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最新封面文章：民主制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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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ayan
Oct 22, 2014, 12:38:48 AM10/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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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最新封面文章：民主制怎么了？
2014-03-06 格上理财收藏，稍后阅读
写在前面：今天推送的内容来自英文《经济学人》杂志，探讨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困境和焦虑，写的实在是好，不过整个文章的结论和倾向性也让人有些沮丧，作为目前为止人类社会最大的国家政治制度成就，民主制度被无数处于专制国家的人们所向往，因为它代表着公正人权、代表着自由平等，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民主的前进步伐已然停止，甚至可能已经走上一条相反的道路。
《经济学人》归纳了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经济危机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崛起。通篇看下来，感觉作者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道路自信做了某种程度的注脚。这下倒好，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媒体都开始对中国目前的政治道路另眼相看了，总让人感觉有点怪怪的，这咋跟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感觉这么不一样呢。
当然，作者字里行间对于目前民主制在世界范围内遇到的挫折是十分惋惜的，这并不是说民主制的先进性不存在了，而是被很多新兴的政权异化的结果，就算在成熟先进的民主制国家，民主制也存在不断完善的必要。
说两句题外话。昨天，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在全国两会小组讨论中一语惊人：“西方的民主是低级的民主，今后高级民主将在我们这里产生，我们领导人是逐级选举，是接地气的。”原来他当人大代表就是来舔菊吹牛的，谎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不只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要不要脸和有没有基本人性的问题。全民所有的中石化集团在他手中，实在是所托非人啊！刚看到一个段子，问：两会天气咋这么好？答：因为全国能吹的人都来北京了。呵呵。
——李宾
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
民主制怎么了？
作为20世纪最成功的政治理念，民主制已入困境。原因何在？如何复兴？
掀翻乌克兰政治的抗议者对他们的国家有着诸多的抱负：密切与欧盟的关系，结束俄罗斯对本国事务的干预，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以取代亚努科维奇的盗贼统治。但是，几十年来一直在激励着他们去反对腐败、滥权和专制的根本诉求是建立一个制度化的民主制政府。
这种诉求不难理解。同非民主制的国家相比，总体上来说，民主制的国家更加富有，走向战争的可能性较小，并且有着良好的反腐败传统。更根本的是，民主制度允许人们吐露心声，允许人们为自己及其子孙后代勾画未来。这就是世界各地的民众欲为之而冒险的原因，也是民主制的魅力之所在。
然而，当前的局势既令人兴奋亦令人焦虑。因为，发生在基辅事件也曾在其他国家的首都轮番上演，其模式可悲可叹。开始的时候，人们聚集在主要的广场上；之后，得到政府授命的暴徒试图反击。但是，在民众的毫不妥协以及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面前，他们胆怯了，退缩了。原先的政权轰然倒踏。世界为之欢呼，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新生的政权建立民主的制度。不过，随后的事态发展并非像当初所预料的那样。新政权摇摇晃晃，经济举步维艰，国家凋敝如初。这表明，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民主政府要远不像赶走独裁者那么容易。“阿拉伯之春”如此，十年前的乌克兰“橙色革命”亦是如此。因此，在反对派政客变得如同被他们所取代的人一样让人看不到希望之后，曾在2004年声势巨大的街头抗议中出局的亚努科维奇，又在2010年携俄罗斯的金钱卷土重来，当选乌国总统。
民主制正在经历困难。在独裁者被赶走的国家，赶走独裁者的人大都没能建立行之有效的民主政权。甚至就连成熟的民主政体也变得令人担忧，制度的漏洞已然显现，对政治的幻灭感大行其道。然而，就在几年前，民主制似乎还能够主宰这个世界。
20世纪后半期，民主制在困难超乎想象的地方——在深纳粹之苦的德国，在世界上穷人最多的印度，后来又于上世纪90年代，在因种族隔离制度而形象尽失的南非——生根发芽。去殖民化给亚洲和非洲带来了一大批新生的民主国家。独裁让位于民主。继希腊于1974年，西班牙于1975年建立民主政权后，巴西和智利也相继在1983年和1989年走上民主之路。苏联灭亡后，中欧刮起了一阵民主风潮。据美国智库“自由之家”统计，截至2000年，全世界共有120个民主制国家，占全世界国家总数的63%。
那一年，来自100多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华沙的“世界民主论坛”。（会后发布的公告）称：“民意”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在见证了诸如独裁和集权等政府形式的“失败实验”后，“终于在漫长的等待后，迎来了民主获胜的一刻。”
面对这一连串的胜利，信心爆棚理所当然。但是，退而观之，民主的胜利并非像表面上那么不可避免。在其发源地雅典沦落之后，此种政治模式曾被埋没了2000多年，直到启蒙时代才重见天日。到18世纪时，（民主制开始兴盛），但只有美国革命方使其成为一种可持续的政治模式。进入19世纪，各国的君主们疯狂反扑，同民主力量进行了长时间的较量。在20世纪前50年中，初生的民主制在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遭遇了失败。至1941年，全世界只剩下11个民主制国家。对此，富兰克林·罗斯福忧心忡忡地说道，似乎已经不太可能保护“伟大的民主之火不被黑暗的暴政所吞噬”。
进入21世纪后，见诸于20世纪的进程出现了停滞。虽说生活在今年将要举行自由公正选举的国家之人口已经占到全世界总人口的40%左右，比以前高出许多。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民主的前进步伐已然停止，甚至可能已经走上一条相反的道路。据美国智库“自由之家”统计，截至2013年，自由已经连续8年在全球遭遇挫折了；她的巅峰期是在本世纪刚开始的那几年。相比只有寥寥可数的几次失败的1980年——2000年，进入新千年后，民主制的失败次数明显增加。然而，民主制问题之深是远非数字所能揭示的。许多名义上的民主制已经滑向独裁，仅有选举的民主制徒有虚名，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所必需的权利和制度。
正如发生在开罗和基辅的推翻不受欢迎的政府之事例所表明的那样，胜利时的熊熊烈焰只会又一次噼啪燃尽。西方以外，民主制每有进步必然伴之以后退；西方之内，民主制常是债务缠身的代名词，意味着国内政治的功能失调和国际事务的过度扩张。随着西方民主堡垒的弱点及其影响力的衰落愈发明显，之前一直的存在的非议和怀疑如今又有了新的内容。民主制何以会失去前进的势头呢？
The return of history
历史的回归
主因有二：一是2007-08年的金融危机，二是中国的崛起。危机的破坏力不仅体现在金融方面，亦体现在心理层面。它暴露了西方政治体系的根本弱点，摧毁了曾经被称之为巨大资产之一的自信心。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西方政府始终在连续不断地扩大福利，听任危险的债务不断累积，政客自以为已经走出了繁荣-衰落的循环，驯服了风险。许多民众已经不再对这套政治体系的运作——尤其是在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拯救银行家，随后听任银行家继续把大把的红利装进自己的腰包之时——抱有幻想。危机已使“华盛顿共识”变成新兴世界责难民主制的一个理由。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打破了民主世界对经济的独霸。哈佛的拉里·萨莫斯指出，美国在发展最快的时期，生活水平大约每30年翻一番，而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达到了大约每十年就翻一番的水平。在中国精英们看来，这种由共产党紧紧掌控的，不懈地将有天分的人提拔到更高层的位置的模式比民主制更高效，更不易陷入僵局。政治领导层大约每十年更换一次。有才华的新人因能力出众被源源不断地当做是党的干部得到提拔。
批评人士指责中国政府用从关押异见人士到审查网络讨论等所有方式来控制公共舆论。然而，政权对于控制别人的痴迷常常正意味着，他们必须密切关注民众的意见。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已经能够运用民主制可能要花几十年才能学会的方式去应对国家建设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中国只用了两年就将其养老金的覆盖面又增加了2.4亿农村人口，仅这个数字就远远多于美国公共养老金体系所覆盖的总人数。
许多中国人已经准备容纳这种体制，如果它能带来增长的话。根据2013年的皮尤全球民意调查显示，85%的中国人“非常满意”国家的方向，相比之下，美国的比例只有31%。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也已信心爆棚。复旦的张维为指出，西方，尤其是美国，正在毁于民主制。因为民主制使僵局常态化，使决策短视化，并且还经常选出一些类似于小布什那样的二流领导人。北大的俞可平说，民主制让简单的事情变得“过于复杂和琐碎”，听任“某些善于花言巧语的政客去误导民众”。北大的王辑思说，“许多已经引入西方价值观和政治体系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无序和混乱”，中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模式。如今，从非洲的卢旺达，到中东的阿联酋迪拜酋长国，再到东南亚的越南，很多国家都在认真地采纳这个建议。
民主主义者自新千年以来的一连串失望表现更突显出中国进步之意义重大。民主制的第一次重大挫折发生在俄罗斯。继柏林墙在1989年倒塌之后，老迈苏联之民主化似乎已成定局。叶利钦的俄罗斯曾在上世纪90年代迈着醉酒者的步伐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但是，当他在1999年的最后一天辞职并将权力交给弗拉基米尔·普京之后，这位前克格勃特工至今已两任总统，两任总理，已经成为后现代的沙皇。他掏空了俄罗斯民主的实质，给舆论套上了枷锁，把对手关进了监狱，唯一被他保留下来的就是作秀。但是，这种作秀是有前提的。投票可以，但必须保证普京能赢。在他的身后，委内瑞拉、乌克兰、阿根廷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独裁者也在试图延长这种扭曲的民主之幻影，而不是完全抛弃民主制，因而对民主制造成了进一步的伤害。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让民主制遭遇了第二次重大挫折。当传说中的萨达姆·侯赛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未因以美国为首的入侵而变成事实之后，小布什转而用自由和民主来这场战争正名。他在第二次就职演讲中说：“自由国家在促进民主时的齐心协力是敌人失败的序幕。鉴于小布什是“独裁者掌权的中东仍旧是恐怖主义滋生地”这一论点的忠实信徒，他的上述那番话就不再是单纯的机会主义了，民主事业因此而深受其害。在左翼看来，这是“民主只是美国帝国主义遮羞布”的明证；随着伊拉克局势的日渐混乱，外交上的务实派将其视为“美国主导的民主化是不稳定之处方”的一个例证；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幻想破灭的新保守派视之为“民主无法在沙漠中扎根”的一个例子。
民主制的第三个重大挫折是在埃及遭遇的。2011年，胡斯尼·穆巴拉克政权在巨大的抗议声中倒台，这燃起了民主可能会在中东传播的希望。但是，癫狂很快就变成了失望。在随后举行的选举中，自由派因分裂成一系列小党而败给了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在穆尔西的眼中，民主制就是“赢者通吃”。他把穆兄会的兄弟塞进了政府，授予了自己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构建了一个永远是伊斯兰主义者占多数的议会上院。2013年7月，埃及军方介入，逮捕了这位首任民选总统，囚禁了穆兄会的领导人，屠杀了数百名抗议者。如果算上叙利亚的内战和利比亚的无政府状态，阿拉伯之春会让中东遍开民主之花的希望彻底破灭。
与此同时，民主阵营中的一些新兵也失去了笼罩在他们身上的光环。自1994年引入民主制以后，南非就始终在由同一个政党——已经变得日渐自私自利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来领导；曾经似乎要将温和伊斯兰主义与繁荣和民主融合在一起的土耳其正在滑向腐败和独裁；在孟加拉国、泰国和柬埔寨，反对党或是抵制了最近的选举，或是拒绝接受选举结果。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构建支撑民主制之各种制度的工作确实非常漫长，不要以为种子一经播种，民主制就会立即开花结果。这正如小布什和托尼·布莱尔所坚信的那样，尽管民主制可能是一种“举世渴望”的政治模式，但却是一种根植于文化的实践。西方国家几乎全都是在建立起成熟的政治体系之后很久，在文职制度已经健全，在宪法权利已经深入人心，才在这个已经懂得珍惜个人权利和独立司法观念的社会中，把权力扩展至投票权。
然而，近年来，正是这些本应为新生民主制提供样板的制度似乎已经因数个成熟的民主制的表现而变得跟不上形式了，变得无法发挥其正常功能了。因纠缠于党派之争而险些在过去两年中两次违约的美国已经成为政治僵局的代名词，美式民主业亦因划分选区和通过划定选区界限以巩固在位者权力的行为而日渐腐化堕落。它们令极端主义占据了市场，因为政客呼吁选民只忠诚于一个政党的做法，实际上剥夺了大批选民的投票权。同时，透过游说，金钱对美国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说客之多（每一名议员约有20名说客去游说）使得立法的程序越拖越长，法律的内容越来越复杂，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确保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美式民主是一种待价而沽的民主，富人的权力多于穷人，甚至就连说客与金主也不得不承认，为政治买单就是在实践言论自由。其结果可想而知：美国的形象以及民主自身的形象已经惨不忍睹。
欧盟亦非民主之完美化身。1999年引入欧元的决定主要是由官僚做出的；唯丹麦和瑞典曾就此举行过全民公投，并且还都没有通过。争取民众支持“里斯本条约”的努力因投票结果非其所愿而被放弃。在欧元危机最黑暗的日子里，欧元区的精英们强迫意大利和希腊用技术官僚取代民选领导人。作为修补欧洲民主赤字之失败尝试的欧洲议会，是一个即被忽视，也被人看不起的机构。欧盟已经成为以基特·维尔德斯的荷兰自由党和玛丽娜·勒庞的法国国民阵线为代表的、宣称保护普通民众并反对傲慢无能的精英的民粹主义政党的滋生地。希腊的“金色黎明”正在测试民主制对纳粹式政党的容忍度。任何驯服欧洲民粹主义野兽的计划反而会让它满血复活。
The democratic distemper
民主的犬瘟热
即便是在其心脏地带，民主也正在遭受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而非单个病变的折磨。自当代民主制时代于19世纪晚期发轫之后，她一直在通过两种形式来表达自己：一为民族国家，一为国民议会。民众通过选举选出在有限的时间里代表他们行使国家权力的代表。但是，这种制度正遭受着来上下两个方面的夹击。
从上观之，全球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政治。由于代表国家的政客已将诸如贸易和金融方面的诸多权力交与全球市场和超国家机构来行使，因此，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实现当初对选民所作出的承诺。IMF、WTO和EU等国际性机构已经扩大了它们的影响力。其理由极具说服力：怎能单凭一国之力去应对全球变暖和偷税漏税这样的难题呢？代表国家的政客应对全球化的另一个选择是，放弃部分自由量裁权，把权力交给非民选的技术官僚来行使。例如，拥有独立央行的国家数量已经从1980年的20个左右上升到当前的160多个。
当加泰罗尼亚人和苏格兰人可能从国家中分离出去时，当印度的各个邦和美国的一些市长试图从国民政府手中讨回权力之时，这些自下的挑战同样强有力。此外，那些被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莫伊西斯·内姆称之为“微力量”的非政府组织（NGO）和游说集团也在干着扰乱传统政治的行为，令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生存环境变得同独裁者一样愈发艰难。互联网在让组织和煽动变得更加容易。在这个人人、周周皆可参与电视真人秀投票的世界，在这个点击鼠标即可支持请愿活动的世界，那种只有几年才举行一次选举的议会民主制的机制与制度已经愈发落伍了。用英国议员道格拉斯·卡斯威尔的话说，传统政治的世界就如同已破产的英国唱片连锁店“主人之声”（HMV），现实世界如同深受欢迎的数字音乐服务商Spotify。当人们已经习惯于通过Spotify点播自已想听的任何音乐时，（谁还会再去HMV买唱片呢？）
然而，对民主最大的挑战既不是来自上面也不是来自下面，而是来自内部，来自选民自身。事实证明，柏拉图有关民主制会令公民“整日的沉迷于愉悦时刻”的担忧充满了先见之明。民主制政府业已形成了不把巨额的结构性赤字当回事的习惯。他们通过借债来满足选民的短期需求，而忽略长期投资，忽视长期投资。法国和意大利已经30多年没有实现收支平衡了。金融危机已经将这种举债性民主制的不可持续性暴露无疑。
鉴于后危机时代的刺激减少，如今，政客们必须面对在稳定增长和宽松信贷时期免于进行的艰难权衡。但已进行的选举表明，说服选民适应新的紧缩时代是不受欢迎的。增长之低和预算之紧会随着利益集团为争夺有限的资源而引发冲突。更为糟糕的是，这种竞争是在西方社会日趋老龄化的情况下发生的。同年轻人相比，老年人更善于让别人听到他们的声音，更善于抱团投票，更善于组织像美国退休人员协会那样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压力集团。他们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许多民主制正面临着过去与未来、既有福利与未来投资之间的斗争。
适应艰难时代的行为会因为犬儒主义的盛行变得更加困难。发达国家的党员数量正在日渐减少。相比1950年时的20%，现在的英国人中只有1%的人是党员。参与投票的选民数量也在下降。对49个民主制国家的调查发现，在2007年-2013年间参加投票的选民数量比1980年-1984年间减少了10个百分点。据2012年对7个欧盟国家的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选民“对任何政府都不相信”。据YouGov在同一年对英国选民的民调显示，认为“政客始终在撒谎”的选民占62%。
同时，玩世不恭与正经抗议之间的界限也在快速消失。2010年，冰岛的“最棒党”因承诺进行公开的腐败而进入雷克雅未克市议会。2013年，四分之一的意大利人把选票投给了由喜剧演员贝佩·格里洛组建的政党。在民众对政府的要求比较少的情况下，上述种种流行的犬儒主义尚可称之为健康；但民众继而会提出更多的要求，届时，犬儒主义不仅有害而且还会带来不稳定，从而使民众对政府产生一种既依赖又鄙视的心理，迫使政府过度扩张，背上沉重的债务，是自己的合法性逐渐消失。也就是说，民主制的犬瘟热必然伴随着政府的功能失调。
民主制心脏地带的难题有助于解释她在其他地方所遭遇的挫折。民主制之所以能在20世纪大行其道，其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霸主效应会促使其他国家自然而然地去模仿世界头号强国。但是，随着中国影响力的逐渐增强，美国或欧洲已经失去了作为样板的吸引力，失去了传播民主的胃口。奥巴马政府似乎正因民主制会产生流氓政权或者能让圣战者获得合法性而纠结。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要在美国政府甚至连预算法案都无法通过（更别提对未来有什么打算）的情况下，将民主制视为理想的政府形式呢？为什么独裁者要在欧元区精英们已经解雇了困在财政两难境地之中的民选领导人之时，听从来自欧洲的有关民主制的高谈阔论呢？
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正在遭遇与富国一样的民主制难题。他们亦过于沉溺于短期开支而忽视长期投资。巴西可以允许公共部门的工人在53岁退休，却没有构建一套现代的空中交通体系。印度可以为众多的客户集团带来好处，却很少投资于公共基础设施。政治体系已被利益集团绑架，已因反民主的行为而被消弱。英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弗伦奇指出，在印度议会下院中，凡是年龄在30岁以下的议员都来自于某个政治家族。甚至资本主义精英对民主制的支持也在减弱。当印度商业大亨因该国混乱无序的民主制带来的破烂的基础设施而不停地抱怨之时，中国却在维权体制的领导下建造出了高速公路、崭新的机场和高速铁路。
民主制曾一度在历史上处于守势。在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时，随着西班牙在1931年暂时恢复了议会制政府，随着墨索里尼在电力时代将民主制等同于回到煤油灯时代，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看似要成为主宰；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曾发出了“西欧的民主时代只剩下20年或30年了，之后民主制将被独裁统治包围，她将失去前进的动力了方向”的感叹。
然而，中国的惊人发展掩盖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该国的精英正在变成一个自生自灭、自私自利的小圈子。最富有的50名人大代表之947亿美元的财富总和是美国最富有的50名国会议员财富总和的60倍。中国的增长速度已经从10%放慢到8%，并且还将进一步减速。这对于合法性来自于能够提供持续增长的政权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正如托克维尔在19世纪时所指出的那样，民主制总是看起来比实际情况还要虚弱。表面上混乱嘈杂，实际上拥有众多的潜在能量。能够设立可提供不同政策的替代领导人的特点，使得民主制在发现解决问题的创造性方案和应对现有挑战方面，比独裁统治更有优越性，虽然民主制经常会为了找到方向而走不少弯路。但是，对于成功而言，无论是新生的民主制还是成熟的民主制，都必须确保自己的制度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Getting democracy right
让民主制走上正途
以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代表的当代民主制奠基者最令人敬佩的一点是头脑冷静。在他们看来，民主确实是一种强有力的机制，但并不完美。因而，为了达到在利用人类创造力的同时还能够约束人性之恶的目的，这就需要在设计时小心谨慎。在投入运转后，要不断地对其加油，调试和改变，让她始终保持在一种良好的状态之下。
培育新生民主制尤其需要头脑冷静。近来的民主制实验之所以多以失败告终，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实验过于重视选举权，忽视了民主制的其他基本特点。如，国家的权力需要制衡，包括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个人权力必须得到保证。那些最为成功的新生民主制能延续至今，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避免了“赢得选举即意味着多数派可以随心所欲”的多数主义的诱惑。民主制能自1947年以来扎根于印度（除去实行紧急状态的那几年），能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在巴西存活下，都是基于同一个原因：在限制政府权力的同时，为个人权力提供保障。
健全的机体不仅可以促进长期稳定，降低心有不满的少数派起来反对政权的可能性，还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在与其固有的毒瘤——腐败做斗争时提供支持。相反，当民选统治者试图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名义消弱加诸于权力之上的限制时，即是新生民主制即将触礁的第一个信号。穆尔西想用穆兄会的支持者填塞埃及议会上院，亚努科维奇消弱了乌克兰议会的权力。普京始终在以民众的名义欺凌俄罗斯的独立机构。数位非洲统治者正沉浸于赤裸裸的多数主义。——正如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在2月24日所做的那样，他们去除了总统任期的限制，扩大了对同性恋的惩罚。
外国领导人应当在统治者沉浸于此类违反自由原则的行为时表现出更大的批评意愿，即便这些行为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但是，最需要吸取教训的是作为新生民主制缔造者的民众。他们必须承认，在构建一个健康的民主制的过程中，健全的制衡机制同投票权一样关键。吊诡的是，甚至就连潜在的独裁者也能从埃及和乌克兰事件中获得不少经验和教训。也就是说，倘若他们二人没有因试图大权独揽而惹怒了自己同胞的话，穆尔西也就不会在监狱和法庭上的一个玻璃笼子之间耗费生命了，亚努科维奇也就不会再亡命天涯了。
即便是有幸生活在成熟民主制下的民众亦需对其政治体系之架构保持警惕。在全球化和数字革命的联合冲击下，某些最为珍惜的民主制度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进步了。成熟民主制需要更新升级，从而达到解决国内问题和复兴国际形象的双重目的。有些国家已经在着手这项工作了。美国参议院已提高了参议员通过冗长辩论来达到阻止政府任命官员的难度，数个州已经引入了公开初选的制度，并且还把重新划分选区的工作交给了独立划区委员会。其他方面的明显变化以有助于改变现状。改革政党筹款制度、公开所有金主的姓名可降低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力。欧洲议会可要求议员公开收支情况。意大利议会之所以难有作为，与大多数议员薪水过高、两院拥有同等权力不无关系。
但是，改革者需要有更大的抱负。管控特殊利益集团权力的最佳方式是限制政府可为他们提供的“甜头”的数量。解决民众之政客幻灭症的最佳处方是减少政客可以做出的承诺的数量。简言之，让民主制变得更加健康的关键，是按照美国革命所提出的理念，建立一个“更小”的政府。麦迪逊指出：“在搭建一个按照人对人的原则来进行管理的政府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你必须首先能让政府管好被管理者，然后再迫使它管好自己。”有限政府的理念还在二战后的民主制再出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和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确立了国家不能违背的权利和规范，即便是多数人像这样做也不行。
对暴政的担忧能激发制衡，而今日之民主制的危险，尤其是民主制在西方所面临的危险，虽然大却难以被发现。这些危险，一个来自于日渐增长的国家规模。政府无节制的扩张减少了自由，使得更多的权力落到了特殊利益集团手中。另一个来自于政府无力兑现承诺的习惯，往往是建立了福利制度却拿不出钱，明知无法获胜却偏偏承诺打击毒品。选民和政府必须接受限制国家过度扩张的好处，并以此来说服自己。将货币政策交与独立的中央银行的做法驯服了上世纪8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如今又到了将这个有限政府的原则扩大至一系列政策的时候。成熟的民主制也需要像新生的民主制那样，对民选政府的权力加以适当的制衡。
政府实践自我约束的方式有很多种。可以像瑞典那样，通过紧缩财政平衡预算，给自己披上一件金色紧身衣；可以引入强迫政客每十年更新一次法律的“日落政策”；可以让无党派委员会为长期改革建言献策。瑞典成立独立委员会拯救养老金体制于即到的经验表明，务实的改革应让私人养老金发挥更大的作用，应将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相挂钩。智利不仅非常成功地应对了铜矿市场的波动性，还满足了民众要求花掉好年景中所累计的盈余愿望；他们引入了严格的制度，从而确保了经济周期中的盈余；他们成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以决定如何应对经济波动。
把更多的权力交给大人物和好人不是会让民主制变得更加式微吗？未必如此。克己的规范可以防止民众支持会带来破产和社会动荡的开支政策，可以保护少数派免遭迫害。从而达到强化民主制的目的。不过，技术治国论不宜过多使用。在涉及货币政策和福利改革等重大问题时，权力的授予必须有所保留，过程必须公开透明。
在将权力向上授予大人物和技术官僚时，必须同时向下授予普通民众，以便同时处理好全球主义和地方主义，而不是试图去忽视或者抵制这两股力量。倘若能正确地平衡这两种途径，自上通过全球化，自下通过微力量的崛起而对成熟民主制形成威胁的同一种力量，不仅不会消弱民主制，反而会强化民主制。
托克维尔指出，地方民主制常常代表着民主制的最高境界。“城镇会议之于自由就如小学之于科学。民主把自由带到人们的身边，教会人们如何使用自由，如何享受自由。”地方市长的支持率常常是代表国家的政客的两倍。因其能够促进公民的参与和创新，现代科技可以成为实现托克维尔之“城镇会议”的现代版。凡事都要进行一连串公开投票的网络超级民主或被别有用心的集团所利用。但是，技术官僚和直接民主能够相互制衡。例如，独立的预算委员会能够评估地方性公投的成本和可行性。
数个地区正在朝着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方向前进。加州的情况最令人振奋。那里的直接民主制允许公民为相互矛盾的两个政策投票，如在增加开支的同时降低税率。另外，关门预选和划分选区使极端主义成为常态。但是，在过去的5年中，拜慈善家兼投资者的尼古拉斯·伯格鲁恩所赐，加州进行了一些列的改革。为了反制全民公投的短视倾向，它们建立了一个名为“为长久打算”的委员会。为了重新划分选区，它们引入了公开预选，并且将这方面的权力交给了一个独立委员会。结果，他们成功地实现了预算平衡。加州参议院议长达雷尔·斯坦伯格称，这是一项“超乎现实”的成就。
同样，芬兰政府也成立了一个无党派委员会，为未来的养老金制度提供改革建议。同时，他们还驾驭网络民主制：议会有义务考虑任何超过50000个签名的公民倡议。但是，如果我们想让民主制慢慢地恢复元气，就需要就行更多的此类实验，更多地将直接民主与技术治国结合起来，更多地将权力授予上上下下的各个层面。
按照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说法，“民主制永远不会持久。她不久就会耗尽自己，杀死自己。还从未出现过一个不自杀的民主制。”他错了，明显地错了。作为20世纪意识形态冲突的伟大胜利者，民主制仍有可能在21世纪获得成功。但是，这取决于她是否能够得到年轻时曾经得到过的悉心培育，是否能够得到长大成人后曾经得到过精心呵护。
来源：THE ECONOM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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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今天推送的内容来自英文《经济学人》杂志，探讨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困境和焦虑，写的实在是好，不过整个文章的结论和倾向性也让人有些沮丧，作为目前为止人类社会最大的国家政治制度成就，民主制度被无数处于专制国家的人们所向往，因为它代表着公正人权、代表着自由平等，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民主的前进步伐已然停止，甚至可能已经走上一条相反的道路。
《经济学人》归纳了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经济危机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崛起。通篇看下来，感觉作者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道路自信做了某种程度的注脚。这下倒好，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媒体都开始对中国目前的政治道路另眼相看了，总让人感觉有点怪怪的，这咋跟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感觉这么不一样呢。
当然，作者字里行间对于目前民主制在世界范围内遇到的挫折是十分惋惜的，这并不是说民主制的先进性不存在了，而是被很多新兴的政权异化的结果，就算在成熟先进的民主制国家，民主制也存在不断完善的必要。
说两句题外话。昨天，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在全国两会小组讨论中一语惊人：“西方的民主是低级的民主，今后高级民主将在我们这里产生，我们领导人是逐级选举，是接地气的。”原来他当人大代表就是来舔菊吹牛的，谎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不只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要不要脸和有没有基本人性的问题。全民所有的中石化集团在他手中，实在是所托非人啊！刚看到一个段子，问：两会天气咋这么好？答：因为全国能吹的人都来北京了。呵呵。
——李宾
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
民主制怎么了？
作为20世纪最成功的政治理念，民主制已入困境。原因何在？如何复兴？
掀翻乌克兰政治的抗议者对他们的国家有着诸多的抱负：密切与欧盟的关系，结束俄罗斯对本国事务的干预，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以取代亚努科维奇的盗贼统治。但是，几十年来一直在激励着他们去反对腐败、滥权和专制的根本诉求是建立一个制度化的民主制政府。
这种诉求不难理解。同非民主制的国家相比，总体上来说，民主制的国家更加富有，走向战争的可能性较小，并且有着良好的反腐败传统。更根本的是，民主制度允许人们吐露心声，允许人们为自己及其子孙后代勾画未来。这就是世界各地的民众欲为之而冒险的原因，也是民主制的魅力之所在。
然而，当前的局势既令人兴奋亦令人焦虑。因为，发生在基辅事件也曾在其他国家的首都轮番上演，其模式可悲可叹。开始的时候，人们聚集在主要的广场上；之后，得到政府授命的暴徒试图反击。但是，在民众的毫不妥协以及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面前，他们胆怯了，退缩了。原先的政权轰然倒踏。世界为之欢呼，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新生的政权建立民主的制度。不过，随后的事态发展并非像当初所预料的那样。新政权摇摇晃晃，经济举步维艰，国家凋敝如初。这表明，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民主政府要远不像赶走独裁者那么容易。“阿拉伯之春”如此，十年前的乌克兰“橙色革命”亦是如此。因此，在反对派政客变得如同被他们所取代的人一样让人看不到希望之后，曾在2004年声势巨大的街头抗议中出局的亚努科维奇，又在2010年携俄罗斯的金钱卷土重来，当选乌国总统。
民主制正在经历困难。在独裁者被赶走的国家，赶走独裁者的人大都没能建立行之有效的民主政权。甚至就连成熟的民主政体也变得令人担忧，制度的漏洞已然显现，对政治的幻灭感大行其道。然而，就在几年前，民主制似乎还能够主宰这个世界。
20世纪后半期，民主制在困难超乎想象的地方——在深纳粹之苦的德国，在世界上穷人最多的印度，后来又于上世纪90年代，在因种族隔离制度而形象尽失的南非——生根发芽。去殖民化给亚洲和非洲带来了一大批新生的民主国家。独裁让位于民主。继希腊于1974年，西班牙于1975年建立民主政权后，巴西和智利也相继在1983年和1989年走上民主之路。苏联灭亡后，中欧刮起了一阵民主风潮。据美国智库“自由之家”统计，截至2000年，全世界共有120个民主制国家，占全世界国家总数的63%。
那一年，来自100多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华沙的“世界民主论坛”。（会后发布的公告）称：“民意”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在见证了诸如独裁和集权等政府形式的“失败实验”后，“终于在漫长的等待后，迎来了民主获胜的一刻。”
面对这一连串的胜利，信心爆棚理所当然。但是，退而观之，民主的胜利并非像表面上那么不可避免。在其发源地雅典沦落之后，此种政治模式曾被埋没了2000多年，直到启蒙时代才重见天日。到18世纪时，（民主制开始兴盛），但只有美国革命方使其成为一种可持续的政治模式。进入19世纪，各国的君主们疯狂反扑，同民主力量进行了长时间的较量。在20世纪前50年中，初生的民主制在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遭遇了失败。至1941年，全世界只剩下11个民主制国家。对此，富兰克林·罗斯福忧心忡忡地说道，似乎已经不太可能保护“伟大的民主之火不被黑暗的暴政所吞噬”。
进入21世纪后，见诸于20世纪的进程出现了停滞。虽说生活在今年将要举行自由公正选举的国家之人口已经占到全世界总人口的40%左右，比以前高出许多。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民主的前进步伐已然停止，甚至可能已经走上一条相反的道路。据美国智库“自由之家”统计，截至2013年，自由已经连续8年在全球遭遇挫折了；她的巅峰期是在本世纪刚开始的那几年。相比只有寥寥可数的几次失败的1980年——2000年，进入新千年后，民主制的失败次数明显增加。然而，民主制问题之深是远非数字所能揭示的。许多名义上的民主制已经滑向独裁，仅有选举的民主制徒有虚名，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所必需的权利和制度。
正如发生在开罗和基辅的推翻不受欢迎的政府之事例所表明的那样，胜利时的熊熊烈焰只会又一次噼啪燃尽。西方以外，民主制每有进步必然伴之以后退；西方之内，民主制常是债务缠身的代名词，意味着国内政治的功能失调和国际事务的过度扩张。随着西方民主堡垒的弱点及其影响力的衰落愈发明显，之前一直的存在的非议和怀疑如今又有了新的内容。民主制何以会失去前进的势头呢？
The return of history
历史的回归
主因有二：一是2007-08年的金融危机，二是中国的崛起。危机的破坏力不仅体现在金融方面，亦体现在心理层面。它暴露了西方政治体系的根本弱点，摧毁了曾经被称之为巨大资产之一的自信心。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西方政府始终在连续不断地扩大福利，听任危险的债务不断累积，政客自以为已经走出了繁荣-衰落的循环，驯服了风险。许多民众已经不再对这套政治体系的运作——尤其是在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拯救银行家，随后听任银行家继续把大把的红利装进自己的腰包之时——抱有幻想。危机已使“华盛顿共识”变成新兴世界责难民主制的一个理由。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打破了民主世界对经济的独霸。哈佛的拉里·萨莫斯指出，美国在发展最快的时期，生活水平大约每30年翻一番，而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达到了大约每十年就翻一番的水平。在中国精英们看来，这种由共产党紧紧掌控的，不懈地将有天分的人提拔到更高层的位置的模式比民主制更高效，更不易陷入僵局。政治领导层大约每十年更换一次。有才华的新人因能力出众被源源不断地当做是党的干部得到提拔。
批评人士指责中国政府用从关押异见人士到审查网络讨论等所有方式来控制公共舆论。然而，政权对于控制别人的痴迷常常正意味着，他们必须密切关注民众的意见。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已经能够运用民主制可能要花几十年才能学会的方式去应对国家建设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中国只用了两年就将其养老金的覆盖面又增加了2.4亿农村人口，仅这个数字就远远多于美国公共养老金体系所覆盖的总人数。
许多中国人已经准备容纳这种体制，如果它能带来增长的话。根据2013年的皮尤全球民意调查显示，85%的中国人“非常满意”国家的方向，相比之下，美国的比例只有31%。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也已信心爆棚。复旦的张维为指出，西方，尤其是美国，正在毁于民主制。因为民主制使僵局常态化，使决策短视化，并且还经常选出一些类似于小布什那样的二流领导人。北大的俞可平说，民主制让简单的事情变得“过于复杂和琐碎”，听任“某些善于花言巧语的政客去误导民众”。北大的王辑思说，“许多已经引入西方价值观和政治体系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无序和混乱”，中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模式。如今，从非洲的卢旺达，到中东的阿联酋迪拜酋长国，再到东南亚的越南，很多国家都在认真地采纳这个建议。
民主主义者自新千年以来的一连串失望表现更突显出中国进步之意义重大。民主制的第一次重大挫折发生在俄罗斯。继柏林墙在1989年倒塌之后，老迈苏联之民主化似乎已成定局。叶利钦的俄罗斯曾在上世纪90年代迈着醉酒者的步伐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但是，当他在1999年的最后一天辞职并将权力交给弗拉基米尔·普京之后，这位前克格勃特工至今已两任总统，两任总理，已经成为后现代的沙皇。他掏空了俄罗斯民主的实质，给舆论套上了枷锁，把对手关进了监狱，唯一被他保留下来的就是作秀。但是，这种作秀是有前提的。投票可以，但必须保证普京能赢。在他的身后，委内瑞拉、乌克兰、阿根廷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独裁者也在试图延长这种扭曲的民主之幻影，而不是完全抛弃民主制，因而对民主制造成了进一步的伤害。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让民主制遭遇了第二次重大挫折。当传说中的萨达姆·侯赛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未因以美国为首的入侵而变成事实之后，小布什转而用自由和民主来这场战争正名。他在第二次就职演讲中说：“自由国家在促进民主时的齐心协力是敌人失败的序幕。鉴于小布什是“独裁者掌权的中东仍旧是恐怖主义滋生地”这一论点的忠实信徒，他的上述那番话就不再是单纯的机会主义了，民主事业因此而深受其害。在左翼看来，这是“民主只是美国帝国主义遮羞布”的明证；随着伊拉克局势的日渐混乱，外交上的务实派将其视为“美国主导的民主化是不稳定之处方”的一个例证；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幻想破灭的新保守派视之为“民主无法在沙漠中扎根”的一个例子。
民主制的第三个重大挫折是在埃及遭遇的。2011年，胡斯尼·穆巴拉克政权在巨大的抗议声中倒台，这燃起了民主可能会在中东传播的希望。但是，癫狂很快就变成了失望。在随后举行的选举中，自由派因分裂成一系列小党而败给了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在穆尔西的眼中，民主制就是“赢者通吃”。他把穆兄会的兄弟塞进了政府，授予了自己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构建了一个永远是伊斯兰主义者占多数的议会上院。2013年7月，埃及军方介入，逮捕了这位首任民选总统，囚禁了穆兄会的领导人，屠杀了数百名抗议者。如果算上叙利亚的内战和利比亚的无政府状态，阿拉伯之春会让中东遍开民主之花的希望彻底破灭。
与此同时，民主阵营中的一些新兵也失去了笼罩在他们身上的光环。自1994年引入民主制以后，南非就始终在由同一个政党——已经变得日渐自私自利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来领导；曾经似乎要将温和伊斯兰主义与繁荣和民主融合在一起的土耳其正在滑向腐败和独裁；在孟加拉国、泰国和柬埔寨，反对党或是抵制了最近的选举，或是拒绝接受选举结果。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构建支撑民主制之各种制度的工作确实非常漫长，不要以为种子一经播种，民主制就会立即开花结果。这正如小布什和托尼·布莱尔所坚信的那样，尽管民主制可能是一种“举世渴望”的政治模式，但却是一种根植于文化的实践。西方国家几乎全都是在建立起成熟的政治体系之后很久，在文职制度已经健全，在宪法权利已经深入人心，才在这个已经懂得珍惜个人权利和独立司法观念的社会中，把权力扩展至投票权。
然而，近年来，正是这些本应为新生民主制提供样板的制度似乎已经因数个成熟的民主制的表现而变得跟不上形式了，变得无法发挥其正常功能了。因纠缠于党派之争而险些在过去两年中两次违约的美国已经成为政治僵局的代名词，美式民主业亦因划分选区和通过划定选区界限以巩固在位者权力的行为而日渐腐化堕落。它们令极端主义占据了市场，因为政客呼吁选民只忠诚于一个政党的做法，实际上剥夺了大批选民的投票权。同时，透过游说，金钱对美国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说客之多（每一名议员约有20名说客去游说）使得立法的程序越拖越长，法律的内容越来越复杂，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确保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美式民主是一种待价而沽的民主，富人的权力多于穷人，甚至就连说客与金主也不得不承认，为政治买单就是在实践言论自由。其结果可想而知：美国的形象以及民主自身的形象已经惨不忍睹。
欧盟亦非民主之完美化身。1999年引入欧元的决定主要是由官僚做出的；唯丹麦和瑞典曾就此举行过全民公投，并且还都没有通过。争取民众支持“里斯本条约”的努力因投票结果非其所愿而被放弃。在欧元危机最黑暗的日子里，欧元区的精英们强迫意大利和希腊用技术官僚取代民选领导人。作为修补欧洲民主赤字之失败尝试的欧洲议会，是一个即被忽视，也被人看不起的机构。欧盟已经成为以基特·维尔德斯的荷兰自由党和玛丽娜·勒庞的法国国民阵线为代表的、宣称保护普通民众并反对傲慢无能的精英的民粹主义政党的滋生地。希腊的“金色黎明”正在测试民主制对纳粹式政党的容忍度。任何驯服欧洲民粹主义野兽的计划反而会让它满血复活。
The democratic distemper
民主的犬瘟热
即便是在其心脏地带，民主也正在遭受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而非单个病变的折磨。自当代民主制时代于19世纪晚期发轫之后，她一直在通过两种形式来表达自己：一为民族国家，一为国民议会。民众通过选举选出在有限的时间里代表他们行使国家权力的代表。但是，这种制度正遭受着来上下两个方面的夹击。
从上观之，全球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政治。由于代表国家的政客已将诸如贸易和金融方面的诸多权力交与全球市场和超国家机构来行使，因此，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实现当初对选民所作出的承诺。IMF、WTO和EU等国际性机构已经扩大了它们的影响力。其理由极具说服力：怎能单凭一国之力去应对全球变暖和偷税漏税这样的难题呢？代表国家的政客应对全球化的另一个选择是，放弃部分自由量裁权，把权力交给非民选的技术官僚来行使。例如，拥有独立央行的国家数量已经从1980年的20个左右上升到当前的160多个。
当加泰罗尼亚人和苏格兰人可能从国家中分离出去时，当印度的各个邦和美国的一些市长试图从国民政府手中讨回权力之时，这些自下的挑战同样强有力。此外，那些被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莫伊西斯·内姆称之为“微力量”的非政府组织（NGO）和游说集团也在干着扰乱传统政治的行为，令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生存环境变得同独裁者一样愈发艰难。互联网在让组织和煽动变得更加容易。在这个人人、周周皆可参与电视真人秀投票的世界，在这个点击鼠标即可支持请愿活动的世界，那种只有几年才举行一次选举的议会民主制的机制与制度已经愈发落伍了。用英国议员道格拉斯·卡斯威尔的话说，传统政治的世界就如同已破产的英国唱片连锁店“主人之声”（HMV），现实世界如同深受欢迎的数字音乐服务商Spotify。当人们已经习惯于通过Spotify点播自已想听的任何音乐时，（谁还会再去HMV买唱片呢？）
然而，对民主最大的挑战既不是来自上面也不是来自下面，而是来自内部，来自选民自身。事实证明，柏拉图有关民主制会令公民“整日的沉迷于愉悦时刻”的担忧充满了先见之明。民主制政府业已形成了不把巨额的结构性赤字当回事的习惯。他们通过借债来满足选民的短期需求，而忽略长期投资，忽视长期投资。法国和意大利已经30多年没有实现收支平衡了。金融危机已经将这种举债性民主制的不可持续性暴露无疑。
鉴于后危机时代的刺激减少，如今，政客们必须面对在稳定增长和宽松信贷时期免于进行的艰难权衡。但已进行的选举表明，说服选民适应新的紧缩时代是不受欢迎的。增长之低和预算之紧会随着利益集团为争夺有限的资源而引发冲突。更为糟糕的是，这种竞争是在西方社会日趋老龄化的情况下发生的。同年轻人相比，老年人更善于让别人听到他们的声音，更善于抱团投票，更善于组织像美国退休人员协会那样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压力集团。他们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许多民主制正面临着过去与未来、既有福利与未来投资之间的斗争。
适应艰难时代的行为会因为犬儒主义的盛行变得更加困难。发达国家的党员数量正在日渐减少。相比1950年时的20%，现在的英国人中只有1%的人是党员。参与投票的选民数量也在下降。对49个民主制国家的调查发现，在2007年-2013年间参加投票的选民数量比1980年-1984年间减少了10个百分点。据2012年对7个欧盟国家的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选民“对任何政府都不相信”。据YouGov在同一年对英国选民的民调显示，认为“政客始终在撒谎”的选民占62%。
同时，玩世不恭与正经抗议之间的界限也在快速消失。2010年，冰岛的“最棒党”因承诺进行公开的腐败而进入雷克雅未克市议会。2013年，四分之一的意大利人把选票投给了由喜剧演员贝佩·格里洛组建的政党。在民众对政府的要求比较少的情况下，上述种种流行的犬儒主义尚可称之为健康；但民众继而会提出更多的要求，届时，犬儒主义不仅有害而且还会带来不稳定，从而使民众对政府产生一种既依赖又鄙视的心理，迫使政府过度扩张，背上沉重的债务，是自己的合法性逐渐消失。也就是说，民主制的犬瘟热必然伴随着政府的功能失调。
民主制心脏地带的难题有助于解释她在其他地方所遭遇的挫折。民主制之所以能在20世纪大行其道，其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霸主效应会促使其他国家自然而然地去模仿世界头号强国。但是，随着中国影响力的逐渐增强，美国或欧洲已经失去了作为样板的吸引力，失去了传播民主的胃口。奥巴马政府似乎正因民主制会产生流氓政权或者能让圣战者获得合法性而纠结。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要在美国政府甚至连预算法案都无法通过（更别提对未来有什么打算）的情况下，将民主制视为理想的政府形式呢？为什么独裁者要在欧元区精英们已经解雇了困在财政两难境地之中的民选领导人之时，听从来自欧洲的有关民主制的高谈阔论呢？
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正在遭遇与富国一样的民主制难题。他们亦过于沉溺于短期开支而忽视长期投资。巴西可以允许公共部门的工人在53岁退休，却没有构建一套现代的空中交通体系。印度可以为众多的客户集团带来好处，却很少投资于公共基础设施。政治体系已被利益集团绑架，已因反民主的行为而被消弱。英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弗伦奇指出，在印度议会下院中，凡是年龄在30岁以下的议员都来自于某个政治家族。甚至资本主义精英对民主制的支持也在减弱。当印度商业大亨因该国混乱无序的民主制带来的破烂的基础设施而不停地抱怨之时，中国却在维权体制的领导下建造出了高速公路、崭新的机场和高速铁路。
民主制曾一度在历史上处于守势。在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时，随着西班牙在1931年暂时恢复了议会制政府，随着墨索里尼在电力时代将民主制等同于回到煤油灯时代，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看似要成为主宰；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曾发出了“西欧的民主时代只剩下20年或30年了，之后民主制将被独裁统治包围，她将失去前进的动力了方向”的感叹。
然而，中国的惊人发展掩盖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该国的精英正在变成一个自生自灭、自私自利的小圈子。最富有的50名人大代表之947亿美元的财富总和是美国最富有的50名国会议员财富总和的60倍。中国的增长速度已经从10%放慢到8%，并且还将进一步减速。这对于合法性来自于能够提供持续增长的政权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正如托克维尔在19世纪时所指出的那样，民主制总是看起来比实际情况还要虚弱。表面上混乱嘈杂，实际上拥有众多的潜在能量。能够设立可提供不同政策的替代领导人的特点，使得民主制在发现解决问题的创造性方案和应对现有挑战方面，比独裁统治更有优越性，虽然民主制经常会为了找到方向而走不少弯路。但是，对于成功而言，无论是新生的民主制还是成熟的民主制，都必须确保自己的制度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Getting democracy right
让民主制走上正途
以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代表的当代民主制奠基者最令人敬佩的一点是头脑冷静。在他们看来，民主确实是一种强有力的机制，但并不完美。因而，为了达到在利用人类创造力的同时还能够约束人性之恶的目的，这就需要在设计时小心谨慎。在投入运转后，要不断地对其加油，调试和改变，让她始终保持在一种良好的状态之下。
培育新生民主制尤其需要头脑冷静。近来的民主制实验之所以多以失败告终，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实验过于重视选举权，忽视了民主制的其他基本特点。如，国家的权力需要制衡，包括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个人权力必须得到保证。那些最为成功的新生民主制能延续至今，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避免了“赢得选举即意味着多数派可以随心所欲”的多数主义的诱惑。民主制能自1947年以来扎根于印度（除去实行紧急状态的那几年），能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在巴西存活下，都是基于同一个原因：在限制政府权力的同时，为个人权力提供保障。
健全的机体不仅可以促进长期稳定，降低心有不满的少数派起来反对政权的可能性，还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在与其固有的毒瘤——腐败做斗争时提供支持。相反，当民选统治者试图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名义消弱加诸于权力之上的限制时，即是新生民主制即将触礁的第一个信号。穆尔西想用穆兄会的支持者填塞埃及议会上院，亚努科维奇消弱了乌克兰议会的权力。普京始终在以民众的名义欺凌俄罗斯的独立机构。数位非洲统治者正沉浸于赤裸裸的多数主义。——正如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在2月24日所做的那样，他们去除了总统任期的限制，扩大了对同性恋的惩罚。
外国领导人应当在统治者沉浸于此类违反自由原则的行为时表现出更大的批评意愿，即便这些行为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但是，最需要吸取教训的是作为新生民主制缔造者的民众。他们必须承认，在构建一个健康的民主制的过程中，健全的制衡机制同投票权一样关键。吊诡的是，甚至就连潜在的独裁者也能从埃及和乌克兰事件中获得不少经验和教训。也就是说，倘若他们二人没有因试图大权独揽而惹怒了自己同胞的话，穆尔西也就不会在监狱和法庭上的一个玻璃笼子之间耗费生命了，亚努科维奇也就不会再亡命天涯了。
即便是有幸生活在成熟民主制下的民众亦需对其政治体系之架构保持警惕。在全球化和数字革命的联合冲击下，某些最为珍惜的民主制度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进步了。成熟民主制需要更新升级，从而达到解决国内问题和复兴国际形象的双重目的。有些国家已经在着手这项工作了。美国参议院已提高了参议员通过冗长辩论来达到阻止政府任命官员的难度，数个州已经引入了公开初选的制度，并且还把重新划分选区的工作交给了独立划区委员会。其他方面的明显变化以有助于改变现状。改革政党筹款制度、公开所有金主的姓名可降低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力。欧洲议会可要求议员公开收支情况。意大利议会之所以难有作为，与大多数议员薪水过高、两院拥有同等权力不无关系。
但是，改革者需要有更大的抱负。管控特殊利益集团权力的最佳方式是限制政府可为他们提供的“甜头”的数量。解决民众之政客幻灭症的最佳处方是减少政客可以做出的承诺的数量。简言之，让民主制变得更加健康的关键，是按照美国革命所提出的理念，建立一个“更小”的政府。麦迪逊指出：“在搭建一个按照人对人的原则来进行管理的政府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你必须首先能让政府管好被管理者，然后再迫使它管好自己。”有限政府的理念还在二战后的民主制再出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和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确立了国家不能违背的权利和规范，即便是多数人像这样做也不行。
对暴政的担忧能激发制衡，而今日之民主制的危险，尤其是民主制在西方所面临的危险，虽然大却难以被发现。这些危险，一个来自于日渐增长的国家规模。政府无节制的扩张减少了自由，使得更多的权力落到了特殊利益集团手中。另一个来自于政府无力兑现承诺的习惯，往往是建立了福利制度却拿不出钱，明知无法获胜却偏偏承诺打击毒品。选民和政府必须接受限制国家过度扩张的好处，并以此来说服自己。将货币政策交与独立的中央银行的做法驯服了上世纪8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如今又到了将这个有限政府的原则扩大至一系列政策的时候。成熟的民主制也需要像新生的民主制那样，对民选政府的权力加以适当的制衡。
政府实践自我约束的方式有很多种。可以像瑞典那样，通过紧缩财政平衡预算，给自己披上一件金色紧身衣；可以引入强迫政客每十年更新一次法律的“日落政策”；可以让无党派委员会为长期改革建言献策。瑞典成立独立委员会拯救养老金体制于即到的经验表明，务实的改革应让私人养老金发挥更大的作用，应将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相挂钩。智利不仅非常成功地应对了铜矿市场的波动性，还满足了民众要求花掉好年景中所累计的盈余愿望；他们引入了严格的制度，从而确保了经济周期中的盈余；他们成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以决定如何应对经济波动。
把更多的权力交给大人物和好人不是会让民主制变得更加式微吗？未必如此。克己的规范可以防止民众支持会带来破产和社会动荡的开支政策，可以保护少数派免遭迫害。从而达到强化民主制的目的。不过，技术治国论不宜过多使用。在涉及货币政策和福利改革等重大问题时，权力的授予必须有所保留，过程必须公开透明。
在将权力向上授予大人物和技术官僚时，必须同时向下授予普通民众，以便同时处理好全球主义和地方主义，而不是试图去忽视或者抵制这两股力量。倘若能正确地平衡这两种途径，自上通过全球化，自下通过微力量的崛起而对成熟民主制形成威胁的同一种力量，不仅不会消弱民主制，反而会强化民主制。
托克维尔指出，地方民主制常常代表着民主制的最高境界。“城镇会议之于自由就如小学之于科学。民主把自由带到人们的身边，教会人们如何使用自由，如何享受自由。”地方市长的支持率常常是代表国家的政客的两倍。因其能够促进公民的参与和创新，现代科技可以成为实现托克维尔之“城镇会议”的现代版。凡事都要进行一连串公开投票的网络超级民主或被别有用心的集团所利用。但是，技术官僚和直接民主能够相互制衡。例如，独立的预算委员会能够评估地方性公投的成本和可行性。
数个地区正在朝着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方向前进。加州的情况最令人振奋。那里的直接民主制允许公民为相互矛盾的两个政策投票，如在增加开支的同时降低税率。另外，关门预选和划分选区使极端主义成为常态。但是，在过去的5年中，拜慈善家兼投资者的尼古拉斯·伯格鲁恩所赐，加州进行了一些列的改革。为了反制全民公投的短视倾向，它们建立了一个名为“为长久打算”的委员会。为了重新划分选区，它们引入了公开预选，并且将这方面的权力交给了一个独立委员会。结果，他们成功地实现了预算平衡。加州参议院议长达雷尔·斯坦伯格称，这是一项“超乎现实”的成就。
同样，芬兰政府也成立了一个无党派委员会，为未来的养老金制度提供改革建议。同时，他们还驾驭网络民主制：议会有义务考虑任何超过50000个签名的公民倡议。但是，如果我们想让民主制慢慢地恢复元气，就需要就行更多的此类实验，更多地将直接民主与技术治国结合起来，更多地将权力授予上上下下的各个层面。
按照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说法，“民主制永远不会持久。她不久就会耗尽自己，杀死自己。还从未出现过一个不自杀的民主制。”他错了，明显地错了。作为20世纪意识形态冲突的伟大胜利者，民主制仍有可能在21世纪获得成功。但是，这取决于她是否能够得到年轻时曾经得到过的悉心培育，是否能够得到长大成人后曾经得到过精心呵护。
来源：THE ECONOM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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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on
Oct 22, 2014, 2:52:20 AM10/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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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民主制变得更加健康的关键，是按照美国革命所提出的理念，建立一个“更小”的政府。
地方民主制常常代表着民主制的最高境界。（在美国政制的表现为联邦制）
包括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个人权力必须得到保证。（不过更基本的个人财产权常常被忽视，因为在左派看来这等于为资本家说话）
作者不是不清楚民主制度的精华在哪里嘛，不过并不遵循民主原则的失败都可以归为民主制度的失败。像伊拉克、埃及、叙利亚、利比亚这种失败的所谓民主之花，应该先想想看和民主到底有多大关系，不是美国人说推翻原有独裁政权改成全国大选一人一票就真是民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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