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wd: 《公民議報》第5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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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gang Zhang (G)
Nov 12, 2012, 8:08:59 PM1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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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评论】
巩 胜 利：中国幸福的公母与物种——中国CCTV63年来第一次全民“幸福观”大透视
【变革之路】
夏 业良：走向政治文明 迎接历史性变革
【人权关注】
彼岸风： 维 护中国工人权益将惠及中美两国经济——三辩前写给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一封信
【民族问题】
茹孜 妮 莎：一位维吾尔族作家写给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
【观点争鸣】
曹长青： 马 悦然和莫言有“诺奖交易”？
【书摘书评】
晓 明： 共产党和它的主义之在中国若干问题透视——重读鲍彤先生“两次谈话”所想到的
【即时新闻】
盛 雪： 团结一心 凝聚力量 共同进退 守望相助
【时事评论】
（1）、幸福，是一个很难量化的人与人、社会问题的目标。全在于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这个社会、生活地的感觉。同时，幸福也是一个人一生非 常绝 对私密、个人化的问题，所以被问的人一时半会儿是很难回答的。一个人被赤裸裸、更何况是性事呢？幸福，通常由两个基准因素而构成：一个是收入，当 然是支配的更多、更好；另一个是大自然中男女性生活的质量和品位，是一个综合体。幸福，不带有任何偏见和政治色彩，这才是幸福的源头：一个人 （或 这一家人）的收入、可支配有多少？在中国收入问题是一大忌讳，特别是官员，更是讳莫如深。囿是，这种当众回答曝光在阳光、众目睽睽之下，甚至不亚 于当众回答别人的戏谑问话：你是回家与老婆一起过的吗？这会让人回答也不是，不回答也不是，最神秘的回答也只有顾左右而言他了。幸福，不是挂 在嘴 巴上就能表明、理论言说的事。
有谁可以问一问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国家总理温家宝等，“你幸福吗？”温家宝敢说他幸福、不幸福吗？中国房地产63年之巅峰，中国通胀创历 史之 最，中国资本股市市场30年来至低，胡锦涛、温家宝敢说他们“幸福”？10月5日，温家宝赶赴云南滑坡灾区，为死后小学生送行，白发人送黑发三、 四点钟的太阳（出自“青年是八、九点钟太阳”），包括总理、小学生能幸福吗？！
但凡人类都莫能不是如此，“三大骨架，五大原理”的最新幸福指数研究认为：人类的幸福，是一个综合系数，若按100分来计算，最起码有五 个重 要指标要参考确立，其按所占比例数值排列为:㈠、人的性生活，约占30%；㈡、人的收入，约占26%；㈢、人生活质量（生活必需品，如水、气、电 人居环境等等），约占22%；㈣、人的吃穿衣行住等，约占12%；㈤、人生生活的其它方方面面，约占10%左右。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分析一 提：自 所以有穷人也有幸福，就是性与生活的简朴。自所以有富人也有不幸福，是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又是万万不能的。有一些国家，就可以用钱来满足 “性福”。但钱不是很多，也可以有幸福。这一研究还决定于这些国家的整体收入水平、现代化水平、生活质量和思想、言论自由度等等方面的大自然 原动 力可以参照、比较借鉴得出。
（2）、类似幸福的问题，就心理学的理论和社会学来看，最好是设计成问卷调查来提问，中国还没有这种阳光下的实践。连中国官员的收入都不 能见 阳光，中国百姓有怎么在阳光下照亮大地？如此，既让被调查者愿意和乐意回答问题，也会让回答的真实性和可信度的比例较高，否则就会弄成要么是很尴 尬，要么是顾左右而言他，毫无真实性，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和资源，几方都不讨好。很显然，当公众看到递过来的话筒时，不免心里紧张，而且 有一 种被绑架的感觉。在知道自己的话是可能当做新闻播出去让世人都看到的情况下，这样的问题明显地有着问话人的预期答案。据实回答自己在生活中的感 受，未必与预期答案相符。自己的不符合预期答案的回复能否播出是另一回事，但万一播出了，惹来的麻烦恐怕就不是一般的，很有可能是连锁反应。 但 是，如果揣摩问话者的答案予以回答，又与自己的真实感受不相符，这种不说真话播出来又未必不会让观众看出来。所以，被采访者只能处于首鼠两端。
中国13亿概念“公民”，没有公民的任何权力，连给这个国家投上一票、“举手”的权力都没有，为国家服务的权力都没有，中国国家《宪法》 长期 以来、一直零《宪法》，零法律、零执行、零裁判，没有实施过一次《宪法》法律的执行程序，中国人怎么幸福？怎么来实施幸福？
除了收入和男女问题是“幸福”的重要、当然的指标以外。比如：大学生，幸福可能就是读书快乐，学业有成；小学生，幸福就是玩的快乐！农民 工， 除了吃得满意、有钱赚，怕男女问题是最大的不幸，但这种幸福谁管得了？向谁说，谁又能解决？工人、农民、解放军、武警、商人、教授、知识分子等等 等，都有不同的幸福要求。但收入比较最高的中国公务员队伍，怕幸福满意度可能还是最低，因为升职、加班、自由度最低可能使他们幸福度最难、无 法说 清楚。中国大多数（70%以上）人的收入增加难以实现，谁敢说幸福？
（3）、幸福到底是什么？这是中国官方一直追寻、自己津津乐道为人家规划的内容。在CCTV的这种让受访者为难的问题本来就不应该出现， 也不 是专业媒体应采用的工作方式。就连议会、人大的选举都要设计成不让他人看到的无记名投票，逼迫人们当众说出对一些私密、敏感问题的是与非的回答， 是否有些不厚道、不人道的，甚至不符合新闻伦理？了解历史和现实，就知道中国人为何如此顾虑当众真实回答问题。中国沉重5000年的历史积累 了无 数个结痂的厚厚的伤疤，不宜一一撕破。中国央视的节目《实话实话》就因为有人说了实话，回到单位评不了职称。评不了职称也意味着收入的减少，生活 质量难以得到保证，所以也都怨多嘴和说实话。当然，这可能是说实话比较小的代价。更大一些的痛苦代价是，可能被拉入黑名单，被视为“汉奸”和 当众 戴上“汉奸”的帽子并进行殴打，在遭受皮肉之苦的同时，蒙受心灵的刺痛：谁敢说“不幸福”？
以中国共产党得天下的“生命诚可贵，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来衡量，谁又能让中国人真能在今天幸福？！
要饭的，有饭吃就是幸福；流浪的，有个家就是幸福；
一个国家公民，能对国家领导人，投上公民这一票，这就是国家公民的幸福；
一个国家幸福与否，就看这个国家70%以上的公民认可与否了。
与全世界99%的国家、国家主席、副主席不同（包括所有国家的国家元首），中国的国家主席、副主席是一个真正摆设。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 与其 他国相比，有什么幸福可言？
中国人，一党绝对垄断、强势天下，就说“18大”吧：只有8200万中共党员参与，不用公民任何投票、也没有任何权力来“举手”—— 12.2 亿公民排除在权力之外就召开“18大”，12.2亿人却没有任何是与否的表达权力，你真幸福吗？你敢说不幸福吗？
(4)、中国“性福”报告。据2012年09月24日02版《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署名为黄盈盈、潘绥铭的文章 称： 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人就开始喋喋不休地讨论中学生的恋爱问题，而且发明了“早恋”这样一个其他国度很难翻译的词儿。人们很少发现它是自相 矛盾的：如果真的是“早”，那还能算作“恋”吗？例如5岁小孩的“过家家”能算吗？反之，如果真的是“恋”，那又凭什么说它是“早”呢？老天 爷、 上帝和真主，谁都没有愚蠢到规定一个具体的年龄。其实，这个词只不过是成年人对于少年的一种社会强制而已，对于“早恋”的万千恐惧，都可以归结为 一点：它会引发性行为，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人们一直想当然地信奉这个假设，而且在传播中造成“三人成虎”的局面。
此调查说：笔者2010年在中国195个地方，对14～17岁的少男少女（包括不在学校里的）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却发现了人们通常意想 不到 的一些情况。有50%的少男和35%的少女，已经爱上过一个异性。目前已经有确定的恋人的，在少男和少女之中都约占14%。此外，有33%的少男 与29.1%的少女已经有过单相思的经历；在少男中有29%的人，在少女中有24%的人已经失恋过了。
报告认为：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已经有81%的少男和88%的少女，目前有知心的异性朋友。反过来说就是：在少年的异性友谊如此普遍的 环境 中，那些恪守“男女界限”、拒不交往异性的少年才是少数派，才更有可能“出问题”。在人们对少年的性行为严防死守的时候，却很少知道，已经有 38%的少男和20%的少女，曾经与异性接吻过，还有26%的少男和17%的少女，已经与异性进行过性爱抚。
这种情况意义深远。它说明，最近30年来的“打压早恋”屡战屡败，迫使中国的成年人（尤其是家长和老师），只能退守到最后的防线：只要没 有 “真正性福”，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少男中，已经真正有过“性福”性交过的人占13%，极大可能有过的占15%。在少女中，确实有过的占 8%，极其可能有过的占12%。这些数字，可能让一些人高度紧张，但是也可能使得其余的人松了一口气。因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14—17岁 少年 的性行为，真是少得不值一提。任何对于“少年性乱”的恐慌，实在是杞人忧天。欧美国家的少年到16岁的时候，性交过的比例往往超过一半，可是他们 的国家就因此不发达了？他们的人民就不“性福”了？他们的青少年就“一代不如一代”吗？
对于少男，人们最害怕的是，他们一旦开始早恋，就会身不由己地跨上发生性行为的“直通车”。可是我们的统计分析却发现了相反的情况——少 男对 于异性交往的知识越多、越是赞成在学校中开展性教育、在调查之前的一年中谈论爱情（而不是谈性）的次数越多，那么，他们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就越 小。进一步分析来看，如果少男爱上仅仅一个异性，如果他爱上的异性中，只有一个后来成为他的恋人，那么他们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小。这就是 说， 少男的专一的爱情不仅不是性行为的推动力，反而是抑制力。其中的原因，其实人人都懂：一个男人如果仅仅爱一个女人，那么她就是他的唯一。套用网上 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在世界看来，你只是一个少女；但是在我看来，你就是整个世界。因此，他必然会充分地尊重她、珍惜她、爱护她，就更加不可能 发生 那种很可能给她带来不利后果的“性福”行为。
其实，普天下相爱的成年男女，直到垂垂老矣，不都是这样来产生和维系自己的幸福吗？只不过人们常常被“早恋恐慌”蒙住了双眼，忘记了少男 少女 其实也不得不遵循这个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规律。说到底，所谓的从“早恋”到“性福”，错就错在不承认少男少女之间的恋爱也是真正的爱情，与成年人 的爱情一模一样。这样的爱情是上天的恩赐，乐都乐不过来，难道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下一代，都到了“人过三十日过午”，才开始苦哈哈地“征婚” 吗？
人们即使不怕少女“早恋”，肯定怕她们“乱爱”。可是有报告统计分析发现：如果少女曾经爱过两个或者更多的男性，那么她们发生性行为的可 能 性，反而比其他少女减少99％。同样，少女只要不是仅仅爱过一个男性，那么性行为的可能性就降低89%。这就是说，人类本能、少女的性行为不是来 自“乱爱”，而是出于“瞎专”。因为既然她们对自己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矢志不渝”，就已经准备好“从一而终”，那么“以身相许”也就顺理成 章。 反之，少女爱得越多，鉴别男人的能力就越强，自己的选择能力也越强，不会马上就在一棵树上吊死。君不见，那些“白雪公主”，在恋爱中往往游刃有 余，反而是某些“守身如玉”的女性，动辄就闹出人类的悲剧来。近来，中国城市少女没有任何生理知识生出孩子，无知抛弃、不懂生理，闹出现代人 类的 愚昧笑话（见9月30日报道《中国奇观：少女妈妈弃婴》一文）。
成年人难道不也是如此吗？初恋就结婚的人毕竟是少数幸运儿，“货比三家”却是人之常情、世之常理。此调查发现，如果少女没有失恋过，那么 她们 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就降低87%。反之，痛彻心扉的失恋，则会使得这种可能性剧增71倍之多。这是因为，那些尝过失恋之苦的少女，更加容易用发生 性行为来维系或保障再一次的爱情关系。因此，既然社会不可能阻止少女恋爱，更无法预防她们失恋，那么社会就应该努力去减少那些造成少女痛苦的 失 恋。在当今国情之中，谁都知道，这主要来自男方的不平等对待，以及来自少女自己缺乏再次选择的能力。因此，与其继续徒劳无功地打压“早恋”，还不 如及早开始“恋爱培训”。更有现实报道称，在中国55岁以上人士更需要“性福”，男女老少都需要，只是要在“合法”、道德层面建立双重的游戏 规则 才能满足人们的“性福”，有关“性福”“幸福”的标准、样板、和趋势的游戏规则真能真谛的建立起来吗，“性福”真是很难懂吗？
(5)、幸福的根源很明确：而中国幸福观表明，这是一种与全球各国大自然环境下的一种空前悖论，而制造出这种氛围的还是有所谓的理性的人 和知 书达礼的人。一名大学副教授会公然对一名说出自己内心感受的80岁老人大打出手，并斥之以“汉奸”；中国每年成千上万的上访者、还被莫名其妙劳 教，他们能幸福吗？还有中国以手中权力谋幸福的贪官盛行、钱多的要埋在地下的水塘里、再养上几十人、几百人的妻妾成群等，真能幸福吗；中国金 融、 银行、石油、移动、电信等等一统垄断性企业，致中小企业寸草难生长等，你个人你用也得用，不用也得用，中国互联网收费、费用比韩国高出上百倍等， 你能说“幸福吗”？
中国超过50%以上农民人口，出生了63年，生是赤裸裸来，走是空空如也，一辈子活下来，还不如挪威、新加坡国家人均收入的一年，怎么能 幸 福？还有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在中国“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的永远鸿沟里垂死挣扎……这种社会、国家不公，你能说幸福吗？怎样来幸福！其实，这 些“幸福”底料不只是作为人类生物因素嵌入了中国人的基因，更是作为文化因素渗透到中国人、中国官方、中国暴力党——不用任何举手就执政的整 个国 家大环境、言谈举止中。所以，公众也不傻，知道媒体这样的问话是在把他们摆在火炉上烤。于是，那位打工者先是很干脆地说，“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 问我”。然后被逼急了，才顾左右而言他，“我姓曾”。让中国公众敢于当面说“真话”其实是比较尴尬的事，中国谁能说真话？总理、总书记敢说真 话？ 更何况中国人的骨子里还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人生处世哲学。因此，中国媒体未必不能做幸福的文章或课题，只是不可用这种公开的方式来愚昧、 为难中国的公众，取悦“18大”、“党指挥枪”的执政者，若真是要知道中国民生的“幸福”问题，大可用全球风行的网上调查或问卷调查来做人 心，岂 不天意昭昭，人心可见？但在今日63年中国，就是有些人不敢见天日，习惯于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李世民、朱元璋式的“占山为王”。幸福，这是放之五 湖四海皆准的事，就是如此简单的一件事，但想要民心，又违背民意，岂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巩胜利特别声明：作者对本文所著内容与事实，负有不可推卸、当然的法律责任。本文谢绝除此发稿之外，一切其它任何媒体的转载、摘编、 BBS和上网链接或刊载。若有任何疑问及版权问题请通过Gv...@hotmail.com与作者本人联系。)
2012年10月15日
作者惠稿
【时事评论】
日前，由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等数百人联名发表了一封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对当局处理薄熙来案件的 若干 做法，从法律上，从程序上提出质疑，并要求对薄熙来案件公开公正审理。李成瑞在接受香港《苹果日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公开信并非为薄熙来 的所谓罪状辩护，而是为他维权。
这封公开信的签署者，大多数是所谓左派，有的还可以归为毛左。过去，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对公民权利、程序正义这一套都嗤之以鼻，认定那 是西 方资产阶级的玩意儿，是用来颠覆中国共产党红色江山的。如今，他们也学会了强调公民权利，强调程序正义，站出来维权。这是很了不起的进步，无 疑是应该肯定的。
读李成瑞们这封公开信，使我想起二战后，德国新教牧师马丁.尼莫勒牧师在犹太人墓碑上写下的一段话：当他们（法西斯德国纳粹党）抓共 产党 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当他们抓犹太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抓天主教徒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 徒；后来，当他们要抓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问题就在这里，有些人，除非自己也受到专制暴政的迫害，否则他们就会对公民权利和程序正义等普适价值不屑一顾，对别人遭受迫害无动于 衷， 甚至还拍手称快，落井下石。远的不说，就拿薄熙来在重庆搞的打黑运动来说吧。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是黑打，其践踏法制，刑讯逼供，无视基本人 权，罔顾程序正义，在当时就有人在网上予以揭露，很多恶劣的做法即便从重庆官方自己的报道中也能看出端倪。但是这并不妨碍那些新老左派们 为之 喝彩助威。那时候，你跟他们讲公民权利讲程序正义，他们根本听不进去，还觉得你居心叵测，大有问题呢。
这就是为什么当王立军夜投美领馆引爆薄熙来事件，不少维权人士要幸灾乐祸的原因了：因为他们发现，除非让这些人自己也尝到苦头，否则 这种 人就永远不会觉悟。记得那时有人编了一句顺口溜：“唱红唱到美领馆，打黑打到薄书记。”说来也是，搞打黑的薄熙来到头来自己被打黑，天下还有 比这更讽刺的事么？
不少老右派就有过类似的经历。文革爆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们这些老牛鬼们照例是挨整的对象，统统被关进牛棚，饱受打骂欺凌。可是 随着 运动的深入发展，他们惊奇地发现，那些原来整他们的积极分子和领导干部们，先先后后也被扣上“黑帮”，“走资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等罪名被关进牛棚，于是免不了幸灾乐祸，觉得自己的日子也好过些了。
不过，要让那些整人者通过自己被人整的经历而觉悟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文革一开始，罗瑞卿就被打成反党黑帮，不久就被关进秦城监狱。 当罗 瑞卿得知他的隔壁关着彭德怀时还很不服气，抱怨说“怎么把我和他关在一起”。那时候罗瑞卿还以为整自己是错的，整别人是对的。再到后来，罗瑞 卿才觉悟到这么整人法都是不对的。
现在，很多新老左派开始认识到公民权利和程序正义的意义，他们就应该用同样的标准去衡量去反思过去的事情，例如薄熙来搞的打黑。从公 民权 利的标准来看，从程序正义的标准来看，打黑无疑是黑打；就其滥施酷刑，大开杀戒而言，他甚至比其他很多中共官员更黑。
早在薄熙来事发之初，我就写文章指出：薄熙来事件说明共产党是黑帮。这既是指被打倒的薄熙来，也是指仍在台上的中共当局。还要补充一 句的 是，在今日中国，区分左派右派新左老左，其实都没多大意义。真正的区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你到底是认同人权民主还是认同共产专制。
2012年10月23日
原载于《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站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p-10232012142829.html
【时事评论】
著名维权人士李质英打来说电话，说着十八大临近，中央高层和中央媒体频频发声，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10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 署名 文章《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此外，《人民日报》评论部也积极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呐喊。他说央媒频频发声改革开放成最强音，是被迫应对我们 这几年的“改革已死”思潮。
我们一直以来，提倡要有自己设置话题，能主导专制者被迫应对的能力，不能老是专制发牌，我们应牌。例如民间维权发牌，官方维稳应牌。启蒙 与改 革派一个非常臭的方面是就是，就是在专制的磁场和所设置的谎言话题中迷失，那都是专制故意的猫玩老鼠。
多维新闻网发表过我的文章《中宣部为什么点名<改革之死>》：中共全面垄断改革符号》，其中说中共现在唯一的法宝或者合法性 来源 就是改革。正如后极权时代，独裁者唯一的合法性来源，就是能带来经济奇迹。尽管如今改革话语已经成为民间和官方政治和合法性的票房毒药，但是对于 官方，没有办法不得不饮鸩止渴。因此更加需要全面垄断改革符号资源，打击反思改革甚至否定改革的思潮。对于“改革已死”的思潮，皇浦平和吴敬 琏等 呐喊改革派旗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被迫做了语焉不明的应对。
近日六四天安门运动学生领袖王丹在台湾《苹果日报》，同样提到，在民间已经基本上凝聚出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改革已死。“维稳”这个政策 目标 的提出，就证实了：改革已死。
“改革已死”击中了庞然大物的罩门：差不多一年前，一位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干部告博讯记者，这次上台竞争如此激烈，可在中国民间与海外竟然 很少 人关注，他认为，民众对谁上台已经不关心了，或者说是心死了，海外也差不多，他们认为中共不可能继续改革，所谓内斗只不过是争夺权力而已。
胡耀邦时代的三宽中宣部长朱厚泽在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2006年年会暨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却重视了《改革之死》总论《给改 革一 个死刑判决》。他说，我前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一个年轻人叫陈永苗，他提了个问题，现在改革的共识已经破灭了，能不能重新恢复？需不需要重新恢 复？这篇文章提的问题，就是我们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和平的改革，和平的转变。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望。但是能不能做到，可不可能做到，他提了当 前社 会的若干问题。这篇文章很值得我们注意，因为我们当前希望的这个和谐社会，我们希望的和平改革和转变，能不能实现，这个家伙不是没有问题的，最近 这些年这个问题闹的很多，各地不安定的问题闹得很多，这些问题给我们提出一个究竟能不能实现和平转变？怎么才能实现和平转变，不走上那个造反 对抗 的道路上去。观点不一定对，我是说他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据沙非公在《民主中国》揭露，2008年12月初，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改革之死》。而2008年12月10日，大陆303名 各界 人士联名发表了《零八宪章》。这两起看起来毫无关系的事情，却被中共中央宣传部联系在一起。2008年12月17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 洋研究所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宣传部文件说，最近有两件大事情：一个是有人在香港出版否定改革的书籍，二是《零八宪章》。这里所说的否定改革的书 籍就 是《改革之死》。
2012年10月19日
首发于《博讯》网站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2/10/201210192046.shtml
【变革之路】
九十一年前在以苏共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国际之全力支持和帮助下秘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即将在苟延残喘和信息严控之中迎来它的第18次全国代 表大 会，同时也面临着自其成立至今的最大危机和全面挑战。党内权力争斗日益明显和激化，既定规则往往被缺乏明确定义的内部（帮派）潜规则或机会主义权 宜性决策所取代。执政党威权体制不断受到与合法性与程序正义相关的质疑和挑战。
无论承认与否，目前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形象与社会认同程度早已一落千丈，否甚于臧。中高级干部严重触犯党纪国法绝非个别现象和小概率事件， 无论 如何封锁信息和予以内部淡化处理都无法掩盖千疮百孔般的内部溃败真相。
执政已届63年的政党并非毫无经验可言。然而，以往借助铁腕压制、清洗和强力宣传以维持执政党及其领导人威望的习惯做法已日益式微，无济 于 事，必须另辟蹊径，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积极启动根本性变革，才有可能侥幸渡过亡党危机之难关。
长期接受僵化意识形态灌输教育的官员和宣传机构明显落伍于时代发展的潮流，空洞无力的说教与自说自话的推诿、开脱、辩解与自我赞美在80 后 /90后青年中已逐步丧失说服力和实际影响力。
长期以来，执政党对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之历史事实的掩盖、扭曲和篡改激发出更多人对历史真相的探索兴趣与澄清矫正之热潮，比 如关 于西安事变真相与张学良其人的评价、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双方对待抗战的态度、言论、行为以及各自地位、角色及其实际参与和贡献程度的对比早已超出史 学界的关注范围。有关“肃反”、合作化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四清”运动、三年大饥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西藏/新疆/内蒙等 民族 自治问题、八九“六四”真相和迫害政治异议人士/法轮功信徒/家庭教会基督徒/佛教徒/上访维权群体等诸多所谓“敏感”话题，更是执政党所无法回 避和轻松抵挡的议题。
是否承认普适价值是一个重要的现代政治分水岭，坚持顽固不化地否认普适价值就是拒绝走向现代政治文明之路，很难想象一个处于21世纪的现 代政 党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否定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内核。这充分暴露了该执政党背离现代社会意识主流，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甘愿与现代政治文明和 “西方世界”为敌的落后本质。
甚至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至夺取政权期间所公开发表的大量文献和领导人著述中，也不乏赞同普适价值、宪政民主、法治和“执政为民”概念内 涵的 表述。然而，执政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在缺乏有效监督制衡机制的情况下，屡屡发生与当年承诺和公开表述相悖的恶行事实。罔顾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的 基础价值，党同伐异、残害同胞之反人类极端恶行比比皆是。
执政63年来，执政党及其政权和国家机器对不同族群的迫害和控制程度也逐步升级，事实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形成了不可调和与弥补的民族冲突 与对 抗情绪。
目前执政党几乎不受监控和制约的腐败行为已从执政初期的零星个别行为，不断发展累积成为全面而系统性的腐败。被执政党称为“普通群众”并 被少 数飞扬跋扈之官员视为“愚民”的中国公民，甚至难以公开发表自己的真实意见和感受。
即便从中国共产党维持执政地位和延续政治权益的自身利益考虑，目前也已到达必须剜疮排毒、紧急自救的地步。明智者知道：真正能够灭党亡党 和卖 国窃权者并非我等持激烈批评意见之反党异己或文弱书生，而恰恰是党内专权腐败的帮派大佬。
然而，由中共所主导的任何政治体制改革，要想达到争取自由与人权之国民所期望的宪政民主、法治的现代共和国之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现 在的 当政者，他们的家族利益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除非他们想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否则就不会真正触及其利益核心。
所以他们口中的任何“改革”都是打着“改革”旗号搞虚假的“改革”。他们搞的所谓“改革”，与老百姓所期望的限制权力、三权分立的现代政 治文 明相去甚远。他们要搞的“改革”只不过是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换汤不换药，也就是把大部制翻来覆去地调整，今天合并这几个部，明天又拆成那几个部 委，他们也只能做这样的表面文章。
动辄对公开发表批评言论者处以莫须有之罪名的重刑（比如近年来屡屡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施加于有不满之言论的案例），而对民愤极大的 薄古 集团案却百般掩饰并予以避重就轻之淡化处理，视百姓为草芥，侵犯人权已成常态，这种做法无异于自掘坟墓。
但笔者坚信中国的政治变革必然发生，在此笔者奉劝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主动迎接这一场变革，向昔日的台湾领导人蒋经国和韩国领导人卢泰愚学 习，向 缅甸现任总统吴登盛将军学习，学习他们开明和转向民主政治道路的一面。而不是被动和消极地拖延和“维稳”、苟延残喘或做垂死挣扎。
我们当然希望不流一滴血、不死一个人地实现一场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制度变革。希望习近平等下一代领导人向蒋经国学习，让中国迈出这关键的一 步， 走向现代政治文明。如果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也就能够被载入史册。退一万步说，至少不能重复过去的罪恶，充当残暴的刽子手来镇压手无寸铁的市 民和学生。
正在形成之中的新的领导群体及其主要领导人必须审时度势，以开辟历史新纪元的政治家视野、魄力和决心，对中国共产党自身进行重组式的彻底 改造 （包括更改早已名不副实的政党名称，笔者提供参考的名称有“中国和谐党”、“中国利民党”、“中国共和党”、“中国保守党”、“中国民生党” 等），同时全力推动宪政民主转型，将一党专政和权力垄断下的名义共和国，改造成为以权力制衡和公民个体自由为基础的宪政民主和法治政体，建立 一个 真正体现“执政为民”之根本诉求目标的民有、民治、民享的联邦共和国。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访问学者）
2012年10月20日
首发于《民主中国》网刊
【变革之路】
最近一段时间，和平转型的呼声异常强烈，上下之间的互动也显得格外默契，炎黄春秋的某些人甚至于达成了以下共识：渐进派的“碎步走” 应改 为“中步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民间的暴虐情绪高涨，若不尽快的进行转型，革命将会发生，中国将会大乱。与之相适应的是，网络间也流传出中共 的接班人习近平的一封信，内容共四点：
1、坚决尊重法律。以法律为依据，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处理薄熙来；
2、坚定信念，肩负起历史重任，稳步、坚决的实施政治民主改革，以拯救危机中的中共，开创中华民族的新未来。中共十八大将成为一个新 的里 程碑；
3、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走南非的宽恕模式：全面宽恕，宽恕过去，放眼未来，为变革奠定基础；
4、在对外、对日等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的问题上，将会采取较强硬的军事手段，结合外交斡旋，而不是一味的被动无作为。
再看“民运人士”的反映，多数在高举和平的大旗，异常的激动与兴奋，似乎理想的实现唾手可待。
和平转型的可能性有多大其实并不取决于《炎黄春秋》诸公、中共集团中的个别人与“民运人士”的善良与一厢情愿，它要受很多条件的约 束。多 数时候，“民运人士”首先看中共的态度，很可惜，这些“民运人士”在看的时候总是采取积极，善良的心态与视角，完全忽略了决定性的另一面。
中共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做了什么。到现在为止，温家宝、习近平的言论并不比邓小平在七八年说过的话更动人，温习没有对民间 的政 治活动给予过积极评价与赞美，可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却说过“西单民主墙是个新鲜事物，好得很”。不是说，不相信邓小平就不再相信任何中共高官可 能的善良，提出这件事更多的是想说明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习近平是否能够有所作为？即他的承诺的有效性。承诺很容易，有效性是存疑的。原 因 是：他无法解决历史遗留下的问题。其一，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不能由他说了算，他没有权利说宽恕就宽恕，宽恕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罪行的大小与 多数民众的意愿。其二，那些手上沾满鲜血且受贿数额达到千万，上亿的利益集团是否会相信你的承诺，民主化后，共产党就会下台，你习近平可 能转 瞬间成为草民，你怎么来保证贪官的安全？其三，宽恕是否意味着国家不再进行赔偿，谁来赔偿，怎么赔偿，时间跨度多大，诸如此类的问题，习近平 是否可以解决或者民主后的领导人是否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一些人认为，赔偿不是大问题，自己表示可以放弃，可别人会吗？仅六四的问题，受害 者申 请国家赔偿的就不会少于一万，再加上一万人的直接、间接的亲属，绝不会低于十万，赔偿金额多少，少了能否答应，不答应怎么办，再来个“黑社 会”，在造就无数新访民？民主制度刚刚建立哪来那么多钱？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利益集团非法所得的财富全部没收，收归国有，然后再进行赔偿， 可 是，一切收缴行为又要经过合法程序，这就要求首先把贪官送上法庭，接受审判。人家现在活得好好的，明天就成为阶下囚，他能愿意？您可真敢想！ 杀人者多数选择反抗与逃跑是正常的，反之就不正常了。您觉悟高，可您千万别把杀人犯，巨贪也想象为与您一样的觉悟，他们不会束手就擒—— 牺牲 掉自己，把自己的一切，担惊受怕，苦苦经营了大半生的财富拱手奉献给别人。
不要老站到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未来不只是某些人的，未来是多数人的，要设身处地的想想这些人怎么看宽恕的问题。几十年来，对被统治 者的 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打压总要有个交代，不能说完就完。物质上不仅涉及受害者的赔偿还涉及间接造成的机会的损失，不要把老百姓都想象为雷锋，您的 一句宽恕就把别人的一生打入到万劫不复之境地。六十年的统治，一辈子都完了，侥幸活下来不给个说法能完？怎么想的？民主实现了与这些人有 没有 关系，怎么理解、处理这种关系？共产党欺负了一辈子，怎么解决？精神上六十年的忍耐一定要爆发，任何国家都是如此，这是一个社会常识，只要是 自由了，谁都会这样做。一些人一方面拿着自由、民主在招摇撞骗，一方面又根本不想给多数人以自由，坚定的认为，给这些草民以自由会使天下 大乱 ——而完全无视现在的天下是虎狼横行的现实。一些人总是在假设百姓是群十恶不赦的人，有机会就会杀人，总在诅咒革命，认为革命就是暴虐。我十 分不解：不革命会怎样，现在的政权不是暴虐？为什么把全部的精力用在维护现在的暴虐上而把一个没有发生的“可能性暴虐”渲染的如此恐怖？ 这是 一种本末倒置的思维方式，正常的思维方式应当是：先解决掉现在的暴虐才可能有未来“防止暴虐”的问题出现。
一些人很担心“乱”，这种担心远在七八年时就出现过。由于文革多年的乱，人们自然的希望不要再乱。可是，“乱”实际上也不理睬任何人 的主 观意愿，文革后持续不断。八三年严打，八六年学潮，八九年民主运动，都被一些人说成为“乱”。对乱的认识有些区别，文革百姓认为是乱，毛泽东 不认为是乱，八六、八九百姓不认为是乱，执政者认为是乱，最好没有一个反对者才是和平。而百姓不这么看。所以“乱”也是相对的，区别于结 论者 的身份、地位、视角。世界上每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都要经历一段痛苦的过程，这些过程都可以因为不同的利益及价值取向结论为“乱”或“不乱”。 被和平主义者极度推崇的英国光荣革命也经历了一场大乱，最后由威廉军队来平息，原苏联也一样，叶利钦带领着军队将克里姆林宫围了个水泄不 通那 不是乱？军队大规模的介入还不是“乱”？什么是乱？如何界定乱？上街是不是“乱”？谁在说上街也是“乱”？“乱”不过是别有用心的人编制的一 个借口，想用这样的借口阻止一场推翻专制制度的伟大革命！这样的革命几乎不可避免。只是程度有所区别，革命的阻力越大“乱”的时间会越 长，破 坏力会越大，明智的选择恰恰是让“暴风雨”来得越早越好，实现真正的和平。
一些喜欢高举和平大旗的人实际上是在自己骗自己。其一，专制统治者不会相信你们的善意，其二，民众也不相信你们是善意的。有人为和平 找到 这样一个借口：和平的主张会积聚很多人脉，壮大民间力量。可这人完全不知道，有效的行动才是最好的聚集方式，而真正有行动能力的人不相信能与 专制统治者达成和解，也不喜欢那些光说不练的“精英”。实际上我们只能和平的去行为，不必此地无银三百两，表现的那么做作，那么猥琐、那 么多 余。举不举和平的大旗我们只能和平地去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同和平是崇高的价值与唯一的手段，也不认同这样做必然会减少风险。六十年来无 数的教训历历在目，别让假象冲昏了头脑，别让机会再次瞬间遁去。
还不是高兴的时候，别那么喜出望外。就“大势”而言，远不如清朝末年的光绪年间，那时政令频发，朝野沸腾。就行动能力而言，也远不如 维新 派与革命派。有人提出，现在主要的问题在行动，我以为这个提法好，把所有精力放到有效的行动上来。只要我们的行动变得有效，民主进程就会加 快。很多人喜欢拿“和平”的尺子度量行动的危险性，凡是危险的都不是和平的，这样，和平在这些和平主义那里被彻底颠覆为空谈。
综上，和平转型的可能性有多大不是对中共统治者的善意揣度就可以确定的，也不来自于自己是否善意本身。和平转型是由许多因素共同促成 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过去的历史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及如何做才能平息多数人的愤怒。在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之前，和平转型只是一种不现实 的意念。
2012年10月19日
首发于《民主中国》网刊
【变革之路】
据新华社电讯，9月21日，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二十里村，因政府征地，农民不愿交出承包土地，警民发生冲突，警察开枪打死土地承包 者王 树杰，另打伤一人，造成征地血案。政府说警察是出于“自卫”，遭到村民强烈反对。
《北京青年报》等新闻单位经过深入采访，查清了三大问题：一、政府征地，尚没有与土地承包者王树杰在赔偿标准上达成一致，王树杰没有 在政 府征地的协议书上签字，政府要王树杰交出即将收割的稻田，属于非法强征；二、政府虽然向法院提交了诉状，但法院尚未开庭审理判决，政府竟然提 前“执行”，属于违反司法程序；三、警察理应依法办案，且只能维护社会治安，不可偏袒政府的违法行为，应该保护土地承包者的合法权益……
无需讳言，今日中国农村，征地拆迁血案几乎每天都有发生，有的死人，有的伤人。去年有轰动海内外的乌坎村事件，更多的被当局掩盖起来 了。 这一回将盘锦市兴隆台区血案曝光，查出政府三条违法举动。试问，若这三条做到了，做好了，中国农村的征地拆迁血案就可以杜绝了吗？敝人以为， 这只是治标不是治本，只能斩茎不能除根。
中国农村发生征地拆迁血案的根源在于实行多年的耕者“承包田”，不愿推行耕者“有其田”。
“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最早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口号，是辛亥革命的主要任务和目标之一。“地主”是封建社会的压迫剥削阶 级，是 民主革命的对象，打倒地主，平分土地是民主革命的任务。所以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指出：农民“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 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应该马上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因此提出了“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响亮口号。尽管孙中山的土地革命搞得 很不 彻底很不成功，但不能否认这是中国的第一次“土改”。第二次“土改”运动是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从六十年前开始，从分田分地到土地入社大约五 年左右时间。全国农民分得的土地又全部收归集体所有，即加入了人民公社。共产党因何要发动和领导第二次土改运动？原因有四：一、孙中山发 动的 民主革命自身很不彻底很不成功，无需交待，其中的土地革命必然很不彻底很不成功；二、辛亥革命没有能把中国带上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半封建半殖 民地的社会，无法遏制封建地主阶级的卷土重来；三、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无能，没有把分得土地的广大农民领上致富之路；四、清朝末年，中国的 农民 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他们虽然分得了土地，但没有经济能力改良品种、增加肥料、购置农具，更不用说搞农业机械化了，腐败的政府又不关 心他们的困难，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忍痛出卖分得的土地，成为受剥削受压迫的贫雇农，这是旧社会小农经济挡不住风浪的根本原因。既然孙中 山领 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完成土地革命的任务，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第二次土改便是题中之义。可以说，共产党在解放区大闹土地革命是 深得民心的重要举措。分得土地的解放区青壮年积极参军上前线，男女老少用小车、扁担、毛驴踊跃支援前线。国统区人民盼解放，很大程度上是 盼望 共产党把地主手中的土地无偿地分给他们耕种，实现“耕者有其田”。当共产党领导全国农民进行第二次土改的时候，农民们敲锣打鼓欢庆胜利，从内 心深处歌颂共产党的英明伟大！
为了克服小农经济的弱点，分得土地的农民积极搞互助组、办初级社。当年刘少奇、邓子恢及时提出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正确方针，被毛泽东 讥讽 为“小脚女人”。毛泽东想一步跨入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强迫农民把刚刚分到手的土地交给集体。七分 人祸加上三分天灾，“集体化”变成了“一起穷”！
改革开放之初，安徽小岗村秘密立下“生死状”，实行“大包干”。邓小平一锤定音：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土地承包制”，三十年不变！经 过三 十年改革开放，现实告诉我们，“土地承包制”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如果继续坚持三十年、五十年不变，非但不能推动21世纪的中国经济发 展，还会成为中国社会大动荡的祸根。中国农村迫切需要实行第三次土地改革，把耕者“承包田”变为耕者“有其田”。
迫切性
进入21世纪以来，几乎每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都是有关“三农问题”，足见共产党对农民、农村、农业的高度重视和花费的巨大精力。二十 一世 纪的中国大陆，衡量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的“恩格尔•基尼系数”已经连续多年超过美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居于世界第一位，这是公开的秘密。 收入最低的最贫困的底端就是农民和农民工。新世纪的中国大陆，要全面进入小康，关键在于农民收入的提高。
土地承包制实行三十多年了，三十年不变、五十年不变，也坚持住了。但是依靠种田只能解决温饱问题，想发家致富几乎没有可能。年轻力壮 的农 民进城打工，形成一个新阶层——农民工。他们在政治待遇、经济待遇、社会待遇方面，又成为城市中最底层的人群。不错，经济收入是比种田高许 多，因为不可能全家入城，住房、吃饭、夫妻团聚、子女上学都存在极大困难。光每年春节的回乡返城，不仅给国家交通运输造成巨大压力，更是 农民 工自己经济上、精神上的沉重负担。这是加速城市化进程中一道很难逾越的坎。
因为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和集体，征用承包土地的补偿金，总是农民得“小头”，国家和集体得大头，加上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的腐败现象严 重， 农民对土地征用恨之入骨，因此引起政民冲突、警民冲突。如今农村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造成农村社会动荡、影响国家 政权的稳定。儒学先祖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农村是全国最贫困的地 区，农 民和农民工是全国最贫穷的阶层，这是不争的事实。农村、农民、农民工，为什么贫穷，为什么不稳定，根本原因是“无恒产”——没有法律上规定的 属于他们的能够再生产，能够增值的私人财产。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才是富裕之路，这 才是 当前经济改革的重点，这才是对儒学精华的继承和发展。如今，国家已经以最低价格把自住房卖给了蓝领工人，让他们拥有了不断增值的房产，还有不 少人拥有了分红增值的股票。要尽快地缩小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当前最为迫切的最为关键的是让最贫困的人群——农民和农民工赶快走上富裕之 路。 不错，农民确有属于自己的住房，但农村的房产不但不能增值，年年还要维修、折旧、贬值。象江苏省华西村那样持有股票的农民，全国寥若晨星，大 概不足万分之一；九千九百九十九的农民对“财产性收入”（耕者有其田）都是可望而不可及。
不错，农民有土地承包权，但不属自己的财产。这承包权，说白了就是不用纳粮的“租田”。永远不能通过买卖使其得以增值，不能作为遗产 留给 下一代。承包土地上的收获属于劳动所得，不是财产性收入。据全国人大统计，全国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所取得的收入，占农民全年收入的比例不超过 10％。如果不是工、副业大发展，仅靠承包土地的收入，何年何月才能实现小康！那么农民和农民工如何才能获得“财产性收入”？如何才能加 速实 现小康？惟一之路就是国家将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化为农民个体所有，把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转化为拥有权，把“承包合同”转化为“土地权证”。
这个转化意义重大。在可以看见的现在和可以预见的将来，高效率的农业生产力、高收入的农业生产、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农村，都能因此受益 匪 浅，大大地加快进程。
重要性
邓小平生前坚称：“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级分化。”现 在，中 国大陆的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的恩格尔•基尼系数位居世界第一，这还不是严重的两极分化吗？这样长此下去，中国能建成社会主义吗？如果不能尽快 地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将岌岌可危。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共产党不可能再搞一次“劫富济 贫”的 大革命吧？不能让富人的收入低下来吧？不能把富人的财产分出去吧？惟一合法有效之路是尽快让低收入高起来，让穷人富起来。所以提高最贫困的群 体——农民和农民工的收入，尽快让他们由穷人变成富人，是执政党的当务之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务之急！
当前我国农村中的专业互助合作组织，只相当于第二次土改后的互助组、初级社。规模小，效率低，难以实现规模化经营。如何才能极大地提 高农 业劳动生产率？决不能重走过去的老路，强迫农民无偿地把土地、农具交给集体，搞那种高级农业社，甚至恢复人民公社组织，历史已经证明那是死路 一条！江苏省农科院原院长、农业专家高亮之撰文指出，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高效农业，都没有任何形式的“集体化”，全部是家庭经营。这是因 为农 业本身存在“自然性、季节性、整体性、多业性”等四个特点，决定了它只适宜家庭经营，不适合集体化经营。农业的家庭经营世界各国都称之为“家 庭农场”。（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九期第4页）
中国农村要逐步实现“家庭农场”，只有先行将农民对耕地的承包权转化为拥有权，为建立土地交易市场打下基础。然后逐步由先富起来的人 购买 大量土地当私营农场主。共产党既然鼓励发展私营厂主、私营矿主、私营业主，为什么不能大力发展私营农场主？
农民对只有承包权、没有财产权的土地，不可能进行最大化投入，不可能花费最大心血去经营。人总有私心杂念，“不是自己的”便耿耿于 怀，怎 么能最大程度地解放劳动生产力？怎么能最大程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虽然有三十年、五十年不变的合同或者承诺，合同和承诺只是政策，不是法律，不 受《物权法》保护。如果反对撕毁合同，拒绝交还承包土地，农民要犯法。有了“土地证”，农民不同意国家征用，反对集体收回，那是依法行 事。国 家或集体强行征用，那就违反了《物权法》。农民如果违法行事，必然理不直气不壮；农民如果依法维权，当然理直气壮。所以说，农民对土地没有产 权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
有意当农场主的人，对转包农民承包的土地，心里更加不踏实。因为不仅有集体随时收回承包权的可能，还有承包户随时收回转包权的可能。 反正 我的承包地不是卖给你的，今年我愿意转给你种一年，明年我要自己种，你有什么权力不还给我？不用说，转包户必然是种一季算一季，种一年算一 年，仅仅是“春种秋收”而已，哪里会下本钱大投入，产量怎么会大提高？扣除付给承包户的支出，转包户还有什么油水可捞呢？前些年农村乱收 费， 常年在外打工的人，把承包土地托付给亲戚朋友，没人要，只好撂荒。这几年稍为好些，也只是每年得个“红包”而已。转包者无油水可捞，转包的积 极性一年比一年低，短则一二年，长则三五年，又把转包的土地退还给承包户了。
最终，没有产权，承包户只能解决个温饱，不可能有靠农业发家致富的奢望；转包户只能赚个小钱，更加没有当农场主的欲望。据说上海郊区 已经 有零星的家庭经营的农场出现，只是规模极小。未能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正是农民不愿低价出售土地的长期承包权，农场主不愿高价购买土地的长期 转包权。不进行第三次土改，富裕农村的家庭农场无法发展壮大，贫困农村的家庭农场更不可能发展。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农村永远都是梦！
实行第三次土改，家家有了土地证，人人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有人希望出卖土地，有人希望兼并土地，各显各的神通，各圆各的美梦。有关 资料 显示，到2008年，江苏省的大城市和发达城市，如南京、苏州、无锡，每亩地价已经超过二百万；中等城市已经超过一百万，小城市、城镇每亩也 超过五十万了。不用说五十万，我们压低到十万元一亩，全省每人分得一亩，常年在外的夫妻加一个孩子可得三亩土地，全部出售，得三十万元， 如果 父母愿意出售掉土地随儿孙进城生活，那就有五十万元了，到中等城市买一套经适房是完全可能的。定居在城市，实现“农转非”当城市人的梦想。所 以，实行第三次土改，对于加速城市化，对于发展房地产市场，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目前已经富起来的私营厂主、私营矿主、私营业主，如果想 在自 己头上再加冕一顶“农场主”的桂冠，那就把一捆一捆的钞票拿到土地市场上来购买土地吧，给他们开辟一条新的投资渠道，拓宽一条新的发财之路。 于国于民于他们这些先富起来的人群，都是大好事！出卖了土地又不愿“离乡背井”的人们，可以用出售土地所得作为资本，创办各种各样的农业 服务 公司，种子公司、肥料公司、植保公司、农机公司、农产品加工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样，贫富差距必然会一年比一年地缩小，城市化进程必 然会一年比一年地加速。
据官方的数字，全国现有可耕地18亿亩左右。如果实行第三次土改，分配给农民所有。今后数年时间内，能够有三分之一左右进入交易市 场，成 为商品流通起来，每亩平均以10万元计算，总流通市值便超过六十万亿元。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是全年国民经济总产值的3倍左右，是改革开放三十 年的财政总支出的1.5倍左右。这么庞大的商品市场，每年创造多少税收、管理费、交易费啊！更为重要的是，六十万亿财富分配给当代中国最 贫困 最彻底的无产者农民和农民工手中，这是真正的藏富于民啊！若以7.5亿农业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有8万元土地资产可以兑现，加上没有进入流通市 场的属于农民自己的土地，农民每人就拥有二十五万元资产，这还不是中产阶级吗？七亿农民和农民工成为中产阶级了，还愁拉不动消费吗？还愁 拉不 动内需吗？民富国强，只有民富了国才能强；国富民穷，民穷了国可以富，但永远成不了强国，因为得不到民心的支持！
如果全国农村普遍建立家庭农场，有了一大批农场主的精心管理，可以代替县、乡政府的若干职能，非常有利于县、乡两级政府的精兵减政， 节约 国家大量的财政开支。据有关资料披露，我国每年用于公务员的工资、办公经费等方面的“行政性管理费用”，已经占到全年财政总收入的30％左 右，超过一万亿元，而且在逐年增加。我们粗略估算，全国县、乡两级的行政管理费应占全国的50％，如果县、乡两级能够精减50％的管理人 员， 每年便能节省二千五百亿元的财政支出，接近于全年的国防费用，是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项目总支出的三分之一。把这笔巨资增加民生 或加强国防，对于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安居乐业，又会产生多么巨大的推动作用啊！（以上有关数据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四期第12页） 真正 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啊！
农村土地成为农民的私有财产，政府和集体无权私自处置，土地市场公开挂牌出售，完全避免了暗箱操作，这又为贪污受贿等越反越严重的腐 败现 象堵住了一个重要源头。不用说，至少在农村，上访请愿的现象肯定少而又少了，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更不会发生了，党和政府必将大得民心，和 谐农村和谐社会不是梦，国家和政权一定能够长治久安！
大左派王震身前参观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农业，看见家庭农场的生活那么富裕，连连说：“想不到！想不到！要是共产党领导的就好了！”如 今给 共产党领导创办家庭农场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共产党千万不应坐失良机，造成历史的遗憾。
可行性
中国农村的第三次土改非常简单易行，虽然不能说易如反掌，也是轻而易举。不象第二次那样要“斗地主、挖浮财、分田地”。现在没有地主 可 斗，没有浮财可挖，只有分田地一项。而且全国农村的土地已经全部承包给了各家各户。经过全体村民讨论，大多数人认为承包合同基本合理，无需推 倒重来，只要把“承包合同”换成“土地证”，第三次土改便胜利结束。对个别家庭承包合同确实不合理的，可作适当的调整，用原来没有承包的 集体 土地来调换或补偿。如果大多数村民认为过去的承包不合理，要求推倒重来，可将每一块耕地货币化，在按人口平均值的基础上按价分配，多退少补， 以达到公平、公正的最大化。原来没有承包给农民的土地，仍然归集体所有，不进行分配，以备用于计划生育中的新增人口。或用于国家征用土地 时的 调配。
第三次土改结束后，可以按县建立土地交易市场，农民需要将分得的土地出卖，可到市场上挂牌或拍卖。想通过兼并土地当农场主的人，可以 到土 地市场上依法按价购买，估计经过五至十年的买卖，家庭农场一定会在中国农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两面性
有人说，现在各级政府的“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费考察”的开支全要靠土地出让费来支付，没有了土地出让费，这“三公消费” 怎么 办？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年的公车消费超过4000亿元，公款吃喝超过3000亿元，公费出国超过2000亿元，三项加起来达到一万亿元。确 实，这是中国财政的巨大负担，若没有土地出让费作后盾，实在难以维持。仅靠土地流转的税收、管理费、县、乡两级精减机构而节省的开支，根 本不 能保证这三架烧钱机的运行。但是我们要严肃指出，所谓的“三公消费”，完全是特权消费，是腐败消费，是丧失民心的危险消费！不以为耻反以为 荣，不以为忧反以为乐，理直气壮地作为不能实行第三次土改的理由，身为共产党员堕落到如此地步，实在触目惊心，真的没救了！
当然我们承认，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实行“耕者有其田”不会例外。集体的长远收入必然减少，今后国家征用农民土地的成本必然要提高， 因为 必须用高于土地市场的出让价，农民才乐意给国家征用，不然只有强行征用了。我们要再一次郑重指出，集体减少的收入、国家多花的成本，这些钱不 是装进了贪官污吏和富得流油的开发商腰包，而是流入最贫困的农民和农民工的口袋，是“让利于民”、“为人民谋幸福”，属共产党纲领的题中 之 义，何乐而不为？
有人担心“小农经济”经不起风浪，土地私有化了，会拉大农村的贫富差距，这种现象在当代农村出现的概率极低。一是因为全国农村已经基 本上 解决了温饱问题，为温饱被迫出卖耕地的可能性很小；二是建立国家土地交易市场，或公开拍卖，可以得到一大笔收入，作为重新创业的资本；三是因 为已经建立起为农业服务的各种公司，如种子公司、肥料公司、植保公司、农机公司等等，社会经营为个体经营服务，基本可以保证个体农业的丰 产丰 收。所以说如今的“小农经济”是经得起风浪的。如果确要防止个别贫困地区的个别贫苦家庭因重大的天灾人祸造成温饱困难，那第三次土改可以分为 两步走，先在东部较富裕的农村试行并推广，经过东部地区三至五年的实践，如果西部农民确有迫切要求，第二步再向西部地区农村推行。到时真 有极 少数家庭因故出卖土地后陷入困境，国家、政府、集体、慈善机构可以伸出援助之手，实行济困扶贫，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题中之义。
中国农村第三次土改可行不可行，归根结底要用邓小平的“三条标准”来衡量，即“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 民的 生活水平”。本文正是以这“三条标准”来分析研究的，结论完全符合邓小平理论。
据2009年九月《炎黄春秋》专文披露，国民党败走台湾后，搞了一次彻底的土改运动，虽然被台湾地主称之为“慷他人之慨”，但并非无 偿没 收，虽然赎买价格稍嫌低廉，政府还是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从此彻底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永久地保持着“耕者有其田”，直到今天没有发生任何 变化。共产党执政后的土改难道不是“慷他人之慨”吗？共产党员中地主富农出身的为数极少，家有良田万顷者更是绝无仅有。地主富农多为国民 党员 或国民党统治的基础。共产党领导贫雇农“斗地主、分田地”，是运用专政手段把地主富农的良田无偿地分给贫雇农，分田之后马上实行合作化，农村 土地又收归“集体所有”了，这个集体就是共产党的基层政权。改革开放虽然实行了“承包责任制”，但直到今天并没有实行“耕者有其田”（农 民无 产权，产权永远属于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大陆的土改与台湾的土改相比，谁高谁低、谁优谁劣，一目了然！
有一种见解，认为国民党垮台的根源是夺取政权后没有在农村实行真正的土地改革，农民在中华民国没有得到任何实惠，共产党乘机组织领导 农民 武装彻底打败了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数百万军队。这个深刻教训如果不认真吸取，共产党的下台很可能是执政后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又收回集体所有，使农 民失去了这一笔巨大财富，成为最贫困的阶层，因而遭遇农民阶层的集体抗争。当然这是一孔之见一面之辞，也可能是耸人听闻、杞人忧天，仅供 执政 党参考。
最后，敝人要引用陈云的两次讲话。一次是1961年7月讲的：“包产到户还不彻底，与其包产到户，不如提分田到户。”另一次是 1978年 12月讲的：“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陈云五十年前就要 求“分田到户”，至今没有落实。当然，如今支部书记带队进城要饭的事不会发生了，农民造反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吧？“征地拆迁血案”、“群 体性 事件”便是农民造反的先兆。当年执政的国民党就是被共产党领导农民造反打败的，希望当今执政的共产党不要重蹈国民党的覆辙！
2011年1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推进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关键在于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 权， 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化所产生的增值效益”，“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有必要，也有条件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 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不错，“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比例”固然好，但不是最好。因为无论怎么提高，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分配给农民，甚至农民拿大 头、 集体拿小头都不可能。如果土地成为农民的私有财产，出售或出让土地的所得，除按规定上缴所得税，其余的全归农民所有。谁好，谁更好，一目了 然。
如果不将土地“承包权”变为“所有权”，敝人斗胆说，中央“固然好”的政策基本上落实不了。因为“所有权”与“承包权”在经济法中， “所 有权”绝对大于“承包权”，“所有者”完全可以缩短承包年限、收回属于自己的土地，而“承包者”绝对无权占有“所有者”的土地。“所有者”提 前收回土地，只需要给予“承包者”一定的补偿，便不算违法，而“承包者”如果抵制“所有者”收回，则是违法。“不违法者”至多受点经济损 失， “违法者”要受到法律制裁。“违法者”必然敌不过“不违法者”，“违法”的农民个体肯定败于“不违法”的集体，最终只能以农民的生命代价来换 取集体的更多补偿。广东乌坎村事件就是这么发生的。九月二十一日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的“征地拆迁血案”的总根源即在于此！
归根结底：中国共产党若真心实意希望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尽快富裕起来，希望中国社会和谐安定，最好的路径是实行中华民族的第三次土改 —— 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土改，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还农民土地“所有权”，而不是“承包权”！除此一法，其他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治病不除 根！一句话，继续搞耕者“承包田”，中国农村便永无宁日；真正实行耕者“有其田”，中国农村必长治久安！
（作者为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2012年10月修订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人权关注】
尊敬的奥巴马总统/罗姆尼州长：
我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来自中国。我也是一个博客作者，常在我的新浪博客和中国著名的猫眼论坛发表政论时评。最近我和其他网 友关 于您两位辩论的文章在论坛里引起热烈的讨论。大家尝试从你们的辩论中去了解民主制度的运作、美国政治体系，及其与中国制度的比较。论坛里大部 分都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向往民主自由体制，对美国政治体制比较推崇。
大家注意到上次辩论中你们两人大约有20次谈到了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可见该问题对美国经济有重要的影响。在此，我们特别希望两位能在 下次 辩论中这样指出：与中国的贸易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人权问题，因为正是那么多拿低廉工资、在极其恶劣条件下工作的中国工人，制造着世 界上最廉价的产品。可这些廉价的中国制造品，却同时伤害着中美两国工人的利益。
尽管我们不是美国公民，无法投票给两位，但是我们觉得如果两位能够在辩论中提及此问题，一定会赢得美国选民的心。我们知道，迫使人民 币升 值是重要的，威胁提高进口关税也罢，但是您更应督促中国政府大力提高自己工人的工资待遇，维护工人良好的工作环境，保障工人的各项社会福利和 权益。我们相信您若采取这样的立场，不但站到了道义的制高点，还能获得经济上的利益。
道义上，美国关心世界各地的人权问题。中国工人不甚人道的工作状况需要被关注。如您提出这个问题，全世界人民都会为以您为傲。
经济上，1、如果中国工人工资提高，工作环境改善，美国制造和中国制造就能够得到更公平的贸易机会。2、中国工人收入提高，能使这些 年轻 工人，提高和扩大生活消费，包括对美国产品的消费，苹果以及其它美国时尚产品都是年轻人特别喜欢的。3、工人们大都来自农村，他们会把一部分 工资寄回老家，这样中国农村的消费水平就会提高。4、当越来越多的农村变成城市，农民变成城市人口，中国对城市设计师、建筑师和工程师等 高级 专业人才、新型建材和高效利用新能源的先进技术的需求量就会急剧增加。如此一来，拥有先进人才和技术的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将会巨增。巨大的中 国消费市场会让美国的企业家获利丰厚。
如果您担心中国政府会因为您提出要改善中国工人的状况而不高兴。我们觉得中国政府怎么会反对提高自己工人的工资待遇以及改善工人工作 环境 呢？辩论中您可以这样对美国选民，同时，也对中国政府说：
中国工人待遇的提高将会使我们两国都受益。中国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其实，是目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手段。中国再不能将未来的经济 发展 架构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了，中国到了需要促进技术创新和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时候了。中国政府似乎已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中国政府就应该支 持提高工人工资待遇、保护工人各种权益。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在未来世界，找到自己位置的唯一途径。
综上所述，减少中国的血汗工厂，提高中国工人的待遇，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这些主张将会惠及中国和美国。如果你们在辩论中这样为中国 工人 说话，你们将会赢得美国人民的支持。我们热爱中国也倾慕美国。我们相信一个民主化的中国将是美国最好的朋友。
期待你们的第三场辩论，祝你们好运。
不要笑话我疯狂，我的确是真心实意地写了这么一封信，在两位总统候选人第三次辩论前发给了他们各自的竞选办公室。在这样紧迫的时间 下，我 不知道他们能否看到。但愿他们能够看到。感谢在短暂的两天时间中给我支持、鼓励和建议的各位朋友，他们来自世界各地。
我发出的是英文信，特意从英文译回中文拿来给大家观赏。以下是英文原稿：
Dear President Obama/ Governor Romney,
I am a Ph.D. student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 and I am from China. I am also a blogger and write political reviews there. I wrote a review of your first debate, translated your second debate into Chinese, and posted them on my blog at a popular political forum http://club.kdnet.net in China. Thousands of people have read my blog and my posts. Heated discussions have been stirred along with other blogger’s posts.
Your debates have inspired our people and helped us understand how democracy works. Most people on the forum are intelligent and long for democracy. Although we are not US citizens, we admi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people very much.
We noticed that China have been mentioned about 20 times in your last debate. We have seen that trade with China has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issue for the American economy. People from our forum have discussed this topic a lot too. We will welcome it if you would mention that trade issues with China are not just purely economic but also involve human rights issues, because so many Chinese workers are being paid so low and have to work under harsh conditions to make very cheap products. These cheap goods are hurting not just American workers but Chinese workers as well.
Although we cannot vote for you, we heartily feel that if you mention this issue in your third debate you will wi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many American voters. We believe that increasing the Chinese currency value is important, but Americans should also urg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increase Chinese workers’ wages and protect their working conditions and social welfare. We believe that you will gain both moral and economic standing from adopting this position.
Morally, Americans care about human rights all over the world. American pressure has been effective to improve human rights in China. Chinese workers who labor under inhuman working conditions need this attention from you.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will be proud of you if you mention this issue in the debate.
In terms of the economic issues, urging that Chinese workers be paid higher wages and get better working conditions will allow for fairer trade of Chinese products with those made in America. Also, once Chinese workers’ wages increase, these workers, mostly young people, will consume more, especially American products, such as the I-phone, I-pad, I-pod or American clothes, bags, perfume, etc., because young people love them. They will send money back home to their villages and their family’s income level will increase, allowing them also to raise consumption. Many villages will become cities and China will need more urban engineers, new materials, and energy efficient technology from outside. The end result will be a boom in U.S. Job creation and exports to China. American businesses will profit from the new opportunities.
We do not think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oppose improved working conditions for their workers. In the debate you can tell both American voters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everyone gains from such a policy. Increased domestic consumption is sorely needed at this time for the Chinese economy to keep growing. China cannot base its future economy on cheap labor, it needs to promote innovation and develop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alizes this and should support improving working conditions for its workers. We believe this is the only way for a rising China to find its place in tomorrow’s world.
Eliminating sweatshops, raising wages and improving working conditions in China will benefit both China and America. If you mention it in your debate, we believe you will gain a lot of good will among voters.We care about China and we admire America. We believe a democratic China will be the best friend to America.
We are eagerly anticipating your third debate. We wish you good luck.
2012年10月22日
转载自作者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75a1720102dye3.html
【人权关注】
据报，湖南律师蔡瑛因办案遭报复，在益阳市被非法秘密拘禁。只因求救信被路人拾到，并辗转流传，才得以曝光。下面是流传过程中的相关资 料。
-------- Original Message --------
Subject: Fwd: 湖南益阳 湘军律师事务所律师-蔡瑛 的求救信
Date: Sun, 21 Oct 2012 21:25:28 -0400
From: SHENG Xue
To: 公民力量组群, 悉尼平台组群, 辛亥革命组群
刚刚接到的。
媒体应该赶紧介入采访调查，引起外界关注，形成压力，对当事人处境会有帮助。
是否有湖南人可能通过当地关系核实一下情况。
盛雪
---------- Forwarded message ----------
From: 刘卫国
Date: 2012/10/21
Subject: 湖南益阳 湘军律师事务所律师-蔡瑛 的求救信
To:
22 Oct 看看中国 @kkzg
多谢何老师！RT @HeQinglian 这封救救信，湖南的律师们真还一定要看看，想办法做点事情。否则明天就可能成为蔡瑛第二、第三。RT @kkzg @boxun 湖南益阳“湘军律师事务所”律师蔡瑛的求救信 http://bit.ly/Us2oyD
22 Oct TroubleMakerToComm @TroubleMakerToC
太残忍了,共产党不垮台,还将有无数人遭殃,普通老百姓还真是很难救助蔡瑛@HeQinglian @kkzg @boxun
26 Oct Bornaliar ~Yao Xi @Bornaliar
@HeQinglian @kkzg @boxun RT这封救救信，湖南的律师们真还一定要看看，想办法做点事情。否则明天就可能成为蔡瑛第二、第三。RT @kkzg @boxun 湖南益阳“湘军律师事务所”律师蔡瑛的求救信 http://bit.ly/Us2oyD
全程律师 于 2012/10/22 15:28:3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律师之窗
欢迎回帖！
湖南湘军所蔡瑛律师正遭湖南益阳沅江检察院刑讯逼供求救
湖南湘军律师事务所蔡瑛律师遭湖南省益阳市检察院、沅江市检察院、纪委三部门非法拘禁、刑讯逼供迫害。
希望同行和各路侠士辅助营救和代为申诉、控告、检举。
http://bbs.tianya.cn/post-law-549604-1.shtml
已委托**********代理营救。
北美在线(NAOL.CA)：【陈光武按】希望家属和知情者提供更多信息，希望蔡瑛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提供相关情况，以便救援。当然，也可 以根 据法律规定和律师辩护伦理及时和当地律师协会联系。
律师遭报复被关 递信求救
杨金柱转发：湖南律师蔡瑛遭报复被关，递信求救。
【金柱按语】杨金柱刚刚从网上看到这篇博客，请博主或者转信的律师进一步公开有关情况。蔡瑛律师是湖南哪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如果属实，我 们应 该伸出援手！
刚刚收到一封从湖南益阳沅江市检察院审讯室秘密递出的求救信。我不知所措，也无能为力。期待有正义之手施援相救！
我能收到这封信，是求救人对我的信任，我担心自己会辜负他的信任，所以挂到自己的博客里。
我对求救人比较了解，作为律师，他是我见过的少有的正直守规矩的律师，几个月以前他告诉我有人报复他，说报复者有的是原来的被告，有的是他举 报过 的无良的法官。
转信人也是一位律师，他说益阳的政法系统乱象丛生，已经“胡乱搞死”几个人，因为“十八大”的缘故现都捂着。蔡瑛律师被羁押，真实的情况可能 更复 杂，但报复是肯定的。检察机关怀疑蔡瑛律师行贿，但“受贿人”至今平安无事，怀疑的行贿金额20万元，但律师讼诉实际所得只有10万元多一点，没 有哪个律师会愚蠢到做亏本买卖！
转信人希望他不被弄死，希望他能挺住不自杀！
救救他！救救他！救救他！……
正义的人们：
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候，也许是生命的最后时刻，向您写信求救。
今年7月30日，益阳市检察院通知我从长沙来益阳市配合办案。因为之前已经配合调查了一次，自己从事20多年律师工作未出现任何违法乱纪 行 为，也就坦荡无私的驱车来到益阳。
谁知我刚到益阳市检察院就被沅江市检察院带走，把我关进了审讯室，要求我坐在特别高的吊椅上接受审讯。第一次审讯连续了3天3夜，强迫我 承认 向某人行贿的事实，称“已掌握了铁证”，每天几班人马日夜轮番进行。
审讯室是特制的，四周是灰色的软制隔音材料，两个录音、录像设备。每次审讯先是对我进行极度人格诋毁,接着是威胁恐吓。审问者说：“法律 管不 到这里，这里是没有王法的地方。”我感到了绝望和恐惧。长时间坐在吊椅上腿如针扎，两腿发麻，感觉一分钟都极度难耐。
好不容易熬过了3天审讯，换来了“立案调查”。经我自己申请，我被宣布监视居住，作为律师我知道自己没有任何犯罪事实，不具备逮捕条件， 因而 不能“监视居住”，他们是在执法犯法。
说是监视居住，实际上我被变相羁押在沅江市纪委的双规审讯场所，铁门落锁。关我的房间里有3个人在等待我的到来，说是“陪押”我的。办案 人员 交代我不准跟他人讲话，要我“好好反省，思考犯罪的问题，不准离开房门半步。”
我以为后面的日子就是这样平静，哪知道接下来的“审讯”让我感到更加可怕，犹如掉进了万丈深渊。
第六天早上，来了三个人把我押到审讯室，要我坐在与前面审讯时一样大小的椅子上，不同的是这把椅子中间加了锁，坐下去就是坐在锥刺上，脚 还不 能着地。我坐上去不到十分钟就有点东偏西倒坐不直了。审讯人员对我严词训诫，要我坐正坐直，任凭我怎样哀求，都无济于事，办案人员总是对我说， “这还是客气的。”
从监视居住那天开始，我上厕所要报告请示，厕所就在旁边一个很小的房间里，三个人看着我解手，不停地催着说：“快点，要想死是不可能 的！”我 吃饭就在像小孩坐的“夹笼子”一样的审讯凳上，弯腰困难，嘴巴很难够得着碗，眼泪自然流了出来。
接下来更可怕，几个人轮番对我审讯，多的时候一天一夜十几人次。经过了5天5夜120个小时的坐审，我已经不能吃饭了，声音越来越弱，几 乎讲 不出话来。他们把我放下来的时候，我两腿不能伸直，腰杆不能伸直，扑通一下栽倒在地，过了好久办案人员才把我架起来，口里说：“这里有录音录像， 我们对你很客气吧？没有刑讯逼供吧？你自己太不厉害（硬朗）了。”当几个人架着我回到寝室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陪押”告诉我：“你 搞了 5天5夜，还能说话，不容易。”他帮我倒了一杯水，我的手不停地颤动，端不起碗来，他喂了我一口，我勉强咽了下去，当我想喝第二口时，我的胃在剧 烈地抽动，不住地呕吐，又吐不出东西，因为五天我只吃了三顿饭。不久我就昏睡了。
当我被叫醒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又来了面孔陌生的三个人，要我赶紧吃点东西，要带我走。我刚起身，突然感到肛门下落，湿湿的，我起身上 厕 所，眼看一堆血屙下来，当时我以为是审讯吊椅上那把锁刺烂了肛门，但是以后几天连续如此，我知道我开始屙血了。
我又被他们押到审讯室，命令我坐在那条有锁的椅子上。我很犹豫，他们其中的一个把我强行推倒在椅子上，大声呵斥我坐好。一段时间后来了几 个生 面孔，说是公安特警，什么案子都办过，什么人都见过，不在乎我一个小小的律师，不信我不开口，说有的是时间来撬开我的口。
到这时我想到了死，预感到死期不远了。他们有人意识到我撑不下去了，对我说：“死是没有可能的。”
这一天又总算过去了，他们架着我回了寝室。我心想明天该不会再搞了吧？谁知接着是连续24天的审讯，我感到自己身体不行了，坐不了，站不 了， 说不出话。
到第25天，益阳市检察院来了两个人，对我表示“同情”，我心里感到一丝慰藉。他们每天对我作审讯笔录，临走时语言也很和善。到了第3 天，这 两个人突然变脸色，说我“太不老实”，“反复作了这么多笔录，千篇一律，像背书一样。”其实我是据实“交代”，确实讲不出新东西。从此，每次审 讯，他们比以前的审问者语言更恶毒，几乎用尽了人间所有恶毒的言语对我进行人格上侮辱。他们说我不认罪就要把我送到看守所去“过夜”，去“试 水”，让我受身体上的折磨。
“行贿”审不出名堂，就审我“与法官渎职共犯”，不间断的审问，不停的要我回答，审了几天我实在无所交代，又审“律师帮助伪证罪”，对我 十年 来打过的官司逐一调查后审讯，明确告诉我在外围组织当事人检举揭发我，要他们指控我，说我打过的官司中有在法院提交的证据是我指使、帮助伪造的， 逼我认罪，专门针对我律师收入较大的官司，指使当事人要求我退钱，告我诈骗。这些都无用后，他们干脆耍无赖，说：“不认罪就随便挑几个罪，增 加罪 名，延长审限，最多在提起公诉时无证退侦，死活玩死你，看你低头不低头。”我反复辩解和申诉没有行贿，没有为当事人出主意，提出办案思路，最多是 律师的办案技巧，不是犯罪，而且律师不能决定案件结果，最后还是要靠法院判，打官司按规定收当事人的钱不是诈骗，每件官司都向检察院提供了原 始合 同和收据。
我不知道已经被关进来有多少天了，今天是几月几号，也不知道到底还要关多久。我的辩护律师（指定）在最初几天会见过我一次，此后再也没见 过。 家人可能不知我死活，人去了哪里，因为我出门时连自己都不知道会关在这里。
我现在完全与世隔绝，审讯与折磨每天仍在继续。这样的“监视居住”简直生不如死，不知何时是尽头。
也许我会在这里走完人生的最后时光，也许到那时他们会说我畏罪自杀。我不会自杀，我没有犯罪，我不会死，如果我死了，是他们搞死的。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蔡瑛
2012年9月？日
（实为10月11日，纸条是被路人捡起的。）
2012年7月30日，湖南湘军律师事务所律师蔡瑛接到益阳市人民检察院通知前去配合办案，此后一直未归。
7月31日晚上，检察院电话通知我们家人：蔡瑛涉嫌“行贿”被立案调查，已异地监视居住。
近3月以来，我们多次到益阳市检察机关或找到知情律师们了解情况，令我们痛心无奈的是：蔡瑛“行贿”的对象和基本事实至今查无实据。目前 正另 辟蹊径整蔡瑛的其他问题，也已经历时近2个月，但没有找出任何问题。
据了解，检察机关对蔡瑛立案时，除有人“举报”，并无任何证据，检察机关渎侦部门个别领导（益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张业喜）替田正生（被蔡 瑛举 报了犯罪事实并被判刑的犯罪人员）当时“推测”蔡瑛“肯定行贿了办案法官才打赢了当年的官司”，“可以从行贿入手，搞死蔡瑛。”明显是检察机关有 人替田正生打击报复蔡瑛。
田正生是益阳市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曾两次犯罪被判刑。以前他多次举报蔡瑛均因查无实据没有得手。
有目击者看到并听到田正生与益阳市检察院反贪局的工作人员在益阳市某茶楼畅谈成功举报关押蔡瑛的“喜悦”，田正生说：“蔡瑛现在是我们砧 板上 面的肉，爱怎么搞就怎么搞了”。
蔡瑛现被看押在“沅江豪门宾馆”，该宾馆是沅江市纪委历年来专门关押审问“双规”犯人的地方。说对蔡瑛律师采取是监视居住（法律上的“监 视居 住”是由公安机关执行的，对有犯罪事实的、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采取的强制措施。并且可以与家人同住、律师会见也不需要批准），家人与律师都 不能与蔡瑛见面，检察院每天24小时严密控制蔡瑛。
这显然是变相羁押。法律上构成羁押的条件必须是严重犯罪并有确着事实。蔡瑛明显被有人利用公职，利用国家法律进行严厉打击报复。
8月下旬，沅江检察院通知家属去买点治疗便血的药，没说为什么。家属知道年届50的蔡瑛屙血（内腔出血）了。
9月中旬，天气转冷，沅江市检察院通知蔡瑛家属送些厚实点的衣服给蔡瑛，家属将原来蔡瑛穿的衣服送去，第二天就被告知穿不了，衣服都太大 了。 要买小号的。家属顿感不妙：身高1米75、身体结实的蔡瑛现在肯定瘦不成形了。
据因“蔡瑛案件”被连带调查的律师反映，在蔡瑛被羁押的1个半月时间里，检察机关在审不出、查不出“行贿”事实后，集中精力调查蔡瑛律师 近十 年办理的所有讼诉案件，“劝说”威胁外围当事人“检举揭发”蔡瑛律师“伪造证据”“诈骗当事人”等情况。尽管无人检举揭发，确实查无实据，但“侦 查行为”持续月余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我们咨询了其他律师，他们认为这些侦查行为应该是公安部门的事，益阳市检察院越权办案， 涉嫌 渎职。其所以知法犯法，是找不到蔡瑛行贿的问题，下不了台，只好铤而走险了。
蔡瑛刚被关时，家属去了益阳市检察院渎侦部门，该部门的“领导”说“要蔡瑛的饭钵子过河（丢掉律师饭碗）”，说“一定会判了他”，至于为 什 么，他们“无可奉告”。
9月初，湖南省律师协会的会长戴志坚向益阳市检察院询问“蔡瑛律师（行贿）案件”，益阳市检察院领导回答：“现在还没有确定受贿对象，但 可能 涉嫌其他事情，不便透露”。
现在看来，“不便透露”的原因来是没有找到蔡瑛的犯罪事实和依据。对蔡瑛采取羁押措施是无端剥夺公民自由。
至于“涉嫌其他犯罪”，至今没有下文，可见当时就是个托词。
蔡瑛“行贿”完全是他人的诬告，检察机关在侦查无果的情况下应立即释放蔡瑛，为何将错就错，一错再错，一错到底呢？我们家人不得而知，蔡 瑛到 底与谁结下了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呢？蔡瑛除了正直一点，疾恶如仇，从无害人之心啊。
蔡瑛身体出现了严重问题，应立即接受治疗啊。求求有良心的人，主持正义的人救救他！
有人建议我们家人到北京告状去，我们不知道找谁告状啊，有律师告诉我们，检察机关采取先控制人，后审讯追查口供、追查证据、无据羁押的作 法， 是严重违法的，但我们顾不了这些了，只希望他留住性命早些出来，因为无休止羁押可能导致剥夺蔡瑛的生命，后果不堪设想啊！对我们家人来说，蔡瑛的 生命比正义和公平更重要，蔡瑛为此付出的太多了！
敬爱的领导，亲爱的朋友，一切有良心和正义感的人们，请你们帮我们做主，从速敦促益阳市检察院释放蔡瑛律师，还蔡瑛律师的公道与自由，保 障蔡 瑛律师的生命权利！
报告人：
蔡瑛妻子：卜丽辉
儿子：蔡振宇
2012年10月20日
长沙市司法局暨长沙市律师协会：
昨日，我所蔡瑛律师的家属卜丽辉，前来事务所告知蔡瑛律师因涉嫌行贿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同时请求律师事务所和律协对蔡瑛给予帮助，我所 根据 蔡瑛家属的陈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1、蔡瑛律师于2012年7月30日被益阳市人民检察院通知前往接受调查，同日被带往沅江市人民检察院未归；8月1日家属接沅江市人民检察院 口头 通知：经益阳市人民检察院交办，沅江市人民检察院对蔡瑛以涉嫌行贿罪立案，并采取监视居住措施。
2、蔡瑛被立案采取监视居住至今已近四十天，家属未接到任何书面立案通知和监视居住通知书，并且不知道蔡瑛的下落。
3、蔡瑛家属为蔡瑛聘请了律师，但自8月6日起，律师会见一直受阻，因此关于蔡瑛是否受到刑讯逼供，是否确实采取了监视居住措施等基本情况均 无法 确定。
4、家属提出：根据《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其聘请的律师不需要经过批准”，同 时鉴 于沅江市人民检察院在对蔡瑛律师采取监视居住措施后，没有依法通知蔡瑛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和所属的律协，没有依法通知家属，家属请求律师事务所和律 协出面维护蔡瑛的合法权利。
特此报告！
湖南湘军律师事务所
2012年9月6日
第三十七条 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
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
律师在参与诉讼活动中因涉嫌犯罪被依法拘留、逮捕的，拘留、逮捕机关应当在拘留、逮捕实施后的二十四小时内通知该律师的家属、所在的律师 事务 所以及所属的律师协会。
【人权关注】
最近，在西安市民主巾帼冰雪女士的资助和组织下，在银川小雪女士、武汉冰冰女士、杭州建明先生、大同换元先生以及大批网友的大力支持 下， 甘肃酒泉维权人士飞鸿不远千里赶赴青海格尔木，实地四处打听、探访了民主义士刘本琦一家的情况，经过非常曲折复杂的寻觅、打听、探访，终于弄 清了刘本琦一家被残酷迫害的悲惨现状！
飞翔于2012.10.18日上午来到青海格尔木，由此开始了艰难地打探消息过程。
10:15:19他给朋友们发来焦急的短讯：“我现在来格尔木都探视不上他。”
此时，飞鸿已经来到格尔木看守所，以朋友的身份要求见刘本琦，结果被看守所断然拒绝，经过长时间说好话，总算把衣服送了进去。既然根 本不 可能见到本奇，他就问孩子在哪里，也被拒绝告知。
飞鸿根据打听的情况说：“他在里面也还逞英雄，看守民警都烦他，只让送衣服，我要给放点钱都不让！”
随后，飞鸿第二次来到刘本琦妻子刘英的父母家，和刚到达时来的第一次一样，在这附近一带，他没有获得任何信息。
为此他发出短讯：（10:18:40）“我现在在他岳父母小区门口，早上来过一次，没有人！”“我现在在他岳父母门口，敲门没人应 答，地 址不知道是不是这里，谁知道准确地址，你们谁给格尔木打个电话问问，问问刘英家的地址！”
这期间，冰雪，小雪，冰冰，换元，建明等一批网友一直和常飞鸿保持密切联系，不断给他支招，帮他提出各种参考意见，提醒他规避风险， 替他 打听各种情况。大家建议他态度要好，和国宝说话时要注意低调、诚恳，尽量打动他们的同情心，目的则是一定要找到孩子刘瑞嘉的下落。
其间小雪打通了格尔木看守所的电话，她发出短讯说：（10:36:26）“打通了，回答我：这不是我们管的事情，找国宝去。我的态度 很 好，他也说的很平和。”
10:40:21飞翔和大家商量：“有没有其他方式联系到刘本琦他家人？我要不要直接去国宝问问？”
小雪10:40:55建议他：“你自己保重好，不返回先住下，再去看守所拜托狱警问问本奇他岳母家地址。”
飞翔10:41:23回答：“嗯，那我现在再去看守所。”
小雪说10:41:26：“可以去找国宝。”
飞翔10:42:55挠头的说：“问题我今年因为蓝衫的事还没解决，躲国宝还来不及呢！哎，去就去吧！大不了进去找刘本琦聊天了在我 家那 里有关系压着，在这里不好说！”
随后一阵，飞鸿来回跑，打听了好多人，没人认识他们一家人，在看守所问孩子，回答说刘本琦被抓时有逮捕通知，刘英被抓后就没音信了， 他感 慨道：“都乱了，还是去周围打听一下他岳母的情况吧。”
但是，其岳母家还是没有人，连对门的那户人家也没有人！
无奈之中常飞翔10:53:53说：“我现在先去看守所，完了去国宝大队，要是我持续到下午还没消息，请关注！”又说：“奶奶的，买 了一 箱特仑苏怎么处理啊？”
原来为了给小刘瑞嘉补充点营养，他特地买了一箱好牛奶拎着，现在送不出去了，还真成了个累赘。
就这样，死不甘心的飞鸿一直在刘英家附近转悠打听，跑了一上午，还是没有消息！他焦急的说：11:04:58“快中午了，中午他们下 班。 看吧，要在看守所能打探到情况就不去找了
11:09:55他又说：“前面问了他们一个邻居，说上个月还见他们家有人出入，这个月没见过。”
无奈之中，飞鸿又前往看守所门口打听。
这一次，皇天不负有心人，居然终于打听到了几个最重要的情况！
很快，飞翔发来短讯：11:20:33“刘英确实也在这里管押。”
又发来短讯11:21:04：“刘英的罪名是涉嫌煽动暴力抗法！我发现格尔木国宝真是黑到家了！我现在等着看能不能给他留下钱！” “又找 了个女民警，他说可以留钱，可现在网络不通，没办法登记！”
换元11:23:54建议：“你在看守所门口小吃店吃饭.和老板套近乎问下
飞翔11:24:59：“我先等等看，要到中午还没办法留就再说。”
冰雪11:25:09：“你看，他不收你就回来吧！”
飞翔(2272678379)11:25:20：“我现在就在看守所等着！”
随后，飞翔找到了一个正来上班的女警察，打听了如何给刘本琦汇款的办法，他惊喜的发来电邮：“不过这女的说，可以邮局汇款！谁要有向 刘本 琦表示慰问的可以给他汇款！应该不会，这女的比较实在！他们这是有账本，里面又不让待进去，都是花账上的钱，汇到看守所，给谁就写谁的名 字！。”
受到这一进展的鼓舞，飞翔说：11:34:46“我想去找宝宝。来一趟不容易，我又不是格尔木的，他最多把我交给敦煌的国宝把我待回 去！”
11:47:48飞翔发来电邮：“我到了国宝处。”
这次，他终于查明：
1 刘英被拘留一年
2 刘本琦还得一段时间才正式起诉
3 刘英是劳教，煽动暴力抗法
4 孩子是他外公外婆代，费用公安局出，孩子已经开始上学
5 刘英不送劳教所，就在看守所关一年。
6 这里没有劳教所，只有看守所，还有一个柴达木监狱。
终于弄清基本情况的飞翔(2272678379)回应大家的关心：
11:58:28“嗯，我现在就准备回程！”
由此可知，格尔木当局为了切断刘本琦的消息源，确实抓捕了他的妻子刘英，并且毫无理由的把刘英判处了一年劳教，为了切断刘英的消息 源，又 把刘英也关在看守所里不送劳教所！
二刘的孩子刘瑞嘉则被迫寄养在外婆家。
根据以上情况，有愿意资助他们的朋友，可以汇款到以下地址：
青海省格尔木市看守所；刘本琦收
青海省格尔木市看守所；刘英收
2012年10月18日
首发于《参与》网刊
刘本琦是湖北黄冈人，在青海省格尔木市保安公司工作，近年来热心网络活动，呼唤民主自由，发表了大量抨击专制腐败的激烈言论，包括对文强 与王 立军事件的评论、为李旺阳伸冤、论述宪法规定的游行示威权利等等，但仅此而已，没有任何其他行为。
为此，湖北、甘肃、青海三地公安开始对他“做工作”，他则态度强硬，“不思悔改”，一再声言“我警告你们不要警告我刘本琦”，故因此遭遇 言 祸，并于2012年7月18日拘留。
【民族问题】
敬爱的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习近平副主席、李克强副总理、张春贤书记及中国所有有良知和正义感的各族领导：
你们好！我是一位维吾尔族作家，多年来在新疆的国家机关从事研究工作，现在国外留学。在中国共产党将要召开十八大之际，一种责任和历 史的 使命迫使我给各位写这封信。这是我已经思考三年之久的信。我于2009年的7月5日，那个改变我人生的日子开始，每天都在思考一个非常严肃的 问题。因为这一天，我通过共产党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的自私、残忍、阴险、耍两面派和无能的行为，第一次对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产生了疑问。这 对于 一名国家干部来说是危险的，因此我决定要给各位写信请求解答我提出的问题。但是因为我始终不能确定中央领导与7.5事件的关系，尤其是在 2009年8月当胡锦涛主席在新疆厅级领导干部会上的讲话中，肯定了王乐泉的业绩。说实话，当时不仅是我，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民族干部对 胡主 席真的很失望。但是大家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只能保持沉默。当我到了国外之后，通过网络看到了许多在国内看不到的有关中央领导的消息。虽然其中 也可能有偏见，但我根据自己独立的判断力重新认识了胡主席和温总理。尤其是胡主席于2011年7月在建党90周年的讲话中的真诚，温总理 关于 “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演讲和在温州动车事件中对受害者家属的真诚，中央对薄熙来事件的处理，最近的中美关系等许多中央为 新一轮改革所迈出的步伐都令我感动，更令我敬佩。通过这一切让我看到了中国的未来，让我深深地认识到，中国将会，而且必须有一系列真正的 改 革。但也面临许多挑战。这些挑战对于60多年来实际无意识地徘徊在封建君主制与共和制幻觉之间[1]的中国是致命的，也是严肃的。我作为中国 人，一位研究哲学和社会学的知识分子，有义务和责任在这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把自己的智慧奉献给祖国的民主改革事业。
尊敬的各位领导，国家，她不仅是执政党的国家，也是人民的国家。包括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民族。维吾尔族人口对于中国这个大家庭来说也许 不是 很多，但由于它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它的影响力是全球性的。因此处理好维吾尔族与汉民族之间的关系，维吾尔族与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需 要的是科学地认识和家长般的宽容，父母般的关爱和健全的民主与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新疆真正的、长期的和平和繁荣，而不是表面上的、暂 时的 或只是让外界看的稳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提出以下建议：
1.中国的改革需要全世界中国人（包括国内外的维吾尔族和藏族）的参与和支持，实际上这也是缓和国内外民族矛盾的一种方式
首先，我完全支持胡主席和温总理的改革决心，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只有对于目前的制度和民族政策进行彻底的改革，才是唯一解决民族矛盾 的办 法。为达到这个目的，各位领导必须遵循科学原则，必须得到全国人们，包括所有海内外各民族同胞的共同支持，因为中国不仅是汉族人的中国，也是 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所有当地民族的中国。无论他们现在哪里，他们都有一颗爱家乡的心。他们都有权利和义务回国参加家乡的建设。他们不应 该被 拒之门外。至于国家分裂的概念，只有执政党内部出现问题，国家才能被分裂，普通百姓是绝对不会有这个机会的。其次就是高度膨胀的大汉族主义思 想也能迫使当地民族产生民族分离意识。在新疆多少年以来，除了汉民族以外，所有出过境的其他民族，包括国家公派的留学生，都很容易地被怀 疑为 有民族分裂嫌疑。这是因为我们长时间的斗争哲学使我们养成了总是用放大镜到处为自己寻找敌人的习惯，我们在这个极端习惯的影响下，在漫长的 62年以来，误伤了所少同胞的心，杀害了多少无辜？难道当前被我们到处树立的“海内外敌对势力”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吗？难道我们没 有勇 气和肚量用同样的放大镜去从全球寻找我们的同胞和朋友吗？
2.只有父母般的爱心和真诚的党，才能改变国家的命运而不是独裁统治
近些年以来，中国的社会问题就像人体内的毒瘤，越存越大。它的来源应该从50年代算起，我们长期处在人为地制造矛盾的状态。为了解决 温饱 问题，我们失去了尊严，甚至人最基本的权利、人间的爱和平等，人与人之间的信誉和责任。我们只想和那些发达国家的人那样，过上富裕平等的生 活，但我们坚持自己病态的制度。我们把钱看得比自己的生命、安全、尊严还重要，因此我们为钱而疯狂。人，开始变成了食物的奴隶，金钱的奴 隶。 而这时，又是党内权力争夺战和所谓的阶级斗争的高峰，领导干部变成了职务与权力的奴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像我们的许多法律那样，只当 作挂在墙上的摆设。因此大家变成了一群原野上的野兽，一群只是为了利益而残害彼此的口是心非者。在这个时间饿死的人暂不算，仅被批斗死的 就无 法计算，尤其是在新疆，这些政治运动在这里更加猖獗，老百姓的心伤痕累累。像国家主席刘少奇那样的民族精英被我们活活折磨死的时候，被折磨死 的维吾尔族精英就有上千万。那些当初承诺给少数民族地区高度自治的诺言，在阶级斗争和敌我矛盾扩大化的年代里，一切变成了一堆废纸，没人 再敢 提起。多少年来，我们以各种斗争形式在给人间、民族间播种仇恨。这种仇恨回过头来又对国家的安全带来严重的危及，而我们又用高于国家教育投资 的费用[2]，以最不科学的方法在“维稳”。用纳税人的血汗钱来对抗纳税人自己，再一次激活新老矛盾。这是多么滑稽的因果关系？这种现象 更多 的出现在了2009年的7月5日和7月7日，还有当年的9月3日的乌鲁木齐街头，出现在警察和武警的枪刀下。这期间，我也曾为阻止一位汉族女 警察在大街上无辜殴打一位抱着孩子拿着大包的维吾尔族村妇而差一点被囚禁，原因只是因为这个村妇没能马上出示她的身份证。因为在这一段时 间， 警察不需要佩戴警号，警车号被掩盖，任何一位代表国家政权的警察可以随意制裁看不顺眼的任何维吾尔族人。第二天夜里凌晨，有七名全副武装的武 警在派出所民警的带领下毫无理由地闯入我的私宅。尽管我是国家高级干部，但就因为我是维吾尔族，因此也没有能够避免这些厄运。这一切让我 感到 王乐泉们所制造出来的独裁统治和大汉族主义思想所造成的民族仇恨对中国法律、人的尊严和人权的严重践踏。人们早已厌倦了依任何政治运动形式为 百姓洗脑和愚弄百姓的行为。我们需要执政党拿出对老百姓的真诚和责任心，拿出对老百姓的爱。建立健全法制，依法治国而不是依党治国。像胡 耀邦 时期那样，真诚地向民众承认历史的错误并敢于纠正，才能收拢被打散的民心。有民心在，国家的未来才有希望。
3.建立健全国家法制、避免人的奴性、民众才有资格成为拥有独立人格的公民
搭救民族的灵魂，保护国家的尊严，它不只是依靠金钱，他更不像把国旗从地下捡起来那么简单，他首先需要建立健全法制。需要执政者对国 家的 法律和百姓的忠诚，民众对国家的拥护。拥有独立人格的民众不需要承诺对执政者忠诚，这样可以避免人的奴性和个人崇拜。但民众对国家必须忠诚， 这种忠诚体现在对健全的国家法律的顺从而不是对执政者的顺从，因为我们没有处在一个暴君体制下的国家。因此国家的法律对他的臣民必须是平 等 的、一视同仁的、否则人民有权拒绝服从这个不平等的法律。执政者必须对老百姓和国家忠诚，因为执政者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他们是老百姓选出的领 导，而不是老百姓的主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绝对不是主仆关系。因此执政者有责任让这个国家的所有公民（哪怕是像维吾尔族这样的三等公民） 都应 该拥有平等的幸福感。国家、执政者和人民，这三者的关系是互补的。他们又是相互独立的，但又是互相限制和依赖的。
执政者是家长，他可以有许多孩子，无论这些孩子是自己生的还是收养的，但是家长必须对每一个孩子一视同仁，尤其不能令维吾尔族这样收 养的 孩子感到自己被排斥，被边缘化。要充分尊重这个不同血型的孩子的民族个性和历史文化背景，否则这个孩子会想到自己的祖先，他的心会偏离这个 家，这与闹独立无关。我们的制度不应该把民族分裂意识强加给这个民族，然后再指责他们闹独立，好以国家分裂罪来加以制裁。如果维吾尔族人 一开 始就有这种独立意识，当年我们的代表就不会和中央政府签署和平协议。全世界的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但他们对于有民族独立意识的地区和民族 并不象中国这样选择激化矛盾、采取高压政策这种最愚蠢的办法也照样在很好地维护他们地区的和平民族之间的团结。
4.西部大开发，究竟谁在受益？
中央从2000年3月开始运作的西部大开发的原本目的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发展科学教育事业，加强改革开放力度”等 战 略。中央的本意是好的，但实际上这个西部大开发政策给新疆所带来的是，大批移民淘金者的疯狂到来；煤矿和金矿私人集团的乱开采，生态环境的严 重破坏；[3]在双语教育的幌子下，汉语教学替代当地民族语言教育，新疆所有教学部门毫无理由地、强制性地禁止在校园内使用民族语言教学 （少 数地方一周只保留两节母语课），不管家长是否愿意、学生是否能听懂，而结果造成当地民族文化素质的快速下滑；[4]以不会说汉语为借口，大批 教师和公务人员被解雇或提前离职，由不会说一句当地民族语言的汉族移民其替代；[5]民族大学毕业生因为受民族成分和语言的限制，长期不 能就 业，甚者在乌鲁木齐的人才市场上明目张胆地贴出“少数民族面谈”的标示，剥夺他们申请就业的权利，而汉族大学生，甚者持假文凭来新疆者当月就 能就业，对此无人敢于过问；[6]当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人在自己的故土经常以种种原因不能自由流动，更没有正常申请护照和自由出入境 的权 力，他们甚至在中国内地住宾馆和租房的权力都被限制。这些不平等给新疆本地人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以开发新疆为名，市郊的农民耕地廉价出 卖和多次转手卖给来自内地的“开发商”，这些所谓的“开发者”再转手卖给后来者；获利心急的当地领导随便变卖公共文化设施给“开发商”， 而市 民失去娱文化场所，农民失去他们的耕地，对此提出异议或上访者就会被贴上民族分裂主义者或疆独分子加以惩罚。事实证明，西部大开发，最终受益 者不是新疆大部分当地民族，而是汉族淘金者。而这12年也是新疆民族冲突高发期。但是每次发生冲突，新疆地方政府总是以“民族分裂分子在 捣 乱”为借口，实施镇压，掩盖自己工作中的严重错误，以此来千方百计推脱责任，转移矛盾，欺骗中央，掩盖事实真相。唯独就不从根本上承认祸起于 萧墙的事实，尽管这些是历代新疆各级地方政府欺上瞒下的一贯手腕，难道中央就应该永远地被欺骗下去吗？新疆本地百姓的根本利益就该永远地 被剥 夺？民族尊严和人权就应该永远地被践踏吗？
5.新疆的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中当地民族比例到底占多少？
这也正是胡耀邦曾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新疆现状关心而提出的一个问题，对此许多维吾尔族高级领导干部记忆犹新。胡耀邦，是懂得永久处理 中国 民族问题的一位明官。当时他视察新疆时发现，新疆机关工作人员中大部分是汉族干部，民族干部没有实权，就像现在，几乎是摆设，中央在新疆的各 种企业更是如此。尤其是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农村和草原，几乎都被兵团所占领，地方和兵团之间土地和水资源纠纷不断。因此胡耀邦提出了一系列 改革 方案并制订了相当多的法规和条例，缓和了这些矛盾，“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放开了民族自治权，大力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和 教育，保护民族自治权和少数民族的特殊利益，尤其是在‘三个百分之六十’”[7]。这些政策虽也然遭到了希望永远殖民统治新疆的少数汉族 干部 的反对，但是对于少数民族的教育和文化带来了一场繁荣和平势态和社会的稳定。遗憾的是这些方案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实施，胡耀邦就被迫免职，他提 出的有科学依据的民族地区改革政策被批判。实际上，胡耀邦的政策缓和了当时的许多民族矛盾，尤其缓和了从王震时期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制造 出来 的许多地方性的民族矛盾。给蒙受冤、假、错案者的平反，给社会带来了平等和民主的风气。当地民族被殖民的感觉逐渐减少。但是自从王乐泉担任新 疆自治区党委书记以来，被制造出来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使当地民族感到自己生活在殖民统治下。
6.不要再让无辜的汉族移民成为殖民主义者的替罪羊
《天山网讯》记者黄艳报道：2010年8月26日，记者从正在乌鲁木齐召开的全国人口计生系统对口援疆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新疆 占全 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但是适宜人居住的绿洲面积仅7万余平方公里，而在这些绿洲上聚集了新疆95％以上的人口。绿洲的人口密度与东部沿海省 份接近。目前新疆人口自然增长率10.5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一倍，成为全国人口自然增长速度较快地区。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均自然 资源 的占有量持续减少，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凸显人口对新疆经济社会的约束越来越强。
根据以上的中国官方信息可以肯定，新疆的移民问题确实是新疆新一轮民族矛盾的引发点。但是如此重要的科学论证仍然没有引起那些拥有强 烈的 殖民统治欲者的警惕。事实证明，如今以西部开发而涌来的大批汉族移民到了新疆以后，不是去那些戈壁沙漠从事名副其实的开荒，而是他们中的 99%以上都生活在已经被当地民族开发好的城市和绿洲地带。而在历史上根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记载[8]，杨增新在1916年给当时的 国民 政府的呈文中写到：“（新疆）……人民仅二百一十余万，其中汉民不及百分之一。”而现在就在乌鲁木齐市的汉族人口已占到全市人口的72.7％ 以上。而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其他本地民族一步一步地被挤到生活艰苦的边缘地区和戈壁沙漠中，而绿洲和城市不断地被汉族移民所占领。利益的 冲突 使民族矛盾不断地激化。而站在这些被激化的民族矛盾的对立面或最前沿阵地的是那些无辜的汉族移民，尽管有强大的国家政权在给他们撑腰，但是他 们的人身安全每时每刻都在被挑战。这是一场误导的利益争夺战，同时也是一场被当地人认为掠夺者的汉族移民和当地百姓之间的隐形战争，它的 罪魁 祸首是国家不科学和错误的移民政策。
当那些土著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被人为地遭到严重地破坏，人们的利益空间在不断地被缩小，有限的资源被掠夺性地开发，城市优越的工 作岗 位被强制性地占领，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被粗暴地践踏，历来以豪爽和好客为名的当地民族在自己的家园里被排斥、自由和尊严被剥夺时，他们再也不 能沉默了，由此产生的民族矛盾的导火线随时都可能引发。在这场不平等的利益争夺战中，是人，是活着的人，是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肯定会有 所反 应，有所反抗，这是人最起码的本能的表现。但是每一次的抗议都会被打上恐怖分子的标签以悲剧附上句号。当自身利益的保护者被迫屈服于强大的权 力的时候，这种屈服绝对不会是长久的，因为这不是自愿的屈服。被迫的屈服只能在对方的心里留下更深的屈辱感，这将会为下一轮的冲突点燃仇 恨的 烈火。民族矛盾的每一次激化，都会给这个烈火以新的养分。这就是无休止的悲剧的延续。悲剧中的受害者永远都是那些无辜的、可怜的各族百姓。
7.强烈要求撤销伤害民族感情，激发大汉族主义思想的中共中央[1996]7号文件
民族主义思想在鸦片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号召国人的民族精神，打击外来侵略者，也许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在和平年代里，由民族主 义思 想激发出来的大汉民族主义情绪的结果，就如最近的“流氓爱国”没有什么两样，因此不应该被提倡。当我们长期以来被奴役的思想情绪在国家错误的 民族政策和民族历史言论引导下对外发泄的时候，它就以大汉族主义思想意识的方式在发泄给其他比自己人口少的民族，当前这种发泄时常有意或 无意 地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使它变得合法化。实际上，正是这种不合理的政策为大汉族主义思想的蔓延提供了土壤和养分。在新疆，尤其是王乐泉执政的近 20年中，大汉族主义思想开始快速膨胀，在他的多次强调和建议下，中共中央错误地下达了[1996]7号文件。在该文件中强调“新疆的主 要危 险来自地方民族分裂主义”，以这种方式明显地将新疆除汉族之外所有当地民族看作给国家带来危险的因素，并将汉民族和当地民族有意地对立起来。 从那以来，在来疆工作的汉族领导干部的眼里，当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人，是不可信赖，不可重用，但可以利用的群体。那些来疆就业的汉族 大学 生，复员军人，参加西部大开发的农民工和很容易获得国家无息贷款的汉族投资商的心里，几乎都怀着高傲自大、蔑视当地人的因素。在他们认为，他 们来新疆，是为了改变这里的野蛮民族，他们是这些野蛮民族的救世主（其实这些人根本不该忘记，60年代大饥荒时起，是新疆的各民族百姓拿 出自 己最后的口粮救了多少汉族逃荒者，是维吾尔族的祖先曾用自己辉煌的民族文化一度影响过中原文化这一历史事实，而且在1945年之前新疆人的文 化素质已高于内地是有证可查的）。尤其是来新疆的汉族领导干部也带着浓厚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变色镜，作为新疆第一把手的王乐泉，正是这种 思想 的代言人。他的这种错误思想在7.5事件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在那次事件中，王乐泉扮演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者的角色，他把国家的武器对 准了手无寸铁的维吾尔族学生和农民工，使得抗议示威的学生运动以国家恐怖划上句号，而且至今都在隐瞒真相。然而这次事件给中国造成了非常 恶劣 的国际影响。目前这种思想也在反方向地影响着当地民族的民族主义意识。潮涨船高，结果这种思想以相互对立的方式使民族关系雪上加霜。但是我们 的国家，我们的政府从来就没有批评过大汉族主义思想的严重后果，从来就没有关注过大汉族主义思想对于多民族一起生活的国家带来的严重灾 难。因 此大汉族主义思想在默认中被合法化，这也是导致新疆乃至全国民族关系恶化的实际因素之一。使这种思想合法化的正是中共中央[1996]7号文 件。其实未来的中国不是以大汉族主义思想，而是以开放式的国际关系，健全的法制和民主，健康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间的真正的平等、外加经济的 发达 才能够崛起。
8.重新审核一个违背宪法，不符合逻辑的法律条款
为了保障国家法律的神圣和公正性，请求重新审核刑法第103条第2款及“煽动分裂国家罪”的概念。刑法的这个不符合逻辑的条款就是产 生许 多冤、假、错案的基础。这一条针对的是中国持有不同政见的精英和少数民族。其实就是这些持不同政见的人士，才是推动历史车轮的功臣，是国家的 宝贵财富。执政者们的神经不应该如此的脆弱，他们不该如此的没有自信，如此的害怕持不同政见者和他们手中的真理。如果国家的基底是稳固 的，那 么她不可能就因为“语言、文字、图像等方式对他人进行鼓吹煽动……发表言论、散布文字、制作、传播音像制品”就能达到分裂一个国家的目的。国 家，它不是纸老虎。只有执政者的严重失误，国家才能被分裂和颠覆，而不是几个或是几十个老百姓的行为。相反，执政者的错误政策可以分裂人 心， 让人处处感到“人在曹营心在汉”。实际上刑法第103条第2款和宪法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 由”是完全相违背和矛盾的，为了保护国家宪法的神圣和尊严，因该彻底修改这个违背宪法的法律条款。
9.尊重生命，平反89年6.4天安门事件，97年2.5伊宁事件和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重新审理30年以来中国所有的政治 犯， 良心犯的案件
30年以来，中国以“分裂国家罪”等罪名关押、处决了许多民族精英和持不同政见者。从6.4天安门事件到乌鲁木齐7.5事件至今的 23年 中，国家对发生的多次不同形式的学生抗议运动的歪曲和镇压，使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和人权严重倒退，这严重地影响了民主社会及人类文明的发展。尤 其是有本人亲眼目睹的7.5事件中，被警察随意开枪射击，无故入狱和判刑的案件较多，它所造成的恶劣后果是无法估计的。坚决要求重新立案 审理 那些没有经过审判就遭杀害的人员的案子。对那些无辜、未到法定年龄就被关押甚者判刑的人员依法释放和国家赔偿。据我所知，在新疆对于此类的案 件的办案过程非常不严肃。从王乐泉到努尔拜克日的“严办、速办、扩办”的指令下，办案远远超出了法律范畴，无故获刑人员较多。对此类案件 不容 许律师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无罪辩护，因此冤、假、错案的产生率较高。甚者有时几个小青年在一起聊天说出来的几句话，也被当作国家分裂罪的证据而 获罪。经常因为一张图片，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被判成国家分裂罪而获重判。刘晓波、新疆法制报记者海拉提.尼亚孜、青年诗人努尔买买提.亚 森、 中央国际广播电台记者买买提江就是具体案例。
其实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他们在自己的历史上也犯过许多人权方面的严重错误，但是他们的珍贵之处就是敢于承认历史的错误并 能及 时地纠正，这需要执政党的勇气和智商。只有敢于摆脱独裁狂想，表现出真诚和责任，避免继续践踏国人的尊严和感情，中国才有资格在国际民主舞台 上理直气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否则无论中国在经济上多么强大，但他绝不会被世界人民认为是一个在国际上有威望的民主国家。
10.重新思考乌鲁木齐7.5事件，调查7.7、9.3事件，找出事件真凶，为无辜死去的各族兄弟姐妹讨公道
2009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中根据官方报道，有197位各族同胞失去了他们宝贵的生命，直接经济财产损失达6895万元，实 际上 很多内部人士都知道，死亡人数远远超出这个数字，而且这是一起完全可以避免的事件，但是王乐泉为寻找表现他那铁腕治理新疆而获得更高职位的机 会，使事态有意扩大化。（我说此话是有真凭实据的。）结果强大的国家武器对准了手无寸铁的维吾尔族学生和农民工，仔细回忆起来，当时在大 街小 巷带头焚烧公交车者，带头打人者并不是那些上届游行的学生，根据看过官方内部录像的人透露，在那些被抓和被判刑的人员当中，根本就没有看到最 早出现在录像中的那些带头引诱犯罪的人，结果放过了那些带头打人者，重判了那些观看者和证人，那些神秘的人物就此消失。而在7月7日同样 有汉 族暴徒在武警警察的假阻止，真掩护下上街殴打和杀害维吾尔族无辜百姓，打死、打伤致残具体人数新疆政府对外一直都在隐瞒。因为根据王乐泉的话 说，“愤怒的汉族群众上街游行抗议”，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手持同一个规格的铁棍，脚穿同一形状的军皮鞋，出现在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见 维吾 尔族青年就殴打。至于这次事件的策划和组织者，新疆高层领导几乎都知道，是王乐泉的夫人，原华凌集团公司的副总裁在组织这次事件，我们根据该 集团公司员工最早明目张胆地集体持铁棍上街并在新疆高级法院门前活活打死三名维吾尔族青年而无人敢过问，更有理由这样怀疑。在这次事件 中，有 无数各民族无辜百姓被汉族暴徒活活打死，但至今这个事实一直在被隐瞒。新疆的王乐泉们为了很好的隐瞒这次屠杀事件的真凶，对外只说7.5事 件，不提7.7事件。而对于2009年9月3日的所谓的“针刺事件汉族民众上街抗议”的真相同样在隐瞒，对于在这次被汉族暴徒殴打致死的 各族 百姓没有公布一个真实的伤亡人数，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对于9.3事件的受害者医院出示的入院治疗证明一概都写成7.5事件，以此来继续隐瞒 事件的真相，愚弄民众，挑战世人的智商，而真凶一直在王乐泉们的庇护之下。从新疆政府对于在一年内连续发生的三次民众上街游行和殴打无辜 致死 事件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王乐泉们一方面在推卸责任而放过了真凶，而另一方面，大汉族主义思想在处处影响着中国执政者们的秉公办事意 识，这也正是把中国人引向灾难的继续。
11．强烈要求给予维吾尔族人、包括这个民族的犯罪嫌疑人（无论他们犯的是什么罪）以平等的公民受法的权利
中国正要走向法治，但是维吾尔族人，包括这个民族的罪犯嫌疑人总是处在法制之外。尤其是少数维吾尔族人由于一定的社会原因所做出的违 法行 为一概被认定为国家的敌人。其结果民间维汉之间的一般的摩擦或普通的刑事案件也很容易被认为恐怖袭击，然而在法律面前他们就连和其他的中国人 一样受到同等的审判、律师的辩护、公平的裁决权都没有，就被“就地惩罚”[9]。汉族违法分子当着武警和警察的面可以随意殴打和屠杀和自 己素 不相识的无辜的维吾尔族人而不受任何法律制裁[10]。既然维吾尔族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成员，尽管他们中的少数人犯了法，他们也应受 到法律平等惩罚的权利而不是象动物一样随地被屠杀。可现在被授权“就地惩罚”维吾尔族人的中国警察的这种极端行为，不但严重践踏人权、给 国家 形象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而且也在严重地毒害警察队伍本身，同时也在毒害亲历这种场面的老百姓。接下来，这些警察和目击者也可以随意杀害另一 条生命而不受任何惩罚。因为我们的国家政权已经给他们做出了这种榜样。其结果在新疆和中国内地的汉族老百姓的心目中产生了一种认识，是维 吾尔 族的罪犯，就可以就地惩罚，维吾尔族人的任何大小违法行为，任何人都可以就地处决然后给他贴上“恐怖分子”标签了事。
有一点头脑的人应该会想到，新中国成立都已经62年了，那些所谓的“恐怖分子们”几乎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为什么会变成所谓 的 “恐怖分子”？“恐怖”到底来自哪里？他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为什么每次有一部分对社会现行制度不满的维吾尔族人出来表示一点抗议，就会演变成 所谓的恐怖行为？而在中国内地每天都有同样的事件发生，可他们的行为被定为社会治安或刑事犯罪？比如就在“7月29日早上8时，浙江义乌 闹市 区人才市场门口，一名男子手持4把尖刀，嘴里喊着，‘你们不给我工资，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们活’，当场砍死一人，十多人被砍伤……。犯罪嫌 疑人黎某已被警方抓获，疑有精神问题。”[11]难道在维吾尔族人中在这些年以来的高压政策下，不应该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吗？不能有由于 “就 地惩罚”而失去了亲人、以不平等竞争而失去了工作机会，因为强拆而失去了家园，因为毒奶粉、医疗事故、假冒伪劣药品而失去亲人的受害者吗？比 如于2012年5月10日发生在云南巧家的爆炸案、7月2日四川什邡市民反对建设钼铜项目冲击市委等类似的案件在中国常见，但他们都被定 性为 刑事犯罪或社会治安，可是在新疆发生的任何维汉之间的细小纠纷就会马上被当作为恐怖袭击，不问真相一概偏向汉族而把当地人当作恐怖分子来武力 镇压。这种做法失去了法律的公正性，更失去了国家政权的威望和公正性。它只能激化矛盾，给维吾尔族人心理播种更深的仇恨，给汉民族造成更 多的 不安全因素。这将会对民族、对这个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和未来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最坏的后果还将会给在境外的华人的人身安全带来报复性的攻击。应 该立即停止这种错误的行为。
12.强烈抗议利用国家媒体对维吾尔族人进行群体性攻击
目前，中国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是因为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之外，国民、包括维、藏、蒙等民族的平等、人权问题也在不断地引起世界的 关 注。这种关注与中国的民主体制的建立和政府的民族关系的处理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近二十多年来，在中国的一些刊物上经常出现对维吾尔族群 体的攻击和侮辱现象。在一些媒体上，维吾尔族整体被称为恐怖主义民族、闹独立的民族、小偷民族和分裂分子民族而利用强大的国家官方媒体在 国内 外误导公众对这个民族的认识，甚者在中国由政府负责出版的一些书刊上，以公开污蔑性的字眼评论维吾尔民族整体和这个民族在中央任职的高级领导 也在所不惜。由此可见，确实有人妄想以此来证明中国政府对于维吾尔族群体所采取的极端的做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于2002年在王乐泉的资 助和 支持下，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多次再版的专著《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就是一例，该书就公开颠倒黑白，对维吾尔族整体，包括维吾尔族的自治区 级、中央级领导干部的公开污蔑和诽谤，也深深的伤害了维吾尔族整体和在中央有关部门任职的维吾尔族领袖们。在该书的举例行间表达了一种 “建国 以来，维吾尔族中从中央到地方包括普通干部，没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这样一个诽谤性的信息。虽然至今为止，有许多学者对此曾专论表示过抗议， 但没有一位中央领导出面说话，结果这种错误的言论在沉默中被默认。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使许多维吾尔族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和群众不得不对于中 央的 民族政策感到心痛和失望。
各位领导，大家应该很清楚，维吾尔族也不是历来就好战和好斗的民族。比如在元朝时期，维吾尔族的祖先和当时的蒙古族统治者相处得就很 融 洽。那是因为蒙古统治者信任和重用了我们的祖先，在成吉思汗的军营里的高参中，就有威望很高的维吾尔族人。在教育方面，蒙古统治者对维吾尔族 的教育模式很欣赏，他们接受了由维吾尔族为蒙古族创造的文字，就是现在蒙古族仍然在使用。在文化上，维吾尔族历史上最繁华的查哈台文学也 出现 在这个时期。在宗教上，蒙古族王公到贵族不但尊敬当地民族的宗教文化，而且还接受了当时流行在中亚的伊斯兰教文化，使自己的统治更加巩固。而 我们目前采用的是苏联斯大林时代的民族政策模式，就是这个错误的模式，使原苏联民族仇恨到处蔓延……。难道这种错误的道路还值得我们继续 走下 去吗？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对于新疆现行的民族政策、移民政策等等一系列不符合科学的政策一定要改革，冤假错案一定要平反。目前的这种由王乐泉 指定的“敌人不动我也要打”的政策只能引发矛盾和伤害无辜，结果使我们的家乡永远不得安宁。
我相信，只要本着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性，本着解决矛盾为出发点，以宽广的爱心对待每一个民族，就能解决任何问题，而不是依靠高压。 历史 的事实证明，一个民族是杀不尽的，尤其是像维吾尔这样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的民族。未来不可能永远都在强权者的手中。政府的强制和高 压政策只能使维吾尔族人的民族意识更加强化，民族凝聚力更加坚强。历史的事实已经多次证明，有坚定信仰的民族是永远都不会怕死的。带领一 个民 族走向繁荣和独裁统治一个国家，绝不是一回事。建国62年以来，从来没有一位国家领导人与维吾尔族的知识分子，包括这个民族的国内外异议人士 认真地、平等地坐下来讨论过“维吾尔族到底需要什么？”就“怎样才能和这些占中国领土六分之一土地的主要民族以平等的、友好地相处”这一 问题 进行过一次对话和沟通，现在也许为时不晚。其实，这也是考验十八大后的新一届中国国家领导人执政能力的机会。只要大家有诚意，就一定可以获得 一个完美地结局。这就是我写这封信的最终目的。
茹孜妮莎
2012年8月4日于法国巴黎
背景资料说明：
[1] 请看法国哲学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对于国家体制的定论，对不同体制做比较，中国62年以来的国家体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制，因为在这个体制实际表现 出了更多的封建暴君主制的因素。
[2] 根据中国新闻网2012年6月27日中国2011年公共安全支出1037亿，教育支出999.05亿元。 http://mili.cn.yahoo.com /ypen/20120627/1140085.html。
[3] 根据本人实地考察，由于石油开发，在叶城县多处农民栽培几十年的几千亩水果园被喷出地面的石油所污染而枯死，但是没有任何赔偿， 阿尔 泰的金矿和乌鲁木齐市周围的煤矿的乱开采也在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4] 根据本人于2010年的春季在多所学校实地调查，和田、喀什等地由于开展双语教育，禁止在校园内讲母语，在学校只关心学生的汉语 成 绩，其他课程几乎停止，其结果学生的实际考试通过率还不到百分之30，大部分学生高中毕业还不会写一封家信，但为了应付，只好全部发放毕业 证。
[5] 在喀什市中心本来有三处非常独特的电影剧院，是在40年代由民族文化促进会用市民集资款所建的，如今这些电影剧院被政府在没有通 过老 百姓的同意就擅自卖给了开发商，有开发商在这里盖了本地人买不起的昂贵高层住宅，这既影响了喀什市容，又从此这里的老百姓失去了半个多世纪以 来属于自己的文化娱乐场所。
[6] 根据本人实地调查，这种现象最明显地出现在新疆喀什市周围和和田地区民丰县。
[7] 胡耀邦文献信息网http://www.hybsl.cn/ybsxyj/shengpingyusixiang/2010-08-05/21632.html
[8]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P127、128
[9] 见人民网乌鲁木齐2011年8月1日的消息
[10] 请察看2009年7月7日、同年9月3日发生在乌鲁木齐街头事件的现场视频报道。http://www.youtube.com/watch?v=t4Djk_Yanrc&feature=related
[11] 凤凰网2011年7月30日7公布
[12] 土耳其人继续在国内抗议中国新疆发生的流血冲突事件，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G8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在新疆发生的事情是近乎种族灭绝的屠杀， 并呼吁北京政府找出责任人，依法处理。http://www.youtube.com/watch?v=TZQ5isHfDGg&feature=related
[13] 新疆75事件cctv采訪視頻（内部版）http://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endscreen&v=It9IcJdrP8M&NR=1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刊就个别词字和标点符号做了规范化的编辑）
【民族问题】
靠两台内燃机车头牵引的列车，在安多-卫藏高原奔驰了整整一天后，傍晚终于抵达终点拉萨站。在站台只觉得车站建筑雄伟高大，又糅进了藏式 建筑 的褐红色，正是笔者偏好，急于出站想到站前广场合影，便与同伴相互提醒准备好车票以供检查。
不料需要检查的不是车票，而是身份证。查票的也不是铁路人员，而是武警。
合影也是奢望，站前广场完全封闭，武警把守，到停车场要绕一大圈。我苦笑说，哪有中国的火车站会站前广场空无一人？
没有身份证寸步难行
乘坐青藏铁路的中国旅客往往以为离开青海省后才算入藏，事实上到此时列车已经在藏人的土地上跑了一夜。从青海（藏人称安多）的西宁开始就 反复 核对身份证，这个范围倒是与吐蕃的历史疆域暗合。
我们下榻的酒店在大昭寺前步行街中段，从那里到广场入口处短短50米间，就停有特警标志的装甲运兵车一辆、消防车一辆、公安大巴两辆；每 晚午 夜时分大巴会开走。导游事先警告过，不要拍摄军警，否则轻则呵斥、删除照片，重则惹祸上身。
早知道八廓街是藏人宗教信仰的重地，但实地目睹煨桑（焚柏枝祈福）、转经队伍的规模，还是令人感到敬畏。
很快发现，通往八廓转经道路的所有巷子都有检查站，专查身份证。大一些的叫“110便民警务站”，有规格一律的标志。朋友注意到，对藏人 的检 查比对汉人严格，需要的证件更多。
导游说，拉萨只有三家酒店被允许接待藏人，都在较远的地方。具体他也不清楚，外地藏人还需要什么证件才能顺利过关。听后不觉相当讶异。
之前在我们住的酒店的咖啡厅，目睹出来旅游的一群中国95后小朋友跟藏人服务员小姐姐淘气，玩闹得很开心。当时只觉一片和谐欢乐，不曾料 想在 这家旅馆，藏人虽然可以工作，但不能和汉人一样住店，不由得让人想起大导 Ken Burns 纪录片《Jazz》中 Duke Ellington 在种族隔离时代的遭遇，今夕何夕，不免一阵尴尬。
拉萨无外宾
七月虽然是西藏旅游的旺季，但整个旅途中遇见的外国人居然屈指可数。除了火车上遇到过几个丹麦人，酒店中有些日本游客，在八廓转半天也看 不到 一个西方游客模样的人。
导游说，外国人入藏许可在拉萨5.27自焚事件后已经停发了，偶尔看到几个外国人应该是用的旧的批文。
外国游客受阻也不要紧，我说，国内多吸引客源弥补好了。结果导游说，正相反，铁路班次也减少了，每列少挂几节车厢，“这样当然买不到 票”。
这样旅游业收入下降已成定局，连八廓街也盛况不再，导游说他自己的收入大致是去年同期的三分之一。他既没有责备藏人也没批评政府，只是反 复地 说“真的不要再有自焚了”。
深谈一下才发现，导游所说的自焚事件只是5月底发生在大昭寺广场的一宗，对之前已经发生的40起藏人自焚事件一无所知。
拉萨市关于大昭寺自焚事件的“传达”称，两名藏人都来自四川（实际上一位甘肃一位四川）都是僧人（其实都不是），但一般人也没有其他消息 来 源，倾向于认定“都是西藏以外的事”。
“我们”还是“他们”？
与大多来自四川、重庆的导游不同，我们的导游小阳来自湖南。“这里川渝的人太多了，我的湖南话现在都被同化了。”
小阳是科班出身的专业导游，自谓高中就爱好地理，大学毕业后先在张家界接待台湾团，后来就到了西藏。“2008年拉萨骚乱？我已经到了， 外面 风声紧就不出去，打电话给藏人朋友让他们给送吃的来。拉萨的藏人很友好，绝对没问题。”
看得出小阳对自己的工作有着热忱，凡是他如数家珍的海拔高度、公元年代，他恨不得你也得记住。景点更是一个不拉。
在布达拉宫广场，小阳热心地让我们去看“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我实在不想去，便随口敷衍道：这造型不是一把枪么？哪来的和平？小阳说： “是 一把枪，有枪才有和平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背对着我，一时看不出他是认真的还是反讽。
在介绍雅砻王朝历代君主时，小阳常会说“我们”，例如“我们松赞干布”。那天我说想看达扎路恭纪功碑（注：纪念吐蕃帝国为惩罚唐王朝背信 弃 义，而于公元763年攻破长安的胜利），不知道在哪里？小阳说，这个角度可以看到，这纪功碑纪念吐蕃攻破长安，是我们国家的耻辱，现在围起来不让 看了，导游也不给游客介绍。
我心想，不是连赞普都“我们”了嘛，是一家人，怎么又成了“他们”？看来这个“我们”、“他们”的问题，对藏人相当友好的小阳还是有些纠 结 的。
至于对另一些中国人来说，就不存在这样的纠结，“我们”和“他们”，两者的界限清晰而不容混淆。
曾听到北方口音的游客大声地谈着：“……不行就镇压！怕啥？”镇压谁？恐怕是“他们”吧？
来自河南的出租司机，则一见面就把我们当成了“我们”：“藏人拿着全世界最好的福利，转转经，喝喝甜茶，还要闹独立，我一天不干就没钱， 还有 天理吗？”
一次闲聊时小阳提起，西藏现在暂停办护照了，而且范围已经从藏人护照难办扩大到所有人。重庆司机接口说，有位多年前来拉萨的重庆高考移 民，早 已落地生子，最近因办不出护照又在活动恢复重庆户口，但这很不好办，叫苦连天。
看来眼下护照停办这件事上，总算没有了“我们”和“他们”之分，大家一起尝到了苦头。
检查站酿祸
旅途中唯一一次听到武警说谢谢，是在拉萨西郊堆龙德庆县的一个检查站。那是一位娃娃脸的藏人武警，礼貌地检查着身份证，始终笑容可掬，不 过， 他的另一只手始终停留在冲锋枪扳机套上。在他身后的另一位汉人武警更年轻，没有携带武器，显得手足无措的样子，似是在见习。
不止一个司机、导游提到，检查站“出过大事”。月前一位当雄（拉萨北郊）牧民因老爸生病急于开车南下前往拉萨就医，忘带身份证，在检查站 不获 通融，等折腾了三小时送到医院不治。
牧民悲愤下失去理智，事后回到检查站将武警刺死。
这样的检查站几乎立刻就让人想起以色列纪录片《检查站》。从约旦河西岸到西藏，类似的人间悲剧仍看不到尽头。
永恒的仓央嘉措
就连小阳也承认，拉萨城关的西部大多住着汉人，建筑和中国内地城镇没有什么区别，缺乏特色。林廓以内硕果仅存的拉萨老城，则因其藏式楼 房、寻 常巷陌、鲜花盛开，成了旅游者的最爱。
岗尖吧书屋就在老城不起眼的角落上，藏人女店主沉默寡言，小伙子则比较健谈，看到读者在找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会在旁介绍哪些其实 是后 世汉人的伪作。
书屋没有CD部分，让我有些失望。这时女店主表示，可以给我拷贝一些MP3到U盘。
女店主让我试听的歌曲，在数天“翻身农奴歌唱党”这类歌曲不绝于耳之后，让我顿觉一亮。“这些歌是为仓央嘉措诗篇谱曲的。”
想到有一首藏歌几年来遍寻无着，我斗胆哼了几句，请女店主开示。她一听就说，这个没有，这个歌手叫普布朗杰，是境外的。
境外？是说印度吗？“是的。”
那她刚给我复制的歌曲是境内还是境外的？女店主没有直接回答，只轻轻地说：“给你的这些歌很难找得到的。”
人间至美
旅途结束前，我将陪伴我整个行程的攻略《寂寞星球-西藏》留给了一位藏人朋友，这本在中国被查禁的书恰好由友人的精神领袖、根本上师作 序，序 文结尾写道：“无论怎样历经风波，相信读者会同意我，西藏仍是人间最美的地方之一。”我由衷信服，这次旅行已经印证了这段话。
（本文中人名、店名使用了化名）
2012年10月24日
转载自《BBC电台》中文网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ese_news/2012/10/121024_visiting_tibet_yucongzhou.shtml
【观点争鸣】
莫言得诺奖，引发争议，有人质疑评委中唯一懂中文的马悦然可能跟莫言有利益交换，或从中牟利。美国重要刊物《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近日刊出文章,对马悦然的操守提出质疑：“诺奖背后有利益冲突吧？”（Was there a conflict of interest behind the Nobel literature prize?）该文引述瑞典电视SVT的报道说，马悦然跟斯德哥尔摩的出版社签约，用他的莫言译本获丰厚报酬。
对此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英格伦和马悦然都否认。但英格伦的回应证实：接受马悦然的莫言译本的瑞典出版社主编说，他们的稿酬丰厚到让 马悦 然自己报价的程度（to name his own price）。而一般出版社接受一个译稿，都不会让对方报价。莫言获诺奖后，销书量自然增加，马悦然的译本就能获利。
马悦然在回应时强调，他不是在诺奖公布前跟出版社签约，而是莫言获奖之后。但瑞典媒体说，这种说法没有说服力，“前后”并没有实质性区 别。因 为对莫言获奖，马悦然作为评委之一，早就知道个大概，所以他才翻译莫言的作品。按“利益回避原则”，诺奖的评委不应翻译获奖者的作品，因为这有个 获奖作品销量多、译本获利的问题，等于跟“获奖者”有利益关系。
而且，如果某位瑞典文学院士是候选作家作品的译者，按理说就不应该再参加有这个作家入围的最后“评选”。因为这里面已有“利益”问题，等 于在 评选自己译稿的未来销路和版税收入了。
其实早在当年高行健获奖时，就有人提出这种质疑，因高行健主要作品的瑞典文版，都是马悦然翻译的。马悦然当年接受我采访时说，“差不多高 行健 所有的短篇小说，两个长篇小说，18个戏剧中的14部，都是我翻成的瑞典文。”马悦然很自豪地对我说，“可以说我没有翻译高行健的作品，他就不会 得奖了。”
马悦然翻译了高行健的作品，然后全力推动他获“诺奖”，那马悦然的译本在瑞典就成了“垄断版”，或至少是当时的唯一版，当然就会给马悦然 带来 版税等经济利益。
而且高行健的小说《灵山》还没出中文版时，马悦然就把它译成瑞典文，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中国评论家（更别说读者）看到和评价这部作品 前，马 悦然就自己认定它是一部可获诺奖的作品。
马悦然通过推动高行健获奖，他的译本获利多少，外界不知道。但从高行健获奖前后他的小说《灵山》在台湾的销量就可得知。高行健在纽约演讲 时 说，《灵山》“出版头两年只卖了152本”；获奖后才热卖。
在高获奖后，马悦然要高行健把原来出版他瑞典文译本的公司换掉，改为马悦然好友开设的出版社，这点也被媒体指出涉嫌为他自己谋利益。
当时连美国《洛杉矶时报》也对此严词批评，该报在高获奖两周后发表威廉斯（Carol J. Williams）的批评文章痛斥“马悦然是个无耻的追逐个人利益者，他成功地将一位默默无闻的中国作家推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宝座。他的行为已使这个文 学国度的圣堂被玷污。”当时连德国文化部长诺曼（Michael Naumann）都出来说，马悦然的这个举动“重创了诺奖的声誉”。（《洛杉矶时报》这篇报道的网 址：http://articles.latimes.com /2000/nov/01/news/mn-45189）
所以，在这次马悦然被媒体揭出跟莫言获奖有“利益冲突”之前，在高行健获奖问题上，早就有更严重的“冲突”。
对这次瑞典电视台的披露，马悦然非常恼火，他在回应中骂电视台编辑是“白痴”；并说好不容易把诺奖发给一个中国政府能接受的作家，电视台 这样 报，“中国政府发言人发怒的话，又会发声明说西方文化中的反华因素为诋毁中国作家的成就而不惜手段。”马悦然扯到政治和国家上，明显试图转移媒体 关注他和获奖者之间利益关系的视线。
但不管马悦然怎么“愤怒回应”，他没有否定瑞典媒体披露的事实：在莫言获奖后，他立即把自己的译本送到出版社，而且出版公司给他的版税丰 厚到 要他自己开价。
除此之外，另一个马悦然和莫言涉嫌“利益交换”的例子，瑞典和西方的媒体都不大知道，就是马悦然的中文小说集《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是莫 言写 的序。莫言写序百天之后，就拿到了诺奖。在这次瑞典电视报道马悦然的莫言译本利益冲突问题时，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英格伦证实，马悦然“深入地参与 了”（highly involved）给莫言评奖的讨论。
莫言给马悦然的书作序，马悦然随后“深入参与”讨论莫言获奖，然后拿事先译好的莫言作品跟出版社签丰厚版税。这不是把诺奖变成一场赤裸裸 的商 业交换了吗？
主攻《公羊传》和《左传》的中国古文专家，忽然会写中文小说了。而且几年前他还出版过一本中文的《俳句一百首》。瑞典的古汉语专家，既成 了中 文诗人，又成了中文小说家。马悦然是天才吗？从网上查到，他的这本微型小说集，是和比他小43岁的娶自台湾的太太陈文芬合写的，一共106篇（马 悦然说他写了60篇）。
这部小说集我没有看过，但据网上的内容介绍得知，该书约五万字。这个字数实在令人瞠目。106篇小说才五万字，那等于平均每篇才五百字， 马悦 然太有才了，五百字可以写出小说来。我写评论，500字都难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所以多年前辞掉了台湾《自由时报》上的一个叫做铿锵集的专栏， 因为要求600字，很难写，除非胡乱写。
小说不管多么“微型”，总得有人物和起码一个情节吧。五百字？看来马悦然完全可以跟43天写46万字（小说《生死疲劳》）的天才莫言比谁 更有 文字“大跃进”的能力了。
马悦然可能早就担心被人指出“利益冲突”，所以该小说集没有署他们夫妇的真名，而是用的“南坡居士 台湾小妖”。作者无名、又微型到如此地步的“小说集”在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肯定不会有多大的销路。但是，由中国作协副主席、当红作家莫言作序，效 果就不一样了。莫言的“背书”当然会给马悦然带来销售和版税等商业利益；反过来，马悦然推动莫言获诺奖，利益就更大了，除了奖金，更有其他无 形的 利益。莫言的“序”看来是全世界最赚钱的文字。所以有评论说，在当今中国，“会做事的”不如“会来事的”。在这方面，莫言更是不必言说，就心领神 会。包括跟一直推荐他得诺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也关系拉到大江去中国时，专程去看望莫言的姑姑。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曾写过：“有一次 大江 健三郎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我发现作陪竟然就是莫言。”莫言还用小说通信的方式，歌颂这位日本恩人（据网上文章，《蛙》中有四封跟日本作家的通 信，那个作家就是大江）。
现在莫言获奖了，马悦然夫妇的这本小说集又要在台湾推出。这次他们署上了真名实姓（马悦然 陈文芬）。在台湾“博客来”等多家网络书店上，目前都可看到这本书的预购广告，说是10月25日推出。而且特别用“莫言作序”来做广告。这不是明摆着，要 借莫言得诺奖的“东风”赚一把自己的名誉和利益吗？这不是清清楚楚地在违背诺奖委员会严格的“评委不可有任何利益因素”的规定吗？当然，像这 种利 益交换在中国不仅比比皆是，而是常态。但在西方，则难以想象。马悦然和获奖人在中文世界共同牟利的做法，显然诺奖委员会完全不知情，否则瑞典媒体 会闹翻天！
对这本平均每篇不到五百字的小说集，莫言在“序”中是这样歌颂的：“这两个人的小说，看似简单，但背后隐藏着历史变迁、两岸三地、巴山蜀 水、 乡音梵号、三坟五典。那些丰富的背景和潜台词，全靠读者去想象。犹如竹林边飘摇的酒旗，犹如深巷里飘散出的酒香，犹如探出墙头的花枝，向人们昭示 着里边的风景。”这比马悦然的瑞典文学院给莫言的颁奖词还“壮观”，真是知恩图报呵。
当然，马悦然希望通过莫言译本多得一些稿酬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他的经济情况实在不太好。他妻子陈文芬去年底接受上海《外滩画报》记者采访 时 说：“他大学退休金是每月19000瑞典克朗，一直不变，再交税57%，然后房租就占去了7600，几乎就没有什么剩下了。”（算下来每月只剩 570克朗）而高行健和莫言等获奖，马悦然的译本能多卖出一些，那他的收入就不会“没有什么剩下了”。只是这种“利益关系”被媒体披露出来之 后， 他作为知识人的体面等，可能也没有什么剩下了。
2012年10月19日于美国
原载“曹长青网站”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2982
【书摘书评】
引言
历史是自然界演变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真实纪录，正视历史，人们可以通过研究它从而总结出规律性和经验教训以指导未来，而不能随意篡 改 它。同样，一个人、一个政党他所走过的道路，也会在人世间留下他的足迹，是历史的客观存在，载入史册不可能更改的。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诞 生以来，已经走过91年的历史了，它是怎么产生的，之后它做了什么，有过什么发展和变化，特别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什么——这些等等许多 的问 题，都是值得当今的人们认真回忆和总结探讨的。
2011年7月号的香港《动向》杂志刊载了该刊记者采访鮑彤先生一篇谈话文章《谈中国共产党》；此后10月份鲍彤先生又就“张木生先 生遵 朋友之命发表的讲话”而发出了关于政局的谈话《谈回到民主主义及其他》。这是两篇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局”的重要谈话，对中国共产党 过往历史的总结，对中国现实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中国未来的走向，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总结和远见卓识地展望，是难得一见的好文章。 现在 重读这两篇谈话文章，真乃使人发聋振聩，从中获益匪浅，并深受啓迪，感悟良多。谈话中所涉及的诸多问题是令人深思的，现在就让我们顺着鲍彤先 生的这两次谈话精神，来对共产党和它的主义之在中国的诸多问题作一番透视，从中总结和反思这些历史，这对国人来说定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大 事。
一、鲍彤先生两次谈话之主要论点
在《谈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概括起来它的主要之点是：
1、中共是一个为权力斗争的党
这是鲍先生谈话的第一个问题。鲍先生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毛泽东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说过的话。说明中共 是从 俄国进口的，那时的中国具有接受的土埌。从那时起马克思主义就被毛泽东神化了，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救苦救难的希望。
对于马克思主义，当时的中国人并沒有因此而如饥如渴，个个雀跃，人人激动。一般头脑清醒、行为持重的人，相当准确地称马克思主义为 “过激 主义”，敬而远之。马克思主义只对一些愤怒的年轻人有些吸引力，他们是少数勇敢分子，初次见面，就认为这是当代欧洲最革命最科学的思潮，不惜 孤注一掷，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主义”上面。至于对那些有野心的政客来说，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又一块时髦的招牌罢了。
毛泽东喜欢把马克思主义挂在嘴上。其实，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能打动毛的只有一条：“造反有理”。——但“造反有理”这个东西，说穿 了， 是中国的土产，《水浒传》里的好汉管它呌“替天行道”。
毛泽东总喜欢把自己喜欢的东西一古脑儿称为“马克思主义“，仿佛自己就是“马克思转世”！他自己实践了一辈子的公式：“武装夺取政 权，战 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普遍地对的，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其实同样不必劳十月革命之驾，千里迢迢送过来，因为它 与其说是德国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不如说是中国军阀主义的原则。从袁世凯到张勋，上溯到项羽、刘邦，问鼎逐鹿，成王败冦，这种东西，怎么是 列宁 送到中国的？毛泽东嘴里的“马克思主义”大抵如此。
我不知道毛泽东到底读过几夲马克思的书。反正给他印象最深的，无非就是造反啊、武装夺取政权啊之类。其它的东西，大概未必看，未必 懂，未 必喜欢。连毛泽东也不懂的马克思主义，怎么可能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产生作用？我看中共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党，它是一个为权力而斗争的党。没 有政权时，它最大的欲望是造反，不择手段，夺取权力；有了政权以后，它最大的欲望是维稳，不择手段，保住权力。毛泽东在“与人奋斗”之 中，所 以能夠屡屡得手，靠的不是马克思。
2、日本侵略者是中共的大救星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是靠什么上台的？鲍彤先生说：一是靠日本侵略，二是靠国民党不争气，三是靠不择手段的纵横捭阖——这东西并不神 秘，翻 开通俗演义《东周列国志》之类，就有许多“超限”的战略战术。对毛泽东，勾心斗角比马克思的书实用得多。
党史把秋收起义、井冈山、中央苏区、长征神化了。其实那是从失败到失败的记录，沒有多少值得载入史册的范例。——继续失败，只好长 征。打 土豪分田地的失败是必然的，跟梁山泊的必然失败一样。所以连毛泽东门下最忠诚最精明的林彪，也惶惶不知所措，内心深处充满了疑虑：“红旗能打 多久？！”毛泽东自己也不知道，只能说些不着边际的大话套话，搪塞了事。
毛泽东的第一个大救星不是别人，而是日本侵略者！如果日本不入侵，非法的山大王就永远走不出梁山泊，永远变不成合法的抗日军，只好逃 来逃 去当“流冦”。——所以毛泽东一见日本客人，就由衷地连连道谢。这不是笑话，不是客套，这是毛泽东的真心话。毛心里最清楚，中华民族抗日战争 最大的嬴家是自己。日本输了，投降了。国民党阵亡了几百位将军，大伤元气，精疲力竭。共产党只牺牲了左权和彭雪枫两位，不到国民党的百分 之 一。毛泽东说，蒋介石先是坐在峨眉山上观战，最后抢下山来摘桃子。毛泽东是信口开河，撒谎。——十足是个政客。
问题是国民党自己不争气。蒋介石挑了抗日的重担，但是解决不了自己的腐败问题。——蒋介石治国无方，纵容下属腐败，加以滥发钞票，， 物价 飞涨，失掉了民心。其实，当时国民党的腐败，和今天共产党的腐败相比，小巫见大巫，差远了。
抗战结束，各种政治势力都出来发表自己的主张，显示自己的力量，群雄纷纷上台。毛泽东乘机统战，打出願意继承孙中山衣钵，做出学习林 肯和 罗斯福的民主姿态，终于通吃一切，当了大救星。所有这些，基本上都和马克思主义无关，功耶罪耶，都不必挂到马克思账上。
毛泽东这个政客，沒有道德，食言而肥。白纸黑字的诺言，给中国以民主，给农民以土地，给知识分子以自由，让民族资本家发展，好话说 尽，一 条也沒有兑现。最后的结果，中国得到的是独裁，农民分到的耕地得而复失，知识分子得到的是不准开口，民族资本家被消灭，代之而起的是权贵暴发 户一个个白手起家。
3、毛泽东翻云覆雨害苦了农民
鲍先生说，土改起了欺骗作用，欺骗了农民。对农民是个骗局，农民得到的是零，被共产党耍了。但对共产党，起了天大的作用。第一，骗得 了农 民的拥护，从而打败了蒋介石，夺到了统治权。第二，通过斗地主，在全国范围內显示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党的威风。第三，通过农民这个中介，顺 顺当当，把全国的土地，第一步转化给农民，第二步转化给政府，从此归各级党委和大大小小干部支配。当时就是如此，随着地价飞涨，土地越来 越成 为有权有势的人的摇钱树。所以闹到现在，围绕着城乡土地和房产的抢夺和反掠夺、侵权和维权，中国出现了无数惨绝人寰可歌可泣旳的群体事件。只 要中国农民的耕者有其田的要求不解决，中国整个社会就势必继续动荡下去，不可能稳定。
毛泽东不是农民的大救星，而是农民的大灾难。——毛泽东野心包天，非要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不可。于是，大跃进，于是，饿死了几千 万农 民！于是，就有杀刘少奇等反对派以灭口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口号自始至终没有变化过：“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中国就是这样 被毛泽东沦为人间地狱的
共产党的这些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别人要丑化它，是毛泽东自己丑化了自己。——大概是1980年前后吧，有一位美国科学家访问北 京，这 位老先生是华裔，邓小平一见他，第一句话就是：啊讶老先生，我们党对不起老百姓啊，我们犯了罪啊！邓小平说得对。你想，共产党饿死了几千万农 民，能对得起老百姓？你能昧着良心说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你能说邓小平丑化了共产党？邓小平当时还有良心，至于他调集几十万国防军向老百 姓开 枪，那是后来的事。
4、胡锦涛远不如刘少奇、杨尚昆
鲍彤先生说，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九十年的重要讲话里，严严密密回避了这两件大事，好像共产党沒有饿死过农民，沒有杀过老百姓。他沒有 勇气 正视现实，因此就沒有勇气正视历史。他远不如刘少奇、杨尚昆。刘少奇有勇气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杨尚昆有勇气承认：天安门事件 “是我们党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胡锦涛不敢，甚至在时过境迁几十年之后，他还不敢正视历史。
在九十周年大会上，他把中共的全部历史概括为“做了三件大事”，并由此推出结论：“历史和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他列举的事实基本上是 站不 住脚的，因为中国根本沒有完成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根本不存在什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人民未必是福。根 据宪法，中国只有五年一次的选举是法定的；所谓“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沒有法律依据，不足为训。
这种味同嚼蜡的讲话，照例都是“写作班子”拼湊出来，经过机械的程序通过，最后照本宣科，用以应时应景的，不一定代表得了有血有肉的 总书 记。不过，这篇讲话，起草得实在太槽糕，水平太低，不像话。
5、对中共要打破两个迷信
中共1949年以前的历史，只对共产党掌权不掌权有意义，对老百姓不见得有多大意义。曾经有人说，“建国有功。”这是一种不加分析的 迷 信。首先必须分析，这个“国”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然后再下结论。所以，不必急于给1949年评功摆好，称它为“解放”。如果她真的给人民带 来了“解放”，当然值得我们热烈庆祝；如果她只给统治者带来了权力，老百姓就完全沒有必要跟着兴奋。
经常有人条件反射地说，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不符合历史。据我所知，中国人民站起来，是在1945年。当时，联合国成 立， 中华民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是宋子文，董必武是代表团的一位成员。当时列強对华的不平等条约几乎全部废除，唯有苏联例外。毛泽 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肯定不是“站起来了”的标志。周恩来和莫洛托夫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有苏联管理中东路和它在新疆有 采矿 的条款，肯定是新的不平等条约。所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国人民站起来是在1945年，而不是1949年，至于1949年和1950年， 那是蒋委员长领导我们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毛主席又领导我们重新跪下去了。——请不要忘记，毛泽东自己本来也髙呼过“蒋委员长万岁”，后 来他 也同意把苏联称为“社会帝国主义”！
6、对中共九十年的概括
我沒有资料更沒有能力概括它的內在的本质，我只能归纳一些近在眼前的现象。我想简单说这么三点：
A、中共的历史，是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的历史。它的核心利益，是把统治国家支配一切的权力永远掌握在本党手里，正如2011年6月30日 庆祝 大会的主题歌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的政治伦理：“打天下，坐江山，打天下，坐江山——”谁打过天下，谁的子孙、親友、关系户，就应该像八旗子弟 享受战利品一样，世世代代坐江山；反之，凡是沒有打过天下的中国人，都有原罪，必须被别人坐江山。
B、中共的路线，是辩证法的路线，否定之否定：合作，内战，再合作，再内战；把土地给农民，再夺走农民的土地；把人民的财产充公，再化国 有为 官有；制造冤假错案，在一定条件下平反，然后再斗争，再制造冤假错案，乐此不疲，不由自己，折腾来，再折腾去——
C、不断的斗争再斗争，斗死了几千万人，饿死了几千万人，打造出一种在本党领导下的举国体制，呌做“中国模式”。这种模式是凶是吉，国内 外大 家正在评价，也许不要太久，能夠大体上达成共识。
7、一呼百应，无人负责的举国体制
要讲中国的经济起飞，四小龙比大陆早，比大陆快，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普遍地而且远远地好过于大陆。如果把 大陆 起飞归功于中共，那么四小龙的起飞，应该早已证明他们的领导远远好过于中国共产党。
评价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能忘记三个因素：第一，不要忘记中国的劳动力数量遥遥领先，是全球的绝对冠军。第二，不要忘记毛 泽东 的大破坏。只是由于劳动者和经営者部分地挣脱了毛泽东的枷锁，中国经济才得以发展到今天的规模。第三，不要忘记“中国模式”不仅能夠集中力量 办好事，也非常善于集中力量办坏事。在这里，别的我不再说了。它已经永远糟蹋了三峡，我不知道下一个受难的对象将是哪里。对这种心想事 成，轻 举妄动，一呼百应，无人负责，“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模式”，我非常恐惧，不敢不担忧。
我认为，向领导人施加压力是公民不可推诿的天职，歌功颂德无异于引诱他们堕落。一切领导人，只有在压力下，才能不懈怠，才能不腐败， 才能 有动力，才能有进步。如果连这样的常识也不懂，不宜于担当重任。
在另一篇《关于政局的谈话》中，其主要之点可以归结为：
1、十八大前某些政要的竞选纲领亮相是一个好的开端
在成都的一个座谈会上，张木生先生有一篇讲话，他声明这篇讲话是遵朋友之命而讲的。他的朋友中间，大概有刘上将。但又表明这不代表五 代领 导的意见，这是他的慎重之处，以免发生“代表习李”的误解。他所讲的，可能接近于刘的竞选纲领，就好比“唱红，打黑，分蛋糕”属于薄，“开 放，把蛋糕做大，几个月内不进行新闻检查”属于汪一样。各位政要在十八大前亮相，实际上起着竞选的作用。
看来，十八大換届有了一种政见上的竞赛。毛泽东正位以来，中共不准党员独立发表政见，那呌“非组织活动”，是犯忌的。十八大换屆前， 有三 位政治家鲜明地发表了自己的主张，这就是新气象了，就重要了。我认为，能夠有竞赛，有各种政见发表出来，是好事情。
这些讲话到底是准备实施的纲领，还是吸引一下人们眼球的姿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本来也是纲领，一度还经全国政协郑重其事通过，成为 《共 同纲领》，可是后来，毛一挥手，拿出“总路线”，取而代之，就把它撕毁了，废掉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本来就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一方面认同 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另一方面又坚持领导权必须属于共产党。后者和前者怎么兼容？
张木生现在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是什么意思呢？有可能是要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拉开距离。——张木生讲到党内派系合法化。的 桷，共 产党员也是公民，共产党内也应该有言论自由。“党内有派”，本来就是国际惯例，是文明社会的常识。
新内容中也包括司法独立，这很好。当然，张也同时提了坚持共产党领导。我想，所谓“共产党领导”，应该是“依法治国”的同义语，应该 决不 是玩弄权力枉法舞弊的同义语。既然司法独立，既然共产党坚持依法治国，各级党委就不应该在幕前或幕后、公开或秘密地干预审案子，干预抓人，干 预判刑
新民主主义可能是个公约数，具有内部矛盾的公约数。说比不说好，改比不改好，能夠主动说，主动改，就是了不起。
2、对新民主主义应怎么看
新民主主义是个很复杂的概念，毛泽东当年提出新民主主义，起了两个作用。一个是正面的、积极的作用。你看，毛居然跟斯大林拉开了距 离，居 然跟“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拉开了距离，居然願意搞新民主主义而不去搞社会主义。毛还给了人们这样一个印象：新民主主义就是罗斯福， 就是林肯，就是孙中山，换言之，就是民主主义，只不过蒋介石不做，共产党当仁不让，挺身而出，所以就“新”起来了。当毛泽东在这个限度以 內讲 新民主主义的时候，它曾经起了正面的、鼓舞人心的、很大的历史作用。但是历史最后又证明，新民主主义在毛泽东手里，是假冒伪劣的赝品，是他纵 横捭阖，建立反蒋统一战线的口号。毛1949年把统治权夺到了，1953年脸就变了。他在1952年底1953年初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 渡” 的总路线，親手把新民主主义否定了。否定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是中国的灾难。因此新民主主义有负面的作用，它在毛泽东手里是一张空头支 票，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胡绩伟同志把新民主主义重新提出来，要求中国共产党兑现这张空头支票，这是合情合理，有根有据的，谁欠债，谁 就应 该还债。
二十多年前，在组织起草十三大报告的时候，我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沒有用“新民主主义”的概念。这是为了使文件易于通 过，这 是沒有办法的办法。现在张木生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说明现在人们的思想比那个时候更活跃，说明张木生先生比我勇敢。
——我讲初级阶段，脑子里就是以新民主主义为蓝本，就是从中国社会性质出发，来考虑我们的社会政策。——尽管共产党的纲领上写的是 “社会 主义”、“共产主义”，但是在实践中，这些东西不仅无用而且有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特别写了“至少”需要上百年，“至多”多少年 呢？至少加上儿子代、孙子代——谁也别再去做社会主义梦。
“回到民主主义”，这就是中国的必须。无民主则死气沉沉，有民主则生气勃勃。中国在生病，很危险，应该靠民主主义起死回生。
——在毛手里，社会主义是一把刀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毛泽东翻脸不认人，不管你是党外的章伯钧储安平，还是党内的刘少奇彭德怀习 仲 勋。毛在中国，有权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尽管斗死饿死了几千万人，至今毛还供奉在宪法中，盘踞在国门上，象征着中国特色的四个坚持。这就是中 国的是非，中国的伦理，中国的现行制度。这就是腐败。制度如此腐败，老百姓怎么活？这种制度，不改行吗？
社会主义是什么？——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其实是斯大林联共党史的某些章节，加上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时而提出生产力 发 达，时而提到贫富差别小，又说“不争论姓社姓资”，又说“什么是社会主义，谁说得清楚！”从这可见“邓小平理论”水平之一般。邓小平在跟全体 中国人做游戏，一方面承认社会主义是说不清楚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拿出坦克车冲锋枪来捍卫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社会主义”。作为邓小平 理论 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如此这般，只因为中国臣民有禁止和皇帝争论辩驳的传统，所以，“邓小平理论”至今尚能保持冠冕堂皇的体 面。
3、我主张和平改良
鲍彤先生主张和平改良，反对革命。他说：我坐牢的时候，他们说我“反革命”，所谓“罪证”，是捏造的，但帽子倒是戴得很对。——本 来，革 命观点和反革命观点都不是罪，文明社会里不应该有思想罪。但是，在唯我独尊的革命领袖眼里，当然容不得异已：领袖昨天要造反，就宣布反革命思 想有罪；领袖今天要维稳了，就立马倒过来，革命变成有罪了。反正翻云覆雨，有罪无罪，都取决于领袖的心情和胃口。
我为什么现在反对革命呢？因为中国两千多年以来没有一次革命是成功的。据说朱元璋革命成功了，但是朱元璋成功，不等于农民成功，只不 过明 太祖成了总地主而已。还有谁成功呢？刘邦、项羽不是农民，真正的农民是陈胜、吴广，陈胜、吴广失败了，刘邦成功不等于农民成功。隋末呢？瓦岗 寨成功了吗？没有；谁成功了呢？李世民的爸爸李渊成功了，军阀成功了。太平天国占了半个中国，只能算半个成功，但洪秀全个人完全成功，他 腐败 成功了，这位革命领袖的腐败，超过了皇帝。中国革命，只成功过两次，除了朱元璋，就是毛泽东。毛成了国家主席，但耕者没有得到土地。毛依靠农 民打倒了大大小小的老地主，使国家成为总地主，使国有土地成为摇钱树，谁有权有势谁就来支配土地，发土地财。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 旧社 会的资本家，新社会的权贵又成为新的资本家。革命成功了吗？没有。革命呌全民替它付出代价，结果是以暴易暴，对劳苦大众有什么好处？代价惨 重，好处没有，我为什么不反对革命？
——识时务的政治家应该懂得，把民众逼上梁山的制度，好比活火山，坐在上面是永世不得安宁的。主动改，真改，既不会激起暴力，也避免 了权 力真空。老百姓是善良的，願意给你主动改的机会。但是如果不抓住和平改革的机会，革命说不定真的就会来了，谁也左右不了，不依人的意志为转 移。
和平改良拒绝暴力，但不拒绝压力，而且需要压力。向统治者施加压力是绝对少不得的。没有压力，舒舒服服，何必改革？——官员把老百姓 逼上 梁山，是死路，是悲剧，对谁都不利。但是还有另外一条路，活路，正路，这就是老百姓把领导人逼上和平改革！这条路，台湾走通了。台湾老百姓用 压力帮助了蒋经国，把他和他的同道们逼成一群伟大的历史人物。大陆人也应该用压力，帮助逼出一群大政治家来。
4、中国到底怎么办
回答可以非常简单。海峡彼岸有成熟的丰富的转型经验，代价小，效果好，值得此岸受用不尽。我主张以台湾为师，以台塆人把蒋经国逼成伟 人为 师，以蒋经国为师，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开放党禁和报禁，打开总闸门，活水所到之处，一切该活，好整以暇，从容不迫，水到渠成，有条不紊，用 不着害怕什么暴民政治无政府主义，也用不着去支付这筆学费那个代价了。
二、对鲍彤先生两次讲话的认同与赞赏
凡是看过鲍先生上述两次谈话的人，对他的讲话精神一定会有所了解和认识，在思想上也必定会有所触动；不管你对这些东西是赞成还是反 对，也 一定会在自己的头脑中得出相应的结论。
鲍彤先生原是中共第13屆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赵紫阳的政治秘书，1989年因“六四”事件而被撤职， 其后 被捕入狱；1992年7月，被以“洩露国家机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两项罪名判处有期徒刑7年，1996年刑满释放，此后多生活在软禁之 中。
对于这样一个原来的共产党髙官，一个从共产党营垒中走出来的历史老人，他对共产党和它的主义之在中国定是有透切地了解和深刻认识的， 也是 一般人所远远不及的；既使有了解和认识共产党历史的人，也未必能有如鲍先生那样的敢言，并且言之清楚明快，透彻深刻，故而鲍先生之所言更是十 分难能可贵的。
对鲍先生两次谈话的主要精神，都令筆者十分赞同。筆者所接触到的许多人，不论是老年的亦或是一些中青年人，每每谈到这些问题时，他们 大都 表示出赞同；即或有些人对一些问题表现出不理解或是质疑，也认为在一个文明社会中要允许有不同思想观点之存在，对不同的意见只能通过共同探讨 来解决，而绝不能给人家定思想罪而予以打压。可见当今人们的思想认识是远远不同于毛时代了。
对于鲍先生的这两次谈话，筆者用16个字把它简要地概括为：正视历史，言简意赅；针砭时弊，一语中的。确是两次令人折服的善意忠言， 显示 了他的执着爱国之热情。
同那些从延安一路走过来的革命老人，和一些老学者、老教授、老作家、老律师一样，这些人都怀着一颗救党爱国之心著书立说，写回忆文 章，还 原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真实历史；也写针砭时弊的文章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如已故的李慎之、谢韬、胡绩伟先生，尚健在的李锐、何方、、茅于轼、辛子 陵、铁流、张思之、箫铎洁、杜光——等等一大批老人；更有那些许许多多的中、青年学者们，如张博树、徐友漁、焦国标、贺卫方、袁腾飞—— 等等 一大批人，他们都是一批走在时代前面的人，是中华民族的知识精英。鲍彤先生正是这样一批先知先觉者中的一员，他与其它的许多先知先觉者们一 样，把他的思想和文章，他的逆耳之言向执政者坦诚进言，也是献给国人一份厚礼，使国人大开眼界，茅塞顿开，成了国人心中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何 方的《党史筆记》，箫铎洁的《翻云覆雨毛泽东》，近来出版的叔平先生的《秋望三部曲》——等等许多书籍，和鲍彤先生的讲话文章一样，都是一些 很好的书籍和文章，这些书籍和文章真使人有如拨开迷雾看清了事物的本质，使人精神振奋，颇受教益。只可惜这些书都不能在大陆出版，许多人 不能 看到，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亊。过去那些御用学者们写的党史和传记之类的书籍，那都是误导人的，可以说都是一堆废纸。
对于鲍彤先生的两次忠言，筆者是反覆多次的阅读，总会爱不释手。越是深入细读，就会愈感它的精华所在和对它由衷的推服。但願更多的中 国人 能读到鲍彤先生和其他许多先知先觉者们的书籍和文章，那绝对会是使人受益匪浅的。
三、筆者的若干补充意见
读了鲍彤先生的这两次谈话，除了认同和赞赏外，在筆者的头脑中也总会引发诸多联想，在此也总想说些自己的若干补充意见，以此与关心国 事的 朋友们共同商榷。
1、共产党在中国的诞生及给世人留下的思考
中共的党史书上说，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7月1日诞生的。其实早在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策划下就建立了临时的中共中央，那 是由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尼柯尓斯基和马林到中国指导成立的，领导南、北几个共产主义小组在开展活动。到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各共产主 义小组才派出13名代表在上海开会（即共产党的“一大”），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曾经受陈独秀委派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在他的回忆中说，中共是共产国际派人来成立的，与中国工人阶级毫无关系。因为当时中国工人阶 级的 力量并不強大，也无建党願望和要求；而当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強大，也并沒有急于成立共产党。共产国际派来的尼柯尔斯基当年只有23 岁，马林是荷兰人，当年是38岁。由这样的一个外国小青年和一个中青年人来操纵成立中共，而且参加一大的13人中沒有一个是工人代表，都 是记 者，学生，教师，代表全国大约57个同类职业的人，全是当年激进的知识分子，能与中国工人阶级有关吗？
马林带来了活动经费，发给每名代表一百元现大洋，会议结束后回去时再发50元。这150元在当时来说已是一筆不非的数目了，毛泽东拿 到这 些钱，会后即赶去南京游览，与早迁居到南京的陶斯咏重叙旧情。就是这些钱，它可是收买了中共一大代表的良心和灵魂。
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标明要“联合第三国际”，每月向第三国际呈送报吿一份。自中共成立后，一直有它的代表常驻苏联听从共产国际的指 挥； 共产国际也一直派有代表常驻中共党内，直接出谋划策参与指挥。这充分说明实际上中共从一开始就是由外国人操控的，可以说是苏共在中国产下的 “怪胎”，是一个“儿子党”。正是这个党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起，直到60年代初，在神州大地演出了一幕幕的人间悲剧。从60年代开 始，这 个儿子党才造老子党的反，大喊“批修”，“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这是毛泽东为了争当国际共运领袖而与“老子党”吵翻后才出现的事。
共产党当年在中国的产生，到底是历史的必然还是一场历史的误会，这在共产党当年的组织者、领导者们的回忆或谈话中早已有了结论。如共 产党 的缔造者陈独秀先生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就明确地指出，中共的成立是“历史的误会”。当时的历史情况是：中国是患“贫”而不是患“不均”，中国 无产“可共“。他认为列宁的十月革命是走在了历史的前面，背离了历史的轨道。另一位参加过中共一大的代表周佛海也说：几个年轻的学生，会 闹出 这样的大乱子，二十年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村庄，损失了多少元气，都是几个学生种下的祸根。
再有一位曾经是共产党最髙领导人的瞿秋白，他在红军退出苏区后受伤被俘，在被国民党处死之前也写出了《多余的话》，坦诚自己参加共产 党是 误入歧途，是历史的误会。他最终认识到：共产主义，“它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以及参加过中共一大的代表，不管他们后来的个人结局如何，在他们生前能对自己过去的行为做一个如实的交 代， 这总还算是好的，比那些死不改悔的顽固派要好的多。
中共成立前后的史料许多人（特别是当今的青年人）也许并不知道；如果能夠重温这些史料，透过这些，我们定可看清许多问题，定会有许多 的质 疑与思考。认真总结和反思这些，对当今的中国人都是非常必要的。
2、共产主义是不可行的
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诞生，它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一个党纲，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进行暴力 共产 革命。在其后的时间里，除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有过工人武装暴力起义建立过两个月的“巴黎公社“的政权外，从未曾有过其它暴力共产革 命胜利的实践。当今的历史研究表明，马克思早就是一个基督徒，其后又加入了魔鬼撒旦教，与撒旦教签了契约。他大行魔鬼所为之事，诅咒全人 类下 地狱，包括工人和那些为共产主义而战的人。他自己从来也未曾承认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称他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是“汚秽之 书”，称无产阶级为“蠢蛋，恶棍及屁股”。如此的“马克思主义”能有丝毫的革命意义么？可以坦言地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实际上是赤裸 裸的 反人类宣言。
对这样的一部“宣言”，到了1895年，恩格斯在他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就作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 放弃 了“宣言”中鼓吹的暴力共产革命，主张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列宁、斯大林后来修正了恩格斯的主张，自己搞起了暴力共产 革命，在俄国夺得了政权，此一事件影响到了二十世纪的整个世界，成了世界性的大灾难。除俄国以外，整个东欧，阿尓巴尼亚，南斯拉夫，古 巴，朝 鲜，蒙古，越南，尤其是在中国和柬埔寨，所造成的灾难那都是史无前例的。
在中国，毛泽东是紧步列宁、斯大林的后尘，疯狂地进行暴力共产革命。他表面上打着“共产主义”和“为穷人翻身解放”的旗号进行暴力革 命， 实际上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造反的现代版。毛泽东其实就是一个农民造反者，打天下，坐江山，当皇帝，与历代是毫无二样的。毛常说：“阶级斗争， 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的 中心 任务和最髙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权！权！权！”在毛泽东的眼中除 了“权”还能有什么呢？这是一系列的歪理邪说，足以说明了他的农民造反者本性，为他的夺江山，登基当皇帝才是他的真正目的，“为人民翻身 解 放”那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事。
中共成立之初，那时的苏共为了搞革命的输出，为了颠覆当时的北京政府，曾试探过不同的中国军阀，但所找的人都坚持要苏俄军队撤出外 蒙；只 有孙中山不要求撤军，作为交换，孙要苏俄帮助他建立军队。为此苏共在1923年初做出决定，全力支持孙中山的国民党，并指派中共人员加入国民 党，希望用中共从国民党内部来左右孙中山，并派出顾问和在经济上、物资上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促成了国、共两党的联合。但由于共产 革命 与民主革命是水火不相容的，当北伐军在前线扫荡军阀节节胜利之时，共产党却在后方打土豪分田地，杀人抢劫，从根本上破坏了国共两党的联合。
国共两党的联合遭到破坏后，共产党人为了夺取政权而举行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如秋收起义，南昌起义，黄冈起义，百色起义——等等， 使国 家和人民不得安宁，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当这些起义都先后失败后，他们被迫躲进了井冈山，成了《水浒传》中一样的山大王，并且建立了所谓的 “苏维埃共和国”——一个隶属于苏俄共产党领导的“国中之国”，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次真正分裂。那时的中国虽然有地方军阀割据，但公 开打 出“国号”进行分裂是任何势力強大的军阀所不能为、也是不敢为的。
自此时起的中共，他在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令人质疑，令人匪夷所思的。因为自此时起，一幕幕的历史悲剧在神州大地不断上演，害苦了中 国人 民。历史已经证明，共产主义这一套不论在外国、在中国一概都是不可行的，都是误国害民的歪理邪说。
3、中东路事件暴露出的卖国本性
1929年7月，国民政府与东北地方政府为收回中东铁路主权，派军队以武力接管中东路，同苏军发生了一场震动中国乃至世界的武装冲 突，双 方动用的一线兵力超过20万，成为中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冲突。
这本是一场中国人民保卫国土，行使主权的正义行动，但那时的中共中央却就此事紧急发表宣言，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号召全国劳苦群众 举行 示威，抗议帝国主义及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对苏联的进攻。声言“苏联的胜利，也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苏联的失败，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失败！”这是一 副什么样的嘴脸那是一目了然的！
4、“国中之国”的种种丑行与暴行：
1928年底东北易帜，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统一了中国。这本是中国人民走上宪政民主道路、和平建国的极好机会；但由于一些地方军阀仍 在争 权夺利，共产党也在趁机搞武装起义夺权，使全国仍处在内乱之中，如蒋、冯、阎的中原大战，蒋桂战争，以及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的战争，都是内战的 继续，使国无宁日，人民生灵涂炭。但，到了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侵占东北后，蒋介石犮出了“团结国内，共赴国难”的声明， 国民 政府于9月20日作出“剿共计划，悉予停缓”的决定，停止了对中共的第三次围剿，调走了部队，号召全国搞“民主统一战线，一致对外”。而此时 的中共则于9月30日发表声明回绝，声称“任何外面传的朱、毛願意一致对外的说法都是可笑到万分的谣言”。中共那时的口号是“打倒国民 党”， 而对日本仅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党的中心任务是“武装保卫苏联”，并趁机于11月7日十月革命14周年这天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定瑞金为首都，斯大林指定毛泽东为这个“共和国的主席”。
这个“国中之国”的成立，在江西、福建两省交界的十五个县范围内，成了中共控制的所谓中央苏区。为着要维持政权，近30万的红军队伍 需要 吃饭，打仗需要军事物资，这些从哪里来呢？除了向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队抢夺外，就是向所在地区有钱的人家打家劫舍，杀人放火，鼓动农民向这些 富人烧杀抢夺；当国民党军队打回来时，被赶跑了的富人也组织还乡团打回来，大肆残杀抢夺过他们财产的农民。这种农民与还乡团之间的互相残 杀， 使这些地区尸横遍野，满目凄凉，这是谁造成的罪过呢？
在苏区里，不但地方官员和有钱的人家惨遭抢劫杀害，就是老百姓也不会有好日子过，因为他们就是苏区金钱、粮食、劳役、士兵的来源。为 了打 仗，为了维持政权，中共用各种名目榨取农民，征粮，征兵，服劳役，逼农民买“革命战争公债”，使许多家庭破产，有的甚至惨遭杀害，或者被逼死 心踏地的去当红军，都是那时常有的事。如红军军官龚楚在他的回忆中说，他親眼见到一姓龚的家庭妇女，知道是同宗，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 他救 他们的命。老太太哭着说，“我家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被 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的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 仍被 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枪杀。现在还逼我们交五百大洋，否则我们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 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吧！”
龚楚答应替他们想办法，但最终什么也没有做。他明白帮忙反会害了他们，曾有个医生因为交不起捐款求他，他转告了当地政府，但十多天 后，那 医生被杀了，药店也被沒收了，他家的寡妇孤儿流为乞丐了。正是这一系列的悲剧，促使龚楚逃离了红军。
龚楚于1954年在香港出版了回忆录。毛泽东死后，杨尚昆作为瑞金时代的见证人，在小范围内承认这部回忆录的真实性。
不但抢劫和屠杀有钱的人家，逼迫老百姓，连红军内部也互相残杀，所谓“肃反”、打“AB团”就是最典型的残杀事件。那时的毛泽东为了 独览 大权，对他不信任的人采取了排挤、打击乃致陷害等等卑劣的手段。连原来同意接纳他上井冈山的救命恩人王佐、袁文才都被他杀掉，一些家庭出身不 好的红军官兵，投奔到红军中的国民党军官兵，或者是对毛有意见、非毛親信、毛不信任的一些人，毛就以“肃反”、“肃清AB团”之名而予以 杀 害。以“革命”的名义杀人，“为了权力”而杀人，在中共党内毛泽东就是始作俑者。
所谓“肃反”、打“AB团”，弄得红军内部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在打“AB团”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审讯时其手段 之残 忍要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据史料记载，对被疑为“AB团”者，大搞“逼、供、信”的一套，有用铁钉将手钉在桌上，有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坐 轿子、坐飞机、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捅肛门——等等，计有一百二十多种刑法。有一祌想像丰富的刑法呌山人弹琴， 即用 铁丝从睾丸穿过，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后用手拨拉，像弹琴一样。剖腹剜心更是常见的残杀手段。。
数万人就这样死去，仅红军就有一万多人死去，是所有毛泽东管辖下红军的四分之一，这是中共党内的第一次大清洗，远远早如斯大林的大清 洗。。连同那些被杀害的国民党地方官员、有钱的人家，被杀的老百姓，以及还乡团与农民之间的互相残杀，死亡的人数应是数以百万计。在中央 苏区 的十五个县內，从1931到1935的四年中，减少的人口几乎占到了总人口的20%。这场屠杀今天还被重重遮掩，毛泽东的直接责任与动机，他 的残忍还是禁区，这是必须要打破的。
5、所谓的“长征”是不值得为之一直歌颂的
1933年9月至1934年，在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战败，被迫撤离苏区。
在撤离之前，1934年7月，先组织一支六千人的队伍往福健、浙江方面，美名其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实际上是为了调开敌人的幌 子， 以便大部队往西流窜逃跑。用李德的话说：当时“没有人梦想去北上抗日”，这支队伍几个月后就全军覆沒了。
出发前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全盘审查干部，把“不可靠的、动摇的”统统处决。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周恩来，数千人在他手下命丧黄泉。死者中不 少是 国民党军俘虏，在红军军事学校任教员。刑场设在封闭的山谷里，行刑人用大刀把头砍掉，然后把尸体踢进事先挖好的大坑里，有的让将死者自己挖 坑，然后活埋。
执行者是政治保卫局的人员，他们中有的人也成了牺牲品，如军委的警卫负责人杨世坤即是其一。
1934年10月，八万中央红军开始撤离苏区，林彪的一军团在左翼，彭德怀的三军团在右翼，中间是五千人的中央机关。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红军都顺利地过了四道封锁线。在第一道封锁线那是粤军防守，粤军首领陈济棠是蒋介石过去的仇敌，曾跟红军作过 钨矿 的生意，跟红军谈判好了让路给红军通过。蒋介石早知粤军会网开一面，也并不去管。
第二、第三道封锁线红军与这些地方军阀早商谈好，只是借道路过，并无占据地盘之意，照样无战事得以顺利通过。
过第四道封锁线时，是桂军防守，本来也是有意放过的，因蒋的中央军追来了，在湘江打了一仗，红军遭到了重大损失。但它的约四万红军主 力还 是顺利渡过了湘江而进入贵州。
其实这都是蒋介石有意放红军入西南三省，让共军进去，目的之一是威胁这些地方军阀，另外就是蒋的中央军也能明正言顺地进入这些地区以 便加 強对地方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蒋介石对苏联作出的姿态，希望与苏联改善关系，共同对付日本。还有一点，他要苏联释放在苏作人质九年的儿子蒋经 国，故而才作出放红军顺利逃跑的计划。
1934年12月中，红军被追赶进入贵州，蒋的中央军也于12月29日进驻贵州。蒋介石的本意是放开一条路让红军进入四川。但，由于 此时 的中共领导层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利用手段进入了领导层，由于毛害怕进入四川与张国焘会合，使蒋介石迫使红军进入四川的计划落空。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政治局和军事领导二十多人在遵义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合力批判博古，把五次反围 剿以 来的失败都推到博古和李德身上。会议结果，博古仍然做党的第一把手，李德被撤了军权，周恩来继续作最髙军事首长。中共党史中历来称这次会议确 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领袖地位，这不是事实，是对历史的篡改。
但，这次会议使毛得以进入中央书记处，得以协助周恩来处理军事问题倒是真的。三个星期后，2月5日，张闻天取代博古当上了中共第一把 手， 毛则成了张的幕后操纵人。
遵义会议决定的方针是：北渡长江，到四川去，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协同作战，建立根据地。1935年1月19日离开遵义，22日给张国 焘发 电报，要张前来接应。
此时在毛的心中，他想到的是四川不能去，进了四川与张国焘会师，张闻天当不成一把手，他也当不成幕后操纵人。因为张国焘的资格老，中 共一 大时就是会议主席，那时的毛还很不起眼，张闻天是1925年才入党。此时张国焘在四川已有一支八万人的队伍，凭实力、资历、地位，张国焘在会 师后肯定会坐上中共第一把交椅。张国焘绝不会当毛的傀儡，而且此人同毛一样，为了权是杀人不眨眼的。故毛是千方百计阻止入川的。
此时的毛虽然无法反对入川，只能跟着走。蒋介石放开一条路走，但到了四川边境，毛开始玩弄花招，首先是坚持要红军设埋伏打击一支尾随 的川 军，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这场伏击战是毫无道理的，结果红军战败，四千红军伤亡。蒋介石调兵堵住了红军回贵州之路，毛则命令红军调过身来强 渡赤水打回贵州，前后“四渡赤水”，绕来绕去，使红军疲惫不堪，损失惨重。这都是毛泽东施展的阴谋诡计，使红军不能入川，而改进云南，红 军遭 受了重大的损失。党史上说的“毛挽救了红军”，纯属一派胡言。毛为了躲避与张国焘会合，四个月损失了约三万红军，多走了两千公里，这个历史事 实是改变不了的。
4月中旬，红军进入云南后，下一步毛说还要向东、向南，这激起了红军将领的公愤。4月25日，接到命令的林彪、彭德怀都说“应立即变 更原 定战略，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与张国焘会师”。此时的毛泽东再也拖不下去了，4月28日，红军才终于转道向四川前进，进川后，一路 顺利，是蒋介石早就放开的道路。
入川后，毛仍不願与张国焘会合，命令部队去攻会理，结果损失惨重。蒋介石看到放开的道路红军不走，又停下来，才开始了轰炸。
在此后的过泸定桥、渡大渡河时，那里根本沒有国民党守军，没有发生过战斗。现在仍在继续宣传所谓“飞夺泸定桥”和“強渡大渡河”，那 都是 虛构的、是假的，是出于宣传上的需要。1982年邓小平在对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列津斯基親口说：“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 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沒有打什么仗！”
1935年5月31日毛步行走过泸定桥，与张国焘尚有300公里距离，中间隔着大雪山。张国焘准备了大批物资来迎接中央红军，6月 25 日，张国焘纵马三天来到抚边村与毛泽东会合。7月14日，国民党要人孔祥熙拜访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临走时孔对这位大使说：蒋很想与他 儿子团聚。这是蒋介石给斯大林传递信息：我已经让你的两支红军会合了，该释放我儿子了吧！
虽然蒋介石没有要回儿子，但他放红军西去，他自己则完成了统一西南三省的目标，从此控制了西南三省，对他来说那是极大的收获。
仅就以上这些足以充分说明，所谓的红军为了“北上抗日”而进行艰难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至今为止一直是中共大力宣传的神话，以此作 为毛 的“丰功伟绩”而大力颂扬，误导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北上抗日”那是假的，在中央苏区战败后逃跑、流窜，企图到西北边境与苏共接近以便得 到援助才是真的。而在此过程中红军始终未被消灭，个中情况是复杂的，他是由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由蒋介石的中央集团、地方势力与红军自身的 因素 综合决定的。是蒋介石为了与苏联交好共同对付日本，也为了控制地方势力集团而采取的一种策略罢了。
当然，红军的广大指战员、战斗员，他们坚強勇敢，勇于克服千难万险，其精神是可佳的，是令人敬佩的。而他们受共产宣传的欺骗，为了所 谓的 “穷人翻身解放”，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而流血牺牲，是令人同情，也令人十分可怜的。因为他们在流窜逃跑中吃的苦头太多了，行军打仗，缺吃 少穿，随时都可能死去，死的人是太多了。而干部休养连里那些年老的中共髙干、以及受伤的、生病的，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髙干，被人抬着走，没 有一 个人死的，中央领导没有一个人死的，那怕受重伤的也沒有一个人死；相反，比他年轻得多的担架夫、护士、警卫员，在逃跑中累死的比比皆是。他们 为之奋斗的目的至死都未曾达到，他们所付出的一切其实都是被欺骗利用了，是不值得的。对“长征”和毛泽东的歌颂是应该彻底打破了。
6、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丑行种种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后，又经过艰苦的行军与作战，最终到达了西北地区，与西北当地红军会师，1935年10月18日，毛 泽东 踏上了陕北红区的土地。此时毛的中央红军仅剩万余人，然而此时的毛泽东又施展阴谋诡计，不但排挤打压张国焘，也打压西北红军和它的领导人刘志 丹、习仲勋等人，刘志丹后来死的不明白，习仲勋差一点就被活埋了，他们的部下干部和战士许多人在“肃反“中被处死。同上井冈山时的情形一 样， 毛反客为主，终于成了这块红色区域的土皇帝，借助刘志丹的威望来统治陕北。
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的目标除了生存就是打通苏联，以取得援助和武器；而蒋介石要的是把红军关在他划定的地方，不准乱动，把这个任 务交 给了张学良。而张学良受蒋之命到西北后，表面上和红军虽有战事，但暗地里却与红军来往。那时的张学良曾向苏联人表示，他决心跟中共建立反蒋同 盟，与日本决战，希望莫斯科支持他，表明他想取代蒋介石的决心。
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从1936年10月进入陕北，到1947年3月蒋军进攻时撤离延安，整整十年时间，毛泽东所作之事许多是令人 痛恨 或是质疑的，仅从下面这几件事就足可見其一班。
（1）、西安事变
由于张学良早已与中共秘密来往，张的剿共也是表面上的，使红军得以恢复和发展。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再次来到西安，张学良与 杨虎 成按照他们事先的计划准备实行兵谏，于12月12日扣押了蒋介石，发生了轰动海内外的西安事变。现代的历史研究表明，事变之前张学良与杨虎成 早就与共产党方面多次联系会商，捉蒋行动开始时张就给毛发电报，告诉毛他准备动手了；毛接到张的电报时，笑呵呵地对秘书说：“喔，去睡 吧，明 天有好消息！”
捉蒋消息传来，毛等中共要人群聚在窑洞，一片欢腾，毛大声狂笑，决意乘机除掉蒋，只是由于苏共的干预才未能得逞。后在海内外舆论的压 力 下，中共根据苏共的指示，派出代表赴西安，经各方代表协商后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长期以来中共的宣传都是把张学良发动之西安事变称为“逼蒋抗日”的“英雄之举”，这是有违历史事实的。事实说明，捉蒋并非什么“逼蒋 抗日 的兵谏”，甚至是损害了抗日。胡适先生当时就撰文指出：“捉蒋时，绥远的抗战已经开始，绥远的作战是第一次由统一的中央政府主持领导的战争， 这时把蒋介石抓起来，把前一天受命指挥绥东国军的陈诚次长和别的几位重要官员与将领也拘留了，说这是为了‘抗日’，这岂不是把天下人都当 作瞎 子傻瓜”。就是张学良本人，对于发动西安事变，多年后他自己仍说他是“民族罪人”，这都清楚说明西安事变绝非什么“逼蒋抏抗日”的“英雄之 举”。
（2）、毛的风流艳事是从未间断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莫斯科为中共规划好了下一步的蓝图，放弃武力推翻南京政府的政策，停止阶级斗争，承认南京为合法政府，置红区和 红军 于它管辖之下。南京政府也承认中共统辖一块十二万九千六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两百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首府在延安，由南京政府拨给费用。自此， 毛接受了，他把这些暂时作为权宜之计，在延安开始了新的生活。
毛早就是一个品质低下，离不开女人的人，早在和杨开慧结婚之前就有了别的女人。和杨开慧结婚之后，已有了三个儿子，到井冈山不久，与 杨并 未离婚，就又搞上了年轻美丽的贺子珍。现在延安的新生活开始了，毛的淫乱之事再起，见了漂亮的女人就按捺不住了。他对同样喜欢追逐女人的髙岗 说：沒有性生活的日子他只能维持最多40天。他先是搞上了26岁的女演员吴莉莉，又和一位外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也关系不清，后又搞上了江 靑，把 贺子珍逼走到苏联。毛与贺结婚十年，在战争和长期流窜中，毛对贺不关心，他关心的仅是他的性生活，致使贺子珍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先后怀孕生产 五次，现在又搞上江青后要逼走贺子珍，足可见毛品质之低下。
毛还跟丁玲调情，丁长的虽不漂亮，但她有才气，有性格，毛写了首赞美她的词，有这样两句：“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毛曾 问丁 玲：“你看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个偏安的小朝廷？”毛接着要她报名单，由他来封文武百官。丁玲后来回忆道：“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对我说，‘丁玲， 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
仅从这些人们就足以看清毛的帝王思想和道德极端低下的品质。至于1949年毛夺权成功进京后，成百上千的乱搞女人，淫乱已达登峰造 极，此 是后话。
（3）、抗战中打政敌、打国民党却不打日本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占领了北平和天津。尽管日本早有全面侵佔中国的野心，但此时的日本正在实行蚕食政策，并没 有把 战火引向华北以外其它中国土地的打算。而蒋介石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此时也不急于对日宣战，他还不想打一场全面战争。然而此时的苏联作急 了，斯大林急于希望中、日爆发全面的战争，以解除日军对苏联的威胁。在斯大林的策划下，通过親苏親共、素有“红色教官”之称的张治中将军 在上 海的对日主动出击，使中日在上海的战争终于爆发。
“八•一三”上海中日全面开战后，蒋介石被迫拉进来了，这才决心大打，他把全国一百八十个师中最精锐的七十三个师投入上海战场，40 多万 人几乎打光，年轻的空军受重创，大部分舰只被摧毁，而日本伤亡仅约四万人。
中日全面开战，斯大林空前规模援蒋，并指示中共积极参战，与国民党认真合作。此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也满怀热情想奔赴前线抗 日杀 敌，但毛不这样想，他不把中日战争看作是中国抗击日本，而是“三国逐鹿”。如他多年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的“蒋、日、我，三国志“，他的设想 是日本侵略是借日本的力量打垮蒋的大好时机，后来他曾多次谈到感谢日本人“帮了我们一把”的话，就是最好的说明。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毛泽东表面上髙喊“抗日”，称蒋介石为“伟大的领袖”，要全民族“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红色根据地都要 “集中 于中央政府领导之下”，“拿每一支枪瞄准日本侵略者”；但，暗地里却千方百计阻挠抗日。如1937年8月中共在洛川的一次髙级干部会议上，毛 泽东说：“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我们共 产党 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并明确指示：“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 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违背这个总方针”。
八年抗战中，毛泽东正是这么做的。他指示军队的领导人对来自蒋介石中央政府的指示要设法敷衍、拖延；不要急于为蒋介石去打日本，要保 存我 军的力量；他批评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暴露了我军的秘密。他坐镇延安不是积极抗日，而是在搞內斗，打击政敌，玩弄诡计整人，排除异己，以树 立他个人独霸一切的专制统治。先是逼走张国焘，后是打击排挤王明，并设计除掉项英。虽然张国焘、王明之类的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毛泽东 整他 们，排挤他们则是不得人心的。特别是通过开展的所谓“延安整风”运动，打击并整掉了一大批有独立思想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把过去的错误推 给别人，标榜自已是“一贯正确”，而那时的刘少奇、彭真、康生等一批人都成了毛的吹鼓手和得力帮凶。
（4）、与敌伪的暗中联系
在抗日战争中，不论在蒋管区还是在中共的边区、乃至敌佔区，凡与日伪有联系之人皆可称之为汉奸，那是要受到惩处的，这是那时人们的普 遍共 识。然而，在政府的情报部门，为了获取情报，常会派人打入敌人内部，或是为了某种目的而派人与敌人联系，这些打入敌人内部或是派去与敌人联系 的人，就不能简单地以“汉奸”论处了事，而应该作具体的分析。
抗战中蒋介石的特务系统有派人去与日伪联系往来的，共产党的情报部门也干过此等之事，早已是公开的秘密，都不足为怪。然而那时中共派 去与 日伪联系的人是经毛泽东或者刘少奇认可的，如潘汉年、冯少白、筱月、冯龙（化名）、关露——等等，他们在日本人占领的上海、南京等地活动，与 大汉奸周佛海、陈公博、李士群等人联系，甚至到南京面见汪精卫。这些人在与敌人见面时声称“共产党願与南京合作，促成和平统一，谓英美对 苏终 不永久合作，日、苏或有提携以对英美之一日，此乃奉毛之命。”此等之言行，十足是勾结日伪对付国民党之嫌。可笑的是，此等苟且之事，本来是奉 最髙领导人毛泽东之命而行事的，但在毛泽东夺得政权之后，他一直惦记着这些人，生怕这些人会暴露他的汉奸卖国贼嘴脸，因而千方百计迫害这 些 人。这些人从五十年代起都先后蒙受不白之冤，被以“汑派”、“汉奸”、“日伪特务”等莫须百有的罪名被投入监狱，或者被逼自杀，如潘汉年、关 露等人就是最典型的受害者。此乃毛泽东的罪过也。
（5）、为“革命”竟会种植鸦片
在毛夺得政权的前后，媒体的宣传中，延安被称为“革命圣地”，向以“自已动手，丰衣足食”箸称。殊不知在这块“圣地”上居然有过种植 鸦片 的丑闻，却是至今鲜为人知之事。
抗战开始时的延安，它的财政收入除了当地的农业税收而外，另有两项外援，一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接济，二是莫斯科的大量援助。1940 年2 月，斯大林親自把援助规格定在每月30万美金（相当于今天的4500至5000万美金）。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的财政吃紧，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拨款也没有保障，毛泽东非常担心财政收入，为此边区政府要增加农业税收， 这就 激起了当地农民的强烈不満，征粮常常靠強制与暴力才能完成，乃致有逼死人的事件发生。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毛泽东想到了增加延安的产盐量，再就是种植鸦片，以增加财政收入。几个星期不到，就买了大量的鸦片种子，次年就大 规模 种植，在周围种上很多玉米、髙梁掩档。在小范围内，毛曾把此举称为“革命的雅片战争”。对于这种鸦片之事，那时的延安知情人都含蓄地把它称作 是“特货”。
1942年，一个苏联人访问延安，在打麻将时曾直截了当地问毛泽东：共产党人怎么可能公然种鸦片？毛不吭声，在场的邓发替他回答，雅 片能 赚钱，有钱我们就能打国民党。西安一家报纸上有一个很详细的调查报告，指出陕甘宁边区那年种雅片的地有三万英亩。一年的功夫，鸦片解决了大困 难，1943年2月9日，毛电告周恩来，边区财政困难已渡过，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达边币五万万以上（合那时的法币二万万五千万）。
这是一件极不光彩之事，但此事在后来的历史中全消失了。
7、夺权执政后的毛泽东成了中国的大灾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无条件投降，宣告了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这是在美国和苏联帮助下，中国人民经过艰难困苦的浴血奋战，付 出了 极大的牺牲后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的全面胜利，在中华民族的斗争史上是永载史册、光辉永存的。
胜利后的中国奔向何方？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元气，发展经济，建设和平民主的国家，这是那时所有中国人的願望，是他们心中头等关心 的大 事。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和毛泽东，一个是独裁型的铁腕领袖，他要实行的是“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三一”式统治；一个是一心一意要 夺权，偏要在中国出“两个太阳”，他不信“邪”，信仰的是共产暴力革命，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要用枪杆子和笔杆子改造中国。二十世纪的 中国 有这么一对活宝贝在争斗，內战终于爆发，使神州大地注定不得安宁，人民在八年抗战中所蒙受的苦难尚未恢复过来，就又陷入到了内战的痛苦深渊之 中。
内战的结果是蒋介石失败了，被逼到了一群海岛；而毛泽东靠他的共产宣传与阴谋权术而胜利了，终于在大陆建立了新政，他则理所当然地成 了新 的最髙当权者。
假如对毛以往的一系列阴谋与丑闻人们都可以不计，本着“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来看待毛泽东；如果从夺权成功执掌大权开始，毛 泽东 能兑现他在夺取政权前许下的“建设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选、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他的人民负责。它 将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等等一系列的诺言，努力建设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发展经济， 中国 人民早就会过上小康的和平幸福生活了。果真如此，毛泽东的历史就会要改写，他也就真的可称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了。
1949年到1952年，在中国大陆的广大农村，都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那是一场谋财又害命的大灾难，一些地主被杀，一些被扫地 出 门，七斗八斗都成了入另册的贱民，所有地主财产、土地都被没收，分给农民，农民们一时间“笑颜逐开”，似乎真的“翻身解放”有“好日子”过 了。然而，尚不等农民们的美梦睡醒，短短的数年间，先是初级农业社，后是髙级农业社，紧接而来的是“一大二公”的所谓人民公社，农民们不 但耕 牛、农具全入了社，土地也被“共产”成了国有，自己则成了在军事化组织里的新式农奴，陷入了比旧社会更为苦难的深渊之中。
这些仅仅是毛胡作非为的冰山一角。除了对农民的这些奴役而外，从1950年开始的清匪反霸，紧接而来的是“三反”、“五反”，对粮食 的统 购统销，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肃反”，“反右运动”，大跃进与大炼钢铁，“反右倾”，“反瞒产”，“四清运 动”，“文革运动”——等等。这一次紧接一次的所谓“政治运动”，都是一次次的胡作乱为的折腾，致使上千万的人被非法杀害，近四千万人被 活活 饿死，更有近亿的人不是被抓、被关，被判刑，就是被批判斗争，使无数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空前大灾难。
这些都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共产试验的结果。他不但要在中国独裁专制当新时代的皇帝，也要争当国际共运的领袖；他翻云覆 雨， 专横残暴，无法无天，28年间所干的坏事是罄竹难书的。他的一系列所为充分说明，他是二十世纪中国大灾难的始作俑者，是中国的一颗大灾星！
8、当今的中国社会现实是令人堪忧的
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10月他的余党江青等“四人帮”覆沒，宣告了“文革”的寿终正寝，中国人民是无比欢欣鼓舞的。紧接着新的 领导 者们否定了毛的“阶级斗争”，改掉了他的社会主义，平反毛时代以来的冤假错案，政治上实行了较为宽容的政策，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使八十年代 的中国出现了一个相对和谐的时代。由于经济的迅速恢复，并有了快速的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人民不再担心受饥挨饿了，这都是令国人髙兴 的 事。
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可以说都有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在经济上的快速增长，这是无容置疑的。然而，这仅是问 题的 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面是这个社会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并且发展得愈益严重。自八十年代初以来，特别是在九十年代以来至当今的时代，在经济髙 速发展的同时，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却是层出不穷，严重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与和谐，是颇令国人忧虑的大问题。
当今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似乎成了一道美丽的“光环”，官员们也为此而发出了一片“崛起”之声。实际上这道“光环”和“崛起”的喊 声， 那是一层迷雾。我们如果拨开这层迷雾，定会看清这个社会的真实面目。
任何一个生活在中国现实社会的人，只要他是头脑正常的，他必定会親眼看到或者听到种种存在的社会矛盾与问题。诸如贫富两极的悬殊分 化；腐 败兹生蔓延、横行无忌；官商勾结、官黑勾结，欺压百姓，掏空国有资产；社会不公、不义，侵害群众的合法权益，弱势群体举步为艰，各种群体性骚 乱事件频发；世风日下，一切向钱看，信仰和道德危机到了最严重的时候；黄、赌、毒泛滥成灾；各种刑事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居髙不下； 各种 安全事故频发；假冒伪劣产品坑害人民；环境污染和破坏愈益严重；底层民众住房难、看病难、升学难、就业难——等等，这些许许多多社会矛盾和问 题的存在，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客观事实。正是由于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使众多的人满腹牢骚；既使“碗里吃着肉”的，嘴里也在髙声骂 娘；更 有人甚至大骂“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希望共产党“向国民党学习”，这绝非是无缘无故的。不但老百姓在骂，就是一些白领、公务员、以及少数正 派、清廉的官员，也有在骂的。
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所有的人——无论是当官的还是普通百姓都是看到了的。它不但说明了我们这个社会是极度的不和谐，而且隐藏着极大 的危 机；如若不能极时解决这些问题，任其发展下去，它就会和历史上历朝历代代那样，终会有统治集团內部争权夺利的政变，或者爆发农民起义造反，这 都是随时有可能的，到那时就会为之晩矣。不管是出现哪种情况，给国家和民族都带来的都会是大灾难。
9、只有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能救中国
近代以前的社会我们姑且暂不去论它，仅从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和现实社会的一切，都可清楚地说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没有能夠救中 国，当 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并未能救中国，它所救的只是“打江山、坐江山”的红色权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官僚权贵垄断利益集团。尽管在经济上 近30年来一直搞改革开放，使GDP连年增长，成了世界上的经济強国；但，这些与广大的平民百姓是乎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好处大都让权贵利 益集 团占去了，而百姓们是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的，他们当然是髙兴不起来。
怎么解决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呢？执政者们当然也在积极设法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反腐治贪，社会治安，打击犯罪，环境治 理， 关注民生——等等许多方面，确实也做了不少的实事，并有一定的成效。但问题不但始终不能解决好，反倒有愈益严重之势，这是为什么呢？这不能不 让我们想到是这个社会制度有问题。只有抓住这个问题，在政治体制上进行彻底的改革，社会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才能解决。如若不在政治体制上进 行彻 底的改革，所有存在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再怎么髙喊“解决”和“治理”，充其量也只是冶标而不能治本，并且许多时候都是在喊空话，那是永远也不 可能解决问题的。
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当今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就是宪政民主。在这种制度下，没有党禁、报禁；官员是民选的，都被“关在笼子里”成为 人民 的公仆；人民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权利，沒有思想言论罪，是任何独裁专制的政体所根本不能相比的。
当今的欧、美许多国家，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地区——等等都实现了宪政民主的政体；特别是北欧的瑞典、瑞士、丹麦等 国的 宪政民主政体当可称之为世界的楷模，号称民主社会主义，更是值得所有国家学习和效仿的。我国已故学者谢韬先生在2007年发表过《民主社会主 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是一篇总结历史教训的救党救国之佳作。该文明确指出了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世人应该放弃共产主 义； 指出了以前苏联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是暴力社会主义，已为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巨变的历史事实所彻底否定了。同时也指出了社会民主党为代表倡导 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成功的，中国应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一条光明大道。这是一个多么值得国人深思与重视的大问题。
10、要改革不要暴力革命
中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是太多、太严重了，尤以贪腐横行，贫富悬殊，官商勾结、官黑勾结侵害民众合法权益更为严重，已成 为社 会的一个火药桶，随时都会有发生爆炸的可能。就像是储藏着巨大能量的火山与地壳运动那样，随时都会有岩浆喷射形成火山爆发，或者是强烈的地壳 运动而使地壳出现沧海桑田的巨变，不但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也会使自然界发生巨变，这是不会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与自然界的演进变化也是存在着某些相似之规律性的。如何来解决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呢？鲍彤先生说他“反对革 命”； 从他谈话的内容来看，他反对的是暴力革命，而主张和平改革，这当然是对的。从现代意义上说，“革命”可以有暴力的，也可以有非暴力的，这就是 和平的民主改革，或者如现今中国人所称之政治体制改革。因此鲍彤先生所说的“反对革命”似觉太过笼统，会使人造成错觉；应该说反对的是 “暴力 革命”，而主张的是“和平改革”，也是一种“革命”，但它是非暴力的，是和平理性的。
总结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经验，人们完全应该得出“暴力革命”是不可行的结论。历史上的所有暴力革命，不管他是成功还是失败，对国家民 族都 毫无好处可言，因为他都是一个暴力集团推翻另一个暴力集团，或者可说成是一个流氓集团推翻另一个流氓集团，取得胜利的一方（甚或是仅仅部分地 取得胜利）往往比旧集团更为残暴和腐败。像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乃至现代的毛泽东，这些一个个的农民造反者，当他们造反夺权 成功 （有的是仅夺得了部分政权），就都成了更为残暴、更为腐败的新权贵，就是最好的说明。
因此，我们当今要的是和平民主的改革，而反对暴力革命。如果说在历史上由于科学技术的不发达，由于思想文化意识的落后，“打江山、坐 江 山”成了一些人梦寐以求的最髙追逐；当这些受尽欺压与迫害的人要谋求出路时往往会掲竿而起暴发农民起义。如果这些尙有可理解之一面的话，但， 当今的人类社会已步入了文明的时代，一切应以和平协商来解决，再搞什么暴力革命就毫无可取之处了。这是时代进步的表现，這是人类社会发展 的必 然趋势。
结束语
今天我们回顾和反思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目的在于总结经验教训，用以指导今天的社会更好的进步，不在于清算历史的旧账，追究过往历 史的 责任。因为许多历史尚被掩盖着，许多的人不知道，有的历史被篡改，误导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今天实在是大有澄清这些历史的必要。
总结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大有利于当今社会变革的。社会变革实质就是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彻底实现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现在虽然 也有 执政者在呼喊政治体制改革，但这种呼声显得太微弱，而且也仅是停留在嘴上的东西，并未见真的有所行动。同时这种呼声一出现，就遭到了那些主张 独裁专制者们的极力反对，他们公然利用官方媒体撰文批判，连人权、民主的普世价值他们都敢于批判，并在大会上公然宣称“六不搞”，反对政 治体 制改革。在这些人的眼里，中国现行的制度，被他们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谓“中国模式”，他们要千方百计要为之维护；一些毛左们更是在 跟着摇旗呐喊，要为文革翻案，阻挠社会的变革，这实在是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危险。
例如今年2月6日重庆市原公安局长、副市长王立军叛逃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事件，它充分暴露了薄熙来的贪污腐败、杀人、及阴谋篡权的 弥天 大罪。近年来薄熙来在重庆大搞的什么“唱红打黑”，他的目的是要复辟毛泽东文革那一套，继续实行法西斯独裁专制，他狅言上任后要杀50万富 人，以拉拢民意，把现在的共产党改为“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就是这种危险的主要表现，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答应的。
薄熙来问题的暴露可以说是共产党的最大丑闻，这是坏事，同时也是好事。如果能夠抓住这一事件，通过惩处薄熙来的罪行，同时清算在后面 支持 他的血债帮的罪行，打击那些至今仍在为薄熙来喊冤的如孔庆东、司马南、韩德强——等等的一类毛左分子，是啓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好时机，我 们一定不要错过了这一有利时机。
现实中国的一切都清楚地表明，薄熙来的所谓“唱红打黑”那是复辟倒退、破坏法治的胡作非为；他早就是一个腐败份子和涉嫌谋杀的罪犯， 如果 让他的阴谋得逞，中国人将会重新回到毛泽东文革灾难的深渊之中，这是多么令人忧心的事啊！好在今天的执政者把薄熙来这个大坏蛋揪了出来，避免 了中国的复辟倒退，实在是为国家和人民干了一件大好事。
再有那些鼓吹所谓“六不搞”和“中国模式”的种种论调，其实质就是继续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就是暴力维稳的“权贵资本主义”。他们髙 喊的 “和谐社会，和平崛起，”和“新三民主义”等等构筑起来的“理论”，其实质就是经济上的权贵利益集团垄断，意识形态的急剧左转，官僚阶层腐败 肆虐，对不同意见者和众多权益受到侵害者的打圧。这样的“理论”对国人显然是有害无益的。
今天揪出了薄熙来一伙贪腐份子、反人类的谋杀犯罪份子、阴谋家、野心家，真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中国人民是无比髙兴的。人们寄希望于现 今的 执政者和即将上任新的执政者，相信他们定能依法惩处薄熙来和他后面的血债帮，啓动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走向宪政民主重大的、决定性的一步。 我们要拥护现今的执政者和即将上任新的执政者，要给他们时间，相信他们定能带领中国人民走上宪政民主的幸福之道。
当然，人民群众给领导者们的促进，也即是“施加压力”，那是必不可少的；像鲍彤先生所言的“施压”，就是在执政者中逼出一批如台湾蒋 经国 先生那样立志社会变革的开明领导者，由他们来开放报禁、党禁，主导中国的政改，才是有希望的。但，人民的“施压”一切必须以和平理性地进行为 好，要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这种政改才是中国人民所需要的。
2012年9月中旬至10月初作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和资料来源：
1、鲍彤：《谈中国共产党》，香港《动向》杂志，2011年7月号；
2、（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
3、（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
4、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10月；
其它网络信息资料及文章（略）。
2012年10月18日首发于《参与》网刊
http://canyu.org/n61628c6.aspx
【即时新闻】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薛伟；
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
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主席徐文立；
共和党筹委会总召集人王策；
中国民主联合阵线主席黄奔；
香港中国民主促进会召集人甄燊港；
及各位民主同道，各位民运兄长：
布达佩斯会后，我和几位朋友顺路游历了维也纳和布拉格，迟复各位贺函，十分抱歉。
对于您们真挚的友情、良好的祝愿、殷切的鼓励、热切的期望，我在此深表谢意和敬意！
民阵前任主席万润南先生曾提出，民阵要做到：旗帜不倒，组织不散，声音不断，压力不减。民阵在过去二十多年间，历经轰轰烈烈的高潮， 艰苦 卓绝的拼搏，惨淡孤寂的经营，跌宕裂变的阵痛，民阵走过来了，而且始终没有背弃万润南先生曾经提出的口号。今天，民阵在经历了十届改选和历任 优秀领导层之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民主化，结束中共暴政更加稳定坚强的群体。而我有幸在此时出任民阵主席，是站在各位为民阵打下坚实基础 的前 人的肩膀上，既感觉诚惶诚恐，又深知责任重大。
同时，民阵是中国海外民运的一部分，民阵的跌宕起伏和成长发展与海外民运的整体命运息息相关，更与各位民运同道、朋友，以及各个兄弟 组织 的关怀、帮助、协调、合作密不可分。各位朋友在贺函中均说到了“团结”，这也是大多数民阵同仁信奉的精神和推动的局面。中国民主运动需要更多 的理解、支持、宽容、理性、协调、合作，民阵愿意为此尽最大努力。我十分期待与各位仁兄、同道及所属组织竭诚合作。古人云：千金之裘，非 一狐 之腋。我们只有团结一心，凝聚力量，才能与强大的中共专制集团抗衡，并与国内民主力量汇合，尽快在中国结束暴政，建设民主体制。
而我个人，在各位为中国民主事业奉献了数十年青春年华，甚至度过十数年牢狱生涯的民运兄长面前，是个晚辈。是你们的身影，吸引着我的 目 光；是你们的脚印，引导着我的方向。我也在此向各位表达我真诚的敬佩和谢意。我始终相信，中国民主运动是伟大正义的事业，是崇高荣耀的事业， 但同时，更是艰苦卓绝的事业，甚至是腹背受敌的事业。因此，民运人既要肩得起民众和未来的鞭策和期许，更要熬得住误解和背叛的打击与孤 寂。民 运人应该共同进退，守望相助。
不积滴水，无以成江海。在中国社会正处在大时代、大动荡、大变革的重要时期，中国民主运动，特别是海外民运，就应该肩负起应有的责 任，迅 速集结力量，进一步形成一个有行动能力，有感召动力，有政治实力的整体，促成中国民主化的早日到来。
2012年10月20日
此文于2012年10月21日做了修改
【即时新闻】
各位中共十八大代表：
你们好。
贵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祝你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贵党目前是中国的执政党，是国家政治权力的垄断者，你们的党代会不仅仅是贵党的内部事务，还将影响到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作为中 国公 民，我们不想总是“被政治”或者被代表，我们有话要对你们说。
从建党时起，到最终取得政权，贵党曾一再宣称，贵党的历史使命和政治任务，是建立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新中国。贵党的公开承诺，曾激起无 数中 国人对自由和民主的向往与热望。在1944年2月2日的《新华日报》上，人们就曾读到过这样激动人心的宣言：“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 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在选举以前，要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 之自 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
但是，在贵党执政六十多年后，中国仍然没有成为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中国人的政治命运依旧被少数人在密室里决定着。
六十多年来，贵党一直垄断国家政治权力，无视人们希望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当要求，拒不开放公民政治参与的空间，中国人一直无法 享有 公民应有的政治权利，始终生活得缺乏自由和尊严。
六十多年来，法律一直是任由权力随意掐捏的橡皮泥，各级政府及官员经常公然违背自己一手制定的法律，司法机关没有成为社会公正的守护 者， 反而成了政府肆意侵犯民权的马前卒，甚至沦为政治官员任意差遣的家丁和打手。
六十多年来，政治权力一直得不到有效的约束，权力腐败几乎已遍及所有的公共领域，严重的政治腐败不但给人们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而 且还 使整个社会风纪败坏、公义不彰。
六十多年来，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不是用于提高民众的福利，而是用于各种极尽奢靡的公务消费，有限的社会保障资源，不是用于帮助真正有 需要 的人过上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而是用于为各级政府官员提供过于优厚的待遇。
六十多年来，公民的言论、出版、新闻、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罢工及信仰自由，不是被彻底剥夺，就是被施加严苛的限制，人们无法自 主参 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国家的文化和教育事业无法得到正常的发展，中国社会一直难以走出理智蒙昧、道德沉沦的可悲境地。
各位代表，六十多年来，中国社会长期处于这种不公正和不正常的状态，最主要、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政治制度不民主，政治权力太集中。我们 给你 们写信，是想敦促你们履行贵党迟迟未能履行的承诺，摒弃一己一党之私，展现应有的历史责任感，做出正确和有远见的历史抉择，将贵党从我们手中 剥夺的各项政治和社会权利，一一还给我们。
我们要求得到这些权利，是因为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由于在政治上失去了这些看似抽象的权利，我们一直都在生活中品尝着各种具体的苦 果。
我们周边的自然环境日益恶化，我们开始看不到明媚的蓝天，找不到清澈的河流，喝不上干净的饮水，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
我们的药品和食品安全得不到切实的保障，我们的药品有时不但不能医治我们的疾病，反而还可能夺去我们的性命；我们每天都可能食用有害 的食 品，连我们的婴儿也经常被有毒的奶粉戕害。
我们的出行变得越来越不安全，新建的大桥随时都可能坍塌，人们甚至有可能在天降大雨的时候，悲惨地溺毙在首都城市的主干道上。
我们的生存压力不断增大，很多人住不起房，看不起病，读不起书，有些人不但要肩负生活的重负，而且还要日夜躲避城管的骚扰和追逐。
我们时刻都在忍受权力的欺凌和压迫，我们的房屋不断地被政府强拆，我们的钱财不断地被政府掠夺，我们中不断地有无辜的人被囚禁、被失 踪、 被自杀。
各位代表，我们有必要坦诚地告诉你们，各种各样触目惊心的社会弊病，让我们对中国的现状很不满意。贵党作为国家权力的垄断者，对各种 社会 弊病的发生，负有首要和重大的责任。
但我们向你们写信，并不是为了表达我们的愤怒和怨恨，而是为了表达我们的要求和希望。各位代表，我们给你们写信，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你 们的 良知会被私利所蒙蔽；不相信你们的理性会被权欲所压倒；更不相信奴役和动荡的轮回，是中国人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
各位代表，我们希望你们能正视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且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急迫性。这些问题使得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分裂日益 突 显，并使中国的社会氛围变得越来越紧张，社会稳定也变得越来越脆弱。
各位代表，你们经常强调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但要想社会稳定，就必须正视和解决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要想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就必须改 变使 各种问题不断滋生的政治权力结构。
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日不得到解决，中国社会就一日都得不到安宁。近年来，从乐清到乌坎，从什邡到启东，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抗争，已 经预 示着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酝酿和积蓄。
各位代表，已经到了必须采取决定性措施的时候，任何进一步的拖延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为了避免中国再次陷入动荡的深渊，你们该做 的不 是挥舞维稳的大棒，而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倾听民众的心声。
我们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有一天，我们最坚固的建筑是孩子们在其中学习和玩耍的校舍，而不只是雄伟壮观、富丽堂皇的政府大楼。
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有一天，人们不必以下跪、自残甚至自杀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安身立命的住宅，更不会在保护住宅的过程中，被推土机残 忍地 碾压，被枪弹无情地射杀。
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有一天，人们既能有接受各种教育的平等资格，也能有担任各种公职的公平机会；一个人是否有机会升学或任职，将完全 取决 于他的才干和品德，而不是他的背景和关系。
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有一天，人们可以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写作，自由地谈论公共事务，自由地批评政府及官员，而不用担心被无处不在的网 警监 控，更不用担心因为触怒权力而被劳教、被判刑。
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有一天，中国人可以在公开公正的选举中，一人一票举出自己的国家领导人，政府的各项决策也都尽可能公开透明，政府 官员 不管地位多高，权力多大，在民众面前都是尽职、热情和谦卑的公仆，而不是失责、冷漠和傲慢的权贵。
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从一片不公和不义的荆棘之地，变为一个平等和公正的祥和之邦。
各位代表，这就是我们的心声，这就是我们的梦想，这也可能是包括你们在内的每一名中国人的梦想。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希望能在自己 的国 家，早日实现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梦。
中国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的自由、安全、幸福和尊严，不但与中国的进步息息相关，而且彼此也紧密相连。如果大多数中国人都被排除在 国家 政治生活之外，不能平等地分享自己国家的政治权力，那么少数独握大权的人，也不可能感到丝毫的安全。因为在不公的怒海中，不可能存在安全的孤 岛。
各位代表，我们的国家已历经了几千年奴役、专制和不公的厄运，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也因此一直遭受着连绵和深重的苦难。但我们相信， 一个 国家越是长时间受困于奴役、专制和不公的黑夜，就越有理由期盼自由、民主和公正的黎明。
各位代表，我们带着善意给你们写信，并希望能从你们那里得到同样善意的回应。我们向你们坦陈我们的中国梦，是希望你们成为我们追求梦 想的 同行者，而不是我们实现梦想的阻碍者。
各位代表，比权柄更有力量的是民心，而你们应该清楚民心所向。当事业有成的企业家，安逸富足的中产阶级，追寻法治秩序的法律人，不愿 放弃 新闻理想的媒体人，反对政治洗脑的教师，崇尚自由平等的知识分子，珍惜职业荣誉的警察和军人，都开始发声，都要求实现自由民主的中国梦，你们 应该知道闭目塞听，一意孤行，或者干脆把异议者送进监狱，决不是明智的选择，相反，你们应该立即采取措施，释放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 波在 内的一切良心犯，营造宽容互信的社会氛围，让中国梦生根，让中国梦生长。
各位代表，你们将做出你们的选择，而由无数怀有梦想的普通公民构成的我们，将做出我们的选择。
我们不仅是做梦者，我们还是造梦者，我们必须在自己的手里实现梦想。一个最不负责任、最没有出息的民族，就是总喜欢把最艰巨的任务留 给下 一代。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怠惰和自私，给我们的后代遗留一个巨大的隐患，我们将通过自己的奋斗和付出，给他们留下一份宝贵的资产。一个自由、 民主和法治的宪政中国，就是我们所能给予自己孩子的最好礼物。
顺致秋安。
中国公民
2012年秋
【即时新闻】
《公民议报》（原名《议报》），现已发行到第500期。《公民议报》现为网络周刊，由公民力量主办，鼓励民众的公民意识，推动自由民主宪 政的 社会转型，欢迎各界人士就自己所关心的社会、文化、宗教、法律、历史等等各类问题踊跃投稿。《公民议报》对于首发在本刊的来稿付予适当稿酬（由于 经费问题，目前暂时局限于来自中国大陆的稿件）。
《公民议报》编辑部
2012年5月18日
《公民议报》
网址：http://www.yibaochina.com
http://www.chinaeweekly.com
邮箱：edi...@yibaochina.com
yibao...@gmail.com
chinae...@inbox.com
| Subject: | 《公民議報》第524期 |
|---|---|
| From: | yibao <yibao...@gmail.com> |
【时事评论】
巩 胜 利：中国幸福的公母与物种——中国CCTV63年来第一次全民“幸福观”大透视
中国央视CCTV利用中秋节、国 庆节 长假“新闻真空”、每天黄金段时间《新闻联播》中，在全中国大面积、连篇累牍推出街头采访“你幸福吗”，偌大一个中国，竟然没有 出现一例回答“不幸福”，相反13亿中国人都似乐开了花、一边倒的都“被幸福”，这岂不天下怪哉？胡 平：从为薄熙来维权的公开信谈起
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上访者，还莫名其妙地被劳教，他 们能 幸福吗？中国金融、银行、石油、石化、电信等等垄断性企业，致民营中小企业生存维艰，老百姓倍受盘剥，他们能感到“幸福”吗？中 国绝大多数农民，在中国“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的永远鸿沟里拼命挣扎……这种社会二元结构和不平等，你能说幸福吗？更具 历史 意义得是：面对中国房地产创63年之巅峰，中国通胀创历史之最，中国资本股市市场30年来至低，胡锦涛、温家宝敢说他们“幸福” 吗？……
日前，由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 和北 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等数百人联名发表了一封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对当局处理薄熙来案件的若干做法，从法律上，从程序上提 出质疑，并要求对薄熙来案件公开公正审理。这封公开信的签署者，大多数是所谓左派，有的还可以归为毛左。过去，他们之中的很 多人 对公民权利、程序正义这一套都嗤之以鼻，认定那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玩意儿，是用来颠覆中国共产党红色江山的。如今，他们也学会了强 调公民权利，强调程序正义，站出来维权。这是很了不起的进步，无疑是应该肯定的。……陈 永 苗:“改革已死”迫使中共应牌频频发声高举改革
著名维权人士李质英打来说电话， 说着 十八大临近，中央高层和中央媒体频频发声，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10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奋力把改革开放推 向前进》，此外，《人民日报》评论部也积极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呐喊。他说央媒频频发声改革开放成最强音，是被迫应对我们这 几年 的“改革已死”思潮。……
【变革之路】
夏 业良：走向政治文明 迎接历史性变革
笔者坚信中国的政治变革必然发生，奉劝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主动迎接 这一 场变革，向昔日的台湾领导人蒋经国和韩国领导人卢泰愚学习，向缅甸现任总统吴登盛将军学习，学习他们开明和转向民主政治道路的一面。 全力推动宪政民主转型，将一党专政和权力垄断下的名义共和国，改造成为以权力制衡和公民个体自由为基础的宪政民主和法治政体，建 立一 个真正体现“执政为民”之根本诉求目标的民有、民治、民享的联邦共和国。……刘京 生： 和平转型的可能性探讨
和平转型的可能性有多大不是对中共统治者的善意揣度就可以确定 的，也 不来自于自己是否善意本身。和平转型是由许多因素共同促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过去的历史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及如何做才能平息多数 人的愤怒。在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之前，和平转型只是一种不现实的意念。……吴润 生： 耕者“有其田”与耕者“承包田”
今日中国农村，征地拆迁血案几乎每天都有发生，有的死人，有的伤 人。 去年有轰动海内外的乌坎村事件，更多的被当局掩盖起来了。这一回将盘锦市兴隆台区血案曝光，查出政府三条违法举动。试问，若这三条做 到了，做好了，中国农村的征地拆迁血案就可以杜绝了吗？敝人以为，这只是治标不是治本，只能斩茎不能除根。中国农村发生征地拆迁 血案 的根源在于实行多年的耕者“承包田”，不愿推行耕者“有其田”……
【人权关注】
彼岸风： 维 护中国工人权益将惠及中美两国经济——三辩前写给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一封信
我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来自中国。最近我和其他网友关于您两位辩论的文章在论坛里引起热 烈的 讨论。大家尝试从你们的辩论中去了解民主制度的运作、美国政治体系，及其与中国制度的比较。论坛里大部分都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向往民主自 由体制，对美国政治体制比较推崇。湖南律师 蔡 瑛遭报复递信求救
大家注意到上次辩论中你们两人大约有20次谈到了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可见该问题对美国经济有重要的影响。在此，我们特 别希 望两位能在下次辩论中这样指出：与中国的贸易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人权问题，因为正是那么多拿低廉工资、在极其恶劣条件下工作的 中国工人，制造着世界上最廉价的产品。可这些廉价的中国制造品，却同时伤害着中美两国工人的利益。……
据报，湖南律师蔡瑛因办案遭报复，在益阳市被非法秘密拘禁。只因求救信被路人拾到，并辗转流传， 才得 以曝光。这里是相关的资料。……刘郎：刘 本 琦一家最新消息——常飞翔格尔木探访记
最近，在西安市民主巾帼冰雪女士的资助和组织下，在银川小雪女士、武汉冰冰女士、杭州建明先生、 大同 换元先生以及大批网友的大力支持下，甘肃酒泉维权人士飞鸿不远千里赶赴青海格尔木，实地四处打听、探访了民主义士刘本琦一家的情况，经过 非常曲折复杂的寻觅、打听、探访，终于弄清了刘本琦一家被残酷迫害的悲惨现状！……
【民族问题】
茹孜 妮 莎：一位维吾尔族作家写给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
【编者按】在这封本刊辗转收到的公开信中，尽管所持的立场、所用 的词 语未必能为许多读者所接受，但作者以其多年在中共体制内工作的维族干部这样的特定身份所做的观察，确实从一个相当具有说服力的侧面和 角度，反映了新疆的现实，揭示了中共专制体制下民族问题的结症所在。郁从 周： 西藏行见闻
我们希望，通过接触不同立场和侧面的观察，可以促进人们换位思维，开阔眼界，拆除对思 考和 智慧的禁锢。即便打动不了专制统治者的铁石心肠，至少也能为未来民主的中国社会合理和平和睦地解决民族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考角度。
为此，我们郑重地向公众推介这封公开信，欢迎所有媒体和公众的转载和传播……。
靠两台内燃机车头牵引的列车，在安多-卫藏高原奔驰了整整一天 后，傍 晚终于抵达终点拉萨站。在站台只觉得车站建筑雄伟高大，又糅进了藏式建筑的褐红色，正是笔者偏好，急于出站想到站前广场合影，便与同 伴相互提醒准备好车票以供检查。不料需要检查的不是车票，而是身份证。查票的也不是铁路人员，而是武警……
【观点争鸣】
曹长青： 马 悦然和莫言有“诺奖交易”？
莫言得诺奖，引发争议，有人质疑评委中唯一懂中文的马悦然可能跟莫言有利益交换，或从中牟利。美 国重 要刊物《外交政策》近日刊出文章,对马悦然的操守提出质疑：“诺奖背后有利益冲突吧？”该文引述瑞典电视SVT的报道说，马悦然跟斯德哥 尔摩的出版社签约，用他的莫言译本获丰厚报酬。
对此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英格伦和马悦然都否认。但英格伦的回应证实：接受马悦然的莫言译本的瑞典出版社主编说， 他们 的稿酬丰厚到让马悦然自己报价的程度。而一般出版社接受一个译稿，都不会让对方报价。莫言获诺奖后，销书量自然增加，马悦然的译本就能获 利。……
【书摘书评】
晓 明： 共产党和它的主义之在中国若干问题透视——重读鲍彤先生“两次谈话”所想到的
重读鮑彤先生《谈中国共产党》和《谈回到民主主义及其他》这两篇 谈话 文章，真乃使人发聋振聩，从中获益匪浅，并深受啓迪，感悟良多。谈话中所涉及的诸多问题是令人深思的，现在就让我们顺着鲍彤先生的这 两次谈话精神，来对共产党和它的主义之在中国的诸多问题作一番透视，它是怎么产生的，之后它做了什么，特别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 什 么，从中总结和反思这些历史，这对国人来说定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大事。……
【即时新闻】
盛 雪： 团结一心 凝聚力量 共同进退 守望相助
民阵在过去二十多年间，历经轰轰烈烈的高潮，艰苦卓绝的拼搏，惨 淡孤 寂的经营，跌宕裂变的阵痛，民阵走过来了，而且始终没有背弃万润南先生曾经提出的口号。今天，民阵在经历了十届改选和历任优秀领导层 之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民主化，结束中共暴政更加稳定坚强的群体。而我有幸在此时出任民阵主席，是站在各位为民阵打下坚实基础的 前人 的肩膀上，既感觉诚惶诚恐，又深知责任重大……中国 公 民：我的中国梦——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公开信
（附：一个呼请：所有认同本文本主旨的中国人，请帮助传播 这份 公开信，请以你们各具创意的方式，来阐述我们的中国梦。）《公民议 报》 征稿启事
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有一天，中国人可以在公开公正的选举中，一人一票举出自己的国家领 导 人，政府的各项决策也都尽可能公开透明，政府官员不管地位多高，权力多大，在民众面前都是尽职、热情和谦卑的公仆，而不是失责、冷漠 和傲慢的权贵。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从一片不公和不义的荆棘之地，变为一个平等和公正的祥和之邦。
这就是我们的心声，这就是我们的梦想，这也可能是包括你们在内的每一名中国人的梦想。 我们 都是中国人，我们都希望能在自己的国家，早日实现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梦。……
【时事评论】
中国幸福的公母与物种
——中国CCTV63年来第一次全民“幸福观”大透视
巩胜利（独立学人）
——中国CCTV63年来第一次全民“幸福观”大透视
巩胜利（独立学人）
【特别提要】最近，中国央视CCTV利用中秋节、国庆节长假“新闻真空”、每天黄金段时间《新闻联播》中，在全 中国 大面积、连篇累牍推出街头采访“你幸福吗”，偌大一个中国，竟然没有出现一例回答“不幸福”，相反13亿中国人都似乐开了花、一边倒的都 “被幸福”，这岂不天下怪哉、真谛是这样吗？真是犹如神助？中国央视连续报道：在郑州就读的一名大学生回答记者提问称，最坏的事是接 受采 访时，队被人插了。问“你幸福吗”，而山西省清徐县北营村务工人员称：“我姓曾”。中国街头采访“你幸福吗”再现神神相助，为什么在面对 “你幸福吗”的问题时会出现神似的神回复？概括地说，这是中国大环境使然。看2012年中国建国63年、央视CCTV首次对“十五” “十 一”——全国声势浩大的“幸福观”调查乱局，中国人敢说“不幸福”吗？就是说了“不幸福”的能见诸中国央视画面吗？谁敢？！
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上访者，还莫名其妙地被劳教，他们能幸福吗？中国金融、银行、石油、石化、电信等等垄断性企业，致民营中小 企业 生存维艰，老百姓用也得用，不用也得用，倍受盘剥，他们能感到“幸福”吗？中国超过总人口50%以上的农村人口，出生了63年，生是赤裸 裸来，走是空空如也，一辈子活下来，还不如挪威、新加坡国家人均收入的一年，怎么能幸福呢？还有，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在中国“农村户 口” 与“城镇户口”的永远鸿沟里拼命挣扎……这种社会二元结构和不平等，你能说幸福吗？更具历史意义得是：面对中国房地产创63年之巅峰，中 国通胀创历史之最，中国资本股市市场30年来至低，胡锦涛、温家宝敢说他们“幸福”吗？
（1）、幸福，是一个很难量化的人与人、社会问题的目标。全在于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这个社会、生活地的感觉。同时，幸福也是一个人一生非 常绝 对私密、个人化的问题，所以被问的人一时半会儿是很难回答的。一个人被赤裸裸、更何况是性事呢？幸福，通常由两个基准因素而构成：一个是收入，当 然是支配的更多、更好；另一个是大自然中男女性生活的质量和品位，是一个综合体。幸福，不带有任何偏见和政治色彩，这才是幸福的源头：一个人 （或 这一家人）的收入、可支配有多少？在中国收入问题是一大忌讳，特别是官员，更是讳莫如深。囿是，这种当众回答曝光在阳光、众目睽睽之下，甚至不亚 于当众回答别人的戏谑问话：你是回家与老婆一起过的吗？这会让人回答也不是，不回答也不是，最神秘的回答也只有顾左右而言他了。幸福，不是挂 在嘴 巴上就能表明、理论言说的事。
有谁可以问一问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国家总理温家宝等，“你幸福吗？”温家宝敢说他幸福、不幸福吗？中国房地产63年之巅峰，中国通胀创历 史之 最，中国资本股市市场30年来至低，胡锦涛、温家宝敢说他们“幸福”？10月5日，温家宝赶赴云南滑坡灾区，为死后小学生送行，白发人送黑发三、 四点钟的太阳（出自“青年是八、九点钟太阳”），包括总理、小学生能幸福吗？！
但凡人类都莫能不是如此，“三大骨架，五大原理”的最新幸福指数研究认为：人类的幸福，是一个综合系数，若按100分来计算，最起码有五 个重 要指标要参考确立，其按所占比例数值排列为:㈠、人的性生活，约占30%；㈡、人的收入，约占26%；㈢、人生活质量（生活必需品，如水、气、电 人居环境等等），约占22%；㈣、人的吃穿衣行住等，约占12%；㈤、人生生活的其它方方面面，约占10%左右。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分析一 提：自 所以有穷人也有幸福，就是性与生活的简朴。自所以有富人也有不幸福，是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又是万万不能的。有一些国家，就可以用钱来满足 “性福”。但钱不是很多，也可以有幸福。这一研究还决定于这些国家的整体收入水平、现代化水平、生活质量和思想、言论自由度等等方面的大自然 原动 力可以参照、比较借鉴得出。
（2）、类似幸福的问题，就心理学的理论和社会学来看，最好是设计成问卷调查来提问，中国还没有这种阳光下的实践。连中国官员的收入都不 能见 阳光，中国百姓有怎么在阳光下照亮大地？如此，既让被调查者愿意和乐意回答问题，也会让回答的真实性和可信度的比例较高，否则就会弄成要么是很尴 尬，要么是顾左右而言他，毫无真实性，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和资源，几方都不讨好。很显然，当公众看到递过来的话筒时，不免心里紧张，而且 有一 种被绑架的感觉。在知道自己的话是可能当做新闻播出去让世人都看到的情况下，这样的问题明显地有着问话人的预期答案。据实回答自己在生活中的感 受，未必与预期答案相符。自己的不符合预期答案的回复能否播出是另一回事，但万一播出了，惹来的麻烦恐怕就不是一般的，很有可能是连锁反应。 但 是，如果揣摩问话者的答案予以回答，又与自己的真实感受不相符，这种不说真话播出来又未必不会让观众看出来。所以，被采访者只能处于首鼠两端。
中国13亿概念“公民”，没有公民的任何权力，连给这个国家投上一票、“举手”的权力都没有，为国家服务的权力都没有，中国国家《宪法》 长期 以来、一直零《宪法》，零法律、零执行、零裁判，没有实施过一次《宪法》法律的执行程序，中国人怎么幸福？怎么来实施幸福？
除了收入和男女问题是“幸福”的重要、当然的指标以外。比如：大学生，幸福可能就是读书快乐，学业有成；小学生，幸福就是玩的快乐！农民 工， 除了吃得满意、有钱赚，怕男女问题是最大的不幸，但这种幸福谁管得了？向谁说，谁又能解决？工人、农民、解放军、武警、商人、教授、知识分子等等 等，都有不同的幸福要求。但收入比较最高的中国公务员队伍，怕幸福满意度可能还是最低，因为升职、加班、自由度最低可能使他们幸福度最难、无 法说 清楚。中国大多数（70%以上）人的收入增加难以实现，谁敢说幸福？
（3）、幸福到底是什么？这是中国官方一直追寻、自己津津乐道为人家规划的内容。在CCTV的这种让受访者为难的问题本来就不应该出现， 也不 是专业媒体应采用的工作方式。就连议会、人大的选举都要设计成不让他人看到的无记名投票，逼迫人们当众说出对一些私密、敏感问题的是与非的回答， 是否有些不厚道、不人道的，甚至不符合新闻伦理？了解历史和现实，就知道中国人为何如此顾虑当众真实回答问题。中国沉重5000年的历史积累 了无 数个结痂的厚厚的伤疤，不宜一一撕破。中国央视的节目《实话实话》就因为有人说了实话，回到单位评不了职称。评不了职称也意味着收入的减少，生活 质量难以得到保证，所以也都怨多嘴和说实话。当然，这可能是说实话比较小的代价。更大一些的痛苦代价是，可能被拉入黑名单，被视为“汉奸”和 当众 戴上“汉奸”的帽子并进行殴打，在遭受皮肉之苦的同时，蒙受心灵的刺痛：谁敢说“不幸福”？
以中国共产党得天下的“生命诚可贵，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来衡量，谁又能让中国人真能在今天幸福？！
要饭的，有饭吃就是幸福；流浪的，有个家就是幸福；
一个国家公民，能对国家领导人，投上公民这一票，这就是国家公民的幸福；
一个国家幸福与否，就看这个国家70%以上的公民认可与否了。
与全世界99%的国家、国家主席、副主席不同（包括所有国家的国家元首），中国的国家主席、副主席是一个真正摆设。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 与其 他国相比，有什么幸福可言？
中国人，一党绝对垄断、强势天下，就说“18大”吧：只有8200万中共党员参与，不用公民任何投票、也没有任何权力来“举手”—— 12.2 亿公民排除在权力之外就召开“18大”，12.2亿人却没有任何是与否的表达权力，你真幸福吗？你敢说不幸福吗？
(4)、中国“性福”报告。据2012年09月24日02版《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署名为黄盈盈、潘绥铭的文章 称： 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人就开始喋喋不休地讨论中学生的恋爱问题，而且发明了“早恋”这样一个其他国度很难翻译的词儿。人们很少发现它是自相 矛盾的：如果真的是“早”，那还能算作“恋”吗？例如5岁小孩的“过家家”能算吗？反之，如果真的是“恋”，那又凭什么说它是“早”呢？老天 爷、 上帝和真主，谁都没有愚蠢到规定一个具体的年龄。其实，这个词只不过是成年人对于少年的一种社会强制而已，对于“早恋”的万千恐惧，都可以归结为 一点：它会引发性行为，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人们一直想当然地信奉这个假设，而且在传播中造成“三人成虎”的局面。
此调查说：笔者2010年在中国195个地方，对14～17岁的少男少女（包括不在学校里的）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却发现了人们通常意想 不到 的一些情况。有50%的少男和35%的少女，已经爱上过一个异性。目前已经有确定的恋人的，在少男和少女之中都约占14%。此外，有33%的少男 与29.1%的少女已经有过单相思的经历；在少男中有29%的人，在少女中有24%的人已经失恋过了。
报告认为：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已经有81%的少男和88%的少女，目前有知心的异性朋友。反过来说就是：在少年的异性友谊如此普遍的 环境 中，那些恪守“男女界限”、拒不交往异性的少年才是少数派，才更有可能“出问题”。在人们对少年的性行为严防死守的时候，却很少知道，已经有 38%的少男和20%的少女，曾经与异性接吻过，还有26%的少男和17%的少女，已经与异性进行过性爱抚。
这种情况意义深远。它说明，最近30年来的“打压早恋”屡战屡败，迫使中国的成年人（尤其是家长和老师），只能退守到最后的防线：只要没 有 “真正性福”，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少男中，已经真正有过“性福”性交过的人占13%，极大可能有过的占15%。在少女中，确实有过的占 8%，极其可能有过的占12%。这些数字，可能让一些人高度紧张，但是也可能使得其余的人松了一口气。因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14—17岁 少年 的性行为，真是少得不值一提。任何对于“少年性乱”的恐慌，实在是杞人忧天。欧美国家的少年到16岁的时候，性交过的比例往往超过一半，可是他们 的国家就因此不发达了？他们的人民就不“性福”了？他们的青少年就“一代不如一代”吗？
对于少男，人们最害怕的是，他们一旦开始早恋，就会身不由己地跨上发生性行为的“直通车”。可是我们的统计分析却发现了相反的情况——少 男对 于异性交往的知识越多、越是赞成在学校中开展性教育、在调查之前的一年中谈论爱情（而不是谈性）的次数越多，那么，他们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就越 小。进一步分析来看，如果少男爱上仅仅一个异性，如果他爱上的异性中，只有一个后来成为他的恋人，那么他们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小。这就是 说， 少男的专一的爱情不仅不是性行为的推动力，反而是抑制力。其中的原因，其实人人都懂：一个男人如果仅仅爱一个女人，那么她就是他的唯一。套用网上 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在世界看来，你只是一个少女；但是在我看来，你就是整个世界。因此，他必然会充分地尊重她、珍惜她、爱护她，就更加不可能 发生 那种很可能给她带来不利后果的“性福”行为。
其实，普天下相爱的成年男女，直到垂垂老矣，不都是这样来产生和维系自己的幸福吗？只不过人们常常被“早恋恐慌”蒙住了双眼，忘记了少男 少女 其实也不得不遵循这个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规律。说到底，所谓的从“早恋”到“性福”，错就错在不承认少男少女之间的恋爱也是真正的爱情，与成年人 的爱情一模一样。这样的爱情是上天的恩赐，乐都乐不过来，难道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下一代，都到了“人过三十日过午”，才开始苦哈哈地“征婚” 吗？
人们即使不怕少女“早恋”，肯定怕她们“乱爱”。可是有报告统计分析发现：如果少女曾经爱过两个或者更多的男性，那么她们发生性行为的可 能 性，反而比其他少女减少99％。同样，少女只要不是仅仅爱过一个男性，那么性行为的可能性就降低89%。这就是说，人类本能、少女的性行为不是来 自“乱爱”，而是出于“瞎专”。因为既然她们对自己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矢志不渝”，就已经准备好“从一而终”，那么“以身相许”也就顺理成 章。 反之，少女爱得越多，鉴别男人的能力就越强，自己的选择能力也越强，不会马上就在一棵树上吊死。君不见，那些“白雪公主”，在恋爱中往往游刃有 余，反而是某些“守身如玉”的女性，动辄就闹出人类的悲剧来。近来，中国城市少女没有任何生理知识生出孩子，无知抛弃、不懂生理，闹出现代人 类的 愚昧笑话（见9月30日报道《中国奇观：少女妈妈弃婴》一文）。
成年人难道不也是如此吗？初恋就结婚的人毕竟是少数幸运儿，“货比三家”却是人之常情、世之常理。此调查发现，如果少女没有失恋过，那么 她们 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就降低87%。反之，痛彻心扉的失恋，则会使得这种可能性剧增71倍之多。这是因为，那些尝过失恋之苦的少女，更加容易用发生 性行为来维系或保障再一次的爱情关系。因此，既然社会不可能阻止少女恋爱，更无法预防她们失恋，那么社会就应该努力去减少那些造成少女痛苦的 失 恋。在当今国情之中，谁都知道，这主要来自男方的不平等对待，以及来自少女自己缺乏再次选择的能力。因此，与其继续徒劳无功地打压“早恋”，还不 如及早开始“恋爱培训”。更有现实报道称，在中国55岁以上人士更需要“性福”，男女老少都需要，只是要在“合法”、道德层面建立双重的游戏 规则 才能满足人们的“性福”，有关“性福”“幸福”的标准、样板、和趋势的游戏规则真能真谛的建立起来吗，“性福”真是很难懂吗？
(5)、幸福的根源很明确：而中国幸福观表明，这是一种与全球各国大自然环境下的一种空前悖论，而制造出这种氛围的还是有所谓的理性的人 和知 书达礼的人。一名大学副教授会公然对一名说出自己内心感受的80岁老人大打出手，并斥之以“汉奸”；中国每年成千上万的上访者、还被莫名其妙劳 教，他们能幸福吗？还有中国以手中权力谋幸福的贪官盛行、钱多的要埋在地下的水塘里、再养上几十人、几百人的妻妾成群等，真能幸福吗；中国金 融、 银行、石油、移动、电信等等一统垄断性企业，致中小企业寸草难生长等，你个人你用也得用，不用也得用，中国互联网收费、费用比韩国高出上百倍等， 你能说“幸福吗”？
中国超过50%以上农民人口，出生了63年，生是赤裸裸来，走是空空如也，一辈子活下来，还不如挪威、新加坡国家人均收入的一年，怎么能 幸 福？还有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在中国“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的永远鸿沟里垂死挣扎……这种社会、国家不公，你能说幸福吗？怎样来幸福！其实，这 些“幸福”底料不只是作为人类生物因素嵌入了中国人的基因，更是作为文化因素渗透到中国人、中国官方、中国暴力党——不用任何举手就执政的整 个国 家大环境、言谈举止中。所以，公众也不傻，知道媒体这样的问话是在把他们摆在火炉上烤。于是，那位打工者先是很干脆地说，“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 问我”。然后被逼急了，才顾左右而言他，“我姓曾”。让中国公众敢于当面说“真话”其实是比较尴尬的事，中国谁能说真话？总理、总书记敢说真 话？ 更何况中国人的骨子里还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人生处世哲学。因此，中国媒体未必不能做幸福的文章或课题，只是不可用这种公开的方式来愚昧、 为难中国的公众，取悦“18大”、“党指挥枪”的执政者，若真是要知道中国民生的“幸福”问题，大可用全球风行的网上调查或问卷调查来做人 心，岂 不天意昭昭，人心可见？但在今日63年中国，就是有些人不敢见天日，习惯于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李世民、朱元璋式的“占山为王”。幸福，这是放之五 湖四海皆准的事，就是如此简单的一件事，但想要民心，又违背民意，岂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巩胜利特别声明：作者对本文所著内容与事实，负有不可推卸、当然的法律责任。本文谢绝除此发稿之外，一切其它任何媒体的转载、摘编、 BBS和上网链接或刊载。若有任何疑问及版权问题请通过Gv...@hotmail.com与作者本人联系。)
2012年10月15日
作者惠稿
※※※※※※※※※※※※※※※※※※※※※※※※※※※※※※※※※※※※※※
【时事评论】
从为薄熙来维权的公开信谈起
胡平
胡平
日前，由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等数百人联名发表了一封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对当局处理薄熙来案件的 若干 做法，从法律上，从程序上提出质疑，并要求对薄熙来案件公开公正审理。李成瑞在接受香港《苹果日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公开信并非为薄熙来 的所谓罪状辩护，而是为他维权。
这封公开信的签署者，大多数是所谓左派，有的还可以归为毛左。过去，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对公民权利、程序正义这一套都嗤之以鼻，认定那 是西 方资产阶级的玩意儿，是用来颠覆中国共产党红色江山的。如今，他们也学会了强调公民权利，强调程序正义，站出来维权。这是很了不起的进步，无 疑是应该肯定的。
读李成瑞们这封公开信，使我想起二战后，德国新教牧师马丁.尼莫勒牧师在犹太人墓碑上写下的一段话：当他们（法西斯德国纳粹党）抓共 产党 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当他们抓犹太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抓天主教徒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 徒；后来，当他们要抓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问题就在这里，有些人，除非自己也受到专制暴政的迫害，否则他们就会对公民权利和程序正义等普适价值不屑一顾，对别人遭受迫害无动于 衷， 甚至还拍手称快，落井下石。远的不说，就拿薄熙来在重庆搞的打黑运动来说吧。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是黑打，其践踏法制，刑讯逼供，无视基本人 权，罔顾程序正义，在当时就有人在网上予以揭露，很多恶劣的做法即便从重庆官方自己的报道中也能看出端倪。但是这并不妨碍那些新老左派们 为之 喝彩助威。那时候，你跟他们讲公民权利讲程序正义，他们根本听不进去，还觉得你居心叵测，大有问题呢。
这就是为什么当王立军夜投美领馆引爆薄熙来事件，不少维权人士要幸灾乐祸的原因了：因为他们发现，除非让这些人自己也尝到苦头，否则 这种 人就永远不会觉悟。记得那时有人编了一句顺口溜：“唱红唱到美领馆，打黑打到薄书记。”说来也是，搞打黑的薄熙来到头来自己被打黑，天下还有 比这更讽刺的事么？
不少老右派就有过类似的经历。文革爆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们这些老牛鬼们照例是挨整的对象，统统被关进牛棚，饱受打骂欺凌。可是 随着 运动的深入发展，他们惊奇地发现，那些原来整他们的积极分子和领导干部们，先先后后也被扣上“黑帮”，“走资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等罪名被关进牛棚，于是免不了幸灾乐祸，觉得自己的日子也好过些了。
不过，要让那些整人者通过自己被人整的经历而觉悟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文革一开始，罗瑞卿就被打成反党黑帮，不久就被关进秦城监狱。 当罗 瑞卿得知他的隔壁关着彭德怀时还很不服气，抱怨说“怎么把我和他关在一起”。那时候罗瑞卿还以为整自己是错的，整别人是对的。再到后来，罗瑞 卿才觉悟到这么整人法都是不对的。
现在，很多新老左派开始认识到公民权利和程序正义的意义，他们就应该用同样的标准去衡量去反思过去的事情，例如薄熙来搞的打黑。从公 民权 利的标准来看，从程序正义的标准来看，打黑无疑是黑打；就其滥施酷刑，大开杀戒而言，他甚至比其他很多中共官员更黑。
早在薄熙来事发之初，我就写文章指出：薄熙来事件说明共产党是黑帮。这既是指被打倒的薄熙来，也是指仍在台上的中共当局。还要补充一 句的 是，在今日中国，区分左派右派新左老左，其实都没多大意义。真正的区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你到底是认同人权民主还是认同共产专制。
2012年10月23日
原载于《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站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p-102320121428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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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评论】
“改革已死”迫使中共应牌频频发声高举改革
陈永苗
陈永苗
著名维权人士李质英打来说电话，说着十八大临近，中央高层和中央媒体频频发声，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10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 署名 文章《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此外，《人民日报》评论部也积极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呐喊。他说央媒频频发声改革开放成最强音，是被迫应对我们 这几年的“改革已死”思潮。
我们一直以来，提倡要有自己设置话题，能主导专制者被迫应对的能力，不能老是专制发牌，我们应牌。例如民间维权发牌，官方维稳应牌。启蒙 与改 革派一个非常臭的方面是就是，就是在专制的磁场和所设置的谎言话题中迷失，那都是专制故意的猫玩老鼠。
多维新闻网发表过我的文章《中宣部为什么点名<改革之死>》：中共全面垄断改革符号》，其中说中共现在唯一的法宝或者合法性 来源 就是改革。正如后极权时代，独裁者唯一的合法性来源，就是能带来经济奇迹。尽管如今改革话语已经成为民间和官方政治和合法性的票房毒药，但是对于 官方，没有办法不得不饮鸩止渴。因此更加需要全面垄断改革符号资源，打击反思改革甚至否定改革的思潮。对于“改革已死”的思潮，皇浦平和吴敬 琏等 呐喊改革派旗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被迫做了语焉不明的应对。
近日六四天安门运动学生领袖王丹在台湾《苹果日报》，同样提到，在民间已经基本上凝聚出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改革已死。“维稳”这个政策 目标 的提出，就证实了：改革已死。
“改革已死”击中了庞然大物的罩门：差不多一年前，一位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干部告博讯记者，这次上台竞争如此激烈，可在中国民间与海外竟然 很少 人关注，他认为，民众对谁上台已经不关心了，或者说是心死了，海外也差不多，他们认为中共不可能继续改革，所谓内斗只不过是争夺权力而已。
胡耀邦时代的三宽中宣部长朱厚泽在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2006年年会暨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却重视了《改革之死》总论《给改 革一 个死刑判决》。他说，我前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一个年轻人叫陈永苗，他提了个问题，现在改革的共识已经破灭了，能不能重新恢复？需不需要重新恢 复？这篇文章提的问题，就是我们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和平的改革，和平的转变。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望。但是能不能做到，可不可能做到，他提了当 前社 会的若干问题。这篇文章很值得我们注意，因为我们当前希望的这个和谐社会，我们希望的和平改革和转变，能不能实现，这个家伙不是没有问题的，最近 这些年这个问题闹的很多，各地不安定的问题闹得很多，这些问题给我们提出一个究竟能不能实现和平转变？怎么才能实现和平转变，不走上那个造反 对抗 的道路上去。观点不一定对，我是说他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据沙非公在《民主中国》揭露，2008年12月初，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改革之死》。而2008年12月10日，大陆303名 各界 人士联名发表了《零八宪章》。这两起看起来毫无关系的事情，却被中共中央宣传部联系在一起。2008年12月17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 洋研究所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宣传部文件说，最近有两件大事情：一个是有人在香港出版否定改革的书籍，二是《零八宪章》。这里所说的否定改革的书 籍就 是《改革之死》。
2012年10月19日
首发于《博讯》网站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2/10/20121019204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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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之路】
走向政治文明 迎接历史性变革
夏业良
夏业良
九十一年前在以苏共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国际之全力支持和帮助下秘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即将在苟延残喘和信息严控之中迎来它的第18次全国代 表大 会，同时也面临着自其成立至今的最大危机和全面挑战。党内权力争斗日益明显和激化，既定规则往往被缺乏明确定义的内部（帮派）潜规则或机会主义权 宜性决策所取代。执政党威权体制不断受到与合法性与程序正义相关的质疑和挑战。
无论承认与否，目前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形象与社会认同程度早已一落千丈，否甚于臧。中高级干部严重触犯党纪国法绝非个别现象和小概率事件， 无论 如何封锁信息和予以内部淡化处理都无法掩盖千疮百孔般的内部溃败真相。
执政已届63年的政党并非毫无经验可言。然而，以往借助铁腕压制、清洗和强力宣传以维持执政党及其领导人威望的习惯做法已日益式微，无济 于 事，必须另辟蹊径，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积极启动根本性变革，才有可能侥幸渡过亡党危机之难关。
长期接受僵化意识形态灌输教育的官员和宣传机构明显落伍于时代发展的潮流，空洞无力的说教与自说自话的推诿、开脱、辩解与自我赞美在80 后 /90后青年中已逐步丧失说服力和实际影响力。
长期以来，执政党对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之历史事实的掩盖、扭曲和篡改激发出更多人对历史真相的探索兴趣与澄清矫正之热潮，比 如关 于西安事变真相与张学良其人的评价、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双方对待抗战的态度、言论、行为以及各自地位、角色及其实际参与和贡献程度的对比早已超出史 学界的关注范围。有关“肃反”、合作化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四清”运动、三年大饥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西藏/新疆/内蒙等 民族 自治问题、八九“六四”真相和迫害政治异议人士/法轮功信徒/家庭教会基督徒/佛教徒/上访维权群体等诸多所谓“敏感”话题，更是执政党所无法回 避和轻松抵挡的议题。
是否承认普适价值是一个重要的现代政治分水岭，坚持顽固不化地否认普适价值就是拒绝走向现代政治文明之路，很难想象一个处于21世纪的现 代政 党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否定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内核。这充分暴露了该执政党背离现代社会意识主流，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甘愿与现代政治文明和 “西方世界”为敌的落后本质。
甚至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至夺取政权期间所公开发表的大量文献和领导人著述中，也不乏赞同普适价值、宪政民主、法治和“执政为民”概念内 涵的 表述。然而，执政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在缺乏有效监督制衡机制的情况下，屡屡发生与当年承诺和公开表述相悖的恶行事实。罔顾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的 基础价值，党同伐异、残害同胞之反人类极端恶行比比皆是。
执政63年来，执政党及其政权和国家机器对不同族群的迫害和控制程度也逐步升级，事实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形成了不可调和与弥补的民族冲突 与对 抗情绪。
目前执政党几乎不受监控和制约的腐败行为已从执政初期的零星个别行为，不断发展累积成为全面而系统性的腐败。被执政党称为“普通群众”并 被少 数飞扬跋扈之官员视为“愚民”的中国公民，甚至难以公开发表自己的真实意见和感受。
即便从中国共产党维持执政地位和延续政治权益的自身利益考虑，目前也已到达必须剜疮排毒、紧急自救的地步。明智者知道：真正能够灭党亡党 和卖 国窃权者并非我等持激烈批评意见之反党异己或文弱书生，而恰恰是党内专权腐败的帮派大佬。
然而，由中共所主导的任何政治体制改革，要想达到争取自由与人权之国民所期望的宪政民主、法治的现代共和国之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现 在的 当政者，他们的家族利益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除非他们想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否则就不会真正触及其利益核心。
所以他们口中的任何“改革”都是打着“改革”旗号搞虚假的“改革”。他们搞的所谓“改革”，与老百姓所期望的限制权力、三权分立的现代政 治文 明相去甚远。他们要搞的“改革”只不过是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换汤不换药，也就是把大部制翻来覆去地调整，今天合并这几个部，明天又拆成那几个部 委，他们也只能做这样的表面文章。
动辄对公开发表批评言论者处以莫须有之罪名的重刑（比如近年来屡屡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施加于有不满之言论的案例），而对民愤极大的 薄古 集团案却百般掩饰并予以避重就轻之淡化处理，视百姓为草芥，侵犯人权已成常态，这种做法无异于自掘坟墓。
但笔者坚信中国的政治变革必然发生，在此笔者奉劝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主动迎接这一场变革，向昔日的台湾领导人蒋经国和韩国领导人卢泰愚学 习，向 缅甸现任总统吴登盛将军学习，学习他们开明和转向民主政治道路的一面。而不是被动和消极地拖延和“维稳”、苟延残喘或做垂死挣扎。
我们当然希望不流一滴血、不死一个人地实现一场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制度变革。希望习近平等下一代领导人向蒋经国学习，让中国迈出这关键的一 步， 走向现代政治文明。如果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也就能够被载入史册。退一万步说，至少不能重复过去的罪恶，充当残暴的刽子手来镇压手无寸铁的市 民和学生。
正在形成之中的新的领导群体及其主要领导人必须审时度势，以开辟历史新纪元的政治家视野、魄力和决心，对中国共产党自身进行重组式的彻底 改造 （包括更改早已名不副实的政党名称，笔者提供参考的名称有“中国和谐党”、“中国利民党”、“中国共和党”、“中国保守党”、“中国民生党” 等），同时全力推动宪政民主转型，将一党专政和权力垄断下的名义共和国，改造成为以权力制衡和公民个体自由为基础的宪政民主和法治政体，建立 一个 真正体现“执政为民”之根本诉求目标的民有、民治、民享的联邦共和国。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访问学者）
2012年10月20日
首发于《民主中国》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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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之路】
和平转型的可能性探讨
刘京生
刘京生
最近一段时间，和平转型的呼声异常强烈，上下之间的互动也显得格外默契，炎黄春秋的某些人甚至于达成了以下共识：渐进派的“碎步走” 应改 为“中步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民间的暴虐情绪高涨，若不尽快的进行转型，革命将会发生，中国将会大乱。与之相适应的是，网络间也流传出中共 的接班人习近平的一封信，内容共四点：
1、坚决尊重法律。以法律为依据，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处理薄熙来；
2、坚定信念，肩负起历史重任，稳步、坚决的实施政治民主改革，以拯救危机中的中共，开创中华民族的新未来。中共十八大将成为一个新 的里 程碑；
3、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走南非的宽恕模式：全面宽恕，宽恕过去，放眼未来，为变革奠定基础；
4、在对外、对日等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的问题上，将会采取较强硬的军事手段，结合外交斡旋，而不是一味的被动无作为。
再看“民运人士”的反映，多数在高举和平的大旗，异常的激动与兴奋，似乎理想的实现唾手可待。
和平转型的可能性有多大其实并不取决于《炎黄春秋》诸公、中共集团中的个别人与“民运人士”的善良与一厢情愿，它要受很多条件的约 束。多 数时候，“民运人士”首先看中共的态度，很可惜，这些“民运人士”在看的时候总是采取积极，善良的心态与视角，完全忽略了决定性的另一面。
中共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做了什么。到现在为止，温家宝、习近平的言论并不比邓小平在七八年说过的话更动人，温习没有对民间 的政 治活动给予过积极评价与赞美，可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却说过“西单民主墙是个新鲜事物，好得很”。不是说，不相信邓小平就不再相信任何中共高官可 能的善良，提出这件事更多的是想说明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习近平是否能够有所作为？即他的承诺的有效性。承诺很容易，有效性是存疑的。原 因 是：他无法解决历史遗留下的问题。其一，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不能由他说了算，他没有权利说宽恕就宽恕，宽恕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罪行的大小与 多数民众的意愿。其二，那些手上沾满鲜血且受贿数额达到千万，上亿的利益集团是否会相信你的承诺，民主化后，共产党就会下台，你习近平可 能转 瞬间成为草民，你怎么来保证贪官的安全？其三，宽恕是否意味着国家不再进行赔偿，谁来赔偿，怎么赔偿，时间跨度多大，诸如此类的问题，习近平 是否可以解决或者民主后的领导人是否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一些人认为，赔偿不是大问题，自己表示可以放弃，可别人会吗？仅六四的问题，受害 者申 请国家赔偿的就不会少于一万，再加上一万人的直接、间接的亲属，绝不会低于十万，赔偿金额多少，少了能否答应，不答应怎么办，再来个“黑社 会”，在造就无数新访民？民主制度刚刚建立哪来那么多钱？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利益集团非法所得的财富全部没收，收归国有，然后再进行赔偿， 可 是，一切收缴行为又要经过合法程序，这就要求首先把贪官送上法庭，接受审判。人家现在活得好好的，明天就成为阶下囚，他能愿意？您可真敢想！ 杀人者多数选择反抗与逃跑是正常的，反之就不正常了。您觉悟高，可您千万别把杀人犯，巨贪也想象为与您一样的觉悟，他们不会束手就擒—— 牺牲 掉自己，把自己的一切，担惊受怕，苦苦经营了大半生的财富拱手奉献给别人。
不要老站到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未来不只是某些人的，未来是多数人的，要设身处地的想想这些人怎么看宽恕的问题。几十年来，对被统治 者的 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打压总要有个交代，不能说完就完。物质上不仅涉及受害者的赔偿还涉及间接造成的机会的损失，不要把老百姓都想象为雷锋，您的 一句宽恕就把别人的一生打入到万劫不复之境地。六十年的统治，一辈子都完了，侥幸活下来不给个说法能完？怎么想的？民主实现了与这些人有 没有 关系，怎么理解、处理这种关系？共产党欺负了一辈子，怎么解决？精神上六十年的忍耐一定要爆发，任何国家都是如此，这是一个社会常识，只要是 自由了，谁都会这样做。一些人一方面拿着自由、民主在招摇撞骗，一方面又根本不想给多数人以自由，坚定的认为，给这些草民以自由会使天下 大乱 ——而完全无视现在的天下是虎狼横行的现实。一些人总是在假设百姓是群十恶不赦的人，有机会就会杀人，总在诅咒革命，认为革命就是暴虐。我十 分不解：不革命会怎样，现在的政权不是暴虐？为什么把全部的精力用在维护现在的暴虐上而把一个没有发生的“可能性暴虐”渲染的如此恐怖？ 这是 一种本末倒置的思维方式，正常的思维方式应当是：先解决掉现在的暴虐才可能有未来“防止暴虐”的问题出现。
一些人很担心“乱”，这种担心远在七八年时就出现过。由于文革多年的乱，人们自然的希望不要再乱。可是，“乱”实际上也不理睬任何人 的主 观意愿，文革后持续不断。八三年严打，八六年学潮，八九年民主运动，都被一些人说成为“乱”。对乱的认识有些区别，文革百姓认为是乱，毛泽东 不认为是乱，八六、八九百姓不认为是乱，执政者认为是乱，最好没有一个反对者才是和平。而百姓不这么看。所以“乱”也是相对的，区别于结 论者 的身份、地位、视角。世界上每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都要经历一段痛苦的过程，这些过程都可以因为不同的利益及价值取向结论为“乱”或“不乱”。 被和平主义者极度推崇的英国光荣革命也经历了一场大乱，最后由威廉军队来平息，原苏联也一样，叶利钦带领着军队将克里姆林宫围了个水泄不 通那 不是乱？军队大规模的介入还不是“乱”？什么是乱？如何界定乱？上街是不是“乱”？谁在说上街也是“乱”？“乱”不过是别有用心的人编制的一 个借口，想用这样的借口阻止一场推翻专制制度的伟大革命！这样的革命几乎不可避免。只是程度有所区别，革命的阻力越大“乱”的时间会越 长，破 坏力会越大，明智的选择恰恰是让“暴风雨”来得越早越好，实现真正的和平。
一些喜欢高举和平大旗的人实际上是在自己骗自己。其一，专制统治者不会相信你们的善意，其二，民众也不相信你们是善意的。有人为和平 找到 这样一个借口：和平的主张会积聚很多人脉，壮大民间力量。可这人完全不知道，有效的行动才是最好的聚集方式，而真正有行动能力的人不相信能与 专制统治者达成和解，也不喜欢那些光说不练的“精英”。实际上我们只能和平的去行为，不必此地无银三百两，表现的那么做作，那么猥琐、那 么多 余。举不举和平的大旗我们只能和平地去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同和平是崇高的价值与唯一的手段，也不认同这样做必然会减少风险。六十年来无 数的教训历历在目，别让假象冲昏了头脑，别让机会再次瞬间遁去。
还不是高兴的时候，别那么喜出望外。就“大势”而言，远不如清朝末年的光绪年间，那时政令频发，朝野沸腾。就行动能力而言，也远不如 维新 派与革命派。有人提出，现在主要的问题在行动，我以为这个提法好，把所有精力放到有效的行动上来。只要我们的行动变得有效，民主进程就会加 快。很多人喜欢拿“和平”的尺子度量行动的危险性，凡是危险的都不是和平的，这样，和平在这些和平主义那里被彻底颠覆为空谈。
综上，和平转型的可能性有多大不是对中共统治者的善意揣度就可以确定的，也不来自于自己是否善意本身。和平转型是由许多因素共同促成 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过去的历史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及如何做才能平息多数人的愤怒。在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之前，和平转型只是一种不现实 的意念。
2012年10月19日
首发于《民主中国》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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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之路】
耕者“有其田”与耕者“承包田”
吴润生
吴润生
据新华社电讯，9月21日，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二十里村，因政府征地，农民不愿交出承包土地，警民发生冲突，警察开枪打死土地承包 者王 树杰，另打伤一人，造成征地血案。政府说警察是出于“自卫”，遭到村民强烈反对。
《北京青年报》等新闻单位经过深入采访，查清了三大问题：一、政府征地，尚没有与土地承包者王树杰在赔偿标准上达成一致，王树杰没有 在政 府征地的协议书上签字，政府要王树杰交出即将收割的稻田，属于非法强征；二、政府虽然向法院提交了诉状，但法院尚未开庭审理判决，政府竟然提 前“执行”，属于违反司法程序；三、警察理应依法办案，且只能维护社会治安，不可偏袒政府的违法行为，应该保护土地承包者的合法权益……
无需讳言，今日中国农村，征地拆迁血案几乎每天都有发生，有的死人，有的伤人。去年有轰动海内外的乌坎村事件，更多的被当局掩盖起来 了。 这一回将盘锦市兴隆台区血案曝光，查出政府三条违法举动。试问，若这三条做到了，做好了，中国农村的征地拆迁血案就可以杜绝了吗？敝人以为， 这只是治标不是治本，只能斩茎不能除根。
中国农村发生征地拆迁血案的根源在于实行多年的耕者“承包田”，不愿推行耕者“有其田”。
“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最早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口号，是辛亥革命的主要任务和目标之一。“地主”是封建社会的压迫剥削阶 级，是 民主革命的对象，打倒地主，平分土地是民主革命的任务。所以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指出：农民“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 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应该马上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因此提出了“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响亮口号。尽管孙中山的土地革命搞得 很不 彻底很不成功，但不能否认这是中国的第一次“土改”。第二次“土改”运动是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从六十年前开始，从分田分地到土地入社大约五 年左右时间。全国农民分得的土地又全部收归集体所有，即加入了人民公社。共产党因何要发动和领导第二次土改运动？原因有四：一、孙中山发 动的 民主革命自身很不彻底很不成功，无需交待，其中的土地革命必然很不彻底很不成功；二、辛亥革命没有能把中国带上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半封建半殖 民地的社会，无法遏制封建地主阶级的卷土重来；三、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无能，没有把分得土地的广大农民领上致富之路；四、清朝末年，中国的 农民 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他们虽然分得了土地，但没有经济能力改良品种、增加肥料、购置农具，更不用说搞农业机械化了，腐败的政府又不关 心他们的困难，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忍痛出卖分得的土地，成为受剥削受压迫的贫雇农，这是旧社会小农经济挡不住风浪的根本原因。既然孙中 山领 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完成土地革命的任务，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第二次土改便是题中之义。可以说，共产党在解放区大闹土地革命是 深得民心的重要举措。分得土地的解放区青壮年积极参军上前线，男女老少用小车、扁担、毛驴踊跃支援前线。国统区人民盼解放，很大程度上是 盼望 共产党把地主手中的土地无偿地分给他们耕种，实现“耕者有其田”。当共产党领导全国农民进行第二次土改的时候，农民们敲锣打鼓欢庆胜利，从内 心深处歌颂共产党的英明伟大！
为了克服小农经济的弱点，分得土地的农民积极搞互助组、办初级社。当年刘少奇、邓子恢及时提出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正确方针，被毛泽东 讥讽 为“小脚女人”。毛泽东想一步跨入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强迫农民把刚刚分到手的土地交给集体。七分 人祸加上三分天灾，“集体化”变成了“一起穷”！
改革开放之初，安徽小岗村秘密立下“生死状”，实行“大包干”。邓小平一锤定音：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土地承包制”，三十年不变！经 过三 十年改革开放，现实告诉我们，“土地承包制”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如果继续坚持三十年、五十年不变，非但不能推动21世纪的中国经济发 展，还会成为中国社会大动荡的祸根。中国农村迫切需要实行第三次土地改革，把耕者“承包田”变为耕者“有其田”。
迫切性
进入21世纪以来，几乎每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都是有关“三农问题”，足见共产党对农民、农村、农业的高度重视和花费的巨大精力。二十 一世 纪的中国大陆，衡量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的“恩格尔•基尼系数”已经连续多年超过美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居于世界第一位，这是公开的秘密。 收入最低的最贫困的底端就是农民和农民工。新世纪的中国大陆，要全面进入小康，关键在于农民收入的提高。
土地承包制实行三十多年了，三十年不变、五十年不变，也坚持住了。但是依靠种田只能解决温饱问题，想发家致富几乎没有可能。年轻力壮 的农 民进城打工，形成一个新阶层——农民工。他们在政治待遇、经济待遇、社会待遇方面，又成为城市中最底层的人群。不错，经济收入是比种田高许 多，因为不可能全家入城，住房、吃饭、夫妻团聚、子女上学都存在极大困难。光每年春节的回乡返城，不仅给国家交通运输造成巨大压力，更是 农民 工自己经济上、精神上的沉重负担。这是加速城市化进程中一道很难逾越的坎。
因为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和集体，征用承包土地的补偿金，总是农民得“小头”，国家和集体得大头，加上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的腐败现象严 重， 农民对土地征用恨之入骨，因此引起政民冲突、警民冲突。如今农村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造成农村社会动荡、影响国家 政权的稳定。儒学先祖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农村是全国最贫困的地 区，农 民和农民工是全国最贫穷的阶层，这是不争的事实。农村、农民、农民工，为什么贫穷，为什么不稳定，根本原因是“无恒产”——没有法律上规定的 属于他们的能够再生产，能够增值的私人财产。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才是富裕之路，这 才是 当前经济改革的重点，这才是对儒学精华的继承和发展。如今，国家已经以最低价格把自住房卖给了蓝领工人，让他们拥有了不断增值的房产，还有不 少人拥有了分红增值的股票。要尽快地缩小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当前最为迫切的最为关键的是让最贫困的人群——农民和农民工赶快走上富裕之 路。 不错，农民确有属于自己的住房，但农村的房产不但不能增值，年年还要维修、折旧、贬值。象江苏省华西村那样持有股票的农民，全国寥若晨星，大 概不足万分之一；九千九百九十九的农民对“财产性收入”（耕者有其田）都是可望而不可及。
不错，农民有土地承包权，但不属自己的财产。这承包权，说白了就是不用纳粮的“租田”。永远不能通过买卖使其得以增值，不能作为遗产 留给 下一代。承包土地上的收获属于劳动所得，不是财产性收入。据全国人大统计，全国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所取得的收入，占农民全年收入的比例不超过 10％。如果不是工、副业大发展，仅靠承包土地的收入，何年何月才能实现小康！那么农民和农民工如何才能获得“财产性收入”？如何才能加 速实 现小康？惟一之路就是国家将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化为农民个体所有，把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转化为拥有权，把“承包合同”转化为“土地权证”。
这个转化意义重大。在可以看见的现在和可以预见的将来，高效率的农业生产力、高收入的农业生产、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农村，都能因此受益 匪 浅，大大地加快进程。
重要性
邓小平生前坚称：“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级分化。”现 在，中 国大陆的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的恩格尔•基尼系数位居世界第一，这还不是严重的两极分化吗？这样长此下去，中国能建成社会主义吗？如果不能尽快 地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将岌岌可危。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共产党不可能再搞一次“劫富济 贫”的 大革命吧？不能让富人的收入低下来吧？不能把富人的财产分出去吧？惟一合法有效之路是尽快让低收入高起来，让穷人富起来。所以提高最贫困的群 体——农民和农民工的收入，尽快让他们由穷人变成富人，是执政党的当务之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务之急！
当前我国农村中的专业互助合作组织，只相当于第二次土改后的互助组、初级社。规模小，效率低，难以实现规模化经营。如何才能极大地提 高农 业劳动生产率？决不能重走过去的老路，强迫农民无偿地把土地、农具交给集体，搞那种高级农业社，甚至恢复人民公社组织，历史已经证明那是死路 一条！江苏省农科院原院长、农业专家高亮之撰文指出，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高效农业，都没有任何形式的“集体化”，全部是家庭经营。这是因 为农 业本身存在“自然性、季节性、整体性、多业性”等四个特点，决定了它只适宜家庭经营，不适合集体化经营。农业的家庭经营世界各国都称之为“家 庭农场”。（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九期第4页）
中国农村要逐步实现“家庭农场”，只有先行将农民对耕地的承包权转化为拥有权，为建立土地交易市场打下基础。然后逐步由先富起来的人 购买 大量土地当私营农场主。共产党既然鼓励发展私营厂主、私营矿主、私营业主，为什么不能大力发展私营农场主？
农民对只有承包权、没有财产权的土地，不可能进行最大化投入，不可能花费最大心血去经营。人总有私心杂念，“不是自己的”便耿耿于 怀，怎 么能最大程度地解放劳动生产力？怎么能最大程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虽然有三十年、五十年不变的合同或者承诺，合同和承诺只是政策，不是法律，不 受《物权法》保护。如果反对撕毁合同，拒绝交还承包土地，农民要犯法。有了“土地证”，农民不同意国家征用，反对集体收回，那是依法行 事。国 家或集体强行征用，那就违反了《物权法》。农民如果违法行事，必然理不直气不壮；农民如果依法维权，当然理直气壮。所以说，农民对土地没有产 权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
有意当农场主的人，对转包农民承包的土地，心里更加不踏实。因为不仅有集体随时收回承包权的可能，还有承包户随时收回转包权的可能。 反正 我的承包地不是卖给你的，今年我愿意转给你种一年，明年我要自己种，你有什么权力不还给我？不用说，转包户必然是种一季算一季，种一年算一 年，仅仅是“春种秋收”而已，哪里会下本钱大投入，产量怎么会大提高？扣除付给承包户的支出，转包户还有什么油水可捞呢？前些年农村乱收 费， 常年在外打工的人，把承包土地托付给亲戚朋友，没人要，只好撂荒。这几年稍为好些，也只是每年得个“红包”而已。转包者无油水可捞，转包的积 极性一年比一年低，短则一二年，长则三五年，又把转包的土地退还给承包户了。
最终，没有产权，承包户只能解决个温饱，不可能有靠农业发家致富的奢望；转包户只能赚个小钱，更加没有当农场主的欲望。据说上海郊区 已经 有零星的家庭经营的农场出现，只是规模极小。未能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正是农民不愿低价出售土地的长期承包权，农场主不愿高价购买土地的长期 转包权。不进行第三次土改，富裕农村的家庭农场无法发展壮大，贫困农村的家庭农场更不可能发展。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农村永远都是梦！
实行第三次土改，家家有了土地证，人人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有人希望出卖土地，有人希望兼并土地，各显各的神通，各圆各的美梦。有关 资料 显示，到2008年，江苏省的大城市和发达城市，如南京、苏州、无锡，每亩地价已经超过二百万；中等城市已经超过一百万，小城市、城镇每亩也 超过五十万了。不用说五十万，我们压低到十万元一亩，全省每人分得一亩，常年在外的夫妻加一个孩子可得三亩土地，全部出售，得三十万元， 如果 父母愿意出售掉土地随儿孙进城生活，那就有五十万元了，到中等城市买一套经适房是完全可能的。定居在城市，实现“农转非”当城市人的梦想。所 以，实行第三次土改，对于加速城市化，对于发展房地产市场，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目前已经富起来的私营厂主、私营矿主、私营业主，如果想 在自 己头上再加冕一顶“农场主”的桂冠，那就把一捆一捆的钞票拿到土地市场上来购买土地吧，给他们开辟一条新的投资渠道，拓宽一条新的发财之路。 于国于民于他们这些先富起来的人群，都是大好事！出卖了土地又不愿“离乡背井”的人们，可以用出售土地所得作为资本，创办各种各样的农业 服务 公司，种子公司、肥料公司、植保公司、农机公司、农产品加工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样，贫富差距必然会一年比一年地缩小，城市化进程必 然会一年比一年地加速。
据官方的数字，全国现有可耕地18亿亩左右。如果实行第三次土改，分配给农民所有。今后数年时间内，能够有三分之一左右进入交易市 场，成 为商品流通起来，每亩平均以10万元计算，总流通市值便超过六十万亿元。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是全年国民经济总产值的3倍左右，是改革开放三十 年的财政总支出的1.5倍左右。这么庞大的商品市场，每年创造多少税收、管理费、交易费啊！更为重要的是，六十万亿财富分配给当代中国最 贫困 最彻底的无产者农民和农民工手中，这是真正的藏富于民啊！若以7.5亿农业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有8万元土地资产可以兑现，加上没有进入流通市 场的属于农民自己的土地，农民每人就拥有二十五万元资产，这还不是中产阶级吗？七亿农民和农民工成为中产阶级了，还愁拉不动消费吗？还愁 拉不 动内需吗？民富国强，只有民富了国才能强；国富民穷，民穷了国可以富，但永远成不了强国，因为得不到民心的支持！
如果全国农村普遍建立家庭农场，有了一大批农场主的精心管理，可以代替县、乡政府的若干职能，非常有利于县、乡两级政府的精兵减政， 节约 国家大量的财政开支。据有关资料披露，我国每年用于公务员的工资、办公经费等方面的“行政性管理费用”，已经占到全年财政总收入的30％左 右，超过一万亿元，而且在逐年增加。我们粗略估算，全国县、乡两级的行政管理费应占全国的50％，如果县、乡两级能够精减50％的管理人 员， 每年便能节省二千五百亿元的财政支出，接近于全年的国防费用，是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项目总支出的三分之一。把这笔巨资增加民生 或加强国防，对于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安居乐业，又会产生多么巨大的推动作用啊！（以上有关数据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四期第12页） 真正 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啊！
农村土地成为农民的私有财产，政府和集体无权私自处置，土地市场公开挂牌出售，完全避免了暗箱操作，这又为贪污受贿等越反越严重的腐 败现 象堵住了一个重要源头。不用说，至少在农村，上访请愿的现象肯定少而又少了，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更不会发生了，党和政府必将大得民心，和 谐农村和谐社会不是梦，国家和政权一定能够长治久安！
大左派王震身前参观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农业，看见家庭农场的生活那么富裕，连连说：“想不到！想不到！要是共产党领导的就好了！”如 今给 共产党领导创办家庭农场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共产党千万不应坐失良机，造成历史的遗憾。
可行性
中国农村的第三次土改非常简单易行，虽然不能说易如反掌，也是轻而易举。不象第二次那样要“斗地主、挖浮财、分田地”。现在没有地主 可 斗，没有浮财可挖，只有分田地一项。而且全国农村的土地已经全部承包给了各家各户。经过全体村民讨论，大多数人认为承包合同基本合理，无需推 倒重来，只要把“承包合同”换成“土地证”，第三次土改便胜利结束。对个别家庭承包合同确实不合理的，可作适当的调整，用原来没有承包的 集体 土地来调换或补偿。如果大多数村民认为过去的承包不合理，要求推倒重来，可将每一块耕地货币化，在按人口平均值的基础上按价分配，多退少补， 以达到公平、公正的最大化。原来没有承包给农民的土地，仍然归集体所有，不进行分配，以备用于计划生育中的新增人口。或用于国家征用土地 时的 调配。
第三次土改结束后，可以按县建立土地交易市场，农民需要将分得的土地出卖，可到市场上挂牌或拍卖。想通过兼并土地当农场主的人，可以 到土 地市场上依法按价购买，估计经过五至十年的买卖，家庭农场一定会在中国农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两面性
有人说，现在各级政府的“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费考察”的开支全要靠土地出让费来支付，没有了土地出让费，这“三公消费” 怎么 办？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年的公车消费超过4000亿元，公款吃喝超过3000亿元，公费出国超过2000亿元，三项加起来达到一万亿元。确 实，这是中国财政的巨大负担，若没有土地出让费作后盾，实在难以维持。仅靠土地流转的税收、管理费、县、乡两级精减机构而节省的开支，根 本不 能保证这三架烧钱机的运行。但是我们要严肃指出，所谓的“三公消费”，完全是特权消费，是腐败消费，是丧失民心的危险消费！不以为耻反以为 荣，不以为忧反以为乐，理直气壮地作为不能实行第三次土改的理由，身为共产党员堕落到如此地步，实在触目惊心，真的没救了！
当然我们承认，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实行“耕者有其田”不会例外。集体的长远收入必然减少，今后国家征用农民土地的成本必然要提高， 因为 必须用高于土地市场的出让价，农民才乐意给国家征用，不然只有强行征用了。我们要再一次郑重指出，集体减少的收入、国家多花的成本，这些钱不 是装进了贪官污吏和富得流油的开发商腰包，而是流入最贫困的农民和农民工的口袋，是“让利于民”、“为人民谋幸福”，属共产党纲领的题中 之 义，何乐而不为？
有人担心“小农经济”经不起风浪，土地私有化了，会拉大农村的贫富差距，这种现象在当代农村出现的概率极低。一是因为全国农村已经基 本上 解决了温饱问题，为温饱被迫出卖耕地的可能性很小；二是建立国家土地交易市场，或公开拍卖，可以得到一大笔收入，作为重新创业的资本；三是因 为已经建立起为农业服务的各种公司，如种子公司、肥料公司、植保公司、农机公司等等，社会经营为个体经营服务，基本可以保证个体农业的丰 产丰 收。所以说如今的“小农经济”是经得起风浪的。如果确要防止个别贫困地区的个别贫苦家庭因重大的天灾人祸造成温饱困难，那第三次土改可以分为 两步走，先在东部较富裕的农村试行并推广，经过东部地区三至五年的实践，如果西部农民确有迫切要求，第二步再向西部地区农村推行。到时真 有极 少数家庭因故出卖土地后陷入困境，国家、政府、集体、慈善机构可以伸出援助之手，实行济困扶贫，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题中之义。
中国农村第三次土改可行不可行，归根结底要用邓小平的“三条标准”来衡量，即“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 民的 生活水平”。本文正是以这“三条标准”来分析研究的，结论完全符合邓小平理论。
据2009年九月《炎黄春秋》专文披露，国民党败走台湾后，搞了一次彻底的土改运动，虽然被台湾地主称之为“慷他人之慨”，但并非无 偿没 收，虽然赎买价格稍嫌低廉，政府还是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从此彻底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永久地保持着“耕者有其田”，直到今天没有发生任何 变化。共产党执政后的土改难道不是“慷他人之慨”吗？共产党员中地主富农出身的为数极少，家有良田万顷者更是绝无仅有。地主富农多为国民 党员 或国民党统治的基础。共产党领导贫雇农“斗地主、分田地”，是运用专政手段把地主富农的良田无偿地分给贫雇农，分田之后马上实行合作化，农村 土地又收归“集体所有”了，这个集体就是共产党的基层政权。改革开放虽然实行了“承包责任制”，但直到今天并没有实行“耕者有其田”（农 民无 产权，产权永远属于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大陆的土改与台湾的土改相比，谁高谁低、谁优谁劣，一目了然！
有一种见解，认为国民党垮台的根源是夺取政权后没有在农村实行真正的土地改革，农民在中华民国没有得到任何实惠，共产党乘机组织领导 农民 武装彻底打败了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数百万军队。这个深刻教训如果不认真吸取，共产党的下台很可能是执政后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又收回集体所有，使农 民失去了这一笔巨大财富，成为最贫困的阶层，因而遭遇农民阶层的集体抗争。当然这是一孔之见一面之辞，也可能是耸人听闻、杞人忧天，仅供 执政 党参考。
最后，敝人要引用陈云的两次讲话。一次是1961年7月讲的：“包产到户还不彻底，与其包产到户，不如提分田到户。”另一次是 1978年 12月讲的：“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陈云五十年前就要 求“分田到户”，至今没有落实。当然，如今支部书记带队进城要饭的事不会发生了，农民造反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吧？“征地拆迁血案”、“群 体性 事件”便是农民造反的先兆。当年执政的国民党就是被共产党领导农民造反打败的，希望当今执政的共产党不要重蹈国民党的覆辙！
2011年1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推进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关键在于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 权， 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化所产生的增值效益”，“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有必要，也有条件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 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不错，“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比例”固然好，但不是最好。因为无论怎么提高，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分配给农民，甚至农民拿大 头、 集体拿小头都不可能。如果土地成为农民的私有财产，出售或出让土地的所得，除按规定上缴所得税，其余的全归农民所有。谁好，谁更好，一目了 然。
如果不将土地“承包权”变为“所有权”，敝人斗胆说，中央“固然好”的政策基本上落实不了。因为“所有权”与“承包权”在经济法中， “所 有权”绝对大于“承包权”，“所有者”完全可以缩短承包年限、收回属于自己的土地，而“承包者”绝对无权占有“所有者”的土地。“所有者”提 前收回土地，只需要给予“承包者”一定的补偿，便不算违法，而“承包者”如果抵制“所有者”收回，则是违法。“不违法者”至多受点经济损 失， “违法者”要受到法律制裁。“违法者”必然敌不过“不违法者”，“违法”的农民个体肯定败于“不违法”的集体，最终只能以农民的生命代价来换 取集体的更多补偿。广东乌坎村事件就是这么发生的。九月二十一日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的“征地拆迁血案”的总根源即在于此！
归根结底：中国共产党若真心实意希望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尽快富裕起来，希望中国社会和谐安定，最好的路径是实行中华民族的第三次土改 —— 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土改，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还农民土地“所有权”，而不是“承包权”！除此一法，其他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治病不除 根！一句话，继续搞耕者“承包田”，中国农村便永无宁日；真正实行耕者“有其田”，中国农村必长治久安！
（作者为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2012年10月修订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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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关注】
维护中国工人权益将惠及中美两国经济
——三辩前写给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一封信
彼岸风
——三辩前写给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一封信
彼岸风
尊敬的奥巴马总统/罗姆尼州长：
我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来自中国。我也是一个博客作者，常在我的新浪博客和中国著名的猫眼论坛发表政论时评。最近我和其他网 友关 于您两位辩论的文章在论坛里引起热烈的讨论。大家尝试从你们的辩论中去了解民主制度的运作、美国政治体系，及其与中国制度的比较。论坛里大部 分都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向往民主自由体制，对美国政治体制比较推崇。
大家注意到上次辩论中你们两人大约有20次谈到了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可见该问题对美国经济有重要的影响。在此，我们特别希望两位能在 下次 辩论中这样指出：与中国的贸易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人权问题，因为正是那么多拿低廉工资、在极其恶劣条件下工作的中国工人，制造着世 界上最廉价的产品。可这些廉价的中国制造品，却同时伤害着中美两国工人的利益。
尽管我们不是美国公民，无法投票给两位，但是我们觉得如果两位能够在辩论中提及此问题，一定会赢得美国选民的心。我们知道，迫使人民 币升 值是重要的，威胁提高进口关税也罢，但是您更应督促中国政府大力提高自己工人的工资待遇，维护工人良好的工作环境，保障工人的各项社会福利和 权益。我们相信您若采取这样的立场，不但站到了道义的制高点，还能获得经济上的利益。
道义上，美国关心世界各地的人权问题。中国工人不甚人道的工作状况需要被关注。如您提出这个问题，全世界人民都会为以您为傲。
经济上，1、如果中国工人工资提高，工作环境改善，美国制造和中国制造就能够得到更公平的贸易机会。2、中国工人收入提高，能使这些 年轻 工人，提高和扩大生活消费，包括对美国产品的消费，苹果以及其它美国时尚产品都是年轻人特别喜欢的。3、工人们大都来自农村，他们会把一部分 工资寄回老家，这样中国农村的消费水平就会提高。4、当越来越多的农村变成城市，农民变成城市人口，中国对城市设计师、建筑师和工程师等 高级 专业人才、新型建材和高效利用新能源的先进技术的需求量就会急剧增加。如此一来，拥有先进人才和技术的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将会巨增。巨大的中 国消费市场会让美国的企业家获利丰厚。
如果您担心中国政府会因为您提出要改善中国工人的状况而不高兴。我们觉得中国政府怎么会反对提高自己工人的工资待遇以及改善工人工作 环境 呢？辩论中您可以这样对美国选民，同时，也对中国政府说：
中国工人待遇的提高将会使我们两国都受益。中国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其实，是目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手段。中国再不能将未来的经济 发展 架构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了，中国到了需要促进技术创新和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时候了。中国政府似乎已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中国政府就应该支 持提高工人工资待遇、保护工人各种权益。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在未来世界，找到自己位置的唯一途径。
综上所述，减少中国的血汗工厂，提高中国工人的待遇，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这些主张将会惠及中国和美国。如果你们在辩论中这样为中国 工人 说话，你们将会赢得美国人民的支持。我们热爱中国也倾慕美国。我们相信一个民主化的中国将是美国最好的朋友。
期待你们的第三场辩论，祝你们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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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笑话我疯狂，我的确是真心实意地写了这么一封信，在两位总统候选人第三次辩论前发给了他们各自的竞选办公室。在这样紧迫的时间 下，我 不知道他们能否看到。但愿他们能够看到。感谢在短暂的两天时间中给我支持、鼓励和建议的各位朋友，他们来自世界各地。
我发出的是英文信，特意从英文译回中文拿来给大家观赏。以下是英文原稿：
Dear President Obama/ Governor Romney,
I am a Ph.D. student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 and I am from China. I am also a blogger and write political reviews there. I wrote a review of your first debate, translated your second debate into Chinese, and posted them on my blog at a popular political forum http://club.kdnet.net in China. Thousands of people have read my blog and my posts. Heated discussions have been stirred along with other blogger’s posts.
Your debates have inspired our people and helped us understand how democracy works. Most people on the forum are intelligent and long for democracy. Although we are not US citizens, we admi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people very much.
We noticed that China have been mentioned about 20 times in your last debate. We have seen that trade with China has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issue for the American economy. People from our forum have discussed this topic a lot too. We will welcome it if you would mention that trade issues with China are not just purely economic but also involve human rights issues, because so many Chinese workers are being paid so low and have to work under harsh conditions to make very cheap products. These cheap goods are hurting not just American workers but Chinese workers as well.
Although we cannot vote for you, we heartily feel that if you mention this issue in your third debate you will wi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many American voters. We believe that increasing the Chinese currency value is important, but Americans should also urg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increase Chinese workers’ wages and protect their working conditions and social welfare. We believe that you will gain both moral and economic standing from adopting this position.
Morally, Americans care about human rights all over the world. American pressure has been effective to improve human rights in China. Chinese workers who labor under inhuman working conditions need this attention from you.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will be proud of you if you mention this issue in the debate.
In terms of the economic issues, urging that Chinese workers be paid higher wages and get better working conditions will allow for fairer trade of Chinese products with those made in America. Also, once Chinese workers’ wages increase, these workers, mostly young people, will consume more, especially American products, such as the I-phone, I-pad, I-pod or American clothes, bags, perfume, etc., because young people love them. They will send money back home to their villages and their family’s income level will increase, allowing them also to raise consumption. Many villages will become cities and China will need more urban engineers, new materials, and energy efficient technology from outside. The end result will be a boom in U.S. Job creation and exports to China. American businesses will profit from the new opportunities.
We do not think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oppose improved working conditions for their workers. In the debate you can tell both American voters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everyone gains from such a policy. Increased domestic consumption is sorely needed at this time for the Chinese economy to keep growing. China cannot base its future economy on cheap labor, it needs to promote innovation and develop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alizes this and should support improving working conditions for its workers. We believe this is the only way for a rising China to find its place in tomorrow’s world.
Eliminating sweatshops, raising wages and improving working conditions in China will benefit both China and America. If you mention it in your debate, we believe you will gain a lot of good will among voters.We care about China and we admire America. We believe a democratic China will be the best friend to America.
We are eagerly anticipating your third debate. We wish you good luck.
2012年10月22日
转载自作者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75a1720102dye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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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关注】
湖南律师蔡瑛遭报复递信求救
据报，湖南律师蔡瑛因办案遭报复，在益阳市被非法秘密拘禁。只因求救信被路人拾到，并辗转流传，才得以曝光。下面是流传过程中的相关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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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传信（一）
网友传信（一）
-------- Original Message --------
Subject: Fwd: 湖南益阳 湘军律师事务所律师-蔡瑛 的求救信
Date: Sun, 21 Oct 2012 21:25:28 -0400
From: SHENG Xue
To: 公民力量组群, 悉尼平台组群, 辛亥革命组群
刚刚接到的。
媒体应该赶紧介入采访调查，引起外界关注，形成压力，对当事人处境会有帮助。
是否有湖南人可能通过当地关系核实一下情况。
盛雪
---------- Forwarded message ----------
From: 刘卫国
Date: 2012/10/21
Subject: 湖南益阳 湘军律师事务所律师-蔡瑛 的求救信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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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友传信
推友传信
22 Oct 看看中国 @kkzg
多谢何老师！RT @HeQinglian 这封救救信，湖南的律师们真还一定要看看，想办法做点事情。否则明天就可能成为蔡瑛第二、第三。RT @kkzg @boxun 湖南益阳“湘军律师事务所”律师蔡瑛的求救信 http://bit.ly/Us2oyD
22 Oct TroubleMakerToComm @TroubleMakerToC
太残忍了,共产党不垮台,还将有无数人遭殃,普通老百姓还真是很难救助蔡瑛@HeQinglian @kkzg @boxun
26 Oct Bornaliar ~Yao Xi @Bornaliar
@HeQinglian @kkzg @boxun RT这封救救信，湖南的律师们真还一定要看看，想办法做点事情。否则明天就可能成为蔡瑛第二、第三。RT @kkzg @boxun 湖南益阳“湘军律师事务所”律师蔡瑛的求救信 http://bit.ly/Us2o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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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传信（二）
网友传信（二）
全程律师 于 2012/10/22 15:28:3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律师之窗
欢迎回帖！
湖南湘军所蔡瑛律师正遭湖南益阳沅江检察院刑讯逼供求救
湖南湘军律师事务所蔡瑛律师遭湖南省益阳市检察院、沅江市检察院、纪委三部门非法拘禁、刑讯逼供迫害。
希望同行和各路侠士辅助营救和代为申诉、控告、检举。
http://bbs.tianya.cn/post-law-549604-1.shtml
已委托**********代理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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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传信（三）
网友传信（三）
北美在线(NAOL.CA)：【陈光武按】希望家属和知情者提供更多信息，希望蔡瑛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提供相关情况，以便救援。当然，也可 以根 据法律规定和律师辩护伦理及时和当地律师协会联系。
律师遭报复被关 递信求救
杨金柱转发：湖南律师蔡瑛遭报复被关，递信求救。
【金柱按语】杨金柱刚刚从网上看到这篇博客，请博主或者转信的律师进一步公开有关情况。蔡瑛律师是湖南哪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如果属实，我 们应 该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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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友传信
博友传信
刚刚收到一封从湖南益阳沅江市检察院审讯室秘密递出的求救信。我不知所措，也无能为力。期待有正义之手施援相救！
我能收到这封信，是求救人对我的信任，我担心自己会辜负他的信任，所以挂到自己的博客里。
我对求救人比较了解，作为律师，他是我见过的少有的正直守规矩的律师，几个月以前他告诉我有人报复他，说报复者有的是原来的被告，有的是他举 报过 的无良的法官。
转信人也是一位律师，他说益阳的政法系统乱象丛生，已经“胡乱搞死”几个人，因为“十八大”的缘故现都捂着。蔡瑛律师被羁押，真实的情况可能 更复 杂，但报复是肯定的。检察机关怀疑蔡瑛律师行贿，但“受贿人”至今平安无事，怀疑的行贿金额20万元，但律师讼诉实际所得只有10万元多一点，没 有哪个律师会愚蠢到做亏本买卖！
转信人希望他不被弄死，希望他能挺住不自杀！
救救他！救救他！救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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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瑛律师的求救信
蔡瑛律师的求救信
正义的人们：
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候，也许是生命的最后时刻，向您写信求救。
今年7月30日，益阳市检察院通知我从长沙来益阳市配合办案。因为之前已经配合调查了一次，自己从事20多年律师工作未出现任何违法乱纪 行 为，也就坦荡无私的驱车来到益阳。
谁知我刚到益阳市检察院就被沅江市检察院带走，把我关进了审讯室，要求我坐在特别高的吊椅上接受审讯。第一次审讯连续了3天3夜，强迫我 承认 向某人行贿的事实，称“已掌握了铁证”，每天几班人马日夜轮番进行。
审讯室是特制的，四周是灰色的软制隔音材料，两个录音、录像设备。每次审讯先是对我进行极度人格诋毁,接着是威胁恐吓。审问者说：“法律 管不 到这里，这里是没有王法的地方。”我感到了绝望和恐惧。长时间坐在吊椅上腿如针扎，两腿发麻，感觉一分钟都极度难耐。
好不容易熬过了3天审讯，换来了“立案调查”。经我自己申请，我被宣布监视居住，作为律师我知道自己没有任何犯罪事实，不具备逮捕条件， 因而 不能“监视居住”，他们是在执法犯法。
说是监视居住，实际上我被变相羁押在沅江市纪委的双规审讯场所，铁门落锁。关我的房间里有3个人在等待我的到来，说是“陪押”我的。办案 人员 交代我不准跟他人讲话，要我“好好反省，思考犯罪的问题，不准离开房门半步。”
我以为后面的日子就是这样平静，哪知道接下来的“审讯”让我感到更加可怕，犹如掉进了万丈深渊。
第六天早上，来了三个人把我押到审讯室，要我坐在与前面审讯时一样大小的椅子上，不同的是这把椅子中间加了锁，坐下去就是坐在锥刺上，脚 还不 能着地。我坐上去不到十分钟就有点东偏西倒坐不直了。审讯人员对我严词训诫，要我坐正坐直，任凭我怎样哀求，都无济于事，办案人员总是对我说， “这还是客气的。”
从监视居住那天开始，我上厕所要报告请示，厕所就在旁边一个很小的房间里，三个人看着我解手，不停地催着说：“快点，要想死是不可能 的！”我 吃饭就在像小孩坐的“夹笼子”一样的审讯凳上，弯腰困难，嘴巴很难够得着碗，眼泪自然流了出来。
接下来更可怕，几个人轮番对我审讯，多的时候一天一夜十几人次。经过了5天5夜120个小时的坐审，我已经不能吃饭了，声音越来越弱，几 乎讲 不出话来。他们把我放下来的时候，我两腿不能伸直，腰杆不能伸直，扑通一下栽倒在地，过了好久办案人员才把我架起来，口里说：“这里有录音录像， 我们对你很客气吧？没有刑讯逼供吧？你自己太不厉害（硬朗）了。”当几个人架着我回到寝室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陪押”告诉我：“你 搞了 5天5夜，还能说话，不容易。”他帮我倒了一杯水，我的手不停地颤动，端不起碗来，他喂了我一口，我勉强咽了下去，当我想喝第二口时，我的胃在剧 烈地抽动，不住地呕吐，又吐不出东西，因为五天我只吃了三顿饭。不久我就昏睡了。
当我被叫醒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又来了面孔陌生的三个人，要我赶紧吃点东西，要带我走。我刚起身，突然感到肛门下落，湿湿的，我起身上 厕 所，眼看一堆血屙下来，当时我以为是审讯吊椅上那把锁刺烂了肛门，但是以后几天连续如此，我知道我开始屙血了。
我又被他们押到审讯室，命令我坐在那条有锁的椅子上。我很犹豫，他们其中的一个把我强行推倒在椅子上，大声呵斥我坐好。一段时间后来了几 个生 面孔，说是公安特警，什么案子都办过，什么人都见过，不在乎我一个小小的律师，不信我不开口，说有的是时间来撬开我的口。
到这时我想到了死，预感到死期不远了。他们有人意识到我撑不下去了，对我说：“死是没有可能的。”
这一天又总算过去了，他们架着我回了寝室。我心想明天该不会再搞了吧？谁知接着是连续24天的审讯，我感到自己身体不行了，坐不了，站不 了， 说不出话。
到第25天，益阳市检察院来了两个人，对我表示“同情”，我心里感到一丝慰藉。他们每天对我作审讯笔录，临走时语言也很和善。到了第3 天，这 两个人突然变脸色，说我“太不老实”，“反复作了这么多笔录，千篇一律，像背书一样。”其实我是据实“交代”，确实讲不出新东西。从此，每次审 讯，他们比以前的审问者语言更恶毒，几乎用尽了人间所有恶毒的言语对我进行人格上侮辱。他们说我不认罪就要把我送到看守所去“过夜”，去“试 水”，让我受身体上的折磨。
“行贿”审不出名堂，就审我“与法官渎职共犯”，不间断的审问，不停的要我回答，审了几天我实在无所交代，又审“律师帮助伪证罪”，对我 十年 来打过的官司逐一调查后审讯，明确告诉我在外围组织当事人检举揭发我，要他们指控我，说我打过的官司中有在法院提交的证据是我指使、帮助伪造的， 逼我认罪，专门针对我律师收入较大的官司，指使当事人要求我退钱，告我诈骗。这些都无用后，他们干脆耍无赖，说：“不认罪就随便挑几个罪，增 加罪 名，延长审限，最多在提起公诉时无证退侦，死活玩死你，看你低头不低头。”我反复辩解和申诉没有行贿，没有为当事人出主意，提出办案思路，最多是 律师的办案技巧，不是犯罪，而且律师不能决定案件结果，最后还是要靠法院判，打官司按规定收当事人的钱不是诈骗，每件官司都向检察院提供了原 始合 同和收据。
我不知道已经被关进来有多少天了，今天是几月几号，也不知道到底还要关多久。我的辩护律师（指定）在最初几天会见过我一次，此后再也没见 过。 家人可能不知我死活，人去了哪里，因为我出门时连自己都不知道会关在这里。
我现在完全与世隔绝，审讯与折磨每天仍在继续。这样的“监视居住”简直生不如死，不知何时是尽头。
也许我会在这里走完人生的最后时光，也许到那时他们会说我畏罪自杀。我不会自杀，我没有犯罪，我不会死，如果我死了，是他们搞死的。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蔡瑛
2012年9月？日
（实为10月11日，纸条是被路人捡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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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律师蔡瑛家人的求救信
湖南律师蔡瑛家人的求救信
2012年7月30日，湖南湘军律师事务所律师蔡瑛接到益阳市人民检察院通知前去配合办案，此后一直未归。
7月31日晚上，检察院电话通知我们家人：蔡瑛涉嫌“行贿”被立案调查，已异地监视居住。
近3月以来，我们多次到益阳市检察机关或找到知情律师们了解情况，令我们痛心无奈的是：蔡瑛“行贿”的对象和基本事实至今查无实据。目前 正另 辟蹊径整蔡瑛的其他问题，也已经历时近2个月，但没有找出任何问题。
据了解，检察机关对蔡瑛立案时，除有人“举报”，并无任何证据，检察机关渎侦部门个别领导（益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张业喜）替田正生（被蔡 瑛举 报了犯罪事实并被判刑的犯罪人员）当时“推测”蔡瑛“肯定行贿了办案法官才打赢了当年的官司”，“可以从行贿入手，搞死蔡瑛。”明显是检察机关有 人替田正生打击报复蔡瑛。
田正生是益阳市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曾两次犯罪被判刑。以前他多次举报蔡瑛均因查无实据没有得手。
有目击者看到并听到田正生与益阳市检察院反贪局的工作人员在益阳市某茶楼畅谈成功举报关押蔡瑛的“喜悦”，田正生说：“蔡瑛现在是我们砧 板上 面的肉，爱怎么搞就怎么搞了”。
蔡瑛现被看押在“沅江豪门宾馆”，该宾馆是沅江市纪委历年来专门关押审问“双规”犯人的地方。说对蔡瑛律师采取是监视居住（法律上的“监 视居 住”是由公安机关执行的，对有犯罪事实的、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采取的强制措施。并且可以与家人同住、律师会见也不需要批准），家人与律师都 不能与蔡瑛见面，检察院每天24小时严密控制蔡瑛。
这显然是变相羁押。法律上构成羁押的条件必须是严重犯罪并有确着事实。蔡瑛明显被有人利用公职，利用国家法律进行严厉打击报复。
8月下旬，沅江检察院通知家属去买点治疗便血的药，没说为什么。家属知道年届50的蔡瑛屙血（内腔出血）了。
9月中旬，天气转冷，沅江市检察院通知蔡瑛家属送些厚实点的衣服给蔡瑛，家属将原来蔡瑛穿的衣服送去，第二天就被告知穿不了，衣服都太大 了。 要买小号的。家属顿感不妙：身高1米75、身体结实的蔡瑛现在肯定瘦不成形了。
据因“蔡瑛案件”被连带调查的律师反映，在蔡瑛被羁押的1个半月时间里，检察机关在审不出、查不出“行贿”事实后，集中精力调查蔡瑛律师 近十 年办理的所有讼诉案件，“劝说”威胁外围当事人“检举揭发”蔡瑛律师“伪造证据”“诈骗当事人”等情况。尽管无人检举揭发，确实查无实据，但“侦 查行为”持续月余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我们咨询了其他律师，他们认为这些侦查行为应该是公安部门的事，益阳市检察院越权办案， 涉嫌 渎职。其所以知法犯法，是找不到蔡瑛行贿的问题，下不了台，只好铤而走险了。
蔡瑛刚被关时，家属去了益阳市检察院渎侦部门，该部门的“领导”说“要蔡瑛的饭钵子过河（丢掉律师饭碗）”，说“一定会判了他”，至于为 什 么，他们“无可奉告”。
9月初，湖南省律师协会的会长戴志坚向益阳市检察院询问“蔡瑛律师（行贿）案件”，益阳市检察院领导回答：“现在还没有确定受贿对象，但 可能 涉嫌其他事情，不便透露”。
现在看来，“不便透露”的原因来是没有找到蔡瑛的犯罪事实和依据。对蔡瑛采取羁押措施是无端剥夺公民自由。
至于“涉嫌其他犯罪”，至今没有下文，可见当时就是个托词。
蔡瑛“行贿”完全是他人的诬告，检察机关在侦查无果的情况下应立即释放蔡瑛，为何将错就错，一错再错，一错到底呢？我们家人不得而知，蔡 瑛到 底与谁结下了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呢？蔡瑛除了正直一点，疾恶如仇，从无害人之心啊。
蔡瑛身体出现了严重问题，应立即接受治疗啊。求求有良心的人，主持正义的人救救他！
有人建议我们家人到北京告状去，我们不知道找谁告状啊，有律师告诉我们，检察机关采取先控制人，后审讯追查口供、追查证据、无据羁押的作 法， 是严重违法的，但我们顾不了这些了，只希望他留住性命早些出来，因为无休止羁押可能导致剥夺蔡瑛的生命，后果不堪设想啊！对我们家人来说，蔡瑛的 生命比正义和公平更重要，蔡瑛为此付出的太多了！
敬爱的领导，亲爱的朋友，一切有良心和正义感的人们，请你们帮我们做主，从速敦促益阳市检察院释放蔡瑛律师，还蔡瑛律师的公道与自由，保 障蔡 瑛律师的生命权利！
报告人：
蔡瑛妻子：卜丽辉
儿子：蔡振宇
2012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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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瑛任职的湘军律师事务所致长沙市司法局与长沙市律师协会的信
蔡瑛任职的湘军律师事务所致长沙市司法局与长沙市律师协会的信
长沙市司法局暨长沙市律师协会：
昨日，我所蔡瑛律师的家属卜丽辉，前来事务所告知蔡瑛律师因涉嫌行贿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同时请求律师事务所和律协对蔡瑛给予帮助，我所 根据 蔡瑛家属的陈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1、蔡瑛律师于2012年7月30日被益阳市人民检察院通知前往接受调查，同日被带往沅江市人民检察院未归；8月1日家属接沅江市人民检察院 口头 通知：经益阳市人民检察院交办，沅江市人民检察院对蔡瑛以涉嫌行贿罪立案，并采取监视居住措施。
2、蔡瑛被立案采取监视居住至今已近四十天，家属未接到任何书面立案通知和监视居住通知书，并且不知道蔡瑛的下落。
3、蔡瑛家属为蔡瑛聘请了律师，但自8月6日起，律师会见一直受阻，因此关于蔡瑛是否受到刑讯逼供，是否确实采取了监视居住措施等基本情况均 无法 确定。
4、家属提出：根据《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其聘请的律师不需要经过批准”，同 时鉴 于沅江市人民检察院在对蔡瑛律师采取监视居住措施后，没有依法通知蔡瑛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和所属的律协，没有依法通知家属，家属请求律师事务所和律 协出面维护蔡瑛的合法权利。
特此报告！
湖南湘军律师事务所
2012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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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第三十七条 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
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
律师在参与诉讼活动中因涉嫌犯罪被依法拘留、逮捕的，拘留、逮捕机关应当在拘留、逮捕实施后的二十四小时内通知该律师的家属、所在的律师 事务 所以及所属的律师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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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关注】
刘本琦一家最新消息——常飞翔格尔木探访记
刘郎
刘郎
最近，在西安市民主巾帼冰雪女士的资助和组织下，在银川小雪女士、武汉冰冰女士、杭州建明先生、大同换元先生以及大批网友的大力支持 下， 甘肃酒泉维权人士飞鸿不远千里赶赴青海格尔木，实地四处打听、探访了民主义士刘本琦一家的情况，经过非常曲折复杂的寻觅、打听、探访，终于弄 清了刘本琦一家被残酷迫害的悲惨现状！
飞翔于2012.10.18日上午来到青海格尔木，由此开始了艰难地打探消息过程。
10:15:19他给朋友们发来焦急的短讯：“我现在来格尔木都探视不上他。”
此时，飞鸿已经来到格尔木看守所，以朋友的身份要求见刘本琦，结果被看守所断然拒绝，经过长时间说好话，总算把衣服送了进去。既然根 本不 可能见到本奇，他就问孩子在哪里，也被拒绝告知。
飞鸿根据打听的情况说：“他在里面也还逞英雄，看守民警都烦他，只让送衣服，我要给放点钱都不让！”
随后，飞鸿第二次来到刘本琦妻子刘英的父母家，和刚到达时来的第一次一样，在这附近一带，他没有获得任何信息。
为此他发出短讯：（10:18:40）“我现在在他岳父母小区门口，早上来过一次，没有人！”“我现在在他岳父母门口，敲门没人应 答，地 址不知道是不是这里，谁知道准确地址，你们谁给格尔木打个电话问问，问问刘英家的地址！”
这期间，冰雪，小雪，冰冰，换元，建明等一批网友一直和常飞鸿保持密切联系，不断给他支招，帮他提出各种参考意见，提醒他规避风险， 替他 打听各种情况。大家建议他态度要好，和国宝说话时要注意低调、诚恳，尽量打动他们的同情心，目的则是一定要找到孩子刘瑞嘉的下落。
其间小雪打通了格尔木看守所的电话，她发出短讯说：（10:36:26）“打通了，回答我：这不是我们管的事情，找国宝去。我的态度 很 好，他也说的很平和。”
10:40:21飞翔和大家商量：“有没有其他方式联系到刘本琦他家人？我要不要直接去国宝问问？”
小雪10:40:55建议他：“你自己保重好，不返回先住下，再去看守所拜托狱警问问本奇他岳母家地址。”
飞翔10:41:23回答：“嗯，那我现在再去看守所。”
小雪说10:41:26：“可以去找国宝。”
飞翔10:42:55挠头的说：“问题我今年因为蓝衫的事还没解决，躲国宝还来不及呢！哎，去就去吧！大不了进去找刘本琦聊天了在我 家那 里有关系压着，在这里不好说！”
随后一阵，飞鸿来回跑，打听了好多人，没人认识他们一家人，在看守所问孩子，回答说刘本琦被抓时有逮捕通知，刘英被抓后就没音信了， 他感 慨道：“都乱了，还是去周围打听一下他岳母的情况吧。”
但是，其岳母家还是没有人，连对门的那户人家也没有人！
无奈之中常飞翔10:53:53说：“我现在先去看守所，完了去国宝大队，要是我持续到下午还没消息，请关注！”又说：“奶奶的，买 了一 箱特仑苏怎么处理啊？”
原来为了给小刘瑞嘉补充点营养，他特地买了一箱好牛奶拎着，现在送不出去了，还真成了个累赘。
就这样，死不甘心的飞鸿一直在刘英家附近转悠打听，跑了一上午，还是没有消息！他焦急的说：11:04:58“快中午了，中午他们下 班。 看吧，要在看守所能打探到情况就不去找了
11:09:55他又说：“前面问了他们一个邻居，说上个月还见他们家有人出入，这个月没见过。”
无奈之中，飞鸿又前往看守所门口打听。
这一次，皇天不负有心人，居然终于打听到了几个最重要的情况！
很快，飞翔发来短讯：11:20:33“刘英确实也在这里管押。”
又发来短讯11:21:04：“刘英的罪名是涉嫌煽动暴力抗法！我发现格尔木国宝真是黑到家了！我现在等着看能不能给他留下钱！” “又找 了个女民警，他说可以留钱，可现在网络不通，没办法登记！”
换元11:23:54建议：“你在看守所门口小吃店吃饭.和老板套近乎问下
飞翔11:24:59：“我先等等看，要到中午还没办法留就再说。”
冰雪11:25:09：“你看，他不收你就回来吧！”
飞翔(2272678379)11:25:20：“我现在就在看守所等着！”
随后，飞翔找到了一个正来上班的女警察，打听了如何给刘本琦汇款的办法，他惊喜的发来电邮：“不过这女的说，可以邮局汇款！谁要有向 刘本 琦表示慰问的可以给他汇款！应该不会，这女的比较实在！他们这是有账本，里面又不让待进去，都是花账上的钱，汇到看守所，给谁就写谁的名 字！。”
受到这一进展的鼓舞，飞翔说：11:34:46“我想去找宝宝。来一趟不容易，我又不是格尔木的，他最多把我交给敦煌的国宝把我待回 去！”
11:47:48飞翔发来电邮：“我到了国宝处。”
这次，他终于查明：
1 刘英被拘留一年
2 刘本琦还得一段时间才正式起诉
3 刘英是劳教，煽动暴力抗法
4 孩子是他外公外婆代，费用公安局出，孩子已经开始上学
5 刘英不送劳教所，就在看守所关一年。
6 这里没有劳教所，只有看守所，还有一个柴达木监狱。
终于弄清基本情况的飞翔(2272678379)回应大家的关心：
11:58:28“嗯，我现在就准备回程！”
由此可知，格尔木当局为了切断刘本琦的消息源，确实抓捕了他的妻子刘英，并且毫无理由的把刘英判处了一年劳教，为了切断刘英的消息 源，又 把刘英也关在看守所里不送劳教所！
二刘的孩子刘瑞嘉则被迫寄养在外婆家。
根据以上情况，有愿意资助他们的朋友，可以汇款到以下地址：
青海省格尔木市看守所；刘本琦收
青海省格尔木市看守所；刘英收
2012年10月18日
首发于《参与》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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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本琦小档案
刘本琦小档案
刘本琦是湖北黄冈人，在青海省格尔木市保安公司工作，近年来热心网络活动，呼唤民主自由，发表了大量抨击专制腐败的激烈言论，包括对文强 与王 立军事件的评论、为李旺阳伸冤、论述宪法规定的游行示威权利等等，但仅此而已，没有任何其他行为。
为此，湖北、甘肃、青海三地公安开始对他“做工作”，他则态度强硬，“不思悔改”，一再声言“我警告你们不要警告我刘本琦”，故因此遭遇 言 祸，并于2012年7月18日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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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
一位维吾尔族作家写给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
茹孜妮莎
茹孜妮莎
【《公民议报》编者按】在这封本刊辗转收到的公开信中，尽管所持的立场、所用的 词语 未必能为许多读者所接受，但作者以其多年在中共体制内工作的维族干部这样的特定身份所做的观察，确实从一个相当具有说服力的侧面和角 度反映了新疆的现实，揭示了中共专制体制下民族问题的结症所在。
我们希望，通过接触不同立场和侧面的观察，可以促进人们换位思维，开阔眼界，拆除对思考和智慧的 禁 锢。即便打动不了专制统治者的铁石心肠，至少也能为未来民主的中国社会合理和平和睦地解决民族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考角度。
为此，我们郑重地向公众推介这封公开信，欢迎所有媒体和公众的转载和传播。
敬爱的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习近平副主席、李克强副总理、张春贤书记及中国所有有良知和正义感的各族领导：
你们好！我是一位维吾尔族作家，多年来在新疆的国家机关从事研究工作，现在国外留学。在中国共产党将要召开十八大之际，一种责任和历 史的 使命迫使我给各位写这封信。这是我已经思考三年之久的信。我于2009年的7月5日，那个改变我人生的日子开始，每天都在思考一个非常严肃的 问题。因为这一天，我通过共产党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的自私、残忍、阴险、耍两面派和无能的行为，第一次对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产生了疑问。这 对于 一名国家干部来说是危险的，因此我决定要给各位写信请求解答我提出的问题。但是因为我始终不能确定中央领导与7.5事件的关系，尤其是在 2009年8月当胡锦涛主席在新疆厅级领导干部会上的讲话中，肯定了王乐泉的业绩。说实话，当时不仅是我，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民族干部对 胡主 席真的很失望。但是大家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只能保持沉默。当我到了国外之后，通过网络看到了许多在国内看不到的有关中央领导的消息。虽然其中 也可能有偏见，但我根据自己独立的判断力重新认识了胡主席和温总理。尤其是胡主席于2011年7月在建党90周年的讲话中的真诚，温总理 关于 “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演讲和在温州动车事件中对受害者家属的真诚，中央对薄熙来事件的处理，最近的中美关系等许多中央为 新一轮改革所迈出的步伐都令我感动，更令我敬佩。通过这一切让我看到了中国的未来，让我深深地认识到，中国将会，而且必须有一系列真正的 改 革。但也面临许多挑战。这些挑战对于60多年来实际无意识地徘徊在封建君主制与共和制幻觉之间[1]的中国是致命的，也是严肃的。我作为中国 人，一位研究哲学和社会学的知识分子，有义务和责任在这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把自己的智慧奉献给祖国的民主改革事业。
尊敬的各位领导，国家，她不仅是执政党的国家，也是人民的国家。包括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民族。维吾尔族人口对于中国这个大家庭来说也许 不是 很多，但由于它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它的影响力是全球性的。因此处理好维吾尔族与汉民族之间的关系，维吾尔族与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需 要的是科学地认识和家长般的宽容，父母般的关爱和健全的民主与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新疆真正的、长期的和平和繁荣，而不是表面上的、暂 时的 或只是让外界看的稳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提出以下建议：
1.中国的改革需要全世界中国人（包括国内外的维吾尔族和藏族）的参与和支持，实际上这也是缓和国内外民族矛盾的一种方式
首先，我完全支持胡主席和温总理的改革决心，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只有对于目前的制度和民族政策进行彻底的改革，才是唯一解决民族矛盾 的办 法。为达到这个目的，各位领导必须遵循科学原则，必须得到全国人们，包括所有海内外各民族同胞的共同支持，因为中国不仅是汉族人的中国，也是 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所有当地民族的中国。无论他们现在哪里，他们都有一颗爱家乡的心。他们都有权利和义务回国参加家乡的建设。他们不应 该被 拒之门外。至于国家分裂的概念，只有执政党内部出现问题，国家才能被分裂，普通百姓是绝对不会有这个机会的。其次就是高度膨胀的大汉族主义思 想也能迫使当地民族产生民族分离意识。在新疆多少年以来，除了汉民族以外，所有出过境的其他民族，包括国家公派的留学生，都很容易地被怀 疑为 有民族分裂嫌疑。这是因为我们长时间的斗争哲学使我们养成了总是用放大镜到处为自己寻找敌人的习惯，我们在这个极端习惯的影响下，在漫长的 62年以来，误伤了所少同胞的心，杀害了多少无辜？难道当前被我们到处树立的“海内外敌对势力”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吗？难道我们没 有勇 气和肚量用同样的放大镜去从全球寻找我们的同胞和朋友吗？
2.只有父母般的爱心和真诚的党，才能改变国家的命运而不是独裁统治
近些年以来，中国的社会问题就像人体内的毒瘤，越存越大。它的来源应该从50年代算起，我们长期处在人为地制造矛盾的状态。为了解决 温饱 问题，我们失去了尊严，甚至人最基本的权利、人间的爱和平等，人与人之间的信誉和责任。我们只想和那些发达国家的人那样，过上富裕平等的生 活，但我们坚持自己病态的制度。我们把钱看得比自己的生命、安全、尊严还重要，因此我们为钱而疯狂。人，开始变成了食物的奴隶，金钱的奴 隶。 而这时，又是党内权力争夺战和所谓的阶级斗争的高峰，领导干部变成了职务与权力的奴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像我们的许多法律那样，只当 作挂在墙上的摆设。因此大家变成了一群原野上的野兽，一群只是为了利益而残害彼此的口是心非者。在这个时间饿死的人暂不算，仅被批斗死的 就无 法计算，尤其是在新疆，这些政治运动在这里更加猖獗，老百姓的心伤痕累累。像国家主席刘少奇那样的民族精英被我们活活折磨死的时候，被折磨死 的维吾尔族精英就有上千万。那些当初承诺给少数民族地区高度自治的诺言，在阶级斗争和敌我矛盾扩大化的年代里，一切变成了一堆废纸，没人 再敢 提起。多少年来，我们以各种斗争形式在给人间、民族间播种仇恨。这种仇恨回过头来又对国家的安全带来严重的危及，而我们又用高于国家教育投资 的费用[2]，以最不科学的方法在“维稳”。用纳税人的血汗钱来对抗纳税人自己，再一次激活新老矛盾。这是多么滑稽的因果关系？这种现象 更多 的出现在了2009年的7月5日和7月7日，还有当年的9月3日的乌鲁木齐街头，出现在警察和武警的枪刀下。这期间，我也曾为阻止一位汉族女 警察在大街上无辜殴打一位抱着孩子拿着大包的维吾尔族村妇而差一点被囚禁，原因只是因为这个村妇没能马上出示她的身份证。因为在这一段时 间， 警察不需要佩戴警号，警车号被掩盖，任何一位代表国家政权的警察可以随意制裁看不顺眼的任何维吾尔族人。第二天夜里凌晨，有七名全副武装的武 警在派出所民警的带领下毫无理由地闯入我的私宅。尽管我是国家高级干部，但就因为我是维吾尔族，因此也没有能够避免这些厄运。这一切让我 感到 王乐泉们所制造出来的独裁统治和大汉族主义思想所造成的民族仇恨对中国法律、人的尊严和人权的严重践踏。人们早已厌倦了依任何政治运动形式为 百姓洗脑和愚弄百姓的行为。我们需要执政党拿出对老百姓的真诚和责任心，拿出对老百姓的爱。建立健全法制，依法治国而不是依党治国。像胡 耀邦 时期那样，真诚地向民众承认历史的错误并敢于纠正，才能收拢被打散的民心。有民心在，国家的未来才有希望。
3.建立健全国家法制、避免人的奴性、民众才有资格成为拥有独立人格的公民
搭救民族的灵魂，保护国家的尊严，它不只是依靠金钱，他更不像把国旗从地下捡起来那么简单，他首先需要建立健全法制。需要执政者对国 家的 法律和百姓的忠诚，民众对国家的拥护。拥有独立人格的民众不需要承诺对执政者忠诚，这样可以避免人的奴性和个人崇拜。但民众对国家必须忠诚， 这种忠诚体现在对健全的国家法律的顺从而不是对执政者的顺从，因为我们没有处在一个暴君体制下的国家。因此国家的法律对他的臣民必须是平 等 的、一视同仁的、否则人民有权拒绝服从这个不平等的法律。执政者必须对老百姓和国家忠诚，因为执政者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他们是老百姓选出的领 导，而不是老百姓的主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绝对不是主仆关系。因此执政者有责任让这个国家的所有公民（哪怕是像维吾尔族这样的三等公民） 都应 该拥有平等的幸福感。国家、执政者和人民，这三者的关系是互补的。他们又是相互独立的，但又是互相限制和依赖的。
执政者是家长，他可以有许多孩子，无论这些孩子是自己生的还是收养的，但是家长必须对每一个孩子一视同仁，尤其不能令维吾尔族这样收 养的 孩子感到自己被排斥，被边缘化。要充分尊重这个不同血型的孩子的民族个性和历史文化背景，否则这个孩子会想到自己的祖先，他的心会偏离这个 家，这与闹独立无关。我们的制度不应该把民族分裂意识强加给这个民族，然后再指责他们闹独立，好以国家分裂罪来加以制裁。如果维吾尔族人 一开 始就有这种独立意识，当年我们的代表就不会和中央政府签署和平协议。全世界的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但他们对于有民族独立意识的地区和民族 并不象中国这样选择激化矛盾、采取高压政策这种最愚蠢的办法也照样在很好地维护他们地区的和平民族之间的团结。
4.西部大开发，究竟谁在受益？
中央从2000年3月开始运作的西部大开发的原本目的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发展科学教育事业，加强改革开放力度”等 战 略。中央的本意是好的，但实际上这个西部大开发政策给新疆所带来的是，大批移民淘金者的疯狂到来；煤矿和金矿私人集团的乱开采，生态环境的严 重破坏；[3]在双语教育的幌子下，汉语教学替代当地民族语言教育，新疆所有教学部门毫无理由地、强制性地禁止在校园内使用民族语言教学 （少 数地方一周只保留两节母语课），不管家长是否愿意、学生是否能听懂，而结果造成当地民族文化素质的快速下滑；[4]以不会说汉语为借口，大批 教师和公务人员被解雇或提前离职，由不会说一句当地民族语言的汉族移民其替代；[5]民族大学毕业生因为受民族成分和语言的限制，长期不 能就 业，甚者在乌鲁木齐的人才市场上明目张胆地贴出“少数民族面谈”的标示，剥夺他们申请就业的权利，而汉族大学生，甚者持假文凭来新疆者当月就 能就业，对此无人敢于过问；[6]当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人在自己的故土经常以种种原因不能自由流动，更没有正常申请护照和自由出入境 的权 力，他们甚至在中国内地住宾馆和租房的权力都被限制。这些不平等给新疆本地人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以开发新疆为名，市郊的农民耕地廉价出 卖和多次转手卖给来自内地的“开发商”，这些所谓的“开发者”再转手卖给后来者；获利心急的当地领导随便变卖公共文化设施给“开发商”， 而市 民失去娱文化场所，农民失去他们的耕地，对此提出异议或上访者就会被贴上民族分裂主义者或疆独分子加以惩罚。事实证明，西部大开发，最终受益 者不是新疆大部分当地民族，而是汉族淘金者。而这12年也是新疆民族冲突高发期。但是每次发生冲突，新疆地方政府总是以“民族分裂分子在 捣 乱”为借口，实施镇压，掩盖自己工作中的严重错误，以此来千方百计推脱责任，转移矛盾，欺骗中央，掩盖事实真相。唯独就不从根本上承认祸起于 萧墙的事实，尽管这些是历代新疆各级地方政府欺上瞒下的一贯手腕，难道中央就应该永远地被欺骗下去吗？新疆本地百姓的根本利益就该永远地 被剥 夺？民族尊严和人权就应该永远地被践踏吗？
5.新疆的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中当地民族比例到底占多少？
这也正是胡耀邦曾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新疆现状关心而提出的一个问题，对此许多维吾尔族高级领导干部记忆犹新。胡耀邦，是懂得永久处理 中国 民族问题的一位明官。当时他视察新疆时发现，新疆机关工作人员中大部分是汉族干部，民族干部没有实权，就像现在，几乎是摆设，中央在新疆的各 种企业更是如此。尤其是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农村和草原，几乎都被兵团所占领，地方和兵团之间土地和水资源纠纷不断。因此胡耀邦提出了一系列 改革 方案并制订了相当多的法规和条例，缓和了这些矛盾，“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放开了民族自治权，大力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和 教育，保护民族自治权和少数民族的特殊利益，尤其是在‘三个百分之六十’”[7]。这些政策虽也然遭到了希望永远殖民统治新疆的少数汉族 干部 的反对，但是对于少数民族的教育和文化带来了一场繁荣和平势态和社会的稳定。遗憾的是这些方案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实施，胡耀邦就被迫免职，他提 出的有科学依据的民族地区改革政策被批判。实际上，胡耀邦的政策缓和了当时的许多民族矛盾，尤其缓和了从王震时期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制造 出来 的许多地方性的民族矛盾。给蒙受冤、假、错案者的平反，给社会带来了平等和民主的风气。当地民族被殖民的感觉逐渐减少。但是自从王乐泉担任新 疆自治区党委书记以来，被制造出来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使当地民族感到自己生活在殖民统治下。
6.不要再让无辜的汉族移民成为殖民主义者的替罪羊
《天山网讯》记者黄艳报道：2010年8月26日，记者从正在乌鲁木齐召开的全国人口计生系统对口援疆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新疆 占全 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但是适宜人居住的绿洲面积仅7万余平方公里，而在这些绿洲上聚集了新疆95％以上的人口。绿洲的人口密度与东部沿海省 份接近。目前新疆人口自然增长率10.5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一倍，成为全国人口自然增长速度较快地区。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均自然 资源 的占有量持续减少，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凸显人口对新疆经济社会的约束越来越强。
根据以上的中国官方信息可以肯定，新疆的移民问题确实是新疆新一轮民族矛盾的引发点。但是如此重要的科学论证仍然没有引起那些拥有强 烈的 殖民统治欲者的警惕。事实证明，如今以西部开发而涌来的大批汉族移民到了新疆以后，不是去那些戈壁沙漠从事名副其实的开荒，而是他们中的 99%以上都生活在已经被当地民族开发好的城市和绿洲地带。而在历史上根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记载[8]，杨增新在1916年给当时的 国民 政府的呈文中写到：“（新疆）……人民仅二百一十余万，其中汉民不及百分之一。”而现在就在乌鲁木齐市的汉族人口已占到全市人口的72.7％ 以上。而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其他本地民族一步一步地被挤到生活艰苦的边缘地区和戈壁沙漠中，而绿洲和城市不断地被汉族移民所占领。利益的 冲突 使民族矛盾不断地激化。而站在这些被激化的民族矛盾的对立面或最前沿阵地的是那些无辜的汉族移民，尽管有强大的国家政权在给他们撑腰，但是他 们的人身安全每时每刻都在被挑战。这是一场误导的利益争夺战，同时也是一场被当地人认为掠夺者的汉族移民和当地百姓之间的隐形战争，它的 罪魁 祸首是国家不科学和错误的移民政策。
当那些土著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被人为地遭到严重地破坏，人们的利益空间在不断地被缩小，有限的资源被掠夺性地开发，城市优越的工 作岗 位被强制性地占领，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被粗暴地践踏，历来以豪爽和好客为名的当地民族在自己的家园里被排斥、自由和尊严被剥夺时，他们再也不 能沉默了，由此产生的民族矛盾的导火线随时都可能引发。在这场不平等的利益争夺战中，是人，是活着的人，是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肯定会有 所反 应，有所反抗，这是人最起码的本能的表现。但是每一次的抗议都会被打上恐怖分子的标签以悲剧附上句号。当自身利益的保护者被迫屈服于强大的权 力的时候，这种屈服绝对不会是长久的，因为这不是自愿的屈服。被迫的屈服只能在对方的心里留下更深的屈辱感，这将会为下一轮的冲突点燃仇 恨的 烈火。民族矛盾的每一次激化，都会给这个烈火以新的养分。这就是无休止的悲剧的延续。悲剧中的受害者永远都是那些无辜的、可怜的各族百姓。
7.强烈要求撤销伤害民族感情，激发大汉族主义思想的中共中央[1996]7号文件
民族主义思想在鸦片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号召国人的民族精神，打击外来侵略者，也许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在和平年代里，由民族主 义思 想激发出来的大汉民族主义情绪的结果，就如最近的“流氓爱国”没有什么两样，因此不应该被提倡。当我们长期以来被奴役的思想情绪在国家错误的 民族政策和民族历史言论引导下对外发泄的时候，它就以大汉族主义思想意识的方式在发泄给其他比自己人口少的民族，当前这种发泄时常有意或 无意 地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使它变得合法化。实际上，正是这种不合理的政策为大汉族主义思想的蔓延提供了土壤和养分。在新疆，尤其是王乐泉执政的近 20年中，大汉族主义思想开始快速膨胀，在他的多次强调和建议下，中共中央错误地下达了[1996]7号文件。在该文件中强调“新疆的主 要危 险来自地方民族分裂主义”，以这种方式明显地将新疆除汉族之外所有当地民族看作给国家带来危险的因素，并将汉民族和当地民族有意地对立起来。 从那以来，在来疆工作的汉族领导干部的眼里，当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人，是不可信赖，不可重用，但可以利用的群体。那些来疆就业的汉族 大学 生，复员军人，参加西部大开发的农民工和很容易获得国家无息贷款的汉族投资商的心里，几乎都怀着高傲自大、蔑视当地人的因素。在他们认为，他 们来新疆，是为了改变这里的野蛮民族，他们是这些野蛮民族的救世主（其实这些人根本不该忘记，60年代大饥荒时起，是新疆的各民族百姓拿 出自 己最后的口粮救了多少汉族逃荒者，是维吾尔族的祖先曾用自己辉煌的民族文化一度影响过中原文化这一历史事实，而且在1945年之前新疆人的文 化素质已高于内地是有证可查的）。尤其是来新疆的汉族领导干部也带着浓厚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变色镜，作为新疆第一把手的王乐泉，正是这种 思想 的代言人。他的这种错误思想在7.5事件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在那次事件中，王乐泉扮演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者的角色，他把国家的武器对 准了手无寸铁的维吾尔族学生和农民工，使得抗议示威的学生运动以国家恐怖划上句号，而且至今都在隐瞒真相。然而这次事件给中国造成了非常 恶劣 的国际影响。目前这种思想也在反方向地影响着当地民族的民族主义意识。潮涨船高，结果这种思想以相互对立的方式使民族关系雪上加霜。但是我们 的国家，我们的政府从来就没有批评过大汉族主义思想的严重后果，从来就没有关注过大汉族主义思想对于多民族一起生活的国家带来的严重灾 难。因 此大汉族主义思想在默认中被合法化，这也是导致新疆乃至全国民族关系恶化的实际因素之一。使这种思想合法化的正是中共中央[1996]7号文 件。其实未来的中国不是以大汉族主义思想，而是以开放式的国际关系，健全的法制和民主，健康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间的真正的平等、外加经济的 发达 才能够崛起。
8.重新审核一个违背宪法，不符合逻辑的法律条款
为了保障国家法律的神圣和公正性，请求重新审核刑法第103条第2款及“煽动分裂国家罪”的概念。刑法的这个不符合逻辑的条款就是产 生许 多冤、假、错案的基础。这一条针对的是中国持有不同政见的精英和少数民族。其实就是这些持不同政见的人士，才是推动历史车轮的功臣，是国家的 宝贵财富。执政者们的神经不应该如此的脆弱，他们不该如此的没有自信，如此的害怕持不同政见者和他们手中的真理。如果国家的基底是稳固 的，那 么她不可能就因为“语言、文字、图像等方式对他人进行鼓吹煽动……发表言论、散布文字、制作、传播音像制品”就能达到分裂一个国家的目的。国 家，它不是纸老虎。只有执政者的严重失误，国家才能被分裂和颠覆，而不是几个或是几十个老百姓的行为。相反，执政者的错误政策可以分裂人 心， 让人处处感到“人在曹营心在汉”。实际上刑法第103条第2款和宪法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 由”是完全相违背和矛盾的，为了保护国家宪法的神圣和尊严，因该彻底修改这个违背宪法的法律条款。
9.尊重生命，平反89年6.4天安门事件，97年2.5伊宁事件和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重新审理30年以来中国所有的政治 犯， 良心犯的案件
30年以来，中国以“分裂国家罪”等罪名关押、处决了许多民族精英和持不同政见者。从6.4天安门事件到乌鲁木齐7.5事件至今的 23年 中，国家对发生的多次不同形式的学生抗议运动的歪曲和镇压，使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和人权严重倒退，这严重地影响了民主社会及人类文明的发展。尤 其是有本人亲眼目睹的7.5事件中，被警察随意开枪射击，无故入狱和判刑的案件较多，它所造成的恶劣后果是无法估计的。坚决要求重新立案 审理 那些没有经过审判就遭杀害的人员的案子。对那些无辜、未到法定年龄就被关押甚者判刑的人员依法释放和国家赔偿。据我所知，在新疆对于此类的案 件的办案过程非常不严肃。从王乐泉到努尔拜克日的“严办、速办、扩办”的指令下，办案远远超出了法律范畴，无故获刑人员较多。对此类案件 不容 许律师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无罪辩护，因此冤、假、错案的产生率较高。甚者有时几个小青年在一起聊天说出来的几句话，也被当作国家分裂罪的证据而 获罪。经常因为一张图片，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被判成国家分裂罪而获重判。刘晓波、新疆法制报记者海拉提.尼亚孜、青年诗人努尔买买提.亚 森、 中央国际广播电台记者买买提江就是具体案例。
其实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他们在自己的历史上也犯过许多人权方面的严重错误，但是他们的珍贵之处就是敢于承认历史的错误并 能及 时地纠正，这需要执政党的勇气和智商。只有敢于摆脱独裁狂想，表现出真诚和责任，避免继续践踏国人的尊严和感情，中国才有资格在国际民主舞台 上理直气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否则无论中国在经济上多么强大，但他绝不会被世界人民认为是一个在国际上有威望的民主国家。
10.重新思考乌鲁木齐7.5事件，调查7.7、9.3事件，找出事件真凶，为无辜死去的各族兄弟姐妹讨公道
2009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中根据官方报道，有197位各族同胞失去了他们宝贵的生命，直接经济财产损失达6895万元，实 际上 很多内部人士都知道，死亡人数远远超出这个数字，而且这是一起完全可以避免的事件，但是王乐泉为寻找表现他那铁腕治理新疆而获得更高职位的机 会，使事态有意扩大化。（我说此话是有真凭实据的。）结果强大的国家武器对准了手无寸铁的维吾尔族学生和农民工，仔细回忆起来，当时在大 街小 巷带头焚烧公交车者，带头打人者并不是那些上届游行的学生，根据看过官方内部录像的人透露，在那些被抓和被判刑的人员当中，根本就没有看到最 早出现在录像中的那些带头引诱犯罪的人，结果放过了那些带头打人者，重判了那些观看者和证人，那些神秘的人物就此消失。而在7月7日同样 有汉 族暴徒在武警警察的假阻止，真掩护下上街殴打和杀害维吾尔族无辜百姓，打死、打伤致残具体人数新疆政府对外一直都在隐瞒。因为根据王乐泉的话 说，“愤怒的汉族群众上街游行抗议”，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手持同一个规格的铁棍，脚穿同一形状的军皮鞋，出现在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见 维吾 尔族青年就殴打。至于这次事件的策划和组织者，新疆高层领导几乎都知道，是王乐泉的夫人，原华凌集团公司的副总裁在组织这次事件，我们根据该 集团公司员工最早明目张胆地集体持铁棍上街并在新疆高级法院门前活活打死三名维吾尔族青年而无人敢过问，更有理由这样怀疑。在这次事件 中，有 无数各民族无辜百姓被汉族暴徒活活打死，但至今这个事实一直在被隐瞒。新疆的王乐泉们为了很好的隐瞒这次屠杀事件的真凶，对外只说7.5事 件，不提7.7事件。而对于2009年9月3日的所谓的“针刺事件汉族民众上街抗议”的真相同样在隐瞒，对于在这次被汉族暴徒殴打致死的 各族 百姓没有公布一个真实的伤亡人数，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对于9.3事件的受害者医院出示的入院治疗证明一概都写成7.5事件，以此来继续隐瞒 事件的真相，愚弄民众，挑战世人的智商，而真凶一直在王乐泉们的庇护之下。从新疆政府对于在一年内连续发生的三次民众上街游行和殴打无辜 致死 事件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王乐泉们一方面在推卸责任而放过了真凶，而另一方面，大汉族主义思想在处处影响着中国执政者们的秉公办事意 识，这也正是把中国人引向灾难的继续。
11．强烈要求给予维吾尔族人、包括这个民族的犯罪嫌疑人（无论他们犯的是什么罪）以平等的公民受法的权利
中国正要走向法治，但是维吾尔族人，包括这个民族的罪犯嫌疑人总是处在法制之外。尤其是少数维吾尔族人由于一定的社会原因所做出的违 法行 为一概被认定为国家的敌人。其结果民间维汉之间的一般的摩擦或普通的刑事案件也很容易被认为恐怖袭击，然而在法律面前他们就连和其他的中国人 一样受到同等的审判、律师的辩护、公平的裁决权都没有，就被“就地惩罚”[9]。汉族违法分子当着武警和警察的面可以随意殴打和屠杀和自 己素 不相识的无辜的维吾尔族人而不受任何法律制裁[10]。既然维吾尔族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成员，尽管他们中的少数人犯了法，他们也应受 到法律平等惩罚的权利而不是象动物一样随地被屠杀。可现在被授权“就地惩罚”维吾尔族人的中国警察的这种极端行为，不但严重践踏人权、给 国家 形象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而且也在严重地毒害警察队伍本身，同时也在毒害亲历这种场面的老百姓。接下来，这些警察和目击者也可以随意杀害另一 条生命而不受任何惩罚。因为我们的国家政权已经给他们做出了这种榜样。其结果在新疆和中国内地的汉族老百姓的心目中产生了一种认识，是维 吾尔 族的罪犯，就可以就地惩罚，维吾尔族人的任何大小违法行为，任何人都可以就地处决然后给他贴上“恐怖分子”标签了事。
有一点头脑的人应该会想到，新中国成立都已经62年了，那些所谓的“恐怖分子们”几乎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为什么会变成所谓 的 “恐怖分子”？“恐怖”到底来自哪里？他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为什么每次有一部分对社会现行制度不满的维吾尔族人出来表示一点抗议，就会演变成 所谓的恐怖行为？而在中国内地每天都有同样的事件发生，可他们的行为被定为社会治安或刑事犯罪？比如就在“7月29日早上8时，浙江义乌 闹市 区人才市场门口，一名男子手持4把尖刀，嘴里喊着，‘你们不给我工资，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们活’，当场砍死一人，十多人被砍伤……。犯罪嫌 疑人黎某已被警方抓获，疑有精神问题。”[11]难道在维吾尔族人中在这些年以来的高压政策下，不应该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吗？不能有由于 “就 地惩罚”而失去了亲人、以不平等竞争而失去了工作机会，因为强拆而失去了家园，因为毒奶粉、医疗事故、假冒伪劣药品而失去亲人的受害者吗？比 如于2012年5月10日发生在云南巧家的爆炸案、7月2日四川什邡市民反对建设钼铜项目冲击市委等类似的案件在中国常见，但他们都被定 性为 刑事犯罪或社会治安，可是在新疆发生的任何维汉之间的细小纠纷就会马上被当作为恐怖袭击，不问真相一概偏向汉族而把当地人当作恐怖分子来武力 镇压。这种做法失去了法律的公正性，更失去了国家政权的威望和公正性。它只能激化矛盾，给维吾尔族人心理播种更深的仇恨，给汉民族造成更 多的 不安全因素。这将会对民族、对这个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和未来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最坏的后果还将会给在境外的华人的人身安全带来报复性的攻击。应 该立即停止这种错误的行为。
12.强烈抗议利用国家媒体对维吾尔族人进行群体性攻击
目前，中国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是因为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之外，国民、包括维、藏、蒙等民族的平等、人权问题也在不断地引起世界的 关 注。这种关注与中国的民主体制的建立和政府的民族关系的处理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近二十多年来，在中国的一些刊物上经常出现对维吾尔族群 体的攻击和侮辱现象。在一些媒体上，维吾尔族整体被称为恐怖主义民族、闹独立的民族、小偷民族和分裂分子民族而利用强大的国家官方媒体在 国内 外误导公众对这个民族的认识，甚者在中国由政府负责出版的一些书刊上，以公开污蔑性的字眼评论维吾尔民族整体和这个民族在中央任职的高级领导 也在所不惜。由此可见，确实有人妄想以此来证明中国政府对于维吾尔族群体所采取的极端的做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于2002年在王乐泉的资 助和 支持下，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多次再版的专著《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就是一例，该书就公开颠倒黑白，对维吾尔族整体，包括维吾尔族的自治区 级、中央级领导干部的公开污蔑和诽谤，也深深的伤害了维吾尔族整体和在中央有关部门任职的维吾尔族领袖们。在该书的举例行间表达了一种 “建国 以来，维吾尔族中从中央到地方包括普通干部，没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这样一个诽谤性的信息。虽然至今为止，有许多学者对此曾专论表示过抗议， 但没有一位中央领导出面说话，结果这种错误的言论在沉默中被默认。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使许多维吾尔族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和群众不得不对于中 央的 民族政策感到心痛和失望。
各位领导，大家应该很清楚，维吾尔族也不是历来就好战和好斗的民族。比如在元朝时期，维吾尔族的祖先和当时的蒙古族统治者相处得就很 融 洽。那是因为蒙古统治者信任和重用了我们的祖先，在成吉思汗的军营里的高参中，就有威望很高的维吾尔族人。在教育方面，蒙古统治者对维吾尔族 的教育模式很欣赏，他们接受了由维吾尔族为蒙古族创造的文字，就是现在蒙古族仍然在使用。在文化上，维吾尔族历史上最繁华的查哈台文学也 出现 在这个时期。在宗教上，蒙古族王公到贵族不但尊敬当地民族的宗教文化，而且还接受了当时流行在中亚的伊斯兰教文化，使自己的统治更加巩固。而 我们目前采用的是苏联斯大林时代的民族政策模式，就是这个错误的模式，使原苏联民族仇恨到处蔓延……。难道这种错误的道路还值得我们继续 走下 去吗？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对于新疆现行的民族政策、移民政策等等一系列不符合科学的政策一定要改革，冤假错案一定要平反。目前的这种由王乐泉 指定的“敌人不动我也要打”的政策只能引发矛盾和伤害无辜，结果使我们的家乡永远不得安宁。
我相信，只要本着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性，本着解决矛盾为出发点，以宽广的爱心对待每一个民族，就能解决任何问题，而不是依靠高压。 历史 的事实证明，一个民族是杀不尽的，尤其是像维吾尔这样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的民族。未来不可能永远都在强权者的手中。政府的强制和高 压政策只能使维吾尔族人的民族意识更加强化，民族凝聚力更加坚强。历史的事实已经多次证明，有坚定信仰的民族是永远都不会怕死的。带领一 个民 族走向繁荣和独裁统治一个国家，绝不是一回事。建国62年以来，从来没有一位国家领导人与维吾尔族的知识分子，包括这个民族的国内外异议人士 认真地、平等地坐下来讨论过“维吾尔族到底需要什么？”就“怎样才能和这些占中国领土六分之一土地的主要民族以平等的、友好地相处”这一 问题 进行过一次对话和沟通，现在也许为时不晚。其实，这也是考验十八大后的新一届中国国家领导人执政能力的机会。只要大家有诚意，就一定可以获得 一个完美地结局。这就是我写这封信的最终目的。
茹孜妮莎
2012年8月4日于法国巴黎
背景资料说明：
[1] 请看法国哲学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对于国家体制的定论，对不同体制做比较，中国62年以来的国家体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制，因为在这个体制实际表现 出了更多的封建暴君主制的因素。
[2] 根据中国新闻网2012年6月27日中国2011年公共安全支出1037亿，教育支出999.05亿元。 http://mili.cn.yahoo.com /ypen/20120627/1140085.html。
[3] 根据本人实地考察，由于石油开发，在叶城县多处农民栽培几十年的几千亩水果园被喷出地面的石油所污染而枯死，但是没有任何赔偿， 阿尔 泰的金矿和乌鲁木齐市周围的煤矿的乱开采也在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4] 根据本人于2010年的春季在多所学校实地调查，和田、喀什等地由于开展双语教育，禁止在校园内讲母语，在学校只关心学生的汉语 成 绩，其他课程几乎停止，其结果学生的实际考试通过率还不到百分之30，大部分学生高中毕业还不会写一封家信，但为了应付，只好全部发放毕业 证。
[5] 在喀什市中心本来有三处非常独特的电影剧院，是在40年代由民族文化促进会用市民集资款所建的，如今这些电影剧院被政府在没有通 过老 百姓的同意就擅自卖给了开发商，有开发商在这里盖了本地人买不起的昂贵高层住宅，这既影响了喀什市容，又从此这里的老百姓失去了半个多世纪以 来属于自己的文化娱乐场所。
[6] 根据本人实地调查，这种现象最明显地出现在新疆喀什市周围和和田地区民丰县。
[7] 胡耀邦文献信息网http://www.hybsl.cn/ybsxyj/shengpingyusixiang/2010-08-05/21632.html
[8]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P127、128
[9] 见人民网乌鲁木齐2011年8月1日的消息
[10] 请察看2009年7月7日、同年9月3日发生在乌鲁木齐街头事件的现场视频报道。http://www.youtube.com/watch?v=t4Djk_Yanrc&feature=related
[11] 凤凰网2011年7月30日7公布
[12] 土耳其人继续在国内抗议中国新疆发生的流血冲突事件，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G8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在新疆发生的事情是近乎种族灭绝的屠杀， 并呼吁北京政府找出责任人，依法处理。http://www.youtube.com/watch?v=TZQ5isHfDGg&feature=related
[13] 新疆75事件cctv采訪視頻（内部版）http://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endscreen&v=It9IcJdrP8M&NR=1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刊就个别词字和标点符号做了规范化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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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
西藏行见闻
郁从周（美国自由撰稿人）
郁从周（美国自由撰稿人）
| 青藏线沿途所见美景 |
靠两台内燃机车头牵引的列车，在安多-卫藏高原奔驰了整整一天后，傍晚终于抵达终点拉萨站。在站台只觉得车站建筑雄伟高大，又糅进了藏式 建筑 的褐红色，正是笔者偏好，急于出站想到站前广场合影，便与同伴相互提醒准备好车票以供检查。
不料需要检查的不是车票，而是身份证。查票的也不是铁路人员，而是武警。
合影也是奢望，站前广场完全封闭，武警把守，到停车场要绕一大圈。我苦笑说，哪有中国的火车站会站前广场空无一人？
没有身份证寸步难行
乘坐青藏铁路的中国旅客往往以为离开青海省后才算入藏，事实上到此时列车已经在藏人的土地上跑了一夜。从青海（藏人称安多）的西宁开始就 反复 核对身份证，这个范围倒是与吐蕃的历史疆域暗合。
我们下榻的酒店在大昭寺前步行街中段，从那里到广场入口处短短50米间，就停有特警标志的装甲运兵车一辆、消防车一辆、公安大巴两辆；每 晚午 夜时分大巴会开走。导游事先警告过，不要拍摄军警，否则轻则呵斥、删除照片，重则惹祸上身。
早知道八廓街是藏人宗教信仰的重地，但实地目睹煨桑（焚柏枝祈福）、转经队伍的规模，还是令人感到敬畏。
| 八廓街每隔几分钟就走过一队这样的武警巡逻队 |
很快发现，通往八廓转经道路的所有巷子都有检查站，专查身份证。大一些的叫“110便民警务站”，有规格一律的标志。朋友注意到，对藏人 的检 查比对汉人严格，需要的证件更多。
导游说，拉萨只有三家酒店被允许接待藏人，都在较远的地方。具体他也不清楚，外地藏人还需要什么证件才能顺利过关。听后不觉相当讶异。
之前在我们住的酒店的咖啡厅，目睹出来旅游的一群中国95后小朋友跟藏人服务员小姐姐淘气，玩闹得很开心。当时只觉一片和谐欢乐，不曾料 想在 这家旅馆，藏人虽然可以工作，但不能和汉人一样住店，不由得让人想起大导 Ken Burns 纪录片《Jazz》中 Duke Ellington 在种族隔离时代的遭遇，今夕何夕，不免一阵尴尬。
拉萨无外宾
七月虽然是西藏旅游的旺季，但整个旅途中遇见的外国人居然屈指可数。除了火车上遇到过几个丹麦人，酒店中有些日本游客，在八廓转半天也看 不到 一个西方游客模样的人。
导游说，外国人入藏许可在拉萨5.27自焚事件后已经停发了，偶尔看到几个外国人应该是用的旧的批文。
外国游客受阻也不要紧，我说，国内多吸引客源弥补好了。结果导游说，正相反，铁路班次也减少了，每列少挂几节车厢，“这样当然买不到 票”。
这样旅游业收入下降已成定局，连八廓街也盛况不再，导游说他自己的收入大致是去年同期的三分之一。他既没有责备藏人也没批评政府，只是反 复地 说“真的不要再有自焚了”。
深谈一下才发现，导游所说的自焚事件只是5月底发生在大昭寺广场的一宗，对之前已经发生的40起藏人自焚事件一无所知。
拉萨市关于大昭寺自焚事件的“传达”称，两名藏人都来自四川（实际上一位甘肃一位四川）都是僧人（其实都不是），但一般人也没有其他消息 来 源，倾向于认定“都是西藏以外的事”。
“我们”还是“他们”？
与大多来自四川、重庆的导游不同，我们的导游小阳来自湖南。“这里川渝的人太多了，我的湖南话现在都被同化了。”
小阳是科班出身的专业导游，自谓高中就爱好地理，大学毕业后先在张家界接待台湾团，后来就到了西藏。“2008年拉萨骚乱？我已经到了， 外面 风声紧就不出去，打电话给藏人朋友让他们给送吃的来。拉萨的藏人很友好，绝对没问题。”
| 大昭寺广场的每一顶凉棚下都有执勤的军警，并不允许游客拍摄 |
看得出小阳对自己的工作有着热忱，凡是他如数家珍的海拔高度、公元年代，他恨不得你也得记住。景点更是一个不拉。
在布达拉宫广场，小阳热心地让我们去看“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我实在不想去，便随口敷衍道：这造型不是一把枪么？哪来的和平？小阳说： “是 一把枪，有枪才有和平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背对着我，一时看不出他是认真的还是反讽。
在介绍雅砻王朝历代君主时，小阳常会说“我们”，例如“我们松赞干布”。那天我说想看达扎路恭纪功碑（注：纪念吐蕃帝国为惩罚唐王朝背信 弃 义，而于公元763年攻破长安的胜利），不知道在哪里？小阳说，这个角度可以看到，这纪功碑纪念吐蕃攻破长安，是我们国家的耻辱，现在围起来不让 看了，导游也不给游客介绍。
我心想，不是连赞普都“我们”了嘛，是一家人，怎么又成了“他们”？看来这个“我们”、“他们”的问题，对藏人相当友好的小阳还是有些纠 结 的。
至于对另一些中国人来说，就不存在这样的纠结，“我们”和“他们”，两者的界限清晰而不容混淆。
曾听到北方口音的游客大声地谈着：“……不行就镇压！怕啥？”镇压谁？恐怕是“他们”吧？
来自河南的出租司机，则一见面就把我们当成了“我们”：“藏人拿着全世界最好的福利，转转经，喝喝甜茶，还要闹独立，我一天不干就没钱， 还有 天理吗？”
一次闲聊时小阳提起，西藏现在暂停办护照了，而且范围已经从藏人护照难办扩大到所有人。重庆司机接口说，有位多年前来拉萨的重庆高考移 民，早 已落地生子，最近因办不出护照又在活动恢复重庆户口，但这很不好办，叫苦连天。
看来眼下护照停办这件事上，总算没有了“我们”和“他们”之分，大家一起尝到了苦头。
检查站酿祸
旅途中唯一一次听到武警说谢谢，是在拉萨西郊堆龙德庆县的一个检查站。那是一位娃娃脸的藏人武警，礼貌地检查着身份证，始终笑容可掬，不 过， 他的另一只手始终停留在冲锋枪扳机套上。在他身后的另一位汉人武警更年轻，没有携带武器，显得手足无措的样子，似是在见习。
不止一个司机、导游提到，检查站“出过大事”。月前一位当雄（拉萨北郊）牧民因老爸生病急于开车南下前往拉萨就医，忘带身份证，在检查站 不获 通融，等折腾了三小时送到医院不治。
牧民悲愤下失去理智，事后回到检查站将武警刺死。
这样的检查站几乎立刻就让人想起以色列纪录片《检查站》。从约旦河西岸到西藏，类似的人间悲剧仍看不到尽头。
永恒的仓央嘉措
| 无论发生过什么，西藏仍是人间最美的地方之一 |
就连小阳也承认，拉萨城关的西部大多住着汉人，建筑和中国内地城镇没有什么区别，缺乏特色。林廓以内硕果仅存的拉萨老城，则因其藏式楼 房、寻 常巷陌、鲜花盛开，成了旅游者的最爱。
岗尖吧书屋就在老城不起眼的角落上，藏人女店主沉默寡言，小伙子则比较健谈，看到读者在找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会在旁介绍哪些其实 是后 世汉人的伪作。
书屋没有CD部分，让我有些失望。这时女店主表示，可以给我拷贝一些MP3到U盘。
女店主让我试听的歌曲，在数天“翻身农奴歌唱党”这类歌曲不绝于耳之后，让我顿觉一亮。“这些歌是为仓央嘉措诗篇谱曲的。”
想到有一首藏歌几年来遍寻无着，我斗胆哼了几句，请女店主开示。她一听就说，这个没有，这个歌手叫普布朗杰，是境外的。
境外？是说印度吗？“是的。”
那她刚给我复制的歌曲是境内还是境外的？女店主没有直接回答，只轻轻地说：“给你的这些歌很难找得到的。”
人间至美
旅途结束前，我将陪伴我整个行程的攻略《寂寞星球-西藏》留给了一位藏人朋友，这本在中国被查禁的书恰好由友人的精神领袖、根本上师作 序，序 文结尾写道：“无论怎样历经风波，相信读者会同意我，西藏仍是人间最美的地方之一。”我由衷信服，这次旅行已经印证了这段话。
（本文中人名、店名使用了化名）
2012年10月24日
转载自《BBC电台》中文网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ese_news/2012/10/121024_visiting_tibet_yucongzho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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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争鸣】
马悦然和莫言有“诺奖交易”？
曹长青
曹长青
莫言得诺奖，引发争议，有人质疑评委中唯一懂中文的马悦然可能跟莫言有利益交换，或从中牟利。美国重要刊物《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近日刊出文章,对马悦然的操守提出质疑：“诺奖背后有利益冲突吧？”（Was there a conflict of interest behind the Nobel literature prize?）该文引述瑞典电视SVT的报道说，马悦然跟斯德哥尔摩的出版社签约，用他的莫言译本获丰厚报酬。
对此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英格伦和马悦然都否认。但英格伦的回应证实：接受马悦然的莫言译本的瑞典出版社主编说，他们的稿酬丰厚到让 马悦 然自己报价的程度（to name his own price）。而一般出版社接受一个译稿，都不会让对方报价。莫言获诺奖后，销书量自然增加，马悦然的译本就能获利。
马悦然在回应时强调，他不是在诺奖公布前跟出版社签约，而是莫言获奖之后。但瑞典媒体说，这种说法没有说服力，“前后”并没有实质性区 别。因 为对莫言获奖，马悦然作为评委之一，早就知道个大概，所以他才翻译莫言的作品。按“利益回避原则”，诺奖的评委不应翻译获奖者的作品，因为这有个 获奖作品销量多、译本获利的问题，等于跟“获奖者”有利益关系。
而且，如果某位瑞典文学院士是候选作家作品的译者，按理说就不应该再参加有这个作家入围的最后“评选”。因为这里面已有“利益”问题，等 于在 评选自己译稿的未来销路和版税收入了。
其实早在当年高行健获奖时，就有人提出这种质疑，因高行健主要作品的瑞典文版，都是马悦然翻译的。马悦然当年接受我采访时说，“差不多高 行健 所有的短篇小说，两个长篇小说，18个戏剧中的14部，都是我翻成的瑞典文。”马悦然很自豪地对我说，“可以说我没有翻译高行健的作品，他就不会 得奖了。”
马悦然翻译了高行健的作品，然后全力推动他获“诺奖”，那马悦然的译本在瑞典就成了“垄断版”，或至少是当时的唯一版，当然就会给马悦然 带来 版税等经济利益。
而且高行健的小说《灵山》还没出中文版时，马悦然就把它译成瑞典文，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中国评论家（更别说读者）看到和评价这部作品 前，马 悦然就自己认定它是一部可获诺奖的作品。
马悦然通过推动高行健获奖，他的译本获利多少，外界不知道。但从高行健获奖前后他的小说《灵山》在台湾的销量就可得知。高行健在纽约演讲 时 说，《灵山》“出版头两年只卖了152本”；获奖后才热卖。
在高获奖后，马悦然要高行健把原来出版他瑞典文译本的公司换掉，改为马悦然好友开设的出版社，这点也被媒体指出涉嫌为他自己谋利益。
当时连美国《洛杉矶时报》也对此严词批评，该报在高获奖两周后发表威廉斯（Carol J. Williams）的批评文章痛斥“马悦然是个无耻的追逐个人利益者，他成功地将一位默默无闻的中国作家推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宝座。他的行为已使这个文 学国度的圣堂被玷污。”当时连德国文化部长诺曼（Michael Naumann）都出来说，马悦然的这个举动“重创了诺奖的声誉”。（《洛杉矶时报》这篇报道的网 址：http://articles.latimes.com /2000/nov/01/news/mn-45189）
所以，在这次马悦然被媒体揭出跟莫言获奖有“利益冲突”之前，在高行健获奖问题上，早就有更严重的“冲突”。
对这次瑞典电视台的披露，马悦然非常恼火，他在回应中骂电视台编辑是“白痴”；并说好不容易把诺奖发给一个中国政府能接受的作家，电视台 这样 报，“中国政府发言人发怒的话，又会发声明说西方文化中的反华因素为诋毁中国作家的成就而不惜手段。”马悦然扯到政治和国家上，明显试图转移媒体 关注他和获奖者之间利益关系的视线。
但不管马悦然怎么“愤怒回应”，他没有否定瑞典媒体披露的事实：在莫言获奖后，他立即把自己的译本送到出版社，而且出版公司给他的版税丰 厚到 要他自己开价。
除此之外，另一个马悦然和莫言涉嫌“利益交换”的例子，瑞典和西方的媒体都不大知道，就是马悦然的中文小说集《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是莫 言写 的序。莫言写序百天之后，就拿到了诺奖。在这次瑞典电视报道马悦然的莫言译本利益冲突问题时，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英格伦证实，马悦然“深入地参与 了”（highly involved）给莫言评奖的讨论。
莫言给马悦然的书作序，马悦然随后“深入参与”讨论莫言获奖，然后拿事先译好的莫言作品跟出版社签丰厚版税。这不是把诺奖变成一场赤裸裸 的商 业交换了吗？
主攻《公羊传》和《左传》的中国古文专家，忽然会写中文小说了。而且几年前他还出版过一本中文的《俳句一百首》。瑞典的古汉语专家，既成 了中 文诗人，又成了中文小说家。马悦然是天才吗？从网上查到，他的这本微型小说集，是和比他小43岁的娶自台湾的太太陈文芬合写的，一共106篇（马 悦然说他写了60篇）。
这部小说集我没有看过，但据网上的内容介绍得知，该书约五万字。这个字数实在令人瞠目。106篇小说才五万字，那等于平均每篇才五百字， 马悦 然太有才了，五百字可以写出小说来。我写评论，500字都难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所以多年前辞掉了台湾《自由时报》上的一个叫做铿锵集的专栏， 因为要求600字，很难写，除非胡乱写。
小说不管多么“微型”，总得有人物和起码一个情节吧。五百字？看来马悦然完全可以跟43天写46万字（小说《生死疲劳》）的天才莫言比谁 更有 文字“大跃进”的能力了。
马悦然可能早就担心被人指出“利益冲突”，所以该小说集没有署他们夫妇的真名，而是用的“南坡居士 台湾小妖”。作者无名、又微型到如此地步的“小说集”在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肯定不会有多大的销路。但是，由中国作协副主席、当红作家莫言作序，效 果就不一样了。莫言的“背书”当然会给马悦然带来销售和版税等商业利益；反过来，马悦然推动莫言获诺奖，利益就更大了，除了奖金，更有其他无 形的 利益。莫言的“序”看来是全世界最赚钱的文字。所以有评论说，在当今中国，“会做事的”不如“会来事的”。在这方面，莫言更是不必言说，就心领神 会。包括跟一直推荐他得诺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也关系拉到大江去中国时，专程去看望莫言的姑姑。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曾写过：“有一次 大江 健三郎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我发现作陪竟然就是莫言。”莫言还用小说通信的方式，歌颂这位日本恩人（据网上文章，《蛙》中有四封跟日本作家的通 信，那个作家就是大江）。
现在莫言获奖了，马悦然夫妇的这本小说集又要在台湾推出。这次他们署上了真名实姓（马悦然 陈文芬）。在台湾“博客来”等多家网络书店上，目前都可看到这本书的预购广告，说是10月25日推出。而且特别用“莫言作序”来做广告。这不是明摆着，要 借莫言得诺奖的“东风”赚一把自己的名誉和利益吗？这不是清清楚楚地在违背诺奖委员会严格的“评委不可有任何利益因素”的规定吗？当然，像这 种利 益交换在中国不仅比比皆是，而是常态。但在西方，则难以想象。马悦然和获奖人在中文世界共同牟利的做法，显然诺奖委员会完全不知情，否则瑞典媒体 会闹翻天！
对这本平均每篇不到五百字的小说集，莫言在“序”中是这样歌颂的：“这两个人的小说，看似简单，但背后隐藏着历史变迁、两岸三地、巴山蜀 水、 乡音梵号、三坟五典。那些丰富的背景和潜台词，全靠读者去想象。犹如竹林边飘摇的酒旗，犹如深巷里飘散出的酒香，犹如探出墙头的花枝，向人们昭示 着里边的风景。”这比马悦然的瑞典文学院给莫言的颁奖词还“壮观”，真是知恩图报呵。
当然，马悦然希望通过莫言译本多得一些稿酬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他的经济情况实在不太好。他妻子陈文芬去年底接受上海《外滩画报》记者采访 时 说：“他大学退休金是每月19000瑞典克朗，一直不变，再交税57%，然后房租就占去了7600，几乎就没有什么剩下了。”（算下来每月只剩 570克朗）而高行健和莫言等获奖，马悦然的译本能多卖出一些，那他的收入就不会“没有什么剩下了”。只是这种“利益关系”被媒体披露出来之 后， 他作为知识人的体面等，可能也没有什么剩下了。
2012年10月19日于美国
原载“曹长青网站”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2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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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书评】
共产党和它的主义之在中国若干问题透视
——重读鲍彤先生“两次谈话”所想到的
晓明
——重读鲍彤先生“两次谈话”所想到的
晓明
引言
历史是自然界演变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真实纪录，正视历史，人们可以通过研究它从而总结出规律性和经验教训以指导未来，而不能随意篡 改 它。同样，一个人、一个政党他所走过的道路，也会在人世间留下他的足迹，是历史的客观存在，载入史册不可能更改的。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诞 生以来，已经走过91年的历史了，它是怎么产生的，之后它做了什么，有过什么发展和变化，特别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什么——这些等等许多 的问 题，都是值得当今的人们认真回忆和总结探讨的。
2011年7月号的香港《动向》杂志刊载了该刊记者采访鮑彤先生一篇谈话文章《谈中国共产党》；此后10月份鲍彤先生又就“张木生先 生遵 朋友之命发表的讲话”而发出了关于政局的谈话《谈回到民主主义及其他》。这是两篇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局”的重要谈话，对中国共产党 过往历史的总结，对中国现实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中国未来的走向，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总结和远见卓识地展望，是难得一见的好文章。 现在 重读这两篇谈话文章，真乃使人发聋振聩，从中获益匪浅，并深受啓迪，感悟良多。谈话中所涉及的诸多问题是令人深思的，现在就让我们顺着鲍彤先 生的这两次谈话精神，来对共产党和它的主义之在中国的诸多问题作一番透视，从中总结和反思这些历史，这对国人来说定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大 事。
一、鲍彤先生两次谈话之主要论点
在《谈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概括起来它的主要之点是：
1、中共是一个为权力斗争的党
这是鲍先生谈话的第一个问题。鲍先生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毛泽东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说过的话。说明中共 是从 俄国进口的，那时的中国具有接受的土埌。从那时起马克思主义就被毛泽东神化了，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救苦救难的希望。
对于马克思主义，当时的中国人并沒有因此而如饥如渴，个个雀跃，人人激动。一般头脑清醒、行为持重的人，相当准确地称马克思主义为 “过激 主义”，敬而远之。马克思主义只对一些愤怒的年轻人有些吸引力，他们是少数勇敢分子，初次见面，就认为这是当代欧洲最革命最科学的思潮，不惜 孤注一掷，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主义”上面。至于对那些有野心的政客来说，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又一块时髦的招牌罢了。
毛泽东喜欢把马克思主义挂在嘴上。其实，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能打动毛的只有一条：“造反有理”。——但“造反有理”这个东西，说穿 了， 是中国的土产，《水浒传》里的好汉管它呌“替天行道”。
毛泽东总喜欢把自己喜欢的东西一古脑儿称为“马克思主义“，仿佛自己就是“马克思转世”！他自己实践了一辈子的公式：“武装夺取政 权，战 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普遍地对的，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其实同样不必劳十月革命之驾，千里迢迢送过来，因为它 与其说是德国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不如说是中国军阀主义的原则。从袁世凯到张勋，上溯到项羽、刘邦，问鼎逐鹿，成王败冦，这种东西，怎么是 列宁 送到中国的？毛泽东嘴里的“马克思主义”大抵如此。
我不知道毛泽东到底读过几夲马克思的书。反正给他印象最深的，无非就是造反啊、武装夺取政权啊之类。其它的东西，大概未必看，未必 懂，未 必喜欢。连毛泽东也不懂的马克思主义，怎么可能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产生作用？我看中共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党，它是一个为权力而斗争的党。没 有政权时，它最大的欲望是造反，不择手段，夺取权力；有了政权以后，它最大的欲望是维稳，不择手段，保住权力。毛泽东在“与人奋斗”之 中，所 以能夠屡屡得手，靠的不是马克思。
2、日本侵略者是中共的大救星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是靠什么上台的？鲍彤先生说：一是靠日本侵略，二是靠国民党不争气，三是靠不择手段的纵横捭阖——这东西并不神 秘，翻 开通俗演义《东周列国志》之类，就有许多“超限”的战略战术。对毛泽东，勾心斗角比马克思的书实用得多。
党史把秋收起义、井冈山、中央苏区、长征神化了。其实那是从失败到失败的记录，沒有多少值得载入史册的范例。——继续失败，只好长 征。打 土豪分田地的失败是必然的，跟梁山泊的必然失败一样。所以连毛泽东门下最忠诚最精明的林彪，也惶惶不知所措，内心深处充满了疑虑：“红旗能打 多久？！”毛泽东自己也不知道，只能说些不着边际的大话套话，搪塞了事。
毛泽东的第一个大救星不是别人，而是日本侵略者！如果日本不入侵，非法的山大王就永远走不出梁山泊，永远变不成合法的抗日军，只好逃 来逃 去当“流冦”。——所以毛泽东一见日本客人，就由衷地连连道谢。这不是笑话，不是客套，这是毛泽东的真心话。毛心里最清楚，中华民族抗日战争 最大的嬴家是自己。日本输了，投降了。国民党阵亡了几百位将军，大伤元气，精疲力竭。共产党只牺牲了左权和彭雪枫两位，不到国民党的百分 之 一。毛泽东说，蒋介石先是坐在峨眉山上观战，最后抢下山来摘桃子。毛泽东是信口开河，撒谎。——十足是个政客。
问题是国民党自己不争气。蒋介石挑了抗日的重担，但是解决不了自己的腐败问题。——蒋介石治国无方，纵容下属腐败，加以滥发钞票，， 物价 飞涨，失掉了民心。其实，当时国民党的腐败，和今天共产党的腐败相比，小巫见大巫，差远了。
抗战结束，各种政治势力都出来发表自己的主张，显示自己的力量，群雄纷纷上台。毛泽东乘机统战，打出願意继承孙中山衣钵，做出学习林 肯和 罗斯福的民主姿态，终于通吃一切，当了大救星。所有这些，基本上都和马克思主义无关，功耶罪耶，都不必挂到马克思账上。
毛泽东这个政客，沒有道德，食言而肥。白纸黑字的诺言，给中国以民主，给农民以土地，给知识分子以自由，让民族资本家发展，好话说 尽，一 条也沒有兑现。最后的结果，中国得到的是独裁，农民分到的耕地得而复失，知识分子得到的是不准开口，民族资本家被消灭，代之而起的是权贵暴发 户一个个白手起家。
3、毛泽东翻云覆雨害苦了农民
鲍先生说，土改起了欺骗作用，欺骗了农民。对农民是个骗局，农民得到的是零，被共产党耍了。但对共产党，起了天大的作用。第一，骗得 了农 民的拥护，从而打败了蒋介石，夺到了统治权。第二，通过斗地主，在全国范围內显示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党的威风。第三，通过农民这个中介，顺 顺当当，把全国的土地，第一步转化给农民，第二步转化给政府，从此归各级党委和大大小小干部支配。当时就是如此，随着地价飞涨，土地越来 越成 为有权有势的人的摇钱树。所以闹到现在，围绕着城乡土地和房产的抢夺和反掠夺、侵权和维权，中国出现了无数惨绝人寰可歌可泣旳的群体事件。只 要中国农民的耕者有其田的要求不解决，中国整个社会就势必继续动荡下去，不可能稳定。
毛泽东不是农民的大救星，而是农民的大灾难。——毛泽东野心包天，非要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不可。于是，大跃进，于是，饿死了几千 万农 民！于是，就有杀刘少奇等反对派以灭口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口号自始至终没有变化过：“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中国就是这样 被毛泽东沦为人间地狱的
共产党的这些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别人要丑化它，是毛泽东自己丑化了自己。——大概是1980年前后吧，有一位美国科学家访问北 京，这 位老先生是华裔，邓小平一见他，第一句话就是：啊讶老先生，我们党对不起老百姓啊，我们犯了罪啊！邓小平说得对。你想，共产党饿死了几千万农 民，能对得起老百姓？你能昧着良心说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你能说邓小平丑化了共产党？邓小平当时还有良心，至于他调集几十万国防军向老百 姓开 枪，那是后来的事。
4、胡锦涛远不如刘少奇、杨尚昆
鲍彤先生说，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九十年的重要讲话里，严严密密回避了这两件大事，好像共产党沒有饿死过农民，沒有杀过老百姓。他沒有 勇气 正视现实，因此就沒有勇气正视历史。他远不如刘少奇、杨尚昆。刘少奇有勇气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杨尚昆有勇气承认：天安门事件 “是我们党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胡锦涛不敢，甚至在时过境迁几十年之后，他还不敢正视历史。
在九十周年大会上，他把中共的全部历史概括为“做了三件大事”，并由此推出结论：“历史和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他列举的事实基本上是 站不 住脚的，因为中国根本沒有完成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根本不存在什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人民未必是福。根 据宪法，中国只有五年一次的选举是法定的；所谓“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沒有法律依据，不足为训。
这种味同嚼蜡的讲话，照例都是“写作班子”拼湊出来，经过机械的程序通过，最后照本宣科，用以应时应景的，不一定代表得了有血有肉的 总书 记。不过，这篇讲话，起草得实在太槽糕，水平太低，不像话。
5、对中共要打破两个迷信
中共1949年以前的历史，只对共产党掌权不掌权有意义，对老百姓不见得有多大意义。曾经有人说，“建国有功。”这是一种不加分析的 迷 信。首先必须分析，这个“国”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然后再下结论。所以，不必急于给1949年评功摆好，称它为“解放”。如果她真的给人民带 来了“解放”，当然值得我们热烈庆祝；如果她只给统治者带来了权力，老百姓就完全沒有必要跟着兴奋。
经常有人条件反射地说，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不符合历史。据我所知，中国人民站起来，是在1945年。当时，联合国成 立， 中华民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是宋子文，董必武是代表团的一位成员。当时列強对华的不平等条约几乎全部废除，唯有苏联例外。毛泽 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肯定不是“站起来了”的标志。周恩来和莫洛托夫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有苏联管理中东路和它在新疆有 采矿 的条款，肯定是新的不平等条约。所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国人民站起来是在1945年，而不是1949年，至于1949年和1950年， 那是蒋委员长领导我们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毛主席又领导我们重新跪下去了。——请不要忘记，毛泽东自己本来也髙呼过“蒋委员长万岁”，后 来他 也同意把苏联称为“社会帝国主义”！
6、对中共九十年的概括
我沒有资料更沒有能力概括它的內在的本质，我只能归纳一些近在眼前的现象。我想简单说这么三点：
A、中共的历史，是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的历史。它的核心利益，是把统治国家支配一切的权力永远掌握在本党手里，正如2011年6月30日 庆祝 大会的主题歌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的政治伦理：“打天下，坐江山，打天下，坐江山——”谁打过天下，谁的子孙、親友、关系户，就应该像八旗子弟 享受战利品一样，世世代代坐江山；反之，凡是沒有打过天下的中国人，都有原罪，必须被别人坐江山。
B、中共的路线，是辩证法的路线，否定之否定：合作，内战，再合作，再内战；把土地给农民，再夺走农民的土地；把人民的财产充公，再化国 有为 官有；制造冤假错案，在一定条件下平反，然后再斗争，再制造冤假错案，乐此不疲，不由自己，折腾来，再折腾去——
C、不断的斗争再斗争，斗死了几千万人，饿死了几千万人，打造出一种在本党领导下的举国体制，呌做“中国模式”。这种模式是凶是吉，国内 外大 家正在评价，也许不要太久，能夠大体上达成共识。
7、一呼百应，无人负责的举国体制
要讲中国的经济起飞，四小龙比大陆早，比大陆快，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普遍地而且远远地好过于大陆。如果把 大陆 起飞归功于中共，那么四小龙的起飞，应该早已证明他们的领导远远好过于中国共产党。
评价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能忘记三个因素：第一，不要忘记中国的劳动力数量遥遥领先，是全球的绝对冠军。第二，不要忘记毛 泽东 的大破坏。只是由于劳动者和经営者部分地挣脱了毛泽东的枷锁，中国经济才得以发展到今天的规模。第三，不要忘记“中国模式”不仅能夠集中力量 办好事，也非常善于集中力量办坏事。在这里，别的我不再说了。它已经永远糟蹋了三峡，我不知道下一个受难的对象将是哪里。对这种心想事 成，轻 举妄动，一呼百应，无人负责，“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模式”，我非常恐惧，不敢不担忧。
我认为，向领导人施加压力是公民不可推诿的天职，歌功颂德无异于引诱他们堕落。一切领导人，只有在压力下，才能不懈怠，才能不腐败， 才能 有动力，才能有进步。如果连这样的常识也不懂，不宜于担当重任。
在另一篇《关于政局的谈话》中，其主要之点可以归结为：
1、十八大前某些政要的竞选纲领亮相是一个好的开端
在成都的一个座谈会上，张木生先生有一篇讲话，他声明这篇讲话是遵朋友之命而讲的。他的朋友中间，大概有刘上将。但又表明这不代表五 代领 导的意见，这是他的慎重之处，以免发生“代表习李”的误解。他所讲的，可能接近于刘的竞选纲领，就好比“唱红，打黑，分蛋糕”属于薄，“开 放，把蛋糕做大，几个月内不进行新闻检查”属于汪一样。各位政要在十八大前亮相，实际上起着竞选的作用。
看来，十八大換届有了一种政见上的竞赛。毛泽东正位以来，中共不准党员独立发表政见，那呌“非组织活动”，是犯忌的。十八大换屆前， 有三 位政治家鲜明地发表了自己的主张，这就是新气象了，就重要了。我认为，能夠有竞赛，有各种政见发表出来，是好事情。
这些讲话到底是准备实施的纲领，还是吸引一下人们眼球的姿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本来也是纲领，一度还经全国政协郑重其事通过，成为 《共 同纲领》，可是后来，毛一挥手，拿出“总路线”，取而代之，就把它撕毁了，废掉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本来就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一方面认同 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另一方面又坚持领导权必须属于共产党。后者和前者怎么兼容？
张木生现在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是什么意思呢？有可能是要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拉开距离。——张木生讲到党内派系合法化。的 桷，共 产党员也是公民，共产党内也应该有言论自由。“党内有派”，本来就是国际惯例，是文明社会的常识。
新内容中也包括司法独立，这很好。当然，张也同时提了坚持共产党领导。我想，所谓“共产党领导”，应该是“依法治国”的同义语，应该 决不 是玩弄权力枉法舞弊的同义语。既然司法独立，既然共产党坚持依法治国，各级党委就不应该在幕前或幕后、公开或秘密地干预审案子，干预抓人，干 预判刑
新民主主义可能是个公约数，具有内部矛盾的公约数。说比不说好，改比不改好，能夠主动说，主动改，就是了不起。
2、对新民主主义应怎么看
新民主主义是个很复杂的概念，毛泽东当年提出新民主主义，起了两个作用。一个是正面的、积极的作用。你看，毛居然跟斯大林拉开了距 离，居 然跟“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拉开了距离，居然願意搞新民主主义而不去搞社会主义。毛还给了人们这样一个印象：新民主主义就是罗斯福， 就是林肯，就是孙中山，换言之，就是民主主义，只不过蒋介石不做，共产党当仁不让，挺身而出，所以就“新”起来了。当毛泽东在这个限度以 內讲 新民主主义的时候，它曾经起了正面的、鼓舞人心的、很大的历史作用。但是历史最后又证明，新民主主义在毛泽东手里，是假冒伪劣的赝品，是他纵 横捭阖，建立反蒋统一战线的口号。毛1949年把统治权夺到了，1953年脸就变了。他在1952年底1953年初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 渡” 的总路线，親手把新民主主义否定了。否定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是中国的灾难。因此新民主主义有负面的作用，它在毛泽东手里是一张空头支 票，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胡绩伟同志把新民主主义重新提出来，要求中国共产党兑现这张空头支票，这是合情合理，有根有据的，谁欠债，谁 就应 该还债。
二十多年前，在组织起草十三大报告的时候，我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沒有用“新民主主义”的概念。这是为了使文件易于通 过，这 是沒有办法的办法。现在张木生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说明现在人们的思想比那个时候更活跃，说明张木生先生比我勇敢。
——我讲初级阶段，脑子里就是以新民主主义为蓝本，就是从中国社会性质出发，来考虑我们的社会政策。——尽管共产党的纲领上写的是 “社会 主义”、“共产主义”，但是在实践中，这些东西不仅无用而且有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特别写了“至少”需要上百年，“至多”多少年 呢？至少加上儿子代、孙子代——谁也别再去做社会主义梦。
“回到民主主义”，这就是中国的必须。无民主则死气沉沉，有民主则生气勃勃。中国在生病，很危险，应该靠民主主义起死回生。
——在毛手里，社会主义是一把刀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毛泽东翻脸不认人，不管你是党外的章伯钧储安平，还是党内的刘少奇彭德怀习 仲 勋。毛在中国，有权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尽管斗死饿死了几千万人，至今毛还供奉在宪法中，盘踞在国门上，象征着中国特色的四个坚持。这就是中 国的是非，中国的伦理，中国的现行制度。这就是腐败。制度如此腐败，老百姓怎么活？这种制度，不改行吗？
社会主义是什么？——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其实是斯大林联共党史的某些章节，加上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时而提出生产力 发 达，时而提到贫富差别小，又说“不争论姓社姓资”，又说“什么是社会主义，谁说得清楚！”从这可见“邓小平理论”水平之一般。邓小平在跟全体 中国人做游戏，一方面承认社会主义是说不清楚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拿出坦克车冲锋枪来捍卫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社会主义”。作为邓小平 理论 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如此这般，只因为中国臣民有禁止和皇帝争论辩驳的传统，所以，“邓小平理论”至今尚能保持冠冕堂皇的体 面。
3、我主张和平改良
鲍彤先生主张和平改良，反对革命。他说：我坐牢的时候，他们说我“反革命”，所谓“罪证”，是捏造的，但帽子倒是戴得很对。——本 来，革 命观点和反革命观点都不是罪，文明社会里不应该有思想罪。但是，在唯我独尊的革命领袖眼里，当然容不得异已：领袖昨天要造反，就宣布反革命思 想有罪；领袖今天要维稳了，就立马倒过来，革命变成有罪了。反正翻云覆雨，有罪无罪，都取决于领袖的心情和胃口。
我为什么现在反对革命呢？因为中国两千多年以来没有一次革命是成功的。据说朱元璋革命成功了，但是朱元璋成功，不等于农民成功，只不 过明 太祖成了总地主而已。还有谁成功呢？刘邦、项羽不是农民，真正的农民是陈胜、吴广，陈胜、吴广失败了，刘邦成功不等于农民成功。隋末呢？瓦岗 寨成功了吗？没有；谁成功了呢？李世民的爸爸李渊成功了，军阀成功了。太平天国占了半个中国，只能算半个成功，但洪秀全个人完全成功，他 腐败 成功了，这位革命领袖的腐败，超过了皇帝。中国革命，只成功过两次，除了朱元璋，就是毛泽东。毛成了国家主席，但耕者没有得到土地。毛依靠农 民打倒了大大小小的老地主，使国家成为总地主，使国有土地成为摇钱树，谁有权有势谁就来支配土地，发土地财。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 旧社 会的资本家，新社会的权贵又成为新的资本家。革命成功了吗？没有。革命呌全民替它付出代价，结果是以暴易暴，对劳苦大众有什么好处？代价惨 重，好处没有，我为什么不反对革命？
——识时务的政治家应该懂得，把民众逼上梁山的制度，好比活火山，坐在上面是永世不得安宁的。主动改，真改，既不会激起暴力，也避免 了权 力真空。老百姓是善良的，願意给你主动改的机会。但是如果不抓住和平改革的机会，革命说不定真的就会来了，谁也左右不了，不依人的意志为转 移。
和平改良拒绝暴力，但不拒绝压力，而且需要压力。向统治者施加压力是绝对少不得的。没有压力，舒舒服服，何必改革？——官员把老百姓 逼上 梁山，是死路，是悲剧，对谁都不利。但是还有另外一条路，活路，正路，这就是老百姓把领导人逼上和平改革！这条路，台湾走通了。台湾老百姓用 压力帮助了蒋经国，把他和他的同道们逼成一群伟大的历史人物。大陆人也应该用压力，帮助逼出一群大政治家来。
4、中国到底怎么办
回答可以非常简单。海峡彼岸有成熟的丰富的转型经验，代价小，效果好，值得此岸受用不尽。我主张以台湾为师，以台塆人把蒋经国逼成伟 人为 师，以蒋经国为师，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开放党禁和报禁，打开总闸门，活水所到之处，一切该活，好整以暇，从容不迫，水到渠成，有条不紊，用 不着害怕什么暴民政治无政府主义，也用不着去支付这筆学费那个代价了。
二、对鲍彤先生两次讲话的认同与赞赏
凡是看过鲍先生上述两次谈话的人，对他的讲话精神一定会有所了解和认识，在思想上也必定会有所触动；不管你对这些东西是赞成还是反 对，也 一定会在自己的头脑中得出相应的结论。
鲍彤先生原是中共第13屆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赵紫阳的政治秘书，1989年因“六四”事件而被撤职， 其后 被捕入狱；1992年7月，被以“洩露国家机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两项罪名判处有期徒刑7年，1996年刑满释放，此后多生活在软禁之 中。
对于这样一个原来的共产党髙官，一个从共产党营垒中走出来的历史老人，他对共产党和它的主义之在中国定是有透切地了解和深刻认识的， 也是 一般人所远远不及的；既使有了解和认识共产党历史的人，也未必能有如鲍先生那样的敢言，并且言之清楚明快，透彻深刻，故而鲍先生之所言更是十 分难能可贵的。
对鲍先生两次谈话的主要精神，都令筆者十分赞同。筆者所接触到的许多人，不论是老年的亦或是一些中青年人，每每谈到这些问题时，他们 大都 表示出赞同；即或有些人对一些问题表现出不理解或是质疑，也认为在一个文明社会中要允许有不同思想观点之存在，对不同的意见只能通过共同探讨 来解决，而绝不能给人家定思想罪而予以打压。可见当今人们的思想认识是远远不同于毛时代了。
对于鲍先生的这两次谈话，筆者用16个字把它简要地概括为：正视历史，言简意赅；针砭时弊，一语中的。确是两次令人折服的善意忠言， 显示 了他的执着爱国之热情。
同那些从延安一路走过来的革命老人，和一些老学者、老教授、老作家、老律师一样，这些人都怀着一颗救党爱国之心著书立说，写回忆文 章，还 原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真实历史；也写针砭时弊的文章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如已故的李慎之、谢韬、胡绩伟先生，尚健在的李锐、何方、、茅于轼、辛子 陵、铁流、张思之、箫铎洁、杜光——等等一大批老人；更有那些许许多多的中、青年学者们，如张博树、徐友漁、焦国标、贺卫方、袁腾飞—— 等等 一大批人，他们都是一批走在时代前面的人，是中华民族的知识精英。鲍彤先生正是这样一批先知先觉者中的一员，他与其它的许多先知先觉者们一 样，把他的思想和文章，他的逆耳之言向执政者坦诚进言，也是献给国人一份厚礼，使国人大开眼界，茅塞顿开，成了国人心中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何 方的《党史筆记》，箫铎洁的《翻云覆雨毛泽东》，近来出版的叔平先生的《秋望三部曲》——等等许多书籍，和鲍彤先生的讲话文章一样，都是一些 很好的书籍和文章，这些书籍和文章真使人有如拨开迷雾看清了事物的本质，使人精神振奋，颇受教益。只可惜这些书都不能在大陆出版，许多人 不能 看到，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亊。过去那些御用学者们写的党史和传记之类的书籍，那都是误导人的，可以说都是一堆废纸。
对于鲍彤先生的两次忠言，筆者是反覆多次的阅读，总会爱不释手。越是深入细读，就会愈感它的精华所在和对它由衷的推服。但願更多的中 国人 能读到鲍彤先生和其他许多先知先觉者们的书籍和文章，那绝对会是使人受益匪浅的。
三、筆者的若干补充意见
读了鲍彤先生的这两次谈话，除了认同和赞赏外，在筆者的头脑中也总会引发诸多联想，在此也总想说些自己的若干补充意见，以此与关心国 事的 朋友们共同商榷。
1、共产党在中国的诞生及给世人留下的思考
中共的党史书上说，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7月1日诞生的。其实早在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策划下就建立了临时的中共中央，那 是由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尼柯尓斯基和马林到中国指导成立的，领导南、北几个共产主义小组在开展活动。到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各共产主 义小组才派出13名代表在上海开会（即共产党的“一大”），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曾经受陈独秀委派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在他的回忆中说，中共是共产国际派人来成立的，与中国工人阶级毫无关系。因为当时中国工人阶 级的 力量并不強大，也无建党願望和要求；而当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強大，也并沒有急于成立共产党。共产国际派来的尼柯尔斯基当年只有23 岁，马林是荷兰人，当年是38岁。由这样的一个外国小青年和一个中青年人来操纵成立中共，而且参加一大的13人中沒有一个是工人代表，都 是记 者，学生，教师，代表全国大约57个同类职业的人，全是当年激进的知识分子，能与中国工人阶级有关吗？
马林带来了活动经费，发给每名代表一百元现大洋，会议结束后回去时再发50元。这150元在当时来说已是一筆不非的数目了，毛泽东拿 到这 些钱，会后即赶去南京游览，与早迁居到南京的陶斯咏重叙旧情。就是这些钱，它可是收买了中共一大代表的良心和灵魂。
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标明要“联合第三国际”，每月向第三国际呈送报吿一份。自中共成立后，一直有它的代表常驻苏联听从共产国际的指 挥； 共产国际也一直派有代表常驻中共党内，直接出谋划策参与指挥。这充分说明实际上中共从一开始就是由外国人操控的，可以说是苏共在中国产下的 “怪胎”，是一个“儿子党”。正是这个党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起，直到60年代初，在神州大地演出了一幕幕的人间悲剧。从60年代开 始，这 个儿子党才造老子党的反，大喊“批修”，“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这是毛泽东为了争当国际共运领袖而与“老子党”吵翻后才出现的事。
共产党当年在中国的产生，到底是历史的必然还是一场历史的误会，这在共产党当年的组织者、领导者们的回忆或谈话中早已有了结论。如共 产党 的缔造者陈独秀先生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就明确地指出，中共的成立是“历史的误会”。当时的历史情况是：中国是患“贫”而不是患“不均”，中国 无产“可共“。他认为列宁的十月革命是走在了历史的前面，背离了历史的轨道。另一位参加过中共一大的代表周佛海也说：几个年轻的学生，会 闹出 这样的大乱子，二十年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村庄，损失了多少元气，都是几个学生种下的祸根。
再有一位曾经是共产党最髙领导人的瞿秋白，他在红军退出苏区后受伤被俘，在被国民党处死之前也写出了《多余的话》，坦诚自己参加共产 党是 误入歧途，是历史的误会。他最终认识到：共产主义，“它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以及参加过中共一大的代表，不管他们后来的个人结局如何，在他们生前能对自己过去的行为做一个如实的交 代， 这总还算是好的，比那些死不改悔的顽固派要好的多。
中共成立前后的史料许多人（特别是当今的青年人）也许并不知道；如果能夠重温这些史料，透过这些，我们定可看清许多问题，定会有许多 的质 疑与思考。认真总结和反思这些，对当今的中国人都是非常必要的。
2、共产主义是不可行的
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诞生，它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一个党纲，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进行暴力 共产 革命。在其后的时间里，除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有过工人武装暴力起义建立过两个月的“巴黎公社“的政权外，从未曾有过其它暴力共产革 命胜利的实践。当今的历史研究表明，马克思早就是一个基督徒，其后又加入了魔鬼撒旦教，与撒旦教签了契约。他大行魔鬼所为之事，诅咒全人 类下 地狱，包括工人和那些为共产主义而战的人。他自己从来也未曾承认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称他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是“汚秽之 书”，称无产阶级为“蠢蛋，恶棍及屁股”。如此的“马克思主义”能有丝毫的革命意义么？可以坦言地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实际上是赤裸 裸的 反人类宣言。
对这样的一部“宣言”，到了1895年，恩格斯在他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就作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 放弃 了“宣言”中鼓吹的暴力共产革命，主张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列宁、斯大林后来修正了恩格斯的主张，自己搞起了暴力共产 革命，在俄国夺得了政权，此一事件影响到了二十世纪的整个世界，成了世界性的大灾难。除俄国以外，整个东欧，阿尓巴尼亚，南斯拉夫，古 巴，朝 鲜，蒙古，越南，尤其是在中国和柬埔寨，所造成的灾难那都是史无前例的。
在中国，毛泽东是紧步列宁、斯大林的后尘，疯狂地进行暴力共产革命。他表面上打着“共产主义”和“为穷人翻身解放”的旗号进行暴力革 命， 实际上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造反的现代版。毛泽东其实就是一个农民造反者，打天下，坐江山，当皇帝，与历代是毫无二样的。毛常说：“阶级斗争， 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的 中心 任务和最髙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权！权！权！”在毛泽东的眼中除 了“权”还能有什么呢？这是一系列的歪理邪说，足以说明了他的农民造反者本性，为他的夺江山，登基当皇帝才是他的真正目的，“为人民翻身 解 放”那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事。
中共成立之初，那时的苏共为了搞革命的输出，为了颠覆当时的北京政府，曾试探过不同的中国军阀，但所找的人都坚持要苏俄军队撤出外 蒙；只 有孙中山不要求撤军，作为交换，孙要苏俄帮助他建立军队。为此苏共在1923年初做出决定，全力支持孙中山的国民党，并指派中共人员加入国民 党，希望用中共从国民党内部来左右孙中山，并派出顾问和在经济上、物资上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促成了国、共两党的联合。但由于共产 革命 与民主革命是水火不相容的，当北伐军在前线扫荡军阀节节胜利之时，共产党却在后方打土豪分田地，杀人抢劫，从根本上破坏了国共两党的联合。
国共两党的联合遭到破坏后，共产党人为了夺取政权而举行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如秋收起义，南昌起义，黄冈起义，百色起义——等等， 使国 家和人民不得安宁，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当这些起义都先后失败后，他们被迫躲进了井冈山，成了《水浒传》中一样的山大王，并且建立了所谓的 “苏维埃共和国”——一个隶属于苏俄共产党领导的“国中之国”，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次真正分裂。那时的中国虽然有地方军阀割据，但公 开打 出“国号”进行分裂是任何势力強大的军阀所不能为、也是不敢为的。
自此时起的中共，他在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令人质疑，令人匪夷所思的。因为自此时起，一幕幕的历史悲剧在神州大地不断上演，害苦了中 国人 民。历史已经证明，共产主义这一套不论在外国、在中国一概都是不可行的，都是误国害民的歪理邪说。
3、中东路事件暴露出的卖国本性
1929年7月，国民政府与东北地方政府为收回中东铁路主权，派军队以武力接管中东路，同苏军发生了一场震动中国乃至世界的武装冲 突，双 方动用的一线兵力超过20万，成为中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冲突。
这本是一场中国人民保卫国土，行使主权的正义行动，但那时的中共中央却就此事紧急发表宣言，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号召全国劳苦群众 举行 示威，抗议帝国主义及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对苏联的进攻。声言“苏联的胜利，也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苏联的失败，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失败！”这是一 副什么样的嘴脸那是一目了然的！
4、“国中之国”的种种丑行与暴行：
1928年底东北易帜，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统一了中国。这本是中国人民走上宪政民主道路、和平建国的极好机会；但由于一些地方军阀仍 在争 权夺利，共产党也在趁机搞武装起义夺权，使全国仍处在内乱之中，如蒋、冯、阎的中原大战，蒋桂战争，以及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的战争，都是内战的 继续，使国无宁日，人民生灵涂炭。但，到了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侵占东北后，蒋介石犮出了“团结国内，共赴国难”的声明， 国民 政府于9月20日作出“剿共计划，悉予停缓”的决定，停止了对中共的第三次围剿，调走了部队，号召全国搞“民主统一战线，一致对外”。而此时 的中共则于9月30日发表声明回绝，声称“任何外面传的朱、毛願意一致对外的说法都是可笑到万分的谣言”。中共那时的口号是“打倒国民 党”， 而对日本仅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党的中心任务是“武装保卫苏联”，并趁机于11月7日十月革命14周年这天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定瑞金为首都，斯大林指定毛泽东为这个“共和国的主席”。
这个“国中之国”的成立，在江西、福建两省交界的十五个县范围内，成了中共控制的所谓中央苏区。为着要维持政权，近30万的红军队伍 需要 吃饭，打仗需要军事物资，这些从哪里来呢？除了向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队抢夺外，就是向所在地区有钱的人家打家劫舍，杀人放火，鼓动农民向这些 富人烧杀抢夺；当国民党军队打回来时，被赶跑了的富人也组织还乡团打回来，大肆残杀抢夺过他们财产的农民。这种农民与还乡团之间的互相残 杀， 使这些地区尸横遍野，满目凄凉，这是谁造成的罪过呢？
在苏区里，不但地方官员和有钱的人家惨遭抢劫杀害，就是老百姓也不会有好日子过，因为他们就是苏区金钱、粮食、劳役、士兵的来源。为 了打 仗，为了维持政权，中共用各种名目榨取农民，征粮，征兵，服劳役，逼农民买“革命战争公债”，使许多家庭破产，有的甚至惨遭杀害，或者被逼死 心踏地的去当红军，都是那时常有的事。如红军军官龚楚在他的回忆中说，他親眼见到一姓龚的家庭妇女，知道是同宗，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 他救 他们的命。老太太哭着说，“我家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被 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的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 仍被 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枪杀。现在还逼我们交五百大洋，否则我们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 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吧！”
龚楚答应替他们想办法，但最终什么也没有做。他明白帮忙反会害了他们，曾有个医生因为交不起捐款求他，他转告了当地政府，但十多天 后，那 医生被杀了，药店也被沒收了，他家的寡妇孤儿流为乞丐了。正是这一系列的悲剧，促使龚楚逃离了红军。
龚楚于1954年在香港出版了回忆录。毛泽东死后，杨尚昆作为瑞金时代的见证人，在小范围内承认这部回忆录的真实性。
不但抢劫和屠杀有钱的人家，逼迫老百姓，连红军内部也互相残杀，所谓“肃反”、打“AB团”就是最典型的残杀事件。那时的毛泽东为了 独览 大权，对他不信任的人采取了排挤、打击乃致陷害等等卑劣的手段。连原来同意接纳他上井冈山的救命恩人王佐、袁文才都被他杀掉，一些家庭出身不 好的红军官兵，投奔到红军中的国民党军官兵，或者是对毛有意见、非毛親信、毛不信任的一些人，毛就以“肃反”、“肃清AB团”之名而予以 杀 害。以“革命”的名义杀人，“为了权力”而杀人，在中共党内毛泽东就是始作俑者。
所谓“肃反”、打“AB团”，弄得红军内部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在打“AB团”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审讯时其手段 之残 忍要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据史料记载，对被疑为“AB团”者，大搞“逼、供、信”的一套，有用铁钉将手钉在桌上，有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坐 轿子、坐飞机、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捅肛门——等等，计有一百二十多种刑法。有一祌想像丰富的刑法呌山人弹琴， 即用 铁丝从睾丸穿过，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后用手拨拉，像弹琴一样。剖腹剜心更是常见的残杀手段。。
数万人就这样死去，仅红军就有一万多人死去，是所有毛泽东管辖下红军的四分之一，这是中共党内的第一次大清洗，远远早如斯大林的大清 洗。。连同那些被杀害的国民党地方官员、有钱的人家，被杀的老百姓，以及还乡团与农民之间的互相残杀，死亡的人数应是数以百万计。在中央 苏区 的十五个县內，从1931到1935的四年中，减少的人口几乎占到了总人口的20%。这场屠杀今天还被重重遮掩，毛泽东的直接责任与动机，他 的残忍还是禁区，这是必须要打破的。
5、所谓的“长征”是不值得为之一直歌颂的
1933年9月至1934年，在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战败，被迫撤离苏区。
在撤离之前，1934年7月，先组织一支六千人的队伍往福健、浙江方面，美名其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实际上是为了调开敌人的幌 子， 以便大部队往西流窜逃跑。用李德的话说：当时“没有人梦想去北上抗日”，这支队伍几个月后就全军覆沒了。
出发前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全盘审查干部，把“不可靠的、动摇的”统统处决。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周恩来，数千人在他手下命丧黄泉。死者中不 少是 国民党军俘虏，在红军军事学校任教员。刑场设在封闭的山谷里，行刑人用大刀把头砍掉，然后把尸体踢进事先挖好的大坑里，有的让将死者自己挖 坑，然后活埋。
执行者是政治保卫局的人员，他们中有的人也成了牺牲品，如军委的警卫负责人杨世坤即是其一。
1934年10月，八万中央红军开始撤离苏区，林彪的一军团在左翼，彭德怀的三军团在右翼，中间是五千人的中央机关。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红军都顺利地过了四道封锁线。在第一道封锁线那是粤军防守，粤军首领陈济棠是蒋介石过去的仇敌，曾跟红军作过 钨矿 的生意，跟红军谈判好了让路给红军通过。蒋介石早知粤军会网开一面，也并不去管。
第二、第三道封锁线红军与这些地方军阀早商谈好，只是借道路过，并无占据地盘之意，照样无战事得以顺利通过。
过第四道封锁线时，是桂军防守，本来也是有意放过的，因蒋的中央军追来了，在湘江打了一仗，红军遭到了重大损失。但它的约四万红军主 力还 是顺利渡过了湘江而进入贵州。
其实这都是蒋介石有意放红军入西南三省，让共军进去，目的之一是威胁这些地方军阀，另外就是蒋的中央军也能明正言顺地进入这些地区以 便加 強对地方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蒋介石对苏联作出的姿态，希望与苏联改善关系，共同对付日本。还有一点，他要苏联释放在苏作人质九年的儿子蒋经 国，故而才作出放红军顺利逃跑的计划。
1934年12月中，红军被追赶进入贵州，蒋的中央军也于12月29日进驻贵州。蒋介石的本意是放开一条路让红军进入四川。但，由于 此时 的中共领导层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利用手段进入了领导层，由于毛害怕进入四川与张国焘会合，使蒋介石迫使红军进入四川的计划落空。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政治局和军事领导二十多人在遵义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合力批判博古，把五次反围 剿以 来的失败都推到博古和李德身上。会议结果，博古仍然做党的第一把手，李德被撤了军权，周恩来继续作最髙军事首长。中共党史中历来称这次会议确 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领袖地位，这不是事实，是对历史的篡改。
但，这次会议使毛得以进入中央书记处，得以协助周恩来处理军事问题倒是真的。三个星期后，2月5日，张闻天取代博古当上了中共第一把 手， 毛则成了张的幕后操纵人。
遵义会议决定的方针是：北渡长江，到四川去，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协同作战，建立根据地。1935年1月19日离开遵义，22日给张国 焘发 电报，要张前来接应。
此时在毛的心中，他想到的是四川不能去，进了四川与张国焘会师，张闻天当不成一把手，他也当不成幕后操纵人。因为张国焘的资格老，中 共一 大时就是会议主席，那时的毛还很不起眼，张闻天是1925年才入党。此时张国焘在四川已有一支八万人的队伍，凭实力、资历、地位，张国焘在会 师后肯定会坐上中共第一把交椅。张国焘绝不会当毛的傀儡，而且此人同毛一样，为了权是杀人不眨眼的。故毛是千方百计阻止入川的。
此时的毛虽然无法反对入川，只能跟着走。蒋介石放开一条路走，但到了四川边境，毛开始玩弄花招，首先是坚持要红军设埋伏打击一支尾随 的川 军，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这场伏击战是毫无道理的，结果红军战败，四千红军伤亡。蒋介石调兵堵住了红军回贵州之路，毛则命令红军调过身来强 渡赤水打回贵州，前后“四渡赤水”，绕来绕去，使红军疲惫不堪，损失惨重。这都是毛泽东施展的阴谋诡计，使红军不能入川，而改进云南，红 军遭 受了重大的损失。党史上说的“毛挽救了红军”，纯属一派胡言。毛为了躲避与张国焘会合，四个月损失了约三万红军，多走了两千公里，这个历史事 实是改变不了的。
4月中旬，红军进入云南后，下一步毛说还要向东、向南，这激起了红军将领的公愤。4月25日，接到命令的林彪、彭德怀都说“应立即变 更原 定战略，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与张国焘会师”。此时的毛泽东再也拖不下去了，4月28日，红军才终于转道向四川前进，进川后，一路 顺利，是蒋介石早就放开的道路。
入川后，毛仍不願与张国焘会合，命令部队去攻会理，结果损失惨重。蒋介石看到放开的道路红军不走，又停下来，才开始了轰炸。
在此后的过泸定桥、渡大渡河时，那里根本沒有国民党守军，没有发生过战斗。现在仍在继续宣传所谓“飞夺泸定桥”和“強渡大渡河”，那 都是 虛构的、是假的，是出于宣传上的需要。1982年邓小平在对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列津斯基親口说：“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 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沒有打什么仗！”
1935年5月31日毛步行走过泸定桥，与张国焘尚有300公里距离，中间隔着大雪山。张国焘准备了大批物资来迎接中央红军，6月 25 日，张国焘纵马三天来到抚边村与毛泽东会合。7月14日，国民党要人孔祥熙拜访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临走时孔对这位大使说：蒋很想与他 儿子团聚。这是蒋介石给斯大林传递信息：我已经让你的两支红军会合了，该释放我儿子了吧！
虽然蒋介石没有要回儿子，但他放红军西去，他自己则完成了统一西南三省的目标，从此控制了西南三省，对他来说那是极大的收获。
仅就以上这些足以充分说明，所谓的红军为了“北上抗日”而进行艰难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至今为止一直是中共大力宣传的神话，以此作 为毛 的“丰功伟绩”而大力颂扬，误导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北上抗日”那是假的，在中央苏区战败后逃跑、流窜，企图到西北边境与苏共接近以便得 到援助才是真的。而在此过程中红军始终未被消灭，个中情况是复杂的，他是由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由蒋介石的中央集团、地方势力与红军自身的 因素 综合决定的。是蒋介石为了与苏联交好共同对付日本，也为了控制地方势力集团而采取的一种策略罢了。
当然，红军的广大指战员、战斗员，他们坚強勇敢，勇于克服千难万险，其精神是可佳的，是令人敬佩的。而他们受共产宣传的欺骗，为了所 谓的 “穷人翻身解放”，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而流血牺牲，是令人同情，也令人十分可怜的。因为他们在流窜逃跑中吃的苦头太多了，行军打仗，缺吃 少穿，随时都可能死去，死的人是太多了。而干部休养连里那些年老的中共髙干、以及受伤的、生病的，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髙干，被人抬着走，没 有一 个人死的，中央领导没有一个人死的，那怕受重伤的也沒有一个人死；相反，比他年轻得多的担架夫、护士、警卫员，在逃跑中累死的比比皆是。他们 为之奋斗的目的至死都未曾达到，他们所付出的一切其实都是被欺骗利用了，是不值得的。对“长征”和毛泽东的歌颂是应该彻底打破了。
6、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丑行种种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后，又经过艰苦的行军与作战，最终到达了西北地区，与西北当地红军会师，1935年10月18日，毛 泽东 踏上了陕北红区的土地。此时毛的中央红军仅剩万余人，然而此时的毛泽东又施展阴谋诡计，不但排挤打压张国焘，也打压西北红军和它的领导人刘志 丹、习仲勋等人，刘志丹后来死的不明白，习仲勋差一点就被活埋了，他们的部下干部和战士许多人在“肃反“中被处死。同上井冈山时的情形一 样， 毛反客为主，终于成了这块红色区域的土皇帝，借助刘志丹的威望来统治陕北。
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的目标除了生存就是打通苏联，以取得援助和武器；而蒋介石要的是把红军关在他划定的地方，不准乱动，把这个任 务交 给了张学良。而张学良受蒋之命到西北后，表面上和红军虽有战事，但暗地里却与红军来往。那时的张学良曾向苏联人表示，他决心跟中共建立反蒋同 盟，与日本决战，希望莫斯科支持他，表明他想取代蒋介石的决心。
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从1936年10月进入陕北，到1947年3月蒋军进攻时撤离延安，整整十年时间，毛泽东所作之事许多是令人 痛恨 或是质疑的，仅从下面这几件事就足可見其一班。
（1）、西安事变
由于张学良早已与中共秘密来往，张的剿共也是表面上的，使红军得以恢复和发展。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再次来到西安，张学良与 杨虎 成按照他们事先的计划准备实行兵谏，于12月12日扣押了蒋介石，发生了轰动海内外的西安事变。现代的历史研究表明，事变之前张学良与杨虎成 早就与共产党方面多次联系会商，捉蒋行动开始时张就给毛发电报，告诉毛他准备动手了；毛接到张的电报时，笑呵呵地对秘书说：“喔，去睡 吧，明 天有好消息！”
捉蒋消息传来，毛等中共要人群聚在窑洞，一片欢腾，毛大声狂笑，决意乘机除掉蒋，只是由于苏共的干预才未能得逞。后在海内外舆论的压 力 下，中共根据苏共的指示，派出代表赴西安，经各方代表协商后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长期以来中共的宣传都是把张学良发动之西安事变称为“逼蒋抗日”的“英雄之举”，这是有违历史事实的。事实说明，捉蒋并非什么“逼蒋 抗日 的兵谏”，甚至是损害了抗日。胡适先生当时就撰文指出：“捉蒋时，绥远的抗战已经开始，绥远的作战是第一次由统一的中央政府主持领导的战争， 这时把蒋介石抓起来，把前一天受命指挥绥东国军的陈诚次长和别的几位重要官员与将领也拘留了，说这是为了‘抗日’，这岂不是把天下人都当 作瞎 子傻瓜”。就是张学良本人，对于发动西安事变，多年后他自己仍说他是“民族罪人”，这都清楚说明西安事变绝非什么“逼蒋抏抗日”的“英雄之 举”。
（2）、毛的风流艳事是从未间断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莫斯科为中共规划好了下一步的蓝图，放弃武力推翻南京政府的政策，停止阶级斗争，承认南京为合法政府，置红区和 红军 于它管辖之下。南京政府也承认中共统辖一块十二万九千六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两百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首府在延安，由南京政府拨给费用。自此， 毛接受了，他把这些暂时作为权宜之计，在延安开始了新的生活。
毛早就是一个品质低下，离不开女人的人，早在和杨开慧结婚之前就有了别的女人。和杨开慧结婚之后，已有了三个儿子，到井冈山不久，与 杨并 未离婚，就又搞上了年轻美丽的贺子珍。现在延安的新生活开始了，毛的淫乱之事再起，见了漂亮的女人就按捺不住了。他对同样喜欢追逐女人的髙岗 说：沒有性生活的日子他只能维持最多40天。他先是搞上了26岁的女演员吴莉莉，又和一位外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也关系不清，后又搞上了江 靑，把 贺子珍逼走到苏联。毛与贺结婚十年，在战争和长期流窜中，毛对贺不关心，他关心的仅是他的性生活，致使贺子珍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先后怀孕生产 五次，现在又搞上江青后要逼走贺子珍，足可见毛品质之低下。
毛还跟丁玲调情，丁长的虽不漂亮，但她有才气，有性格，毛写了首赞美她的词，有这样两句：“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毛曾 问丁 玲：“你看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个偏安的小朝廷？”毛接着要她报名单，由他来封文武百官。丁玲后来回忆道：“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对我说，‘丁玲， 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
仅从这些人们就足以看清毛的帝王思想和道德极端低下的品质。至于1949年毛夺权成功进京后，成百上千的乱搞女人，淫乱已达登峰造 极，此 是后话。
（3）、抗战中打政敌、打国民党却不打日本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占领了北平和天津。尽管日本早有全面侵佔中国的野心，但此时的日本正在实行蚕食政策，并没 有把 战火引向华北以外其它中国土地的打算。而蒋介石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此时也不急于对日宣战，他还不想打一场全面战争。然而此时的苏联作急 了，斯大林急于希望中、日爆发全面的战争，以解除日军对苏联的威胁。在斯大林的策划下，通过親苏親共、素有“红色教官”之称的张治中将军 在上 海的对日主动出击，使中日在上海的战争终于爆发。
“八•一三”上海中日全面开战后，蒋介石被迫拉进来了，这才决心大打，他把全国一百八十个师中最精锐的七十三个师投入上海战场，40 多万 人几乎打光，年轻的空军受重创，大部分舰只被摧毁，而日本伤亡仅约四万人。
中日全面开战，斯大林空前规模援蒋，并指示中共积极参战，与国民党认真合作。此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也满怀热情想奔赴前线抗 日杀 敌，但毛不这样想，他不把中日战争看作是中国抗击日本，而是“三国逐鹿”。如他多年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的“蒋、日、我，三国志“，他的设想 是日本侵略是借日本的力量打垮蒋的大好时机，后来他曾多次谈到感谢日本人“帮了我们一把”的话，就是最好的说明。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毛泽东表面上髙喊“抗日”，称蒋介石为“伟大的领袖”，要全民族“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红色根据地都要 “集中 于中央政府领导之下”，“拿每一支枪瞄准日本侵略者”；但，暗地里却千方百计阻挠抗日。如1937年8月中共在洛川的一次髙级干部会议上，毛 泽东说：“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我们共 产党 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并明确指示：“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 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违背这个总方针”。
八年抗战中，毛泽东正是这么做的。他指示军队的领导人对来自蒋介石中央政府的指示要设法敷衍、拖延；不要急于为蒋介石去打日本，要保 存我 军的力量；他批评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暴露了我军的秘密。他坐镇延安不是积极抗日，而是在搞內斗，打击政敌，玩弄诡计整人，排除异己，以树 立他个人独霸一切的专制统治。先是逼走张国焘，后是打击排挤王明，并设计除掉项英。虽然张国焘、王明之类的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毛泽东 整他 们，排挤他们则是不得人心的。特别是通过开展的所谓“延安整风”运动，打击并整掉了一大批有独立思想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把过去的错误推 给别人，标榜自已是“一贯正确”，而那时的刘少奇、彭真、康生等一批人都成了毛的吹鼓手和得力帮凶。
（4）、与敌伪的暗中联系
在抗日战争中，不论在蒋管区还是在中共的边区、乃至敌佔区，凡与日伪有联系之人皆可称之为汉奸，那是要受到惩处的，这是那时人们的普 遍共 识。然而，在政府的情报部门，为了获取情报，常会派人打入敌人内部，或是为了某种目的而派人与敌人联系，这些打入敌人内部或是派去与敌人联系 的人，就不能简单地以“汉奸”论处了事，而应该作具体的分析。
抗战中蒋介石的特务系统有派人去与日伪联系往来的，共产党的情报部门也干过此等之事，早已是公开的秘密，都不足为怪。然而那时中共派 去与 日伪联系的人是经毛泽东或者刘少奇认可的，如潘汉年、冯少白、筱月、冯龙（化名）、关露——等等，他们在日本人占领的上海、南京等地活动，与 大汉奸周佛海、陈公博、李士群等人联系，甚至到南京面见汪精卫。这些人在与敌人见面时声称“共产党願与南京合作，促成和平统一，谓英美对 苏终 不永久合作，日、苏或有提携以对英美之一日，此乃奉毛之命。”此等之言行，十足是勾结日伪对付国民党之嫌。可笑的是，此等苟且之事，本来是奉 最髙领导人毛泽东之命而行事的，但在毛泽东夺得政权之后，他一直惦记着这些人，生怕这些人会暴露他的汉奸卖国贼嘴脸，因而千方百计迫害这 些 人。这些人从五十年代起都先后蒙受不白之冤，被以“汑派”、“汉奸”、“日伪特务”等莫须百有的罪名被投入监狱，或者被逼自杀，如潘汉年、关 露等人就是最典型的受害者。此乃毛泽东的罪过也。
（5）、为“革命”竟会种植鸦片
在毛夺得政权的前后，媒体的宣传中，延安被称为“革命圣地”，向以“自已动手，丰衣足食”箸称。殊不知在这块“圣地”上居然有过种植 鸦片 的丑闻，却是至今鲜为人知之事。
抗战开始时的延安，它的财政收入除了当地的农业税收而外，另有两项外援，一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接济，二是莫斯科的大量援助。1940 年2 月，斯大林親自把援助规格定在每月30万美金（相当于今天的4500至5000万美金）。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的财政吃紧，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拨款也没有保障，毛泽东非常担心财政收入，为此边区政府要增加农业税收， 这就 激起了当地农民的强烈不満，征粮常常靠強制与暴力才能完成，乃致有逼死人的事件发生。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毛泽东想到了增加延安的产盐量，再就是种植鸦片，以增加财政收入。几个星期不到，就买了大量的鸦片种子，次年就大 规模 种植，在周围种上很多玉米、髙梁掩档。在小范围内，毛曾把此举称为“革命的雅片战争”。对于这种鸦片之事，那时的延安知情人都含蓄地把它称作 是“特货”。
1942年，一个苏联人访问延安，在打麻将时曾直截了当地问毛泽东：共产党人怎么可能公然种鸦片？毛不吭声，在场的邓发替他回答，雅 片能 赚钱，有钱我们就能打国民党。西安一家报纸上有一个很详细的调查报告，指出陕甘宁边区那年种雅片的地有三万英亩。一年的功夫，鸦片解决了大困 难，1943年2月9日，毛电告周恩来，边区财政困难已渡过，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达边币五万万以上（合那时的法币二万万五千万）。
这是一件极不光彩之事，但此事在后来的历史中全消失了。
7、夺权执政后的毛泽东成了中国的大灾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无条件投降，宣告了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这是在美国和苏联帮助下，中国人民经过艰难困苦的浴血奋战，付 出了 极大的牺牲后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的全面胜利，在中华民族的斗争史上是永载史册、光辉永存的。
胜利后的中国奔向何方？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元气，发展经济，建设和平民主的国家，这是那时所有中国人的願望，是他们心中头等关心 的大 事。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和毛泽东，一个是独裁型的铁腕领袖，他要实行的是“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三一”式统治；一个是一心一意要 夺权，偏要在中国出“两个太阳”，他不信“邪”，信仰的是共产暴力革命，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要用枪杆子和笔杆子改造中国。二十世纪的 中国 有这么一对活宝贝在争斗，內战终于爆发，使神州大地注定不得安宁，人民在八年抗战中所蒙受的苦难尚未恢复过来，就又陷入到了内战的痛苦深渊之 中。
内战的结果是蒋介石失败了，被逼到了一群海岛；而毛泽东靠他的共产宣传与阴谋权术而胜利了，终于在大陆建立了新政，他则理所当然地成 了新 的最髙当权者。
假如对毛以往的一系列阴谋与丑闻人们都可以不计，本着“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来看待毛泽东；如果从夺权成功执掌大权开始，毛 泽东 能兑现他在夺取政权前许下的“建设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选、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他的人民负责。它 将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等等一系列的诺言，努力建设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发展经济， 中国 人民早就会过上小康的和平幸福生活了。果真如此，毛泽东的历史就会要改写，他也就真的可称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了。
1949年到1952年，在中国大陆的广大农村，都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那是一场谋财又害命的大灾难，一些地主被杀，一些被扫地 出 门，七斗八斗都成了入另册的贱民，所有地主财产、土地都被没收，分给农民，农民们一时间“笑颜逐开”，似乎真的“翻身解放”有“好日子”过 了。然而，尚不等农民们的美梦睡醒，短短的数年间，先是初级农业社，后是髙级农业社，紧接而来的是“一大二公”的所谓人民公社，农民们不 但耕 牛、农具全入了社，土地也被“共产”成了国有，自己则成了在军事化组织里的新式农奴，陷入了比旧社会更为苦难的深渊之中。
这些仅仅是毛胡作非为的冰山一角。除了对农民的这些奴役而外，从1950年开始的清匪反霸，紧接而来的是“三反”、“五反”，对粮食 的统 购统销，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肃反”，“反右运动”，大跃进与大炼钢铁，“反右倾”，“反瞒产”，“四清运 动”，“文革运动”——等等。这一次紧接一次的所谓“政治运动”，都是一次次的胡作乱为的折腾，致使上千万的人被非法杀害，近四千万人被 活活 饿死，更有近亿的人不是被抓、被关，被判刑，就是被批判斗争，使无数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空前大灾难。
这些都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共产试验的结果。他不但要在中国独裁专制当新时代的皇帝，也要争当国际共运的领袖；他翻云覆 雨， 专横残暴，无法无天，28年间所干的坏事是罄竹难书的。他的一系列所为充分说明，他是二十世纪中国大灾难的始作俑者，是中国的一颗大灾星！
8、当今的中国社会现实是令人堪忧的
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10月他的余党江青等“四人帮”覆沒，宣告了“文革”的寿终正寝，中国人民是无比欢欣鼓舞的。紧接着新的 领导 者们否定了毛的“阶级斗争”，改掉了他的社会主义，平反毛时代以来的冤假错案，政治上实行了较为宽容的政策，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使八十年代 的中国出现了一个相对和谐的时代。由于经济的迅速恢复，并有了快速的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人民不再担心受饥挨饿了，这都是令国人髙兴 的 事。
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可以说都有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在经济上的快速增长，这是无容置疑的。然而，这仅是问 题的 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面是这个社会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并且发展得愈益严重。自八十年代初以来，特别是在九十年代以来至当今的时代，在经济髙 速发展的同时，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却是层出不穷，严重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与和谐，是颇令国人忧虑的大问题。
当今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似乎成了一道美丽的“光环”，官员们也为此而发出了一片“崛起”之声。实际上这道“光环”和“崛起”的喊 声， 那是一层迷雾。我们如果拨开这层迷雾，定会看清这个社会的真实面目。
任何一个生活在中国现实社会的人，只要他是头脑正常的，他必定会親眼看到或者听到种种存在的社会矛盾与问题。诸如贫富两极的悬殊分 化；腐 败兹生蔓延、横行无忌；官商勾结、官黑勾结，欺压百姓，掏空国有资产；社会不公、不义，侵害群众的合法权益，弱势群体举步为艰，各种群体性骚 乱事件频发；世风日下，一切向钱看，信仰和道德危机到了最严重的时候；黄、赌、毒泛滥成灾；各种刑事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居髙不下； 各种 安全事故频发；假冒伪劣产品坑害人民；环境污染和破坏愈益严重；底层民众住房难、看病难、升学难、就业难——等等，这些许许多多社会矛盾和问 题的存在，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客观事实。正是由于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使众多的人满腹牢骚；既使“碗里吃着肉”的，嘴里也在髙声骂 娘；更 有人甚至大骂“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希望共产党“向国民党学习”，这绝非是无缘无故的。不但老百姓在骂，就是一些白领、公务员、以及少数正 派、清廉的官员，也有在骂的。
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所有的人——无论是当官的还是普通百姓都是看到了的。它不但说明了我们这个社会是极度的不和谐，而且隐藏着极大 的危 机；如若不能极时解决这些问题，任其发展下去，它就会和历史上历朝历代代那样，终会有统治集团內部争权夺利的政变，或者爆发农民起义造反，这 都是随时有可能的，到那时就会为之晩矣。不管是出现哪种情况，给国家和民族都带来的都会是大灾难。
9、只有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能救中国
近代以前的社会我们姑且暂不去论它，仅从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和现实社会的一切，都可清楚地说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没有能夠救中 国，当 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并未能救中国，它所救的只是“打江山、坐江山”的红色权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官僚权贵垄断利益集团。尽管在经济上 近30年来一直搞改革开放，使GDP连年增长，成了世界上的经济強国；但，这些与广大的平民百姓是乎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好处大都让权贵利 益集 团占去了，而百姓们是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的，他们当然是髙兴不起来。
怎么解决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呢？执政者们当然也在积极设法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反腐治贪，社会治安，打击犯罪，环境治 理， 关注民生——等等许多方面，确实也做了不少的实事，并有一定的成效。但问题不但始终不能解决好，反倒有愈益严重之势，这是为什么呢？这不能不 让我们想到是这个社会制度有问题。只有抓住这个问题，在政治体制上进行彻底的改革，社会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才能解决。如若不在政治体制上进 行彻 底的改革，所有存在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再怎么髙喊“解决”和“治理”，充其量也只是冶标而不能治本，并且许多时候都是在喊空话，那是永远也不 可能解决问题的。
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当今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就是宪政民主。在这种制度下，没有党禁、报禁；官员是民选的，都被“关在笼子里”成为 人民 的公仆；人民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权利，沒有思想言论罪，是任何独裁专制的政体所根本不能相比的。
当今的欧、美许多国家，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地区——等等都实现了宪政民主的政体；特别是北欧的瑞典、瑞士、丹麦等 国的 宪政民主政体当可称之为世界的楷模，号称民主社会主义，更是值得所有国家学习和效仿的。我国已故学者谢韬先生在2007年发表过《民主社会主 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是一篇总结历史教训的救党救国之佳作。该文明确指出了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世人应该放弃共产主 义； 指出了以前苏联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是暴力社会主义，已为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巨变的历史事实所彻底否定了。同时也指出了社会民主党为代表倡导 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成功的，中国应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一条光明大道。这是一个多么值得国人深思与重视的大问题。
10、要改革不要暴力革命
中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是太多、太严重了，尤以贪腐横行，贫富悬殊，官商勾结、官黑勾结侵害民众合法权益更为严重，已成 为社 会的一个火药桶，随时都会有发生爆炸的可能。就像是储藏着巨大能量的火山与地壳运动那样，随时都会有岩浆喷射形成火山爆发，或者是强烈的地壳 运动而使地壳出现沧海桑田的巨变，不但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也会使自然界发生巨变，这是不会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与自然界的演进变化也是存在着某些相似之规律性的。如何来解决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呢？鲍彤先生说他“反对革 命”； 从他谈话的内容来看，他反对的是暴力革命，而主张和平改革，这当然是对的。从现代意义上说，“革命”可以有暴力的，也可以有非暴力的，这就是 和平的民主改革，或者如现今中国人所称之政治体制改革。因此鲍彤先生所说的“反对革命”似觉太过笼统，会使人造成错觉；应该说反对的是 “暴力 革命”，而主张的是“和平改革”，也是一种“革命”，但它是非暴力的，是和平理性的。
总结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经验，人们完全应该得出“暴力革命”是不可行的结论。历史上的所有暴力革命，不管他是成功还是失败，对国家民 族都 毫无好处可言，因为他都是一个暴力集团推翻另一个暴力集团，或者可说成是一个流氓集团推翻另一个流氓集团，取得胜利的一方（甚或是仅仅部分地 取得胜利）往往比旧集团更为残暴和腐败。像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乃至现代的毛泽东，这些一个个的农民造反者，当他们造反夺权 成功 （有的是仅夺得了部分政权），就都成了更为残暴、更为腐败的新权贵，就是最好的说明。
因此，我们当今要的是和平民主的改革，而反对暴力革命。如果说在历史上由于科学技术的不发达，由于思想文化意识的落后，“打江山、坐 江 山”成了一些人梦寐以求的最髙追逐；当这些受尽欺压与迫害的人要谋求出路时往往会掲竿而起暴发农民起义。如果这些尙有可理解之一面的话，但， 当今的人类社会已步入了文明的时代，一切应以和平协商来解决，再搞什么暴力革命就毫无可取之处了。这是时代进步的表现，這是人类社会发展 的必 然趋势。
结束语
今天我们回顾和反思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目的在于总结经验教训，用以指导今天的社会更好的进步，不在于清算历史的旧账，追究过往历 史的 责任。因为许多历史尚被掩盖着，许多的人不知道，有的历史被篡改，误导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今天实在是大有澄清这些历史的必要。
总结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大有利于当今社会变革的。社会变革实质就是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彻底实现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现在虽然 也有 执政者在呼喊政治体制改革，但这种呼声显得太微弱，而且也仅是停留在嘴上的东西，并未见真的有所行动。同时这种呼声一出现，就遭到了那些主张 独裁专制者们的极力反对，他们公然利用官方媒体撰文批判，连人权、民主的普世价值他们都敢于批判，并在大会上公然宣称“六不搞”，反对政 治体 制改革。在这些人的眼里，中国现行的制度，被他们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谓“中国模式”，他们要千方百计要为之维护；一些毛左们更是在 跟着摇旗呐喊，要为文革翻案，阻挠社会的变革，这实在是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危险。
例如今年2月6日重庆市原公安局长、副市长王立军叛逃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事件，它充分暴露了薄熙来的贪污腐败、杀人、及阴谋篡权的 弥天 大罪。近年来薄熙来在重庆大搞的什么“唱红打黑”，他的目的是要复辟毛泽东文革那一套，继续实行法西斯独裁专制，他狅言上任后要杀50万富 人，以拉拢民意，把现在的共产党改为“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就是这种危险的主要表现，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答应的。
薄熙来问题的暴露可以说是共产党的最大丑闻，这是坏事，同时也是好事。如果能夠抓住这一事件，通过惩处薄熙来的罪行，同时清算在后面 支持 他的血债帮的罪行，打击那些至今仍在为薄熙来喊冤的如孔庆东、司马南、韩德强——等等的一类毛左分子，是啓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好时机，我 们一定不要错过了这一有利时机。
现实中国的一切都清楚地表明，薄熙来的所谓“唱红打黑”那是复辟倒退、破坏法治的胡作非为；他早就是一个腐败份子和涉嫌谋杀的罪犯， 如果 让他的阴谋得逞，中国人将会重新回到毛泽东文革灾难的深渊之中，这是多么令人忧心的事啊！好在今天的执政者把薄熙来这个大坏蛋揪了出来，避免 了中国的复辟倒退，实在是为国家和人民干了一件大好事。
再有那些鼓吹所谓“六不搞”和“中国模式”的种种论调，其实质就是继续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就是暴力维稳的“权贵资本主义”。他们髙 喊的 “和谐社会，和平崛起，”和“新三民主义”等等构筑起来的“理论”，其实质就是经济上的权贵利益集团垄断，意识形态的急剧左转，官僚阶层腐败 肆虐，对不同意见者和众多权益受到侵害者的打圧。这样的“理论”对国人显然是有害无益的。
今天揪出了薄熙来一伙贪腐份子、反人类的谋杀犯罪份子、阴谋家、野心家，真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中国人民是无比髙兴的。人们寄希望于现 今的 执政者和即将上任新的执政者，相信他们定能依法惩处薄熙来和他后面的血债帮，啓动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走向宪政民主重大的、决定性的一步。 我们要拥护现今的执政者和即将上任新的执政者，要给他们时间，相信他们定能带领中国人民走上宪政民主的幸福之道。
当然，人民群众给领导者们的促进，也即是“施加压力”，那是必不可少的；像鲍彤先生所言的“施压”，就是在执政者中逼出一批如台湾蒋 经国 先生那样立志社会变革的开明领导者，由他们来开放报禁、党禁，主导中国的政改，才是有希望的。但，人民的“施压”一切必须以和平理性地进行为 好，要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这种政改才是中国人民所需要的。
2012年9月中旬至10月初作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和资料来源：
1、鲍彤：《谈中国共产党》，香港《动向》杂志，2011年7月号；
2、（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
3、（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
4、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10月；
其它网络信息资料及文章（略）。
2012年10月18日首发于《参与》网刊
http://canyu.org/n61628c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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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新闻】
团结一心 凝聚力量 共同进退 守望相助
民主中国阵线主席 盛雪
民主中国阵线主席 盛雪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薛伟；
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
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主席徐文立；
共和党筹委会总召集人王策；
中国民主联合阵线主席黄奔；
香港中国民主促进会召集人甄燊港；
及各位民主同道，各位民运兄长：
布达佩斯会后，我和几位朋友顺路游历了维也纳和布拉格，迟复各位贺函，十分抱歉。
对于您们真挚的友情、良好的祝愿、殷切的鼓励、热切的期望，我在此深表谢意和敬意！
民阵前任主席万润南先生曾提出，民阵要做到：旗帜不倒，组织不散，声音不断，压力不减。民阵在过去二十多年间，历经轰轰烈烈的高潮， 艰苦 卓绝的拼搏，惨淡孤寂的经营，跌宕裂变的阵痛，民阵走过来了，而且始终没有背弃万润南先生曾经提出的口号。今天，民阵在经历了十届改选和历任 优秀领导层之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民主化，结束中共暴政更加稳定坚强的群体。而我有幸在此时出任民阵主席，是站在各位为民阵打下坚实基础 的前 人的肩膀上，既感觉诚惶诚恐，又深知责任重大。
同时，民阵是中国海外民运的一部分，民阵的跌宕起伏和成长发展与海外民运的整体命运息息相关，更与各位民运同道、朋友，以及各个兄弟 组织 的关怀、帮助、协调、合作密不可分。各位朋友在贺函中均说到了“团结”，这也是大多数民阵同仁信奉的精神和推动的局面。中国民主运动需要更多 的理解、支持、宽容、理性、协调、合作，民阵愿意为此尽最大努力。我十分期待与各位仁兄、同道及所属组织竭诚合作。古人云：千金之裘，非 一狐 之腋。我们只有团结一心，凝聚力量，才能与强大的中共专制集团抗衡，并与国内民主力量汇合，尽快在中国结束暴政，建设民主体制。
而我个人，在各位为中国民主事业奉献了数十年青春年华，甚至度过十数年牢狱生涯的民运兄长面前，是个晚辈。是你们的身影，吸引着我的 目 光；是你们的脚印，引导着我的方向。我也在此向各位表达我真诚的敬佩和谢意。我始终相信，中国民主运动是伟大正义的事业，是崇高荣耀的事业， 但同时，更是艰苦卓绝的事业，甚至是腹背受敌的事业。因此，民运人既要肩得起民众和未来的鞭策和期许，更要熬得住误解和背叛的打击与孤 寂。民 运人应该共同进退，守望相助。
不积滴水，无以成江海。在中国社会正处在大时代、大动荡、大变革的重要时期，中国民主运动，特别是海外民运，就应该肩负起应有的责 任，迅 速集结力量，进一步形成一个有行动能力，有感召动力，有政治实力的整体，促成中国民主化的早日到来。
2012年10月20日
此文于2012年10月21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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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新闻】
我的中国梦
——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公开信
中国公民
——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公开信
中国公民
附：一个呼请：
所有认同本文本主旨的中国人，请帮助传播这份公开信，请以你们各具创意的方式，来 阐述 我们的中国梦。
各位中共十八大代表：
你们好。
贵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祝你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贵党目前是中国的执政党，是国家政治权力的垄断者，你们的党代会不仅仅是贵党的内部事务，还将影响到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作为中 国公 民，我们不想总是“被政治”或者被代表，我们有话要对你们说。
从建党时起，到最终取得政权，贵党曾一再宣称，贵党的历史使命和政治任务，是建立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新中国。贵党的公开承诺，曾激起无 数中 国人对自由和民主的向往与热望。在1944年2月2日的《新华日报》上，人们就曾读到过这样激动人心的宣言：“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 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在选举以前，要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 之自 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
但是，在贵党执政六十多年后，中国仍然没有成为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中国人的政治命运依旧被少数人在密室里决定着。
六十多年来，贵党一直垄断国家政治权力，无视人们希望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当要求，拒不开放公民政治参与的空间，中国人一直无法 享有 公民应有的政治权利，始终生活得缺乏自由和尊严。
六十多年来，法律一直是任由权力随意掐捏的橡皮泥，各级政府及官员经常公然违背自己一手制定的法律，司法机关没有成为社会公正的守护 者， 反而成了政府肆意侵犯民权的马前卒，甚至沦为政治官员任意差遣的家丁和打手。
六十多年来，政治权力一直得不到有效的约束，权力腐败几乎已遍及所有的公共领域，严重的政治腐败不但给人们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而 且还 使整个社会风纪败坏、公义不彰。
六十多年来，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不是用于提高民众的福利，而是用于各种极尽奢靡的公务消费，有限的社会保障资源，不是用于帮助真正有 需要 的人过上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而是用于为各级政府官员提供过于优厚的待遇。
六十多年来，公民的言论、出版、新闻、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罢工及信仰自由，不是被彻底剥夺，就是被施加严苛的限制，人们无法自 主参 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国家的文化和教育事业无法得到正常的发展，中国社会一直难以走出理智蒙昧、道德沉沦的可悲境地。
各位代表，六十多年来，中国社会长期处于这种不公正和不正常的状态，最主要、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政治制度不民主，政治权力太集中。我们 给你 们写信，是想敦促你们履行贵党迟迟未能履行的承诺，摒弃一己一党之私，展现应有的历史责任感，做出正确和有远见的历史抉择，将贵党从我们手中 剥夺的各项政治和社会权利，一一还给我们。
我们要求得到这些权利，是因为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由于在政治上失去了这些看似抽象的权利，我们一直都在生活中品尝着各种具体的苦 果。
我们周边的自然环境日益恶化，我们开始看不到明媚的蓝天，找不到清澈的河流，喝不上干净的饮水，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
我们的药品和食品安全得不到切实的保障，我们的药品有时不但不能医治我们的疾病，反而还可能夺去我们的性命；我们每天都可能食用有害 的食 品，连我们的婴儿也经常被有毒的奶粉戕害。
我们的出行变得越来越不安全，新建的大桥随时都可能坍塌，人们甚至有可能在天降大雨的时候，悲惨地溺毙在首都城市的主干道上。
我们的生存压力不断增大，很多人住不起房，看不起病，读不起书，有些人不但要肩负生活的重负，而且还要日夜躲避城管的骚扰和追逐。
我们时刻都在忍受权力的欺凌和压迫，我们的房屋不断地被政府强拆，我们的钱财不断地被政府掠夺，我们中不断地有无辜的人被囚禁、被失 踪、 被自杀。
各位代表，我们有必要坦诚地告诉你们，各种各样触目惊心的社会弊病，让我们对中国的现状很不满意。贵党作为国家权力的垄断者，对各种 社会 弊病的发生，负有首要和重大的责任。
但我们向你们写信，并不是为了表达我们的愤怒和怨恨，而是为了表达我们的要求和希望。各位代表，我们给你们写信，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你 们的 良知会被私利所蒙蔽；不相信你们的理性会被权欲所压倒；更不相信奴役和动荡的轮回，是中国人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
各位代表，我们希望你们能正视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且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急迫性。这些问题使得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分裂日益 突 显，并使中国的社会氛围变得越来越紧张，社会稳定也变得越来越脆弱。
各位代表，你们经常强调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但要想社会稳定，就必须正视和解决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要想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就必须改 变使 各种问题不断滋生的政治权力结构。
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日不得到解决，中国社会就一日都得不到安宁。近年来，从乐清到乌坎，从什邡到启东，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抗争，已 经预 示着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酝酿和积蓄。
各位代表，已经到了必须采取决定性措施的时候，任何进一步的拖延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为了避免中国再次陷入动荡的深渊，你们该做 的不 是挥舞维稳的大棒，而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倾听民众的心声。
我们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有一天，我们最坚固的建筑是孩子们在其中学习和玩耍的校舍，而不只是雄伟壮观、富丽堂皇的政府大楼。
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有一天，人们不必以下跪、自残甚至自杀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安身立命的住宅，更不会在保护住宅的过程中，被推土机残 忍地 碾压，被枪弹无情地射杀。
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有一天，人们既能有接受各种教育的平等资格，也能有担任各种公职的公平机会；一个人是否有机会升学或任职，将完全 取决 于他的才干和品德，而不是他的背景和关系。
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有一天，人们可以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写作，自由地谈论公共事务，自由地批评政府及官员，而不用担心被无处不在的网 警监 控，更不用担心因为触怒权力而被劳教、被判刑。
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有一天，中国人可以在公开公正的选举中，一人一票举出自己的国家领导人，政府的各项决策也都尽可能公开透明，政府 官员 不管地位多高，权力多大，在民众面前都是尽职、热情和谦卑的公仆，而不是失责、冷漠和傲慢的权贵。
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从一片不公和不义的荆棘之地，变为一个平等和公正的祥和之邦。
各位代表，这就是我们的心声，这就是我们的梦想，这也可能是包括你们在内的每一名中国人的梦想。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希望能在自己 的国 家，早日实现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梦。
中国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的自由、安全、幸福和尊严，不但与中国的进步息息相关，而且彼此也紧密相连。如果大多数中国人都被排除在 国家 政治生活之外，不能平等地分享自己国家的政治权力，那么少数独握大权的人，也不可能感到丝毫的安全。因为在不公的怒海中，不可能存在安全的孤 岛。
各位代表，我们的国家已历经了几千年奴役、专制和不公的厄运，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也因此一直遭受着连绵和深重的苦难。但我们相信， 一个 国家越是长时间受困于奴役、专制和不公的黑夜，就越有理由期盼自由、民主和公正的黎明。
各位代表，我们带着善意给你们写信，并希望能从你们那里得到同样善意的回应。我们向你们坦陈我们的中国梦，是希望你们成为我们追求梦 想的 同行者，而不是我们实现梦想的阻碍者。
各位代表，比权柄更有力量的是民心，而你们应该清楚民心所向。当事业有成的企业家，安逸富足的中产阶级，追寻法治秩序的法律人，不愿 放弃 新闻理想的媒体人，反对政治洗脑的教师，崇尚自由平等的知识分子，珍惜职业荣誉的警察和军人，都开始发声，都要求实现自由民主的中国梦，你们 应该知道闭目塞听，一意孤行，或者干脆把异议者送进监狱，决不是明智的选择，相反，你们应该立即采取措施，释放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 波在 内的一切良心犯，营造宽容互信的社会氛围，让中国梦生根，让中国梦生长。
各位代表，你们将做出你们的选择，而由无数怀有梦想的普通公民构成的我们，将做出我们的选择。
我们不仅是做梦者，我们还是造梦者，我们必须在自己的手里实现梦想。一个最不负责任、最没有出息的民族，就是总喜欢把最艰巨的任务留 给下 一代。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怠惰和自私，给我们的后代遗留一个巨大的隐患，我们将通过自己的奋斗和付出，给他们留下一份宝贵的资产。一个自由、 民主和法治的宪政中国，就是我们所能给予自己孩子的最好礼物。
顺致秋安。
中国公民
2012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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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新闻】
《公民议报》征稿启事
《公民议报》（原名《议报》），现已发行到第500期。《公民议报》现为网络周刊，由公民力量主办，鼓励民众的公民意识，推动自由民主宪 政的 社会转型，欢迎各界人士就自己所关心的社会、文化、宗教、法律、历史等等各类问题踊跃投稿。《公民议报》对于首发在本刊的来稿付予适当稿酬（由于 经费问题，目前暂时局限于来自中国大陆的稿件）。
《公民议报》编辑部
2012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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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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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gang Zhang (G)
Nov 12, 2012, 8:19:27 PM1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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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
胜利：中国幸福的公母与物种——中国CCTV63年来第一次全民“幸福观”大透视
中国央视CCTV利用中秋节、国 庆节长假“新闻真空”、每天黄金段时间《新闻联播》中，在全中国大面积、连篇累牍推出街头采访“你幸福吗”，偌大一个中国， 竟然没有出现一例回答“不幸福”，相反13亿中国人都似乐开了花、一边倒的都“被幸福”，这岂不天下怪哉？胡 平：从为薄熙来维权的公开信谈起
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上访者，还莫名其妙地被劳教，他 们能幸福吗？中国金融、银行、石油、石化、电信等等垄断性企业，致民营中小企业生存维艰，老百姓倍受盘剥，他们能感到“幸 福”吗？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在中国“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的永远鸿沟里拼命挣扎……这种社会二元结构和不平等，你能说幸 福吗？更具历史意义得是：面对中国房地产创63年之巅峰，中国通胀创历史之最，中国资本股市市场30年来至低，胡锦涛、温家 宝敢说他们“幸福”吗？……
日前，由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 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等数百人联名发表了一封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对当局处理薄熙来案件的若干做法，从法律上，从 程序上提出质疑，并要求对薄熙来案件公开公正审理。这封公开信的签署者，大多数是所谓左派，有的还可以归为毛左。过去，他们 之中的很多人对公民权利、程序正义这一套都嗤之以鼻，认定那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玩意儿，是用来颠覆中国共产党红色江山的。如 今，他们也学会了强调公民权利，强调程序正义，站出来维权。这是很了不起的进步，无疑是应该肯定的。……陈 永苗:“改革已死”迫使中共应牌频频发声高举改革
著名维权人士李质英打来说电话， 说着十八大临近，中央高层和中央媒体频频发声，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10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奋力把改 革开放推向前进》，此外，《人民日报》评论部也积极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呐喊。他说央媒频频发声改革开放成最强音，是被迫应 对我们这几年的“改革已死”思潮。……
笔者坚信中国的政治变革必然发生，奉劝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主动迎接 这一场变革，向昔日的台湾领导人蒋经国和韩国领导人卢泰愚学习，向缅甸现任总统吴登盛将军学习，学习他们开明和转向民主政治道路 的一面。全力推动宪政民主转型，将一党专政和权力垄断下的名义共和国，改造成为以权力制衡和公民个体自由为基础的宪政民主和法治 政体，建立一个真正体现“执政为民”之根本诉求目标的民有、民治、民享的联邦共和国。……刘京 生：和平转型的可能性探讨
和平转型的可能性有多大不是对中共统治者的善意揣度就可以确定 的，也不来自于自己是否善意本身。和平转型是由许多因素共同促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过去的历史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及如何做才 能平息多数人的愤怒。在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之前，和平转型只是一种不现实的意念。……
今日中国农村，征地拆迁血案几乎每天都有发生，有的死人，有的伤 人。去年有轰动海内外的乌坎村事件，更多的被当局掩盖起来了。这一回将盘锦市兴隆台区血案曝光，查出政府三条违法举动。试问，若 这三条做到了，做好了，中国农村的征地拆迁血案就可以杜绝了吗？敝人以为，这只是治标不是治本，只能斩茎不能除根。中国农村发生 征地拆迁血案的根源在于实行多年的耕者“承包田”，不愿推行耕者“有其田”……
【人权关注】
彼岸风： 维护中国工人权益将惠及中美两国经济——三辩前写给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一封信
我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来自中国。最近我和其他网友关于您两位辩论的文章在论坛里引起热 烈的讨论。大家尝试从你们的辩论中去了解民主制度的运作、美国政治体系，及其与中国制度的比较。论坛里大部分都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向 往民主自由体制，对美国政治体制比较推崇。湖南律师 蔡瑛遭报复递信求救
大家注意到上次辩论中你们两人大约有20次谈到了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可见该问题对美国经济有重要的影响。在此，我们特 别希望两位能在下次辩论中这样指出：与中国的贸易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人权问题，因为正是那么多拿低廉工资、在极其恶劣条件 下工作的中国工人，制造着世界上最廉价的产品。可这些廉价的中国制造品，却同时伤害着中美两国工人的利益。……
据报，湖南律师蔡瑛因办案遭报复，在益阳市被非法秘密拘禁。只因求救信被路人拾到，并辗转流传， 才得以曝光。这里是相关的资料。……刘郎：刘 本琦一家最新消息——常飞翔格尔木探访记
最近，在西安市民主巾帼冰雪女士的资助和组织下，在银川小雪女士、武汉冰冰女士、杭州建明先生、 大同换元先生以及大批网友的大力支持下，甘肃酒泉维权人士飞鸿不远千里赶赴青海格尔木，实地四处打听、探访了民主义士刘本琦一家的情 况，经过非常曲折复杂的寻觅、打听、探访，终于弄清了刘本琦一家被残酷迫害的悲惨现状！……
【民族问题】
茹孜 妮莎：一位维吾尔族作家写给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
【编者按】在这封本刊辗转收到的公开信中，尽管所持的立场、所用 的词语未必能为许多读者所接受，但作者以其多年在中共体制内工作的维族干部这样的特定身份所做的观察，确实从一个相当具有说服力 的侧面和角度，反映了新疆的现实，揭示了中共专制体制下民族问题的结症所在。郁从 周：西藏行见闻
我们希望，通过接触不同立场和侧面的观察，可以促进人们换位思维，开阔眼界，拆除对思 考和智慧的禁锢。即便打动不了专制统治者的铁石心肠，至少也能为未来民主的中国社会合理和平和睦地解决民族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考 角度。
为此，我们郑重地向公众推介这封公开信，欢迎所有媒体和公众的转载和传播……。
靠两台内燃机车头牵引的列车，在安多-卫藏高原奔驰了整整一天 后，傍晚终于抵达终点拉萨站。在站台只觉得车站建筑雄伟高大，又糅进了藏式建筑的褐红色，正是笔者偏好，急于出站想到站前广场合 影，便与同伴相互提醒准备好车票以供检查。不料需要检查的不是车票，而是身份证。查票的也不是铁路人员，而是武警……
【观点争鸣】
曹长青： 马悦然和莫言有“诺奖交易”？
莫言得诺奖，引发争议，有人质疑评委中唯一懂中文的马悦然可能跟莫言有利益交换，或从中牟利。美 国重要刊物《外交政策》近日刊出文章,对马悦然的操守提出质疑：“诺奖背后有利益冲突吧？”该文引述瑞典电视SVT的报道说，马悦然 跟斯德哥尔摩的出版社签约，用他的莫言译本获丰厚报酬。
对此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英格伦和马悦然都否认。但英格伦的回应证实：接受马悦然的莫言译本的瑞典出版社主编说， 他们的稿酬丰厚到让马悦然自己报价的程度。而一般出版社接受一个译稿，都不会让对方报价。莫言获诺奖后，销书量自然增加，马悦然的译 本就能获利。……
【书摘书评】
晓 明：共产党和它的主义之在中国若干问题透视——重读鲍彤先生“两次谈话”所想到的
重读鮑彤先生《谈中国共产党》和《谈回到民主主义及其他》这两篇 谈话文章，真乃使人发聋振聩，从中获益匪浅，并深受啓迪，感悟良多。谈话中所涉及的诸多问题是令人深思的，现在就让我们顺着鲍彤 先生的这两次谈话精神，来对共产党和它的主义之在中国的诸多问题作一番透视，它是怎么产生的，之后它做了什么，特别是给国家和人 民带来了什么，从中总结和反思这些历史，这对国人来说定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大事。……
民阵在过去二十多年间，历经轰轰烈烈的高潮，艰苦卓绝的拼搏，惨 淡孤寂的经营，跌宕裂变的阵痛，民阵走过来了，而且始终没有背弃万润南先生曾经提出的口号。今天，民阵在经历了十届改选和历任优 秀领导层之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民主化，结束中共暴政更加稳定坚强的群体。而我有幸在此时出任民阵主席，是站在各位为民阵打下坚 实基础的前人的肩膀上，既感觉诚惶诚恐，又深知责任重大……中国 公民：我的中国梦——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公开信
（附：一个呼请：所有认同本文本主旨的中国人，请帮助传播 这份公开信，请以你们各具创意的方式，来阐述我们的中国梦。）《公民议 报》征稿启事
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有一天，中国人可以在公开公正的选举中，一人一票举出自己的国家领 导人，政府的各项决策也都尽可能公开透明，政府官员不管地位多高，权力多大，在民众面前都是尽职、热情和谦卑的公仆，而不是失 责、冷漠和傲慢的权贵。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从一片不公和不义的荆棘之地，变为一个平等和公正的祥和之邦。
这就是我们的心声，这就是我们的梦想，这也可能是包括你们在内的每一名中国人的梦想。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希望能在自己的国家，早日实现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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