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無隱乎爾──毓老師與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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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輝誠
2006年，毓老師百歲壽辰，曾受教於毓老門下的外國學生特地製作了一張大賀卡送給老師。賀卡背景是浮水印楷體木刻字，採錄《論語》述而篇「二三子以我
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外國學生選錄這段文字別有用心，其實是為了呼應一份久而彌篤的師生情誼，以及一本四十年前的論文
集集名。賀卡最上頭寫著「美國同學慶祝毓老壹伯歲照相集」(毓老師後來曾開玩笑地向學生提及此事，夏含夷學長進呈此賀卡時，毓老師看到「壹伯歲」時就指
出「伯」字寫錯了，夏含夷學長說：「老師，我帶回去修改。」老師自嘲地笑說：「不用，就讓大家看我教出來的洋學生有多糊塗。」)緊接其下則是毓老師盛裝
端坐在自書大對聯「以夏學奧旨，尋拯世真文」前的照片，下方則是美國學生的照片與簡歷，分別為席文(Nathan Sivin，賓州大學教授，
1961(案，入門時間))、孟旦(Donald Munro，密西根大學教授，1961-62)、羅幕士(Moss Roberts，紐約大學教授，
1963-64)，黃宗智(Philip C. Huang，洛杉磯加州大學教授，1965-66)、歐達偉(David Arkush，愛荷華大學教
授，1968-69)、鄧爾麟(Jerry Dennerline，阿姆斯特大學教授1968-70)、包弼德(Peter K. Bol，哈佛大學教
授，1972-75)、班大為(David Pankenier，梨海大學教授，1975-77)、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芝
加哥大學教授，1975-77)、甘幕白(James Kemp，1976)、伊羅(Robert Eno，印地安那大學教授，1977-79)。──
這些美國漢學家，皆為赫赫有名的學者，後來也多榮任該校之榮譽教授。──而他們，全都是毓老師的學生。
毓老師之所以開始教授外國學生，據許仁圖《二十四個晚上》所載，他親耳聽毓老師說是民國四十一年底，從美國回台的總統府資政胡適到臺東看其父胡鐵花的故
居(臺東縣政府為感念胡鐵花曾在清末代理過臺東直隸州知州，特將臺東舊站前馬路命名為鐵花路)。當時毓老師正在「臺東農校」擔任教務主任，因緣際會得以
和胡適見面。曾擔任過駐美大使(1938-1942)、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亞圖書館館長(1950-)的胡適有許多國外朋友，這些外國學者想進一步了
解中國文化，但當時中國大陸內鬥不斷，幾近鎖國，外國學者唯有到臺灣，才有機會接觸到中國文化。胡適與毓老師相談甚歡，特別商請毓老師日後若有機會幫忙
教導外國學生。民國四十六年胡適從美國回到臺灣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毓老師則早三年(民國四十三年)從臺東回到台北，但真正指導外國學生卻是民國四十七
年十月，也就是胡適回台之後。當時來臺灣的外國留學生，多為教授或博士生、研究生，取得外國研究單位的獎學金來台進修，這些洋教授、洋學生也曾到過各大
學去聽課，似乎都不太滿意，輾轉經由介紹最後拜入毓老師門下。
關於早期洋學生拜入毓老師門下的情況，魏菲德(Frederic Wakeman,Jr.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授，2006年逝世)在1970年時曾有一篇
非常生動的文章加以描述。
我第一次會晤劉老師(作者案，毓老師身分證上的名字是「劉柱林」，故有學生亦稱「劉老師」)是在夏末的台北，一個典型悶濕的日子。當時劉老師被稱為「滿
州人」或是「王爺」。我的朋友Moss Roberts(作者案，毓老師早期洋學生，後任紐約大學教授)將我從沉悶的中文會話課程中短暫地解救出來，我
們就像翹課的學生，踩著腳踏車穿越市區，就為了能見上Moss多次讚揚的劉老師一面。會面前，我也從別處聽說過劉老師。普遍的印象認為他是一位脾氣古怪
的滿州皇族，也是曾任職於溥儀滿洲國的清朝遺老，現在則僻隱民間，傳授外籍學生中華經典。如果我曾預期當天的會面如雲彩般動人奪目，那我絕對沒有失望！
吞吐著一桿長長的、鑲著碧玉的竹煙桿，坐在書桌後的劉老師讓我在恍惚之間，認為自己就像被傳召覲見乾隆皇帝的馬戛爾尼(作者案，英國政府出使中國的首任
特使)。先前那種面試中文家教的錯覺瞬間煙消雲散，眼前這位紳士絕非尋常的語文家教，盼望著學費得以維生。相反地，直覺告訴我是劉老師在對我進行面試，
試探、評估著我是否夠資格成為他的門下受業。然而，師生情誼一旦確立，任何一方皆無法輕易擺脫。想到往後不能再逃課，著實讓我緊張了一會兒。我也想到以
後我又該如何回報所學？以及如何在繁重的博士論文撰寫中規劃出時間，好好的咀嚼《孟子》？
毓老師吸竹菸桿照，美國甲骨文學者吉德煒攝，1966。
正當我站在那裡為這些難題困擾著，劉老師用他那濃重的東北腔提醒了我，在正式成為他門下子弟前還必須至少苦練中文會話三個月。他還要求我於秋末或冬初之
際再來見他，到時他自會評斷我是否有足夠的資格展開中華經典的學習，也好為我做些安排。
也許正是這種與眾不同，極為冷傲的教學方式俘虜了我。因此，當冬天來到，即使有些不篤定，但我已隨著劉老師的腳步展開超過兩年的學習。劉老師選擇以《孝
經》作為課程的開始，他很耐心的讓我慢慢適應他的古式講學，等我慢慢得心應手後，他便加快講學速度。很快地，我們已經讀遍《四書》的每一部。時光流逝，
我學習的時數也隨之增加，甚至一週花上整整五天的時間向劉老師學習。炎夏再次來到（劉老師也換上輕薄、稍稍褪色的絲綢衣裳），高溫使我越來越難集中精
神，清楚地掌握《孟子》的思辨成了一門吃力的功課。當時，我原先計畫前往日本進行下一梯次的研習，但這階段的我對於表面上與中國社會史沒有關係的當代社
會現象，已經看出更深一層的意義。所以，我說服了紐約的獎學金辦公室讓我繼續留在台北，我和劉老師的課程也從《孟子》轉到優雅卻令人感到迷惑的《道德
經》。
我決心延長在台北的停留時間，以及後來再度跟隨劉老師研習《易經》和《春秋公羊傳》的原因已不再單純著眼於「學習」中國古經籍裡的文章結構或文法，而是
進一步吸收孔子學說裡作為精華的哲學內涵。幸虧有了劉老師獨樹一格的教學，這對我來說近乎不可能的任務才得以達成。當我回顧一切，我發現老師教學有三個
特色。第一、教學的語言。老師會先運用帶有抑揚頓挫的聲調，將句子原汁原味地唸出來，然後再巧妙地以通用詞語逐字闡釋。藉由此方法便能將原先艱澀的古
文，轉化為典雅的口語。雖然沒有極為精準的翻譯，卻在老師的解析下為文章注入了更加豐富的生命及內涵。第二個特點，劉老師的教學可能會激怒一群在研究所
裡，教導我古典中文的學者。完全不理會漢學思想家在文獻上的發現和闡釋，劉老師全憑藉著自己對以往所受教育的記憶以及理解來教授中國經典，在教學的時候
他也會摘取某一篇章的一個段落，對另一文章加以解釋。剛開始這讓我很難接受(又有多少人能夠用《大學》裡的一段話解釋《易經》？)，但漸漸地我就明白，
這樣解經的方式對於劉老師來說是極為重要而無庸置疑的，因為任何一句經典裡的話語都是與整體學說相連的一部份，既然是自承一脈，經文互證自然是合情合理
的。這樣的思維也反映在第三個特色上，劉老師堅信，經典裡的教誨仍舊可以作為當今社會的道德準則以及鑑鏡。
疑古運動和1930年代科學與玄學的論戰，對劉老師似乎沒有任何影響，然而我卻發現，當我們爭辯於某些細微的觀點時，他卻不僅能引用柏拉圖來反駁王弼的
論點，也能很清楚地掌握某些特定章節的爭議和真實性。即便如此，劉老師仍堅決主張學說的連貫性，而我對此的觀點也逐漸隨著時間改變。劉老師不再是一個活
化石，一個存在於今日的奇蹟，單純地期盼我們學生能明瞭一個教育者所堅信的理念，相反地，我認為在此時，他開始有意地展現出後孔聖時代的另一風貌。
舉例來說，劉老師是個半虔誠的佛教徒，他和台灣的佛教支派保持密切來往，也參加重大祭典，並常以素食餐點招待學生。在政治上蒙羞使他轉變為一個遺世而獨
立，重視靈修(每天早上靜坐)且專研佛經的隱士，正因如此，劉老師對於林譪士等研究佛學的學者來說，也是不可多得的良師。當世的挫折也助於理解他對以康
有為為首的今文儒家學派的全心投入。這般對學術的執著，對於老師的教學生涯也有著極大的影響。一些講學中曾被程、朱駁斥為危險而過於自我的論點，曾使我
不禁懷疑自己是個異端學派的門徒。但正是在這些論點下，「君子」不再被單純地定義為一個有修養的紳士，由此觀點出發才能更完善地理解、掌握《公羊傳》
中，極力宣揚的「張三世」，這個烏托邦式的理念。這種稍具神秘的教學氣氛使我們學生和劉老師之間的情誼更加深厚。當然，如此的相處模式既非傳統的中式，
也不屬於典型的西式，讓我很懷疑是否有人相信，劉老師把我們這些外學弟子視為正統的中式傳人。事實上，我們的外籍身份對他來說是別具特殊意義且重要的。
身為五四運動的貶抑者以及二十世紀動盪政局中的失意者，老師似乎希冀我們這些外國弟子能傳承這個讓他悲惋不已，正在逐漸凋零的中國人文傳統。而他之所以
選擇外國弟子，恐怕正反映了這個傳統的流失已巨大到令人堪憂的地步。
寫這篇序文，讓我沉浸在那段愉悅的往事中，跟隨老師學習的情景彷彿仍歷歷在目。雖然這樣緬懷過去的確讓我心中多了些愁緒，但一想到劉老師仍健在，且持續
教導新進弟子，傳授他們更多學術道路上的領悟和心得，這一切都令我深感欣喜！劉老師除了是一位良師，更是一位益友，深深為本書各卷作者所景仰。這也應證
了我第一次會晤老師時，內心暗自的預言。本書雖不是以純粹重現奠基者流派的方式呈現，但也稍微減輕了我們的歉疚。至少，我們這群幸運的學生，想藉此表達
曾受業於一位大師門下，內心由衷的感謝。雖然我們和劉老師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時代，但他還是達到了《論語》中「吾無隱乎爾」的教學境界。
《無隱錄》書封
這篇序文收錄《無隱錄──致敬劉毓鋆論文集》(“Nothing Concealed” Essays in Honor of Liu Yu-
Yun)，裡頭非常生動而精準地描述魏斐德與毓老師第一次會面情景，當時毓老師如何以其昂然尊貴的氣質反賓為主地收受學生，以及魏斐德後來如何欲罷不能
地持續想在毓老師門下學習的感受與實況，後來又如何想盡辦法要繼續留在臺灣只為了多向毓老師學習更多學問。魏斐德以其學術素養為毓老師的教學方式與內
涵，歸納出三個重要特色：即活潑經文、以經解經、生命學問。最後又從學術史的角度，指出毓老師的學問路數：公羊學派，半虔誠佛教徒，五四運動貶抑者，還
有傳奇的政治歷練(政局的失意者)，似乎看似異端學派，實際上卻是最正統的人文教育傳統。──這些全部加總起來，遂造就出他與毓老師之間超乎尋常(毫不
區分中外、古今、虛實、隱現)的師生情誼。
魏菲德編錄《無隱錄──致敬劉毓鋆論文集》，1970年出版，是一本論文合集，全部由毓老師的外國學生執筆撰寫。當時還未流行用論文合集向某位教授致敬
或祝壽，外國學生早開風氣之先為毓老師編撰了一本致敬論文集。這本書序之後有一篇小文章是關於毓老師的簡傳，提到：「自民國四十七年十月開始指導外國基
金會留華學生博士論文，迄今已十有一年，共四十一位，其通過博士學位者二十餘人，均執教於各大學。(計美三三、德二、日二、英二、加一、越南一)。」可
見從民國四十七年到五十九年，十一年多的時間，毓老師已經教導了六個國家共四十一位的外國學生，這些學生後來大多任教於世界各地的重要大學
這本論文集，共有十篇論文，都是外國學生各自研究領域的研究成果，並非專門研究毓老師本人的學問。不過，比較特殊的是，每篇論文之前，都有作者簡介，特
別介紹撰者與毓老師的關係，這些介紹恰好是如今瞭解毓老師與早期外國學生的重要資料。
如第一篇論文〈羅振玉參觀殷墟〉(Lo Chen-yu Visits the West of Yin)的作者Richard C.
Rudolph，「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方語言學的教授。」編撰論文集的魏菲德特別提及「已經在大學教書，又寫有多本學術著作的Rudolph教
授，雖然在劉老師指導下研讀了一些宋朝文本，但他可說是劉老師的朋友而非學生。」
又如第二篇論文〈春秋經以及公羊傳對於魯隱公的統治的雙重評價〉(Double Judgments In The Soring And
Autumn,Kung Yang：The Reign Of Duke Yin)的作者Moss Roberts，「是紐約大學中國文學系的助理教
授」、「Moss Roberts曾在臺跟隨劉老師學習中華文化長達兩年，大部分的時間專研周朝的哲學及歷史，文獻方面則著重參考四書、易經以及春秋
經。」
第三篇論文〈外丹窺管〉(Chinese Alchemy as a Science)的作者Nathan Sivin，是「麻省理工學院科學史副教
授」、「在哈佛大學鑽研東方研究報告，並在台灣向劉先生學習，後來進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進修……，他的妻子，Carole Delmore
Sivin，也向劉先生學習，後來在劍橋成人教育中心教授藝術。」
第四篇論文〈慧皎在《高僧傳》中之「義解論」〉(Hui-chiao’s Critical Essay on the Exegetes of
the Doctrine’ in the KAO-SENG CHUAN)的作者Arthur E. Link，「現任英國哥倫比亞大學之宗教學教
授。許多劉老師的學生無不渴望跟隨其研讀深奧的佛教經典論述，而Link教授做到了。簡言之，倘若Moss Roberts可被稱為劉老師傳授最多有關
公羊傳統思想的學者，那麼Arthur Link即是那位最接近劉老師對佛教哲學方面深刻、持續之關注的人。」
又如第七篇論文〈1800-1856 廣東的秘密社會〉(The Secret Societies of wangtung,1800-1856)
的作者，「Frederic Wakeman(中文名：魏斐德)是加州柏克萊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他在1963-1964年間第一次跟著毓老師學習，當時
他也是獲得外國學生獎學金的研究生。1967-1968年間，魏斐德教授再度回到台灣，擔任許多大學課程的負責人，那時他繼續與毓老師學習，研讀易
經。」
再如第九篇論文〈近代中國的人文主義：馮友蘭以及熊十力〉(Humanism in Modern China and Cultural
Crisis ：Fung Yu-lan and Hsiung Shih-li)的作者Donald J. Munro，「哥倫比亞大學取得中文與日
文研究的博士學位後，又花了三年，前往東方與毓老師學習中國哲學。現為密西根大學助理教授。」
從《無隱錄》這些作者簡介看來，魏斐德認為最能直接繼承毓老師學問的學生，是研究公羊學的Moss Roberts，以及佛學的Arthur
Link。其餘學生則是透過毓老師的教導進而深入認識與理解中國文化的內涵與博大。
當年曾在《無隱錄》撰寫論文的席文(Nathan Sivin，現為賓州大學榮譽教授，入黌舍時間1961-1962年)，接受筆者郵件訪問(2011
年)，回憶當時上課情況：「我大概是毓老師所收的第五個外國學生，當時老師並沒有開班授課，所有會面都是個別進行。」「我在1961年成為大學學際交流
中心的研究員，到臺灣待了將近一年，之後才被分配到康乃爾大學。在此之前，我早已聽說毓老師偶爾會收學生，於是我和妻子Carole設法每個禮拜和老師
會面學習(毓老師每個禮拜來訪一次，通常會和我們共進午餐。)學習過程中，毓老師會仔細地為我闡述今文派《莊子》，也教導我和我的妻子Carole寫書
法。」席文又回憶到關於授課的細節：「當時還沒有人寫關於今文派《莊子》的研究，但毓老師所教授今文派《莊子》內容，正是1911年後他於皇家學堂所學
到的內容。毓老師的教學啟發了我一輩子對道教的興趣，也對我日後三個討論當代道教運動的研究有所影響，當然還包括了許多本書籍和專題文章。」「至於書
法，老師則建議我們由學習趙孟頫的風格入手。1963到1969期間，我和妻子曾短暫回訪台灣一次。當時老師告訴我既然我已經練習大楷多年，現在應該開
始學習運用小楷寫魏碑，但後來我一直沒有找到真正擅於小楷的老師，終究放棄了學習書法。」最後席文是這樣作結：「因為毓老師曾向康有為、羅振玉等傑出的
學者學習，以及老師本身對學習極大的熱忱，他也許就是中國最後一位能淋漓盡致例證傳統教育的學者。」
1961年席文攝。毓老師在桃園中正機場的戶外，席文將之與毓老師的書法合成，收錄於《無隱錄》書首。
1961年席文攝。毓老師與洋學生，學生拿照片去送去給老師時，跟老師開玩笑說：「跟外國學生在一起時候，笑得特別開心喔！」毓老師隨即自我解嘲說：
「這不就是見錢眼開嘛！」
也曾在《無隱錄》撰寫論文的孟旦(Donald Munro，現為密西根大學榮譽教授，入黌舍時間1961-1962年)，和席文是同一時間接受毓老師
的教導，他也回憶到「1960年12月，我來到了台灣。抵達台灣前我對這位老師一無所知，是另一位美籍學生幫我做了介紹。從第一次會面開始，我就知道我
的興趣和老師的教學將能成為完美而和諧的搭配。從1961到1962的上半年，我和毓老就在連雲街一個租來的日式房屋進行我們的課程，這是我畢業訓練中
最重要的一部分，影響了我後續所有的工作。我們閱讀先秦儒家經典和一些同時期的背景資料，如論語、孟子、道德經、莊子，還有上溯到商朝的經典原文，同時
也討論了原始文本和評論中的觀點。毓老解釋經典十分講究文本證據，他是一個講求嚴謹漢學證據的學者，我從他身上學到了準確的重要性。同時，他也探討了自
己想法中不同文本間的關聯性，我從毓老身上所學到的一切是如此珍貴，他的教導方式深深滲透到我的腦海中，影響著我如何解釋經典文本。他避免任何後期學派
的明顯思想，而是利用對先秦時代其他類似文本和詞彙的淵博知識來解釋一段文章或一個特定的詞彙。我們一起研究那些文本，並考慮各種例子的背景，這樣才能
找出我們覺得(時常是老師先感覺到，我才跟著有同感)最適合的解釋。當我請老師形容他解釋經典文本的方法起源時，他說他避免了宋、明的解說，因為那不但
會使得後期文章的結構強加於我們所閱讀的早期文本上，同時也忽略了早期文本的創作背景。我學到最重要的事就是將漢學與哲學做結合。這代表了，不論多麼困
難，文本優先而闡述與解釋居次。理論具有任何有效性的可能取決於文本證據的數量和種類。到了1962年七月，我回到香港和唐君毅一起從事另一不同的研
究，我和毓老的課程才告一段落。──我一直保存著許多劉毓鋆的照片在我的桌上。我尊敬他並很感謝他所教我的。」
孟旦又回憶毓老師上課時曾提及兩件往事：「頭一件是，毓老還小的時候總是想去北京動物園玩。當他一歲多時，他向家裡人要求去動物園玩。有一天，他終於被
允許前往，並做了出遊的打扮，準備要前往那個在他心目中總是有很多快樂的大人和小孩聚集著觀賞動物的樂園。但當他抵達動物園之後，大失所望，因為現場除
了幾位工人外，沒有半個遊客。整個動物園都因為小皇子的到來而被特意淨空，以保護他的安全。毓老非常失望。第二件是，毓老提到關於傳統禮儀規範，是夜間
上廁所的規矩。在夜裡如廁他必須穿著特定的長袍、腰帶，並繫上特定的裝飾品。這樣麻煩的規矩，毓老常不遵守，但對於一些重要的規範他會謹慎做到。舉例來
說，我第一次見到毓老，他住在一條臨近中央研究院的小河中的一個小島上，一個老舊的房子。他迎接客人的方式十分的儒家作風。在他的門上，漢字『清』被擺
在最後，滿州上下顛倒著，顯示了王朝的沒落。」
孟旦最後對毓老師作一簡單評論：「毓老師除了擁有廣博的學識，同時也具有良好的幽默感。他喜歡故事，也喜歡探討故事中人物的品德。對各式思想有極大包容
性，毓老認為自己是個儒家的追隨者，同時也是個佛教徒。但他不認同佛教與道家對宋明新儒家的影響，因為他們並沒有為道心、人心以及理的闡述提出足夠的文
本證據。」
此圖為孟旦先生提供，攝於1961年。毓老師帶學生至佛寺郊遊吃午餐後的合影，毓老師站後排右三，孟旦先生在前排最左，其妻Ann在後排最左，後排右一
及左二為Chulhee Jamieson和John Jamieson。前排右一為經濟學家馬維義(？，Ma Weiyi)，前排左二左三是兩位和
尚，右三是一位尼姑。
包弼德(Peter K. Bol，哈佛大學教授，1972-75)是毓老師晚期學生中極重要的學生，具有承先啟後的關鍵地位，他回憶到：「1972年
抵達台灣時，老實說我從未聽過毓老或是魏斐德(Fred Wakeman)編撰的《無隱錄》。當時，我乘坐火車從荷蘭的萊頓出發，穿越西伯利亞，然後搭
船至日本。到達日本時，我和席文(Nathan Sivin)同在京都待了幾天。席文在聊天中向我提到了毓老，用英語說，毓老是一位王子，並說日後如果
他邀請我一起去向毓老學習，我無論如何都必須答應，不應有任何遲疑。」「後來席文託我從日本帶禮物給台北的王子—─毓老，我記得其中一份禮物是一枝用竹
子做成的毛筆。當我在一月時抵達台北，我和一位同樣來自荷蘭萊頓的同學同住。其中有位同學Leonard Blusse提到，毓老師在教導外國學生，一
星期上課一次，叫我應該要跟他一起去上課。所以我就跟去上課了。──但是我的中文說得非常糟，因為在萊頓我們只上閱讀課，沒有教導中文會話的課程，因此
我學到的中文會話並不多。──我們在夏天時停止在其他地方上的中文會話課程，在課程即將結束的一個早晨，我前往毓老師家並詢問課程何時開始(我住的地方
離臥龍街不遠)。毓老回答說：『你的中文進步了，明天早上十點來，並攜帶四書的抄本。』這時我便開始跟隨毓老學習。我詢問能不能帶另一位室友前來，一位
來自法國的女士，和我一起分擔學費，得到老師的應允之後，接下來的幾個月我們都一起學習。後來，又變成只剩我一個人，我總是在上午八時抵達，並上課到中
午十二點。我和毓老一同閱讀了「四書」，然後是《詩》、《書》和《禮記》部分。老師最大的興趣是在《春秋》。我們也共同閱讀了附有何休評註的《公羊傳》
和《春秋繁露》。我記得我那時計畫到美國攻讀研究所，當我正要申請，毓老告訴我：『如果我離開了，那我就浪費了我所有其他的閱讀。所以，我選擇留下來。
又隔了一年，我申請研究所，錄取了，但老師反對，說：我還沒有讀到《易》，如果我離開等於是浪費了讀《春秋》的時間。當時我並不知道春秋和易是互相表裡
的？因此我又留下來了，但在我們學習完《易》後，我就返回美國。在課程中，我們也讀了其他東西，包括熊十力和馬一浮寫的書，然後偶爾繳交文言文的文
章。」
包弼德又回憶當時上課情景：「老師上課的方法是一致的。他會朗讀課文並討論其內涵。同時，我會做筆記。偶爾，他會得到啟發，並寫下自己的想法，我也會把
它抄錄下來。他的方法是以經解經，這給予我漢學的重要訓練。雖然我不並不認為這是為經典找回原意的方法，但卻是構築思想最確實的方法。他總是在思考政治
學，然後閱讀經典作品，因為它們也可以應用在當今的時代。不論是他同意哪些經典，亦或是哪些經典是按照他的理解以順服從他的看法，這都是很難說的；又或
許說，這兩者其實是相互融通的。」接著又提到他上課的收穫：「我向老師所學習到的，對我自身研究和教學最具影響的是，老師本身就是個擁有經典著作思想的
活證。古代經典對他而言是確實活存的。也因為毓老的關係，我的觀念才從體制史轉變成思想史。我意識到，如果我們想解釋歷史的變遷，我們需要了解過去的人
們是如何看待世界，如何思考及及如何面對他們所遭遇的問題和機會。總之，如果我們想要理解過去和現在的人們的選擇，我們必須了解他們的世界觀。」
最後，包弼得從一個深刻的角度回憶毓老師的文化願望，他說：「我在毓老身上看到他多麼渴望有一個一貫、一統的、綜合觀點的中國文化觀。他曾經告訴我，他
是如何理解自己身為老師的角色，他說：『現今的年輕人，他們的心裡是很複雜的。他們感到困惑，因為他們不知道要怎麼作一個有中國文化的人。但我知道答案
在哪裡。』他又說：『想知道答案，你必須了解「道」，而「道」正在「經」之中。當你了解了經典，彷彿從單向或單一思維，你就會明白「道」。』」
班大為(David Pankenier，梨海大學教授，入黌舍時間1975-1977)也寫了一篇回憶文章，描述毓老師上課神情、嚴格要求，以及毓老
師的預言、童年往事、宮廷回憶等等，充滿許多不為人知的細節，非常深入，而且迷人，對於認識毓老師的軼事有著珍貴的補充與說明：
1975年的春天我開始和毓老學習，取代當時正要返回萊頓大學的Peter Bol。在Peter告訴我毓老認為我有能力繼續跟隨他後，我和其他同學被
要求準備並研讀一本著作──《孝經》。我每週和毓老學習，直到1977年的夏天我進入史丹佛大學，我於1983年在那裡獲得了博士。
不論是閱讀經典著作，或是毓老對中華文化和歷史的博聞，和毓老學習實在非常令人難忘。我從來沒有建議毓老我想學習什麼，我想最好的是讓他判斷我應該知道
什麼，這樣他會教我什麼是他個人最感興趣的。當我離開時，我們一起閱讀的文本：四書和公羊傳這兩本經典，被列在他為我寫的推薦信中。每當我請求毓老為我
說明那些我不那麼確定的概念或原則，他會在紙上寫出註解或說明，並利用其他的著作來闡述。我會把這些資料帶回家，將它們抄寫到我的本子上。直到現在我依
然保留著毓老的註解。
毓老往往會偏離我們的閱讀文本，詳細地討論其它事項。例如，時事或廿世紀的歷史。他常利用近代歷史解釋我們討論的概念。舉例而言，在說明中華文化中
「神」的概念時，他告訴我，如果一個像Thomas Edison一樣的天才、人類恩人誕生於中國，他會將聖地獻給他作為神。毓老對國際政治局勢相當感
興趣，尤其是中國、美國和蘇俄的三角關係。1976年，他預言了蘇聯最終將因內部的矛盾而崩潰和解散。然而，他從來不跟我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台灣內部
的情況。我發現毓老的離題很有教育性而且引人入勝，尤其因為我喜歡聽他說話。他使用的語言、發音和辭彙讓我非常感興趣，使我密切注意他的說話方式。毓老
可以是非常有趣，和有著滑稽的幽默感。當他朗誦經典中的文句或回答我的問題時，他習慣把右手的前兩根手指放在右眼旁的太陽穴。直至今日，我仍然可以清楚
地回憶他擺著那個姿勢。
毓老很少向我提起他的童年與教育，除了他為何必須記住這些經典著作這麼多年，和他天天跪在母親面前朗誦經典文本的往事。我真希望那時我曾問他有關他早年
的經驗、他在滿洲國的身分和日本人的入侵等等。然而，我只記得他告訴過我，有關他童年的一個故事。毓老說，當時他與溥儀正受英國大使館官員的英文輔導
（我記得官員的名字為Johnston(約翰斯頓)，但我可能是錯誤的。）(作者案：即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莊士敦，
宣統皇帝外籍教師)有一次，毓老的英文家教邀請他一起享用午餐，餐桌上的馬鈴薯成為一項令他印象深刻的食物。當毓老回到家裡，他的母親問他午餐吃了什
麼，毓老說：「(……以下先行省略，可自行參閱「雜誌」。)
右圖為毓老請幾位外國學生吃他最喜歡的揚州菜。班大為在宴席上所攝，1975年。
左圖為毓老師為班大為所寫的介書(作者案，即介紹信)。全文為「介書。查美國學生班大為於一九七五年六月至一九七七年八月，從余學四子書(論語、孟子、
大學、中庸)及五經(詩、書、禮、易、公羊春秋)，並春秋繁露，兼讀古注。遵中國治學方法，不雜意說。該生領悟力強，頗體經旨，初解大義，略窺微言，循
途精進，定有厚望，乃可造之材，來日必為中西文化之良介。專為推介！天德黌舍 毓鋆。一九七七、八、二十日」
和班大為同時受教於毓老師的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芝加哥大學教授，入黌舍時間1975-1977年)，特地寫了一篇文章〈我
和毓老第一門課〉，回憶他與毓老師學習《老子》的第一堂課，非常精采，宛若禪門公案，很有魏晉名士風味。
1975年春天，我在台北市徐州路的「語言中心」教英語，認識了同門師兄包弼德（Peter Bol）。當時他快要回到美國進入研究所，他說他的老師讓
他找一個新學生來代替他，問我有沒有興趣。我從包弼德那兒得知，他的老師一點都不像台北一般給外國人教中文的老師那樣僅僅教中國會話而已，而是專門教中
國古代經典和思想，曾經教過一系列美國著名的漢學家，諸如當時權威學者魏斐德（Frederick Wakeman）、孟旦（Donald
Munro）和席文（Nathan Sivin）。我之所以會到台灣，一方面是為了學習中國話，另一方面則是為了研究中國宗教和哲學。然而，當時我才二
十二歲，大學剛剛畢業（也非中文系畢業），對中國文學和思想的知識非常有限，中文閱讀能力也不強，和那些學生完全無法相比。我唯一的長處是在台北住過快
一年之後，我的中國話說得還可以。因此，我同意和包弼德一起去拜訪他的老師，看看能不能變成他的學生。
我現在對那一次面試的記憶已經很模糊，前後過程幾乎都不記得了。只是老先生問我要讀甚麼書，我回答說，對老莊思想特別有興趣，也想讀《易經》，看看這
「三玄」有沒有相關。毓老說他到七十歲以後，決定只教經書，但因為《老子》也可以算是經書（它的別題不是《道德經》嗎？），所以他會接受我，當他的學
生。（這面試過程也和台北其他老師很不一樣，問題不是我會不會接受他，而是他會不會接受我。）他決定我們要從《老子》第一章開始，叫我買一本《道德經講
義》，是清初宋常星（字龍淵子）所撰。老師說他開始閱讀《老子》時候，就是讀宋龍淵的注本。
當時老師住在木柵的一間日式老房子。早上八點鐘我準時到了（外國學生和中國學生不一樣，外國學生是早上上課，當時中國學生和以後一樣是晚上上課）。守門
者讓我進去客廳坐下，說老師會馬上來。我還清楚記得，老師穿著長袍進入客廳，右手拿著線裝本《道德經講義》，左手拿著一根香，說讀經書的時候，一定要崇
拜書，必得燒香。他點了香以後，把它放在書桌上的鼎形香筒裡，香煙就在我們兩個人之間。他開始問我有沒有準備。我說準備了，他就讓我念。我念了「道可
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以後，毓老大聲地問我：「甚麼意思？」
我說：「對不起，老師，我不很清楚到底是甚麼意思。」
他說：「你不清楚。好，我告訴你，『道可道，非常道』的意思是道（大聲，後面停止了兩三秒鐘）──可（拉得很長）──道（又是大聲），非（又拉得很長）
──常道！懂了嗎？」
「對不起，老師，還是不清楚。」
「還是不清楚。好，(……以下先行省略，可自行參閱「雜誌」。)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臺美斷交，美國留學生減少，但毓老師早於七年前成立天德黌舍，招收大量臺灣學生，傳授中國學問，已經不受影響。不過這些老洋同
學仍時時回到臺灣探訪老師，如席文在1961年回美之後，又曾多次回到臺灣拜訪老師。夏含夷於1978年回國，曾在1981年首次到大陸參加學術會議，
會議結束又特地回到台北拜見老師，當時老師非常好奇大陸的情況。夏含夷此後經常到大陸去，都會順路到台灣，每一次都去拜訪老師，他說：「老師當時已經不
再教導外國學生，但每一次見到我，他都很高興地談論談老同學。」
從這些洋學生的回憶看來，他們眷眷難忘的始終是：毓老師獨特的尊貴氣質(洋學生都有明明是要前往面試中文家教老師，到最後自己卻變成被面試對象的共同經
驗)，獨特的因材施教方式(朗誦、訓解、旁徵博引、古今相證……)和深厚的學養與學問(四書五經諸子學)，還有因著生命滌蕩與砥礪而發展出的特殊師生情
誼。──這些洋學生後來大多成為世界各地著名的漢學家、名學者，而他們共同的經驗就是都曾隨毓老師讀過中國書，可以這樣說，毓老師是這些教授的重要老
師，是「教授中的教授」。其影響，起於臺灣，放諸四海，無可估算。
2011年四月十日，毓老師出殯公祭當日，兩位洋學生包弼德和夏含夷先生不遠千里而來，特地從美國趕至會場代表所有洋學生致意並致辭(簡慕善在前一年秋
冬時曾拜見毓老師，並有合影。原本答應出席追思會，但因病在上海住院，醫生不允許搭機，最後只好作罷)。他們兩位跟隨毓老師讀書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
了，但他們和毓老師的卻歷久彌篤，日顯其光。
魏斐德在1970年以「吾無隱乎爾」點出毓老師教授外國學生時毫無保留的教導信念，甚至讓魏斐德認為他們這些洋學生是正統的中國文化傳人。──這難道不
正是孔子所說的「有教無類」的具體表現？那句話的原文是「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翻成白話是：「你們這些弟
子，認為我的話有所隱藏保留嗎？我對你們是沒有任何隱藏保留的啊！我沒有任何言行是未曾不告訴過你們的，毫無保留才是我孔丘的為人啊！」毓老師對洋學生
確實如此，不論早期或後期的洋學生，也不論後來的臺灣學生，毓老師五十餘年來所傳授的學問與正道，始終如一，未嘗改變，從一九五八年開始，到二○一一年
故去，毓老師孜孜矻矻，弘毅任重，死而後已，皆是「吾無隱乎爾」啊！
後記：本文得以順利完成，得力於夏含夷先生所提供「海外黌舍同學錄」，方能順利與毓老師海外學生取得聯繫，並獲得諸多先生的寶貴回憶文字，謹在此特地拜
謝。
(……以下先行省略『洋學生通訊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