的，有竞选的理念没有？她这么多年当代表的过程当中，到底代表了多少的民意，促进了当地的人权发展了还是社会的进步了？
目前申纪兰真实身份在网上曝光：其丈夫曾是城建局长，本人是省妇联主任，两个孩子一人是交通局长，另一个是粮食局长。同时她还是一家注册资金五千万元、销售破六亿，利润7000万的贸易公司董事长，还有一家房地产公司。媒体报道，汶川地震后，申纪兰哆嗦着将“一生积蓄”一万元捐出后，被评为道德楷模。自由撰稿人、原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朱欣欣认为，以申纪兰为典型的投机分子与中共当局是欺骗民众的利益共同体。
【录音】官员之所以给他塑像、拍电影，像以往中共推出的所谓模范一样，他的标准就是跟中共保持一致。申纪兰这种身份如果不投靠依赖中共的官员，不配合官方的宣传作秀的话，她不可能能够发财，事业做这么大。她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官商勾结的一个典型，打着人民代表的旗号，实际上和中共官方狼狈为奸，他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都是特权阶层的一分子。共产党这种带有欺骗的行为，在损害人民利益的同时，还打着人民代表的旗号，更让人们感到愤怒而鄙视。
两会期间，大陆多名知名学者和律师公开质疑申纪兰的人大资格，邹俭飞律师微博上【再谈罢免申纪兰】，引发众多网友支持。山西宣传部长胡苏平招架回应“如果不让申纪兰当代表，估计山西老百姓反对的声音会更大”，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更是直言说，[作为正厅级干部，申纪兰保持了人民本色，这就是我们理直气壮的理由。]中国权利运动负责人胡军指出，中共希望百姓都是听党话的愚民。
【录音】在他们的眼里，中国的百姓都是工具，随意使用你，随意对你进行压榨，还有就是你听话当奴才，你为他服务，这就是他为什么要选申纪兰。这就是中共所需要的代表，在那个大会堂里开会的都是这么一帮人。他基本上就是提供这种榜样来宣传、愚弄中国的百姓，让中国的民众像申纪兰一样，投赞成票，任人宰割。所以这个中共体制就无耻到你就没办法形容了，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
朱欣欣和胡军都表示，当前中国民众越来越清醒，中共的欺骗和做秀已经不能再起作用了。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宋月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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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闻】英媒数据库曝光中共官场核心机密
來源:電子郵件 2013-03-04 12:1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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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03月04日讯】〝两会〞召开前夕，有英国媒体在网上公开了一个筹备1年多，有关中共权力高层的人事、组织、社会关系和派系关系的数据库，以网路页面的形式揭开了中共官场的种种关系纠葛。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日前，英国《路透社》公布了一个名为〝链接中国〞的数据库（网路链接为connectedchina.reuters.com）。这个数据库采用了网络技术的新概念，以大量互动式的图表和链接，系统化的呈现出中共官场的真实面貌。
《路透社》宣称，数据库经过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研发，包含成千上万个项目，收录的中共官场人物、组织和活动等，构成超过三万种关系网络。
香港《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虽然过去二、三十年里面，陆陆续续已经有一些参与原来共产党政治运作的一些官员、秘书、研究人员出了一些介绍内幕的情况，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条件限制，所以整体上系统性的、全面的对这种问题的揭示还是一个空白。《路透社》这个东西出来，应该在这方面有抛砖引玉的作用。〞
数据库收录的人物资料，包括从中共最高层核心，到市级地方官员，清晰展示了官场内谁和谁关系良好、官员获谁的提拔擢升、派系身份、家庭成员、亲属任职等情况。甚至连官员的秘书、曾经表扬过何人、社会关系等底细、状况，也加以整理并——呈现。
比如，对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权力来源，数据库是这样描述的：江泽民在周永康的政治生涯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两人也是重要的盟友。周永康由曾庆红推荐给江泽民，并在1999年镇压法轮功时取得了江的信任，成为江的〝左右手〞……
张伟国：〝中共原来的那种愚民政策，要想继续用封闭的那种手段去垄断新闻资源，继续搞内幕的交易，变得代价越来越大。这也是中国政治机制与现代文明发展潮流相碰撞的结果。〞
加拿大时事评论员刘淇昆认为，在正常的社会，媒体是〝三权分立〞之外的第四权力，但是中国大陆的媒体在中共的操控下，无法发挥这种作用。
加拿大时事评论员刘淇昆：〝结果出现一个很耐人寻味也颇为可笑的情况，就是外国的媒体充当起中国的第四权力来了。他揭露中国官场的情况，他对中国的官场起到了某种监督作用。或者由于他的揭露，中国老百姓能够了解到官场的一些运作情况。〞
刘淇昆还表示，《路透社》的数据库有助于外界进一步了解中共的政治黑幕，不过对于中共当前的权力结构不会有重大的影响。
刘淇昆：〝即将召开的两会，我觉得并不是太重要，因为政协就不用说了，政协不过是个政治花瓶而已；就是人大，法律上说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而谁都知道它不过是个橡皮图章，真正重大的人事任命，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就解决了。〞
数据库的发布也引来了网民的议论。有不少人称赞数据库的资料全面深入，可能成为新一轮反腐利器，揭发更多的中共贪官。目前，《新浪》微博已经将数据库名称列为敏感词，不予显示相关内容。
采访/常春 编辑/李明飞 后制/李智远
Reuters Database Exposes Intricate Relationships in CCP's Bureau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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