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其实没有建立起过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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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道路是高度依赖技术专家来贯彻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的道路，而“延安道路”则是
一切首先发动群众依赖群众的道路。走苏联道路就要强调技术专家，就要强调知识
分子政策，而走“延安道路”则要首先强调人民群众，要强调所谓“人民群众的首创
精神”。
因此，从1950年代开始强调的所谓正确处理“红与专”的矛盾，强调所谓“政治
与业务的关系”，在舒曼看来实际都具有深刻的社会学内容，是与中国社会的基本
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有关的。这就是建国初期中国的技术专家极少(陈云曾说中共
从国民党那里接受的技术知识分子一共只有两万人)，而中共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基
础则是最广大的农民和工人。
舒曼指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全面的苏联化，整个按照苏联的中央计划
经济的做法来奠定，这种把所有经济和所有企业都纳入中央计划的工业化道路，在
后来受到了质疑。而1958年，中央又决定将88％的工厂管理权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
管辖范围，转交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财权、企业权统统给地方，不但各省、各地
区，而且各县都有自成一套的工业，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要每一个县都可
以自己发展工业。 1968年甚至根本没有计划，这样，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中
国正在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被摧毁。
中国在计划经济最高度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
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换言之，苏联的体制是一切经济活动无不在中央政府控
制管辖之下，中央计划之外几乎没有经济，但中国经济体制则是多层次的、区域化
和地方化的，造成中国经济决策和协调特别向地方政府倾斜。
国改革前夕，只有3％的中国国营企业是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其余的企业都
为各级地方政府管，其利润也多归地方政府。这种高度“行政分权”的结果，是中国
和苏联的经济结构截然不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特点是企业数量少，但企业规模
大，专业分工程度高，现代化程度高，中国的经济分权化特点则是企业数量多，但
规模小而且非常土。
1978年的时候，苏联一共只有4万个企业，但规模都比较大，中国却有348000
个企业，其中只有4000规模比较大，其余都是中小企业，而且都很落后。这样大数
量而且落后的中小企业是不可能被纳入中央计划体制的，大多数甚至都不是省级企
业，而都是地县以至乡镇管辖的企业。
在“文革”刚刚结束时，中国曾一度想走回19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的中
央计划经济，当时大家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是黄金时代，那时候管得多好，第一个
五年计划确实很成功。当时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是认为石油危机以后国际石油价
格会很高，因此企图用“再开发十个大庆油田”的方式，以出口石油来换取外汇，然
后买西方先进的科技，着重发展中国的重工业。这整套设想实际是想重新走第一个
五年计划的路子，即重建中央计划经济的模式。
中国自己的石油储量根本不多，靠出口石油换取外汇的设想整个就是不现实
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一经济方案必然要求把经济大权都重新集中到中央
部委来。
已经形成地方分权化以后，重新走回中央计划经济的道路在中国事实上已经
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