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校友摄影报道改革开放后的家乡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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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30, 2013, 9:36:26 PM3/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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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南开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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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改革开放给全国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巨大变化。今年 2月23 至3月3日吴则田校友（1965届）回到老家山东省梁山县东吴大庙（村）拍摄了一百多张照片并在友人的帮助下做成了四部幻灯片，反映了家乡由穷乡僻壤变小康，走上了致富之路，乡亲们过上了更加幸福的新生活。吴则田摄影报道的题目是：山东梁山东吴大庙（村）故乡见闻 。
唐山摄影家邹晓明给我们寄来了几十幅摄影作品，其中三十几幅反映地震后浴火重生的唐山新面貌，题目是：唐山，我的美丽家园 。今后将陆续发表晓明新寄来的的其它作品。
柯文礼和侯梅雪校友（1966届）的最近摄影作品再现了在母校附近的水上公园，天津人民健身娱乐学习的情景：天津水上公园自娱自乐的人们。
在”海角文坛“ 发表了潘文礼校友（1967届）的”潘文礼诗文集 “，共收集他近年创作的19篇诗文。
祝各位校友朋友身体好，生活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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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师大张天堡
Mar 31, 2013, 4:24:35 PM3/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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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热闹哦！《我们的英语网》月版月好！可是，我没有时间通读。我很累哦，自找的！！淮北真人，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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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伯 翟
Apr 2, 2013, 8:38:07 AM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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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all, It is hoped that the following is benefitial. Zhai
专家称我国15年内会出现人口规模下降
2013年03月22日11:51 三联生活周刊 我有话说(3829人参与)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总说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人口过多是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你的研究也提到，过去2000年的人口数据记录显示，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中，每三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但是最近这几年学者们开始呼吁中国面临人口危机，这和过去的观念显得很矛盾。
王丰：世界人口史近些年最主要的故事，其实是生育水平的急剧下降，中国也不例外。从1950年到2010年，全世界妇女平均生育水平由5个孩子下降到2.5个，而中国尤甚，由6个孩子下降到1.4～1.5个。
为什么我们老说中国人口压力大，是我们过去对人口的认识给老百姓留下的印象，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压力是更早的现实。对人类社会来说，过去这100年最大的变化是人类自身的变化，全世界人口由15亿增加到了60亿，增长了4倍。我们的期望平均寿命从20世纪初的35岁，延长到了20世纪末的65岁。这100年内由于人们抵抗疾病的技术加强、营养水平提高、文明程度提高等原因，死亡率大大下降，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口大爆炸。但人口大爆炸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生得太多了”，而是“死少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快速增长容易让人们感到恐慌，从而形成控制人口的观念。
王丰：人口的大增长，理所当然引起了大家的危机感。古代君王总是希望自己的领地内人口众多，这样国家的税收多、出征打仗的人口多，人口数量多被看作一个国家非常积极的因素。从民间的文化传统说，生育对于延续种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传统文化都是歌颂和鼓励多生育的。
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对于人口的空前增长感到担忧。他认为人口增长必然要受到资源的限制。他的学说基础是，人口增长以食物为基础，人口政策对社会福利至关重要。这就是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这种理论对政策制定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逐渐改变了人口越多国家越强的想法，自马尔萨斯之后，人们开始担心人口越多，生活水平会越低，当代人口控制政策的思想也来源于此。
三联生活周刊：同时诞生了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
王丰：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数量要与农业发展成比例，马尔萨斯提出两个级数的理论——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就被人称为“马尔萨斯陷阱”。
但是从马尔萨斯提出理论，至今已有200多年，人类社会的发展一再证明了他的学说是错误的。从1960年到2010年，世界人口增加了200%。但是由于绿色革命等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全球粮食生产增加了300%。也就是说，在这50年间，人口爆炸没有带来粮食供应的减少，人均粮食占有量反而增加了50%。20世纪同时是人类财富增长最快的100年，世界经济总量增加了16倍，相对于人口总量增加4倍，实际上我们的人均生活水平提高了4倍。
出生率下降的自身规律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中国人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生育潮印象深刻，那时候的“英雄母亲”能生育9个甚至10个孩子，如果我们不控制生育，是不是会出现灾难性的人口增长呢？
王丰：人口增长有自身惯性，即使死亡率大幅下降了，整个社会也不是马上意识到的。20世纪的上半叶全球普遍发生的情况是，人类生活的改善，使得死亡率大大降低，可是传统生育文化的惯性，使得大家还是愿意多生，这就造成了人口的快速膨胀。在每30年内，人口数量就翻一番。等到大约过了一代人之后，家庭才逐渐意识到，不用再像自己的上辈那样生育好几个孩子，才能保证存活子女的数量。由于增长惯性的存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人口增速达到顶峰，年均增长率为2.2%。
中国历史上出生人数最多的一年，是大饥荒之后的1963年，出现了补偿性生育高峰。根据1964年的普查，1963年出生的人口约为3025万。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有意识地控制人口增长之前，中国社会已经自发出现了生育率的大幅下降。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早已由1970年的5.8降至1979年的2.75，已经接近更替水平2.1了。所谓更替水平为2.1，是指如不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平均一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每代人口就处于不增不减的动态稳定水平。
70年代的这10年，是中国出生率下降最迅速的10年，这些变化在中国出台独生子女政策之前，其实已经基本完成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意思是说，人口变化有它自身的规律。当人们发现不用高生育率就能保证孩子的成功养育，再加上社会经济发展和女性普遍接受教育等因素，高生育率自然会下降？
王丰：人口确实有它自身的规律，而政策制定者的决策往往会滞后。当大家处在人口增长的恐慌中，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曾做了巨大的投入，提倡避孕节育。“二战”后口服避孕药的发明，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它带来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就是全球性的妇女运动和妇女解放。在20世纪初，女性成年生活期70%的时间都花费在了生育和养育孩子上。而到了20世纪末，女性成年生活期只需花14%的时间来生养子女。
进入21世纪后，全世界又回到了100年前人口大爆炸前的情况——生育率重新变得很低。现在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中，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即一对夫妇生2.1个孩子)，那么意味着从长远说，我们的人口规模会变得越来越小。在出生高峰时期来到人世的婴儿，现在已经开始进入老年，这就造成整个社会“头大脚细”。而如果每一代人都生得越来越少，人口老化的状况会持续加剧。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变化在中国出台独生子女政策之前其实已经基本完成，这个说法让人挺意外的。
王丰：1970年至1979年是中国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十年。我们今天回顾当年的人口控制政策，发现其必要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把人口多和人口增长快当作一个问题了。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其实这些年中国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观念的变化才是人口出生率降低的根本动因。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过去接受的教育是，人口数量少是好事情，这样人均获得的资源才多。这样理解对吗？
王丰：世界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例子，即人口老化的国家，财富能够长期增长。欧洲福利国家和日本都面临严重的人口老化，回头看，整个人类已经学会了怎么适应人口增长，但没有应对长寿社会和老龄社会的经验，这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讲，是新课题。
比如欧洲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西班牙，其失业率达到24%，年轻人口的失业率高达68%。日本当下的年轻人被称为最痛苦的一代，他们不像父辈，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时也获得了财富的暴增，不仅自己生活舒适，还可以拿出部分救济子女。现在日本经济经历长期停滞，年轻人起步时很艰难，日本50%的年轻人是以半临时工的性质开始进入职场的，本来日本公司的传统是终身就业，现在很多是临时工，公司也不会为他们的技能培训、长期发展进行投入。对于年轻人来说，因为看不到好的前景，很多人推迟结婚或是不生育，结果使得经济更没有活力，陷入恶性循环。
公共政策的角色
三联生活周刊：一个国家感觉到自己的生育率由过高变得过低，在公共政策上决定从控制人口变为鼓励生育，一般会经过什么样的过程？
王丰：一般说，当一个国家意识到出生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需要鼓励生育时，政策一般会有10至12年的滞后性。中国在1991就出现了出生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如果在2000年左右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改变政策，那我们的反应还不算慢。但是现在我们又拖了十几年，已经比很多国家对人口现实的反应又滞后了十几年。
我们对人口的很多理解，还停留在“马尔萨斯陷阱”上。现在回顾我们的独生子女政策，我认为当时有几个认识误区：第一，把人口当作一个数字，是很强的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家庭是社会的基础，一个家庭生育两个孩子，人口是不会增长的。而且家族千百年来形成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如果强行砍掉“Family Tree”(家族谱系)的枝枝蔓蔓，对文化是一种粗暴的扼杀。那种“3年内把生育率降低到多少”的提法，只是把人当作了数字。
第二，对人口和经济之间的关系缺乏认识。在短缺经济下，把人看作基本生活资料的争夺者。
第三，对人口和资源、环境之间的认识有局限。我们现在认识到，环境资源状况更多与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关，而不简单是人口数量多造成的。现在关于可燃冰、页岩气的开发，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资源前景。回顾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人本身的创造力往往被低估了。
第四，人口和大宗商品之间的关系。粮食等大宗商品的国际价格是一直下降的，也就是说，人类创造的财富是大大高于人口增长压力的。但是中国政府根据当时的压力，提出了咬牙闯关把人口数量短期内控制住。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在1991就出现了出生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很多人会认为这是计划生育带来的贡献，不然今天我们更是人满为患了。
王丰：我前边提到了，我们在1979年生育率已经降到了2.75，而且如果对比伊朗、泰国等几个国家，会发现它们虽然没有实行中国这样的独生子女政策，但是生育率也与我们下降到相同水平。
人口计生委高级官员经常用“30年少生4亿人”来强调计划生育政策对控制人口增长的贡献，这种说法并非严谨的科学论证。实际上据我们的粗略测算，单就独生子女政策本身而言，该政策自1980年以来，至多只不过使中国少生了1亿多人，而其余的少生人口并不能归因于严格的生育控制。况且，这种“少生”的得失，学界尚有争议，尚有待历史的检验。
三联生活周刊：山西翼城在中国广泛实行计划生育的过程中是个例外，它没有强制推行一胎化，但是这些年它的生育率反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王丰：中国刚刚推行计划生育时，山西省委党校老师梁中堂认为这样不符合农村现实，他担心会有数以千万计的人为了生育与政府博弈。而且梁中堂意识到西方发达社会已经出现了人口老化等问题。他认为采取晚婚晚育加间隔的办法，放开二胎生育，也能达到控制人口总量的目的。后来他的建议获得中央的批准。
山西翼城的经验非常好，但是它的经验没有推广，所以只能算是个特例，而不是生育政策的特区，特区的经验是应该推广开的。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良好经验很难推广的原因是什么呢？
王丰：2001年开始，国内人口学者意识到中国可能面临人口缩减和老化的危机，开始组织在一起，主要为了研究两个问题：第一，如果独生子女政策要改革，可能存在哪些人口方面的结果？第二，以什么方式来改变比较合适？进行了系统调查研究，对后果也进行了分析，2004年4月，课题组完成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的集体报告。
当时是作为内部研究，我们的想法是不公开、不炒作，为政策谏言。但是计生委作为利益部门，一直在阻止学者们发出自己的呼声。由于这份政策建议报告没有得到明确回应，这些学者对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后的人口新变化开展研究。到2009年，国内26位顶尖的人口学者再次向中央有关部门递交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再建议》。
按照计生委的说法，中国以前的生育率是1.8，后来又说是1.6，但是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看，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4～1.5。在1.4～1.5的低生育率下，中国未来每代人口将比上一代减少1/4。最近几年学者的研究和呼吁，加上社会上老百姓的要求，计生委感觉到的舆论压力大了。在2005年之后，他们又找各种机会夸大出生率，违反事实地去渲染放开生育的风险，这是极不负责的做法。他们宣传的内容，和我们作为人口学者研究的结果，完全南辕北辙。
事实上，越多家庭生二胎，对家庭本身来说就是多一个保障。另外我国早已过了计划经济时代，家庭才是生育子女的责任承担者，应该把这种权利还给家庭。
三联生活周刊：可是大家也很担心，一旦放开生育，会不会出现难以控制的人口局面？
王丰：如果放开生育，第一，短期内社会会有生育补偿，也就是说刚刚放开时，很可能出现一拨儿生育潮。这需要政府和媒体的引导，让大家知道婴儿潮的孩子以后在入学就业等方面面临的竞争更大。但是这个问题不会太大，社会总有消化这些问题的办法。我们曾在江苏农村跟踪了1.8万人，其中4000人是有资格生二胎的，但是3年中这4000人里边只有6%的人生了二胎。
第二，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人口老化和低生育的趋势，已经难以扭转。即使放开生育，生育率也很难达到更替水平。比如我们现在的人口结构里，有10%的人口不生育，大多数人口生育一胎，那需要有一些家庭生育三四个才能平衡这些不生少生的，才有可能达到2.1的更替率。
我们学者也反复研究过，即使放开生育，小品里那种“超生游击队”出现的概率也很小了。现在“80后”、“90后”的农民，大量进入城市生活，一方面他们的生活不稳定，在城市立住脚的生活压力大，没有经济条件多生。另一方面，他们也愿意追随城里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拉扯一大堆孩子。
原来中国的目标是将人口控制在16亿，后来又说控制在15亿，现在面临的现实时，我们看来连14亿人口也不会达到了。人类社会的生育已经下降到极限了，人口增速放慢的拐点已经来临了。
面对人们缩减，我们没有经验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我们现在的困境是出生率太低，人口老龄化的状况难以改善？
王丰：如果说20世纪我们出现的人口爆炸是史无前例的，那么21世纪面临的人口长寿和出生率低带来的人口老化和人口缩减，也是史无前例的。
根据联合国2010年的人口预测数据，他们有高、中、低三种方案。在中方案下，中国人口增速将在2026年由正转负。数百年来，中国人为人口总量持续增长所困。但是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人口持续负增长。这种负增长危机才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20世纪面对人口大爆炸时，人类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人口多会带来粮食不够、资源不够等各种压力。但是我们事后回顾，会发现人口增长最迅速的时期，同时是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两者是互为因果的。人口适当增加带来的好处相当多，年轻人结婚、生孩子、养孩子，会大大带动消费。人不仅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我们过去总把人的消费看作被动的、资源抢夺性质的。但实际上人的消费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是个重要的积极因素，现在担心的是东西多没人买，人少了该怎么办？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新问题，中国有没有因为人口基数大，这个问题就变得轻微？
王丰：其实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人口学家发现，全球人口最多的10个国家中，中国的生育率仅略高于日本(1.4)。这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7)，也低于欧洲(1.6)，生育率之低位居世界前列。虽然中国人口的总量还是处于增长阶段，但受持续20年的低生育水平影响，中国下一代人口规模正在急剧萎缩。
现在的这种增长已经是“强弩之末”，只不过是人口增长的惯性所致。随着低生育水平下的出生人群进入生育年龄，人口结构将逐步老化，死亡人数就会超过出生人数，导致人口缩减，形成人口的负增长惯性。第六次人口普查所揭示的人口快速老龄化，养老金支付危机的日渐累积，还有青年劳动力的减少、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等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人口的迅速老化和规模缩减，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现实影响？
王丰：20年后，当两个人来支付现在由5个人来付的税以用于赡养不断扩大的老年人群体时，中年社会肯定将不会是这个样子。而20年并不是一个很长的时期。研究表明，30～50岁人口的储蓄幅度(也即收入大于消费的幅度)最大，而未来20年内，这个高储蓄年龄段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会明显下降，由2010年的50%下降到2020年时的46%，进而至2030年的40%。在决定财政收支时，政府也会面临所有老龄社会都必须做出的政治抉择：把钱更多地花在享有各种现行权利的老人身上，还是花在决定他们和社会未来的儿童和年轻人身上？
现在回头看，恰恰是中国比较大的人口数量，奠定了改革开放后经济繁荣的人口学基础。一个老化和人口萎缩的社会，它的经济是很难保持活力的。
三联生活周刊：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已经普遍与上一代人不同了。
王丰：对，现在的困境其实是人们的生育意愿太低，女性的生育职能被大大弱化了。女性读到高学历，然后进入社会开始工作，头几年为了在工作单位站稳脚跟，结婚了还不敢马上生育。我国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揭示，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女性，三个里边就有一个没结婚。二三十岁的女性因为压力大而不生育。
全世界生育水平最低的地区是东亚文化圈，比如韩国、日本、新加坡及中国香港地区。一种解释是说，东方人特有的代际之间的亲密联系，使得家长为孩子花费了太多金钱和精力，又要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又要帮孩子买房子。东方家长因为太在乎后代了，反而少生育。
我们学者也提出，有没有可能通过社会公共政策的倾斜，让育龄期妇女能够有条件安心地生育，让六七十岁的人的财富能转移一部分到二三十岁的人身上。不然女性生育少，全人类都会遭殃。不少发达国家早就开始鼓励生育，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三联生活周刊：在人口政策的制定上，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王丰：中国目前的人口政策只是个历史产物，这个故事很快就会结束。但是有些事情会长期存在下去，值得我们深思反省：政府应该怎样合理科学地制定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人口缩减的趋势已经无法避免，中国肯定会在15年内迎来人口规模下降的拐点。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在人口老化和缩减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维持一个有活力的经济？中国正在经历经济快速增长时，怎样把养老、医疗等福利体系建立好，来满足今后老化的中等收入国家老百姓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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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操
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苏轼，发明苏东坡健身操，有益于强健体魄，改善身体机能。
中文名： 苏轼
别名： 苏东坡，东坡居士，字子瞻
国籍： 中国北宋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四川眉山
出生日期： 1037年1月8日
逝世日期： 1101年8月24日
职业： 文学家，诗人，词人，书画家
代表作品： 《念奴娇》《水调歌头》
苏东坡操是苏东坡发明的健身法，后人把他的健身法归纳成两句话：你拍一，我拍一，一直拍到七十七；深呼吸，下蹲起，十点十分去看戏。
苏东坡不仅是个大文学家，他发明的健身法也造福后代，后人把他的健身法归纳成两句话：你拍一，我拍一，一直拍到七十七；深呼吸，下蹲起，十点十分去看戏。
编辑本段释义“你拍一，我拍一，一直拍到七十七”有助打开毛细血管，改善血液循环，从而预防颈椎病。用双手交替拍另外一侧的颈肩部，就是左手拍右肩，右手拍左肩。一边拍一边数数，直到拍够七十七下。当然量可多可少，重点是拍得有力才有效。
第二句话是“深呼吸，下蹲起，十点十分去看戏”。深呼吸，特别是腹式呼吸，除了能增加氧气吸入量外，还可以锻炼横膈肌，使胃、肝、脾、肠等得到温和的按摩，对改善肠胃功能，保护内脏都有帮助。
“下蹲起”主要针对的是睡眠不好的人，每天坚持做，先是八次十次，以后再慢慢增加。
“十点十分去看戏”对颈椎也特别好。双臂向身体两侧伸开，和地面平行，类似钟表九点一刻时时针与分针的位置，然后双臂同时向十点十分的位置抬起，再回落到九点一刻的位置。重复这个动作，连续做20～30次，腰肌、背肌、胸肌、颈部肌肉都能得到锻炼。
“去看戏”是指小时候在农村，墙很矮，隔壁在演戏，你想看戏的话就得把脚踮起来，伸长脖子。保持这个姿势几秒钟，之后再反复去做，你会发现，肩部、上肘、颈部、脚部肌肉都能得到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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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科技转舵：发力四大业务 不放弃电子阅读器
2013年03月25日 07:16 新浪科技 微博
新浪科技 罗亮
“汉王不会退出电纸书业务，数字化阅读代表着未来，只要坚持，一定会有好的收获，我们将以战养战，长期坚持。”
久未露面的汉王科技董事长刘迎建上周五(3月22日)在与投资者进行网上沟通时作出上述表态。他告诉投资者，未来汉王科技未来将以文字识别、人脸识别、轨迹输入、数字阅读等几大方向为发展重点，努力改善公司业绩。
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里，汉王科技通过裁员、削减费用、出售资产等手段艰难扭亏。而在2013年，汉王科技定下了新的经营目标：实现营收5.58亿，净利润1000多万元。
不过，近乎绝望的投资者却心存疑虑。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质问刘迎建，这样的目标真的能够实现吗？刘迎建似乎也不能承诺太多，他告诉投资者：我们今年一定为股东的利益努力工作，改善经营状况。
乘势而上
对于刘迎建而言，2010年应该最风光。2010年3月3日，汉王科技携电纸书龙头的光环登陆深交所，虽然发行价高达41.9元，但当天收盘82.11元，上涨96%。
上市仅7个交易日之后，汉王科技的股价就轻松突破了百元。在投资机构的造势之下，2010年5月29日，汉王科技最高上涨到175元，涨幅达112%，一度成了沪深两市最高价股。
2008年，汉王科技营收不到3亿元，但在电纸书业务的带动下，汉王科技2009年的营收快速增长到5.81亿元，而2010年更是高达12.37亿元。站在浪尖上的汉王科技气势如虹，刘迎建也在当年放出豪言，要带领汉王走入财富世界五百强。
已经膨胀的汉王科技似乎很享受那种被唯我独尊的感觉，甚至都不把苹果公司放在眼里。2010年5月，汉王推出TouchPad平板电脑时，汉王的高管曾在发布会上砸碎了一只冰雕苹果，以示与苹果公司对抗的决心。
不过，汉王的好时光没有停留太久。随着电纸书市场的火爆，再加上市场门槛偏低，2010年下半年很多国内的企业，如盛大、爱国者等企业开始进入这个市场，并引发了价格战。同时，苹果iPad平板电脑在国内的上市，也让很多人转向购买iPad，而放弃了电纸书产品。
长期以来，汉王电纸书一直依赖于礼品市场，但当市场向个人消费品市场转变时，汉王并没有及时转型生产出适应个人消费品市场的产品。
2010年第四季度，汉王科技出现了业绩亏损，而这只是下坡的开始。
飞流直下
虽然汉王科技在2010年第四季度出现了亏损，但是该年还是实现了8790万元的净利润。但在接下来的2011年第一季度，汉王科技就曝出了超过4000万元的亏损。
汉王科技当时解释称，以iPad为代表的平板电脑等相关产品的冲击，使公司电子书产品的销量及价格受到影响而均有所下降，是造成亏损的重要因素之一。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汉王科技当时对市场判断不足，还导致了大量的原材料及产成品库存。由于屏幕、库存产品出现大幅降价，汉王科技需要对库存等进行跌价计提，这最终导致汉王科技在2011年巨亏4.9亿元。
由于电纸书产品受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产品冲击，市场开始萎缩。深陷亏损泥潭的汉王科技开始开源节流，大幅缩减业务，控制费用，并展开裁员。
员工规模可以很好反映汉王科技的发展与衰落。汉王科技年报披露，2010年年底，由于业务发展及规模扩张，汉王科技的员工总数曾达到1570人，而在2011年年底，这一数字已经锐减至659人。截止2012年年底，这一数据再次减少至435人。而正是在过去两年里，汉王科技从高峰跌倒了谷底。
业务转舵
由于怕带上“ST”的帽子(上市公司连续亏损两年，股票的名字就会加上ST，这是给股民一个警告：该股票存在投资风险)，汉王科技在去年第四季度通过出售子公司汉王智通，获得了1亿多元的收益，并最终使得2012年财报扭亏为盈。
汉王科技发布的2012年年报显示，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4.14亿元，同比减少22.36%；营业利润为-1388.4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52.7万元。
总结汉王科技过去两年的经营策略，去电纸书化应该是个恰当的描述。2010时，电纸书业务可以占到汉王科技总体营收的75%，而在2011和2012年，这个比例已经降至64%和27%。
除了没有戴上ST的帽子外，另外一个让投资者稍感宽慰的信息应该是，汉王科技的电纸书业务终于在2012年实现了正毛利，摆脱了继续亏损的局面。
汉王2012年年报显示，电纸书业务的总体营收达到6916万元，毛利率达到10.3%。但由于其他费用的存在，这仍然是一个净亏损的业务。
在上周五的沟通会上，有投资者向刘迎建询问，汉王科技会退出电纸书市场吗？而刘迎建则斩钉截铁地给出了本文开头的那句话。
刘迎建表示，汉王科技不会退出这一市场，未来还会推出带前光、手触的电纸书产品。不过，电纸书业务已经不是汉王科技的重点发展业务。
刘迎建介绍称，汉王科技已经明确了未来发展的四大业务主线：文字识别、人脸识别、轨迹输入和数字阅读。而熟悉汉王科技的人都知道，这些业务就是汉王科技自创立以来一直以来都在发展的业务。只不过，过去几年，电纸书在汉王身上的烙印太深刻了。
转了一圈，如今的汉王科技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时至今日，汉王股价只有9.53元( 复权价：19.06元，汉王曾在2011年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10股，这导致总股本扩大一倍)，相对175元的最高股价，跌幅已近90%。
下坡容易，上坡难。股价从高峰到谷底，汉王科技只用了两年，而从低谷重回高峰，汉王科技需要花费多长时间？
为了表达管理层的决心，刘迎建及多名高管日前自愿承诺对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追加锁定期限至2013年年底。刘迎建对投资者说，“锁定股份的承诺是想表明我们做好公司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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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后省部级人事调整再现“老总做官”
2013年03月25日00:01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3月25日电(阚枫) 全国两会以来的人事调整中，不少新任政府高官具有国企高管的经历，“高管入仕”现象再次出现。分析中国政坛中的“国企CEO”群体，年轻化、高学历是他们的普遍特点。步入政府高层之后，懂市场、通经济、精管理的他们，也进一步优化了政府领导班子的结构。
人事调整再现“老总做官”
3月24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上，中国新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进行了履新后的首次公开演讲，上任一周以来，这位掌管着国家“钱袋子”的新部长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一周前的全国两会上，楼继伟从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的位置上走下，接掌财政部，有媒体把他列为此轮人事调整中“国企高管入仕”的代表人物。
除了楼继伟，在新一届国务院领导机构中，有“国企CEO”经历的还有新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郭声琨，2004年，他从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兼中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的任上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而新任国务委员王勇，曾在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等任要职。
此外，工信部部长苗圩，曾在东风汽车公司任职高管多年，接替郭树清担任证监会主席的肖钢曾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行长等。
而在全国两会后，多家媒体报道，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已经于本月18日接替王勇担任国资委主任，当日晚，中石油也发布公告称，蒋洁敏因工作变动，已向公司提交辞呈，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该辞任即日生效。综合各方消息，蒋洁敏出任新一届国资委主任几无悬念，“高管入仕”的现象再度出现。
观察蒋洁敏的履历，从中石油高管到青海省副省长，再到回归中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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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日期： 2013年3月31日, 星期日, 9:36 上午
主题: 南开校友摄影报道改革开放后的家乡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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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伯 翟
Apr 2, 2013, 9:11:56 AM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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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披露特权者的生活：官二代靠父亲考研成功
2013年03月22日14:46 廉政瞭望 我有话说(1425人参与)
有权力的地方，就有演化为特权的风险；
有特权的地方，就埋下了腐败的隐患。
许多人指责特权，纷纷义正辞严；一旦行使特权，往往沾沾自喜。
我们痛恨特权呼吁改革；有时却自觉不自觉地为特权抬轿子。
生活中处处可见特权的影子；特权的正身如何界定？
——特权就处在这么一种微妙的地位上。但它绝不是法制社会的应有之义。
不一样的特权生活
被“忽悠”的特殊病患
这是林谷整个上午第四次从同一间病房出来。巡房护士有点诧异地问道：“病情很严重吗？一上午查这么多次房。”他挥挥手，脸上微露疲倦：“不太严重，不过当官的生病，官太太比病人还难伺候。”
林谷是四川华西医院某科室的副主任医师，最近他接下一个通过“打招呼”进来的病人——据说是个正厅级领导。科室主任发了话，点名让林谷主治，“一定要照顾好”。
“病人本身倒是挺配合，不过他太太总是过度紧张，半天就跑了几趟，不是说她丈夫头晕就是说精神不好，我说了是正常的，她也一定要我亲自去看。”
林谷有些为难，正常程序是，只要没大问题，半天查一次房就可以了。其他时间，还要分析病人病历、与其他医生讨论治疗方案，或是探视病情特别严重的病人。原本就已经分不开身的林谷，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应付“官太太”的各种要求。
不过对于这类“特殊病人”所造成的不便，林谷已经习以为常，包括通过关系加号或者插队住院的。林谷说，医生们通常的处理办法是，在不得罪“特殊病患”的同时，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尽自己的能力去照顾好普通病人。
然而在众多医院普遍存在就医难的现实情况下，普通病人对这些现象仍然颇多指责。
在某医院的病房区走廊上，一名脑瘤病人对记者说，当初检查出肿瘤后，医生告诉他，需要尽早做手术，然而住院部却称“暂时没有床位”，让他等。直至半个月后，医院才终于给了他一个过道上的床位。
他无奈地摇摇头，“据我这几天观察，有病人比我后进来，却能住进病房，而且病情比我轻得多了。就是这些有关系的病人，挤掉了我们的床位。”
对于病人的不满，医生们也有无奈之处。在谈话中，林谷曾多次提到“时间成本”这个词，“有关系的病人节约了时间成本，普通病人就要为此浪费他们的时间成本，而我其实也为此牺牲掉了自己的时间成本。”
特殊病患看似占尽优势，但现实情况往往很讽刺。一名已工作8年的临床医生告诉记者：“那些自以为有特殊权利，享受了比一般病人更优厚医疗资源的人，并不一定得到了最好的治疗。”
他讲述了一件医院同事写在微博上的“趣事”。某领导夫人，患上一种慢性病住进了医院，病情并不危急，但因为领导地位颇高，院方为表重视，便组织专家会诊。会诊过程中，意见分歧成两派，一派坚持应该药物治疗，一派坚持应该手术治疗。而关键在于，坚持药物治疗的都是外科医生，坚持手术治疗的都是内科医生。
“听懂了么？”他耐人寻味地笑了笑，记者这才反应过来——无论是内科还是外科，都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于是拼命地推给对方。
在这件事上，林谷也持相同的看法：“所谓的会诊，往往是走走过场，出个报告，让领导满意也就行了。”而且对于上面“压”下来的任务，大家都不太愿意接，身份太贵重的病患，谁都怕担责任。实在推不掉接了，也只敢按照书本上的保守方法治疗。
但是，对大多数普通病患来说，正是这些特殊病患的存在，剥夺了他们平等就医的权利，甚至会因此对医生的治疗抱有怀疑。采访中，一个病患对记者抱怨道：“隔壁病房的一个病人，每天好多医生来看她，我听说还为她组织了会诊，来头肯定不小。像我们这种老百姓，哪有这么好的待遇。”
“病人们不理解很正常，我们医生也不可能去点破。”林谷说。不仅如此，那些有来头的病患大多喜欢条件较好的特需或高干病房，殊不知，“最优秀的临床医生，往往都在普通病房。因为普通病房医生临床经验最为丰富。”林谷扬了扬眉道。
“曾经有一位厅级以上的退休领导，是个老太太，通过急诊被送来普通病房的重症监护室，她丈夫(也是退休高干)嫌这边条件不好，非要转去高干病房。但因为她的病情太危急，仍在重症室待了几天，等病情稳定后才给转了过去。结果没过几天，她又病危，再次被转过来，抢救了两天才转危为安。这一回，她和老伴都死活不愿意再去高干病房了。”林谷说，类似这样啼笑皆非的事儿挺多的。
拼爹得来的研究生
2009年4月13号上午，何雨准时到武汉某高校参加研究生面试。候考的学生稀稀疏疏，只有十几号人，这让何雨觉得不太正常。英语面试的时候，面试官表情很夸张地用英语问了一句：“你父亲是××吗？”何雨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这算什么题目？最后，他在稀里糊涂地答了句“Yes”之后，被告知面试已经结束。
潦草的面试让何雨摸不着头脑，“难道这也是父亲的催化作用？”但他很快知道了并不是。体检排队的时候，他听到前面两名考生大声地谈论着当天的面试，从二人的对话中何雨了解了真相：今天的面试，是特别为没过线却有过硬关系的考生专设的。他们来，只是走个形式，反正最后都是要上的。
2008年6月，何雨从北方某高校毕业。远在武汉的何父数次勒令他回去考取当地某高校的研究生。何雨却一心想要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当一名技术类杂志的编辑。
“北漂”三个月后，何雨灰头土脸地回到家里，见到父亲只说了一句话：“说吧，你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考上研究生？”何父时任武汉市某重要职能部门的党委书记。
此时距离笔试时间已不足半年，要从头准备肯定来不及了，何况何雨的基础本来就不好。父亲让他先专心温习英语和政治，却对专业课只字未提。
后来，他在父亲的安排下陆续参加了几次饭局，席间有何雨所报考大学的教授，还有院长、系主任。让何雨有点惊讶的是，父亲并没有表露出任何希望给予他“特殊照顾”的意思，只是不动声色地把他介绍给各位教授，说是让他先感受一下学术氛围。
何雨并不清楚父亲是否还在背后做了其他动作，但这顿饭的作用很快奏效了。笔试前半个月，何雨拿到了专业课的完整题目。一直以来都知道父亲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何雨，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权力的行使可以这样轻而易举。
他用几天的时间背下了所有题目的答案，胸有成竹地参加了考试。放榜后，何雨的专业课分数极高；然而英语和政治是全国统一出题，他只能凭实力考，最后，他的英语分数没能过国家线，挂了。
何雨把笔试结果告知家人后，父亲依然很冷静，只是说：“等等电话吧。”何雨不懂父亲的用意，不过电话很快打来了，通知何雨4月13日去学校面试。
“我当时还有点纳闷，因为我记得校方网站上公布的面试时间是12号，我还特地问了一句，不是12号吗？对方说，是13号。”当时的何雨一头雾水，接下来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令何雨解开了谜团。
面试回来，何雨质问父亲为什么不事先告诉他。父亲说，他早就得知校方会留出一部分机动名额来供特殊考生使用，不告诉他是不想让他觉得，这个研究生的身份来得太过容易。最后还警告他：“你不要以为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今天和你一起面试的这批考生，是校方反复研究之后的名单。”
何雨明白父亲的言下之意，很多考生背后的势力，可能比父亲还要强大得多。校方给了父亲这个面子，也是再三博弈的结果。
“我曾经想找我爸帮我一个哥们儿，他考研笔试成绩还挺好，就是面试怕被刷下来。但是我爸说，非亲非故就不好帮了，何况校方知道他不是我什么人，也未必会买账。”何雨说，这个哥们儿最后真的被刷了。
4月底，何雨在学校网站的录取名单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一切尘埃落定。“在校园里，常会遇到跟我同天面试的那些同学，大家都认识对方，但却很少打招呼，只是心照不宣罢了。”何雨露出一丝文青式的伤感，“我想，我是彻底向这个充满特权的社会屈服了。”
研究生毕业后，何雨在父亲的安排下进了武汉某大型国企。“有研究生学历，进来得很轻松。”他似乎渐渐接受了父亲对他流水线似的帮助。
如今，他在父亲的建议下，准备继续攻读个在职的博士学位，“选一个和现在的岗位关系密切的专业，对以后肯定会有好处”。
而何雨多次提及的哥们儿，据说在考研落榜后去当了村官。“他好像不是很得志，现在与我联系也少了。我知道，他想回城里来，但是没有关系的话，很难。”
特权的六个便利通道
有人说，特权是特权者的通行证。
到底特权能助特权者在哪些方面恣意通行？本刊梳理了“特权通行证”的几种类型，与读者共商。
A、福利享受型
代表：公款吃喝、旅游，奢华接待，超标办公室、超标车，额外福利……
编辑感言：职务消费完全可以照章办事。问题在于，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规章制度不断被试探着挑破，口子越撕越大，天价账单曝光不少，职务消费染上了特权的色彩。民众对“三公”长期不满，实质就是对特权腐败的反感。
即使“八项规定”之后，一些人还顶风作案。一顿公款吃喝花费1.5万元，1月25日晚，海南琼中县财政局局长王群被免职；8个人，一餐消费7064元，2月24日，福建莆田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签单者被停职调查；“学酒哥”格力集团党委书记、总裁周少强2月5日晚间被停职。
领导的超标车、超标办公室更是花样不断升级。2月21日，山西吕梁粮食局长超标住豪华办公室被记过。网友爆料，贺海昌办公室配备3万多元的沙发、能热水冲洗的高档坐便器、豪华双人大床。
2010年被曝光的漠河县主要领导乘坐某航班，享受免费升舱待遇，还是由县政府发函给航空公司要求的。
B、破坏规则型
代表：交规无奈特权车。
编辑感言：规则面前，人人公平。但是特权车眼里，没有规则。
交通规则，是最清晰的一个规则，维持的是社会基本运行秩序。而特权车横行，动不动警车开道，既霸道，又招摇，招致百姓戳脊梁骨。
如果这么简单明晰的规则面前都讲特权，那么法制社会，不是显得太遥远？好在，太原交警毛丽、广东区伯们会越来越多。
南方某省会城市的交警小陈，头一天当交警，拦下一辆闯红灯的“军×”牌照宝马车，司机把驾照往他身上一丢，开着车子扬长而去。第二天，这辆宝马车又开到正在值勤的小陈身边，司机冲他晃手中的新驾照。“从那时候起，再有军车违规，我就当没看见。”小陈无奈地说。
虽然深受特权车牌号之苦，但面对媒体上取消特权车牌的呼吁，小陈却并不领情：“一眼就能知道对方的身份，能给我们省掉多少不必要的麻烦啊。”据说，一次值夜班时，小陈发现一辆挂着普通牌号的车正在逆行。他上前拦车，猛然看到车后座上那张常在本地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出现的面孔。反应机敏的小陈立刻“啪”地敬礼，“注意领导安全”，还没等他说完，小车就“呼”地开走了。
C、抢占资源型
代表：特权房、特权医疗
编辑感言：资源越稀缺，追逐越激烈。作为社会的掌权者，在稀缺资源面前，不是忙着完善规则，反而近水楼台先得月，忙着为自己、为身边人抢占资源，用公权谋自肥。让稀缺资源更稀缺，让普通人的追逐更艰难。
2010年，山东省日照市被曝在市区“绝版”黄金地段兴建3500套官员住宅。同期陷入舆论漩涡的还有陕西省眉县，首个大规模经济适用住房“城市美景”小区开工，首期610套有409套分给了县委、县政府下属各部门人员。山西省忻州市，首例限价房项目专供市直机关，却被转手大肆高价倒卖。2011年，浙江温州市苍南县第四期安居工程涉及的850套龙港限价房，分给乡镇368套、县机关单位318套……在分房事件曝光后，当地官员则称之为县情决定，“分房有先后。分配给公职人员属于风险可控范围，分配给老百姓，因群体太大，比较难控制。”
D、安全堡垒型
代表：某些特供食品基地
编辑感言：最近王石在一次演讲中说，这次北京的雾霾，他特别高兴，因为空气不能特供。很大程度上，人们不是对特供本身的愤怒，而是民众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曝露在危险中，有些人却在享受特供，用公权力砌起一个堡垒，“让自己先安全起来”。民众的安危被隔离在外，食品安全的呼声，触不动这些人的职责所在。
今年初，中国著名的植物学家、现任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蒋高明的文章里写道：早就听说一些省市机关有食品特供基地，不曾想到的是，县这一级的科局单位也有了。
春节期间他与一些地方领导聊天得知，某县农业局就有其食品特供基地，位于山清水秀的地方，雇农民种植，不用化肥、农药、转基因，采用农家肥，人工除虫和锄草。
相隔仅仅十天后，全国人大代表、海宁市华丰村书记朱张金带了300多件有毒食品到两会上，他把10颗所谓健康黑皮花生，扔进会场的玻璃杯里，用冷水一冲，短短几秒钟，整杯水都变成了黑色；朱张金又展示了几包鸡蛋精，这种鸡蛋精添加在鸡饲料里，就能让鸡蛋变黄，并且鸡吃了后每天都生蛋，全年无休。他说：“这不是作秀，而是要让大家看看，毒品添加剂的泛滥和危害到了何种程度。”这样的食品，很可能就在你我身边。
E、思想意识型
代表：我是XX、我爸是XX。吉林一环保局长：“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方大国夫妇：“如果没有我们，你连饭都没得吃。”
编辑感言：人人生而平等。民众的权利意识在觉醒，而某些特权者还躺在权力的云彩上盲目自大，分不清自己的权力、权利与职责，甚至，对自己的角色都没认清。意识上一旦自我膨胀，态度上难免气势凌人，行权时又如何会体察民情、尊重民意？不过，不怕领导干部有特权意识，就怕社会失去监督特权的力量。舆论对特权行为的监督，会让自以为是的特权者失去赖以骄横的权力资本。
动手打空姐的广州市越秀区委常委、武装部政委方大国被停职；掌掴讲解员的最牛团长夫人于富琴与团长丈夫陈伟一起被免职。两个事件里，都体现了网民舆论监督力量的强大，更多的官员行事说话越来越谨慎，但有些人长期在内心自我强化的特权意识，总是难免不经意间流露。
今年1月1日晚，海南三亚河西区市容执法大队副中队长郭锋斌，到华严宾馆旁的饭店吃饭，想将车停放在宾馆前，被宾馆保安以将有旅游大巴停放为由拒绝。郭拿了个证件出来晃，问保安知道他是哪的吗，随即把车开走。没多久，郭带来几名市容执法队员，给宾馆门前停放的几辆车贴上了罚单。
第二天，郭锋斌因滥用职权被辞退。
F、大树乘凉型
代表：跋扈官二代、领导亲属吃空饷、子女凭领导特权就业经商
编辑感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权力的荫蔽作用，往往被发挥得不遗余力，阳光雨露福荫后代。
去年9月，《人民论坛》杂志在一次调查中得出，94%的受调查者选择“优先安排子女上学、就业的特权”为最不能容忍的“特权腐败”。
如果社会定型为龙生龙、凤生凤，让鲤鱼失去跳龙门的机会，渠道封闭，阶层固化，底层民众失去向上的希望，将导致社会矛盾不断累积。
2011年，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人事局一次公开招聘的报名条件被曝光，其中要求“父母有一方或双方在本区事业单位工作”。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公安系统招聘明确规定公务员子女笔试成绩加10分。江西省武宁县事业单位招聘出台“限招政策”，只允许县科级干部子女或家属报考。
与“萝卜招聘”的高曝光率不同，更有隐蔽性的是，不同部门的领导子女交换进入对方部门工作，这种做法俗称“换手勾背”。
领导干部荫蔽其子女经商更是一路绿灯。云南巨贪李嘉廷的小儿子李勃曾和别人说过：“身在侯门，不当革命接班人就当商人。”李勃因此“哪个行业最赚钱，就会携巨额银行贷款‘杀’向哪个行业”；深圳市原副市长王炬，为其女儿女婿经营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办理地价减免手续，少交地价款1.2亿元。
而商家与公权勾肩搭背，也能过一把特权的瘾。“未经县委、县政府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对企业进行检查、收费。”2011年，媒体曝光安徽省怀宁县有一家三星级酒店挂着这样一块“保护牌”，落款是“中共怀宁县委、怀宁县人民政府”。 (本刊综合)
特权素描
两个与如厕有关的小品让人印象特别深。
一个是尿急之人被公厕守门人百般刁难，最后终于被放行，却为时已晚……
另一个是，某人习惯用公物送礼，从办公室被降到一线，最后被降去守公厕，在公厕再遇到亲朋时，还惭愧地说着“实在没啥好送你的”，硬给人塞一卷卫生纸……
两个小品，讽刺有点权力就耍威风，或者谋小利。而这，正是特权的两种表现。
守厕所的权力都要被发挥到极致，那么真正有实权者，权力一旦特殊化，将危害更甚。
刚刚过去不久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再一次，反对特权的声音，在社会上回响不绝。
特权，老百姓的眼中钉
“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这抓住了特权现象的本质，即，特权现象本质上属于一种腐败现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
特权，在等级社会是制度化现象，人分三流九等，官员高居于民众之上，衣食住行都不同。但在当下，表现为权力自肥。一个“特”字，暴露了所有秘密。通过权力在法定意义之外的延伸，获得额外私利，无论是在地位上、在经济生活各个方面，享受超国民待遇，显然超出了公权力的界线。
著名党建专家、《求是》杂志社研究员黄苇町认为，特权现象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类：领导特权，职业特权，行业特权。
在金字塔式的领导层级制的情况下，随着一级一级往上，权力一级一级增大，领导干部能影响到的范围更宽，能调动的资源也更多，而接受的监督和制约越来越少，一旦不能严于自律，想要耍特权、享特权，几乎轻而易举。
公检法、工商税等，因着独特权力属性，在民众眼中，特权明显。如工商税在市场经济领域的靠山吃山，公检法的盛气凌人，“自由”裁量等。
特权往往与垄断相连。一些垄断行业风难进雨难进，行业内的人享受着系统内的福利。高管层面，说到薪酬，就呼吁与国外看齐，说到责任，就推说中国国情；一些行业的专业院校，几乎等同于子弟院校，成为行业内员工子女的就业直通车；垄断行业的定价与涨价，即使进行了听证，因为“逢听必涨”，也往往被质疑为走过场。
任建明将特权划分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两类。例如公务员的养老自成一统，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仍旧沿用的传统住房分配现象等属于前者。而央企职工的高工资、高福利，“萝卜招聘”，“吃空饷”，一些“官二代”们胡作非为却能逃脱法律的制裁等，并没有具体的制度支持。相比而言，非制度化的特权，易于识别，也更易于治理，而制度化的特权现象涉及到的人员数量更大，既得利益者更多，更难以治理。
特权都是“纵”出来的
一些长期、多方面的根源，纵容了特权的存在、泛滥。
传统“官本位”思想，让社会对当权者亦步亦趋，提供了特权横行的基础；不够健全的法制环境，监督乏力、执法不严，纵容了特权现象的泛滥；特权者特权意识的膨胀取代自律意识，进一步加剧了特权现象。
“官本位”意识的根深蒂固，让一些人不自觉地对当权者尊着、捧着、让着、哄着。无形中给权力奉上各种特殊待遇。
社会法制尚不健全、法制意识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人们遇事都想通过关系，得到便利、优先、更好。尤其是当下权力尚有野性，驯顺不足，行为尚欠规范，加剧了不公平竞争，使得资源向特权者聚拢，同时更固化了国人的特权崇拜心理。
面对特权，抬轿子的多，泼凉水的少，或者说，“泼凉水的”形不成声势。对超标消费、公车私用、优先优享、盛气凌人等特权现象，尽管民众的监督意识越来越强，呼声越来越多，但特权者所受到的惩处，却不足以形成警示。
惯纵特权的这些原因，细究起来，任建明认为同样可以划分为制度型和非制度型两类原因。后者如封建思想，“官本位”意识，特权思想等。毫无疑问，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人治色彩强烈等制度型原因，是我国特权现象严重且难以治理的重要方面。
从权力者角度来看，反特权，是一场给自己动手术的行动，出自深刻的忧患意识、高尚的道德品格，和高超的政治智慧。但对特权享有者群体来看，要把口中的肥油吐出来，其抵制与消极可想而知，制度惰性显而易见。
黄苇町对记者分析，“特权思想、特权现象，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他认为，特权有一个特点，就是享有特权者很容易有上瘾的趋势，包括想方设法扩大特权。总书记所以将反对特权作为涉及党和国家能不能永葆生机活力的大问题来看待，就因为特权最大的危害不仅在于享有特权本身，更在于享有特权者因为远离普通人的困苦而无视这种困苦，至少没有解决这些困苦的迫切性。
破冰，已经在行动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提出，改革的目标之一指向“四权”，即“废除特权、弘扬民权、约束公权、保护私权”。随着社会的改革发展、制度的调整变化，一些制度化的特权也在渐渐消减。
1998年国家房改以来，国家部委和机关严禁福利分房。2003年8月国务院开始规范集资、合作建房，“任何单位不得以集资、合作建房名义，变相搞实物分房或房地产开发经营”。2006年8月，建设部、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三部委更是联合发出通知，严禁党政机关利用职权或其影响，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搞集资合作建房，超标准为本单位职工牟取住房利益。
公务员公费医疗改革也已经破冰。2010年公费医疗改革全面施行。截至2012年底，至少有24个省区市已取消公务员公费医疗，全部参加医疗保险。其他省份正在逐步取消。
尽管改革还未能彻底，但已触及特权者根深蒂固的特权意识，让其明白，特权不是理所当然的。
而对于非制度性的一些特权现象，针对具体的某些方面，已经或正在制定相关的制度、办法，附以严厉的措辞。但就已有的一些规定来看，往往缺乏可执行的细则，相关配套措施不足，以及在执行上失之于软，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譬如，在禁止领导干部及其子女经商方面，多年来禁令不断。1989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禁止高干子女经商；1984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下发；不到半年后的1985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
但一方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让法规流于形式；另一方面，缺乏一些更具有操作性的办法、以及公众监督等配套措施，不利于相关规定的执行。
“八项规定”出台后，习总书记强调，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这也许是“八项规定”所到之处，全国上下一片令行禁止的关键。
特权治理，正需要这样的踏雪留印，抓铁有痕。
裸特权与“马甲”特权
1980年8月，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重大任务，深刻分析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五个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32年过去了，除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外，其他四个弊端都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尤其是特权现象，就像臭豆腐一样，闻起来臭，吃起来香，而且，有的官员一旦沾染上，就嗜特权成癖，陶醉于特权的威力，享受特权造就的盛宴，沉溺于特权下前呼后拥的气派。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有的甚至还在蔓延和滋长。
从特权的外在表现看，特权现象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裸特权，就是明目张胆、恣意妄为的特权；一类是“马甲”特权，明知我们党要求“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但又心向往之，于是采取一些隐蔽迂回的手法，给特权穿上“马甲”，让人难以抓到把柄。
腐败犯罪 始于特权
腐败分子在搞特权上总是驾轻就熟、无所顾忌，是搞特权的“行家里手”。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利用价格“双轨制”，“走后门”、批条子，在计划内行政审批权上搞权力寻租，发展到把特权延伸到房地产开发、工程建设、股权交易、产品审批、违规贷款等各个层面，再把特权拓展到司法领域、组织人事领域。他们搞特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自己所在的地方和部门，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宋晨光在江西宜春主政时就留下
名言：“什么是市委？市委就是我，我就是市委。”杜世成在任青岛市委书记时，也在大会上公开扬言：“你要不听我的，我就治你。”而王怀忠在任安徽阜阳市委书记时，有人这样给他作了全面概括：王书记一声吼，阜阳1.8万平方公里土地要抖三抖；王书记点了头，事情就好办；王书记拍了板，就没有了不同意见；传说某人与王书记有关系，就被刮目相看；任用干部，王书记说谁就是谁。在腐败分子心目中，哪有一丝一毫的公民在宪法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共产党员在党章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敷衍改革 维护特权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要取消或减少行政审批的特权。这项改革已进行了10年，审批项目已经取消调整了约七成，应当说是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行政审批就是寻租，就是腐败的源头。行政审批改革牵扯到太多官员的利益，于是，他们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维护自己的特权。其表现有三：一是把一项大审批拆分为多项小审批；二是把次要的审批砍掉，把重要的审批保留；三是对原有的审批改头换面，改叫核准制、备案制。总之，以各种理由拒绝放弃特权。现在剩下的审批项目，才是涉及一些部门核心利益的“精华”和“要害”，改革必然要遭到特权维护者更大的阻挠。
与此相关的，还有行政事业性收费。从中央到地方，年年都在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但成效究竟如何？今年1月起，国家又取消了3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每年减轻社会负担约105亿元。但是，比起全年6000多亿的总量，也不过是太仓一粟。据《人民日报》报道，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的规定有7600多件，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文件只有30多件，其余的多是“部门法规”或地方“红头文件”。这就说明，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权力没有关进法律的笼子，许多收费成了部门和地方的特权。
忽悠“程序” 玩弄特权
在干部人事领域，特权的表现也是花样百出。
党中央早在1986年1月《关于严格按照党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的通知》中就规定，选拔任用干部“不准个人说了算。”但实际上，“一把手”说了算的情况，并不少见。这里且不说贪官的行径，就是一些还可以的干部，在干部选拔任用上，“个人说了算”也不能说都过得了关。有的领导干部为了把自己的老乡、朋友、“铁哥儿”调到经济发达、环境优越、待遇又高的地方或单位，抛弃公开招考、公开竞争的比较公平的办法，以“引进人才”的名义，把这些人调到自己权力所及的地方或单位。
眼下，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经过民主推荐提出考察对象。于是，有人便在考察对象的资格上做文章。比如，推荐的考察对象必须是哪年哪月出生，必须是什么文化程度，必须在哪一个或哪几个岗位上工作过多少年，等等。这样，参加推荐的人员一看，立刻就会分析出要求推荐的只能是某一人。表面看来，这些程序是符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的，但实际上，这些程序就是走过场，最终实现了领导提拔某人的目的。这就是权力的妙用。你说这是搞特权吗？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
倚仗身份 拓展特权
大量的腐败案例揭示，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身边工作人员，在腐败案件中起了推波助澜以至“开路先锋”的作用。他们兴风作浪的抓手，就是特权。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开辟拓宽特权，有的还成了腐败案的主角。
乔云华在《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一书中透露，10年前被判死刑的原河北省国税局长李真说过，他在担任前河北省委主要领导的秘书时，有三方面的权力，一是制度赋予的，二是领导默许的，三是自己设法“开辟拓宽”的。这第二、第三类权力，无疑是秘书的特权。
例如，秘书假传领导指示，或者传达时添油加醋，或随意截留，或走音跑调，假借领导旗号，假扮领导面孔，以“二领导”自居，让人弄不清到底是领导的意图还是秘书的意思，又不便细问，许多事，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办了。秘书还可以为了个人或亲友的利益，向领导隐瞒重要情况和材料，或者在安排领导参加会议、外出活动、找人谈话时，吹“耳边风”，关键时来几句假话，借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更危险的，是秘书与领导互相利用，将权力私有化、家族化，领导把秘书当成心腹、代理人，想排挤谁，就让秘书去写谁的告状信；在选举投票时，让秘书私下做“小动作”。秘书“玩”得好，领导就能成为自己“令诸侯”的“天子”，同时又是自己避祸的“观音”。特权就这样把秘书和领导连结起来，同时也把秘书和 领导一起毁掉。
假借“改革” 强化特权
公车配备使用上的问题，是老百姓多年来反映强烈的特权之一。中共中央、国务院1979年11月《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中办、国办1983年5月《关于新任副部长、副省长以上干部生活待遇的几项暂时行规定》，以及1989年9月《关于中央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三次重申，正部长级以上干部一人配一辆专车，副部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不配专车。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专车“遍地开花”，不仅厅级干部、县级干部，甚至有的乡镇级干部也配了专车。特权的盛宴，可见一斑。
1994年中央批准中央纪委提出的党政机关县(处)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新五条规定”，其中清理公车配备，只清理购买、更换供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乘坐的进口豪华小轿车，和对小轿车进行豪华装修。这一规定，一方面是对领导干部提出这方面廉洁自律的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另一方面又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变相承认地(厅)级、县(处)级领导干部配备专车的现实，使其合法化。车轮腐败愈演愈烈、积重难返，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些地方和部门出于对群众呼声的回应，有的也确实想减轻财政在公车上的支出，相继开始了公车改革，其中一种模式就是公车货币化改革。作为一种改革思路，应当允许尝试。但是，从许多地方已经出台的方案看，几乎都变成了每月为在职干部按级别发车辆补贴，官越大补贴越多，高的数千元，最低的三五百元，辽宁省辽阳市弓长岭区委书记、区长一年享受8万元车补待遇。这种做法，是假借改革之名，把公车特权直接变现，变相提高官员收入，造成新的分配不公，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固化、强化官员的特权。难怪有群众指责这是一种制度性腐败，是强势群体的集体腐败。公车改革的成败，要看是有利于特权现象的限制和消除，还是有利于特权现象的重新滋长。把旧特权变成新特权不是改革，而是改革的倒退 ，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追根特权话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的讲话中明确要求：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由此，特权问题再次受到舆论的关注。
事实上，尽管领导人重视，有关部门也下大力气去治理，但特权问题却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控制，甚至呈现出不断严重化的趋势。
总根源：“权力过分集中”
在我国，为什么特权现象如此普遍？到底有什么深层的原因呢？
前面分析的制度型和非制度型原因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深层原因，那就是“权力过分集中”。邓小平在1980年讲话中认为，“权力过分集中”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主要弊端。他对于“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或体制是这么描述的：“不适当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其实，集权现象不只存在于党政机关，在国有企事业单位里也很有市场。
直白地说，所谓“权力过分集中”体制也就是“集权”体制，与“分权”体制相对应。正是源于这种集权体制，权力才不可能得到有效监督，处于各层权力金字塔顶端的领导者的个人意志才可以无限放大，人治强而法治弱的状况才难以改变。从人类数千年政治文明演进的进程，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人类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普遍实行的都是专制集权的体制，国王、皇帝无论如何也无法受到有效监督。在专制时代，不平等、不公平的特权现象是必然的。而到了近现代，从少数西方国家开始，发明了分权体制，取代了集权体制，由此，也为有效监督权力和法治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因此可以说，集权体制是我国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总根源。特权现象之所以难以治理，也正是因为这个总根源从未被撼动或改变。在这种体制下，领导绝对性地掌握着各种稀缺资源和机会，甚至下级和下属的“生杀予夺”大权。于是，不要说领导有什么爱好，就是领导没爱好，下级和下属也会发明创造出来，也会挖空心思予以安排。于是，各种特权现象呈现出“推陈出新”的演变趋势。同时，由于没有人会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即使想也是螳臂挡车、无济于事，结果就只有一个，特权现象愈演愈烈。
只要集权体制这个总根源存在，在中游、下游所采取的任何治理特权现象的措施都不可能起到所期望的作用和效果。只要集权体制这个总根源存在，法治就无法确立，权力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监督。特权现象怎么可能得到治理呢？
核心对策：三权平衡
如果说治理特权现象也需要进行顶层设计或从顶端开始的话，那这个顶层或顶端就是集权体制。毫无疑问，改革集权体制的总目标就是要建立起分权体制，实现从集权体制到分权体制的根本变革。这也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总要求。
其实，在我国改革集权体制，建立分权体制的大方向已经作为党的大政方针得以确立，而且还提出了一个理论性的分权模式。这就是十七大、十八大都明确提出的“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以下简称十七大“三权”模式)。这应该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建立什么样的分权体制以及如何建立，却是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分权体制有不同的模式，不同国家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有所选择。作者曾经详细地讨论过相关问题(任建明，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制约与协调——十七大以来的理论与实践，《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11上)。这里只扼要地介绍三个方面的要点。
首先，我个人认为十七大提出的“三权”模式是科学的、也很符合中国的实际。其次，在“三权”的结构关系上，不应该选择西方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那样的完全平衡的设计，而应该选择决策权处于相对优势的权力位势，执行权和监督权二者之间应平衡对等的结构。三是，建立十七大“三权”模式，即把它变成我们的现实制度的实现策略问题。总的策略是先进行局部的、部分的试点，然后再逐步推广。比如，可以先在党内试，可以先在一些地方试，甚至只在地方的党内试，还可以先从监督权上寻求突破，即首先实现监督权的分离。
十七大以来，在我国的一些行政村就进行了“分权”体制的试验。例如，现在在浙江全省的3万多个行政村都经民主、直接选举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类似的试验在全国的另一些地方也有进行。村务监督委员会专门行使监督权，和村委会、村支委会是分离的，相互间不存在隶属或领导关系。
在行政村可以做到，在党内，在国家层面当然也可以做到。只要认识问题解决了，不再把“分权”当成洪水猛兽，并能看到“分权”体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只要有足够的政治决心，加上必要的政治智慧，十七大“三权”模式就能较快地从文件上走下来，落地生根，变成我们的、普遍的现实体制。到那时，集权体制就被彻底取代，从而为有效监督权力以及实现法治打下基础，进而为成功治理特权现象、消除特权思想打下基础。
反对特权：纪委应有所作为
近年来，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泛滥，已经成为党内外人们诟病很多的一个突出问题。无论是公众反映强烈的“三公”问题，还是在相当一些腐败现象的背后，都毫无例外地游荡着一个特权意识的幽灵。这一切，已经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严重损害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特权多走一步就是腐败。对这个问题，党的纪委应当有所作为。
反对特权，作为党的各级纪委义不容辞的职责，是有足够理由的。
党章撑腰，理直气壮
党章在“总纲”里关于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的基本要求中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这就从党的根本性质上明确了党反对任何特权的坚定立场，从而对包括各级纪委在内的所有党组织都明确提出了反对特权的要求。
党章又在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不仅是规定了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也为纪委判断和处理党内的特权问题明确了基本的界限。
尤其在党章第44条即“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的规定(即纪委的三大任务)中，实际上都包含了对纪委反对特权的职责要求。如“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这一任务，不仅党章中如前所述有明确的反对特权的规定，而且在许多党内法规中(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都有反对特权的要求，因此任何特权行为都是违反党章及党内法规的，都理应受到纪委的追究。
许多特权现象都是与腐败沆瀣一气的，党内外人们也早已把特权现象作为腐败的一种典型的表现形式，那么，作为党内反腐败的专门机关，纪委理所当然地应把反对特权作为自己的分内之事。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中，特权意识特权行为滋生蔓延，在搞特权上我行我素，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并为此炮制种种“名正言顺”的理由，形成冠冕堂皇的政策制度架构，从而使得种种特权行径制度化合法化，已成为腐败的一种新的形式。
如在住房制度改革结束后，一些地方仍然在风景名胜区为领导干部兴建别墅式住房、仍然继续搞福利性分房，这些实际上都属于典型的特权行为。而这类行为在不少时候都被某些貌似合理的外衣笼罩，很难纳入纪委反腐败的视野。这种倾向理应引起纪委的高度重视。
敢于向特权挑战
邓小平1979年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中尖锐指出：人民群众对干部特殊化是很不满意的。现在有些事情实在不象话！有的人房子越住越宽畅、越漂亮、越高级。有些人为了自己方便，可以做出各种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这使我们脱离群众、脱离干部，把风气搞坏了。人们对这些现象很敏感。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没有讲话的权利，人们会问：你们自己怎样呢？
直面现实，现在党内外群众反对特权的强烈呼声，已经大大超出了小平同志30多年前指出的那种情况，但遗憾的是，包括一些纪委在内的党组织却对此缺乏应有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
党的十八大特别强调：要“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而特权就是属于这类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像权钱交易这类具有较大隐秘性的腐败现象，往往只有极少数人看得见摸得着，而像大搞特权这类具有较大公开性的腐败现象，则是发生在群众身边，许多群众都能感受到，因而群众的反应就更强烈、更普遍。
特别是，在住房、医疗、教育、交通等领域发生的特权现象，都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息息相关，都牵动着公众敏感的神经，也更易激起民怨民愤，甚至因此形成某些不稳定因素。
在其他领域也有类似情况，如近年来发生并激起很大民愤的重庆彭水诗案、辽宁西丰赴京抓记者案、河南灵宝赴沪抓王帅案、重庆网民“方竹笋”被违法劳教案等，其背后，都有一个超越于法律和政策之外之上的霸道的特权在作怪。
只有党的纪律组织对特权逗硬，社会才能对特权强硬，全体人民一起对特权围追堵截，才能将一些普遍化的特权行为尽快清除，才能对社会上的特权思想起到警醒和肃清作用。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丰泽园饭庄青年厨师陈爱武对商业部部长王磊多次在饭庄吃饭不给钱少给钱的特权行为，向中纪委举报，中纪委迅即进行了严肃处理，中国青年报为此发表了《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的长篇通讯，《人民日报》随即大幅转载。此事轰动全国，也在党内进行了一次生动的普遍的反对特权的教育。虽时过境迁，但今天党内外群众仍然期待着党的各级纪委在旗帜鲜明地反对特权上有更大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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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南开校友摄影报道改革开放后的家乡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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