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youtube.com/watch?v=PwSQQoWqeBs 光辉岁月
这些年,我所追的香港男生
起码有十首歌能打动我,问谁能做到?黄家驹黄家驹黄家驹!
初遇有黄家驹的Beyond,大约是二十年前。那时,刚离家在外求学,封闭的学校最大的一个乐趣便是手拿着一个德生收音机,收听流行音乐。那时,四大天王已经兴起,沸腾在中国大大小小的乡镇。然而,那天收音机里响起的却是Beyond 的《大地》。虽然听不懂粤语,然而一种苍凉和质朴,一种来自大地的气息,立即打败了所有的流行歌曲,征服了我和宿舍里的所有的女生。从此,我记住了一个奇怪的名字:“Beyond”。那时,我并不知道黄家驹。即便一年多后,听着他的绝唱《海阔天空》,也未曾意识到他的离去,会是一种信念的永恒。
真正开始认识到黄家驹和Beyond的与众不同,是在他离去之后。曾有学者说:“摇滚乐不是存在于真空里的,正相反,它与整个社会具有一种充满活力的相互连带关系”。出身于草根的黄家驹与Beyond的活力,正来自于他们与整个社会和世界的相互关系,来自于对香港的叙述,以及其中所透露出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既不故作惊世骇俗之态,也没有声嘶力竭之貌。原来摇滚也可以如此质朴动人,且胸怀天下。他们“几乎尝试了从政治到种族、从非洲局势到历史遗留问题、从弱势人群到都市顽症……种种吃力不讨好的题材”,比如说《大地》,在相遇许多年后我才明白其中的家国情怀,短短一百六十字,便诉尽了在“姑息分割的大地”上生活的香港人的尴尬与无奈,其功力并不亚于张爱玲小说对乱世上海的叙事。黄家驹曾说:“音乐创作源自生活,我们比较喜欢留心世界的趋势,为创作带来冲击。”1991年,Beyond应世界宣明会之邀到非洲探访第三世界,当他们访问至肯尼亚,看到那里战火不断,烽烟四起,妇女和儿童成了部落战争的最的受害者,因此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创作了《AMANI》。其中“AMANI, NAKUPENDA, NAKUPENDA, WEWE”是肯尼亚语言,意为“我们呼唤和平”。
让我彻底成为黄家驹永不消逝的粉丝的,是他献给南非第一任总统曼德拉的赞歌《光辉岁月》。1990年,被监禁27年之久的曼德拉终获自由,199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光辉岁月》便是黄家驹献给曼德拉的自由赞歌:“……一生经过傍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据说,曼德拉闻之后,立即找人翻译了歌词内容,听完之后,潸然泪下。正是从此,我才发现,黄家驹歌声中最动人之处,其对现实的关注和对自由的追求,以及高蹈深远、大气磅礴的人文关怀,远远超出了音乐本身,而成为一种真实、一种态度、一种精神、一种生命。不过,当我真正领悟到这首歌的意义时,已是2008年圣诞之夜,耳边响起的还有黄家驹的《海阔天空》:“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怕有一天会跌倒”,1993年,为追寻理想与自由而远赴日本的黄家驹真的跌倒了,让那首《海阔天空》成为最后的绝唱。是谁逼死了黄家驹?台湾音乐人罗大佑在《家驹为什么会死?》一文中,直接将抄袭成风的香港乐坛斥为凶手:“Beyond坚持原创,因为他们知道这不只是自己风格的问题,更是一个尊严问题。beyond肯定无法生存…… ”因此,坚持理想的黄家驹走了,永远走了。
多年后,罗大佑依然愤怒地说:“香港作为殖民地,一定有作为殖民地本身的音乐特色,我看不到,听不到多少歌讲香港殖民地的人民的想法,这方面好少、好少,全都是情歌;如果是一个地方的人,他没有办法听自己的声音,清楚表达自由,音乐是死的,也就是自己不敢讲自己应该讲的东西,唱来唱去都是日本歌、英文歌、西班牙歌,难听点说是人家的音乐强奸自己的文化。”“十一年过去,我依然固执地认为Beyond是香港唯一的音乐者。被商业侵蚀得面目全非的乐坛,比黄家驹曾怒斥时更加扭曲变形。……只有流行,没有音乐。面对电视里无病呻吟的粉饰太平的所谓偶像派流行歌手的面孔时,我只想好好听听Beyond。” 香港如此,大陆何尝不是如此?音乐如此,其他何尝不是如此呢?
不过,在我眼里,宁愿流浪,也不愿苟同的黄家驹和他的Beyond的意义还不仅仅是罗大佑所说的“香港唯一的音乐人”,更是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所描绘的“放浪者”: “放浪者将成为独裁制度的最后的最厉害的敌人。他将成为人类尊严和个人自由的战士,也将是最后一个被征服者。现代一切文化都靠他去维持。”
有一种音乐,有一种信念。问谁又能做到?黄家驹黄家驹黄家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