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共專集】(卅六)武宜三:七月围城风雨中的熊熊烈火七一大游行;郭永丰:黄文勋被捕少年巨人正铸成;外交部前静坐请愿者被驱离;秦永敏关于曹顺利团队的严正声明;张汝儁:海内外华人联合签署公民宪政共识挺宪政;江棋生:玫瑰梦醒此其时也;郭道晖:当前反宪政思潮评析;杜光:批宪政是为了阻挠政治体制改革;杨晓青遭人大解聘;方滨兴辞职网民送对联半生赢得千夫指一世修来粪土名25万个滚字;公务员连长五年专家析缘由;铁流:刘云山把习绑上反民主宪政的战車;罗茜:中共已为撤离中国大陆做好准备;权贵横行李克强导师厉以宁称水深摸不到
神州有泪
【批共專集】(卅六)
武宜三:七月围城—风雨中的熊熊烈火—2013年七一大游行（一）
武宜三:七月围城—风雨中的熊熊烈火—2013年七一大游行（二）
武宜三:七月围城—风雨中的熊熊烈火—2013年七一大游行（三）
郭永丰:黄子-文勋被逮捕，少年巨人正铸成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北京外交部前静坐请愿者被驱离 又有数十人续聚集请愿
佚名:外交部门前，刘晓芳谈和外交部对话
秦永敏:关于曹顺利团队要求参加国家人权报告编撰在外交部门口被清场的严正声明
张汝儁:海内外华人联合签署《公民宪政共识》挺宪政:一、人的尊严不容侵犯;二、宪政是每个人干净的水和空气;三、拥护宪政，实施宪法;四、推进选举民主;五、践行言论自由;六、尊重信仰自由;七、实现司法独立;八、走向官民共治;第一批联署公民名单（123人）
江棋生:玫瑰梦醒 此其时也
郭道晖：当前反宪政思潮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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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权贵横行 李克强导师称“水深摸不到石头”:金融权贵横行 中共内部“水深摸不到石头”;李克强敲打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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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围城——风雨中的熊熊烈火——2013年七一大游行（一）
来源：参与 作者：武宜三 [日期：2013-07-02]
1、整个街道的人走向一致——去维园。
2、乌云密布，方向不变——去维园。
3、无惧风雨，走进维园。
4、谁勾结了这个“反华反共的帝国主义”分子？
5、暴雨下等待游行的市民
[《参与》特约记者2013年7月1日香港报道] 7月1日大游行，是香港人创造的奇迹。是香港人的盛大的节日、快乐的嘉年华，然而也是反抗的烈火——因为他们被欺骗了许多年，他们选举权利被剥夺，他们的自由受到侵犯，他们的价值被破坏。（其实，7月1日游行，从1997年就开始了，不过规模比较小，主题是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主持者是支联会。只有2003年开始，才强烈反应本土诉求，而组织者变成民间人权阵线。）
今年的7月1日已经是2003年以来的针对香港傀儡政府、针对北京独裁政权发声的第11次大游行，在3号风球下仍然有43万人冒雨走上街头。今年主题是：人民自主、立即普选；占领中环、蓄势待发。
游行队伍队伍高喊“梁振英下台”、“我们要真普选”、“反对假选举”、“梁振英是傀儡政权”、“反专制反独裁”、“反歧视”、“反官商勾结”、“反垄断”......
今年可见的是，有更多的大陆人士到香港来参加游行，表达对大陆政府的不满，而且做得大张旗鼓。
独立中文笔会和1908书社今年在金钟太古广场有一个摊位——打折卖书，其中有《七月围城》，刘晓波等笔会会员著作，各种禁书等。
独立中文笔会呼吁释放刘晓波、释放杜斌等自由作家、良心犯、宗教信仰者。号召保卫香港，守护香港的价值，争取真普选，争取不做奴隶和不再做奴隶。（武宜三撰稿并摄影）
武宜三（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总编辑、《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主编）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any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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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围城——风雨中的熊熊烈火——2013年七一大游行（二）
来源：参与 作者：武宜三 [日期：2013-07-02]
6、人的海洋，伞的海洋。
7、天桥上下，人流滔滔。
8、盛大的节日。
9、快乐的嘉年华。
[《参与》特约记者2013年7月1日香港报道] 7月1日大游行，是香港人创造的奇迹。是香港人的盛大的节日、快乐的嘉年华，然而也是反抗的烈火——因为他们被欺骗了许多年，他们选举权利被剥夺，他们的自由受到侵犯，他们的价值被破坏。（其实，7月1日游行，从1997年就开始了，不过规模比较小，主题是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主持者是支联会。只有2003年开始，才强烈反应本土诉求，而组织者变成民间人权阵线。）
今年的7月1日已经是2003年以来的针对香港傀儡政府、针对北京独裁政权发声的第11次大游行，在3号风球下仍然有43万人冒雨走上街头。今年主题是：人民自主、立即普选；占领中环、蓄势待发。
游行队伍队伍高喊“梁振英下台”、“我们要真普选”、“反对假选举”、“梁振英是傀儡政权”、“反专制反独裁”、“反歧视”、“反官商勾结”、“反垄断”......
今年可见的是，有更多的大陆人士到香港来参加游行，表达对大陆政府的不满，而且做得大张旗鼓。
独立中文笔会和1908书社今年在金钟太古广场有一个摊位——打折卖书，其中有《七月围城》，刘晓波等笔会会员著作，各种禁书等。
独立中文笔会呼吁释放刘晓波、释放杜斌等自由作家、良心犯、宗教信仰者。号召保卫香港，守护香港的价值，争取真普选，争取不做奴隶和不再做奴隶。（武宜三撰稿并摄影）
武宜三（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总编辑、《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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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围城——风雨中的熊熊烈火——2013年七一大游行（三）
来源：参与 作者：武宜三 [日期：2013-07-02]
10、抵制歌功唱红的演唱会。
11、一位康复人士要求签名：打倒梁振英，我要真普选。
12、从金钟天桥看游行队伍。
13、报道说，今天参加游行的有43万，大概没有算上天桥和马路两边的人吧。
14、民主的洪流谁可阻挡？
15、独立中文笔会和1908书社在街头推销《七月围城》。
[《参与》特约记者2013年7月1日香港报道] 7月1日大游行，是香港人创造的奇迹。是香港人的盛大的节日、快乐的嘉年华，然而也是反抗的烈火——因为他们被欺骗了许多年，他们选举权利被剥夺，他们的自由受到侵犯，他们的价值被破坏。（其实，7月1日游行，从1997年就开始了，不过规模比较小，主题是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主持者是支联会。只有2003年开始，才强烈反应本土诉求，而组织者变成民间人权阵线。）
今年的7月1日已经是2003年以来的针对香港傀儡政府、针对北京独裁政权发声的第11次大游行，在3号风球下仍然有43万人冒雨走上街头。今年主题是：人民自主、立即普选；占领中环、蓄势待发。
游行队伍队伍高喊“梁振英下台”、“我们要真普选”、“反对假选举”、“梁振英是傀儡政权”、“反专制反独裁”、“反歧视”、“反官商勾结”、“反垄断”......
今年可见的是，有更多的大陆人士到香港来参加游行，表达对大陆政府的不满，而且做得大张旗鼓。
独立中文笔会和1908书社今年在金钟太古广场有一个摊位——打折卖书，其中有《七月围城》，刘晓波等笔会会员著作，各种禁书等。
独立中文笔会呼吁释放刘晓波、释放杜斌等自由作家、良心犯、宗教信仰者。号召保卫香港，守护香港的价值，争取真普选，争取不做奴隶和不再做奴隶。（武宜三撰稿并摄影）
武宜三（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总编辑、《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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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子-文勋被逮捕，少年巨人正铸成
来源：参与 作者：郭永丰 [日期：2013-07-02]
（参与2013年7月2日讯）据微薄，大别山居三世: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监政铲腐: 熬炼中国巨人！伟大出自熬炼，他正年轻，前途满满！上帝爱他！@中产阶级画报//@张爱卿：黄文勋被捕了，骑车周游中国，呼唤宪政梦破灭了。预料之中的事。附图
黄子二十刚出头，高中毕业，身量不高，但激情满怀，热情度极高。黄子能说会道，侃侃而谈，说个没完没了。黄子对于宪政民主思想以及现实国情认识很深刻，且非常成熟。看来黄子对于走民主化道路是经过深思熟虑，坚定了又坚定的。如果他没有独立深入思考，就认识不了那么深刻到位，且行动做事的态度极为坚决执着。黄子是一个基督徒，我不认为职业的传道人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上帝所使用的人首先都是人才，绝对不是猪，这一点是最清楚不过的。黄子恰好就是这样一个人才，他被上帝使用，是专为中国民主化做工的。如今他被逮捕了，这一点不足为奇。如果当朝不逮捕他，那证明中国已经民主了，再不需要很多人才职业做民主了。
前一段时间，国保找我时说，黄文勋被广州当局抓捕拘留了十五天。我当时就想，十五天之后能否准时释放呢？果真，十五天之后，他没再被释放，而是以煽颠罪正式逮捕了。黄子正在年轻，煽颠就煽颠吧，正好可以熬炼他更成熟稳健地推动中国民主化。坐共产监狱，实际等于上民主的大学。如果做民主的人不坐监狱，准确说法，可以说不是一个最纯粹的民主人士，而能够真正引领风骚，让中国民主健康良性过渡成功。
民主不是专制，做民主正如耶稣上十字架，必须首先牺牲自己。如果都想当老大，号令他人蹲狱受苦，最终的民主也是畸形变态的，甚至又回到了新专制王朝，就像号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中国再不能反复步入专制的火坑了。中国便需要兴起如黄文勋的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共同做民主。
黄文勋显然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没有丝毫资源和动力，他必须只有高调才能获取一些帮助。否则，他寸步难行，一筹莫展，绝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果。如此说来，凡是没资源的年轻人，都应该这样高调一下，这对于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绝对是大有裨益的。
固然，凡是先天有资源的人，根本就不需要如此行动，只要在背地里做好资金的支持就可以了。也可以秘密私下雇人发传单，不断拓展民主化的成熟大空间，让全民首先迅速觉醒过来。从心底里彻底抛弃这个流氓专政的野蛮政权。
2013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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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交部前静坐请愿者被驱离 又有数十人续聚集请愿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2013-07-02
图片：在中国外交部门前连续静坐14天，要求参与国家人权报告编撰的近200名维权人士和访民，周一被大批警察包围。（博讯）
图片：十几名北京当地人士被传唤十个小时释放，其余外地访民被送到久敬庄关押。（博讯）
在中国外交部门前连续静坐14天，要求参与国家人权报告编撰的近200名维权人士和访民，周一被大批警察包围，十几名北京当地人士被传唤十个小时释放，其余外地访民被送到久敬庄关押。周二，又有数十人聚集到外交部门前继续请愿。活动组织者向本台表示，此前外交部曾表示可以会谈，但限制每次会见人数而作罢。
近200名维权人士和访民连续14天在中国外交部门前静坐，要求参与国家人权报告的编撰，要求外交部人员能够与他们对话，直到周一上午九点多，大约百多名警察到现场清场。十几名北京人被拉往派出所传唤了十几个小时，其余外地访民被拉往久敬庄关押。
活动的组织者北京维权人士曹顺利周二对本台描述了当时清场过程：
“九点警戒线拉上以后车就开过来了，警察就围过来要求大家撤离现场，处长拿一个高音喇叭对大家喊话说，请大家不要在这里久留了。后来一个警察用高音喇叭让大家听从警察的安排撤离现场，好多人围成一个人墙把我们挡住了，任何人不准擅自离开，都得进车。现场上访的大概有150-200人。北京的十几个人都给抓到朝阳的五个派出所分别作笔录，我是晚八点放出来的。”
另一位当时在现场的北京访民韦淑英表示，
“外地的不走就给他们抬了，外地的不知道是打了还是怎么了，就嗷嗷地叫唤，他们都给拉到久敬庄去了，有的都跑出来了，没跑出来的不知道啥情况。我们北京的给分到派出所作笔录，就问我们上外交部来干什么来了，说我们上那来是不对的，违反了法律了。我们这拨人最晚回去的11点才到家。”
虽然警察清场并称他们违法，但是，访民坚持要人权的决心不变，周二上午，他们又来到外交部门前静坐，继续讨公道，要人权。
周二再次到现场的曹顺利对记者说，
“外交部东面拉了四百米的警戒线，不准行人走，也不准我们过去，上午我们就一直在对面，还是等他们答复。以后再看怎么走下一步，现在底下都坐着人呢。”
本台早前曾经报道，中国的国家人权报告将在10月22日在联合国接受审议，在7月22日之前起草完毕，访民想参与国家人权报告的编撰工作，早于去年10月份就提出申请，但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答复，从6月18日开始，他们日夜坚守外交部要答复。
韦淑英表示：
“我们就是没有合法权益，我们要求世界人权组织白皮书里面要把我们这些最基层老百姓的疾苦给写进去，你不能光说好听的，老百姓的实际情况也要写一些，不能光拣好听的写。”
曹顺利说，
“上周一和周三，外交部有关人员曾与她接触表示有倾谈的愿望，曹顺利要求一个能容纳下一百多人的会议室，访民能参与其中表达诉求和愿望，而外交部却表示只可以在一个仅能容下五，六个人的信访室里轮流谈。双方僵持不下。”
曹顺利表示，
“我们想在现场的人都去听一听，人权报告是怎么编写，应该由谁参加，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人权报告落实和实施过程中有什么机会和权利，让大家都清楚一下。部里安排地方难的话，我们可以以我们的力量出去租一个会议室。退一步，我们租个地方你觉得不合适，那你租个地方我们给你付钱。”
在14天的昼夜静坐请愿中，人员最多时有两百多人，大家在酷暑和雷暴中仍然坚持不退缩，其间，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吴田丽，杨秋雨，陈光诚的哥哥陈光福等人都曾分别到现场声援。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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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门前，刘晓芳谈和外交部对话
来源：参与 作者：佚名 來源:電子郵件 [日期：2013-06-29]
（参与2013年6月29日讯）今天是6月29日，曹顺利、吴田丽、刘晓芳、葛志慧、胡大料根等人，继续在位于朝阳门南大街2号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门口等待，从6月14日开始，他们一直都在等待外交部的答复，要求参加“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要求参加“国家人权报告”的草拟。
下午3:15，笔者和65岁的老人刘晓芳女士进行了现场对话，刘晓芳说，近年来，她一直和曹顺利一起筹备这项活动，曹顺利写稿，她负责实际运作。自从开始在外交部门口静坐要求对话，她就和曹顺利、肖娟、韦素英等人轮流值班，她负责白天，曹顺利负责晚上。
谈到对话现状，刘晓芳说，目前和外交部的交涉一直难有进展，外交部指定的地方只是一个传达室，里面连个凳子也没有，简直像监狱犯人会见家属。外交部一个姓李的说，只能提供这个位置，不能提供别的地方。我们说，堂堂一个外交部，应该有能力提供更合适的地方，如果你们不行，我们可以租场地。对此，对方做了否定的回答。我们又提议，既然我们租的地方你们不能去，那么你们去租地方，只要不超过一万块，钱由我们出，他说回去商量商量。
刘晓芳说，显然，这里的问题不是有不有对话的地方，而是有没有对话的诚意，人权问题关系到每一个公民，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外交部应该让我们公民参与其中，只要解决了诚意问题，对话的地方就不是问题了。
刘晓芳还忧虑的说，从前期运作开始，我们已经走了三步，现在参与进来的访民越来越多，衔接上出了些问题，一些人把参与人权对话当成了上访，我们正在给他们做说明，外交部不答应我们的合理诉求，才造就了现状，警察动粗的话是没有道理的，今天的警车比昨天少，目前只有两辆，也没有再登记。
刘晓芳指出，我们没有违法，我们是为了如实的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反映中国的人权状况，尤其是反映访民遭遇的严重人权问题，政府应该给我们机会，我们作为中国公民有权利就《中国人权报告》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会在这里一直等下去，等待外交部给我们提供合适的对话场所。
刘晓芳手机：1316176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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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曹顺利团队要求参加国家人权报告编撰在外交部门口被清场的严正声明
来源：参与 作者：中国人权观察主席 秦永敏 [日期：2013-07-01]
（参与2013年7月1日讯）本人获悉， 2013.7.1上午9:30，坚守外交部门口要求参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曹顺利团队遭到当局清场，将北京访民抓到一辆大巴车上带到了北京工人体育场，将外地访民用四辆大巴车拉走，拉去的地方尚不清楚，曹顺利本人被拉到了一辆警车上，当局声称要找她到派出所问话。
至此，坚持了13天的外交部门口要求参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行动被当局以强硬手段终结。
应该说，这一结果并不出乎我们的预料，因为今日中国政府对待公民要求参与国家人权保障活动的态度，不是由国际社会决定的，也不是由理由是否充分决定的，而是由官民之间的角力现状决定的。
面对这一令人沉痛的现实，我首先要求当局尊重曹顺利团队和全体参与这次行动的访民的基本人权，不得对他们进行非法关押，其次，我敦促当局仍然考虑曹顺利团队的要求，给予他们对话的机会，第三，我要求当局听取曹顺利团队的意见和建议，把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吸纳进国家人权报告。
根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规定，联合国192个国家都有义务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本国的国家人权报告，按照联合国的安排，今年10月22日，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中国国家人权报告的日子，中国应该提前3个月，也就是在此之前的7月22日，把中国国家人权报告提交给总部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自6月19日始，曹顺利团队作为上千万访民的代表，坚守外交部门口要求参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由那时起，这些维权人士开始在外交部门口24小时全日静坐，要求参与外交部国际司人权处4年一度的人权报告编撰工作。到今天，也就是7月1号，该行动被当局硬性打压下去。
本人认为，中国的“国家人权”问题，光由政府包办是永远也无法改善的，人权是关乎每一个人的大事，一个不受制约的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国家人权”问题，国家的人权问题必须由政府和民间在即博弈又合作的情况下一步步解决，首先是政府必须受民间制约，才可能开始解决，在政府可以为所欲为的情况下，政府本身就是人权问题或者更直白的说人权灾难之源。
因此，曹顺利团队勇敢地站出来要求参加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要求参与国家人权报告编撰，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是勇于承担公民责任的体现，是中国改善人权的希望所在。
但是，我也要指出，仅仅有曹顺利团队，仅仅有其代表上千万访民站出来要求参加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要求参与国家人权报告编撰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有十三亿人口，访民人数再庞大也只占全体公民的零头，尽管他们是中国社会遭受人权侵犯最严重的群体从而使他们在争取人权的表现上最坚决，但是他们的情况太特殊，他们发起的人权活动在社会上也就缺乏广泛性，且不具又有可泛化性，能对政府形成的制约作用是极为有限的，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他们的行为符合当今世界和中国人民的需要，充分体现了历史必然性，是伟大的历史创举，但是，却因为力量对比极为悬殊而必然惨遭失败。
反过来说，我更要指出，要求参加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要求参与国家人权报告编撰，应该是全中国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和责任，尤其是中国知识界、教育界、文化界、法学界、律师界以及民间NGO尤其是人权组织的权利和责任！没有全体公民，首先是知识界、教育界、文化界、法学界、律师界以及民间NGO尤其是人权组织的勇于承担责任，广泛参与其事，中国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是制定不好更落实不了的，国家人权报告的编撰更只能成为歌功颂德、文过饰非、掩耳盗铃的工具。
人权是关涉每一个人的事情，关键时关涉每一个人的生死存亡。当刘少奇把高岗、彭德怀的人权一个个非法剥夺时，下一个就轮到了他自己，即使毛泽东，当他作为口衔天宪的“千古一帝”把自己的同僚的人权非法剥夺时，下一个就轮到了他的老婆！可想而知，如果今天中国的统治者继续把国民的人权非法剥夺下去，那么，历史的终审中他们自己也难免步齐奥塞斯库、卡扎菲之流的后尘。
因此，为了我们自己的人权不受侵犯，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承担这个国家的价值建构、承担着这个国家的道义担当的知识界、教育界、文化界、法学界、律师界以及民间NGO尤其是人权组织及其个人，都应该学习和效法曹顺利团队，勇敢地站出来参与要求参加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和国家人权报告的编撰。
与此同时，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为了自己的最终利益，为了自己的良知，也为了跟上世界历史的进步或者说不被历史所唾弃，也应该具有认可人权原则、和全体公民一起来按照当代国际标准捍卫人权的明智！
就我本人来说，目前还在大力发起《开展政治对话，力争和平转型》的公民运动，故有必要说明，对话权利是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对话也是确保国家向宪政和平转型、避免战乱流血的最佳途径，曹顺利团队要求和当局对话，是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表率，而当局没有以此为契机打开与民间平等对话的门缝，应该说也是它们的极大遗憾，因为严重的访民问题早已昭示中国很可能由此走向天下大乱，唯有和民间对话才能化解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卸任总理温家宝已经一再给当局敲响警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当局任凭一个个对话机会错过，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民间不和当局对话了。因此，官民平等对话从今天看好像是当局的恩赐，从历史看却是公民在挽救当局使其免于“覆舟”！
终上所述，第一，本人要求当局善待曹顺利和她的团队，要求当局接受曹顺利团队的合理要求，第二，本人呼吁全体中国公民、首先是知识界、教育界、文化界、法学界、律师界以及民间NGO尤其是人权组织及其个人都来效法曹顺利团队，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自己的人权责任，第三，本人呼吁当局为了切实的按照联合国人权公约行事，也为了其本身的长远利益，不失时机的和民间开展人权对话乃至全面的政治对话。
中国人权观察主席 秦永敏 2013.7.1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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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华人联合签署《公民宪政共识》挺宪政 张汝儁 來源:電子郵件 [2013-6-27 17:05:02]
我们作为公民，尽管有自由民主宪政，社会主义宪政和儒家宪政等分歧，但为了维护自己作为人的尊严，都希望建构适合文明生活的宪政秩序。有人说宪政就是反社会主义，还说中国只需要宪法不需要宪政，但众所周知，当年没有宪政的宪法甚至没能为被迫害致死的国家主席提供保护。只有宪政，才能防止历史上的暴政重演。为此我们特声明如下共识：
一、人的尊严不容侵犯
每个人都有不可侵犯的内在价值与尊严，建立国家的目的是更好地尊重与保护之。
每个人都有权利生活在健康与清洁的自然环境下，以正当手段追求自由与幸福。
每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与安全都应当受到尊重与保障，任何人或机构都无权剥夺。
每个孩子都有权利接受平等与免费的义务教育，在健康的生活环境和自由的教育环境下获得人格的全面发展。
每个人都应当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争取教育和工作机会，任何人都不得因户籍、性别、种族、阶级、党派、信仰、财富、家庭背景等与个人能力不相关的因素而遭歧视。
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关心公共事务并参与选举。一个正常的国家应当由理性形成的公民意见引领公权力，而不是由公权力主导民意；应当由公民来训导公权力，而不是由公权力来训导公民；应当由公民监督公权力而不是公权力监控公民。
我们珍视自己的权利与尊严，也同样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尊严，不为蝇头小利做不义之事,更不为自私利益行害人之恶。尊重他人是自我尊重的题中之义。真正的公民社会就是公民之间达成共识、相互尊重的共同体，宪法就是体现这一公民共识的社会契约，宪政秩序就是这一共同体内在的和最高的秩序。
二、宪政是每个人干净的水和空气
在一个没有宪政秩序、拒绝依宪执政的国家，我们的一切权利和尊严都没有保障。如果公民的选举权得不到保障，人民因为选举无意义而不参与选举，选举就徒托空言，那么民意代表就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发挥立法和监督政府的作用。公权力不受民意监督，就不能代表公共利益，就必然为少数人所绑架，并以损害公共利益的方式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在这样的国家，我们会发现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多么的奢侈。公权力拥有不受制约的合法或不合法伤害权，普通百姓的个人命运则取决于公权力反复无常的偏好；一个人仅仅在微博上转发一则批评言论，就可能被劳教甚至判刑。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安全只是侥幸，活着只是幸存，哪有“尊严”可言？
在这样的国家，我们也根本无力保卫自己的合法财产与收入。我们的土地或住宅随时面临强行征收或拆迁，为的是“土地财政“和官员“政绩”甚至腐败，而受害者毫无法律救济之途，不得不辗转于了无尽头的上访之路。公权力可以不经我们的同意，任意搜刮我们的腰包。我们的政府成了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而提供的却几乎是世界上最少和最差的公共服务。我们作为纳税人支付的庞大公共税费，却常被用于任意侵犯公民自由的“维稳”以及五花八门的政府及官员个人挥霍，而非嗷嗷待哺的环境治理、食品安全、义务教育、医疗保险、贫困救助等公共福利。
在这样的国家，我们的孩子从小生活在一个机会不均等和充满歧视的丛林社会，公权力行使过程中的虚伪、欺诈和暴力及由此造成的种种社会不公成了人生的基本示范，从小培养自私、犬儒、暴戾、投机钻营的极端性格。
在这样的国家，不对国民负责的经济发展模式片面追求GDP数字和出口贸易，无异于另一场规模更大的砸锅卖铁的“大跃进”，在剥削国民廉价劳动力的同时耗竭了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造成不可遏制和永难修复的环境伤害，直接威胁每个人尤其威胁子孙后代的基本生存……
总之，这是一个因没有制约而失去均衡、进而持续走向倾覆的社会，而一切危机的总根源就是宪政秩序缺失导致的公权力失范。反宪政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纵容失范的公权力遭到更加无法无天的滥用，并对国民基本利益进行更大规模的野蛮剥夺，最后连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和水都出现了危机。由此足以证明，反宪政就是反人类，就是对我们民族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最大损害。
三、拥护宪政，实施宪法
不可思议的是，恰在善良公民为救治社会弊病而孜孜以求宪政之时，反宪政的浊浪突然排空而起。在少数偏狭文人的喧嚣中，执政党乃至整个国家都被定位为现代宪政文明的对立面，理性温和的宪政主张则被构陷为“反党” 、“反社会主义” 。这些言论有违基本常识和逻辑。
在此，有必要申明我们的公民立场。作为公民，我们对国家利益有独立而清醒的认识。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不是别的，正是宪政框架之下的公民合法权益，也就是无条件地全面落实和保护公民权利。惟有宪政才是治理中国病的对症之药，惟有还政于民、还权于民、还利于民的宪政，始能让每个人过上自由、安全而有尊严的生活，进而纾解民怨、提振民气，并恢复国家之元气。
我们理解，中国的现行宪法确有诸多不足，但是我们认可这部宪法具体条文所昭示的宪法至上和尊重人权的基本精神，并敦请执政党与政府尊重宪法精神，真诚履行自己的宪法义务，自觉接受宪政秩序的约束。执行宪法是政府和公民的共同底线。宪政大业固然需要持久的努力，而宪政转型的大方向不容否定，制定宪政进程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亦刻不容缓。
我们认为，宪法规定的如下权利与原则尤其重要，并将身体力行推动其实施。
四、推进选举民主
参选立法机关的民意代表和行政机关的领导人，是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更是公民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是否主动关心政治并参与选举，是鉴别一个人是公民还是臣民的主要标准。一个国家是否有足够多的公民参与选举的自由空间，直接决定了选举的真实性；而选举是否真实，则决定了国家的根本性质以及政府和人民的基本关系。每一个公民都应以负责任的态度投票，公民参与选举的权利不应受到任何非法限制或干预。只要符合法定条件，任何享有被选举权的公民都可以作为候选人，候选人的资格与活动自由不应受到任何非法限制或干预。
财政与政务信息公开是宪政秩序的重要构成。公民有权依据信息公开的相关法律或法规，要求政府公布详细的财政预算和开支情况，并要求官员公布其个人和家庭财产状况。
五、践行言论自由
言论、新闻、集会、结社自由是公民尊严的题中之义，也是制约公权力、实现长治久安的基本保障。只要保证言论自由、信息充分，公民就能走向道德与心智成熟，并有能力用独立思考对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作出理性判断。在网络时代，言论的主动权掌握在个人手中，身为公民没有理由对公共事务保持沉默。公民既有权利通过正当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也有义务尊重别人的表达自由。公民的言论自由——尤其是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不得受到政府的剥夺或限制。
新闻与出版自由是社会理性的基础，不得受公权力的压制。一旦公权力控制了新闻出版，必然挪用舆论公器为自己服务，对国民进行系统的信息欺诈和精神控制，进而扭曲他们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助长封闭保守、妄自尊大、逃避现实和激进民族主义等非理性心态，并使整个国家陷于癫狂之中。这方面，国人已经付出了太多血腥惨痛的代价。要让中国社会回归正常，必须打破新闻垄断、取消舆论管制。
六、尊重信仰自由
道德修养与宗教信仰不仅是人性的内在需求，也是文明得以建立与维系的基础。对宗教的偏见与排斥是社会道德低落的重要原因，宗教与道德只有在信仰自由的土壤里才可能健康发展。
政府有义务维护公认的游戏规则和程序正义，而无权干预公民的精神生活。政治与宗教必须分离，政教不分只能让政治与宗教同时走向堕落。在不同信仰面前，国家必须保持平等中立的世俗立场。除非宗教活动明显违反国家法律，国家不得干涉宗教活动自由。
七、实现司法独立
独立的司法是社会理性的寄托和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也是政府合法性与公信力的基本保障。司法必须独立于立法和行政、特别是摆脱一切政治团体的控制，成为纯粹说理和依法断案的场所。法官的人格独立应受到制度保障，一切影响司法公正的权力干预和腐败行为都必须受到严格禁止。
八、走向官民共治
“公民”是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开放范畴。公民不仅包括正当行使政治权利的平民，也包括正当行使国家权力的官员。事实上，官员本应以身作则，做普通公民的表率。但是一个在权力不受宪法约束的体制下，掌握实权的官员面临巨大诱惑，很容易堕落为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侵吞人民利益的罪犯，沦为中国社会最没有伦理底线和尊严感的职业。
我们以公民与同胞的名义，奉劝所有掌握或自认为有机会接近国家权力的人，现在是认真对待自我尊严的时候了。人永远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机会，任何人都没有必要把自己变成窃取国库的盗贼或他们的从犯。如果一味敌视宪政秩序，放纵自我沦陷，等到权力滥用给我们民族带来无可挽回的灭顶之灾，那么天怒人怨，暴力的掠夺必将迎来暴力的反叛和历史的无情审判。回归宪政，回归公民的行列，回归有尊严的生活，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成长中的中国公民社会一定会拥抱你们。
以上是我们作为公民的共识和信念。我们不针对任何部门，而是面向每一个公民。我们对任何公民都没有敌意，只有一个出发点——为了所有人的尊严。基于善意，基于公义与爱，我们平和而谦卑。我们知道，通往宪政的道路充满了艰险和曲折，但我们不会动摇，求仁得仁，无怨无悔，义无反顾。我们深信，自主的公民是一切健康的社群、组织和国家的基础。与其在权力的奴役下苟活一世，不如力争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就在这份文本即将收尾之际，厦门公交爆炸案不期而至。这是悲剧，更是警告。我们正在和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危机赛跑。我们别无退路，惟有一往无前。我们坚信，宪政中国一定会到来，宪政的阳光一定会照临和救赎这里的每个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也无论是怀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儒家和道家等世俗信仰还是信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其它宗教信仰的中国人。
第一批联署公民名单（123人）：
冯崇义，悉尼，历史学博士，悉尼科技大学，学者
苏小玲，北京，作家、媒体人
阿 森，墨尔本，自由撰稿人
安兴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
蔡 霞，北京，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蔡淑芳，香港，公民 蔡詠梅，香港，杂志编辑
曹思源，北京，宪政学者 陈桂棣，北京，作家
陈奎德，华盛顿，哲学博士，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
陈树庆，杭州，公民 陈行之，北京，作家、学者
陈子明，北京，《北京观察》，学者
陳忠和，阿姆斯特丹，公民同城圈推广团队负责人
成斌麟，奧斯陆，《变局策》作者，社会学研究学者
程静平，悉尼，政府公务员 春 桃，北京，作家
程巢父，上海，胡适、陈寅恪研究学者
储成仿，北京，法学博士，政论作者
杜 光，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学者
段 跃，北京，自由编辑 朵 渔，天津，诗人，独立学者
傅国涌，浙江，独立历史学者
高长云，北京，自由职业者 巩 磊，山东，独立作家
巩胜利，北京，独立学者 郭永丰，甘肃陇南，自由撰稿人
郭于华，北京，清华大学，教授 郝 建，北京，学者
何 频，纽约，明镜集团，学者 何清涟，普林斯顿，经济学者
胡 平，纽约，学者 胡石根，北京，独立学者
黄馨莹，北京，影视公司文案 黄秀辉，广州，民间学者
江南梅，浙江，《现代金报》，媒体人
江天勇，北京，律师 孔令平，重庆，独立学者
李国蓓，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公明，广州，政治学博士，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李 南，北京，编辑，诗人 李天明，加拿大，人权义工
李伟东，北京，独立政治评论员、学者
李银河，北京，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李一平，温哥华，《变局策》作者，法学研究学者
黎雄兵，北京，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梁 丽，黑龙江，个体经营者 林明理，温州，中学教师
刘建军，北京，环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健清，天津，南开大学，教授 刘明江, 山东，教师
刘晓原，北京，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泽华，天津，南开大学，教授 吕德安，北京，诗人、画家
马小鹏，成都，律师 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经济学者
牟传珩，青岛，独立时政评论人 慕容雪村，成都，作家
浦志强，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秦 晖，北京，清华大学，教授 秋 风，北京，学者
任协华，江苏，作家，诗人
荣 剑，北京，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兼职研究员，学者
沙叶新，上海，作家 沈 彤，纽约，政治哲学学者
孙大午，保定，企业家 唐继无，上海，出版人
唐荆陵，广州，法律工作者 田奇庄，邯郸，独立撰稿人
王 策，马德里，政治学博士，学者
王 康，重庆，陪都文化有限公司，学者
王 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
韦 石，纽约，博讯网创办人，媒体人
魏 克，北京，诗人，作家，职业漫画家
吴苦禅，浙江台州，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
吴祚来，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
武宜三，香港，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总编辑、《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词典》主编
五岳散人（姚博），北京，独立时政评论者、专栏作家
齐家贞，墨尔本，自由撰稿人、作家
笑 蜀，广州，《炎黄春秋》杂志编委，媒体人
夏业良，北京，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
肖国珍，北京，律师 肖雪慧，成都，学者
徐友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
徐 灿，北京，长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许 晖，大理，自由作家 许志永，北京，法学博士，公民
晏 英，太原，公共管理学博士，山西大学，学者
鄢烈山，广州，《南方周末》，媒体人
杨恒均，广州，政治学博士，独立学者、作家
杨 光，湖北，独立学者 杨建国，北京，公民
杨建利，华盛顿，政治学博士，公民
杨继绳，北京，新华社，学者 杨子立，北京，NGO工作者
野 渡，广州，作家 野 火，佛山，自由撰稿人
叶匡政，北京，诗人 易秋野，郑州，国企工人
俞梅荪，北京，独立学者
于向真，北京，中国儿童报主任编辑
袁 刚，北京，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
展 江，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张博树，纽约，哲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兼职教授，宪政学者
张成觉，香港，学者 张 伦，法国，学者
张 鸣，北京，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 朴，英国，作家 张铭山，山东，作家
张千帆，北京，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张拓木，湖北，互联网工作者 张小刚，悉尼，自由撰稿人
张星水，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幼南，扬州，媒体人 章龙飞，北京，媒体人，独立学者
赵 俭，扬州，教育工作者 赵士林，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钟锦江，悉尼，电工程学博士，独立学者
周力军, 河北，作家，编剧 邹幸彤，香港，NGO工作者
朱大可，上海，政治学博士，同济大学，教授
朱欣欣，石家庄，自由撰稿人 朱学勤，上海，上海大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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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梦醒 此其时也（江棋生）
來源:電子郵件 2013-06-28
警察在天安门广场巡逻戒备。 （法新社资料图片）Photo: RFA
中国社会上的宪政言说和宪政要求，虽然比较边缘化，但它们的存在，已经有些时日了。一直以来，官方对其所采取的态度是：不搭理、不回应。
我认为，在理论上或逻辑上，官方还可有另外两个选项：
一是像把玩“民主”、“法治”那样，给宪政也戴上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从而将“社会主义宪政”作为一党专政的最新饰品，以充政治公关之需。
二是干脆亮明旗帜，反对宪政、拒绝宪政，将宪政言说列为禁忌。现在可以确认：从《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中国梦 宪政梦”胎死腹中发端，到5月下旬以来主要官媒连锁发力炮轰“宪政”，这一态势清楚表明，官方已将上述第二选项作为其应对之策点击实施了。
在整整一年前写成的《宪政共识依然有待建立》一文中（自由亚洲电台2012年6月29日播出），我曾经坦率地表达过自己的纳闷：“这类政体高唱建设‘无产阶级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已近一个世纪，从反对市场经济到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已20余年，却不知为何时至今日，仍然没给宪政行加冕礼，给它带上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让宪政与社会主义实现‘有机结合’，从而践行‘社会主义宪政’之伟业。我猜测，他们不是谋定而待动，而是举棋不定。
我进一步猜测，举棋不定的原因是，他们也在琢磨：这种反对三权分立和剥夺反对党存在权利的、一把手说了算的‘宪政’，还能好意思称其为宪政吗？”如今谜底揭开了，他们不再举棋不定，而是拿定主意了。在来自西方的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宪政这五个核心理念中，官方先后策略性地借用了其中的四个，但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理念——宪政，决不能再借了；不仅不借，而且要在一党专政的“上甘岭”上，以“三个自信”全力构筑抵制宪政的防火墙，将冷战的残韵弹奏到底。
应当说，中国官方的这一立场，与世界上其余四个通过宪法明确宣布自己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像中国一样，朝鲜、老挝、古巴和越南都有宪法，但都决不自称是宪政国家，尽管他们都大言不惭地自称是民主国家。例如，朝鲜自称是“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与此相一致，世界上一百多个宪政国家中，也没有一个国家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难怪郑志学要说：“宪政”主张就是要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党建》杂志，2013年第6期）。
当今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政权，总共只剩五个了，称之为濒危政权，可谓恰如其分。那么，这类珍稀政权除了各具特色之外，它们的共同本质特征是什么？我认为，对它们本质特征最为贴谱的概括，当推“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不搞两院制，不搞私有化。在这里，我将吴邦国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示的“五不搞”作了一点小变动。
显然，任何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能看到，上述“五不搞”中的一党享有垄断执政特权，反对党不能合法存在；不通过自由、公正的大选来产生民意代表；不分权制衡和司法不独立，就是为权力的不受制约和限制大开绿灯，从而势必与宪政迎面相撞、格格不入，水火不容。顺便说一句，中共建政以来前后两个30年，尽管存在显著的不同之处，但它们共同的本质特征就是“五不搞”；在这一根本点上，它们决不互相否定，而是一脉相承，抱团肯定。
倘若有人叩问：地球上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主义？我的答复是：它就是“五不搞”主义，也就是反宪政主义。这一主义不仅在制度实践上具有刚性特征，而且冠冕堂皇地为这些国家的宪法所背书。历史和现实都一再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灵魂和核心，就是其序言和条文所首肯的“五不搞”；这类国家官方嘴里的依宪治国，其第一要义就是依“五不搞”治国。至于宪法条文中写上的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的自由；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等等是干什么用的，你懂，我懂，地球人都懂。
我手头正好有一个最新的案例，可用来说明中国宪法第35条有多弱势和疲软，而中国刑法第105条第2款，其毒焰和淫威又是多么嚣烈。江苏常熟的顾义民先生依宪法第35条行事，纪念林昭，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希望了解六四事件真相，何错之有？何罪之有？！但是，警方以“五不搞”的御林军——刑法第105条第2款为依凭，给他扣上“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吓人帽子，于6月2日将顾义民刑拘，并于6月14日将其逮捕。在这一最新案例中，践行宪法权利的顾义民遭遇宪法灵魂“五不搞”的狙击而中枪；他被关进常熟市看守所铁笼子的残酷事实，为习近平“宪法的生命与权威在于实施”给出了相当权威的注解。
在这场不期而至的反宪政风波中，有一点比较突出，那就是春秋笔法不多，论战各方都力求把话挑明，把纸捅破。我认为这是好事一桩。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就是想把话挑得更明些，把纸捅得更破些。我要直言不讳地说，“五不搞”之下决无宪政，“五不搞”之下人的权利和尊严决无保障；要宪政，要权利，要尊严，就是要将反宪政的“五不搞”变为宪政之“五要搞”——要搞多党轮流执政，要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要搞三权分立，要搞两院制，要搞私有化。这个“五要搞”，加上要搞联邦制，正是《零八宪章》之精义。20多年前，当前苏联、蒙古和东欧国家从“五不搞”走向“五要搞”之际，就是它们从反宪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宪政国家之时。有迹象表明，在硕果仅存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越南可能会率先迈开步子走向“五要搞”——不妨让我们拭目以待。
六四事件24年来，在中国这片历尽沧桑的土地上，总是有人对铁心奉行“四个坚持”、“五个不搞”的统治集团心存幻想，时不时地将“党内民主先行论”、“法治先行论”和“宪政先行论”这类乌托邦构思、童话式想像，一厢情愿地当成可操作的方案拿出来，乐此不疲，难以自拔。他们中的一些人，企盼“大陆蒋经国”的情结浓得化不开。盼邓经国不成，就盼江经国；盼江经国没戏，就盼胡经国；盼胡经国告吹，就盼习经国。试想，如果这一次官方不是撕破脸赤裸裸地反宪政，而是笑嘻嘻地让胡锡进们将中国梦诠释为“五不搞”前提之下的“社会主义宪政梦”，真不知还会有几多骚人墨客吟诗作赋，几多文学大师争相抄录，几多善谋之士漏夜献策？
我真诚地希望，这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反宪政风波，能使那些还“做着渐进改革玫瑰梦的人”（王天成先生语，参见其力作《大转型》第159页，香港晨钟书局出版，2012年5月）真正清醒过来，挥别梦幻，驱离恐惧，在临近大变革前夜的中国，以勇于和善于进取的精神气质，发现和释放自身的潜力，成为推动民主宪政大转型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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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道晖：当前反宪政思潮评析
作者:郭道晖 发布时间:2013-06-12 11:20 点击: 22926次
自由亚洲电台《不同的声音》就上述现象，独家采访了与会的中国法学泰斗郭道晖教授。
本文是作者先后在清华大学、湖南大学、湘潭大学等高校论坛、讲座上的发言稿的综合
最近党刊《红旗文稿》发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的一篇长文《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认为“宪政”姓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谁主张实行宪政，谁就是要“整体改变国家的性质和基本制度”，实行西方资产阶级专政。《环球时报》的环球网也发表社评，声称鼓吹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最新一期《党建》杂志发表了署名“郑志学”的文章《认清“宪政”的本质》，更具杀气地诬称：“宪政”主张的指向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联系到网上传出的某号文件和所谓“七不要”等等，看来一股反改革、否定82宪法之风正在袭来，火药味十足，引起知识界理论界的惊诧和反弹，群起质疑、反驳。
其实，这种思潮早已有之。一段时期以来，“宪政”一词就是禁区。就像上世纪80年代初期把“法治”“人权”“市场经济”都贴上姓资的标签加以批判否定一样（后来总算承认它们的普适性而入宪）。现在又在宪政上做同样的文章。有一位论者宋鲁豫早先也发表过一篇《中国的宪政派何以误国误民？》的文章，对一次宪法研讨会上学者们强调的“政治改革刻不容缓、民主宪政势在必行”等主张大加挞伐，居然声称“中国越民主化就越会导致权威崩溃”，“损害当今的高度集中的威权统治，造成国家四分五裂”。这道破了他们反宪政以维护旧体制的真实用心。
这几篇思维陈旧、逻辑混乱的文章虽然不值一驳，但由于它包着理论外衣和官方社评的身份，因而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不是几个人一时冲动，而是顺应了当前某种政治意向，企图造成一种高压舆论，左右政局，误导改革，使之陷入反民主反宪政的“邪路”。如果说人们对当前政局和未来走向还摸不清看不明，那么杨女士和郑先生等人的文章所坦露的真情实意，就有助于我们略窥底细。面对这种思潮，我认为理论界不容沉默。
郭道晖（资料图）
这一思潮的实质——名是反宪政，实是反现行宪法。
什么是宪政？20年前我就发表过一篇《宪政简论》的文章（载北京《法学杂志》1993年第4期），认为宪政是以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为原则，以保障人权和公民的权利为目的，创制宪法（立宪）、实施宪法（行宪）、遵守宪法（守宪）和维护宪法（护宪）、以及发展宪法（修宪）的全过程，简言之，宪政就是依宪执政和依宪治国。宪政又称宪治。
就字义而言，在英语中，宪法是Constitution，宪政是Constitutionism，后者多了一个后缀语“-ism”，表明它不只是一种文本，而是一种“主义”和理念，宪政是体现和实现宪法精神实质的善政。宪政的理念有三要素——人权、民主与法治。
宪法与宪政本是文本与理念、形式与内容、宪法规范与宪法实施的关系。习近平近年说，“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最近又说，宪法的生命与权威关键在实施；还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凡此等等，实际上道出了宪政的基本要素。
杨、郑诸文却故意将宪法与宪政割裂，杜撰二者是姓社姓资的对立。古今中外同一个国家哪有其宪法姓社、而其宪政姓资的道理？这种不顾事实的二元论，其逻辑的混乱，实不堪问。
其实，说穿了，他们表面上反宪政，指斥所谓宪政姓资，实际上是否定我国现行82宪法中蕴含的人民民主与人权、法治因素；也违反党的十八大强调要运用法治思维治国理政的精神，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人治、党治的习惯思维，来观察和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他们反“资”是假，维护权贵资本主义是真。习总书记有关宪法与宪政的精粹箴言，言犹在耳，就受到这股反宪政思潮的挑战。他们本意在跟风拍马，攀龙附凤，不料却帮了倒忙，打了别人的嘴巴。
我们且看看杨文中列举的所谓宪政五大“罪状”，即她所谓同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相对立的“西方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究竟同我国宪法的规定有什么“本质”区别。
1.所谓“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是资产阶级宪政的基础”
我国82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11条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何况现今我国企业很多是“混合经济”，既有国有股，也有私人股，还有外资股。它们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都很难说。民营经济为国家提供的ＧＤＰ和税收，占总体的大半以上。有的地方（如浙江某市）私营经济几乎达到100%。可见，市场经济也是我国宪政的基础要素之一。对市场经济的否定，就是否定改革的成果，违反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基础事实，也是否定82宪法的原则规定，是违宪的。这种否定民营的市场经济的理论也不过是推行“国进民退”，企图为权贵资本所垄断的经济开路。
2.所谓“宪政实行的是议会民主政治”，所以姓资
各国实行的议会制虽因国情不同而有差别，但其基本特征都是代议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也是一种代议制。它是泊来品，不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是借鉴了资本主义的文明。
在这一条里，杨文着重向我们论证中国人大制度与“资产阶级宪政”的区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需要多党竞选得来，而是“革命胜利的成果”——亦即“打天下者坐天下”是天经地义的。这是一种陈旧的、反民主法治的封建小农思维逻辑。
在新中国建国前，共产党作为革命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其正确的纲领、路线和立党为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为人民立功的实践，曾经赢得人民的高度信任、拥护，不需要经过法律程序，就可以在政治上起领导作用（但不是作为全国的执政党执政）。夺取政权以后，成为执政党，则要经过法律程序，由人民来选举，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才能成为国家主席、总理、政府各部委负责人，才具有合法性（即使只是走形式也罢）。
有人说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宪法规定的。宪法从序言到条文都没有这个规定，没有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天然的、永久的执政党”，只在宪法序言中以历史经验的表述方式肯定了党的领导；这种“领导”或许可称为“领导党”，与作为“执政党”是有区别的，前者基于人民的自觉拥戴，后者则必须经人民选举。即使在建国初尚未建立人大制度时，我们党也不是根据“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原则自行执政，而是在建国前夕通过当时已成立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正式选举。1954年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定宪法以后，更是经过每五年一次的换届选举，共产党执政才有合法性。正如党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中指出的：“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主持草拟决定的中央领导人指出，《决定》提出的这一“精辟论断”，是基于“深刻汲取了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内的外国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实际上也涵盖了民主宪政国家的政党制度的普世精义。
杨文所谓我国人民民主制度与西方宪政的“本质”区别是中国共产党无需经过多党竞选，其上台执政“有不容质疑的合法性”，这是无视、否定人民的选举权、选择权，也是对82宪法的有关规定的背弃。
3.所谓资本主义宪政实行三权分立；中国人大制度实行“议行合一”
这也不符事实：所谓“议行合一”，是指经委员会议决后由同一主体（各委员）去执行。巴黎公社是如此；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也有些类似，它既是立法机关，也是执行机关：委员会立法或作出决议之后，由各委员（多身兼总理、副总理和各部部长）以政府委员的名义去分头去执行，可说是“议行合一”体制。建立人大制度后，就不再如此了（不能以人大名义去执行）。再则，我国虽不实行三权分立，但国家权力之间也有、而且必须有一定的分工。人大可以作出决定和立法，但人大并不能也不应去包办代替行政和司法机关行使行政权和检察权、审判权。
“没有分权就没有宪法”。建立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是防止权力专横和腐败的普适经验，也是世界各民主国家的宪政通则。它主要是调节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分配和防止权力腐败的一种自我抑制的政治机制，而非决定国体的根本政治制度。统治者要统治人民，不是靠权力分立，而是靠整个统治权力的合力，即“人民主权”或某阶级的专政。权力分立还是权力集中的体制，并不是区分政权的阶级属性的准据。秦始皇的专制是高度集权的，先秦时期的封建制度则是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当代西方国家如美国是三权分立，但司法权至上（最高法院可以进行违宪审查，宣布议会通过的违宪法律无效）。英国却是“议会至上”（政府内阁参加并主导议会，议会立法位阶最高，其上议院还是具有审判职能的衡平法院），法国是行政权至上，瑞士则是三权合一，中华民国时期是实行孙中山的“五权分立”，各有千秋。即使我们“决不搞西方三权分立那一套”，也不能否定权力的必要分权与制约。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已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互相制约又互相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三权不但是指党的有关权力，而且也涵盖了国家立法（决策）、行政（执行）和司法（监督）三权，只是变换了一个更广义的分权制衡的概括说法而已。
问题更在于，杨文所谓人大制度与三权分立的本质区别是：人大是置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直接背离了82宪法的修宪精神。82宪法是继承、发展54宪法、否弃75宪法的产物。82宪法重要亮点之一恰恰是它将75宪法原条文中“全国人大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权力机关”的规定，删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这个定语，从而初步在宪法文本上摆正了党权与国权的关系，排除了党政不分、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凌驾于国权（人大）之上的宪制谬误。
82宪法还恢复了过去54宪法比较正确的做法，把“坚持党的领导”写在序言部分，而且只是以表述历史经验和今后愿景的方式予以肯定，而不是像75宪法那样作为宪法的条文加以规制。宪法序言不同于宪法条文，前者只是一种宣示，一般无强制力；后者则具有规范性、强制性。82宪法如此处理，是符合宪政原则的。至于在宪法序言中具体确认某个政党的领导权是否合适，另当别论。
以上所论，只是强调共产党在权力位阶上、组织上不能凌驾于人大组织和人大权力之上，成为比人大更高的国家权力机构；并不因而排斥执政党对人大的具体工作的政治指导作用，也无否定政党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意思。任何现代民主国家都必须有政党的领导，宪政国家必须实行政党政治，否则就不可能集中反映人民或某个阶级、群体的意志。问题在于，怎样理解这个领导力，怎么去领导，是搞党政不分，以党治国？还是实行民主宪政？关于以党治国，邓小平在1941年就批判过，指出那是国民党的遗毒在共产党里的腐朽表现。（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0—12页）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党领导的问题，而在于什么样的党和怎么去领导问题。
郭道晖：当前反宪政思潮评析(2)
作者:郭道晖 发布时间:2013-06-12 11:20 点击: 22927次
4.倡言司法机关不但要在政治上、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这是把党置于直接违宪的境地，是退到反右前后的历史错误。195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向中央报送的《关于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中提出：“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不仅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党对审判具体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指示和监督。”（转引自《董必武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75页）这种片面的或错误的观点和做法，也早已在上世纪60年代受到刘少奇严词批判。他指出：“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0～452页。）
应当指出，这种“组织上”也“领导”司法的提法，貌似强调遵从或“加强”党的领导，实际上势必将执政党置于违宪的境地：因为所谓“组织上”也服从党委的领导，否定了司法机关是经人大选举产生，要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并独立行使职权的宪法原则。
应当指出，有些人（特别是那些专横腐败的权贵们）之所以抗拒和否定司法独立，内心的潜台词是：如果司法不受他们指挥了，他们就可能不得不坐到被告席，接受人民的正义审判。
5.所谓“人民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军队接受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反对军队国家化
这种命题同样是直接违宪的。75宪法规定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军队”，82宪法扬弃了这个党政不分的规定。我当时在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工作，被派去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的会议联络员，与闻其事。得悉82宪法草案前所未有地单列一节（第三章第四节）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是邓小平的重要建议。这个“中央”就是指国家军委，这一节的第一条（宪法第93条）即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这也就是指全国人大选举产生的国家军委是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宪法还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其每届任期同全国人大相同。在宪法确认的全国人大职权（62条）中，也规定由全国人大来“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同一条还规定全国人大“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则“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戒严。”这些涉及动用军队的重大权力，都属于全国人大及经它选举产生的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此外，在宪法总纲第五条还特别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宪法的这些规定，都明示了军队的国家属性和军队由全国人大及其国家军委集体领导。军队要对全国人大负责，亦即要受国家宪法的约束和全国人大的领导。这些规定是参与制定82宪法的人的重要共识和宪政意识的提升。
当然，在我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时受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即所谓“一个实体，两块牌子”。强调人民解放军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必要性，是基于历史和现实某些原因，但不能据此排斥或否定军队属于国家的宪法原则与规定。所谓“绝对领导”者，即排斥任何其他机关的领导。那种“反对军队国家化”的言论，是无视我国宪法的规定和宪政精神，也不符合我国军队是受国家财政和纳税人供养、本已属于国家的事实。这种“反国家化”的言论或许出于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的“好心”，实际上却在帮倒忙，把执政党置于违宪境地。
此外，杨文无法回避宪政中其他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原则，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权与公民权至上”、“新闻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等，“已被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所吸收和实行”的事实，为了补上其论据自相矛盾的漏洞，便硬将它们列为宪政的“非关键性的制度元素”，似乎这些关键性的宪政原则和理念是可以任由反宪政者打入“非关键性”范畴，社会主义宪法加以吸收，就不姓资了！
同样，杨文也无法回避毛泽东曾经大力提倡过实行“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历史事实，只好拿出建国后毛泽东大搞“专政”（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乃至文革中实行对人民的“全面专政”，不再提“宪政”，来证明“宪政过时”，以毛晚年的严重错误来否定当今改革派主张实行宪政的正当性。其思维的颠倒和逻辑的无奈与狼狈状于此可见。
杨文还硬说建国后中共文件和领导人都不再提“宪政”一词，以此“证明”宪政过时和姓资。事实上刘少奇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54宪法草案报告中就指出：该草案是“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和宪政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前委员长吴邦国在2008年3月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也曾指出82宪法的第4次修正案“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成为我国宪政史上又一重要里程碑。”杨文为了掩饰其谬论而以谎言抹杀事实，于此可见！
从以上对杨文关于宪政“罪状”的剖析，可见，反宪政派之所以反宪政，如果不是无知，就是别有所图。他们是打着反对外国资产阶级宪政的旗号，实际上是在反对我国82宪法的关键性民主元素。虽然82宪法还有不少缺陷，有待完善，但它毕竟是已有过的几部宪法中比较好的一部。根据习近平所言，当前关键的是严格付诸实施，而不是否定。而反宪政派打着捍卫人民民主制度的幌子，维护的却是集体世袭的封建专制制度。反资是假，保皇是真，保卫的是中国的权贵资产阶级和官僚特权阶级的权益。他们不是什么反资派，却是封建保皇派，比保资派还落后。
他们以“姓资必反”和“民主必乱”来恐吓、愚弄民众，甚或欺蒙、误导执政党领导——这是历来中国顽固保守势力的惯技。当年康梁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曾被保守派斥为“西方过激主义”加以打压。现代恐资病患者的政治意识背景则是“阶级斗争为纲”，其心理根源则是民族自信力的丧失。对此鲁迅曾经有过一段极其深刻的论述，他指出：
汉唐时代虽也有边患，但统治者气魄究竟雄大，“凡取用外来的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来的东西，便觉得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宿、逃避，抖成一团，又必然想一篇道理来掩饰。”（《坟·看镜有感》）“就是西洋文明罢，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己的了。好像吃牛肉一样，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要是如此胆小，那真是衰弱的知识阶级了。”（《集外集拾遗·关于知识阶级》）
要问一问社会主义姓什么
时代不同了。现今还纠缠于凡事问姓社姓资，已是落后实际了。不过，另一个问题倒不应回避：要问一问社会主义姓什么？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已不是绝对对立，至少在经济领域已有相互依存的联系，某种程度上还有所交融：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有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有资本主义因素（当然二者的主导地位不同）。特别是在经济上，东西方、中国和美国出现了互相依赖、二者有“共生”现象（因而有人创造了Chimerica“中美国”这个词）。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晚年还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议会制和股份制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式。在现今的西欧、北欧一些国家，其社会主义因素比之现在某些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要实在得多。我们的前国家主席王震访问英国时见到他们社会保障制度那么好，不胜赞叹说：“这不就是社会主义吗？！”一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没有像列宁所预言的那样，已是“垂死的”，反而寿命延长，是由于他们实行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十项社会保障政策。
如果我们凡事还停留在追问是姓社还是姓，已经大大落后于现实。倒是另外一个问题，对我们十分重要，那就是要问一问社会主义姓什么：你是姓哪一种社会主义？哪一个阶级、哪一个时代、那一种模式的社会主义？总之，我们要问的是社会主义的真假、是非问题，而不是一般的姓社姓资问题。要防止把李鬼当李逵。
早在《共产党宣言》第三章里，马恩就列举和批判过当时各种所谓的社会主义，诸如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等等。在我们这个时代，标榜社会主义的花样品种更多，从历史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当前的中国的、外国的状况，有人统计社会主义不下七十多种。就马克思主义派别的社会主义而言，就有第一国际时代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二国际时代社会党人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当代则是北欧、西欧某些国家的福利社会主义。第三国际时代的列宁、斯大林的专政社会主义、暴力社会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秦始皇”的贫穷社会主义。还有我们东北邻邦的家族世袭社会主义，父传子，现在已经传到孙了。此外，还有不少旁门左道的“社会主义”，如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又称“国家社会主义”，“纳粹”这个词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音译。卡扎菲的独裁也叫做什么“大众社会主义”。南美洲还有几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小国。
在当代中国，这些年也出现了很多社会主义的口号和派别。比如执政的社会主义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主流地位；民间学者思想家谢韬倡导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此外还有毛派社会主义，就是近年成立的所谓“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以及毛泽东主义的“中国工人党”。据有的媒体统计说，全国大约有5０几个类似这样的民间毛派社会主义组织，他们居然扬言要“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打倒”现今执政党党中央“还在走的走资派修正主义集团”。他们还把主张政治改革的学者污蔑为“汉奸、卖国贼”，组织所谓万人“公诉团”。前些时他们有人还在河北、山西公然大肆焚烧《南方周末》等报刊。最近在长沙大街上拉横幅，咒骂和骚扰主张政治改革的著名学者的讲座。
至于其他社会主义思想派别也如雨后春笋。有所谓中国儒家社会主义；中国新盛世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新左派社会主义……等等。
可见，社会主义在历史上、在当代有各种各样的种姓，鱼龙混杂。所以我们遇到号称社会主义者时，倒应当先问一句：你是姓什么的社会主义？你的社会主义是真的还是假的？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是科学的、合乎时代潮流和人民需要的，还是逆潮流而动的，我认为有必要加以辨别，加以探讨。
有一点是确定的：不实行宪政就不是社会主义。这个命题主要是为了界定和规制我们所赞成的社会主义，必须是实行宪政的社会主义。如同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一样，没有宪政也就没有社会主义。要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应当以实行宪政为其重要特色。宪政是规限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基本元素。
我赞成和坚持的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本位、以社会至上为主义，即社会主体——人民至上，而不是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我主张的宪政是新宪政主义，即既要求实行人权保障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内部制约，又强调依靠社会的力量——广大依法维权的公民和社会组织，特别是公民社会，从外部以社会权力监督、制衡国家权力。
宪政社会主义的政权应该是民主的，不应该是专制的；应该是和平的不是暴力的；应该是民选的政府而不是家族或某集团世袭的；应该是人权至上、人民利益至上的，而不是官僚特权利益集团控制一切的；应该是共和、共富的，而不应该是权贵的、两级分化的。宪政社会主义还反对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主张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公民社会的互补互动互控，共同建设法治中国，建设自由的社会法治国家。最后建成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我们的愿景，是我们要为此继续奋斗、力求实现的目标，期盼它不再是一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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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批判宪政是为了阻挠政治体制改革
——三评杨晓青的反宪政宏文
來源:電子郵件 王庆元推荐 [原创 2013-6-15 21:22:56]
杨小青文章（以下简称杨文）里的“对两种基本制度架构的比较”，从第二项到第五项，都是政治领域的。在这些比较中，她把一些迄今只是停留在宣传上、或者是用来掩盖专制主义的理论概念，甚至是违背现行宪法的说法和做法，都说成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这是毛时代以来御用文人的一贯伎俩，流传至今，不足为奇。但它出现在中共十八大之后的今天，却有着特殊的意义，那就是阻挠政治体制改革。杨文虽然没有一字提及政治体制改革，但她的全文论述，特别是她的四项比较，实际上都集中在这个焦点上。如果说，她的第一项比较是从经济上论证宪政属于资本主义的话，那么，这后四项比较则是从政治上论证宪政属于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不妨先看看这些比较的内容。
杨文认为：“宪政实行议会民主政治。宪政主张主权在民”，“而人民民主制度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主权在民”不就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吗？而且，议会民主和人民代表大会制都属于“代议制”，都是由人民选出代表，组成会议，代行国家权力，只不过是形式有所不同罢了。杨晓青把两种本质相同的东西对立起来，证明它们互不相容，岂不是在打自己的耳光吗？
这项比较的中心内容是：宪政实行的是“多党竞选，轮流执政”；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民主革命胜利的成果，并且为宪法所确定，中国共产党不经竞选而执政“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其实，“多党竞选”同“轮流执政”是矛盾的，既然是竞选，胜者上台，就不可能轮流执政。长期以来，许多批判西方政治制度的人都指责“轮流执政”的弊端，以衬托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前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2011年3月的人大常委会的报告里提出“五不搞”，第一个就是“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但是，海内外有哪个人主张过、提倡过“多党轮流执政”？有哪个国家实行过或实行着“多党轮流执政”？没有，一个也没有。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任何政党都要通过选举，得到多数选民的拥护，才能取得执政地位，不是轮着次序就可以上台的。得不到多数选民的拥护，你休想上台。
所谓宪法确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有两点迷思需要澄清：首先，关于共产党的领导是在宪法的序言里提到的，包括两个具体内容，一是对民主革命的历史叙述，一是对发展前景的预测，“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如何如何，都不具有宪法的规定性。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都在总纲里列有“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明文规定了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1975年宪法甚至还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那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1982年的宪法就删去了这些条文，说明“八二宪法”的制定者已经意识到在宪法条文里写上共产党的领导是不符合宪法原则的。其次，领导和执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领导的概念比较宽泛，可大可小，大到全国全社会，小到某个特定范围或群体，同政治权力有关，却没有必然的联系，也不必经过任何法定手续；执政则意味着掌握政治权力，也意味着对国家的领导，但必须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中共十三大提出党政分开，实际上厘定领导和执政的界限。用领导来论证执政的合法性，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现行宪法规定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只有经过这个宪法程序上台，才具有执政的合法性。履行这个程序就是宪政。应该承认，历届共产党政府都是按照这个程序执政的，但由于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机关的产生都缺乏应有的民主性，才使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受到质疑，大打折扣。所以，共产党要确立执政的合法性，就必须严格按照宪法规定，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并制订相应法规，接受人民代表和广大民众的监督。这也就是说，共产党只有实行宪政，才能确立执政的合法性。光凭宣传是不可能获得“不容置疑的合法性”的。
杨文的第三项比较是：“宪政实行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国家政权体制”；“人民民主制度下的国家政权体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议行合一’”。
什么是“三权分立”？我近几年在多篇文章里指出：三权分立不是具体的政治制度，而是一个分权制衡的政治原则。指的是国家的不同权力机关之间，应该建立既有分工，又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机制，以免权力过于集中导致独裁和腐败。而通常国家机关多由立法、行政、司法三种不同职能的部门组成，所以概称为“三权分立”。在封建专制社会里，这些权力都集中在国王手里。17 世纪英国革命时，新兴资产阶级通过斗争，一步一步地把立法权向国会转移，行政权向内阁转移，司法权向法院转移。从王权分别独立出来的这三种政治权力，一开始就有着相互制约的功能，既同王权相互制约，也有三权之间的相互制约。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正是根据英国政治结构的演化，在17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一书里，提出三权分立的理论。可见，三权分立是资产阶级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的产物，是杜绝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复辟的利器，也是防止权力滥用、腐败丛生的栅栏。迄今为止，这个政治原则为所有民主国家所接受。尽管具体形式有所区别，或三权，或四权五权，权力分工也各有不同，但都有着在不同权力部门之间实现相互制约与监督的法规，以保证三权分立原则的落实。我国正因为权力缺乏必要的制约与监督，才造成滥用权力、遍地腐败、甚至不可收拾的局面。
杨晓青认为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议行合一”，“是体现我国国家性质的最好形式”，显然是不妥当的。所谓“议行合一”，指的是立法和行政的权力统一于一个机关。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虽然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它行使的是“国家立法权”，掌握行政权的则是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国务院，“议行”并不合一。按照宪法规定，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都是独立行使各自的职权，但三权之间未能实行有效的制约与监督，关键在于三权之上还有一个“党权”。党权高于一切，是宪法难以实施、宪政难以推行的根本原因。党权至上，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而不是人民民主制度的政权形式，更不是“体现我国国家性质的最好形式”。
第四项比较是：“宪政实行‘司法独立’及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而在人民民主制度下，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判断多么荒唐！司法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却“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既然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还能独立行使职权吗？这是对宪法的公然嘲弄。记得1987年在组织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时，我们曾邀请十几位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省高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座谈。有一位院长说：“这几年的冤假错案，有百分之八九十是党委办案的结果。”这个事实，是对杨晓青的第四个比较的最好的解读。
第五项比较：“宪政实行军队‘中立化、国家化’”，“而人民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军队接受共产党的绝对领导。”这个比较再一次暴露了作者的无知与偏见。军队国家化是国家在现代化民主化进程中必不可免的历史趋势。我国军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壮大起来的，一直处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是历史事实。但在革命胜利取得全国政权后，就应该把它交给国家，实现军队国家化。这个转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就已经开始了。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此前两天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的职权之一是“组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为国家军事的最高统辖机关”。这些规定都已经把军队归入国家机关的序列，可见当时共产党领导人在军队国家化的问题上是有着理性认识的。1954年宪法第四十二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正是上述理性认识在宪法上的体现。但是，一方面是由于继续解放南方地区和剿匪，战斗频繁，军队不能不保持原有的指挥格局，继续受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作为国家机关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后来的国防委员会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毛泽东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厉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名为社会主义实为专制主义的理论和纲领，取代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垄断政权、垄断经济、垄断文化，对于已经牢牢掌握的军队领导权，当然更不会松手。1975年宪法第十五条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1978年宪法第十九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都在宪法里肯定军党化，否定国家化。这是历史的倒退。
1982年宪法恢复了军队国家化的发展趋势，第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意味着不属于任何政党。在第三章“国家机构”里，专门列了一节“中央军事委员会”，在第九十三条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可惜，这个军队国家化进程只停留在宪法的文字上，丝毫也没有改变军党化的实际，以致在1989年发生本不该有的惨案。
从以上历史回顾可知，军队的国家化还是军党化，反映了维宪还是违宪的博弈，是顺应还是违反历史潮流的矛盾与斗争，也是民主与专制的矛盾与斗争。杨小青反对军队国家化，认为军队必须接受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才是真理所在，却没有发现自己正在同宪法唱对台戏，成了违宪反宪的急先锋，求吉得凶，情何以堪！
综观这四项政治领域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的比较，杨晓青充分肯定我国现行的名为人民民主、实为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认为中国共产党“上台执政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体现我国国家性质的最好形式”，“真正实现了‘人民主权’原则”；宪政符合和适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但“作为完整的制度架构并没有普适性，其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并不适合”于中国。字里行间，充分展现了她保卫现行政治制度、拒绝宪政的战斗姿态。
但是，由于她用人民民主制度偷换了人民民主专政，在关于我国现行政治制度的描述中，只谈一些虚妄不实的大话，却没有触及专政体制的最本质的特征：政治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公民的权利得不到有力的保障。而推行宪政，正是要革除这两大弊端，实现对政治权力的有效制约和公民权利的有力保障。近几年民间日益强烈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归根到底也没有超出这两大诉求。但是，对于既得利益的权贵资产阶级来说，改革政治体制，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让公民获得应有的权利，却无异是挖掉他们安身立命的根基，使他们今后再也不能滥用权力继续掠夺人民和国家的财富，甚至已经到手的权势和财富，也有失去的危险。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地抗拒、阻挠政治体制改革。在意识形态领域，前几年掀起的批判普世价值的高潮，针对的目标不是普世价值本身，而是以宪政民主为主要诉求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次有如狂飙突起的对宪政的批判，两报一刊齐发力，来势汹汹，实际上也是为了压制民间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是反普世价值后的又一波反政改高潮。从意识形态的实际涵义来说，与普世价值相比，宪政同政治体制改革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两者内涵一致，前者表现为意识形态的理论思想，后者表现为付之实践的方针政策。抹杀宪政在中国的实际意义，也就铲除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撕开这一层薄薄的外衣，再来看包括杨文在内的那些反宪政的叫嚷，其实质就昭然若揭了。
2013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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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反击刘云山 左派教授杨晓青遭人大解聘
中山大学的袁伟时教授，日前在微博推出反宪政的先锋杨晓青近日已被解聘。(网络截图）
【大纪元2013年06月22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五月左派先锋教授杨晓青推出第一篇反宪政文章后，在大陆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宪政混战，媒体之间出现针锋相对的论调，有党媒定性宪政为反对中共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宪政之战持续至今。日前杨晓青遭北京人大解聘，消息在网络上迎来一片欢呼，外界猜测形势将出现逆转。
有分析指胡锦涛、温家宝、朱镕基先后在媒体上力挺习近平，胡德华讲话被网络广泛流传之际，解聘反宪政的标杆性人物杨晓青，是习近平反击刘云山，给最近有些嚣张的左派一个明显的信号。
杨晓青遭人大解聘 网络现欢呼声
杨晓青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官方网站介绍其主要研究马克思理论、法哲学和国际法学。原本并没有什么知名度，因为五月一篇反宪政的文章《宪政关键元素属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而“一夜走红”，拉开近期的宪政之战序幕。
随后环球、党建、人民日报及求是杂志等持续放出系列文章力挺造势，被大陆学术界称为“反宪政的五月逆流”，而宪政混战在大陆媒体上、网络上越演越烈至今没有消停迹象，杨晓青也因此成为反宪政的先锋。
日前有消息称杨晓青遭到人大解聘。中山大学的袁伟时教授，日前在微博上对杨晓青进行介绍，并推出这则消息说：“杨晓青反宪政一举成名。她79年考入人大，83年毕业留校，2005年获该校法学博士学位。研究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任副教授时退休，返聘为院聘教授（按规定学院没有审定教授资格的权力），近日已被解聘。”
他认为找这样的角色写出严重污损中国形象的文章，《红旗文稿》黔驴技拙，丢人现眼，于私是缺德，于公是失职！
消息在网上赢得一片叫好声。新浪的“幸福就是能遇见你”称：“可喜可贺！”广州的企业发展顾问张仁瀚表示，解聘好！别让反宪政者教坏人大学子。四川的毕明雄律师认为，再不解聘，直接影响人大的招生了。
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马勇认为，每一个人都在创造历史。敬畏历史，爱惜羽毛。在关涉国家前途问题上谨慎发言，于私是积德，于公是尽职。
而北京市民“浪迹云海天涯”评论说：“中国人民大学清理门户 ‘倒宪政’第一人杨晓青遭解聘，好好好，否则要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他还说，所有支持过杨晓青言论之媒体，下场也当如此，这种结论显见之话题还要翻出来讨论，争论，可见人们的思想混乱到什么地步。黑龙江的“心中的灵山”评论表示，“活该，谁让她充当反宪政的马前卒？副教授退休，已经很差劲了，还瞎得瑟什么？”
北京的学者“事件A视界”评论，这是卸磨杀的第一头驴。长沙媒体人周政分析，它（人大）是离中南海最近的学校。从毛氏家族的情有独钟，到活跃的文武斗策源地，它几乎是政治摇曳文化的风向标。
中南海博弈混战下 胡温朱露面力挺习近平
5月28日，大陆各大媒体公布了大半月前（5月4日）出台的“关于加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16条指导意见”，而且江的“三个代表”罕见被首次剔除，而习近平的“中国梦”却被反覆提及。
江派的刘云山所把持的中宣部，在推出5月反宪政逆流系列文章后，6月6日开始推出跟反腐唱对台戏的系列文章，包括《真的是“越反越腐”吗？》、《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和《政党制度与反腐败》，主调是称中共体制内腐败并不严重，被外界认为是跟习李阵营叫板、为反腐降温。
针对刘云山的“逼宫”，胡温朱相继在官媒上高调露面力挺习李阵营。
不久中共官网高调推出“邓小平谈接班人标准 胡锦涛‘脱颖而出’”，文章称受邓小平的鼎力提携，胡锦涛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该文被外界认为是藉此展现胡锦涛的影响力，提醒对手江派刘云山等人，习背后有胡锦涛的鼎力支持。
温家宝卸任搬离中南海后，非常低调，谢绝一切内外访客。他被外界认为是配合胡锦涛终结江泽民等老人干政。在官媒推出胡锦涛的同时，中共喉舌《人民网》也发表《温家宝总理离我们很近》的文章引起关注，有分析认为这是目前中南海纷争的局势下，温家宝再次通过官媒露面，传递胡温联手力挺习近平。
港媒6月18日报导称前总理朱镕基的女儿、中银香港有限公司副总裁朱燕来，披露其父朱镕基对反腐形势看法，朱跟外界多数人一样对于目前贪腐形势较为担忧，并称目前反腐方向是对的，但如何更有效“有待探讨”。当年朱镕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央行行长时，王岐山任央行副行长。因此外界有分析认为，目前混战局势下，朱的这番话明显力挺“衣钵传人”王岐山反腐。
习近平近期开始反击力度加大，再提“亡党论”，称“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要从今年下半年自上而下对党内作风之弊（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及奢靡之风）来次大扫除，希望籍此改善失控的乱局。有北京观察人士认为，此时解聘杨晓青，是给最近有些嚣张的左派一个明显信号。
（责任编辑：刘晓真）
北京看点：校长辞职 网民送对联“半生赢得千夫指 一世修来粪土名”
美国之音东方 06.29.2013
在北京一家网吧里。中国网民饱受长城防火墙之苦
一位北京的大学校长春节给学生微博拜年，获得二十五万个“滚”字接龙回复。他最近因病辞去校长职务，竟然引起中国网络狂欢。有网友甚至送对联“半生赢得千夫指,一世修来粪土名”。横批“不虚此行“。
这难道是真的吗？学生怎么会这样对待他们的校长？不会是境外反华媒体造出的网络谣言吧？
美国之音北京记者可以负责任地说，确有此事。但记者无法认同的是，有中国网友贴出”祝病魔早日战胜方校长“这样黑色幽默的祝福帖。不管怎么说，怜悯、厚道、饶恕、宽容，不能以恶制恶，是一个社会文明和成熟的表现。
*长城防火墙之父*
站在风口浪尖的这位中国高校校长的名字叫方滨兴，1960年7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在海内外享有盛名，不是因为校长和院士的头衔，而是因为他是著名的中国长城防火墙的主要设计者，被称为“中国防火墙之父“。
根据中国官方网站介绍，这位中国大学校长的职务还包括：中国国家973计划信息安全理论及若干关键技术首席科学家，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兼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计算机学会副理事长兼计算机安全专业委员会主任，信息网络与信息安全专家。北京市信息化咨询专业委员会委员。
*曾被学生扔鸡蛋扔鞋*
关于方滨兴的新闻，还有他前往武汉大学参加学术活动被学生扔鞋的报道在网上被广泛流传。据中国广播网的消息，“现场有人向方滨兴投掷鸡蛋未中，继而脱下鞋子，第一支鞋打中了，第二只鞋被一男一女护住了”。
*互联网公敌*
中国连续多年被国际组织评为“互联网公敌“的称号，方校长功不可没。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最新公布的2013年“互联网公敌”报告，敍利亚、中国、伊朗、巴林及越南榜上有名。
*拒蛮夷于墙外*
2011年2月《环球时报》的一篇英文报道中，方滨兴确认自己是长城防火墙(Great Firewall，简称GFW) 的首要设计者。因为中国有了长城防火墙GFW，谷歌，推特，脸谱，油管（YOUTUBE）等多个全球知名蛮夷网站，被成功地拒在长城之关外，在中国神州大地上无法正常访问。虽然这些网站在2008年奥运期间短暂解禁，随后很快就被重新封闭。据说，南京今年八月举办亚青会时，当局会考虑暂时开放推特、脸书等社交网站，让前来南京比赛的亚洲青年可以互相交流，但毕竟还不是解禁，只是暂时的恩赐而已。开闸放水还是闭关自守，大权仍掌握在网管手中。长城防火墙的发明人方滨兴校长因此在互联网上被很多人挖苦和辱骂。
*挖苦和辱骂*
网友老鸭嘴评论说： 发明大规模消灭肉体武器的科学家在忏悔，发明大规模消灭思想武器的方滨兴还在装贞妇。历史一定会记住，最伟大的XX出自中国。
网络评论人士风青杨在一篇文章中评论方滨兴辞职的时候说：在网络安全领域的研究“卓有成效”，让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它们的强大存在。这对于方滨兴本人看来，也许是难得的荣耀，但是历史是后人书写的。如今，网民们在微博上庆祝方滨兴的辞职，可以说并不出人意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必然。
网友地狱天使的点评说：方滨兴作为臭名昭著的”长城防火墙“的总设计师, 人们应该谢谢你设计了这个网络”柏林墙“，使得千千万万个中国网民学会了”翻墙“技能，也让大家看透了你们的虚弱本质。总有一天，这座网络“柏林墙”将会倒塌，你也必定会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都市女性新标准*
长城防火墙也促进了另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行业的欣欣向荣。翻墙业务在中国异常火爆。坊间甚至传出都市新女性的标准，在传统美德“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之外，加上“杀得了木马，翻得了围墙，斗得过小三，打得过流氓”的条件。
中国防火墙之父自己也被圈在墙里，想看看墙外风景，也要翻墙软件，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方滨兴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透露，他家里电脑有6个VPN(虚拟专用网络用于翻墙)的账号。不过，方滨兴不承认他用翻墙软件是为了看墙外世界，方校长说：“我只用它们测试GFW与VPN谁更厉害。”
*愤怒小鸟的靶标*
据南都报的报道, 2011年11月，北邮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网站遭黑客攻击，页面被篡改为类似“愤怒的小鸟”的游戏，游戏中的目标换成了方校长的头像，武器由小鸟变成鞋子，游戏被起名为“Angry Shoes”(愤怒的鞋子)。《环球时报》在报道中援引方滨兴校长对网友的不满：“我将这些辱骂当做为国家作出的牺牲。”
正是”一心要保住红色江山不变色，哪怕身后骂名滚滚来“。其实，还没到身后，已经有25万个滚滚而来的“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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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滨兴因病辞职引网民欢呼 长城防火墙“元勋”被喝倒采
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2013-06-28
图片： 长城防火墙之父方滨兴。 （微博图片）
中国互联网封锁工程负责人方滨兴因健康原因，请辞北京邮电大学校长职务，消息引来大陆网民一片欢呼，更令反对网络封锁“功臣”背后的制度的声音再次高涨。网站上该新闻的留言板块在出现大量的谴责言论后，已经被关闭，而据北京邮电大学官方调查称，49%受访者认为他离开很可惜，被疑造假。
被称作互联网防火墙（GFW）之父的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周四在学校的典礼上表示“一场大病让我失去了能够通宵达旦工作的资本，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双肩同时挑起学术、管理两副重担。这也是我向主管部门提出不再连任北邮校长职务的原因。没有一个健壮的身体，我只有放下一副担子。”
网民强劲抨击 引网站关闭评论
他辞任北邮校长的消息很快传开，网络间充满了对方滨兴批评的言论，他虽然说自己的身体仍然很好，但由于早前曾传出他得癌症的消息，有网民表示“希望病魔早日战胜方滨兴。”
本台记者周五凌晨浏览各大门户网站的相关报道，发现网易的新闻评论突破一万条的讨论量，内容大多抨击方滨兴，但等到周五上午再度浏览多个新闻网站时，发现评论功能已经被关闭。
就民众们充满攻击性的评论，网民屠夫周五向本台表示：“我昨天有发一条微信说如果一个人做人做到这个地步的话就太荒谬了。他发一条微博就满屏都是滚，生病还没死就被诅咒，得癌症大家还祝福他早点死。一般会去诅咒另一个人死虽然是很不道德的事情，但是在这个事情上，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网民都是一致的，也没有人会谴责这种行为。这说明在这个专政机器中帮助他们起高墙的行为，是非常让人鄙视的，也是非常令人痛恨的事情。”
有网民写诗《失眠的知更鸟致方滨兴，你砌了一道墙》，内容写道 “你设下一道防/坚固无比的防/试图帮助你的主子/对抗那些同情我们的力量/如今，你卧病在床/也许再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阳/可墙内的人们却在盼望你早日身亡/你可曾悔恨可曾心慌/人们也会感叹/感叹命运轮回的报应不爽/或许砸向你的鞋子才是你最好的勋章。”
近半数学生觉得校长不错？
不过，也有媒体引用北邮论坛的调查数据指，49%的受访者认为，方滨兴为北邮做了很多实事，离开很可惜。
本台记者查阅相关投票，发现并没有开放该校以外的人士注册。但早年就有传出，有学生在论坛批评校长而被教务处谈话，此项调查数据不禁让人怀疑，是否在学生的自愿下做出。
2010年方滨兴提出了白名单制度，填补黑名单带来的漏网之鱼的问题，同时在谷歌退出中国事件中，他大胆向官媒介绍，用一种方式阻截搜索信息。自从他在媒体中公开亮相承认是防火长城的始作俑者开始，他的身份住宅信息被公开，行程也被外界高度关注，2011年他前往武汉演讲时，遭到鞋子袭击，北邮的网站也时常被黑客攻击。而他的微博则不时被人恶言相向。
很多人虽然都清楚，参与建设长城防火墙，阻截民众自由浏览信息权利的并非只有方滨兴一人，而他却成为代表性的出气筒，因此所有网民都把无法浏览所有网站的情绪全部发泄在他身上。
湖北网络作家刘逸明告诉本台记者：“他卸任校长是迟早的事情。我个人不对这个事情过于欢呼雀跃，我认为即使方滨兴死了，中国的防火墙也不会现在就撤除。方滨兴确实在帮助中国政府封锁网络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没有方滨兴，中国的防火墙也一样可以建立起来。”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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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务员连长五年 专家析缘由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韩菲 2013-06-28 05:26:15
中共官方近日公布，截至2012年底，中国公务员总人数达到708.9万人。这一数字连续五年呈上升趋势。有专家指，为了安抚、稳定政权，中共有目地的供养大量的公务员。
统计显示，2008年到2011年，中国公务员数量分别为659.7万人、678.9万人、689.4万人，702.1万人。早在2005年，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撰文称，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超过7000万人，官民比例高达1：18。
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指出，中共权力不受限制，官员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增加手下的人数，这是造成公务员队伍庞大的一个原因。
【录音】“我们看到中国很多的政府官员，比如，一个县长有十几个副县长，市长有十几个副市长。实际上他也在给他自己买官卖官的机会，做为政府官员来说，他可以用这个办法来收受贿赂，卖官发很大的财。那很多人也知道，一旦有一官半职的话，他可以用这个权力来换取很多的利益，所以愿意付这个钱来买这个官，认为这个投资是值得的。所以这就造成公务员队伍的庞大化。”
公务员薛先生以他所在单位的实际情况证实，政府机关买官卖官的现象很普遍。
【录音】“像我们部门来说，总共编制3个人，几乎都不用上班。上班是什么人呢? 去招临时工！公务员的人数不断增多，只要不断安排人，领导就有好处。这个机构现在越来越庞大，但是又不断地去招人，里面的人又不用。很多时候，我们大家都没事干的，你想帮老百姓干点事，他们不让你干。他工作变成买卖了，就是把它垄断起来，然后卖给人家，另外收费。”
相声演员宋祖德曾评论说，“公务员热”说明官僚机构十分腐败，大有油水可捞。
27号，中共官方虽然公布了公务员总数，但公务员每年的支出，却一直被视为国家秘密。有人算了一笔账，如果一年增加10万个公务员，政府的行政支出至少要多出几十个亿。但公务员近年来的薪水却不断提升。除了基本工资、年终奖金外，公务员还享有各种津贴和住房、医疗、养老等多项福利。
薛先生说：【录音】“比如说，我们年终部门奖金，很多人拿到几十万都有可能，但是我是拿不到的。当官的拿多了，到处分红，把国家钱要分给大家，那就不算贪污了。很多是捐款专用的，只要分掉就行了。”
谢田教授揭露，中共给公务员优厚的待遇，其实就是为了收卖他们。【录音】“因为这些人实际上都在政府运作的最关键的部门。让这些公务员在社会上出现问题、动荡的时候，不至于成为一种反对政府的力量。中国公务员，甚至包括一些知识分子也确实被中共收买了。我们也看到，中国现在民怨沸腾，老百姓对政府、对共产党的不满达到如此高的程度，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公务员之类的人物，或者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人物，出来呐喊，发出不平的声音。共产党的收买政策显然是成功的。”
大陆评论员张剑锋曾撰文指出，官员的“通货膨胀”，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通常是与腐败、衰落、王朝灭亡联系在一起。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韩菲采访报道。
图：2009年11月29日，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国家公务员考试考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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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统计局副局长：可把公务员数量压缩1/4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2013-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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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网络图片）
中国国家公务员局最近公布，从2008年到2012年底四年间，全国公务员数量增长了近50万人，达到近709万。有统计局官员认为，中国公务员数量可以压缩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工作仍能做好。
《北京晚报》7月1日报道，公务员数量应该有多少才合适？这个问题没有明确标准。而中国的“官民比”，即；中国公务员总人数708.9万，除以全国人口总数13亿多，那么，中国的“官民比”大约为1:189，是全球“最低”的；英国为1：118， 美国1：12.7， 俄罗斯1：84.7，日本1：28.5 。
但报道援引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的话说，有两个概念要区分清楚，一个是通常所说的“公务员”，一个是政府财政供养的人员。财政供养人员包括700万公务员，也包括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如教师，各类工勤人员等，这些人远多于公务员。目前，由于腐败泛蓝等问题，许多被招进来的公务员未必有本事，有能力的人未必能进入公务员系统，对公务员系统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钱本位、官本位的思想，长期没有得到改善。对于普通公务员来说，没有什么好的职业预期，反而是送烟喝酒这一套。他担心，所谓聘任制，也会成为新的贪腐渠道。
报道还说，中国流行的一句话是，“不是干部多，是不干的干部多”。公务员是铁饭碗，砸不掉。有些人看透了这一点，就混事。中国未来需要的不是人数，而是“动力”，关键是效率！中国公务员在近几年迎来“膨胀期”，四年增长近50万人。即使在政府职能转变、机构改革的大背景下，公务人员人数“膨胀”的势头仍未放缓。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就此表示，把目前公务员的数量压缩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工作仍可以做好。当然，留下来必须是有能力的人，可以把大家的工资提高一点，工作安排得更合理一点。现有的公务员队伍里，有一大批人确实能力较差。这是历史遗留问题，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解决。
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的亚太事务负责人廖然就此表示，中国公务员的问题不在数目上，而在不作为和腐败上：
“实际上，中国政府的编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的“协警”，也就是“假警察”。警察的编制不够，中国目前社会动乱又那么多，每天管都管不过来。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找来一些合同工。这些人不包括在警察编制内，有事的时候就派他们穿着警察服装去从事警察做的事；城管这个最低级的政府功能也是这样，现在也出现了“协管”。中国有十三亿人，如果政府招来能真正做事的公务员的话，人数多一点老百姓也不会抱怨。但关键在于，许多官员和公务员都不作为，却又享受极多的利益，而且有关信息即不透明，也不公开。”
公务员应该如何招？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认为，应该对一部分公务员的专业有所限定，应该应用“定向招生”的规则。现在的公务员考试没有专业的区分，但实际工作中，需要许多专业的知识。比如统计局，需要你学过统计，但现实中通过公务员考试的人，全是学中文或政法之类的，对数学一窍不通，招进来也用不上。
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全国公务员总数，2011年底为702.1万人，2012年底708.9万人。网上大家都在骂公务员，而私下里，大家则都挤破脑袋想考公务员。
《四川日报》6月25日报道，中国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向往吃财政饭，近几年，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参加全国公务员考试。中国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最近发布《2013年成都市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专题调查报告》指出，应届高校毕业生热衷于进入“体制内”，多想进入国企或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择业观单一及结构性矛盾，成为“就业难”的主因。
另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有关报道，中国公务员的工作轻松，还有房补、甚至免费餐饮等，被称为 “金饭碗”。贪污腐败风气使许多公务员觉得有“自肥”机会。原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一案，凸显高层官员搜刮敛财的能力。虽然由于中国经济正在放缓，使企业获利下降，从而导致私营公司企业不得不裁员，但相比之下，公务员每个月平均3000元人民币的工作就相对稳定的多。就中国公务员所享受的国家福利和隐藏的好处，廖然表示：
“中国各级官员的名义工资都很低，跟美国、跟任何发达国家比都是很低的。但是，中国的官员在背后能享受到多少好处，这就没有任何数据来衡量。中国的一个官，他可以开进口车、他可以分到好几个房子，有些甚至可以拥有十几个、几十个房子。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还是不透明，他有很多隐性的福利。也就是说，他用手中的权力换取了钱！这些福利都是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近些年来，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去考公务员，一个名额就可能会有七千个人来拼、来抢！”
有中国网民问道：老百姓供养的公务员有700万人，假设这些人每个人都挂钩一个食品企业，一个加工点……出了事情施行连坐，那中国人是不是就不会为食品安全担心了呢？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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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刘云山把习近平绑上反民主宪政的战車
来源：参与 作者：铁流 來源:電子郵件 [日期：2013-06-29]
（参与2013年6月29日讯）我是坚决挺习反刘的死硬派，而且至死不回头。为了反刘我做好了坐监、杀头的准备。
我为什么要反对刘云山？因为他的上升是靠死贴李长春，捧江泽民而发迹的。一个中专学历，普普通通的编辑、記者，文采一般，本亊平平，凭什么能青云直上，飞黄腾达？对他的传说有很多版本，其中主要的版本就是讨好李长春投靠江泽民，以宁左勿右的政治手段封杀言论自由，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一个没有新闻的国家；使中共成为赤裸裸的独裁专制政体，遭国人切齿痛恨，致使群体事件不断，访民如潮。
再有，刘云山在18大竞选常委中，得票率远远低于汪洋、刘延东等同志，却居然成了常委！原因是有党内大腕硬挺，甚至公然说“他不入常，18大休想如期召开”！
还有，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高层人士透露，他的的儿子刘乐飞和李长春的女儿李彤，有私募基金，涉及“不法利益输送”洗钱的巨大贪腐行为。
這样一个无德无才的平庸之辈，窃取到如此高位，不做坏事才怪！他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必然采取兩手：一手拉帮结派，抬出死人，打出极左的毛泽东旗号，反对深化改革，反对党政分家的政改，为改革和政改设置层层禁区；第二、反对“依法治国”的民主宪政之路，以及反贪反腐整顿吏治。如這样，他们一帮人便岌岌可危，没有出路，甚至被送上法庭。
大家可曾記得，习近平当选中共18大总书记后不久，立即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治国之路。又于2012年12月4日，在“82宪法”出台3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铿锵有力地向全国人民召示：“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首要任務和基礎性工作。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權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违犯，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查。”但是这个讲话一直被刘云山封杀，不准媒体重刊重报。因为“依法治国”按“宪法原则”办事前题，必须整顿吏治，反腐倡亷。整顿吏治，反腐倡亷，前题就是肃贪。当今中国已到了全民腐败无官不贪的危局。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高层入手，就是习总书记说的“打铁必须自身硬”。民间云“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反腐肃贪得动真格，不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老虎”意味着什么？就是盘踞朝野的和珅，当代的孔样熙、孔子文。不把这些“大老虎”揪出来，中共实难继往开来，“万岁”下去。
习近平不但提出“习八条”，还在中纪委全会上特别强调：“要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同时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还破天荒地向国人讲，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拿出“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一步一步抓工作作风。大大地鼓舞了民心、军心、党心，使雾霾重重的中国有了春回大地的曙光。接着，大批释放访民，暂停劳动教养制度，于是死沉沉的中国一下龙腾虎跃活力倍增。
随便举个例，北京最高档豪奢的餐厅，在春节前后冷冷清清，豪华包间竟无人订座。一家过去靠公款消费，专卖魚翅海参的腐败馆子，从过去每天流水20万元，降至每天不足兩万元。一些官员去参加私人宴請，不敢再坐公车，改为打的。五粮液、茅台等高挡酒，一再降价跌破千元大关。开始有点上意能下达，下情能直透的新气象。以我为例，长期监控我的“国宝”撤岗撤哨，也不再随车尾跟。从强硬变得柔和，从对立改为沟通。
可是好景不长，政治态势很快大逆转。一个比一个左的信号与奇谈怪论的内部文件、口头指示和网络放风等诸多形式，连番累牍地出现在国内中央一级媒体上。先是“宪政梦”变成“中国梦”，接着是中共中宣部发出《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其后是抄翻天的“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和“七不讲”（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以及“九号文件”与“高校通知”。
寒临大地，秋肃厉风。一下使十八大的信誉跌到最低谷，反对习总书記的声音波涛汹涌。不少人骂他是“新独”、“新暴”、第二个毛泽东”、“比江泽民坏”、“比胡锦涛凶”，中共完了，中国完了。一些激进民主人士甚至叫嚷：“改变现状只能诉诸于暴力”。
据我得知的消息，这些讲话、通知、言论，全是主管意识形态的刘云山一手干的“私货”。他要借用媒体、网络把习近平绑上“反民主宪政的战车”，拉住改革派、民主派与他们同归于尽。也许有不少人会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认为全是中共体制问题。不错，是体制问题，但体制是人打造的。毛泽东长期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其实历史是英雄书写的。华盛顿改变了美国南北对峙的历史，邓小平改变了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历史。习近平将会改变中国从“党治”到“宪治”的历史！
现在他虽是一国之君、党的总书記，但却不能得心应手，令到立行的地步。为什么？因为今天的中共已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共，邓小平时代的中共，甚至不是江泽民时代的中共。自胡锦涛这代起，中共一人说了算的家长制，已变成了“兄弟联制”。九个常委九个皇帝，一杆子挿到底的直线领导变成了版块领导。故才有“政令不出中南海，总书記说了不算数”的现象，地方诸侯才借此坐大，“薄熙来亊件”就是这样发生的。
过去是九大常委各说各的算，现在是七大常委各人一片天。而常委中最牛的是刘云天，因为他背后有太太上皇在撑腰打气。也许有人反驳我：现在习近平是“三权独缆”（党中央党书记、軍委主席、共和国主席），还受人挟制吗？我明确地告诉你，就是受人挟制。他管不住张高丽、张德江，更管不住刘云山。刘云山向他发难，他只能容忍，协商、笑脸。为改变这个“龙多不治水”的局面，他必须集权立威，平衡各方关系。暂时的容忍退让，以换来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为什么要提出“摘去常委的免死金牌”的口风，就是要把中共从“人治”回归到“法治”的道路。但愿能成为亊实！。所以我支持他的集权，支持他的“独裁”，不然中国无法政改！更不可能有民主宪政
按中共常委分工原则，刘云山负责党建和意识形态这一版块。在这个版块里他说了算，用不着向谁請示报告与会签——他就是皇帝，他就是党！所以他管不住刘云山。我再告诉你，十年“胡温新政”，他们本想有所作为，可是作为不了。胡锦涛一直是个“儿皇帝”，无论大小亊都得向江泽民请示，就连一个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任命，江不同意他也只能作罢。
2010年江泽民去成都都江堰市参观，内部有三个“最高规定”：最高规格的保卫、最高规格的接待、最高规格的安排。和我一样，一个退休老头，凭的什么？若不信，可问成都市公安局。不过最清楚此事的，是省委书记刘奇葆和市委书記李春城。
我先后写了五篇倒刘文章，加上此篇为第六篇。刘常委早把我恨得血死，必除之而后快。公开抓吧不够条件，何况我是他父亲辈的年龄，而且这些观点看法，是一大批退离休老新闻人员共同的声音。他只能黑整活埋我！八十岁的人了，还有什么怕的？我早已昭告天下：如果鉄流突然失踪或不明不白死去，就是刘云山的“恩赐”。不过刘常委最能办到的，就是封杀我的文章和博客与微博，他下令封了四次。这次又爱屋及乌，凡刊了《大刼难》一书的博客，无论与我有无关系，一律封杀，真够“仁爱厚德”！
另外，还可报复的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我已经办了五年的民刊《往亊微痕》。要是封杀了，我也是种解脱，将会有更有时间与精力对付常委，一天一篇收早工。我这“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文思，是五十年代党和你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培养的。若不信，可拭目以待，直骂到你死，我还活得滋润着！
希望全国有良知的知识人团结起来，大挺、特挺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3-06-28 于北京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any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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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茜：中国近期必将陷入全面性社会动荡之中
作者: 罗茜 來源:電子郵件
当前中国社会形势极其严峻，已经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其突出表现为：世界最坏的政治体制；世界上最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一切的一切，决定了这个腐败透顶的政府即将把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又一次拖入全面社会动荡的深渊。
近日，中国资金市场的“钱荒”问题引起国内外普遍关注。大家对引起“钱荒”的表面和根本原因似乎无法达成共识，对中国央行能否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能否强化流动性管理，以及能否促进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能否有力支持经济转型升级等政策措施的实施的成效莫衷一是。但是更多的人担心：“钱荒”蔓延或发展下去，会不会危及银行储户存款、引发银行倒闭潮，有不少专家甚至预言“钱荒”会引发更大范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况且中国这次经济危机极可能引发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即是在新的形势下，全球一体化情况下的经济危机。历史证明，经济危机往往是社会动荡的双胞胎。因此，这次“钱荒”问题使得全社会再次警觉中国大陆会不会陷入全面性的社会动荡的局面？透过现象看本质，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拘泥于“钱荒”可能引发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动荡的观点。事实上，从历史的教训和中国政府当前的行政腐败的角度来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在近期内出现全面性的社会动荡局面势在必然。
政治腐败在中国几千多年历史当中是反复出现的。政治腐败导致社会溃败，最后就出现社会动荡，导致社会生产力大倒退。新朝代的开国之君是比较精明强干的，重新建立起理性政府，然后又出现行政腐败、社会动荡，如此循环往复。虽然西方国家建立强有力的行政系统比中国晚，建立理性政府就更晚，但他们找到了解决行政腐败的一套有效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从政府内部来说，实行三权分离，代议制，司法独立，互相制约；外部有一个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在私法保护下法人的成长，实际上就是对行政权的一种约束。正是这套措施遏止了行政腐败和社会动荡，使西方国家得以超越曾经领先于它们的中国。
为什么中国当前的行政腐败达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在东亚国家和地区，不论是在蒋经国时期，还是朴正熙时期，行政腐败的严重程度都没有当下中国这么严重，怎么会出现这这种情形？这需要从30年前的转变谈起。因为中国有过一个毛泽东时代，有过一个以官僚制为敌的乌托邦构想，实际上想建立“皇权之下的群众专政”，想要完全摆脱刘少奇、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官僚集团。文革开始的时候，想搞“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很快就失败了。又引入了军队，用新的力量代替原来的党政官僚，幸亏出了林彪事件，毛泽东后来也觉得不能搞军人专政了。如果长期搞下去，就会变成缅甸今天的体制。毛时代试来试去不要行政官僚的乌托邦构想失败后，导致了官僚集团和官僚机制的大反弹，大复辟。
回想80年代，我们既要注意到好的方面，也要注意到坏的方面，有些事情我们当时还看不透。有“两好一坏”。好的方面，一是出了一批好官，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任仲夷、项南这些人，在文革中受到打击迫害，使他们接触到底层百姓，他们有民本意识，他们执政的时候搞了一些好政策。但是这批好官逐渐被劣币淘汰掉，现在已经凋零。二是当时体制内的改革派和体制外的民主派都想学习西方那套抑制行政溃败的措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到89年也失败了。坏的方面是官僚体制、集团、利益的膨胀，比毛泽东文革之前所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还要厉害。
在皇权和威权制度之下，对行政腐败的控制有两个主要的机制，第一是权力要高度集中，当权者还要亲政勤政；第二是当权者要有耳目，信息通畅。80年代中国这两条都做不到了。当时权力是分散的，有“老人——大秘书长”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权力分割，党和政也是分开的，胡耀邦、赵紫阳各搞各的。真正掌握大权的邓小平既不亲政也不勤政，天天打桥牌混日子。80年代许多社会弊端苗头出现的时候，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当权者采取措施，“中梗阻”越来越厉害，基层政权越来越失控。第一个机制被破坏了。
第二个机制，过去中枢要有效控制行政系统，必须把耳目与爪牙分开，否则爪牙就不服从大脑，为自己谋利益了。没有耳目，独裁者也会被架空，无法了解社会实际情况了。皇权时代有御史台、东西厂、蒋介石时代有中统、军统。正如电视剧《纸醉金迷》，戏中军统一出手，行政官员吓得要命。这个机制在80年代到90年代也被破坏了。最明显的就是，“纪委——监察”系统属地管理，直接向皇帝负责的耳目没有了。过去，新华社也是重要的耳目。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指出：现在倒退了，难多了！过去总社记者可以下去写“内参”，分社记者也可以跨地区写“内参”，现在不行，总社记者下去写的“内参”也必须分社社长签字才能上报。涉及地方高官的内容，分社社长一般是不签发的。新华分社都地方化了，分社要考虑跟地方领导的关系啊，要地皮盖房子，很多利益都得依靠地方，哪敢得罪地方高官？分社社长和省市自治区的党政领导是穿一条裤子的，所以皇帝的耳目没有了。
传统的控制方法失效了，政治改革的努力也放弃了，行政腐败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可怕的是，当局失去了治理行政腐败、瘫痪、溃败的信心和愿望。
最近二十年来，当局把“社会稳定”当成了紧箍咒，天天念叨，也就是用“社会动荡”来吓唬人。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老百姓不知不觉被洗了脑，也跟着说社会动荡如何如何可怕。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因素能够导致社会动荡，社会动荡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先要有社会分裂的形势，才可能有大的社会动荡。我认为，社会分裂有三种可能的原因。
一是先天的原因。“苏东”剧变后之后共有九个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转型——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蒙古。只有前两个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导致国家分裂。这两个国家是有共性的，苏联核心民族俄罗斯人只占人口的51%，南斯拉夫核心民族塞尔维亚人只占人口的36%。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算是理性离婚，和平分家，捷克人占64%，斯洛伐克人占31%。还有6个国家没有分裂，这些国家也是有共性的，波兰族占人口98%，阿尔巴尼亚族占人口98%，蒙古族占全国人口的91%（其中喀尔喀蒙古人占80%，杜尔伯特等其他蒙古人占11%），马扎尔族占匈牙利人口的90%，罗马尼亚族占人口的近90%，保加利亚族占人口的85%。这些国家都没有分裂。由于计划生育的原因，中国汉族人口有所下降，但仍占到92%，少数民族中的土家族和满族现在都超过了一千万，其中许多人是为了高考加分改了民族，只要有八分之一乃至十六分之一的血统，就算少数民族。中国和上述六国一样，有一个占人口绝对多数的主体民族，所以不存在国家分裂的可能性。拿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战乱和分裂来说事儿，对中国是无效的。
二是执政党自身分裂连带造成的社会分裂。眼前就有两个例子。一是文革，是中国共产党内“两个司令部”对立所造成的。毛泽东个人威望高，但在中央委员会中是少数，后来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时，半数以上的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了，没能参加会议。毛泽东为了把“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搞下去，就得分裂党，铤而走险去发动红卫兵、造反派，重用林彪和军事力量。二是八九年那档事，官方结论也是党的分裂。关键是谁分裂了谁。赵紫阳、胡耀邦、胡启立、万里、习仲勋、田纪云、芮杏文、阎明复的党与陈云、李先念、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的党长期处于对峙状态，邓小平和杨尚昆在紧要关头站在后者一方，导致了最终的破裂。前者有党内的合法性，后者掌握了军队等要害部门。所以调动十几个集团军进京，主要不是对付学生，而是对付党的合法的领导机关——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书记处，中央书记处几乎是全军覆没。因此，这是用军事政变来分裂党。仅仅是局部的群体性行为，包括像学生运动这样的群体性行为，并不会导致大的社会动荡，只有执政党自身分裂才能造成这种动荡。
三是中国传统的社会动荡引发机制，官与民的彻底分裂，行政腐败、社会溃败导致“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对于这种可能性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由于信息、交通、武器技术的革命，揭竿而起的革命可能性是下降了。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秦兵还是用铜兵器，农民用铁农具造反，还是很厉害的。现在武器不对称了，农民起义的可能性减少了。但是还有另一方面，近年来出现了黑白道融合、混流的趋势。毒品集团、走私集团装备现代化超过了官家，海关的缉私艇追不上走私集团的“大飞”，贩毒集团的侦察技术装备有时候比公安局还强。《水浒传》中的天罡星、地煞星很多也是朝廷命官出身。当现代天罡星、地煞星出现，官、匪、民混在一起的时候，传统的社会动荡模式也有可能再现。
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但是我们要说，以宪政民主为导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公民团体和公民自治活动、群体性维权活动、解决行政溃败的种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举措，都不是诱发社会动荡的因素，而是抑制社会动荡的因素。
现实的最大危险是行政腐败。在行政溃败的情况下，哪怕中央有些好的政策，也是政令不出中南海。比如“非公经济36条”，贯彻得下去吗？92年以后开始搞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来是对行政腐败的一种抑制因素，但是在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下，各级政府对民营企业处处设卡，牢牢把控住市场准入环节，民营企业家还是要搞贿赂才能进入市场。也就是说，政治腐败必然导致全社会的动荡。
当前中国社会形势极其严峻，已经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其突出表现为：世界最坏的政治体制；世界上最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 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一切的一切，决定了这个腐败透顶的政府即将把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又一次拖入全面社会动荡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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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21时10分许，吉林火车站站前广场出现了惊人的一幕。距火车站售票处不足200米的凯旋大厦楼体大屏幕中，竟在播放疑似香港情色电影《金瓶梅》的淫秽画面，引得数百市民驻足围观。（网络图片）
国已不国 吉林火车站大屏幕播放淫秽画面（组图）
【大纪元2013年06月29日讯】6月26日21时10分许，吉林火车站站前广场出现了惊人的一幕。距火车站售票处不足200米的凯旋大厦楼体大屏幕中，竟在播放疑似香港情色电影《金瓶梅》的淫秽画面，引得数百市民驻足围观。
6月26日21时10分许，吉林火车站站前广场大屏幕中，竟播出淫秽画面，引数百市民驻足围观。（网络图片）
据《东亚经贸新闻》报导，6月26日21时10分左右，市民姚先生和朋友来到吉林火车站准备买去长春的车票。在向售票厅走去的途中，忽然看到周围的市民都望向广场南侧的大屏幕。原来距售票处不足200米的凯旋大厦楼体大屏幕中，播放的画面竟是一个长发男子与一光头女赤身裸体的镜头（他猜测是色情影片《金瓶梅》）。
距离售票处不足200米的凯旋大厦楼体大屏幕中，播放的淫秽画面持续约1分钟。（网络图片）
据了解，这块大屏幕位于站前广场东南侧，悬挂在凯旋大厦10至12层的楼体墙外。屏幕长约15米、高约10米。该地段人流密集，距大屏幕300多米远处有一所小学。
江泽民“色情治国”带动中共高官声色犬马
其实中国大陆社会如今色情泛滥，跟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黄色治国”不无关系。江泽民无德无能，但精于“厚黑学”。江无治国良方，于是选择了以“腐败、色情治国”，让全国人民随其堕落。道德低下的江泽民带头腐败和淫乱，不仅自己带头搞淫乱，还鼓励中共高官包括军队一起淫乱，并大搞黄色产业。上梁不正下梁歪，江泽民寡廉鲜耻的“示范”作用，制造了无计其数的淫棍、色狼。
江泽民甚称“色情治国”的“表帅”。其情妇众多，其中包括宋祖英、李瑞英、陈至立、黄丽满、苏联女间谍克拉娃等人，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宋祖英。宋祖英1966年8月1日出生，江泽民1926年8月17日出生，江泽民比宋祖英大40岁，足以做宋祖英的爷爷。但江泽民却偏偏喜欢啃嫩草，这为今日中共狗官奸淫、猥亵幼女起到了极坏的带头作用。除了宋祖英，江泽民在教育领域重用“婊子陈”，这与今日“叫兽”（教授）层出不穷，禽兽教师源源不断不无关系。
素有“百鸡王”之称的周永康，是江泽民最得手的打人棍子，其在任职期间不仅残酷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政策，更发扬了江泽民的腐败淫乱。有报导称：王立军出逃美领馆时，掌握了许多周永康、薄熙来两人染指女孩的情色录影带。周永康长期接受薄熙来提供的女人，包括歌手、女演员以及女大学生。周永康光在北京，就有六处供其淫乐的“行宫”。
因紧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而得到江泽民“赏识”的薄熙来，拥有100多薄女郎，其荒淫程度更甚。据前大连实德总裁徐明称，他负责安排输送了100个女人供薄熙来淫乱，有28人为公众人物，其中有6名是他的秘书与重庆的干部，包括一位重庆市的“全国最漂亮女警”。据前香港 《文汇报》驻大连记者姜维平透露，薄熙来的秘书吴文康为讨薄熙来欢心，在大连五星级富丽华酒店开豪华客房，提供数十名美女供其淫乐，荒唐淫乱的生活令人瞠目结舌。
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通过为山西女商人丁书苗输送利益而获得众多情人，还把丁出资5000万元拍的新版《红楼梦》里面的一整个剧组的女演员都睡了，因为用不用哪个女演员，让哪个女演员演什么角色，都要看谁愿意陪刘志军上床，谁愿意当刘志军的情妇而定。目前网上曝光的情妇还有女列车员、女护士、俄罗斯美女。但可以肯定的是刘志军的情妇肯定远不止目前网上曝光的这些。
古语有云：“万恶淫为首”。而时下的中国，包二奶、养情妇、性贿赂，甚至强奸幼女已经成为中共官场的一种赤裸裸的变态存在。许多民众表示，国已不国！
（责任编辑：蔡恒）
中港台时间: 2013-06-29 05:36:12 A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3/6/29/n39049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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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分析：中共已为撤离中国大陆做好准备
成文日期：2013-06-14 07:05:38 点击:14670
（大纪元记者郭惠综合报导）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当政后，大开“腐败治国”之门，导致大陆社会道德全面沦丧，中共各级官员几乎无官不贪。据美国华盛顿智库“全球金融诚信”的研究显示：中共资金外逃已进行了10年，由2000年的1726亿上升至2011年的6029亿，共转移了3.79万亿美元。相比之下，截至2012年底的中国外汇储备，总计也不过3.31万亿美元。
近期港媒的评论文章说：唯－合理解释是所有中共领导人都心知肚明党已腐朽败坏，百弊丛生，病入膏肓，回天乏术，脚下支持极速流失，内爆迫在眉睫，为自己准备好了后路。
港媒：中共正在准备后路
针对目前在中国所发生的这一切，香港《前哨》杂志6月号的分析文章说，没人察觉被搬走的钱已多得足以成立另一个新政府，纵使知道也没人能阻止。
根据目前资金大举外流的趋势，中共极有可能计划透过在国外开设巨型跨国集团而操控国内的资源、金融、通讯、工商各业，甚至控制传媒和深度介入军政。而且中共凭着丰厚的财力，更可轻易晋身国际资本，持有其他巨型跨国集团的股权。
分析称，以目前进度，中共不出几年便可完全掏空中国，包括外汇储蓄和美国债券，仅留足够的人民币现金给中央银行运转，避免突然死亡。
目前在中国所发生的这一切，文章认为：唯－合理解释是所有领导人都心知肚明党已腐朽败坏，百弊丛生，病入膏肓，回天乏术，脚下支持极速流失，内爆迫在眉睫，为自己准备好了后路。
去年中国3200亿美元资金外流
另据大陆媒体报导，中共外汇管理局（外管局）公布的《2012年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中提到，外管局根据“残差法”计算，2012年中国跨境资金流出的规模，高达3,200多亿美元。外管局在《报告》中强调，这个差额不等于违法违规或不可解释的跨境资金流动，也不等于热钱。
2012年10月16日，《华尔街日报》曾利用外汇储备增量减去贸易顺差和直接投资净流入的“残差法”计算出，2011年10月份至2012年9月份的12个月，中国出现约2,25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
如果按上述两个数据计算，这意味着2012年最后3个月，每月资金外逃的数量近500亿美元。
去年11月中共主席习近平上台后，迅速推进反腐，中共贪官密集落马，有分析称，大批贪官纷纷转移资金到海外，引发资金外逃潮。
中国资金外流 高官外逃现象严重
去年《中国经济周刊》曾报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还有报导披露，一项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研究发现，204名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当中91%的人都有家人移民海外，甚至加入外籍。即使在中纪委的127名成员当中88%的人都有亲属移民海外。
而网络疯传称据美国政府的统计显示，中共部级以上的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74.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份达到91%或以上。
在一些专家看来，自中共前主席江泽民上台以来，以贪腐治国，不讲法律，毫无法制可言，彻底导致中共官员们的法律观念崩溃，争相为自己捞利益，贪腐数目“一山更比一山高”。
（责任编辑：林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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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横行 李克强导师称“水深摸不到石头”
【大纪元2013年07月02日讯】面对由中共红色权贵把持金融业攫取畸高利润，并导致中国经济“空心化”的局面，6月初李克强试图用一场钱荒提醒银行业把资金投入中国实体经济。但随后，中国股市遭砸槃飞流直下， 股民怨声载道。在巨大的压力下，中央银行表示定向放水给一些听话的大银行，敲打金融业的行动早早收场。
有迹象显示，这场钱荒背后有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联手同权贵集团和地方诸侯在金融业混战的影子。 在江泽民腐败治国10年中，金融系统早已 “硕鼠”横行，“钱袋子”千疮百孔。
面对学生在改革当中遇到阻力，李克强的导师——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近日撰文称，必须“知难而进”，并且警告拖延改革会付出更大、更沉重的代价，力挺李克强的经济改革措施。
金融权贵横行 中共内部“水深摸不到石头”
2007年6月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高管刘啸东设计制造的招沽权证案，是中共证券金融史上第一大丑闻，涉案金额高达12,000亿元人民币，约50多万中国大陆股民因此倾家荡产、血本无归，直接损失228亿元人民币，间接损失500多亿元人民币。幕后操纵何时暴涨暴跌的人是江泽民的大儿子江绵恒。江绵恒通过刘啸东的具体操作，将股民的钱送入江氏家族腰包，再通过刘转移海外。
2011年，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Alvin Jiang）共同建立了博裕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这家私募基金至少要筹集10亿美元用于在中国市场进行收购。
原中共副总理曾培炎之子曾之杰（Jeffrey Zeng）是北京“开信创业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兼管理合伙人，同时也是中特物流股份公司董事长。
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是“中信产业基金”的董事长兼CEO。此前，刘乐飞曾是中国人寿投资部总经理和首席投资官，管理过1万亿元人民币的资金。中信产业基金由中信证券和中信集团创立，于2008年6月成立。
2006年吴邦国的女婿冯绍东帮助美林证卷获得了一项高达220亿元的工商银行公开上市交易，这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IPO交易。
周永康的儿子周斌在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的帮助下，利用拥有部份五粮液和国窖白酒股份的四川信托，用2亿元“投资”就窃取了70亿的国有资产。
中共的金融权贵横行，导致中共中央也无法控制。
厉以宁表示，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不再适用“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水深摸不到石头”，应通盘考虑，统筹安排。厉以宁并告诫，改革必须继续推进，绝对不能半途而废，中途停顿下来，否则可能前功尽弃。拖延，只能使改革为此付出的代价更大、更沉重。
李克强敲打金融业
中国银行业5月下旬开始出现资金紧张的现象，但李克强却在国务院会议上强调“坚持住稳健货币政策、合理保持信贷总量”，表态不会放松现行货币政策， 使得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不断飙高。6月20号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一度飙升到13.44％。更导致上证综指在整个6月暴跌13.97％，跌破2,000点关卡。
有港媒分析认为，当下大陆出现的风潮，是既得利益集团为继续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逼迫李克强放松银根的逼宫动作。同时，有独立财经评论者认为，既得利益集团为狙击李克强击穿经济泡沫和调整经济结构的经改步骤，而不惜下黑手击穿股市，制造恐慌。
包括财政、税收、股市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是中国的“钱袋子”。在江泽民腐败治国10年中，金融系统早已 “硕鼠”横行，“钱袋子”千疮百孔。在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任中高级职务的官员，其父亲、母亲85%以上是党政军高中级干部或已退离休高中级干部。
在巨大的压力下，中央银行表示定向放水给一些听话的大银行，李克强敲打金融业的行动早早收场。
（责任编辑：林诗远）
中港台时间: 2013-07-02 07:37:13 A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3/7/2/n39067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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