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定律”与走出治乱循环

[中国农民]

作者：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3-21 10:55:40发布)　　阅读3024次

社评 　　治大国如烹小鲜，条理不同，味道不同。农民、农村、农业这"三农问题"的应对就是一例。对这一困扰中国数千年的问题，这一农业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诊断不同，治理手法也不同。 　　三农问题，问题何在？一种传统的判断是农民税赋过重，与此相应的一招简单应手就是减税特别是取消各种杂派。不过这种简单应手能否最终解决农民税赋过重的问题呢？温家宝副总理3月6日参加人大湖北团讨论时引用国内研究成果解释所谓"黄宗羲定律"，点出了这种简单应手的缺陷。他指出："历史上税费改革进行过不只一次。像唐朝时的'两税法'、明朝时的'一条鞭法'、清代时的'摊丁入亩'等等。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向了原先改革目的的反面。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这就是所谓的历史上有名的'黄宗羲定律'。" 　　学者秦晖先生的研究分析了历史上造成这种"积累莫返之害"的普遍逻辑，那就是，原来税种繁多时虽有官吏易于上下其手之弊，但这些税种包括了能够"巧立"的一切"名目"，也使后来者难以再出新花样。如今并而为一，诸名目尽失，恰好为后人新立名目创造了条件。时间稍移，人们"忘了"今天的"正税"已包含了以前的杂派，一旦"杂用"不足，便会重出加派。 　　那么为什么并税之后又会膨胀，为什么会有这种治乱循环，病根何在？温家宝副总理在发言中指出了这种怪圈现象在当代可能重现的原因："乡级财政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乡级财政供养的人太多，'食之者众，生之者寡。'人总是要吃饭的，不把乡级财政供养的人数减下来，一时降下来的农民负担迟早会反弹上去。"正因为这种局限，如果仅仅是进行并税制改革而无其他配套措施，并税制改革就往往只能治标而无法治本。 　　基于这一洞见，温副总理指出了突围之道："共产党人是彻底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我们一定能够把乡镇机构精简下来，一定能够把过多供养的人减下来，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 　　与乡镇机构的精简相应的，是村民自治和乡村民主的展开。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所要求的，"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这其实也是突破并税式改革的局限和避免改革风险所必要的配套措施。 　　不过，对这一思路抱质疑态度的人士则认为，在有些地方，中央对农村的控制力已经有所减弱，这有可能带来社会风险，因此乡镇政权建设不仅不能放松，而且还要加强。如果要加强乡镇政权建设，同时又要减轻农民负担（否则社会风险更大），恐怕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进一步扩张政府财政赤字。 　　本报今年2月13日社评《兴村民自治解财政压力》曾指出，国家与动员性体制在调配农村资源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也留下了庞大的乡村政权机构和复杂难解的财政结构。仅仅是维持机构运转的行政事业费开支，就可以将部分地区的财政变为"吃饭财政"甚至"讨饭财政"。而在市场体制日益确立的今天，乡村社会保持动员性体制的必要性已经大大降低。目前乡镇政权承担的治理功能相当有限，主要者不外乎税费征收和计划生育工作。这两项功能不一定安排一级完全政府来承担，前者可以依托自治机构或简单的派出机构（乡公所）完成，后者在计划生育立法之后也可以由司法机关和自治机构联合承担。 　　也就是说，问题只在于，如果乡镇政权精简之后，将更多空间留给乡村自治机构与市场法治，是否可以维持或提升原先所拥有的治理效果？如果既能够据此告别"吃饭财政"，又可以达到治理的目标，何乐而不为？ 　　首先，各地农村可以因地制宜地实行行之有效的治理形式。尽管农村的自组织资源曾经遭到摧毁性的破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就不能组织起来。其实，对于农民而言，组织化（不是那种动员体制的组织）是他们的一种基本需求。 　　其次，村民自治是政府治理农村的良好基础，而不是不稳定的因素。在一个良好的政府的领导下，农村管理成本因村民自治而降低，农民税赋恰当，安居乐业，只能是维护稳定的因素。如果说有不稳定的因素，应该是农民因受到不平等待遇而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分化。 　　因此，农民流动、地权整理、乡企转制、村政改革、减轻负担，这些才是真正要处理的问题。一言以蔽之，要以农民的自由看待农民的发展，通过农民的亲身参与实现良好治理。温家宝副总理有关突破"黄宗羲定律"怪圈的一番见解，的的确确指明了走出治乱循环的一条阳光大道。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同志与到访延安的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谈起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率问题时，也曾有相似的精辟论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确，走出困扰中国历史的各种治乱循环的新路，就在于通过制度建设扩大公民参与，让每个社会个体包括农民来承担起建设国家的责任。 　 　　　　　　　　　　　　　　　　　　　　　　　 21世纪经济报道 　 出处：转自中国乡村研究网2003-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