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私塾的文言文教育和中国牧师的英语水平看克拉申理论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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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私塾怎么教文言文（如四书五经）的呢？往往是老师先让学生背一整篇文章，会背以后老师才一句一句讲解意思；但我们知道，古代私塾里是不教“文言文语法”的。
孙中山这篇《以作文为证》，就对古代私塾这种文言文教法有批判的意思。他说，中国古来能作文（作文言文）者极多，但从来都是只会作文，但不知道文为什么这么作的道理（也就是语法）；而西方从小学开始就教本国语法，因此西方民众普遍对自己的语言有理性的认识。
我要讲两点：
1. 文言文对于私塾里的学生来说其实是一门“第二语言”，因为文言文的语法（如“之”、“乎”、“者”、“也”这类语法词）和词汇跟口语有很多不同之处，而西方小学教的是学生的母语（“第一语言”）的语法，孙中山把一个第二语言教学的例子跟一个第一语言教学的例子混为一谈了。
用当代外语教学研究界的爱因斯坦、王中之王克拉申的理论来说，中国古代私塾这种教文言文的方法，恰恰就是最好的第二语言教学法！
也就是说，让学生大量听、看该第二语言的句子（私塾学生大量阅读（其实是更进一步——背下来）四书五经上的句子）并得知每一句的意思（用克拉申的话说，就是“接收大量的可理解的第二语言输入”），学生就自然掌握了该语言（能用该语言听、说、读、写）。
2. 学生在私塾学文言文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看懂文言文的文章、能写文言文的文章么（特别是科举考试演变到最后就是专考作文）？也就是说，他们的目的只是会读、写文言文，而不需要“知其所以然”——知道文言文构成的规则（文言文的语法），科举考试也不考语法。
而西方小学为什么教本国语言的语法呢？教授母语语法往往发生在小学中高年级（在现在的中国也是这样，比如“主谓宾定状补”这类的语法知识是在小学中高年级教授的），为的是让已经掌握母语的听、说、读、写的学生对母语句子的构造有更理性的认识，从而能不光依靠“经验”（自己以前听过、看过的句子，也就是自己脑子里的“句库”）而且能依靠“规则”（语法就是一些关于语言的规则）来检验一句话是否在语言上正确，使得自己写出来的文章、讲出来的话更像是接受过教育的人写出来、讲出来的。
克拉申理论也认为，第二语言的语法，可以放到学生已经相当掌握了第二语言的听、说、读、写之后再教授，也可以完全不教授（因为小孩学母语就完全不用学语法的）。
孙中山说，西方十岁左右学童多能写文章，是因为他们学过语法的缘故；中国人学文言文有学了十年还不能造句、作文的，是因为没学过语法的缘故：
“泰西各国皆有文法之学，各以本国言语文字而成书，为初学必由之径。故西国学童至十岁左右者，多已通晓文法，而能运用其所识之字以为浅显之文矣。故学童之造就无论深浅，而执笔为文，则深者能深，浅者能浅，无不达意，鲜有不通之弊也。中国向无文法之学，故学作文者非多用功于吚唔呫哗，熟读前人之文章，而尽得其格调，不能下笔为文也。故通者则全通，而不通者虽十年窗下，仍有不能联词造句以成文，殆无造就深浅之别也。”
实际上，西方儿童能写文章，是因为西方语言的书面语就是直接把口语写出来，而不需要像中国古代读书人那样把汉语口语翻译成语法和词汇上有很大不同的文言文。
而中国古代读书人如果读了十年文言文，还不能写出文言文的句子，那只能说明智商有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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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另一个例子是，中国牧师的英文貌似极好，而我认为是因为他们熟读中英双语圣经的缘故（也是一种克拉申式的第二语言学习法——看大量外语句子并得知每句话的意思）。但这个例子我还没有很强的证据。
我的证据仅仅有两个。一是李政道的爷爷是苏州某教区的总牧师（苏州至今有个圣约翰教堂，李政道爷爷就曾经是那里的主管），但我其实对李政道的英语水平没有确切的掌握。。
二是我看过谈家桢的关于果蝇的遗传学博士论文，上面的英文找不出语法错误，而我也知道谈家桢在国内上过教会学校。在这个例子里，谈家桢不是牧师，而只是上过教会学校，而我猜上过教会学校的人也多少要学点圣经。。
而且谈家桢的博士论文看上去没有语法错误，可能是他的导师帮他改过而已。
总之，我只是没有很大根据地觉得教会人士或者教会相关人士的英语很好，并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接触过或者有可能接触过双语圣经。
教会人士的英语真的很好吗？我目前的证据显然不如上面关于中国古人学习文言文的证据确凿。中国历史上，文言文写得好的人极多啊！
这就说明中国古代对文言文这种第二语言的教学法极为成功、极为正确嘛。
相比之下，用传统的、非克拉申式的外语学习法，能把外语学得同样成功的人，世界范围内，有几个？
孙中山本人，早年跟一个牧师区凤墀学文言文，应该也是用“看大量句子并理解每句话的意思”的克拉申式方法学的（也就是中国传统的文言文学习法），因为他写《以作文为证》这篇文章，用的是文言文，而他在文章里呼吁中国学者为儿童编写一套文言文语法书以便让儿童能速成文言文，说明当时还没有适合文言文初学者的文言文语法书。也就是说，孙本人学文言文就是用的传统方法，而且孙的文言文水平还蛮好的嘛（整个《建国方略》，还有比如他给陈英士的“孙大总统诔词”，都是地道的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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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讲，文言文，无论是对于古人，还是对于我们，其实都是一种“外语”或者说“第二语言”，因为文言文的语法和词汇跟我们平时讲的白话有很大不同。
但在古代，上至皇帝、官员，下至念过几年私塾的人（比如替人写状纸的人、替人写契约的人、通过了科举考试的初级考试——乡试的人），都能读、写文言文（皇帝要看大臣的奏折啊，要发布圣旨啊，那都是文言文，或者说，官场上各个级别之间的书面通讯，都是文言）。
这些人为什么能把文言文这门“外语”学得这么好呢？难道皇帝比你聪明？
是因为中国古代私塾教文言文的方法，正好就是目前世界上公认最先进的外语学习思想——克拉申理论。具体来说，私塾先生会要你先背下一篇文言文的四书五经文章，第二天在课堂上先生再跟你们讲解这篇文章每一句的意思。先生从来不跟你讲什么语法（什么“主语”、“谓语”、“名词”、“动名词”、“非限定性定语从句”），也不会要你背什么词典、红宝书，但等你读熟四书五经并理解上面每句话的意思后，你突然自然就能流利地用文言文读写了！
这跟克拉申理论不谋而合。克拉申理论的核心就是说，要听/看大量外语句子并理解每一句的意思，然后外语就自然学得跟母语一样好了。（这本身就是通过观察、总结母语学习的原理得出的方法）
有一点要注意：私塾要你背下四书五经的每一篇，其实如果你的目的只是为了学文言文的读写，你只要读过至少一遍就行了（就像小孩从小听过周围的人说的大量的句子，但从来不必背诵这些句子）。私塾要你背诵四书五经只是因为科举考试常常从四书五经中取一个典故来要你作文解释你的看法，而且你作文时往往要引用孔孟等圣人的名言来作为一种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