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鸡鸣时一个几个月前关于社团发展的一个小讨论。大家也可以谈谈对于北岸发展的看法。最近由于几位主要组织人员的个人原因没有时间精力组织更多的活动,向仍然关注北岸的大家表示歉意。另外希望大家能更多主动的参与到活动的组织上来,比如发现有意思的讨论题目,认识大家感兴趣的讲者等等,都可以和我们联系。
陈蔚
分享berkeley封楚诚同学对鸡鸣时的看法
Yi Chen <
chen1...@gmail.com> Apr 09 09:01PM +0200
如下,感谢楚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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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奉钧示,此函与您探讨一下我对鸡鸣时的一些理解和我的一些思考。因为参与到讨论中来的时间并不长,所以言语之中有幼稚和不当之处还请指正。
我的第一个认识是,无论是北岸学社还是鸡鸣时小组,或是其他类似的组织,定义其存在的意义首先要回归到时代和人群。鸡鸣时、北岸的着眼点在中国问题,参与者均为留美、留加、留法的中国学生,这就首先奠定了一个基本的框架。
我的判断是,当前中国还处在一个改革不断深化、经济增速由快放缓、社会转型正在逐步推进的时代,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尤其是这些问题已经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能够解决的了,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问题,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方面的,都需要精心的设计和系统的解决,现在已经不是三十年前抡圆了膀子放手去干的时代,第一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不允许哪怕是非常细小的错误,第二现在的国际环境也不允许中国再去毫无顾忌地进行大刀阔斧的行动。所以对于现在的中国而言,西方的经验非常重要。这也是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所拥有的一个优势——我们可以去向西方发达国家借技术,我们也可以向他们借思想,借理论。问题在于,我们怎么借?我一直主张的观点是,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以中国自己的语境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其一,中国 自身特点太过鲜明,中华文化占据的主体地位使得外来文化和外来思想很容易被我们的汉文化直接吞噬,或者由于水土不服难以在中国大地上实践。其二,中国现在的人口素质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这就决定了西方的思想和理论在中国推行,存在民智层面的阻碍,而且这个阻碍事实证明是比较严重的,短时期内不能消灭的。所以我认为必要的消化吸收必须要有,说白了,就是把一块面包掰开了揉碎了甚至嚼软了再吐给中国人吃——这样才能消化好、吸收好。谁来做这个帮中国人消化面包的人?我觉得北岸、鸡鸣时就是答案。
我们中很多成员都有着土生土长的中国背景,然而又在异国他乡完成了高等教育(尤其是本科这一最重要的高等教育阶段),是最有可能完成自我变革的人。我们有条件接触西方乃至全世界的思想和理论,也有条件回归乡土中国,把这些思想理论结合我们自身的认识付诸实践,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宝贵的财富。所以我认为,对于鸡鸣时、对于北岸而言,我们有一些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这个想法可能有些士大夫了),就是穷毕生之所学,助中华之崛起。所以我说,我的理想是现在周围的这一批朋友,一批同志,能够毕业学成后一起归国,未来有很大的空间在等待我们。而未来的那些责任,也只能由我们去承担,这是一个责无旁贷的事情。
我的第二个认识是,鸡鸣时、北岸是中国与世界完成价值观沟通的一个桥梁。中国之前一直说“耻辱百年”,近五年政府开始提出“和谐世界”,但是西方社会都不买我们的账。不仅不买账,美国和一些国家很大程度上还对中国保留有比较强烈的冷战思维,虽然中国已经不再输出革命,反而是美国在搞价值观外交。从纯粹的技术层面上,我认为中国的外交策略是有问题的,或者至少,中国在这方面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和语境——当中国以一个更加自信的姿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时,我们需要向我们的邻国、我们的盟友、我们的对手提供足够充分的“安全保障”,而“不称霸”、“和谐社会”显然不那么具有说服力。事实也是如此,西方社会仍然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可能对西方的民主政治构成威胁,尤其是当北京共识正在逐渐取代华盛顿共 识,成为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采取的发展道路时,西方社会更有理由对中国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民间的公共外交是非常重要的,而留学生,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愿意与否,都是民间公共外交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对国际问题的态度和对国际事务的关切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西方国家了解中国的一面镜子,因此鸡鸣时、北岸在这方面的作用是无可取代的。
但是,不可避免地,我觉得一些类似的组织,有的时候太过书生气,有时很多想法太脱离实际(这点其实我觉得鸡鸣时是做的最好的,北岸、风致在这方面走的比较偏,尤其是风致,一直以民国精神自居,其实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我从初中毕业开始,每个假期都会离开北京考察。虽然开始的思考和理解很浅显,但是六年以来,我有一个最深的感触就是,中国的很多问题真的不能停留在笔头上,而是要踏踏实实落实到行动上,去走、去访,去看、去实地调研考察。有一句话说“清流误国”,虽然不全对,但是真的是很值得思考的。文人太多了,而且文人总是有一些情怀和冲动,但是这些东西在真正落实到国家治理上是要不得的。哈佛大学的陈奕伦(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的公子)、我在北京四中读书时的学长陈光(将模拟联合国引入中国中学的 第一人)、我四中的学长后来转学伊顿公学并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杨临风,还有很多这样的人,现在都在非常基层的地方从事政府工作,有的时在县乡一级,有的时在村镇一级,有的则是从事与乡村相关的NGO工作。虽然这样的做法不是每个人的适合的,但是我非常佩服他们这种勇气。中国的政治如果真的想改革,社会如果真的想进步,必须要有人对乡村下大功夫、花大力气——那里是中国文化、经济和政治的根基所在。还是那句话,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都应该到农田、到工厂、到社区去走一走,那里是我们将来的必由之路。
所以我希望海外的中国留学生社团,尤其是像北岸、鸡鸣时这样的社团,能够有更长远的发展和计划。我在和朋友聊起鸡鸣时和其他社团的时候,总喜欢与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小组相比。这个小组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聚集了一批上山下乡回城青年,热衷于讨论经济、政治、思想、新学、农村、改革,着眼于未来、中国向何处去。包括从河南回来的陈一谘、邓英淘、罗小朋、王小强等;从陕西回来的王岐山等;从山西回来的王小鲁、白南风、林春、李银河等;从内蒙回来的翁永曦、张木生、白南生等;从东北回来的朱嘉明、陈锡文、周其仁等。柳红女士(也许你听说过她,吴敬琏的秘书)在《
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一书中对他们有这样的描写:他们素昧平生,一举手一投足,就瞬间认同,就拍肩膀,就是哥们儿,就有共同语言。他们大多20
多岁,身上的“小资”早就被摧毁了,见面就谈国家大事。他们从世界经济趋势、中国经济改革的需要、农村经济研究的现状以及完成研究任务的条件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宣称这是“一批插过队、有头脑、有才干的‘志愿兵’,有老一辈革命家和科学家的支持、帮助和指导”。他们设想研究人员以中青年为主,自愿参加。并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有不谋私利的献身精神;第二,有优良的政治和学术品质;第三,有独立研究和工作能力。他们管这三条叫“积极正派有能力”。此外,还别具一格的加了一条注意事项:“不急不怠,人人动脑;不干则已,干则必成。”在《设想》的结尾,他们写道:“希望大家拿出布尔巴基学派‘推倒重来’的精神,对我们的研究进行科学的设计。真理总是越辩越明,而我们都必须服从真理。”好一个掷地有声、绝 一死战的劲头儿。
我希望有一天,鸡鸣时可以像农发组一样,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我们拥有这样的能力,也拥有这样的机遇,这是我们的时代。
祝一切好。
封楚诚
于伯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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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 Chen (陈一)
Sciences Po Paris
Master of International Energy 2011-2013
Xi Sun <
oness...@gmail.com> Apr 09 10:22PM +0200
封同学的来信,显示出他清晰的思路。还有坦率的态度。
实干精神是我们所崇尚的。不过针对他对于边疆的看法,还有少数民族的看法可能需要我们见面细细谈论。
针对走向基层之论。本人不是很相信,封兄所举得名人,似乎最终只有王岐山成了操盘手。李银河已经成了时不时用一些跟中国现状完全没甚关系的性观念来赚取眼球的人。
针对基层与天朝。我心中只有一个比喻。大明朝与海瑞。海瑞是当时的人杰,所推举之理念,未必不能兴邦。此人在权贵看来甚是惹眼。当然当时的皇帝还没有傻到出奇。对于海瑞这样的人,用!但是也不提拔。不要说经邦论国。不过就是一个县官。这样的人。充其量是一个腐蚀中华民族精神的王朝的贞节牌坊。我不想当海瑞一样的人,首先没有他的本事,风骨。同时自己内心也是不能,不愿,也不屑。
这边的蒋舒同学与我有一个一致的观点。中国依然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彻底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只会有类似拉美90
年代的情况。国民在不死不活中挣扎。可以能的突变要么是查韦斯革命要么是更糟的东西。然而须知,委内瑞拉还有选举,查韦斯最初好歹是没经过流血就被选上台的。。。。中国呢?
农村的问题,对于中国将来的领导人肯定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大事儿。但是看看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只要城镇化照旧【已经对拆迁的事情感到愤怒疲劳。同时又感觉,无论如何,将来民众如何回馈当初对他们暴虐的人都是不足为奇的。】
只要继续打杀民企国企垄断【最近打算针对微信收费】 只要继续封锁言论强化军队
只要继续道德建设。中国的现状就变不了,所有一些基层的,或者各种层次的变化。都无法最终撼动这个体制,更无法改变事实。
我以上所说的。他们【我们不必明说是谁。】继续坚持丝毫没有改变,而是在继续维持着这样事儿。
贺卫方先生前阵子在一个美国的讨论会上,说是希望把他们改造成为类似西方民主选举的政党。贺先生对他们自己的组织拳拳之心,倒真是叫人感念。殊不知他们!这个跟当年法西斯德国,红色恐怖苏联一脉相承的类似集权组织,岂是这种内部调节能打破的!????
敢问贺先生这种幼稚【请原谅我的不敬。比之封兄所说之民国情节,哪个更糟糕?!】
香港的选举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据说种秧要通过手段把不喜欢的选举人给剔除,把香港的选举搞成内地人大代表选举的翻版!此等行径。敢问封君,你信中所期盼的那个有良心的上层在哪里?我如果没理解错。你所有那些一些的设想,并非不对。而是建立在一个,允许变革自动发生,自己不好自上由下改革。于是允许从细微之处见微知著的改革的中央。可是这样的中央,存在吗!?
前阵子网上27
岁之副县太爷炒的沸沸扬扬。我也认识一个仅仅是大学毕业的人,当上中共延川县县的教育局局长,他怎么成的教育局局长。他的父亲是前教育局局长。这个县的民政局局长也是一样情况。又有,本人去年年初时,赴卢森堡为一些与会之京官当翻译。几位领导甚是客气,晚上一起吃饭时,小可多饮了一些酒,仗着酒盖脸。突然发问,他们的组织有
8000万之众,而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已经发展到2000万了。倘若天下有变。诸君将欲何为?
谁知几行人闻之变色。俱都说其自己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还有人说我不是党员,还有人说自己儿子在美国。如此色厉内荏。怎么当得起天下苍生的责任!?
我突然想到了成吉思汗听到完颜承裕当了皇帝的时候仰天大笑的样子。天之骄子原以为皇帝都是英雄做的,没想到那样孱弱的家伙也能身披皇冠。
见封兄所言所行。也是个顶天立地的人杰。尤其是北京四中毕业,让我一个从海淀区高考倒数第三的学校出来人佩服得紧。而中国官场尽是此等狼心狗行之辈,君难道甘心如于此等人为伍?!
我身上也有文人情节。但是我真的不想止于清谈。以上所举得例子,要么出自史实,要么出自现实真真正正出现的事儿。最后有些事儿,出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封兄所说之实地考察。我虽不及。但
89年之后也有一批人下到乡镇去普及民主了。20多年了。我们见到什么成效没?有成效怕就没有乌坎了吧。
天若不予时,青灯古卷。天若予时,打回老家去!
Maike Song <
maike...@gmail.com> Apr 11 11:49AM +0200
在《设想》的结尾,他们写道:“希望大家拿出布尔巴基学派‘推倒重来’的精神,对我们的研究进行科学的设计。真理总是越辩越明,而我们都必须服从真理。”
怎么和布尔巴基学派扯上关系了…稍微数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布尔巴基学派是地道的法国特色的学院派组织——高师的同学或许还在学校里见过他们的办公室——对法国数学发展乃至数学教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追求理论的严密性和完备性,有一个段子说,法国的小学生加法和乘法口诀表都背不熟,但他们知道整数对于加法和乘法运算是一个阿贝尔群,讽刺的就是在布尔巴基学派影响下的法国数学乃至理科教育重理论而轻运算,重分析而轻实验的倾向……布尔巴基学派确实是要“推倒重来”,重新写数学教材重新写数学史,但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数学规范化公理化,而不是要推广数学更不是要把数学用来做什么其他事情——他们的数学教材以艰深晦涩著称,现在没什么人还在用。这应该和封同学所提到的那些人所追求的目标是相背的。如果去看 布尔巴基学派中一些人的个人经历与气质(比如大神Grothendieck,毫不夸张地说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他因为同所在单位不和、激进的反战和生态主义的政治立场,后来就退出数学界跑去比利牛斯山脉里隐居,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了……),跟这批追求脚踏实地改变中国的专家们几乎是正好相反。
当然,我作为接受过法国数学教育的的人,对这套还是赞赏多于批评,这是题外话……
以上这些不涉及封同学文章的重点,不构成严肃的建设性的批评。但作为一个对词语和形式特别敏感的人,我觉得他们这样一个引用错误是具有启发性的,揭示了这群人的理想主义情节,是八十年代西学引进大背景下年轻学人的精神面貌的一个写照。——刚刚被引入中国的大量西方学术理论满足了他们对知识的渴求,他们热切地盼望着用这些知识与中国现实结合以求改变。
他们的理想主义无疑是今天中国语境中缺乏的一种宝贵思想资源,我本人也十分向往。但八十年代毕竟已经在枪炮中结束了。那批学人对政治现实的残酷性的低估从八九之后知识界的整体沉寂与随后的堕落便可以看出——他们以为凭借知识人自身(一群“见面就谈国家大事”的“哥们儿”)的学识与践行,便可以撼动整个体制,甚至以为自己可以依靠乃至利用体制内的“健康力量”(那时是“老一辈革命家和科学家”,现在是权贵资本家以及他们的二代)去实行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想“掷地有声”,甚至觉得自己在“决一死战”,但当局终于开枪了的时候,他们便手足无措了;面对当局至今依然严酷的对异议的打压,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胆识与智慧给出有感召力的回应。
走向工厂田野,这自然是好事,在这点上我愿意最真诚地表达对封同学的敬佩,就像对封同学提到的那些学人中的绝大多数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如今已经沉寂了或者走向了我们不愿看到的姿态,这都不能掩盖他们当年的努力。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至今也还在活跃(前段时间好象还看到张木生谈财税改革,觉得还是有功力并足够犀利的;理那篇长文也激起了很多反响,尽管我对他的罗小朋论总文章有保留意见。)。我对李银河的评价也比孙僖要高一点(毕竟她从来都是个忠心耿耿的党员,你不能要求太高)。但我与孙僖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
*不要抱有幻想,更不要传播虚假希望。*
*
*
鸡鸣时的宣言里明确写着:
*没有特定的政治**诉**求**,**与其关注整个国家的未来与利益**,**我**们**更愿意关注个体的生命与权力**,**尽到个人的**责**任**,
**达**到我**们**各自的目**标**也理想**,**便已是**对**改**变**社会做出的努力**,**一种了不起的成就**。**
**我们也愿意相信,空谈非但不误国,反而是一种集体的理性成长。*
我相信姜天然写下这些话并不是想说我们只要“空谈”不要“实干”。他想说的已经都在这些话里说出来了,无需再多解释。
2013/4/9 Xi Sun <
oness...@gmail.com>
--
Maike Song | 宋迈克
Tél. :
+33 (0)6 77 22 55 80
Mail :
maike...@gmail.com Maike Song <
maike...@gmail.com> Apr 11 01:09PM +0200
倒数第五段第一个括号里后半句话应该是“罗小朋论总理那篇长文也激起了很多反响,尽管我对他的文章有保留意见。”打字太快复制粘贴出错了不好意思…
Tianliang JIANG <
lanzh...@gmail.com> Apr 12 03:31PM +0200
虽然没有完全跟进各位的讨论,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读完所有的邮件并进行思考,但我越来越同意陳一向我灌输的“开放自由讨论的空间”的观点。在这个小组里经常发言的并不代表所有成员的观点,同时不怎么说话或者从未说过话的人当中也会对这些发表出来的邮件抱有相左的想法。来到这个小组的人都是聪明人,不会盲从他人的言论,而总是要在心里思辨一番。因此我对这里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不会走上偏路。
另外,我一直很同意狄德罗所说的 *L*'homme raisonnable se tait souvent, le raisonneur ne
déparle pas.
但待在群里一年多,我看了这么多邮件,仍然觉得对自己很有帮助,至少,在各种观点的冲撞中,可以发现每个人自身思想的变化和成长,我觉得这点经验无疑是宝贵的。这里大部分人还涉世未深,而出国的同志们里大多很理想主义并对自己的观点或多或少有些固执,在这个阶段里接受不同立场传递来的信息多少可以稍微弥补一下短缺的生活经验。相信当我们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很多年之后,被现实重重打击、洗礼之后,回过头来看看群里自己当初写下的想法,感觉又是不一样的。这里贮藏了我们的思想成长纪录、热心发言讨论者迅速有效的交流,以及——可能——步入中年之前最后的那点激情。无论我们以后会不会在社会中沉寂,或是叛变,相信这样的精神财富和现实比照能给我们自己、乃至我们的继承者更多的启示。我总相信一代比一代好,哪 怕所谓的最糟糕的时代,也只是黎明前的黑暗。
P.S 1:
关于这段:“前阵子网上27岁之副县太爷炒的沸沸扬扬。我也认识一个仅仅是大学毕业的人,当上中共延川县县的教育局局长,他怎么成的教育局局长。
他的父亲是前教育局局长。这个县的民政局局长也是一样情况。又有,本人去年年初时,赴卢森堡为一些与会之京官当翻译。
几位领导甚是客气,晚上一起吃饭时,小可多饮了一些酒,仗着酒盖脸。突然发问,他们的组织有8000万之众,而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已经发展到2000
万了。倘若天下有变。诸君将欲何为?谁知几行人闻之变色。俱都说其自己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还有人说我不是党员,还有人说自己儿子在美国。如此色厉内荏。
怎么当得起天下苍生的责任!?”
——我只想说,在不同的生活圈子里生活自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果不身在其中又怎么知道别人的难处。就像我曾经觉得团中央这种地方大概也只是各种假大空,但最近结识了那里的人,发现他们还是在努力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的,虽然成效不大,多与整个社会环境复杂有关。所以不要轻易说不与谁谁谁为伍,不要轻易将一群人妖魔化。相反,如果明知道那里很浑浊很不堪,却抱着哪怕一丝希望只身前往,这样的勇气与精神难道不应该称赞么?我们确实要时刻保持警醒的态度,但这不代表我们要口诛笔伐却不参与其中——怎么参与?我们可以有多种选择:即便自己以后并不从政,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多给那些想要投身其中的清醒的少数人一些鼓励——而不是劝他们离开,这样至少在所谓的黑暗中,他们心里知道是有人认可他的、支持他的。这也 是我们当中力量有限的人可以做的有意义的事情。
P.S 2:
如果不在巴黎的同学觉得每天收到小组大量邮件讨论会有些干扰,可以发邮件给
lanzh...@gmail.com申请每天收到一份resume而不是所有邮件。在巴黎的同学不建议此申请,因为我们经常有活动变更通知。
祝各位周末愉快
天靓
于巴黎IN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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