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运往台湾的黄金怎么这么少？
天天
颜昌海 2010-05-04
关于中国贫穷的原因，大陆政治教科书在各个时期告诉人民：1949-1955，穷的原因是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建设的；但在1956-1958，
却说中国正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已经不落后了；1959-1962，穷的原因是中国正在遭受自然灾害,并且美帝封锁，苏修卡中国脖子；
1963-1965，穷的原因是刚遭受完自然灾害，中国处于国民经济恢复阶段；而1966-1976，中国又不穷了，中国人在世界上是最幸福的人民，要
支援亚非拉国家的人民的反帝独立运动，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受苦受难的人在等待中国人去解放；1977-1979，中国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原因
是“四人帮”造成的；1980-1989，穷的原因是人口太多了，得进行计划生育；1990-1993，穷的原因是“动乱”；1994-1997，穷的
原因是蒋介石跑到台湾时带走了大批的黄金，所以台湾至今仍富，而大陆仍穷。1998-2003，和发 国家有差距，其原因是人家建国时间比中国长的多，
比如美国建国200多年，而中国才几十年；2004-2006，中国进入小康了，又不穷了；而个别地区穷，是因为计生工作没搞好，当地人越生越穷,越穷
越生；……。
按照上述逻辑，以后的展望应该是：2020-2030，中国仍穷，是因为以前的一胎化政策，导致目前劳动力太少，而社会上的老人所占比例太大,社会负担
太重；2040-2050，中国仍穷，因为人口太少，导致社会需求严重不足，所以开工不足，国民经济滑坡；……。
关于中国贫穷的原因，大陆政治教科书归咎于蒋介石运往台湾的黄金太多，也促使不少大陆人对蒋介石愤恨。而且，也有不少人以为，台湾的经济腾飞，主要是依
靠当年蒋介石从大陆抢运到台湾的黄金。
那么，蒋介石到底抢运了多少黄金去台湾？最近海外有文章介绍。资料来源于仇恨、敌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民进党。
民进党籍的陈师孟于2000年5月出任中央银行副总裁后，去过位于新店山洞的“金库”查看。陈师孟说，当年蒋介石带去的黄金，估计只有三百多万两，迄今
仍有不少储放在架子上，它们形状不一，多为当年用金圆券从民间换来，且成色不足，很多只有92%，根本达不到99.99%的可用标准。陈师孟认为，如果
说那些金条对台湾最初的经济稳定起到了作用，那也多半是心理上的，而并不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他曾建议把那些黄金运到瑞士等地成色加工，但被高层否决，
担心泛蓝炒作，演变成政治风暴。而陈师孟得发现，也与在大陆的相关资料相对应。据《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第五章
国家垄断资本，第五节
官僚资本的崩溃”介绍：自1947年2月，国民政府实行紧急措施方案后，即出现资金逃流海外现象。随着军事上的惨败，逃资更加剧。据1949年3月25
日联合社报道，国民政府的金银外汇储备2.75亿美元，在上海保管者不过1/3，约0.73亿美元的储备已运台湾，余均存国外。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两
次下令用轮船从上海运走国库黄金2775358两、银元1520万枚、美元1537万元、珠宝以及大量外汇，总价值约5亿美元。
对比以上两种资料，民进党的说法为三百多万两，大陆《中国通史》的说法为277万两，差距并不大。而据广东省人民政府调查统计委员会1951年5月的
《1950年广东综合统计》刊载，1950年3月物价趋于稳定以后，国家收兑的金银数量大增；广东省1950年一年共收兑黄金745.5万两，银元
101.2万枚，纯银5323.6万两。从以上数据可知，仅1950年一年，在广东省收兑的黄金就有745.5万两，两倍于蒋介石从大陆带走的黄金。当
时的广东并非最发达地区，而全国收兑黄金的时间也不止这一年。
蒋介石抢运去台湾总价值约为5亿美元的黄金白银，对于全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天文数字。说少不少，说多也不多。提供两组数据作参考：（1）为了抗美援
朝，中国大陆欠下苏联的外债为40亿美元；（2）截至1978年，中国大陆对越南的援助总额为200亿美元左右（按当时国际市场价格计算），其中，无偿
援助占93.3%，无息贷款占6.7%。也就是说，蒋介石带到台湾去的金银，仅仅相当于抗美援朝中国大陆欠苏联外债的八分之一，是大陆支援越南的四十分
之一。
如果不是有历史记录，中国大陆的政治，就能彻底颠覆历史，改写历史。
近年来，随着台海局势的缓和，不断珍贵的历史资料被披露，让人民得以知道历史真相。所以，1949以前的黑暗、腐朽、堕落、恐怖、民不聊生等等邪恶词汇
堆砌而成的中华民国之印象，也逐渐被还其真面目，大陆的教育、教科书、媒体宣传等等灌输的意识，也逐渐被剥离开人们的脑海。
1920年11月，上海的“火柴大王”刘鸿生创办“鸿生火柴公司”。工厂技术人员经过半年多的试验研究，采用高强度的胶粘剂，解决了火柴头受潮脱落的难
题；并购置磨磷机，提高了赤磷面的质量。此后，他们又对生产技术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多次改进，火柴质量一再提高，鸿生成为众口一词的名牌产品，不但在国内
成了抢手货，还打入了南洋市场。1935年7月，刘鸿生首先邀集国产火柴制造同业成立联合办事处，继而以此名义与美商火柴公司达成协定，成立了华中地区
火柴产销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应的火柴生产、销售限制办法。最后，刘鸿生又以中华火柴同业联合会首席代表名义，与日商在华火柴同业会进行谈判。日商迫
于华商联合会与华中管理委员会的一致行动，不得不加入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
留学海外的侯德榜，带来了在美国设计好的图纸，与工程技术人员一道，测试各种机器，经过调整改进，终于揭开了苏尔维制碱法的秘密，解决了大规模制碱的一
系列技术难题。1926年，永利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质量已经超过了英国卜内门公司的洋碱。这年秋天在美国建国
150周年国际博览会上，红三角牌纯碱荣获金质奖，使中国人扬眉吐气。
1906年周学熙筹建“启新洋灰公司”；由于产品质量好，所以销路很畅。启新水泥很快被全国重大的建筑工程改采用，津浦铁路上的淮河铁路桥、黄河大桥，
京汉铁路上的洛河铁桥，北宁铁路上的渭水铁桥，以及青岛、烟台、厦门、威海等地的海坝、码头，用的都是启新生产的马牌水泥；北京图书馆、辅仁大学、燕京
大学、大陆银行、交通银行、河北体育馆、上海邮政总局等当时的有名建筑，也都是用马牌水泥建造的。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些建筑大部分仍然完好无损，
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并肩挺立。外国商人、特别是日本商人为了争夺中国水泥市场，与启新公司展开了一场殊死的竞争大战。日本商人为了挤垮启新公司，孤注一
掷，拚命压低价格。他们的水泥在日本的销售价是每袋
2.97两白银，运来中国的运费合到每袋2.5两白银，但他们却以每袋3两白银的价格出售，也就是说每卖出一袋就要亏损白银2.47两。这是一场不见刀
光血影、没有呐喊冲杀的战争。启新公司也及时采取了应付措施，将原来每桶的售价2.25两白银降到1.55两白银，袋装水泥从每包1两白银降到0.7两
白银。启新公司的水泥生产在产量和质量上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并且多次在国际赛会、博览会及国内展览会上获得奖章和奖状，所以日本商人那种自杀式的
倾销，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启新公司垄断中国的水泥市场达14年之久，销量达到全国水泥总销量的92％以上，不仅为中国民族工业争了光，也为中
国人在国际上赢得了宝贵的荣誉。
1929年开始，天津永明漆厂经过3年多的苦战、几百次的试验，研制出了物美价廉的油漆新配方，“永明漆”不但风行国内，而且美、英、日、荷、德等国的
150多家厂商都和永明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系。1945
年，醇酸树脂漆在永明漆厂投产成功，取名“三宝漆”成为中国油漆工业中又一个超越西方的名牌产品。
很多资料上说“解放后”中国才能制造万吨轮，可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在1918年至1919年接受美国订货，制造四艘同一类型的万吨货轮，都是全遮蔽甲板、
蒸汽机型货船。分别命名为“官府号”、“天朝号”、“东方号”、“震旦号”。船长135米，宽16．7米，深11．6米，排水量14750吨。其中第一
艘“官府号”于
1920年6月3日下水，四船经美国运输部验收，工程坚固、配置精良，美国政府对其建造质量十分满意。
现在，上海世博会正在召开，试问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有多少在世界领先的科技能压倒欧美和日本？1910年代马牌水泥建造的上海邮政总局迄今不倒，可
是上海新楼却倒了。
大陆政治教科书说鲁迅有骨气，其实民国时候，文人有骨气成为了风尚。比如蔡元培，就远比鲁迅有骨气。蔡元培一生辞职无数次，其中仅在北大校长任上就先后
多次辞职。如1917年7月3日向总统提出辞职，抗议张勋复辟；1918年5月22日，为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又向总统提出辞呈；1919年五四
运动爆发后，为抗议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辞呈，9日悄然离京；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辞职，并在《晨报》刊发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声明：为
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的几次辞职，诞生了两篇杰出的宣言：《关于不合作宣言》和《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前者为了正义，后者为了自由。1919年6月15日发
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掷地有声：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鬼鬼祟祟，想藉着强权来干涉。于是
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抗战期间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指责孔祥熙大发国难财，“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
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马寅初连续发表文章与演讲，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痛斥孔宋之流的无耻，使国民党政府大为头疼，也遭到很多权贵的忌恨。宋霭龄、宋美龄等人向蒋介石施加影
响，要求对马寅初进行严厉处置。一天，蒋介石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训斥他，“你真糊涂，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
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末了，蒋介石说：“下星期四你陪他到我这儿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他是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
重！”校长怕碰钉子，让侄子去向马寅初转达蒋介石的意思。马寅初一听，火冒三丈地说：“叫我去见他，我不去！让宪兵来陪我去吧！”又说：“从前我给他讲
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就叫他来看我！”
蒋介石知道后无计可施，只好对校长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但马寅初始终置之不理。孔祥熙为了拉
拢马寅初，想请他出任财政部长，也遭到他了的严词拒绝。
1940年3月蔡元培病逝，中央研究院院长职位空缺，需要补选。胡适、翁文灏、朱家骅三人被学界目为主要候选人，其中又以胡适呼声最高。但胡适此时正担
任驻美大使，力促美国对日作战，不少人想取而代之，权势炙人的孔祥熙更是觊觎已久；由于孔氏一家向为学界所鄙薄厌恶，所以，孔氏图谋一经披露，便引起学
界公愤。不少人虽然希望胡适回国领导中研院，但又不愿让孔氏得逞，便不拟投胡适的票。此时蒋介石也想对选举施加影响，在选举前亲自下条子要“举顾孟余出
来。”
此举触怒了学界，学者们就此对权贵进行了坚决的抵制。选举前夕，担任评议员的学者聚会，陈寅恪大谈学术自由主义，“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
书。”学界的态度为蒋介石所知，却又无可奈何。最终，评议会正式选举的结果是：翁文灏、朱家骅各二十四票，胡适二十票，顾孟余只得一票。顾氏惨败，反映
了学界对权势的漠视、对学术自由的珍视及维护这种自由的风骨与勇气。
今天，有几个文人敢说自己有骨气？甚至又有几个敢说自己能算“文人”？
从上述这些历史记述来看，主政大陆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的确有不少建树，并非教科书描述的那么黑暗、腐朽、堕落、恐怖；当时的人物也都个个丰满有型，也
不像如今这么平面与猥琐。
英国作家奥威尔在1948年写过一部小说《一九八四》，预言位于伦敦的英社（英国社会主义党）领导下大洋国的未来政治生活。“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主角温斯顿的工作就是按照英社老大哥的指示修改历史上的旧报纸的错误。“不论哪一天的《泰晤士报》，凡是需要更正的材料收齐核对以后，那
一天的报纸就要重印，原来的报纸就要销毁，把改正后的报纸存档。这种不断修改的工作不仅适用于报纸，也适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招贴画、传单、电影、
录音带、漫画、照片……凡是可能具有政治意义或思想意义的一切文献书籍都统统适用。每天，每时，每刻，都把过去作了修改，使之符合当前情况。这样，党的
每一个预言都有文献证明是正确的。凡是与当前需要不符的任何新闻或任何意见，都不许保留在纪录上。全部历史都 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这一工作完
成以后，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伪造历史的事。”（《一九八四》，36页）
温斯顿还要改正过去报纸上的统计数字，“事实上这连伪造都谈不上。这不过是用一个谎话来代替另一个谎话，你所处理的大部分材料与实际世界里的任何东西都
没有关系，甚至连赤裸裸的谎言中所具备的那种关系也没有。原来的统计数字固然荒诞不经，改正以后也同样荒诞不经。很多时候都是要你凭空瞎编出来的。每个
季度在纸面上都生产了天文数字的鞋子，但是大洋国里却有近一半的人口打赤脚。每种事实的记录都是这样，不论大小。一切都消隐在一个影子世界里，最后甚至
连今年是哪一年都弄不清了。”（《一九八四》，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