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 第二部分
Achill
第二部分
第六篇 真理标准问题的交锋
端正思想路线的大辩论从一个哲学常识开始，邓小平说，“常识不应该成为问题”，《红旗》“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真理标准讨论与“两个凡是”的短兵相接。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这场讨论的积极参加者；三位秀才的三次联合发言。
第一节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这个会议有一个特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提出者、发动者、组织者与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坚持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主要人物都在会上。
5月《光明日报》发表真理标准问题文章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深入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这个会的参加者中许多人都在本地区本部门参加过讨论，发表过意见，许多人对这一方面的事情相当熟悉。11月10日会议开幕后不久，在分组会上，发言谈到这个讨论的人不少。25日大会后的分组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比以前更加热闹。这是由以下三个原因促成的：一、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等重大冤假错案等已经在25日大会上得到了解决，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一个还未能解决的问题，自然会使人感到需要集中时间去讨论。二、指名批评了汪东兴，使人们发言更没有顾虑了。三、在25日以前，李鑫、吴冷西、熊复、胡绳这些同志都一直保持沉默。会议的许多出席者对此本来就有很大意见。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后，大家一直在等待着看这些同志如何表态，也可以说正盯着他们。可是25日后忽然所有的人都纷纷出来表态，有的口头讲，有的做书面发言。
李鑫对真理标准问题讲得很简单，抽象地说了自己觉悟不高之类的话。由于李鑫欠的账很多，大家向他提问题更着眼于他对康生的态度，尤其因为他参与康生“悼词”的起草工作。在“四人帮”粉碎后，他讲出康生曾揭发江青有历史问题等，为康生涂脂抹粉。人们的发言就集中在这些方面，没有集中追问真理标准问题。
吴冷西则辩解说胡绩伟听错了他的意见。可是经过分组会上询问后，他申述自己的观点，各组的人看了简报之后，认为他的说明恰好证明胡绩伟电话是可信的。
熊复主持下的《红旗》杂志的态度，不但引起中央工作会议出席者的不满，11月22日《红旗》杂志社的两位同志还在本单位贴出大字报揭发熊复。真理标准问题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立即转载，而《红旗》一直不发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人本来就对他意见很大。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初期，熊复还拒登谭震林纪念毛泽东的文章。他写信给中央说谭震林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如果《红旗》登了就要使《红旗》卷入这场争论。他坚持不卷入的方针。
熊复的这封信送到中央后，邓小平批示：
“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嘛。”邓小平问：“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是卷入。”
胡绳说“两个凡是”那篇社论他不知道。在真理标准问题上大家不知道他发表过怎样的意见，并且大家对他本来没有太多的意见。他在11月25日东北组发言时，似乎表示不赞成把真理标准问题说成是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看法。这个看法是1978年7月17日至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的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的问题讨论会上，周扬发言提出来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人民日报》转载后，吴冷西立刻打电话给胡绩伟，责备这是“砍旗”。这件事不少人早有所闻，现在在工作会议上吴冷西的发言又不好，也引起各分组出席者的不满。总之李鑫等几位同志的表态引发起中央工作会议分组会上纷纷发言，形成了这方面发言的高潮。
为什么这些同志在25日前保持沉默，25日后却很快一起出来表态呢?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有的同志说，他们在会议中讨论经济问题时出来发言是转移会议方向，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的看法是11月25日以前，他们还指望中央表态不一定会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25日下午第三次大会特别是2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正式表态后，他们认为再顶不下去了，只好出来表态，可是立场没能转变过来，发言中漏洞百出。不过这样倒也能使出席者了解更多的情况，深化自己的认识。
真理标准讨论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政治性质，即带有很强的政治上的针对性，它是一个为了批判“两个凡是”而提出和展开的哲学问题讨论。这一讨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有它不同于学术会议和报刊上进行讨论的特点。这个特点似乎可以归纳成这么几条：
(一)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这个问题讨论的时间特别长，特别集中。30来天的分组会，几乎每天的会议都直接间接接触这个问题，参加对这个问题讨论的发言是大量的、普遍的。
(二)因为中央工作会议是一个高级的党内会议，因此有关的事情可以揭露得很彻底，发言也可以做到坦率和尖锐，不发生模糊、藏头露尾的情况。
(三)争论双方的主要人物都在这个党的高层会议上，可以面对面地进行交锋。同在一个组的人交锋，就是不同在一个组看到别的组的简报也交锋。我记得当时看西南组的简报，就看到胡绩伟和熊复的对话，熊复为自己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进行辩解，胡绩伟就列举事实，而且抛出不少文字材料来证明熊复的不老实，使用严密逻辑进行辩论，使得熊复最后无话可说。这样可以使得讨论更为深刻而且生动具体。《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是那场真理标准讨论的主持者之一，他了解的情况很多，体会很深，在西北组做了多次发言。我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与李鑫、吴冷西、胡绳、熊复是同事，曾与吴、胡、熊等一起反对“四人帮”，一起在“批邓”中受批挨斗。“四人帮”粉碎后，我对“两个凡是”是坚决反对的，我也有许多意见，在西北组我也做了许多次发言同那几位交锋。
(四)在这个会上把汪东兴等在上面支持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人也点了出来，这样就把有关这场讨论的问题搞得更加彻底更加深刻，这一点在学术界讨论时是不便指明的。
(五)除了争论双方外，还有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的负责人在场，还有许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场，他们不但是公正的裁判员，而且也是积极参加讨论的发言者。
(六)在这个会上还有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要在会议上对这场讨论表态，给这场讨论做政治上的结论。
最近出版了一本沈宝祥写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这本书的作者指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讨论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决战取得全胜的阶段。我认为这个说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二节 我与杨西光、王惠德的三次联合发言
我看到中国青年出版社赠送给我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浏览了一遍。作者沈宝祥当年参加过这个工作，有亲身经历，近年又搜集了大量这方面的资料，及时写出这样一部书，他的劳作是应该得到赞许的。
任何一个勤奋的研究者，都不可能把有关资料搜集得齐全，也不可能把事件和人物的本质都把握得很准。书中有一些缺点，这是完全可以理解和谅解的。像我这样对那场讨论有比较多了解的人，很抱歉没有时间去做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更没有去写这方面的专著，因此看到此书甚为高兴。由于对此书写作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同作者也不相识，在作者成稿之前未能对作者有任何帮助。因此在见到此书之后，就觉得应该亡羊补牢向作者提供一些资料，助他一臂之力。但是因为太忙，直到现在才拿起笔来。可是仍只能写一件事，即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事情，供包括沈宝祥在内的、正在研究这个问题的研究者参考。
在真理标准的问题上我和杨西光、王惠德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过三次联合发言。两次是三个人的联合发言，一次是我与杨西光两个人的联合发言。杨西光和王惠德两人还有一次联合发言。当然杨西光、王惠德和我也有个人发言和多次插话。
我个人发言，除三次联合发言外，直接涉及真理标准讨论的还有九次。从沈宝祥的书中所写的内容来看，他对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似乎知道得很少，对西北组的情况几乎完全不知道，而我对会议上别人的发言记得不清楚，只有我自己的记得比较清楚，我也就只好把我记得清楚的自己的发言提供给读者。当然即便是我自己的发言也不少，详细写出来要用很大的篇幅，在这里就不能做详细介绍了，我采取的办法是把自己有关真理标准的发言，按时间次序开一张清单，对每次发言内容只写一两句，使同志们可以了解一个轮廓：
(一)11月13日。我与杨西光、王惠德三人联合发言。由我主讲。主要内容是要求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彻底平反，要求把“天安门事件”性质说成是伟大的革命事件，并由此发挥我国必须充分发扬民主的思想。在发言中我们引用了列宁说过的“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我们认为列宁所讲的这句话既是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也完全切合中国的实际。我们还说有一个观点应该在党内明确，那就是我们党在成为执政党之后，仍然应该站在人民群众之中，领导人民群众，争取民主。我们说，按照领导群众争取民主这个观点，就必须对“天安门事件”明确表态。充分发扬民主，应该是我们解决“天安门事件”的准则。
(二)11月26日。我个人发言。这次发言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针对李鑫在这次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批评他不揭发康生的问题，揭发批评李鑫在编选工作中的不正派行为；二是揭发批评吴冷西、熊复、张耀祠、张平化等同志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错误。
(三)同一天，即11月26日这一天。我与杨西光两人联合发言，由杨西光主讲。发言中我们指名批评汪东兴同志和汪东兴直接领导下的张耀祠同志反对对“天安门事件”平反，坚持“两个凡是”，诋毁实践标准那篇文章的言论和行为。在我们的发言中杨西光列举了大量事实。这天上午江一真在西北组的发言是整个工作会议上第一个点名批评“汪副主席”的发言。我们这个发言是同江一真的这个发言相呼应的。江一真发言主要是列举汪在卫生部的几个干部问题上的错误态度。杨西光讲的是汪在宣传工作上的错误态度和行为。我们批评张耀祠，也是批评汪东兴的这个助手，他并不主管宣传工作，却在真理标准问题上大放厥词。张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他也参加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我们的发言还批评了熊复在这次会上的书面发言。
(四)11月28日。我个人发言，揭发李鑫在康生死了以后在核对康生履历时的错误态度。
(五)12月1日。我个人发言，批评有人用法律上并没有载入的“恶毒攻击罪”去镇压具有革命意识的人。如对一个贴批评吴德大字报的人就用这个“恶毒攻击罪”判决他坐牢。
(六)12月2日。我补充批评李鑫在编辑《毛泽东选集》中的问题。
(七)12月4日。王惠德发言，揭露李鑫和吴冷西阻挠他写批判张春桥“全面专政”谬论的文章。我接着揭露了不少有关情况支持王惠德的发言。
(八)同一天，即还是12月4日。我针对简报上报道的李鑫、吴冷西、熊复、胡绳的发言内容提出批评。这次发言着重批评《红旗》上发表的那篇《重温〈实践论〉》。
(九)12月7日。我以毛泽东说过的“陈伯达的铁扫帚不到，吴冷西及其一伙的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的“最高指示”为例，表述了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未必完全想按照两个“凡是”办事。
(十)12月13日。我批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在那个时刻准备下令限制贴大字报的做法。
(十一)12月14日。王惠德、杨西光和我做第三次联合发言，由王惠德主讲，肯定华国锋在“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上承担责任，为大家实事求是地进行自我批评树立了榜样。拥护叶剑英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着重对他们支持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表示高兴。发言中我们对汪东兴的书面发言表示不满意。我们同意宋时轮在中南组的发言，尤其是同意他发言中所说“李鑫等同志受到重用，吴冷西、胡绳、熊复、张耀祠等同志敢于这样胆大妄为，汪东兴同志是后台”这一点。我们指出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事情上，汪东兴不仅是负有领导责任的问题，而且有思想路线上的错误；指出汪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是一直持否定态度的。在这次联合发言中，我们还举出汪东兴对革命干部按照真理标准办事去做的正确宣传进行阻挠的事情。我们建议中央敦促汪东兴做进一步深刻的检查。
除了我参加的三个联合发言外，12月9日杨西光和王惠德联合发言，批评胡绳在东北组的发言。
第三节 一场端正思想路线的哲学辩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很快学术界新闻界就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从那一年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这20多年中在路线、方针和重大措施上不同意见的争论，也要经过实践的检验。20多年前真理标准问题的提出和讨论的正确性、必要性也要接受这个检验。检验后的结论应该是，这场讨论对当时完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问题，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理论意义。
这场讨论开创的近30年改革开放的局面，大大提高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实力，改善了人民生活。这场讨论提高了广大干部、广大知识分子、广大群众的觉悟，增强了他们抵制错误的思想能力。这场讨论在今天我们还可以说，它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对于今天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这一点，在今天的纪念中应该有明确的认识。我认为我们现在决不能为纪念而纪念，我们的纪念应该着眼于当前和今后的工作。
20多年的时间虽然并不长，但当初只有63岁的我，现在也成了91岁的老翁。今天对当年的事件有过亲身经历的人尚健在的人已经不多了。为了纪念，很有必要掌握有关的各方面的历史资料，进行认真的思考，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像我这样了解情况、参加讨论的人，更有把所知的情况和观点向人们进行介绍的责任。在这篇短文中我不可能详尽地去做这种介绍，只能简单地介绍一个轮廓。
谁都知道“真理”是一个伟大的字眼。因此，谁都想抓这面旗帜。我们立志推进社会进步的人，当然要高举真理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下团结起来奋勇前进。阻碍社会前进的组织和个人，甚至像日本那个搞伪科学的、残杀无辜的邪恶组织，也用“奥姆真理教”的名称。因此“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真理”——即真理标准的问题，就十分重要。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同的政治势力、不同的思想派别有不同的真理标准观。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有我们自己的真理标准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真理标准观，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引发那场讨论的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一看到在5月11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题目中“唯一”两个字时，非常高兴。我特别看重“唯一”这两个字。我知道马克思讲“实践标准”时，实际上就含有唯一的意思，但没有使用“唯一”这两个字。毛泽东的《实践论》中是这么写的：
“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在这段表述真理标准的语句中也没有“唯一”两字。“唯一”这样的字眼究竟是谁最早加上去的?当时我认为是写那篇引发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文章的作者加上去的。很久以后有人查到在《九评》那个系列文章中的《五评》中，在“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句话中“标准”两字前有“唯一”两个字，据看过原始文稿的人说，是毛泽东在别人写的文稿的清样上加上去的，因此1978年5月那篇文章题目中的“唯一”二字就不是最早的了。
不过究竟是谁先加上“唯一”这个词也还不能说得很准。如果我们对我国和世界各图书馆档案馆进行普查，也许可以从某个哲学家、政治家的著作中查到有人比《五评》更早使用过“唯一”的字样。有同志告诉我，他知道我国有一位政治家在1956年就使用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样的句子。
我认为原先对真理标准的表述就包含“唯一”的意思，加上“唯一”两个字的意义无非更加强调实践标准具有排他性、针对性，是一元的。如果坚持真理标准是“两元的”或“多元的”，那么在真理标准的问题上不是糊涂，便是有意搞折中主义的把戏。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命题，学习过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人都是比较熟悉的，如果平铺直叙像上哲学课时那样去讲，可以说是“老生常谈”。就是像《五评》中那样地使用，也可以说仍然没有脱离“老生常谈”。但在1978年那场讨论中有针对性、排他性地提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就不是老生常谈，而有很强的现实性了。
有明确的对立面，问题就提得突出、尖锐与彻底。当时我很清楚党内不同看法争论的政治背景，一看到这两个字就叫好。特别是提出这个问题后，吴冷西立即打电话给胡绩伟同志，很尖锐地反对这个标题。这更加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个命题不再是老生常谈了。所以那时我说，那位打电话的同志对于这场讨论所立的“功劳”也是很大的，他的“功”也不可没。
当然那时提出这个标准，针对的事物的确是很尖锐的，因为它所针对的不是别的，而是毛泽东的“指示”。那时人们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十分严重，他讲的话“句句是真理”，都是“最高指示”。而那时的毛泽东本人却因年老体衰，已经不能与社会和群众甚至与许多干部接触，处在“四人帮”、毛远新等人的包围之中，他不了解真实情况。比如对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就几乎全然不知。他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后下决心撤销邓小平党内外职务。这样的“指示”，也被有些人奉为神明，被认为必须坚决照办执行。这就是所谓“两个凡是”。
“唯一”标准要排除的就是这种“两个凡是”的标准。而且除对“天安门事件”所做的指示外还有不少毛泽东的“指示”也是不应该坚决执行的。尤其是他最后几年，有些做法已经乱了套，比如他容忍把自己对理论问题的看法也作为“指示”下达。在当时，如果不用实践标准来反对“两个凡是”，中国的事就会很糟糕，就会如邓小平说的那样，亡党亡国，因此必须提出“实践标准”并开展讨论。只有这样，人们的思想才能得到大解放，中国的前途才能大放光明。
我参加这场讨论主要是在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这个会议前我忙于其他方面的拨乱反正，也看到已有许多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在写文章做发言，我没有写什么文章，也没有在公开场合对这个问题做系统的发言。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直接就有关真理标准的问题所做的发言就有十一次，其中有三次是同杨西光和王惠德联合发言。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才对这个问题透彻地充分地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些发言直到现在没有公开发表过。在这里应该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就真理标准问题发言是带有普遍性的，有很多同志在小组会上讲了很好、很有分量的意见，否则就不会有上面说的那种决定性的胜利的。
应该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之所以开得成功原因之一是由于一大批干部已经被解放出来了，在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担负了领导工作。仅仅提出真理标准，而没有这批干部的积极参加，没有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斗争，三中全会是不能取得历史性的胜利的。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展开之前，我致力于按劳分配问题和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问题等经济学领域内的拨乱反正。那时我就感到，由于不少人受对毛泽东个人崇拜思想的束缚很深，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非常困难，因此我期望哲学领域来配合。因此我提出希望改变当时“经济(学)繁荣，哲学贫困”的局面。因此当我看到真理标准问题提出来之后，我很高兴地说，“挂帅的东西现在出场了”。
哲学的确重要，它是指导性的学科，是能起挂帅作用的东西。我们国务院研究室，由冯兰瑞同志主要执笔，在1978年初写的那篇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是经过邓小平看过，按照邓小平意见修改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发表后也受到搞“两个凡是”的人的攻击，说“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没有哲学，没有真理标准讨论是不能透彻地解决按劳分配等问题的。思想上的束缚要靠这场真理标准的哲学讨论才能得到解决。当然哲学不能代替具体科学，不能代替对具体事物的具体分析。抓按劳分配等问题上的拨乱反正，也是很必要的，在当时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在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开展起来，更有必要去研究具体的经济问题。不过在研究具体问题时不能忘了哲学的重要性。
这些年来，经济学的研究一直很活跃，而哲学方面的讨论显得比较沉寂，似乎又有“经济(学)繁荣，哲学贫困”的情况。我觉得人们有一种不喜欢讲哲学的倾向。在一个讨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国际会议上，我做了一个题为《“为无为”——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作用”的一个哲理》的发言。在这个发言中我讲了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的“无为”，不是“消极的无为”，而是以“无为”达到“有为”。因此我们要“为无为”。我对到会的外国学者说，我使用的语言是古代中国的，可是内容却是现代的带世界性的。我在这个发言中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政府需要去“为”这种“无为”，也就是需要对许多问题采取“积极的不干预”的方针。而且我还说，只有实行这种方针，才能建立既廉价又廉洁的政府。我说现在中国20个劳动力养一个官员，怎么养得起?更谈不到“以俸养廉”。我把这个发言稿寄给了北京一个经济学刊物，感谢这个刊物的编辑部发表了我的发言，但刊物编者未同我商量把我的发言题目中“为无为”三字删去。我当然不那么高兴，我看出我国经济学界中有一种轻视哲学的倾向。我希望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过去这么多年后，哲学讨论能够活跃起来。
今天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讨论，当然要联系今天的实际。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依据“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个原理，今天应该排除哪些不能作为标准的东西。研究理论，重在现实，重在今天怎么看。我们要弄明白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今天究竟要抛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对这个问题，现在我没有做出回答，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慎重提出来的问题，并且认为应该对这进行一番研究思考，然后把这样的问题提到学术界面前。
注：我查了《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署名为《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揭露苏联共产党推进一条“和平主义”的路线，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打掩护，而不去贯彻“只有消灭帝国主义才能消灭战争”的原理，不去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战争，而向帝国主义投降。在这篇文章末了写有这么一百多字：“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侵略和战争行为，正在教育世界人民逐步觉悟起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些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上有错误观点的人，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面教育之下，我们相信，有很多人会改变过来。对此，我们寄予很大的希望。”我是在有人告诉我《五评》中有“唯一”两个字后特别有意去查的。最初我翻了两遍没有查到这句话，最后从头到尾，一个一个字读全文，才在全文倒数第二个自然段找到“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14个字。在当时我读过这篇《五评》，但是对这句话却视而不见，可见它并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影响。至于在那篇文章中运用这个命题的意义，与20多年前那场讨论的意义则更不可同日而语。
第七篇 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作为西北组的主要召集人，胡耀邦几次“请假”，那是他承担了会议的组织工作、中央常委和各组之间的联络工作。邓小平、叶剑英的闭幕讲话，他也参加了起草。那段时间，作者(于光远)与耀邦有四次长谈。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四次发言更是语出惊人，眼界不凡。
第一节 热烈的西北组
中央工作会议上像我这样一般的出席者的会议生活，除了出席四次大会外，就都在自己的分组会议上。我除了几次有事去邓小平家外，从未请假，每天按时去西北组的会议室。在会议上我认真听别人发言，做笔记，注意观察，进行思考。我想对西北组开会的情况做一番描绘，会有助于增加读者对这个会议的实感。
西北组第一次小组会是开幕的第二天即11月11日下午举行的。到11月19日上午这段时间内，只有11月14日没有开会。11月20日与21日两天没有开会。11月22日上午开会时，汪锋传达21日下午和晚上常委会听各召集人的汇报会的精神，这次汇报会的时间不短，汪锋也用了不少时间详细地传达。看来21日不开分组会的原因就是有一个汇报会，大家想听听常委有什么想法再发言。随即开了三天分组会之后，全组人员就出席第三次大会，听华国锋讲话了。在23日、24日两天，小组用两个下午的时间讨论常委前些日子布置的要李登瀛、王惠德、杨西光三个人准备的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修改意见，全组一条一条地讨论修改，花了很长的时间。完成这个任务后，又讨论由胡耀邦、王任重和我准备的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草稿的书面意见。大家认为我们起草的那个材料可以，不必再修改，就上报中央。
11月25日大会后，26日上午的分组会上，大家发言对华国锋的大会讲话表示满意，并且就在26日上午江一真第一个指名批评汪东兴，下午杨西光和我再次指名批评汪东兴。11月28日汪锋传达11月27日常委会听汇报的情况。
会议开到12月7日，西北组以全组名义提了十二点建议，其中包括增补九名中央委员、三名政治局委员和一名党中央副主席、常委的建议，举手赞成的人都署了名。12月11日汪锋传达：政治局召开了会议，讨论了西北组的这十二条建议和其他分组提出的类似的建议。汪锋讲的是政治局同意的，想必政治局委员在这之前举行过一次会议。这个增补名单算是通过政治局这个环节定下来了。
12月12日讨论中纪委候选名单。12月13日讨论《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农产品价格的决定》，在西北组内决定由姚依林作说明。12月13日开闭幕会，三位常委讲话。14日西北组开会讨论13日闭幕会的讲话和汪东兴的书面检讨发言，并写了一个西北组综合简报，在会上进行了讨论修改，由四个召集人署名上报。也就是在这一天，华国锋在西北组综合简报上批写“印发到会同志”。
西北组列入分组名单的有35人，34人全都积极发言，只有纪登奎除了在小组会讲过一次，介绍负责起草的文件外，没有发言。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缘故，似乎他很少到会。会上有人指名批评他。在做这种批评时似乎他并不在座。对他做的检讨，小组发言中也没有人提到，会上没有同他有任何交锋。其他的人发言的情况有多有少。发言10次以上的有2人，7—9次的有八人，发言4—6次的有15人，发言3次以下的9人。以发言6次的人数最多。此外还有两次全组集体表态。
全组有做地方工作的、做军队工作的，有做部门工作的，也有我们这样做理论工作新闻工作的。参加这样一个会，我可以了解不少情况。出乎意料的是，参加我们分组的几位军队代表，对我们理论界的情况非常熟悉，谈起来共同语言很多。
我们西北组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没有曾经站在“两个凡是”的立场上的人，这同其他五个分组有所不同，尤其与西南组的情况不同。因此我们组是对其他组的人提意见，也容易全体一致地表态。
第二节 胡耀邦与中央工作会议
我说胡耀邦是中央工作会议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没有与邓小平、叶剑英等常委同志相比的意思。但是我想说一句，这个会如果没有胡耀邦，恐怕也开不了这么好。可是要我说出许多具体事实，却有一些困难。因为他做的许多事是我看不见的。在会议期间他忙极了。他是西北组的召集人，但在西北组开会时他“请假”的次数不少，其他三个人主持会议比较多。他在分组会上发言的次数只有三次，但每一次发言内容都很重要。他话不长，内容却精彩。当然西北组的许多重要的行动，他都拿主意。我们西北组的主意比较多，比如大家举手通过的“十二点建议”，在闭幕会后搞了个由四个召集人署名发出的综合简报，这些事都有他的主意。
担任西北组的召集人只是他在会议上的一项工作，他还忙着许许多多别的事。他的职务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就是以这个身份被通知参加这个中央工作会议的。他在这个会议上尖锐地系统地提出中央专案组的问题，这是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特别关心的问题。那时他还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不过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并不是以某个单位的负责人的身份在工作，在会上他虽然没有什么名义，常委会的活动他当然不直接参加。不知道经过一些怎样的过程，他参与了这个会议的组织工作、中央常委和各组之间的联系工作。
胡耀邦和我是同龄人，当时都是63岁。我比他长四个多月。他是在这个会议期间满63岁的。当时他年纪还轻，不怕工作紧张。据胡德平一次告诉我，胡耀邦曾经告诉他，在那段时间内他实在忙得不得了。在会议期间，京西宾馆晚上安排了不少娱乐活动，比如组织舞会，他就一次也没有去过。晚上放映电影的次数很多，他只看了一次，而且是同他的工作有关系的一次(胡德平还告诉我，胡耀邦曾告诉他在会议期间他和我有几次谈话)。但是他在这个会露面的情况并不多。我说不出很多具体的事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当然我还是知道一些别人未必知道的事情。比如我知道叶剑英的讲话是让他找人帮助起草的，这个稿子后来就成为叶剑英闭幕会讲话的基础。邓小平在从东南亚几国访问归来要我另外找人起草他的讲话稿，也是胡耀邦同我联系的。邓小平亲自定稿时，胡耀邦也参加了。华国锋要写一个在三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稿，是找了胡耀邦等几个人做准备。这一点，是胡耀邦在1980年11月19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讲出来的。对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胡耀邦有没有发生过作用我不知道，但农业文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到底搞不搞，华国锋拿不定主意，是胡耀邦等人帮他下决心搞下去的。
我虽然写不出许多具体的事实来，但是我认为在追记三中全会前这个中央工作会议时，不能没有胡耀邦这一节。现在我写不出更多的具体情节，将来再来补充。我也希望别的同志来写这一个题目。我想搜集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后总可以写出比较丰富的东西。
第三节 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四次发言
在这里我只写一下他在西北组会上的发言。他的发言次数不算多，也不算少。我记得他第一次发言的时间是1978年11月13日上午，那是我们分组第四次会议。
华国锋1978年11月10日在讲话中讲了会议的三个议题之后，接着讲“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导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华国锋告诉中央工作会议的出席者说，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完全必要的。
在分组讨论最初一两天中，几乎发言人都按照华国锋讲话中提出的要求，对从1979年1月起着重点转移问题表了态。
胡耀邦11月13日在我们西北组关于重点转移的发言中说，华国锋提出的着重点转移问题的性质属于工作方针工作部署问题。他引证毛泽东说的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要等一波平了之后再去提新任务。他说揭批“四人帮”这个“波”还没有平，而是到了波峰，这正是提出建设任务的时候。同时他指出，着重点转移不等于揭批“四人帮”的工作已经完成。他也举了如“天安门事件”等大是大非问题必须彻底解决。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在讨论着重点转移时，很多发言者都持类似的立场，赞成从明年起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一定要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好。
胡耀邦在那一天的发言中讲了揭批查“四人帮”还有大量问题，采取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也要有始有终、善始善终地把任务搞得很完满。首先他讲对“四人帮”谬论批判的问题，他说该批判的题目也很多，决不能松劲。其次他讲了组织工作，他说十一大以来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定性问题处理是成功圆满的，打击面掌握得好，教育面比较宽。他说，中央级开除法办的170个定为“四人帮”这个集团中的人，定性也不要急，宁肯晚一些，过两三年做最后的处理，这并不妨碍着重点转移。
胡耀邦还讲了干部平反昭雪、落实政策问题，全国1700万脱产干部，在历次运动中有17%受到“审查”(用大家熟悉的语言就是挨整)，人数达200多万，下面还有不脱产的基层干部被审查，也有200万。对受到冤屈的人应按照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有错必改，翻案。否则，危害安定团结的因素消除不了。他以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身份说，这件事情要在1979年庆祝建国30年前基本做完，有些事可以“一风吹”。
在这次发言中他也讲了“61人叛徒集团”问题、“南方叛徒集团”问题、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王鹤寿问题、康生问题等。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比胡耀邦这个发言早一天。那时胡耀邦的地位比陈云低不少，而他的发言内容充实具体，只是在会议简报里被删节了许多，别的组的人知道得比较少。我要是没有笔记，也回忆不起他这么多的讲话内容。胡耀邦在这个发言中对康生问题讲得很尖锐。他指出康生在“文革”中是罪魁祸首，做了许许多多坏事，中联部、中组部和中央党校送了许多材料到他那里，他认为“四人帮”应该改称“五人帮”，康生是“五人帮”的第一名。
胡耀邦这次发言没有“就事论事”，而且还提出一个深层次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要总结一下”。他要大家思考为什么林彪、“四人帮”能在台上十年之久?根本教训是什么问题?讲到康生自己不检讨，毛泽东替他赔不是。他认为党内生活不正常，指出长期存在“党内有党，法外有法”的现象。
接着他介绍邓小平说的一句话：党内要有一大批敢于思考问题、敢于说话、敢于处理问题的干部。主张要揭露生活中的矛盾。
接着他讲中央专案组的问题。他详细介绍了当时中央专案组的庞大的机构，什么专案组管哪一类人等等。我就不在这里写了。
胡耀邦第二次发言的时间是11月16日，讲的是农业问题。
胡耀邦在西北组第三次发言时间是11月26日上午，是对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表态。胡耀邦讲了四点，第一点对华国锋讲到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一大批问题，如为“天安门事件”正式平反和纠正一批重大冤假错案表示高兴；第二点要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批评和自我批评风气保持下去，同心同德就可以不断增强；第三点讲为了继续弄清大是大非问题，势必要接触到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和如何全面评价毛主席的问题，这是即使想回避也回避不了的事情。胡耀邦说他主张中央经过周密准备之后，说清楚这两个问题。他说现在要注意的是，一定不要重复前几年的教训，有人一提“文化大革命”有缺点、有错误就成了问题，一提毛主席也有某些缺点，就简单地反驳，又打棍子，从而激起人民的不满；第四点要尊重实践论，不能搞天才论、奴才论，要用实践来考察一切，检验一切。
应该说胡耀邦的这次讲话是一篇站得高看得远的讲话。在那个时候就讲出这篇话来，我听了是很欣赏的。
胡耀邦第四次讲话，只是很简单地提了一个具体的意见。他说，据北京市监狱负责人反映，现在监狱里还有一百多人是因为反对“四人帮”被关进去的。他提出希望有关方面查一下。
不算他参加我们西北组会议的集体发言，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发言，我记下来的就这么四次。胡耀邦发言次数不多，但前三次都是有分量的重要讲话，我现在把它们介绍出来，我想读者们是会很高兴的。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纪念。
附记：我与胡耀邦的一段交往
我和耀邦认识得很早，在延安时就见过面。但成为朋友是从1975年我们一起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反对“四人帮”，后来又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一起挨批受整开始的。
1976年9月，“批邓”正处在紧张阶段，唐山地震波及北京，使这个运动暂时中断。整人的人和挨整的人，都忙于防震，我们这些挨整的人却因此喘了一口气。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去富强胡同六号耀邦家串门，看到他在家中读书的情况，对他的好学有了深刻的印象。
不妨对他那时读书的环境做一些描绘。他没有在自己的院子里搭防震棚，但并非不防震，而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用很坚实的木头做了一个像双层床那样的东西。躺在下面，一旦房屋倒塌可以避免砖瓦檀柱直接压在身上。这样办公室也就临时成了卧室。而他就在这样一间房子临窗的一张大办公桌旁边学习。桌上有摞着的书，同时也总有打开着的正在阅读的书。
我去他家，俩人免不了要发泄一通对“批邓”的不满。那时不知道为什么根本没有想到在我们的身旁装有窃听器的可能性，讲话毫无顾忌，幸而也的确没有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不过这样的话说不几句也就完了，见面谈话后很自然地就集中到理论问题上去了。
记得第一次去他那个房间，桌上摆着一本刘潇然翻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第三分册。耀邦主持起草《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提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这个论点所根据的就是这本书。不过起草那个文件的事情早已成为过去。“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早就把这个《汇报提纲》定性为“一株大毒草”。我问耀邦：“你怎么还在看这本书?”他说在“批邓”中科学院有人说他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作为马克思的一个论点介绍出来，是歪曲了马克思，因此他想再仔细看一遍。说罢就问我的看法。这本书我也是研究过的。于是我们两个人把书中直接有关论述找了出来。我记得主要有这样几条：
——“知识的技巧的积累，社会的智慧所含有的一般生产力”；
——“生产力里面当然包括科学在内”；
——“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
——“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
当然还有别的。我们一起研究了这本书之后，认为书中马克思虽然没有写“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可是明显地讲了那样的意思，说我们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完全是故意陷害。在讨论中我看到耀邦对马克思的这本书看得很细，也理解得很清楚。
这是有关“运动”的一件事。又有一次见面，谈的仍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那一部书是马克思的笔记。其中有一篇马克思写的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民出版社已经出了单行本。在这篇《导言》中，马克思讲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者之间的关系。耀邦见到我，兴致勃勃地说，马克思关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讲得非常之好。他特别注意到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这个论述，这方面的论述同1975年、1976年的那场运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也很重视。后来，1979年耀邦积极主张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讨论时，我想起了那次谈话，使我明白，他那样做，是他本人读书联系实际的一个结果，是有理论思想做指导的。
地震期间的这两次谈话使我注意到耀邦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
在耀邦当了总书记搬进中南海之后，我再没有去过他家。他在中南海的住处我是在他去世后才第一次去，那天耀邦的家属在那儿设了灵堂。但在他生前没有搬出富强胡同前，我还是去过几次。我去从来不谈工作上的事，总是闲谈。一次他正在看一本薄薄的册子。我问他这是一本什么书，递过来一看，是日本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是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我问他这本书写得怎样，他说“挺有意思的”。回家后我就找来这本书，很快就看完了。这是吉田茂对日本近百年来发展历史的一个概括。正如耀邦说的那样“挺有意思”。其中有几点我记得很牢。比如在讲人口问题时吉田茂讲了一个观点：只要是人才，就不怕人口多。我认为讲得很好。书中还讲日本非常重视教育，学校工作得到优先的考虑，谁要去日本农村，在农村中看到哪一所房子最好，不必问一定是学校。1994年我对中国人口问题发表一个见解——“质量第一，教育第一”时，我又想起由耀邦推荐给我阅读的吉田茂的这本书。
这个事例，使我注意到耀邦读书的范围不限于经典著作，各种他认为有意思的书也找来看。难怪他有广阔的眼界。
还有一次也是在他家里，见到桌子上打开着《淮南子》。他看我注意这本书，就说古书中有些话讲得挺有意思。他说淮南子有一句话“称薪而爨，数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接着发挥了一通治小与治大、治家与治国所用的方法不一样的道理。他还特别写了那个笔画很多的“爨”字，说这个字不简化，印成比较小的字笔画就很难看清楚。那时我正研究“信用”在我国经济工作中的重要性问题，回来翻了翻《淮南子》，发现在“泰族训”和“诠言训”中有差不多的两段文字。如果抛开一些难认的字、难懂的文言句子，意思是明白的，治家治国不能采用家中有多少柴就烧多大的火，有多少米就做多少饭的办法，而是想办法解决国家必须解决的大问题。我认为这一句话可以借用来发挥我国的经济建设工作中应该注意的一个指导思想，那就是为了尽快发展我国经济，不能只看手边有多少钱去办多少事，而要经过仔细研究确定可以达到的发展目标，借助于信用这个手段，想方设法去找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钱。通过耀邦引用《淮南子》这一句话的事，我又看到他还重视古籍，能够古为今用。
对耀邦好学，了解的人很多，许多老同志对他这一点很赞扬。陆定一就是其中一个。这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去北京医院拜望我们中央宣传部这位老部长，他对我讲：“毛主席的错误，党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之批评了。我的错误也大着哩，没有人批评，只好自己批评。建国后，我在党内负责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作，应该提出在革命时期参加工作的领导干部，凡是没有大学毕业的，统统要进大学，读到大学毕业。那时大多数人年纪还比较轻，书还读得进去。如果那时我这么做，党中央接受了我的建议，建国后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那场‘文化大革命’也许可能避免。可是我没有提出这个主张，使党和国家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罪名是‘贻误国家大事’。后来再提也没有用了，岁数大了，学不进去了，大多数人就是这样。只有很少数老干部觉悟到文化程度低了不行，下苦功夫，刻苦学习，有很大长进。这样的人中第一个就得数胡耀邦。他读的书真不少，很有见解，诗词歌赋也都能来几首，字也写得不错。他从红小鬼成了个大知识分子。”陆定一的这番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有关胡耀邦好学的几句话，同我亲眼所见完全一样。
第八篇 人事与机构调整
人事和机构问题是会议的“敏感区”，本着“只进不出”的精神，与会者提议陈云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发言最普遍。汪东兴兼职过多的问题也相继提出，西北组的“十二点建议”，其中有七八条是针对他的。胡耀邦顶着巨大压力，就中央专案组问题，极言“党内有党，法外有法”。
第一节 中央人事问题
25日大会后，党中央，包括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人事问题提了出来，分组会上纷纷发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原来的议题中没有这一条，会议开到后来大家都认识到这一条是很重要的，认识到它是必须解决好的一个关键问题。
会议开了20来天之后，原先的议题已被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已经受到进一步的谴责，真理标准问题又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进行讨论，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解决了，事在人为，今后的工作需要一个更好的中央领导班子。中央的最高层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会议出席者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这种人事上的安排当然不是各组的事情。但是分组讨论可以起造舆论的作用。
于是各分组就有不少人议论谁该补进中央委员会，谁该补进中央政治局，谁该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那时候大家知道“上面”有个“只进不出”的精神，即只提谁可以进入中央、不提谁应该排除在中央之外的意见，发言的内容便是谁对某个应该进入中央的人有所了解，就在分组会上发言介绍或者附和别人的意见。
在各分组会上表态赞成陈云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中央副主席的发言最普遍，都说陈云在党内资格老、威望高、水平高、能力强，应该担任党中央副主席，而且特别说他的位置应在汪东兴之上。对这次人事变动，大家既然都赞成“只进不出”的方针，因此大家只提陈云进常委，不提汪东兴出常委。于是常委人数就从五人增加到六人。这个人数多少并不重要，但汪留在常委，大家都知道这一定是暂时的，都懂得现在采用这个“只进不出”的方针比较好。
对中央人事问题，我在西北组的会议上为胡乔木说的好话真不算少。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出席者中有一位李鑫，他原先是康生的秘书，在“文革”中一直在康生身边工作。毛泽东著作的整理编辑工作，也一直是他带几个比较年轻的人在做，毛泽东的手稿、演讲记录等就一直保管在李鑫手里。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邓小平要胡乔木主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整理编辑工作。当时的工作程序是先由吴冷西、熊复和李鑫几个人把要选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稿准备好，然后在胡乔木的主持下由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几个人逐段逐句地修改订正。“文革”后期胡绩伟被“解放”，胡乔木也以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为名，把胡绩伟调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但他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后，做了其他方面的工作。
在胡乔木主持下，选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章一篇一篇地改定后，送邓小平最后定稿。有些文章定稿时邓小平把我们这些人都找去，有些简短的文章就由他和胡乔木两人定稿。这样，李鑫在《毛泽东选集》编辑整理这项工作中就从事实上的主持者下降为几个负责人之一。对此他心中不满，但是当时他无可奈何，只能暂时接受现状。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来了，这对他是一个恢复主持毛泽东著作整理编辑工作大权的机会。于是他就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批邓”的会上批评胡乔木篡改毛泽东著作。当时我注意到李鑫的居心不良。“批邓”和粉碎“四人帮”后李鑫的目的达到了，他带上吴冷西、胡绳、熊复等人到毛泽东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掌握了编辑毛泽东著作的大权。
在粉碎“四人帮”后，在江青那里发现胡乔木在毛泽东逝世后要求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写给江青的信件。那时是华国锋主持中央的工作，党中央和国务院都是他负责，按照组织系统，胡乔木请求参加追悼会的信不应该写给江青。但是江青是毛泽东的遗孀，胡乔木写信给江青也有他的道理。可是李鑫抓住这一点不放，利用这件事硬说胡乔木写的是“效忠信”。
在1977年3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当时李鑫是汪东兴最得力的一个助手，是汪东兴所依靠的小班子里的主要人物。那个中央工作会议，吴冷西、胡绳、熊复参加了没有，我不知道，我和胡乔木是没有被通知参加的。李鑫在这个会上有个发言，对胡乔木进行攻击。不过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李鑫对胡乔木的污蔑早已经澄清，认为事情不能那样看。在会议上我没有讲这件事，以免使得本来不知道这件事的人知道这件事，因此我为胡乔木说的好话集中在《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上。这时李鑫仍是汪东兴下面最得力的一个助手，仍是汪东兴小班子里的主要人物。他身兼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等好几个职务。他的作用仍不能忽视。
中央工作会议开到11月下旬，各组讨论中央人事问题的时候，有的组已经有人提名胡乔木增补为中央委员。但各组有好几个熟人问我，胡乔木在“批邓”前后究竟有没有问题。西北组里就有人对胡乔木补进中央委员会的事表示怀疑，在同我的谈话中甚至表示反对。因此我认为有必要一方面揭露李鑫，一方面给胡乔木多说些公道话，也为他进入中央委员会制造舆论。于是在25日大会的第二天，我就揭露李鑫在1976年“批邓”中，把邓小平重用胡乔木作为“批邓”的一个内容，指出李鑫这样一个十分恶劣的表现。
李鑫在“批邓”时竭力贬低胡乔木说，“我看他一点马克思思想都没有”，而且还给胡乔木加上“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我认为1976年胡乔木主持下把毛泽东的讲话和演讲稿整理成文字时，加工可能多了一些(对这一点我也有责任，当时我也参加了读稿、改稿，并且没有提出这个意见)。但当时胡乔木是在毛泽东还活着时整理毛的文稿的，整理后还要经过毛最后审定，说不上什么篡改。我还举了在整理《论十大关系》时的一件事为证。原先经过李鑫他们整理，这篇文稿中有一句“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发生、发展和灭亡”。我告诉胡乔木：“只对有限的东西这话才对，对无限的东西，这话就是不对了。”胡乔木接受我的意见做了修改，送邓小平审定后，邓也表示同意，毛泽东也表示同意。“批邓”时李鑫也把这说成是胡乔木的篡改。最后李鑫主持下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有一篇仍然保留那个错误的句子。在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的发言中，我说“不知道究竟是谁没有马克思主义”。
在“批邓”时我就觉察到李鑫这个人心术不正。在粉碎“四人帮”后李鑫继续给胡乔木加上种种罪名，夺了胡乔木的权。后来他又报告上级，把胡乔木的职务撤下来。我在会上说，“应该给胡乔木正式平反，如果有什么文件的话，应该宣布作废”。
12月2日我的发言对李鑫这么做又一次提出批评，同组的方毅接着我的话说，李鑫那样整胡乔木不只是不正派，而且是在搞阴谋诡计。
第二节 中央专案组等几个机构的问题
汪东兴当时还在管几个中央机构——中央专案组、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局、警卫部队、毛泽东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等。中央工作会议开到这个阶段，这一点受到出席者的注意，因此在讨论中央人事问题的同时，对这些机构如何处理的问题，也就提上了议程。
首先是中央专案组。这个机构同解决冤案、错案、假案问题的关系很大，中央专案组这种组织形式，恐怕比较早就有，会上大家关心的是“文革”中建立起来那些整老干部的专案组。
“文革”中，重大案件一个一个制造出来。每出一个案件就成立一个专案组。专案组多了，若干个专案组之上又成立了若干个办公室，一办、二办、三办。同时由于一个案件涉及许多人，一个大案件中又有小案件，一个大专案组下面又分设若干个分专案组。每个专案组设组长并包括若干个成员。专案组领导下还设专案组办公室。“文革”期间成立了多少专案组，我不得而知，但一定很多，它是一个庞大的机构。
这些专案组对本案件的性质、对案件涉及的人——审查对象的问题以及对他们如何处理，都有权、有责任收集材料，提出意见。专案组虽然没有做出决定的权力，但是由于他们提供的材料、提出的意见是有权威性的，因此对各专案中涉及的人的生杀予夺起着极大的作用。大家估计其中的问题也就非常严重。由于他们的工作是非常保密的，外人很难知道其中内情。后来“五一六”集团、林彪事件、“四人帮”等事件出来后，又成立了针对他们的专案组。“四人帮”粉碎后，大家对原先整老同志的专案组的人去搞林彪、“四人帮”的案子也很不放心。而所有专案组都是直接由汪东兴领导的，他可以说了算。
中央工作会议的参加者认为不解决这些专案组问题，进一步解决冤假错案和处理林彪、“四人帮”的工作，不可能做好。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对这样的事情更恼火。有这些专案组在，中央组织部就无法去甄别处理这些案件。大量材料档案都在专案组，不由中央组织部掌握，同时解决这些案件的权力也在专案组和管专案组的汪东兴那里，不在中组部。
在中央工作会议分组会的第三天，胡耀邦就在发言中讲了一大通他所了解的关于专案组的事情。他指出当时的情况仍很不正常，是“党内有党，法外有法”。他讲了当时还有两个组在搞彭、罗、陆、杨，两个组在搞“公检法”，一个组在搞“六十一人”案件，一个组在搞“总政阎王殿”，一个组在搞“二月逆流”。同时在林彪、“四人帮”的事情出来之后，又有原先整老干部的两个组在审查“四人帮”的问题，六个组在审查康生的问题，三个组在审查谢富治的问题。他对原先审查老干部的专案组的人又去审查“四人帮”表示不放心。胡耀邦讲的话，特别是那些数目字，我没有听得很清楚，不知道我记下来的与事实有没有出入。
总之，关于中央专案组的事情，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一开始就有人议论，而到11月25日开过第三次大会后，各组又集中地议论了一下。
就在这个时候，不记得谁向我提供了一份1976年汪东兴对中央专案组“一办”即第一办公室工作人员所做的两次指示的一个摘要材料，这个办公室是审查党政老干部的专案组。他对这个“一办”所做的两次指示的材料到了我的手里，不过我来不及在这件事上发言。而这个材料摘抄后一直保存在我家中。汪东兴作指示的时间第一次是1976年1月8日，第二次是4月21日。从那两个指示可以看出，在“文革”后期专案组工作人员对整老干部有些动摇，也可以看出汪东兴如何为他们打气。
在第一个指示中汪东兴说：
“陶铸、陆定一的问题中央讨论了，也定了。彭真、杨尚昆、薄一波闹翻案，不理他们。目前专案组要好好学习一下，总结一下专案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中央75年发的23、24、25、26号文件。要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有的人站出来工作，错误还是有的。不能一说从宽处理，什么问题都没有。过去审查他们，那是党中央决定的。你们怕什么?你们不要怕打击报复。在中央领导下怕什么?有些人闹翻案，不是反你们专案组，而是翻党的九大、十大的案，反九大、十大的路线。你们一办对翻案风是顶住了，顶住了当然是中央指示的。对案子该肯定的就肯定。处理从宽，但写结论不能含糊，是什么就是什么。你们要好好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不能搞折中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老同志受冲击有好处，很有必要。但冲宽了些。从冲击的角度来看，70%是有成绩的，30%不那么准确。”
在第二个指示中汪东兴说：
“现在要集中力量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对敌人不能宽大。陆定一现在放不放，还要看看时候。现在有的案子要重新考虑，搞造谣的要追查。邓小平为什么搞翻案?因为他儿子在北大跳楼自杀，他能不仇恨?有的受审查的人员老婆死了，像薄一波这些人能不仇恨?”
关于中央专案组问题，12月15日，我们西北组的新疆军区的刘震和二炮的陈鹤桥联合发言，讨论的情况我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说海军查出一份《中央专案小组第二办公室序列和审查对象登记表》。刘、陈两同志把这个材料交给小组，在简报中登出。这个材料列举了十个专案组：
(一)罗瑞卿专案组。专案组成员中有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看来这个材料是林彪集团灭亡前的文件。专案审查对象有罗瑞卿和他的夫人郝治平等。
(二)彭德怀专案组。专案组的成员有谢富治、吴法宪等人。审查对象中除彭德怀夫妇外，有黄克诚、谭政，还有我的朋友李锐。
(三)饶漱石专案组。专案组成员中有江青、谢富治、叶群。专案审查对象有饶漱石、潘汉年等。
(四)解方专案组。解方这个人我没有听说，直到现在也不了解。审查对象中有吕正操。
(五)贺龙专案组。专案组成员中有康生、叶群。专案审查对象除贺龙外，还有我们西北组的黄新廷、郭林祥、陈鹤桥。
(六)无线电专案组。
(七)“四三”专案组。
(八)汪全祥专案组。这三个专案组我不懂。从“四三”专案组审查对象中有马明芳、张子意、杨之华来看，这个专案组似乎同新疆有关。
(九)叶向真(叶剑英的女儿)专案组。专案组成员中仍有吴法宪、邱会作、叶群、汪东兴等人。审查对象除叶向真外，我知道的还有一个刘诗昆。
(十)刘志坚专案组。名单是很完整的，可我只记下我知道的和较关心的人。我听了长了不少“知识”。
除了专案组问题，还有一个中央警卫局、八三四一部队的问题。大家认为这也是必须整顿的机构。汪东兴是党中央的副主席，不但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还兼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的首长。中央警卫工作在他手里，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作用，但不能让人一直放心，而且警卫部队的机构也太大了。大家认为这个问题也需要解决。
还有一个机构便是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那是当时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汪东兴的助手李鑫主管的机构。这个机构当然也要改组，更换领导。
第三节 西北组的《十二点建议》和其他类似的建议
在讨论人事问题时，在12月7日，西北组用全体人员名义向党中央提出十二条建议。这个建议把前面说的增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内容，作为这十二条中的一条，此外还有其他内容。我手边正好有这十二条，现在把它抄在下面：
“一、东兴同志在保卫毛主席，揪出‘四人帮’的问题上是有贡献的。但是，东兴同志在两个‘凡是’问题上的态度引起很多同志的疑虑。我们认为，坚持两个‘凡是’和坚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这不仅是思想路线的分歧，而且是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重大问题。东兴同志怎样考虑两个‘凡是’?希望他能在这次会议上说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关于《红旗》不介入的方针，东兴同志采取什么态度?吴冷西、熊复、胡绳、李鑫、张耀祠等同志在有关问题上的错误言论和行为，是否得到东兴同志的支持?东兴同志现在对他们的那些言行采取什么态度?也应一并说明。
“二、东兴同志对于周总理、对于朱委员长是怎样对待的?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说明。
“三、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多次做过很高的评价，认为‘人才难得’。东兴同志说(邓小平)他对文化大革命刻骨仇恨。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四、为了东兴同志能集中精力考虑国家大事，建议他不要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更不要兼任警卫局局长了。
“五、东兴同志主管的宣传工作，这两年来在揭批林彪、‘四人帮’中设立了不少禁区，做宣传工作的同志是有很多意见的，已经反映在简报上，希望东兴同志对这些问题作出说明。
“六、中央办公厅、《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警卫局等单位需要整顿，深入进行揭批查。八三四一部队在建制上应交归北京卫戍区，中央警卫局只作业务联系。一个师的编制太多，仍恢复警卫团。
“七、中央办公厅的各专案组应将材料、人员移交中央组织部，不能销毁任何材料，包括片纸只字。
“八、建议陈锡联同志不要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九、建议纪登奎同志不再分工做常务副总理。
“十、热烈拥护陈云、邓大姐、胡耀邦、王震四位同志为政治局委员。建议陈云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在名次安排上放在汪东兴同志前面。同意习仲勋、王任重、周惠、宋任穷、韩光、胡乔木、陈再道七位同志补选为中央委员。
“十一、为减少中央常委事务，建议恢复中央书记处。
“十二、改组《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由胡乔木同志主持《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主席的遗著、遗迹等全部交给《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
这十二条后，列上了30人的名字，指出是这30个人举手通过的。我记得清楚，通过这十二条时胡耀邦不在，大概因为十二条中有建议他进政治局这一条，他感到不便举手赞成吧?不过我不记得举手赞成这十二条建议的30人中有没有王震、宋任穷，他们俩人也在西北组，也是建议进政治局或进中央委员会的人。我也不记得纪登奎在不在场，他举了手没有，因为十二条建议有他不再分工做常务副总理这一条。有可能他在。
举手通过这样的建议，我以为只是我们西北组的发明创造。第二天看简报，才知道东北组也有一个类似的十点建议，这样的建议西南组也有。其他三个组，华北、中南、华东组我记不起来了，估计也会有。这实际上是一次投票，我们组的十二条，前七条都是关于汪东兴的。最后一条实际上也是针对汪东兴的，加在一起共八条。
建议中关于恢复中央书记处这一条，是根据有一次我在分组会的发言列入的。这一条后来在三中全会公报中没有写进，中央书记处是一年多后的1980年2月才成立的。最后一条要胡乔木重新主持《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的建议，还是我提出、大家同意列入的。
第九篇 邓小平和“宣言书”的起草
邓小平无疑是会议的核心和灵魂。他在同外国记者的谈话中肯定毛泽东的功绩，遏制并纠正了错误的倾向。对“文革”等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邓小平还为此专门找许世友等九人谈“过关”问题、大局问题。“主题报告”手稿的发现以及邓小平与作者就讲话起草的四次谈话均属首次发表。邓小平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实际确立于此时。
第一节 邓小平和外国人的两次谈话
1978年11月2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北京市委林乎加、贾庭三和团中央韩英、胡启立汇报并做了指示后，邓小平26日会见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同日晚日本时事社就自东京发出电讯，美联、法新、合众、路透四大西方通讯社当天根据日本通讯社的消息做了转播。邓小平11月27日又会见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回答了诺瓦克提出的一些问题。
小平同志接见日本人的谈话，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在28日就印发给会议的出席者；刊载与诺瓦克谈话的外交部新闻司27日编印的《外国记者情况简报》，会议秘书组也发给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出席者。在这个时候(未记准时间)常委听各组召集人的汇报，有一位常委问邓，他同日本客人讲的那十九条，可否向干部传达，按照这个精神对群众工作。邓小平回答说：“那个谈话，(日本记者)概括得基本正确。”华国锋做出决定：邓小平同志与日本人谈话可以传达给下面。常委听汇报的会上这些讲话就传达到各分组。邓小平与外宾的谈话，主要内容是讲“天安门事件”的。
在同诺瓦克的谈话中有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部分。在国内问题部分中讲了“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对彭德怀重新评价问题”、“驳斥所谓权力之争”、“关于大字报和安定团结问题”。在第三个部分中邓小平说：
“可以告诉你(诺瓦克)一个背景材料。在确定中央领导成员时，有人要我当总理，我就首先表示反对。倒不是说我不可以当。当总理是累死人的工作。那时我已73岁，现在74岁了。搞不了啦。还是年轻一点的搞好，如华主席就比较适当。
“过去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是错误的。最近，北京市委重新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这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和批准。(如果没有党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也没有宣布(重新评价)的权力。这不仅是党中央的意愿，而且是全党的一致愿望，是大家决定的。
“关于这个问题，党中央没有必要再做什么新的决定。毛泽东主席一贯主张‘有错必纠’。既然‘天安门事件’过去的处理是错误的，就必须纠正。
“‘天安门事件’的背景是‘四人帮’捏造的。人民群众有疑问，那时候毛主席为什么批准了(当时党中央的决定)。群众不清楚当时的情况。当时毛主席的病非常严重。虽然当时负责党中央工作的是华国锋主席(当时是副主席)，但是，甚至连他也不能见到毛主席。只有‘四人帮’一伙能见到毛主席。当时，毛主席连话都说不清楚，处于不能判断或思考许多事情的状态。‘四人帮’利用这种情况，处理问题让人觉得好像是毛主席同意了。
“人民群众不知道这些情况，心里有疑问。因此，应当很好地说明这些情况。
“纠正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对此没有任何人表示异议。只不过是解决复杂的问题需要一定的过程，现在这个时机已经成熟了。
“粉碎‘四人帮’后，要纠正的问题很多。不纠正这些，不仅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连维持现状也是困难的。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有信心。
“粉碎‘四人帮’，群众高兴。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希望安定团结。
“党中央和地方领导，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没有安定团结，是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
“对‘四个现代化’全党百分之百赞成。不是百分之九十九。对安定团结，领导人百分之百赞成，全国百分之九十九赞成。这并不是表面现象。”
第二节 邓小平关于闭幕讲话稿起草的几次谈话
会议开了20多天，许多问题都已经提了出来。许多人已就这些问题做了发言。最后连中央人事和组织问题都提出来了，有的组还写了书面建议。中央工作会议到了该闭幕的时候了。闭幕会上，中央领导人当然要讲话。会议已经开过三次大会。除了第二次大会纪登奎做说明外，都只有华国锋一个人讲话。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前后，叶剑英和邓小平就着手准备在大会上的讲话，而且找人起草。这一点是我以后很久才知道的，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并不知道。
闭幕会上，华国锋当然是要讲话的。除了他讲话之外，大家都认为邓小平和叶剑英一定会讲话，不可能不讲。
有一次听召集人汇报的常委会上，华国锋请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在闭幕会上讲话。这话传到西北组，组内同志认为“理应如此”。至于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先念讲不讲话，没有人说；至于汪东兴，大家对他批评很多，在闭幕时不知道他准备怎样说，大家也在猜测。后来，在1978年12月13日闭幕会上讲话的有三个人：华国锋、邓小平和叶剑英，李先念没有讲，汪东兴则写了一个检讨性质的书面发言。
关于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稿的起草，我经历的事情、可以写的事情就多了。因为那个稿子是邓小平要我组织力量起草的，他对自己想怎么讲、讲些什么向我交代得很清楚。草稿写出来之后邓小平亲自定稿时，我也在场，也可以说参加了定稿的事情。
1997年《百年潮》的编辑韩钢到我家来约稿，我说到当初邓小平要我组织力量把他讲的想法写成稿子时给了我他亲笔写的三页提纲，而且把原件给韩钢看了。他说他和党史研究者都不知道有这个提纲，因而对他们来说是个“新发现”。
20多年来我一直珍藏这几页提纲，这本来只是为了纪念，并不想用它来说明什么。关于邓小平在闭幕会上讲话稿起草的情况，邓小平当然知道得最清楚，胡耀邦比我了解得更全面。比如邓小平曾布置胡乔木起草这个讲话稿但没有用这件事，我是很晚很晚才知道的。在邓小平、胡耀邦在世时，关于这个讲话稿起草的情况，用不着我去回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对这件事，活着的人中，我成了接触最直接、了解情况最多的人了。
会议议程过了一多半的时候，胡耀邦找我谈为邓小平起草在闭幕会上讲话稿的事情。12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一共有七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提纲的最前边，邓小平还加了“对会议的评价”这个问题。所以加起来是八个问题。
邓小平正是根据这个提纲同我们谈起草讲话稿的事情的。我一直以为除了这个提纲和邓小平讲话稿的正式文本外，我手边不再有其他有关材料。最近我在翻我自己的“故纸堆”时，竟又意外地找到了几份当年邓小平同我们谈起草讲话稿和修改讲话稿时的谈话记录，这使我能更多地回忆起当时的一些情况。由此我想到不要轻视“故纸堆”，“故纸堆”有时能解决大问题。
邓小平首先说：
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
第一个问题是对会议的评价。他说：
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
第二个问题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他告诉我们写这个问题时要“讲点理论的重要”。他说，这个争论(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笔者注)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前途命运问题。他提出要解决新的问题，全党全民要开动脑筋。
第三个问题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他指出：现在这个时期更要加强民主。集中那么多年，现在是民主不够。现在大家不敢讲，心有余悸。发展经济，(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厂工人监督，农村社员监督。他还说：目前主要反对空头政治，反对说空话。现在是正确的意见，也不落实，没有具体措施，一拖就是一年。要讲权力下放，讲讲千方百计，讲调动积极性。要利用每一寸土地，有一点土地种一棵树，有一块水面搞养殖，有一块草原种草。他谈到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时说，这个矛盾只能靠价值法则及供求关系来调整。否则不能自主。要靠质量，质量好会销全国。不要怕乱，市场不会乱，承认市场的一定调节。他说：经济民主，重点不只是政治，重点是经济民主。有些要用法律，如民法，刑法，各种单行法，种树应该有法律。地方也可以立法。
第四个问题是向前看。他说：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决遗留问题，要快，干净利落，时间不要长。完全满意不可能。还说，安定团结十分重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要纠缠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亏吃。
第五个问题是克服官僚主义。他批评了人浮于事、拖拖沓沓的现象，还批评有几多如会议多等。邓小平提出：要学会管理，培养与选用人才，使用人才，改革规章制度。好的企业必须用先进的办法管理。党委领导好不好，看企业管得好不好，看利润，看工人收入。城市如此，农村也如此，各行各业也如此。
第六个问题是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他说这是一个大政策。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农村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再到百分之二十，城市百分之二十。邓小平说这样才有市场，本身就促进开辟新行业。要反对平均主义。干得好的，就影响左邻右舍。
第七个问题是加强责任制。在批评了无人负责的现象后，邓小平说搞几定：1.什么项目，2.从哪里引进，3.定在什么地方，4.定哪个人从谈判到管理。可能六七定，开单子。并头进行，不耽误时间。现在打屁股打计委，有什么用?要打，打个人。国内企业也要专人负责，专门机构搞几定，请些专家，譬如荣毅仁就可以当专家。
第八个问题是新措施新问题。邓小平提出要搞人员核算标准。
小平有如此详细的提纲，又做了如此具体的谈话，我们这些起草的人就好办了。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我找了我们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就起草好了。
初稿起草好以后送邓小平审阅。在修改稿子的过程中，邓小平又找我们谈过几次话，逐字逐句地提出修改意见。我手边还有两份邓小平谈修改问题的记录稿。其中一份记录不完全，前面部分的记录稿没有找到。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谈到要为敢想敢做创造条件。怎样才能敢想敢做?从制度上解决，根本是民主制度。总不能随便打击同志，对新事物采取支持鼓励态度嘛!特别是学术研究、思想领域上更需要民主讨论嘛!武断可不行，要真正搞“双百”方针。越轨怎么办?这有个信任群众信任干部的问题。
他再次谈了开动机器的问题。他说：开动机器，一个生产小队看到一块空地没有种树，有一块小水塘没有搞养殖，睡不着觉。开动脑筋可以增加多少财富?脑筋用在什么地方?四个现代化嘛!
邓小平还提出要建立健全党规党法，他说：党要有好作风，党的作风，无非那三个作风，它本身就是制止违法乱纪的。现在看来党规党法比国法还重要。经济民主这方面要强调，这里有权力下放问题，民主监督。讲了经济民主，选举不好，没有权力下放，党委随便干预也没有民主，也培养不出人才。认真执行党章，权力义务都讲了。没有民主就没有法制。现在没有各种法，要逐步地搞，开始粗一点不要紧，不完善的可以逐步完善。植树造林没有专门法令，经济法规没有，普通法规就做起来，不要求一下完备(修改法律)，单个地搞，各个地区搞。总之，没有法不行就是了。
谈到向前看，邓小平说对(犯错误的人的)过去不要求完备，自我批评不够，让他自己考虑，在实际工作中改正。因为过去的问题太复杂，但(对)以后新的错误要严一些。
关于新的问题，邓小平说：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大量出现，特别是上层建筑一面，有规章制度，用人问题，有选人标准。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发展生产力是主要标准，否则什么叫政治上强?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还要展开，不要等上层建筑，从一个厂，从专业公司搞起，农村从公社搞起。改革有障碍，包括老干部，总的赞成具体反对。要以大局为重，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要说理。总之，方针明确，方法妥当，没有好的方法行不通。
邓小平谈了权力下放、责任到人的问题。他说：有一个责任到人的问题。讲集体负责、党委负责就等于无人负责。打屁股不能乱打一通。既然责任到人就应该有权，没有权也就不可能有责任。领导得好不好，根本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技术是否得到不断的更新，靠体力劳动不行。
谈到先富起来的想法，邓小平说：80元少了，加到100元。城市带农村，大城市带小城市。搞好城市的服务行业，大有可为。他还谈了城市规划问题，举了新加坡的例子，说新加坡一个岛上都有卫星城市，为什么我们不搞?北京西山、石景山都应规划。新加坡1500新元就有权买一套房子，5间房子70平米，相当半年工资，分期付款。日本奖金搞得好的相当半年工资，相当一部汽车。新加坡房租相当于工资的50%，欧洲日本相当于1/3。他还说，小生产众多的国家有问题，小生产习惯势力(稿子里)可以讲。
最后，邓小平讲到稿子短一些顶事，不能长篇大论，语言少些，干净利落一些反倒明确。他还希望修改快点，两天搞好，分寸恰当些。
另一次谈话是在稿子再次做了修改以后。邓小平肯定稿子由原来讲八个问题改为讲四个问题，基本可以。同时要求开头或中间要讲一讲重点转移问题，他说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针，要不了多少语言，但这是个大前提，是总的东西。我的记录稿上还记有“重点转移的评价，新时期，真正反映”等字样。
谈话中，邓小平批评了把个人摆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他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两个凡是”重要。真正说来是上层建筑有问题，官僚主义是一个内容。权力过分集中，离开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脱离了组织，离开民主搞集中，这才是实质。各级组织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各个组织一直到支书，权太大，不利。我们的制度不是鼓励支持人们敢想敢做。精神鼓励不够，物质鼓励不够。僵化的原因，是干得好干不好一个样，而且还得全票，不得罪人，大家却觉得可以过得去。政府制度是这样，党内制度也这样，(因此)怪现象发生。邓小平特别提出要加写一段所谓追查谣言的问题。他说，这实际上是软弱，是神经衰弱的表现。还说打击报复是很恶劣的风气，必须制止、斗争。
邓小平还提出稿子要加写按劳分配的内容。他说：搞得好的得的多，包括领导干部，就应该多得，就应该先富起来。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调动不行，只讲风格是不行的，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一辈子不行。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他说：总之有赏有罚都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讲这个问题。奖励而且物质奖励也奖到具体的人，具体的车间。通过责任制，通过赏罚，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不合格就要降。要培养专家，专家这样一用就用下去，为社会主义事业，实际上为人造福就是政治标准。
邓小平还提出要建立必要的法律，他列举了六个法律名词，并且说要研究国际法，不懂外法，国际交往越多，将来要栽很大跟头。
邓小平在谈话中再次谈到向前看的问题。他说，问题太多，只能解决得粗一些。对过去(犯错误的人的)处理，特别在政治结论上可宽可严的宁肯从宽。还有一个安定团结要写一大段。对过去，正面解决就行了，不追查细节，从大局着眼，对过去的人可以宽一点，但应把问题讲清楚，可以等待、思索。总结经验（要）时间，不要逼着马上检讨，这也是党风。我们只要把大是大非弄清楚了，有些小是小非一件一件弄清楚不可能也不必要，有些事，不宜多谈。他也说到有些人不能重用，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人，风派，溜(溜须拍马)派，看风使舵、找靠山的人，不能重用。对搞帮派，打砸抢的人，要警惕教育，不能轻易信任。
关于改革所带来的新问题，邓小平指出：改革上层建筑，改革生产关系，都可以带来许多问题，涉及到大量的人，减人，安置人，什么人学习，什么人改行，可麻烦了。等待安排，工资照发，仍会不满意。这个改革会涉及大批人的切身问题。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并且创造条件使其各得其所，相信群众，会取得群众理解、谅解。他说，震动比较大。新的矛盾并不比现在的问题简单，而且会更复杂。走群众路线，信任群众，教育群众以大局为重，可以解决。随着生产发展，社会需要方面很多，明年即使不大量出现，后年肯定大量出现，总之随着生产力发展可以得到很好解决。
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对稿子看得更细，意见也谈得更具体。起草的同志根据他的意见又做了修改。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当邓小平听执笔的同志对改定的稿子通读一遍之后，说“行了，就这样拿出去吧”，我们的起草工作就完成了。
关于这个讲话稿的起草，我想讲的主要有这么几点：讲话的内容可以说全是邓小平自己的想法，不但思路是他自己的，而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语言也大都是他自己的；他对执笔者写出的稿子很仔细地看了，在审查草稿的过程中又不断地深化和充实自己的思想，最后由他拍板定稿；讲话用的题目也是他讲的，虽然在印发给出席者的文件中，由于按照统一的体例，没有题目。另外，我想讲的，一是在邓小平家里布置起草讲话稿和改稿、定稿时，胡耀邦和我俩人一直在场，而且除了执笔者之外，再没有别人在场，他也讲过些意见。二是我只做了这么一件事，即是遵照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意思，找到了执笔起草的人，向他们做了传达，商量了一下文章的框架，限定时间和拿出来交卷。我没有提出值得讲一讲的意见，我也没有动笔起草稿子。
我这样动笔杆子的人帮助工作非常忙的领导人做点文字工作，是自己的职责，就是多做一点工作也算不上自己有什么“功劳”。何况小平已有很清楚的思路，也不用我花很多气力。
第三节 关于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
邓小平这个讲话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献。对这篇讲话，人们说过的、写过的话很多，再写似乎是多余的。但是在这里不写一些，看来也不行。因为我参加了文件的起草和定稿，在闭幕会直接听了他讲话，本人又是那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参加者，似乎应该讲讲当时的印象和体会及以后学习中的体会和心得。
首先我记得这个讲话的题目是邓小平自己定的。在那3页提纲中没有讲话的题目，在3页提纲中也没有后来讲稿中写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连在一起的这19个字。这19个字是在定稿时加上去的。我记得林涧青等写出经过我看过拿到邓小平那儿去的初稿也还没有这19个字。3页提纲第一部分邓小平写了一个“解放思想、开动机器”8个字的标题。下面又写了一句“全党全民动脑筋”，还有一句“实事求是”。提纲第三部分的标题是“向后看为了向前看”，写了一句“安定团结十分重要”。“解放思想”、“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向前看”这些思想、这些语言在提纲中都有了，但没有合成这19个字。后来在文稿中才写进这19个字，并且出现在两个地方——先是在开始的导语性的部分里，接着在文稿的第一部分，两处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似乎就在定稿过程中，讨论到导语部分时，邓小平讲可不可以就把这句话做文章的题目。胡耀邦和我都说很好，能把今后工作中最重要的三点概括起来，完全不落套。而且议论了在标题中省略“开动脑筋”4个字成15个字。
我记不清楚最后拿出去的稿子是什么样子，只是看到闭幕会华国锋、叶剑英和邓小平的讲话都没有标题，大概是为了统一规格，邓小平的讲话也就没有题目。至于后来从什么时候起又把标题加了上去，这件事我就不知道了。这一切都有待于书面材料的“发现”。可见，不但考古是一门学问，“考今”也是一门学问。人的记忆有很高的价值，但是有了文字材料人们才可以去更准确地记忆，纠正记忆中的差错。有的文字材料，当时没有感到有什么用处，要研究问题时就可派上大用场，我保存了20多年的3页提纲，今天的用处就很大。
回到邓小平讲话的内容上来。第一个部分标题最后定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下子把他何以特别重视解放思想的根本点指出来了。他的这一部分写了那19个字之后，明确地写“首先是解放思想”，指出：
“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在这里，邓小平突出强调了我国改革的总的精神要使生产关系的改革适应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需要，而做到这一条，首要点便是解放思想。我认为，十五大江泽民同志的报告中把这个讲话称之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是完全恰当的。
同时，我觉得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联在一起讲非常好，强调了解放思想，同时又不至于离开唯物主义的基础——这一点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邓小平在讲解放思想时，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对这半年多来开展的讨论和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的交锋，需要邓小平来讲这最后一言。他在讲这个问题时指出这一场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样就把解放思想的意义进一步强调出来。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得很高，他说：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邓小平讲话的第二部分是讲民主。讲民主很容易讲得一般化，而邓小平这个讲话不一样。这一节的内容用现在这个小标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来概括，这样来讲民主，以前是比较少的。他在这一节中又一次把“解放思想”这一条突出来了。在这个讲话中他把“天安门事件”写在这一段里，我觉得特别恰当。中央工作会议上许多人呼吁“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必须平反，为的是伸张正义。正义得到伸张，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才会大大提高。他说：
“群众提了些意见应该允许，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邓小平对这样一种做法非常不满意，那就是有的人、有的机关：
“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
这一段话就是在邓小平家里定稿时他说的话，胡耀邦和我都很同意。在这个讲话定稿后的第二天，邓小平还把我一个人叫到他家里，要我举一些实例，写一段话给他，他准备讲到“立案”这一点时，离开讲稿，插进去讲这一段。我写了一段千字文给他，不过闭幕会上他没有这么讲。
在这一节里邓小平也讲了一段经济民主的问题。他不赞成当时我国经济管理体制过分集中，主张大胆下放，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他主张在统一领导下扩大地方，尤其是企业和农村中生产队的自主权。他说有了自主权，车间主任、生产队长、工人、农民就会负责任，想办法，开动脑筋。他还讲了群众的物质利益问题。中央工作会议上许多同志也讲到这些问题，但只有邓小平这个讲话讲得全面深刻。
邓小平讲话第三部分的小标题是“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他交给我的三页提纲中原先有一句话：“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他这句话说的范围比现在讲的范围要宽，那是我们对待历史问题的一个根本态度，即我们要重视历史，正视历史，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给我们提供的宝贵经验和留给我们的重要教训，尤其是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那样惨痛的教训。研究历史还有一个掌握历史发展规律的意义，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了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在起草文稿时，把这句话的范围故意缩小了，缩小到主要讲处理遗留问题，只讲一些人的功过和纠正冤案、错案、假案的问题。当时的考虑是缩小了范围，可以使得这个讲话更加集中在当前比较迫切的问题上面，也便于表达团结的愿望，表达邓小平宽阔的胸怀，阐述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
邓小平“向前看”的思想和使用“向前看”这样的语言，当时我们特别欣赏，他用这样的语言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前进的目标。邓小平讲话的这一部分中说：
“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
“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不解决不好，犯错误的同志不做自我批评不好，对他们不做适当的处理不好。”
但是邓小平考虑到实际的可能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指出：
“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有些问题“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
同“可以粗一点”提法相一致，邓小平在口头上还说过“宜粗不宜细”这样的话，因为如果要求过细，犯错误的人容易纠缠于一些细节，不能很好地从大处着眼，想通问题。后来有人误解或者故意利用这句话，把它曲解为我们不应该细致认真地去研究历史问题。研究历史就应该力求还事物的本来面目，不应该粗枝大叶，做漫画式的描绘，更不能掩盖历史，使后人无法知道历史真相，不能深刻地取得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一个对历史对后人极不负责的态度。尤其对“文革”的历史是这样，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历史也不能这么做。世界上没有“宜粗不宜细”的历史研究。
我喜欢他讲的第四部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指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对学习什么这个问题，他说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说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学经济学、学科学技术和学管理。他提出，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
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表述了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政策思想：
“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
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向前发展。后来人们把他的这一主张概括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后来也使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提法。
讲三中全会吹响改革的号角，就集中表现在邓小平的讲话中间。他的思想，首先写在那三页提纲中，然后在定稿的三天中，他对原先的提纲补充了不少，又大大丰富了内容。执笔写稿子的人、定稿时发表意见的人不是一点作用不起，但是讲话中那些精辟的见解可以说完全是邓小平的。有些新思想、新观点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发言中没有涉及。当时我真有些奇怪：他怎么将事情想得那么深，那么多，那么细。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上的讲话，内容太丰富太深刻了。王惠德、杨西光和我在12月14日的发言中只是从中选了几点讲自己的体会，现在写得比那天多一点，也只是讲了其中的一部分，不可能全讲。同时我也想补充说一点，在讲话时要考虑到当时的许多人的接受程度，会有某些话在今天或许就不这么讲的情况。
附：一份邓小平珍贵手稿的发现 韩钢
邓小平同志逝世后的第三天即2月22日，郑惠同志和我一道去著名学者于光远同志家约稿。谈话间，于老偶然说起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稿起草的一些情况，还说他保存有小平亲自拟定的这篇讲话的提纲手稿。这真是一个意外而又重要的发现!因为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就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著名文章，在文章的题解中被称作“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处在历史转折时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指导文件。我们知道，海内外对于这篇文稿的起草情况有过一些不同的说法，但从来没有听说小平同志自己写过一份提纲，这引起我们想要看到这份提纲和了解这篇讲话稿产生经过的极大兴趣。
可惜，提纲手稿经过十多年的“深藏密窖”，反而弄得不知去向。在于老堆满文稿材料的房间里，我们颇有“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感叹。无奈，只好请于老再仔细找一找。
过了一星期，于老在电话中告诉我们：他和老伴翻箱倒柜好几天，提纲手稿原件还未找到，但找到了一个复印件。第二天我们就赶到他家去看复印件，果然是小平同志的笔迹。兴奋之余，我们仍旧感到有些遗憾：毕竟不是手稿原件，而且复印效果不太好。就在我们企望于老继续努力以求找到原件时，一直在寻找着的于老的夫人蓦然从另一房间走出来，拿着几张纸高兴地说：原件找到了!这真使我们大喜过望。
这份提纲是小平同志用铅笔写在16开的白纸上的，一共3页，近500字。由于年深日久，纸面已微微发黄。小平同志的提纲列了7个方面的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最前边，还加了“对会议评价”一句话。这当然是指对中央工作会议的评价。
找到了提纲，又引起于老的一些记忆。他建议我们还访问其他了解情况的同志，如林涧青等。通过对这些同志的采访，我们基本上搞清了小平同志讲话稿产生的经过。
原来，小平同志的讲话稿是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完成的。最初请另外的同志起草了一个稿子，小平看了不满意。他就自己亲拟了这份提纲，召集胡耀邦、于光远等来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小平同志按照这个提纲，谈了讲话稿所要写的几个部分的问题，对需要阐明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都一一做了交代，讲得很具体。光远同志清楚地记得，讲话稿的题目也是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平同志问这个题目好不好，耀邦说好，光远也说好，觉得题目很新鲜，醒目。当时，胡耀邦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于光远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都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十分活跃的人物。小平同志将提纲交给他们，指示他们负责重新起草稿子。这时中央工作会议正在民主大发扬的热烈气氛中进行，议程已经过半，时间很紧迫。胡耀邦、于光远于是赶忙找了国务院研究室林涧青等执笔起草。两天之后初稿形成，送给小平同志。他再次召集耀邦、光远等同志逐字逐句地边念边做修改。以后又经过若干文字润色，形成了最后的讲话稿。讲话稿起草完成之后，这份提纲手稿就留在于光远手里，一直保存至今。
经过与《邓小平文选》对照，可以看出，从思想观点、逻辑结构到主要观念的文字表述，讲话稿都是根据提纲写成的。
提纲第一个问题讲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争论的必要”，重申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号召“全党全民动脑筋”。这个问题写成了讲话稿的第一部分：“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提纲第二个问题强调“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要求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监督)”，坚持“政治与经济的统一”，提出“目前一个时期主要反对空头政治”，主张“权力下放”。这些观点集中体现在讲话稿的第二部分：“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提纲第三个问题提出了“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的方针，指出“解决遗留问题要快，要干净利落，时间不宜长”；同时强调对毛主席和对“文革”的评价都“要大局为重”，“安定团结十分重要”，对于犯错误的人要“给机会”，“总结经验，改了就好”。这些精神，在讲话稿的第三部分“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中做了具体的阐述和发挥。
提纲第四、五、六、七个问题，在讲话稿中综合为第四部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当时改革开放在中央会议上尚未正式列入议事日程，但提纲提出的这几个问题，实际上大都是讲的改革。这说明正是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思路。
基于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观点，小平同志在提纲中突出强调了经济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明确主张要“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学会管理，选用人才，简化手续，改革制度(规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并且提出要搞试点，“以一批企业做出示范”。主张在经营管理上“加强责任制”，“搞几定”，而且要“从引进项目开始”，“请点专家”，即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方法。考虑到经济体制改革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小平同志在提纲中强调了企业党委的改革，提出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力”，“党委要善于领导，机构要很小”，还提出“人员考核的标准”，“多出人员的安置”要通过“开辟新的行业”的办法来找出路，这实际上为改革不合理的管理、人事制度和产业结构提出了新的思路。
在提纲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两个思想，一是“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明确指出“这是一个大政策”。这是改变长期形成并成为顽症的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以“先好起来”的示范作用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一个基本政策。二是“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小平同志在强调下放自主权，发挥国家、地方和企业这三方面的积极性的同时，已经清醒地预见到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问题，并且大胆地提出了通过价值法则供求关系(实际上就是市场)来调节的观点。在提纲中还写下“国内市场的重要”这样的语言。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极其可贵的。可以说，这是邓小平后来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思想的最早萌芽。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全党着重关注的，是进行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改革还没有成为全党注意的中心。相对于拨乱反正来说，改革是一场复杂得多、艰巨得多、深刻得多的革命。邓小平在提纲中提出的关于改革的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观点和主张，是他对建国以来历史经验深思熟虑的结果，显示了他过人的智慧和超前的意识。
新发现的这份提纲手稿本身和讲话稿起草经过都表明，讲话稿是在小平同志精心设计、直接指导下写成的。毫无疑问，这份提纲手稿为研究邓小平的理论思想，研究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提供了一份十分重要的第一手文献资料。这也正是它被发现的价值所在。
(原载《百年潮》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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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rely
Achil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