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歷史地位
his...@yahoo.com
第一章
明代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一、過去一般的惡評
對於明朝歷史地位的評價，當然不會有人再為推崇清朝的功德而抹殺明朝的顯著成就，如謝國楨所說的：壓縮或削減明朝的武功和疆域，輕視明代的學術思想，認為是極為膚淺，徒尚空論，著作諸書是「小說害事」。[1]但惡評仍有不少：
（1）黑暗的時代：長期以來，明代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時代，君主專制，宦官濫權，特務荼毒，朝士或熱中黨爭，或專心貪瀆；苛捐重稅，地主鄉官橫行鄉里，欺壓人民；士人苦悶，或逃於空談心性，或沉於奢靡淫逸。終致民變四起，國家滅亡，為滿清所乘；真乃「天崩地解」之「亡天下」。
（2）沒有多少特點的朝代：與秦漢隋唐宋相較，無論典章制度建設，還是文治武功，明代都缺少足以誇耀的成績，甚至顯得黯然失色。[2]
（3）停滯的社會：長期停滯的傳統中國社會（或稱封建社會）的晚期，本身卻無克服停滯性的能力。[3]雖處於前近代走向近代的前夕，卻是造成近世中國沒落的關鍵。[4]
二、近年來的共識：正面論述漸多
（1）漢民族為主所建立的最後一個傳統中國王朝，其支配體制與文化特質為清代所繼承，是近代西方殖民帝國及資本主義勢力入侵前，傳統中國社會（或稱封建社會）發展的最後階段，最成熟，甚至是爛熟的階段。[5]尤其明太祖開國規模及其典章制度，為後代論者所讚揚，順治皇帝就認為「歷代賢君莫如洪武」。[6]但這些明太祖定下的制度，成為後代遵循不改的「祖制」，不能順應時代環境的變遷而修正；僵化的祖制是後世論者認為十五世紀以後中國逐漸落後西方的原因。
（2）與清朝共同奠定現代中國版圖。漢族人口大量向西南邊疆遷移，建立正式行政組織，真正把雲貴納入中國版圖，東北、蒙古、西藏也在帝國羈縻範圍之內。閩粵人民大量向南洋發展，國力重心南移，為近世中國開新基運。[7]
（3）徹底確立君主專制與中央集權的體制。丞相廢除之後，外廷最高權力層消失，內廷的皇權及其代理人――宦官權力高漲。外廷若欲有為，必須與宦官合作；而有「權相」與「閹黨」出現。黃宗羲因此說：「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明夷待訪錄．置相》）
（4）不論贊成明清社會是否有資本主義萌芽，論者都不再認為其社會與經濟是停滯的，都承認明代農業與手工業商品經濟的發展，國內市場網路流通，海外貿易興盛，白銀大量因出超而流入；租稅朝納銀化發展，人身控制體制鬆懈，社會空前繁榮，社會風氣日漸僭奢，社會流動加速加大。
（5）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城鎮興起，尤其庶民階層與商人階層地位日漸重要，識字人口增加，展現庶民文化面貌的小說、戲曲及實用科技大為發展；貼近百姓日用的王學，大行其道。可以說明代文化在綜合、普及和反傳統方面均有創造性的貢獻。[8]
三、存在的歧見：評價問題
（一）針對資本主義萌芽論的新停滯論
對於五十年代以來，盛極一時，向停滯論宣戰的資本主義萌芽論述，西方學者甚不以為然，而於1964年9月6-12日在英國南部Ditchley Park, Oxfordshire，由《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社主辦「中共史學研討會」（Conference o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iography），評論資本主義萌芽，其結論為大多數西方學者所認同。[9]
不贊成傳統中國社會的明代有資本主義萌芽，幾乎成為西方史學界的共識，連美籍華人學者大多也持這種看法，黃仁宇是最典型的一位，他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余英時也在〈關於中國歷史的一些特質的一些看法〉[10]中說：若沒有西方的衝擊，中國社會仍會在自己的傳統內演變下去，產生不了「資本主義」。
原來不認為當時的社會與經濟是停滯的共識，就有了歧見，有的說中國社會經濟是「不充分發展的發展」（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11]有的說中國社會經濟只有量變的「成長」（Growth），沒有質變的「發展」（Development）。[12]七十年代伊懋可（Mark Elvin）更提出前近代中國農業雖高度發展，但其收益都被過多的人口所吞噬，造成「高水準均衡的陷阱」（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13]因此，只有引進新技術和投入更多的資金，才能打破這個停滯的恐怖均衡，跳出陷阱。在那個時代似乎靠自己的力量是辦不到的，只有採開放政策，引進外來的科學技術與外來的經濟制度，才有希望。無奈當時的中國自滿於內部的繁榮，對外採閉關政策；明清之際，基本上，拒絕西方傳來的科學技術。
一個內向和非競爭性的明帝國，[14]雖有商品經濟與啟蒙思想，但相較於西方自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科學革命與資本主義等近代文明新發展的歷程，明朝相對來說是停滯的，是沒有自力救濟能力的。這意味著傳統的內變是蒼白無力的，只有靠外力介入，輸入新科學、新技術、新的經濟體制，中國才可能擺脫傳統社會的束縛，進入近代社會。七十年代以來，這種新停滯論幾乎所向披靡，成為史學界的主流。臺灣中央研究院在1977年舉辦《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與會的中外學者幾乎一致為「高水準均衡的陷阱」喝彩和做註解。[15]
甚至大陸學界在改革開放以後，資本主義萌芽論也逐漸退場，而由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取代。許多學者的論調似乎已逐漸向西方靠近，連撰述總結資本主義萌芽討論的吳承明，[16]近年來似乎已不再提資本主義萌芽了。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對晚明社會轉型的集體研究專案，及明史學會張顯清會長主編的《明代後期社會轉型研究》，以「重新肯定明代後期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出發，「從社會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兩個方面」研究明後期的社會變遷，並提出所謂「時代變遷史」的概念。[17]
實際上，他們對過去半世紀資本主義萌芽的爭論卻未能正面迎擊，並提出明確的定義與看法；這使書中雖有資本主義萌芽式的陳述，卻不見資本主義萌芽討論應有的辯證，未能產生重新肯定資本主義萌芽的預期結果。對於資本主義萌芽夭折的原因，一般仍以明清改朝換代來解釋，而歸咎於清朝的政策；這並沒有脫離過去資本主義萌芽討論的窠臼，也不能解決理論的弔詭：何以在晚明已出現的各種社會經濟發展的面向，經過清初的沉寂後，到清中後期還是重新展露新芽；似乎對否定資本主義萌芽的論調，強有力的反擊，至今尚未出現。[18]
（二）明代後期是中國近代文明的曙光？
黃仁宇是反對資本主義萌芽論的主要學者，他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是西方國家在工業革命已經展開的情況下，挾著輪船和新式武器，才能夠以技術補助長距離之不及，以極緊湊的組織克服數目上的劣勢。黃仁宇認為中國主張資本主義萌芽論學者把資本主義誤解為「有好幾多人賺了很多錢」。似乎他認為明代社會與經濟沒有什麼新生事物；因此，不能與西方近代文明相提並論，於是他進一步主張晚明是「一個停滯但注重內省的時代」。[19]
可是許多學者不以為然，認為黃仁宇的說法受「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c）的影響。晚近以來，傅衣凌、楊國楨與陳支平運用七十年代西方學者解釋工業革命前歐洲社會經濟的「原始工業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理論，[20]來檢驗明代的中國，認為儘管沒有顯現出資本主義的發展前途，卻也是一場中國式的「原始產業化」和「傳統內變」。[21]另外，王國斌（R.Bin Wong）、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等雖未直接而明白地觸及黃仁宇的理論，但他們想擺脫「歐洲中心論」的努力，及主張工業革命之前，中國與歐洲的發展水準相差有限；意味著他們不會完全贊成黃氏的說法。[22]
一些關注明代後期社會與文化的學者，則以具體的實證研究，闡明晚明社會的轉型與文化的發展；參與張顯清主編《明代後期社會轉型研究》的九位作者之中，有七位從各個面向論述晚明的思想、文學、科技、文化與社會風氣、社會轉型的互動關係。
另一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老年學者盧興基，則以其三十年來研究晚明文學與藝術累積的成果，提出晚明的文明是「一段失落的文明」，是「失落的文藝復興」，是「中國近代文明的曙光」。[23]但他與許多研究明史的學者一樣，也把這個自「十六世紀開始的啟蒙，類似西方的文藝復興」，中國「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能與西方同步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運動」，為什麼會夭折的原因，歸咎於清朝的統治。[24]這似乎與長久以來的一些學者認為晚明發展的近代思維受挫於清朝入關後的文化政策，如島田虔次、溝口雄三的主張，前後相呼應。但這個解釋的有效性，似乎仍待進一步深入探討。[25]
四、結語
正如許多學術論爭的論題一樣，有各種不同意見是很正常的，論者常因時因地因人而採不同的看法，作不同的評價。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空也可能採不同的看法，作出不同的評價。尤其像明代這麼複雜多元的轉型時代，新生與舊有的事物雜陳；對這個時代的歷史地位，更會產生許多不同的評價。[26]
清朝初年，滿清統治者為鞏固其統治，強調其政權的正統性及得國之合理性，當然要貶低明朝。清末，革命黨人為推翻滿清，就強調明朝「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之功。民初，國人為圖富強，以為追求近代化，非與傳統割裂不可；於是晚明反傳統的思想家與文學家及其作品，倍受讚揚。國共鬥爭時，明朝政治又被賦予現實政治意義，被反國民黨人士視為特務政治之典型，朱元璋被視為蔣介石師法之典範，而為屠殺士人臣民之劊子手；張獻忠、李自成農民軍也因此被比附為中共紅軍。[27]但中共建國時，毛澤東就提醒吳晗，不要只批判朱元璋，也要注重朱元璋的開國創建明朝，恢復生產力之功。[28]
中共建國之初，為加強民族自信心，抵抗「美帝」的圍堵，而強調傳統中國即使「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沒有外力的幫助，仍可以自力更生，發展出具近代性的資本主義，雖然腳步可能緩慢一點；因為我們在明清時代，中國已有自己的資本主義萌芽了。[29]而八十年代以來，尤其到本世紀初，一向看衰中國的西方學界，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繁榮，和平崛起，在世界上的地位日漸看好看漲；於是，過去一直飽受惡評的明代翻了身，晚明的中國被認為是十六、十七世紀的世界經濟中心，那時候的江南，經濟發達、社會繁榮、文化優雅，是令今人嚮往的生活時空。
其實歷史還是歷史，事實還是事實，只因明代的多元與複雜，遂使不同時空的人，能夠各取所需，自圓其說，即使歷史學工作者也難例外。但歷史學工作者的職業倫理與常人不同，除堅持求實求真，不曲學阿世，不有意地斷章取義，不刻意誤解誤讀史料外，還得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客觀態度，要較全盤地瞭解史實。如能堅守這個歷史學工作者的職業倫理，減少時空氛圍所加的干擾，或許可以對明代，這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和「多元結構」的社會，[30]在評價其歷史地位時，能有和而不同的共識，而得出不會因時、因人、因地而異的終極結論。
[1] 謝國楨，〈對於研究明清史的一點體會〉，《中國史研究》1979年第3期，頁21-23。
[2] 傅衣凌主編、楊國楨、陳支平著，〈前言〉，《中國通史．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3。
[3] 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他的《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謝祖鈞譯，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云：「中國似乎長期停滯不發展了。五百多年前訪問過中國的馬可．波羅曾對它的耕作、製造業以及眾多的人口作過詳盡的描述，然而它們與今天到過中國的旅遊者的描述還幾乎相同。也許在馬可．波羅時代之前，中國的財富就已經完全達到了該國法律和制度的性質所許可達到的程度。」
[4] 胡秋原，〈論近世中國之沒落〉，《民主評論》第10卷1、2、3、4、5期（1959年）。傅衣凌，〈論明清社會的發展與遲滯〉，《社會科學戰線》1978年第4期，收入《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103-131。
[5] 田村實造，《最後の東洋社會》（東京：中央公論社，1969年）。岩見宏、谷口規矩雄，〈序章――爛熟した中華帝国〉，《伝統中国の完成 明．清》（東京：講談社，1977年）。寺田隆信，《落日の大帝国》（東京：集英社，1982年）。
[6] 《清實錄》第3冊，卷71（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5年），頁16b-17a，順治十年正月丙申條。
[7] 呂士朋，〈明代在國史上的地位〉，《東海大學歷史學報》第2期（1978年8月），頁1-14 。毛佩琦，《毛佩琦細解明朝十七帝》（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6年）。錢穆，《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頁532。
[8] 劉子健，〈明代在文化史上的估價〉，《食貨月刊》復刊第15卷9、10期（1986年4月），頁5-8。
[9] Albert Feuerwerker（費慰愷）先後發表兩篇論文，“China’s History in Marxian Dres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6 (January 1961): 323-353.與“China’s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e China Quarterly 22(1965):31-61. 後來這兩篇論文都收入費慰愷自己編的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68). 費慰愷引用蘇聯史家的評論，認為中共史家採取「教條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毫不掩飾的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的觀點」，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It will be evident to a reader of historical works produc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at this article, in the choice of subject-matter and in its treatment, is decidedly influenced by the current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tical “lin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Government. This is a relative matter, not absolute, but I would suggest that the dominant “class viewpoint” of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Peking régime which produced an anonymous history of dynasties without “feudal” emperors or bureaucrats, literature minus the landlord-scholar-official literatus and nameless peasant rebellions as the central matter of China's history, was to a degree correlated with the process of the internal consolidation of power which may more or less be said to have been accomplished with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llectivisation of agriculture. The more recent “historicist” trend, which while not rejecting entirely its predecessor concentrates on what may be “positively inherited” from the “feudal” past, represents a quickening of Chinese nationalism fanned to a red-hot intensity, one cannot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conjecture, by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quarrel with the Soviet Union. Soviet Russian commentary on rec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for example, accuses the Chines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dogmatic, anti-Marxist and openly nationalistic and racist views.” The Chinese, for their now relatively favourable view of the thirteenth-century Mongol conquests (which are seen as calamitous by the Russians and other Europeans), for their claim that Chinese “feudalism” is the classical model of this historical phenomenon, and because they exaggerate the role of Confucian idea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Western philosophy, are roundly condemned by the Russians for “bourgeois nationalism.”)
[10] 收入氏著《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
[11] Victor D. Lippit,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China: An Afterword,” Modern China 6 :1(Jan. 1980): 86-93. Marie-Claire Bergere, “On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Chinese underdevelopment,” Theory and Society 13:3(1984):326-337. 汪敬虞，《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與不發展》（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年）。
[12] John King Fairbank and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13] Mark Elvin, “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 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invention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ile industries,” in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W. E. Willmott ed.,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137–172.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298–315.
[14] 黃仁宇，〈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給我們的新認識〉，《食貨月刊》復刊第15卷7、8期（1986年1月），頁1-15。黃仁宇，〈明朝：一個內向和非競爭性的國家〉，《中國大歷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3年）。樊衛國，〈論明清經濟演進的內向化傾向〉，《學術季刊》2002年第2期。
[15]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編，《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77年）。
[16] 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
[17] 張顯清，〈晚明：中國早期近代化的開端〉，《河北學刊》第28卷1期（2008年1月），頁63-67。張顯清主編，《明代後期社會轉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萬明主編，《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
[18] 曾美芳，〈評張顯清主編《明代後期社會轉型研究》〉，《明代研究》第14期（2010年6月）。
[19] 參見黃仁宇《中國大歷史》第15章。
[20] 參見王加豐，〈原工業化：一個被否定但又被長談不衰的理論〉，《史學理論研究》2002年第3期。F. F. Mendels, “Proto-Industrializatio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0 (1972): 241-61. 其實依Mendels的原意，「原始工業化」的「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包含農業、工業等產業，則Industrialization似乎應譯作「產業化」，所以Proto-Industrialization宜譯為「產業化的初階」。
[21] 傅衣凌主編，楊國楨、陳支平著，〈前言〉，《中國通史．明史》，頁4。陳支平，〈明代後期社會經濟變遷的歷史思考〉，《河北學刊》第28卷1期（2008年1月），頁70-72。
[22] Roy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23] 盧興基，《失落的「文藝復興」：中國近代文明的曙光》（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24] 毛佩琦為此說之代表，詳見毛佩琦，〈明清易代與中國近代化的遲滯〉，《河北學刊》第28卷1 期（2008年1月），頁72-75。
[25] 盧興基，《失落的「文藝復興」：中國近代文明的曙光》，頁433-444。島田虔次，《中國にお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東京：筑摩書房，1949年）。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の屈折と展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年）。 陳梧桐主編的《中國文化通史．明代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劉志琴，〈晚明社會與中國文化近代化〉，《河北學刊》第28卷1期（2008年1月），頁67-70。許蘇民，〈人學史觀視閾下的中西大分流〉，《天津社會科學》2005年第6期，頁119-128。
[26] 傅衣凌，〈中國傳統社會：多元的結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3期。王天有、高壽仙，《明史――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臺北：三民書局，2008年）。
[27] 1944年歲次甲申，為李自成進京與崇禎殉國三百周年，正當毛澤東領導的紅軍勢力大漲，直逼國民政府，有奪取政權的可能；郭沫若乃作〈甲申三百年祭〉（《新華日報》1944年3月19至22日），論述李自成大順政權的成功因緣，鼓舞中共，並總結大順失敗的歷史的原因，有意以此歷史教訓，作為警惕。此後，這本書一直是政治人物討論如何奪取政權、鞏固政權，進而長期執政的主要課本，是中共黨人討論尋求史學如何與現實結合，為現實服務的經典。文章發表之後，引起國民黨極大的反響，《中央日報》於3月24日發表〈糾正一種思想〉的社論，抨擊〈甲申三百年祭〉鼓吹「戰敗主義和亡國思想」。4月13日，該報又發表社論〈論責任心〉，責難這篇文章「渲染著亡國的怨望和牢騷」，稍後重慶獨立出版社還集結這些討論〈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編為《關於〈甲申三百年祭〉及其它》（1944年），「供防毒、消毒之用」。〈甲申三百年祭〉雖是一篇討論李自成進京與崇禎殉國的文章，卻因文章與現實的緊密結合，而成為國共兩黨鬥爭的工具。
[28] 吳晗在1965年版《朱元璋傳》（北京：三聯書店）的自序說道：在寫作1949年版的《朱元璋傳》時候，因痛恨「反動統治蔣介石集團」，而「以朱元璋影射蔣介石」，「指桑駡槐，給歷史上較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過分的斥責」。吳氏後來接受毛澤東的建議修改，1956年版的《朱元璋傳》，第五章〈恐怖政治〉已經不見，代之以增加的第六章〈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肯定朱元璋的功績，認為：「這些措施都是有利於農業生產發展的，有利於社會前進的，是為明朝前期的繁榮安定局面，打了基礎，是應該肯定的。」
[29] 在1930、1940年代已有少數學者開始試探明代後期經濟與社會的新發展，他們從檢討社會史論戰引發的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出發，批判需靠外力才能打破中國社會長期停滯的謬說，尤其反對日人秋澤修二所謂「皇軍武力」會「給予中國社會之特有的停滯性以最後的克服」的說法。於是在明清社會經濟史料中尋找手工業與商業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因素與生產關係」的「萌芽」，來證明在近代外國資本主義入侵以前，中國社會經濟不是停滯的，已經出現重要的變化。1937年，呂振羽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海：黎明書局）首次提出明末已有資本主義萌芽的說法，認為王夫之、黃宗羲等人的思想反映了「萌芽狀態中的市民思想」，「明清之際，布爾喬亞的都市經濟的成長，已成為社會經濟領域中之一個重要因素」。1940年，呂振羽更在〈「亞細亞生產方式」和所謂中國社會的「停滯性」問題〉（《理論與現實》第2卷第2期），具體指出明清之際，東南沿海沿江地區已經出現資本主義萌芽。接著在1948年出版的《簡明中國通史》（大連：光華書店）中特立一章〈由封建經濟的復興到崩潰和資本主義因素的產生〉進一步論述。
[30] 傅衣凌，〈中國傳統社會：多元的結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3期。王天有、高壽仙，《明史――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