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專集】(三)博讯再推维权代表人物;夏业良:中国未来寄望于正在形成中的公民社会;蔡慎坤:我们的国企贡献了什么?陈志武:国有经济比重不重要人民幸福才重要;未来改革要先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中国征税处于失控状态;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危机很难避免;王康:走向历史破晓时分;党校教授诠释“中国梦”比南周更前卫;胡耀邦之子谈改革政改方向就是要落实宪法;又倒一个中共高官形象现危机;贪官卷款外逃急抛房产腐败程度令人发指;曾庆红对习近平王岐山提要求保护太子党财富免究;基尼系数停12年内幕:太子党操控经济江家帮掏空国库
神州有泪
美国之音陆杨:博讯再推维权代表人物*25人有幸入选*胡佳：感谢博讯再次给他荣誉*‘挪威森林’李化平：他只是说了真话*还有：黄琦、陈云飞、胡俊雄、刘飞跃、郭飞雄、浦志强、郭玉闪、刘萍、李庄、孙林、刘晓原、沈佩兰、唐荆陵、吴淦、王成、王德邦、肖国珍、朱承志、张建平、郑建伟和张培鸿。
夏业良: 中国未来寄望于正在形成之中的公民社会（图）现在唯一能够依靠的是公民社会。希望通过网络互动和现实中的各类援助和到场呼应，逐渐形成一种‘无组织的有组织状态’，即表面上没有组织，但一旦时机到来，就能够立刻集结起来。这主要靠网络微博，以及各种各样的通讯工具。大家要有耐心和毅力
夏雨提供:蔡慎坤:我们的国企贡献了什么？中国，情况似乎是恰恰相反，在中国赚钱最多的是国企，过得最滋润的是国企，挥金如土的也是国企，而对GDP的贡献率不足30%，解决了不到20%的就业，而每年拿走的收入却占了全社会分配收入的60%以上。国企利润应该全部上缴，应该用到每个公民身上，因为国企的股东本是每个公民，公民作为股东享受国企经营成果理所当然。
陈志武：国有经济比重不重要 人民幸福才重要:经济发展目标不应该定在国有经济的比重到底有没有达到50%，而是整个中国老百姓是不是过的更好、更幸福。如果说国有经济比重降到1%，对中国人，对中国老百姓更好更幸福，为什么不可以让国家经济比重降到1%呢。
陈志武：未来改革要先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现有制度安排是民企困境的根源;权力金字塔结构导致分配不公;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亟须体制性突破:政治改革已经没时间等了，再晚就迟了。
陈志武：中国征税处于失控状态
陈志武：经济改革能做的已经差不多了:既得利益等三个原因阻碍土地产权改革:世界上富裕良序的社会中没有哪个是靠土地公有富裕起来的，私有财产是法治和个人权利的基础，而土地是任何社会的最基础性也最重要的财产，如果土地都不是私有的，这个国家的法治和个人权利就少了最重要的根基了。既得利益者阻碍国企产权改革;以赎买机制推进国企改革有失公平:把这些国民权益基金的股权均分给13亿公民;没有司法体系配合，证监会很难保护投资者权益;中国早就应该终结审批制;发改委干预导致猪肉价格产生更大波动;有些国企高管在拿国企的钱作政治投资:需要一百年才能够买得起一百平米的房子，显然北京的房价是太离谱了。
陈志武：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危机很难避免
王康:走向历史破晓时分
中央党校教授诠释“中国梦” 比南周更前卫:党校教授言论比南周更前卫;谁在挺周天勇 《民商》为何没被整肃: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也曾发出惊人之语，孙不仅指出中共的治国理念与法治格格不入，还预言中共当局如果错失切割的历史机会，中共的统治模式不可能维系多久，“10年可能到不了，5年可能差不多”。
胡耀邦之子谈改革：政改方向就是要落实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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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再推维权代表人物
美国之音 陆杨
博讯评选出2012年中国内地维权风云人物25人 (图片来源: 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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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 2012年中国内地维权风云人物25人
01.17.2013
华盛顿 — 总部在美国的一家中文网站评选出2012年中国内地维权风云人物。经过维权团体和维权代表的提名、甄选，并参考维权领域专家的意见，25名维权人士当选。
*25人有幸入选*
博讯网1月17日宣布，正在美国学习的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被当局连续软禁近一年的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等25人当选“中国大陆维权2012风云人物”。这是博讯第二次评选中国大陆维权运动中有代表性的人物。
“维权风云人物”每次有25个名额。2012年当选的代表都是个人，2011年的维权风云人物包括了4个群体和21名个人。
据博讯网，甄选维权风云人物基本依据两个标准，1、维权人士、事件的贡献和影响力；2、在中国国内不计个人得失的前提下，为他人维权的人士。
*胡佳：感谢博讯再次给他荣誉*
北京的知名社会活动人士胡佳两次当选中国大陆维权风云人物。他1月17日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当选感到荣幸。
“这次还是蛮荣幸的，就是说他们把这个维权风云人物的奖给我。其实挺惭愧的，因为，我有三年半的时间在监狱里什么也没为大家做，出狱以后的话因为身体原因和自己的能力这些方面所限，其实效率并不高，做得也并不好。可是博讯还是把这个荣誉给我，我觉得有点不敢当吧。”
胡佳说，在当今中国大陆有很多的维权人士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仍付出很坚韧的努力，这个荣誉应该给他们。胡佳说自己是个幸运儿，得到了朋友们、国际社会和美国之音等国际媒体的关注。
胡佳1996年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他多年来从事社会活动，包括环保、抗艾滋病和争取民主人权等。2008年4月胡佳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入狱三年零六个月。判决书中列举的胡佳罪名包括在“境外网站发表两篇文章，恶意造谣、诽谤及煽动，妄图达到颠覆中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这里提到的境外网站就是博讯网。
胡佳长期被失踪、关押，导致他的肝病恶化成肝硬化。而三年多的狱中监禁，让胡佳的病情加重。现在每天靠药物维持，并定期到医院化验各种肝功指标。
胡佳2011年6月26日出狱后继续维权。2012年11月十八大之前他被迫离开北京被软禁在安徽芜湖老家。软禁期间，他写出《给中共十八大的十八项要求》，再度呼吁政治民主化。
*‘挪威森林’：他只是说了真话*
网名“挪威森林”的上海网络作家李化平第一次当选博讯2012年中国内地维权风云人物。李化平对获得这个殊荣表示惊喜，他说自己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我很惊奇，我只是做了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而已。我不觉得我是什么风云人物。很惊奇，也有些高兴。我认为有更多的人比我做的更好，付出的代价更大。”
李化平说，他只不过是说出了很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而已。他说，他到过很多现场，说出了真相。他说，如果说因为说出真相而得奖，这个社会是非常悲哀的。
李化平称自己是“背包客”，经常游走在中国各地。
2012年天津蓟县大火，当局被质疑瞒报死伤人数，李化平冒险到蓟县实地考察。兰州失业教师陈平福因言获罪，被控“煽颠罪”，李化平去年9月13日亲自去兰州探望被监视居住的陈平福，送去网友的祝福。他还通过微博现场直播他在陈平福住处的所见所闻。湖南民主人士李旺阳2012年6月离奇死亡，李化平号召围观，在网络发表文章，披露真相。
荣获博讯网2012年中国大陆维权风云人物的还有：黄琦、陈云飞、胡俊雄、刘飞跃、郭飞雄、浦志强、郭玉闪、刘萍、李庄、孙林、刘晓原、沈佩兰、唐荆陵、吴淦、王成、王德邦、肖国珍、朱承志、张建平、郑建伟和张培鸿等，他们中有些是二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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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业良: 中国未来寄望于正在形成之中的公民社会（图）
2013-01-18
著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日前在旧金山向当地中国民运与人权关注人士发表演讲，指出中国的未来不能指望“习李新政”，而应寄望于正在形成之中的公民社会。他认为中国社会有可能处于“无组织的有组织状态”，一旦时机来到，民众便能够迅速集结起来。
Photo: RFA图片：夏业良向旧金山中国民运与人权关注人士发表演讲（CK摄）
美国旧金山湾区的中国民运与人权关注人士日前举行迎春聚会，夏业良应邀参加，并在会上就习李主政后的中国未来展望发表演讲。
夏业良表示：从习近平上台后的几次讲话，就可以断定他的政治倾向，因此人们对习近平不应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夏业良特别提到习近平关于中共建政后两个三十年一脉相承、不能用后面的三十年否定前面的三十年的讲话，他说：“这个意思是，连毛泽东他都不愿意否定，文革他都不愿意否定，他认为只不过是因为经验不足犯了一些错误而已。只要说了这样的话，就可以断言，他这样的人是没有什么可期望的了。胡锦涛上台的时候大家就知道没有希望，因为他讲过在意识形态上要向古巴和朝鲜学习。现在习近平同样是不能指望的。”
那么，中国未来的希望在那里呢？夏业良认为在于公民社会。他在演讲中提出了一个“无组织的有组织状态”的概念。
夏业良说：“现在国内要组织一个反对党几乎不可能，海外组织一个反对党在国内发挥重要推动作用也不大可能。现在唯一能够依靠的是公民社会。目前中国的公民社会是无组织的，希望通过网络互动和现实中的各类援助和到场呼应，逐渐形成一种‘无组织的有组织状态’，即表面上没有组织，但一旦时机到来，就能够立刻集结起来。这主要靠网络微博，以及各种各样的通讯工具，至少在局部事件中可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比如乌坎事件，宁波PX项目，包括最近的媒体抗争事件。”
夏业良指出，在未来公民社会与中共专制政权的抗争中，不可能不付出代价。他说：“中国即将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我把它称为‘根本性的制度变革’，这次制度大变革是两千多年来没有发生过的。它不仅仅是改朝换代、权力更迭，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长远问题。所以宁肯时间长一点，大家要有耐心和毅力。但是不流血不牺牲就完成这一场根本性制度变革是不可能的，哪怕是相对简单的改朝换代都要付出流血和生命的代价，更何况是一场根本性制度变革，代价会更高。倘若城市的中心广场上死一千人，在整个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反人类屠杀事件，但若维持现状，看似天下太平，实际上却有更多的人死于各种迫害和‘维稳’式的镇压。你知道中国每一年被逼死的、冤死的、害死的有多少人？几万人、几十万人？官方当然否认，甚至直至今日，毛泽东害死八千万人的事实，在十三亿人口中又有多高比重的认知度呢？”
夏业良表示：2013年元旦之后就发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抗争事件，新一年的开局不错，他说：“海外的朋友要进一步声援和支持国内的抗争行动，不管是媒体抗争，人权抗争，还是罢工抗争、宗教抗争、各族群的抗争。各种反抗专制的力量此起彼伏，事实上发出共同的呐喊。”
从2009年开始连续四年被评为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的夏业良先生，是著名的学者、经济学家和政治评论人士。目前他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从事访问和研究工作。
以上是特约记者CK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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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国企贡献了什么？
作者：蔡慎坤 2013-01-0907:46:01发布于：博客中国
长沙:夏雨 來源:電子郵件
上月去遵义，听留德博士杨佩昌先生关于《德国私企为什么这么强》的主题演讲，很有感慨！杨先生认为：德国的制造业乃至出口之所以具备强大的竞争力，在于德国绝大多数企业都是私企，占全部企业的95%以上，只有极少部分企业是国企，而天下国企一家亲：只要没有垄断资源，包括资金、人才、技术和市场的垄断优势，国企就没有任何竞争力。
联想到正在崛起的中国，情况似乎是恰恰相反，在中国赚钱最多的是国企，过得最滋润的是国企，挥金如土的也是国企，而且一大批国企已经跻身世界企业500强，在北京二环三环的黄金地段，放眼望去，一幢幢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几乎全被国企所囊括。也许有人会纳闷：国企为什么要坐拥如此奢华显赫庞大的办公群？是为了炫耀实力还是钱多得花不出去？我曾见识过几位国企高管的办公室，办公室面积从几百平米到上千平米不等，除了会客室卧室甚至还有桑拿按摩室等等，这样的办公环境和舒适条件，世界上任何一家知名企业恐怕都自叹不如！
全国政协副主席黄孟复曾经不客气的指出：现在中国的国有资产总额已达100多万亿，加上金融资产，国资达到140万亿，这么多的国有资产。去年的财政报表上，国有资产经营收入800亿，其中有700多亿以各种形式返还给了国有企业，解决国有企业的困难，最后上缴财政只有70亿。100多万亿国资，最终上缴财政的才70多亿。
黄孟复先生的老部下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孙晓文在遵义也坦言：中国国企占有绝对的垄断资源优势，包括资金、税收、人才、技术和市场等等，而对GDP的贡献率不足30%，解决了不到20%的就业，而每年拿走的收入却占了全社会分配收入的60%以上。这些数据或许只是一个初略的判断，真实的数据外界无从得知。而国企的利润80%以上都来自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联通、中移动、中电信等特大型的垄断企业，却是不争的事实。2008年底，当金融危机来袭，中央政府慷慨拿出4万亿来“保八”。投资主要集中在“铁、公、基”等重大项目上，而近九成项目被国有大中型企业拿走，国企成为政府大规模投资的主要受益者。
2011年仅央企的利润总额就达到14943.9亿元，净利润11115亿元。给国家上缴的红利仅757.36亿元，其中又以各种形式反哺国企，真正用于民生的仅仅50亿元。银行业2011年的净利润也达到10412亿元，平均每天靠利差赚得28.5亿元。这些国企靠行政优势和垄断优势，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但在管理模式上仍然是官僚作派，除了靠涨价靠政策因素掠夺国民获取暴利之外，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从上个世纪利改税特别是所得税所有企业一律平等以后，国企就将巨额利润占为己有，成为内部分肥的一块私田。140万亿元的国有资产早已变成少数人任意挥霍敛财的工具。国企的高管们均享有罕见的高工资、高奖金和高福利，不仅加剧了全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其财大气粗的资本扩张方式，也彻底挤压了中国民企的发展空间。
从国有企业性质来看，国企利润应该全部上缴，应该用到每个公民身上，因为国企的股东本是每个公民，公民作为股东享受国企经营成果理所当然。国企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统分统销利润全额上缴，随着国企与其他企业一样上缴所得税收后，国企基本上就把全民股东甩在了一边。所谓全球最赚钱的银行、全球最赚钱的通讯公司、全球最大的石化企业，对于全体出资人来说，除了垄断形成的涨价风潮以及被掠夺之外，几乎没有给最大的股东任何回报。就连社会上普遍提议的大幅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用于补充社会保障资金缺口，也遭到国企的反对。至于规范国企高管薪酬待遇政策，更是遭到了各路国企高管的强烈反对，这是多么可悲的现实。
国资委主任王勇曾为央企不交利润进行过辩解，他认为央企的发展，主要是为了1200多万央企职工的利益，还要解决700多万农民工和600多万的离退休职工的吃饭问题以及解决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比如企业办学校的支出等等。
王勇甚至说：“一个是发展、一个是吃饭、一个是解决历史包袱。所以我把账算了一下，其实没有多少钱了。可能有一些朋友误解，这1万亿，我们都分了，实际上没有这么多钱。另外，央企和其他企业还不一样，我们还要给国有资产增值，每年我们给国有资产增加了1万多亿。企业做强，我们才能和国外的跨国公司同台竞争。”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曾经发布一份严肃的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如果扣除行政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国企对外宣称的庞大利润实际上是亏损。报告指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国企成为打着“为公众（国家）赚钱”的旗号，运用国有资产为自身牟利的利益集团。课题组负责人、天则所所长盛洪尖锐地指出：所谓“国有企业”早就名实不符。“国有企业已经被内部人控制了，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结论。”
报告显示：与民营企业相比，2001年到2008年间，国企少缴付的利息共计2.85万亿元，土地款3.09万亿元，资源费5000多亿元，亏损补贴1198亿元。合计起来国企少付的必须成本是6.48万亿元，国企享有的上述特殊待遇，远大于同期国企账面累积利润总额4.92万亿元。
中国经济虽然高速发展，但是欠人民的旧账已经太多太多。当中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的欠账规模越来越大。如何填补社保资金的巨大窟窿？国企当然义不容辞，如何规范国企高管和职工的收入水平以及提高国企红利上缴的比例，也是未来一个时期对政府的重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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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国有经济比重不重要 人民幸福才重要
2012年12月16日 17:53来源：凤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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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财经讯 2012年12月16日，由凤凰网与凤凰卫视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凤凰财经峰会”在京开幕。本届峰会主题为“改革新动力”。央行副行长易纲等一行三会领导，以及张五常、厉以宁、江平、柳传志、王健林等数十位政商学界精英共同探讨新十年改革。
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参加了“市场开放与企业机会均等”论坛的讨论，陈志武表示，经济发展目标不应该定在国有经济的比重到底有没有达到50%，而是整个中国老百姓是不是过的更好、更幸福。如果说国有经济比重降到1%，对中国人，对中国老百姓更好更幸福，为什么不可以让国家经济比重降到1%呢。
陈志武首先分析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机会不均等的原因，他举例称：就好象我有几个儿子，有七个儿子，有非亲的儿子，然后你们也可以总是跟我说，你陈志武应该对你的亲儿子和非亲的儿子同等平等的对待，我会把你的话看得很认真，你说真的会平等对待我的亲儿子和非亲儿子吗？那不可能的。
接着，陈志武说道，千万不能够把经济制度的设计，经济发展的目标定在国有经济的比重到底有没有达到50%，这个是本身不是很重要，整个中国老百姓是不是过的更好、更幸福，如果说国有经济比重降到1%，对中国人，对中国老百姓更好更幸福，为什么不可以让国家经济比重降到1%呢，所以不能把这个目标弄错，到最后大家都要追求一种什么主义，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还是其他的主义，本身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怎么样做，才能对中国人更有利。
陈志武称，国有企业和民企谁的机会更多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发改委和其它的部委说要鼓励民营经济发展，通过老36条、新36条，新新新36条，这个新字不断的往上加，中央层面可能是这样，一到地方政府层面，肯定是不管有多少新的36条，民企还是得不到更加优惠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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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未来改革要先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2012年09月25日 07:34 来源： 中国经营报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今年下半年召开，中国再次走到了十年政治周期的节点上。与此同时，2012年的中国经济也呈现出周期性节点的特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在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外部环境恶化导致外贸增长乏力，外需型增长方式面临考验；长期经济的单兵突进积累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开始显现。
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碰撞共振，提示了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这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如何凝聚改革共识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报将专访一批海内外政治、经济领域的政府智囊及学界精英，以期在更广泛的领域深入探讨中国未来改革的多项命题。
“今后必须转变到消费驱动的发展模式，围绕老百姓民生来发展经济。”这是陈志武教授对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基本判断。但陈志武也明白，长期以来的渐进式改革路径，导致中国不会以产生内需的制度改革起步，而是在不改变根本制度前提下先引进外需，由外需启动国内增长并挑战、松动既有利益格局。这样做就形成对外需的依赖而内需总缺少动力。外需带来的早期增长培植了既得利益群体，增加了进一步改革的难度。因此，未来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轨，前提是启动以“减少行政权力、制约政府权力”为目标的体制性变革。
现有制度安排是民企困境的根源
行政权力太大是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是目前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这具体表现在三方面：行政审批权不断扩展、税费收入与财政开支失控、国进民退。
《中国经营报》：当前中国最需要改革的领域有哪些？如果有排序的话，最紧迫的应该是什么？
陈志武：最需要改革的是政府权力，尤其是需要制约地方政府权力。行政权力太大是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是目前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这具体表现在三方面：行政审批权不断扩展、税费收入与财政开支失控、国进民退。在行政权力不受实质性制约的情况下，各行业的审批要求在增加，这不仅大大增加企业和创业者的从业成本，降低经济运行效率，而且使资源更加严重地错配，不是以能力决定谁能进入一个行业，而是谁有关系谁就能进入；在征税权、收费权不受制约的前提下，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在没有被问责的土地财政支持下，政府开支自然越来越高；由于政府权力不受实质性制约，国有企业的特权和垄断权必然会持续膨胀，做企业开餐馆的也随时受到来自权力部门的威胁，日子很难过了。
政府权力加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必然是投资驱动型经济体。纵观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我们看到，政府主导的经济体都偏爱投资，都以投资带动增长，包括基础设施和工业大项目投资，前苏联计划经济如此，计划经济时期和现在的中国经济还是如此。在过去四年抗金融危机的特别时期，这种经济体系安排把许多结构性问题推向顶峰，不仅挤压了民营经济的空间，而且使有限的金融资本和资源过多地流向地方政府的“铁公基”项目和国企，给中国社会埋下许多后患。
近来中国经济数据继续走弱，特别是民企状况不好。一般认为是欧美经济所致，其实更重要原因有三：一是新《劳动法》以及各地不断升高的最低工资，这些愿望当然很好，但使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也压缩了就业空间；二是不受制约地增长的企业税负；三是继续强化的国进民退和行政审批障碍。在这三大因素挤压下，民企怎能有活下去的空间？所以，现在和未来的经济下行是体制所致，而不是别的。如果要改变，就必须从体制上下手，从约束政府权力开始。
《中国经营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要想走出现在的经济困境，必须撬动中小企业的活力，即实行所谓的国退民进，你的观点是什么？
陈志武：这个目标肯定是对的，现在的就业增长80%至90%都靠中小微企业，这些年的经济活力也主要来自中小企业，没有它们就难以有增长。可问题是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国退民进如何才能实现？这些愿望难以实现倒不是中央没有愿望、没有决心，而是根本的制度安排造成的。只要经济由政府主导，只要国企还存在、还是国企，只要政府权力不受太多制约，民企就难有更大的空间，就必然经常性地受到挤压，就必然国进民退。过去出了“民企36条”，后来又有“民企新36条”，但结果呢？还是国进民退，政府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继续上升。所以，关键在于体制改革，在于国企的民有化改革。
权力金字塔结构导致分配不公
在2010年，北京平均1.7万人口就有一人进北大或清华，而湖南等省是平均30万到40万人口才有一人进这两所大学。即使同是北京人或湖南人，谁能进、谁不能进又取决于谁有“硬关系”。
《中国经营报》：制约中国发展内需的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国民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对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你有什么建议？
陈志武：收入分配中最大的问题是给政府那部分太高，预算内财政收入从1995到2010年增加了近10倍（去掉通胀因素后），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才累计增长2倍多。那么，在社会个体之间，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恶化、财富分配恶化的第一重要因素是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太大。当什么都由行政部门、权力部门控制，土地资源、金融资源、行业发展计划都由权力支配时，你有没有权力或关系就决定了你是否能发财，高收入的工作机会也靠关系才能得到，于是，权力关系成了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第一要素。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必须从这一点开始，从减少权力在机会分配中的作用开始，这是源头。否则，单纯从税法上改革只会带来更多的不公正，也会破坏经济发展的动力。
从宏观看，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所以是全国的权力中心；其次，省会城市是省内的最高权力中心，掌握省内的资源配置权；再往下就是地区市，是地区内的权力中心，等等。这是中国的权力金字塔结构。但是，这个权力金字塔结构也决定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资源配置结构和机会结构：北京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高，其次是省会城市，再次是地区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少的是乡村；在医疗方面，北京是全国最好的，人均病床也最多，省会城市“第二好”，地区市“第三好”，等等；大学资源也如此，在北京的大学人均资源最高，省会城市次之，等等。
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未必是中国最高艺术中心、电影业中心、文化中心，但是在政府权力主导各类资源六十年后，中国各行各业形成了以北京为顶尖的金字塔结构，这不仅是不该有的畸形，而且给各地公民带来的机会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凭什么生活在北京的公民就享受方方面面的全国最好，省会公民就享受方方面面的全省最好，包括收入机会和医疗机会？如果这些差距是自然的市场公平竞争形成的，也能接受；如果允许各地公民在北京、上海、省城、农村间自由迁徙并享受同样的福利待遇与机会，那或许也能接受；但基于行政权力和政府对资源的管制而人为形成的金字塔机会结构，同时又通过户籍制度进行社群隔离，就不能接受，因为这是基于权力的强制，是一种强加在全国公民身上的不平等秩序。这种秩序从根本上决定了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
《中国经营报》：在这方面美国的情况是怎样的？中国现有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在微观层面又会带来哪些问题？
陈志武：我对美国的情况做过详细研究，华盛顿是联邦首都，但那里的大学远非美国最好，医疗也不是全国最好，州府所在的城市不是州内医疗条件最好的地方，艺术和文化也更不是华盛顿或州府所在地最好。也就是说，美国跨地区的资源配置结构、收入配置结构、教育配置结构、艺术分布结构、医疗资源结构，都跟政治权力在各地的配置结构没什么关系，政治权力归政治权力，医疗归医疗，教育归教育。而之所以各行各业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就是因为政府权力有限，国家对土地和资产的所有权有限，政府对市场、教育、艺术的干预权都有限。
从微观层面看，不同群体的机会很不同，而机会的不同必然导致收入的不同、财富水平的不同。比如，能够进北大和清华，意味着从此做人上人的机会就高于别人了，在2010年，北京平均1.7万人口就有一人进北大或清华，而湖南等省是平均30万到40万人口才有一人进这两所大学。即使同是北京人或湖南人，谁能进、谁不能进又取决于谁有“硬关系”，又涉及到权力。这种入学机会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地域、不同群体公民的收入差距。大家都知道金融业收入高，尤其是私人股权基金业致富容易，可是，不管什么背景的大学生、青年研究生都有同样机会进入这些行业找到工作，或进去创业吗？即使能进入创业，有同样机会得到同样的融资或投资机会吗？
所以，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根本性改革也离不开体制改革，离不开制约政府权力和减少政府对各类资源的管制。
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亟须体制性突破
我们必须从政府主导经济转变到由市场主导经济，政府必须从经济中退出，从什么都管的状态中退出。这就需要减少行政权力、制约政府权力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同时也必须把财产权、财富从以政府所有为主，通过民有化改革转变到以私有、民有为主。
《中国经营报》：中国未来的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在哪里？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适合未来中国的？
陈志武：许多人认为进一步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力所在。其实，这种潜力是否能成为现实取决于下面四点：第一，是否能真正地减税，降低企业税负和家庭税负，这决定了人们创业发展的动力，决定了城镇化真正转为增长动力的激励；第二，是否能把农村土地私有化并让土地权有充分的资本化自由，这决定进城农民能否有发展的资本，能否有发展的基础和权利；第三，是否终止户籍制度，这决定了同为中国公民的进城农民工是否能享受到同样的城市福利和权利；第四，国企是否民有化让农民也享受到国有资产的收益，这决定了城镇化后的城镇居民能否得到该有的财产性收益并将资产收益带来的消费潜力转为经济增长能量。
1978年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制约社会的主要问题是物质供给不足、产能太少，是短缺经济，所以，那时需要靠投资、靠扩大生产解决短缺，增长就自然靠投资带动，那很正常，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是有道理的。所以，一直到这次金融危机之前，土地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金融资源基本控制在政府手里，甚至连项目和行业准入也由行政部门掌握，这些都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因为这些控制权、支配权提高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率，为快速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但任何事情都有它的生命周期，好戏也有结尾的时候，到现在，是产能严重过剩了，而且是全球范围内的产能过剩，这时消费需求是主要的瓶颈口。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体制安排，今后必须转变到消费驱动的发展模式，围绕老百姓民生来发展经济。为了实现这种转型，我们必须从政府主导经济转变到由市场主导经济，政府必须从经济中退出，从什么都管的状态中退出。这就需要减少行政权力、制约政府权力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同时也必须把财产权、财富从以政府所有为主，通过民有化改革转变到以私有、民有为主。这些改革转型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前提。
《中国经营报》：十八大即将召开，对各界呼吁的政治改革的推进你有什么期待？
陈志武：政治改革已经没时间等了，再晚就迟了，十八大需要推动。在形式上，应该进一步推动党内民主，同时让党内决策、政府决策透明化、阳光化，以此增加政府的公信力，避免社会管治危机的出现。在内容上，让全国人大发挥中国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力，尤其要使征税权、财政权都受到实质性制约，让财政全面阳光化、民主化，同时，由全国人大各专业委员会对相关法律和行政部门进行问责，通过公开听证会迫使国企和各行政部门回到应该做的事情上，把它们的权力关进笼子里。
（陈志武，生于1962年7月。华人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和经管学院访问教授。曾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专业领域为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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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中国征税处于失控状态
分类： 政府与市场 2012-02-16 13:38
2012年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概率非常低，另一方面就是中国经济长期硬着陆的概念非常高。现在看起来可能明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下降的压力比较大；第二就是民营经济在未来几个月面对的挑战继续会非常大；第三个就是来自于欧洲债务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挑战也会比较大。这三个明年主要的风险、因素可能会迫使央行和国务院在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方面不得不有所放松。
结构性问题导致中国经济长期硬着陆的概率非常高。长期可能指的是未来三至五年的概念。结构性问题很多，我想说两点：第一个就是税收失控的局面短期看不到有太多的可能性得到改变。不管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或者其它专业委员会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要他们不对行政部门、财政部等等的征税冲动，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征税冲动做一些限制的话，现在税收相当于GDP三倍的增长趋势在短期之内都难以改变。第二个方面很重要，尽管已经过了改革开放30年，国家作为资产的所有者的比重仍然很重，约为2/3；政府占有中国社会财富的比重也是2/3。基于这两个原因，这就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过多的依赖投资，没办法更多的依赖民间消费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民收入进入政府，越来越多的财产、资产的升值也继续留在政府，而不是留在民间老百姓手里。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如果不改变的话，长期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前景很难避免。
国内很多媒体包括专家对于美国经济非常担忧，我认为美国经济短期之内也就是未来两三年不太可能实现快速增长，但是相对于欧盟来说，美国经济的前景比国内认为的好很多。欧盟的经济问题主要是因为欧盟征税很容易，通过欧洲政府花钱更容易。美国是政府花钱比较容易，但是美国政府征税很困难。按照最近的数据，欧洲现在国债余额很高，但是平均税负是41%，美国现在的国债也很高，但是美国今年联邦政府加上地方政府的征税比重是24%。如果美国的财政危机真的是走到无路可走的话，美国并不是没有解决办法，只要美国老百姓和政客愿意提高税率，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在过去40年，美国所有的企业税占美国公司利润的百分比为40%左右，到前年美国的企业税下降到只有企业利润的20%，与中国的局面正好相反。按照我初步的估算，去掉通胀的因素，从1995年到2010年中国政府的预算内的财政税收累计翻了10倍。
很多人认为美国的债务危机、财政危机很严重，但是以下数据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美国今年全年的税负只占GDP的24%，但是中国的比重约为35%，如果美国的征税水平与中国相当，也为35%，那么今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基本为零。我们要记住很重要的一点，美国征税很难，而目前中国的税收增长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美国的国债问题事实上并不严重，只要提高税率，美国的财政危机就不会出现。
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中经常出现“下药过猛”的现象，全国人大、地方政府人大的不作为必然会导致下药过猛。美国国会经常就一些立案达不成协议，很多中国人会觉得美国政府参众两院真是无能。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个权利受到制约的社会权利机构理应是这样的。它不应该享有随意征税的权利。因为政府的手如果太积极，触动的太多太频繁，必然会造成太多的政策选择上面下药过猛。即使在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很严重的时候，美国政府每次下药都比我们预计的轻。现在媒体非常发达，专家、民众都有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政府的任何一个政策也会在第一时间得到传播。但是这也造成一个问题，很多政策在颁布之后，专家、民众没有耐心去等待政策发挥效用的过程。很多人似乎认为怎么没有立竿见影，政策是否有误？其实像我们身体一样，吃了药也需要一段时间调整。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昨天才做出的政策选择，怎么可能24小时内整个经济马上发生很大的调整？尤其在中国权利不受制约的大背景之下，专家们千万不要给政府下更多猛药建议的冲动。每一个人给自己提醒一下，也许要给市场看不见的手足够的时间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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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经济改革能做的已经差不多了
作者:陈志武 发布时间:2012-05-08 13:57 点击:3831次
搜狐财经：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讲话20周年，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到头了，您认为是这样吗？
陈志武：目前能通过经济改革做的事情，已经差不多了。如果政治改革不发生，如果民主、法治、宪政制度建设方面没有进一步变化，经济改革所能做的事情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
当然，国有企业可以在不改变基本政治制度，不改变宪政、权力制衡架构的情况下做更多改革。但要把目前的国进民退趋势从根本上扭转过来，就必须有政治改革的支持。除此之外，也要从根本上对行政部门的征税权进行制约，没有政治改革这个大前提，很难做到。
既得利益等三个原因阻碍土地产权改革
搜狐财经：土地产权改革的推进，是否也需要以政治改革为前提？
陈志武：基于两者之间。中国土地到现在还没有被私有化，其中有很多原因。
第一，是以往的意识形态和教科书理论误导，其流毒还很深很广。以前我们都说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要取消私有制。后来就完全变成了国有、公有。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进行的土地集体化，一直到57、58年完成的人民公社制度，把中国的土地全部集体化、国有化了。
尽管现在看起来，把私有制看成是万恶之源是错误的，是得不到人类社会实际经验支持的。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在没有对政治理念进行根本梳理的情况之下，要改变以往的教科书的误导，修正教科书、修正意识形态的误导，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比较难。
尤其是重庆的唱红打黑，进一步告诉我们，以往的误导性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还是非常根深蒂固的。这样一来，不管是民众层面，还是决策层官员层面，都倾向于阻挡土地的私有化，他们还是认为土地一私有化就完了。他们没有看到世界上富裕良序的社会中没有哪个是靠土地公有富裕起来的，私有财产是法治和个人权利的基础，而土地是任何社会的最基础性也最重要的财产，如果土地都不是私有的，这个国家的法治和个人权利就少了最重要的根基了。
第二，是地方政府通过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得到的好处实在太多了，他们就当然阻挡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以后，几亿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地方政府很难再从土地中创收那么多。所以地方政府首当其冲地继续阻挡土地私有化。
第三，好多学者，包括很多的决策层官员的认识存在误区。比如他们会说“把土地私有化，那农民把地卖掉了，他们以后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了怎么办？靠什么来养活？”
实际上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北京两三千万人口，没有人会担心自己没有土地会怎么办。我们当然指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为北京的老百姓提供最后的保障。这个思路为什么不适合于农民？
历史上，那么多农民祖辈离开农业和农村，进入城市，他们也没有这种担忧。为什么现在剩下的农民就必须有这种考虑，而不能够把土地这块自己最重要的资产私有化？
昨天我参加一个博士生论文答辩，其中讲到了土地历史，讲到明清时期、民国时期土地交易市场的方方面面。以前的理解，是土地买卖让地主的剥削越来越重，普通的贫农、雇农日子越来越难过。其实这种理解一点都站不住脚。原来总是把自耕农看成是最理想、最完美的一种农村土地制度和经济形态、社会形态，＂耕者有其田＂真的是最理想的状态吗？
实际上你想一想，如果说农地都不能买卖，也不能够被租佃，都只能自己种自己的地，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为了种田，你必须得有钱，要有自己的地。你要是没有钱、你就没办法去种田，而另外一些人有钱有地但不一定会种田，可他们又不能把地租佃出去。很显然那种安排很糟糕，对大家都不利。
并不是每个农民种田的能力都很强，并不是每个农民都喜欢种田。土地不能私有买卖租佃，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没有能力种田的人也拥有土地，而有能力种田的人也没有办法去扩大生产。最后不仅人们的收入会普遍低，而且个人的自由选择会非常少。因为土地不能买卖交易租佃，许多人会被捆绑在地上了。
我们昨天讨论到的土地买卖市场，田面权都有一级、二级等多级交易市场。假如你从张三手里买了60年的田面权即土地使用权，你种田每年给他交地租，如果什么时候你发现进城办杂货店更赚钱的话，你可以考虑把已经租过来的、还有50年的田面使用权卖给李四，而李四今后不想种田的时候，可以把田面权卖给王五，等等。这样，田底权、田面权不仅可以交易、买卖，而且可以再交易、再买卖。就有了很多地权的衍生交易市场。
以前我们的看法是土地私有制导致剥削、导致收入差距。现在我们研究发现，实际上这种交易改变了无地农民的生活和收入的选择。你只要有能力种田，即使没有自己的土地，没有钱去购买土地，照样可以种很多地。租佃交易市场将钱和地、和种田能力三方面的生产要素给拆分开来了，于是，你只要能干，就算没有土地、没有钱也照样有很好的机会去创造很多收入。所以，只要土地私有能自由交易买卖租佃，没钱的农民反而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总的来讲，土地产权改革难以推进有三个原因：第一，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误区。第二，有一些既得利益群体，包括地方政府，他们会不顾一切的阻挡改革。第三，某些决策智囊对于土地制度变革带来的影响，没有真正全面的专业化理解。
搜狐财经：如果能继续推进土地改革，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应该会很大。
陈志武：特别是对农民来说，影响非常大。用经济学常识来理解，如果每个农民的地差不多一样多而且不能买卖变更，那显然是非常低效的，因为一方面那样使得种田人手没法获得更多的地去种，没法出现规模化农家，另一方面天赋更多是在非农、在经商的农民又不能把地卖掉去进城，于是，各类能手都无法使自己收入增加，浪费才华。农村土地制度从根本上抑制了农民收入增长，也导致了整个经济民间消费增长乏力。我们不能因为怕几个无能或不幸运的农民可能出现的生活挑战、怕他们变为无地农民后生活没有保障，而迫使千千万万个其他农民的收入不能增长，这是没有道理的。
在工业化之前，原来的中国农民没有太多进城务工的选择。或许在历史上，这种固化的土地制度所能带来的效率损失也许不是特别高。但是，今天的农民在农业之外的就业机会、收入机会已经很多，在这种时候还通过错误的土地制度将他们固化在农地上，让他们不能卖地进城，让种田能手不能通过土地兼并进行规模化农业，这是说不过去的。
如果土地制度能得到纠正并真正私有化，那将为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增长提供新动力。
既得利益者阻碍国企产权改革
搜狐财经：您关于分发国有资产的建议获得了广泛关注和支持，包括张维迎、许小年等经济学者也在不同场合表态支持。但是从实际的政策看，好象并没有什么变动，您认为分发国有资产的阻力在什么地方？
陈志武：最大阻力是既得利益者，包括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和员工以及官员，再加上很多左派愤青。
许多人说：“国企不是也提供就业、产出利润吗？”这是缺乏常识的说法，因为国有企业占用了中国社会绝大多数资源，但没带来相应多的收益，更没有成比例地创造就业机会。现在每年90%的新增就业来自中小企业，而它们占用的社会资源尤其金融资源少得可怜。也就是说，在整个经济的资源不是无限的情况下，不是国企能否产生价值的问题，而是国企占用这么多资源、享受这么多特权但创造的价值很少的问题，是国企挤掉民间创业创新空间的问题，是国企造成各行业无法平等竞争、破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的问题。
我和其他朋友都为国有企业民有化推了好几年，希望把剩下的国有企业产权，尽可能通过国民权益基金的方式进行民有化改革。但是实际政策方面并没有往这个方向迈进太多。主要是既得利益群体继续阻止这种改革。
另外，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很多人认为，连美国、欧洲国家也由政府收购有问题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的改革呢？
这里有很大误区。在美国，不管是花旗还是AIG要倒闭的时候，政府只是暂时接过来，是短期应对危机的措施。一旦危机过去，等花旗、AIG这些公司恢复正常，美国政府就把那些股权卖给私人，包括把通用汽车公司、AIG的股权已经卖掉一部分，以后还会继续淡出。
这些作为解救危机的手段，跟中国还是强调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基本制度安排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些人以这个理由支持国有企业发展，是很错误的。
以赎买机制推进国企改革有失公平
搜狐财经：有人建议实行一种赎买机制，比如说给政府官员和国企员工更多补偿，您认为这样会不会更容易推进国企改革？
陈志武：我不赞成。因为国企员工不管是医疗保障还是退休、住房等待遇，都已经比民企、中学、小学和大学老师的好，他们跟其他政府单位雇员一样都得到了当期的优越待遇。在他们享受的待遇和收入已足够高的前提下，还要在国企股权民有化时额外给多分，这不公平。
最好是把剩下的国企股权都由现在的国资委持有，把国资委改成国民权益基金管理公司，同时把这些国民权益基金的股权均分给13亿公民，而不是让有的公民多分另一些少分。这是跟50年代建立国有企业的初衷最为一致。
按照现代公司治理规则，对新改过来的国民权益基金管理公司的方方面面进行治理。这样的话，当国民权益基金被13亿基民问责的时候，就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公司治理、公司管理的问题。十三亿中国公民可以以股东身份参与对国民权益基金公司、对国企的监督与监管。
这样做也可以解决国家安全的问题、解决所谓“战略行业”的安全问题，比如中石油、中石化、工行、建行、中移动这些大公司的股权都在全国国民权益基金里，它们基本不用因为民有化改革而被拆分。国民权益基金管理公司一方面受到全国公民作为股东的监督，同时也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和监管。
搜狐财经：国民权益基金如果按股份分给每一个人的话，人们是不是应该有权转卖？
陈志武：对。但是，退一步讲，即使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不可以转让、不可以买卖，亦即公民只有享受分红、享受股权增值好处的权利以及行使监督问责权利，那也比目前的状况好很多，尽管那不是最理想的状态。
搜狐财经：目前在政府层面有什么动作吗？
陈志武：除了一些经济学家，比如张维迎、许小年等学者，再加上一些退休的政府官员在呼吁外，决策层没有这方面的动力。因为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比较好，再加上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对国企进行民有化改革还难以立即成为政策。
尽管这样，我们作为学界人士还是有责任把逻辑上、实践上看可以更好的安排讲清楚，向社会解释为什么不进行民有化改革的话中国经济会难以持续增长。我们有责任向社会说明，如果不进行这些改革，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前景会怎样，以及国有经济对法治建设的妨碍作用。
搜狐财经：茅于轼老师说，国有企业的改革总有一天会继续推进。因为中国的社保亏空很大，以后政府要填补这个财政亏空的时候，就不得不把国企卖掉。
陈志武：西欧、美国、东欧、拉美国家在八十年代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大致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都是因为国有企业给政府带来了太多损失，使财政赤字越来越高，高到没办法实施的地步才卖国企私有化。最近我们看到的希腊也是这样，是最后在财政赤字压力下，政府才被迫把剩下国有企业产权卖掉。
没有司法体系配合，证监会很难保护投资者权益
搜狐财经：资本市场的建设，对经济发展和百姓收入有重大影响。最近新上任的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说“证监会必须当好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者”。那么，您认为从证监会成立二十的历史看，这个机构有没有做好这个工作？
陈志武：证监会的工作很难，整个制度环境决定了证监会要一枝独秀很难。我以前的文章和书籍里面也谈到过，你要运作好一个股票市场、资本市场，需要具备很多制度基础设施。一是证监会，它可以主动监管。第二，要有独立的司法体系。要保护投资者权益，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而单靠证监会是不行的。第三，要有独立自由的媒体，媒体的监督是证监会和法院都无法代替。
证监会可以去惩罚、起诉一些证券公司、上市公司，但是到最后，投资者必须有办法主动保护自己的权益。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犯，要能到法院起诉这些上市公司和市场操纵者。这时，法院是不是称职，是不是中立，是不是能够独立地根据相关法律保护投资者权益，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司法体系在过去二十年没有真正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连集体诉讼都不容许。单靠证监会一家，而没有司法体系的配合，很难保护投资者利益。即使有司法体系的配合，没有执法体系的配合也不行。公安系统、检察院系统是不是能够中立、独立地运作，坚守他们职责，又是另一块必须跟上来的制度安排。
与此同时，媒体是不是能独立监督，是否能享受到足够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这也非常重要的。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的国家，独立的媒体历来都是资本市场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他们的话，即使有一个证监会也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
郭树清做证监会主席以来，短短几个月就推出了很多新理念、很多新举措，这非常好，让我们对中国资本市场充满信心。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证券市场的良序发展，与其说是一个监管政策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宪政制度问题，涉及到行政、立法、执法、司法部门以及媒体之间的权力制衡问题。所以我很能理解证监会面对的挑战。
搜狐财经：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您曾经指出中国的证监会不但有执法权，还有立法权。而实际上，它应该和法院、人大形成互动，由人大来制定法律的。在您看来，这些年来这种状况有什么改进吗？
陈志武：没有改进，实际上可能还有些恶化。这些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印象中没有一次就证券监管进行公开听证、问责的，人们对法院的期望也已经不再。无论是在资本市场监管、改善法律法规，还是促进法律法规的执行方面，全国人大都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也正因为过去几年中国A股市场上涨了一些，尽管去年、前年跌了一些，但只要股市没有进一步的恶化，人们要求司法介入、要求立法机构的介入的呼声就不会像01、02年那么高。所以对立法机构、司法机构的压力也不像01、02年那么高。
搜狐财经：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在谈到股市的时候更多的都是关注其短期的指数表现，而不太谈其最基本的制度建设，这是为什么呢？
陈志武：大家都失望了吧。因为人不管怎么样，都很现实，也必须做一些心理和预期方面的调整。这么多年下来，只要政治改革没有进行、宪政制度建设 没有真正进展，大家抱怨再多也不可能对现状有太多的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把注意力往别的地方放，不在一个没有办法改变太多的事情上让自己自讨没趣， 让自己痛苦。我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已经疲倦了，所以就回避这个话题。不过，现在郭树清主席让人们重新有希望。
中国早就应该终结审批制
搜狐财经：今年全国两会的时候，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建议逐步改变公司上市的审批制，改为注册制。但郭树清在答记者问时，好像认为应该继续保持审批制。您认为是审批制好还是注册制好？
陈志武：注册制更好。中国早就应该终结审批制。道理很清楚。在审批制下，中国的上市公司质量、可信度变好了吗？没有。那么多公司在造假，照样还能通过审批。
就好像人民网这样的公司，也可以通过审批。人民网的一家子公司，2010年收入等于0，但是利润居然可以有一两千万。这是怎么回事？它在09、 10、11年有税收方面的优惠，但这些优惠都是为了包装上市时补加的。按一般规则，你没有收入的话，你本来就没有税。更何况股市给股票以市盈率时，是针对 公司未来主营业务增长而来的，不是对这种随机税收优惠而来的。针对这种情况，发审委应该看到其中的问题，但是发审委照样批准人民网上市。
更不用说过去十几年，这么多公司造假那么严重，但发审委也没有在审批的过程中把它们挡下来。既然这样，还不如都放开，强调注册，保证各个公司的 信息是准确的，不能有虚假陈述，不能漏掉一些重大事项的公告。只要能做到这些，就可以让投资者自己去判断是否购买相关股票、愿意花多少钱买。可能很多人会 说，中国的很多股民没有这些知识，也不愿意对上市公司做很多认真的研究。但是人就是这样的，只能通过让他们经受挫折才吸取教训，逼他们去关注这些上市公司 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这样才能让股市变成良币驱赶劣币的机制。不能分辨好坏的股市只能导致劣币驱赶良币。
以往审批制什么都管，反而让广大股民们和机构投资者没有自己去做调查和研究的激励，受损失后当然也把责任推到证监会。政府什么都管之后，社会就 容易变懒，出了问题当然也会怪政府。但是，如果像李剑阁说的那样，从审批制转变到上市注册登记制，刚开始很多投资者可能不习惯。但是很快的，通过损失他们 会被教训的慢慢习惯，慢慢知道自己对自己负责，而不是指望证监会帮他们。所以，为了做李剑阁建议的这种改革，一个办法是慢慢试点，先让一些公司只注册就可 以上市，慢慢转变到所有公司满足注册要求就可上市。最后，整个市场就会习惯这样的体制。
发改委干预导致猪肉价格产生更大波动
搜狐财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最受人诟病的还是发改委。那您认为发改委对经济管制都表现在哪些方面？最大的危害有哪些？
陈志武：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包括项目审批、项目监督管制、产业政策、价格管制等等，都是发改委影响中国经济的方式，也是他们造成资源配置错位、低效的具体手段。
比如说猪肉行业。过去这些年，发改委对养猪农民、生猪物流、猪肉价格等进行干预，包括补贴扶持，使这些年的猪肉价格大涨大跌，涨跌幅度被放大了很多。
发改委在猪肉行业的政策往往是滞后的。一旦猪肉价格涨了很多，他们就会鼓励农民去多养猪，给他们各种帮助。这样一来，接下几个月后猪肉供给大大增加，导致价格猛跌。其实，因为肉价涨了以后，农民自己也有更多激励去养猪，使几个月后的猪肉供给增加，未来几个月猪肉的价格自然会降低一些。
但是，有了发改委的帮忙后，未来肉价降低的程度比自然状态下的肉价降幅要多很多。一旦几个月后的跌幅被夸大，接下来这一年的养猪农民数量会大幅减少，比自然状态下要减少得更多。于是，一年半至两年后的肉价又要因为短缺严重而更加猛涨，依此恶性循环下去。我们看到，由于发改委的介入，猪肉价格要么 涨得冲破天，要么跌入无底洞。为什么不能给自然市场秩序足够的机会呢？发改委太相信人定胜天了。
搜狐财经：发改委全称“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但是它好像对经济发展和改革并没有什么促进作用，反而在起一种阻碍的作用。那么，从机构改革的角度看，您有什么建议？
陈志武：在朱镕基做总理的时候，政府精兵简政，政府从经济领域退出，国有企业民营化等，这些在朱镕基时代做的非常多。当时，报纸和政府会议上谈这个话题也是最多的。
但是，在过去九年里，缩减政府行政人员、精兵简政、国有经济通过民营化不断缩小，等等，这些话题在媒体上不再经常出现。因此，发改委尽管是叫“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但实际没有推动改革，也就不奇怪。
这个问题不只是发改委的，其他部委也如此。他们只有行使权力的冲动，没有被问责的机制。结果，发改委也好，其他部委也好，都是权力很大，但是责任没有多少。权和责都没有相对应，最后不仅这些机构失控地膨胀，而且权力往不该去的方向扩张。之所以有这样一个系统性局面，都是因为全国人大没有发挥作 用，他们没有对行政权力进行制衡。
有些国企高管在拿国企的钱作政治投资
搜狐财经：温家宝总理曾在很多场合不断的谈到政治改革这个话题。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他也说中国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度的改革。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您觉得经济改革是不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
陈志武：温总理说的很对，道理也简单。一方面，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几年，特别是最近十几年，主要依赖投资，依赖出口来带动，而不是靠民间消费来带动。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征税权失控，使国民收入转移到政府口袋里的比重每年都以非常快的速度上升。当越来越高比重的国民收入进入政府腰包，而不是进入老百姓腰包的话，必然使得政府投资越来越多，民间消费增长的收入基础越来越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治改革没有到位，征税权没有得到制约，导致了国富民穷局 面恶化，这是宪政问题。
还有国进民退，政府拥有的国企资产和土地很多。在政府权力不受制约的大背景下，国进民退在过去十年特别是过去三四年越来越强化，趋势很难控制，就不奇怪。因为在没有进行政治改革的环境下，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权力就难以被制约，国有企业就有了自己扩张的本能。这样一来，政治改革不进行，就不只是一个政治问题，也同时是经济问题，会影响到整个经济能否持续增长以及增长带来的收入在政府、权势者和老百姓之间如何分配，最后影响到收入分配结构，财富分配结构，就业增长等方方面面。
第二方面，政治改革之所以很重要，也是涉及到中国今后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会高还是低的问题。比如说，如果还不进行政治改革，一方面国企规模会不断扩大，而同时国企高管的权力继续不怎么受制约。试想想：很多国有企业很有钱，它们的资金会怎么用呢？它们会在乎效益吗？不会的，因为做好了对管理层个人收入没有影响。如果我是大国企的高管，如果每年我企业有几十亿甚至上千亿的投资资金可以用，那么，我会怎么花钱、往哪些方面投资呢？因为对我来说，投资回报好坏对我个人经济上没影响，但我知道作为国企老总，我追求的是更快地在政治权力上上升，那么，我可能会利用手中的资源到一些市长、书记未来政治前途非常好的地区去做投资，去他们那里投大项目，因为今天拿国企的钱帮他们制造政绩，等他们升官后不会忘记我的，这是政治投资。这种投资，经济效率不会高，因为效率不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反正跟我个人没有关系。如果太多国企都这样做，就造成了中国的银行以后的呆坏帐，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全国财政挑战会越来越大。财政危机、金融危机会因为政治改革、国企改革的迟到而升得很快。
法国很多学者对法国的国有企业做了很多的研究，他们发现法国国有企业那些老总们，尤其是在他们要参加竞选议员席位或者某官位之前的几年里，会把自己管控的国有企业投资尽量偏向于对自己政治前途有利但会带来很多投资损失的项目上。在法国，尽管媒体监督很自由，但国企领导在参选前还是会不顾经济效益地做政治性投资。在中国，这种现象就更加多了，只是他们投好的方向跟法国国企老总的不相同。
搜狐财经：过去几年到重庆投资的国企是不是很多？
陈志武：是。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北京房价高得离谱 离合理价位还差很远
搜狐财经：前段时间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房价跌到20%的时候政策就会转向？
陈志武：现在看来不需要20%，跌10%决策层就会挺不住了。未来几个月很关键，很多房地产信托产品面对偿还压力，那时候有多少房地产公司能挺得过去？这是决定未来几个月房价到底是跌很多还是不怎么跌的关键因素。但是，现在总的看，银行信贷已经有所放松，特别是对住房按揭贷款有选择地放松了，不管是住房按揭贷款利率，还是贷款审批速度都有改善。
搜狐财经：前一段时间也有很多人在讨论各个地方的合理房价。在你心目中有一个合理房价吗？
陈志武：主要参照有两个，一是老百姓收入水平，一个是其它国家的情况。我知道许多人总喜欢说中国不一样，短期看可能如此，但经济规律哪里都一样，而且每个国家在泡沫发生时都说他们跟别国不一样。以纽约为例，纽约的房价和北京比差不多。几个月前在曼哈顿最繁华、最贵的一个区的100平米的房子，要130万美元。如果按照纽约一般人收入在四万美金一年算，130万除以4万，等于是一个普通纽约的人32年的工资。北京一百平米的房子按照3万一平米， 也要300万。对于可支配年收入是3万的北京人，需要一百年才能够买得起一百平米的房子，显然北京的房价是太离谱了。
搜狐财经：按照总理所说的要回到合理价位还差很远。
陈志武：对。
搜狐财经：有很多既得利益在那儿……
陈志武：当然，北京房子的合理价格相对于一个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之比，可能比纽约要高一点。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制度安排是非常歧视性的，都重点优 待北京人，不管是医疗条件、教育机会、科研与就业机会、以及各方面福利，都是北京远高于其他省市，更高于地区市和全国县城，把其他地方的人都变成二等公民。不管是进入北大、清华、其他一流大学的机会，还是其它方方面面的社会福利，全中国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大多数都在北京，学界也是北京最好。这些制度让谁都想往北京挤，所以，北京房价是会超常地高，会合理地更高。
纽约并没有这样，在美国社会里，纽约并没有享受北京那么多方方面面的优惠、垄断地位。中国人民想搬北京的倾向远比美国人搬到纽约的倾向高很多很多。当然纽约有另外一个好处，它是世界人民向往的地方，想到纽约买房子的人数可能比想到北京买房的世界人数多很多。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也许纽约跟北京的合理房价应该差不多。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算，现在北京的房价太离谱。
（稿件经陈志武教授审阅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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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危机很难避免
2012-08-22 10:03:09 来源: 网易财经 有54人参与 网易财经22日讯 “未来两三年，中国经济或许可以平稳增长，但五年之后，经济危机很难避免。”21日，在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举办的第八十三期高端讲座上，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微博）表示，当前的财政政策和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行为虽然带来短期的繁荣，但造成了中国经济进一步扭曲。
数据显示，1994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金额占全年GPD的35%，而到了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所占GDP比例高达70%，翻了一番。198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金额相当于2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但到了2011年，这个数据上升到相当于15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金额相当于15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可是我们国家的城镇居民还不到7亿。”陈志武认为，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过大，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瓶颈。“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产能过剩的问题，经济应该朝着促进消费增长的方向发展。”陈志武说。
陈志武认为，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过大，对我国商业银行产生消极影响。“实际上，前几年的贷款都是投在地方政府的‘铁公鸡’项目上，这几年几乎不可能收回贷款。”他表示，中国商业银行收回贷款所需等待的时间要比数据所披露的时间要更久，这是由于政府把贷款投入高速公路以及铁路等难以收回成本的“铁公鸡”项目。对此，陈志武强调，即使央行再次降准，中国的商业银行能投放市场的资金将比3年前更低。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情况，陈志武认为，必须把政府“关进笼子”。政府一方面把民间投资意愿不断的打压，而另一方面政府又在不断的招商引资，相互矛盾。“有个做地产的朋友曾经告诉我，五年前申报房地产项目只需要该50个公章，而现在则需要盖150个公章。”陈志武在讲座上调侃道。
陈志武还认为，解决当前经济问题，必须进行产业结构改革和土地私有化。他说，欧美等经济强国在城镇化过程中，居民享受到土地升值的利益，而唯独中国城镇化、工业化所导致的土地升值，农民没有享受到应得的好处。
“我坚定地认为，除非体制能够改变，否则这种过度依赖国企和固定资产投资的经济模式很难改变。”陈志武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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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历史破晓时分
王康 来源：電子郵件
我们分明看到，站在当今世界最高文化荣誉奖台背后的，还有从孔子到陈寅恪，从庄子到胡适的全部中国精神先贤，中国不仅是一种世界物质力量，中国更是一种世界精神力量，中国不仅有自我拯救的天然权利，中国更有与人类共同获救的神圣责任。
王康
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
此二种相反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四千年大梦之唤醒”（梁启超），无疑是近世中国命运与使命最无奈、最英勇、最悚惕的咒语式警示，也是世界历史从未面临的特异悬案。
粗略估算，已逾十代国人六十余亿人次身陷此一大变局、大觉醒，中国近两百年的全部心智、骨血和神髓，几乎悉数耗散于此亘古未有之解析、应对之中。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即将突破这一变局，终结这一大梦，但是中国究竟何去何从，却远未尘埃落定，中国何去何从，仍然是未定之数——中国同时成为自身和世界的共同负担、共同责任。
“这 全人类四分之一生命与精神，何处寄托，如何安顿，实际上早已为全人类的共同良心所关切。中国问题早已化为世界的问题。如果人类的良心，并不容许用原子弹来 消灭中国五亿以上的人口，则此近四分之一的人类生命与精神之命运，便将永成为全人类良心上其同的负担。”[作者注：《谈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唐君毅全 集·卷七·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全集校订版。]
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四先生当年发表此《现代新儒家宣言》前后，中国在“冷战”外患和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内忧中，迭经专制、独裁、贫穷和饥馑，并且与几乎整个西方（包括苏俄、日本）为敌。
中国一度似乎又回到谭嗣同眼中“黑暗否塞，无复人理”之人间地狱：世间无物抵春愁，合问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五十年后，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变，困扰世界的“冷战”和核战阴云渐始消退，笼罩中国的历史浩劫欲散还聚。
中国仍然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的使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我们以更为忧患、庄严和苍茫的心情面对。
一
五 百年以来、次第出现、先后相续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社会政治大革命，不仅使欧洲的历史发生了突破和革新，而且前所未有 地改变了世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此发生了历史性的位移，中国不再是“中央之国”，礼仪之邦，中国成为世界文明的边缘地带，中国文明沦为古旧、不开化、半野蛮的化外之物，成为西方文明觊觎扩张的最后疆域，也是西方最难理喻、最难开化的神秘帝国。
中国从来就是一种世界力量。
自古以来，中国横亘在世界上最浩瀚的海洋和最雄伟的山峰之间，上苍赐予的这片时空悠久、辽远而闭塞、天然自成的一个世界。
在人类各民族被自然屏障分隔的漫长史期，中国拥有的特性十分显明，地理、气候、自然和周边环境都足以支持中国发展出独特而成熟的文明。
当欧洲在异族入侵的黑暗帷幕和中世纪蒙昧主义的千年岁月中分崩离析和踯躅不前时，中国已经“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技术上，曾经领导了世界达两千年之久”。（[美]罗兹·墨菲：《亚洲史》）
作为巨大、古老的文明，中国原本可以遵循东方农耕社会的固有节律和亚细亚大帝国的权力结构，在自我封闭、停滞、循环往复的王朝兴衰周期率支配下，代代因袭，自洽而沉迷地生息绵延，终古不变——中国文明遵循着某种天造地设般的“宇宙－自然原理”：天不变，道亦不变。
中国是天然的永久性大国，其历史、文明、人口、土地、资源都注定了它那非同寻常的命运，中国又是注定历经曲折，必须缴付高昂代价才可望走向历史破晓时分的大国。
五百年以来、次第出现、先后相续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社会政治大革命，不仅使欧洲的历史发生了突破和革新，而且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世界。
它 们似乎秉承着另种“天意”，不可遏制地向一切文明和一切民族进发，它们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明，第一次宣称自己属于并代表全人类，破天荒地以某种普遍有效、 普遍适用的普世价值的名义，以征服和救赎世界为己任，其秘密是：价值、利润、市场；其工具是：科学、技术、贸易；其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其目标是： 人类、世界、宇宙；其边界是：无限、永恒和终极真理。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此发生了历史性的位移，中国不再是“中央之国”，礼仪之邦，中国成为世界文明的边缘地带，中国文明沦为古旧、不开化、半野蛮的化外之物，成为西方文明觊觎扩张的最后疆域，也是西方最难理喻、最难开化的神秘帝国。
中国的固有优势和传统精华，遭到严厉的审视和质疑，中国的独特命运，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影响和前途，都必须由中国并不熟悉和快意的语词、逻辑和法则来分析判断。
这究竟是中国的福分还是祸端，世界的吉兆还是凶相，尚无人洞悉。
“君子反求诸己”，“认识你自己”，东西方古代哲人的不朽告诫，神意地适用于今代中国。
没有一个民族能够背离天地间的常情，每一个民族都领受着某种天命，按其内在本性，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充任天定角色。
极而言之，上帝垂青或厌恶某个民族，成全它走向荣耀和拯救还是任其堕入深渊，必先促其反躬自省，必先待其接受庄严的精神洗礼。
古希腊水手在横渡达达尼尔海峡、赤克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遥望东方时，曾发明过两个极富启示性的时空概念：亚细亚，太阳升起之所在；欧罗巴，夕阳西下夜幕降临的一刹那。
自从荷马、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史诗把希腊与波斯的世代血仇引入后，“欧罗巴”、“亚细亚”就开始转意为历史、种族和宗教名词，成为划分文明与野蛮、区隔光明与黑暗、代表自由与奴役的世界历史分野。
两千年后，黑格尔从中获得灵感，形成他那影响深远的历史哲学：东方只知道唯一者自由，希腊与罗马世界知道若干者自由，惟有日耳曼世界知道所有者自由。
他以罕见的诗体语言断定，世界历史有一个神意的绝对起点，那就是亚细亚。
当 那轮自然的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并在西方没落时，那轮精神的自由的太阳也就从西方升起，散播出一种真正高贵神圣永恒的光辉，人类的崇高使命和最终目 标从此指向西方，而东方和全部非西方民族都将长久地笼罩在历史黑暗地区，直到世界精神的破晓时分神恩般地普降寰宇。
按照西方的观点，东方最神秘最反常最可悲的特点，在于它那周而复始的循环史观。
无论如何改朝换代，治乱兴亡，东方都以万变不离其宗的超然与孤寂，演绎着一个“停滞社会”的全部符咒。
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理查德·琼斯、黑格尔、马克斯·韦伯……西方的智者都有以讶异而矜悯的目光注视着东方，断言亚洲总是大帝国的家园、专制主义的温床、暴君的老巢、人类不幸和黑暗的舞台。
一种奴隶精神统治着亚洲，并且从来没有离开过。
在亚洲大陆全部历史中，从来找不到自由精神的痕迹，只有规模庞大、耸然而立的专制帝国。
暴 君是唯一的主宰，全体臣民都是他的奴俾，这种普遍绝对的隶属依附关系，构成了东方世界野蛮统治牢不可破的历史基础，构成亚洲各国始终不断瓦解、不断重建、 平陂往复周期性地震荡－沉寂的唯一动因，并由此滋生出这个历史未破晓地区的全部精神结构：暴力、谎言、虚伪、奸诈、告密、鬼诡、迷信、腐败、权争、无 道……
至于中国，它可悲地被海洋、高山和沙漠环绕隔绝这一地理事实，同时象征着它在精神上的封闭、孤立、静止。一种终古不易的腐朽气息化解了一切新鲜事物和创造精神。
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在十八世纪末写下的这段话，可视为欧洲对中国的经典评点：
几千年来，中国始终停滞不前。他们那些关于道德和法令的教诲总是反反复复，变着腔调在同一个话题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颂扬一种孩童式的义务。
他们的天文学、音乐、诗歌、兵法、绘画和建筑与千万年前一样，不过是他们永恒法令和千古不变的幼稚滑稽的政体的孩子。
中 国恰如一具木乃伊，周身涂着陈腐的香料，描画着象形文字，包裹着丝绸，它体内的血液循环早已停止，犹如冬眠的鳖类，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敌视、窥测、阻 抗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无兴趣，更不喜欢，它的最高旨意就是终日沉浸在自我封闭的漫长黑暗之中。[作者注：赫尔德，《关于人类历史的哲学思 想·中国》（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第三部，里加和莱比锡，约翰·弗里德里希·哈尔特克诺赫出版社，1787版]
中国精神及其外在历史的悲剧，就在于它拒绝“精神”，尤其缺乏建立“内在”精神的天然能力，因此无法从生命本体上建立自由所需要的基础，黑格尔对中国文化的绝望与他关于世界精神和精神辩证法的理论通过马克思－列宁传输到中国之间，乃是西方精神对中国最奇特的胜利：
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
皇帝对于人民说话，始终带有尊严和慈父般的仁爱和温柔，可是人民却把自己看做是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给皇帝拉车的。逼他们掉到水深火热中去的生活的担子，他们看做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卖身为奴，吃口奴隶的苦饭，他们也不以为可怕。
因为复仇而作的自杀，以及婴孩的遗弃，乃是普通的甚至每天的常事，这就表示中国人把个人自己和人类一般都看得是怎么轻微。
虽然没有因为出生门第而起的差别，虽然人人能够得到最高的尊荣，这种平等却足以证明没有对于内在的个人作胜利的拥护，而只有一种顺服听命的意识。[作者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世界历史开始于中国所在的东方》，三联书店，1956版。]
在 《共产党宣言》这部纯西方式历史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在预言西方资本主义必将寿终正寝同时，盛赞“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 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 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他们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基础。
他 们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写道，从纯粹的人类感情出发，眼看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崩溃、瓦解，无数勤劳善良无辜的普通百姓既丧失了自己的古老文明，又丧失了世代相传 的谋生手艺，是不会无动于衷的；但是不应忘记，正是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和老实巴交的农民初看起来怎么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统治的牢固根基；它使中国 人的头脑局限在狭小的时空中，沦为暴政的驯服工具，表现不出任何独立意志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
中国这个“活化石”，世界上最古老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往它的人民中灌输的全部教训都是“因因相袭的愚昧”。
作为“欧洲的直接对立面”，欧洲文明的“反题”，中国代表着世界上“总体反动、总体保守的强大堡垒”，乃是“腐朽世界的总代表”。
作为西方文明的叛逆和异端，马克思、恩格斯与西方主流学者对中国的分析始终有某种微妙的差异，就是这种差异，也许成为他们的学说在其去世六七十年后，在遥远陌生的东方被奉为天条的原因。
他们同样厌恶并看到“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中国这个悉心“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旦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
而西方资产阶级天然“负有为新世纪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就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支持下对自然力的统治。
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与 拿破仑、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等西方人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朦胧地预感到东方的中国这条不祥的“恶龙”和“睡狮”将会从历史的沿船和迷雾中醒来并徘徊于世界上空，他们怀着某种模糊、复杂、有几分庆幸又夹杂着恐怖的心情，隐略看到了某种前景，“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但是欧洲切勿高兴过早，这只是事 情的开端，西方将会欣赏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复兴”。
马克思、恩格斯据此对世界历史辩证发展的第三阶段作出了所有资产阶级都未曾作出的另类预言：西方（首先是英国）出于卑鄙的商业利益，却造成了亚洲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英国由此“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到时候西方人就无权像“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斥责中国
……
《中国民商》专访了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对习近平的“中国梦”进行了大胆的诠释。图为，2011年5月5日，周天勇在北京举行“第二届统筹城乡发展论坛”上演讲。（网络图片）
中央党校教授诠释“中国梦” 比南周更前卫
【大纪元2013年01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金睛报导）日前，定位为全国政界、工商界精英群体为阅读对象的高端刊物《中国民商》专访了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对习近平的“中国梦”进行了大胆的诠释。
周天勇认为，中共“建国”?不能叫复兴，复兴首先就在于民族尊严和民族地位的提升。“建国”后头30年，知识、教育、科技几乎不起作用，这个民族根本没办法和世界其他国家竞争。周天勇并且认为，目前中国的体制不是一个现代国家的体制。
外界注意到，在南周事件以后，掌握中共意识形态及舆论导向的最高研究机构能够发出如此前卫的声音，背后一定有人暗挺。
党校教授言论比南周更前卫
周天勇表示，“中国梦”是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而言的，即作为中华民族，首先要清楚，我们是谁？我们的特征是什么？是谁的传人？
对周天勇的这个疑问，近年来中国社会早有说法与讨论，自从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面世后，中国社会对中华民族的特征及文化传承已经明确认识到，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不是马克思的传人；是炎黄子孙，不是马克思的子孙；中国人爱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是马恩列斯的暴力斗争邪说，民间唾弃中共理论体系早已深入人心。
外界观察，在此背景下，周天勇的“我们是谁？我们是谁的传人？”意味深长。
周天勇认为，中共“建国”?不能叫复兴，复兴首先就在于民族尊严和民族地位的提升。“建国”?后头30年，知识、教育、科技几乎不起作用，这个民族根本没办法和世界其他国家竞争。这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没有从一个革命的党转为执政党，党的工作没有从革命转向建设。
周天勇大胆承认，目前中国的体制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的体制。他透露，美国在21世纪的全球三大任务便是防止极端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防止极端共产主义死灰复燃，再就是防止极端宗教和极端恐怖主义，中国坚持共产主义，这是极端的共产主义还是人道的共产主义，美国很是怀疑。
未来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梦”？周天勇认为，“中国梦”首先要解决希望和失望的问题，一个社会最大的失败就是大多数人对这个社会、国家、体制失望，“中国梦”要给人们一种希望，一种对未来的憧憬和理想。
周天勇还强调，很重要的是，法律不仅仅是帮助政府怎样管理和规范社会、企业和公民，更重要的，一是要有法律和法规让政府服务于社会，要有利于社会创业和创新，要使社会有活力；二是法律法规还应当有利于社会和公民，去监督政府和公务员，以及行政事业性的执法机构和人员，防止其寻租、懒惰和不提供应有的公共服务。
谁在挺周天勇 《民商》为何没被整肃
在北京编辑、香港出版、大陆发行的《民商》，在南周和《炎黄春秋》被中宣部修理后，在此敏感时期，为何还敢、也能发出如此前卫的声音，其中意味深长。
上个月，曾为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博士论文导师、被戏称为“国师”的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也曾发出惊人之语，孙不仅指出中共的治国理念与法治格格不入，还预言中共当局如果错失切割的历史机会，中共的统治模式不可能维系多久，“10年可能到不了，5年可能差不多”。
《民商》强调，该杂志定位是一份能顺应历史潮流，得风气之先的刊物。《民商》在中共高层受党内改革派力挺，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曾特为《民商》创刊寄语。
作为中共理论基地的中央党校一直是习近平的舆论阵地。中共十八大上习近平成为新一任党魁和军委主席后，他目前仍兼任中央党校校长。
“中国梦”和“宪法梦”这两个梦是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最近讲话的重点，2012年11月29日，中共十八大的帷幕刚落下不久，新任总书记习近平便率其他常委一同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大型展览《复兴之路》，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谈到民族复兴和“中国梦”，迅速成为大陆媒体当下的热门话题。
十八大之前，习近平担任校长的中共中央党校刊物《学习时报》公开承认中国当前正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关口。
2012年11月5日，香港著名的左刊《经济导报》重新发表了胡锦涛十年前刚当上总书记时在纪念宪法颁布实施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
大陆周刊财新《新世纪》在“十八大”召开的第二天，即2012年11月9日发表胡舒立《十八大：改革之火燃起来》的文章说：依法治国，涉及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方面……，在谈及执政党与宪法的关系时，突出表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外媒表示，习近平为推行他的“中国梦”和“宪法梦”，在十八前先通过一些有特殊背景的传媒进行热身造舆论声势，然后出口转内销最终登场高调推出两个梦。
（责任编辑：谢东延）
中港台时间: 2013-01-13 19:23:43 P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3/1/13/n3775839.htm
大纪元网友
说话的权利都给剥夺了、表达梦的权利也剥夺了，中国人不做梦还能做点儿什么？
大纪元网友
不管现在的宪法如何，如果真正要执行宪法，立即把现在关押着的千千万万的人用宪法衡量，他们是不是违反了宪法？把没有违反宪法的人立即放出来，把真正违反宪法的人关进去。
大纪元网友
人民日报：改革需要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大纪元网友
中国梦是如果麦卡锡出生在中国，地沟油永远不属于中国！不管是什么梦中国人永远处在太虚幻境。
大纪元网友
“宪法梦”的提法简直可笑之极，令外国人笑掉大牙。一个国家的元首对执行宪法还成为“梦”，这还叫什么国家？还不如个厕所的所长。如果“宪法梦”不是对国家领导人的羞辱，那么再发明几个“梦”吧，比如“吃饭梦”，“睡觉梦”，“拉屎梦”什么的。
大纪元网友
说来也是，这中国梦，“宪政梦”从孙中山先生谈起，中国人已经做了100年了，现在还是在提“宪政梦”，而不是当务之急只争朝夕，可能这个梦还得做很长，做来做去还是一个“白日梦”。做个中国人真是很可怜！
大纪元网友
周天勇实际上说出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里话，以人治来“维稳”，只能越维越不稳，危机四伏。只有建立以法制为“基石”的“宪政”国家，社会才能稳定，人民才能平安幸福，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之路，习近平要做历史的伟人，不要做历史的罪人，就要快刀斩乱麻，勇敢地迅速地扫除一切障碍。中国建立真正的宪政国家，已经等了100年了，已经远远落后于现代发达国家，小修小补都解决不了深重的社会问题。
大纪元网友
只是希望习能清醒点，要想自救和救国，只能抛弃中共，否则是没有出路的。
大纪元网友
但愿中华民族的末代皇帝就是习近平!
大纪元网友
这个朋友分析的很透彻，我也这么认为我本人注意到，习没有讲必须在中国实行宪政并只有依法治国才能振兴中华。他所说的只是个”宪政梦“，仅仅只是一个梦而已，仅此一梦之说 ，居然能促使这么多头脑优良的国人真的心怀此梦而极为振奋。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在其立足未稳收买人心的策略而已，一旦坐稳了，必然开始给你破这个梦。那时才是这些自己才在做梦的”精英们“真正的噩梦开始。习需要时间来做稳自己，然后将利益分配给能够支撑其权力的达官显贵们。这就是习的半辈子江山，也就这么的简单。看清习当下的利益点，就能知道他的”宪政梦“仅仅只是让民间潜在的反对力量去做梦，从而削弱来自民间的反对力量，已达到自己顺利走过交接权力的过渡时期。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力量，依然是来自境外的力量与中国民间力量的结合。除此之外，都是与这个民族利益对立的邪恶势力。观察
大纪元网友
习能当成善德女王吗？他的对手可比美室坏多了，而且美室爱着那片她用鲜血换来的土地，而他的对手呢？视这片土地的人民为它的敌人，并拱手送给俄罗斯一大片土地。它的目的可是毁了这片土地。
大纪元网友
习要当善德女王吗？
大纪元网友
人们应该清醒了：中国需要的是变革，而不是改革，中共体制已经烂透了，改不了了，这个破机器谁都修不了，只能拆了，只能解体，那个零件都不值钱，都得扔了，都没用了。这个周天勇的解释更符合变革的方法，如果把它理解为改革那就是笑话了。按照这种变革的思路走，中共邪党必亡！这是符合天意的，也是中国人期盼的。
大纪元网友
“中国梦”、“宪政梦”是不是一块香味扑鼻的诱饵，引着无数头脑喜欢冲动的精英们“出洞”，然后一举歼灭之？怎么你只想到被他们歼灭,而不会想到怎样去歼灭他们?
大纪元网友
中共的两梦不过是新时期的新骗术。中共若有“宪法梦”的诚意，第一步就该主动下台，向全国人民道歉，还政于民。
大纪元网友
撕下“画皮”，让它露出真面目!
大纪元网友
依法治国的说法很不精确，精确的说法是依宪治国，关键是成立宪法法院，监督法律实施，这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起点。宪法法院是对行政和执法机关的监督，是对执法程序的监督，这是保障整个社会在宪法规范内运行的唯一选择。不这样做，宪法就没有权威，就等于这个国家没有宪法，这才是最糟糕的。一个案子判错了，很大原因是适用法律的错误，这就需要宪法法院来纠正这个错误，消除执法犯法的弊端。当然，宪法法院的后面也有对它的监督，那就是全民公决的力量监督大法官的行为。这是中国必须要走的路，这条路一直被独裁专制挡着，因此，只有解体了中共邪党的独裁专制体制，中国才能有条件实现依宪治国。
大纪元网友
“中国梦”、“宪政梦”是不是一块香味扑鼻的诱饵，引着无数头脑喜欢冲动的精英们“出洞”，然后一举歼灭之？
大纪元网友
不要挤牙膏了,这样再挤100年也不会挤完的.立刻解体吧.
大纪元网友
依法治国的说法很不精确，精确的说法是依宪治国，关键是成立宪法法院，监督法律实施，这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起点。宪法法院是对行政和执法机关的监督，是对执法程序的监督，这是保障整个社会在宪法规范内运行的唯一选择。不这样做，宪法就没有权威，就等于这个国家没有宪法，这才是最糟糕的。一个案子判错了，很大原因是适用法律的错误，这就需要宪法法院来纠正这个错误，消除执法犯法的弊端。当然，宪法法院的后面也有对它的监督，那就是全民公决的力量监督大法官的行为。这是中国必须要走的路，这条路一直被独裁专制当着，因此，只有解体了中共邪党的独裁专制体制，中国才能有条件实现依宪治国。
大纪元网友
自从中共建政以来，中共对大面积中国百姓的残酷迫害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延续到了现在，上百万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多少万法轮功学员在酷刑中煎熬、甚至被活摘器官贩卖、多少国内的基督徒、正义人士、正义律师、正义记者正在遭受着同样的虐待，真是度秒如年...如果我们真的爱国，对同胞这样的残害我们还能容忍吗？这样的最恶还能让它继续进行吗?在这等罪恶面前，我们的梦该醒了，制止这人神共愤的惊天罪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当务之急。
大纪元网友
现在执行法律的人就敢以权代法。
大纪元网友
此言论已经离开共产党了，共产党一定骂你是叛徒，那你就公开宣布退出中共邪党，成立一个新党，好好大干一番。
大纪元网友
我本人注意到，习没有讲必须在中国实行宪政并只有依法治国才能振兴中华。他所说的只是个”宪政梦“，仅仅只是一个梦而已，仅此一梦之说 ，居然能促使这么多头脑优良的国人真的心怀此梦而极为振奋。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在其立足未稳收买人心的策略而已，一旦坐稳了，必然开始给你破这个梦。那时才是这些自己才在做梦的”精英们“真正的噩梦开始。习需要时间来做稳自己，然后将利益分配给能够支撑其权力的达官显贵们。这就是习的半辈子江山，也就这么的简单。看清习当下的利益点，就能知道他的”宪政梦“仅仅只是让民间潜在的反对力量去做梦，从而削弱来自民间的反对力量，已达到自己顺利走过交接权力的过渡时期。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力量，依然是来自境外的力量与中国民间力量的结合。除此之外，都是与这个民族利益对立的邪恶势力。观察
大纪元网友
大家别上当，不是有了一部宪法就是宪法社会、就是宪政。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里说：“凡利权没有切实保障、分权没有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所以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不独立分开，再加上第四权——新闻监督权的确立，就永远不能称之为宪政社会。第四权——新闻自由对宪政民主显得特别重要，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说“我宁可要一个没有政府的国家，也不要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大家别忘了共产党的伪宪法总纲里还写下了共产党凌驾一切法律之上的权力——那个臭名昭著的四项基本原则。——争民主
大纪元网友
习近平先生，不管你想做什么，结束共产党，是唯一的诚意表现！要想得到我们的信任，就请你解体共产党！
大纪元网友
无耻狗共被迫接受历史的批判，它的万般无奈业已到了纸包不住火的临界点，自我撕破其狰狞面目、丑恶嘴脸，仅是在行政治乞怜，妄图得到我中华民众的善良救赎。这些斑驳点滴的良心发现，并不能遮蔽其恶行的猥琐奸狎。若狗共开放传媒，终止网禁，取消报禁，剔除党禁，不再玩脑残的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罪恶把戏，这比无耻狗共费尽心机掩盖真相、开脱罪责强千万倍，其龌龊行径才会真正大白于天下。
大纪元网友
无耻狗共被迫接受历史的批判，它的万般无奈业已到了纸包不住火的临界点，自我撕破其狰狞面目、丑恶嘴脸，仅是在行政治乞怜，妄图得到我中华民众的善良救赎。这些斑驳点滴的良心发现，并不能遮蔽其恶行的猥琐奸狎。若狗共开放传媒，终止网禁，取消报禁，剔除党禁，不再玩脑残的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罪恶把戏，这比无耻狗共费尽心机掩盖真相、开脱罪责强千万倍，其龌龊行径才会真正大白于天下。
大纪元网友
世界上怕就怕不要脸三字，人不要脸，为盗为娼自以为风光；党不要脸，骂声一片挡不住自吹自擂；御用媒体不要脸，天天胡说八道它照常出镜！呜呼，这样的不要脸，难道它不可怕？
大纪元网友
中国共产党没有从一个革命的党转为执政党，党的工作没有从革命转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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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之子谈改革：政改方向就是要落实宪法
2013-01-14
香港媒体报道，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强调，中国政治改革方向是要落实公民的宪法权利，反腐败要将薄熙来案一追到底。
香港《明报》日前报道，已故中共领导人胡耀邦的三儿子胡德华在北京家中接受该报专访时强调，中国政治改革方向是要落实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突破利益集团的阻挠，让多数人受益。胡耀邦长期被视为中共改革派。继今年年初，广州《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等刊物因公开呼吁宪政改革而遭当局打压以来，胡德华的言论引起外界关注。
旅居美国的中国作家余杰表示，近年中国法律学者及体制内外人士就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过不少方案，尽管当局严厉打压，宪政呼声却始终不绝于耳，显示中国各界正在寻求改革起点的共识，而来自民间的力量无疑会发挥日趋重要的作用：
“我从两个方面来看，在2008年刘晓波先生和他的一位朋友提出《零八宪章》以后，受到非常残酷的打压，刘晓波先生被捕、被判刑。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觉得有很多知识分子、体制内的开明派在这样的挫折下他们就往后退一步，回避党禁和报禁，两个真正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性问题。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是，有很多人有对习近平抱有相当的希望。这跟十年前，胡温上台的时候空谈新政非常相似。这表明对中国现状的判断有偏差。我更同意象刘晓波先生一本书的书名《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
在北京的维权人士胡佳则指出，以最近的《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等媒体遭审查事件可以看出，当局为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在政策与手法上都无意要真正遵守中国宪法：
“从1月3号，《南方周末》和北京的《炎黄春秋》都提出要落实宪法，但是你可以看到它获得的是什么样的真实反馈呢？就是被篡改稿件、威胁封杀媒体、带着武警去压制主编。可以想见，‘宪政’这个词和它所代表的落实宪法的真实意义，在中国执政当局的眼里实际是个什么状态。”
胡德华在《明报》的专访中还表示，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也许有改革的意愿，但如何突破利益集团设置的种种阻力，短期看来尚难以推行。他呼吁，中共新领导人能就薄熙来案件一追到底，揭出最高层涉案者，以展示反腐决心。
胡佳认为，中共新领导人高调宣示反腐，不过是力图延续权力控制的举措。中国难以开启宪政的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党不愿主动放弃目前的既得利益：
“习近平本人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中国有几百个这样的红色家族，控制着中国的政治权力以及垄断经济的利益。它不想拱手把自己的利益让给公民、让给这个国家的主体。所以，它就没办法去落实宪政，因为它不想限制自己政治方面的特权。宪法的确确认了公民的权利，公民有言论自由权、结社自由权、游行示威权，但所有这些权利现在我们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的。”
作家余杰则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以呼吁共产党遵守其制定的宪法为依据，在当前并不现实：
“体制内的改革派他们太看重让共产党来遵守宪法，在我看来本身就是与虎谋皮。中国长期以来，有宪法而没有宪政，因为现行宪法中序言中非常明确地说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本身就与真正的宪法精神有抵触。所以我觉得现在第一步是要推动和争取新闻自由，只有在新闻自由实现了，政治制度上的一些引进和创新才有可能实现。”
有报道说，胡耀邦长子、被视为中国改革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胡德平曾在中共十八大前夕，与即将接任总书记的习近平谈过有关政治改革的问题。习近平任期内能否废除新闻检查、开启保障公民言论及结社自由等实际意义上的改革，是海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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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倒一个 中共高官形象现危机
2013-01-17
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因“生活作用”问题被免职。有最新报告表示，连串高官因贪腐下台表明中国官员形象出现危机。
不久前，中共中央编译局的一位马列主义哲学女博士在网上撰文详述自己和局长衣俊卿之间的多次“艳遇”。官方新华社星期四报道说，衣俊卿目前已“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职。衣俊卿是最近连串中共高级官员因贪腐和情色问题被免职官员的最新一位。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日前发布《官员形象危机2012》的报告指出，中国各级官员因为连串的性丑闻和贪腐问题，面临形象危机。上海新民周刊发文认为，这说明中国政府需要提高公关水平，“积极回应问题，善于引导舆论，用于亡羊补牢，提高社会里解度”。
美国南卡州立大学管理学教授谢田认为，中共官员的形象危机已持续多年，根本原因在于不受监督制衡。
“形象危机的问题，无非是贪污腐败，接受贿赂和性贿赂，包二奶这些有关。这些都和官员在权力在政治上没有制约有关。”
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表示，官员形象危机的原因主要来自制度危机。所谓官员形象危机，本质上是中国民众对现行制度缺乏信心，
“官员形象危机说白了就是共产党形象危机，其实是共产党失去民众信任。只要说共产党好话都没人相信，说它坏话大家都信。这就是中共失去民心的表现。”
最近几个月来，中文网络曝光官员可疑财富和情色丑闻事件激增，导致多位官员下台。从陕西安全监督局的表哥局长，到河南郑州因拥有二十多栋房产的房叔局长，以及重庆因情色视频而被免职的雷区长，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多位丑闻在网上曝光而被处分，也被称作是中国“网络反腐风暴”。
虽然中国领导人表示，对官员贪腐处罚决不手软，但中国不少民众仍然认为，被惩治官员是因为权力斗争失利，而不是因贪腐违法。
刘先生表示，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的下台很可能就有内部权力斗争的背景。
“常艳和局长关系破裂之后，她写了披露文章，其中暴露衣俊卿和刘云山，中宣部部长关系非常密切。这个事已经是过去式了，现在突然爆出他被免职，很可能和现在中宣部和习近平的矛盾有关。”
广东《南方日报》上星期发表文章称，只有守法才能化解官员的形象危机。不过谢田教授认为，要化解这场危机，中国必须进行全面的政治改革。
“形象危机怪不了别人，也怪不了媒体，是一个官员自己的原因。说到底，还是这种独裁统治的原因。在新的世代，全世界都在向民众个人权力增加，而政府权力下降这个方向过渡。”
谢教授分析说，互联网时代的特点是权力向普罗大众转移，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必须调整管制方式，中国这样的专制体制所面临的压力更大。由于中国政治体制缺乏弹性，使政治危机将更具爆炸性。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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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贪官卷款外逃急抛房产腐败程度令人发指
美国之音海彦 01.1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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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 据报道，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星期六召开会议，通报2012年反腐情况，严重程度令人震惊。
中纪委通报称，中共十八大以后不到两个月，各地官员因恐惧公布财产，急于抛售豪宅、别墅，在45个大中城市中以广州、上海、北京等地最为严重，连居末位的福州和济南也分别有超过1200套售出。
报道说，十八大以后，9个省、直辖市的官员及家属提取外币情况严重，其中广东最高，近18亿美元，最低的也有近4亿美元。另外，去年中国非法资金外流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今年更将达到1万5千亿美元。
香港媒体报道说，内部消息说，仅去年中秋和十一两个假期，出境公职人员就有1100多人，其中714人已确定为外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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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杂志：曾庆红对习近平王岐山提要求 保护太子党财富免究 图
【阿波罗新闻网2013-01-12讯】最新一期《争鸣杂志》报导说，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致信中纪委，要求对不同高官和家属做出区别：一高官正常收入和非正常收入;二、高官退休待遇和在职待遇;三高官家属经商所得和非法违法所得;四、高官家属在境外、外国正常工作和非正常工作生活。
由于中共官员贪腐成风，民间呼吁官员财产公开的呼声高涨，中共新领导班子上台后，高调〝反腐〞的背景下，官员财产公开的话题，再次成为舆论热点，港媒报导说，近日，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致信中纪委支招如何查官员财产。
官员财产公开作为一种预防和遏制腐败的手段，在很多国家已成为一项制度化的措施。但面对官员腐败成风，中共一直采取回避拖延态度。随着中共十八大会议的召开，民间对建立中共官员财产收入公开制度的呼声再次高涨。
去年11月底，《经济观察报》报导，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召集的8位专家学者座谈上，有6位提到要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与会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回忆，王岐山在回应专家们上述建议时表示，有信心搞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但也有很大的困难。
图为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
最新一期《争鸣杂志》报导说，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致信中纪委，要求对不同高官和家属做出区别：(一)高官正常收入和非正常收入;二、高官退休待遇和在职待遇;三高官家属经商所得和非法违法所得;四、高官家属在境外、外国正常工作和非正常工作生活。
此前多方报道均指，曾庆红家族贪腐惊人，仅仅其子曾伟就曾经通过鲁能案侵吞几百亿人民币，在澳洲购置千万美元的豪宅。网民嘲讽，天大笑话，越是巨贪越喊的响，网民指出，官员财产公开，中纪委应该从曾庆红查起。
十八大前，曾庆红曾在中央级老干部组织生活会上称：〝宪法、法律、党纪、政纪没有一条规定干部子女、亲属不能经商、不能出国、不能有千万财富、不能任高级职位。〞
此前，在江西省党校为〝官二代〞高官亲属发横财〝打气〞时，曾庆红就曾毫不掩盖地表示，〝一直在寻找马克思主义中有否当官的亲属、子女不能经商、不能在大机构担任高管的理论，没有找到。〞
港媒曾披露，曾庆红家产过百亿。在组织生活会上，乔石、宋平、尉健行等都当面严斥曾庆红〝蜕化变质〞、〝口是心非〞、〝喜欢搞表面、虚假的一套〞、〝晚节不保〞、〝旧习难改〞……十足伪君子。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主任的军内老干部辛子陵，曾经在海外媒体上实名发表文章，公开举报曾庆红的重大腐败行为。
《悉尼晨锋报》也曾发表长篇报导，以曾庆红儿子为例讲述了中共太子党权钱交易的内幕。文章披露，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利用权力化公为私，一次性侵吞90亿美元的国有资产。
文章还披露，经过数年的权力交易，曾庆红的儿子几乎取得了中国经济各个领域盈利的丰厚合同，从煤矿到股市到百货商场，他积累了大量的金钱，并买下澳大利亚价值3,200万美元的豪宅，这是当时澳洲最昂贵的豪宅，也是澳洲房产交易史上第三昂贵的豪宅，成为太子党当中炫耀财富的最恶劣的确凿例子。
曾庆红2002年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同时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分管港澳工作。2003年至2008年任中共副主席。是江泽民时代的第二号实权人物，号称江的〝大内总管〞。被中共内部称为〝黑面杀手〞，整人手段极其残忍。
曾庆红和江泽民、周永康、罗干及薄熙来等都是镇压法轮功的元凶，13年来犯下了反人类的群体灭绝罪，被国际追查通缉，薄熙来、周永康预谋的政变事件，曾还被指是幕后操手。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zhongkang 来源：新唐人记者李剑综合报导
本文网址：http://www.aboluowang.com/2013/0112/2781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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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首次公布十年来的全部基尼系数，引起国际国内的强烈关注。(PEd Jones/AFP/Getty Images)
基尼系数停12年内幕:太子党操控经济 江家帮掏空国库
【大纪元2013年01月20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晓宇综合报导）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停止公布基尼系数12年之后，1月18日首次公布十年来的全部基尼系数，引起国际国内的强烈关注，公众普遍质疑这些数据的真实性，称其与老百姓的感受有天壤之别。为什么十多年来中共当局一直要隐瞒基尼系数，原因还不止是贫富差距本身。
神话版中国基尼系数
中共首次公布的2003-2012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如下：
2003年0.479，2004年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
《金融时报》报导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主任刘胜军说，“对于基尼系数下降趋势的说法有很多怀疑。因为导致中国财富差距扩大的因素最近几年并没有改变。”
此前2012年12月9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说，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远高于同期全球平均基尼系数0.44，显示中国贫富差距比产生社会动荡的水平要高50%。报告警告说：“当前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世所少见。”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是西南财经大学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共同设立的公益性学术调查研究机构。
十年来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经济数字
中国国家统计局这次公布连续10年的基尼系数，引起极大反响，公众普遍质疑，并搜集十年来的经济数据旁证其荒谬性。
2002年全国工资总额约1.2万亿，然而当年居民储蓄却增长了1.5万亿，大大超过全国工资总额。这表明巨额财富以非工资方式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因为普通老百姓除工薪外极难有其它收入，只有贪官污吏才有非法收入、灰色收入。
131万县团级以上干部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70%。至2002年6月底，全国个人储蓄存款7万5千2百亿元，其中县、团、处级或以上干部及其家属申报的个人储蓄高于4万亿元。
中国股市证券市场中的6万亿元，中共干部及其家属占4万5千亿，即75%；5万名持有2千万元以上的股票证券人士中，中共干部及其家属占4万2千多名，即86%。十多年来中国数千万股民投入股市2.5万亿，损失在2万亿以上(平均每年近200亿)。中国7000万股民投入股市的3万亿现金，还剩1万亿，其余2万亿巨资被官商联盟所侵夺。
2006 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披露：中共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
2007年深圳市城市人均年收入是32650元，地厅级高干财产在700万至1000万，省级高干财产在850万至 1200万。深圳市地厅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省级干部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 300年的工资。
2005年11月份一个月内，中共各级官员的家属抢购黄金金条、金币及99%含量的黄金饰物的重量达50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上海、重庆五省二市的厅（局）级或以上干部及其家属，2005年已有98%的人拥有超过1000万元的财产。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导：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的人当中，有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即3000名高干子弟拥有资产2万亿，平均每人6.7亿元。其中：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 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
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 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说，要缩小收入差距，北京需要撼动垄断企业和根深蒂固特殊利益集团的经济制度，但“既得利益者不会放弃利益”。
太子党控制中国经济命脉
中国的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日均消费不足两美元的人口却高达3亿。中国人只知道自己终日劳作、而且为了所谓经济发展付出环境污染与健康的高昂代价，却不知道积累的巨额财富究竟流进谁的口袋。
彭博于12月26日发表的《毛泽东的战友们的后代成为资本主义新贵》，追踪了中共八老的直系子孙和配偶共103人的财富，揭示中国精英如何从国家的繁荣中获利。报导说，中共八老将国家的一些关键资产托付给他们的子女，其中很多人因此变得非常富有。
八老后代中有26人运营主导经济的国有企业，或在其中担任高管。王震将军之子王军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董事长；邓小平女婿贺平少将任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云之子陈元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兼董事长。这三家公司2011年总市值为1.6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年度经济产出的1/5强。
彭博报导称，最少有18位八老的后代拥有或运营离岸公司关联实体，遍及英属维京群岛和开曼群岛，以及利比里亚等其他允许保密的国家。英属维京群岛、巴哈马群岛、开曼群岛、百慕达群岛等早已成为中国资本外逃的四大中转站。这些岛国允许国际人士在其领土上成立一种国际业务公司，称为离岸公司，专门从事为中国人洗钱、侵吞国有资产和公众财产等欺诈性业务，是中共官员洗钱的工具之一。
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 ～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
江泽民父子操控上海金融界黑幕 耗惊天资财迫害法轮功
曾轰动一时的原上海首富周正毅案、刘金宝案、还有黄菊前秘书王维工案互相交叉，都涉及到天文数字的贪污受贿、侵吞公款，这些案子都与江泽民及其儿子江绵恒操控金融界、特别是上海金融界有关。
资料显示，江泽民及其帮凶罗干、曾庆红为镇压法轮功动用了外交、武警、国安、军队系统、国务院行政系统、党务系统、财政系统等相关所有的资源和人力。胡锦涛接班后，发现江当政时镇压法轮功牵动的层面之广、规模之大令人瞠目，所投入的巨大财政资源已让国库不堪重负。香港《动向》杂志披露，前总理朱镕基在一次会议上讲到金融界的黑暗腐败时，曾失声痛哭并昏厥。朱镕基指，金融系统不良资产中有三分之一是被人为有意识犯罪侵吞、诈骗、造假、收贿、外流了，而上海是金融腐败的重灾区。
后来，胡温成立中央特别调查组对江当政时在镇压法轮功上的财政资源投入情况进行了秘密摸底，发现镇压最高峰时期（1999～2002年）的财政资源消耗高达约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一半的社会综合资源，一般时期也使用了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国家财力。另有消息透露，比例最高时，竟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四分之三的资源被用来维持迫害法轮功。
据悉，江泽民每年动用国库镇压法轮功时，直接从时任税务总局局长的金人庆手中划拨，连朱镕基都不知情况的严重程度，所以朱卸任时看到真实的财政报告时哭晕过去。
中港台时间: 2013-01-20 06:27:54 A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3/1/20/n3780981.htm
评论: 我要发言 看留言 大纪元网友
法轮功，利国、利民，不利“邪恶”的中国共产党 迟迟未发出的文笔
我不是“法轮功”者，也不是“基督教”的成员；只是已被“共产党” 榨干血汗的奴隶！
我的观点与判断：法轮功，没有错！他们在受---新一轮的，无法、无天的政治迫害！
他们都是---手无搏鸡之力的善良人们！从各方面的《资料》显示：他们的平均年龄，在五十上下；平均知识水平，处于中上等；社会地位也在中上等之例。
他们，为什么要---闹？！与“中国共产党“过意不去！又不是---无米下锅，更不是---要持刀杀人……
共产党人，任何言辞，都不可信……他们是典型的“政治骗子”！
文化大革命，不是已被他们自己“之乎者也”的否认了吗？！
如今，一阵又一阵的寒风恶雨，在“中华”大地又重新卷起……从“中共”控制的电视、广播、报纸……看到的字眼、镜头、行为，听到的声音；不就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炮响吗！
强权，对“法轮功”采取的一招一式与早期的“文化大革命”毫无二致，一脉相承！不同之处---前者认打、认杀；后者，愤起反抗！听说，他们想：干预政治……想“干预政治”也没有错！虽然，他们是一种“教派”，但还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还是这个“社会”的公民！公民，为什么不能谈论与自己切身利益的政治？！不言“政事”也罢……法轮功，反复强调，多次否认，议政、反政一说。
中共，是什么邪性？！别人“议政”它要打杀；不理政事，它不许可！不是吗，基督教，前面不加上：爱党、爱国几字，不予你立足；也是---被打击的对象！怨谁，谁叫你不合作……
只要带有“红色”的，那怕是---红色恐怖也行，就是呱呱叫、响当当的。
基督教，最基本的东西：就是“神爱世人”，凡是有“灵性”的东西，它都深切的爱着；想得到它“爱”的人，要具备基本的人性！
已基本定性的事与物，要“强权”的渗透这种“味”或那种“药引子”……就具定变味、变性！
爱国，还用说吗？还需要“领导人”指导吗？所谓“爱国”就具足了“政治色彩”，与要爱某个“党”有多少区别？！这“爱国基督教”能逃避参政、议政、知政、问政的嫌疑吗！中共，玩的什么鬼把戏，谁也捉摸不透！
曾经，搞的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已经玩得无影无踪；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早期被它们自己批倒、批臭的“修正主义”！国内，没有多大“油水”可捞，两只贪婪的眼睛，已经盯上“资本主义”的腰包！
中共，是一帮：地痞、流氓、无赖集团！无恶不作---有多少“风华月貌”的女人，栽倒在它们手中！
也许，是“法轮功”的前面没有附上“爱党”两字的缘故。而逃脱不了---被“灭门”的命运！
难道，我们见到的还少吗？不听“党的话”斩！俯首听命，惟命是从者……尚有一线生机。
前不久，见到一份2001年，2月27日，出版的《大众卫生报》；这个刊物，也属于：党报、党刊的一部分。其版面，凶狠的批驳到：“法轮功，抄袭‘佛教’的禅密功和‘道家’的九功八卦功……所以‘练功者’会产生‘气功’治疗过程中一般性感受，甚至疗效。李洪志，将这种‘疗效’据为己有……”前面的说词，具有真实性；后处之言，就有点“莫须有”的感觉！
李洪志，不是已经出书、立说，要把“法轮功”的方方、面面，都传授给他的“弟子”吗？听旁人说：他的“弟子”有几千万，难道这些“弟子”没有学到有用的东西？！
无独有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湖南常德“孤峰塔” 踏清……那里，搞得：风风火火，热闹满天，正为“干明寺” 立碑挂牌（听“当地人”说：文化大革命，前就有“干明寺”；由于那场“史无前例”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砸的砸，烧的烧，毁于一旦！）。本寺的“和尚”及“信众”：忙前、忙后，不亦乐乎……当我问及一位五、六十岁上下的女“信徒”，有关“法轮功”是怎么一回事时，她对我说：法轮功，不可信；漠信它们的那一套……我们这里“灵验”得很！只要你心诚……法轮功，尽搞些不正当的事；自己没有什么“功底”，全是利用“别人”的功法，补充自己达到“疗效”的目的……
这不是---有意、无意，在糊编乱演戏吗？！我们把离题远去的话头，拉回来……
难道---世界万物的不间断的变化、改进……人类社会，每“进化”的一步，不是不断“革新”的结晶吗？
难道---集各家所长，补一人之短，不合“天理”吗？
哪，通过“共产党”认可拍摄的，在“老百姓”眼前：日夜反复映现数遍的“电视剧”《霍元甲》，不也是---集各家所长，把自己创立的“迷踪拳”发扬光大……而“打遍天下无敌手”，为“中华民族”洗刷了“东亚病夫”的形象；争了多少气，发了多少光……着实的让愚蠢的“人们”意淫了一把！全片都是---以争气、争光为核心，把“民族”的英雄，扎扎、实实的歌颂了一番！法轮功，叫世人向善，不要为恶；无钱吃药：练练功，多活动、活动……也许，可以抗一抗。能使“……练功者，会产生‘气功’治疗过程中，一般性感受，甚至疗效”。还不能---满“人们”的意吗？！但，可以肯定：对那些无依无靠，无钱、无医的“老百姓”来说，足以！对灾难深重的“老百姓”来说：还能苛求什么呢？重拳一击，也许，为了钱、财的缘故，而大打出手！可不是吗？李洪志，腰缠万贯，出走“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难民申请》得到美国的“居住权”（ 绿卡）。而此地的大大、小小的“人民医院”，生意不登门，财源紧缺……中国共产党，已到了卖厂、卖家当的地步！共产党人，开办的“人民医院”药价奇贵，所经营的哪一项，不大收其钱！单说手中的“圆巴巴”每个“红印”，都值几个“大洋”！别人只是收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书本费”（ 练功者，乐意给的），你也脸红脖子粗！再说：那个教会、寺庙不设“功德箱”收点零散小钱，养活自身……显然，只要不是“骗局”，就不违“天理”！书价，太高……你供给大大、小小学生用的“教科书”和各种“花里胡哨”的附加品，是独行、独市的天价！谁，又能说什么呢？！2001年12月8日，奴隶无尊严 字
大纪元网友
按财富多少来排序，江泽民父子应排名全国第，据统计，大约一万五千亿至二万亿人民币。其次是邓小平、陈云、王震等八大老的儿孙们，据海外网站披露，至少有一万六千万美元以上。再次是曾庆红、周永康、薄熙来等江家帮的近臣，每个家族至少在六十亿美元以上，折合人民币三百八十亿以上。大家想想，中共惯于说谎的统计局所公布的基尼系数，你会信吗？
大纪元网友
建议：民主国家制定法律——发现的国外闯关资金（多数为赃款和黑钱），一律没收。全额或扣除手续费后捐给该国民主组织。即：没收中国游客的闯关资金不再返还本人，而是捐给所在国流亡在海外的民主组织以支持该国人民的民主事业。
大纪元网友
中共记载的历史数据无非是黑白颠倒假大空而已。
大纪元网友
江泽民的小儿子江锦康也很历害 担任上海建交委的巡视员，用官位拉了一批男女马仔为他在上海的建筑项目中大捞好处，这么多年上海这么多项目都有他的男女马仔为他献殷勤，很是恶心，上海建交委是江锦康的地盘！
大纪元网友
朱镕基指，金融系统不良资产中有三分之一是被人为有意识犯罪侵吞、诈骗、造假、收贿、外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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