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传》第一章
天天
１. “ 白虎星” 下凡
１９１５年１月１０日杨宪益诞生在中国天津日租界花园街一所大宅院。按阴历算是甲寅年（即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廿七，那年是虎年。杨宪益在英文自传中
这样提到他的出生：我妈妈说她生我之前做了个梦，梦中见一只老虎跳进了她的肚子。据算命先生说这既是吉兆又是凶兆：这个男孩将孤单地长大，没有兄弟，他
父亲的健康也会因他的诞生而受到危害；但是他在历经许多不幸和危险之后最终会取得事业的成功。（摘自杨宪益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雷音译）
算命先生的预言居然一一应验了！杨宪益的确是他母亲唯一的男孩，他的父亲在他五岁那年得病去世了，而他在历尽无数的困苦和忧患之后成为了当代中国最
杰出的翻译大家。
" 白虎星" 在中国民间被认为是克星，命硬，会克自己的亲人。据杨宪益的大妹妹杨敏如说他们的父亲杨毓璋先生在杨宪益五岁那年得了伤寒病，病本来
已经快好了，但小" 老虎" （宪益的乳名）偏偏在这时候得了猩红热和白喉，连续高烧，夜里哭啼不停。父亲心疼唯一的爱子，连夜披衣起来抱着老虎转圈
圈，结果受了风寒旧病复发，从此一病不起。( 杨敏如访谈，1994年6 月14日，北京三里河) 幼年丧父、孤独的童年、一辈子历尽千辛万苦是杨宪益
的宿命，这个宿命伴随和影响了他的一生。但" 白虎星" 虽是凶星，毕竟是虎仙下凡，不同常人。他的出生在杨家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事隔七、八十年他妹妹
杨敏如提起来还是那么耸人听闻：
杨宪益还没生下来就了不得！那天（十一月廿七）刮大风，" 云从龙，风从虎" ，属虎的孩子刮着风生下来…就是大命！风大到什么程度呢？我父亲要套
马车去请日本的助产士，风把马车的灯刮灭了，马车的篷子都刮倒了。我哥哥没出现以前就是这个样子！……结果一生是个男孩，他们就觉得了不得哇！（杨敏如
访问谈话，１９９４年６月１４日北京）
杨宪益的母亲对自己唯一的儿子终生都怀着一种谦卑的爱。她甚至是带着某种崇拜来爱自己亲生的儿子。她出身卑微，是河北省南皮县一个穷秀才的女儿，作
为妾被买来为杨家传宗接代。儿子虽然是上天给她带来的最大福祗，但他属于门第显赫的杨家，不属于她这个地位低下的人。儿子一出生就从她的怀里被抱走，交
给了大太太。由大太太雇奶妈把他养大，睡在大太太的房间里。儿子会说话后管大太太叫" 娘" ，而叫她" 姆妈" 。她默默地忍受了这一切，把自己的母
爱深藏起来，躲在远处偷偷地注视着自己的爱子。儿子长的酷似他的父亲和祖父：清翟的像貌，皮肤很白，小眼睛，眼角向下耷拉着，眉弓很高，直鼻子，下嘴唇
较厚，向外鼓着……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他一举手一投足浑身都是杨家人的气质，这一切使她感到惊讶和欣喜。她十七岁嫁给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杨毓璋做姨太
太，原本是当个传宗接代的工具，为了给杨家的长房长子生个男性继承人。但是她的聪慧和善解人意使杨毓璋渐渐对她产生了真正的感情。他的情感天平渐渐向这
个出身贫寒的北方姑娘倾斜。每天下班他都来到她的房间，教她读书写字，写诗，还和她玩一种叫《升官图》的掷" 色子" 的游戏，和她一起消磨时间。
( 杨敏如访谈，1994年6 月14日，北京三里河) 但是，丈夫的爱并没有使她忘乎所以，她深深懂得这个高宅大院里处处都是陷阱，稍不留心就会跌进
深渊。就在她进了杨家门后不久，杨毓璋又娶了个二姨太。这是姑奶奶们（杨毓璋的妹妹）向大太太出的主意，让大太太把她的一个丫头再给老爷做二姨太。这是
古老中国官场上惯用的权术：有了二姨太就会分散老爷对大姨太的专宠，" 正房太太" 的绝对权力就可稳保了。
这样，杨宪益就有了两个异母姐姐（大太太所生），两个同母同父的妹妹和一个异母妹妹（二姨太所生）。五个女孩儿托着他这么个" 一脉单传" 的命根
子。
２.家世
杨宪益的家谱从现有的文字资料看可从他的高祖杨殿邦那一代算起。杨殿邦和林则徐是同时代的人。他于嘉庆十九年（1814）中进士，比林则徐晚一届
（林则徐是嘉庆十六年（1811）辛未科进士）。《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在嘉庆十九年甲戌科那一栏中载有" 杨殿邦，安徽泗州" 这几个字。在二甲
100 名进士中他是第 14 名进士。杨宪益说他和林则徐有" 同年之谊" ，他们是同一年中举的。林则徐于１８４１年５月被皇帝发往新疆伊犁" 效
力赎罪" ，发配途中经过淮安时杨殿邦曾请他吃晚饭，并留他住了一宿。杨宪益说他曾在《林则徐日记》上看到过上述记载( 笔者曾到国家图书馆查询中山大
学出版的《林则徐日记》，发现1841年的「辛丑日记」截至到阴历五月二十八日为止，一直到次年七月才续上。正好遗漏了林则徐北上途径淮安的部分。不知
何故。) 。杨殿邦当过山东省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典试），后来是清朝的漕运总督，官邸在江苏淮安。
杨宪益的祖父杨士燮，安徽泗州（解放后划为江苏省泗洪县）人。清朝翰林出身。老兄弟八人，他排行老大。父亲早逝，身为长兄的他挑起了照顾弟弟们生活
的担子。他娶了徐淮道台吴棠的女儿为妻，这一婚姻使杨家的境况和杨士燮的命运大为改变( 杨敏如访谈，1994年6 月14日，北京三里河) ，因为吴
棠与慈禧太后有一层不平常的关系。吴早年在当清河县令时帮助过刚遭父丧家境凄凉的慈禧，当时慈禧还未被选入宫，只是个普通的旗籍少女。慈禧终生不忘吴棠
曾经对她家的帮助。后来吴棠曾屡遭人参奏，非但没丢官反而屡屡升迁，一直做到四川总督( 见《梵天庐丛录》卷七，柴萼撰，中华书局出版) 。吴棠的女儿
成了杨家的长嫂之后决心资助弟弟们读书进学。在杨士燮的带领和吴氏的资助下杨家弟兄八人发奋读书并参加科考，据杨宪益说他爷爷那辈出了四个翰林。杨士燮
于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甲午恩科会试中二甲第 62 名进士（同科二甲进士共132 名）并点了翰林。但他生性恬淡，不喜做官。他一生官做的不高，只
是一个淮安知府，由他资助的弟弟们却后来居上，成为晚清重臣和民国初期政界要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四弟杨士骧和五弟杨士琦。
杨士燮性格诙谐，喜自嘲，自号" 三湖太守" ，" 三湖" 者，" 三壶" 也。即烟壶、酒壶和尿壶。杨士燮不愿做官的理由说起来挺有意思：他
说" 做官就要审案子，审案子就要打板子，这个我受不了。( 杨敏如访谈，1994年6 月14日，北京三里河)"看来这位老爷颇有同情心。旧时有钱人
生前请人画像，以供死后晚辈祭祀，叫" 影像" 。如果这人是做官的，必穿官服。可杨士燮坚持自己死后的遗像不穿官服而穿便服，后人只得依他。结果杨家
每年过年供祖时就出现了很不协调的两个画像：祖母是凤冠霞帔一副官太太打扮，而祖父却是一身道袍，完全是布衣百姓的样子。祖父的清翟形象给杨宪益留下很
深的印象，他在中年时也摹仿祖父的样子穿上道袍照了一张像，家人见了均惊呼酷似其祖父。
杨士燮还有一事可记，他与周恩来的祖父周殿魁（字攀龙，浙江绍兴人）是亲密的上下级关系。周殿魁曾是杨士燮当知县时的幕僚，后来杨士燮当了淮安知
府，周殿魁则任淮安府山阳县（１９１４年改名为淮安县）的知县。两家人的关系延续到了下一代。据杨宪益的大妹杨敏如说，周恩来年轻时还曾与杨士燮的一个
侄子拜过把兄弟，解放后也曾问过杨家在北方还有没有什么后人。但杨宪益对这一层关系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轻易不向人显露。解放后杨宪益与周恩来多次见面也
从未向周提起过他们祖辈的渊缘。
杨宪益的四叔祖杨士骧（１８６０- １９０９），字萍石，号莲府，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进士（中二甲第 22 名），点翰林。早年以道员身份为李
鸿章的幕僚。杨宪益讲了一个有关杨士骧早年受李鸿章赏识提拔的故事：庚子年（１９００年）闹义和团，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李鸿章临危受命与十一国公使团
议和，十一国公使草拟了" 和约" 大纲，迫使慈禧太后就范。条约内容除" 禁运军火、严惩祸首、刻碑谢罪" 等外还要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四十年还
清欠款。一天夜晚李鸿章睡不着觉，皱着眉头在中庭散步想心思，杨士骧上前询问原因，李鸿章说洋人开了一个赔款的账单和我们算的数目不一样，比我们算的多
的多，不知是怎么回事？李鸿章认为多赔些银子还在其次，但为此事在谈判桌上丢脸事大。杨士骧跪下一条腿说" 卑职懂得一点洋算。" 李大为高兴说那你给
我算一算。杨士骧算的结果与洋人的数目相同。他解释说：我们的算法是用加法，利息是一年年加上去的，叫simpleinterest, 而洋人用的是利
滚利的算法，叫compoud interest, 所以他们算的比我们的多。李鸿章听后豁然开朗十分高兴，认为杨士骧有真才学，堪以提拔重用( 杨宪
益访谈，1994年4 月18日，北京百万庄) 。（按：杨宪益的这个故事可能把他的四爷爷杨士骧和五爷爷杨士琦搞混了。因为史料记载作为李鸿章的幕僚
参加签订《辛丑条约》的是杨士琦，而不是杨士骧。杨士骧虽然早年也是幕僚出身，但到1900年时早已脱离幕僚生涯，当上高官了。）
杨士骧在兄弟八人中最早中进士、点翰林（比大哥杨士燮整整早了八年），官也做的最大。他从庶吉士、编修、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一直做到了北洋大
臣兼直隶总督。
《清史稿》载杨士骧" 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署山东巡抚（继袁世凯之后），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又代袁世凯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杨
士骧这最后两个职务的前任一个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另一个是权倾一时的袁世凯，杨士骧接替他们的位置，可见他当时地位的重要。可惜杨士骧在直隶总督任上
没干几年，他死于１９０９年。死后宣统皇帝赠他" 太子少保" 称号。
周一良先生在其自传《毕竟是书生》中说陈寅恪把他的曾祖父周馥和杨士骧与奕劻、袁世凯、徐世昌一起列为" 浊流" ；" 清流" 则举陈宝琛张之洞
等人为例。照周先生的理解，所谓清流是指在文化学术上有造诣和修养，浊流则是" 以吏事见长的干吏" 。
杨宪益的五叔祖杨士琦（１８６１- １９１８），字杏城，他是杨家未中过进士的高官。书载他" 生十三岁而孤，从诸兄读，刻苦自励( 《梵天庐丛
录》卷八，柴萼撰，中华书局出版)"。他在光绪八年（１８８２）中举，时年２１岁。庚子年（１９００）闹义和团时他正在天津任津榆路政总办，八国" 联
军攻津沽急，弹簌簌从屋上过，居人呼号走匿" ，他却" 独从容据几案为书数千言" ，向当时的宰相荣禄" 反复陈说利害，请以李文忠公当和议" 。…
杨士琦一生最重要的职务是他继盛宣怀成为上海招商轮船局和电报局两局的督办（即局长）。同时也接手了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他办学" 开布诚意，明约
束，煦煦如家人父子" ，学生" 自是咸奋於学，名高材异等辈出矣( 《梵天庐丛录》卷八，柴萼撰，中华书局出版)"。１９０４年清朝设商部，任命杨士
琦为右参议，他在上海创办了商务总会，颇有政绩，一年之中连升三级，由右参议升为侍郎。杨士琦是个实干家，他除了在上海招商局当了十多年督办以外还负责
北京至张家口铁路的建设。该路" 蜿蜒千余里，隧山通轨，工极艰。所用工师皆国人。路成，西人多叹服。谓中国未尝有也。" １９０７年杨士琦以钦差大臣
的身份赴南洋群岛" 宣慰南洋华侨" ，" 宣布朝廷德意，询所疾苦" 。他在南洋" 置领事馆，设商会" ，为侨民的利益与荷兰、美国殖民当局办交
涉，受到华侨热烈欢迎( 《梵天廬丛錄》卷八，柴萼撰，中华书局出版) 。杨士琦在清朝最后的职务是邮传部大臣。杨士琦与李鸿章、袁世凯的渊源都很深。
他被朝廷提拔重用最初得力于李鸿章，继而又受袁世凯的举荐，以后数十年杨士琦与袁世凯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中华民国成立后杨士琦一度是袁世凯内阁班子的重要成员。职务是" 政事堂左丞" 。１９１５年１月１日，袁世凯授予杨士琦等十多人为" 中卿" 爵
衔。他被"派为代表，代行立法院发表对于变更国体之宣言" 。袁世凯恢复帝制失败后，杨士琦仍任参政院参政。１９１８年杨士琦死于上海。有材料说杨士琦
是" 遭妾毒死" 。
杨士琦去世时杨宪益才三岁，很可能他根本没见过这位五爷爷，但在性格上杨宪益与杨士琦却有许多相似之处。如杨士琦" 冥契於庄老为多" ，" 志气
澹定，不为外物回惑。又历世早，更事富，故能洞情伪。言简而要，智周而不穷。" 又如他" 为诗宗香山放翁，为文宗陆宣公。" 但他" 不自缀拾，随手
散佚( 《梵天庐丛录》卷八，柴萼撰，中华书局出版) 。" 这些特点都酷似杨宪益。
杨宪益的爷爷辈中还有一个杨士晟也上了《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他是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中的进士，与蔡元培同年。
杨宪益的八爷爷杨士骢（１８７０- ）是清朝候补三、四品京堂。掌过山西盐政。民国初年当选为多届众议院议员，上了《民国人物大词典》。
杨宪益的父亲杨毓璋（１８７２- １９２０），字霁川，是原江苏淮安知府扬士燮八个儿子中的长子（杨家父子两代都是弟兄八人，人称" 杨家
将" ）。杨士燮想接近洋务派，崇尚西学，让八个儿子分别到英、美、法、日本各国去留学深造。杨毓璋早年在江苏淮安接受了中国旧式教育以后被派往日本留
学数年。但据杨宪益说他父亲不是个用功的学生，在日本没有好好读书，很多时间都化在与日本艺妓的交往上。事隔多年之后杨宪益的母亲还保留着杨毓璋以中国
古典格律写的一些爱情诗，是他送给某位日本艺妓的。杨毓璋回国后继续过着浪荡公子的生活，甚至抽上了鸦片（见杨宪益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但是他终
于在父亲和叔叔们的劝喻下改邪归正，彻底改变他的生活。他戒了鸦片，开始正经干事了。杨毓璋的父亲设法（通过他当直隶总督的弟弟、杨毓璋的四叔杨士骧）
让他当上了沈阳电话局和电报局的督办（即局长）。一个人同时当两个局的督办，拿两份钱。电话局和电报局在当时都是" 洋务" ，与其他清水衙门不同的是
这两个衙门都有直接经济收入，"油水" 很多。干了几年后又到天津当上了中国银行行长。从此迈上了成为北方最重要的官商金融家的道路。虽然杨毓璋在三十
来岁就身据高位凭的是家族的力量而不是个人的本领，但他却在短短数年内掌握了金融业务的奥秘，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银行家。他的精明能干使天津中国银行的业
务越做越大，他的个人家产也越聚越多，成了天津首屈一指的大户。
杨毓璋的地位使他与许多清末民初的政界要人关系密切。首先是袁世凯。杨宪益说他出生后不久父亲拿回来一件小黄马褂，是袁世凯送的，以庆贺杨毓璋老来得
子。在清朝只有皇帝才有权赐臣下穿黄马褂，这是臣下的一种殊荣。袁世凯到了民国还用此举笼络杨毓璋，除了说明他对杨的器重外也暴露了他想当皇帝的野心。
除了袁世凯，杨毓璋与黎元洪、徐世昌等都来往密切。徐世昌曾送给杨毓璋一副对联，上联：自非北海孔文举，下联：谁识东莱太史慈。徐世昌用三国志中太史慈
义救孔融的故事比喻杨毓璋对他的帮助，意下充满感激。可见徐世昌当总统时杨毓璋主持的天津中国银行给了他很大的资助。这副对联一直在杨家客厅悬挂了许多
年。
杨毓璋精通诗词格律，对京剧格外爱好。他与谭鑫培是好朋友，经常在业余时间帮助谭修改京剧唱词。杨宪益至今还记得儿时谭鑫培在晚上来找他父亲斟酌京
剧唱词的事。
由于杨家两代人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地位，袁世凯、唐绍仪、孙家鼐、周馥等北方的大官僚大商人家庭都与他们家有儿女姻亲关系。
杨毓璋是第二代" 杨家将" 的领袖人物。他是长子，责任大，负担重，上要奉养退休在家的父亲及父亲的姨太太一家，下还要帮助众多弟弟。他的成功使他很
好的完成了长子长兄的角色，还挣下了上百万的家私和多处房产。正当他的事业如日中天时却突然被伤寒夺去了生命。他的早逝对于杨家不啻天翻地复、釜底抽薪
的大灾难。日后他的弟弟们非但没有继承发展他的事业，反而把他挣下的家产几乎赔光。从此杨家没有象周家孙家那样继续走上工商资产阶级的道路，而是逐渐地
衰落下来。
３.至高无上的地位
作为杨家长房长子的唯一继承人，杨宪益从一出生就确定了在杨家至高无上的地位。虽然当初他的出生在杨家形成了" 几人欢喜几人愁" 的局面（他的出
生打破了叔叔们想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长房做继承人的梦想），但自从他一呱呱落地，全家所有的人都围着他一个人转了。连叔叔们也捧他。杨宪益的妹妹杨敏如
说：
小时候我哥哥被捧为了不起的人。父亲爱他爱的不得了。叔叔们也捧，因为捧我父亲所以就得捧这个儿子。他的玩具都不同平常人。有个玩具我们长大了还
玩。就是现在的八音盒。里头丁当丁当响。有几个男的女的在跳舞，都穿着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衣服。那个八音盒可贵了。这就是他的玩意儿。（１９９４年６月
１４日口述）
父亲去世后，年仅五岁的杨宪益成了一家之" 长" 。每逢年节祭祀祖先他这个小人是全家第一个。扬家祭祀的次序值得特别提一提：第一个是小杨宪益，
其次是" 娘" ，即大太太；再其次是大太太生的大姐二姐；再其次是三个妹妹；最后才是杨宪益的生母和二姨太（杨宪益生母在杨家地位之低可以从这个次序
中反映出来）。这个次序一直延续到杨宪益十二、三岁后，由二姨太" 造反" 擅自抢先在自己女儿之前祭祀才改，改为杨宪益的生母和二姨太先于三个妹妹祭
祀，而大太太和大小姐（二小姐已经死于肺病）仍在其前，杨宪益当然仍是位居第一。祭祖时全家主仆都到场，仆人们站在两边。程序是先点香，作揖插香，然后
奠酒，最后是三跪九叩头。每个人都要完成这套程序。（七十多年后当笔者去采访杨宪益时他还表演过这种三跪九叩头的大礼。）
杨宪益说他才七、八岁（杨敏如说是十来岁）就作为银行董事坐着包车去天津中国银行开董事会！他当然不懂什么银行业务，只是照着父亲的老朋友的提示投
某某人的票而已，但他的到场却不仅仅是一种象征。" 身负重任" 、" 异于常人" 的心态和感觉恐怕从杨宪益很小的时候起就扎根于他的心头了。采访中
杨敏如谈到这一点说：" 他觉得他是最要紧的，他是老大，在家里是一个头儿，是有责任的。他这种心理一定和我们不一样。" 杨毓璋的早逝使家中的女人们
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小杨宪益身上。他处处受到过分的呵护和照顾，使他失去了许多正常孩子的运动和欢乐。他一辈子没有学会骑自行车，也不会游泳。六十多
年后他对同事提起这事时解释说" 游泳，我娘怕我淹死；骑车，我娘怕我摔死。所以这两样我都不会。"同事们听了无不哈哈大笑。杨宪益说的" 娘" 就是
杨毓璋的正房夫人--他的嫡母。嫡母姓李，外貌美若天仙，但见识浅薄性格懦弱。她为了怕杨宪益被人绑架或碰到意外事故甚至不许他上小学，只许他在家读
书。嫡母对小宪益的爱有时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杨宪益的妹妹杨敏如说了许多他小时候的笑话：
我哥哥在生活上极苯，连鞋带都是我给他系。扣扣子他都不会。我是一个妹妹，但什么都得给他弄。……早上洗脸，仆人把手巾给他，他就这么一擦，人家把
牙刷弄好，他就刷，洗脸水当然也不会倒。都不管，生活上都不会。
他不会跑。有一次他在楼上，忽然来亲戚了。大人叫' 孩子们都下来' ，我们都哒哒哒下来了，连比他小五岁的妹妹都下来了，可他只会一只脚一节一节
地下，不会用两只脚。我就赶快又上去帮他，让他别着急，慢慢下。他就不会跑，光会跳，象一个蚂蚱一样。如果我跑，他追我，他永远追不上我。我娘就在窗户
那儿大叫'你跑慢点儿，你让他逮着，你让他逮着啊！'
再比如，他坐这儿，我坐在他旁边，这有什么不可以？可我娘说了：' 你别挤着他，你干嘛非挤着他？' 如果他病了，睡着了，就叫我来看着他，看他要
不要叫人什么的。所以我顶会这个功夫了。我决不吵人。……他睡觉我就得看着他，你说把他惯的！
我哥哥生下来就归我嫡母带。他们住楼下，我们住楼上。有一天--在他五、六岁时--他拿着一根竹竿大叫' 你们楼上的人不准下来！' 我们就真不能
下来了。你说可气不可气？
我哥哥到书房里练毛笔字，还没写呢，老家人就说' 嗬，这还了得！看我们少爷的字谁比得了！' 其实他写的跟狗爬似的。他还说' 咱们不用怎么练，
将来自有人给咱们写字，少爷何必自己写字呢？' 这个老家人叫潘福，跟了我们一辈子，非常忠心。他一天到晚怀旧，说当年袁公保（世凯）来的时候咱家怎样
怎样，那个大总统徐世昌来家的时候又怎么样，他慨叹这个家越来越败落了。（１９９４年６月１４日口述）
杨宪益在家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比如他出去永远有包车，并专有一个小仆人伺候他，妹妹们就没有这个待遇。就连吃饭也不一样。杨敏如
说：
吃饭，他得挨着娘坐，我们都坐在底下，这不一样吧？四个菜一个汤，他自己有两个盆儿，娘和大公主（大姐的绰号）也都各有两个盆儿，我们都没有。我们
就是吃这四个公碗里的菜。我母亲分鸡，他永远是吃鸡腿，大公主也吃鸡腿，娘吃鸡翅膀，我吃白肉，母亲自己吃鸡脖子。每天如此，我哥哥是第一份。（１９９
４年６月１４日口述）
采访中笔者问杨敏如对杨宪益在家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嫉妒不嫉妒，她说" 我和妹妹从来没有嫉妒过我哥哥，而是崇拜他。""我从小最佩服的男人就是我哥
哥，到现在都佩服他" 。 "如果没有这个哥哥，我妈妈的地位、我和妹妹的地位就完了，永远抬不起头了。就靠着这个哥哥" 。
杨宪益天生不是专横跋扈的人，相反他性情温和大方，从不计较小事。他少时说话木呐，拙于言词，见生人就脸红。到别人家做客都是大妹杨敏如出面应酬，他不
说话。小时家里怕他夭折，论排行就把他和女孩子排在一起（旧时认为女孩子命" 贱" ，好养活），他被排成老三（老大老二是嫡母生的姐姐，下面是三个妹
妹），被人戏称" 杨三小姐" 。人家一叫" 杨三小姐"-- 他的脸就涨的通红。他生气时从来不大声嚷嚷，只是红着脸生闷气。只要他一生气，家里人立
刻围着他转，照他的意思办，决不违反他。他在家中说一不二的地位是天生的。
４.孤独寂寞的童年
一位与杨宪益相熟的朋友在闲谈中把他与钱钟书相比，说杨宪益最嫉妒钱钟书的就是他有钱基博这样一位父亲，而他却没有。这虽是玩笑话，却道出了某种真
情。" 幼年丧父" 不仅使他自小就永远失去了父爱，更使他在人生和求学道路上失去了最主要的老师。杨宪益在自传一开头就把他的诞生和父亲的死联系起
来，并把自传取名《白虎星照命》，说明他认为这是他的命运。杨宪益是从不迷信的，这一矛盾揭示了他心灵的隐痛和创伤。
虽然作为杨家长房长子的唯一男性继承人杨宪益在家中享有最高地位，但他的童少年却是相当寂寞乏味的。最了解他的大妹杨敏如曾把他和贾宝玉相比。锦衣
玉食的生活解决不了精神上的饥渴。父亲死后他被包围在一大堆女人和仆人中间。除了三个母亲（主要是两个）之外还有姑姑们和女佣人男佣人们，但就是没有一
个人能成为他的朋友和精神上的指引者（家庭教师魏汝舟老先生虽是知识传授人，但他担任不了启蒙的任务）。他有众多的叔叔，但是没有一个叔叔在乎他，没有
人真正关心过他。杨宪益长大后在众多新文学作家中独独最欣赏鲁迅周作人兄弟二人，除了他们的深刻思想和简洁文风外，共同的家庭境遇（尽管杨家比鲁迅家富
裕的多）和共同的人生遭际恐怕也是原因之一。连两个人的童年都有个肥胖的保姆带着睡觉这一点都十分相像。杨宪益常笑着说" 我跟鲁迅一样，鲁迅有个长妈
妈挤兑他，我有个陈大肚子' 包围' 我" 。但鲁迅尚有百草园、三味书屋可去，还有闰土这样的乡土朋友，杨宪益却哪儿也不能去，什么玩伴也没有。他唱
的第一首歌是大妹杨敏如从学校学来后教他的。
过份的呵护照顾和旧式家庭的繁文缛节渐渐使小宪益感到受拘束。他不喜欢穿马褂，穿上马褂觉得哪儿都不舒服。可是家里三天两头要祭祖，祭祖就非得穿马
褂。一听到" 少爷穿马褂" 他就气鼓鼓的，脸涨的通红。杨敏如讲了一件小宪益" 反抗" 母亲的事：
我哥哥小时候像是很没脾气的样子，但是他有脾气。他最讨厌我娘在他上学时给他戴的那种帽子，只留两个眼睛，还给他捆很高的围脖，简直要把他绑起来
了。他也会发脾气，怎么发？他跑到门房，不说话，把帽子围脖都拿走，都不要。佣人说（他单有一个小佣人伺候他）" 少爷这不行啊，你要冻着的" ，但他
不说话，上车就走。我们都不敢把这事报告母亲。等下课回来，先到门房，把那些帽子围脖叽里咕噜一戴再进门。我娘见了说" 你看看，这围脖都没围好，看你
冻得这样！" 其实他是刚戴的。……他要的是自由。一个人太被人照顾了，百般地让你这样那样，他就要反抗。（１９９４年６月１４日口述）
在杨宪益十三岁那年家里出了一件事，他嫡母生的二姐得了肺病，杨宪益的生母向大太太建议看西医不看中医。西医看了病情后严重警告嫡母（大太太）要将
病人和儿子隔离开，否则" 儿子被传染就要没命了" 。嫡母被迫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将杨宪益" 归还" 给他的生母，让他与自己的亲生母亲住在一起。大
妹杨敏如说：" 这下这个儿子就归了我母亲了。""我们就像多了个哥哥一样，高兴的不得了。"从此，杨宪益回到了亲生母亲身边，与妹妹们靠的近了。
不久，二姐死了。杨宪益很伤心。他在自传中这样描写病中的二姐：
她被单独禁闭起来直到去世。虽然她很喜欢我，但是大人不许我常去看她。她病中只有一个女仆照顾她。她总是很悲哀很孤独，但她从不抱怨。（摘自杨宪益
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雷音译）
温柔的二姐在她十六岁那年被病魔夺走了生命，死神再一次显示了他的威力。
５.学生"打"老师
不能上小学，杨宪益只能在家跟家庭教师学。嫡母预先向教师交代规矩：不许打小宪益，不准欺负他，只能听他的。结果在这个世代恪守传统尊师之道的书香
门第出现了超前的学生" 造反" 现象。杨宪益说：
几个教四书五经的老学究都给我打跑了。后来有一个老师投合我的意思教我《西游记》，教我念《三国演义》，我把他也给打跑了。
有一次他给我讲孙猴子，他做出孙猴子的样子，我说做的不像，就拿戒尺--我家的戒尺不是打学生而是打先生的--就拿戒尺要打他，他就跑，还装猴子样
子给我看。我还追着他打，追的没路走了他就站到书桌上给我装猴子样儿，结果我们闹的太厉害了--老师也觉得好玩，陪着少爷玩儿--我娘从外面听到嬉嬉哈
哈的声音，跑进来一看我正在打老师，把老师弄的很不好意思。老师就跟我娘说这个少爷太厉害，我做不了啦。就辞职了。（１９９４年４月１８日口述）
６.魏汝舟老先生
终于，有一个人把这个调皮捣蛋的小少爷制服住了。这个人名叫魏汝舟，自号自宽老人，河北省人，前清秀才。他是个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中秀才以后他本来
可以继续考举人，走" 学而优则仕" 的道路，可１９００年闹义和团，八国联军打进了天津和北京，把他的家烧毁了，他妻子也上吊死了，只剩下他孤苦伶仃
一个人。后来清帝逊位，民国建立，魏老先生只能靠给有钱人家子弟教书度日。经人介绍，魏老先生住到杨家，成为杨宪益第一个启蒙老师。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
修养使魏老先生有一种气度，使小宪益不敢小看这位新来的先生。杨宪益在自传中说他" 永远严肃并且有尊严" ，称他为"Gentleman" 。这种不
言之威使" 无法无天" 的小宪益感到震慑。后来与魏先生进一步接触，却发现他" 望之俨然，即之温也" ，是个非
常和善可亲的人。魏先生在杨家一住五、六年，成了对童少年杨宪益思想发展成长很重要的人。是他传授给杨宪益对中国古典文化终生不渝的热爱。魏老先生的思
想开通，他不仅教杨宪益读四书五经，使宪益较系统地接触到中国儒家经典，还容忍他读老子，庄子，使他在幼年就对中华民族另一种重要的思想传统--道家思
想有所认识和了解。（七十年以后杨宪益谈起他这一段早期教育时说儒道这两家他更喜欢读老庄及其他诸子的书，道家的思想比儒家的思想对他的影响更大。）短
短几年中小宪益熟读并背诵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还背诵了《书经》《诗经》《左传》和部分《礼记》。
魏老先生教学有方，善用鼓励法。先生的" 夸奖" 使小宪益读书倍加卖力，背书的速度越来越快。有一次为了检验自己的背书能力，杨宪益居然在一天内
把全部《左传》都背完了( 杨宪益访谈，1994年4 月19日) 。
魏汝舟先生不是个冬洪老学究，相反，他是个诗人。他写了很多古典诗词，抒发对人生遭遇的感受。他把这份文学爱好和作诗的技巧也传授给了杨宪益。杨宪
益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开始是教我如何辨平仄四声，然后教我对对子' 如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之类。记得我初学对对子时，魏先生叫我写一联描写
春天景色的句子，我诌了一联是' 乳燕剪残红杏雨，流莺啼断绿杨烟。' 先生大为赞赏，说我是个神童。我也沾沾自喜。从此我就喜欢尝试作诗。……这大概
是我十二三岁时的事。（杨宪益：《银翘集》自序）
魏老先生和这个被关在深宅大院的少爷学生之间建立了一种不寻常的感情。某种程度上他填补了小宪益失去父教的空缺。魏汝舟先生对杨宪益寄予厚望，他常
说杨宪益是他教过的最聪明的学生，决心把自己的知识向宪益" 倾囊而出" 。四书五经基本读完（只有《易经》没读）以后又读了《十三经》中有关部分，还
教他读《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古文释义》和《龙文鞭影》。杨宪益熟读《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和《楚辞》，四本线装的《唐诗三百首》他熟读到既
能从头背到尾又能从尾背到头。师徒二人每天形影相随，直到杨宪益进了中学，有了知识的新天地，才渐渐疏离了魏汝舟。
看到杨宪益进入了" 新学" 的天地不再需要他以后，魏汝舟内心很伤感，觉得自己已经没用了。尽管杨家继续挽留他，他还是执拗地离开了。临别以前，
魏汝舟把自己的心血之作--诗集手稿送给杨宪益作纪念（这些手稿后来在战争离乱中丢失，未能付印）。回乡不久，年过七十的魏汝舟先生黯然去世。
杨宪益终生都怀念这位穷而不失其志，有着士大夫风范的启蒙老师。
７.新学书院
杨宪益十二岁了，妹妹们和堂兄弟都上了小学和中学，他却一个人关在家里读书，非常寂寞和孤独。杨宪益的生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儿子的大事都是由"
娘"作主，她这个母亲反而无权置喙。终于，她想了一个办法，让宪益的堂兄们来做工作，说服嫡母。大家都说学校的好处，并保证会" 保护" 好宪益不受他
人欺负，嫡母终于同意杨宪益走出家门。１９２７年夏季，杨宪益进了天津新学书院。
当时天津有两所专收男生的教会中学，一所是美国传教士办的汇文中学，一所是英国伦敦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办的新学书院。另有一所专收女生的教会中学叫
中西女校，杨宪益的妹妹们就读那所学校。
新学书院位于天津法租界，英文名字是Tianjin Anglo-Chinese College.这所中学和杨宪益真是有" 缘" ，因为他未来
的岳父约翰·伯纳德·泰勒先生（John .Bernard.Tayler）大学毕业后初来中国时就曾经在这所中学教过书，还代理过校长。当然杨宪益入
学时泰勒先生已经到北京燕京大学教书了，二人当年并没见面。
新学书院有英籍和中国籍两部分教师，校长是出身英国剑桥大学的哈特博士。该校师资实力强，人才会萃。中国教师主要教中国语文和中国历史地理。英籍教
师都是真诚虔信的基督徒，都获得过大学学位。他们除了教英文外还教物理、化学、数学、世界地理和历史。用的是英文课本，直接用英语讲授，对学生英文水平
要求很高。杨宪益的嫡母怕他一开始英语跟不上，特地让他上了一年预备班，所以他共读了七年中学。
中学大大开阔了杨宪益的眼界和知识领域。他的求知欲强，兴趣广泛，对各门功课都感到兴趣。他在自传中写道：
我对大多数课程都非常喜欢。我爱学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和历史。我喜欢证明几何原理并在做完题后加上拉丁文" 证讫" （缩写为Q.E.D ）的
字样，因为做几何题对逻辑思维是很好的练习。我同样喜欢在化学课上做实验，在硫酸中加入钾磷酸盐和其他化学成份。在十五、六岁以前我对物理相当感兴趣，
想成为一个发明家。我曾试图制作一个永动机，那是一种金属球体，可以永远不停地转动。当然这违反了简单的" 磨擦" 原理，在浪费了许多时间后我终于放
弃了这个发明。上高中之前我对物理的兴趣减退了，又重新回到英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及古代史上。（摘自杨宪益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雷音译）
在教学方针上新学书院重视传统文化。中国语文课基本上以文言为主，很少选白话文。学生的古文底子比较扎实。由于杨宪益在家跟魏汝舟先生学过四书五
经，所以觉得《醉翁亭记》一类的课文很容易对付，他的中文和英文水平远远超出同班同学，其他功课也名列前茅。杨宪益说他是个" 不用功的高材生" 。全
班四、五十个学生，他" 不是考第一就是考第二，大部分时间是考第二" ，而另一个" 死抠书本" 的李姓同学总是考第一。杨宪益的特点是他轻而易举就
获得了全班高分。但也有走麦城的时候。有一次考三角，他一点准备也没有，结果考了个二十多分( 杨宪益访谈，1994年4 月19日，北京百万庄) 。
杨宪益对分数不太在乎，这一特点从中学时代起就表现的很突出。初到学校，班上的几个大个子同学看杨宪益样子很文弱，又不会打球，就想给他来个" 下马
威" 。杨宪益回忆说：
一次，一个大个子上来就把我拽住--小孩打架和大人打架不一样，不是动拳头，而是拽着彼此摔交。结果我摔了一大交，但我抱住那个人不放，把他也摔了
一大交。他们看我还是很厉害，以后也不敢欺负我了。后来我总帮他们搞' 夹带' ，借给他们书看，给他们糖吃，他们对我都很好了。也很尊重我。（１９９
４年４月１９日口述）
何为" 夹带" ？就是考试时用各种方法把答案告诉同学。这当然是一种作弊，但是少年杨宪益十分乐意这样做，把它当成仗义豪侠之举。他说：
我最得意的就是一次代数考试。同学们都不会做。我就抄了二十七份，有的贴在老师背后，老师走过去他们看了就可以抄；有的我就弄成纸条扔给大家。结果
二十多份答卷都跟我完全一样。老师说这一次考试结果那么好，大部分都及格了，后来他看出不对了，答案都一样。有一份答卷里还有句中文评语说这个题对不对
我没有把握--这个同学很笨，他把我的评语也抄上去了。老师就找我谈话--这个老师叫Long man, 是学校中地位很高的一个老师--他要我说实
话，怎么三十来份答卷都一样，包括错的地方也一样？我就说了实话，说都是我帮助同学们搞的。结果他--因为我们家有钱，我是个少爷，虽然要按规矩办事，
但对有钱人家的孩子大概总是有点照顾吧--他没罚我，还夸奖了我一通。说" 你能明白的告诉我很好。从前美国有一个人叫华盛顿，后来做了总统。他小时候
把院子里的苹果树砍了。他爸爸问是谁
砍的？他就承认是自己砍的。这样的诚实是很好的美德。希望你将来长大了也可以当总统。" 结果只是把别人的分数减掉了一些，没有罚我。（１９９４年４月
１９日口述）
有一次中文老师出了一个题目要大家写篇郊游游记，杨宪益说他" 懒的写" ，就写了一首诗交差。老师看了这首诗觉得比他作的还好。居然给杨宪益打了一百
分。
还在初中一年级，杨宪益在作文课上写了一篇作文《论驳〈文字改良刍议〉》，洋洋洒洒好几百字，批驳胡适的主张。他认为文言文比白话文简捷，优美，层
次高的多，白话文绝对替代不了文言文，并把胡适大骂了一顿。语文老师很欣赏这篇作文，给了他一百分。
作为诗人，杨宪益从来不写新诗，只写旧体诗。直到今天他仍然欣赏简洁、要言不烦的文字，不喜罗嗦冗长的文章。
由于是教会学校，每天上午十时都要举行半小时宗教仪式，用英文读圣经，唱赞美诗。杨宪益说尽管课堂上教的是《新约》，但他更" 喜欢读《旧约》中乱
伦和谋杀的有趣故事，以及它优美的诗篇" 。他把《圣经》当文学书读，把唱赞美诗当作练习肺活量的好机会。一旦老师上台布道，他就在台下偷偷看《以赛
亚》和其他的书。七年的教会学校并没有使他成为基督徒（同学中也极少有人信教），相反，他终生都对基督教没有好感。他对一切宗教都持疏远的态度。但是新
学书院使他全面系统地接受了高质量的中学基础教育，还使他切身了解了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
新学书院培养了不少人才, 也荟萃了一些精英。杨宪益至今还记得一位叫刘茂毅的数学老师，称他为" 数学天才" 。他有一种" 绝活" ，能随意在
黑板上写出几个五位数数字相乘，数字刚写完，答案就出来了。刘老师课教的很棒，杨宪益非常喜欢他。
有几位文化名人与新学书院有关，一位是著名的中国旅美物理学家吴健雄的丈夫袁家骝博士（旅美资深科学家），他是新学书院１９２８年的毕业生。另一位
是已故中国著名话剧导演黄佐临。他在三十年代初继哈特博士任过新学书院（已改称新学中学）一年多校长，当时已是高中生的杨宪益做过他的学生。
８.杂览群书
杨宪益多次说他是一个" 杂家" 。历史学家庞朴先生在二十世纪末看到杨宪益四十年代写的考据中西交通史的文章时非常吃惊，说" 没有想到杨先生那
么有学问" 。杨宪益的" 杂学" 是他从小杂览群书打的底子。
由于觉得中学功课很容易对付，杨宪益把大量时间用在课外阅读上。自少年时代起他读书就有二大特点，一是数量多，二是速度快。有时快的令人不可思议。他在
《自传》中说中学时代每天可以读完一本甚至两本翻译小说或诗集。
十一二岁时杨宪益迷上了中国武侠小说和侦探故事。他说：
当时天津有卖闲书的，跟我们今天看见的书摊意思一样。不过他们不是固定的，而是一家一家兜售，喊' 卖闲书--' 我们就把门打开让他进来，在院子
里挑书。这些人不卖四书五经，不卖正经书，就像我们现在的书摊也不卖正经书一样。那时卖《彭公案》《施公案》《三侠五义》这些书，也有些笔记小说像《聊
斋》《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等等。因此我清代的笔记小说--当然更早的也有--看了不少。这是我知识的一个来源。（杨宪益访谈，１９９４年４月１８
日，北京百万庄）
再长大一些杨宪益就去书店买书。每当星期天只要听到佣人一声高喊" 少爷要去买书了…" 就见他在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两个妹妹，佣人走在最后，一行
人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到了书店兄妹三人各看各的书，两个妹妹把她们要的书给杨宪益过目之后就让佣人统一付钱运回家中，他们兄妹三人则又去逛其他地方。杨
宪益买书的特点是看见中意的书就买，从来不问书的价钱，买书就像从图书馆搬书一样，一弄就是一大摞。因此家里的书买了一大堆，如：清末康有为的诗文，梁
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黄遵宪、严复的书以及老子《道德经》，《庄子》、《墨子》、《列子》、《淮南子》、《搜神记》《酉阳杂俎》等等。
杨宪益最早接受的西方文学知识来源于林琴南（１８５２- １９２４）与人合作翻译的《说部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套书共一百七十余种，一千多
万字。他家有两套《丛书》，大人小孩都爱看。从这套书里他第一次读到了莎士比亚的故事集《林边艳语》（根据英国十九世纪作家兰姆写的 Tales
from Shakespeare 翻译）、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斯多夫人的《黑奴吁天
录》（今译《汤姆叔叔的小屋》）等世界名著。杨宪益发现与爱情小说相比他更爱看具英雄主义色彩的冒险小说，英国作家 RiderHaggard 写的非
洲探险故事使他着迷（林琴南的译名是《龟山狼侠传》和《金兽神女再生缘》等）。后来他又迷上了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起先他看的是伍光建先生的中
译本《侠隐记》，以后他就直接看英译本的大仲马系列小说。
爱看仗义行侠的英雄故事是杨家的传统。杨宪益的四爷爷杨士骧生前给自己拟的挽联是" 平生爱读游侠传，到死不闻绮罗香" （因不娶姨太太故有此
语）。这条自挽联对于"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身份的人来说堪称奇事（他死后不少亲属反对用这条挽联，认为" 不合官体" ，但他的弟弟杨士琦却坚持
按他的意愿办）。《侠隐记》在杨家是几代人都爱看的书。杨宪益的父亲和叔叔们甚至以《侠隐记》中的人物来相互称呼。大仲马作品中散发出来的浪漫主义气息
和法国人的奇思异想与杨宪益的诗人天性一拍即合。从此，杨宪益开始注意法国历史（访谈中他说尽管他在英国留学，他的英文水平也远远高于法文，但他对法国
历史却比英国历史熟悉的多）。
当时天津法租界有家书店叫《秀鹤图书馆》，店主林秀鹤，福建人。该店专卖外文书（主要是英文），有现货，也可按书单目录从海外订货。买主可付国币，由店
主兑换成外币。杨宪益每隔一天去一次《秀鹤图书馆》看书买书订书。几年下来，他买了大量英文书。书买的太多，杨宪益的妈妈特地定做了一个欧洲十九世纪样
式的大书橱，专门收藏杨宪益买的英文名著。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我从中学的英文课本中已经学了一些拉斯基、哥尔德司密斯、艾迪森、司威夫特和其他作家的散文，也学了一些瓦尔特·斯各特、华尔华兹、戈雷、雪莱、拜
伦和济慈的诗。但是大部分西方文学的阅读却是在课外时间完成的。
开始我感兴趣的是儿童和青少年书籍，像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集，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刘易斯·卡洛尔的《艾丽思奇境漫游记》，《镜中世界》，巴里
的《彼得·潘》，斯蒂文森的《金银岛》，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种》等等。我发现拉易得·哈葛德的冒险小说很吸引人。后来我读了许多大仲马的浪漫主义
的历史小说《达特安系列》，从《三个火枪手》、《铁面人》一直到《波图斯的儿子》。上高中前我已经能很快地阅读英文书了。我读了大量英文原著和英译的西
方文学作品。那时也有不少欧美文学翻译成了中文。通常我每天读完一至两本书。我读的书多的难以列成一个完整的书单，几乎读完了所有的著名欧美小说和诗
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雷音译）
民国元年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时就颁布了废止在中小学读经的法令。１９１７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在全国自上而下掀起了白话文运动。在这个大背
景下杨宪益的同龄人都开始接受" 新型" 教育。杨宪益却因为嫡母的反对阴错阳差地成了当代中国最后一批系统接受中国古典经学教育的人。而教会中学的高
质量教育和他早年大量购买阅读原文或英译的西方最著名的文学作品的积累（这得益于当时社会的开放和他家庭经济的富裕）使他在１９岁（中学毕业）以前就已
具备很高的英文水平和扎实丰富的西方文化知识。这种" 两极兼备" 的知识结构使他远超出同辈和后辈，为他成为翻译大家打下了基础。
９.《鹰哺记》
杨宪益１５岁时家里出了一件大事。他的七叔和三叔私自用银行的钱做投机生意赔了本，为了补窟窿，七叔居然挪用了杨宪益父亲存在银行里的二十多万块银
元还债，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几乎使杨宪益家破产（杨宪益的父亲杨毓璋临死前把全部财产托付给他的七弟代管，并推荐他接替自己在银行的位置）。七叔为了
保住自己的名誉和地位，却使杨毓璋的遗孀遗孤几乎遭到灭顶之灾。七叔的忘恩负义的行为使１５岁的杨宪益感到愤愤不平，他把一腔不平之气化作了艺术创作，
写下了生平第一部中篇小说《鹰哺记》。故事大意是：石灰爵士生下儿子不久后就去世，留下了一个遗孤。孩子的叔叔很坏，他把孩子扔到了野外。一只老鹰飞来
叼走了孩子，并把他哺育成人。孩子在大自然中成长为一个力大无比的人。他在报仇途中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最终，他远离故乡浪迹天涯。《鹰哺记》采用章回
小说样式，
每一回开头都有两句对子，共十多回。七十多年后杨宪益尚记得最后一回的对子是：" 几度寻仇出生入死，一击不中远走高飞" 。大妹杨敏如曾用毛笔工工整
整地把哥哥的这篇处女作抄了下来，可惜这部小说丢失在日后的动乱之中。
《鹰哺记》虽然在内容上受到《人猿泰山》的影响，但实际上反映了少年杨宪益对个人身世的感叹。父亲生前死后，家境的盛衰荣枯落差万丈。一些地位显赫
的社会关系固然从此断绝，过去对父亲极尽阿谀奉承的人们也远离而去，就连父亲有恩于他们的亲叔叔也对杨宪益和妹妹们不管不顾。更有甚者，身为他们全家监
护人的七叔竟然做出如此不仁不义之举，而杨宪益的母亲们除了哭泣之外毫无办法。世态的炎凉和人生的不平深深刺激了少年杨宪益，他笔下这个被亲人抛弃的孩
子，正是他自己生活感受的投影。
１０.罢课领袖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无论在政治信仰上是左派中间派或者右派，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爱国。自十九世纪中、下叶至二十世纪初，中国与
外国列强在历次战争中屡战屡败，外交上更是受人欺负。亡国的危险刺激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社会上笼罩着强烈的救亡图存的空气。一些日子被定为" 国
耻日" ，每年到这个日子全国上下都要开展纪念活动，表达中国人民反对列强侵略中国的决心。" 国耻日" 被印上了月份牌，连小学生的墨盒和信封上也写
着" 勿忘国耻" 的字样。５月７日和５月３０日就是这样的日子。前者指１９１５年５月７日日本政府下" 最后通牒" 逼迫袁世凯接受臭名昭著的" 二
十一条" ；而后者是１９２５年５月３０日，上海英租界的英国巡捕开枪打死１１名打伤２０多名中国示威学生和工人的惨案。杨宪益在初三高一时曾带头罢课
以纪念" 五七""五卅" ，罢课那一天
同学们拒绝上英国老师的课。当时刚任校长不久的黄佐临受学校实际负责人哈特博士委派来和罢课领袖杨宪益交涉，希望学生们不要罢课，他警告杨宪益如果坚持
罢课学校将处分有关人员直至开除学籍。杨宪益当面拒绝了他，两人不欢而散，罢课如期进行了。那一天学校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学校当局对罢课非常恼火，但
事后并没有开除人，只是扣了一些罢课参加者的分数。对罢课头头杨宪益却什么处分也没有。杨宪益说参加罢课学生中有不少出身于名门，而他家在天津也很有地
位，所以学校终于没有处分他们。值得注意的是，七十多年以后杨宪益回忆起这一事件时说" 那些年反帝的情绪很高涨，排外的情绪也很高涨" 。他把反帝和
排外区分开来，指出由于受到外国人的欺负，中国人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也存在着普遍的排外情绪。当年杨宪益和他的老师黄佐临在罢课问题上的分歧正反
映了两人对上述现象的不同看法。罢课事件过后不久杨宪益和他的同学们意识到黄佐临是个正直诚实的好人。后来他和黄佐临在英国重逢，把这次冲突当笑话来回
忆。他们师生二人的友谊和交往一直持续到他们的晚年。
还有一件事与黄佐临有关。杨宪益生平演的唯一的话剧恰恰是黄佐临导演的。
黄佐临刚从英国回来时在天津排了一个英文话剧《西施》，由黄佐临自编自导，演员从各教会学校中挑选。西施的扮演者是当时的" 天津小姐" 张美如，
杨宪益在戏中扮演一个只有一句台词的士兵。这次的演员生涯对杨宪益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事隔七十年后他还记得这一句台词：吴王夫差战败后，杨宪益上台对
他说" Putdown your sword, sir. There is no need for bloodshed."（大王，放下你的剑！
没有必要再流血了。）青少年时的杨宪益很腼腆，一说话就脸红，这次登台演出对他是一次重大经历，他记了一辈子（1939年杨宪益在英国时也以吴王夫差和
西施的故事为题材写了一个英文的三幕话剧《夜幕笼罩着紫色的大地》，该剧由英国的专业剧人排演，后因欧战爆发而没有公演）。杨宪益一生都热爱戏剧，对他
而言，戏剧艺术的魅力是无穷的。
１１.志愿者
杨宪益的家原来在天津日租界花园街，" 九．一八" 还没爆发以前日租界就变的越来越不安全。日本人在租界开铺子卖" 白面" （海洛因），开妓
院，日本浪人（日本政府派来的特务）为非作歹，与中国人的冲突时有发生。有一次日本浪人与中国警察在租界内大肆动武，打死了很多人。杨宪益的母亲决定搬
家，把原来的一大套房子卖给了三户人家，在邻近的法租界兆丰里另租了一套房子（抗战以后又搬到了英租界耀华里，那时杨宪益已经去英国多年）。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驻在东北的日本军队进攻中国东北沈阳驻军，" 九.一八" 事变爆发了。接着不到半年的时间日本攻下了东北三省，整个东北沦
陷了！" 九. 一八" 事变震动了整个中国，身处中国北方的杨宪益全家更感到亡国的危险迫在眉捷。１９３１年秋冬之际，不到１７岁的高二学生杨宪益和
新学书院的其他同学自动组织起来进行军训。他们自己出钱聘请了一位退伍军人做教练，每天早晨上课前在学校操场进行一个小时军训。开始时参加军训的有５０
多人，后来许多人坚持不住中途退出了。杨宪益一直坚持到最后。他说" 到了最后只剩下了几个人，我们每天早上还坚持参加" 。军训持续了三个月。
自东北三省沦陷后，杨宪益立志再也不用日本货，也不买洋货。他不再穿皮鞋，改穿布鞋，也不用牙膏，改用国产的嫦娥牌牙粉，甚至和朋友相约不看电影
（电影也是" 洋货" ），不喝洋酒。他在房间里挂了一张中国地图，把东北三省用墨涂成漆黑来警示自己勿忘国耻。
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夜晚日本军舰炮轰上海吴淞炮台，日本陆军进攻驻上海地区的十九路军，十九路军奋起反抗。" １. ２８" 抗战开始了。消息传
来全国上下同仇敌忾一片沸腾。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的鼓舞下越战越勇，竟迫使日军三易主帅。胜利的消息传遍全国。杨宪益在英文《自传》中写
道：
我们每天都急切地阅读报上的战争报导，看到有利于我方的战事变化就立即奔走相告，告诉朋友和邻居，并为胜利而欢呼。整个中国都捐钱送往上海前线，帮
助我们的爱国士兵。
在淞沪抗战期间，杨宪益全家都热心投入了捐钱捐物的活动。他的生母徐燕若夫人在家里开了一个制衣小作坊，带领几个妇女日以继夜地赶制了一批" 里面
三新" 的灰色御寒军棉衣送往前线。十九路军孤军奋战了一个多月，国民党中央政府没有派一兵一卒去支援他们。三月初，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被迫撤出上
海前线。这个消息对杨宪益刺激很大。那时的他只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对政治不怎么关心，也不了解国共双方的是非恩怨。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先是把东
北三省拱手让给了日本，后来又迫使十九路军放弃了阵地，这一事实使他像许多爱国青年一样开始反感国民党，后来更倾向了宣传抗日的共产党。正如老作家韦君
宜所说，是" 愚蠢的日本军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 共同把她这样的青年" 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 。由民族主义而转向左倾并成为共产党人，这是中国
独有的现象。
１２.少年诗友
杨宪益有个同班同学叫廉士聪。父亲做生意，开了一个电器行。上高中时他父亲破产，廉士聪无法再继续念书了。杨宪益得知后回家和妈妈徐燕若商量，征得妈妈
的同意借给了廉士聪家几千块钱，廉士聪因此而没有失学。为此廉家一直十分感激杨家。廉士聪酷爱中国古诗，爱读诗也爱写诗，杨宪益与他一拍即合，从此两个
人一唱一和，在高中三年中把主要精力都花在读诗写诗上。他们两人都喜欢汉魏古体诗，所以都用五言体写诗，很少写七言律诗和绝句。内容上受吴宓的影响，同
意他" 旧瓶装新酒" 的主张。（杨宪益到英国去后廉士聪曾把杨宪益早年的诗寄给吴宓看，很受吴宓的赞赏，为此吴宓特地介绍杨宪益到西南联大教书。此是
后话。）三年中杨宪益共创作了一百来首诗，这些诗大部丢失。所幸好友廉士聪保存了其中的两首。四人帮倒台后廉士聪居然找出了杨宪益１７岁时的这两首诗并
寄还给了他，使这两首少作得以重新发表。一首名为《雪》，另一首名为《死》。《雪》的灵感来自雪莱的《云雀颂》，在诗中他把洁白的雪比作诗人的奇思妙
语，比作美妙的音乐，比作不怕赴汤蹈火的战士，又比作先知先觉的革命者。最后他写道：
积雪满空庭，皎皎质何洁？
安得雪为人，安得人似雪？
安得雪长存，终古光不灭？
愿得身化雪，为世掩阴霾。
奇思不可践，夙愿自空怀。
起视人间世，极目满尘埃。
杨宪益晚年说起这首诗：" 在诗的结尾我表示愿牺牲自己献身革命，扫清世界的污秽。这当然是一个十多岁孩子的天真幻想。但它表达了我强烈的爱国热情
和革命心愿，或许它显示了我以后要走的道路。" （见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
另一首诗《死》传递的信息与《雪》的昂扬基调完全不同。诗人对生死持达观、冷峻的态度，使人不相信这是一个十多岁少年写的诗。他写道：
生死为昼夜，铸毁不知倦。
生时同交欢，死后不相见。
如梦幻泡影，往来如驿传。
儿生人庆幸，老死人吊唁。
实则生与死，无忧无欢忭。
死亦不足惜，生亦不足恋。
特别是以下诗句已经带有典型的" 杨氏" 的落拓不羁的风格了：
凡人皆有死，谁得保其身。
莫为杞人忧，行乐须及晨。
应知时不再，百岁转毂轮。
常置一壶酒，可以守吾真。
这首诗显示了中国道家思想对青少年杨宪益的影响。
写诗的同时他还大量的读诗。中国诗除了汉魏古诗外喜读中晚唐诗。唐以后的诗基本不读。最喜欢读东晋诗人陶渊明的诗。至于近代人，他读黄遵宪的《人境
庐诗草》，读康有为梁启超的诗，他被这些诗中洋溢的忧患意识和救亡图存的壮志豪情所吸引。他不承认白话诗，从来不读它。除了中国诗外，杨宪益读了大量的
英文诗（原文）和翻译成英文的欧洲各国诗人的诗。最先是美国诗人朗费罗和英国诗人丁尼生，后来读拜伦和雪莱的诗；到了高中三年级他迷上了法国诗人波德莱
尔、瓦列里、兰波、戈蒂耶和马拉美。他在自传中说，当时国内很多的文学青年都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特别喜欢法国颓废派诗人的诗。这些诗人的惊世骇俗的反叛
精神比浪漫派诗人更彻底，而他们对社会底层畸零人的悲悯情怀也使杨宪益感动。波德莱尔等人对社会的愤世嫉俗的情绪与许多中国青年对中国现状的不满十分合
拍。杨宪益
读遍了能搜寻到的这些诗人的诗。读诗的同时杨宪益开始了最早的翻译尝试。他译过朗费罗的诗，译过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的歌词，还译过古希腊女诗人萨福
的诗。这些以中国七言律诗形式的早期翻译的片段后来被收入《银翘集》。
杨宪益那时看过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他认为那是大白话，不是诗。对郭沫若、艾青的诗也没什么很深印象。奇怪的是，杨宪益对于西方作家的态度是既
喜欢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古典派又喜欢文艺复兴后的浪漫派甚至十九世纪中叶后的颓废派，可谓兼收并蓄，多元并举。可他不喜欢" 五四" 运动后涌现
的中国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多次坦言" 不佩服" 他们（周氏兄弟除外）。他不佩服郭沫若，不佩服茅盾也不佩服巴金（这些作家的作品他都看过）。如果要以
京派海派区分作家的话，杨宪益属于" 京派" 。
１３.池太太
杨宪益十三、四岁时家里给他请了一位年轻女教师，为他补习英语和数学。她名叫徐剑生。徐剑生中山大学外文系毕业，丈夫姓池，从日本留学回来后在天津
当外科医生。杨宪益的家人都叫徐剑生" 池太太" 。池太太的婚姻生活很不幸，丈夫对她不好，在外面和别的女人胡混。她呆在家里很孤独，就出来找事做。
她在杨家做了四五年家庭教师，除了教杨宪益外也教他的妹妹们，一直到杨宪益高中毕业。池太太英语和数学都教的不错，对杨宪益也很好。她喜欢法国文学，通
法文，看了大量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除了教书，她还和杨宪益谈文学，谈人生。刚开头，杨宪益仅把池太太当成自己的老师，既尊重她，又和她淘气。他拿
新来的女教师的名字开玩笑，用" 徐剑生" 作上联，下联对了个" 快枪毙" 。池太太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更喜欢这个聪明的男孩了。几年相处下来，渐渐
地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杨宪益第一次以一个男性的眼光来看池太太，并被她吸引住了。从小到大杨宪益虽然被家中的女人们包围，但她们不是长辈就是
目不识丁的女仆，在中学又是清一色的男生，他从来没有如此亲近的接触过池太太这样的年轻知识女性。池太太引起了他最初的对异性的爱恋。池太太比杨宪益年
长十岁左右，当时正是青春年华，她的浪漫性格竟使她对自己的学生产生了爱情幻想，把自己的热情投向了杨宪益。两人的过份亲密渐渐被家人发现，杨宪益的妈
妈对他们的关系十分忧虑，她想了许多办法疏远他们。有一年夏天杨宪益的妈妈带着他和两个妹妹到北京香山避暑，池太太也去了。他妈妈在分配房间时坚持要和
儿子住一个屋，让池太太和两个妹妹住一个屋，防范他们二人太接近( 杨敏如访谈，1994年6 月14日，北京三里河) 。后来，杨宪益的妈妈甚至与池
太太拜为干姐妹，把徐剑生的名字改为" 徐剑若" （与杨母" 徐燕若" 只有一字之差），让杨宪益的妹妹认池太太为" 干妈" ，用" 定名分" 的
办法分隔他们二人。他妈妈为防止儿子" 出事" 可谓费尽了苦心。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我妈妈怕出家庭丑闻，这或许是她决定让我出国学习的原因之
一。" 诚如他所言，这的确是他妈妈忍心让杨宪益中学毕业就出国留学的最重要的原因。
杨宪益出国之后，池太太写了多封长信给他，信中诉说自己爱情的不幸和对杨宪益的思念。但是杨宪益没有回信。几年以后池太太服安眠药自杀。杨宪益在晚
年提起这位亦师亦友的故人，依然流露出对她的怀念，对她的不幸遭遇充满同情( 杨宪益访谈，1994年4 月18日，北京百万庄) 。
１４.母与子
再回头说说杨宪益的生母徐燕若（１８９６- １９９２）夫人。她活了将近一个世纪，她的一生足以写成一部大书。她的婚姻奇特，和丈夫年龄悬殊（结婚
时丈夫四十二岁她十七，相差整整二十五岁），门第和地位更是天渊之别。她只是丈夫三个女人中的一个，且二十三岁就守寡，却养育了三个成才的儿女（除了杨
宪益外，大女儿杨敏如，燕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已退休。小女儿杨苡，西南联大外语系毕业，作家）。在中国旧式家庭中，嫡为大，庶
为小，她在家中永远处于陪衬的地位。即使她生了杨宪益为杨家立了大功，也只能屈居第二，甚至自己的儿子都不能亲自扶养。丈夫去世后她的日子更难过，丈夫
的姐妹中甚至有人对她说" 你为什么不殉节？" 她记住丈夫临死前' 忍着，一定要把三个孩子教育成人' 的嘱咐，咬着牙活下来( 杨敏如访谈，
1994年6 月14日，北京三里河) 。在错综复杂勾心斗角的大家庭中她处处小心行事，恪守传统礼节，坚忍、宽容地处理各项事务。当七叔三叔用了孤儿
寡母的钱后，杨毓璋的第三个妻子（二姨太）决定离开杨家。她到法院打官司向嫡夫人要了一笔钱后带着她生的女兒改嫁了，从此与杨家断绝了关系。燕若夫人却
想也没有想过要动这种念头。她守着自己的三个儿女，并且一直照顾杨毓璋的嫡夫人，最后她成了嫡夫人离不开的人。嫡夫人去世时是她守护在床头。" 十年媳
妇熬成婆" ，她不仅熬过了民国时期旧式家庭低眉顺眼的日子，也熬过了十年文革被抄家，被打成资本家扫大街的日子。她看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看到了三
个儿女都成家、立业、成材，甚至看到了三个儿女度过金婚纪念日。在整个安徽泗洪杨氏家族的后裔中恰恰是她生的这三个所谓" 庶出" 的儿女脱颖而出。这
使那些过去因她出身贫寒和二房太太的身份而瞧不起她的人最后不得不对她刮目相看。在她九十六岁高龄逝世时，书法家启功写下了八个大字" 春辉永照，荻教
长垂"(杨苡：《我的母亲》) 。她的确担的起配的上这八个大字。
三个儿女都是她的亲骨肉，她都爱若掌上明珠。但是仍然有区别。如果说和女儿的关系是普通母女关系的话，她与儿子的关系就复杂的多。儿子不光是她的，
更是" 杨家" 的。正因为杨家需要一个儿子她才成了杨家的人。正因为生了这个儿子她才由" 妾" 的身份变成了" 二太太" 。母以子为贵一向是中国
的传统，而她更是母" 因" 子而贵。她的命运和儿子的联系不仅是血缘上的，更是文化上的。正因为此，她忍受了一般母亲无法忍受的痛苦，活生生地让儿子
被大太太抱走。在中国传统中，正房太太才是" 正宗" ，是嫡系，她只是一个替代品。因为儿子是杨家的血脉，是" 富贵" 种；她自己只是为了延续这一
缕血脉而" 借" 来的" 产床" ，是卑微的。从杨家祭祖的次序可以看出这对母子在杨家地位的上下高低的悬殊。尽管这种外来的间隔无法阻挠血脉亲情，
加之杨宪益天性潇洒大方，等级观念淡漠，但做母亲的总会"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这决不是说她对儿子的地位不满。相反，她认为儿子是杨家最最重要的
一个人，儿子的地位是天经地义的。正因为她太看重这个儿子了，她对儿子的爱也超过了所有的人。这爱虽是无条件的，但带有等级意识的印痕。有时这个爱过分
沉重，有时又带些盲目性。比如，她判断外貌的美丑是以像不像杨家的人做标准的。认为像杨家的人就好看，而自己" 丑极了" 。儿子长的像杨家的人这是她
最高兴的事。杨敏如讲过一件好笑的事，生动說明了她的这种心态：
我妈总说' 你们谁也比不上哥哥好看' 。我说我看不出他多好看，眼睛那么小。妈却说' 眼睛就是这样好，往下耷拉就是好看。' 凡是像爸爸的地方
都好，好看极了，像她的地方都不好。我们要是反对，她就说' 那公鸡不比母鸡好看？公狮子不比母狮子好看？所有的都是男的比女的好看。' 她把杨家的标
准当成好看的标准，你有什么办法？（１９９４年６月１４日采访）
杨敏如还说了一件事，也很有意思：
我哥哥出国，我妈妈一直送到上海。池太太夫妻俩也去了。我老头罗沛霖（著名电子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和我堂哥都在上海交大念书，都等着送他。他们
一大群人上街，过街时你说大家是不是要搀着老太太？可我妈说" 你们扶着他（我哥）走，扶着他！别管我，别管我！" 唉！再扶，到了英国可就没人扶了，
怎么办哪？（１９９４年６月１４日采访）
燕若夫人曾经劝说大女儿杨敏如也去英国留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竟是" 这样你就可以照顾哥哥了" ，可见她对儿子格外的牵肠挂肚。自杨宪益１３岁那
年由于嫡母的亲生女儿（杨宪益的二姐）生肺病嫡母不得不把他" 归还" 给徐燕若之后，燕若夫人处处对儿子加倍悉心呵护。她对儿子寄托着无限的希望。看
到儿子居然和一个比他大十多岁的已婚女子恋爱，她真是忧心如焚，由于儿子从小在家中的地位养成了他说一不二的任性脾气，燕若夫人深知对待这件事必须慎之
又慎，决不能伤了儿子的感情。百般无奈之中她只好忍痛让儿子提前出国留学，让时间和空间的间隔来撫平杨宪益心中的激情。机会出现在杨宪益高中毕业的时
候。
１５．离家去国
上高中时杨宪益在" 秀鹤图书馆" 买了一本英文《企鹅丛书》版的书，书名《Ｔhe Duties of Man》（《人的天职》），作者是十八世
纪意大利伟大的爱国者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杨宪益深深地被这本书所打动，它唤醒了杨宪益狂热的爱国熱情。马志尼成了杨宪益心目
中的英雄。他特地买了一座意大利大理石狮子，在狮子上写了一首诗，诗中把中国与意大利相比：两国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意大利在她的国父马志尼领导
下打败外敌侵略，建立了共和国。中国也会像意大利一样，睡狮甦醒，复兴中华灿烂的古代文明( 杨宪益自传《白虎星照命》，第２０页) 。（可惜这首重要
的诗没有保存下来）同一时期，杨宪益读到了拜伦的著名长诗《哀希腊》，诗人对希腊命运的哀叹又引起杨宪益对祖国命运的联想。从《学衡》杂志上杨宪益知道
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这两位伟大哲人的憧憬又引起他对古希腊的强烈兴趣。古希腊和古罗马--这两个西方文明的发祥地他一定要了解！他要学习希腊文和
拉丁文！他的兴趣一发而不可收。天津没有人教拉丁文，他就买了一本拉丁文语法书自学，又请了一位希腊商人教他希腊文。可希腊商人不懂希腊古典文学，满足
不了杨宪益的要求。他萌发了出国学习希腊拉丁文的想法。
１９３４年春，年满19岁的杨宪益高中毕业了。家里打算让杨宪益在国内读完了大学再出国留学，所以他参加了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燕京大学与天津新学
书院等教会中学有特殊联系，新学书院的优等生可提前参加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只需考英文、数学和智力测验三门，杨宪益的英文和智力测验分数特别高）。由
于考试成绩优秀，燕京大学破例决定他跳一级，入学就从二年级读起( 杨宪益自传《白虎星照命》，第23页) ，可杨宪益更想上的是清华和北大。他正准备
报考这两所学校时一件意外的情况改变了他的计划。
前面提过的他的中学老师朗曼先生（C.H.B.Longman ）和他的妻子朗曼太太（也是杨宪益的老师）一直很喜欢杨宪益，认为他可以出国深造。
朗曼多次鼓励杨宪益，要他中学毕业就出国留学。１９3 ４年夏天正好朗曼先生要回英国度假，他主动提出带杨宪益一起去伦敦，并负责为杨宪益找到入大学以
前补习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老师。杨宪益动心了。家里人听说这个消息后，觉得这个机会不可轻易放过。当时出国以船运为主，到英国去要在海上飘泊一个月，风险
较大。杨宪益的妈妈本来就不放心他独自一人作万里之游，现在有老师亲自护送出国，大大缓解了她的顾虑；最主要的是这次的出国机会可以了结她的一大心病：
儿子与池太太的关系问题。于是，事情就这么决定了。杨宪益的妈妈一直把儿子送上了船，送行的还有伤心的池太太和忠实的老仆人潘福。
１６．远航
1934年夏秋之际杨宪益和朗曼夫妇从上海搭乘加拿大的一艘客轮起程了。同行者还有杨宪益的同班同学李亚福和李的未婚妻张美如。李亚福也去英国留
学，张美如则去美国留学。航程是从上海出发穿越太平洋，经日本、夏威夷到加拿大的温哥华，然后再穿过美国大陆，从东海岸搭乘另一艘轮船穿越大西洋到英国
伦敦。全程共化了两个多月时间。
从小到大杨宪益连天津都很少离开过，这次一下子就绕了大半个地球，真是大大开了眼界。夏威夷土著人的土风舞和美丽的亚热带风光，雄奇的科罗拉多大峡
谷和壮丽的尼加拉大瀑布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和自然风光相比，杨宪益似乎更关心人间社会。他在英文自传中写道：
那次访问尼加拉大瀑布我印象最深的是看见那么多印地安人在兜售纪念品或无所事事的闲逛。一看就知道他们是穷人，显得很冷漠，不快活。在天津我也看见
过许多穷人，许多人过着更加悲惨的生活。但是印地安人看起来和白人不一样，特别是皮肤的颜色不同。我猛然想到他们是二等公民。尽管美国吹嘘她的民主如何
如何好，我却感到仍然存在着对待少数民族的不平等和社会的不公正。在纽约我也有同感。当我们去访问美国作家Alexander Woolcott时发现
他有一个黑人仆人。虽然我在天津有许多仆人，但我与他们相处很好，他们和我是一样的中国人。我在天津从来没有感到像这样受刺激。…可能那时我太理想主义
了，对美国的民主有过高期望，把它想的过于完美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30 雷音译）
随着旅程的进展，杨宪益和他的老师朗曼先生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未到纽约之前张美如说她的叔叔（中国驻纽约领事）将带他们三人去逛有歌舞表演的酒吧
和夜总会。而朗曼先生则以杨宪益和李亚福的保护人的身份坚决反对他们去这些" 颓废的地方" ，他认为这一路不仅要负责两个学生的人身安全，还要对他们
的道德操守负责，不能让他们接触" 美国的流氓和妓女" 。两个学生与朗曼争论了多次，朗曼的态度毫不动摇。最后意见的分歧变成了激烈的争吵。朗曼先生
说如果张美如愿意她可以跟她的叔叔去逛酒吧（因为张不是他的学生），但杨宪益和李亚福必须和他呆在一块儿，哪儿也不能去。张美如被气哭了。李亚福（张的
未婚夫）没说什么，杨宪益却认为朗曼对张美如态度粗暴无礼，他" 挺身而出" ，当面指责老师朗曼是" 专制君主" ，并公然宣称以后再也不听朗曼的
话。争吵持续了旅美的全程，甚至
发展到了不跟朗曼夫妇说话的地步。到了纽约以后杨宪益和李亚福还是跟着张美如的叔叔去逛了有歌舞表演的酒吧和夜总会，朗曼先生只是抱以冷漠回避的态度，
并没有干涉他们。到英国后，朗曼先生为杨宪益和李亚福找到了旅馆，还为杨宪益找到了补习希腊文拉丁文的老师，然后与他们分手了。杨宪益仍然对朗曼先生忿
忿不满。他从未去看望过朗曼夫妇，也未给他们写过一封表示歉意的信。几十年后当杨宪益自己也是七十多岁老翁时在自传里提起这件事说：
我一定使他们十分伤心，因为他们真的很喜欢我。那时我十分任性，因为在家里我是少爷，我不能忍受任何人的欺负。这事也许和中国人的普遍情绪有关，当
时的中国人认为所有的西方帝国主义者都想欺负我们。我当时也有很强烈的反帝情绪。现在我认为自己对朗曼老先生很不公平。这是一件我回想起来感到懊悔的
事。（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27 雷音译）
杨宪益与老师闹翻，除了上述原因以外恐怕还有一个比较隐秘的原因，那就是所谓" 英雄救美人" 的情结。杨宪益与" 天津小姐" 张美如在船上相处
一个多月，不知不觉地被她吸引住了，但她是同学的未婚妻，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当老师对心目中的" 美人" 粗暴无礼时，深受侠义浪漫精神浸润的杨
宪益情不自禁要挺身而出打抱不平。他对张美如的这份情意流露在与她分别后写的英文扎记 By Landand Sea 中。他把扎记寄给了大妹杨敏如，
大妹看完扎记的观感是他" 似乎爱上了张美如" 。当然，这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爱。事实上，那次与张美如的离别就是永别，他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同台演出过
的" 西施" 。
天天
17．初抵伦敦
1934年深秋杨宪益经南安普敦到达了伦敦。伦敦给杨宪益的初次印象并不好。他在《自传》中写道：
初抵伦敦觉得这是个萧条沉闷的地方。也许是因为我们到达时正是天黑。伦敦那时候污染的很厉害，以我的眼光看来也很破旧。火车是老式的，而且不怎么干
净。整个城市似乎包裹在一层雾气里，阴湿寒冷。与光彩四射的新大陆相比这当然是使人失望的。（杨宪益：《白虎星照命》，雷音译）
杨宪益住在一个专为外国学生办的私人公寓里，房东是" 一对贪婪吝啬的下层中产阶级夫妇" ，伙食很糟糕。但是杨宪益没有被这种种的不如意所影响，
他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学习之中。朗曼先生为他找了一个很好的希腊文老师，是个牛津毕业生。他有张" 红润的圆脸，总是穿一件磨光了绒毛的粗花呢外套" ，
他" 不停地抽烟斗，烟斗看起来不怎么干净，他的指甲也挺脏"(杨宪益：《白虎星照命》38页) 。很显然，这是一个穷困潦倒的穷学者。这位老师教书非
常负责，杨宪益说他是一个" 很好的、很诚实的人" 。他又找了一个同事教杨宪益拉丁文。于是每天早上杨宪益乘地铁到老师家上两个小时课，下午和晚上还
要做三、四个小时的笔译作业，除了三顿饭和睡觉以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化在学习上了。
第一次和老师见面时杨宪益与他有一段对话：
" 你想去牛津还是去剑桥？这是两所最好的大学。" " 两个之中哪一个更好？" " 嗯--当然是牛津。但是牛津比剑桥更难进。" " 那么我就
去牛津。"(杨宪益：《白虎星照命》38页)
就这样，杨宪益决定了他的奋斗目标--牛津大学。整整一个冬天和第二年初春杨宪益都在勤奋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几乎什么业余活动也没有--除了读书以
外。
刚到伦敦时杨宪益就与他的同学李亚福分道扬镖了。李亚福热衷于打网球和结交戏剧圈人士，而杨宪益则更愿意读书。他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保罗·佐塔，是罗
马尼亚留学生。保罗也是个" 书虫" ，他和杨宪益有共同的爱好--读书。杨宪益在英文自传中写道：
我们俩一块儿去旧书店买书，凡是能抓到手的书就抢着读，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叔本华、尼采、柏格森、柏克莱和弗洛伊德的书。还读一些人类学
的书包括弗雷泽的《金枝》以及希腊神话和宗教方面的书，还有古希腊的历史和文学书籍。保罗和我对书的趣味大致相同，我们交换书看，常常在做完作业以后看
书看的很晚。保罗总是觉得我的脑子比他活，他说我是大仲马《三剑客》里的德·阿特南，而他是波特斯。我们在一起很好的相处了近一年。……至今我仍怀着亲
切的感情想起他以及与他共同度过的日子。他是我那时唯一的朋友。（杨宪益：《白虎星照命》雷音译）
杨宪益在伦敦的二手书店看到了他心目中的英雄马志尼（GiuseppiMazzini ）的全集（英文版），他毫不犹豫就买了下来，还买了海涅全集
（英文版）和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全集（法文版）。他贪婪地阅读马志尼的全部著作和海涅全集，很快就通读了一遍，但凡尔纳的法文书他却啃不动，只好留到
以后再啃。杨宪益到了英国还是在国内的老习惯买书从来不计贵贱，往往是成套成套的买，不久他的藏书数量又很可观了。
天天
经过五个多月的努力用功，1935年春杨宪益参加了牛津大学的入学考试。他居然一举通过了希腊文拉丁文专业的笔试。接下来是面试，墨顿学院的主考官
问杨宪益：
" 你学习希腊文拉丁文多长时间了？
" 我学了五个月。是在伦敦向私人教师学的。
" 什么？才五个月？那你一定是侥幸通过的……好吧，杨先生，要知道我们英国学生通常在进大学以前得学七、八年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尽管你通过了考
试，但你的希腊文拉丁文不够巩固。我们强烈地建议你推迟一年入学。你最好再多学一些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课程。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每年对亚洲非洲的学生的名
额只有一个。今年我们已经有一个广东的学生了。我们将在1936年米迦勒节学期（秋季班）接收你。" （摘自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41 ，雷音译）
主考官的一句话决定了杨宪益的命运! 一年只收一个亚非学生，多么残酷的数字！由于英国牛津大学对亚洲和非洲的学生采取严格控制的方针，使已经站在
大学门槛上的杨宪益失去了1935年入学的机会。他必须再等待整整一年！这无疑对杨宪益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怎么也没想到笔试通过以后竟然还会出现这种
意外。不仅五个月的超常劳动的心血全部白费（他在中学时期从来没有这么用功过），更给他的满腔热情和热切希望泼了一大盆冷水。顿时，他发现自己居住的公
寓非常令人厌恶，连伦敦也变得不可忍受。他再也不愿意第二年还重复这样紧张枯燥的学习生活。他搬到了伦敦西区另一所公寓，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天天
19．地中海之游
杨宪益决定大大" 酬劳" 一下自己，他参加了一个1935年夏季的环地中海旅游团，路线是乘船绕地中海游一圈，途经直布罗陀海峡、阿尔及尔、里斯
本、西西里、马尔它、希腊、爱琴海、伊斯坦布尔和埃及，全长要化近一个月时间。为了玩儿的舒服他订了个头等舱。这一路他饱览了地中海及其沿岸各国风光和
文化古迹。然而和绮丽的自然风光相比杨宪益更感兴趣的仍然是人间万象。在他的记忆里活生生再现的不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不是绚丽辉煌的落日也不是峻峭陡削
的石崖，而是各地旖旎奇异的风土人情：阿尔及尔丘陵上为游客作表演的猴子和追赶着西方游客要钱的非洲小顽童，在西西里与他共饮一瓶意大利红酒而被别人误
认成他父亲的葡萄牙胖商人，埃及巴扎（市场）上兜售赝品古玩的小贩和沙漠夜市上跳肚皮舞的埃及女郎……这一切都使二十岁的杨宪益感到兴味无穷。有几件事
情令他印象特别深刻，他多次回忆中都提到过：其一，他乘坐头等舱，第一次接触到西方上流社会的礼仪和习惯，使他感到特别新鲜。他说：
那个时候我年纪轻，不懂得节约--对钱也不重视，我就买了个头等舱。头等舱当然是舒服的多，不过他们有很多规矩，每天晚上要穿晚礼服，还要打那种蝴
蝶样的领带。那种领带我还得要学，我自己试验，学会了。每天晚饭算是正餐，到了晚上五六点钟就回到屋子里换晚礼服，打上蝴蝶领带，然后出去吃饭。后来我
也习惯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 月10日，北京百万庄）
看到头等舱的男男女女每天晚上都衣着盛装，一本正经地出席" 晚宴" ，杨宪益虽然也" 入乡随俗" ，心里却觉得" 所有这一切都很好玩" 。
在葡萄牙里斯本的一个有名的赌场里杨宪益碰到另一个" 奇遇" 。那个赌场叫"Cintra"。他一进去就看见一个很漂亮的女郎迎着他走过来，杨宪
益与她用英语交谈，女郎说" 你请我喝杯酒，我在这儿看你赌钱好吗？" 看见这么漂亮的姑娘主动要和他一起玩，杨宪益当然十分高兴。他请她喝了一杯酒，
然后到柜台换了五英镑钱的筹码。在下赌注以前杨宪益问女郎" 你最喜欢什么号码？" 那女郎说"17"，杨宪益就把所有的钱都押在了红色的17号上。不
幸的是，赌盘转了一圈后却停在了另外的号码上，操盘人一下子就把杨宪益所有的赌注都搂走了。这时杨宪益才意识到这女郎是赌场雇用的，专门引诱客人多输
钱。但她经验丰富，神态自然随便，手段很高明，不象现在中国的" 三陪女郎" 那么粗俗。好在杨宪益" 悬崖勒马" ，没有听从女郎" 再赌一会儿"
的劝告，他也因此没有丢失更多的钱。
第三件事虽谈不上奇遇，却使杨宪益忘不了。他在埃及的一个" 巴扎" 上看到一把很漂亮的阿拉伯弯刀，刀的把手是象牙的，上面雕刻着复杂的图案，开
价五个英镑。不巧的是他的钱花光了，正等着家里给他寄钱。他就向同去的另一个游客借钱买刀。不料那个平时和杨宪益很熟的商人听说要向他借钱却显出一脸的
别扭，偷偷与他太太商量了半天，才勉强借给杨宪益五镑钱。杨宪益脸上非常挂不住，但既已开口也不好改口，很不舒服的拿了那个商人的钱。虽然第二天他就把
钱还了，但这件事给他很大教训，使他知道在外面不能随便向别人借钱。富庶的家境和从小在家中百依百顺的待遇使杨宪益不知道" 钱" 的来之不易，加之他
生性慷慨大方，从不知" 惜财" ，更不会" 敛财" 。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区区五镑钱（这是杨宪益的感觉，实际上五英镑对穷人来说是数目不小的一笔钱）
会使那个商人那么大伤脑筋。
1994年笔者采访他时，他早已是靠退休工资吃饭的" 无产阶级" 了，提起这件事他还是不屑地说" …五镑钱算什么事儿？……钱是有什么了不起
的？" 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杨宪益碰到了另外一件事。别人都下船游玩了，他却被怀疑是用中国假护照的日本人而扣留在船上。土耳其政府当时非常惧怕在世
界各地游荡的日本人，因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专搞间谍活动的。土耳其当局不相信一个中国学生会专门到伊斯坦布尔来旅游。众所周知的是，当时的中国学生都
很穷。杨宪益作为一个例外受到了理所当然的严格审查。
最奇妙的是一天夜里在开罗近郊沙漠上的冒险经历。杨宪益在自传中写道：
那天出发时是夜里九点多钟，我骑着一匹高大的阿拉伯马，当地一个向导跟在后面。我们信步向前走着，经过了沙漠中的金字塔。朦胧的月光使一切都像是幻
境。这时那个埃及向导说他会算命，如果我放一个银币在他的手心，他能通过银币变魔术给我占卜未来。于是我给了他半克朗的银币，银币在他手中变没了，当然
是到了他的口袋里。然后他说他能看穿眼前的大海，说在大西洋对面有一个美丽的金发英国姑娘为我而憔悴。我们还没有见过面，但不久的将来就会相会。无限美
好的未来在等待着我们，我们还将有许多异乎寻常的经历。他不停地说着，要我给他更多的银币。我被他的这些小伎俩逗乐了，但没有给他另一半银币。……那个
月光朦胧的沙漠之夜！那晚的经历使我永不忘怀。（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46,雷音译）
这个故事真是太离奇了！因为杨宪益后来在英国真的遇到了一个美丽的金发姑娘，这个姑娘真的爱上了他，他们俩真的度过了无数美好的日子，也遭遇了不少
异乎寻常的苦难。莫非那个不相识的埃及向导真有神奇的预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