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 第一部分
Achill
第一部分
第一篇 真理标准讨论和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
1978年的秋冬之交，中国要解决的问题仍然很多，需要在党的高层开展一次大讨论。胡耀邦说：提理论问题要有勇气；邓小平说：我不劝你们在理论上迁就，迁就会失去原则，我主张中央开一个会，如叶帅说的，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
第一节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成果及历史意义做出了明确的叙述。下面是决议中的这部分文字：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我了解这次全会。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我也参加过多次讨论。在讨论历史问题决议草稿有关三中全会那段文字时也逐字逐句注意过，认为文中所作的论述除个别的字句外，完全符合这次中央全会会议之前、会议期间和会议之后的事实。自从这次全会开过到今天，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人们正在对这次会议进行纪念。当我们用这20多年我国的社会实践去检验这个会议时，我认为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上述评价毫不过高，只有不足之处。这是因为在这20多年中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以及由于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的进步，是起草这个决议文件时所想象不到的。这次全会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其伟大。
在这个三中全会之前举行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为期5天。会前的那个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为期36天。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着重追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那个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为什么我想做这件事呢?请同志们看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报》。这个《公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文件。《公报》一开头在叙述了这次全会的出席者和主持者之后，紧接着专门写了一个自然段，只有一句话：
“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
在这个中央工作会议12月13日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当时他的职务是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做了一个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文选》收入这篇讲话时做了一个注释：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①
《公报》和《邓小平文选》注释中指出的“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实际上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又是怎么一回事?这两个问题今天可能许多人不那么了解它的具体内涵。我从头到尾出席了这个中央工作会议，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也非正式地列席了。我认为应该根据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实，把这两点讲明白，或者说对这两点作一个很长的“注脚”。我觉得这是作为历史见证人的我应尽的一个责任。
我有一个看法，那就是：虽然三中全会是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央工作会议，它们是两个会议，各有各的功能，但是由于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和意义时，不得不把中央工作会议包括进去。在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同时纪念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委员会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章程中的地位不同。对许多重大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无权做出正式决议，必须召开全会才能使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各种主张正式成为全党遵循的决议。因此我们今天使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说法。但是就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说，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即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误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在会上承认自己犯有错误，承担了责任。改善中央领导机构的名单也已经准备好了，在中央工作会议到会者中取得共识。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规格是很高的，不但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包括五位常委)全部到会，而且在十一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资格出席中央委员会全会的45.4％的人，也参加了这个会。加上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即现在所说的“三副两高”中的党员，有中央军委常委，有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中央直属机关、各中央国家机关、各军委直属机关、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许多重要问题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取得共识，也就意味着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取得了共识。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把原先没有通知到会的中委、候补中委通知到会，就成了中央全会了。
这两个会议，三中全会开得很短，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长，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时间为三中全会的7倍。但是三中全会是正式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只是起为三中全会作好充分准备的作用。既然三中全会要解决的问题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准备好了，我们就一定要充分重视中央工作会议的作用。中央工作会议是值得纪念的，但不必也不应单独纪念，只要我们认识到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把纪念中央工作会议包括在内就可以了。
在这里我先把这个关于两个会议相互关系的看法写下来。下面我用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说明这一点。
第二节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背景
追记这个中央工作会议，最好能够介绍这个会议的酝酿和筹备过程。但是我不能根据自己的回忆做这件事。这倒并非因为时间隔了这么久记不起来了，而是我当时就不知道有关情节。我不清楚是何时、由谁首先提出要召开这个会和怎样提出来的；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几个人对召开这个会都有怎样的想法；不清楚提出召开这个会议后，在几位中央常委之间都经过怎样的讨论，最后又怎样做出了决定；不清楚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时华国锋的报告是怎么起草的，在起草过程中是否征求过其他几位常委的意见；如果征求过，华国锋对自己原先提出的稿子做过一些怎样的修改；等等。这些情况我当时都不知道，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因此在这里只好不说。当然党史研究者会设法查明这些情况，我也希望弄清楚这样的史实(参见附记)。
当然，召开这个会议的历史背景我当时是清楚的：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把他们从党和国家的统治者的地位上拉了下来。除去这一群祸国殃民的邪恶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生打开了道路，这是举国上下高兴的事。但是掌握着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华国锋等人的立场、观点并没有立即转变过来。华国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很深，并囿于自己的水平，同时也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没有也不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不愿意让在政治思想水平上、在智慧上、在治党治国能力上比自己不知高明多少倍的邓小平出来领导党和国家，因而在1976年10月到1977年3月近半年的时间内，一方面提出要揭批“四人帮”，集中批判“四人帮”的“极右路线”，一方面在“批邓”事实上已经搞不下去的情况下还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华国锋依靠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升到党中央重要地位的汪东兴，作为自己最亲密的助手。汪东兴曾参与粉碎“四人帮”的行动，立了功。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上了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他还身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兼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兼党委书记等职务。在汪东兴之下还有李鑫和郭玉峰两个小班子，一个管思想政治，一个管组织。像吴德这样的人还在使用，在十一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十一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在实际活动中提出并坚持贯彻“两个凡是”的方针。后来人们知道这“两个凡是”的提法有三个大同小异的版本。最早的一个是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第二个版本是由李鑫和他领导的一个理论学习组的人起草，经过汪东兴多次提意见，做过多次修改，最后由华国锋圈定的，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那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的那个论点：“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讲的“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是第三个版本。按照这个方针，邓小平也就不好出来领导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国家，“天安门事件”和许许多多冤案错案也就得不到平反，我们还要继续执行“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那套路线方针政策。
这样一个方针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群众干部其中包括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强烈反对。1977年5月，华国锋主持下的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的信件，局面开始有所改变。两个多月后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被撤销的所有职务，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一中全会又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十一大后揭批“四人帮”的工作也有了进展。特别是在胡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期间，大批“文革”中受迫害的干部得到平反，回到领导工作岗位。但是由于处理重大案件的大权掌握在中央专案组手中，仍有许多重大案件得不到解决。
1978年2月举行十一届二中全会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中央全会我列席了，五届人大我是代表)。这时候国务院也得到了改组。许多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在国家机关中担任了领导职务。我国的经济建设工作开始步入正轨。但是当时思想上受“两个凡是”的禁锢，讲的还是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那一套。我参加了五届人大华国锋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文件的基本调子改变不了，我只能做到讲一通拨乱反正的言论，在起草组内同一些人争论一番，但改变不了他们的观点，只能做到“我讲了，我的灵魂得救了”。
至于揭批“四人帮”中遗留下来的许多大是大非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比如“天安门事件”性质问题，广大群众和党员干部要求平反，但是汪东兴、吴德、张耀祠出来反对，因此不但许多1976年清明节去天安门追悼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革命青年还在囚禁之中，而且又有人因为发表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批评吴德的言论而以犯了“恶毒攻击罪”被投入监狱。党内民主和社会上的民主，继续受到极大的压抑。党内民主和社会上的民主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党内个人崇拜和个人独断没有受到批判，而吹喇叭、抬轿子者也不乏其人。对粉碎“四人帮”后继续出现的这样的局面，广大群众干部当然极不满意。
但是“四人帮”的覆灭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毕竟是一个大解放。人们比以前敢说的话多了，谁也恢复不了“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那种对人民实行高压政策，而人民暂时无可奈何的局面。人们积极行动起来。进入1978年之后，局势有所进步，同时，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尤其重要的是思想路线尚未端正。1978年5月《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某些人的攻击，在讨论中遇到了颇为顽固的抵抗。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主张，需要开展一次讨论，让各种思想、各种主张碰撞较量，才能求得一个解决。
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高兴地得知有一个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召开，而且收到了要我出席这个会议的通知。
附记：一个材料和一个考证
在写这篇追记的过程中，我在故纸堆里发现一个有关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材料，经过一番研究，我做出这样一些初步判断。
我查到的那个材料是1978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韦国清的谈话记录，那是当时我抄来的材料。韦国清向邓小平请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总政治部准备发一指示，要求在全军干部中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问小平同志的意见。邓小平答复：“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实事求是很重要，不仅领导机关，就是一个小企业，生产队也应实事求是。……这就是毛主席讲的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思想僵化。……叶帅说，要把这篇东西印发到全国去。”关于叶剑英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的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的讲话中也讲到了。
华国锋那天讲话时我听得很清楚，他说在一次中央常委听1978年7月到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情况汇报时，大家认为那个务虚会开得很成功，叶剑英听了很满意，提议在理论问题上也开那样一个务虚会，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这件事知道的人比较多，大家认为三中全会后1979年那个理论务虚会就是叶帅提议召开的。其实叶帅提的理论务虚会就是中央工作会议，当然后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内容丰富得多了，但是叶帅想召开理论务虚会的内容也是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主要内容。
从邓小平同韦国清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这一点。邓小平说开这个理论务虚会可以起“索性摆出来讲，免得背后讲”这个作用。摆开来讲，当谁的面?当然是当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面，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这件事。叶帅讲的理论务虚会不是三中全会后1979年开的那一个，在1979年举行那个理论务虚会时，问题早就已经摆开，而且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大摆特摆过了。叶帅讲的那个理论务虚会已经实现为中央工作会议，不是1979年的那一个，这一点我还可以从邓小平回答韦国清的第二个问题时的谈话进一步得到证明。韦国清向邓小平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能否印发邓小平九月间在东北的讲话。那次讲话是很有名的，是讲真理标准问题的。邓小平的回答是“可以在机关少数干部中先讲一讲，给部队发通知，等一下务虚会”。可见在邓小平的心目中，这个务虚会是很快就要召开的，不是以后1979年开的那个。
邓小平与韦国清谈话的时间，离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时间只有二十五六天。看来在10月14日后不久，中央提出召开中央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举行那个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10月底11月初就发出了，因此中央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时间，推算起来在10月底，即在这次讲话半个月之内。这是我对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知道的唯一可靠的材料。
第三节 从真理标准讨论到中央工作会议
在前面我说不能根据自己的记忆来写中央工作会议的酝酿和筹备，因为当时我不知道有关的情节。我说的是实情。但是经过这个时期对历史资料——包括我保存的“故纸堆”的阅读和研究，使我能对真理标准讨论和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间的关联，做出可靠的判断。因而可以专门写这么一节了。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从1978年5月《光明日报》上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在同年11月召开的，两者相距只有半年。它们可以说是有同样的历史背景。但是它们毕竟是两个历史事件，发生在后面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背景中，就有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提出和展开讨论六个月的史实。具体说来，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前提，这个讨论的成果是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指导思想。不仅如此，经过叶剑英和邓小平的努力，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更促成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
我做出这样的判断是有历史发生的事实为根据的。
第一个事实是：1978年5月《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引起了叶剑英的注意，且赞成文章中的观点。特别在此文发表后，《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立即转载。可是听命于汪东兴的《红旗》杂志，采取“不介入”这一讨论的态度。他们组织了另外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说〉》的文章，文中也提到实践标准这样的问题，但是抹去棱角，不接触反“两个凡是”，因而它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就有人表示反对，提出意见。《红旗》杂志编辑部的负责人把这篇文章送中央审查，到了叶剑英手中。当时受到李先念主持下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的成功的启发，因此在常委会的会上，叶剑英建议中央召开一个理论务虚会，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别的场合，叶剑英还建议把《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印发。许多人，以前包括我在内，以为他的这个建议在1979年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时得到了实现，其实他的建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实现了。
这一点从中央工作会议前邓小平的言论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起草过程，邓小平最初并不十分清楚。从他两次早一些同我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并不知道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主抓写这篇文章的事情，后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的经过，他也并不很准确地了解。他听说有南京胡福明投稿的事，但他以为投稿者是上海的工作人员。他对这篇文章估量很高。
就在那篇文章发表的当月30日，邓小平有一个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那个讲话是针对当时总政宣传部长对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两个提法与毛泽东和华国锋的提法用词不完全一致提出异议，要求在总政治部党委会和政治工作会议上进行讨论而做的。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批评道：“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还有一次他和我们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的谈话，谈话准确的时间我的笔记本没有写明，但肯定在五六月间。胡乔木向邓小平反映了张平化找到在北京参加高等教育工作会议的省委书记说，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两种反映，一种是很好，一种是很坏，很重要的文章需用鼻子嗅一嗅，《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不都是准的，回去议一议有什么意见，赞成、反对都可以说，不要压制争论。邓小平问，这个会是不是各省的书记都来了?胡乔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接着又反映：熊复找到胡耀邦，说《红旗》有成绩，理论文章比较慎重，然后对胡耀邦说理论问题要慎重。胡耀邦不以为然，说提理论问题要有勇气。胡乔木又反映最近召开的宣传会议，本来报告中有“文化大革命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话，宣传部长们看了之后不同意，等等。邓小平听了情况介绍后说：“这事好办得很嘛，争就是了嘛，都不要扣帽子，在理论上探讨嘛!从实际出发，不要说空话。”
还有一次邓小平和我们谈话，也没有记下准确时间，可能比前面讲的那次早。邓小平说：“现在风声不小，对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就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那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常识。常识不应该成为问题。”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讲要解决问题，理论上就要站得高些。他对我们说：“社会科学院是个研究理论讲理论的机构。理论上不能让步，我不劝你们在理论上迁就，迁就会失去原则。”在这次谈话中，他说自己主张这个问题中央要讨论一下，把问题讲清楚，这就是后来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由来”吧。
当然，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华国锋也有他的需要，也有他的考虑。在十一大华国锋做报告，报告中的第二个部分《形势和任务》讲了八个问题，以后开了十一届二中全会和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到1978年这些东西他自己感到不能用了，他感到从1979年起应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于这一点，叶剑英、邓小平和李先念都是同意的，而且在李先念的主持下又开了一个时间很长的国务院务虚会，华国锋既然有这个要求，中央工作会议很快就召开了，而叶、邓的问题，也可以摆开来。
从真理标准问题在学术界、新闻界、各路诸侯和将军们的讨论，到摆上中央会议日程，经历了几个月。叶、邓摆开来讲的这个想法，我想不会事先同华国锋讲明白，但华也会明白一些。关于工作会议酝酿和筹备的具体情节，我并不知道，尤其是华国锋那里，我没有听到什么，最后这一段是我在分析后所做的判断，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就要靠更多人的回忆来解决了。
第二篇 关于华国锋的开幕讲话(1)
在这次规模很大、规格很高的会议上，华国锋原定用20天时间讨论三大议题，开场锣鼓还使用了“十一次错误路线”这样极有深意的语言；他把邓小平的“完整”、“准确”用另外的四个字代替，说明他讲的是自己的话。开幕讲话与十一大报告相比的进步与局限。
第一节 会议的出席者
会议举行前夕我到京西宾馆报到。
报到时就领到了出席者名单和分组名单。
我急忙而仔细地“研究”出席者名单，一个人一个人地看下去：
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23人和候补委员3人全部通知到会，正式委员中包括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五位常委，此外还有韦国清、乌兰夫、方毅、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德生、吴德、余秋里、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18人，候补委员有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鼎3人。
这些人的立场平时我都留意，多数人我对他们有比较好的印象。但其中有些人我同当时的普通中国人、普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一样，对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表现有很强的反感，如吴德就是这样。名单中有些人虽然是“四人帮”统治时期在台上的人物，但是民愤并不是很大，比如陈永贵，我觉得他被捧得这么高，头脑发昏，说话也只有学大寨那一套，不但农业要学大寨，政治上也要学大寨，但是我亲耳听他对批判“唯生产力论”不满，他只是一个被扭曲的农业劳动模范。也有几个政治局委员，我认为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见解，说不出什么有分量的好话，但也坏不了多少事。
当然，看了这张名单后有一点是看得很清楚的，那就是十一届政治局同十届政治局的成员有很大的区别。邓小平当了中央副主席，一定能把这个会的局面掌握起来，把这个会开好。名单中还有叶剑英，他对粉碎“四人帮”所起的作用，使我想起毛泽东对他在长征途中的评价。除邓小平、叶剑英两位外还有聂荣臻等几位，他们都领导过我，而且邓小平、聂荣臻直接领导过我相当长的时间。政治局委员名单中还有不少人和我有接触，我对他们也有所了解。
在名单上还有：
——中央军委常委：王震、粟裕；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邓颖超、廖承志、姬鹏飞、周建人；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康世恩、王震(兼)；
——全国政协副主席：宋任穷、康克清、王首道、杨静仁；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
这就是现在说的“三副两高”。属于这一类的人全都通知他们到会了。列入名单的这些人中陈云不必说了，其他的人不少我都有印象，是大家尊重的革命前辈，有一些人我同他们还共过事。其中谷牧不久前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提供的资料我认为很好。只有几位吹捧华国锋、对华国锋搞个人崇拜的人给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中国科学院：方毅、李昌。
李昌是我的老朋友，那时我也已经调到国家科委担任副主任，方毅是这个委员会的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
两个科学院的院长、副院长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的。这次中央会议一个单位只邀请一个人。中科院有两人，我理解因为方毅是政治局委员，所以加上李昌。
——下面是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从名单上看出通知了每个地方的第一二把手到会。
——再下面是党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军委直属机关的负责人。从名单上看出也是通知了各个机关的第一把手到会。
这些人当中，除军队系统外，我熟悉的很多。他们的观点我也有所了解。
这个名单一共219人。研究了这张名单后，我的印象有两条：一是它的规模不小，规格不低；二是会议参加者的成分不错。
说到会议的规模，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召开过的中央工作会议有的很大很大，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规模就很大，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它相比就小得多；可是有的就比较小。这次规模应该说是相当大的，而且规格很高。特别是政治局的人都通知了，够得上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水平。从参加者来看，大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同志，虽然“四人帮”在位时做了令人很不满意的事的人有，站在“两个凡是”立场上的也有，但已经不占优势。因此，我看了这个名单就心中有数了，认为会有一番带有严重性质的争论，但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会议。
在这个名单上，对是否是十一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做了记号。我数了一下名单中的十一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共有137人，占通知出席人数的63％，即将近2/3。他们占十一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333人的42％。名单中不是十一届中央委员的人有82人，占通知出席人数219人的37％弱一点。非十一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是在地方、军队和中央机关担任主要职务的老党员，而其中1956年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仅我记得的来说，就有习仲勋、宋任穷、黄火青、胡乔木、韩光、洪学智、蒋南翔、李昌；也有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补选的候补中央委员，如王任重等。参加这次会议的八届中委、候补中委占全体出席者的29.6％。这些都说明这是一个高规格的会议。
在看名单时，我估计会有一些人被通知到会，但因病不能到会。出席者的人数会比219人少，从分组名单来看加在一起只有211人，加上5个常委共有216人，少了3人。华国锋在开幕那一天说有12人请假，这是开会前的情况。究竟实到多少人，究竟谁到谁没有到，我手边没有资料，也没有专门花时间去研究，就说不清楚了。
第二节华国锋在开幕会上的讲话
这个会议没有开什么预备会。
1978年11月10日一开幕，就是华国锋讲话。在这个讲话中，华国锋自己宣布会议开幕，并讲了这次会议要讨论的三个议题。第一个议题是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对这个议题会议准备了两个讨论稿：《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第二个议题是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对这个议题，会议也有一个文件。第三个议题是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提出这三个议题后，华国锋指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并说在讨论这三个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在新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他宣布这次会议头两三天讨论这个重点转移问题，整个会议准备开20多天，并且告诉大家会议分六个组讨论，等等。
这个会议似乎没有设秘书长，名单上没有这么写，会上也没有听人讲过。有的文章说汪东兴是秘书长。至少我没有看到或者听到任何表明汪东兴是秘书长的材料。在开幕会的讲话中，华国锋把本来可以由秘书长讲的话都说了。
开幕式上四位副主席都没有讲话。
华国锋这次讲话不长，讲稿不到五千字。在讲话过程中三次离开稿讲话。从我的笔记本看，插进去讲的话也有两千多字。他慢条斯理地讲，也只讲了一个小时略长一些。我认真地听。那时我的耳朵不像现在，一点也不聋，听得很清楚。我注意到在这个讲话中他不再讲“两个凡是”。
对华国锋这个讲话我本来没有过高的要求。我注意听他的讲话，是想了解客观形势和他的认识已经发展到了怎样的地步。
我还注意到这个讲话使用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法。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前，毛泽东在南巡中对沿途见到的某些领导干部谈话时讲过中国共产党有过十次分裂，有过十次路线斗争，讲了他与十次错误路线进行过斗争，这十次是：
一、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二、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
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四、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
五、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
六、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
七、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
八、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九、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十、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九一三”事件后被称作林彪反党集团)。
这第十一次错误路线，是华国锋针对“四人帮”的情况提出来的。在1977年8月召开党的十一大时就使用了这样的概念。
十一大报告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使用了“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作为标题。他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仍然使用这个说法。我听了十分刺耳。因为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意味全部肯定以往的十次路线斗争，也就意味着肯定第八次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和第九次反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而这两次路线斗争涉及当时还活着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批判、受迫害的许多老同志。在“文革”前期造反派使用过“刘邓路线”这样的说法，在1978年时许多人也还记得。华在讲话中关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第九次路线斗争的说法，也意味着肯定了有错误的“刘邓路线”。他在讲话中使用这样的语言也许是有深意的，它可以抬高“历史上从来没有犯路线错误、一贯正确”的自己，贬低或者压一下在路线斗争中犯“政治错误”的许多老同志。不过他毕竟没有指明这一点，要经过一番逻辑推理才能揭示出来。而且退一步说也可以原谅他，即他说的是十一大报告中的老话，写这个讲话稿是秀才的手笔。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想点穿。
对华国锋讲话中所说的重点转移，今天有人可能有所误解，以为他讲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转移。如果他说了党的工作从毛泽东一贯强调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建设为着重点，那是应该看作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件事。而在他的讲话中并没有涉及这样的原则问题。
华国锋是在讲了会议的三个议题之后，才接着讲：
“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华国锋告诉中央工作会议的出席者说：
“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完全必要的。”
接着他要大家来考虑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已经达到什么火候。华国锋说：
“恰当地估量运动的发展状况，是我们提出转移全党工作着重点的重要依据。”
然后他自己对这个运动的发展状况做了估量，认为到1978年底，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可以完成自己的历史性任务，胜利结束。由此可见，华国锋在这次讲话中提出的是工作阶段问题，他自己就说，有这样一个历史的经验：“一个阶段的主要问题解决了，就要发展到新的阶段。”提出要解决的问题是1979年后的工作方针问题、具体条件下的具体工作的问题。华国锋在接着讲了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形势之后，最后又回到这个着重点转移的问题上来。他说：
“我们这次会议，头三天就讨论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问题。从明年一月起，全党工作实行这个转移，这样做适当不适当?各级党委的工作如何实行这个转移?随着这个转移，明年要注意抓几件什么大事?我们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我们的农业、工业、财贸、科技、文教、军事、政法等各方面的，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工作，怎样适应这个转移?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畅所欲言，集思广益。这以后，会议再讨论前面讲过的三项议题，这些讨论，也都要围绕着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中心问题。”
这一段话也说明他讲的着重点的转移，讲的是在具体时间、具体条件下如何具体工作的具体问题。
讲到这里他插进讲了一段他对着重点到底转移不转移曾经有过的考虑。他说：
“对于‘双打’也曾考虑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搞一下运动。”
他说：“对这个问题，考虑了多次，认为这样做不好，因为一提要搞运动，领导精力又会集中到运动上去，就影响到各省各市抓现代化建设。”
他也考虑过“各省市可以根据情况搞一下运动，打击一批已经明确的分子”，而“全国不采取这个办法，不搞全国性运动”，因为只要一搞运动，不论中央还是地方，不是半年就是一年，全党还是应该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好。他说：
“要提倡搞法制。群众批判斗争会必要，要经过法院。不要拉在汽车上游行示众，不搞这样的办法。”这里华国锋讲的是对“四人帮”的爪牙等的斗争，至于我们的队伍里，华国锋也说自己“原来也考虑过搞全国性整风运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发展全国运动。这样做也要半年一年，占用各级领导精力也很多。当然不是说不可以搞，如整顿领导班子时开整风会议。”
他还说系统揭批是要长期进行的。王明路线经过很长时间还要进行。今天我把这段话从笔记本中抄下来，为的是说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是经过反复考虑的。
接着他讲了很长一段建设问题，讲了国内经济形势，也讲了有利的国际条件，讲了要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吸收外来资金、外来技术(在定稿时接受李先念的意见，在这句话前加上了“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几个字)。讲到这里他又插了很长的一段话。一开头他说：“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不敢进口。一进口就被诬为‘卖国’，诬为‘崇洋媚外’。”听到这里我就会想到那个有名的“蜗牛事件”。
“文革”期间，在我国与美国谈判进口彩色显像管的过程中，对方为了表示友好，赠送了一个造型为蜗牛的精美工艺品。江青就认为这是对中国发展速度低的讽刺，说美帝用这个办法来嘲笑中国的经济像蜗牛那样爬行，对内严厉责怪我国的谈判代表接受这样的礼物，对外退回礼物，向美国方面提出抗议。结果使我国电视工业的发展耽误了好多年。
华国锋在这里讲了不少具体情况，讲了“文革”中外国看到中国很乱，不敢在资金上、技术上支持我们，粉碎“四人帮”后，先搞了中日长期贸易协定，200亿美元。条约签订后，日本认为200亿太少，提出从1980年到1990年，增加到1000亿美元。小平同志在谈判时同意在200亿的基础上增加100亿至200亿。小平同志说，日本现在不但政治热、群众热，而且还有经济热。中日长期贸易协定签字后，西欧着急，法国也要和我们签订这个协定，说日本质量不如法国，积极要求发展和我们的贸易。西德也是如此，也想在中国打开市场。现在我们同意与法国、英国、美国、西德、意大利签订长期贸易协定。国外也积极到我们这儿来投资。他们在广东搞了机械化养鸡厂、手表厂、电厂。国际形势现在是很好的。正因为这样……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来大大加快我们的建设速度。
我听了之后加深了我原有的一个印象，华国锋的确是一个热心建设的人，情况掌握得不错，思想也开放。粉碎“四人帮”后他的确想好好地干出一点名堂来。
讲到结尾，又回到议程上来，华说：
“这个会原想开二十天，怕时间不够，政治局讨论两次很热烈。”
最后他又讲了一下干部对什么是“四化”思想不清楚的问题。他举了新疆干部为例，石河子和南山县对四个现代化认识都很差。他还特别讲了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政府机构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问题，举了上海申请进口一个设备就要打18个图章，还举了好多例子来说明我们的上层建筑实在不行，讲他也非常赞成叶剑英的意见，在企业管理方面也要大大改进。他说我国经济工作中“笑话很多”，特别批评我们不重视市场竞争，等等。他这些话我觉得讲得也很好。
华国锋的讲话虽然有上面我讲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样一些不好的内容，但总的说来，大家——包括我在内——是比较满意的。
第三节 重读十一大报告
在写关于纪念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在它之前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文章的过程中，我常常拿出1977年8月12日到8月18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华国锋所作的政治报告进行对照。这么做，是颇有意义的。我想今天会有许多人完全忘记了那个大会，不记得那个报告中都讲过什么。
这个报告有一个2000字的颂扬毛泽东的序言。在这个序言中讲了毛泽东在半个多世纪中，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接着又经过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复和激烈的较量，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讲了毛泽东在当代中国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指出“我们一定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在序言后接着讲的第一部分的小标题是“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出“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我党历史上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
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前，毛泽东在南巡中与某些领导干部谈话中讲十次路线斗争。这十次路线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在十一大报告加上这一次党和“四人帮”的斗争，作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在这一节中报告人从党的十大说起，认为他们搞了一个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然后叙述1974、1975、1976三年中毛泽东“对‘四人帮’的反党活动早有觉察，多次对他们提出严肃批评和严厉警告，亲自领导我们党对他们进行反复的斗争”。这一部分写得长达5000多字。在这一部分中有一处值得注意，那就是写了这么一段：
“在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前后，‘四人帮’又猖狂活动起来。他们对周总理进行放肆的攻击，并且压制和迫害悼念周总理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他们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另搞一套，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和诬陷。”
这一段文字都是与邓小平有关的。尽管整段文字写的是毛泽东如何坚决不让“四人帮”当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确定了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人事安排等等，但总算替邓小平说了一句好话，用这种“高举毛泽东旗帜”的方法，在讲话中点出“邓小平”的名字，来为邓小平复出在会上做了一点说明。
在这5000字的叙述毛泽东与“四人帮”的路线斗争的内容之后，报告还介绍了1977年7月16日至22日举行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彻底清算他们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的决议。
接着报告又阐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说它“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亿万群众进行胜利战斗的光辉旗帜”。并对“四人帮”“篡改”这个理论进行批判，指出“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强调说：
“如果说，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揭示了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在帝国主义阵线最薄弱环节的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并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那么，毛主席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
在这一段里还引用毛主席讲的“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本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的最高指示。这一部分也很长，大约有7000字。
接着十一大报告又用了近千字的一大段重申发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他引用毛泽东的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然后开始讲“文化大革命”结束的问题。
十一大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可是它是怎样来论述这个结束的呢?首先他引证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和党的十大后毛泽东多次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华国锋接着讲：
“但是‘四人帮’竭力破坏捣乱。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了。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这种说法今天看来颇为滑稽，但是在当时华国锋是很严肃地讲这样一些话的。这么说还嫌不够，下面还要写一段发挥报告中所宣布结束的只是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论的文字。因为毛泽东说过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因此他在宣布了这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还写了这么一段：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这句话是黑体字印的，那就是毛泽东的语录)。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绝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直到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
华国锋的十一大报告一共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有一万多字，是最重要的。第二部分“形势和任务”篇幅比第一部分还要长几千字，但内容就比较零碎。它用了四分之三的篇幅介绍1977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代表党中央提出的“达到天下大治的几项要求”，包括：
揭批“四人帮”；
整党整风；
整顿领导班子；
抓生产；
抓文化教育；
强化国家机器；
发扬民主；
统筹安排、全面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他说：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进入这个新时期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做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这就是说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达到天下大治。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有一个中心点，就是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巩固和发展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在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工作的各个领域，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感到重读十一大报告还是很有好处的。使我重温了一下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党的代表大会用的是怎样的语言，要求全党接受的是怎样的思想；使我们懂得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是从怎样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中转变过来的，知道如果不把这一套抛弃，即使“四人帮”没有了，我们国家又会怎样发展——恐怕还是要亡党亡国。
附带介绍一下，十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序言部分也写道“经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请注意最后“多次”这两个字。
我还可以讲一下我知道的有关这个十一大报告起草的情况：十一大报告是李鑫等人起草的，但这是在十届三中全会之后。这时邓小平已经复出，对起草中的问题他也给我们讲了一些。他说自己也提过不少意见，但那时李鑫他们并不肯听他的。当然不能完全不听，比如李鑫的稿子里原来有一段继续批“唯生产力论”的话，邓小平还给我们念了一段。邓小平说他跟李鑫他们几个起草文件的人说了，这样写法不行，他不同意他们这么写，不赞成他们写“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谬论，并且从这儿开始，应该倒过来说，要提应该发展生产力。结果十一大报告中就没有写进批判“唯生产力论”的话。
第三篇 重点转移和三大议题的讨论(1)
提出重点转移是巨大的进步。胡耀邦批评粉饰太平的人，说中国人养活自己的水平太低了；万里讲淮北农民的困苦“实在叫人难过”；姚依林引用列宁讲的“在狼群中要学会狼叫”这句话，主张同西方打交道。二胡(胡耀邦与胡乔木)在农业问题上的争论。
第一节 分组讨论
分组名单在开幕前已经发给了会议出席者，整个会议按地区分为六个大组。每组指定四个召集人：
华北组：林乎加(北京) 刘子厚(河北) 罗青长(中央调查部) 秦基伟(北京军区)
东北组：王恩茂(吉林) 任仲夷(辽宁) 唐克(冶金部) 杨勇(总参谋部)
华东组：彭冲(上海) 万里(安徽) 白如冰(山东) 聂凤智(南京军区)
中南组：段君毅(河南) 毛致用(湖南) 黄华(外交部) 杨得志(武汉军区)
西南组：赵紫阳(四川) 安平生(云南) 张平化(中宣部) 梁必业(总政治部)
西北组：汪锋(新疆) 霍士廉(宁夏) 胡耀邦(中央组织部) 肖华(兰州军区)
每组四个召集人中，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都是书记)有两人，本地区的大军区或中央军委直属机关一人，中央或国家机关一人。五位中央常委不编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编入组内作为分组的一般成员。召集人本人又是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的只有两个人，那就是华东组的彭冲和西南组的赵紫阳。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负责人都编入本地区组内，其他出席者分别编到各地区大组。各组人数平均在33—35人之间。
我特别注意了自己的同行——搞意识形态工作、科学研究和新闻工作的那些人。从分组名单中看到李鑫在华北组，胡乔木、张香山在华东组，曾涛、华楠、胡绳在东北组，吴冷西在中南组，熊复、胡绩伟、张平化、张耀祠在西南组，杨西光、王惠德和我在西北组。其中李鑫、吴冷西、胡绳、熊复原来同我一起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他们一直参加《毛泽东选集》的整理工作，李、吴、胡是以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会议，熊复以《红旗》杂志总编辑的身份出席会议，曾涛、胡绩伟、杨西光、华楠、张香山、王惠德各以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广播局、编译局的名义参加会议。张平化是中宣部部长，涉及他的事不算少。张耀祠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但管不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事情。
我被分配在西北组。我们西北组的成员除四个召集人外，有方毅、纪登奎、徐向前三个政治局委员，有王震、周建人、宋任穷三个人属于“三副两高”的。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来的，有陕西的李瑞山、王任重、于明涛，甘肃的宋平、李登瀛，宁夏的邵井蛙，新疆的宋致和，青海的谭启龙、赵海峰，新疆军区的刘震、郭林祥，兰州军区的韩先楚，中直机关的杨西光(《光明日报》)、王惠德(编译局)，军委直属机关的李水清、陈鹤桥(这两位是二炮的)、莫文骅(装甲兵)，国家机关的刘伟(二机部)、张珍(五机部)、张劲夫(财政部)、江一真(卫生部)、姚依林(国务院财贸小组)、李人俊(国家计委)，还有一个便是我。
我是作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出席这个会议的。西北组成员中不少同志是熟人和朋友，也有好几位是初识，在这个会上相处得很好。有的如江一真，后来就成了我的朋友，在海南开发促进会的工作中我们成了同事，前几年逝世了。
所有的发言都在小组会内进行，除很少的几次大会外，一般的出席者再没有其他会议活动，分组会一般上下午都开，星期天一般不休息。
这个会的简报工作做得很好。一是快，各组的人第二天就可以看到前一天其他组的发言。二是详细，有用的话很少被删去。三是比较准确，我看到简报上反映我说的话，没有发现记得不对的地方，会上我也没有听到对这次会议的简报工作有什么不满的意见。在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谁都知道说套话没有意义，因此简报很有看头，仔细地读简报成为一个必需的工作。这个会议的简报起了很好的作用，使得各组之间及时地进行交流和讨论。许多讨论是在组际进行的。
第二节 关于着重点转移问题的讨论
在最初一两天分组讨论中，发言人几乎都按照华国锋讲话中提出的要求，对从1979年一月起着重点转移的问题表了态。
对于这个重点转移问题，当时出席会议的许多人——也包括我在内——的看法是，从整个工作的发展阶段来看，重点转移到建设上来是必要的，因此采取拥护这个提法的立场。但必须提醒人们注意，关于揭批查“四人帮”还存在大量遗留问题：“天安门事件”性质还没有平反；“文革”中提出的许多错误观点和理论(它们又都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的)也还没有澄清；许多重大冤假错案还没有平反；在“四人帮”统治时期做了许多坏事的人很可能隐藏起来，逃避批判揭发，以后也许会再度神气起来。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还要经过一番斗争，绝不容许忽视。
在这方面，华国锋在他的讲话中也说了一句：“要对运动中这些来不及处理完毕的问题继续进行细致的工作和妥善的解决。”他也提到系统地批判林彪、“四人帮”要用更长的时间来进行。但是他说得太抽象了，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讲话中都回避了，分量也太轻了，的确有揭批“四人帮”不能彻底完成的危险。因此出席会议的人们听了华国锋的讲话后，一方面表示拥护，另一方面有些担心，表示不能满意。
胡耀邦11月13日在我们西北组中关于重点转移做了发言。他认为华提出的着重点转移问题的性质属于工作方针工作部署问题。他引证毛泽东说的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要等一波平了之后再去提新任务。然后说揭批“四人帮”这个“波”还没有平，而是到了波峰，这正是提出建设任务的时候。同时他指出着重点转移不等于揭批“四人帮”的工作已经完成。他也举了如“天安门事件”等大是大非问题必须彻底解决。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在讨论着重点转移时，很多发言者都持类似的立场，赞成从明年起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一定要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好。
在这里我想插进讲一个有关“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问题。
本文一开头引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概括全会成果时说了一句“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讨论决议草稿时，这是一句我感觉并不完全符合会议情况的话。
现在我想就自己接触到的有关这个会议的资料和自己的回忆来讲一点看法。
上面我已经写过，华国锋的讲话中关于着重点转移的内容没有表达出这个意思。他只是说要“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内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没有说“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对阶级斗争，他说的是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还是把“阶级斗争”放在最前面。当然他也确实没有再说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没有说并不等于“果断地停止使用”。在分组讨论中也没有人把华国锋的讲话理解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的发言，上面我介绍的西北组胡耀邦在分组讨论中的发言是有代表性的。
也许在三中全会上有人主张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得到许多人的呼应，然后在讨论通过公报时写进公报里去。但我记得也没有人作这样的发言。三中全会公报对阶级斗争问题讲的那一长段话，也没有这个意思。在三中全会公报中写进的那一段话是：
“我们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现在三中全会公报已经成了20多年前的一个文献，当初我没有参加公报的起草工作，也没有在三中全会分组会上参加对公报意见的讨论(在分组会上我不想对此作任何发言)，在看到公报这一段这么写法就不以为然。公报中那一段话是从毛泽东在1957年2月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引用下来的，主要的意思是指出“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同“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没有矛盾，不能理解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就是在这个讲话之后几年(1963年)提出来的。
至于这个会议出席者有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我认为是不少的。可是我不记得有谁对这一点发言。会上人们只是一般地反对“两个凡是”，在联系实际上只涉及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那些问题，至于那些与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远一些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口号，大家并不去触动它。而“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属于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口号这个范围内的问题。在不想公开批评毛泽东的基本观点上的错误的前提下，当然最好是不去涉及这类问题。
我不赞成把一切错误观点都说成是康生和“四人帮”的事。有人认为可以采用这种办法来保护毛泽东。勉强这么做，结果只会造成思想的混乱。
比如在三中全会闭幕不到二十天的1979年1月3日，胡乔木讲了一篇《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的话，我认为就有采用这种不恰当的办法的问题。比如讲话中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应当怎样理解”的问题，指出“这个提法，要看在什么意义上、在什么范围内讲才有意义。不讲清楚就会引起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的混乱”，“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的扩大化”。
又比如讲话中还说“四人帮”和康生把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所说的“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段话篡改了，在“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个句子的“存在”两字前边加上了“始终”两字，因而把毛泽东的话“搞得面目全非”。我认为加上这两个字固然很糟，但不加这两个字也未必正确。由于胡乔木这篇文章就写在三中全会公报通过不到两周，因此也可以作为三中全会并未作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的决定的一个旁证。
附记：评胡乔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
胡乔木后来这样来写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但是在三中全会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到两周他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的讲话却这样说：“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说：‘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个提法后来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歪曲和篡改了。康生主持修改的‘九大’党章总纲也采用了这个说法，说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毛泽东同志没有说过‘始终’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康生加的。加上这两个字，就把毛泽东同志的话搞得面目全非，在逻辑上也讲不通。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那怎么消灭阶级，怎么进入共产主义?那岂不等于说，社会主义永远不是社会主义，或永远不能实现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这种‘始终存在’的错误提法，迫切需要纠正，也很容易纠正。”对“还存在”和“始终存在”大做文章，是没有意义的。他引用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的话，说如果说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始终存在，那怎么消灭阶级?其实列宁这句话的意思，完全可以合乎逻辑地理解为在社会主义阶段以不断消灭阶级的行动，改变原先一直存在的阶级，最后达到把阶级消灭的结果。胡乔木这样来驳斥别人也是站不住脚的。胡乔木用这样咬文嚼字的办法来为八届十中全会解释是没有意义的。
接着，他还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应当怎样理解?这个提法，要看在什么意义上、在什么范围内讲才有意义。不讲清楚就会引起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的混乱。”这个口号提出的含义，在实践上谁都很清楚。由此产生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没有讲清楚，才“引起思想和实际工作中的混乱”。很清楚，在实践中应该摒弃这个提法，不但现在要摒弃，就是在提出的时候也没有起任何积极作用。胡乔木到1979年还想维护这个口号，企图用“说清楚”它的意义的办法来维护这个口号，并没有“果断地”反对再提这个口号。
他想纠正的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种理解是认为“只要还有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就还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他认为是这种理解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本身，“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的扩大化”。
接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讨论，他又提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是否仍然是主要矛盾的问题。他表示不同意这个说法，理由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没有这样说”，这个讲话中毛泽东讲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胡乔木说：“1966年以后，林彪、‘四人帮’借口抓主要矛盾、抓纲来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反对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面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现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且不说在这里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要提醒人们注意，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之后的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那段论述，就可以知道毛泽东不是还强调“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吗?真想不通胡乔木是如何“正确”理解这篇文章的。
第三节 第二次大会：纪登奎对农业文件的说明
11月13日，会议已经是第四天了。这天下午，举行了第二次大会。这个大会的议程只有一个，即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作关于两个农业文件的说明。
农业问题对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而人口又很多的中国而言，显然是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天灾与人祸连在一起，中国在低水平下承载着七八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养活”的水平显然很低，因此稳定农业势关全局。
华国锋对农业问题很重视。毛泽东在他的家乡湖南视察时，当时是省委书记的华国锋向毛泽东喋喋不休地大谈农业，以致毛泽东不得不提醒这位乡党多“谈点政治”。这次大会上，华国锋简要介绍了几句，没有讲更多更重要的话，就请纪登奎作关于农业文件的说明。
纪登奎的说明分五个部分，即：
一、关于农业现状；二、关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三、关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四、加快农业发展的主要措施；五、关于领导问题。
在引言部分，纪登奎讲了与会者热烈拥护全党工作重点转移，接着说：
“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首先要把农业搞上去，这是全党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许多同志担心的问题，因为四个现代化决不能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基础上。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央把如何搞好农业，列为了我们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
纪登奎所做说明的两个农业文件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
在“关于农业现状”部分，纪登奎着重讲了农业发展速度缓慢，人口增加的压力很大，粮食不足需要进口的问题。他讲明年(1979年)要进口粮食1000多万吨，指出“农业是最大的缺口”。由于粮食不足，城市新增加的劳动力不能普遍就业，“有许多该办的事情办不了”，而农民每年要拿出近千亿斤粮食，“实际上已超过了他们目前的负担能力。在粮食征购上，反映了我们党和农民之间，关系是比较紧张的”。农民口粮人均在300斤以下，“吃不饱肚子”，“应当给他们以休养生息的机会”。1977年，平均一个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的公积金不到1万元，买不上一部中型拖拉机。全国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人均分配在40元以下，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民平均每年只增加收入五角钱，“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认为出路只有提高农业生产率，加快发展速度，目标是年增长百分之四到五。应该讲，纪登奎的说明不掩盖、不隐讳，把农业现状及其严重性指出来了。
在第二部分，他说：在思想和实践上都未能“真正落实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正如华主席说过的，即使我们搞农业的同志，这个问题也并没有完全解决”。
第三部分值得重视的是，强调反对平均主义，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在讲“学大寨”时说，“也有一些地方，一说学大寨就搞什么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这就学偏了，学歪了”。
第四个部分在讲加快农业发展的主要措施中，除提出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化肥、种子要优先安排等外，还提出增加农业投资，即“从现在起到1985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提高到百分之16%—18%，农业贷款比现在增加1倍。成立农业银行”，并在两三年内，将粮食收购价格提高30%。
第五个部分着重提出“保持党的政策的稳定”问题，指出：“党在农村现阶段的各项政策，一定要坚持不懈地贯彻落实，决不能朝令夕改，失信于民。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政策多变，乱出点子，不因地制宜，一刀切，瞎指挥，侵犯集体核算单位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严重挫伤农民的积极性，是农业的大敌。我们切不可再犯这种错误。”
纪登奎的发言是“起个头”，随即关于农业问题的讨论便展开了。 第四节关于农业问题的议题
农业问题是华国锋讲话中提出的三个议题中的第一个。这是一个出席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地方干部对农业的实际情况很了解，知道当时我国的农业问题非常严重。
我国的农业向来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强调了农业，丢掉甚至破坏了林、牧、副、渔和农村工业运输业。在农业中强调了粮食，丢掉甚至破坏了棉、油、糖等经济作物。就是粮食生产本身，也因为搞“一大二公”、“割资本主义尾巴”、“斗私批修”、批判“唯生产力论”、搞瞎指挥等上不去。可是又不肯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搞得不好，就往自然灾害、中国人口多等方面的原因上推。“四人帮”粉碎后的两年中，情况并没有得到显著好转。在农村工作方面人们思想受到的束缚仍很严重，会议准备的两个文件和纪登奎做的说明，大家都不满意。在会议上不但地方各路“诸侯”，就是部队的同志以及中央机关的同志(其中不少人也在地方主管或者兼管过农业)，讲起农业问题来，都忧心忡忡，滔滔不绝。从简报中看，各组情况都是这样。
就我们西北组的讨论来看，在农业问题上发言很普遍。其中讲得比较系统的，我记得的有：
(1)李登瀛(在1956年制定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时他以国务院农办副主任名义参加了范长江和我负责的科学规划10人小组，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时他在甘肃省委工作)，他是个老农业工作者。在分组会上全面地讲了农业问题的意见。
(2)江一真，在当卫生部长前，他在河北省担任省委书记，对农业问题很熟悉。
(3)肖华，不知为什么，也许因为他在兰州军区接触西北好几个省自治区的农村，对农业情况很熟，发言中对我国农业为什么十多年来停滞不前、处在落后状态，做了很周到的分析。
(4)李人俊，他是国家计委副主任，从计委的角度对农业文件提出意见。
此外各路“诸侯”，如宁夏的邵井蛙，陕西的李瑞山、王任重，甘肃的宋平，青海的赵海峰，新疆军区的刘震、郭林祥，新疆的宋致和等都结合本地区的情况对农业文件提出了意见。
应该说各路“诸侯”都对农业问题发了言，不过我记不清他们都讲了些什么。我过去也多次参加过农业文件的起草，对农业问题有不少看法，也讲了一大篇。大家都对会议发给大家讨论的那两个文件不满意，认为它们解决不了当时的农业问题。
胡耀邦对农业问题特别关心。他在西北组的发言中认为，农业是当前我们工作中的一个最大的实际问题，农业的加速发展是加快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他说文件不能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是对问题没有吃透，二是思想上还有框框。他认为有些农村体制如“政社合一”就应该改变。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元气大伤，劳动力的体质差了，积极性也差。他认为农业要发展，主要还是要靠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他说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第一位的，林彪、“四人帮”使几亿农民和几百万干部的积极性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认为笼统地说集体就是好，是抽象的分析方法，集体经济如果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优越性。
他把话说到这个程度，使我听出是在讲包产到户的必要，他虽然也没有明讲，但这四个字已经呼之欲出，似乎只剩下一张薄薄的糊窗纸，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就破了。
胡耀邦这次发言中对“农业”的基本概念，还讲了一篇有深刻见解的话。他不同意有些人用我们中国以不到世界上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的话来安慰自己。他说“养活”有各式各样的养活。糠菜半年粮是“养活”，丰衣足食、营养充足、体质好也是“养活”。他认为现在我国农民养活自己的水平太低了。同时他认为我国的耕地面积比统计上来的要多得多，他认为农民的积极性起来之后农业增产的潜力是很大的。
我觉得他的话是针对那些对农业所存在的最严重问题采取掩盖办法粉饰太平的人说的。我对那种粉饰太平、自我安慰也一直抱不赞成态度，对这种态度很反感。因此觉得他讲得特别好。在讲“吃饭”这个概念时，他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建国初期有一次他同一位老同志一起去苏联访问。苏联党的领导人请他们一行吃西餐。侍者端出来第一道菜时，那位同志不吃，想等“饭”上来后再吃，没有想到侍者看到他不吃端上来的菜，以为他不想吃，在上第二道菜时，把第一道菜端走了。结果一道一道端菜上来，又一道一道地端走。他等着饭来，最后没有饭，饿了一顿。
胡耀邦在西北组讲的这个笑话，我至今还记得。他用这个故事说明由于闭塞，不少人对“吃饭”的概念也理解得很狭窄。
由于对“吃饭”的概念理解片面，有些人以为解决“吃饭”问题就只有靠种粮食、吃粮食，不知道发展多种食品的重要性。可是他讲的这个问题不但中央工作会议没有解决，对“以粮为纲”这样的说法没有松口，似乎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彻底得到解决。今天我们还有把粮食等同于食品的看法。联合国FAO(食物与农业组织)国民党统治大陆时被译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建国50年来始终没有改。胡耀邦发言提出的两个问题，都是农业中的关键问题。
关于“粮食”，还有一个进口一些粮食来缓和中国当时粮食紧张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姚依林有一个很好的见解。姚依林在西北组的发言中说，1978年进口了1200万吨粮食，100万吨是转口的，1100万吨供应国内市场，可以缓和农业形势。他主张1979年进口1800万吨。这样，棉花、油料和糖料生产就可以恢复，饲料问题也可以解决。
在讨论农业问题时，西北组的同志们七嘴八舌，意见很多。11月19日西北组推荐胡耀邦、王任重、江一真、李登瀛、于光远五人组成小组，根据分组会上的讨论对两个农业文件提出一个书面修改意见。这个书面意见，四天后写好送中央。可是整理成什么样子，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这样一件工作我记得是会议统一布置的，各个组都有这样的任务。
上面我只讲了西北组的情况，从简报中看到，别的组大体上也是这样。特别是西南组，赵紫阳对农业问题发言很多。各组发言的基调差不多，总的说来各分组会的发言中，对会议原先提出的两个文件普遍认为不解决问题，可是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主张，如在农村中实行包产到户这种主张，又不敢在会上公开提出来，公开提出来估计也通过不了。于是文件难产。
反映到中央常委，在11月25日大会前的一次常委听各分组汇报会上，华国锋讲了一段话，他说，对农业文件一说可行，但这样认为的只有个别的人；二说要大改，那是大多数人，现在各组在写(除我参加写的西北组的意见外，我看到华北组林乎加也写了一个很长的意见)；三说另写，也有一部分同志这么主张。这种议论纷纷的情况使华国锋发生动摇。
他自己提出问题：“这次会议到底要不要搞这个文件?”他说，他原意可以不搞，问过耀邦，耀邦主张搞，说：
“不搞不好，不开个大会决定决定，对大干不利。这样搞，可以统一一下口径，而且可以广泛征求意见，对明年大干有好处。”
对这个问题大家说了一通，到底是写决定还是写草案还是没能定下来。看来写成个草案可以实行，或者只写成草稿。我最后同意写个东西，统一一下思想，征求意见，请大家提意见。关于政社合一的问题，这次改不改，是个很大的问题。要改如何改法。不能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分工。那一套庞大机构也不行，农村经济要用真正的经济办法来管理。
李先念在那次常委听汇报的会上也说，关于农业文件他召集了一个十三人的会议，一行(原来的文件可行)二改(要大改)三写(重写)，他没有表态，在会上最好也不多说，只说了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汇报会后在11月25日的大会上，华国锋对这个问题就说了那样一段话：
“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有的同志主张小改，有的同志主张大改，有的同志主张重写。中央意见，还是能搞出个稿子为好。”
常委中间说的那些情况同我亲自接触的这样一件事，正好对上了口径。我知道胡耀邦一开始就积极主张在这个会上搞出一个好的农业文件。他在那次常委听汇报前后的一个下午，把胡乔木和我找在一起，谈农业文件问题。他讲了一席一定要把农业文件搞好的道理，并且希望胡乔木主持这个文件的起草工作。胡乔木发言不赞成胡耀邦的看法，而且表示自己也不愿意去做这个工作。二胡之间争了一番，谁也没有说服谁。可是胡耀邦还是坚持胡乔木主持写那个文件。由于胡耀邦的坚持，胡乔木最后才勉强接受了这项任务。
照通常的情况，二胡之间这次不同看法的争论的内容我是会记得比较清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回我就是记不起来了。我只有一个印象，他们两人对解决农业问题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为了帮助胡乔木，当时国务院研究室调了两位同志带上一个年轻助手到京西宾馆来，而我自己由于忙着别的事情没有去了解胡乔木和这两位同志的工作。
在研究农业问题方面，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投入的精力和时间不少。我虽然没有参加农业文件起草工作，而把自己的力量投入到其他方面的工作上去了，但还是听到和看到不少情况。我知道除了胡耀邦之外，赵紫阳对这个文件的起草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胡乔木在我面前还不止一次赞扬过赵紫阳。我也知道好几位同志在分组会上没有发表真实观点，在我面前他们还对负责起草文件的同志颇有微词，也讲了他们了解的要写出解决问题的农业文件事实上有难以克服的困难。
在同这些同志的交谈中我看出要在这个会议上搞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农业文件是不可能做到了。但是由于各路“诸侯”中志同道合的一些人聚在一起，交流了各自的想法，知道他们对今后回去该怎么做心里更有底，而最后形成的农业文件究竟是怎么样子，对他们来说反而成为并不很重要的事情了。他们对我说，不论文件写成怎样，回去后按既定的方针办。这就是说，如果文件不能令人满意(看来这已成了无可奈何的事)，他们也会从当地的实际出发，去采取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由实践来检验是非了。
经中央工作会议修改、提交三中全会讨论并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这两个文件不难找到，我想可以用不着多引了，因为它们的基本内容可以从三中全会公报中有关农业的一段文字中看出。在那段文字中关于农村所有制结构方面写的只是：
“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账目公开。”
这一段中的这几句话，大部分规定是好的，但只是一些一般的原则，即便做到了也只能起到一些好的作用，并不能够真正提高农民的积极性。而“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那样的话，是很保守的，是没有改革精神的。
当然，公报并没有把两个农业文件中的全部内容写进去，比如说两个文件中“两个不许”的规定，即“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那样的话，公报就没有写进去。那时能够真正提高农民劳动积极性的是实行包产到户，我估计是不可能写进去的。
在文件没有定稿前，有一天我听说在胡乔木起草的农业文件中不但没有写进可以实行包产到户，相反的把“两个不许”即“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那样的话写进去了。我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倒没有感到意外，因此我并不想责怪胡乔木等负责起草农业文件的同志。因为我知道那时即便是坚决主张摒弃“两个凡是”的人，所能做到的也只能是反对掉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所作的指示，做到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解决“文革”中的遗留问题，同时也十分注重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以免引起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上更大的震动，不想去反对“文革”前毛泽东的错误，因为包产到户是从50年代起毛泽东多次坚持反对过的东西，不敢要求在农业文件中写进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包产到户。
当然，我觉得即使做表面文章，也不一定要从反面去写那两个“不许”。在当时也许不写就通不过，但是我认为仅仅要求不写也还是有可能做到的，就这一点说我对起草文件还是有那么一点不满意的看法。不过回过头来，我觉得写进了这种字样也不要紧，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知道中国人对付中国人的办法多得很。古代寓言中有“朝三暮四”和“暮四朝三”的故事。不许包产到户，使用“包产到组，责任到户”或者“责任到人”这样的语言就可以说没有违反“两个不许”的规定。我觉得经过“文化大革命”，大家比过去“聪明”多了。
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农业学大寨”这个口号不再提了，而那篇以写“两个凡是”著名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所讲要学好的文件，有一个就是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定下来的、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农业文件，比起工作会议刚开始发下的文件来说还是有不小进步的。
从以上我所介绍的当时有关农业文件的情况，可以看出三中全会在改革开放上只是开了个头，我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在三中全会后还有许多困难，要一个一个地解决。
至于关于农业与农村工业运输业、农林牧副渔业、农业中粮食与经济作物间的关系，公报上写的“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这十六个字，在中央工作会议前就已经成为老话了。
第五节 关于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这个议题
这是我不感兴趣的议题。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既然列有这个议题，地方和部门的干部也就带了材料在分组会上发言。但是大家认为这个议题所讨论的带有政府工作性质的、在政府工作方面的指导思想，在半年前举行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讲过了，在这个会议上再来讨论意义不大。出席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人的兴趣也不在这种比较实的问题上。因此这个问题在会上也就没有展开什么讨论，我也不记得有什么可以在这里介绍的东西。
既然大家基本接受了华国锋提出的从1979年一月起全党工作着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会议列入讨论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议题是很自然的、顺理成章的。我也是一向重视经济工作的人，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一直很关注。所以对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听到各省市自治区和政府各部门对经济情况的介绍也很看重。
我翻了一下当时的笔记本，上面有我对许多地区和部门负责同志在讨论两年计划时的发言摘录，特别记下了一些数字。过去我参加了不少中央的会议，对这类发言也常常不满足，因为作这种发言的负责人往往是把带来的数字说一遍，汇报一下情况，向中央提出一些要求，其他的也听了不发表意见，而且照例常常把本地区本部门的成绩说得大大的，问题说得小小的。
这次我听到的发言比以前听到的要好，那就是问题讲得多，而且听了觉得情况颇为严重。比如贵州马力发言说当时人均粮食占有量不足500斤，口粮平均在300斤以下的生产队占40%，社员分配收入平均每人46元；1978年预分，有的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只得2分钱。又如安徽万里的发言讲，这个省人均粮食占有量至今没有达到1955年的水平。1955年人均768斤，1977年降为652斤，与1949年比，建国28年只增加4斤。淮北农民每人每年只分得30多元，大别山老根据地一些农民穿不上裤子，盖不上被子，实在叫人难过。
在笔记本上我记下来的浙江铁瑛，上海彭冲，新疆刘震、郭林祥，山西王谦，青海赵海峰，内蒙刘学平，江西江渭清，福建马兴元，甘肃李登瀛、韩先楚、肖华，吉林张士英，辽宁任仲夷、陈璞如，宁夏霍士廉等以及各部门负责人在发言中描绘出的情景，真让人深思。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两年计划中，讲“文革”给经济带来的破坏作用是这些发言的一个特点。这些发言还有一个特点是不爱讲什么指标，不爱讲不着边际的大话，可以看出同志们大干快上的精神是有的，面对这个现实，都在思考着前进的路子，且都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还有一个特点，各地方的发言并不向中央要什么投资。大家的兴趣并不在什么计划，而是在解决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问题，而对两年计划本身，对发到会议上的关于两年计划的文件，没有发表什么意见。
第六节 关于国务院务虚会这个议题
中央工作会议前举行了一次国务院务虚会，这个会议的参加者是国务院所属的各部、委、局、室以及组等等，也是要求每个单位来一位主要负责人。这也是一个长会，从7月6日开始一直开到9月9日，长达两个多月，由于与会者都是住在北京，可以开会工作两不误，因此不住宾馆，实行上下班的办法，而且基本上只开半天会，星期日休息。这与中央工作会议不同，后者根本没有星期日休息这一条。
务虚会的地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中南海怀仁堂报告厅，国务院这样的机构有四五十个左右，加上工作人员，会议室里坐有六七十人。那间会议室左右好几排人坐得很满。会议从头至尾由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等也一直参加。
这个会议的性质是务虚会，不做决定，要求围绕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自由发言，国务院的经济业务机构都准备了书面发言，发言稿有的署上负责人的姓名，有的没有写上，但都在单位里研究过，是集体的作品。这样的书面发言，开会期间陆续交到会上，各单位都是讲本单位业务范围内的事情、本单位的问题，多数是全面地讲，也有专讲一个问题的。我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就集体写了一篇文章交卷。
这些书面材料一般都很长，不要求在会上宣读，那样很沉闷，要求提纲挈领地说一下，而且可以离开稿子讲别的。比如姚依林(那时他是财贸小组的，这个组准备的稿子是关于降低粮食价格的，可是发言中心是进口粮食的问题)。讲话可以随便提问题插话，开得很活泼，大家讲了不少见解，讲出了不少改革思想。这样开到9月9日，李先念做了一个总结，把大家的意见做了一番归纳，其中就包括一些改革思想，比方明确地提出要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改革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国务院务虚会开得大家都很满意，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汇报时，华国锋、叶剑英也认为很好，叶剑英还认为这种务虚会的形式很好，主张再开一个理论务虚会。后来决定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那一天，除宣布讨论农业问题、两年计划问题之外，还宣布了一个议题：讨论李先念在两个月前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我是那次国务院务虚会的参加者，了解这个会的情况。我认为这个会的确值得重视。
对这个会有好几件至今记忆犹新的事情：
(一)在这个会上对过去经济工作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搞“长官意志”进行了批评；强调了提高人民消费水平的重要性；指出一定要实行按劳分配，重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提醒在经济工作中一定要讲求经济效益，反对不算经济账。
(二)在这个会召开前不久，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和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考察了南斯拉夫。回国后代表团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他们根据考察中了解的情况，提议恢复中南两党之间的关系。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做了介绍。报告认为斯大林企图把苏联经济体制的模式强加给南斯拉夫，被铁托坚决拒绝，但南斯拉夫不失其为社会主义国家，南共不失其为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党。我们过去跟着苏联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对的。这个报告得到中央批准。访问后我们明确了一个认识：同样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以有多种模式。我们认为这一点对于我国是有很大启发的。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的这个报告，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受到很大的重视。不过还有人对南斯拉夫是否是社会主义国家有某些怀疑，但大多数人赞同中央批准的代表团的观点。当然南斯拉夫实行的那一套社会自治制度，许多人表示不能接受。代表团也并没有主张要学南斯拉夫，但是我们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应该盲目照搬别的国家的做法，而应该对他国的经验很好地研究。
(三)在这个国务院务虚会召开之前不久，谷牧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西欧五国，回国后写了一份报告拿到这个务虚会上。这个材料在会上也引起注意。那个报告不再像过去那样，对西方国家的经验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而认为西方国家的好经验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我还记得，谷牧在报告中讲到法国的农场主不能把自己的农场随便传给自己的儿子去经营。为了保证农场经营得好，政府规定，如果儿子要经营父亲的农场，必须在农业学校毕业，而且在毕业之后在不是自己父亲的农场实习两年，取得考核及格的证书才行。这使得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国家有一些很好的制度。
(四)在这个会议上国务院研究室还提供了一篇题为《要按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胡乔木、于光远、马洪三人合作写成的。其中关于要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要明确认识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的需要、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这部分是于光远执笔的，三人讨论后意见一致。关于规律的客观性质是采用于光远一本书中的观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这一部分是马洪写的，胡乔木对整篇做了一些斟酌。
(五)在这个会上还有不少有启发性的发言，姚依林就引用了列宁讲的“在狼群中要学会狼叫”这句话，讲我们今天既然不得不与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就要懂得它们的那一套。
这次国务院务虚会起了开拓视野启发人们思想的作用。我认为，说我们的党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轫于这次务虚会，未始不可。经济学家接触经济体制改革，并开始思考和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比较早，但一直没有能够引起党和政府最高领导层的重视。在“四人帮”被粉碎前要最高领导层接受改革思想，这当然是做不到的。以前我们也使用过“经济体制改革”的语言，如说改革税收体制、劳动体制、价格体制、物资体制等等，以致有时人们说20多年我们进行了多次体制改革。但是国务院务虚会上讲的改革思想，不是我们以前曾经讲过的那些。
虽然，60年代苏联东欧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发表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有些国家并且开始了改革的实践。我国也有了自己惨重的教训，有了不再把苏联的体制奉为神明的思想。但在经济体制问题上在性质上开始有新的东西，应该说是始于这次务虚会。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性质上新的东西，才引起最高层中某些领导人的重视。邓小平不必说了，除他和主持这个务虚会的李先念外，叶剑英副主席就特别重视这个务虚会。他听了这次务虚会的情况后，认为这个会开得非常成功。
不过，人们必须承认，那个务虚会上关于改革的思想是很初步的，改革的目标还很低。三中全会公报涉及改革的语言只有：
“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
“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
这一段话讲得很好，而且有一些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做到。但是在这一段话中，根本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也未涉及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问题，未涉及股份制问题，未涉及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改革、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改革的问题，未涉及在一个国家内同一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各地区可以有多种经济模式的问题。在当时当然不可能提出这些问题。但是如果那时能够在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讲话这个议题时，用比较多的时间来讨论我国的改革开放问题，总可以取得比在公报上所写的更多的内容。但是中央工作会议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有更加迫切的问题需要提出来。因此虽然会上也有一些发言讲到这次国务院务虚会，但并没有去讨论这个务虚会上接触到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由于中央工作会议的出席者参加过这个国务院务虚会的很少，李先念的讲话显得也比较平，华国锋也没有对为什么要讨论这个议题做什么说明，更没有提出要在讨论这个议题时研究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因此会议出席者在讨论这个议题时，往往和第二个议题即关于两年计划合在一起讨论，而且没有讲出多少有关改革开放的内容。公报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文字是起草者根据会上并没有充分展开的意见概括出来的。我认为应该承认公报起草者起了很好的作用。由于公报是三中全会会议参加者正式讨论并且通过的，应该承认它是会议的一项成果。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参加过这个务虚会的各部门负责人，也没有就改革开放发什么言，虽然认为国务院务虚会很重要。我也没有利用讨论这个议题的机会，介绍那次务虚会的成果，加深对于改革开放的认识。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这次会议的重点还是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上面。这个会议在取得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的突破后形成的局面，使得改革开放在会后很快取得了进展。不过今天回过头来看，我认为还是应该很好地讨论国务院务虚会这个议题的，应该多讲一些改革的问题。我在中央工作会议做了这么多次发言，都没有专门讲一大篇改革，这不能不是我工作中的缺点。
现在大家都说我国的改革开放是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要以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加上三中全会前那个中央工作会议，对改革开放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更不能说这两个会议对改革开放的问题解决得很透彻了。从这一节和上一节我所讲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情况并不是那样的，尤其关于农村改革，会议通过的文件还特别做出“不许包产到户”的规定，而实行包产到户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
三中全会后，按照公报上那些要求所进行的企业方面的改革进行得比较早，但是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果。而农村改革在万里等同志的努力下，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那就是实行了“包产到户”或进一步实行了大包干。
在这里，我们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在改革开放方面的不足，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纪念三中全会时充分评价三中全会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意义，不妨碍我们说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是一个伟大的转折。这两个会议的伟大意义就在“转折”这两个字上面。
三中全会把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建国的1949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978年的整整3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曲折前进最后觉悟到必须改革的30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开始实行改革。在前30年中，从1949年到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从1953年到1956年用4年的时间进行了一个匆匆忙忙的不像样子的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从1957年到1978年这21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早产儿，也是个畸形儿。如果说这时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这20年就是一个起始阶段，是经济停滞、政治动乱、文化凋敝、生活穷困的特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始阶段。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改革阶段。在三中全会后改革的政策措施一个一个地出台，改革一层一层地深入。改革取得成效，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这个阶段的起点在哪里?就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时对改革开放的意义、范围、深入的程度认识不足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前进。即便前进中有某种犹豫和曲折，能够克服这种犹豫和曲折，最后还是能够前进，也是好的。这一改革事业的胜利起点，便是20多年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会议确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经过会议建立起来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证了改革开放事业的前进。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是值得我们长远纪念的。
第四篇 对原定议题的重要突破(1)
陈云提出“六点问题”，原定议题取得重大突破。叶剑英说有些人前怕狼后怕虎，就是不怕中国人民不答应贫穷落后的现状。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新华社社长曾涛“胆大包天”，率先发快讯；华国锋在大会作表态发言，使会议讨论更加深入。
第一节 陈云提出解决冤假错案问题
分组讨论一开始就突破了原定的三个议题。产生最大影响的是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
他认为对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那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他举了六个问题为例：
(1)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2)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此时他还未担任组织部长)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和1940年他当了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这两个决定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的情况下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他们不是叛徒，应该恢复党籍。
(3)陶铸、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的一批党员，直到七七抗战后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在讲陶铸等人的问题时，陈云提出中央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4)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5)“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6)“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是中央“文革”的两个顾问之一。康生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了党政机关的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同一天，别的分组也有些同志提了类似的意见。如西北组就提出了做好重点转移必须平反冤假错案，如解决“六十一人”不是叛徒的问题，要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等等，提出要把查清康生在延安整风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列入议题等。
陈云同志在党内威信高，考虑得周到，问题提得准确，语言有力。他的发言得到各组出席者的纷纷响应。聂荣臻在东北组，康克清在华北组，宋任穷、肖华在西北组，以及许多人，都就陈云提出的这些问题发表意见，并补充提出其他一些必须由中央考虑做出平反决定的重大案件，如：彭罗陆杨案件，此时罗瑞卿已去世，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尚未安排工作；“二月逆流”案件，虽然在“文革”中毛泽东表示过“不要说了”，但解决得还不彻底。
会上提出了不少案子，只有刘少奇这个案件太大，许多人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时机似乎还不成熟，因此在会上还没有人提出。这都是平反冤假错案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的问题是许多人表示除康生问题必须彻底查处，大家认为还有一些跟着“四人帮”干了不少坏事、民愤很大的人，如对中央机关中的谢富治、吴德、吴忠、郭玉峰等，也揭露了许多事实。在地方上，山东提了王效禹，吉林提了王淮湘。
第二节 争取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
关于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和它的伟大意义，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认识一直是十分明确和坚定的。在领导机关中负有一定责任的干部和学术界人士对之也给以高度评价。
“四人帮”粉碎后，党中央对1976年4月7日中央政治局所做出的决定和同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对“天安门事件”所作的宣传，在看法上有所改变。
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对“天安门事件”讲了这样一段话：
“关于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事件的问题。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已于1976年12月5日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
这就是说，他虽然对1976年党中央、《人民日报》所宣布的结论有所改变，但还肯定存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对这种关于“天安门事件”性质的说法，广大群众和干部是十分不满意的。尤其这个讲话还谴责1977年有人张贴大字报，发表演说，点名攻击中央负责同志，要人们警惕“反革命分子的阴谋”(那时有一个写大字报批评吴德的青年，就因“恶毒攻击罪”被送进了监狱)。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要求“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人们当然不能答应，因此在1977年3月这个讲话后，群众和干部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吁并没有停止下来。
一直到1978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的几个月中，广大群众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制造舆论的活动非常活跃。街上有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大字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童怀周(这是一个集体的署名，表示“一同怀念周总理”)又编辑印发了颂扬天安门活动的诗文；上海工人编写并演出了陈云发言中提到的那个话剧《于无声处》；许多因“天安门事件”而受到迫害的人，在各种场合做自己斗争经历和遭遇的报告；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复刊号发表了文章；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编了一个“天安门事件”的专页，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同志不让登这一专页，这家报社的编辑余焕春同志1978年6月8日在全国政协的会议上讲了一番话，说这个案子还没有彻底翻过来(余焕春在《百年潮》1998年第二期写了一篇关于“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的文章，介绍他知道的许多情况)。可是直到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不久，要求“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活动仍得不到支持。
汪东兴等人在粉碎“四人帮”后，敢于违背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意志，阻挠“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的“根据”，就是说“有毛主席的批示在，谁也翻不了这个案”。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了，对这个党内和社会上普遍关心的问题，在会议讨论转移问题时大家就很踊跃发言。我在简报上看到的关于“天安门事件”最早发言的是华东组的陈再道。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已经有了，“真理”也有了，就是不敢去“检验”——不敢说真话。如“天安门事件”，悼念周总理，实践证明是革命行动，是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行动。如果说“天安门事件”有反革命，这反革命就是“四人帮”。这个问题向全国人民说清楚，全国人民也就服了。
接着——当时我在简报上看到的——陈云同志在东北组的发言，他讲的六个问题中的第五个问题便是“关于天安门事件”。他说：
“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以陈云这样威信很高的革命前辈，这样早地提出问题，对中央工作会议各组的同志起了带头和鼓励的作用。
李昌在华北组对“天安门事件”讲得很透彻。他说：
“天安门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是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五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启蒙运动，也可以说，天安门的群众悼念活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从此大大发展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潮和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潮，是应进一步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的。现在正在演《于无声处》，请北京市委大力支持‘五四’运动。”
吕正操在华东组也率先就这个问题发言。他也说：
“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有‘五四’运动，那么‘天安门事件’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四五’运动。”“它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而当时在镇压“天安门事件”后，北京市还召开万人庆功大会，有一个坏分子在会上大讲如何到政治局去批判邓小平同志，说的话都是人身攻击。这是党内从未有过的怪现象。当时主持会议的吴德同志为什么允许这样的发言?”
11月13日于光远、王惠德、杨西光在西北组联合发言中提出在我国有充分发扬民主的必要。在联合发言中我们说：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一定要使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都要相应地改变。列宁说‘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灭’。在这里有一个观点应该在党内明确，那就是我们党在成了执政党之后，仍然应该站在人民群众之中，领导人民群众去争取民主。因此争取民主的斗争，应该继续下去。而且民主不应该是恩赐的，恩赐的民主是不牢靠的，只有人民自己起来争取到民主才是巩固的。而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又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从领导群众争取民主这样的革命立场出发，党应该对‘天安门事件’明确表态。”
我们指出：
“天安门事件是一个伟大的革命事件，完全应该得到我们党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接着我们还说：“执政的共产党，一方面要站到群众之中，继续领导群众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夺取了的政权，去保护人民民主，配合群众自身争取民主的斗争。”
各组在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头都有人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
在11月13日上午我们做联合发言时，我们不知道北京市委正召开它的常委扩大会议。
发言的第三天，11月15日《北京日报》上有一篇关于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长篇报道，对“天安门事件”说了这样一段话：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北京日报》上报道的这段话与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华国锋的讲话比较起来，有几点进步：首先是对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去活动的意义评价提高了。1977年3月讲话只是说群众(没有说广大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报道则说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是伟大的革命行动；更重要的是三月讲话中接着前一句又说了一句：“确有少数反革命乘机制造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14日《北京日报》的报道对1977年3月讲话中这后一句话的意思虽然没有否定，但也没有再提。
这一段话是11月15日见报的，何时经过怎样的过程在报道中写进这样的话，我至今还不清楚。《北京日报》中这一小段话插在长达三四千字的报道中，而且没有在题目中标出，当天没有引起在京西宾馆开会的人的注意。可是新闻界的三位同志：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却敏感地注意到了，而且采取了一个重要的行动。他们从《北京日报》报道的全文中抽出这一段话专门发了一条新闻，加上了一个《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标题，把本来只是讲群众到天安门广场去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如何如何的内容“拔高”了。
新华社11月15日发出电讯后，11月16日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刊出这则新华社电讯稿。当天早晨参加工作会议的同志看到这条新闻兴高采烈。新华社发出这条新闻时没有送中央政治局审批，也没有向常委中任何一个人报告。据余焕春回忆，事后胡耀邦对胡绩伟说，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也没有给他打个招呼。当时曾涛等人的考虑是：这件事以不请示为好，就由新华社自己负责。关于此事未经政治局讨论这一点，纪登奎在西北组开会的会议室里，在开分组会前说过，这样的事未经政治局讨论不好。大家就对他说，这件事情已经很清楚，毋须讨论。
我接触到的同志都赞赏曾涛同志的勇气和果断行为。华国锋当然明白这一点。这件事只是产生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并不是会内的事情，但对会议发生了影响。因为在新华社这条新闻发表后，经过三天的考虑，11月18日华国锋为童怀周送去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求出版的《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华国锋用这样一个方式，做出了支持曾涛等同志的行动的表示。
新华社这条新闻同时也报道了在“天安门事件”中被判刑者全部宣布无罪的消息。但中央工作会议上还是有人希望中央对“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再做一个明确的表态，认为在18日华国锋题书名之后，“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这一件事事实上应该说是完全解决了，唯一还要做的事，便是要求中央再正式发一个文件，再做一个明确的表示。东北组的华楠就这样回忆说：
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大会上就“天安门事件”讲了这么一段话：“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中央就着手解决在‘天安门事件’和这一类事件中革命群众被迫害的问题。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这方面的问题大都陆续得到解决。但是，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这一段话华国锋讲得是很聪明的，为自己做了某些辩护，又承认了未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的现实，最后表态接受会上的意见，代表中央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他讲话中的这一部分，我认为是应该受到欢迎的。“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的确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曾涛等同志的行动只是使这一平反来得快了些，快得没有能等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没有等到三中全会召开，就提前解决了，这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提出的、未等会议结束就得到解决的唯一重大问题。
华国锋接着讲11月14日北京市委宣布的结论，他所叙述的北京市委宣布的内容是符合《北京日报》的报道的。但在这里有一些细节问题我没有弄清楚，那就是北京市委这个会议究竟是何时举行的。这种情况通常应该公开报道，而《北京日报》的报道却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这是很奇怪的事。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段话是什么时候由华国锋审批的，华国锋讲话中所说的中央常委究竟是指华国锋本人，还是指他和汪东兴二人，或者还加上别的人，那就更不知道了。批准时肯定没有邓小平，因为邓小平在11月14日晚上才结束对新加坡的访问回到北京，11月14日上午他还在新加坡受到热烈欢送，他不可能参与“批准”这件事。批准时间不可能如华国锋讲话中说的是11月14日，这样说肯定有误，因为载有关于这一段话的《北京日报》，在11月14日清早已经在北京街头发行了。不过这些实在是无关紧要的细节。
关于1978年北京市委做出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件事，我在《百年潮》1998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1978年“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真相》的文章，详细介绍了当时我的“亲身经历”，并做了一番“文献考证”和“一些辩证”。
附记：1978年“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真相
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稿，第二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在头版头条刊出。这条新闻稿的标题，主要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在“四人帮”被粉碎后，许多同志为争取“天安门事件”平反做出了很大努力。从1976年10月起，到1978年这个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长达两年的过程。上述新闻的发出，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然而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因为这标志着人们奋斗的目标得到了实现，并为国内外所周知。
发出这条新闻，是当时的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三人商定和操作的。我只是投了一张赞成票，是此事的少数知情者之一。由于此事的真实经过至今社会上仍不清楚，而且我见到有关文献的记载与我所知道的实际情况不尽符合，故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前夕，我认为应该尽一个历史见证人的责任，把自己所知道的事实真相写出来，并且希望得到其他知情者的补充修正。
1978年11月我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曾涛、胡绩伟、杨西光也都是会议的参加者。15日中午，我回到房间准备睡午觉，接到胡绩伟的电话，说“有要事相商”，要我立刻上楼到杨西光的房间去。进去后见到胡、杨和曾涛，他们告诉我，看到当天《北京日报》上发表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闭幕的消息后，他们想把其中有关“天安门事件”那一段摘出来，单独发一条新闻，并已和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通了电话，林表示同意。他们现在已把新闻稿拟好，事关重要，希望听听我的意见。
我先看了他们拟的新闻稿，然后把桌上放的那张《北京日报》看了一下，特别仔细地看了其中他们画了道道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那几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新闻稿的标题和北京市委会议上的那几句话不完全对得上号。标题上写的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而市委会议的报道中根本没有“天安门事件”五个字。但我转念一想：市委会议关于“天安门事件”那段话，与我记得很清楚的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话相比，有很大的进步，甚至可以说翻了过来。市委的那几句话虽然没有写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如何如何，实质上是为事件平了反。只是因为中央没有表态，不敢明白地写出来。现在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加上他们拟的那个标题，把市委几句话的实质点破，也许可以促使这个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我反思了一下，我这个人一向有书呆子的脾气，可是这一次我不想拘泥于市委会议报道中没有“天安门事件”的字样，决定对他们的做法投一张赞成票。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登出了这条新闻。《人民日报》用的标题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报纸到了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手中，大家看了都非常高兴。上午八点多我去西北组开会的会议室，在等正式开会的那段时间里，大家兴高采烈，都说这件事太好了。这时候，纪登奎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后来大概是忍不住了，说了一句“像这样大的事，总应该在政治局谈一下才对”。他是政治局委员，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事先他一无所闻。当时在场的人几乎同时说：“这么做有什么不好?”“新华社发出这条新闻实在太好了!”纪登奎就不再出声了。
曾涛是发出这条新闻的主要负责人，他这么做是冒一定风险的。当然风险并不很大，因为一定会得到许许多多同志的支持。特别是前三天，即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必须平反讲得明白、尖锐、有力。曾涛发出这条新闻后，受到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同志们的普遍欢迎。我走在路上、在电梯里都听到赞扬声。这一天午餐和晚餐，我都与曾涛同桌。同桌者——我记得一次有江西来的白栋材，一次有新疆来的汪锋，都对曾涛说，如果你因此在新华社呆不下去，欢迎你到我们那儿去。
16日晚上，林乎加的秘书高稚兰(他是我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之一)来到我的房间，告诉我，林乎加看到报纸后，以为新华社发那样一条新闻有什么“来头”，就打电话给曾涛。当得知没有什么“来头”时，他就打电话向华国锋汇报，说标题是新华社自己加的，事先没有同市委商量。华对林的汇报没有讲什么话。
关于林乎加给曾涛打电话这件事，后来有一次我向曾涛问起时，他告诉我，当时林问他那个标题是怎么加上去的，他没有正面回答而反问说：“这条新闻中报道北京市委会议的话与事实有无出入?”林说“没有”，他就说：“加标题发稿是我们新华社的惯例，这事由我们负责，你不必管了。”
11月17日整天我继续关心华国锋有何反应。18日中午，曾涛告诉我，华有一个与“天安门事件”无关的活动，说了几句话比较好，这是好的迹象。当天晚上，曾涛又给我来了个电话，说：“现在好了，华国锋转变了，今天他为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在电话里我向他道喜，说：“这一下你安全着陆了!”两人在电话里笑了一阵子。
11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右上方登出了《华主席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书名》的消息和华的手迹。在这条消息的下面，还发表了一则“天安门事件中被捕的388人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全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新华社电讯”。
我亲身经历的有关“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事实经过，现在记得的和能够写出的就是这些。
新华社发这条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立即刊出这件事，从我的亲身经历中，我敢确认是曾涛等三人在没有向中央请示的情况下，下决心采取的行动。他们三个人的行动取得了成功，后来得到党中央的正式批准。
后来我又对这件事做了一番文献考证。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发表的市委会议闭幕消息中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文字是：“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北京市委会议的这一段话，写于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20个月之后。华的讲话中直接有关“天安门事件”的一段话是：“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已于1976年12月5日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
把1978年11月北京市委的那段话与1977年3月华国锋的这段话进行比较：
(1)［1977年华］仍然肯定1976年4月有一个“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1978年北京市委］不再说这是反革命事件。
(2)［1977年华］明确说“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1978年北京市委］不再说有制造了反革命事件的反革命分子。
(3)［1977年华］把1976年天安门广场群众反对毛主席1975年做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决定，戴上一个“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的帽子，并视作乘机进行的一种反革命活动；［1978年北京市委］不再讲、也就是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4)［1977年华］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1978年北京市委］在“群众”两字前加上“广大”两字，并认为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完全是革命的行动”。
(5)［1977年华］在上引的那一段话外，还说“中央在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中，是坚定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点上，是坚持了毛主席的路线和方针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于我们旗帜的问题”。他还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同一次讲话也说了“在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样一句话。而广大群众去天安门广场抗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对毛泽东决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8年北京市委］不讲、也就是不同意这种观点。
(6)［1977年华］认为应昭雪的人限于“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也就是不包括被认为“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人；［1978年北京市委］不再设定这样的限制，而宣布“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在对两个文件这样进行对照之后，我们看到，1977年3月华国锋的那次讲话，虽然由于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能完全重唱1976年4月党中央、北京市委、《人民日报》的调子，但仍然重申天安门广场上群众行动的性质是反革命事件。而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上披露的北京市委的决定，实质上是否定1976年4月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是反革命事件的，只是那时还不敢在中央未做出决定前明白地反对1977年华国锋讲话中的提法，而是顺着华讲话中说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那句话的方向，把广大群众的行动确定为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因此，说它实质上是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是恰当的。而估量北京市委这么做是经过华同意的，也可以说华那时实质上已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改变了1977年3月时的立场。
不过，1978年11月《北京日报》报道的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确没有把这个实质挑明，不但文字一字未提“天安门事件”，在该报七行通栏标题中连“天安门”这三个字也没有。是11月15日新华社的新闻稿和1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才把这个实质披露出来，起了一个“拔高”的作用，明朗化的作用。
对曾涛、胡绩伟、杨西光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所做出的努力这件事，我本来没有想写什么回忆文章，事情一过我也就放在脑后了。引起我去注意这件事情的原因是，199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巢峰赠送我他主编的、由香港港龙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词典》。在这本书的附录《“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中看到这样一条：1978年“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见该书第478—479页)。这引起我的思考。
我的亲身经历，使我不相信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件事。我告诉了巢峰我的看法。巢峰希望我写个材料给他，以便他找人去进行核对，于是我就动手写了一点。再一想，这件事应该由曾涛和胡绩伟来做(杨西光逝世后，当事人只有他们两个了)。我曾对他们提出建议，可是他们一直没有动笔。后来我又建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去专门采访曾、胡两位，他们表示这个建议很好，准备去做。可是他们也忙，还没有来得及去采访曾涛，不幸曾突然因病去世。就在这段时间里，我请人帮忙查了一下当时的报纸，做了一些文献分析工作。最近又发现，不仅《“文化大革命”词典》，而且在这部书出版之前，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也有几乎相同的记载。这部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字，同港龙出版社出版的文字相比，除了最后一句“这个决定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被该词典删去，“敬爱的周总理”被改为“周恩来”，其余完全一样。很明显，《大事记》是《词典》的依据。
在1994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党的文献》编辑组编写、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决策》中，也有这样一段文字：“中央政治局接受了陈云等同志的意见。11月14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布，为1976年清明节的所谓‘天安门事件’平反”(见该书第44页)。也是在199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四卷，全文一字不差地引用《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的文字(见该书第165页)。
对这些书所写，我曾想，究竟是我对当时发生的情况“有所不知”，还是他们“有所不知”呢?最后我才注意到，所有这些记载，都出自1978年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这个讲话讲了八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他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中央就着手解决在‘天安门事件’和这一类事件中革命群众被迫害的问题。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这方面的问题大都陆续得到解决。但是，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今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看了这段文字后，我认为事情有各种可能，也有可能是北京市委在做出决定之前曾经向他汇报过，他同意市委的那些提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有什么明确的表态，否则《北京日报》发表的报道中就不会回避“天安门事件”这五个字。那篇报道有一个七行通栏标题：
“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全市人民紧张动员起来，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为加快实现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会议着重研究了贯彻执行华主席、党中央对北京市的重要指示／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同志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第三书记贾庭三同志对揭批查运动做了部署／会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市的17年，同样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占主导地位，北京市委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北京市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在这个标题中，连“天安门”三个字都没有。《北京日报》——也就是北京市委的这种异常的谨慎态度，我认为只有用中央对“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很鲜明的态度来说明。而鲜明地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行动，是曾涛等同志鼓足勇气在11月15日新闻稿和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版面上采取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那就是邓小平11月5日至14日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14日晚才回国，因此，中央工作会议前几天(11月10日到14日)，邓不在北京，没有参加会议。华国锋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那天，在讲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时说，“由于我想等常委都在家的时候开会解决问题，因小平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这个会没有来得及开”。既然真理标准问题要等小平回国后开会解决，那么“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问题也应该等小平回国来讨论吧。因此，对“11月14日政治局常委批准”的说法我有怀疑。
事情究竟如何，希望党史研究部门进一步研究清楚。
我认为这篇文章所讲的事情并不是特别重要，但是历史务必说得很清楚才好。现在能讲清这件事的人还有好几位健在。我希望对胡绩伟、林乎加、华国锋等同志和其他我点不出名字的知情人做一点访问。也还可以查一查文献档案，做一番分析。我这一篇也可以算是对完全弄清楚这个问题提供的一个资料。
附：胡绩伟对此文的一点补充
于光远同志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把1978年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真实情况揭示出来，很有意义。光远同志不仅如实地反映出来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且还提供了很多可靠的材料来加以仔细的比较分析，做了切实的证明。作为一个权威的科学家，光远同志表现了他十分严肃的科学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光远同志还慎重地告诉《百年潮》杂志的编者，一定把他的文章交给我看一下，征求我的意见，因为我是当时三位当事人之一，是仍然留在世上的唯一的当事人，其他两人——曾涛和杨西光同志都先后驾鹤西去了。
《百年潮》编委韩钢把光远的文章送给了我，还希望我约一个时间由他来采访，听取我对这一事件的回忆。看了光远的文章和韩钢送来的材料，又翻阅了一些有关的资料，我想，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要把我所经过的真实情况以及当时的背景讲清楚，不如自己动手一一写出来，这比由记者来转述更为准确一些。
光远同志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说明北京市委当时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所宣布的内容，只是说：“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就是说，第一，并没有宣布《人民日报》新闻标题所说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第二，也没有如以后很多文件记载所写的，北京市委这一宣布是“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的；第三，报纸登出这一消息以后，很多同志都问报社“有什么来头”，即是不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当时，我们并没有请示中央就发表了这一重大新闻，中央是在新闻发表以后才批准的。
我们为什么那样果断地发布这样一个新闻呢?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自从真理标准讨论以来，曾涛、杨西光和我经常在一起交流情况，议论宣传工作。1978年11月15日中饭以后，曾涛拉我到杨的房里，他说今天《北京日报》发表了市委扩大会议的新闻，新闻写得很长，把“天安门事件”这样重要的问题淹没在这个长新闻里，标题也没有标出来。他那锐敏的“新闻鼻子”一下就“嗅”出来了。他打算把这点抓出来，突出地发一个单独的消息。西光和我当时都没有看《北京日报》的这条长新闻，我们很快看了一下，对于他用铅笔画出来的那一段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内容反复看了两遍。我们都觉得十分重要，应该摘出来专门发一个大消息，可以推动“天安门事件”的平反。
曾涛很快就写出来了，不到300字。看了这个消息，我们都很兴奋，认为是一条能引起轰动的头条新闻。我们说应该标一个鲜明醒目的标题。但是要标明“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完全是革命行动”，文字太长，不能成标题。我想了一想，说不如索性标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是会激动人心的。因为两年多来，中央一直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事件”，这个标题就是为“天安门事件”翻案。
我把这个标题写在新闻的上面，大家又斟酌了一番：北京市委只宣布广大群众去悼念是革命行动，并没有宣布整个“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这样的标题是不是题文不符?我们讨论后一致认为，北京市委这次讲话，比过去中央“口径”有很重要的进步。过去说到“天安门事件”，虽然肯定广大群众对总理的哀悼“是合乎情理的”，但总要说“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而这次北京市委不仅没有说是“反革命事件”，连“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也不提，这当然是说明整个“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了。
我们定下来以后，还想请于光远参谋一下。他住在我们楼下，我打电话请他上来，经过一番推敲，认为标题的根据可靠，即使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我们也站得住脚。
当时我们也议论了整个形势。虽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一再认定：“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到底怎么看?反革命搞进去，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嘛!”“四人帮”在北京市的“大批判组”——洪广思写的文章，还硬说邓小平是“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是“中国的纳吉”；但是，这是违背民心，天理不容的。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心里这杆秤是公平的，党的高中级干部也一致要求赶快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就在前三天，11月12日，陈云同志在大组会上还明确提出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得到强烈的赞同。我们说，小平同志早在一年前就已经恢复工作，而且被选为党的副主席和政协主席，扣在他头上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这顶黑帽子早就应该摘掉了。
就这样，我们四人齐下决心，这条加上标题的大新闻，就由新华总社发到全国，发到全世界了。
当然，我们也考虑到这有很大的风险。我们笑着说，北京市委这次传达华主席的讲话，就有“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我们这正是响应华主席的号召。事实上，自从这年五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来，我们新闻界思想确实相当解放，胆子相当大；我们同坚持“两个凡是”的主管宣传的领导人已经进行过一系列的交锋，真可说是节节胜利。我们新闻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已经进行了很多努力，发这个新闻就是又一次有力的冲刺。这不仅仅是为了给“天安门事件”平反，而且是为了洗雪整个“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国家造成的耻辱，为革新我们整个工作(当然包括新闻工作)开创一个新局面。我们的勇气和胆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迸发出来的。
(原载《百年潮》1998年第3期)
第三节 应该对“天安门事件”进一步作科学分析
1976年3月下旬至4月5日，南京、北京、西安等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地进行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活动。4月4日晚开始北京市当局及其公安部门，清理花圈、挽联、挽词、标语等和抓“反革命”，4月5日对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活动的广大群众进行镇压，制造了“天安门事件”。4月6日，天安门广场群众的抗议活动没有完全停止，北京市仍有群众冲破封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广场举行哀悼仪式，发表演说，高喊“批邓不得人心，悼念周总理无罪”的口号。同日，“四人帮”一伙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会上张春桥提出“天安门广场事件实际上是中国的匈牙利事件，那些人拥护邓小平，就是要把他抬出来作中国的纳吉”。会议决定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负责写一篇报道，同中央决议同时见报。4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4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的报道。4月9日，北京十万人举行“首都军民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庆祝粉碎反革命逆流胜利大会”，全国各省市也相继召开所谓“庆祝大会”。4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追查所谓“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追查所谓“反革命的政治谣言、诗词、传单的制造者”。大部分省市也发出追查指令，对参加悼念活动的人民群众进行镇压。4月27日、28日，发表洪广思的《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罪魁祸首》以及池恒、梁效等人的文章。这些，便是我对1976年“天安门事件”有关的重要史实的最为简单的叙述。
粉碎“四人帮”后对“天安门事件”的说法有所改变。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讲话说，在1976年清明节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反革命的活动，“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仍是反革命事件。一直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还一直压制群众和舆论界关于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的要求，甚至有对这种要求继续镇压的活动。
关于1978年11月14日后有关这个问题的变化发展，我在前两节做了叙述，不在这里介绍了。在最近对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20周年的纪念中我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了。但是对于这个历史事件的分析做得很不充分，认为有必要提出本文题目写的这个问题，希望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努力一番，用这种研究成果帮助今天的干部和群众更加深入地认识这段历史，得到更多的教训。
我现在是顺着这样一条思路进行思考：
第一，这一个事件基本是两种政治力量的尖锐斗争。就广大群众(包括广大党员广大干部)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就“四人帮”一伙来说，是一个他们制造出来的流血惨案。这两者说的是同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情。正因为广大群众的行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给“四人帮”一伙打击极大，“四人帮”一伙就穷凶极恶的残酷镇压。而正因为勇敢反对这种反动镇压，广大群众的革命行动也就更加显示其伟大。
第二，在这个事件中不同的行动主体，应该从这个事件中取得教训，我们对他们也就应当采取不同的态度。广大群众对自己的革命行动引为骄傲，理直必气壮，历史歌颂他们。“四人帮”从他们的本性出发，他们的行为有其必然性，历史将唾责他们。在镇压天安门广场群众行动的那些人中除“四人帮”的爪牙外，绝大多数或者受蒙蔽，或者本人糊涂，盲目地执行命令。不论各人的情况有何不同，但无论如何是他自己历史上所做的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在真相大白之后，他们会反思也应该反思，提高自己的觉悟。在这个事件中还有毛泽东本人以及参与到这个事件中的某些其他党中央的领导人，他们在事件中也犯了严重的丧失革命立场的政治错误。历史对不同的人有不同态度，本人也会有不同的认识。这是一个分析的态度。
第三，“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历史意义，我认为有四点：一是对“四人帮”罪恶活动的揭露因此更加彻底；二是为批评“两个凡是”打开一个重要的缺口；三是伸张了正义；四是维护了民主，对“天安门事件”平反是为在我国充分发扬民主所必要的事情。
1978年11月13日，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西北组上和王惠德、杨西光做了一个联合发言，主要讲平反“天安门事件”与发扬民主的必要性。因此我写了一个附记附在这一节后面。
附记：确认“天安门事件”是伟大的革命事件——于光远、王惠德、杨西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次联合发言
1978年11月13日，于光远、王惠德、杨西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联合发言，不仅呼吁“党应该对‘天安门事件’明确表态，指出它是伟大的革命事件”，而且指出这是我们的党站在“领导人民去争取民主”这样的革命立场上必须采取的一个革命行动。
这个发言对这一点是这样论述的：“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一定要使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都要相应地改变。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列宁说：‘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在这里，有一个观点应该在党内明确，那就是我们党在成了执政党之后，仍然应该站在人民群众之中，领导人民群众去争取民主，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不等于争取民主的任务完全完成。正好相反，在我们国家中还有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而且今天我们的国家政权，还是列宁指出的那种‘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人民的民主权利经常受到这种或那种侵犯，因此，争取民主的斗争仍旧应该继续下去。而且民主不应该是恩赐的。恩赐是不牢靠的。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争取到的民主才是巩固的。而人民群众的斗争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天安门事件”的实质是“在‘四人帮’即将动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广大群众奋不顾身地起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本来，我们的国家政权如果掌握在革命者的手里，就应该“配合群众的斗争”。可是，当时有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国家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四人帮”手里，它们不是保护民主，而是与之对立进行镇压。它们所掌握的这一部分国家权力，实质上已演化为实行法西斯统治的手段和工具。
三个人联合发言的意思，是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前提下，党能对“天安门事件”做出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使党回到领导群众争取民主的革命立场上来。当时我们感到，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从这个角度来议论平反“天安门事件”的还不多，因而讲了那么一篇话。
第四节 华国锋在11月25日大会上的表态
中央工作会议一共开过四次大会。11月10日开幕是第一次。11月13日纪登奎作关于两个农业文件的说明是第二次。11月25日开了第三次大会。第四次大会是在12月13日。第一、第三次都由华国锋一个人讲话，其他的副主席没有讲话。11月25日的大会上华国锋表示前十多天的会议他感到满意，赞扬了这次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肯定“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他说这些话对于大家发言是种鼓励。在以后大家发言就更加敞开了。
他在这次讲话中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回避，态度诚恳。这样的问题他讲话时讲了八个，后来定稿时补上了对“批邓”的平反，成了九个。关于“天安门事件”，他承认“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这是对当时的情况恰当的判断。并且代表中央宣布，“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这就是他代表党中央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所做的正式而庄严的平反。
然后华讲了第二个问题，承认“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决定撤销有关的全部中央文件。
第三个问题讲“二月逆流”，他说：毛主席在1971年时就已经为“二月逆流”翻了案。现在中央决定，由于这个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
第四个问题，他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已查明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
第五个问题关于彭德怀问题，决定“其骨灰应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第六个问题关于陶铸问题，说“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第七个问题关于杨尚昆的问题，说“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中央决定，恢复杨尚昆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
第八个问题关于康生和谢富治的问题，他指出这两个人“有很大的民愤”，“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是合情合理的”。“有关揭发他们的材料，可以送交中央组织部审理”。
第九个问题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的问题，“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
总之，凡是讨论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他都做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复。
华国锋这个讲话肯定是经过中央常委讨论通过的，这是一个中央集体讨论的结果。华国锋的态度也值得肯定。我参加过不少会议，但几乎没有见过党的最高领导人能够这样听取大家的意见，问题解决得如此彻底明确。他的讲话也很实在，不讲事实上做不到的事，也讲了一些应该注意的事情。如在讲处理地方性问题时，他说可以开群众大会，可以发文件，但不要登报，也不在电台广播。他说这些问题涉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曾经分裂为两派的广大群众，一定要慎重周到地处理好，防止重新引起派性斗争。总之这次讲话是很好的，这次大会过后，讨论就更加深入地开展了。
第五节 一件会外发生反映到会内的事情
11月25日下午，也就是紧接着第三次大会之后，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了北京市委林乎加、贾庭三和团中央韩英、胡启立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汇报后中央常委以集体的名义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革命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现在，有的人提出一些历史问题，有些历史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就会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轻装前进。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情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有些问题可以讲清楚，有些问题一下子不容易讲清楚，硬要去扯，分散党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有些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提出了要纠正“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我们现在对冤案、错案、假案平反，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我们相信，毛主席如果在世的话，这些问题也会逐步解决的。我们要准确地、全面地去理解毛泽东思想，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些问题总要有一个暴露和认识的过程。对一些具体问题，要实事求是地、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去解决。现在报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有些事情，不能提毛主席，也不宜提，提了不利。报纸要十分慎重。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中国历史证明，陈独秀、王明、李立三……都不行，只有毛主席能领导我们走向胜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言语可以形容得出来的。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但与他的伟大功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讲，马克思、列宁写文章就经常自己修改嘛。不能要求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这样不是林彪的“天才论”就对了吗?外国人问我(邓副主席)，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邓副主席)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
这个讲话当时没有在会上正式传达，但是会议把《中央政治局常委指示精神记录要点》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会议出席者了。这个文件，并没有很快发给我们，大概整理这个谈话要花几天时间。文件看到时已经不再是集中批评“两个凡是”的时间，因此会议出席者反映并不很强烈。
注意这个文件的人看后，认为这是中央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个正式表态。在11月25日华国锋只讲了“天安门事件”等几个具体问题，还没有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做出反应，而这个讲话明确地讲了真理标准问题，说了“对一些具体问题，要实事求是地、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去解决。现在报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这样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正式表态。
但是这件发生在会外的事，既然没有向会议传达，许多人，包括我在内，也没有就它发言。可是我从简报中看到在西南组的张平化讲到这次中央常委听汇报的事情。东北组的同志批评张平化作为中宣部部长对真理标准讨论采取消极态度时，张平化辩护说，那是因为中央没有正式表态，他不好表态。他说现在情况不同了，11月25日下午中央常委表态之后，他就不会这样了。从他发言中可以看出他参加了那次汇报会，因此没有等到文件发到会上他就知道那天中央常委讲话的内容。
11月25日下午中央常委的讲话，我最早是从西南组的简报上知道的。这是一件在会外发生、对我们的会议产生很大影响的事。别的组的情况我记不清楚，说不清楚张平化之外还有谁讲到25日下午那次汇报会上中央常委的指示。
第五篇 正面较量点名批评汪东兴(1)
吴德作检讨发言，康生问题成为发言“热点”。江一真指名道姓，第一个批评汪东兴。会议简报对激烈的语言未加修饰照登不误，“两个凡是”再次受到批评。因为是党的高级会议，各方面的问题都揭露得很彻底，而不再是藏头露尾、模棱两可。
第一节 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
25日大会开过，当天晚上，我到江一真的房间，同他商量应否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
我们认为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本来是一件该做的事，但还是应该承认他立了大功。没有他的积极参与，不动用归他直接指挥的八三四一部队，1976年10月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事就办不成。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出来领导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他在立场上的的确确非常错误，态度上非常不好。在坚持“两个凡是”的事情上他起着大后台的作用——本人出面说了许多不像样子的话，又是其他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后台老板。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
在前十几天的分组会上，发言中涉及到汪东兴负责的事情，还都避开说出他的大名。在看简报上的报道时，我们总觉得这种藏头露尾的做法，同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不符。民主不是恩赐的，只有自己来采取积极行动。而且汪东兴就在这个会上，他虽然不到我们的分组会上来，但我们的批评他会从简报上看得到。如果他认为我们的批评与事实不相符合或者有不符之处，他可以声明。如果他认为我们讲的道理不对，他也可以反驳，双方可以进行讨论争论。我们有民主的权利，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当然也有自己的民主权利。左思右想，我们认为会议开到这样一个阶段，是到了该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时候了，觉得这样做对会议有好处。
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顾虑。我们知道，我们想做的事是在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会议上直截了当地批评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做这样的事在党章上是完全允许的，一个党员看到党内不论什么人有重大的错误和缺点，本来就有责任去进行严厉的批评。我们也相信我们的批评是看准之后才采取的行动，不是没有看准就干的莽撞行为，而且可以收到积极的效果。但是这毕竟是一件大事，而且不知道党的历史上有那样的先例，不能不反复考虑。我们也想过最好请示领导得到同意后才做这样的事，但又觉得不便。因此就决定自己来担当这个责任了。
于是两人决定立即行动，26日上午江一真开第一炮。江一真是我们西北组、也是整个会议第一个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人。江一真在他的发言中说，在长征途中他和汪东兴在一路，同汪东兴一起到延安，并同汪东兴在一起工作过，说自己对汪东兴本来有好感。接着很客气地肯定多年来汪东兴对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和粉碎“四人帮”立下的功劳。然后他提出一连串问题：责问汪东兴对待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态度，揭露他在1976年12月说过的“邓小平的那两下子，不是(在1975年)试过了吗?就是不行嘛!”江一真还批评了汪东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上的态度。江一真说自己在卫生部平反冤假错案中，受到汪东兴的阻挠。他揭露汪东兴在北京医院揭批“四人帮”时庇护刘湘屏等事情。
江一真发言后，在西北组，我和杨西光做了联合发言，与江一真的发言相呼应(这个发言由杨西光主讲)。在发言中我们着重批评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后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挠真理标准讨论等事情。杨西光知道汪东兴的事比较多，讲得也比较具体。比如他能准确地转述汪东兴某一次讲话的具体内容，并把汪讲话的时间、地点交代得清清楚楚，还举出当时在场可以作证的人名。杨西光讲的事情，组内不少人当时还都不太了解，因此大家很感兴趣。
江一真和杨西光在西北组发言时，组里的同志们当然注意到我们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汪东兴，但是在会上一直没有人对这一点发表什么评论，仿佛并不认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在26日晚餐和27日早餐时，有人对我说：“你们该这么做!”
我当然关心我们采取这样的行动之后，会议的领导会有什么反应。首先我注意简报。江一真和杨西光、于光远在西北组的发言，在简报中如实地登了出来。编简报的工作人员并不因为点了中央常委的名而采取措施，进行删节。而且从简报登出的速度来看，完全不像请示过什么人的样子。因为如果经过请示，总会影响简报发出的时间。
在会议上我也关心我们这样做了之后，其他五个分组对指名批评汪东兴这件事情上的反应。我注意到和我们的发言相呼应的发言，虽然不是立刻就有，但慢慢地都出现了。
各组的情况我记不清楚，我只记得西南组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的第一人是胡绩伟。两天之后他在一个长篇发言中讲了不少有关汪东兴的事。他发言中举的材料更具体，对汪东兴批评得也更加集中，更有力量。以后各分组对汪东兴的指名批评就很多了，不少老同志揭露了许多汪东兴的错误言行，有的发言用的语言还很尖锐。
总之，整个会议的进程中，没有发生因为在大会上公开批评这样一位副主席而受到任何指责的事情。这表明这次会议的确做到了充分发扬民主，使我们原先的顾虑成为多余的了。
第二节 汪东兴与“两个凡是”
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之后，有关“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的事实就能说得更清楚。汪东兴在这样的事情上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不把他点出来，许多事情的由来就说不明白。
事情应该从粉碎“四人帮”后不久说起。1976年11月18日(我的笔记本记的是17日，1979年理论务虚会上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于光远、胡绩伟六人联合发言说的是18日)，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全国宣传口的会议上讲“打倒‘四人帮’宣传工作才得到解放”，“夺回了宣传权”。人们希望今后党的宣传工作能够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可是在这次讲话中，他讲了一通“四人帮”的事情之后，就转而去讲邓小平的“问题”。他说：
“去年(指1975年)10月后，毛主席就发现邓小平的错误，而且错误是严重的，搞原来一套。毛主席见邓不行，另找华国锋，而邓小平的严重错误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接着汪东兴说：
“天安门事件如果是悼念周总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又有什么错呢?但是他们被反革命分子利用了。在批判邓小平错误的时候，反革命利用了这个东西，形成暴乱。”
接着汪在讲了一通“四人帮”利用“天安门事件”做的那些事情之后，又回头接着讲“批邓”问题。他说对批邓“毛主席已经有了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里面不管怎样总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汪在这次讲话里说：
“当前斗争的矛头是‘四人帮’，但邓的问题批了一段也是必要的。” 接着他讲： “现在小道消息，说邓恢复了工作。”
他要人们注意，对邓小平，“毛主席讲过‘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嘛!”汪东兴说：
“邓那两下子比华国锋，差得远嘛!对邓小平试了一下，不行嘛!”“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这个问题老同志要注意。老的与年轻的都要注意。”
关于邓小平，汪在这次讲话中还讲：
“现在邓小平问题也没有划为敌我矛盾。谁划了?他还是‘以观后效’。”
汪在整个讲话中用“两个凡是”的精神阻碍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意向，表达得非常明确坚决。
大约半个月后，1976年11月30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次会议上，汪又说“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指‘四人帮’)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汪还说，“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就是在这个会上出现了“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吴德在这个会议的讲话中说： “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过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关于“天安门事件”发生时“四人帮”还在台上这一点，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汪东兴所说的话同11月30日讲的还不太一样。那次他说到人们在天安门反对“四人帮”时这样讲：
“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你恨在心上，怒在脸上，写在花圈上，你怎么分得出呀!他们这样做比较蠢，你对‘四人帮’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不要与反革命搞在一起。”
那一次讲话，汪东兴还没有像12天后那样给这些人戴上“分裂中央”的帽子。
又过了两个多月，即1977年2月《红旗》杂志就发表了批判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文章请示中央，汪东兴指示：
“这两篇文章(指张春桥和姚文元所写的那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只能‘不点名’批评文中的错误观点。”
汪这样讲实际上就是说不应指名批判这两篇文章。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这篇社论是“两个凡是”的第二个版本。这篇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两个凡是”的标准版本。人们现在讲的“两个凡是”一般就是指这两个“凡是”。
这篇社论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在指名批评汪东兴之后，人们才知道原来汪东兴在《人民日报》社论清样上有这样一段“批示”：
“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
他决定发两报一刊社论。当时耿飙负责中央宣传口。这篇社论发到中央宣传口，耿飙找几个宣传口的同志讨论时说：
“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可是这篇社论是汪东兴以中央名义发下来的，各报只能照登，耿飙无可奈何。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真理标准问题文章。不到一个星期，5月17日，汪东兴在一个小组会上讲：
“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这个关。”
《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产生，汪东兴完全清楚。他知道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论，也知道它是在胡耀邦提出和指导下产生的文章。可是他用“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这样的语言来反对。
关于《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产生的情况，我了解得很清楚。那是在1977年、1978年多次影响很大的“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众多发言的基础上写成的。
1977年七八月间，《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苏绍智、冯兰瑞合写的《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一文。邓小平看到这篇文章后，专门带信到国务院研究室，说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对的，但作者的思想还不够解放，提出要国务院研究室再写一篇大文章。于是由国务院研究室布置，由林涧青挂帅，组织冯兰瑞等人参加，还请外单位的工资专家参加，成立了一个写作组。写成后送邓小平看过，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经过修改最后定稿的。
写作这篇文章的具体过程汪东兴也许不会清楚，但是邓小平对按劳分配问题在中央开会时多次讲过。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了邓小平这一点，他并不是不知道，可以说他知道得很清楚。所以他讲那番话完全是针对邓小平的，是反对邓小平的。不过他多少有点顾虑。因此多说了一句“对活跃思想有好处”之类的话，但是他又用“矛头指向主席”这样的话来压人，他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又过了一个月，6月15日，汪东兴召开一个宣传口的小会，地点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参加人有政治局委员乌兰夫、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和熊复、曾涛、杨西光、胡绩伟，还有曾在《红旗》杂志负过责、那时已调去外交部的王殊。汪东兴在讲话时，一开头就批评：
“现在报刊宣传党性不强，个性没有服从党性。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有一股气，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钱不值，最终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 他说：
“现在把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说得一无可取，批‘四人帮’时把毛主席一起批。” 汪东兴说：
“在报纸上宣传不好，国内外敌人会利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的关系，关把得不紧，是了不得的事情。”
在说了这几句话之后，他就一个一个具体地批评，一是批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几篇文章；二是批评《人民日报》余焕春在政协会上的发言；三是批评《人民日报》上有一个标题，只写了邓小平精辟阐明了毛泽东思想，不写华主席精辟阐明毛泽东思想；四是批徐迟的两篇报告文学在人物描写中对“文化大革命”描写得不对；五是批《长江日报》上说的一句话：“极‘左’是‘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主要表现”，他说华国锋没有这样的讲话；六是批《民族画报》上说康生和谢富治同志是“四人帮”，对党的团结有影响；七是批社科院杜润之在政协会上的发言，说他翻“二月提纲”，翻“五一六通知”，说“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要翻了”。他还批吴世昌在政协会上提出要成立一个“天安门冤案委员会”。
这样的事情，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分组会上，了解情况的人都如实地揭发了出来，使得人们了解了何以有些人如此有恃无恐地抵制真理标准的讨论，有的人给真理标准讨论设禁区、下禁令，冷言冷语，有的人如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敢于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召集人会上对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讲的“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进行毫无道理的指责，坚持要在文件中删掉。张耀祠说:“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是又在压中央嘛!”他还说：
“有些文章确实有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比较严重，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有篇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有些话有问题，有些人不同意发表，有些人说好得很，一篇一篇地登。当然可以百家争鸣，但有的人用毛主席的话批主席。……有的不仅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这股风很大，要顶住是不容易的。我向张平化说，你是宣传部长，你要掌握方向。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那样了。”
这话是在10月3日，也就是中央工作会议前37天讲的。这个汪东兴的副手说话的口气真是不凡，他可以几乎指名批评邓小平；他可以那样对中宣部部长张平化说话。
张耀祠也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杨西光和我在西北组的分组会上揭发了这件事。大家认为从张耀祠的身上也可以看出汪东兴的影响，可以理解他说的就是汪东兴的话。张耀祠分在西南组，同胡绩伟在一起，胡绩伟就面对面地批驳他，张耀祠当然无可置辩。
对于会议揭发汪东兴的事情，他一件也没有来讲明有哪些说法与当时事实有不符合之处。他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如果别人讲的有与事实不完全符合的地方，他是完全可以说明的。但是没有能说出一件与事实不符的事出来。别人讲的有时间、有地点、有具体的内容，而且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和行为前后一致。这不能不使人认为这些揭发是很有力的。
第三节 吴德的检讨发言
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大会后的一两天，吴德在华东组有个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发言，说明情况，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已经平反，他的这个发言，也就没有引起什么讨论。不过我还是作为一个历史资料引在这里(这个发言又作为书面材料《我的初步检讨》发给参加三中全会的人阅看)：
“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是从3月30日开始的，到4月3日纪念碑周围的花圈、诗词、悼词等都很多了。当时我们也派有民兵、民警(有的穿便衣)、卫戍区战士(都是徒手的)、机关干部等维持秩序，做好疏导工作，看护花圈，避免发生事故。4月4日晚政治局开会，我汇报了天安门广场情况，说情况是好的，再放两三天做做工作，即可将花圈送八宝山。正当这个时候，‘四人帮’的干将鲁瑛给姚文元送来小报告，说在纪念碑西南角有人演讲骂江青。这时‘四人帮’闹了起来，立逼马上抓这个人。同时‘四人帮’又蛮横地提出，清明已过，要连夜把花圈移走。我们提出要两天做做工作的时间，也不行。我没顶住‘四人帮’的压力，非法抓了人和未通过群众移走了花圈，激起了群众的更大愤慨，因此，在4月5日出现了反对‘四人帮’的激烈斗争。革命群众提出‘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正义口号。革命群众出于义愤，烧了汽车，烧了小楼。
“4月5日毛远新传达了毛主席的话，说这次事件发生在，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变为反革命的性质。五日政治局会议确定：一要动员民兵解决问题，民兵可拿起木棍；二先用广播讲话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广场。会上定下调10万民兵，我们觉得调这么多人一下调不来，只调了3万。
“6点半广播讲话后，群众陆续散去。到晚上9点钟，我们采取了广场开灯的措施，示意群众继续离去。拖到9点半钟，在纪念碑周围还有200多人，这时出动了民兵，把200多人收容起来进行审查，经过一两天审查放了100多人，最后留下审查的有几十人。广播讲话和出动民兵，都是镇压群众的。出动民兵前后都发生了打伤人的问题，我们是负有责任的。
“广播讲话本意是动员群众散开，以免事态扩大。但政治上是有严重错误的，其中讲到‘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提出‘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并对邓副主席讲了诬陷不实之词。
“天安门事件之后，根据中央4月8日的通知，又布置了追查。开了会，发了文件(布置追查所谓反革命事件的指挥者，诗词、传单的制造者和幕后策划者)。又陆续拘捕了260多人，先后共有388人被拘捕审查，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在粉碎‘四人帮’前，陆续释放了224人，到1976年11月底又释放140人。到1977年7月全部释放完。抓捕和追查革命群众，使许多同志受到不应有的迫害，给党造成极坏的影响，后果是严重的，我负有重大责任。江苏省委和南京军区负责同志来中央汇报时，对南京政治事件，我说过那也是反革命政治事件，比北京早，影响大等极端错误的话。我向南京的同志们表示检讨。”
第四节 康生问题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中提出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是康生问题。陈云发言中的这一段是这么写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的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他的发言引起很大的反响，了解康生问题的人在会上纷纷发言。当时我对简报中看到的有关康生的发言做了许多摘录，我现在一个一个地摘引在这里。
(一)陈漫远： “我听到的关于康生的几个问题，希望中央能够查清：
“一、康生知道张春桥、江青是叛徒，为什么在临死时才要把张、江的叛徒问题报告给毛主席(以‘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章含之的信为证)。
“二、康生在苏联时，曾组织了一小部分人，反对毛主席当党中央书记，拥护王明当书记。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就是王明伙同康生炮制的。据说书名还是康生议定的。
“三、康生在延安时搞抢救运动，搞错了很多，毛主席提出的九条纠偏指示，就是纠正康生造成这些错误的。
“四、康生推荐江青和毛主席结婚，当时有人提出江青历史有问题，可是康生却保证江青历史没有问题。
“五、康生在上海工作时，曾被国民党特务突审了两个小时，就当了国民党特务，干了很多坏事。丁肇中的祖父曾保留着这方面的材料，这个材料听说丁肇中已交给了中央。
“六、全国解放后康生曾派中央党校两个人到全国各地查找两个托派分子。后来听说这两个托派分子在延安时已被康生下令枪毙了，他放心了。
“七、文化大革命，康生掌握中央宣传、组织大权，还掌握了一、二、三办，并抓了很多人。 “康生究竟是什么人，最好在党内讲清楚。”
和陈漫远同志同在中南组的程子华，在同一次小组会上，举了康生整人的两件事，一是讲1922年同程子华一起搞学运的王士英，几十年为党工作，对党忠心耿耿，“文革”开始后康生把他说成叛徒，被整死了。还有一个袁血卒，是宁都暴动的领导人之一，长征时留在江西，后来部队打散了，到上海卖报，在上海、宁波各被捕一次。后来到延安党校学习，康生说他是叛徒，抓到保安司令部，袁给朱总司令写信才放出来，党籍一直悬着。1975年他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批给康生解决，一直到现在才解决。程子华也讲了延安抢救运动的事情。
吕正操在华东组发言：“有人说‘其人将死，其言也善’。”他看康生“其人将死，其计也毒”，康生在延安时就知道江青底细，不讲，最后拉两个年轻人垫背，他毒得很。1966年有一次会，邓小平讲肯定没有“二月兵变”。随后康生发言说，实际上是没有的，但在理论上是说得通的。
金如柏在西南组补充了一个康生在晋西北临县郝家坡搞土改时，调查三代扩大地主面，提出贫雇农打天下的事情。
马文端在东北组揭露康生在理论上的错误，指出康生1959年在文教会议上说“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的标准”。1967年就说按劳分配“有两面性，可以产生资产阶级思想”。九大前夕，他指示中央党校的造反派武葆华为九大做准备的一个材料中，就点了120多个负责干部的名。马文端还揭露康生极力吹捧林彪，并指使武葆华等人编了四卷《林彪选集》和一本《林彪语录》，他支持武葆华等以“唐晓文”的笔名写了大量黑文，文章送江青审查。马文端也指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现代中国设计》一书中说康生1930年曾在上海被捕，由国民党的丁惟汾从中斡旋，很快就被释放。
萧克在东北组揭露康生在莫斯科中共代表团时是王明的助手，是推行王明路线的，可是没有听他做过一句自我批评。萧克也讲了延安搞土改中提出“化形地主”的问题。
韩光补充康生迫害原东北抗日联军一些同志的问题。韩光说：
“1934年到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不少干部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分批调去莫斯科学习，我是其中之一。我们这些人的历史都是康生审查的，他是最了解我们这些人的。1938、1939年我们这批人中有几个同志更是由康生介绍给当时苏联的情报机构，派回东北。但是在“文革”中这些同志都被当作“苏修特务”嫌疑。谁要是提到康生可以证明这段历史，被斗得更狠。”
胡耀邦说，对康生的历史问题不了解，但康生在“文革”中做了大量坏事，民愤极大，他不但给许许多多人戴上叛徒、死不悔改走资派的帽子，甚至把朱委员长、叶副主席都放到“有严重问题，未定性”的人里面，他指使天津南开大学搞所谓“南方叛徒集团”，反周总理。
金明、王六生、黄火青、姬鹏飞、吴庆彤、赵紫阳、李葆华、赵苍璧、李昌、任仲夷、贾庭三、张香山、罗青长、刘景平、张鼎丞等人关于康生的发言，当时我都做了摘记，有许多触目惊心，也有许多荒谬绝顶。比如“文革”中处理安徽问题时，康生竟对安徽来京的人说“李大钊是叛徒”，还说他手中有材料。我摘的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有许多来不及摘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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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rely
Achil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