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 第三部分

[Achill]

第三部分

  第十篇 叶剑英功不可没

    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功，叶剑英功不可没。他提出“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他对小平的鼎力支持以及在会上提出要培养接班人的建议，与会者都能理解他的用意。他关于民主与法制的许多精辟论断，即使今天也很有价值。

    第一节  叶剑英讲话的起草情况    

    叶剑英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集体领导。叶剑英是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党中央副主席，是中央政治局五个常务委员之一。这五个常委是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叶剑英在常委中名列第二。
    叶剑英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行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决策者之一，在1976年10月6日这一天，又亲临现场。对粉碎“四人帮”叶剑英立了大功这件事情知道的人很多，在叶剑英传记电视纪录片中就有这个情节。但是叶剑英在1978年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所做出的贡献，知道的人就很少了，多年来很少有人提到。在纪念三中全会的时候，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和科学工作者，我感到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历史的事实写出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这重要的一页上应写下“叶剑英功不可没”这几个字。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是个消息比较灵通的人。关于叶剑英的讲话的准备，我当时就从胡耀邦那里听到一些情况。我听说叶剑英很早就要胡耀邦找人为他起草大会讲话稿，这个稿子在叶剑英手里。临近会议闭幕时他自己还在动脑筋考虑如何修改，由他的秘书动笔。还听说他想着重讲民主法制。叶剑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我认为由他讲这个问题最好。
    在11月底我写了一封长信给叶剑英同志(他是我在北京《解放日报》工作时的老领导，我不怕冒昧打扰他)，对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的工作和对全国人大的工作提了三点建议，并且从法学的观点批评当年五月召开的一次全国人民司法工作会议把“恶毒攻击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列为“打击的重点”的错误做法，指出“文革”前无论在我国的刑事立法或刑事审判实践中，都没有“恶毒攻击”这一罪名，认为这样的规定有害。信发出后接到他秘书的电话，说叶剑英对我表示嘉许。
    同时我打电话给叶剑英的秘书，请他转告：请叶剑英注意西北组简报上登出的11月13日我和王惠德、杨西光三人联合发言中所引的列宁的那句话：    
    “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    
    这个句子后来在叶剑英的讲话中引用了。这句话是在我与王惠德、杨西光作联合发言时，王惠德主张写进我们的讲稿中的。因为在京西宾馆查书不方便，我怕这句话引用得不准确。王惠德说：“不必顾虑，我记得清楚，不会错。”现在为写这篇文章，我查了一下书架上的《列宁全集》，没有查到。1979年理论务虚会期间我写过一篇《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国家消亡问题》的文章，其中引了109段列宁的话，而且其中一节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发展和国家消亡是一回事”。在那篇文章中我也没有查出，最后只能打电话到中央编译局请求帮助，他们告诉我这句话写在1916年8-9月列宁的一篇长文《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中。王惠德不愧是编译局局长，我们在做联合发言时，王惠德记得的那句话同原文几乎一个字都不差。读者们可以查新版《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168页，全文是：
    “没有民主，就不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民主就不能保持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
    叶剑英的讲话还引了一句列宁的话：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除了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以外，同时还要宣传民主主义。”    

第二节  关于叶剑英在闭幕会上的讲话    

    大概有20年没有听叶剑英同志讲话了。我一直怀念1939年搭乘叶剑英从桂林去重庆坐的军车过贵州娄山关时他给我们讲长征故事和1946年叶剑英在北平担任军调部我方委员时领导我们所在的北平《解放日报》社工作和斗争时的情景。这次听到他的声音，我真十分高兴。
    和邓小平一样，在讲话中他高度评价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说：    
    “在这次会议上实行这样充分的民主，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带了头。我们一定要永久坚持、发扬下去。”    
    的确，在这个会议上，发言时间、发言次数、发言范围不受限制，真正做到畅所欲言。当然会开了36天的事情，不可能所有的中央会议都做到，那是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具体的现象。但是当时大家都希望会议上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能够像叶剑英这次讲话中所说的那样，永久坚持下去。
    这次讲话他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领导班子问题。这是这次会议开到最后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    
    到1978年时，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已相继逝世。其中刘少奇是惨遭迫害致死的，其余是病死的。朱德是1976年90岁时去世的。他比叶剑英大11岁。比叶剑英还小1岁的周恩来，也在三年前不在了。毛泽东比叶剑英大四岁，两年前也去世了。81岁高龄的叶剑英，很自然地发出感慨：
    “我们这些老干部、老同志，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南征北战，度过了大半个世纪，现在，年岁都很大了。自然规律是违背不了的。”    
    当然，大家都迫切希望邓小平(他比叶剑英又小7岁)出来主持中央工作。    
    如果说1935年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那么在1978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在我们党中央的领袖地位就确立起来了，而且比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取得的地位更加牢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经过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延安整风和六届七中全会，地位才最后牢固地确立起来。邓小平就不再有这样的过程。邓小平获得这样的地位，当然主要由于他本人的品德、能力和广大干部与群众的爱戴，但是年高德劭的叶剑英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同时胡耀邦作为接班人，在舆论上那时也逐渐成熟。叶剑英在这次讲话中提出的要十分注意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时所说的这一番话，会上我们这些人听了都能了解他的用意。
    他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但是他不只在讲话的第二节中讲这个问题，在这个讲话的引言部分，在对会议做高度评价时他就讲：这次会议，大家畅所欲言，充分讨论，开展了批评，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也不同程度地做了自我批评，这是我党兴旺发达的标志。在“发扬民主，加强法制”那一部分里，叶剑英讲到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必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接着他一口气讲了三个“只有充分发扬民主”:
    “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地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广开才路，及时地发现我们党的优秀人才，才能保障广大干部和群众有对领导实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从而有可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像林彪、‘四人帮’一类的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巩固我们的政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切实的保证。”
    最后叶剑英概括地说，这里用得上列宁的一句话：
    “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     列宁讲的话的确是非常之好。    
    叶剑英在这个讲话中批判林彪、“四人帮”制造一种错觉，似乎实行民主就等于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在民主问题上所散布的这种奇谈怪论，搞乱了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使我们一些同志一听到民主，就紧张得很。叶剑英指出：林彪、“四人帮”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说是用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他们对任何与他们不同的意见都给扣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帽子，使得我们的思想被搞乱了，分不清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在我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的社会基础上开始建设的。所以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列宁说过：“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我们要破除封建迷信所造成的精神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
    叶剑英这些话，讲到了事情的本质，讲得非常深刻。当时我听了十分兴奋，20多年后重温他的教育，仍然感到十分亲切，觉得意味深长。    
    叶剑英接着讲了一段，说领导干部要发扬民主，就必须具有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他批评有些同志：    
    “嘴里也天天喊要批评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可是，稍微尖锐的意见一来，他们的面孔就立刻拉长了。他们只会批评别人，从不批评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    
    叶剑英在讲话中还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充分发扬的党内民主和在会外体现的社会上的民主并列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后来在发下的定稿中删去了，但这几句话也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讲话后的12月15日，西北组分组会上大家谈听了闭幕会上几位常委同志讲话后的体会时，在王惠德、于光远、杨西光三个人的联合发言和以西北组全组名义写的综合简报上，都特别对叶剑英讲话中这几句话表示拥护。
    他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勤奋学习，解放思想”。他认为勤奋学习，解放思想是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学习愈好，知识愈丰富，就愈有利于解放思想。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但是要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我们的同志，对待这样一场革命，是不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呢?他认为许多人还是准备不足。有些同志还是前怕狼后怕虎，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思想就是不解放，不敢往前迈出一步。怕什么?是不是怕人家说自己“复辟资本主义”，怕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怕丢乌纱帽?他说，如果讲怕，他们为什么不怕两千多年遗留下来的手工业生产方式继续保存下去，不怕中国贫穷落后，不怕中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现状?
    叶剑英这篇讲话，讲得是多么好呀!在党内生活了几十年，实在很少看到在党的文献中对发扬民主这件事情讲得如此透彻的。由于别人看不到，而我是亲耳听到，而且手上还有文字材料，因此就想尽量多引一些原话。而在引了这些话之后，我觉得需要讲的话实在也就不多了。
    叶剑英的这个讲话同邓小平的讲话是有分工的。它没有全面地讲党的各方面的工作，可是语重心长地讲了这样三个重要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中央文献研究室1982年编辑的《三中全会以来》——不论是《选编》还是《汇编》都没有收入叶剑英的这个讲话。
    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做出很大的贡献，在“四人帮”粉碎后，党中央向全党通报了叶剑英在这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行动中的贡献。党的十一大后，包括举行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时，叶剑英在党中央四位副主席中排在第一。在中央工作会议前是他提出要开理论务虚会，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除华国锋外，他和邓小平讲了话，而讲话的内容又很重要。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不收入叶剑英的这个讲话。

第十一篇 闭幕与散会

    华国锋在大会上做检讨，承认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并强调少宣传个人、中央是集体领导等，受到与会者的普遍欢迎。汪东兴的书面发言承认自己“说过错话，做过错事”；西北组在“综合简报”中提出的十二点建议，似乎可以看作是这次会议成果的体现。

    第一节  关于华国锋在闭幕会上的讲话

    我记得在闭幕会上最后一个讲话的人是华国锋。
    他对这个已经开过的34天会议做了总结。    
    他的这个讲话有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的是会议成就，第二个部分专门讲“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第三个问题是讲党的团结和提高领导水平的问题，第四个部分是讲召开三中全会的问题。在他的讲话稿中并没有写明有这样四个部分，从实际内容看这个讲话就是由这样四个部分构成的。
    他讲话的第一部分，同邓小平、叶剑英一样，对这个会议给予高度的评价。他以中央政治局和全体到会同志的名义说，大家一致认为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开得很成功。接着他概括会议有四个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这四个方面一是一致赞同从1979年1月起党的工作着重点从大规模揭批“四人帮”的运动，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二是彻底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和解决了“文化大革命”中遗留下来的其他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以及解决这类问题的方针政策；三是讨论修改了两个农业文件，原则上确定了1979年、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四是酝酿讨论了中央人事问题。
    他讲话的第二部分中又分了三点来讲。    
    第一点讲“两个凡是”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他作了这样一个说明，他说：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专门讲了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需要特别注意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的问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讲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这是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他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弄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的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接着他讲：在这之前，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还发表过一篇《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要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深入揭批“四人帮”。但在他的上述思想指导下，这篇社论讲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华国锋认为“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他说：以上两处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不尽相同，但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他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主要由他承担。在这个问题上，他应该做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当时到会大多数人对他这么讲基本满意。    
    当然，不需要什么高的水平，就可以看出在这篇讲话中，他没有讲出当时提出两个“凡是”的真实情况，也没有将他的真实思想全盘托出，其中包括不少为自己辩护的言辞，而且对事实和思想的叙述也有很多不合逻辑甚至违反时间进程的地方，如前面发生的事情受后面思想的指导。并且一句不提阻碍邓小平等一大批人出来的事情，但是大家又认为要他不说为自己辩护的话，把原先自己的真实思想活动都讲出来，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一个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能够在一个大会上说到这样的程度，承认“两个凡是”提法不妥，应该做自我批评就很不容易，也就很不错了。
    第二点讲真理标准问题，他也讲了一个过程。他说：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由于他当时刚访问朝鲜回来，有许多事情亟待处理，没有顾上看。他说，六七月间中央常委先后给他自己谈过他们听到的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他才知道对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中央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去研究。后来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多了，国内外反映也多了，叶帅考虑国务院务虚会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在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都赞成这样办。
    他说，由于他想常委都在家时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因小平等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个会来不及开。11月25日下午，即在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大会的讲话之后，中央常委接见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听取“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的情况，联系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对一些具体问题，要实事求是地、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去解决。现在报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即注意后果。有些事情，不能提毛主席，也不宜提，提了不利。报纸要十分慎重。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
    他在转述这一段话后说“这是中央常委的意见”。    
    这一段说的是他在11月25日晚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包括他自己在内中央常委赞成真理标准问题的表态。这一段话没有讲“两个凡是”那么干脆。他在这里讲的那段话是11月25日晚中央常委的集体表态，并且对真理标准问题只是说到，并非专就这个讨论而讲，而且这话还是通过邓小平的口讲的。华国锋至少还应该讲几句自己的话，讲到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自己的看法到底如何。因此在华那次讲话后我和王惠德、杨西光对他讲的这段话议论了一下，一致认为，他在思想上并没有通，问题不能算彻底解决。
    在第二部分中，他还讲了第三点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他说：    
    “在这次会议上，同志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为召开理论务虚会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中央相信，有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作指导，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好。中央希望，理论战线和宣传部门的同志在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努力做好宣传理论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时王惠德、杨西光和我议论这段话时，总觉得有些不很对头的地方，没有来得及做出判断，最后看了两遍，看明白这么几点：那就是他在这段话中一连说了三次“解决”，一是这次“不可能花很多时间”来“解决”；二是要专门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也就是这次会议还没有解决好)；三是要有这次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精神作指导，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好，这就是说，能够解决好还是一个要有正确精神指导的问题。这样来评价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在这个问题上所达到的成就，应该说是太低了。本来应该说这个问题，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得到了解决。
    华国锋讲这话的时候他已经看过邓小平大会讲话的稿子，也听了邓小平的讲话，但是他并不认为邓小平的讲话就是宣布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而且已经解决好了，毋须再经过一个专门的理论务虚会。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要在理论务虚会来解决，其实只有原先反对、抵制真理标准问题的极少数几位同志思想不那么通罢了!
    华国锋在讲了这几句之后，还说了一句：“中央希望，理论战线和宣传部门的同志，在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紧跟中央的战略部署，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努力做好宣传理论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几句话从原则上讲无懈可击，因为团结无疑是要强调的，何况又加上分清是非这个前提。关键还是对于谁是谁非，华国锋没有多说一句话，不像是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讲的话。
    华国锋讲话最后讲了一个集体领导的问题，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求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希望多创作歌颂老一辈革命家与工农兵英雄事迹的文艺作品，不要宣传他个人。
    华国锋讲话中最后讲的这个问题也受到出席者的欢迎。    
    他讲话的第四部分说中央工作会议后接着要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讲了会议的几项任务，第一还是讨论着重点转移问题，第二是审议通过农业文件和两年计划安排，第三项是讨论人事问题，提出的候选人就是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那些人。在这几项任务中还有一个成立中纪委的问题。
    华国锋的讲话大致就是这样。
    对华国锋这个讲话，会议出席者基本上是满意的。

    附记：我对华国锋的印象    

    我最早认识华国锋是1961年在长沙。我去湖南是参加毛泽东指定下到农村基层去了解“大跃进”后农村基层真实性的三个调查组之一。到长沙后，张平化曾和省委全体成员集合向我们这个调查组介绍当时湖南省的基本情况。华国锋作为分管财贸的书记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是因为他管的工作同我们的工作任务离得比较远，他同我们组没有发生什么工作关系，我在湖南三个来月没有同他说过话，对他没有任何印象。
    我对他有印象是从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开始一直到他下台之后这些年。这几年又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批邓”前——“批邓”中——“四人帮”粉碎——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期间——三中全会后他继续担任主席期间——离开了党中央主席的职位之后。每个时期他都有些事可说，同时又都没有较多的接触，因此只能使用“印象”这两个字，而且时间并不长。
    从1975年到1981年不过6年时间的光景，但这6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发生很重大事件的6年，细细说来可以写成一篇很长的文章。在这个附记里，我不准备按照时间次序发表我对他的印象记，我只想讲讲我对他本人能力品质方面几个突出的印象。
    第一个印象是关于他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风方面的。    
    1975年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时，邓小平要胡乔木和我帮助华国锋准备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讲话，胡乔木负责其中的第一部分，其余三个或四个部分由我负责。在我与他接触的过程中，我对他有三点印象：一、他工作是认真细致踏实的；二、他的记忆力不错，记住不少事；三、口齿清楚，慢条斯理，能把话讲得很清楚。这三点算不了高的评价。我并不认为他有什么高的水平，有什么高的思想境界，但是这三条都属于“好”的范围。其中第一点印象的来源是起草这个讲话的过程，华国锋白天处理其他工作，每天晚上10点左右回到中南海我们集中写文件的地方，同我们一起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有时一直到凌晨两点多。他不完全是以一个定稿者的身份，而更多的是同大家一起研究商量，留给我的印象不错。
    1975年9月26日，胡耀邦拿着《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向国务院汇报，邓小平是主要听取汇报的人，所有的副总理都来了，中央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其中包括我也列席了。这时候华国锋在国务院主管科学院的工作。在胡耀邦等人汇报的过程中许多人插话，他没有插话。在汇报完了之后，他第一个做长篇发言，我觉得他讲得不错，从他讲话中可以听出他对科学院的情况知道得不少，话讲得也很清楚，理解也可以。那次汇报会上我获得的对他的印象，同在帮他起草讲话时留下的印象和以后帮他起草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印象都是一致的。
    第二个印象是关于他胆小怯弱方面的，这是在“批邓”过程中观察到的。这次汇报后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来了，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就由他代替，这时他的权力怎么说是很大的。这时中国科学院有个造反派头头叫作柳忠阳，他原先是个小干部，可是他敢向华国锋提出问题，说华政治上有问题，在科学院工作上跟着邓小平走，根据就是在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科学院工作时华国锋的那个发言，而这个发言是有记录的，白纸黑字。对柳忠阳的攻击，华国锋完全可以采取藐视态度，不予理睬，或者找一个借口整柳忠阳一家伙。可是华国锋却去为自己辩护，说那天国务院开会时他刚从西藏回到北京，《汇报提纲》是到了会场后才看到的，他来不及准备，即席讲了些话，而且记录得很差，记的不都是他讲的话。我是那个汇报会的参加者，应该说那个记录记得是很好的。华在中国科学院针对柳忠阳说这番话时，我虽没有在场，但是科学院的人直接告诉了我，我认为不会错。知道这件事后，我有两方面的想法：一是那时他是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连一个小小的造反派头子都怕；另一方面是感到他不是个“厉害”的人，是一个不会“整人”的人，比较忠厚。他不但不必去表白自己，甚至还说了与事实不相符的话。那天听汇报做了不少插话和发言的副总理，不只是他一个，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谷牧都插了话，别人都沉得住气，他何必去解释?除非我了解的情况与事实有出入，如果完全属实，我觉得他实在太胆小了。
    没有想到，不到一年，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一举被粉碎，对粉碎“四人帮”一事听到很多说法，但详细的正式报道至今未见。大家都知道华国锋、叶剑英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华国锋当时能下这样一个决心，并把这件事办成，确实不容易。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想人不可以貌相。
    后来又有一件事使我对他有不好的看法。    
    粉碎“四人帮”后，他已经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我们党内就有这样一些喜欢抬轿子、吹喇叭的人，用过去对待毛泽东的态度对待他，称他作“英明领袖”。“英明领袖”变成他的代名词。我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人去大庆参观，看到那里的展室对他大搞个人崇拜，非常突出。有一段时间，报刊上、文艺节目里，乃至小学教科书上都充斥歌颂华国锋的内容。我列席十一届二中全会，分组会上有好几个人发表意见，主张在我国宪法的序言里写进华国锋的名字。
    这样的现象一时间很多，我还记得一些很突出的事情。比如《广西日报》在庆祝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华国锋为这张报纸题了报名，结果第二天的报纸上有三个套红的报头，即除了报头套红外，华的题字在第一版上登出也要套红，还因为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报道要登头条，因此原来三版也改成头版，又多了一个套红报头，这样的事情是很突出的。但是我又觉得这不能全怪他，或者说不能主要怪他，因为这是毛泽东时就有的现象，说得远一些是斯大林时就有的现象
    毛泽东有时也说了一些不要多宣传个人的话，但是实质上他搞个人崇拜非常突出，他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还说个人崇拜还是要一点的。因此我们的报纸、电台，就把批评“个人崇拜”改成批评“个人迷信”。其实这不是“崇拜”、“迷信”这种字眼上的问题，而是一种与民主思想相对立的思想和行为。
    反对个人崇拜的核心是充分发扬民主，不充分发扬民主，那些不称职的同志等等表面上的措施，都解决不了问题的。当了大官的人，特别当了很大很大的官的人，下面有一帮人，这帮人的利益是与他们的上级或者上级的上级，分不开的。他们有各种办法使他们的上级或上级的上级接受别人对他的个人崇拜。大人物有大人物的苦衷，我是能够体谅的。
    个人崇拜的主要来源便是封建残余习惯，抬轿子、吹喇叭也是社会中朝官、太监对待皇帝，师爷、皂隶对他们大老爷的通常的态度。一朝天子一朝臣，《三国演义》中的幕僚们的命运同他们的主人也结合得十分密切。而斯大林、毛泽东就继承那一套做法——当然在形式上改变了不少。要华国锋坚决反对这种封建残余，我认为是难以做到的。他是靠毛泽东“你办事，我放心”这几个字来接班的，怎能做到这一点呢?但是许多人对他大搞个人崇拜这件事，的确受到很大的损害。也许那时他真的希望有人对他搞点个人崇拜，过过这种被崇拜的瘾。如果真有这种想法那就太愚蠢了。就是对斯大林、毛泽东那样的人搞个人崇拜，只要形势一变，就可以看出原先崇拜他的人并不是真心崇拜，不过是在利用他，想通了，这种滋味也没有多大意思。我认为在这方面华国锋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在三中全会闭幕会上他讲那样一篇话，是不容易的。
    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那一段时间内，《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在报道中、在文章中，同华国锋对着干的东西不少，可是华国锋并没有去整这些传媒。这一点至今也还有对华国锋的好评。
    总的说来，我对华国锋有比较好的印象，不过他太容易受人左右了。    
    他下台后，我有时在会场上、有时在北京医院里遇见他，我对他总是很友好的，虽然我对他的有些主张曾经是坚决反对过的。     第二节闭幕时汪东兴的书面发言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五个常委中只有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三人讲话。汪东兴交了一个书面发言，带有承认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粉碎“四人帮”之后也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意思。我手边没有汪东兴这个书面发言的正式材料，可能当时说要收回，所以我摘抄了一部分，现在把摘录的文字抄在这里。
    汪东兴写道：    
    “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上，对我的错误提了很多很好的批评意见，这对我是很大的帮助和爱护，我表示诚恳接受。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粉碎‘四人帮’以后，也说过错话，做过错事。
    “同志们对中央专案一、二、三办的工作，提了很多批评意见。我认为这些意见都是好的。在我分工主管的那一部分工作中有错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对一些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工作，重视不够，抓得不紧，搞得不好，该及时平反的没有及时平反。这个问题主要应由我负责。关于中央专案一、二、三办、‘五一六’专案联办的材料，根据中央的决定后，将全部移交中央组织部。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分管宣传工作中，发生了一些问题。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中提到了两个‘凡是’的问题，当时我是同意这个提法的，这篇文章是经我看过上报中央审批的。后来看，这个提法是不妥当的，是不利于实事求是落实党的政策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央政治局常委11月25日对北京市委、团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已经讲了这个问题，我完全同意。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我发现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后，没有及时组织领导好这个讨论，以便通过讨论，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我负有领导责任。
    “关于中南海地下工程和地面建设，群众意见比较多。这次会议上，同志们也提出了批评。我认为这些批评是好的。尽管这些工程是报经中央批准的，但我在组织安排施工中，考虑不周，搞多了，搞大了，花钱很多，政治影响不好。这个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已经报告中央批准，尽快将中南海的工程全部停下来，把施工力量调出，投入北京市的民用住房建筑工程。
    “在我领导的一些部门和负责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错误，属于我的我负责，属于部门或个别人的错误，我也负有领导责任。    
    “同志们的批评，是对我的帮助和爱护。我深信，我所担负的职务与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名不符实的。为此，我恳切请求中央免去我所兼的一切职务，待中央决定后，认真地向有关同志移交好。
    “今后，我要认真读点书，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吸取经验教训。特别要注意谦虚谨慎，维护党的团结。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三节  对五个常委在会上的立场观点再补充讲几句    

    关于五个常委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立场和观点、地位和作用前面已经讲得很多，在对会议的发展过程和会议精神的体会之后，我想对此再概括讲几句自己的观感。    
    首先讲华国锋，他自始至终主持了这次会议。在建设问题上他是积极的、主动的，很愿意多讲。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中地讨论开幕会上提出的那三个议题，他也努力去引导这样的讨论。对会议提出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提出解决许多重大的冤假错案，会议提出“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他是有精神准备的。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他在闭幕会上没有再提“两个凡是”，也没有再采取引用“最高指示”这种方式来讲话，让出席者更加讨厌甚至激怒许多出席者；二是他批准北京市常委扩大会上对“天安门事件”讲一篇与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会议调子很不一样的话，想争取到一些主动。整个说来在这些问题上他是被动的，但是他并没有硬抗，虽然不可能彻底转变，但一直采取考虑大家意见甚至接受大家意见这样一种态度。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他这种态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接着讲叶剑英。他知道自己年高德劭，话讲得不多，但是对会议的方向很明确。他是积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讨论的，他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立场。对此华国锋是很清楚的，许多老同志都很清楚。他关于召开理论务虚会的主张，他认为需要把那篇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发到全国去的主张，不少部队高级干部是知道的。他支持邓小平对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他也信任胡耀邦，要胡耀邦找人起草他在大会上的发言稿，而他的发言中有关实行充分民主的见解应该说是十分精彩的。对这次讲话他本人准备了很长的时间，最后拿出来。我以为《三中全会以来》这本书未收叶剑英这篇讲话不妥，我认为叶帅在三中全会上功不可没!
    再写邓小平。邓小平“文革”中被“打倒”后第二次复出，从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算起，到那时候虽然只有一年零四个月，可是由于他的品德、才能和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的威望，由于有了众多“文革”中受迫害、当时已获得解放重新走上负责工作岗位的老同志的拥护，他成了这次会议的灵魂。对这个会议的召开和基本方向、目标的确定，对这个会议的发展中每一个重要的前进的步骤、重要问题的解决和三中全会应该做出怎样的决定，他都有提示和指点。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被党的十五大报告称为改革开放宣言书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更是邓小平对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主题报告，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实际上就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个报告有深远的意义，直到今天，我们仍迫切需要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正如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实际上是1935年在贵州遵义举行的那个中央会议上确立起来的一样，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也是在这个中央工作会议上确立起来的。
    应该写几句李先念。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大会上没有讲话，他也没有给各分组会传达指示，但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作用不应忽视。中央工作会议最初定下来的三个议题中有一个就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报告。他自始至终参加常委对会议的集体领导，在常委听各分组召集人汇报的会上他都积极发言。他对农业文件也特别关心，召开过13个人的座谈会。
    最后讲汪东兴。我想在这里给他说几句好话，他也一直参加常委的集体领导。会上对他做了批评，而且是指名道姓的批评，不论他心里怎么想，他还是写了个书面检讨给这个会议，并且在以后的三中全会印发了。对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功不能说他一点贡献都没有。
    这一节我写的是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五个常委，到三中全会把陈云同志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中央就有六个常委了。     第四节中央工作会议散会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和“散会”不是一件事，在闭幕后又开了两天分组会才散会。闭幕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3日，散会的日期是12月15日。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以为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还是为了充分发扬民主。三位中央常委讲了话，还要听听参加会议的人的反映，大家满意了，会议才能最后胜利结束。第二个原因是除了三位常委讲话之外，在会议闭幕时还发了一个汪东兴的书面检讨。到会的人也想对这个书面检讨发表意见。第三个原因是在闭幕会上华国锋在讲了要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说：
    “中央政治局意见，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精神合起来传达，具体传达办法待三中全会结束时再定。不参加三中全会先回去的同志，可以叶、邓副主席今天的讲话和我在这次会议上的三次讲话为根据，把会议的主要精神向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党委常委，中央党政军各部门的党委常委或党组成员通通气。”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不参加三中全会就要回去的同志，也需要在离开前对闭幕会的讲话再学一下，消化一下，同分组内的同志交换一下意见。    
    会议闭幕后又开了两天会，也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特点。
    各分组发言的情况大同小异。我就讲一下自己记得的西北组在14日、15日两天的情况。    
    在12月14日这一天西北组发言很踊跃，大家争着发言。王惠德、于光远、杨西光三个人也争取到一个联合发言的机会，由王惠德主讲。三个中央常委发言的内容很丰富，特别是邓小平的那篇讲话的内容很多，我们只能挑选自己喜欢的段落讲了一下我们表示特别拥护的话。这次联合发言的主要内容还是对汪东兴的书面发言表示强烈的不满。发言的内容首先是表示欢迎汪东兴所做的表示：“我所担负的职务与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名不符实的。为此，我恳切请求中央免去我所兼的一切职务，待中央决定后，认真向有关同志移交好。”同时指出他这个表示究竟是不是诚恳的，还要看他的实践。接着我们对他的检讨表示不满。在这个发言中我们引用了中南组宋时轮同志发言揭露的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
    汪东兴同志所犯的错误，特别指出他当了副主席后主管宣传工作中的问题，包括坚持“两个凡是”、压制正确舆论等行为。王惠德代表杨西光和我，在讲话时又举出一些以前人们不知道或者没有在分组会上讲过的不少有关汪东兴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事实，其中包括汪东兴如何以根本站不住的理由压制《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要求停止发行，受到群众强烈反对等事实。在发言中我们建议汪东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一个初步检查，等等。西北组和从简报中看到其他分组的其他同志的发言，大致也是这样。
    我们西北组还在会议最后一天的分组会上一致通过了一个《西北组十二月十四日上午讨论发言的综合简报》。这个简报的性质同个人发言的简报有很大不同，它有点像前几天通过的《十二点建议》，是一个表达整个西北组集体意见的材料。这个简报也分十二点。它的内容是：
    (一)拥护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表示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
    (二)赞扬华国锋关于“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讲话，和全部承担责任的态度。我们认为他为大家实事求是地树立了榜样。并说这也是我们党发达的标志。
    (三)赞扬华国锋关于集体领导、不要宣传个人的讲话，彻底改变过去许多问题只是一个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听命令行事的不正常状态。
    (四)认为叶剑英、邓小平关于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的意见极端重要，完全同意叶剑英所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体现了我们党内的民主。认为这些民主精神都要发扬。
    (五)极不满意汪东兴的书面发言。关于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不只是他所说的只有领导责任，而是一个思想路线的错误，他对邓小平同志的态度不是一个个人关系，而是有关全局性的问题。
    (六)汪东兴请求中央免除他所兼一切职务是适当的，同时希望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一个比较像样的检查。
    (七)汪东兴同志在抓“四人帮”这件事上是出了力的，但不能就以此为资本。
    (八)拥护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的“今后提干要严格”。
    (九)建议将汪东兴等政治局几个同志所犯错误，传达到各地处级干部。    
    (十)拥护宣布撤销1975年、1976年两年的十二个文件，主张“文化大革命”中中央发出的各种文件，也需要清理，有些还要撤销。    
    (十一)严禁对干部使用窃听器、检查信件、盯梢、侦察私人来往、抄家隔离，施以法西斯的逼供手段。
    (十二)国家应从各方面帮助西北、西南等一些贫困地区。   
    这十二条由西北组召集人汪锋、霍士廉、胡耀邦、肖华四人署名上报，华国锋看到这份简报后批示“印发到会人员”，这种做法表示充分发扬民主的情况一直贯穿到会议最后。

第十二篇 命运之门向中国打开

    以实践的标准，作为理论和科学指导，让各种意见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交流、碰撞以达成共识，体现了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会议的简报快速、准确、全面，不回避矛盾和问题，与会者以平等的身份参加各种讨论，几个“不限”可以说是“无限”。倡导改革，推进建设，尤其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拉开了大转折的序幕。
 
   第一节  强调科学思想的会议    

    会议散了，中央工作会议出席者不是十一届中央委员的，除了九个建议补进中央委员会的人之外，都回到本地区或部门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抓工作去了。    
    这次会议在闭幕时交代清楚：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和随即召开的三中全会两个会议一起传达，但回去的同志可以先将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在小范围内讲一下。    
    我来自国务院研究室这个很小的单位，单位里的日常工作一直有别的同志在处理；当时我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我抓的工作是各个学科的长远规划，这是一件务虚成分大一点、伸缩性也大一点的工作，不像别的单位的负责人，多日离开单位，有许多重要工作等着回去处理。中央工作会议散会后，我、胡绩伟、曾涛等人被继续留在京西宾馆，说是也许会议有工作需要我们。但事实上这五天中没有要我做什么事，让我在那里舒舒服服地继续观察与思考了几天。
    对这个中央工作会议，12月13日三位中央常委的讲话作了总结。我们西北组12月15日全体通过了一个综合简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西北组的一个总结。而我个人那时没有想到也应该对自己参加这个会议的体会做一总结，现在写这篇《追记》，倒是补做这个工作的一个机会。因此决定在叙述会议的过程直到写了“散会”这一节之后，再写一下自己对会议精神的体会。
    第一，我想写的是，这个会议的确是一个在科学思想指导下的会议。    
    在我所知道的中央的重要会议中，会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做了充分准备，在会议期间充分运用理论，联系面临着的问题和实际的并不很多。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这样的一个会议。在会前一方面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进行了批判，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路线分歧的历史，另一方面又研究了中国的国情，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创造性的理论观点。在这之后也许就可以数得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了。
    这次会议是以在科学思想指导下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并且取得胜利为特征的。从原则上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这次会议和党的七大的相同之处。党的七大是在科学地总结了1927—1937年党的历史的基础上召开的。由于批判了和纠正了党的领导机构所犯的政治、思想、组织上的错误，尤其是那个期间曾统治全党的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这才使得制定七大正确路线方针、争取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成为可能。
    在“四人帮”粉碎后，我们遇到的问题则是党内出现的把年老体衰不能正常工作和思考的毛泽东的“指示”、“决策”奉为神明，必须坚决始终不渝遵循照办，提出“两个凡是”方针，一方面直接保护“文革”中提出的许多错误观点，妨碍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又妨碍党和人民总结历史教训，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新时期推行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方针路线。如果我们仍沿着“文革”时期错误的道路走下去，“四人帮”虽然不存在了，但仍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与党的七大来比，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所处的时代不同了，条件不同了，面临的任务不同了，但一定要在科学思想的指导下工作这一条是不容许违背的，在指导革命和建设中我们要求人们去研究它。我在“四人帮”粉碎后曾经讲过三句话：
    宗教之为宗教就是要人们膜拜它；法律之为法律就是要人们服从它；而科学之为科学就是要求人们去研究它，理解它，在自己的活动中尊重它，运用它。    
    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科学，就决不允许人们对它采取膜拜、服从的态度。对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尚且不应膜拜或服从，何况在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两个凡是”，是要求人们去膜拜、服从只是以马克思主义名义说的话做的事。在“文革”期间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创造了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按劳分配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批判唯生产力论”等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从1976年以来，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理论界就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的领域中批判这些谬论。当然这些谬论是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帜，这一点对于理论界倒不成为什么问题，比较容易揭露这些歪曲。但是，谬论有的为毛泽东所肯定，有的本来就来自毛泽东的观点。比如毛泽东在1974年10月就说过：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虽然当时批判这些谬论尽量避开毛泽东，但仍然遇到“你们针对着毛主席”的责难。再加上几个重大案件如“天安门事件”，也有一个毛泽东点过头、讲过话的问题，不好解决。看来如果不上升到哲学的高度，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于是到1978年春夏，我国理论界在哲学领域中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对这篇文章，先是学术界开展了讨论，后来扩展到了党政军领导干部，先是在北京，后来扩展到了外省市，反映强烈。同时也很快受到一些人的严厉的责难。这就需要在理论上做更透彻的阐发，需要开展争论。
    在中央工作会议前的八九月间(具体时间在我的笔记本上没有记下来)，邓小平有一次找我们几个在社会科学院工作的人谈话。他很关心按劳分配问题上对“四人帮”谬论的批判，问我们按劳分配问题讲得是否已经很充分了。他讲，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并且说“常识不应该成为问题”。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鼓励我们理论界要讲话。他说，你们自己不觉得，理论界发言是有权威的。他又说，你们社会科学院是理论机构，在理论问题上不能让步，我不劝你们在理论上迁就，迁就就会失去原则。他要求理论界站得更高一些，并且讲点方法，有利于解决问题，有利于团结。他说事实和道理当然要说清楚，但要考虑在什么场合说清楚。
    邓小平要我们考虑这场争论如何解决。在我们谈话那天，邓小平希望找到办法来解决这场争论，不希望“在工作会议上冒出来”，而希望理论界争论双方在思想上沟通一些。可是工作会议一开始后，这个争论果真“冒出来”了，而且“冒”得有相当重的分量。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展开之后，邓小平在会议期间有一次找胡耀邦和我两人谈话时，说要讲理论问题的重要性。这时候他讲：这个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个政治问题。后来他在闭幕会的讲话中说“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越看越重要”说明，就是对邓小平来说，也有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会议的参加者都有这种感觉。
    我感到这个会议有这样一个特点，而且一开始就具有。因为这个会议召开之前叶剑英、邓小平就讲这个精神，而且有“四人帮”粉碎后两年理论工作的准备。我赞成三中全会后一个月胡耀邦说过的话：
    “这两年的思想理论工作，就它的规模来说，就它的战斗作用来说，就它对全党的理论水平的提高来说，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可以说是延安整风以后理论工作做得最出色最有成绩的两年。”
    不但专门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而且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对理论的兴趣也很高。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许许多多的参加者的发言都讲遵循科学思想，都讲科学精神、科学态度。   

 第二节  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对这一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普遍亲身感觉到了，而且是十分满意的。
    会议的出席者敢想敢讲，勇于闯进过去被认为是“禁区”的那些领域，说人们过去不敢说的话，这就是自己来运用民主权利。民主本来不是等上面恩赐的。同时会议出席者也不对别的发言者打棍子、戴帽子、定调子、划框子，发言时间不限，发言次数不限，发言范围不限。对这几个不限，会议的领导并没有宣布过，而是自然而然地就这么实行了。这当然同会议出席者的水平和自觉程度高有关，也同会议的领导从来没有做不利于充分发扬民主的事有关。如果常委中个别人说不利于充分发扬民主的话，而参加会议的人保持沉默，不出来纠正，情况就会不同得多。这次会议的情况不是这样。
    会上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在一次各组召集人向常委汇报各组发言情况的会上，这次汇报的时间是11月25日开第二次大会的前夕，具体的时间我笔记本上没有记下来，汪东兴同志发言说：
    “大局要考虑。我们不乱。我们要搞民主，要有领导的民主，有领导的集中，全党要团结，不利于党的话不讲，不利于党的事不做。”    
    这些话从字面上说没有错，但是那时在汇报会上汪东兴讲这样的话，就有对分组会上的发言进行批评或者事先警告的意思。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都是党内很有经验的高级干部，岂能听不出这几句话的意思?因此在这话传下去之后，各分组的出席者就表示强烈不满。11月27日晚召集人向中央常委汇报时，各组就提出了这样一条意见：汪副主席上次会上说的关于要有领导的民主和集中的说法，与华主席25日大会上对会议的估计不相适应。我们这些天的会议，不涉及有无领导的问题。“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讲，不利于的事不做”这个提法也不好。开这次会议就是为了讲清楚。汇报会上分组召集人反映各组对汪东兴讲话的意见时，汪东兴就在座，对这些当面顶他的批评，会上汪也没有再说什么。各组出席者的发言就没有受汪东兴那几句话的影响。
    对在“文革”中和“四人帮”粉碎后两年多时间中，讲过对现实生活产生坏影响的话、做过产生坏影响的事的同志进行批评揭发，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的重要方面。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指名道姓地批评，包括对一位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名道姓地批评。这样做不但与会者满意，而且中央常委在一个小组会上也特别予以表扬。尽管批评者讲得很尖锐，但没有不让别人申辩反驳的气氛和施加这种压力。当面讲就是要听不同的意见。
    讲话只是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的一个主要方面。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会议的出席者参与起草和修改会议的文件。办法是让会议参加者了解会议准备做出决定的事情，希望他们充分发表意见，把这些意见收集起来，作为修改原来准备的文件草案的根据。对会议准备做出的两个有关农业的文件的制定过程就是能够说明这一方面充分发扬民主的例子。
    中央工作会议并没有通过中央的决议和选举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这样的权利，因此出席这个会议的人也就没有这种表决权和选举权，但是有推举权、建议权，在会上大家也充分使用了这个权利。
    在这个会议上发言很踊跃，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我想做一个工作，对我参加西北组发言的情况做一个统计来说明这个发言的踊跃程度。    
    讲民主就要讲平等。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委员在分组会上同一般会议参加者一样，其他人并不把他们看作是一个层次的领导人，他们发言也并不特别“郑重其事，特别慎重”，让人们忘记了他们是政治局委员。至于那五位中央常委，他们没有编入六个分组，但是常委也发表意见，有时在常委会上发表，有时在听各组召集人的汇报会上发表。他们也各自讲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也大都传到各分组，各组的同志也可以对他们的观点发表意见。汇报会上常委同志各自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的发言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各人讲自己的观点，二是由主持者代表常委发表对会议的指导性质的意见。前一部分就属于充分发扬民主的范围。
    本来民主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人们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可以说是带有根本性的内容之一。在这个会上大家感到自己的积极性没有受到任何压抑。当然也受到当时传统力量的束缚，比如不得不用很多心思去讲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讲何为“高举”的问题：是翻来覆去地重复毛泽东讲的话是“高举”呢，还是实事求是地看待现实生活的事是“高举”，没有人愿意去评论“高举”这个提法本身究竟正确与否，大家也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
    在一个全国性全面工作的文件中写上一段发扬民主的话，这种做法不知道从何时起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规范化”的行为，因此常常成为一种套话。套话有它的功用，但只能起套话的功用，不能给人们新鲜的感觉，也不能给人们以思想上的启发和教育，不能激起人们民主的热情。如果有深刻的见解，有新鲜的语言，有与实际结合的内容，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不论叶剑英还是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中对民主问题所讲的话就给与会者很深的印象，也给读到他们讲话的干部和群众一种深刻的印象。    
    叶剑英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专门讲了充分发扬民主(而不是一般地讲要发扬民主)的话题。他讲得很透彻，指出“四人帮”捏造的似乎实行民主就等于搞资本主义的奇谈怪论，也是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而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叶剑英还讲了领导干部不要嘴里天天讲民主，可是稍微尖锐一点的意见一来，面孔就拉长了。这些发言就接触到事情的本质，完全不是套话。他还要求，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发扬的民主精神能够永远坚持下去。他对民主问题讲的这些话十分诚恳，今天看了还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邓小平有一个给下面的干部“积极权”的提法，就很新鲜。充分发扬民主就是给大家积极权。也许有人会问：这两个讲话是会议闭幕那天讲的，对会议的进程是否发生了作用?我想指出，他们关于民主的思想早在闭幕前就有许多表露，邓小平关于“积极权”的说法是在11月间一次听各组召集人向常委汇报时讲的，他讲的这个话传到各组，就会鼓励大家充分发扬民主的热情。
    列宁对民主有一个精辟的见解，那就是民主是需要条件的。法律上说某一个人与另一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民主权利，但是一个为获得自己的最低限度的生存资料不得不占用了他几乎全部时间都还不够的人，怎能有时间去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过民主生活呢?有一些人想开会没有自己的礼堂，也租不起礼堂，他们的活动也就不得不受到很大的限制。资本主义国家里谁都知道竞选一个官职，要花一笔相当大的费用。谁要竞选总统这样的高级职务，没有很大一笔钱是绝对不能参加的，不论你多么得人心都这样，没有财力的人是竞选不起的。我们开这样一个工作会议，有京西宾馆这样好的地方，有很多很好的会议室，有很好的饮食、住宿、服务，这就有了开会的物质保障。我们这些人都是党和国家干部，在参加政治活动方面时间基本上是有保障的。
    在这里我们讲时间的问题，说的是这个工作会议给了出席者以比较多的时间，把想讲的话说出来。这个会议开始时华国锋曾说准备开20多天。从11月10日开始，那就将在11月底左右结束，打算从12月7日开始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来根据需要一次一次地延长，延长到36天，时间应该说是比较宽裕的。
    对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来说，简报工作是一个能否充分发扬民主的很重要的条件。如果没有简报工作，我们这些人除了参加大会之外就只是在自己的分组内活动，其他组的情况就不会知道，更不可能越出本组范围来进行讨论了。中央的会议我出席或列席过许多次，会议一般都发简报。坦率地说，有些会议的简报尽是些空话套话，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原因是一方面有些人似乎有了说套话的习惯，二是有许多人发表的实质性的意见都被“简”去了，因此除了本小组之外，其他组的情况就几乎一无所知。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简报是很有意思的，可以通过它了解别的组的许多情况，可以参与别的组提出的问题的讨论，对别的组的同志们的发言发表意见。
    我对会议的简报工作是很满意的。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很多，有的有发言稿，有的是即席发言。我没有去对照我的发言和简报登出的摘要，当时我的印象是摘录得不错，没有把我讲的重要内容删去。而且简报出得很快。从别的组的简报上我也可以看到我有兴趣的材料，有的如站在坚持“两个凡是”立场、抵制真理标准讨论的那些同志的发言，我就能够通过简报看到，可以根据简报发表意见，同他们进行讨论。会议的简报是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必读的材料。我想这个会议做简报工作的同志工作一定很紧张。他们在这个会上是无名英雄，然而是做了很重要工作的人。可是我一个也不认识。我还想知道是哪位或哪几位同志领导简报工作。
    同时会议开头几天的简报和以后的简报也不完全一样，开头几天似乎问题多一些。11月13日胡耀邦在西北组的讲话很长，简报中登出的就很短。我原先以为是胡耀邦故意删短的，最近在我的“故纸堆”里，找到胡耀邦在11月15日西北组发言的记录，其中讲了邓小平的一个意见：“党内要有一批敢于说、敢于处理问题的干部。”还有一句：“简报不要删去关键问题。”
    胡耀邦曾经有过意见，在一次召集人向常委汇报的会上，我们组反映徐向前对会上的发言简报六天以后才登出表示不满。看来简报编成这样是徐向前、胡耀邦等人提了意见之后才改得比较好的。我最满意的是11月20日江一真、杨西光和我的联合发言，点名批评汪东兴之后，简报没有删节，而且出得很快，很令人满意，大概那时编简报工作的方针已经明确，不能随便删节和延迟了。不过在以后对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某些政治局委员在“文革”中的错误进行批评时，汪东兴在一次常委会上又主张“涉及政治局的问题的简报晚一点”。对此常委会没有表示同意。
    当然对简报这件事不会所有的人都满意。不同的人在看了简报后对自己的发言是怎么报道和看到别人发言的报道会有不同的感觉。我觉得满意，有的人就不一定这么看。我就在有一期简报中看到有一位发言人对简报提出了意见，而简报把这个意见也登出来了。但我认为简报能够这么登就是一个好的表现。
    这个会议的简报数量不少。我知道西北组的简报一共出了70多期，其他组的简报的数量也相仿，它们是研究这次中央工作会议非常宝贵的资料。党史研究部门一定掌握全部材料，不过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某次汇报会上提出简报上对许多人的揭发，未必都符合事实；有人提出是否需要核实，而常委的意见是不必去核实。我赞成常委的这个主张。首先是因为这些揭发基本上是准确的，同时党中央也不会根据简报去处理这些人的问题，而要去做认真切实的调查和去掌握各种物证人证，这是一套科学性很强的工作。至于会上的揭发，只能把它作为一个线索、一种反映来对待。上述种种调查工作，其性质不是去核实简报的工作，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花时间去核对简报。
    总之，对于会议简报工作成为充分发扬民主的工具这一点，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认为值得怀念。    
    我认为不要以为会议简报是一件小事，不值得我在这里花很多的时间来议论。我想回答说不应该这样看。因为既然是一个大会，与会者是来参加这个会议的，不是参加某个小组会来的，他就有了解其他各分组情况的权利，也有让别人听到自己发言的权利，限制简报就是限制了出席者本来拥有的权利。而且简报工作直接反映出会议主持者的民主思想、民主觉悟和民主作风，会议的参加者即使嘴里不说，但都可以亲身体会到这一点，心里都有数。简报工作搞得不好会直接损害会议主持者的形象。

    第三节  倡导改革的会议    

    我还是想说，中央工作会议对经济领域改革讨论的深度和广度，比起政治和思想领域来说相对地是不那么充分的。同时我也还想说，它结束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始阶段——即经济停滞、政治动乱、文化凋敝、生活穷困的局面，进入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阶段。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即召开的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我深切地体会到这两个会议是倡导改革的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对改革讨论不够充分的地方有这么几个：一个从原则上理论上，对改革的概念和必要性没有去做深刻的、系统的阐述，那时还没有这种觉悟和水平；二是落实到实际的经济工作上，主要是关心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在所有制和分配方面，只是在比较狭小的范围内接触了一下，未能正视这些方面的问题。至于摒弃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在那时当然根本不敢去想，能够肯定商品经济、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在那时就算得上是一种敢想敢说敢做的行为了。
    在倡导改革方面走在最前面，想得最广最深的还是邓小平。    
    邓小平除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大家都知道的那些话之外，在传达下来的在常委听取各召集人的汇报会上，在准备大会闭幕会讲话稿过程中同我们的谈话，以及在其他场合，他还谈了不少。他口头讲的比形成文字的更自由更敞开。他对我国经济体制现实中的弊端和如何进行改革的想法，其明确、尖锐的程度我感到比当时别的同志高出一大截。
    他在为闭幕会上的讲话做准备时对我们说：    
    “我们的制度不是鼓励支持人们敢想敢讲敢做，不仅在政治方面甚至包括经济方面。精神鼓励不够，物质鼓励不够。要鼓励人们敢于创新，千方百计……现在是干得好与干得不好一样，甚至不仅一样，对干得好的还要打击。干得不怎么样的人而且还得全票，因为他不得罪人，大家都觉得可以过得去。我国的政府制度是这样，党内制度也这样，因而怪现象发生。”
    邓小平这一段话是在要我们考虑“思想僵化产生的原因”时说的。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说，企业实行责任制，通过责任制，通过赏罚，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不合格的就要降。对职工要求应该很严格，搞得不好该打屁股。接着他说，不应该只打屁股，而且更要注意奖励，而且物质奖励也要到具体的人——具体的集体和个人，这比打屁股效果更大。他还举新加坡、日本为例说，那儿“有的工厂给工人奖半年工资，买辆汽车，三个月工资可以买辆旧汽车”。还说那儿生产秩序非常好。
    我们国家工厂里经常推行这种竞赛那种竞赛，邓小平针对这个情况说：“竞赛”这个词要推敲。在我们这里常搞些形式主义。评比、请客吃饭、参观、弄虚作假。邓小平的市场观念强。那时流行的那一套计划经济的竞赛，他表示不满。他说真的竞赛，看结果，看市场。他说：总之，有赏有罚，都要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多次讲要用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他主张搞得好的得的多，不仅职工，领导干部也这样，不但有精神鼓励，还应该多得，先富起来。他认为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不行，不能只讲风格，讲风格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一辈子不行。一定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
    关于“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这是邓小平突出提出的一个观点。他对这个观点讲得很多。这个观点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他是否讲过，我记不起来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个观点倒不是12月2日同胡耀邦和我谈话时第一次讲的，至少在一次常委听召集人汇报的会上他就讲过要把这个问题作为“两大政策”之一。
    第一个政策就是“要使一部分地区搞得好一些，比较富一些”。他还计算了一下，如果有百分之五的县，百分之五的人口，搞得比较富，全国就有100个县，4000万人，相当于一个不小的国家，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县和人口那就是一个大国了。他开了一张他估计有可能先好起来的十九个地区的单子，其中首先提到的就是广东的深圳，可见他很早就注意到这个地方了。他认为那儿可以先富起来的条件是可以开展外贸工作。他考虑的不只是地区，也考虑个人。个人当然是与地区相联系的。他说搞得好的、快的地区，可以提高工资待遇，这也是个大政策。他说要先让百分之五的农民有购买力，城市内有一部分工人有购买力，下个决心，能做到百分之八就更好了。他也举了一些地方的农村说明。他讲北京有个生产队打石头富起来了，讲了种果树七八年就可以见效等等。他也说过要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他说“先好起来”，也说“先富起来”，在闭幕会的讲话稿中写的是“先富起来”，在我的笔记本上“先富起来”的话在不同场合都说过，我记得他还说过“要人民生活富，尽量拔尖”那样的话。他反对平均主义，说这是个大政策，干得好的就比左邻右舍好。
    他说的第二个政策便是“权力下放”。他说农业是让各生产队能够“真正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因地制宜”，给生产队权力，让他们能够按规律办事，干得好不好看人们收入增加了没有。另外，在比较早的一次常委听取召集人汇报的会上，他讲：要给地方权力，特别在种植方面，中央决不要干涉，地方比中央对当地情况熟悉，县要更有权，有“积极权”。他认为对“三自由”批评太多，把正当的东西当作错误批，城乡搞死了，总之要给农民种植权，把社会搞富。
    就在那次常委会上，邓小平讲：哪个省区有条件，可以向外国借款，但债是要还的，有利息的，规定后不要干扰。他主张要给下面机动权，在统一计划下有广泛的活动余地。
    在一次常委听汇报的会上，邓小平讲：    
    “现在一个大队相当一个村。生产队要全部按经济组织那样来管理，基本上要转到经济管理上来。用经济办法管理企业，使下面有点权力，确实使下面活起来，企业可以不要只听上面讲什么就做什么，而要看社队需要什么就做什么。”

    邓小平还讲权力下放是个“大政策”。
    中央工作会议在理论上原则上讲改革不算多，但是倡导改革的精神很浓的。

     第四节  推进建设的会议

    这个会议提出从1979年1月起工作着重点从揭批“四人帮”的政治运动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也有五年计划、年度计划，也提什么“抓革命，促生产”，没有说不要做经济工作，但建设工作的地位低得不能再低。在“文革”中讲不要算经济账，而要算政治账，“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冲击政治，那是一项重大的“罪行”。经济工作也的确无法进行，有一些经济工作者的积极性有时会受到莫名其妙的打击。
    1974年2月10日江青到管电子工业的四机部讲话，平白无故地制造了“蜗牛事件”。在与美国商人谈判进口彩色电视显像管生产线的过程中，对方出于友好，赠送了我方一件蜗牛造型的工艺美术品。江青认为这是美国有意侮辱我国经济发展迟缓，向对方提出抗议，导致我们进口彩色管生产线的工作推迟了好几年。在教育工作中则把学习成绩特别差、考试交白卷的张铁生树为“白卷英雄”。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比，这次会是积极建设的会议，这一点是极为明显的。
    我对中央工作会议是一个积极推进建设的会议这个体会，不只是从与“文革”的对比中形成的。因为会议本身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会议提出从1979年1月起党的工作着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本身就表明开这个会议是为了推进我国的经济建设。而这一点是会议参加者都同意的，大家都不赞成再长期搞政治运动。开幕时华国锋代表中央宣布的三个议题，都是建设方面的或者主要是建设方面的。这也是中央同意这么提出来的，后来虽然突破了这些议题，但是会议还是用了许多时间热心地讨论了，大家也都赞成这样做。这个会有一种其他一切工作要以建设为中心，要求上上下下动脑筋，千方百计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使人民生活好起来的思想。
    改革是为了建设，为了取得建设的效益；开放也是为了建设；把“文革”中遗留问题解决好，也是为了建设。在常委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的会议上，邓小平和李先念都希望有20年的安定团结，也都说了如果这样，我国的建设就可以上去。
    应该承认华国锋在这方面的确是很热心的，在同他接触中，我认为他是一个务实的人。华在会议开幕那天的讲话中就离开稿子讲了许多有关建设的话。我在前面介绍华国锋那次讲话时提到这一点，也讲了我对他的一些好的看法。在这儿我想再说一下的是，他讲的在“四人帮”粉碎后日本、法国、西德、意大利竞相和我国签订长期贸易协议，其中日本提出想和我们进行贸易的额度还不小，而且还希望大幅度增加这样的情况，对于我国进行建设是起了鼓舞人心的作用的。同时从他多次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对改进我国经济工作的管理，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等也很关心。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几次讲要利用每一寸土地，每一块闲置的土地都要种上树，每一块水面都要搞养殖，发展沼气，要提倡种草，强调农村搞多种经营；讲要特别重视专家、培养专家，主张农学院赶快搬回北京，要招更多的大学生，还要办好各种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这次会上大家特别关心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问题，邓小平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解决这些问题都是为了把建设搞好，掌握这个度的问题。
    还有一位常委李先念同志，本来一直分工管经济方面的工作，在中央工作会议每次汇报会上他几乎都要讲建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国家机关中管经济工作、文化工作的部委也特别关心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也是这样，有关建设的发言次数和时间也是很多的，他们积极发言也使会议的建设空气颇为浓厚。

    第五节  宽厚团结的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的参加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高级干部，他们在“文革”中受到程度不同的迫害，“四人帮”被粉碎后，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发言权。在这个会议上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讲话了。他们认为对指导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使我们国家、我们人民遭受灾难的理论路线应该批判，并从中吸取教训。会内会外还有一些同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当权”者，他们之中有的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是有功劳的；还有一些人在粉碎“四人帮”后同“四人帮”划清了界限，站在了反对“四人帮”的立场上；但是也有些人在“文革”中说了不少错话，做了不少错事，乃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也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甚至对纠正“文革”中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设置障碍。大家对他们意见很大，在揭露“文革”中的问题时，不能不涉及他们，不得不对他们揭露批判。他们之中有的是十一届中央委员，有的是政治局委员，有的是党中央副主席。会议上的揭露和批判，摆事实讲道理，不去考虑这些人的职务，不因为这些人职务高就不去揭露和批评，只坚持一条，摆事实，严格地按事实说话。这一点大家认为不应该含糊，也没有含糊。
    但是会议从团结的角度出发，对这些犯了错误的同志采取了宽厚的态度。
    在11月25日开第三次大会前夕，各组提了许多重大案件，要求党中央处理，对许多尚未平反的冤假错案也要求解决，这就涉及好几位十一届政治局委员。在听各组召集人汇报时，邓小平说：
    “大家提的问题要解决。‘天安门事件’要解决，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杨尚昆、陶铸的问题要解决，但是提出的问题不能全部解决。”
    这是邓小平一个冷静的估量，先讲清楚这一点，免得在做不到全部解决时收不了场。哪些问题在这个会议还不能解决，邓小平没有列举，大家心中有数。比如刘少奇根本没有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上肯定历次路线斗争时就包括第九次路线斗争——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而这种说法是写进了十一大政治报告中的。估计这个中央工作会议乃至会后举行的三中全会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此各组讨论时也只是说到不存在另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
    邓小平还讲到会上对陈锡联、吴德、纪登奎三人提了意见，提出了批评，没有过分。但他的主张是，三个人找个机会在会上谈一下就完了，不是一定要做自我批评使大家都满意。他不主张提到三中全会上去讨论，因为一提到三中全会就会有处分问题了。在第三次大会后的11月27日晚的汇报会上，邓小平谈到外国评论家问他吴德怎么样?他说吴德有错误，但看人要看整个，不能只看一段。
    再后来一次常委听汇报的会上讲到对一些同志的批评问题，邓小平说：可以把这件事了结一下，基本上过得去就行了，要使所有的人都满意，能不能做到?大家揭发批判是应该的，而且也是正确的。背靠背，问题还可以揭。对待陈锡联的问题，我在辽宁说过，在适当的场合，比如在中央开工作会议时，检查一下就可以了。犯有错误的同志讲了即做了自我批评，可能深一些、浅一些，讲了就可以了。
    接着邓小平又讲起吴德，邓小平说：吴德同志调离北京市，政治局委员不动，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 
    邓小平在会上问出席汇报会的华北组召集人林乎加：吴德做检查时，你们鼓了掌没有?林乎加说鼓掌了。   
    邓小平说：接着批评可以，还是要安定团结。我也劝纪登奎，也讲一下，讲了就过去了。还有杨成武、吴忠。吴忠不批过不去，杨成武不讲一讲，能行吗?自我批评，恰当处理，政治局也要注意稳。常委统一意见，这次会上这些同志讲了即做了自我批评后，不要再讲了。以上这一点要向到会同志讲清楚。
    邓小平又说，这些同志回到本地区、本单位后大家提出意见时怎么办?就说他做了自我批评，问题了了。
    他说处理原则要宽一些，犯错误的同志要做自我批评，但完全使大家满意也不可能。总之，这些问题中央工作会议上就算完了，不上全会。一上全会，就要议一议，就说不清楚了。
    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批评“两个凡是”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但是邓小平为准备他闭幕会上讲话找胡耀邦和我两个人谈话时，特别讲到他不想在这次讲话中再提“两个凡是”的问题，在讲话稿中也就没有写进这个内容。这也可以视作宽厚团结精神的表现。
  
    附记：邓小平与许世友等九人的一次谈话

    这样的谈话我想在工作会议中也许还有，但是我只知道这一次。这是1978年12月1日晚上的事。这一天晚7时半至8时半，邓小平和李先念找许世友、李德生、杨易辰、王恩茂、任仲夷、万里、陈丕显、段君毅、胡立教等人。他知道这些人对陈锡联、纪登奎等有比较大的意见，担心他们对陈、纪等的错误揪住不放。因此他表示像“天安门事件”、“七二○”事件、产业军等等是要做出处理的，但是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追，追就会产生不利的效果。
    他说他那天找他们谈话是和他们开个谈判。邓小平说得很恳切，说这也可以“算我一个请求，要以大局为重”。他说道理在你们那里、在群众那里，因为你们说的都是对的。揭批百分之百的正确。但是现在，确有个大局问题。国际、国内。主要是国际的反映。外国人对其他没有兴趣，主要是看中国安定不安定。
    邓小平说，他是有意识地、自觉地和稀泥。稀泥必须和，有意识地和，否则不利。只有和稀泥，才是正确的。
    他说自己同外国人谈话后，安定一下，好了一点。但还要等会议结束，他们(指外国人)要看我们这次会议的公报。
    他说国内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现在，国内国际局面很好，这个来得很不容易。法国外贸部专贴了李强一张大字报，说生意做少了。当前安定团结确实重要。要给人民、给国际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凡是有损于这个，给人以错觉，极为不利。这是大局。
    他向那几位谈到，常委意见，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不能下。他讲这次会议在人事方面会有变动，对那“几个犯错误的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现有的中央委员，一个不去，有的可以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对那些有意见的人，让他过关算了。他还主张多想办法让他们过关。
    邓小平对这几位同志说：“这次会很好，实际上从五七年以来，就没有这个局面了，可惜，可惜。这正是延安作风，毛主席的作风，这是真正的党的好作风。”同样的话，第二天他跟胡耀邦和我也讲了。

    第六节  善于引导的会议

    在认真回忆这个中央工作会议的整个过程之后，我感到中央常委对这个会议的领导是值得写一写了。
    这次会议期间严格地实行集体领导原则。会议的安排都由五个常委集体讨论决定；会议期间各组召集人汇报都是常委们一起听，一起研究，三个大会五个常委一起参加；在闭幕会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讲话，如果不了解情况，只看文字材料会分不开三人讲话的次序，因为任何一位发言都说同意另外两个人讲话的内容，这说明三个人的讲稿都是彼此看过的。
    会上华国锋的讲话还说到某些决定是经过政治局讨论过的，政治局委员全都通知到会。开政治局的会是很方便的，但是我没有听说任何时间开过政治局会议，虽然在我们西北组就有几个政治局委员，但没有听谁说起过，我所知道的只是常委们的某些活动。常委的领导作用就表现在一是几次大会上三个常委的讲话，二是召集人若干次汇报会，当然还有其他活动。
    三次讲话在前面我都追记了。那三次我都直接听了，而且发言稿都发出了。有一次华国锋离开稿子讲的话，我在笔记本上记了下来。叶剑英讲话有一小段讲了，后来发出的稿子删掉了，我也记得内容。常委听各召集人汇报时的讲话，简报上不发，但召集人回到组里做了传达，我有笔记，但有的详尽，有的简单，有的是只记了几行字的一两页小纸片，但对于我回忆都是重要的材料。
    常委召集的这些会议善于引导各分组的讨论逐步深入，使分组的讨论很好配合了常委的意图，又使参加讨论的人并不感觉有任何被动，而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发言。
    这个会议可以按照这类会议的惯例，设有秘书长(也有人——不是当时而是后来——说秘书长就是汪东兴)，但是在会议资料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秘书长这三个字。整个会议过程中，也没有秘书长出面告诉到会人员某一件事情。这是不是说明这个会议根本就没有设立秘书长。我当时不了解，直到现在也不了解，我只知道会议开幕是华国锋宣布的，以后会议时限的改变、一次一次地延长以及讨论题目都是在汇报会上由华国锋说了，然后向各组传达的，不过这种布置对各组并没有很大约束力，各组乃至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做，但大体也还起某种引导作用。
    常委在汇报会上可以听到简报上没有反映出来的事情，然后五个常委各自发表意见。就我听到的传达、看到的材料来看，常委之间只有互补的意见，没有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有的意见各自有侧重。会上常委所讲的水平高、有创见、有启发性的意见，带回各组去，就对大家起启示和引导作用。常委的发言引导会议一步一步地深入。
    常委一共听了多少次汇报，开过多少次这样的会，我肯定记得不全，我记得的有七次。我从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前夕他向华国锋提出：是否把你们的八次讲话稿印发到全党。我两次对国锋同志讲过。国锋同志说，他说过了，检讨了，就算了吧!这“八次讲话”讲的是什么?不会是大会上华国锋和叶剑英、邓小平的五次讲话。因为这五次讲话，已经印发给到会的同志了，而且也不够八次。好像也不是听汇报时的讲话，那样的汇报会即使正好八次也不会发生华国锋说的他已经“说过了，检讨过了”那样的情况。这八次究竟是怎样的八次，至今我不知道。
    不过我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36天中，常委们一定还单独开过会，不会只开召集人的汇报会，有许多话只能在五个常委中间讨论。有的问题是不便在各组召集人面前讨论的，在召集人面前常委不便争论，有些问题如中央人事问题也要五个人在一起商量。这样的会究竟开过多少次，我不得而知。常委之间的活动总有一些是其他出席者所不知道的。但是所有的汇报会都是对全体出席者公开的，常委的思想在这个会议上的透明度恐怕也是历次中央会议所少有、甚至绝无仅有的。
    除了在这个会议上，常委还另外有一些集体行动，如11月25日晚接见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的谈话，看来是一字一句集体推敲过的，这样的表态应该有书面的稿子，不知道究竟有没有稿子留下存档。这次表态是发生在会外、但对会内产生影响的一件事。
    除了汇报会之外，常委某一次讲话的书面记录——我是指邓小平两次会见外宾的讲话，后来也发给了到会代表，那也是起很大的指导作用的。邓小平与日本外宾的谈话发给到会代表这件事，常委们就在汇报会上议论过的。
    个别常委还有单独活动，如李先念就曾召集十三人的会议(我不知道是否是《天道》一书中讲的“农业座谈会”)，讨论农业问题。李先念的这个活动应该说是会内的活动，对农业文件的制定是起了作用的。这件事李先念同志在汇报会上也提到了。

 第十三篇 举行三中全会的那五天

    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时间是三中全会的七倍，的确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理解，何以五天的全会能开得那样成功。不让后人知道历史真相，是一种对历史对人民对后人极不负责的态度，也就不能深刻地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出席者和列席者    

    中央工作会议12月15日散会，18日就要举行三中全会。不是中央委员的人离开京西宾馆。曾涛、胡绩伟和我等少数几个人留下来了。我们仍住在原先的房间没有动。    
    12月15日是个星期五，周末我回家休息了两天。在回家前我已经知道三中全会的议程，18日是阅读学习文件和传达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三位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议程上当然不会说参加了工作会议的人可以不阅读文件，但事实上听过那三个讲话，又在14日、15日两日讨论过那几个讲话的人，18日能自由支配时间。
    18日星期一我回到京西宾馆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研究那个三中全会参加者和列席者的名单。    
    从这张名单知道，十一大选出的333名中委和候补中委中，有六位已经去世，他们是郭沫若、罗瑞卿、彭绍辉、王诤、林李明和谢正荣。前四位我熟悉，后两位不熟悉。    
    在余下的327人中，又有25人由于种种原因经中央决定不通知他们到会。这25人是：河北的王国藩，黑龙江的于洪亮，福建的江礼银，河南的耿起昌、杜学然、杜昕，陕西的吴桂贤，辽宁的尉凤英，吉林的冯占武，云南的七林旺丹，新疆的贾那布尔，解放军的刘兴元、孔石泉、任思忠、刘光涛、黄荣海、江燮元、陈先瑞、吴忠、张积慧，中直机关的曹轶欧，中央另行分配工作的刘建勋、郭玉峰、解学恭、钟夫翔。327人减25人，余数是302人。(以这个数字为基数，中央工作会议通知参加的中央委员所占全部参加三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人数的比重，就不是我在本文第二章第一节中所算出的42％强，而是45％强。)
    这张名单上因事、因病请假的有21人。实际出席三中全会的中委169人，占中委201人的84％，大大超过法定人数。开这个三中全会的目的是对中央工作会议准备好了的事履行合法手续，所以这个名单很重要，会议准备的名单就比中央工作会议搞得严密多了。
    这张名单列为列席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有9人。他们是宋任穷、黄克诚、黄火青、胡乔木、韩光、周惠、王任重和习仲勋，都是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建议增补为中央委员会的人。而且一旦全会通过增补他们成为中委，他们便成为既有发言权、又有表决权的出席者了。
    曾涛、胡绩伟、杨西光和我，可能还有别的很少几个人都不是中央委员，但因有可能工作需要，中央工作会议散会后没有离开京西宾馆，无以名之，就叫作非正式列席人员吧。非正式列席人员没有上名单。我注意到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的李鑫等人似乎没有留在京西宾馆。
    在12月18日上午我看到的三中全会分组名单按工作会议的6个组分组，各组召集人不变，原来在组内的中委不变，各组人数比以前只略为多一些，西北组从原来的35人增加到44人，加上宋任穷、王任重两位正式列席者共46人，没有上名单的我，就自动按照老规矩仍去西北组听会。

    第二节  三中全会的召开

    会议以18日整天阅读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和传达闭幕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和华国锋的讲话。    
    这次中央全会没有做主题报告。从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三位中央领导人讲话的内容来看，邓小平的讲话由于精辟地、全面地论述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任务和组织问题，出席者都知道它实际上就是这个全会的主题报告。
    18日晚上，在京西宾馆举行三中全会第一次大会。大会上华国锋讲了这个会议的开法、会议的议程等。这些话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已经讲过的那些，他的讲话很短，从内容上看很明显地不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日各组继续看文件，西北组首先开始讨论。从20日到22日各组进行讨论。我的印象，增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增补陈云为党中央副主席这件事，都是在一天的大会上表决其他问题之前通过的。我记得三中全会只在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开了大会，其余都是分组会。
    三天分组会的内容，概括起来有四条：第一条是原先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委们以发言的形式向未参加会议的中委们介绍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第二条是所有出席者都对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表态，对全会增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表态，对中央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表态；第三条同中央工作会议一样，对“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平反冤假错案、康生问题等发表意见。还有一个，即第四条便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草稿表态并提修改意见。
    三天分组会做的事情是很多的，但是会上不再有不同意见的讨论。会上对汪东兴和有些同志继续发表了一些批评意见，并揭露了一些中央工作会议还没有揭露出来的新情况。
    最后一天晚上举行了大会。大会首先通过关于增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原则通过两个农业文件和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通过全会公报。在增补前，三中全会的正式列席人员还没有表决权，增补通过后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时他们就有表决权了。选举结果，候选名单上100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全部当选，并选出第一书记陈云，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还有副书记11人、常委23人。陈云当选后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举行三中全会的过程中没有什么事要我做，简报很少，六个组的简报加在一起只有中央工作会议一个组那么多，阅读简报不花太多时间。我过了五天比较轻松的日子。   

 另注：    

    在三中全会期间，我忽然想起了一件本来想做的事，那就是为了修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楼，我们派了杜干全副秘书长去香港考察。回京后他带回一份关于九龙元朗一个房地产商的卖房广告。这个广告引发了我的一个想法：在深圳修建类似元朗广告上那种住宅，再把这些住宅卖给九龙的居民，同时放宽罗湖边境对成为这些住宅主人的香港、九龙的人的进出境限制，简化手续。这样，深圳土地由于离市场远近而产生的级差地租与香港九龙挂起钩来，能够大大提高深圳的地租，使得我们成为社会主义的“地主”，坐得其利。
    习仲勋当时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有一天晚上，我去他的房间谈了我的想法，他听了很感兴趣，让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焦林义——他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但是出席了三中全会会议——带了秘书来找我，听我的意见并做记录。后来我得知习仲勋、焦林义回广东后，把我的意见向下做了转达。我的建议是深圳建立特区的来源之一。当然这是一件与三中全会没有关系的事情，我讲这件事，只是表明那时我比较空闲了，而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我是不会想到去做这样的事情的。

    第三节  中纪委的选举和陈云的讲话    

    关于中央纪律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我是在三中全会上看到的，在这个候选人名单中，有三个书记，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和第三书记，他们是陈云、邓颖超和胡耀邦，在第一、第二、第三书记之后还有一个常务书记黄克诚；还有十一位副书记，他们是王鹤寿、王从吾、刘顺元、张启龙、袁任远、章蕴、郭述中、马国瑞、李一氓、魏文伯、张策；还有常委23人，他们是周扬、张子意、帅孟奇、李楚离、武新宇、王维纲、李士英、曾涌泉、曹瑛、韩光、刘建章、刘澜波、孔祥祯、周仲英、马辉之、刘型、王鹤峰、阎秀峰、吕剑人、方志纯、曹广化、傅秋涛、唐天际。书记常委38人中，我大都认识，除马国瑞和我同岁外，年龄全比我大。现在健在的委员61人，比我小的才多一些，比如王若水那时52岁，比我小十岁。名单全部鼓掌通过，我没有选举权，但也还是热烈地鼓了掌。
    在闭幕那天(1978年12月19日)陈云讲了话。由于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不是常委，没有在大会上讲过话，现在他已是中央副主席了。在全会上的讲话中，他对那次中央工作会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我认为三中全会和在此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而且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这一次是在中央开会，要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还要做很多工作，还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首先在几十个高级干部中进行一次整风会议，连续开了几个月的会，大家面对面指名道姓地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就开党的七大，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1957年毛泽东同志又提出要求全党达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由于种种干扰，很多年没有实现，九大、十大党章中也写了这一要求，但是没有实现。这一次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带了个好头，只要大家坚持下去，有可能在全国实现，这对于安定团结、实现四个现代化一定会起重要的作用。”
    他这篇讲话是对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评价，这段话对于我们研究中央工作会议也是一个重要的史料。    
    在这次讲话中他只用很短的几句话，对全会选举他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表示感谢，感谢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同志们对他的信任，并表示自己将努力做好工作。

    第四节  三中全会结束后的任职和免职    

    1978年12月25日即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原来担任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免去，但他兼任的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政治局的决定中没有谈到。
    在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的同时，还任命了胡乔木和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胡乔木兼任毛泽东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姚依林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宋任穷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冯文彬任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免去汪东兴的各项兼职——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党委书记，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专任党中央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些都是中央工作会议各分组(其中包括西北组)提出的建议，事实上得到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首肯的。这样的问题用不着三中全会来讨论做出决定，而在三中全会后召开的补充了新的政治局委员的政治局会议上做出了正式决定，于是党中央机构就以新的面貌出现了。
    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的变动，都体现了“只进不出”的方针，但是不论在人数上和实权上都可以贯彻和落实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精神。

     结束语：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

    上面我叙述了1978年我所经历的那次历史转折，最后我想写这么一个结束语对这次转折做一个概括。    
    在做这个概括时，我不能不引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是对三中全会——我还是想更准确些说明“那个由会前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它做了充分准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第一个历史意义评价的正式文件，应该给以必要的重视，对之进行研究。
    在这个《决议》的第26节写道：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整整三十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决议》唯独指出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个评价是很高的，离三中全会闭幕只隔两年多就做这样的判断，可见这个历史转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对那次历史转折的意义理解得更深刻、更透彻，当然也更具体、更丰富。我们今天可以而且应该对那次历史转折做进一步的论述。
    我有这样的基本观点：    
    第一，我认为讲那次转折，不能仅仅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转折，还要说它是中国社会的历史转折。虽然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已经是一个执政党，领导着争取中国社会进步的事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社会的历史是同步的、一致的。《决议》上说的那句话，应该承认是正确的。我认为还不那么好，因为党的历史同中国社会的历史，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有引起中国社会进步历史的伟大转折，才说得上是伟大的历史转折。
    第二，我们论述的那次历史转折，是从一个历史阶段向另一个历史阶段的转折。这个转折的意义，就由1978年那两个会议的会前、会后的社会都属于怎样的历史阶段所决定。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比如一次会议，它的历史意义仅仅从它本身来看是不可能讲透彻的。
    1981年的《决议》，从它对三中全会前和三中全会后史实的叙述和评价中，提供了对上述两点作出论证的材料。    
    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一致性缺乏深一层的考虑，使得《决议》当时对那次历史转折虽然使用了“深远”和“伟大”这样的字眼，但看来还觉得缺乏理论的高度，从而不够有力。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下发生在1979年的理论界称之为“阶段风波”的事件。关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早从理论上提出问题的是苏绍智、冯兰瑞两位向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提交的论文。这篇论文认为当前的中国社会，只能说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达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水平。这篇论文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后，有的同志认为这两位否定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引起了一场风波。我不想在这里评述这场风波。我在这里之所以不得不提到这件事，那是因为《决议》的主要执笔者胡乔木，不但不考虑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折和中国社会历史上转折的一致性，重视苏、冯两位的科学论文提出的问题，支持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学术讨论，反而在《决议》中不指名地批判提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两位学者。《决议》对那次历史转折讲得不充分，同胡乔木的思想是有密切关系的。
    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的语言，写进了那个《决议》，是我和胡乔木争论的结果。我站在苏、冯两位学者方面，反对在《决议》里写进针对他们提出阶段问题进行批判的语言。不过我认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比说“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更好，主张党中央应该肯定中国还处在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我认为一定要承认讨论这个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重要意义。
    经过尖锐的争论，才在第33节中写下这样的句子：    
    “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总算在党中央的文件中第一次出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决议》写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的阶段”这几个字，但对这我还是不满意的。因为在《决议》里这个提法是有“尽管”两个字，而且是把“初级阶段”作为批判任何否认“毫无疑问”的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陪衬物写进去的。把1956年到1978年这22年那个经济停滞、政治动乱、文化凋敝、人民穷困的中国称作社会主义社会，对我来说是很勉强的，并不是“毫无疑问”。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的第三部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节中写了这样一句：    
    “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    
    这部分写进这样一个句子还是由于我提议，并得到胡耀邦同意的结果，那一次没有发生任何争论。到这时前进了一步，不再是陪衬物，但还是没有摆在很重要的地位。在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时才开始把它作为指导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观点，写进了党的决议。
    现在我试图运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来论述那次历史转折。    
    在1981年我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时，我感到在1956年过早地宣布三大改造完成后的中国社会的确很难命名。考虑再三认为无以名之，只好把它称作社会主义社会。但那是一个怎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呢?生产力水平这么低，生产水平也并不真正先进，只好把它看作一个在母胎中未发育成熟、先天不足的社会主义的早产儿。一个早产儿如果特别精心护理也有可能生长成为一个比较健康的儿童。可是此后对它的护理又极为不当。党的八大开得总还不错，可是八大路线只实行一年左右就被抛弃了，在1957年夏季起开展反右派的政治斗争。对这个早产儿不是去精心护理，也就是说，不去从事建设，而提出了要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
    那些年这个早产儿吃了一副又一副的虎狼药，激烈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1958年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完全不顾主客观力量，不顾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使中国人民遭受极大的损失。1959年庐山会议又掀起那场对彭德怀的斗争，下山之后，搞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随后又是大规模的所谓农村和各个领域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终于发动长达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积极生产成为“冲击”无产阶级政治，并且专门制造了一顶帽子——“唯生产力论”；按劳分配被认为会产生新资产阶级；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忠诚地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在地踩上一只脚；国家主席、党中央总书记和好些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有元帅大将军衔和担任过中央常委职务的人，也备受迫害，有的甚至死亡；有的虽然没有被批判但不能正常工作，处在“准打倒”的处境下，或者被冷落在一边；野心家林彪、康生、“四人帮”掌握党中央大权，胡作非为。
    在1957年后长达20年的时间内由于社会上原来的许多渣滓起来造反，同党内极少数投机分子一起在各地横行霸道。实行这样的路线方针，使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四伏，而党中央的领导还在不断加深这个危机。当时社会上乃至党内的一般和高级干部还不清楚掌握党和国家权力的人已是一个年老、体衰、有严重疾病不能正常工作、实际上已被“四人帮”一伙操纵控制、自称是“一个供展览的偶像”的最高领袖。这时候中国的命运危险，实实在在地走在亡国亡党的道路上。
    如果说，从1957年反右派开始到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粉碎前的20年时间内的中国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话，那就是一个经济停滞、政治动乱、文化凋敝、人民穷困的“社会主义社会”。我把这个阶段称之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始阶段”，这是一个具有非常特殊规定性的阶段。到那时，仅仅说它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早产儿，已经不够了，早产儿只说明它出世前的情况，没有说明它的“成长”情况。在那20年中它已成为社会主义的畸形儿。而且是十分孱弱、面临夭折的畸形儿。
    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果断地采取行动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四人帮”被粉碎，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天大的好事，它使我国有了新的转机。从“四人帮”被粉碎到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两年中，对“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了揭发批判，一大批在“文革”中受迫害受压抑的老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建设工作开始步入正轨。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从1957年到1976年20年中国的错误指导思想，还远远没有彻底纠正。党中央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都还在强调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言论。针对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改正“文化大革命”中做出的错误决定的呼声，当时党中央还要求干部和群众“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广大干部和群众看来，“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应该是对“文化大革命”持批判态度。可是那时正因为这样真正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越来越多了，因此当时的党中央要大家站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来“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说那样做才是正确的态度。可是那时人们已经不听文件写的那一套了，何况文件上已经宣布这一场“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了!
    尽管如此，党的文件——比如党的十一大报告继续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话也不能忽视。因为这些话，可以被坚持“文化大革命”的人所利用，鼓励他们抵抗拨乱反正。在一次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上,有人反对我讲批驳“四人帮”的名言，就引证了十一大报告。而且这些做法可能给想再搞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以“理论”上的武装。因此从1976年10月6日到1978年12月的这两年，我认为可以看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一个阶段(起始阶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二阶段(改革阶段)二者之间的过渡阶段。从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起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进入“改革阶段”。
    1978年的这两个会议，说近一些是从这个过渡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转折，说得远一点是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折。    
    从1978年到现在又过了20多年。离开三中全会闭幕的时间越长，三中全会作为伟大历史转折点的意义也就越明显。    
    上面我写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改革问题讨论得并不是很多，中央工作会议的热点，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反对“两个凡是”，是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是要去纠正党内若干重要高级干部的重大冤假错案，是要求改进党中央领导机构等等，这些是当时必须迅速解决的问题。同时，三中全会所确定下来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其影响是长期起作用的。
    2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一步一步推向前进，中国的经济文化取得越来越大的发展。记得1978年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会见来自日本的一个社会科学家代表团。我对他们说，中国在思想上政治上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个进步你们现在走在北京街上还看不出来，但是用不了十年八年，你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我说我们都是崇尚理性的科学家，感性认识还感受不到的事物，理性可以先认识到。对中国的这个进步我仿佛已经用眼睛看到了，我有充分的信心。我问他们是否可以接受我的看法，问他们的认识是否同我差不多。那几位教授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果真如此，三中全会后中国建设发展得很快，在北京街上很快地有了变化。至于有些改革开放走在前面的地方变化更大。比如广东珠江三角洲。尤其是深圳，它是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一次常委会听各分组召集人汇报的会上，论述可以先好起来的第一个说到的地区。而深圳这个地方在三中全会后不久就从平地上建设起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在三中全会后的20多年中发生过的事情不少，在这本书的结束语中不想谈论这些问题，我只想最简略地写一点关于这20多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直到党的十五大这段时间内历届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全会我都列席了(十二大我是出席者，十四大和十五大后的各次中央全会不再出席，十五大我列席了)，我就想通过对每届代表大会写几句，来描绘这个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二阶段中改革与发展的面貌。
    1982年的十二大是总结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六年历史性胜利的大会。这个会的使命是进一步肃清“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因素，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会议提出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对我国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改革方面，肯定了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十二大前党中央已经肯定农村中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十二大以后中央发了好几个文件肯定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这个改革。十二大报告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方针，而学术界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建议未被采纳。文件只允许部分产品的生产流通由市场调节。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认为发展商品经济是我国不可逾越的阶段，在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1987年的十三大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加深改革，进一步确定今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对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述，把它作为我们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十三大表述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十三大根据中国的国情，强调了商品经济的充发发展，是实现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十三大明确提出生产力标准：
    “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
    指出：
    “离开了生产力标准，用抽象原则和空想模式来裁判生活，只能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    
    十三大在阐述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确立我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的道路上，与1978年和三中全会相比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接着就是1992年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十四大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十四大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从原则上解决了我国经济体制中一个最重大而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迈出这一步是不容易的。正如十四大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按照传统的观念，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邓小平南巡讲话针对这种传统观念，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十四大认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做出这样的决定，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是一个实质性的突破。
    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方面又有突破，肯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中全会作为历史转折的意义，就是经过20多年这样的历程不断显示和发扬光大的。    
    对三中全会这个历史转折，还可以从三个“30年”来说。事情很凑巧：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不多不少正好30年。这是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30年，这是第一个30年。从1949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不多不少也是30年。这是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曲折前进、最后觉悟到必须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30年。我预想也希望还有第三个“30年”：即从1979年到2008年，基本上完成这一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在2008年制定改革后的第一部宪法。
    从1979年改革开始到1992年十四大经过了十四年(30年的近一半)。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确立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市场经济取得了共识，这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是一个重大的、也许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胜利。
    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还有两件大事，一是解决所有制结构的问题，一是解决分配问题。关于这两个问题，十五大、十四大乃至更早的十三大、十二大都有所涉及，但没有从根本理论上获得解决，还需要深入探讨。
    我认为从现在到2008年，还有10年的时间，这两大问题是可以而且应该解决的，求得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完成是可以做得到的。当然，在10年中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时间也是很紧迫的。而且由于对这两个问题深一个层次的理论研究得不够，理论界还有不同的看法，看不出这种问题彻底解决的时刻表。但我只是说基本完成经济体制改革，没有说完成整个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也就是说，我没有说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文化教育和其他社会体制改革，也要在这期间完成。即便是对经济体制改革，我也只是说基本完成，而不是说完全完成。因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教育等体制改革未完成，经济体制改革也就不能说已经完全完成。这就是说，我对这第三个“30年”的说法是留下很大余地的，也许还需要第四个30年才能走完这场改革的路子，再制定第二部改革后的宪法。
    三中全会后开始进入的那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二个阶段，也许本身就可以看成是一个过渡阶段。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又会有一个新的转折。那个转折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那个转折，完全是另外一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里的事情，它同我们现在正在讲的事完全是两回事。当然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附记：最后一点说明    

    上面我已经把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43天的过程(中间包括两天休息)大体上按照时间次序叙述了一遍。其中对三中全会写得很简单，只用了短短三节，这是有下面三个原因的。
    第一个原因是三中全会举行的时间很短，只有12月18日到22日5天。这5天中的第一天即12月18日，会议安排整个白天代表们——主要是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员们——阅读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三位中央领导人的讲话。18日晚上召集了一次大会，不算开幕式。因为阅读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三位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是三中全会的正式的重要议程。会上华国锋只是简单地将会议的开法告诉到会的同志，算不得主题报告。12月18日这一天会议也就没有简报。
    19日开始分组讨论，开始发简报。各分组会上的发言，不论我在西北组听到的还是在各组简报上看到的，没有什么超出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的内容。在三中全会的分组会上我没有再做什么发言。我在会议上的身份，不便在会上发言，我也没有发言的愿望。关于三中全会值得写一写的是讨论和通过《公报》，(这个公报主要内容大都是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过的)以及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问题。我虽然也想对三中全会多写一些，但是认为可以写、需要写的东西不多。
    我写这本书主要靠我的记忆。当时也记些笔记，但我的笔记本写得很乱，成了只有我才能看得懂、甚至连我自己也不能完全看懂的东西。我这个人对自己关心的事情一般记得还是比较清楚的。有人说我的记忆力很好，但也有一些本来应该记得清楚的事情模糊了。为了写这个追记，我也找了一些同志帮助我回忆了一下。我真希望有关单位出一本中央工作会议资料，20多年前的事情已经没有什么需要保密的了。如果把当时的资料公开出来，就有可能把那段历史说得更准确。
    近来我发现，20多年的时间虽然并不长，可是今天很多人对20多年前的事已经不那么清楚了。比如许多人只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上的转折点，再具体一点的情况就完全不知道了，连三中全会前开了36天中央工作会议的事都不知道。叶剑英在闭幕会上语重心长地讲那次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要永远坚持下去，可是不了解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不阅读有关文献又怎么能永远坚持下去呢。
    我在写这个追记时也希望看到更多材料，也感到有困难，我只有一个便利的条件，那就是我是一个当事人，我掌握了不少第一手的材料，而且看到了一些并非第一手材料，自信还有一种判断力，可以对有关事实做本质性的叙述与判断。
    在这追记中我随时写出自己当时的观察，我没有也不打算做肤浅的纯客观的叙述。我想既然我是一个积极参加过那次转折的人，当时我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本身也属于历史真实的范畴，把它们写进去也是求真求实所必需的。
    但是我对这篇追记还是不那么满意的。第一，我所能掌握的第一手材料，毕竟少了一些。第二，一个人的记忆也总会有某些差错，会有不完全的地方。第三，有一些事情当时我并不知道，但是为了做比较完整的叙述又应该设法掌握。还有一点，我开始做这件工作的时间太晚了，写作没有充分的时间，免不了比较匆忙。因此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对之做一些补充与修订。
    首先我希望看到这个追记的同志发现有何处与事实不尽符合，或者我的看法有不恰当的地方，不客气地告诉我。同时我也打算继续搜集资料和找一些同志一起回忆。我了解到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健在的还不算少，他们会记得不少事情。现在我来不及向他们请教，以后还打算接着做，我认为自己也还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得比现在好一些。同时我毕竟太老了，有一个力不从心的问题。我希望有尽可能多的老同志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我相信他们会记得许多我本人不知道或者已经忘记的东西。
    虽然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人许多人年龄也比我大，但是我希望他们量力而行去写一些，或者接受年青人的访问，口头上提供资料。    
    总之，回忆要靠老人，而历史的研究不能全靠甚至主要不能靠老人。现在已有一批年轻的党史研究工作者，他们可以运用科学方法，不辞辛苦地去搜集资料，努力工作，我完全相信他们可以取得很大的成就。我们这些上岁数的人应该尽自己的社会责任，给他们一些帮助。

 附编

    一、中央工作会议前夕的一些情况
 
    我说的前夕是指1978年9月上旬国务院务虚会结束到10月下旬这段时间。中央工作会议是11月10日召开的，会议的通知是何日发出的，我记不起来了，在“故纸堆”里也没有找到，同时我至今还没有任何资料。但是按照办事的通例，开一个这么大规模全国性的会议，请全国各地的人来北京，最迟10月下旬中央就要作出决定拟好通知发下。对这我说不好，但是到档案馆一查，是很容易查明的，也许党史研究者已经查明了。
    在这段时间内我了解到的第一件事是叶剑英提出召集一个理论务虚会。关于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我是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前不久听到的。有一天见到胡耀邦，他告诉我中央工作会议前有一次中央常委开会，叶剑英了解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和开展讨论并且报上做了报道后，不但理论界反应强烈，各路“诸侯”也反应强烈，而且社会上乃至国外都有反映，同时党内又有不同意见，这时叶帅提出要开一个理论务虚会。当时没有感到，正在进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的揭露和批判就带有理论务虚会的性质。不知道以后还开不开专门的务虚会。
    过了若干天会议将近结束时，有一次各组召集人向常委汇报后传达时讲，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对真理标准问题上的发言已经不少，但是理论务虚会还是要专门开。华国锋在12月13日闭幕会上讲话时也讲了有关理论务虚会的问题。关于这件事他一共讲了两段话。
    一段话是在说明他接触到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讨论的过程后讲:    
    “后来，报纸上登这方面的文章多了，国内外反映也多了，叶帅考虑到国务院务虚会议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
    还有一段是他专门讲召开理论务虚会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同志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为召开理论务虚会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的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中央相信，有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作指导，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好。中央希望，理论战线和宣传战线的同志，在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努力做好宣传理论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
    叶剑英的这个建议是在中央听国务院务虚会汇报时讲的。国务院务虚会上，李先念的总结发言是在9月9日做的，这个汇报会恐怕最早也要在9月中旬召开的。在1979年1月19日理论务虚会召开不久，以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于光远、胡绩伟六个人的名义，由胡绩伟主讲的那个联合发言中又多了一个情节，那就是9月份《红旗》起草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的文章。文章草稿送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单位征求意见后，哲学所党总支提出六点不同意见。《红旗》杂志编辑部将这篇文章送到中央审查，这时叶剑英提出了上述建议。
    在中央工作会议和理论务虚会期间我对叶剑英建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的情况了解的只有这些，当时我也没有去做更多的思考。    
    最近，在我的“故纸堆”里发现1978年10月14日邓小平和韦国清谈话的记录。它不是详细的记录，只是谈话要点。    
    这个材料的第一部分是，韦国清向邓小平汇报总政治局准备发一个指示，要求全军干部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请求邓小平做指示。邓小平说：    
    “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实事求是这个问题很重要，不仅领导机关这样，凡是一个小企业、生产队也应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都要想想你这个工厂，生产队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现代化问题嘛!这就是毛主席讲的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思想僵化。不解放思想问题提不出来，问题也解决不了，生产上不去，生产率也提不高。叶帅说，要把这篇东西(按：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印发到全国去。”
    邓小平这么讲当然不只是同意总政发指示，而且是表明他的一个主张。    
    怎么样“摆开来讲”?这就要与坚持“两个凡是”和抵制真理标准讨论的人面对面地交锋。在中央会议前夕，邓小平的这个主张实际上也就是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展开讨论，摆事实，讲道理。
    在10月14日前不久的九月，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汇报时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关键恐怕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
    他还说：现在国内外的人都赞成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高举?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阅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
    邓小平在听取辽宁省委汇报时说：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对“两个凡是”来的。“两个凡是”是损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九月在东北那几次讲话在当时是产生很大影响，起了重大作用的，是很有名的，这次讲话直接影响了中央工作会议。
    韦国清向邓小平请示的第二个问题，便是能否印发东北讲话。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回答说：可以在少数干部中先讲一讲，给部队发通知这件事，等一下务虚会。    
    从邓小平说这句话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心目中的理论务虚会是一个很快要开的会议。事实上后来的中央工作会议就起了他心目中那个理论务虚会的作用。邓小平讲完这句话后接着说，给部队干部讲这件事时一定要做到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三不主义”。要让大家敞开思想讲话，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这样很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常识，这也有人不赞成，有什么?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问题，可是有人就不赞成。甚至连按劳分配，也有人说是错误的。要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真正实行“三不主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要改变那种看气候、看风向说话的倾向。讲话错了不要紧，不要怕，这是难免的，没有关系。思想僵化是不行的，过去我们在各根据地，不都是按照中央统一的方针，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去分析、解决问题，结果都搞好了。如果不解放思想，不开动机器，不独立思考，那非垮台不可。
    看了邓小平与韦国清的谈话记录，加上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体会，使我认识到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确达到了邓小平说的“索性摆开来，免得背后讲”的要求，也达到了叶剑英要求的大家把意见提出来和“充分民主评论”的要求。经过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争论，把事实讲得比较清楚了，也把道理讲得更透彻了。最后邓小平在讲话中对这场讨论做了科学的结论。从真理标准讨论来说，中央工作会议的确是一场决战，并取得了胜利，也就是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因此我认为华国锋在闭幕会上的讲话说这个会议为理论务虚会的召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要求在“理论务虚会上把这个问题进一步解决好”这种说法是对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就估计不足，也对理论务虚会的要求不那么恰当。这样的看法当时没有，而今天在我的头脑中有了这样新的认识。
 
    这些情况在1979年1月19日理论务虚会上的六人联合发言中写了一些。那就是(我们在这里只引1976年9月以后的材料)：    
    一、9月初，《中国青年》杂志第一期出版，但立即被汪东兴同志以没有登毛主席的诗词、没有登华主席的题词，认为“天安门事件”的英雄韩志雄有问题，以及刊登了童怀周编的天安门诗抄为理由，不许发行。
    二、林乎加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9月18日，汪东兴同志曾经批评贾庭三同志，要他处理问题一定要按照本本办事，使北京市一系列问题不好解决。林乎加同志说：“群众提出要解决‘天安门事件’的问题，17年的问题，彭(真)、刘(仁)反革命集团案的问题，等等。在处理中间我们不能不考虑东兴同志的批评，处在两难的地位。”
    三、10月3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同志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召集人会上，对胡耀邦同志讲的“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进行了毫无道理的批驳，坚持要在文件中删掉。他说：“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又是在压中央嘛!”他还说：“有些文章确实有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比较严重，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有篇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有些话有问题。有些人不同意发表，有些人说好得很，一篇篇地登。当然可以百家争鸣，但有的人用主席的话批主席……有的不仅是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有的逼省委常委表态。黑龙江的杨易辰说不怕，不对嘛。这股风很大，要顶得住是不容易的。我向张平化说，你是宣传部长，你要掌握方向。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那样了。”
    总之，临近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两种观点的争论是非常尖锐的。

    二、关于“两个凡是”和“反对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有三个版本：    
    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讲的“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凡是毛主席决定的，我们都要努力去做、努力去做好”。这是第一个版本。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写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第二个版本。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讲的“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是第三个版本。    
    三个版本大同小异，而第二个版本被认为是标准的版本。    
    “反对两个凡是”就是不同意“两个凡是”这个命题，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来看问题，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把毛泽东讲过的话、做出的决定作为真理的标准。
    “两个凡是”与“反对两个凡是”就其原则意义来说，含义很清楚，并无歧义。    
    但是从提出“两个凡是”起，“两个凡是”与“反对两个凡是”的含义又有具体的内容。由于并没有明文确定它们的适用范围，因此它们的原则意义都是可以起作用的。然而在实践中，它们的运用又只限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对于处于重病状态中的毛泽东的指示而言的。
    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年老衰弱，病情严重，不能正常地思维和工作。而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又做出许多重要的决策，比如决定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比如在发生“天安门事件”以后，又由他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等等。华国锋是处在重病状态中的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需要强调这样的“两个凡是”，来维护他的地位，而广大的干部和群众则要求平反由毛泽东定性的“天安门事件”错案。
    平反冤假错案，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错误指导思想，也就是要反对那时候提出的“两个凡是”。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承认自己犯有错误，承担了责任，这时候他所说的“两个凡是”的具体内容就是如此。
    我把毛泽东的一生分作三个时期：一、少年时期的毛泽东——也就是尚未成熟的毛泽东；二、成熟的、正常状态下的毛泽东；三、重病时期的毛泽东。两头的时期都比较短，中间的时期比较长，中间这个时期又可分为若干时期，同时第三个时期究竟从何时开始，我正在研究。
    处在重病状态下的毛泽东是什么样子的?“天安门事件”后，传出了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在“天安门事件”期间做的笔记。当时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一个“联络员”，毛泽东想了解外面的情况，或者想对别人说些什么话，就通过毛远新来进行。毛远新在1976年4月7日所做的笔记当时并不保密，因为“四人帮”愿意把这样的材料传播开来，好让人相信为“天安门事件”定性这样的决定是毛泽东作出的。因此我也不特别困难地便得到了，并且把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从笔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完全根据毛远新一个人的汇报来对如此重大的问题表态，而且大多只是用“好”、“是”、“对”、“快”、“嗯”一个字，或者“是的”、“不是”、“登报”两个字，以及“赶出去”之类三个字来表态，成句的话不多，在70分钟的时间说话不到100字。另据我看到的张玉凤写的材料，在清明节前后毛泽东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毛泽东身边的人对外面的情况也一无所知。
    关于这一时期毛泽东身体的情况，在毛泽东身边照顾他的张玉凤写道：    
    1975年8月后，主席身体越来越不好，情绪很烦躁，不愿讲话，也不见人，每天都吸氧，讲话更听不清了，吃饭饮水也十分困难，每天吃饭和服药都由我一口一口地喂，原来每天还能吃一二两饭，到1976年四五月间，每餐只能吃一两勺了。而且常常因吞咽不好，呛着咳嗽不止，也就是这期间主席曾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供展览的偶像。”一次，主席患支气管周围炎，咳嗽很厉害，护士给主席试口表，结果主席咳嗽把温度表吃掉半截，吞下了水银，三天后主席把半截温度表便出来了。
    在1978年反对的就是把这样的毛泽东的话奉为神明和对之实行“两个凡是”。当时中央工作会议反对“两个凡是”是坚决的、没有顾虑的，但是对毛泽东其他的言行就没有能坚决反对。比如在农村中实行包产到户，就因为毛泽东多次明确地坚决反对，因而在三中全会决定下发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中，还写了“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这样的两个“不许”。
    在当时大家生怕损害毛泽东的形象，也不敢反对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的提法，只说到这样的程度：究竟是翻来覆去地重复毛主席的话是高举呢，还是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也有某些错误是高举。在三中全会开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在比较宽的范围内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衡量毛泽东的观点是正确和不正确了。

    三、杨西光在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上    

    杨西光是我的老朋友，政治观点接近。“文革”前我在中央宣传部，他先是在上海《解放日报》当总编辑，尔后到市委主管文化教育和党的宣传工作。每次去上海都会和他交换沟通彼此的看法。也几乎每次他都为我组织些座谈，让我同上海的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理论工作的同志接触，有时还组织些报告会让我发表演讲。“文革”后他调来北京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两个人同在一个城市，在会议上见面，可以畅谈的机会反而少了。彼此来往密切的是在1978年11月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
    三中全会前举行的那次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也是中国当代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召开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是在这个会议上作出的，三中全会的举行是紧接这个会议举行的。邓小平在这个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分不开来，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就包括纪念这次工作会议在内。它不是一般的工作会议。这个会议规模很大，参加会议的人有200多位，规格很高，十一大当选的政治局委员都通知到会，现在常说的“三副两高”中党员也都参加，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第一二把手、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军委、直属机关的第一把手都到会。200多到会者中，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占2/3，占十一大当选者40%多。出席的人中有当时还没有成为中央委员的70多人，如其中有由于十一大开会时还没有彻底平反的老中央委员习仲勋、宋任穷那样的老同志，当然也有曾涛、胡绩伟、杨西光、王惠德和我这样年轻一点的人。这次会议的特点是思想解放、充分发扬民主、不限制发言次数、不限制发言范围。会议从1978年11月10日开到12月15日，一共开了36天，在会议期间议论了许多问题，解决了许多问题，对开会前的不少指导思想做了纠正，最后决定需要把没有出席工作会议的中央委员找来开中央全会，做出正式决议。少数参加工作会议的非中委的人也列席了三中全会。工作会议12月13日闭幕后，小组又讨论了两天才散会。从12月18日到22日开会5天，三中全会胜利结束。
    在分小组时，杨西光和我都分在西北组，这个组的召集人是胡耀邦、肖华、汪锋和霍士廉。参加这个组的，除杨西光外还有王惠德和江一真。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到杨、王、江三人，是因为在小组会上他们同我合作得特别紧密。这三位现在都成了故人，我也特别怀念他们。
    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介绍杨西光同王惠德与我关于真理标准的三次联合发言。第一次三个人联合发言的时间是11月13日。这次发言的内容是以“天安门事件”为例讲充分发扬民主的必要性。这次发言由我主讲，在发言中我们说：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一定要使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有相应的改变。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列宁说‘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在这里，有一个观点应该在党内明确，那就是我们党在成了执政党之后，仍然应该站在人民群众之中，领导人民群众去争取民主。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不等于争取民主的任务完成，正好相反，在我们国家中还有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而且今天我们的国家政权，还是列宁指出的那种‘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人民的民主权利经常受到这种或那种侵犯，因此，争取民主的斗争仍旧应该继续下去。而且民主不应该是恩赐的，恩赐的‘民主’是不牢靠的，只有人民自己起来争取到的民主，才是巩固的。而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从领导群众争取民主这样的革命立场出发，党应该对‘天安门事件’明确态度，指出它是伟大的革命事件。在‘四人帮’即将动手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的时刻，广大群众奋不顾身地起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完全应该得到我们党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执政的共产党，一方面要站到群众之中，继续领导群众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夺取了的政权，去保障人民民主，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配合群众自身争取民主的斗争，并把这两方面的斗争结合起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运用国家政权来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做的一件大事。这样我们就要加强社会主义的立法工作，而且也要加强司法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不过应该指出，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仍是民主。法律如果不是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不是经过民主程序来制定，它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充分重视和充分信任。如果法律不在民主的基础上制定出来，不充分反映民主，它就未见得能够真正实施，并且很容易受到破坏。”
    我们做这个联合发言前的11月2日，陈云同志在东北组的发言中讲到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他说了这么几句：    
    “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又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我们做这次联合发言，是想就这件事发表充分发扬民主的意见。王惠德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言论做过系统的研究，那句“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就是王惠德背出来的。杨西光和我认为讲得切合我国的实际。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把这次发言要讲些什么定下来了。这个发言不止上面引的那个部分，其中我们还引用了社科院法学所对《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由中央政法小组起草的法律文章的批评，还讲了必须改变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办法及对康生的揭露和批判。杨西光的消息很多，在准备联合发言时，讲了不少情况，使得我们的联合发言生动具体。
    第二次联合发言，王惠德没有参加，只有杨西光和我两个人，发言时间是11月26日。这时候新华社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运动》已经发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国报纸已经发表。我和杨想通过这件事来批判“两个凡是”，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
    这次联合发言之前，我和江一真交流意见，由他首先发言批评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我再同他呼应。他在26日上午讲了，下午杨西光同我就做了一个联合发言，这次联合发言，杨西光主讲，中间我插了一些话。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江一真是第一个在发言中点名批评汪东兴的。他讲了自己同汪东兴从长征到延安一起工作过，总的印象是好的，希望他多听听对他的批评意见，然后批评汪东兴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错话做了错事，他举了一些卫生界的事例。杨西光和我就在下午做联合发言。我们讲：
    “最近几个月，广大群众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做了舆论上的准备，群众中有相当广泛的议论。在广大群众的努力下，最近一个时期又取得较大进展。比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童怀周坚持不懈地宣传天安门诗文的革命行动，且工人编写并演出话剧《于无声处》，许多‘天安门事件’受害者的英雄们报告了自己的斗争经历和遭遇等等。我们的宣传战线，包括报纸和《中国青年》杂志，在这方面也做了应该做的工作。但是，正当广大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的时候，却有人在那里横加责难。我们想在这里举一件事，这就是所传张耀祠同志10月3日在信访工作会议的讲话。那次信访工作会议我们没有参加。我们听到的也可能有出入。如有出入，张耀祠同志(按：他参加了这个工作会议，他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负责人，当时是候补中央委员)可以证明。我们手边有一个《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是中央编译局几个同志写的。信中引用了张在讲话中讲到‘天安门事件’时有这么一段：‘有人吵，“天安门事件”要翻案。“天安门事件”有坏人，不然为什么要火烧汽车，冲大会堂呢?“四人帮”迫害群众悼念周总理，但也有坏人乘机捣乱。华主席讲过，中央有规定，这件事不要再提了，但有人要写文章，给“天安门事件”翻案，要立碑，说是革命行动，什么话。’从这段话看，意图是很明显的，就是对着群众的舆论，进行阻挠。”
     杨西光接着代表他和我两人说：    
    “说到‘天安门事件’，我们还可以说一件事情。今年6月15日，汪副主席找宣传口的同志讲了一次话，其中有这么一段：‘《华盛顿邮报》还登了文章，说对毛主席的遗体有争论。香港报纸登周总理的展览，有那张劝总理休息的大字报，第一次刊登的大字报有康老、谢富治，这次民族画报登的没有了。香港报纸把这两张大字报都登出来，说康谢是“四人帮”。这对党的团结有影响，这个关没有把好。中宣部写了材料给中央，中国人也是这样，也有人在挑，政协会上，《人民日报》的余焕春6月8日对“天安门事件”讲了一大篇话，认为这个案没有彻底翻过来。明明是毛主席说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们不是反毛主席反谁?这个问题还要登简报，这本来是已经解决了问题。你要翻，翻谁呀?余焕春说《人民日报》在运动中揭露出大量的事实，说明“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中捣了很多鬼，这是对的，可是余焕春说，当时毛主席和政治局都受了“四人帮”的骗，那就不对了嘛!有毛主席的批示在，这能翻案吗?余焕春说，今年4月“天安门事件”两周年时，《人民日报》编了一个天安门诗选的专页，领导又不让登。那是攻击华主席的，怎么能登?他说不让登是指我们两个人，这是批我和乌兰夫。余焕春还说，天安门这件事一定要解决，否则人民不平，有人认为翻了“天安门事件”有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旗帜，我们说毛主席的旗帜是实事求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真正翻了过来，才使毛主席的旗帜更加光辉。他是《人民日报》的记者，是个党员，不像非党员那样不了解情况。党员能这样说吗?’”
    杨西光在引了汪东兴这段话后说：
    “不让人讲话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应该像这次会议那样解决好‘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问题。”     接着杨西光讲： 
    “除我之外，参加这次会议的张平化、朱穆之、黄镇、曾涛、胡绩伟、熊复、张香山等同志都在场。我这段话的意思也是希望汪东兴同志总结一下对这些问题的经验。”   
     杨西光和我的联合发言中还揭露了张耀祠针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一段话：    
    “现在有人写文章，有问题，很严重，有些文章是指向毛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有人不同意发表，有人不同意这时发表。但有人说好得很。有人用毛主席的话批毛主席。有的不仅是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有的逼省委常委表态。这股风很大，要顶住是不容易的。我向张平化说，你是宣传部长，你要掌握方向。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一样了。”
    杨西光讲：
    “张耀祠同志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副主任，并不主管宣传工作，信访会议也不是讨论宣传工作的会议，为什么用这样的口气讲话。”    
    联合发言里我们指出张耀词讲话中说：    
    “‘有人说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一样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指的是谁?我们觉得这些话对安定团结是很不利的。”    
    我们这个联合发言很长，不能全引了，在发言中我们还批评了《红旗》杂志和熊复，讲了彭德怀的问题，拥护中央要中组部彻底审查康生的问题，要求李鑫端正对康生的态度等等。 
    在12月14日王惠德、杨西光和我做了第三次联合发言，是在听了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闭幕式上讲话后做的。这次发言由王惠德讲。我们除了对会议成功表示自己的态度外，着重讲了这么几段有关真理标准的话。我们讲：
    “华国锋同志在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上承担责任，为大家实事求是地进行自我批评树立了榜样。我们党的主席勇于自我批评，意义十分重大。这对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党内民主，对解放思想，开动机器都将产生很好的影响。应当说这也是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
    “我们完全同意邓小平同志讲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在那个发言中我们对汪东兴的书面发言表示了态度，我们引用了宋时轮在中南组的发言，表示同意发言中所列举的汪东兴的错误，并且说：    
    “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上，汪东兴同志不仅负有领导责任的问题，而是有思想路线的错误。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是否定的。上次我们曾经讲过他在6月15日中央直属宣传单位负责人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内容。他还曾针对那篇文章讲过这样的话：‘党性不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也在那次会议上，汪东兴同志还讲过什么‘报道邓小平同志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难道华主席、叶副主席的讲话就不精辟吗?’
    “在那次会议上，他还对今年以来各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特别反感。他说‘还有一些特约评论员，写的东西不好。特约是谁吗?不知道。听说有的是社会科学院的，有的是党校的，有的是组织部的。这些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有问题’。
    “又据《红旗》杂志社同志揭发，熊复同志10月4日在《红旗》第一期编后会上说，《重温〈实践论〉》那篇文章，汪副主席看了两遍，认为写得不错。”    
    这个联合发言还揭露《中国青年》第一期刚印出后就接到停止发行的通知，说是汪副主席指示。概括起来，联合发言最后指出：    
    “事实表明，汪东兴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就他目前的觉悟来说，要求他把这些问题现在就讲清楚，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实在担心，汪东兴同志的这种态度，对党中央核心领导的统一意志是有损害的。我们建议中央敦促汪东兴同志做进一步的深刻的检查。”
    杨西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除了同我有上述三次联合发言(其中有两次是同我和王惠德两个人的联合发言)外，还同王惠德有一次联合发言。这四次联合发言，每次都讲真理标准问题。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胡耀邦当然是第一功，党校《理论动态》孙长江等同志、南京胡福明是第二功，杨西光也是一个关键人物。但是我看最近出版的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书籍对中央工作会议上杨西光在西北组的活动没有提到，故而在这里把这几次发言提供出来，一则为了纪念故人，二则为了供研究者参考。

    四、三中全会和科学技术工作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时候，我想写一篇有关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文章，因为会议举行时我已经到了国家科委工作，当一名副主任。1977年11月28日邓小平一次同有关负责人谈话时对别人指着我说“他是挂两个名”，即我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研究室，二在国家科委都有职务。因此虽然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人名单上只写了我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其实我还有另外两个职务，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另外一个是国家科委的副主任。因此，写一篇“三中全会与科学技术”的文章是理所当然的。
    我只动过这样的念头，但没有动笔。前两天《科技日报》的一位编辑向我约稿，要我写的就是这样的文章，于是痛快地答应了。在落笔时想了一下，这篇文章不那么好写。因为恰好在1978年11月和12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科学和技术讨论得不多。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都没有着重讲这方面的事情。本身兼中国科学院院长(那时郭沫若院长去世不久)和国家科委主任的方毅(他是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也没有多讲科学技术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上方毅同我编在一个分组，他在分组会上讲康生问题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在发言中揭露康生的秘书李鑫的问题时，他插了一句很尖锐的话，这我也记得。对科学技术问题方毅并没有系统发言，只在张珍讲军工生产时插了一段话。这个情况在当时很自然，因为会议着重讨论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把陈云补成党中央副主席，把胡耀邦等补成中央政治局委员等问题，连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讨论都不充分，科学技术工作的问题也就摆不上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科学技术方面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还有当时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李昌，国家科委的副主任蒋南翔，他们都没有在西北组。我想他们一定会讲科学技术问题，但他们同我不在一个分组，我也就记不起来了。总之会上有人讲到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比如张珍讲了军事科学和技术，我讲了农业科学和技术，但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因此写“三中全会和科学技术工作”这个题目就没有很多的话好说。
    还有一个情况使得1978年的那个会议对科学技术问题讨论得不多，那便是在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请注意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他自告奋勇负责科学和教育工作。这件事使我国的科学界教育界非常振奋。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他的分工问题的第三天，同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几个人谈话，讲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讲了一套自己对科学教育工作的想法，并且说：中央如果批准我的设想，我就管科学和教育工作，如果不批准我这一套我就不管。结果会议决定他分工管军事、科学、教育，还协助管一下外事。那一天教育工作他谈得多，不过也讲到1975年胡耀邦搞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事，他说他的意见还要搞，说原来的写得不够，应该再增加一些，而且说还要我们参加。
    1975年胡耀邦、李昌等同志起草科学院汇报提纲，其中提出与“四人帮”相对的工作方针。邓小平召集国务院会议听取汇报，支持这个提纲，在会上讲了许多话。开始“批邓”后这个提纲被认为是一株大毒草。在1977年邓小平还想搞而且想搞得更彻底。比如他主张多派留学生，请外国专家来中国讲学，这样的内容1975年的汇报提纲中就没有。可是以后邓小平改变主意没有再搞汇报提纲，而是采取其他的步骤。
    邓小平主管科学教育后的第一件重要的工作，便是在1977年8月4日至8日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那时国务院没有恢复科委，国务院兼管科学与教育的机构是科教组。这是“文革”中砸烂了国家科委和教育部后的格局。它由一个叫做迟群的人把持，做了许许多多坏事，粉碎“四人帮”后把这家伙撤了，由方毅担任科教组组长。邓小平就依靠方毅来抓科学和教育工作。由于小平同志知道我在“文革”前也一直做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他就要我帮助方毅张罗这次座谈会。“文革”前在党中央主管科学工作的聂荣臻没有到会，但他提出的恢复国家科委的主张在会上讲得不少。邓小平表示，现在科学技术先积极地干起来，国家科委是要成立的。
    在8月4日在这个座谈会的第一天，邓小平做了一个开场白，一开头他看了一下到会人的名单说，只有少数人他认识，谈过话的一个也没有。他又望了大家一眼说，看来多数有40岁，比我岁数大的只有两三位，便高兴地说：
    “我看大有希望。”    
    他说自己召开这个会没有别的目的，只有一条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然后他说这个世纪还有二三十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赶超。他说任何领域都超不可能，随便哪个小国都有专长，但多数领域还是要争取至少接近。他说自己一个人思考现代化要从哪儿着手，要从科学研究和教育入手，不从科学研究和教育着手，赶超就是空话。他讲了一段关于教育的话，对杨振宇一定要抓好中学的见解表示同意。并且强调小学娃娃记性好，主张小学要从三年级起就学英文，他讲了自己赞成学制要缩短，课程要精简的方针。他有一个见解我印象深刻：用适应“四个现代化”的东西教育我们的娃娃。他强调科研离不开教育，教育离不开科研。他为科学家在“文革”中的遭遇鸣不平，说让童弟周去扫地，简直是糟蹋圣人。他说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科学研究怎么才能发展得快，教育如何适应现代化的要求。
    他这篇话讲得不长，只有半小时左右，一下把这些学者同党的距离缩短了许多。他说今天自己带了个耳朵来，即带上自己的女儿来，大家觉得他真心诚意来听意见，原有的顾虑就一下子减少了许多。
    当然，这个会是在三中全会以前开的，政治空气虽有好转，但人们仍心有余悸。武汉大学化学系有一位查全性教授，在发言一开头，先说了一段给自己壮胆的话，说今天自己准备戴该戴的帽子，挨该打的棍子，也要讲讲自己的想法。我听了不知道他要提政治上多么尖锐的意见，结果他只是主张恢复高考制度。他的发言引起我的感想：“四人帮”一伙的确是社会法西斯，讲像高考不高考这样的看法，也要冒很大的风险，以致“四人帮”被粉碎快一年了，余威仍在!查是会上第一个提出恢复高考的人，他这么讲确实是要有一点勇气的。
    邓小平在8月4日开幕那一天讲话，说这个座谈会自己不可能自始至终都参加，但向大家保证座谈会的纪要是会看的。因此我就对与会者所讲的话尽量地记，准备向他汇报，可是那四天他一次都不漏地参加，我就减轻了要向他汇报的工作。这也使我对这四天的会议留下更深的印象。
    8月8日他在座谈会结束时做了长篇讲话，我做的记录就有厚厚的一沓子。邓小平8月8日的讲话，经过整理后已经收入《邓小平文选》中了。    
    这个座谈会解决了科学教育的许多问题。会后邓小平很具体地抓科学工作，比如他在一次同方毅、李昌的谈话中又讲到《汇报提纲》，邓小平说：《汇报提纲》有什么错，只是不够，当时是采取勉强能接受的水平写的，真正要解决问题就不够了。“四人帮”恶毒攻击污蔑说这是“三株大毒草”之一。
    他讲了外国重视科学研究的情况，说美国农业部的资金百分之九十以上用在科学研究上。日本的大工厂、科研都占首要地位，后勤也要搞好科研，一个战士背六七斤，还打什么仗，要研究服装如何减轻重量，武器如何减轻重量，发达国家都注意每天的科学新成果。
    那一次谈话邓小平讲了许多科学家的名字和对这些人的态度。比如他说到陈景润时讲，有些人没有组织能力，单干也好，陈这样的人有百把个，有什么损害?科学家们有怪脾气要热情帮助他们，房子问题要帮助解决。他也讲了许多科学技术界的成就和对它们的态度。
    在国家科委成立后他同方毅、蒋南翔的一次谈话中提出，不但科研单位所室负责人要懂得业务，在党委中也要有比较多这样的人，30%太少，至少50%，最好占到70%，提倡双肩挑；自己没有学问，硬要领导，一定靠压人，这不行；应给优秀业务骨干补贴等等。
    我记得清楚的邓小平有关科技的讲话大多在三中全会之前，三中全会解决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问题，科技工作的发展就更顺利了。
    我在纪念三中全会时重温邓小平关于科学研究工作的话，有一个感想：他的话、他的理论人们都在做，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有些做得不够，在今天的条件下还要去做。我记得的事情还有一些；在笔记上记下来的，打算以后再仔细看看。

    五、强调科学思想、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两点体会

    为了纪念三中全会，我写了这本《1978：大转折》。我认为这个会议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将近62年中出席和列席的、不算少的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中开得最好的，也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一)强调科学思想的会议    
    在我所知道的党中央举行的重要会议中，在会前特别做了充分的科学准备，在会议期间充分运用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的并不很多。1945年举行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从1927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十年中间，在党中央领导机关中发生多次严重违反科学的现象，尤其是1931年初到1934年整整四年中，这种反科学的思想统治了中国共产党全党，结果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的损失。1935年贵州遵义会议后扭转了发展方向，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因此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党的高级干部研究六大以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在1942年、1943年、1944年举行多次历史问题的讨论，随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并在七大召开前夕举行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这个决议。这就是说，这样一个对历史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工作进行了有三年之久，取得了成果，这才使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有了坚固的科学基础，使党能坚定地走向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与党的七大，在强调科学思想这一点上从原则上讲是很相似的。稍远的情况姑且不说，在从1966年到1976年的时间内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犯了严重违反科学的政治错误，加上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活动，结果使中国建设事业遭受严重的损失，使中国走在亡党亡国的道路上。1976年10月在华国锋、叶剑英等同志的决断下，粉碎了“四人帮”，使中国的命运有了转机。
    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两年中既出现了好的现象、好的趋势，也存在不好的现象、不好的趋势。    
    好的现象是从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到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两年中间，有大量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高级干部被平反、摘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从“专政对象”的处境下“解放”出来，走上负责岗位(大批老干部复出，是一个颇为周转复杂的过程。这样的事情从“文革”后期就开始了，在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时又解放了一大批干部，“四人帮”被粉碎后又有所进展。但是直到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还没有彻底解决。要把这个具体和复杂的过程描绘得很准确，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和科学研究，写出系统著作。而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科学著作问世)。同时在理论界，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出的反科学的言论进行批驳。这些谬论包括按劳分配会导致新资产阶级产生、批判“唯生产力论”、实行所谓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认为发展经济会冲击无产阶级政治等等，总起来一句，要实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界进行的在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也是一种好的现象、好的趋势。
    不好的现象便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党中央不敢否定“文化大革命”，反而要求“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继续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但对“文革”前毛泽东说过的话不敢有任何议论，甚至把年老体衰、不能正常地工作和思考、与干部甚至高级干部不能见面交谈、甚至连话也说不清楚的毛泽东的所谓“决策”、所谓“指示”奉为神明，主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两个凡是”竟成为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的方针。在这种方针之下，“文革”提出的许多错误观点、错误主张就会被当作正确的东西，在干部和群众中继续广为宣传，给那些想继续搞“文革”的那一套的人保留一套“最高指示”的武器。那的确是很危险的。
    如果谁对这点还有点不那么相信的话，不妨读一下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所作的、8月18日通过的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指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亿万群众进行胜利战斗的光辉旗帜”。在这个报告中还继续引用毛泽东说过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产阶级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并且因为毛泽东说过“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在这个政治报告中也就把1966年开始、在这个十一大上宣布结束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称之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且说“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绝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党的十一大是“四人帮”粉碎后召开的大会，是揭批“四人帮”、决定永远开除“四人帮”党籍的大会，是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大会，是把邓小平选为党的副主席的大会，但是竟然说出这样的话。读到这样的话就会想到，如果不把“两个凡是”反对掉，就会一方面妨碍党和人民总结历史教训，一方面妨碍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思想新观点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的前途就充满着危险。我们一定要强调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上，对待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建设上，对待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本人问题上坚持真正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
    于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就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前夕提出来了。胡耀邦发起和推动了这场讨论，理论界的同志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并且在学术界开展了大规模的讨论。
    胡耀邦在1979年1月18日所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说的完全符合历史情况。他说：    
    “这两年的思想理论工作，就它的规模来说，就它的战斗作用来说，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可以说是延安整风运动以后理论工作做得最出色最有成绩的两年。”    
    两年来理论工作最后归结到真理标准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上来，中央工作会议可以说是这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决战和取得胜利的阶段。    
    读者们很可能注意到我用了这么多“科学”这个词，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或者拨乱反正这样的语言。我的意思同那些话的意思其实是完全一致的。我说的科学这个概念中既包括一般科学，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无非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关于近现代世界发展的科学的社会学说，对中国来说无非也是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学说，它是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本身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的，而且是要与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实际相结合的。
    就我国的情况看，1978年那个时候，与召开党的七大的1945年来比，时代不同了，任务不同了，但一定要在科学思想指导下工作这一条是不容违背的。指导我国革命和建设不但要有一般的科学，而且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不但要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要有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我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曾经讲过这样几句话：宗教之为宗教就是要人们膜拜它，法律之为法律就是要人们服从它，而科学之为科学就是要求人们去研究它、理解它，在自己的实践中去运用它。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科学，就决不允许对它采取膜拜、服从的态度。
    当然我们强调的科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还包括一般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党的历史上，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就很重要。在遵义会议前党中央所犯的错误中也包括违背军事科学的错误。建设时期我们需要的科学的领域很广泛，即便是社会科学，也不都能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范围之内，何况还有自然科学、思维科学和各种应用科学、技术科学，以及众多交叉科学、边缘科学呢。在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一定要讲求科学精神、科学态度。
    下面我想讲一点1978年那个中央工作会议前夕三位中央常委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重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历史事实。    
    1977年4月邓小平给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提出对毛泽东思想体系要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认识。1977年7月16日到21日召开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议。邓小平自告奋勇管科学和教育。政治局很快开会同意邓小平这个请求。就在政治局作出这个决定后的第三天，他与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三人谈话，说他不赞成在十一大报告中再写“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的谬论”这样的话，主张从现在开始应该倒过来说这个话。
    他表示，于光远主持写的那本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的书稿他已看过一遍，认为可以出版(这个意见在7月27日他同方毅、李昌的一次谈话中又说了一遍，并说他还想再看一遍)。也就在同一次谈话中，他肯定国务院研究室发表出来的关于按劳分配的文章，但认为写得还不大胆，希望改得更好(后来冯兰瑞同志执笔修改）。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后，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他针对这个情况说，你们社会科学院是理论机构，在理论上不能让步，我不劝你们在理论上迁就，迁就就会失去原则。
    1978年8月19日，邓小平又说起理论问题。他说：    
    “问题主要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一篇是讲真理标准的，我说过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是有些人反对，说是反对毛主席，帽子可大啦。另一篇是讲按劳分配的。我看了，先念同志也看了，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这时离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只有一个多月了。    
    接着就有叶剑英向中央常委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的事情了。叶帅这个建议是什么时候提出的，我没有看到表明具体时间的材料，但肯定是在1978年9月中下旬。我的根据是叶剑英提出这个建议是听了国务院务虚会之后受到那个会议的成功启发而提出的，而国务院务虚会李先念的总结是1978年9月9日做的。另外叶剑英的建议又是在《红旗》杂志社写了一篇文章向中央常委请示后提出的，这也是9月间的事情。
    胡耀邦在1979年1月写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写道：    
    “到了去年(指1978年)5月，思想理论战线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开始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就引起了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场风波……去年9月《红旗》杂志社写出了一篇《重温〈实践论〉》的长文，文章送到了中央常委。叶剑英同志建议中央召开了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
    这个《引言》是对叶帅的建议是哪一个月提出的可靠的文献。    
    叶帅还向中央提出过一个建议，主张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印发到全国，可见他如何重视这个理论问题的讨论。    
    邓小平十分重视叶剑英的建议，提出开这样的会“索性把问题摆开来，免得背后讲。”邓小平说的“摆开”、说的“免得”是针对当时没有放弃或者没有完全放弃“两个凡是”的领导人。而且从邓小平同韦国清的谈话中又可以看出，这样的会很快会召开。后来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原先的议题主要是讨论经济工作问题，但是这时开这个会议完全可以去实现邓小平“摆开”的想法。也就是说叶帅提出的理论务虚会的任务，事实上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实现了，思想问题、组织问题的解决更是超出了理论务虚会的范围。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会议参加者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非常热烈，并且与反对和抵制真理标准的同志进行面对面的讨论、进行尖锐的争论。这方面的争论为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就又超过了理论务虚会，又证明理论对实际的巨大作用。因此在会议期间，邓小平在同胡耀邦和我的谈话中，在讲理论问题的重要性这个话题时讲：这个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越看越是个政治问题。这个意思后来在闭幕会议讲话中也讲了(见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二)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对这一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普遍亲身感觉到了，而且是十分满意的。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在11月25日的大会上和12月13日闭幕会上都讲了会议有充分发扬民主的特点。叶剑英、邓小平在闭幕会讲话中对会议也做了这样的估计。
    会议的出席者的确敢想敢讲，勇于闯进“禁区”，讲人们过去不敢讲的话。会议的领导者也不干预任何人的发言，不给任何发言设禁区、定调子、搞框框，同时发言时间不限，发言次数不限，发言范围不限。对这几个“不限”，会议的领导并没有宣布过，而是自然而然地就这么实行了。会议出席者都是政治经验丰富的党的高级干部。他们自己会审时度势，发言恰当，但决不接受别人的干预。
    会上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在一次各组召集人向常委汇报各组发言情况的会上(这次汇报的时间是11月21日下午和晚上)，汪东兴发言说：大局要考虑。我们不乱。我们要搞民主，要有领导的民主，有领导的集中，全党要团结，不利于党的话不讲，不利于党的事不做。这些话从字面上说没有错，但是那时在汇报会上汪东兴讲这样的话，就有对分组会上的发言批评或者事先警告的意思。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都是党内很有经验的高级干部，岂会听不出这几句话的意思?因此在这话传下去之后，各分组的出席者就很不满。不仅各组发言没有受汪的影响，并且在11月27日召集人向中央常委汇报会上，各组就提出了这样一条意见：“汪副主席上次会上说的关于要有领导的民主和集中的说法，大家认为这种说法与华主席25日大会上对会议的估计不相适应。我们这些天的会议，不涉及有无领导的问题，‘不利于党的话不讲，不利于党的事不做’这个提法也不好。开这次会议就是为了讲清楚。”汇报会上分组召集人反映各组对汪东兴讲话的意见时，汪东兴就在座，会上汪也没有再说什么。大家把汪东兴那几句话顶了回去。
    对在“文革”中和“四人帮”被粉碎后两年多时间中，讲过对现实生活产生坏影响的话、做过产生坏影响的事的同志进行批评揭发，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的重要方面。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指名道姓地批评犯错误的人，包括对一位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的常委的指名道姓的批评。尽管批评者讲得很尖锐，但没有不让别人申辩反驳的气氛和施加这种压力。当面讲就是要听不同的意见，允许你反批评，至于你做不做反批评，那是你自己的事。
    讲话只是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的一个主要方面。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会议的出席者参与会议准备做出的决定文件的起草。办法是让会议参加者了解会议准备做出决定的事情，希望他们充分发表意见，把这些意见收集起来，作为修改原来准备的文件草案的根据。对会议准备做出的两个有关农业的文件的制定过程就是能够说明这一方面充分发挥民主的例子。
    中央工作会议并没有通过中央的决议和选举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这样的权力。因此出席这个会议的人也就没有这种表决权和选举权。但是有推举权、建议权，在会上大家也就充分使用这个权利。
    在这个会议上发言很普遍，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我所在的西北组除纪登奎同志外有34人，个个积极发言。发言在4次到6次的最多，发言在10次以上的有两人，发言在7次到9次的有9人，发言在3次到6次的有15人，发言在3次之下的有8人。可见发言的普遍程度。
    讲民主就是讲平等。这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在分组会上同一般会议参加者同样发表意见，他们并不代表政治局，而是以与别的出席者同样的身份发言；在会议者的心目中并不把他们看作是高一个层次的领导人，他们发言也并不特别郑重其事、特别慎重，让人们忘记了他们是政治局委员。至于那五位中央常委，他们不但没有编入六个分组，而且都没有出席过一次分组会。我相信如果出席，也决不会在会上发什么指示，或发表什么“重要讲话”，会平等地参加讨论。常委也发表意见，那是在常委会上。有一些意见他们是在常委听各组召集人汇报时发表的。他们各自讲自己的观点，也就是各自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这些观点也大都传达到各分组，各组的同志也可以对他们的观点发表意见。
    常委们的发言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各人讲自己的观点，这些话对出席者没有约束力的，出席者可以从中受到启发。二是由主持者代表常委发表对会议有指导性质的意见。这样的内容很简单，主要是程序性的。我们西北组要李登瀛、王惠德和杨西光修改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意见，要胡耀邦、王任重和于光远改出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文件，就是常委会上布置的。我们积极完成了这个任务。
    本来民主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人们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可以说是带有根本性的内容之一。在这个会上大家感到自己的积极性没有受到任何压抑。当然也受到当时传统力量的束缚。比如有些人用很多心思去讲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翻来覆去地讨论是重复毛泽东讲的话是“高举”呢，还是实事求是地看待现实生活是“高举”，而没有人愿意去评论“高举”这个提法本身究竟正确与否，也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大家心里明白，在会上提这样的问题是不明智的。
    写一个全国性全面的文件的时候，在其中写上一段发扬民主的话，这种做法，不知道从何时起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规范化”的行为，因此常常成为一种套话。套话有它的功用，但只能起套话的功用，不能给人们新鲜的感觉，也不能给人们以思想上的启发和教育，不能激起人们民主的热情。如果有深刻的见解，有新鲜的语言，有与实际结合的内容，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不论叶剑英还是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中对民主问题所讲的话，都会给与会者很深的印象，也会给读到他们讲话的干部和群众一种深刻的印象。叶剑英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专门讲了充分发扬民主(而不是一般地讲要发扬民主)的话题。他揭露“四人帮”制造的实行民主是搞资本主义的奇谈怪论，是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而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叶剑英还讲了领导干部不要嘴里天天讲民主，可是稍微尖锐一点的意见一来，面孔就拉长了。他讲的这些话就接触到事情的本质，完全不是套话。他还要求，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发扬民主精神能够永远坚持下去。他对民主讲的这些话十分诚恳，今天读来还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邓小平有一个给下面的干部“积极权”的提法，十分新鲜。充分发扬民主就是给大家以“积极权”。也许有人会问：这两个讲话是会议闭幕那天讲的，对会议的进程是否发生了作用?我想指出，他们关于民主的思想早在闭幕前就有许多表露。邓小平关于“积极权”的说法就是在11月间一次召集人向常委汇报时讲的，他讲的这个话传到各组，鼓励了大家充分发扬民主的热情。
    列宁对民主有一个见解，那就是民主是需要条件的。法律上可以写某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有同等的民主权利，但是一个为获得自己的最低限度的生存资料占用了他几乎全部时间都还不够的人，怎能有时间去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过民主生活呢?有一些人想开会却没有自己的礼堂，也租不起礼堂，他们的活动也就不得不受到很大的限制。资本主义国家里谁都知道竞选一个官职，要花一笔相当大的费用。谁要竞选总统这样的高级职务，没有很大一笔钱是绝对不能参加的。不论你多么得人心，没有财力的人是竞选不起的。我们开这样一个工作会议，有京西宾馆这样好的地方，有很多很好的会议室，有很好的饮食、住宿、服务，这就有了开会的物质保障。我们这些人都是党和国家干部，在参加政治活动方面时间基本上是有保障的。
    在这里我们讲时间的问题，说的是这个工作会议给了出席者以比较多的时间，把想讲的话说出来。这个会议开始时华国锋曾说这个会准备开二十多天，从11月10日开始算起，也就在11月底结束。后来根据需要一次一次地延长，延长到三十六天，时间应该说是比较宽裕的。
    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对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来说，简报工作是一个能否充分发挥民主的很重要的条件。如果没有简报工作，我们这些人除了参加很少几次全体会议之外就只是在自己的分组内活动，其他组的情况就不会知道，更不可能越出本组范围来进行讨论了。中央的会议我出席或列席过许多次，会议一般都发简报。坦率地说，有些会议的简报中看到的尽是些空话套话，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原因是一方面有些人似乎有了说套话的习惯，二是许多人发表的实质性的意见都被“简”去了。因此除了本小组之外，对其他组的情况就几乎一无所知。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简报是很有意思的，可以经过它了解其他组的许多情况，可以参与别的组提出的问题的讨论，对其他组的同志们的发言发表意见。
    我对会议的简报工作是很满意的。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很多，有的有发言稿，有的是即席发言。我没有去对照我的发言和简报登出的摘要，当时我的印象是摘录得不错，没有把我讲的重要内容删去，而且简报出得很快。从其他组的简报上我也可以看到我有兴趣的材料。例如站在坚持“两个凡是”立场、抵制真理标准讨论的那些同志的发言，我就能够通过简报看到，可以根据简报发表意见，同他们进行讨论。会议的简报是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必读的材料。把阅读简报作为我会议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想这个会议做简报工作的同志工作一定很紧张。他们在这个会上是默默无闻、然而是做了很重要工作的人，可惜我一个也不认识。
    同时会议开头几天的简报和以后的简报也不完全一样。开头几天似乎问题多一些。11月13日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发言很长，但简报登出的就很短。我原先以为是胡耀邦故意删短的，最近在我的“故纸堆”里，找到胡耀邦在11月15日西北组发言时我做的笔记，其中有一句：
    “简报不要删去关键问题。”    
    原来胡耀邦曾经有过意见。在一次召集人向常委汇报的会上，我们组反映了徐向前对会上的发言简报六天以后才登出表示不满。看来简报编成这样是徐向前、胡耀邦等人提了意见之后才改得比较好的。我最满意的是11月26日江一真的发言和杨西光与我的联合发言点名批评了汪东兴，简报没有删节，而且出得很快，很令人满意。大概那时编简报工作方针已经明确，不能随便删节和延迟了。不过在以后对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某些政治局委员在“文革”中的错误进行批评时，汪东兴在一次常委会上又主张“涉及政治局的问题的简报晚一点”。对此常委会没有表示同意，似乎并没有这么做。
    当然对简报这件事不会所有的人都满意。不同的人在看了简报对自己的发言的报道和看到别人发言的报道后，会有不同的感觉。我觉得满意，有的人就不一定这么看。我就在有一期简报中看到有一位发言人对简报提出了意见，而简报也把这个意见登出来了。但我认为简报能够这么登就是一个好的表现。我觉得不要以为简报是一件小事，实际上它对于充分发扬民主的关系很大。
    这个会议的简报数量不少，我知道西北组的简报一共出了71期，其他组的简报的数量也相仿，它们是研究这次中央工作会议非常宝贵的资料。党史研究部门一定掌握全部材料，不过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某次汇报会提出简报上对许多人的揭发未必都符合事实，有人问是否需要核实，而常委的意见不必去核实，我赞成常委的这个主张。首先是因为这些揭发基本上是准确的，同时党处理这些人的问题也不会根据简报，而是要去做认真切实的调查和掌握各种证据。这是科学性很强的工作。至于会上的揭发，只能把它作为一个线索、一个反映来对待。在开会期间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花时间去核对事实。
    总之，对于会议简报成为会上充分发扬民主的工具这一点，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认为值得怀念。    
    可能有人认为简报工作这样的事，不值得我在这里花很多的时间来议论，我不这样看。因为既然是一个大会，人们是来参加这个会议，而不是参加某个小组会来的，他就有了解其他各分组情况，并针对其他组的情况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也有让其他组的人听到自己发言的权利。限制简报就是限制了出席者本来拥有的权利。因此简报工作直接反映出会议主持者的民主思想、民主觉悟和民主作风，会议的参加者即使嘴里不说，可都亲自体会到这一点，心里都有数，搞得不好是会直接损害会议主持者的形象。
    从这些情况来看，说这个会议是一个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是符合事实的。

     六、我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    

    “四人帮”有一根大棒，叫做“唯生产力论”。谁要是不跟他们去搞他们的阶级斗争，而积极去搞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就说谁搞“唯生产力论”。而“唯生产力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一个表现。于是这个人就挨批。
    “唯生产力论”这个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出来的。过去有一个名词叫做“生产力论”，是苏联的理论著作中开始用起来的。指的是列宁在《论我国革命》里写的苏汉诺夫的一种观点：“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因而拒绝进行十月革命。列宁批评苏汉诺夫是根本不懂得“马克思说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这个道理，“迂腐到了极点”。如果有人也用“中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来反对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我们也会像列宁批评苏汉诺夫那样的。
    列宁反对苏汉诺夫，主张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下，俄国应该进行革命，“为进一步发展文明争得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使俄国“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我们中国革命也给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得了有利的条件，而在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利用这样的条件进行建设时却受到了“四人帮”的批判，说他们是苏汉诺夫那样的观点，岂不荒谬!不过，“四人帮”本来就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对他们来说只是要制造一顶帽子用来整人，别的就不管了。
    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虽然批评了苏汉诺夫，但是他始终没有否认实现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生产力水平这个论断，他认为这是个“无可争议的论点”。他批评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点，而是苏汉诺夫等人“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他们觉得这是对评价我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论点”，批评他们根本不懂世界历史“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列宁在反对第二国际的英雄把这条原理当做口头禅来反对必须进行的革命时，一直坚持这条原理。
    苏联学者把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批评的苏汉诺夫的那种观点，称为“生产力论”，这种命名的方法本来就不那么好。在“文化大革命”中另起了一个“唯生产力论”就更不恰当了。在哲学中，承认意识是第一性的，我们叫它做“唯心论”；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我们称它做“唯物论”。承认在社会生活中，在社会发展中，生产力的发展起决定作用，是第一性的，理所当然地可以称之为“唯生产力论”。“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这本来就不错。
    我同两位同志一起研究写一部关于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进行反批判的书时，研究出一个称呼苏汉诺夫那种观点的办法，即把它叫做“庸俗唯生产力论”，我们的意见是，“唯生产力论”是正确的，但是把它庸俗化就不正确了。正像唯物论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庸俗唯物论”就不正确一样。我主张以后不要再用“生产力论”或“唯生产力论”来称呼苏汉诺夫那样的观点。
    在解放初期，我在《学习》杂志上用过“生产力论”这个名词，那是我从苏联的书里抄下来的。那篇文章没有署我的真名，用的是君麟这个笔名。趁这个机会把这件事也说明一下，并且声明今后我不再使用苏联学者用过的“生产力论”这个名词。
    粉碎“四人帮”之后，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反动本质大家是了解了。但是，“唯生产力论”究竟是一个好的称呼还是一个不好的称呼却至今不明确，而且在文章中，甚至在重要的文件中，还是把它当作一个贬词来使用。去年冬天开农业学大寨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我没有参加，但当我得知在这个文件中还把“唯生产力论”当做一个错误的观点时，我向起草文件的同志打了个电话，表示不同意这种写法。由于我提了这个意见，几个领导同志就把我找去，要我申述自己的看法，当时我把上面说的那些意见讲了一番，而且还说了这样一些话：
    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愿意把自己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不止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一条，还有别的基本原理。我认为把自己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最为恰当。但是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决定性因素这个论点是正确的，而这样一个论点可以简称为“唯生产力论”，我不同意把“唯生产力论”当做一种贬词来使用，我不同意再批什么“唯生产力论”，不管怎么批我都反对。我说，为表示自己的坚决和勇敢起见，“我可以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
 
   附记：三位副总理和我的谈话    

    关于我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文字，现成的只有这一篇，而且是1984年对发生在1977年初的事情的追记。其实对于这件事，我花的时间用的心思并不少。同时有一些有关的事情，值得写下来的，也没有写。因此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对那篇文章写一个附记。
    先说一说在1977年初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就是三位副总理找我谈话的情景。我写那篇《我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时还不重视写随笔散文，不那么重视描写具体的事物。现在我在争取做一名21世纪文坛新秀，就对那次“召见”具体的描绘一下。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那时似乎还不使用那样的语言，我不知道何时开始把这个头衔加在一定级别一定职务的人的头上的——召见我的地点是在怀仁堂后厅。我在那篇《我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一文中曾说“当我得知在这个文件中还把‘唯生产力论’作为一个错误的观点时”如何如何，现在我想更具体地说是起草者正式把文件寄给我，请我提意见的，虽然没有正式请我参加起草工作。文中又写“我向起草文件的同志打了一个电话”，更具体地说，我通过电话之后还写了两页信，表示自己的异议。
    当我得到通知去怀仁堂时，我并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和什么人找我。我到时，三位副总理都在那里，似乎他们已经说过了什么事，然后等着我去。当时怀仁堂后厅很大的一个会议室，他们三人还有一个工作人员加上我只有五个人，显得空当当的。常务副总理纪登奎是主谈人，坐在会议桌的主位。纪登奎说，关于农业学大寨那个会议的文件草稿，我们收到了许多意见。他用手势一比划，说有这么一沓，原则性的意见只有你这个，因此请你来详细讲讲你的看法。我说“唯生产力论”并没有什么错，我讲了一番道理，这道理在我那篇《我承认是“唯生产力论”者》中倒是叙述了。我讲罢，陈永贵讲了几句。他说现在两口子吵架都指责对方是“唯生产力论”，他说我不懂得什么叫“唯生产力论”，可是现在这顶帽子的确用得着呢。
    他这番话，当然是支持我的。当时我对陈永贵和“唯生产力论”的关系并不知道很多。后来有一次我同石油部部长宋振明闲谈，宋振明告诉我，他一次去大寨参观，大庆的人去大寨受到特别的欢迎，许多普通人不让看的地方也让宋振明去了。在那一次陈永贵给宋振明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陈永贵去广州，许世友宴请陈永贵，举杯向陈永贵敬酒，许说你们山西过去有一个薛仁贵，现在有一个陈永贵。陈永贵听了叹了一口气，说我怎么比得上薛仁贵，要能比得上薛仁贵，我也就不会在中央受气了。许世友听了之后，立刻向毛泽东报告说陈永贵在广州说自己在中央受气。毛泽东把这件事交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就去找陈永贵，问他在中央受谁的气，陈永贵答，受张春桥的气。周恩来问陈，张春桥怎么气你，陈答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唯生产力论”，可是张春桥说我搞“唯生产力论”。宋振明讲故事在后，陈永贵在怀仁堂发言在先，陈永贵的发言与宋振明讲的故事完全吻合。
    李先念从头到尾没有讲话。纪登奎没有对我的意见说什么不同的意见，只是说要批判“唯生产力论”是党的九大报告中明白写下来的。这个报告虽然是用林彪的名义做的，但这个报告毛主席审查过表示同意的，学大寨会议只是中央召开的讨论一个方面工作的会议，我们无权不按代表大会的文件来写。我听了不服，我就做了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唯生产力论”者的声明，如那篇文章所写的那样。
    我在这一次谈话之前已经开始同两位同志在写一本批判“四人帮”反对“唯生产力论”的书，这本书是我提出来写的，框架和许多写法我也出过主意，有许多观点也是我同那两位讨论，然后落笔的。这本书的书名大家商量后就叫做《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我虽然没有在这本书上署名，但是邓小平、胡耀邦都知道是在我主持下写的，我把这本书的书稿，送给了邓小平、胡耀邦。胡耀邦看了这本书之后，对邓小平说这本书上半部分写得很好，但是后面写得差。我们自己就准备再看一遍。
    1977年8月邓小平一次同我们谈话，讲到李鑫等人起草党的十一大报告中仍写进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内容。邓小平还念了一段报告稿给我们听，说他跟李鑫等几个起草文件的人说了，这个写法不行，告诉李鑫他们，他不同意写“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的谬论，并且说，从现在起应该倒过来说，也就是应该承认“唯生产力论”是正确的。邓小平讲应该提发展生产力，他说，现在我们很多矛盾归根到底都要靠发展生产力来解决，生产力是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起最权威作用的。讲到这里他又说，你主持写的那本《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看了，看后胡耀邦说，后几段写得差些，我没有看出来。主张修改一下，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可以出版。
    现在我做了这么一段附记，它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我写这篇文章的情况。

     七、提高经济效果及其他* ——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我完全拥护先念同志9月9日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总结了29年来我国经济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同时吸取了许多同志出国访问感受最深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对为了实现我们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的经济管理改革做了系统阐述，是我们党的一个很重要的文献。我认为，因为经济管理制度改革，问题非常复杂，各条战线的同志包括我们搞经济理论工作的人，要按照先念同志指出的方向，进一步研究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问题，并且在大胆做一些试验的基础上不断加以总结，使得这个工作能够贯彻下去。
    在先念同志的这个讲话中，多次强调提高经济效果的问题。现在我专就这个问题讲几点意见。    
    经济效果这个词在我们的文件、文章中用得越来越多，我想有必要对这个概念确定一个准确的统一的说法，以免将来由于各人理解和使用不同而造成混乱。我认为经济效果不仅应该是定性的确定概念，而且应该是定量的，能够加以计算的。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句话：
    “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这话本身我们也可以接受，按照这个说法经济效果这个概念就难定量，不能用一个确定的数量来表示。我认为，经济效果的概念是劳动消耗与取得的效果之间的比例关系。取得的效果本身不一定是经济的，但与劳动消耗一联系起来，就带有经济性了。比方说我们举行一次报告会，可能是一次学术活动，也可能是一次政治活动，会议本身的效果，如报告的好坏，并不直接表现为经济的，但是会议要消耗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会议效果同劳动消耗一联系起来，就有经济效果好坏的问题了。
    我们应该说，当我们从事某一种以取得某种效果为目的的社会实践，如果取得的效果相同，劳动消耗小，经济效果就大；劳动消耗大，经济效果就小。这样来确定的经济效果的概念不但可以定性，而且可以定量。这样的关于经济效果大小的概念是普遍适用的。如果一种效果本身可以用确定的数量来表示的话，那么经济效果的大小还可以用另外的话来表达，即：同样的劳动消耗，取得的效果大，经济效果就大；取得的效果小，经济效果就小。这两种说法，看来完全相同，但是事情最本质的还是：在效果相同时用劳动消耗量的大小来计算经济效果是最本质的东西。因为有的效果是不能用量来表示，而劳动消耗都是可用量来表示的，即人类劳动无非是由劳动时间构成，可以定量。当然，具体来说还有些困难，抽象劳动啦，具体劳动啦，计算起来还有些问题。但同效果的定量相比较，还是容易一些。
    为什么我们说：用“以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这个说法来确定经济效果不能定量呢?我们可以举赛跑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在赛跑时我们要确定同样的起点和终点，即确定同样的距离时才可以比出谁快，可以算出快的程度。如果时间不定，距离不定，就不大好比较。“以最短时间跑最大的距离”这一概念只是快，但到底快多少却是不可能衡量。所以提高经济效果的要求就是以比较少的劳动消耗取得同样的效果。
    在研究经济效果时，有一种特殊的例子，即物质资料生产的例子，在这里，经济效果的概念就可以具体化为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和劳动消耗之间的比例关系。这时，经济效果既可以定义为同样的使用价值所消耗劳动的多少，也可以定义为同样的劳动消耗所取得的使用价值的多少。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情况，但并不是一般的情况。因为我们不仅在生产，而且在一切经济生活中总有劳动消耗的问题，所以经济效果问题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存在。举上面说过的开会为例，短会长开，小会大开，如果只从经济效果的角度来看问题也是不好的。
    节约劳动消耗归根到底就是讲求时间经济。外国有一句格言：时间就是金钱。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的金钱观念，我们当然不喜欢这么说。但我们可以说：时间就是生命。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是由时间构成的。一个人活得再长，长命百岁也不过是100年。年由月构成，月由日构成，日由时构成，再细分就是一分一秒。所以浪费时间就是浪费了生命。鲁迅说过，浪费别人的时间是谋财害命。当然这同拿刀杀人还有区别，后者是拿刀把人一下子杀死了。鲁迅的意思是叫人不要随便去浪费别人的时间。一个人的生命还可以从劳动的观点分为有效的生命和无效的生命。如果到什么事也不能做的时候，从劳动的观点来说这个人的生命就是无效的生命。再拿一个人的每天24个小时来看，一部分为生理需要的时间，如睡觉、吃饭等。还有一部分属于劳动时间(包括一切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时间)，有一部分属于享受时间、发展时间。对时间要进行经济分析。怎样分析、怎样分类，值得进一步研究。
    我们整个社会生产的进步、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满足需要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有物质基础，另一条件也要有时间。比如去看电影，就要有物质基础(电影院和影片等)，同时也要有空闲的时间去看。如果像恩格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序言中所讲的，把消费资料分为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发展资料，那也可以说有生存所需要的时间(为取得生存的物质资料的劳动时间，生理必要的时间等)、享受所需要的时间（如看电影等)、发展自己所需要的时间(如读书、学习等)。
    研究经济问题就离不开研究劳动，而研究劳动就要研究时间，但至今好像还没有看到一本书对时间做很科学的、细致的分析。我们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那么在时间方面就要使人民不断地有一个更好的合理的支配。假如一天到晚完全在为了生存而劳动，则这种时间支配方法是很低级的。如原始社会花了很多时间为生存而劳动，但即使在那个时期，也要有点时间去娱乐一下，如跳舞等。被剥夺了任何休息、娱乐时间的人，就是奴隶生活。在一个人的时间支配中，闲暇时间、享受时间、发展时间是很重要的。
    当然，对时间做这样的区别不应该是绝对的。在劳动时间中，也可能有浪费的时间、无所事事的时间。还有，劳动本身也可以带有使自己得到享受、得到发展的性质，即劳动本身也可以是一种乐生的手段，这种劳动时间中也就带有享受时间、发展时间的性质。这样也就把人的享受时间、发展时间延长了。享受、发展与劳动之间的界限就不是截然分开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中的各尽所能，就是把劳动变成了乐生的手段，劳动变成了享受性的劳动、发展性的劳动，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当然，在其他社会中，也有一部分的劳动是享受性的劳动、发展性的劳动，但是没有享受意味的，没有发展意味的单调的繁重的劳动还很多。这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共产主义社会不同于其他社会的是，劳动普遍地成为享受性、创造性的劳动了。
    对劳动消耗进行分析，有很大的作用。减少社会劳动的消耗，就是创造使社会上更多人得以享受、得以发展的条件。一天的时间就是二十四小时，这是固定的，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时间更多一些呢?有什么办法可以生产出时间来呢?这就是劳动。劳动消耗时间，同时劳动又能够生产时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效果提高了，生产现在这么多的产品用不着花这么多的劳动时间，人们就可以把节约下来的时间用来增加生产，使人们可以得到更多的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生产资料不是最终产品，用来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除了用于阶级斗争的产品之外，就只能是个人消费资料和用以满足社会发展科学教育文化所需的资料。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经济效果提高了，实际上闲暇时间就增加了。这里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物质资料更丰富了，人们有更丰足的物质资料供闲暇时间享用，另一层意思是人们不必用那样多的时间来从事生产活动，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来享受和发展自己。社会愈发达，生产愈发达，时间就愈富裕。反过来，时间愈富裕，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研究、提高、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也就愈发达。
    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来讲，提高经济效果这个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大家都有劳动消耗，大家通过各种办法，在每一环节上将劳动消耗节省一点。省下来的时间在社会产品不足时可以用来增加别的产品，但也不能把时间排得满满的。无论什么社会总要给人以空闲时间。这个空闲时间很有积极意义。一个没有空闲时间的社会是绝对进步不了的。做科学工作的人，如果一天到晚忙，没有闲的时间，或者即使有闲的时间，但又冻又饿，那时要做科学思考也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对经济效果问题进行研究，从时间上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进行分析，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提出的。
    整个社会的经济效果是许许多多经济效果的综合结果，如同社会生产发展速度是许许多多生产发展速度的综合结果一样。整个社会发展快，是每个环节快的结果，但又不是简单的算术相加，是一个系统的、互相衔接平衡的关系。速度是如此，整个经济效果也是如此。如果整个社会计划不恰当，管理工作差，使得各个因素相互之间力量抵消了，或拖后腿，造成积压等等，都会影响整个社会经济效果的提高。
    当然，经济效果问题也还受到经济以外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还受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政治思想的影响。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深入与普及，社会主义民主的发扬，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社会主义法制的加强等都可以通过各种经济因素对经济效果起促进作用。反之，像前几年“四人帮”反革命的破坏和“四人帮”当道时所造成的思想上的混乱等等，又都会造成很大的浪费，使经济效果低下。在“四人帮”横行时，他们在大处破坏浪费，我们在小处精打细算的意义就不大。但是在今天我们有必要大大讲求经济效果，对我们所采取的各种措施从经济效果上做科学的论证，如果能够按照这种研究的结果做，那就可以收到效果，减少劳动消耗，加快速度，改善人民的生活。如果由于管理制度和上层建筑的原因不能实行，那也可以提高我们对正确改革管理制度和上层建筑的认识和决心，所以讲求经济效果也是一种政治教育。
    我们现在搞四个现代化，要处处精打细算，人人关心经济。我认为从小学一年级起就要教育小孩珍惜时间，讲求效率，节约财富，反对浪费和破坏等等。中学就要学一点经济科学常识，懂得讲求经济效果的意义，大学各科都要讲经济学，干部更要学经济学。我们现在许多人的经济观点太弱，不会理财，不注意经济效果，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损失。有必要采取各种措施使讲求经济效果的观点大大加强起来。

    八、答记者问*    

    记者：在即将跨入新世纪大门的时候，我们迎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新时期第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据我们了解，您参加了邓小平同志这篇重要讲话的具体起草工作。请您结合自己20年来的感受与体会，谈谈这篇重要讲话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于光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就在“转折”这两个字上面。以三中全会为标志，把建国以来的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这之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改革阶段。三中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的准备。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三中全会是以让代表们用整整一个白天的时间阅读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三个人的讲话开始的，没有主题报告。但由于邓小平这个讲话的内容全面、深刻，十分精辟，实际上起了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作用。
    中央工作会议是1978年11月10日开幕的，开了20天之后，到12月初邓小平为了准备闭幕会的讲话，亲自写了三页提纲，要我组织力量为他起草讲稿。我布置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执笔起草。由于邓小平对他在这个会议闭幕式上准备怎么讲考虑得已经很成熟，写成文字并不困难。草稿写出后，邓小平亲自定稿。定稿时除执笔者外，胡耀邦和我两个人在场。讲话起草过程说明“讲话”的指导思想和重要观点的提出都是邓小平本人的。参加这个工作的胡耀邦和我当然也讲了一些话，但没有特别值得称道的。
    对邓小平这个讲话人们讲得很多，去年举行的党的十五大称之为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或者如你们所讲的是第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在纪念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我重温他的这个讲话，深刻地感到这个讲话提出的基本思想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点也没有过时，不但没有过时，而且特别适合于今天。因为现在的确仍存在某些与党的十五大精神不协调，不尊重事实，不讲道理，设禁区、划框框束缚着人们思想的现象。特别是现在世界历史已经跨在进入新世纪的门槛上，时代在前进，新的时代呼唤着新的解放思想。我们今天要重视邓小平这个讲话的历史意义，更需要强调它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这个讲话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在“解放思想”的后面还有“开动脑筋”四个字。在确定题目时因为想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扣得紧些，使两者成为一联，同时也因为题目力求简短，没有将“开动脑筋”写进去。但“开动脑筋”这四个字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解放思想就要开动脑筋，遇事问个为什么。多问几个为什么，才能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
    记者：邓小平同志在这篇讲话中第一次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起来，并指出，这是一个大政策，请您结合20年来的实际，谈一谈这个大政策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影响。有人认为，当前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就是这个大政策造成的，您对此如何看?
    于光远：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和我们讲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点时，多次讲过要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职工、社员先富起来。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开过许多次常委听取各分组汇报的会议。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上他就长篇讲了这个思想，把它和给下面更多的权力并提为两大政策。他还计算了一下，如果有5％的县、5％的人口搞得比较富，全国就有100个县，4000万人，相当于一个不小的国家。如果有10％的县和人口，那就是一个大国了。他一个一个地讲估计可以先富起来的地区，并且指出这些地区可以先富起来的条件。我记得在他提出的那些地区中第一个便是深圳，他认为深圳可以先富起来的条件是便于开展对外贸易。这是我在听传达时记在笔记本上的。还有一次是在1978年12月初我亲耳听到的，那次是他同胡耀邦和我的谈话。
    我非常赞成他的这个主张。因为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个人在致富方面的主客观条件大不相同，不允许已经具备条件的人先富起来，那就是要他们向还没有具备主客观条件的地区、企业、个人看齐，也就是他穷我也穷。打破这个大家都穷的愚蠢荒谬的方针，情况就大不相同。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不久，正是在深圳这个邓小平讲的第一个地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可以说在平地上建立起来了。事物的发展不平衡是绝对的，而“向穷看齐”是完全要不得的。
    在这里你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有人认为当前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就是这个大政策造成的。”也许大家都穷，可能差距会小一点，但我们愿意接受这种差距较小的现实吗?如果差距拉大，说的是你好起来，我也好起来，不过你好得早些、多些，我好得晚写、少些，这就是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的可以带动左邻右舍都能比较快地富起来。如果是这样，在某一个时期中差距大一些有什么不好呢?说不好，那就是平均主义的思想在作祟。20年的情况基本上是这样一种情况，的确是这个大政策在起作用。我觉得这20年是走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条件好的富得快些，富得多些，条件差的富得慢些，富得少些。如果说共同富裕还不是现实而只是目标的话，那种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同等富裕或缩小差距的看法我是不赞成的。共同富裕是普遍地鼓励富裕，鼓励先富帮后富。同等富裕就不是这样。关于缩小差距，还可以这样来理解，即先富起来的地区要放慢发展速度来等不富的地区。这样做肯定是不对的，邓小平从来没有讲过这个方针。至于政府财政上的政策那是另一回事，因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并不意味着国家要给它更多的建设经费，相反还可以通过多交利税的方法支持后富的地区。对于问题中说的“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我是知道的，我认为正是因为有人那样认为，就更应该好好学习邓小平的教导。
    记者：邓小平同志把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当做在工作中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理论工作者来讲，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于光远：我认为现在是特别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时候。前面我已经讲过，现在正处在进入21世纪的门槛上，离敲响21世纪元旦晨钟的时刻只剩下不到400多天了。我认为现在理论工作者研究的新情况不是一般若干年后的情况。我们要有新世纪感，要研究如何最充分地适应人类进入新世纪后的时代。
    “最充分地适应自己的时代”这个提法，是我从书名为《我们称他为将军》的一部小说中抄下来的。这是一部传记小说，小说的主人翁是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小说中叙述了恩格斯和他的朋友奥斯渥德1848年在莱茵河畔的一次谈话(这个谈话没有收在马恩文集中)。在这次谈话中恩格斯说，只有那种最充分地适应自己的时代、最充分适应本世纪关于世界科学概念的哲学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哲学。他说：这样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结晶，是时代文化活生生的灵魂。时代变了，这样的哲学体系从内容到形式都将随着变化。这样的哲学可以深入当代人的内心，使他们的心中充满着爱和憎，影响当代的现实世界。他们的哲学将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将成为哲学的世界。这部小说因家中书多而藏书的空间太小，一时找不出来，以上只是凭自己的记忆来写的。好在我并非把它作为经典来引证，只是想说明我曾受这些话的启迪。在这里，恩格斯不只要求适应时代，而且要求最充分适应时代。世界上总是有几种不一样的人，有的留恋旧时代，力图阻挠新事物的成长发展；有的人随大流适应新时代；有的人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最充分地适应时代，对现实世界起促进作用。时代呼唤最后这种人。
    关于当前时代的特点，1995年我在中国太平洋学会召开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的发言中提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从20世纪下半期开始进入了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经过调整，资本主义恢复了活力，经济文化上去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沉醉于既得的胜利，思想僵化，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开始下降。一上一下形成鲜明的反差，导致了90年代初发生的那次地壳变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也不得不进行调整，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于是世界历史进入全面调整的历史时期。我认为很可能整个21世纪仍处在这个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经过这个历史上的大调整，资本主义国家不再是原来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不再是原来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关系格局也不再是原来那样的格局。世界变化是非常巨大和深刻的。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在我们即将敲响新世纪晨钟的时候，时代特征成为我们研究一切问题的基本立足点，只有在充分适应新的时代的过程中，才能研究、解决好我们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那么您认为应当从哪些方面入手来研究时代问题呢?
    于光远：我认为还是应当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方面入手来研究时代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不仅适合于研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范围的问题，也可以用来研究世界、全球的问题。
    从生产力或者说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时代，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有不少议论。近些年来发轫于美国，提出了一个“知识经济时代”的概念。经过一番斟酌，我基本上接受这个提法，开始进行研究和思考。看来在21世纪的某个时期，世界有可能进入这个时代。从社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角度来看的时代，同生产力角度来看的时代是密切相关的。这样，关于时代问题的研究就更加复杂了。我们要最充分地适应我们的时代，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把对这个时代问题的研究深入地开展起来。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两个角度来看时代，并不是什么崭新的问题。从生产力角度来看时代，古代就有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说法，就有从采集业狩猎为主的时代进入农业、畜牧业为主的时代，就有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就有工场手工业时代、机器大工业的时代等。而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看则有原始公社的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等。两个角度来看的时代，从古以来也存在相应的关系。现在我们只不过要根据21世纪的情况来研究当今时代问题而已。
    我认为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对时代问题认真进行研究、开展讨论，这就是说，在提高和普及的问题上着重在提高。现在我们的研究太薄弱了。关于从生产力的角度提出的时代问题，目前的情况可以说只是简单地介绍外国人讲的话。虽然书出了不少，但有些带有“急就章”的味道。内容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整个说来还存在着杂乱和肤浅两方面的问题。至于从社会经济政治的角度来看时代的问题以及从两个不同角度看时代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可以说连必要的注意都还缺乏。在研究得还很不够的情况下，要求人们做到最充分地适应自己的时代，是难以做到的。因此为了能最充分的适应时代，就要把时代的特征、新时代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透彻。这是份“提高”的工作，只有“提高”才能普及，因此在我国理论工作者的肩上负有很重要的责任。
    要把时代问题研究得很透彻是很不容易的。问题很复杂，研究这个问题的经验不多，资料也不充分，因此需要用很大的力量、用比较多的时间来进行，而且一定会有不同意见的争鸣，不能认为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解决。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事情还有比较容易的一个方面，那就是我们可以在“大方向”问题上求得共识，而把某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保留下来作为长期研究讨论的题目。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实行“求同存异”的方针。
    在这里我想引用马克思给友人的一封信上所写的关于“通俗”问题的一段话。这一段讲的是有关他的《资本论》的问题。马克思在信中对友人说，他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前面几章是很不通俗的，后面那些章比较容易读一些。可是只要科学的基础一奠定，通俗化也就比较容易了。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工作便是为时代问题的观点奠定科学的基础，以后我们就可以在我们中国提出切合现实情况的主张，用相应的色彩和笔墨通俗地阐述这个题目，来动员广大的经济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社会工作者们有效地赶上时代步伐，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九、答友人
     贻芳同志：    
    9月10日来信收到，信上你说“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见证人，作为资深学者，大家都在等待光远的声音。哪怕说点故事，讲讲感触，大家都是十分重视的”。我想告诉你，我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最近两三个月中已经写了不少，而且刊物上已开始发表。今年《百年潮》第五期已经登了我写的大约有7万字左右的一篇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追记》，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除此之外，我写有若干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和其他长短不一的有关文章，多数已在刊物上发表。关于三中全会讲得很多，但似乎很少有人知道当时的会是怎么开的。因为一直没有仔细地去介绍当时的情况，许多情况都不为人知，或有不少误传。我想坦率地告诉你，你来信中说：“我以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大的历史功绩，是提出党政必须分开的口号，我以为这也就是改革的目标。”就我所知，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虽然邓小平着重强调要用经济的方法来管理经济，但还不好说已经提出党政分开的口号。就是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分开的问题，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把社会科学院一位研究人员关心政社分开的建议交给了会议，但是这个问题也未能很好地解决。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四个月前举行的国务院务虚会上开始酝酿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时把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作为三个议题之一。讨论这个议题会使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对经济改革的气氛更浓些，但是那时解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问题更为重要，因此对改革的问题讨论是不多的。不过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问题就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使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时期。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最大的历史功绩是在解决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方面，不是解决了党政分开。在三中全会公报上有一段指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有严重缺点的文字，并要求“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当然是很重要的，但不能估计过高。
    我认为既然是讲纪念，就应该尽量多讲些历史的真实。比如讲三中全会就不能不讲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开了36天，而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而且第一天还用整天的时间让没有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央委员们阅读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三中全会是没有主题报告的会议。华国锋主持了三中全会，但在会议第一天晚上(上面说过，白天的时间要留出来让没有参加工作会议的中央委员阅读文件)讲了会议的开法。而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那个讲话实际上就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又比如很多人以为反对“两个凡是”的成功做到了可以实事求是地纠正农村中的“一大二公”的错误，不知道反对“两个凡是”关系到“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解决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等。那时由于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在三中全会拿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草案中还写上两个“不许”——“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字样。又比如人们都认为1979年1月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就是叶剑英提出的，其实叶剑英提出要召开的理论务虚会的任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把它完成了。我是国务院务虚会的参加者，也是中央工作会议的参加者，在三中全会上我是非正式的列席者(准备由三中全会补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九位同志是正式的列席者)，我也是三中全会之后那个理论务虚会的参加者，我的确经历了那次历史转折。现在是我的身体还可以，使我能够进行回忆和进行思考、研究，如果不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写出来的确是说不过去的。而且我也不应该只讲点故事和发表点感触，而应该尽可能认真地写写这段历史。现在我先写这样一封回信给你。你可以告诉那些希望我写些什么的同志，由于我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间太晚了，现在我写出的、将来可能用铅字印出的东西，并不能使我自己很满意，准备在这次纪念后得到别人的帮助再做点研究，改得好一些。

                                 于光远     1998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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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rely
        Achil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