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萌芽” 范式与明清经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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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题目：“资本主义萌芽” 范式与明清经济史研究
授课专家：徐泓
授课时间：2016年11月11日
整理者：柴玲玲
一、前言
黄院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来这里作报告非常荣幸，今天讲的题目是《“资本主义萌芽” 范式与明清经济史研究》。主要是讨论“资本主义萌芽” 研究范式对我们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作用。要讨论之前得先说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这个问题，
一位研究近现代中国史学史的土耳其裔美国学者Arif Dirlik说：“中国的资本主义问题是一个长期困扰社会历史学者的迷，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克思·韦伯( Max Weber)。中国为什么从未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问题的意义，不仅在于人们想要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动力，也与欧洲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有关。此外，在他们试图发掘中国历史中的资本主义的努力中，中国历史学家発掘出的史料，大幅度地改变曾经流行一时的中国经济停滞论。的确，近年来相关的学术著作显示帝制时代晚期中国社会是持续渐进地商品化。”[1]
阿里夫·德里克 （Arif Dirlik）
二、中国社會史论战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的起源
中国从近代以来，尤其是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失败，使得我们大家都在思考近代中国为什么会衰弱会落后，检讨它的病因，希望找出解决的办法。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也注意到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的作用。西方帝国主义者对他们的侵略有一套说法，尤其是19世纪的“新帝国主义＂者，他们认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尤其像中国社会是长期停滞的，靠自己的力量无法解决；西方帝国主义者说他们带来新科技和资本来帮助我们，把停滞的社会生产力激活。他们不是侵略者，而是教育者。[2]这种说法後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所袭用，他们在侵略中国的时候，就说皇军是来给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力量予以最后的打击，这样中国社会才可以从长期停滞中解放出来。
这种说法当然引起中国学者、中国人非常不满。大家就来研究我们中国社会有没有长期停滞，如果停滞，是为什么。在这检讨过程中曾经有过一次重要的讨论，也就是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的北伐革命军分裂，共产党遭受了相当大的打击，当时人认为这是革命的失败，一些学者不只是共产党的学者，左派学者、右派学者都参加，大家一起来讨论中国革命倒底出了什么问题。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出问题是因为参加革命的人没能正确地理解当前社会的性质、当前的社会问题和当前社会的形态，因此发动了错误的革命。当时不论左右派所用的理论和词汇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们都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跟世界各国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是一样的，都是先有原始社会，然后发展到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然后在封建社会的晚期就发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个萌芽不断地壮大，就进到资本主义社会。有了资本主义以后，资本主义的腐败和它的错误就引起了社会主义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再进一步发展就到了共产主义社会。
如何来判定现代社会的性质，就要注意到现代社会之前的社会。于是就进一号讨论近现代之前的社会発展阶段及其性质。这个讨论并不成功，因为参加讨论的人基本上是“以论代史＂，而且所用的支持他的证据和史实，並不充分，多采选精和集粹法。所用的史料也只采跟他相符，能够支持他的实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各说各话，没有交集，没有真正的讨论。但在讨论中还是找到一些过去少人知道的史料和史事，像吕振羽先生和邓拓先生，就因此说中国在封建社会的晚期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个讲法，后来毛主席写进《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句经常被到用的名言：“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3]就是说中国在封建社会的晚期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力的干预，我们也会缓慢地走上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在这个讨论就证明了中国的在近代以前的社会，是一个在发展中的社会，不是停滞的社会。但这个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没有发展为成熟的资本主义，这就成为大家要问的问题，这就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范式的起源。
三、“五朵金花” 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任务
当时吕振羽和邓拓只是簡単地提出资本主义萌芽，讲得并不是很清楚，用的文字也不多。1949年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针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必然性，要从历史発展来说明，於是有五个被称为“五朵金花”的历史问题，在50年代初期就被提出来。[4]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包括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的分期以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两大问题。[5]中国古代史就是近代以前，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怎么来分期，分期基本上是证明人类五段社会发展的正确性。后来衍申出近現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6]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也就是在戰國時代到清朝前期中國的土地是「國有制」還是「私有制」的問題。古代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里面农民问题最重要，而农民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土地所有制。由於私有制收存在，而經常產生“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土地兼并現象。地主就成為支配階级，他們在社会與政治上都占重要地位。[7]
第三个完是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问题，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规模之大，持续的时间之久，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经常在朝代的末期或是中期发生政治社会危机。受迫害的农民起来反抗。毛主席说农民战争就是推动社会的重要动力。虽然农民战争大多失败，少数成功的也未建立农民政权，而是向封建政权蜕变，但农民战争还是教训了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为维护它的统治，必须向农民让步，因而仍然能推动历史的前进。因此农民战争不能视为流寇之乱，要把过去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8]
第四个问题是汉民族形成问题。主要讨论汉民族形成的时限，究竟是秦汉之际、明代后期、清代或鸦片战争。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元的民族国家，这个多元民族国家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部分就是汉民族，所以要阐述这个多元民族国家就必须讨论汉民族是怎么形成的。汉民族本身就是由一个多元民族构成的，讨论民族形成问题就是要理解多元的概念。这才可避免单一或多数民族的沙文主义；1949年以前，像翦伯赞就提出“大汉的沙文主义＂的问题。我们是一个多元民族国家，从孙中山就讲国内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所有的民族在大中华里面都有一个重要的地位，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它主要的贡献。虽然在持续时间及成果数量上，与其他四朵“金花”相比，“汉民族形成问题”在50年代“昙花一现”，但从80年代起直到现在，历史文化认同、多民族统一发展、国家及民族起源等重大理论问题日益成为热点，其学术意义影响深远。[9]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首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前近代中国社会是否停滞的，长期以来，西方人的讲法是，比较马可波罗游记和清末传教士们传回去欧洲所叙述的中国社会情况，就发现中国没变。这个讲法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提出来的，他说：“中国似乎长期停滞不发展了。五百多年前访问过中国的马可·波罗曾对它的耕作、制造业以及众多的人口作过详尽的描述，然而它们与今天到过中国的旅游者的描述还几乎相同。也许在马可·波罗(Marco Polo)时代之前，中国的财富就已经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和制度的性质所许可达到的程度。”[10]依他的说法：几百年来，中国的经济从马可波罗的时代一直到近代，到现代都没有什么改变。所以要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中国人自己是办不到的，只有靠外来的力量，引进外来的资本，引入外来的新科学技术，才能解救这个发展停滞的古老中国。照这个说法，停滞的中国当然产生不了资本主义萌芽，更不要说构成近代文化主要成分的资本主义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主要在辨明历史上的中国是否能自力发展出资本主义，如果能，就表示我们自力更生，不靠外力，也能近代化。如果有困难，困难出在即里，该如何解决。这对五十年代的中国是有现实意义的，是古为今用的史学任务。
四、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
我们要谈资本主义萌芽，就要先说资本主义萌芽到底是什么，最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吴承明先生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第一册里面讲的。他提到：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就是生产关系的发展过程，具有过渡性和双重性。这个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晚期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对它所出现的社会跟时代是一个新的，先进的生产关系，是有延续性的。[11]要判定封建社会晚期是否有资本主义萌芽，就要讨论生产关系。这生产关系到底是不是农奴性的，工匠的身份到底是否受地主或作坊主人控制，有没有自由的雇佣，也就是他有没有自由地选择主人的权利。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这雇佣关系。虽然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生产力是很重要的，可是当时重点在于生产关系。
50年代发动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主要集中于明清时代，但许多研究明清以前的古代史的学家，也参与讨论，出现的论文相当多。那个时代，不像现在有网络，大家看文章很不容易，尤其很多文章发表的期刊，很难读到；中国人民大学就把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重要文章收集起来，出版了一本《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 上、下》(北京：三联，1957)。在论文集"编者的话"里面，不但说明了讨论的学术任务和意义，并且指出这个历史问题讨论的政治任务，他说：“这个问题的讨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比较科学地解决中国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的社会发展规律，而且有助于我们把中国历史从特殊论、循环论等唯心主义泥坑中解救出来。” [12]所谓的“特殊论”就是中国跟世界其他的国家不一样，就像说有一种什么先进的东西到中国来是不适合的，因为中国有特殊的国情，这叫做“特殊论”。还有一种是“循环论”，就是说中国历史發展模式是循环的，那些讲法都是唯心主义的讲法。
50年代的学者认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不但有助于我们把我们从唯心主义的泥坑里面解救出来，而且还能“有力地驳斥帝国主义污蔑我国社会只有外力侵入才有进步和发展的胡说。”这就是对新帝国主义者所说的他们是来解救我们的讲法，予以驳斥，从而证明了毛主席所说的那段话的正确性。那段话是所有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人都要引用的，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3]也就是说，虽然资本主义是可恶的，是罪恶的，是对人民不好的，所以我们要发展出进步的社会主义来解救它。可是封建社会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必经的过程，封建社会晚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新生的事物，是进步的。只是发展壮大了的资本主义，弊病丛生；相对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就是退步的，是不好的。对封建社会来讲，资本主义萌芽却是进步的。所以，中国如果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就是说，我们的DNA里面有了自己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因子，是自发的力量，不是引进的，资本主义不必从外面引进来，我们自己可以发展出来，即使是“缓慢”的。
后来大量的研究就讨论到，为什么我们没能把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成资本主义，要等到近代西方帝国主义者来了以后才使封建社会完全解体。於是说有两个力量阻碍或迟缓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一个是外力的帝国主义入侵，把正在发展的程序打乱。另外就是内部敌人，封建地主阶级扯了发展的后腿。内部扯后腿，外力搞破坏。因此，中国要发展就得对付这两个力量，要反帝、反封建。反帝就是反对外面力量的干涉，反封建就是要打倒内部扯后腿的力量，我们才可以挣脱这些束缚，继续向前发展。这就是中国社会史论战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任务。
五、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的关注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受到美国跟苏联史学家的关注，他们认为认识它是了解中国政治的途径之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出版后不久，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头人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的学生费慰恺(Albert Feuerwerker)就写了一篇文章评述中国学界仍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14]接着费慰恺又发表两篇文章： “China’s History in Marxian Dres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6 (January 1961): 323-353.与“China’s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e China Quarterly 22(1965):31-61. 《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社还在1964年主办为期七天的《中共史学研讨会》（Conference o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iography），评论包括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内的中共新史学，其结论为大多数西方学者所认同。[15]
西方史家基本看法是认为中国並没有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史学家为什么要这么说，是因为要证明自己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力量；中国近代兴起的主要动力，就是中国人要站起来。西方史家說这个动力就是“民族主义”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要放在这个脉络中来看。费慰恺引用当时苏联史家对中国史家的批判，说：中共史家采取“教条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毫不掩饰的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 。[16]这个说法我们当然不能够接受，可是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史家的论述传入之後，我们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就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以前，美国为主的西方阵营把中国包围起来，我们当时所提出来的口号是没有外边任何力量的帮助，我们也可以自己站起来的，自力更生，勤俭建国。因为自力更生，我们就有自己的历史解释体系，有一套自己说法，这就是刚才讲的“五朵金花”。
49年以后，两岸不通，台湾史学界一直到六零年代后期才接触到这些讲法，相当震撼。过去我们讲明清历史都是黑暗的，只有特务横行，地主欺负农民，农民生活很苦，起来造反又被镇压，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也都是黑暗的。突然在中研院图书馆禁书室看到大陆讲明清社会有资本主义萌芽的书，對明清社會经济史有很多正面的评述，改变我们对明清历史的看法，对大陆史学同行的研究好是佩服。
改革开放以后，外面东西进到大陆，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范式的批评也传进大陆。大陆史家受到不同解释说法的挑战，不少人开始反省这一长久接受的明清社会已有了资本主义萌芽说法，甚至开始怀疑这种说法；慢慢地，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开始从历史研究的主要舞台退场了。
在这个过程中，李伯重老师，我们云大李埏老师的哲嗣，当今中国经济史研究非常重要的领头人，他就在《读书》发表一篇《“资本主义萌芽”情结》，之后又在《历史研究》发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与现代中国史学》。[17]李老师反省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范式，讨论“资本主义萌芽情结” ，他说：我们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 但可能这只是我们强烈地希望如此，不一定真是如此。在此意义上而言,我们对萌芽的信念,只是一种情结。无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解释有多大的分歧,它毕竟指的是最早状态的资本主义。不清楚资本主义是什么,当然也就无从谈论资本主义萌芽是什么。然而，资本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直到今日,在国际学坛上仍然是一个聚讼甚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大陆史学界本来对资本主义萌芽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据尚钺先生讲的，几乎是说到了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很壮大，如果是这样讲，前近代的明清社会就具有近代性，有了近代性因素的社会，就应该是近代史的开始，则近代史的开始应该就是明清之际，这就跟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是鸦片战争的讲法就不一样了。尚钺的讲法遭来很多批判。尚钺的这种讲法，应该就是李伯重先生所说的强烈的希望。
我们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常常因为我们的强烈的希望而改变或是主导了我们的结论。[18]李伯重老师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要反省和检讨我们史家的情结。我们说历史研究必须要求真，求真就是要客观，情结会把客观性给破坏掉，会影响结论的正确性。但研究历史要求真，也要求用，但真的东西才有用，不能求得客观真相，我们得到的就会是假结论。拿这个假的结论去用就会有偏差，就会有错误。所以对这个情结我们必须要反省。
这里要补充讲一下西方学界的中国研究。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西方国家对于人民共和国是非常的关注，五零年代的韩战，六零年代的越战和东南亚的局势，当时人民共和国非常支持东南亚的社会主义革命，支持反帝运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认为他们最大的敌人，一个是苏联，另一个就是中国。美国为掌握世界霸权，就必须了解他的敌人；因此他们很注重苏联研究和中国研究。1958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一个《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鼓励资本家出钱来资助各大学的第三世界研究，尤其是中国研究。于是许多基金会拨款资助中国研究，尤以福特基金会出钱最多；在他们资助下，各重点大学如哥伦比亚、耶鲁、普林斯顿、华盛顿、匹兹堡等二十三所大学成立东亚(以中国为主体)研究机构，已有中国研究与教学机构的大学如哈佛、芝加哥、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等，也接受资助培养中国通。[19]他们特别注意到中国的历史研究跟政治的关系，许多政治运动是从讨论历史问题开始，从历史问题进而联系到政治争论，如海瑞罢官与文化大革命，如批林批孔、儒法斗争与四人帮。要读现代的中国历史著作，是从历史著作的论述去判断中国政治的走向。所以要大量培养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人，来作为他们的情报工作或是商业发展的参考。这类研究人员的来源就是各大学的东亚系。六零年代初期，美國就送了大批的博士研究生到台湾来学中文，做研究，写论文。虽然他们很多人研究的是中国近现代史，也有不少人研究中国古代史。
刚才讲到苏联史学家说中共史学家采用的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对於这个论点，美国史学家也表赞同，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他们认为中国史家的研究是为希望重新站起来的中国政治服务的，是爱国主义的，是民族主义的；因此，不客观。对一些有争论的议题，他们讨论到不大能够招架的时候，就会打出一張非常厉害的王牌，说中国学者是不可救药的民族主义者，其历史研究只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最近非常流行的热门的“新清史” 论争，就是一个好例子。过去西方人研究历史都以欧美为中心，近年来，这种“欧美中心论”遭到严厉的批判；于是美国学者柯文( Paul Cohen) 就写了一本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提倡不要从欧美中心看，要回到从中国人的立场，以中国人的观点来看历史，称之为“中国中心观的中国史(China-Centered History of China) ” 。[20] 柯文提出来是以中国为中心，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文章就很高兴，说洋人不再以欧美为中心而以中国为中心。但是西方学者会进一步讲，以中国为中心虽然是好，还是不够。因为我们现在所讲的中国是多元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有很多朝代的统治者不是汉人，蒙古人建立元朝，满洲人所建立清朝，我们应进一步以蒙人或满人的立场，来看中国的历史。西方学者又说以中国为中心，这个中国只能等于汉民族的地方，不能代表所有的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及其土地。中国为中心实际上就是以汉族为中心。所以，美国学者授倡进一步以满族、蒙族为中心看历史，而且要用少数民族的文字史料，用满文所写的史料，用蒙文所写的史料。再进一步，西方学者又主张要把满族所建立的大清帝国，蒙古族所建立的大元帝国，都看作是帝国主义的帝国。现在流行的帝国主义理论也适用於诠释中华帝国。他们说；你们中国人说我们西方是帝国主义，其实你们自己也是帝国主义。用这个讲法来反驳中国史学家对他们的批判。
新清史的论争起源於何炳棣教授的《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21]何先生提出来大清帝国对中国历史有很多很重要的贡献，第一个贡献就是中华民国到人民共和国的疆土，跟它构成的多元民族，都是继承大清帝国的。大清帝国虽是满洲人建立的，但到后来发展成一包涵汉满蒙回藏等民族的多元民族国家。辛亥革命后，隆裕皇太后下的《清帝逊位诏书》就说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但美国为主的西方学者却说这个大中华民族只是中国人自己建立起来的“想象的共同体”，不是实在的。中国学者过去和现在把大清帝国当作中国传统王朝是错误的。“中国”一词只等于汉族所在之地，汉族以外的民族不必加入中国，他们可以独立。中国学者的清史研究是受民国以来民族主义学者和政治家如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影响的，中国学者是是民族主义者，是大汉沙文主义者。其实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的研究，跟他们成立的中国研究和教学机构一样，打的是学术旗号，其实並没那么纯粹、那么无辜(innocent)。我们在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时，就不要盲目附和西方学者的说法，要实事求是地探究。要理清的这个讨论的发展过程把它搞清楚，我们才能进一步来理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
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第一个阶段：1930年代到40年代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第一个阶段，是从我们刚刚讲过的“社会史论战”之后的1930年代到40年代，重要的史学家除了吕振羽先生和邓拓先生以外，还有一位重要的史学家傅衣凌先生。曾任厦门大学副校长的傅衣凌先生，原任职于福建省研究院，抗战期间，随省政府迁到永安，在永安的一个村子的一个阁楼里面找到了一箱从明代后期一直到近代的地契、契约文书，他又利用这个契约文书就写了一本《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不但讨论土地所有制，而且指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就是我们研究社会经济史，不能只靠《食货志》这一类的官书，必须注重民间的文献。[22]现在非常流行的做历史研究要到历史现场，做田野调查、口述历史，去找遗留在民间社会的史料，如碑文，墓志铭，家谱、账本等，就是傅先生首倡的。
傅衣凌
傅先生说过一段话，足以说明“社会史论战” 對明清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影响，他说：“我踏进大学之门时,初是念经济系的, 嗣又想进国学系,后才转到历史系来的。因而在选修和自学的过程中,不仅修习本系的课程,还大量选修社会学系、国学系以及经济系的课程。刚好那时国内正在掀起社会史论战,我们几个同学对这次论战都十分感兴趣。在这次论战中,我开始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不用说,那是极初步的点滴知识),尤其对社会发展诸形态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最喜谈论,并时时和同学邓拓、陈啸江等人交换意见。”[23]
当时，这些青年学者开始探讨社会史论战引发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批判需要靠外力才能打破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谬说，尤其反对日人秋泽修二所谓“皇军武力”会“给予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以最后的克服”的说法。于是他们在明清社会经济史料中寻找手工业与商业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因素与生产关系”的“萌芽”，来证明在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前，中国社会经济不是停滞的，已经出现重要的变化。尤其反对日本所谓皇军武力会给予中国社会特有的停滞性以最后的克服这种说法。开始在明清社会经济史料中寻找手工业、工商业发展的史料，来证明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前，中国社会经济不是停滞的，而且已经出现了重要的变化；这就是资本主义萌芽这个问题讨论的起源。
这些新一代史学家中，最重要的是吕振羽先生。[24]吕先生在1937年上海黎明书局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首次提出明末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认为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思想反映了“萌芽状态中的市民思想”， “明清之际，布尔乔亚的都市经济的成长，已成为社会经济领域中之一个重要因素”。1940年，吕振羽更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理论与现实》第2卷第2期），具体指出明清之际，东南沿海沿江地区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接着在1948年出版的《简明中国通史》（大连：光华书店）中特立一章〈由封建经济的复兴到崩溃和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进一步论述。
第二位重要的人物是邓拓。1935年，邓拓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上发表《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说：“在西方列强侵入以前, 中国封建社会的体内, 已经存在和发展着否定它的母体的因素了。假设当时没有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这一封建社会,也可能由其自体 内所包孕的否定因素的发展而崩溃,蜕化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可是外来资本主义的侵入,却截断了这一历史的阶段,使中国经济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而转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25]
第三位就是前面介绍过的傅衣凌先生，他说：“一九五四年一月我写了《明代苏州织工、江西陶工反封建斗争史料类辑——附论手工业劳动者在农民战争中所起的作用问题》。同年九月，我又发表了《明代江南地主经济新发展的初步研究》。我在文中提出江浙的纺织业已向工厂手工业发展，出现接近资本主义家内作业的最初生产形态，虽然新出现的东西尚非完备，而只是片断的，偶然的散在，但这种新的力量却逐渐孕育滋长于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同时也发现明代江南地经济成分，逐渐排除封建劳役制的束缚，而向资本制的过渡阶段的道路前进。那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史学界还很少有人作过专门的研究，明清经济现象的叙述与分析几乎还是一个空白，因此，我的研究成果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意，侯外庐、尚钺、陈振汉、杨开道等先生都有来信商榷。日本的天野元之助教授等也向我索取文章。第二年，关于《红楼梦》时代背景讨论后，许多文章才接触到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七、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第二个阶段：1950年代中期-1960年代中期
这就进入第二阶段的1950年代中期-1960年代中期。最初研讨的重点是关于红楼梦的时代背景跟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为了加强民族自信心，抵抗美帝的围堵，而强调传统中国即使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没有外力的帮助，仍然可以自力更生，发展出具有近代性的资本主义，虽然脚步可能缓慢一点。因此，要证明明清时代已经有了自己的资本主义萌芽。要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什么，出现在什么时代。有很多学者主张是明清，也有学者主张是唐代，有人主张宋代，有人主张元代，甚至有人主张在春秋战国时代。怎么样来评价这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跟水平呢？
对於明末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有没有变化，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有人主张是有质的变化，也有人主张只有量的变化。如果是质的变化，则资本主义的萌芽已茁壮成长，於是就有人提倡近代中国应起於明清之际。黎澍先生为此发表一篇重要的文章，“中国近代始于何时？”予以驳斥。[26] 另外，资本主义萌芽对当时社会的阶级结构有没有影响？明清资本是否出现过市民社会跟市民运动？这些问题也引发许多讨论，有人引用明代史籍中出现的“市民”二字的史料，来肯定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使社会产生布尔乔亚的“市民”阶级，明末城市发生市民暴动，有资产阶级市民运动的性质。[27] 但王毓铨先生解读这个史料的时候，就发现“市民”是指“市居之民”，而非欧洲civics的译词，；把明末“市民”比作欧洲中世纪末期的新兴资产阶级，把万历年间“市民”反矿监、税使的斗争称之为“市民运动” ，是不对的。况且根据刘志琴的研究，万历民变主要是官员士大夫领导的，不是由新兴工商业主要人物领导的。所以，王毓铨先生说：今人称反矿监、税使斗争为新兴资产者阶级的“市民运动”，难免有将古代中国“近代化”，把中国“欧洲化”之嫌。[28]
还有一个我们要比较深入探讨的是，手工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不仅要讨论纺织业，棉织业和丝织业，也要讨论矿冶业、制陶业、制瓷业、造纸业、，榨油业、制糖业、盐业等的资本主义萌芽。在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过程中，学者们从明清文集、地方志、小说，笔记、族谱等各种史料中爬梳，发掘出明清社会经济史相关的史料，填补了这段历史的空白，尤其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史料。
八、殊途同归的中日本学者之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
我们今天能对明清社会经济史历史的理解，就是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学者努力的成果。这不只是中国学者，日本的学者的贡献也很大，我们知道日本学者过去多都被军部给予重大的任务，为他们的侵華服务，比如说秋沢修二就在1939年出版的《支那社会构成》为日本侵略建立其正当性而说道：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格就是停滞、循环和倒退，只有依赖“皇军的武力”，才能彻底打破这种局面，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29] 研究盐业的佐伯富就被派到江浙调查盐业和私盐，写过一篇〈盐と支那社会〉。[30]酒井忠夫对研究民间信仰，也研究民间组织，他就被派来调查研究帮会。[31]二次大战，日本战败了。战後，日本学者反省侵華战争，他们说他们的研究过去都注重中国历史里面的负面东西，尤其注重少数民族入主中国的经验，叫做“异民族”统治中国史，专门研究少数的非汉族如何统治大多数的汉族。要从中国历史中吸取外来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汉族的经验，作为他们要侵略中国、占领中国和统治中国的参考。[32]战后日本学者觉得他们错了，中日戰爭對中國人力和物力予以不可估量巨大的損害，沒想到六億中國民眾經此強力打擊，不但沒有被打倒，反而結集強烈的民族意識。中國就像一大塊脆弱的生鐵，經大戰的灼熱溶解，千錘百煉，鍛煉成富彈性堅硬的鋼鐵。[33]过去日本学者只注重研究中国历史的负面，现在要改从正面看了。西嶋定生先生首先研究江南农村手工业的棉纺织业，我们知道产业革命的发生跟纺织业有关系，珍妮纺纱机一次可以纺两根纱，他发现明清太仓式的纺纱机一次可以纺四根纱。而且中国的纺织业早就用水力的纺麻。[34]虽然这不足以证明中国在明代手工业具备产生产业革命的条件，但至少可以说中国的手工业技术在当代是领先的。许多日本学者接着从事推动明清农村与城镇手工业及商业的研究，他们也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想从纺织业，矿业，盐业、陶业等，研究明清手工业中是否出现手工工场( Manufacture)，讨论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商业资本进入农村与城镇手工业部门产生的问屋制( putting-out system)。问屋制就是我们说的包买制，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叫散作制；产业革命的生产方式是把工人集中在同一个厂房里面工作的工厂制，产业革命之前，东方西方都一样，是工人分散在各别作坊或在家庭工作的手工工场散作制。[35]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1950年代，日本学者与中国学者不约而同地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对前近代的中国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达成一些共识。这就促成了1957年翦伯赞率团访问日本，与日本学界就明清社会经济史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展开对谈研讨，双方的论文后来编辑出版《 中国史の时代区分》(东京： 东京大学出版会) ；是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史上的一重要里程碑。
我们看一下几张图，这位是翦伯赞先生，这位是西嶋定生先生，这位是邓拓先生，另外两位是尚钺先生和傅筑夫先生。西嶋定生
尚钺
傅筑夫
195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代表作有：尚钺《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叧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史教研室选编具代表性的论文，出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36]后来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敎硏室接着1960年出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选录1958年以后发表的论文。在1957年以前的讨论，学者们的态度是比较严肃的，但其后的论文夹杂一些非学术的因素，甚至上纲上线的越来越多，例如刘大年批判尚钺：“推翻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观点，大大地提前和‘创造’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一面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观点，一面又提出了作者自己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正面主张” 。[37]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近代现代史组批判尚钺说：“要象尚钺同志的看法，清朝大土地所有制已经都是经营地主，资本主义关系已深入农村，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隶属关系已为契约关系所代替。既然三百年前资本主义已在农业中占领了如此雄厚的阵地，那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封建土地革命。＂[38]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中收录不少类似的论文，编排的方式也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很不一样，几乎每篇文章一开头就以引经典作家的的话，毛主席的话，马克思的话，列宁的话，斯大林的话，然后才展开论述，论述都在为经典作家的话作注疏，证明其理论的正确性；不再是1957年以前那种实证为主的历史论述，走向“以论代史” 为主的政治批判。因此，1960年代的讨论，就很难有新的发展。接着便发生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几乎所有的学术研究停顿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没有进展。
九、改革开放新时期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发展与反省
但是在困难之中，还是有不少学者仍然暗中进行研究工作，白天去参加运动，晚上偷偷地坚持研究；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初期突然出现大量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著。有些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写好了，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书稿不见了，文革结束，有的书稿重新找回来的，有的是找不回来。基本上，这时期出版的论著大部分还是秉承1957年以前那种从事手工业和商业各部门的实证研究，讨论的问题和结论也跟以前差不太多。大概还是找寻更多新史料来论述明清手工业和商业各部门的实况，并且讨论为何资本主义萌芽为何不能茁壮成长为资本主义。[39]
就在开革开放之初，中美于1978年底中美宣布建交，两国的学术交流也因此展开。最初由费孝通先生领著一批中国学者去美国访问，那时我在哈佛大学进修，亲睹他们的访问交流。访美的中国学者中历史学者只有李新，他当时主持中华民国史的编撰，接待他的是孔飞力教授。李新到孔飞力的研究班上，跟学生讨论交流。当时的学生中有几位后来成为知名的学者，如印度籍的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华裔的王国斌(Bing Wong)。接着美国学者也组团到大陆来，介绍美国学者的历史研究，把所有有代表性的学者所写的文章都翻译成中文，方便交流。因为改革开放，西方史学方法与理论传进来了，某些禁区开始突破了，不再纠缠于概念的争论，大家的思想活泼了，提出很多新的思想，新的问题，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真的叫做百花齐放。史学研究的新发展有两方面，第一是较多地进行中西比较，主要是中国跟西欧的比较。第二个是扩大史料的运用范围。在中西比较上，大家有这个认识，不过成果不是太好，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队对西欧的历史了解地不够。所以有些研究比较有问题，但是总算是把自己的研究视野打开了。另一方面，实证研究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接续五十年代傅衣凌先生注重民间文献的传统，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史学研究，特别注意契约，文书，碑刻，档案等的搜集与运用，并且开始注重实地调查与口述历史。这恰好与从西方引进的年鉴学派的理论与方法相契合。中国史学传统与外来新理论与方法的合流，产生很大的作用。例如五十到六十年代的“新四史”运动，注重村史、家史、公社史、厂矿史，鼓励学者到民间去做调查研究，对较少文字史料的工人、农史作口述历史访谈，重建他们的历史。[40]这个传统也跟西方引进来的田野调查结合起来，恢复了当年费孝通先生他们所做的农村社会调查方法。
这一史学研究的新趋势，吸引了许多史学工作者，尤其是青壮年学者，开始投入运用新方法和理论研究社会史和文化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范式，不再像以前一样受到重视。1990年代以后，学术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的热潮明显地降温，在各个史学研讨会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相关的论文越来越少，专门的论著出版的也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反思。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以归结为“情结论”、“死结论”和“假问题论”等，如我们前面讲过李伯重先生的情结论，也有人说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根本是个假问题，甚至总结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吴承明也不再提，而代以市场经济论明清社会经济，他讨论明清经济主要谈市场经济，谈全国市场。这给人的一个印象就是资本主义萌芽这个范式已经下台了。讲到它是假问题，起于1989年何兆武先生对于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的讨论，他首先提出来说这是个假问题，当时不少人接受这个讲法的，而且从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联系到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但并没有人好好地写文章讨论。[41]
吴承明
何兆武
一直到2005年才有两位轰动一时的学者杨师群跟曹守亮两人，针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到底是不是假问题展开一场论战。杨师群当时非常有名，他曾因为在课堂上批评主流的正统的学术和政治，有学生去告他上课散布反动言论，引起网络上大讨论。[42]杨师群先比较明清城镇与欧洲中世纪城市，从王权统治与工商经济、私有产权与自由雇佣等方面，论证明清社会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所谓“萌芽” 是一个不存在的虚假问题。接着又从中西方专制王权对工商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及中西方私有产权的对自由雇佣劳动的影响等方面，论述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是伪问题。曹守亮则主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不是假问题，他从“雇佣劳动”、“城市政治斗争”、“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 与杨师群针锋相对地讨论，批评杨师群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最终没有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为依据，否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接着周广庆也加入讨论，从独立的工商人口、独立的生存基地、独立的工商资本、独立的组织体系四个结构性要素,来证明中国古代的工商业天生患有资本主义基因缺乏症，所谓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根本不存在的伪命题。[43]王学典先生则从史学史来讨论，他回避了这个真假问题的二分法论争，认为即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个“假问题”， 但它所孕育的里面是有真学术的，其真学术的含量比以前的相关讨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主张不要用“假问题”去抹杀过去学者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成果的努力。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可能就是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界最值得骄傲的一个研究部门，因为它把一片空白的历史把它补上，这个研究从无到有，完全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去争论它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要看这个讨论实际上让我们了解多少明清社会经济史，这才最重要。至于它戴什么帽子，不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所需要做的事。说戴的帽子不对，就把整个人给否定掉，这个讲法是有问题的。王学典
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这个研究范式的学术分析，最重要的学者是黄宗智(Phlip Huang)，1991年，他在加州大学主办的Modern China (《近代中国》学报)发表一篇讨论中国研究面临的范式危机的论文。[44] 黄宗智认为中国学术的主要模式源自马克思的古典理论。“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均出自马克思对西欧，尤其是对英国的分析。资本主义萌芽论则是中国特殊的模式。如果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是单纯的封建社会，那么就必须肯定西方帝国主义为中国带来了近代化；但这是任何爱国的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范式解决了这一问题：在西方帝国主义到来之前，中国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西方帝国主义打断了这一进程，才使中国沦为“半殖民主义”。如此，资本主义萌芽模式协调了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和基于民族立场的反帝情绪。
十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逐渐退场与新研究范式的出现：以产业化(“原始工业化”)的初阶到早期工业化
王国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与李伯重的著作出现，是这段时间的代表，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逐渐退场后的新发展。他们虽然不用资本主义萌芽范式，虽然没有清楚地说要批判停滞论，实际上他们是在批判停滞论。他们提出来以东西方历史作比较，提出来西方在前近代有哪些发展，中国在前近代有哪些发展；又说过去比较中国跟西欧，由于中国地大而多元，各地发展是不均衡，如果拿一个比较落后的地区的案例跟欧洲最先进的英国来比，等于是拿最差的跟最强的来比，这是不合比例原则的。要比，就双方面都得拿出最强的来比；所以他们主张拿当时西方发展最典型的英国跟中国发展最先进的江南来比，才能看出来一些问题。
比较中西历史的时候，过去总是以西方经验为准，来查看中国合不合其标准，看看从近代西方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近代性” ，中国历史上有没有，这其实是“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 的产物。人类历史发展有普世的共性，也有各地特殊的个性；不能一概而论。王国斌，就写了一本谈欧洲经验来研究中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转变中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从经济变化、国家形成和社会抗争三方面入手，通过比较中国与西欧之长时段历史的异同，否定了长期盛行的各种西方中心主义研究框架，也展现了中西社会、经济、政治史的总体脉络和各自特点。[45]另外，彭慕兰写了一本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46]他认为基本上18世纪产业革命之前，中西双方的社会发展使很接近的，均处在基本同样的发展水平上，也都在发展农村和城镇手工业及商品市场经济，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和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发生产业革命，历史才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此后距离越来越大。造成这种背离（即西方走向了现代化而中国却没有）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彭慕兰把这个东西方分道扬镳的过程称之为“大分流”。
其实这个论奌并不是彭慕兰凭空发明的， 60年代末期，西方已经由Franklin F. Mendels提出一个近代经济发展的新讲法，把产业革命前的经济形态称为“Proto-Industrialization”，这个名词国内翻译为“原始工业化”。其实这个翻译是有奌问题的， “proto”不是“原始”，而是“初阶(the first stage)”, “Industrialization” 也不能翻译成“工业化”，应该翻译成“产业化”，因为它包含了农业，光讲工业就不对了，“产业化”发展农业，工业都在内的。[47]
这个产业化初阶包含两个要素，一个是农村手工业(Cottage Industry)，一个是散作制(Putting-out System) 。一方面，因应人口增加的生活压力，农村家庭发展手工业副业，以为生活补助；另一方面，城镇手工业者或商人资本家就利用农村增加的人口而产生的廉价劳力，将手工业原料供给分散于农村家庭手工作坊，或预付包买农村家庭手工业产品的方式，获取农村生产的利得。[48] 产业化初阶理论所注重之西欧农村手工业及商业资本介入生产之包买制，的确与明清社会经济发展相似，可作研究借镜。尤其主张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有联系的论断，甚为中国学者所欣赏。因此，当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学者接触到西方传入的学说时，就发现这个“Proto-Industrialization” 很可以补充马克思学说来诠释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傅衣凌先生首先在〈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一文，提到“原始工业化” 。[49]于是不少学者提倡以“Proto-Industrialization”研究范式取代被批评而渐失势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范式，虽然有学者质疑这个“Proto-Industrialization”研究范式，因它过分强调农村手工业的作用，忽视城镇手工业及其与农村手工业的关系，而且其强调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有联系的论断遭受质疑。[50]但由于一般中国经济史研究学者对西欧经济史知识生疏，以之为借镜的实际研究成果很少，难以成为主流研究范式。[51]
这是我的看法，后来很被大家都注意的彭慕兰的讨论其实就是顺着这个“Proto-Industrialization”理论发展来的。我们要跟西方的学者对话，应该就在这方面去做努力。这有一位学者做到了，就是我们云南大学李埏先生的哲嗣李伯重教授。李伯重教授主张今後中国经济研究要摆脱旧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开创史学新局面。[52]李教授从“Proto-Industrialization” 出发，他提出“早期工业化”理论来取代“Proto-Industrialization”研究范式。他要改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范式过分注重生产关系的研究，忽略生产力的研究。于是提倡研究工业赖以发展的主要物质条件，比如说劳动力的供求，资源的配置，技术跟资本构成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要开展纺织工业以外的其他手工业及其生产力的研究，而且要将城乡手工业作为一体来研究，不能够分别的，单独来研究。[53]李教授提倡的“早期工业化”研究范式，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学界非常值得关注意和努力的新方向。
十二、结语：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为寻求适合解释前近代的明清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
1.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大量的研究成果，搜集’’大量方志、筆記、文集及官方檔案和民間文獻、碑刻、契約及實地調查材料中相關史料，從無到有，填補過去我們對明清社會經濟史認知的空白。
2.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破除長期盛行的“中國停滯論”及忽略傳統中國社會内變能力，只有靠外力才能打破停滯的“新帝國主義”理論；对现代史具有極重大的現實意義。
3.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為尋求合理解釋前近代的明清社會經濟發展邁出重要的一步，在學術史上有極重大的貢獻。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的大量明清社會經濟研究成果，都是以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范式完成的。
[1] Arif Dirlik ,“Chinese Historians and the Marxist Concept of Capitalism: A Critical Examination，”Modern China 8(1) (Jan., 1982) ：105-132.
[2] Ramon H. Myers & Thomas A. Metzger合著，劉紀曜、溫振華合譯：《漢學的陰影：美國現代中國研究近況（上）（下）》，《食貨月刊》，10:10，頁28-41；10:11，頁37-51。
[3]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上海：华东新华书店，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页620。
[4] 卜宪群、 杨艳秋、 高希中， 《 “五朵金花”的影响和地位不容抹杀》《中国社会科学报》第578期(2014年3月28日) 。
[5] 《历史研究》编辑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57。林甘泉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張廣志：《中國古史分期討論的回顧與反思》，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7] 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國古代史敎研組：《中國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討論集》，北京：联书店, 1962。
[9] 历史研究编辑部：《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北京：三联书店, 1957。王兴：《汉民族形成问题论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03月08日 。
[10]亚当．斯密（Adam Smith），谢祖钧译：《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
[11]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第一卷，第一章，《导论．一、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
[12]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 上、》(北京：三联书店，1957) ，页3。
[13]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页620。
[14] Albert Feuerwerker,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in Recent Historical Writing from Mainland China: Collected papers on the Problem of the Incipiency of Capitalism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8(1) (Nov., 1958): 107-116.
[15]论文在《中国季刊》上发表，后来收入费慰恺编的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中共史学》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68).
[16] It will be evident to a reader of historical works produc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at this article, in the choice of subject-matter and in its treatment, is decidedly influenced by the current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tical “lin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Government. This is a relative matter, not absolute, but I would suggest that the dominant “class viewpoint” of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Peking régime which produced an anonymous history of dynasties without “feudal” emperors or bureaucrats, literature minus the landlord-scholar-official literatus and nameless peasant rebellions as the central matter of China's history, was to a degree correlated with the process of the internal consolidation of power which may more or less be said to have been accomplished with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llectivisation of agriculture. The more recent “historicist” trend, which while not rejecting entirely its predecessor concentrates on what may be “positively inherited” from the “feudal” past, represents a quickening of Chinese nationalism fanned to a red-hot intensity, one cannot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conjecture, by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quarrel with the Soviet Union. Soviet Russian commentary on rec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for example, accuses the Chines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dogmatic, anti-Marxist and openly nationalistic and racist views.” The Chinese, for their now relatively favourable view of the thirteenth-century Mongol conquests (which are seen as calamitous by the Russians and other Europeans), for their claim that Chinese “feudalism” is the classical model of this historical phenomenon, and because they exaggerate the role of Confucian idea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Western philosophy, are roundly condemned by the Russians for “bourgeois nationalism.”
[17]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读书》1996年第8期：《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与现代中国史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接著陈支平谈大陆史家自身难以摆脱的人文情结 ,其中政治情结、道德情结、洋人情结，也提到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讨论的情结。详见陈支平：《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三大情结》，《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4 期，頁38-45。
[18]陈支平：《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三大情结》，《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4 期，頁38-45。
[19]参见韩铁：《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与朱政惠：《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上海：中西出版社，2014)页347-354，第八章《中国学研究新契机．国防教育法和福特基金会》。何培忠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页48-58，《冷战时期的美国中国学和费正清时代》。Mark Selden, January–March 1997, “Introduction,”“Asia, Asian Studies,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A Symposium, ”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9( 1).
[20] Cohen, Paul A. ,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 这本书两岸各自出版中文译本，一为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2)。一为李荣泰等译，古伟瀛校订，《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台北：联经，1990。) 林同奇把“discovering”翻译成“发现”， 而普遍通用，其实“discovering” 有研究的意思，“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应该是“研究中国历史”， 而不是“发现中国历史” ；书中检讨的事例是美国学者以近代中国史研究为主的论著，由台湾大学历史系古伟瀛教授领着研究生翻译的《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比较贴切。
[21] Ping-ti Ho, “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2) (Feb., 1967) ：189-195. 陈秋坤译：《清代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史绎》，第5期(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系，1989)，页60-67 。新清史論争详见徐泓：《“新清史”論爭：從何炳棣、羅友枝論戰說起》，《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6年第1 期(2016.02)，頁1-13；《新華文摘》，2016年第1 0期，頁57-62。
[22]田中正俊：《戦时中の福建郷土史研究１.2》《歴史学研究》，158(1952) ；161(1953) 。
[23]傅衣凌：《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文史哲》，1983年第2期。
[24]朱发建，张林发：《吕振羽传——湘籍史学家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吕先生身後将藏書捐赠吉林大学去年，吉林大学图书馆特辟纪念室典藏。
[25] 邓拓：《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4期,1935年。
[26]《历史研究》， 1959年03期。
[27] 刘炎：《明末城市经济发展下的初期市民运动》《历史研究》，1955:6。
[28] 王毓铨：《研究历史必须实事求是》《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黑龙江大学主办，（1987年9月14日) ，收入《王毓铨史论集》(下冊)( 北京：中華书局，2005) ，页695-707。明代典籍中的“市民”，不是谓西方资产阶级的布尔乔亚“市民”。这是我们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翻译布尔乔亚的“市民”是时借用了中国古籍中的用语，其实是不同脉络的；因而造成似是而非的混淆，引起许多不必要的纷争。就如在翻译西方中古历史上的Feudal Society，借用西周的“封建”；钱穆批评马克思主义史家把秦汉以后历史称为 “封建社会”，虽同样说“封建”，其实说的并不是一回事。这是引用外来理论和关键词时要小心的。所以王毓铨先生人就主张我们要老老实实地去解读史料，不要随便把外来的名词和理论拿来就用。http://study.ccln.gov.cn/fenke/lishixue/lsjpwz/lssxll/199658.shtml。刘志琴:《试论万历民变》《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刘志琴对万历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间二十起反矿监税使的事件作过考察，她发现那二十起中有十五起是由州县官和举人生员等士大夫领导的；有五起领导者不太明确，但其中三起和士大夫有密切关系；二十起中止有两起是由织工、负贩商人领导的。由士大夫领导的斗争，其人数之多、打击之重、影响之大，都远远超过织工商贩领导的。详见刘志琴:《试论万历民变》《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29] 秋沢修二：《支那社会构成》，东京：白杨社，1939。参见白钢：《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页43—49。
[30] 佐伯富：《盐と支那社会》，《东亚人文学报》3 卷1 期（1943）。
[31]二战前日本人都是用“支那”称中国，是有贬义的，最近香港的有些主张港独的议员在宣誓就职时也以“支那”称中国，来表达他们不认同中国的立场，而遭到撤销当选资格。“支那”这两个字其实是在佛教里面是一个好的名词，但近代日本人使用的是侮辱中国人的意思。
[32]东亚研究所编：《异民族の支那统治史》，东京：讲谈，1941。韩润棠、张廷兰、王维平译：《异民族统治中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日本学者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当异民族进入中国之后，要“采用汉人王朝原有的机构和文化” ，并使“采用汉人治理汉人，统治民族采取从旁监督的态度” ，以使其从表面上看来，“和原来汉人王朝并没有多大差别” 。他们对历史地理非常注意，尤其顾祖禹写的军事地理书《读史方舆纪要》，他们熟读这本书，因为历史上很多东西会变，地理形势却不会变，他们分析这本书提供的战争史事及其发生场地的地形地貌作为他们侵略中国的参考。青山定雄就于1933年编了一本非常好的索引《读史方舆纪要索引·支那历代地名要览》(东京：文化书院，1933年)。
[33] 植村清二：《教养としての中国史》(东京：讲谈社现代新书，1965)，页209，〈中国の近代化．民族意识を植えつける〉。
[34] 西嶋定生：《十六・十七世纪を中心とする中国农村 工业の考察》《歴史学研究》，137号(1948) 。栾成显译：《以十六、十七世纪为中心的中国农村工业之考察》， 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北京：中华书局) ，第 6 卷(1993)，页 1-25。西嶋定生：《松江府に于ける绵业形成过程について》《社会経済史学》，13:11 (1944) ；西嶋定生：《支那初期构业の成立とその构造》《オリ エンタリカ》，11(1949) 。永井和：《戦后マルクス主义史学とアジア认识―「アジア的停滞性论」のアポリア―》，古屋哲夫编：《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认识》(东京：緑荫书房1996)。
[35] 参见波多野善大：《中国史把握の前进——西嶋定生氏の研究成果——》，《历史学研究》，139(1949)；里井彦七郎：《清代矿业资本にっいて》，《东洋史研究》，11：1(1950)；波多野善大：《中国近代工业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会，1961)。佐伯有一：《日本の明清时代にぉける商品生产评价をめぐって》《 中国史の时代区分》(东京： 东京大学出版会)；田中正俊、佐伯有一：《十六・七世纪の中国农村制糸・绵织业》，《世界史讲座》（一）(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55)；田中正俊：《明末清初江南农村手工业に关する一考察》《和田博士古稀纪念论集》(东京 : 讲谈社, 1961.2) ；田中正俊：《明清时代の问屋制前贷生产について--衣料生产を主とする研究史的覚え书》收入西嶋定生博士还暦纪念论丛编集委员会 编：《东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国家と农民 : 西嶋定生博士还暦纪念》(东京：山川出版社，1984) ；中译《关于明清时代的包买商制生产》，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寺田隆信：《明代苏州平野の农家经济にっいて》，《东洋史研究》，16：1(1957)；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京都：东洋史研究会， 1972），张正明译，《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藤井宏：《新安商人の研究》，《东洋学报》36：1、2、3、4(1953—1954) ； 傅衣凌、黄焕宗译：《新安商人的研究》，收入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横山英：《中国近代化の经济构造》，东京:亚纪书房，1972。
[36]尚钺:《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56)、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叧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史教研室选编具代表性的论文，出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57) 和《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
[37]刘大年：《关于尚钺同志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历史研究》，1958年第1期。参见仲伟民：《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学术界》，2003年第4期。
[38] 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敎硏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北京：三联书店，1960)，页333。
[39] 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就编了两本论文集：《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前者附录《建国三十年来有关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目录(1949-1979》218篇，後者附录《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目录(1980年1月－1982年4月》84篇。
[40] 赵庆云：《专业史家与“四史运动” 》《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
[41]何兆武：《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从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说起》，《百科知识》，1989 年第 5 期。《历史理性批判散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页232-237。
[42]杨师群是著名史家杨宽之子，杨师群事件的报导见《杨师群教授的“反革命” 风波》(2008.11.21). http://www.todayonhistory.com/11/21/YangShiQunJiaoShouDe-FanGeMing-FengBo.html
[43]杨师群：《明清城镇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与欧洲中世纪城市的比较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杨师群：《再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伪问题—答曹守亮先生》，《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页197-204。曹守亮：《比较方法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与杨师群先生商榷》，《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曹守亮：《唯物史观与新中国初期“十七年史学”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历史问题论争的辨析》(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 ；曹守亮：《再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及其研究的史学意义—与杨师群先生再商榷》，《中国社会经济研究》，2008年第3期，页42-49。曹守亮：《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理论基础辨析》，《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03期，页251-255。周广庆：《从社会基本结构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伪命题——与杨师群、曹守亮二先生共同探讨》《浙江社会科学》, 2010(10):58-62。
[44] Philip Huang, “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 Paradox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 Modern China 17(3)(July 1991): 299-341. 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5] 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 Reviewed by Tim Wright，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Summer, 2000.
李伯重、连玲玲译：《转变中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页190-207，“相看两不厌：王国斌《转变中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研究方法评介＂。
[46]Kenneth Pomeranz ,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3. 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邱澎生、陈巨擘、张宁、连玲玲、巫仁恕、吕绍理、杨淑娇、林美莉、刘士永等译：《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台北：巨流出版公司，2004。Reviewed by郭慧英（Huei-ying Kuo）http://www.sinica.edu.tw/~mingching/newbooks/book1.htm
[47] F. F. Mendels, “Proto-Industrializatio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0 (1972): 241-61. 其实依Mendels的原意，「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包含农业、工业等产业，则“Industrialization”似乎应译作「产业化」，所以“Proto-Industrialization”宜译为「产业化的初阶」。
[48] UNESCO, ed., Science and synthesis,An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rganized by Unesco on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Albert Einstein and Teilhard de Chardin,[By] René Maheu, Ferdinand Gonseth, J. Robert Oppenheimer [and others]. Barbara M. Crook (translation), Berlin, Heidelberg, New York: Springer-Verlag，1971. p. 30. Sheilagh C. Ogilvie, “Protoindustrialization in Europe,” Continuity and Change 8:2(August 1993 ) ：159 179.
[49]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 1988年第3期。
[50] Daunton, Martin , Progress and Poverty: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00-18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M.J. Daunton, for example, argues that proto-industrialisation “excludes too much” to fully explain the expansion of industry: not only do proponents of proto-industrialisation ignore the vital town-based industries in pre-industrial economies, but also ignores “rural and urban industry based upon non-domestic organisation, ” referring to how mines, mills, forges and furnaces fit into the agrarian economy. 王加丰，〈原工业化：一个被否定但又被长谈不衰的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
[51]个人所知只有一位吉林大学经济系于秋华教授利用这个理论写了《明清时期的原始工业化》(长春：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
[52]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页5- 21，“中国经济史学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
[53]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1550-1850)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页45- 62，“早期工业化理论：特点与重要性＂。
谢美娥、江长青、何淑宜：《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1550-1850) 〉》《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30期(2002.06) ，页159-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