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地忧思录

[中国农民]

作者：南风窗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9-7 21:49:28发布)　　阅读1806次

中国土地忧思录 -------------------------------------------------------------------------------- 发表时间：2003-9-7 10:08:35 来源：南风窗独家策划 点击：18 次 （原题）土地大挪移 　　改革开放以来，哪一行业造就的百万富翁最多？—地产业。 　　哪一类问题引发的上访集会等群体事件最多？—集体征地。 　　什么问题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最多？—国有土地转让。 　　什么社会现象在中国造成的失业最具爆炸性？—农民失地。 　　对中国银行系统最新的最大威胁是什么？—地产开发热。 　　从成克杰、胡长清到东北杨斌到上海周正毅，案件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是土地！ 一、真实的谎言 俞梅荪(北京) 　　开发区还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但失去土地的农民发现，在他们的家园上，并没有像宣传的那样矗立起厂房和车间，而是越来越多的商品房。 　　2003年6月12日，我突然接到曾多次来京上访告状打官司的四川省自贡市农民刘正有打来的长途电话，通知我观看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对自贡市征用农田违规操作的调查。我当即通知关注此案的几位朋友，大家都很兴奋。我为此案长期积郁，终于看到了一点希望。 　　10年前，自贡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未征求农民意见和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廉价征用市郊红旗乡、凤凰乡的10平方公里土地，一次性发给18岁至40岁农民安置费8000元，40岁以上的每月发放生活费54元；1997年，农民又失去了住房。到如今，许多农民的安置费早已用完，生存状况每况愈下。以刘正有为代表的农民走上了八年的漫漫上访告状路，几上几下，求告无门。 　　央视的报道披露，开发区还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但失去土地的农民发现，在他们的家园上，并没有像宣传的那样矗立起厂房和车间，而是越来越多的商品房。根据了解，当地的汇东股份有限公司扮演着重要角色，它统一廉价征收土地，高价售出。(自贡高新区管委会原主任、党组书记兼汇东公司董事长罗生日前因任职交委主任期间的侵吞公款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些土地转手给房地产商的价格是每亩30至50万元，最低给学校的地也要10万元。如以平均每亩20至30万元计算，1.5万亩的价值则达30至45亿元之巨！3万农民只得到一次性发给的安置费8000元就给打发了。 　　现在，农民的呼声终于得到央视《经济半小时》的支持，刘正有兴奋地告诉我，播放此节目时，当地万人空巷，人们欢呼雀跃。 　　当地政府也行动起来。6月13日，市政府开会成立调查组，宣布"查事不查人"。调查的结果是，7月16日晚上，自贡电视台《盐都播报》节目宣布："开发区征地是合法的，对没有达到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农民，由政府补助至143元。" 　　7月17日，一名市领导在开发区的乡、村、组三级居委会干部和党员大会上宣布："征地是合法的，各级干部按原来的文件精神继续工作。" 　　从央视节目上，农民看到了土地出让协议，其中有利于农民一方的不少重要条款却是空白。6月20日8时，约有300名农民到市政府要求解决问题。市政府大楼原在自贡市中心，后又在红旗乡的土地上建起新的豪华办公大楼，并在两年前正式在此办公。市政府官员不予理会，没人出来接见，还派出大批警察来劝退或驱赶，僵持到17时农民才散去。23日9时，约有600名农民到市政府，要求解决问题，12时散去。 　　6月24日11时，约有400名农民到市政府要求解决问题。大批防暴警察赶到现场，驱赶农民，抓了20余人。这是继20日、23日，农民第三次到市政府要求解决问题。 　　在市政府附近，27岁的农妇缪聚珍抱着3岁小孩，警察抓她时，为保怀中小孩，她情急之中咬了警察一口。在与警察的扭打中被拖走，小孩被摔弃在路上，由行人抱起，送回了家。 　　24日下午，刘正有陪缪父来到自贡市开发区汇东公安分局，警察说，缪聚珍胆敢咬警察，属暴力抗法，情节恶劣，已决定因"扰乱公共秩序"而"治安拘留10天"。 　　多年来坚持打官司的57岁的陈守林和37岁的农妇毛秀兰分别被拘留15天和12天，罪名是"扰乱公共秩序"。50岁的谢水明携全家逃出了自贡市。 　　7月4日9时，自贡市公安局及其汇东分局、贡井分局、荣县公安局等约400名警察，600名开发区干部、街道和居委会人员、施工单位的民工等，分乘8辆大巴车，来到红旗乡白果村7组，对百余名保卫自己土地不被非法侵占的老农民，大打出手。周玉芳、余树琴、毛少英等三名农妇被打成重伤，躺在地上没人管。余和毛两人分别被四五个警察打倒在地，被抓住双脚，倒拖了十多米，扔进烂泥坑。11时，80多名农民用拆下的门板，把她们抬到市政府，要求救治。 　　百姓越围越多，群情激愤，市政府工作人员这才打电话叫来急救车，把三人送去市第二医院，其中一人被送进重病房。还有15人被打伤，其中两人次日进了医院。住院治疗三天后都被强行送回家了事。 　　警察抓走了30余名农民，其中周作如等八名被拘留，其余都被关押在市公安局干校。10时进去，近20时释放，在酷暑中一直没给水喝，没给饭吃。 　　笔者在网站上披露这些事情后，自贡市一名领导专程飞来北京反映："央视播报后，政府没有打人抓人，还向每个农民发放3000元。抓人是在央视播报之前，是为制止农民聚众闹事、挖马路，这与央视播报无关。" 　　国家建设部的人也告诉我，自贡方面也曾到建设部游说，与对央视说的一样。 　　据笔者了解，给农民每人3000元纯属子虚乌有；马路是水泥的，手无寸铁的农民根本挖不动，也不会去挖。 　　到目前为止，笔者已经搜集了21张自贡市公安局汇东分局及其治安拘留所签发的《拘留证明书》、《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等，还有22辆7月4日冲突现场警务人员乘坐的警务车和各种车辆的车牌号。我反复清点和揣摩这些警票竟发现，从17岁女孩到花甲老妇都有。笔者收集到的还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二、新华社记者为土地问题鼓与呼 橡子(整理) 　　今年夏天，两位新华社记者包永辉和陈先发的一组关于土地问题的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和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 　　动用警力逼农民就范 　　他们在苏、皖、豫等省调查中发现，一些农户承包地流转的自主权受到了侵害，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农村土地流转必须依法、自愿、有偿进行，中央2001年底下发的18号文件和农村土地承包法都明确规定：承包农户是流转的主体，土地流转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流转收益全部归承包农户；但在利益驱使下，许多地方基层组织仍越俎代庖，操控土地流转，少数地方甚至动用了警力，逼着农民就范。 　　两位记者的调查指出，当前侵害农民土地流转权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是以权力剥夺了农户的自主决策权。按现行法规，土地归集体所有，一些基层干部仗着土地所有者代表的身份和行政权力，搞硬性流转。江苏省苏州市光福镇黄渠村村民反映，去年底镇村两级出动多辆警车，带着电棍、手铐甚至救护车，强行在农户承包地用煤渣填路。此前镇里没与村民商量妥当，就把农户承包地租给了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村民强烈反对，至今仍在上访。二是以土地规模经营为借口，以所谓"反租倒包"等花样，以低价强行"租用"农户承包地。这种形式在安徽滁州等地曾相当普遍。三是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与农民争利。今年初，江苏省溧水县石湫镇政府强行将赵华村等四个自然村的4000多亩地流转给泗洪县双沟酒厂种植杨树，村民说，常年每亩收入约400元的旱地只得到镇里每亩补偿30元。四是随意调整承包地，分出所谓"口粮田"、"机动田"，在本应分到各户的承包地中切出机动田，由村集体甚至村干部个人掌握，变相剥夺农户土地。凡此种种，造成在一些地方，土地纠纷已取代农民负担问题，成为农村群体事件的主要"导火索"。 　　有路可走，无地生存 　　记者的调查还指出，在沿海地区，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因征地造成农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就业没有着落的事件时有发生。在一些地方，强制性征地、克扣法定补偿、推诿就业安置等问题十分严重。在靠强制性征地近3000亩建起的安徽阜阳机场，停机场空寂一片，候机楼内遍地狼藉。在机场角落里种苗木的村民嘲弄地说："一年飞不了三架飞机，飞机场还不如改成养鸡场划算。" 　　福州市仓山区潘墩村1000多农民中，有700多人因征地失去耕地。失地农民有的去外村承包土地，有的骑摩托车非法拉客，有的则到处上访。该市马尾区儒江村村民倪仕炎说："承包地全被征掉了。我们现在是农民不像农民，市民不像市民，出门是宽阔的马路，抬眼是工业厂房，虽有路可走，但无地生存。" 　　湖北襄荆高速公路荆州段给农民的安置补助费是每亩500元，仅为法定最低标准4800元的10.4%。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为2.19亿元，可付给农民的征地补偿费仅为可怜的591万元，占2.7%。 　　与此同时，征地补偿费还经常被层层克扣：湖北襄荆高速公路征地补偿费下拨后，被省襄荆公路指挥部克扣837万元、被荆门市指挥部克扣1502万元、被荆门市东宝区克扣190万元、有关乡镇共克扣1192万元。这笔补偿费到农民手中之前已被截掉了45%。 　　中央反复重申，赋予农民30年耕地承包权，让农民吃"定心丸"。可现在基层政府对承包地想动就动、想补偿多少就补偿多少，根本不跟农民商议。一些干部说到建设，往往只把搞开发区、搞房地产当作建设，反映到征地上，就是认为剥夺农民土地利益是应该的、是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必然需要，否则就要耽误发展、错失机遇，因此不惜牺牲农民利益，普遍以压低地价的"优惠政策竞赛"来招商引资。还有的干部只讲"为老板铺路"，不讲"为农民服务"，宁可得罪农民也不愿得罪投资商。在安徽省的一些地区，搞"廉地引商"，普遍低估农民耕地的收入。 　　质疑现行征地制度 　　大部分土地问题专家和许多省份的国土资源部门都认为，真正"制造"出大量失地失业农民的是现行的征地制度。 　　——在目前的征地制度下，农民丧失了双重权利。土地卖与不卖，不由农民决定；即使是农民要卖土地，他仍没有与买方平等地坐下来谈判价格的权利。按照征地制度规定，因建设占用农村集体土地的，都必须采取征用的方式，政府先把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然后再出让，出让的价格是市场价格，而征地时的价格只是市场价格的极小部分。而这一小部分又由集体与农民两方面来分，农民实际到手的利益少得可怜。现行的征地制度缺乏对农民权利和利益的保障，农民也没有能力利用过低的补偿去创业。强制性征地也损伤了农民的民主政治权利。 　　——法定的征地补偿远不足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 　　——《土地管理法》本身有缺陷，给乱占耕地、侵害农民权益提供了方便。现行的征地项目早已远超出"公共利益"的需要。在许多地方，政府所征用土地用于工商业、房地产等趋利项目的占一半左右。 　　皖、苏等省国土资源部门专家建议：用地制度创新要变计划色彩浓的征地制度为公开、透明的市场化用地制度。要大幅度缩小征地范围，确保政府征地用于公共利益；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同时，要处理好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政府要确保农民失地后生活水平不下降、长期生计有保障，并将此作为征地的附属条件，并明确责任。 三、观点：谋职不易 高地价有责 任新民(南京) 　　近来，就业问题已成国人关注的一大焦点，笔者认为，高地价(主要指沿海经济发展较快的大中城市的地价)难辞其咎。 　　—高地价以及随之而来的高房价高房租(以下简称"三高")大大抬高了城市创业门槛，使一大批潜在的中小创业者兴业无门。 　　—"三高"加剧了大城市商企的大型化集中化趋势，却抑制了现代三产的网络化区域化发展，由此又损失了一大批就业机会。 　　—"三高"使企业不得不加大对经营性房屋的投入，在资本总量一定的前提下，用于购买劳务的可变资本只能随之而减，由此可能造成的后果是：或者降低从业者的工薪收入；或者减少从业者人数；或两者兼而有之；显然，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对稳定乃至扩大就业而言都是不利的。 　　—"三高"使劳动力流动异地就业(特别是农民进城打工)难上加难(何处安身？)。 　　—"三高"使城市居民用于住房的开销大增，用于其他方面的消费却不得不相应减少。一增一减之下，在房地产业火爆的同时，总消费需求却增长滞缓，于是社会总需求不得不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这就对财政和汇率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对就业的影响从长远看也是消极的。 　　之所以出现高地价，直接原因是在城市土地管理上学所谓香港模式—即每次仅拿出很少一部分土地批租，批租出去的土地价格抬得比较高，于是土地就会控制在少数人手里，地租、房价自然会越来越高。 　　另一种城市土地管理制度是实行空闲土地普遍供应和财产税管理方式，即凡是可提供的土地都敞开供应，之后年年交财产税，这样就大大降低了起步价格，税收则细水长流，较少造成扭曲，副作用亦较小。 　　显然，后一种土地管理方式有利于创业(特别是中小型三产企业)和就业，也有利于政府税收的稳定和城市的长效管理，对广大消费者也是有利的，是一个可以使产官民三赢的较好办法，值得一试。 全文共6067字节 出处：学说连线 200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