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何炳棣教授的明清史研究〉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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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先生以選題攻堅享譽學林，力主研究第一等大課題，不屑作第二等的題目。上述揚州鹽商、明清至民國的人口、明清會館、明清科舉與社會流動、美洲新大陸作物輸入中國、明代土地數據、清代在中國史上的重要性等，都是明清史的基本大問題，既是中國史，也是世界史的基本大問題，甚至是社會科學的大問題。
何先生的研究依據的史料，不但豐富全面，而且極其精要具關鍵性。如以前人不注意載有三代履歷的登科錄、題名錄研究明清社會流動，統計分析的樣本，進士多達一萬四五千名，舉人、貢生達兩萬多名。如運用三千多種方志研究人口變遷與會館。如利用《乾隆兩淮鹽法志》估計鹽商成本，而埋首國會、哥倫比亞大學和哈燕圖書館，在三千多種方志和因抗戰而寄存美國國會圖書的北平圖書館三、四百種善本書中，爬梳相關史料；用力之勤，非得益於電子資料庫的今日學子所能想像。
何先生的研究，不但精於考證，而且能運用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的知識與理論及方法。如研究人口，就先考證方志中的人口和田土數據，革命性地理解史書中「丁」與「畝」的賦稅性格。運用社會學的社會階層化和社會流動理論和方法，研究明清科舉和社會向上及向下流動。利用文化傳播和植物學的知識與理論及方法，研究美洲作物和早熟稻傳入中國及在中國推廣的過程，論述農業革命與人口變遷的關係。他的明清史研究課題的結論，雖引起不少爭論，但直至今天基本上還是不可取代，不能撼動的。
何先生的不服輸精神及對中華民族的熱愛，尤其不能容忍他的研究被歸類為「漢學」，也就是這股勁支撐他的研究。但何先生也知道沒有真本領是不是以服人的，因此，他所選的論題，前人雖多已觸及，尤其是日本學者已有相關論著發表，何先生一定要勝過他們。[1]如研究會館的起源，他一定要推翻日本學者的嘉靖、隆慶間說，代之以永樂年間說。日本學者認為中國的會館強化中國人的小群的觀念，延展大群觀念的產生，不利於中國社會的近代化。何先生的研究就指出：會館的地緣組織經常接觸的結果，「有助於窄狹畛域觀念的融消和大群意識的產生」；明清會館制度對中國社會逐漸近代化，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西方學者認為傳統中國社會流動率不高，何先生以堅實的統計數據證明明初精英的社會流動率，「即使近代西方社會精英社會流動的數據，也可能很難超越」。尤其近年來，國際政界、學術界、文化界對中國越來越不友善之際，「漢族」、「漢化」、「中國」逐漸被妖魔化，反對中華文化，反對漢化，已成政治正確，當羅友枝挑戰何先生的清朝漢化說時，身處美國的何先生就靠著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熱愛，甘冒大不韙，奮起撰寫長文，雄辯地「捍衛漢化」。這在今日華人學術界是不多見的。
何先生雖熱愛中華，但他並不因民族情懷而盲目地拋棄史學工作者應有的客觀立場；他的研究謹守學術規範，亳不妥協。何先生所不能忍受的只是西方學者，尤其是諂媚西方的華人學者的曲筆寫史。[2]他對中國歷史的評價，並不一味地頌揚。[3]雖然早在大陸掀起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熱潮前，何先生就使用“Commercial Capitalism”一詞來詮釋兩淮揚州鹽商資本，但後來發現不妥，在巫仁恕翻譯《清代揚州鹽商》時，便建議將副題的「商業資本主義」改為「商業資本」。[4]其後，在寫《中國會館史論》時就對「資本主義萌芽」這一名詞有保留，未追隨中國大陸學者予以申論。在討論資本富厚的清代揚州鹽商時，何先生特別注重論述鹽商沒落與其生活奢侈浪費及不務正業的關係。當大家都在把儒家文化說成是亞洲四小龍成功的動力時，何先生卻以清代揚州鹽商江氏與程氏為例，說明經濟的飛躍不能歸功於儒家倫理。[5]在討論清代的重要性，何先生雖一再從正面論述清朝的成就，但最後並沒有忘記論述清朝盛世下的危機與積弊。
何炳棣教授終生關心祖國歷史文化，以嚴格的學術雄辯捍衛民族的尊嚴，這一民族情懷正是他孕育創造性問題意識的動力。何先生的明清史研究極具開創性，啟發後進學者在相關課題上，作出更深入的後續研究。[6]通過何先生的努力，中國歷史文化研究，不再是不具普遍性區域研究的「漢學」，而是與其他學術範疇平起平坐地對話的普世性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不再居於學術殿堂的偏殿，而是堂堂正正地穩坐學術殿堂的正殿。
何炳棣先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世界級歷史學家，我們永遠懷念他。
[1]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頁272、300、341。何先生以自己與顧雅里(Herrlee Glessner Creel)的辯論為例，說明華人學者在美國的處境，有些人在他人屋簷下為求生存，不免會說一些洋人喜歡聽的話，來討好他們，何先生有異於是，他決不服輸，每以堅實的著作來回應，他說：「有人挑戰，必須應戰；否則作為一個華籍學人是不易受到人家尊敬的。」(頁352)
[2]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頁338-339。
[3]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頁274-278。
[4]巫仁恕譯，〈揚州鹽商：十八世紀中國商業資本的研究〉，頁59-76。
[5]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頁274。
[6]例如何先生的美洲作物輸入中國研究，引發許多中國學者進一步的深入探討，產生許多重要的研究論文，例如：
1.李德彬，〈番薯的引進和早期推廣〉，《經濟理論與經濟史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頁139-171。
2. 郭松義，〈玉米、番薯在中國傳播中的一些問題〉，《清史論叢》第7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80-114。
3. 李華，〈清代乾隆年間番薯在山東傳播的原因及其意義〉，《清史研究集》第5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6），頁139-161。
4. 曹樹基，〈清代玉米、番薯分布的地理特徵〉，《歷史地理研究》第2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頁287-303。
5. 陳學文，〈論番薯的引進中國及其意義〉，《思與言》30:1(1992)，頁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