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赵庆專集】被判刑18年六四抗暴者趙慶病逝;六四抗暴者现状令人担忧;六四未忘怀孙立勇感人间有爱:帮助被判刑的人让他们的子女在贫困中能得到一丝温暖;孙立勇为六四呐喊的硬汉子;江棋生:拒绝遗忘我与六四抗暴者的二三事:法院判决书竟白纸黑字:以殴打污辱坦克为名判刑!江棋生:关注六四抗暴者在华盛顿纪念六四烛光晚会上的书面发言;六四抗暴者子女成长基金成立;六四真相另一章中国的悲剧:3700多名学生市民死亡9600多人受伤;齐桓:六四:怕它再向人民施暴;雨源:六四坦克碾人真象:跟政治学者谈政改平反六四有五难
神州有泪
【悼念赵庆專集】
自由亚洲電台:六四抗暴者赵庆病亡 医生诊断为大面积脑干出血
大紀元:被判刑18年 北京「六四」抗暴者趙慶病逝
博讯:被判刑18年，北京“六四”抗暴者赵庆病逝
“六四”抗暴者现状令人担忧（三）——孙宏、赵庆
被判刑18年的“六四”抗暴英雄赵庆病逝（图）
自由亚洲電台专题：六四未忘怀 孙立勇感人间有爱:它是一份爱，它是一份具体的行动，这个比开会更有价值，我认为帮助一个64受难者比开一千个64研讨会更管用，更有意义﹗纪念六四最好的办法就是帮助这些天安门运动中被判刑的人，让他们的子女在贫困中能得到一丝温暖。
【 芸芸众生】 孙立勇--为“六四”呐喊的硬汉子
江棋生：拒绝遗忘--我与六四抗暴者的二三事:所谓的六四“暴徒”-以正义和良知对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屠杀说不的抗暴者。他们先是在看守所中受到凌辱、虐待和殴打，后来又被当局狠狠地胡判、重判。胡判到什么程度呢？法院判决书竟白纸黑字以“殴打、污辱坦克”为名判处孙彦才无期徒刑！重判到什么地步呢？林昭荣、张文奎、陈坚、祖建军、王汉武、罗红军、班会杰、徐国明、卞汉武和严雪荣等人在被抓10多天之后就被判处极刑，且立即执行。还有大量的六四抗暴者则分别被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
江棋生：关注六四抗暴者——在6月2日华盛顿纪念六四18周年烛光晚会上的书面发言
六四抗暴者子女成长基金成立
六四真相另一章--中国的悲剧中岛岭雄著:单在六月四日清晨的枪击中，有二千六百人死亡，一万人受伤。台湾方面则指出，三千七百多名学生、市民死亡，九千六百多人受伤，当握了相当具体的数字。
齐桓:六四: 怕它再向人民施暴:『六．四』是人民的大救星向人民施暴的铁证。
雨源:“六四”坦克碾人真象:请大家不要忘记“六四”的死难者和刽子手们。
木风:跟政治学者谈政改（二）：平反六四有五难:*难点一：人还在*难点二：对邓小平的评价*难点三：追究凶手*难点四：强人不再*难点五：缺乏国际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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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抗暴者赵庆病亡 医生诊断为大面积脑干出血
自由亚洲電台 2012-12-26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26日于悉尼发布公告，宣称居住在北京的“六四”抗暴者赵庆于2012年9月23日下午5时在其工作单位上班时突然昏迷，后送往人民医院急诊室抢救，经医生诊断确诊为：大面积脑干出血。9月24日早7点12分医治无效去世。
70年出生的赵庆，1989年8月24日被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福绥境派出所拘捕，1990年2月9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以'放火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数罪并罚合并执行1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2003年2月23日从北京第二监狱获释。获释后的赵庆先后找过几次工作，后来眼睛被莫名其妙刺瞎，只好在家伺候瘫痪的老父亲。今年1月，街道居委会帮他安排到“邮电部国信物业有限公司家属大院”看大门，月薪1200元，直至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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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刑18年 北京「六四」抗暴者趙慶病逝
失明後的趙慶先生（照片：作者提供）
【大紀元2012年12月28日訊】據可靠消息，居住在北京的「六四」抗暴者趙慶先生於2012年9月23日下午5時在其工作單位上班時突然昏迷，後送往人民醫院急診室搶救，經醫生診斷確診為：大面積腦幹出血。9月24日早7點12分醫治無效去世。
趙慶先生出生於1970年1月29日。 1989年8月24日趙慶被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福綏境派出所拘捕，1990年2月9日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以「搶劫罪」判處其有期徒刑5年、以「放火罪」判處其有期徒刑14年，數罪並罰合併執行18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2003年2月23日從北京第二監獄獲釋。
獲釋後的趙慶先後找過幾次工作，後來眼睛被莫名其妙刺瞎，只好在家伺候癱瘓的老父親。今年1月，街道居委會幫他安排到「郵電部國信物業有限公司家屬大院」看大門，月薪1200元，直至去世。
中國政治及宗教受難者後援會 孫立勇
2012年12月26日於悉尼
趙慶的減刑裁決書
趙慶的減刑裁決書
趙慶的釋放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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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刑18年，北京“六四”抗暴者赵庆病逝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2月26日 来稿)
失明后的赵庆先生（照片）
被判刑18年，北京“六四”抗暴者赵庆病逝
据可靠消息，居住在北京的“六四”抗暴者赵庆先生于2012年9月23日下午5时在其工作单位上班时突然昏迷，后送往人民医院急诊室抢救，经医生诊断确诊为：大面积脑干出血。9月24日早7点12分医治无效去世。
赵庆先生出生于1970年1月29日。 1989年8月24日赵庆被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福绥境派出所拘捕，1990年2月9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以'放火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数罪并罚合并执行1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2003年2月23日从北京第二监狱获释。
获释后的赵庆先后找过几次工作，后来眼睛被莫名其妙刺瞎，只好在家伺候瘫痪的老父亲。今年1月，街道居委会帮他安排到“邮电部国信物业有限公司家属大院”看大门，月薪1200元，直至去世。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 孙立勇
2012年12月26日于悉尼
赵庆的减刑裁决书
被判刑18年，北京“六四”抗暴者赵庆病逝
被判刑18年，北京“六四”抗暴者赵庆病逝
释放证
被判刑18年，北京“六四”抗暴者赵庆病逝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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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抗暴者现状令人担忧（三）——孙宏、赵庆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0月11日 首发)
七、孙宏先生现状
孙宏先生出生于1971年1月14日，住北京市朝阳区农光里203楼410号，捕前系北京荧光灯厂工人。1989年6月11日，孙宏先生被双井派出所及戒严部队从家中拘捕；1990年5月4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对其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007年7月7日刑满释放。目前孙宏先生正在服剥夺政治权利7年的附加刑。
提起89年6月11日的那个夜晚，孙宏先生至今仍不寒而栗：是夜11时许，已经入睡的孙宏及家人被一阵急促的砸门声惊醒，接着一群荷枪实弹的戒严部队士兵及警察破门而入，将孙宏从被窝中拽出；押到双井派出所后，二、三十个手持警棍、铁棍、枪托子、木棍的警察及士兵对他进行围殴，打了他十来分钟，最后一个戒严部队士兵飞起一脚朝他脸上踢去，被打懵了的孙宏事后才知道自己的两颗门牙没了，究竟是吞下去了还是踢飞了，他也不知道------在接下去的数小时审讯中，三个警察对他边讯问边进行电击及殴打，直到第二天（6月12日）上午转送朝阳分局看守所。------在看守所，被打得伤痕累累的孙宏一个星期无法进食------那年，孙宏刚过18岁。
在长达18年的服刑岁月里，孙宏先生忍气吞声、艰苦劳作，刑期也从“死缓”减为“无期”，又从“无期”减为“有期”。1998年，孙宏得知父亲患有脑血栓、糖尿病以至生活不能自理后，更是拼命干活，以争取更多的减刑。功夫不负苦心人，98年至07年的9年里，孙宏多次获得减刑，一共减了7年。这期间，他每天的劳动时间都在10个小时以上。他干过十几种活儿，如缝皮球、包筷子、织毛衣、糊纸袋、泥瓦匠、做道具、做衣服等。同时，他也落下了一身的慢性病，如颈椎病、肩周炎、高血压等。
孙宏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孙宏的父亲孙瑞岭，今年64岁，北京起重机厂退休工人，每月领取退休金1500元，由于患有糖尿病、脑血栓、胆结石等多种疾病，单位只报销部分医药费，因此退休费的大部分用在看病、吃药上了；孙宏的母亲方秀敏，今年60岁，北京起重机厂退休工人，每月领取退休金1300元，在孙宏坐牢的18年里，母亲承受了许多苦难，然而当儿子获得自由后，母亲却终于坚持不住了------今年8月4日，孙宏搀扶母亲到医院检查后被告知：脑动脉硬化。孙宏现在每天都要带母亲去医院打点滴，且医药费也只有部分可报销。
目前孙宏先生与父母、妹妹妹夫共同生活在一个50平方米的两居室里，父母住一间，妹妹妹夫住一间，孙宏则在客厅里搭了个地铺------
谈及未来的时候，孙宏先生感慨道：18年来，父母风雨无阻地去监狱看我，给我温暖，使我熬过了漫长的黑夜，如今，他们的身体都垮了，我对不起他们------但我现在还年轻，还不到37岁，我相信自己一定能重新站立起来，如果哪一天我能挣到钱，我一定让我父母过最舒心的日子，好好孝顺他们、回报他们------
眼下，孙宏先生最急迫的是先将两颗门牙补上，因为他还年轻，因为他还要出去找工作，因为他还梦想着将来可以结婚成家------他去医院问了一下，医生告诉他，种植两颗门牙至少要6000多元。然而，孙宏先生无力支付这笔费用。
孙宏先生的联系方式：001186-13801094961
八、赵庆先生现状
赵庆先生出生于1970年1月29日，家住北京市西城区后半壁街8号院1-3-303号，捕前待业。1989年8月24日被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福绥境派出所拘捕，1990年2月9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以“放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数罪并罚合并执行1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2003年2月23日从北京第二监狱获释。
1989年6月3日夜11时许，19岁的赵庆与1千多名北京市民一道，在西城区官园桥附近堵住了三辆开往天安门广场的军车，车上有100名左右军人，但没有武器，市民们将这些军人送进了附近的一所小学里看管起来。随后赵庆与大家一起把军车上的食物、饮料抛在地上（法院据此判赵犯有“抢劫军用物资罪”）。当夜12时许，密集的枪声响遍北京的夜空，并不断传来市民死伤的消息，大家愤怒了，一气之下把三辆军车烧了（法院据此判赵犯有“放火罪”）。
赵庆先生在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的十几年中，共减刑5次，靠的是自己的力气及对管教干部的顺从。然而也落下了终生的残疾：双手的食指、中指变形，北京市第二监狱医务室诊断为“指关节炎”。那是91年至93年做乳胶手套检验工时落下的，当时监狱日夜加班，生产出口到美国、日本及欧洲的乳胶手套，身为检验工的赵庆每天要检验2000副手套，如果不能完成管教下达的指标，别说减刑没戏，还要遭受管教们的警棍惩罚------
赵庆先生家里兄弟三人，他是老三。在他服刑的十几年中，父母兄嫂对他无微不至，百般关爱。然而目前两个哥哥及嫂子都下岗了，吃“低保”；父亲早在94年就退休了，现在每月领取退休金1200元；母亲无业；大哥赵伟一家三口没房子（赵伟的女儿已经上高中）。目前赵庆、赵伟一家及父母共六口人共同居住在只有40多平米的房子里。从释放到今天的4年半里，赵庆一直睡在客厅的行军床上------
由于没有特长，出狱后的赵庆先后做过交通协管员、公交车站维护员。06年10月，他的工作被别人挤了，失业至今。
但还有更不幸的灾难接踵而来:今年6月9日晚十时许，赵庆和一个朋友在新街口一个小饭馆吃饭，忽然进来三、四个人，要了几瓶啤酒便坐在他们身后喝起来，中间未出现任何摩擦，彼此也不认识。当赵庆和朋友结账后起身要走时，身后的几个人突然抄起酒瓶从他们身后抡向他们的眼睛，并反复用打碎的酒瓶猛刺他的眼睛------随后，凶手在众目睽睽之下逃跑------当夜，整个左上眼皮脱落的赵庆被医生缝合20余针，前不久复查时医生告诉了他诊断结果：左眼无光感。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失明了。接下来赵庆来到案发地厂桥派出所报案，接案警察让他描述凶手面貌特征，赵庆说这些人进来时没留意看，而且是从背后袭击的，根本无法描述。派出所警察说：如果你不能提供凶手特征，我们就无法立案。从案发至今已经4个月了，赵庆多次找过派出所询问破案结果，可派出所说既然没有立案，也就谈不上破案了。从6月9日到现在，赵庆已经为此花去5000元人民币，都是从70多岁的父亲手里拿的。下一步的整形治疗还将是一笔沉重的负担，赵庆决定不再从父亲那里拿钱。
钱从哪里来呢？悲观至极的赵庆缓缓地说：听天由命吧------
赵庆先生的联系方式：001186-10-81651336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召集人 孙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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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刑18年的“六四”抗暴英雄赵庆病逝（图）
赵庆（左三）2009年六月与“六四暴徒”合影
（维权网信息员钟剑报道）长期关注六四受难者的澳大利亚悉尼【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创办人孙立勇发布消息称：居住在北京的“六四”抗暴者赵庆先生，因大面积脑干出血，医治无效，于2012年9月24日早7点12分去世。
赵庆先生出生于1970年1月29日。 1989年8月24日赵庆被北京当局以“放火罪、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在监狱中，赵庆获得6次减刑计4年零6个月，最终得以在2003年2月23日从北京第二监狱获释。获释后赵庆多方找工作无果，眼睛曾经被莫名其妙刺瞎，迄今警方没有找到凶手。
因八九民主运动中支持学生、抗议屠杀，北京青年董胜坤、孙传恒、高鸿卫、朱更生、赵庆、赵锁然、王连喜等人，在受到严刑逼供后，分别被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他们所承受的苦难不仅改变了他们个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他们整个家庭的命运。
孙立勇原是北京警察，六四血案后激于义愤创办反专制刊物，后被当局关进监狱7年。流亡澳大利亚后，孙立勇一直关注六四“暴徒”们的苦难生活，在得知赵庆去世的消息后孙立勇异常悲痛。
发贴者 维权网 时间： 下午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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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六四未忘怀 孙立勇感人间有爱
自由亚洲電台 2012-07-04
六四转眼已过去23年，当年的“六四暴徒”，活着的大部份已出狱，有部份人除了仍受到当局的监视和逼害，还要面临艰辛的生计问题。曾经是过来人的孙立勇未有忘记自己在服刑期间得到援助，令家人度过难关﹐他流亡海外后，成立了《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经济帮助被关押的良心犯和六四受难者的家属。让他们感受到人间有爱。（潘加晴报道）
流亡澳洲后的孙立勇，公馀积极筹款，支持中国六四受难者。(孙立勇提供)
原本是北京公安的孙立勇，89年学运改变了其一生的命运。因创办地下民运刊物《钟声》和《民主中国》，声援64学生运动，被当局判监7年，1998年出狱后，仍受到当局的监视和迫害，生活处境维艰。2004年他随团到澳洲旅行时成功逃出，并在当地申请政治庇护。2005年3月24日，澳洲移民局通知他已取得保护签证，当日他便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因为他想到在服刑期间得到民运人士陈子明的救助﹐令家人度过难关，也希望自己能帮中国的民运做点事情。
孙立勇说﹕“我坐了7年牢，在坐牢的7年中，只有陈子明先生委托他太太给我母亲300美元，告诉我母亲是国际社会给我的帮助。母亲探监时就告诉我，我当时特别感动，我坐了5年多牢，居然还有人想着我，觉得心里有一股暖流，它对我在监狱的生活状态有种正面的影响，钱不多，但是我觉得是海外的一份心意，让我感到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我也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
流亡澳洲后，靠做地盘工谋生的孙立勇说，他们几位朋友都是出外打工，每年从薪水扣税后拿出一千几百元，帮助在中国受迫害的良心犯。后援会在初期，没有任何机构或人士支持，只能帮助几个人，其中包括浙江异见人士吕耿松和“被自杀”的湖南民运人士李旺阳。到后期，后援会获得来自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香港等地人士的捐助，每年大约有3万澳元的捐款，可以固定每年资助30至50人。
2008年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吕耿松，去年8月刑满出狱，他表示，他在狱中四年期间，家人生活困难，后援会向其家人提供每年600澳元的资助，对此他非常感谢。
后援会在2010年起，又设立年度《六四抗暴者子女成长基金》，向经济困难的六四抗暴者子女颁发助学金和奖学金。孙立勇说，在北京坐牢的7年间，跟几百个“六四暴徒”关在一起，对他们的生活情况、心理状态，以至出狱后，面对家庭父母、结婚找对象、再婚、还有找工作等情况都非常了解。
孙立勇表示，大部份的良心犯都面临着严重的生计问题，因为有刑事案底，基本上是找不到工。他认为，纪念六四最好的办法就是帮助这些天安门运动中被判刑的人，让他们的子女在贫困中能得到一丝温暖。
在过去三年来，《六四抗暴者子女成长基金》已向二十多名经济困难的六四受难者子女提供共约三万多澳元的资助。孙立勇表示，申请人主要的条件是六四判过刑的人士，他们申请时需要提供判决书或两名证明人士。而评审委员会主要考虑申请人的知名度，知名度越底，入选的可能性就越大，第二就是实际的经济状况，例如知名的安徽民运人士张林，他带着两名孩子，也没有任何收入，虽然张林已向基金提了三年申请，但他们今年还是向其女儿提供1500澳元（约9000元人民币）的奖学金上大学。
孙立勇呼吁外界继续关注和救助中国的良心犯和六四受难者的家属。
他说： “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捐助者，这样我们就能够帮助更多人，其实我们帮助的钱很有限，但是它是一份爱，它是一份具体的行动，这个比的开会更有价值，我个人认为帮助一个64受难者比开一千个64研讨会更管用，更有意义﹗”
有意捐款救助“六四抗暴者”的听众，可以直接与孙立勇联系，其电邮地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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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芸芸众生】 孙立勇--为“六四”呐喊的硬汉子
“在中国最黑暗的时代来到澳洲，我能说一句：问心无愧。”这是孙立勇在“六四”20周年前夕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所说的一句话。其中“黑暗时代”是指“六四”后当局关押政治犯的艰难岁月；“问心无愧”是说他呼吁平反“六四”坐过7年监，流亡海外后仍忘不了为“六四”入狱者奔走呐喊。
孙立勇今年48岁，8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公安学校，分派到北京市东城公安分局工作。因看不惯公安行业里的种种黑幕，1987年挂冠而去。“八九”学运爆发时，他在国企北京北辰集团担任保卫工作。
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后，孙立勇在新华门门口看见学生请愿呼吁政治改革，受到感动，“我没有直接参与运动，只是给学生运水、捐款。因为天安门广场很多便衣，都是我同学，都认识我，如果我做得过分，会有麻烦。”
6月3日晚，孙立勇曾抱着两岁的女儿往天安门跑。“当时广场高自联那些学生号召市民堵军车，我不能抱着孩子去拼”。回家途中，他听到枪声，又看见老百姓扔石头酒瓶。他把孩子送回家后，又跑到附近医院，“里边已经有些死人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六四”镇压后，当局秋后算账，很多人被迫写悔过书，政治上一片黑暗。孙立勇觉得这时候应该站出来，为“六四”受难者说话。1989年底，他开始筹备地下民运刊物《民主中国》，后来改名《钟声》，1990年3月出版第1期。
《民主中国》主要有3个诉求：（一）要求平反“六四”；抚慰死伤者；（二）要求人大常委成立法庭审判屠杀者和屠杀的指挥者，还中国老百姓一个公道；（三）争取选票出政权，还政于民。孙立勇自己购置影印机印制刊物，然后寄给各党政机关单位，让当政者知道民间的反抗声音还在。
“我准备随时进监狱，但这种事情总得有人去做。后来有人问我为什么做，我说我是为了女儿，为了她将来的自由；我们不流血，她们以后就没有自由了。”
1991年4月，跟孙立勇一起办报的战友被抓。不久，孙立勇向当年出身的东城公安分局投案。他觉得战友被抓，自己跑掉，不是他做人的原则，也对不起战友的父母和子女。1991年5月，孙立勇被判有期徒刑7年，送到秦城监狱。坐牢期间，他遭到狱方的虐待和同囚的犯人的毒打，曾以“监狱内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名，被关到无法站直的“小号”牢房里长达183天。由于长期戴脚镣，孙立勇现在双脚仍留有瘀红的伤痕。
1998年，孙立勇出狱。他曾办书店，却遭当局骚扰，无法经营，生活困窘。2002年他尝试去香港，但在罗湖桥被拒绝出境。2004年，孙立勇跟有关单位谈判，终获旅遊签证，让他前往澳洲。此后，孙立勇申请政治庇护，移民澳洲，定居悉尼。“像我这种人，他们（中国政府）希望你走，眼不见，心不烦。”
移民澳洲后，孙立勇政治上得到解脱，经济上却很拮据。他英语水平欠佳，只能打散工，当搬家工人，时薪15澳元，在悉尼只够买5杯咖啡。孙立勇感叹地说：“我最好的青春都在监狱里度过了，命运呀！”
尽管如此，孙立勇为“六四”讨还公道的热情从来没有冷却。他在悉尼成立了“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四处筹钱，撰写文章，为“六四”入狱者奔走呼吁。他现正撰写狱中自传《走过冰山》，为“六四”抗暴者说话，计划在“六四” 20周年前出版。
任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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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拒绝遗忘--我与六四抗暴者的二三事
作者：江棋生
【大纪元5月30日讯】1989年9月9日，在六四屠城之后的大抓捕中，我被投入秦城监狱。虽说这个坐牢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找的，但由于是平生头一次，因此难免有心绪不宁乃至心头痛楚的时候。而每当这样的情形出现时，我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提醒自己，想想那些六四死难者和伤残者，想想那些已经被判或将要被判重刑的人。我默默地对自己说：与他们相比，你的苦难算得了什么呢？这种提醒对我来说很见效，我往往会较快地平静下来。
将近一年半之后，我出狱了。在这一年半中间，当局制造了大量六四良心犯。而在所有六四良心犯中，承受了最大苦难的，不是像我这样具有学生或知识份子身份的 “动乱分子”，而是所谓的六四“暴徒”-以正义和良知对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屠杀说不的抗暴者。他们先是在看守所中受到了我们一般受不到的凌辱、虐待和殴打，后来又被当局狠狠地胡判、重判。胡判到什么程度呢？抗暴者们后来告诉我，他们在狱中见到过一份判决书，法院竟白纸黑字以“殴打、污辱坦克”为名判处孙彦才无期徒刑！重判到什么地步呢？林昭荣、张文奎、陈坚、祖建军、王汉武、罗红军、班会杰、徐国明、卞汉武和严雪荣等人在被抓10多天之后就被判处极刑，且立即执行。还有大量的六四抗暴者则分别被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出狱之后，我不能忘记六四死难者、伤残者和被苛以重刑的六四抗暴者们。1993年春夏之交，在还能明显感觉到严酷、恐怖的政治氛围中，我开始寻访六四抗暴者家属。我走进北京民族学院（现改名为中央民族大学）杜建文的家。在“屠城有功，抗暴有罪”的荒唐定性下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的建文，当时才20岁刚出头。自他被抓之后，父亲郁郁寡欢，终日无语：一腔悲苦，向谁诉说？建文的母亲比较坚强，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让人敬佩。我去了北京钢铁学院（现改名为北京科技大学），见到了贾马杰的母亲。
小贾当年还是一个未毕业的中专学生，因为给一辆已经燃烧的军车添了薪，被判了13年。小贾的母亲年纪并不大，但因苦苦思念儿子，已然头发花白，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见到她，我只能想起一个人-祥林嫂。小贾有个同班同学叫苏刚，家也在钢院。他被判得更重，判了 15年。让我略感庆幸的是，苏刚的父母默默承受了儿子冤案带来的重击，精神尚好。我还去过被判了20年的刘建文和李红旗的家，去过被判处死缓的郗浩良的家以及另外一些六四抗暴者的家。我完全理解但深感遗憾的是，尽管我承诺不公开、不张扬，但我寻访过的多数抗暴者家庭，依然不敢接受我带去的人道救助款。
在此，我也想提醒海内外主张就六四事件尽快实现“和解”的倡导者们：任何具有起码道义基础的“和解”，都不应无视六四抗暴者至今依然受着残酷政治迫害的严峻事实。
我第三次坐牢时，后两年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16中队。2002年4月 21日上午，我忍无可忍，和二监有名的绰号为“庞狠子”的狱警发生了公开冲突。很快，狱方将我关进禁闭室，到晚上又将我移送到10中队-集训队去接受“严管”。或许真是缘分，集训队里当杂务的，就有两名六四抗暴者-董盛坤和张茂盛，当年他俩都被判了死缓。而三楼上的12中队，还关押着数十名六四抗暴者；当天晚上，他们都知道了我被关集训的事。第二天，我特意站在能见到12队打饭的窗口前，与许多抗暴者见了面。使我心中很不好受的是，他们肩扛着令人生畏色变的长刑，不为外界所知地吃了那么多的苦，却对做过些微好事的我备存感激，且溢于言表。
中午时分，杜建文就通过董盛坤给我送来了袋装食品和日用品。那天晚上，董盛坤和张茂盛对我说，以前有个时期，他们曾经设法搞到过半导体收音机，因此他们都知道丁子霖老师的事。已经在狱中煎熬了13个春秋的他们说，比起六四殉难者来，他们算是幸运的。他们要我提前给丁老师带个好，等他们出狱后，他们一定会去看望丁老师和其他死难者家属。最后，董盛坤眼中闪着泪花对我说，请你出去以后转告六四死难者母亲：请她们节哀保重，我们就是她们的儿子！那一夜，我久久不能成眠……
在此后被关集训的日子里，为了能和12中队的六四抗暴者们天天打个照面，我坚持每天早上都出操；一有机会，我就上场打篮球。我和三楼上的他们注目相望，挥手致意，互打V字型手势。后来他们动情地告诉我，每当看到我三步上篮时的矫捷身影，他们心里就别提多带劲了。
2003年5月17日，我走出监狱。很快，全美学自联将2003年度自由精神奖授予了我。我在获奖答词中写了下面一段话：
然而，我所付出的代价和所经受的苦难，比起六四死难者及其家属所付出的和所经受的，比起至今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中的六四犯（所谓“暴徒”）所付出的和所经受的，比起在制度性不公正的黑暗下痛楚地活着或苟且地活着的弱势群体所付出的和所经受的，又算得了什么呢？和他们相比，我受到了太多的关注。如果说，对我的这种关注确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全部的意义就在于：我的个案昭示了一个沉重的和让人无地自容的存在-在21世纪的今天，作为中国人，竟然还会被以言治罪！出于天性说了真话，竟然还要被当作勇士和英雄来颂扬！
不久，我又将二监中六四抗暴者的情况通报给了国际人权组织。在2005年3月于香港出版的《看守所杂记》一书中，我写道：因反抗六四大屠杀而正义地抗暴的“暴徒”们，至今仍在二监里受苦受难！就我所知，他们是：李玉君、孙宏、朱文义、王连禧、苗德顺、董盛坤、张茂盛、朱更生、姜亚群（延庆监狱）、赵锁然、张国栋、常景强、武春启、孙传恒、高鸿卫、王连会、孙彦才、石学之、冯立生、刘建文（北京市监狱）、李志欣等。
法国总统希拉克前几天跑到中国来，把欧盟因六四反人类罪而实施的对华武器禁运说成是“另一个时代的事”，并频频鼓吹尽快“取消”，真是又下作，又荒唐。在我的印象中，如此见利忘义、自贱自辱的西方政治人物，近年来并不多见。在这里，我只想提醒一下希拉克先生，在二监的高墙电网之内，还关押着一个个终日劳作、历尽磨难的六四囚犯，这可一点不是“另一个时代的事”。
2006年9月13日上午，冥冥之中我拨通了张茂盛家的电话。茂盛母亲兴奋地告诉我：茂盛今天出来，他哥去接了，中午就到家。当天下午，我赶到牡丹园小区，见到了已分别4年的茂盛，见到了在17年的痛楚和悲苦中走过来的茂盛家人。9月16日，茂盛和董盛坤到首师大来看我。盛坤于2006年9月5日出狱，但他已经再也见不到思念了他17年的父亲！老人家带着无尽的悲愤，于2003年5月11日与世长辞。
2006 年12月22日，我和盛坤、茂盛和孙传恒（1989年被判无期徒刑，2006年春出狱）去看望丁子霖老师和蒋培坤老师。望着三位因抗议军队屠杀蒋捷连、王楠、袁力、叶伟航……而蹲了17年大牢、受尽迫害和磨难的中年“小伙子”，丁老师百感交集。她对三位抗暴者说：以前我老是觉得，如果小连活着，他今天一定会是一位教授，科学家，或者其他类型的人才。但是，现在看来未必。小连、王楠、袁力、叶伟航……如果没有死在当局的屠刀下，他们几乎也肯定会像你们一样，走上街头去抗暴，去烧屠夫的军车的！而他们也就会被关进大牢，说不定到今天才刚刚被放出来。而放出来之后，苦难还远远没有完。正如你们现在所面临的，如何谋生？往后的人生之路怎么走？
的确，六四抗暴者的路还很难走。尤为令人可恨的是，当局关了他们17年还不过瘾，还要“依法”从重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分别是：孙传恒5年，张茂盛5年，董盛坤8年！在此，我想特别提醒一下欧盟，当中共当局再次情真意切地恳求你们解除武器禁运时，不妨反问他们一句：是否也应当把“己所不欲，偏施于人”的臭毛病好好改一改，公平地解除强加于六四抗暴者身上的附加刑？是否也应当全部释放还在忍受牢狱之灾的六四抗暴者？在此，我也想提醒海内外主张就六四事件尽快实现“和解”的倡导者们：任何具有起码道义基础的“和解”，都不应无视六四抗暴者至今依然受着残酷政治迫害的严峻事实。
江棋生 2007．5．29于北京家中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亲历六四事件港人力证中共屠城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7/5/30/n17267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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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关注六四抗暴者
——在6月2日华盛顿纪念六四18周年烛光晚会上的书面发言
作者：江棋生
【大纪元6月6日讯】在六四18周年纪念日临近之际，为了反抗强权、拒绝遗忘，我首次公开披露了自己和六四抗暴者的一些过从往来。中共当局对六四抗暴者的处决和重判，是六四屠城的继续，是恐怖迫害的延伸。18年过去了，在北京市的监狱中，仍然关押着孙宏、朱更生、郗浩良、杨璞、李玉君、姜亚群、苗德顺、武春启、石学之、常永杰、李志欣、常景强、王连喜等六四抗暴者。18年过去了，在已被释放的六四抗暴者身上，仍被强加了剥夺政治权利多年的附加刑。18年来，六四抗暴者家属在悲愤和苦难中煎熬；六四抗暴者的漫漫谋生路上，荆棘丛生，磨难重重。1989年时被判死缓的董盛坤，是一名退伍军人。他将军队屠杀平民视为奇耻大辱，愤而怒烧军车。他于2006年出狱时，老父已去，妻离子散！2002年出狱的杜建文，也再也见不到日夜惦记自己的父亲！2001年出狱的刘旭、2003年出狱的赵庆和2006年出狱的张茂盛，为了找到一份仅能糊口的工作，风里雨里四处奔波……
公民们，朋友们，六四抗暴者是些什么人呢？1989年4月21日晚上，他们向进军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鼓掌欢呼，伸出大拇指；4月27日，他们向10万游行队伍递送冰棍汽水，怒斥军警无理挡道；5月中旬，他们声援绝食学生，直骂当局不仁不义；5月20日，他们以血肉之躯堵住军车，苦口婆心劝阻军人；六三之夜，他们面对屠城怒火中烧，奋不顾身起而抗暴！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六四抗暴者中还包括军人。不仅有38军军长徐勤先的率先抵制，更有六三之夜28军军党委的集体抗命，还有不少宁脱军装、宁受军法处置也决不向平民开枪的士兵。
六四抗暴者们，就是以正义和良知对六四恐怖主义屠杀说不的中华民族的热血好男儿。在谴责六四屠城、还原历史真相的时候，让我们诚挚地向他们表达我们的思念和敬意，让我们对他们的苦难和困境加以更多的关注！
2007年6月1日于北京家中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7/6/6/n17348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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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发掘出的部分六四抗暴者名单 （孙立勇提供/RFA）
六四抗暴者子女成长基金成立
【大纪元6月18日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心语采访报导）一些海外华人筹募设立“六四抗暴者子女成长基金”。首批助学金和奖学金将于今年8月发出，用于支持在中国1989年六四事件后被判刑坐牢者子女的教育。
本台曾经报导，六四21周年之际，中国大陆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追寻真相，而更多学者也开始更深入调查当年遇难人数、目击者与家属。“中国政治与宗教受难者后援会”星期三发出声明，成立了“六四抗暴者子女成长基金”。他们在声明中表示，在发起者所公布的鉴于“六四”抗暴者自1989年以来所承受的沉重苦难，以及他们出狱后艰困的生活现状，特别是他们的子女在就学期间，因政治和经济原因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他们因此决定，从今年起设立“六四抗暴者子女成长基金”，向经济困难的“六四”抗暴者的子女颁发助学金和奖学金。
基金发起者之一，目前居住在澳洲的“中国政治与宗教受难者后援会” 召集人孙立勇星期四向本台表示：“六四抗暴者出狱后的苦难生活，我们写了很多六四抗暴者当时被抓、被打，以及20年来他们艰辛的生活，去年就有马国春、张群两个受难者，他们被关的刑期有10年、15年不等，但是他们现在有孩子了，孩子上学就觉得很困难。”
记者：“这些基金的来源是怎样的？”
孙立勇：“基金的来源是后援会的人捐献的，我们也想通过这个项目，使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事情中来，参与到关怀这些六四抗暴者、默默无闻的人群中来。”
根据基金发起者对“六四抗暴者”的定义，范围是所有因“六四”事件而被以各种罪名判刑入狱，且至今仍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市民。基金审核评委之一，《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和《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作者吴仁华告诉本台记者：“规则里面有一个是因为六四事件判过刑的，倒不是指那些受过伤的。”
采访过六四现场的香港女记者、《广场活碑》作者蔡淑芳对基金的成立十分赞成，她说：“这当然是好事，其实天安门母亲也帮助死难者家属，还有下一代，主要在93年之后，他们寻找死难者后，就开始帮助子女教育的问题。”
“六四抗暴子女教育基金”提议助学金7名，每人1000元澳元。助学金用以救助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正常学杂费的六四抗暴者子女。同时也设立奖学金2名，每人1500澳元。奖学金用以鼓励成绩优秀但经济困难的六四抗暴者子女。成绩优秀是指考取市区以上重点小学、中学、高中或考取全国一类重点大学。
吴仁华表示：“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特别是那些援助对象是那些不知名的北京（及外地）市民、工人和普通大众，因为普通大众更容易被人忽略，这些六四抗暴者当年判的刑期也都很重。” (http://www.dajiyuan.com)
美东时间: 2010-06-17 20:47:23 P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0/6/18/n29411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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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真相另一章
【博讯2003年5月20日消息】
中国的悲剧 中岛岭雄著
第一章 「血腥的星期日」和恐怖政治
天安门广场的大惨剧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深夜，也就是六月四日凌晨一点四十分，十万共军戒严部队，在坦克和装甲运兵车保护之下，开始进驻天安门广场，使用仿苏联ＡＫ４７冲锋枪改造的中共制五六式冲锋枪向广场的学生和市民开枪平射，就这样一场永被历史记载名叫「血腥的星期日」的大屠杀，在来自全世界的新闻记者面前展开出来。
广场的学生和市民、许多的新闻记者们以及关注北京情势演变的全世界的人，都料想不到怎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惨剧。
凌晨二点三十分左右，学生的自主广播中，大声疾呼「最后斗争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但是，已经疯狂的戒严部队，不但没有松懈镇压，反而更加残暴，终于在五时三十分，摧毁了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所构筑的「民主女神像」，坚持到最后一刻的留在周围的勇敢的学生们，遭受十数挺机关枪的扫射，全部被杀害了。
长达五十天的「人民的浪潮」之高潮局面，完全被平定下来，天安门广场流著大量的血，毫无分别地被射杀的学生和市民的怒号与惨叫声，向四面八方激起回音之后消失了。
四日清晨，中共的中央电视台报导说：伤亡人数有四千人。但是，不久，传播机构在戒严部队军事管制之下，对于「血腥的星期日」的事实真相，再也不加报导。根据中共红十字会有关人士的说法，单在六月四日清晨的枪击中，有二千六百人死亡，一万人受伤。
被称为「人民军队」之「人民解放军」，对手无寸铁、完全没有抵抗的进行非暴力「和平请愿」，要求彻底民主化的学生和市民，竟不分清红皂白地开枪射杀，并用装甲运兵车和坦克车碾死东跑西窜的学生和市民，这种暴行，就连希特勒和史达林也不敢尝试过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社会主义强权下镇压群众运动的有过一九五六年六月的波兰暴动以及同年秋天的匈牙利事件之前例。但是，这些都是政府当局和挺身而起的民众互相冲突的结果所造成的悲剧，或是因苏联对外国的军事介入所引发的。此外，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和一九八○年波兰对「团结工联」运动的镇压等，虽都被刻在史册中，但是像这次「人民军队」对完全没有抵抗且非暴力的学生和市民施以武力镇压的暴行，无论是在中共的历史或是其他任何社会主义强权体制下，都是史无前例的。
史达林的流血整肃虽然也是个悲剧，但是它是使用秘密警察暗地里进行的、可是，中共这次的武力镇压却在全世界瞩目之下，趁著黑夜所进行的，不得不说是极其超乎异常的暴行。希特勒的奥斯威辛惨剧和部份日军的暴行已成为历史的事实。近年来，波尔布特政权在柬埔塞境内惨杀大量民众一事也是众所周知的，或许可以加上一九八○年的韩国光州事件。这些事件，全系在所谓战争和革命的极限状况下的一种残酷暴行，或是民众和当权派的暴力冲突所引发的，而与对静坐在那里要求民主化的学生和市民进行单向的杀戮行为相较，不得不说是层次完全不同的悲剧。
于是，邓小平阵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首相李鹏，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兼国家主席杨尚昆等强硬派领导人）自己撰择了与民众为敌而永远遭到谴责的立场。
学生、市民的亡人数约三千七百余人
北京惨剧的状况，从陆续明朗化的诸多事实来看，在道义上是绝不能给予容许的。首先，报告中指出从六月四日「血腥的星期日」的前几天起，北京几处的火葬场已事先被军事管制；更早在几天前，在戒严令体制下负责维持北平治安的中共当局频频放出天安门广场因在酷热天之下进行长期绝食抗议和静坐，导致卫生状态极度恶化．传染病正滋生蔓延著等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传说对直接执行射杀任务的戒严部队二十七军所属的士兵们以注射传染病预防针为名打了兴奋剂，是相当可信的。
六月四日午夜零时二十分，有人发现三辆战车并排自长安街由西向东开往天安门广场。其实，战车是个幌子，当人民为战车轰隆声音吓得发抖，陷入恐惧状况时，中共部队一齐向天安门广场进攻，回想当时学生和市民的惨叫声，如今犹萦绕耳际。当天，正巧本人担任ＮＨＫ卫星广播的评论员，在摄影棚里观看全部状况，在部队一齐开枪平射时，ＮＨＫ特派员的悲痛声，令我难于忘怀。他是我研究所的学生大崎雄二，这回他勇敢地在天安门广场作一连串的现场采访报导。中共戒严部队的暴行激怒了西方诸国，尤其经美国电视摄影记者的勇敢采访，将此一极其残暴的场面，向全世界作了报导。
二十世纪即将结束，就一般而言，当全世界远离战争，裁军有了大幅度进展的今天，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首都北京竟然发生此一军事惨剧，我们相信，大陆的民众自不待言，连全世界的人民都将永远无法忘怀的。
更加遗憾的是中共当局为掩盖其残暴行为，竟作了与事实完全相反的报导，以颠倒是非的手法作了反宣传。中共政权发言人向海内外作以下的狡辩：「六月四日，在天安门广场没有一个人死亡，学生们已解散，没有人被打伤或被战车碾毙，暴徒在别的地方掀起暴动，暴徒自部队偷取步枪，企图颠覆国家，在这个战斗中有三百人死亡，牺牲者的半数是士兵，其余是暴徒及属于坏份子的旁观者」等等。
当然，上述说法与邓小平素来主张「实事求是」的精神相违背。四日上午，军事管制下的北京广播电台，播放了以下戒严部队司令部的谈话：
「昨夜，在首都发生重大的反革命动乱，暴徒以疯狂举动袭击解放军的官兵，放火烧毁军用车辆，设置路障，掳走解放军官兵，图谋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根据上述中共官方的说法：有一小撮反革命暴徒多么毒辣，他们先袭击人民解放军，结果造成了多数人的伤亡，人民解放军的行动是正当防卫。
质言之，中共对于无法经由电视和新闻报导获知惨剧场面情况的广大中国人民作单向的报导，企图将其暴行正当化，这种手法，可以说是又另加一层的罪行。这种中共当局的行为，必将受到历史的审判。
在混乱的情况下，究竟有多少人死亡，在大肆屠杀之后，虽历经时日，但仍无法正确得知，不，或许将永远无法获知也说不定。
有一位正在北京留学的日本学生，在天安门惨剧之后，不得已急忙返回日本。根据他的报告指出：位于郊区的北京外语学院的后校园里，挖掘了大坑洞，一辆辆满载尸体的卡车开进校园，将尸体丢进大坑洞中燃烧，以湮灭证据。另根据一位西方记者指出：戒严部队将倒在广场的民众，包括还活著的也一齐用火焰喷射器予以烧毁。经由香港成功脱逃到西方国家的学生运动领袖吾尔开希（维吾尔族）六月二十八日在香港等地所放映的录影带中说：「我的同窗好友多位在天安门广场被战车给轧得稀烂，尸体用铲子扒在一处，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看见士兵们将尸体扒进塑胶袋中，放火给烧了」。总之，靠偶而所降下的寒冷的雨水帮忙，第二天早晨起，天安门广场已被匆匆地清洗得一乾二净。
既如前述一般，在实施军事管制以前的中共新闻媒体，曾经报导学生、市民的伤亡人数达四千人或者是数千人。另，据在事件发生之后，北京大学治葬委员会所招贴的大字报报导：学生、市民的死亡人数在四千人以上。香港的『争鸣』杂志（一九八九年七月号）则报导：死亡人数六千人，并有数万人受伤。六月七日晚间，英国广播公司（ＢＢＣ）广播指出：有七千人死亡，其中一千人是士兵。
相对的，六月六日中共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则说：军民死亡人数不到三百人，学生仅有二十三人牺牲；六月三十日北京市长陈希同报告说：非军人的死亡人数二百多人，其中三十六名是学生，受伤人数有三千多人，如加上军警死亡人数和六千人以上的受伤人数的话，合计死伤人数为九千二百多人。
一方面，对这次事件付以最大关切的中华民国．台湾方面则指出，三千七百多名学生、市民死亡，九千六百多人受伤，当握了相当具体的数字。
但是戒严部队司令和中共当局却公然宣称在天安门广场没有一个人死亡，发布骇人听闻的子虚消息，力图将事件予以正当化。六月九日北京广播电台播电台播报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宣传部「北京发生反革命暴动的事实真相」一篇文章中，宣称「在广场静坐的学生，包括最后被强制撤退者在内，没有人死亡」。
盖在广场静坐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和民众的伤亡，要较之出动装甲运兵车，坦克的机械化部队，手持机枪扫射的戒严部队几千人的伤亡来得少，这种荒唐的说法，说得过去吗？中共当局在实施军管之后，不得不频频使用上述反宣传本身，正反映当局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危机情势。
摘自：《中国的悲剧》植字 海生怒潮于枫叶之国 屠龙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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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怕它再向人民施暴
【博讯2003年5月20日消息】
「『六．四』是人民的大救星向人民施暴的铁证。天安门 广场上的血污，一定要那个向人民施暴的政府向人民请 罪方能洗雪的。不甘心、不肯、不敢向人民低头的政府， 管它性帝姓社，走资投共，它没有自我完善的希望。」 －－孙述宪
怕它再向人民施暴
齐桓
日前我在那篇《香港的祖国，祖国的香港》里说，「为甚么那些当时积极推动香港回归的细节安排的人，十年间发生了这么大幅度的转念呢？……真正的原因来自事态的发展，一九八九年的夏天出了一个鬼哭神号的乱子」。
这个乱子，就是使天安门沾上了历史上清洗不了的血污的「六．四」事件。
记得那是前年的「六．四」周年纪念，我在《星岛晚报》的「北斗七星高」专栏发表了一篇《我没有「六．四」情意结》的文章，我写下过这么样的一番话：「在天安门广场上张贴那首《我们都在哭泣》的传颂一时的诗；柴玲那带泪的像诗朗诵那么美的用舞台剧台词来充电的录音带，吾尔开希穿着睡衣昂然走入电视萤光幕的镜头，到现在回顾起来，都可以触动一个笼统称为「六．四情意结」的感伤。那些勇敢的青年人，被一些并不完整的知识武装着，竟不惜去批一个全知全能的党的逆鳞。结果在坚忍牢固的党组织的反扑下，在交叉火网中他们倒下去了。
「这些鲁迅悼惜的『苍翠精致的英雄们』为一个民主的响往而献出他们年轻的生命，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旁，在香港友联会送去的帐篷底下，在西单、在木樨地，他们年轻到甚至还没有足够时间去仔细思量，民主自由在我们这古旧的礼义之邦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里，究竟是应该供奉在一个怎么样的位置上。他们结果只把自己年轻的性命供奉了上去。
「如果说这样的供奉，也自有其悲剧的、宿命的美。那么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浑然不觉原来在北京、在中南海，还有一另外一幕抢夺权力和势位的争端。那争执不可抵挡的漩涡，把这些英雄角色的小人物卷进权斗的交织火网，算得是个历史的意外么？意外也算得是个宿命的悲剧？仰或是悲剧性的宿命？告诉电视访问的外国记者们说没有准备足够的催泪弹的时候，竟能带上稍有歉意（太不周到了，实在不好意思）的淡淡的笑容……
「情意结是不原谅一件本来可以原谅的事态的执著，情意结是可解的，即使十分难解。但『六．四』不是情意结。对许家屯、千家驹也许可以构成他们个人的情意结，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六．四』无撰择的余地可言。『六．四』是人民的大救星向人民施暴的铁证。天安门广场上的血污，一定要那个向人民施暴的政府向人民请罪方能洗雪的。不甘心、不肯、不敢向人民低头的政府，管它性帝姓社，走资投共，它没有自我完善的希望。」
这番话虽然是在香港说，但我是以一个中国人的立场说的。即使在香港回归之前，我的感觉早已是中国人感觉的一部份，但也有些人对香港的归属感与我的稍有不同，像李柱铭，他在《国际先驱讷坛报》的说法就很苍凉：「北京对人权毫不尊重这铁一般的事实，驱使彭定康必须设立一个独立的人权公署，正如英国下议院以及众多人权组织不懈地敦促着那样。但彭定康一直不干，说实在无此必要。到一九九七彭定康就要下旗归国，那时人权公署即使有再大的必要，他也无能为力了。」
如果没有这个「六．四」情意结，彭定康就不必为这问题操心，而李柱铭也就不必这么声嘶力竭了。
原载【世界日报】之【从心所欲集】日期：１９９４．１１．４
植字．海生怒涛于枫叶之国．屠龙之都
“六四”坦克碾人真象
【博讯5月08日消息】 作者:雨源
“六四”事件已有近12年了，“六四”事件使一批人得了益，但更多的人却为它倒了霉。作为亲历“六四”事件的普通学生，血腥惨案的见证人，看到和听到周围的人已经淡忘了此事，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六四”镇压有利于国家的时候，心中特别悲哀。我想应该让大家知道一些事实，请大家不要忘记因“六四”而牺牲的普通死难者和那些屠杀他们的刽子手们。
六月三日下午，我在围观了西单公共汽车（“六四平暴”镜头中，几个学生端著枪向群众展示）和新华门附近小中巴（里面有很多枪支）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这时广场的帐篷里已经没有几个学生了，只是靠广场西侧的一个大帐篷下，还在展出著一些从进城便衣部队那里缴来的菜刀匕首棍棒和绳索等。尽管如此，大家当时仍然只是猜测，军队只是想化装进城，以便躲过市民和学生的阻挠。看起来，军队可能要把学生从广场撵走，清理天安门广场了。所以我们几个一起来的同学决定回校吃饭，晚上再来广场坚守。
晚上七八点的时候，广播里传来北京市的通告和一些有关军队要进城的传言。我们几个刚吃了些方便面的同学商量了一下后，决定去广场支援那里的学生。然后，我们一行十几个人骑著单车，打著大旗，沿著学院路向南骑去。一路上，路旁的市民和学生不断地向我们欢呼，同我们一齐高呼口号，气氛非常热烈，但谁也没想到一场大劫正在向著北京袭来。
当我们到达车公庄的时候，那里已有一串被群众自发拦住的军车，卡车上挤满了军人，他们都没有武器，只有少数几个车上的军人头上戴了钢盔。群众一见到我们举著大旗到来，马上跑过来拦住我们，请我们帮助指挥，拦住这些军车。于是，我们十几个人分成好几个小组，每组分别指挥群众包围著一个军车，向他们讲道理作宣传。同时，我们也负责劝阻老百姓，不让人伤害军人和军车。整个车公庄大街的军人和群众都在有序地僵持著，军人站在车上，群众和学生在车下宣传。
约莫过了两三个小时后，大概在快十二点的时候，忽然有传说军队开抢了。不久，就见从二环路南面跑来了很多人，其中有的人身上沾满了血迹。这下，整个车公庄都乱了，群众再也控制不住了，他们开始群起掀军车。车上的军人只好跳下汽车，汇集聚拢到了一堆。这时，有的市民和学生开始打砸军人。当时我看到，有好几个可怜的军人的头被石头砸得鲜血直流。我们几个同学无助地看著发生的一切，看著这批可怜的军人簇拥一团，挤向了地铁站。
群众饶过了这批军人，但无法饶恕这些剩下的军车。于是，一辆辆军用卡车和吉普被点著，我们亲眼目睹著这十几辆军车，化成了熊熊大火。约一两点钟的时候，我们十几个同学又聚到了大旗下，商量著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我们周围围了很多市民，当他们听见我们要去广场的决定后，死活拦著我们，不让我们去白白送死。我们向他们解释说，广场上仍有很多同学在坚守著，我们一定要去支援他们，把他们救出来。在我们的坚持下，最后他们同意放我们去了，但坚决不让我们打著大旗去，因为听说军人一见大旗就开枪。这样，我们只好把大旗交给了这些素不相识的市民，开始骑车向复兴门奔去。（“六四”后，我们几经打听，得知市民已把大旗完好地保存起来。他们告诉我，待到“六四”平反的那一天，他们一定会把它再打出来的。我非常感激这些不知名的父老乡亲，正是这些正义的人们留住了这面红旗，使我们几个能够化险为夷。否则，我们也许就象那些在长安街倒下的学生一样，永远也回不来了，因为我一直都在打著那面大旗，而我的几个同学是始终都在大旗的四周的。）
我们骑著单车从复兴门上了长安街。这时间正是军车已经开过去了的空隙，我们沿著长安街向东骑行，路上没遇到什么险情。当时的长安街灯光昏暗，充满了血腥和恐怖，街两旁的临时工地的围墙和薄铁皮门上布满了枪眼。当我们快到六部口的时候，一辆正燃烧著的装甲车里面的子弹还正在“霹雳啪啦”的爆著。这时候，西面开来了一些军车，我们十几个人马上和周围的人一起躲向了路边，我们十几个人也一下子失去了联系。我们其中的一个同学就是这时中了一枪。侥幸的是，他当时正半趴在另一个同学的头上，胳膊搭在中间，子弹正巧从他的头下和那个同学的头上，穿过了他的右臂，若子弹或上或下一点，那就肯定会击中他的或另外那个同学的脑袋了。
当时，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小王仍没跑散，待军车过后，我俩开始小心翼翼地步行，沿长安街南侧墙跟儿向东移去，我们的生死经历就从这开始了。
这时的六部口与新华门之间的长安街上空无一人，不时的枪声加上昏暗的灯光映照下的长街，让我们觉得特别恐怖。我和同学小王沿著长安街的南墙根儿，慢慢地向东试著移动，深怕半中间杀出一路军人或扫来一梭子子弹。还算走运，我们没遇到任何意外便到了新华门的附近。当时的新华门附近就象死一样的寂静，甚至连个站岗的都看不见。当时我们想，那门里面一定埋伏了许多军人，一旦有人靠近，肯定必死无疑。我和小王最后还是颤颤趔趔贴著南墙根儿，挪过了新华门对面。再往前走些，我们终于遇到了一群市民和学生（约有几十人，看上去多数是学生）。我们一见到这么多人，胆子马上又壮了起来，刚才的恐惧也顿时消失了。
不一会儿，从长安街西面，又开来了一大批军车和装甲车，卡车的四周围著帆布篷布。我们一下子都闪到了路两旁。由于长安街太敞，根本无处躲藏，我们只好趴在人行道上或蹲在小树后。不过，这批军车倒是开枪不多，只是偶尔地，从驰过的卡车的两侧冒出几枪。由于长安街两旁连个石头也捡不到，我们只能躲在树后漫骂，也有几个人撬起了人行道的方砖，摔碎成小块后，向驶过的军车投去。
这次军车断断续续地过了约半个小时。之后，我们的人群又开始聚到了一起，这时的人数已比刚才多了些，大家开始相互攀谈起来。当谈到无人得知天安门广场的情况时，大家都想冲进广场，去救那里的学生。也不知谁先打的头，我们相互挽起手来，横在长街上组成了一个人墙，然后开始唱著歌（我记得好象是国歌和国际歌等），手挽著手，向东面的天安门广场行进。当行至离大会堂西侧路约一百多米时，我们已经能看到路前方站列的军人人排了。
我们仍然继续高唱著前进，当我们行至离军人不到几十米的时候，我们已能模糊地看到前面的军人排正在平端著枪对著我们。突然，我们看到了正前方辟雳的火光，同时也听到了密集的枪声和哭叫声。前面开枪了，我们的人排一下子倒下了许多，人们一下子就散了开来。我右边挽著的一个学生，一个踉跄倒了下去，我差一点被他带倒在地。我猜他是中枪了，忙和另一个人把他架起来就往回跑。所幸，军队并没有追赶，最后我们在离军队大概二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军队这时也停止了射击。（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当时，的确很多枪都是朝天放的，否则的话我也没命了，但我肯定当时也有不少是平射的，因为我们当时一下子就倒下了许多人。）
中弹的人们很快被车推人背地架离了长安街。过了好大一会儿，人们才又聚了起来，这时我们的人又多了一些。我们又开始组成人墙，手挽著手，高唱著歌向天安门方向行进。和上次一样，当我们离军队几十米的地方，军人又开了枪，我们又被打了回来。这样反反复复约有四五次，每次我们的人数都在增加，而每次也都有中弹的被架回来。只不过，中弹人数远少于第一次的罢了。记得有一次，我旁边的又一个同学中了弹，被我和另一个人架著拖回来。我后来才看清，他的裤子大腿上被打了个黑洞，黑洞里一劲儿地向外冒血。虽然每一次前进，我和小王都是走在头排，但幸运的是，我们俩一直都没被击中。
记得最后一次行进时，天已经亮了。当行至离军队约有五十米的样子，我们已经能看清对面的军人，他们正平端著枪对著我们，我们几乎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对面黑洞洞的枪口。因此，我们自然地放慢了前进步伐。当时，由于长安街太宽，我们的人排自然形成了弧形，我和小王站在中间偏右的地方。当我们距军队约五十米的地方，路两侧的人们已经距军人只二三十米了。可能是天亮的原因吧，这次虽然离军人非常近，但中间的军人只向天上鸣了几枪，只是路两旁多了一些手举大白棒子的军人，不断地挥舞著大棒，追打路两旁那些靠近他们的人群。这时，我们也不敢再往前了，只稍退了一点，开始和军队人排对峙站著，中间约有五六十米的样子。
后来，我们开始高呼口号，唱国歌和国际歌等歌曲。对面的军人听到我们唱，也和我们对著呼口号和高唱歌曲。只要稍有人向前，路两旁的大棒就追打过来。因此我们中间始终与前方的军人保持著一定的距离，我们就一直这样僵持著。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的样子，奇怪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正前方的军队人排突然停止了呼口号和歌唱，人排中间突然撤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我和周围的人都愣住了，都不知道前方发生了什么事。正在我们发愣的时候，前面传来了“轰隆”声，这时，我们才看到，从广场方向开来了一队坦克，为首的一辆开到军队人排撤出的口子后，停了下来。接著后面又上来了很多坦克，它们开始列队，在第一对并排的坦克后，排著第二对，并且它们错列行在第一对坦克未能覆盖的空间上，然后是第三排。这样一来，整个长安街便布满了坦克，再无它们不能碾过的地带。我们看到这，才定了点心，猜测军队可能是想用坦克代替军人和我们对峙的。
然而坦克并没停下，反而开始向我们开来。这时候，也不知道那个不要命的，首先躺到了马路上，别的人看了，也跟著躺了下来。转眼已有数百人躺了下来，宽敞的长安街上黑压压地躺了一片人。当时我和小王都站在前排，看到别人都躺下了，也就一闭眼随著躺在了路中间，心想是死是活随他去吧。我转念一想，要牺牲也得牺牲得壮烈点吧，所以才又睁开了眼。当时我和小王都在第一排，我是头朝西躺的，所以能看到东面坦克开过来的情形。
坦克对著我们越开越快，马上就要碾到我们的人群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当第一辆坦克马上就要压到我北侧五六米远的人群时，突然一个急煞车，急停了下来，我记得当时的马路被震得乱晃，整个坦克的上身都往前冲了一下，在离第一个人不到一公尺的地方才停住。我正前方的坦克这时离我还有十几米，也随著第一辆停了下来，接著所有的坦克都停了下来。紧接著，坦克仓门打开，军人开始向我们和路两旁扔毒气弹。霎时间，黄烟开始弥漫长安街，我和小王几乎随著所有的躺在地上的人们，一下子跳了起来，逃向了路南侧。我跳到路边，顺便往东看了一眼，当时我的肺都要气炸了，刚才与我们对峙的士兵们，看到我们狼狈鼠窜的样子，正在举枪跳跃欢呼著，我这一生都是不会忘记这批惨无人性的邪恶军人的。
毒气弹象易拉罐大小，当时吸到肚里，只觉得舌干胸闷，直想吐，我和小王开始不住地干咳。这时，我和小王看到一个刚扔到身边的毒气弹，他捂住嘴想检起来扔向坦克，我看著黄烟“噗”地一下涌了出来，小王几乎被掀翻在地。我对他喊了一声“跑吧！”我俩几乎同时开始向西跑去。这时的坦克已经形成正式队形开始向西压。由于路南道窄，毒气也太多，路北是中南海院墙，因此，我俩想斜著穿过长安街，沿著中南海院墙往西跑，这样也许会安全些。所以，我俩斜穿长安街向西北跑去。因为路上到处都是黄烟，根本看不清任何东西，我俩一下子就跑散了。也因为黄烟，我几次都差点儿撞到行驶的坦克上，坦克也差点儿撞到我。
也许我命大，或许是当过运动员跑得快的原因，我终于幸运地斜穿过了长安街，开始沿著中南海的红墙向西跑去。由于这一侧是树木花园，坦克并没压上来，所以跑起来安全多了，只是吸的毒气太多，胸腔无比地难受。当我跑过新华门时，门前密密地站了一排士兵，他们全都倒背著手直直地立著，面无表情地看著我们跑过去。当时，我真怕他们把我们往公路中间撵，那样的话，我们可就要糟殃了。勉强跑过新华门后，我的胸部实在难受，只好蹲下来抓了一把泥水（喷水龙头溢出的）往嘴上一按，接著再往西跑。不一会儿，我便跑到了六部口。这时，坦克已经在我之前到达了，于是，我赶紧右转，向北又跑了几十米，当我看到已经停了许多学生，也没有坦克追过来时，才停了下来。当时，很多年轻人都正蹲在或趴在地上呕吐干咳，几个女学生模样的干脆横趴在人行道上，把头伸出路基干吐，样子看上去难受极了。我的胸部也非常难受，只得蹲在地上吐了一会儿，结果什么也没吐出来。过了一会儿，我觉著好些了，看到六部口的坦克已停住了，我想找找小王，看他是否也已安全逃出，才又壮起胆子往长安街走去。
这时候，长安街上弥漫著的黄烟已经淡了一些，但稍远一点还是什么都看不见，因此谁也说不清究竟死了多少人。虽然当时的坦克还在发动著，但轰鸣声已小了很多。我隐约能听到六部口对面的哭声。我壮著胆子从最西面的坦克前绕了过去，来到了六部口十字路口的西南角。当时到处都是哭声，待我走近一看，我一下子呆了，眼泪就象流水似的一下子涌了出来，坦克附近的情形太惨了，我实在控制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五个被碾死的学生横乱地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马路上。最西面的一个离人行道二米多远，头朝著西北仰面躺著，脑袋中间开了个大洞，象豆腐脑一样的白脑浆，参杂许多红血丝向前刺出一米多远。另外四个倒在他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个被压到了自行车上，和自行车黏到了一起。我和周围的人站在那里哭了一阵儿，当我看到身旁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便哭著同他们商量看是否能把这些尸体抬走，免得被军人抢去消尸灭迹。那几个学生和我一起走到邮电所西面的一个胡同，向一个住户要了一块木板，约一米多长，半米多宽，钉在一起的木板子。在周围人的帮助下，我们开始一具具地抬尸体。
当时的坦克就在旁边响著，我们流著泪，也顾不得害怕了。我已经记不清先抬的那一位了，好像是先抬的那个脑浆被压出来的学生。当时由于木板太短，他的头顶在我的肚子上，脑袋已经空了，但我的衬衣上仍然沾了一些脑浆。抬另一个内穿红背心的学生时，他的一只右臂和上身只联了几丝肉，基本上已经掉了下来，红背心和肉绞在了一起，大腿上的五花肉也翻了出来，我拿著他的右臂放到他的肚子上，然后把他抬了出去。还有两个学生已经和自行车碾到了一起，我们费了好大劲儿才将一个和自行车分开。而另一个被压得自行车的脚蹬子刺进了胸腔，我们实在无法将尸体和车子分开，只好连同压扁的自行车一起抬了出去。
记得我们抬最后一个尸体的时候，从长安街西面又开来一批坦克。我当时正拿著木板朝东蹲著准备抬尸体，根本没注意背后的事。突然间，许多市民和学生都冲著我喊叫起来。我回头一看，一辆最边上的坦克，马上就要压到我了，我条件反射地扔下木板，跳到了人行道上。转眼这辆坦克已经驶过，停在了前方，再看一下刚才的木板，约一寸厚的木板的一角已被压得象麻片一样，我被刚才的情形吓出了一身冷汗。
最后，我们终于把五具尸体抬到了街后的一个胡同里。当时，有人建议我们检查一下死者身上是否有证件，以免一会儿军人把尸体夺走了，我们还不知道死者是谁。我们翻了一下，也没发现什么，只从一个绿背包里，翻出一个女学生的学生证（女生名字我已记不清，只记得是北京ＸＸ学院的）。尸体总放在胡同里也不行，我们正发愁时，正巧来了个好心的个体司机，他流著泪建议我们把尸体送到政法大学去，以备作为法律证据。我们听从了他的建议，把五具尸体（一个连著自行车）抬上了他的小卡车上。由于害怕大路上军人抢尸体，司机师傅带著我们沿著小胡同开了很久，才上了二环路。路上他还对我们讲述了他这一夜是如何抢运尸体，一直到现在的所见所闻。由于五具尸体是迭放在小卡车上的，车子只好开得很慢，这时的汽车前后已经跟随了许多人。
汽车上了二环路后，人们骑著自行车前后围著小卡车，护送著这辆小卡车行向政法大学，一路上护送的自行车群越聚越多，当我们到达政法大学的时候，已有数千师生在校门口迎著我们，我们的前后也跟了上千人。当我跳下汽车时，一位教授模样的老人，噙著泪水抱住了我，我就象一个在外受屈的小孩，好不容易回到家里一样，趴在他身上嚎啕大哭起来。我记得，当时整个大街上什么声音也听不见，满街都是哭泣声。
最后，一位陌生人，让我搭上他的自行车把我送到了学校。当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左右了，许多同学已在校门口等了一上午，他们多数断定我是肯定回不来了。我们一见面，一下子涌到了一堆。至于后来的尸体存放和展览的事，具体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只是后来听说，尸体在政法大学的一楼大厅里，停放了好几天，北京市数以万计的人目睹了这五个被碾学生的惨状。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那个同学小王也已安全地在我之前返回了学校。我们跑散后，他也差点儿被坦克撞倒。当他跑到六部口的时候，看到一个躺在地上还活著的学生，臂膀几乎已经被碾掉了下来，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但惊人的是，他在小王的慌乱搀扶下，竟站了起来，并能坐上一个自行车，扶著自己的那只胳膊逃了出去。六四很久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这个学生的下落。这时他已经永远地失掉了那只胳膊，也被迫离开了他所在的那所大学。
我是流著泪，写完这段回忆的。我由于害怕牵连受迫害，一直将此事沉默著。看到“六四”事件已经马上十年了，我想我应该把我亲身经历的“六四”血案的一个角落告诉大家，请大家不要忘记“六四”的死难者和刽子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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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政治学者谈政改（二）：平反六四有五难
作者: 木风
台湾“青平台”举办中国民主沙龙纪念“六四”
帘幕下的中共政治改革引起的猜测和传言持续不断，今年更甚。期望与分析混杂，猜测与炒作并行。有说重大举措出台在即，六四平反为期不远，也有传政治民主、选举范围都会大尺度放宽。中共政改重点在哪里？会在哪些方面有所推进？而又在哪些方面难有突破？美国之音记者木风采访了台湾知名的政治学者、中共政治体制研究专家寇建文教授，就这些公众最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讨论。下面听这篇报道的下半部分，平反六四的难点何在？
*难点一：人还在 *
台湾知名的政治学者、中共政治体制研究专家寇建文教授
记者:对中共来说，平反六四的难点究竟是什么？众所周知，中共建国？后犯过很多错误，但也都一个接着一个地进行了平反，从反右、四五运动以及文革，都平反了。六四已经过去23年了，为何就平不得？难道真要也等待40年吗？
寇：难点有几个。一是，当时人还都在。1978年中共在胡耀邦推动下给很多人平了反。那是因为文革当权人物都已经失势了，反对平反的阻力相对比较小。而从六四到现在，像李鹏、江泽民等都是六四的受益者，他们也都退下来了，但不是被斗倒的，只是年龄到了，退休了。他们在政治上从80年代到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延续性。所以现在的高层就必须要考虑到，过去这些老人怎么去处理。
江泽民(左一)和李鹏(资料照)
最近陈希同（六四时的北京市长）出了回忆录，李鹏也有。他们试图撇清自己跟六四的责任。但这里关键是，很多人没有完全离开，还有影响。现任的领导人中有些也有一些声音说应该平反，或者对六四持更为宽松的态度，但要现在解决，我觉得时间还没到。
*难点二：对邓小平的评价*
再一点是对邓小平的评价。现在人们可以谈论六四，但要真把六四的案子翻过来，就要追究责任。其他人都可以撇清自己的责任，但邓小平不能。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如何给邓小平重新作出评价，现在的领导人会感到很难办。毛泽东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中共还给他一个3/7开的评价，就是为了一个延续性。邓小平如何评价是中共高层不得不慎重的问题。
邓小平(资料照片)
记者：处理死人应该比处理活人容易一些吧？给邓小平定一个5/5开，或者4/6开，讲清他对六四的责任就像厘清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一样，不就可以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了吗？
寇：不要忘了，能够给毛泽东的功过做出评价是因为那时中共有邓小平这样的强人。邓一言九鼎，说服了党内否定毛泽东的力量。现在，中共党内有谁有这个能力说服反对平反六四的势力？根本做不到。
*难点三：追究凶手*
“天安门母亲”发 起人丁子霖
上面讲的是党内的层面，如果从六四受难者的角度，从他们的家属、他们的朋友的角度看，如果平反六四，要不要惩罚凶手？柴玲为什么讲那个话? 别人不认同她，但我可以理解。如果中共觉得，国外也好，社会也好，家属也好，大家不会去追究责任的话，他们就更有可能去为六四平反。如果要追究，事情就没完没了。
*难点四：强人不再*
中共领导人在主席台上
记者：您刚才提到台湾制度转型的例子。很多人认为，台湾制度转型的成功主要是由强人蒋经国推动的。没有他，这个转型很难成功。最近，我采访六四学运领袖吾尔开希的时候，他不赞成这种看法，认为强人专断和少数人专断，也就是9个常委拍板，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因此，他认为，在中共目前的集体领导的体制下，只要党内外气候成熟，主要领导人有意推动，六四就有可能得到平反。您对个人专断和集体领导对平反六四或者推行重大体制改革的关系有什么样的看法？
寇：（这种事），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强人才比较有可能。需要有一个比较强的领导人。国家内部遇到这样大的事情，像平反六四，是一定会有分歧的。当你是集体领导的时候，你要整合一个共同的声音，相对比较难，需要内部协商，讨价还价。这样效果会不太好。反而是有一个强人的时候效果会比较好，他能够去压住党内的不同声音。拿“228事件”为例，到最后平反、调查、成立受难者基金会等事情，主要是在李登辉时代。
*难点五：缺乏国际压力*
另外，我们还必须看到改革的动力这个因素。蒋经国是看到一党专制长久不了，但要改谁都没有十足的把握，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因此，体制改革这么大的事情必须有足够大的动力才能够让最高层下最后的决心。台湾当时会要改变，也许跟它的社会内部结构变化有关，比如说，中产阶级有在进行选举，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美国的力量影响到台湾的政治。像这样子一个“核心国与边陲国”的国际结构，现在在中国大陆和美国之间是不存在的。
蒋经国(资料照)
当时，美国和台湾是冷战大环境下产生的一个结构，可以说，台湾是附庸国，而美国是宗主国。当台湾的一些作为太过违反到美国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美国是会施压。台湾的异议人士会到美国找美国国会议员，美国会透过国会议员对台湾施压，或者国会议员施压行政部门，然后由行政部门向台湾施压。比如，“江南命案”和“刘一良命案”都让台湾政府感到很大的压力，被迫要做一些改革。在分析台湾体制改革动力的时候，这个国际结构应该放进来。
记者：按照您的这种分析，大陆似乎还不具备这些条件。国内外是有平反六四的要求，有进行政改的呼声，但中美之间的关系可远非当时台美之间的关系。
寇：是的，很明显，国际因素扮演的角色是比较低的。中国内部也没有什么选举。所以异议人士想要在地方层级里存在都不可能。所以，我觉着，大陆要变迁会比台湾更辛苦一些。
记者：看来无论是平反六四，还是启动实质意义上的政改还是放宽言论自由，改善异议人士的生存环境都不是很快就可期待的事情了。
寇：那些显然是过于乐观。不过，积极的一点是，在六四议题上，官方的调子在慢慢变淡，至于说18大的时候，也就是2012年的时候就会发生变化，我是比较保守一点。
记者：好，谢谢你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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