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这几天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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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讲，最近我在研究外语学习中的 positive evidence vs. positive evidence + negative evidence 之争。
这两个概念啥意思，请看我最近的贴子。
最近开始我在研究两派的理论论据（theoretical arguments）和实验证据（experiments）。
先说说 theoretical arguments。
Nativist 派认为，人脑里天生就有一个“语言习得设备”（LAD），就是乔姆斯基提出的 Universal Grammar（简称 UG）。幼童只要有了 UG 和大量的语言输入，就自动能学会第一语言。同样，任何人（包括成年人）只要有 UG 和大量的外语输入，就能自动学会一门第二语言。
Conversationalist 派认为，幼童学母语的确是这么回事（事实证明如果大人从来不纠正幼童的语言错误，幼童也能自动学会母语，靠的仅仅是旁听大人的大量正确句子并观察当时的情景来得知这些句子的意思），但成年人学外语时，脑子里的 UG 可能已经退化了，因此学外语不能完全用学母语的原理来解释，也就是说，不仅需要大量正确的句子输入，也需要教师来纠正学习者犯的错误、明确教授语法规则等。
所以两派人的 theoretical arguments 的核心争议就是，成年人是否仍然像幼童那样有完善的 UG？
所以光以 theoretical arguments 而言，两派各执一词，而 UG 这个东西是否在成年人脑子里仍然健全，这个本来就是目前科技不可彻底检测的事，玄得很。
然后再看实验证据。
Conversationalist 派做过一些小规模实验。比如其中一个有名的实验是，找一些正在学英语的法国学生。法语里允许“He drinks always coffee.”这样的词序，而英语里一般只说“He always drinks coffee.”
这个实验就是，让这些法国学生看很多正确的英语句子，比如“He always drinks coffee.”，然后问他们一些语法判断题，比如判断“He drinks always coffee.”是否正确？
结果，这些法国学生认为“He drinks always coffee.”是对的。也就是说，光是让他们看大量正确的英语句子，并不能让他们知道“He drinks always coffee.”是错的。
而如果老师明确告诉法国学生，“主语 + 谓语 + 副词 + 宾语”（SVAO）在英语里是错误的语序，那么法国学生就能判断“He drinks always coffee.”是错的。
但这种实验是有问题的。Nativist 派指出，第一，简单地说 SVAO 是错的，也不对，因为“I want eagerly a girl.”这样的 SVAO 句子就是正确的。
第二，过了一年以后，实验证明，那些法国学生把一年前老师教的规则（“SVAO 是错的”）忘记了，结果重新以为“He drinks always coffee.”是正确的句子了。
Nativist 派认为，明确的语法规则教育，和明确的纠正错误，都只是让学生有意识地“学习”（learn）而不是下意识地“习得”（acquire），并没有改变学生深层次的语言能力（underlying competence），因此过了一年以后，学生又故态复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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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面这些 theoretical arguments 和小规模实验，说服力都不是很大，双方还是各执一词的状态。
我觉得最有效的，还是要找到一个人，这人完全用 positive evidence 就学好了一门外语，这就是最强有力的人证。
人证一：我自己
我以前说过，我父母不是常州人，所以家里一直说普通话，普通话于是就是我的第一语言，我心里自言自语用的也是普通话。我家在我 2 岁时（1986 年）搬到常州，同年我进了第一个幼儿园（西新桥幼儿园），在那里开始接触常州话。
也就是听到常州同学、老师说一句常州话，又看到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得知这话是什么意思。就这样耳闻目染，就自然学会了常州话。但我从来不主动说常州话，别人用常州话跟我说话，我也是用普通话作答，因为我总是觉得普通话的地位比常州话高（一个是国语，一个是方言）。
我既然从来不说常州话，也就不会有人来纠正我的常州话，也就是说，我从来不得到 negative evidence，但我的常州话仍然是母语级的。
所以我就是一个仅靠 positive evidence 就学会一门第二语言（常州话）的例子。这跟我学第一语言（普通话）应该是完全相同的过程，区别仅仅在于我学普通话的时候我已经全然不记得了，而我学常州话的来龙去脉是我记得的，就是坐在幼儿园里听到一句常州话同时看到当时发生的事情而已。
但是我自己的例子有一个问题，就是常州话和普通话其实在语法、语序上是几乎相同的，而上面我们看到，conversationalist 派用了语序上不同的两种语言（法语和英语）来做实验，来说明 negative evidence 可能是必要的。因此，我们最好也能找两个语法、语序不同的语言来做支持 nativist 派的例子。
人证二：在美国的西班牙语社区里长大的英语家庭的人
我在网上的文献里发现这么一个例子。在加州等地有很多墨西哥移民组成的社区，主要讲的是西班牙语。而这种社区里也会住着少数家里讲英语的家庭。这种讲英语的家庭里的小孩，从小跟西班牙语社区里的墨西哥小孩一起玩，也就耳闻目染地沾染到了西班牙语，
当然那些墨西哥小孩也从小从这些讲英语的家庭、电视上和社区外沾染到了英语。然后，他们开始上幼儿园、小学。这种西班牙语社区往往实行双语教育，也就是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的教学语言是西班牙语，之后才切换到英语（目的是让这些墨西哥裔的小孩不要忘记他们的文化和语言传统）。
结果，那些来自英语家庭的小孩，在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虽然完全听得懂老师和同学说的西班牙语，但总是以英语作答。
这其实就跟我是一回事：他们心里认为英语是比西班牙语地位更高的语言（英语是美国的国语，而西班牙语只是本社区的社区语言），就好像我心里认为普通话是比常州话地位更高的语言（普通话是中国的国语，而常州话只是本市的方言）。
所以你看，这些来自英语家庭的小孩，虽然从小在西班牙语社区里沾染到西班牙语，却从不说西班牙语（其实他们能说），也就从来没有在西班牙语上得到别人的纠正（negative evidence），因此他们是全靠吸收 positive evidence 就学会一门第二语言（西班牙语）的例子。
这个例子比我自己的例子强一点，因为西班牙语和英语是语法和语序差别比较大的语言，至少比常州话和普通话之间的差别大。
人证三：Armando 等人
这些人是 Krashen 举出的一些例子，他们往往在成年后才开始接触一门第二语言，往往只在生活和工作中耳闻目染，而不是在课堂上接受正式的语言教学和错误纠正，但他们全靠耳闻目染却成功了。。
我们前面说的人证一和人证二，都是年幼时就开始接触第二语言的例子；如果我们还能找到成年以后才接触第二语言，并且仅以 positive evidence 就学好该语言的例子，我们寻找完美人证的任务就圆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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