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312媒體改造學社電子報--018期
媒改社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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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動態與編輯報告>>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本週同意「龍祥電影台」的衛星廣播電視執照換照案。
NCC認為龍祥經營頻道的整體表現符合換發執照條件，雖然財務結構不佳，仍應准予換
照。另外，本週NCC也對有線電視頻道定頻事宜訂出原則，以區塊化、最少變動幅度為
基本考量。
在國營無線電視的處理部份，台視釋股案經無線電視股權轉讓審議小組第一次會議決
議，採「全民釋股」及「公開標售」兩原則處理，否決由台視提出「由民股買回公股」
或「與特定對象洽購」兩方案。官員表示，為求程序嚴謹，公股釋出程序應不會在上半
年完成。
另，美國國務院本週發表《2005年度各國人權報告》，其中關於台灣媒體的部份，指出
政治力仍能影響媒體，特別是在無線廣播電視的部份，但近百台的有線電視頻道中不乏
公開批評政府的節目，發揮平衡的作用，整體而言新聞自由度很高。在該段落最後，指
出台灣的媒體侵犯個人隱私權，經常跟著警察辦案拍攝，或是闖入醫院拍攝，讓人毫無
防備。
有趣的是，儘管美國發表的人權報告有政治目的與作用，不可盡信。我們的媒體在報導
上，多數是強調言論自由的份量，而隱晦媒體侵害人權的批評。顯然媒體的報導也不可
盡信。
相關發展，媒改社持續關注瞭解中。
本週《論壇》，登出蔡崇隆的〈尋找公共電視核心價值〉，我們分成兩期刊出。該文亦
刊載於台灣記者協會機關刊物《目擊者》2006年三月號，是「公廣集團是公視困境的指
路明燈嗎?」專題系列文章之一。謹此向作者與規畫專題的《目擊者》編輯致謝。
蔡崇隆以在公視新聞部服務的經驗，具體指出公視新聞面臨「速度」與「深度」的兩
難，揭露了經營階層的人事變動頻仍現象，並認為這些問題反映了公視在資源有限、核
心價值模糊的前提下，致使新聞製作發生定位不清的困境。
繼公股處理條例於年初通過後，公廣集團的成立已是既定方向。成立近八年的內湖公
視，在公廣集團的規畫作業中扮演著主導角色。在這個時刻，提出批評，促成反省，應
有助於釐清混沌但逐漸明朗的前景。公視向來以公共論域的精神為念，公視員工能夠坦
然發表內部批評，經營階層亦表示肯定（請參考《目擊者》一月號、三月號相關訪談紀
錄），如此公開且良性的溝通，應該受到鼓勵並持續落實。
另，劉昌德的〈棒球、李安與依附〉，藉李安的《斷背山》履獲國際大獎與台灣的棒運
發展相對照，指出跨國人才流動上凸顯的依附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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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尋找公共電視核心價值（上） / 蔡崇隆
從前年(2004)留職停薪到去年正式離職，我與公視的緣份持續近五年，曾經參與、見證了
它的成長與榮耀，當然也目擊了它的隱憂與錯亂，如今站在較遠的距離話公視，竟然也
有了一點白頭宮女的心情。
如果時間再推久遠一點，其實我在十幾年前念研究所時，就曾經當過翁秀琪老師有關公
視的研究計畫助理（主題似乎是「公共電視法立法精神的比較研究」），當時內湖公視
還在待產，如今它已經昂然長成青少年。假使公共廣播集團的計畫順利上路，我們將有
一個龐大的公視家族，而領導者必然是這位能力與經驗仍有待磨練的「內湖一哥」。放
大視野來看，因為廣電資源的珍貴有限，未來公共電視做的好不好，顯然不只是浪費資
源與否的問題，而直接影響著台灣媒體、文化與社會的長遠發展。
記者出身的我，在公視做過採訪組與紀錄片組的製作人，後來也被推選參與公視工會的
會務，有機會接觸各部門同事與高層主管，所以對新聞、紀錄片及公視生態還算有一定
的了解，雖然因個人因素選擇離開，但對內湖公視只有期許沒有包袱，希望以諫友的角
度，提出一些過去的觀察供有心人參考，也為目前還在公視奮鬥的各部門朋友加油打
氣。
要強調的是，固然本文看來主要在談公視新聞的問題，但我始終覺得，它也反映出公視
經營階層的某些盲點，所以一方面不能以偏概全，一方面也不應把新聞部或某些人當作
替罪羔羊，一推了事。
我在1999年進入公視新聞部，正值新聞政策改變，由節目群轉型為每日新聞的關鍵時
期，雖然是應前經理侯惠芳聘來公視做紀錄片，但是在新經理馮賢賢力邀下，在採訪組
做了半年的社會組召集人。那段時期，公視的新聞方向相當明確，主要以弱勢關懷、教
育文化及環境生態為主幹，在賢賢的授權下，各組也招到一些不錯的資深記者與有潛力
的新記者來一起作戰，假以時日應有可為。可是因為馮賢賢的部份做法未在部門內外達
成共識，新開播的深度報導又自任主播，以致遭到公視內部網路的黑函攻擊，後來又因
一件人事案受到批評，與總經理李永得意見不合下閃電卸職。從此，公視新聞部經理就
成為一個燙手山芋，直到我去年留停前夕，五年經歷了侯惠芳、馮賢賢、鍾裕淵、林樂
群、屠乃瑋等五位經理領導，折損率之高不難看出。
公視的整體收視率一直不高，公視新聞亦然，當然這不能作為毋需努力的藉口。與我共
事的許多文字或攝影記者，都很優秀而敬業，而早期的新聞方向也截然有別於商業台，
按理來說，有恆心的耕耘下去自然會形成口碑，後起的大愛新聞就是一個例子，只要有
固定特色就不怕沒人看。問題是當你不確定自己的特色是什麼，三心兩意變來變去，生
產新聞的記者無所適從，當然也不用期待觀眾會有耐心陪你成長。公視開播幾年來，有
些戲劇或兒童節目都已得到頗高評價，但說到公視新聞就有面目模糊之感，我想找不到
自己的價值或定位是最大的原因。（待續）
（本文作者曾任自立早報、財訊雜誌記者，超視《調查報告》、民視《異言堂》專題記
者、公視新聞社會組召集人、紀錄片組製作人。現為獨立紀錄片工作者。）
（本文亦同時刊登於《目擊者》雙月刊，2006年三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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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球、李安與依附 / 劉昌德
中華隊在世界經典賽中敗給南韓與日本，無緣晉級，台灣棒球迷度過一個黑色週末。過
了兩天，斷背山導演李安勇奪奧斯卡獎，部分媒體冠以「台灣人的驕傲」。棒球與電
影，雖然是兩個不同的領域，但同樣承載了民族主義投射，而在短短幾天內讓國人歷經
悲與喜的起落。
但無論是兵敗東京抑或奧斯卡摘獎，都不是台灣文化產業的好消息。因為，兩項截然不
同的結果，皆是全球化時代「文化勞動國際分工」的產物，也是台灣文化工業走入「依
附─低度發展」窘境的見證。
所謂文化勞動國際分工，指的是在歐美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文化工業，面臨國內市場
飽和、成長停滯的危機時，轉而吸納發展中國家的勞工與菁英，一方面取得較便宜的勞
力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注入一些創新因素，以維持文化產品的新鮮特性。跨國文
化工業這項策略的運用，導致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工作者，因為歐美提供較佳的工作
環境等因素，紛紛往核心國家流動。
這樣的邏輯並不陌生，過去製造業的勞動全球化，走的就是這條路子。但在文化工業中
更為特殊的是，因為發展中國家人民對「輸出」菁英人才的認同感，而讓歐美等國的文
化產業，透過民族主義的情緒，打開了全球市場。過去我們往往把民族主義當作對抗西
方經濟與文化宰制的武器，但如今歐美等國的文化工業卻巧妙地運用了民族主義，順利
擴張版圖。在運動領域有絕佳的例子可以說明，像ＭＬＢ的王建民對台灣球迷的意義，
或者是ＮＢＡ的姚明對中國籃球迷所造成的影響。而國內媒體強調「台灣導演」李安為
美國奧斯卡最佳導演「亞洲第一人」時，這對美國電影工業在台灣市場的優勢，也有類
似的意義。
但是當王建民與李安在美國發光發熱，台灣本地的棒球與電影，卻隨之步入依附的困
境。因為本土最優秀的文化人才，轉變成輸出到核心國家的「原料」，提供給歐美的跨
國企業盡情使用；而國內的文化工業，卻在跨國企業結合本地民族主義的強勢商品輸入
競爭下，逐漸喪失發展空間。對消費者來說，既然「台灣人的驕傲」都在美國打棒球與
拍電影，本地職棒與電影還有什麼值得留戀？而因為只有金字塔頂端的少數秀異人才能
夠在全球體系中找到位置，所以無法培養廣大的「中階」工作者、形成堅實的文化工作
團隊，因此產品更無法與跨國企業競爭，而形成了惡性循環。
從這樣的國際權力結構觀察，或許能夠提供理解中華隊在經典賽失利的另一個角度。因
為台灣棒球在國際分工下的依附，使得本土職棒選手與最優秀的少數旅外選手之間的落
差愈來愈大，所以當這幾位秀異球員恰巧都無法參賽時，就導致中華隊八年來國際賽最
懸殊比數的落敗。
因此，檢討層面就不能只在選手的球技、創作者的才氣上打轉，而必須思考如何在既成
的國際分工下，擺脫低度發展的惡性循環。除了業者本身得積極尋求全球體系中的可能
行銷策略外，我們還是得思考國家公共介入的可能性。例如，在電影政策上如何在直接
獎勵產製之外，配合戲院配額制度與演員養成等整體的考量，給國內電影一個與好萊塢
電影真正公平競爭的空間。而在運動政策方面，也要擺脫類似「短期奧運奪金」的短視
作法，從培養整體運動文化、鼓勵本土產業等作法，促成產業環境改善與選手素質提升
的良性循環，來補足「中階」選手斷層的問題。
台灣過去的經濟發展，曾經被視為第三世界擺脫依附發展的範例。只是資本巨輪從不停
歇，跨國文化工業不斷擴張、而使發展中國家陷入依附的邏輯仍在上演。如何擺脫依
附、重新尋求自主的棒球或電影文化，仍是我們的重大課題。
（作者為媒改社執委，中正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
（原文亦刊載於20060307《中國時報》言論廣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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