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婴儿引发科学界强烈批评
Calon
http://www.zhishifenzi.com/depth/depth/4668.html
根据中外媒体报道，11月26日，来自中国深圳的一组学者向外界公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她们的基因已经经过人为修饰，能够天然抵抗艾滋病。
露露和娜娜是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对此来自中科院生化细胞所研究员李劲松表示，“不可思议，完全不能接受。”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命医学系主任李大力则直呼“恐怖”。
据了解，领导这一试验的学者是来自南方科技大学学者贺建奎。此前，他们在招募一些夫妇，希望通过针对他们的孩子CCR5这个靶点，从而能够让这些夫妇的后代能够抵抗HIV、天花以及霍乱等疾病。
根据相关网站披露，这项临床试验已经通过深圳一家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审批，并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完成注册登记。根据披露的申请书显示，期望建立完善的基因手术治疗严格行业质量控制标准，“占领整个基因编辑相关治疗技术门槛的制高点，在国际日益竞争激烈的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中脱颖而出。” 业内也有人表示，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是莆田系医院。
该临床试验完成了伦理委员会审批和临床试验注册登记
除了对此次临床试验的伦理审批表示质疑外，该临床试验也遭到同行专家的质疑：CCR5是否是一个最佳的基因编辑靶点以及有无必要进行这样的操作？ 有学者认为，针对CCR5这个靶点，也许还会其他更安全的方案，因为CCR5本身也有功能，一旦敲除，对机体可能带来难以预见的潜在威胁。Musunuru认为虽然她们能抵抗HIV病毒，但与此同时她们将置身于其他所有未知的风险之中。Church则认为，敲出CCR5会让她们更容易遭受例如西尼罗河等病毒的侵袭。
如下为来自中国在基因编辑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对基因编辑婴儿的看法：
◇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全球健康及传染病研究中心与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张林琦
1）对健康胚胎进行CCR5编辑是不理智的，不伦理的，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中国人的CCR5是可以完全缺失的；
2）CCR5对人体免疫细胞的功能是重要的；
3）由于艾滋病毒的高变性，还有其它的受体可以使用，CCR5基因敲除，也无法完全阻断艾滋病毒感染；
4）CCR5编辑不能保证100%不出错之前，是不可以用于人的；
5）现在母婴阻断技术非常有效，高达98%以上，可以阻止新生儿不被艾滋感染；
6）HIV感染的父亲，和健康的母亲，100%可以生个健康和可爱的孩子， 根本无需进行CCR5编辑。
◇ 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颖
1、伦理申请是深圳和美妇儿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的，但提供胚胎的是另外四家医院。根据美联社报道，贺建奎在11月8日出示临床试验的官方许可。您对此如何评论？
这份伦理申请非常的草率，按照提供的日期来看，在伦理申请批准前实验就已经进行很久了。伦理审查是按照“科研项目”的标准实施的，这个标准本身就不对。整个伦理申请中，写到了前期在猴等模式生物上进行了相关实验，但仅仅描述了过程，并没有任何详细结果以及实验后续对该动物的观察结果。伦理申请书最后一段占领技术制高点和超越诺奖级的工作这些竟然能作为理由列到申请书里，可见项目实施者和批准者的本意和关注点到底是什么。
2、在技术方面，贺建奎团队针对CCR5基因进行编辑，能否真的预防艾滋病？是否存在安全的风险？以及，其中一个胚胎是在怀孕期间做的基因编辑。如何看待这样的操作？
首先，如果基因编辑后是嵌合子的话，没有编辑到的细胞还是会有感染风险。但更为关键的是下面两点：1.基因编辑技术的脱靶效应会带来何种后果是完全未知的。2. CCR5缺失已经被实验证实会造成免疫缺陷，导致其他病毒的易感甚至肿瘤的发生。即使该实验的母亲是艾滋病患者，只要通过药物降低母体HIV的载量，是可以有效阻断母婴传播的。这项研究完全没有任何层面的必须要进行的必要性，而两个孩子所要面临的后续风险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试想一下当初多利羊的实验结果。
3、如何看待这一实验的后果？
这一实验从科学层面具有巨大的潜在风险，两个孩子作为试验品，这些未知风险将会伴随他们的成长。从事这一实验的科研人员既非HIV研究者，也非基因编辑领域专家，项目实施时其测序公司和其背后的商业资本实在铤而走险。该项目的实施可预见的会使基因编辑领域的研究受到影响，也会使中国科研界的发展受到质疑。中国科研界需要就此发生，该项目的实施者也需要因这一行为而受到抵制，否则将会带来更多不可预见的负面影响，潘多拉的盒子也许就此打开了。
◇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仇子龙
基因编辑用在人身上，特别是基因编辑受精卵，应该是全世界科学家非常慎重的一个举措。现在看到的是直接发布的新闻，科学研究的内容没有任何的披露，我觉得非常悲哀，科学成果的发表不应该是先在新闻媒体上，后来再发到学术期刊上。
CRISPR/Cas9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可能在基因组水平上引起不必要的脱靶、结构变异等，所以应用在人身上要非常非常慎重，目前各种基因编辑系统，包括最新的碱基编辑系统的脱靶风险仍然很大。如果父母患有致命的遗传病，用基因编辑的方法来修改受精卵里的致病基因，以小风险去掉大风险的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即使是已知父母携带致命的基因突变，仍然可以采取在受精卵阶段，采用挑选健康受精卵的手段来加以规避。也就是说，基因编辑始终不是唯一去除基因突变遗传疾病的方式。
这个研究修改了一个跟艾滋病有关的基因，显然不是去除一个很大的风险，因为这对婴儿的父母（父亲有艾滋病，母亲没有艾滋病）本来就不是高风险的人群。婴儿必须承担的风险却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因为这个基因编辑后她们的全身基因组究竟有没有造成突变，不是只做几个全基因组测序就能判断的，而且现在测序的手段还并非完美，很多基因突变并不是通过常规测序手段轻易发现。就算是现在最好的基因编辑手段碱基编辑器也会引起很多基因组脱靶效应，导致基因突变，所以这个风险是巨大的。
所以说，我心目中严肃的、对人类负责的基因编辑的研究应该是，必须没有第二个选择，只能用基因编辑来去除基因突变。这才是伦理能通过审查的唯一的标准。如果有任何其他的选择，目前都不应该用基因编辑的方法直接在人类受精卵上操作。
这个研究有没有经过伦理批准？合不合法？合不合规？很遗憾的是，在我们的研究领域很多地方还是盲区，不是不合法不合规，是根本没有法、没有规。我呼吁科学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应该约束自己的行为，科学和社会学的交界的每一步研究都是需要充分讨论的。这次新闻偏偏选在香港召开的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之前，而且没有经过充分的同行评议就发布了这个新闻，我觉得是很不负责任的。
◇ 人和未来生物科技首席科学家李凯博士
HIV要通过胎盘屏障进入胎儿体内需要足够量的HIV病毒才行，通过药物控制降低妈妈的HIV载量，可以很高效阻断母婴传播途径。事实上，基因编辑受精卵，任何体外生殖中心都可以常规操作。1. 伦理没有得到国际认可，国家认可都不一定得到了； 2. 可以出名，但医学价值不大； 3. 不是产业化的方向，毕竟脱靶效应是短期内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黄志伟也表示，母亲是艾滋病患者，做好隔离措施孩子可以没问题。
◇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王皓毅
科学、技术和伦理上多个问题需要解决，这三方面的问题一个都还没有解决。技术方面，如何确保无嵌合的一细胞期完成精确基因编辑，如何全面检测潜在脱靶位点。科学方面，如果确保引入的CCR5突变在受体胚胎的遗传背景下有良好的效果而没有其他严重副作用。
◇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命医学系主任李大力
我感觉很震惊，基因编辑怎么可能用到健康的胚胎上，而且最终小孩出生了。受精卵的基因编辑与我们平时所说的基因治疗有显著区别，是会发生生殖系转移的，这是伦理的禁区，与子宫内胎儿的基因治疗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怀孕期做基因编辑治疗遗传疾病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现在有很多文章已经开始在动物水平开展胎儿期通过重组病毒进行基因编辑的基因治疗工作。因为胎儿很多细胞处于活跃分裂期，重组效率会要高一些。所以我个人觉得针对患病胎儿的基因编辑或者基因治疗是可以接受的。这个与受精卵编辑完全不一样，受精卵编辑几乎可以肯定是会有生殖系转移的。胎儿期通过病毒治疗生殖系转移的概率还是微乎其微。
作为基因编辑研究者，我完全不明白这项置伦理红线于不顾，置受试者本人健康与家庭稳定于不顾，置中国科学家群体的共同意识和声誉于不顾的所谓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不管怎样，应该受到强烈的谴责，如果有违法律法规还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
此前，来自中山大学的一组学者针对公众对基因编辑的态度进行问卷调查，HIV感染者对基因编辑技术期望值比普通公众要更高。
早在2015年，中山大学学者在全球率先利用基因编辑技术修饰人类的胚胎，引起全球科学群体的关注。此后，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全球基因编辑峰会达成了一项共识，即鼓励基因编辑的基础研究和在体细胞层面上的临床应用，但是对于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需考虑技术、社会以及伦理问题，属于限制级研究。近日，第二届全球基因编辑峰会将在中国香港召开，相信这个重磅新闻会是大会讨论的焦点。
2017年，美国科学院公布了一份报告：《人类基因编辑：科学、伦理以及监管》（Human Genome Editing: Science, Ethics, and Governance），以促进该技术能更好地应用于人类疾病的治疗，同时加强基因编辑的伦理规范。
2017年2月，贺建奎在在科学网曾经就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撰文称：“CRISPR-Cas9是一种新技术，我们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和了解。不论是从科学还是社会伦理的角度考虑，没有解决这些重要的安全问题之前，任何执行生殖细胞系编辑或制造基因编辑的人类的行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Calon
为了回应在中国出生的首例基因编辑婴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Jennifer Doudna博士发表了如下声明。Doudna博士是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的共同发明人，长期倡导人类基因组编辑应当慎之又慎。
她是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伯克利生物医学和健康科学的李嘉诚冠名讲席，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和结构生物学的正教授。
她的声明：
“如果得以确认，那么这项工作违背了全球科学界在使用CRISPR-Cas9技术对人类生殖细胞系进行编辑时采取的谨慎和透明的方法。从那些让人惊悚的新闻头条后退一步，公众能够考虑以下几点非常重要：
1. 临床报告并未在同行评审的科学杂志发表。
2. 因为数据未经过同行评审，所以无从确认他们使用的基因编辑流程的保真度。
3. 假设独立的分析确认了今天的消息，那么这项工作更迫切地要求我们只有在医学需求清晰、尚未解决且没有其他可选择的医学方法时才能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正如美国科学院所建议的那样。
“至关重要的是这项报道不给那些许多正在使用和计划使用CRISPR技术来治疗成人和儿童患有的遗传病、传染病和常见病的重要临床工作投下阴影。对于广泛应用基因组编辑的公开透明的讨论能够继续也很重要，正如接下来的三天将在人类基因组编辑香港峰会发生的那样。“
原文出处
https://news.berkeley.edu/2018/11/26/doudna-responds-to-claim-of-first-crispr-edited-babies/
Calon
葛女士通过常规试管婴儿技术怀孕，但有一点不同的是：在丈夫的精子被注入卵子后，我们还立刻注射了一点点蛋白质和指引信号来做基因手术——在露露和娜娜还是单细胞时候，去关闭艾滋病毒进入并感染人体细胞的大门。
几天后，在露露和娜娜被放回葛女士子宫之前，我们通过全基因组测序评估了基因手术的效果。结果显示，手术正如预想的那样安全的进行。
在我们的密切监护下，葛女士怀孕状况一切正常。我们通过B超和血液检查监测胎儿发育情况。露露娜娜出生后，我们再次对他们的全基因组进行深测序。而这再次证实此次基因手术的安全性：除了防止HIV感染的基因外，没有其他基因被修改——她们和其他孩子一样安全和健康。
当马先生看到他女儿的时候，他告诉我“我下半辈子有了牵挂，也有了期盼，要为太太和女儿好好生活。”
“为了他们，我愿意接受指责”
正如你所见，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歧视更加深了病毒感染的破坏性。来自社会、工作、医疗等无所不在的歧视，让马先生和葛女士忧虑，他们无法接受孩子被卷入充满恐惧的世界。
马先生的一番话让我理解了一些新的东西。一次基因手术可以拯救儿童免受如囊性纤维化或艾滋病毒等疾病对生命的威胁。不仅可以让孩子在健康的生活中获得平等的机会，而且还能为整个家庭带来新希望。
我也是两个女儿的爸爸，我想不出更美好的礼物：让这些夫妇拥有一个充满爱意的家庭。我想说，媒体曾报道首例试管婴儿露易丝·布朗的出生，当时一度有些争议。
但四十年来，法规、社会道德与试管技术一同发展，并帮助800多万儿童来到这个世界。试管技术切切实实给无数家庭带来福祉。现在，我们的基因手术则是帮助少数家庭的新试管技术。
对于少数儿童，早期基因手术可能是治愈遗传性疾病和预防疾病的唯一可行方法。我希望你能同情他们。马先生家并不想要定制宝宝，他们只想让孩子能预防疾病并且平平静静茁壮成长。最后我想强调，基因手术目前仍然是一种治疗性技术。
我认为真正爱孩子的父母是不会通过基因手术去增强胎儿智商、改变头发或眼睛的颜色。这都应该被禁止。我知道我的工作会有些争议，但我相信这些家庭需要这个技术。
为了他们，我愿意接受指责。我们发布了一些更简单的视频，希望您能更多地了解我们的工作，更希望您能支持我们。您也可以访问我们实验室的网页，如果您想写信给露露和娜娜或者给我，请发邮件到这个电子邮箱HeJian...@gmail.com。
选择基因手术因其“安全”且“有医疗价值”
您可能好奇我们为什么使用基因手术，去预防HIV，而不是去研究致命疾病？两个原因，首先是安全，其次是在真实世界有医疗价值。
作为一名科学家和两个女孩的父亲，安全性是我所有问题里面关注的第一要点。我们选择被了解最充分的基因之一——CCR5。
实际上，有一亿人天然就拥有一种使CCR5基因失效的遗传变异保护他们抵御HIV。这些人非常健康。我们的手术，在天然变异的起始点准确切断DNA。
数十年来，许多临床研究用药物模仿天然变异，这包括美国第一例基因手术临床试验，试验被证明是安全的。
同时，抵御艾滋的基因手术需要尽可能简单，简单到仅仅敲除几个DNA序列。
虽然修复一个破碎的基因，去治疗更多像家族性癌症或肌营养不良的疾病是有益的，但实现起来更复杂。目前，美国的研究表明尚未有这种修复能在胚胎层面取得良好效果。
其次，我们最终选取HIV作为首个治疗对象是基于现实世界的医学价值。艾滋病仍然是一种致命的危害性极大的传染病，仍然亟需医学突破。
去年，有一百万人死于艾滋病，新发感染数量依然三倍于联合国2020年抗艾目标。没有疫苗或治愈方案，终生如一日的服药会带来健康风险。在许多国家，歧视更加深了病毒感染的破坏性。雇主可能在员工感染HIV后解雇他们，医生拒绝治疗。CCR5基因手术，虽然不适用于一般公众，但可能对一些受影响或非常高风险的家庭有价值——保护他们的孩子免受相同的命运。
201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认为，这种类似于疫苗的疾病预防是符合伦理的基因手术应用。
“坚信伦理将站在我们这边”
把孩子叫做“定制宝宝”是错误的，这对有遗传疾病的父母来说是一种诋毁，这是在试图制造恐惧和厌恶的情绪。
孩子并非被设计，而这也不是父母的意愿。这些父母携带着致命的遗传疾病——而这通常是两万个基因中的一个微小错误导致的。如果我们有能力帮助这些父母去保护他们的孩子，我们就不能见死不救。
关于如何帮助这些家庭，我们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我们坚信历史（伦理）终将站在我们这边（原文：We believe ethics are on our side of history）。
一如七十年代的露易丝·布朗（首例试管婴儿，编者注），同样的恐惧和指责将再次出现。既然，现已公认辅助生殖技术对家庭有益，那么基因手术在未来二三十年后也将会是合情合理的。
况且， 无论是胎儿还是成人的基因编辑，都不会减少父母对孩子毫无保留的爱与责任，无论孩子是疾病或健康。
我们拒绝基因增强，性别选择或是改变皮肤和眼睛的颜色，因为这并不能算是对孩子真正的爱。
我们草拟了胚胎基因手术的五个基本准则（分别为：悲悯之心、有所为更有所不为、探索你自由、生活需要奋斗、促进普惠的健康权，对应的英文为：Mercy for families in need/Only for seriousdisease, never vanity/ Respect a child’s autonomy/ Genes do not define you/ Everyonedeserves freedom from genetic disease；编者注），并诚挚的邀请您评论这些准则，去确保这些技术将会被用来做有益的事情。
请您在听到指责声音的时候不要忘记，还有许多沉默的家庭，他们眼睁睁的看着孩子饱受遗传疾病的痛苦。没理由让他们继续承受苦难。他们可能不是伦理中心的负责人，没办法让纽约时报去援引他们的话，但是，他们人虽微，言不轻。因为，他们命悬一线。
cathayan
另一个问题是：CCR5编辑不能保证100%不出错之前，是不可以用于人的。。。。。这个感觉很难说啊
一个想法是这事很难挡的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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