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抄袭事件使我对汪晖教授的印象有所改善 | 秦晖：当代思想史上的“读书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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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hx
Jul 9, 2010, 4:14:22 PM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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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d7359011d6c26bf0
抄袭事件使我对汪晖教授的印象有所改善 / 郭宇宽
2010-06-07 15:40 | 阅读(3030) | 标签: 抄袭事件, 汪晖
从我个人的习性来说，我最敏感的是一个人逻辑不一致。一个逻辑不一致的人，在我眼里要么是脑子发育不健全，要么阴险是大伪之人。如果一个逻辑不一致的人， 居然被一些人捧成著名学者和思想家，在我看来是整个社会在智力上堕落的标志，也是中国学术界堕落的标志。一个逻辑一致的人，哪怕观点不能认同，起码我觉得 他也许是真诚的，还能获得我底线的尊敬。
汪晖这个教授，在我过去看来，就是惊人的逻辑不一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用英语讲一套，用中文讲一套，完全是一个巧言令色的骗子。接受纽约时报采 访，欺负中宣部的看不懂英文,他把自己包装成6.3A的广场民主斗士，用中文说话他又论证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合法性；见到西方左派，他说人家爱听的，反殖 民和中华文化道路的主体性，反资本主义道路，单独持这种观点倒也可以自圆其说，可碰到镇压西藏，到西藏去搞大开发，拉动西藏ＧＤＰ，他又讲那叫传播先进文 化。我真不知道汪晖这种脑子是怎么长出来的。
不过他的长处是，对有些人来说汪晖确实有人格魅力，这点上，我真感觉她有一种邪恶的智慧，真有一批死心塌地的徒子徒孙，还有一帮铁哥们，这个圈子气味相 投，就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新左派”。有一个他的哥们儿，是著名的北大教授，在一次会议上，引用阿玛蒂亚森的观点，批评美国通过设置移民门槛来维护本国公民 福利是自私的政策，接下来讲到中国国内问题，说“现在开放北京和上海的户籍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只会造成社会混乱。”另一个他的哥们儿，也是清华著名教授， 在一次研讨会上，声讨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美国阻挠中国统一台湾暴露其霸权主义嘴脸”，接下来讲到朝鲜半岛问题，又兴奋了，”中国决不能坐视南北朝 鲜统一，那样危害中国核心国家利益”。在帮人的圈子里，汪晖是主要”带头大哥“之一。
我曾经提倡过称呼这些人，必须完整的叫“中国新左派”，不能简化为左派或者新左派。因为根据我从符号学出发的语用分析，世界上有两种左派，一种叫左派，比 如哈贝马斯,赛义德这些都是牛人,包括艾未未和秦晖按照国际标准,其实也是正宗的左派;一种叫“中国新左派”,代表人物就是汪晖和他的弟兄们。 “中国新左派”这帮人琢磨的是权谋而是不是真理，所以逻辑的一致性是他们根本不在乎的。
如果汪晖这帮人都成了思想家，中国就离白痴共和国不远了。
不过恰恰这次汪晖抄袭事件，我并不像很多学者那样反应激烈，恰恰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汪晖表现出难得的逻辑一致性，让我对汪晖不堪的印象，大大地改善了。汪 晖一直是推崇毛泽东的，毛泽东就是不讲规矩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且毛泽东从来不在乎任何知识产权，尤其善于“搅拌式”的组合，把别人的东西，搅 成一锅粥，从来不注明出处，最后都成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都不许思想的时代，全国人民都是白痴,只有毛泽东一个大思想家,只有《毛选》能卖钱，收 巨额稿费。
汪暉这点上学习毛泽东是学习到家了,把别人的研究成果来个“搅拌式”组合，攒出个“汪晖思想”也不过份啊。而且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是不讲契约和道理，相信强 权，枪杆子里面就能出政权，老子就是得天下了，你管我是怎么得的呢，你能拿老子怎么样？汪晖在抄袭事件中，对任何质疑都不回应，也有一种霸蛮的气概，老子 就是清华教授，老子就是著书立说了，老子就是那国务院津贴了,老子就是徒子徒孙遍天下，你们能拿老子怎么样？
抄袭事件前前后后，汪晖教授的表现，让我对他的印象大为改观。
原来我以为他完全是一个下流的人，为了迎合权力，以学术的包装，吮痈舐痔，不知道这个人自己到底相信什么。
现在我发现，汪晖教授其实内心有他坚守和相信的东西，至少在对待学术规范和知识产权的态度上，汪晖和毛泽东是一致的。至少从这一点上看出，汪晖平素推崇毛 泽东确有其真诚的一面，他在这一点上，逻辑是一致的，我以前误解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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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偶 | 2010-06-07 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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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我恶意地揣测一下，南方报业这么积极批汪晖，是不是借以打击新左派？
当然了，鬼才信他们是左派。他们口里只有空洞的民族大义和人民大众，具体到一些人权案件，工人权益受损，底层民众被压迫，他们就失声了。他们不过是随便找 个旗帜维护现有体制罢了。就像某某之乡，除了一些看起来极左的观念，很大一部分文章全是在批判自由派知识分子，谁都知道，这帮人打的正是ZF的眼中钉。更 夸张的，他们和那些极右很合得来，老发他们的文章。其共同点在于，极左极右都是反对民主的，就这么简单，而这正是ZF想说，又不好明说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汪晖这号人比贺卫方他们活得滋润的原因。
旁听生 | 2010-06-07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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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事实，评的很要害。新时间的郭沫若的小翻版而已。
一剑封喉 | 2010-06-07 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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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得好，有事实有根据。
遒三 | 2010-06-07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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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都是混口饭吃。。。
淡笑天下 | 2010-06-07 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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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逻辑有问题的人论辩，真的很头疼
不过你文中的“逻辑不一致”可不是逻辑方面的含义，呵呵
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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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剑封喉 | 2010-06-07 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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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得好，有事实有根据。
2旁听生 | 2010-06-07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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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事实，评的很要害。新时间的郭沫若的小翻版而已。
3晓偶 | 2010-06-07 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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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我恶意地揣测一下，南方报业这么积极批汪晖，是不是借以打击新左派？
当然了，鬼才信他们是左派。他们口里只有空洞的民族大义和人民大众，具体到一些人权案件，工人权益受损，底层民众被压迫，他们就失声了。他们不过是随便找 个旗帜维护现有体制罢了。就像某某之乡，除了一些看起来极左的观念，很大一部分文章全是在批判自由派知识分子，谁都知道，这帮人打的正是ZF的眼中钉。更 夸张的，他们和那些极右很合得来，老发他们的文章。其共同点在于，极左极右都是反对民主的，就这么简单，而这正是ZF想说，又不好明说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汪晖这号人比贺卫方他们活得滋润的原因。
4郭君 | 2010-06-07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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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政府需要一些奴才来为自己犬吠几声的...
5龙要飞 | 2010-06-07 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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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有几点建议，不知可否一听？我同你一样不喜欢中国新左派，但我觉得，你能不能把政治观点和抄袭事件分离开，一个人持什么政治观点，和道德品质好象没 有什么必然联系吧？另外，我觉得，搞清汪晖这类中国新左派为什么言行不一，比较重要。
6遒三 | 2010-06-07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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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都是混口饭吃。。。
7淡笑天下 | 2010-06-07 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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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逻辑有问题的人论辩，真的很头疼
不过你文中的“逻辑不一致”可不是逻辑方面的含义，呵呵
赞下！
8韦三皮 | 2010-06-08 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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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铁哥们的例子，楼主似乎在哪里讲过，
9paury | 2010-06-08 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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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里不乏思维逻辑不一致的人，按照我的说法，要么就是是阴险虚伪者，要么就是真正的5毛！！！
10五颜六色的熊 | 2010-06-08 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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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太同意你的观点，你认为他们是真傻，我认为他们主要是比较坏，但左派里也分被吓坏的和耍小聪明其实是愚蠢的，这样我的观点又出现逻辑悖论了，所以解决 悖论只好使用你的结论，就是他们真的是傻瓜。总的来说，我还是认为他们是坏的结果，傻只是表面现象，实质是比较坏，但是有又傻又坏的人么？答案是愚昧，这 个结论你看怎样？
11madeinchina | 2010-06-08 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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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说他们是“派”高抬了他们了，他们哪里有能形成“派”的独立思维能力啊。一群趋炎附势的小人而已。
引用： 龙要飞
楼主，有几点建议，不知可否一听？我同你一样不喜欢中国新左派，但我觉得，你能不能把政治观点和抄袭事件分离开，一个人持什么政治观点，和道德品质好象没 有什么必然联系吧？另外，我觉得，搞清汪晖这类中国新左派为什么言行不一，比较重要。
12风花树 | 2010-06-08 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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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梁小丑的结果，一般要么遗臭万年，要么被历史遗忘。
13四十年来故国 | 2010-06-08 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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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这样看，如果称他们是“中国新左派”的话，他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宗旨或理论体系。
http://www.cssm.gov.cn/view.php?id=12627
秦晖：当代思想史上的“读书奖”事件
一
在《读书》奖的运作期间无人对它表示反感，更谈不上抵制，大家都是愿意促其成功的（我个人因推荐表迷失于案头纸山之中错过了规定期限，在6月初《南方周 末》电话采访中我已明确表示：没有寄还推荐表，这是我的不对。），尽管那时有些人对《读书》的“转向”已有看法。如后来站出来批评该奖的雷颐先生不仅参加 了推荐工作，而且就在6月9日的《南方周末》上还刊出了他为其中一本获奖著作写的书评。换言之，“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及其对《读书》方向的岐见尽管已 经产生，但并不存在“自由主义”者因学派门户之见为难《读书》奖的问题。相反，实际上大家还是希望把这件促进学术的民间公益之举办好的。
许多人对该奖的真正意见是在评委名单、评奖过程与结果公布后发生的。有人对评委组成提出疑义，还有人认为获奖者全是北京学者，学科范围也嫌偏狭，等等。
但所有这一切，如果说都还可以用见仁见智来辩解，那么“长江《读书》奖”在程序上的犯规则是太明显的硬伤。如果说由于当今文化生态与语境下别的批评会面临 “尴尬”，使《读书》可以声称“委屈”，那么在规则问题上他们是毫无理由叫屈的。如果说“主义”之争、“转向”与否之争、人事纠纷之争、某人该不该进评 委、某书某文够不够学术水平乃至某人的学问、人品的评价问题等等都可以见仁见智，那么在常识性的、最基本的程序公正问题上，是无所谓价值多元问题的。这里 的是非任何人也无法回避。
正如不少论者已经指出的：为“长江《读书》奖辩护的人，大都无非三种论述方式：一是某人人品、学问如何好，某著作水平如何高，因此应当得奖。二是某人没有 做什么什么事，因此不应当为此事负责。三是批评者动机不纯，不是”龌龊“之徒，就是”酸葡萄心理“。这三种论述方式的共同点就是不把程序正义当回事。对此 朱学勤先生在《程序公正与实质正义》一文中已有详尽分析。其实，关于程序公正的基本道理并不复杂，起码以下几点属于常识：
一、不能以人品、学问好为理由而违反程序正义原则，这正如不能以某人是“伟大领袖”或掌握了伟大真理为理由而破坏法治一样。
二、维护程序正义是一种底线伦理原则，不能以“动机不纯”为理由拒绝对于违反程序正义原则的批评，这正如不能以“动机只不过是想赚钱”为理由拒绝人们对交 易公正的要求。历史告诉人们，那些以动机不纯为理由破坏公正交易的人自己的动机倒往往是更为可疑的。只有在底线伦理的基础上才可能追求高调道德，正如只有 在禁止抢窃的基础上才谈得到超越“交易”而追求“慈善”一样。
三、一件事是否违反程序正义是一回事，如果违反了谁应当为此负责又是一回事。以某人不应负责来证明某事没有违规是不合逻辑的。
四、所谓程序正义，既包括对因具体事项而订立的具体规则的遵守，更包括对公理性的一般竞争中形式公正原则的遵守。而后者正由于是不言自明的常识，往往无须 出现在具体规则的行文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因此便可“弹性”对待。相反它应当更刚性地被遵守，因为这些常识或公理是任何具体规则得以成立的基础，违反了它 而号称遵守了具体规则，是不能证明其公正性的。奥运会大概不会把“裁判不能进场踢球”这样的常识列入成文章程，诺贝尔奖大概也没有不许瑞典皇家科学院院长 申报物理、化学奖（由该院评授）或卡罗林研究院院长申报生物-医学奖（由该院评授）的规定，但这样的事当然是不能干的。
五、任何竞争规则都是建立在假定人皆有自利倾向因而必须立规矩加以限制这一前提下的。“回避”就是为了避嫌，不“回避”就自然有了嫌疑。指出这种嫌疑并不 需负举证责任。相反，负有举证责任以洗清嫌疑的是违反“回避”原则者，正是他而不是别人必须“拿出证据来”。
这场讨论中不少人在分析“长江《读书》奖”章程上做文章，这当然必要。但有些是非其实根据“常识规则”即可判断，尽管恰恰因为是常识，章程中未必会一一列 举。例如在“回避”问题上，以下三个层次都可以说是常识：
一，评委“自评自”回避。章程对此有规定，因而无争议。
二，评委获奖资格回避或“他评自”回避。章程中有没有这个意思似乎有争议，但从常识讲，除非在评委的产生途径上设立规则阻断人事关系的影响，否则就必须有 这种回避。道理很简单：没有这种回避，在评委间就可能形成“交易性投票”（你给我投，我给你投）。
三，主办者回避。这其实是最重要的一种回避，其对程序公正的关键作用比以上两种回避更大。道理很简单：“自评自”和“他评自”都还只能影响一两票，而主办 者则能影响全局，因为推荐委员、评委都是主办者聘请的，如果主办者有某种倾向性，通过请谁不请谁就可以实现这一点。而且主办者回避只能是获奖资格回避，其 理由是：有权决定评委组成的人自己当不当评委关系并不大，关键是他不能让这些自己请来的人评自己。现代重要评审活动的主办者一般都是机构而非个人，所以， 主办者回避的实际含义就是主办单位负责人获奖资格回避。
主办者回避不仅比评委回避更重要，而且也更可行。因为对于某些具有高度专业知识要求的评审活动而言，有资格评奖者与有实力获奖者都为数寥寥而且重叠面较 大，两者互相回避有时的确会出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相矛盾的问题。所以“评委不能获奖”有时并不是那么绝对的。而主办单位负责人要比评委人数少得多，他们 回避是完全可行的。如果他们想参与竞争，要么辞去负责人之职，要么参加其他机构主办的评奖。
正因为主办者回避更重要也更可行，所以它也更具有不言自明的常识性与公理性而未必需要在章程中明文写出。诺贝尔基金会的章程并未明文规定瑞典皇家科学院、 皇家卡罗林外科医学研究院、瑞典文学院、瑞典银行与挪威议会（6项诺贝尔奖各自的主办机构）的负责人不能获奖，但这样的回避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他们若获奖 那就比评委获奖更不可思议，其荒诞就犹如诺贝尔本人获奖了。同理，“长江《读书》奖”章程中有没有规定《读书》负责人回避，关系本来也不大，没有这种规定 也不能说章程本身有什么问题。因为主办者回避本来就应当是不言自明的。最近有人在网上质问徐友渔先生作为推荐委员也参加了章程的讨论，为什么当时不提出在 章程中列上这一条？这种质问应当说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说“长江《读书》奖”章程需要列一条《读书》负责人无获奖资格，那么“长江”负责人不能获奖是否也要 专列一条？难道说没有订出这种禁条就有权利犯禁？当然，如果在已经明确汪晖的著作进入评奖程序后征求徐友渔的意见，徐不表态而结果出来后又进行指责，那就 不合适。但事情显然不是这样。
二
应当承认，忽视程序正义（包括不成文的自然法公正，确切地讲应当说是形式公正）是我们传统上的一大毛病。崇尚人治不讲法治、迷信贤君不设置对权力制约，都 是它突出的表现。这种传统的影响并不限于此次“长江《读书》奖”，我们这些今天的批评者自己也有可以反思之处。就拿此前也产生了相当大影响的另一次民间学 术奖——“正则奖”来说，它的评奖与这次“长江《读书》奖”的流程有某些相似之处，即回避了“自评自”但没有回避评委之间的“他评自”。我本人与人合著的 一本书也在我不参评的情况下获得了最后一轮提名。当时我自己并未以为不妥，在那时“主义”之争尚未激化、知识界整合程度相对较高的情况下舆论也未注意这些 毛病，而是基本一致的对这次“民间学术评奖的创举”予以了高度评价。就是此次“长江《读书》奖”如果不是有了“主义之争”激化与文化生态失常的背景，加之 甘阳文章的催化，可能也不至于引起如此强烈的反映。而且即便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与自己有较多切身关系的人（如评委与获奖者）也多持回避态度，尽管其中一 些人是有明确看法的。总之，形式公正观念不强在我们中间是个相当普遍的问题，并不只体现在“长江《读书》奖”上。
尽管如此，“长江《读书》奖”在违反形式公正方面仍然应负特殊责任。例如以它与前述的“正则奖”相比，两者都注意了评委“自评自”回避，而忽视了评委获奖 资格回避，但在“正则奖”中，有著作参评的评委不仅退出了著作奖的评审，而且退出了其他奖项的评审，实际上是退出了“本次”的全部评审工作而只保留了下次 评审的权利，“长江《读书》奖”则只让评委在评审自己参评作品的奖项上回避，却仍让他们评审别的奖项。更重要的是：在最为关键的主办者回避问题上，“正则 奖”做到了，“长江《读书》奖”却违反了形式公正。无论是正则基金会还是主办者万圣书园的负责人都没有参加正则奖的竞争，而《读书》负责人却不仅参加了而 且获奖了。这也许是开了先例，因为即使是近年官方组织的各种图书奖，虽然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极为明显，似乎也没听说过主办单位负责人获奖的事。当然不能仅凭 这一点就说长江《读书》奖还不如官方的图书奖，但无疑主办单位没有回避实在是一大硬伤，这是无法否认的。
“长江《读书》奖”注意了评委“自评自”回避，却没有注意评委“他评自”回避，尤其是完全不顾主办单位负责人获奖资格回避，使得该奖的公信力受损，本来意 义重大的一次民间公益性学术评奖活动因而蒙尘，这是令人遗憾的。我相信汪晖和《读书》的解释：这一切并非有意造成。我也不赞成把这件事说成是“学术腐败” 或“丑闻”，尤其是不赞成在第一轮批评中、也就是在《读书》与汪晖本人尚未做出解释之前就做出这样的判断。这样的论断显然带有对《读书》的情绪，或者更直 接地说它是不久前受到甘阳那篇文章的刺激，是对甘阳恶劣文风的一种同样糟糕的回应。葛剑雄、朱学勤、徐有渔与雷颐等那种就事论事的分析更有助于澄清问题。
但是，《读书》方面在为汪晖作出无责任辩解的同时，不仅拒绝承认“长江《读书》奖”存在着违反程序正义的问题，更没有指出如果不是汪晖，那么是什么人应当 对此承担责任，反而把别人的批评一概称为“围剿”、“攻击”、“别有用心”等等，这是令人失望的。7月以来，《读书》方面由工作室、汪晖、黄平做出的回应 中，许多看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些回应与以前的文字相比，除了沿用汪晖与评奖过程无关等说法外，又突出强调了两件事，一是汪晖的执行主编是兼职，二是评 奖“工作室”不等于《读书》。但这两点辩解太无力了。
实际上大家都清楚，在汪、黄二位之前《读书》的历任主编均为专职，1996年三联本来也是打算聘请汪黄二位调到《读书》来任专职的。只是在汪黄二位的坚持 下，三联才同意他们保留原身份而开创了兼职主编之例。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但他们既拥有双重身份，当然也就相应的承担了双重责任，而不能因为保留了学界身 份便可以不承担主办单位负责人的回避义务。至于说“长江《读书》奖”工作室不等于编辑部，这与该奖推荐委员会、评审委员会不等于编辑部没有什么两样。这些 临时机构是不等于《读书》本身，但它们无疑都是《读书》出面组织的，《读书》因此才成其为该奖的主办单位，该奖才因此得名“长江《读书》奖”。可悲的是如 今有些人为了抹掉《读书》与评奖的关系，有意无意地去掉了奖名中的书名号。但那样一来，“读书奖”顾名思义就应当是奖励读者、而不是奖励作者的了。回避主 办单位的责任以至于斯，真是何苦呢。
其实“长江《读书》奖”就是李嘉诚的长江集团出钱，委托《读书》主办的奖。“长江”与《读书》既然都以自己的“品牌”为奖命名，也就是所谓的“署名公益” 行为。“署名公益”不同于传统慈善之处就在于它是要讲“署名”效益（当然不是指赚钱，而是指声望、名誉之类）的[1]，而为此署名者就须承担一定责任。该 奖的资金安排当然不会由香港长江集团总部、更不会由李嘉诚先生本人出面，正如该奖评审日程安排当然不会由《读书》编辑部、更不会由主编出面一样。但“长 江”与《读书》及其负责人的回避责任并不能因此消除。“长江”或《读书》的负责人若自己得了“长江《读书》奖”，会给世人留下什么影响，这难道还用多说 吗？
最近看到曹般先生的两篇文章《究竟谁在破坏程序》和《回答》，这是我所知的《读书》方面论证“程序正义”问题唯一作者。该文的观点有：1、对该奖的批评是 “以后果来判断规则，推翻规则”，因而是无理的。2、程序公正只有契约性，没有绝对性，因此不能过于强调。3、批评者自己参与了程序的制定，看到结果后又 批评这一程序，这实际上是自己违背了程序正义。对最后一点，上文已经予以反驳，而前两点显然也是不能成立。
首先，不能说所有批评者都没有质疑获奖作品本身的质量，但至少朱学勤、徐友渔等主要批评者并没有对“结果”即获奖者其人其文发表什么评论，他们只是批评这 个过程“推翻规则”即违反了回避原则。倒是所有的辩护者都在强调获奖结果如何恰当，获奖其人其文如何了得，亦即只要“后果正确”，遵不遵守规则无所谓。直 到现在，辩护者都还在集中指责对方不谈论“后果”即作品本身，因而很不“学术”云云。到底谁是“以后果判断规则、推翻规则”，不是清清楚楚的吗？
曹先生指责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件事：违规的事实出来以后，批评者便指责其违规。这本来太平常了，违规的事实未发生，你怎么能指责其违规呢？然而曹先生却不知 根据哪种错乱的逻辑说就这是“以后果推翻规则”！依了他，违规的事发生之前你没理由批评，违规的事发生后你不能批评，那天下还能有规则存在吗？
至于说程序正义是“契约性”的而不是“绝对”的。这个问题的学理背景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但从最简单的逻辑讲这里有个悖论：遵守“契约”这一原则本身是 不是“绝对”的？如果遵不遵守契约本身都“相对”化了，那还有什么“契约性”可言？
如前所说，所谓程序正义其实更确切地讲是形式公正，它既包括契约性的具体规则或具体“程序”，更包括常识性的或不言自明的自然法公正。前者如赛跑的赛程是 多少米，球赛每场是多少分钟，“长江《读书》奖”中“著作”包不包括文集、文章是否只限于《读书》所载，以及著作、文章的年限规定等。这些“规则”往往无 所谓对错，只要大家约定了就得遵守。即使并非全体同意，一般也可以以多数决定方式成立。我曾经提出文章奖应与著作奖一样开放，不宜只限于《读书》所载，但 此议未被采纳，我就不能因此说最后只评《读书》的文章就违反了程序公正。在这类问题上，形式公正的确是契约性的，而不具有绝对性。
但形式公正还有更为基本的内容，例如“裁判不能参与竞赛”之类，本是天经地义的常识，即使没有有形契约（成文章程）它也应当遵守。裁判不参与竞争是对的， 参与了就是错的，这种形式公正就不是相对的，也不能仅仅说是契约性的了。裁判不能参与竞赛，有权指定裁判的人更不能参与竞赛，亦即评委回避，主办者更应回 避，这样的形式公正难道能用“契约性而非绝对性”的遁词消解么？
最近还有一些辩护者公开对程序正义、形式公正表示蔑视，如李宪源先生在《我为中国思想左派感到真切悲哀》一文中便明确地以“左派”自命（他对《读书》与汪 晖等人不肯坦率地自认为左派十分不满），大举攻击他指称的“右派”“借所谓‘规则的公平’达到实质上的不公平”。并从中国的自由主义一直骂到“西方的‘民 主大选’闹剧，在‘一人一票’之‘公平规则’的掩盖下”如何玩弄民意。他宣称此次评奖如果不评汪晖，那就是“评委们瞎了眼，或是吞了昧心药”，而“不管所 谓的规则如何公平，如果这次获奖者竟是”自由主义者，就应当一律推翻（好一个“以后果推翻规则”的典型——秦按），因为能使自由主义者当选的“这种规则无 论如何显得怎样‘公正’，都对中国老百姓有百害而无一利”！李先生的坦率是应当感谢的，因为他比许多尽兜圈子的辩护者更清楚地揭示了围绕“长江《读书》 奖”的这场争论的实质。
只是李先生这样的言论未免对他所宣称遵奉的“左派”传统亵渎太甚了。160年来，西方极权主义之外的各种左派力量——从宪章运动、马克思直到如今的社会党 人，为了“西方的‘民主大选’”和“‘一人一票’之‘公平规则’”得以战胜传统专制制度，曾经付出多少努力、流了多少鲜血，李先生轻飘飘地把“一人一票的 公平规则”归之于“资产阶级”，诋之为“闹剧”，就不怕真正的左派先哲在天之灵戳你的脊梁骨？李先生的宏论令人想到当年沙皇俄国那宣称“虚伪的西方民主” 不如沙皇统治“公道”的“警察民粹派”，人们记得当年大左派列宁怎样回答他们：“这种话完全是撒谎”！（《列宁全集》第6卷332页）
从社会民主主义即现代非极权左派的立场上讲，有了形式公正的确未必就有“实质公正，因此仅有形式公正是不够的。但是连形式公正也没有就绝对只能是极端的实 质不公正！因此在类似中国如今的条件下，形式公正实际上是现代左、右派，即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共同持守的底线。社会民主主义在争取形式公正之余还要追 求”实质公正“，而保守主义（右翼自由主义）者只承认形式公正，否认还有什么”理想的“实质公正可言。至于像李先生那样借口所谓实质公平来鼓吹赤裸裸的形 式不公正的人，只有在现代左、右翼之外的（或者说是”极左“或”极右“的）极权主义者那里才能找到。如今我想知道的是，汪晖兄对李宪源先生的这种观点持何 种态度？
三
近两年逐渐发展起来的、今年5月间激化的、6月间因“长江《读书》奖风波”而更趋尖锐的争论实际上包括三个层次的问题：当代中国的“问题”与“主义”论战 （不仅仅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读书》办刊方向的争论和“长江《读书》奖”是否公正的争论。这三种争论虽然有联系，但并不是不可各自独立的。由于 “主义之争”很难有结论而“长江《读书》奖”这个具体事情的是非不难弄清，也由于今年以来“主义之争”的语境恶化，有倾向性的压力使得话语空间变小，因而 “长江《读书》奖”的主要批评者都明显的把三个层次的问题区分开来，不把评奖过程是否合乎程序正义的问题与汪晖、钱理群著作的思想及学术评价混为一谈，更 不把它与《读书》方向问题、“主义与问题”论战问题纠缠在一起。
我以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它不仅符合就事论事、不搞泛道德非逻辑批判的理性分析原则，符合当下文化生态中使讨论更有效的目的，而且事实上，这也是最有利于争 论中另一方的。如果“长江《读书》奖”的辩护者能够正视形式公正问题，无论正面论证坚持不实行主办者回避的理由，还是在承认的确有程序不公正问题的基础上 解释其原因，都并不妨碍他们在另外的场合对汪晖和其他人的思想与著述进行弘扬，并不妨碍他们理直气壮地坚持《读书》的既定方向，更不妨碍他们继续从事“新 左派”的或他们愿意以任何名称表示的思想学术理论建设。以中国之大、变革时代问题之多，人们价值观之多元，哪有因一个“热点新闻”就影响了一种思潮的前途 之道理？
但许多辩护者不这么看，他们不仅“回避‘回避’”（朱学勤语），不愿正视形式公正问题，而且似乎从一开始就把整个事情说成是“某些人”针对汪晖及其思想、 针对《读书》、乃至针对整个“新左派”的大阴谋，从而把三个层次的问题混在一起，力图使整个讨论变成围绕汪晖思想、《读书》方向与“新左派”理论的“学术 论战”。他们真的是头脑里“敌情观念”太重了呢，还是形式公正观念太淡漠了？
不管怎样，把三个层次的问题混为一谈，恐怕首先对“新左派”理论是极为不利的。本来，“长江《读书》奖”程序上是否有问题，与“新左派”学说在理论上能否 成立毫无关系。但如果把二者混淆，当然就不是这样了。朱学勤先生在风波乍起时在网上说过这么一句话：“（新左派）既然标榜的取向是反对市场经济、国际资 本，怎么又向国际资本拿钱给自己发奖。”后来朱先生再没提起这句话，因为他既然强调就事论事，只谈评奖程序问题，则“新左派”的取向是什么以及在现实中它 是否自相矛盾，就根本扯不上。但如今若“新左派”自己一定要混淆这两个问题的话，他们就得直面这一尴尬了。
历史上“左派”从资本那里拿钱本来也不稀奇，马克思接受过恩格斯当工厂主赚来的钱之救济，许多左派组织与运动为了得到经费不仅可以接受资本家捐助，甚至可 以自己组织经商赚钱，乃至以贩毒之类的手段赚钱。但恩格斯接济马克思纯属知己友情，并非市场经济中具有广告色彩的“署名公益”；而左派组织靠经商乃至更不 堪的手段筹集经费，毕竟也只是用于组织或运动，并非奖励个人。如今倒好，大财阀“长江”与反“资本”的《读书》联合挂牌搞“署名公益”（应当肯定其善意， 但同时也不能否认它是市场经济中通行的一种公关投资或“社会资本”运营），而本来应当回避的《读书》执行主编本人又获了这个大奖，这不是有几分“黑色幽 默”么？大家都知道香港的“体制外左派”从来不与资本家打交道，法国的左派思想家萨特还拒绝过诺贝尔奖。当然中国内地“国情特殊”，人们不能要求中国的 “新左派”学他们。如果此次获奖的不是应当回避的汪晖，而是没有这一义务的其他“新左派”如李宪源先生等，大家不会说什么。如果该先生又能本着自己坚持的 理念，拒绝（而不是谦虚地辞谢）此奖，人们更该肃然起敬了。可是……
本着就事论事谈“程序”的原则，人们是不应扯出这种话题的。可是一些辩护人非要把程序问题变成学术论战或“主义”论战，这不是自找麻烦，自己挑起这种话题 吗？
把不同的问题搅在一起，而在当前的文化生态与语境下只能是什么问题都谈不清，再加上“敌情观念”太重，一开口就攻击谩骂（辩护方的“龌龊卑鄙”之说与批评 方的“学术腐败”之说，对此都应负责，但首开恶例的是前者，即甘阳先生），其后果是问题尚未谈清，友谊已经不存。在外人或后人看来，如此严峻的文化生态下 知识分子们却“莫名其妙”地内部打成一锅粥，而且好像还是为了一笔可观的奖金，整体形象受到损害，尤其是与双方都交情甚深的人更是痛心疾首，这场争论的代 价的确是相当大的。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代价已经付出，人们就应当严肃的对待这场争论，以求在付出代价之后在思想史上留下一笔遗产。在我 看来这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确立常识理性、形式公正、程序正义、底线伦理、基本道德的应有地位。无论人们有多少美好理想、至善高德，没有这些起码的做人规矩都是空谈，甚至比 空谈更坏。诚如不少批评者所说，这次风波显示程序正义意识在中国社会乃至知识界都还相当淡漠，如果这场争论能推进这种意识，代价也就不枉付出了。
第二是在新的基础上推进当代中国的“问题”论战与“主义”论战。这次论争中，辩护方已经有不少人在大骂“自由主义”的同时，对汪晖先生和其他一些思想者不 肯亮出左派旗号大表不满，同时也有人注意到在这次论争中“经济自由主义”[2]与“人文自由主义”的不同态度，正如毛寿龙先生近期在网上指出的：自由主义 应当澄清它在经济问题上的立场，而“新左派”应当澄清它在政治问题上的立场。汪晖认为中国当代思想论争并不只限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两家，这个说法 也并不错。总之，这场论争虽然在特定语境下三层问题一锅煮，造成了一些混乱，但毕竟还是使各种思潮进一步凸显，思想者的自我定位与“排列组合”进一步明确 化，这就为当代中国的思想争鸣、为新的“诸子时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如今可以说关于程序正义的论证已经作得比较充分，如果辩护方仍然“回避”（而不是像曹般先生和李宪源先生那样出来反驳），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人们应 当回应“新左派”的挑战，对汪晖的著作及其他“新左派”文本进行学术性思想性的争鸣。当然，“新左派”与其他学派一样也不能自视太高，以为天下“问题”都 已由自己提出，别人只有跟在后面“应战”的份。毕竟他们需要“应战”的问题（绝不只是“程序正义”一项）、别人提出而他们回避的问题还多着呢。
---------------------
注释：[1]关于“署名公益”的性质，我在《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一书中（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29—154页）作 过专门分析，指出它是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准私人物品交易”行为，实际上是要讲回报的。
[2]我并不同意这种提法，因为经济学中哈耶克、弗里德曼与科斯的传统不管有多少可疑之处，从逻辑上讲是推不出为中国式“原始积累”辩护的依据的，因此经 济学界并不存在坚持自由主义“过份”的问题，但的确存在着忽视“诺齐克正义”的问题，而诺齐克正义正是自由主义者最典型的程序正义主张。我想对它的忽视， 或许正是在此次论争中他们也没有为程序正义发言的原因之一。
http://baike.baidu.com/view/983394.htm
汪晖
1.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汪晖（1959年10月－），江苏扬州人，中国大陆著名学者，通常被认为是“新左派”（中国当下语境意义）领袖。1966年入扬州市西门街小学， 1971年入扬州市鲁迅中学（今扬州大学附属中学）、1976年初高中毕业。1976至1977年间，先后当过一年半的临时工和徒工。1978年录取为扬 州师院中文系77级本科生。1981年本科毕业，1982年考取本校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85年在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5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从唐弢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于1988年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随即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91年与友人共同创办《学人》丛刊，1996年起担任《读书》杂志主编，2007年被解职。在其任内，《读书》基本上成为被“新左派”把持的话语阵 地。沈昌文曾在《随笔》2007年第1期中坦言，如果早知道汪晖的文风、学风后来变成这样，是绝对不会把《读书》交给他的。2002年受聘清华大学人文学 院教授。曾先后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访问教授。主要著作有： 《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汪晖自选集》（1998）、《死火重温》（2000）、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005）等。编有《文化与公共性》、《发展的幻象》等多种著作，论文被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法文等。
"汪晖的四卷本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卷帙浩繁，内容十分复杂。首卷围绕“理”与“物”的关系这一中心命题，探讨了宋明儒学的“天理”主题；次卷 转向“帝国/国家”问题，先证明它们是西方（包括日本）在分析中国时使用的主导性的现代二元对立概念，再论证它们对理解清朝和民国的国家特性来说，具有基 本的缺陷；第三卷对晚清和民初的重要思想家进行分析，并揭示出，在将旧的“天理”世界观重塑为“公理”世界观的时候，他们既纳入了西方式的科学公理观念， 又保持了传统的对“天理”中的“理”的伦理—政治的关注；第四卷在上述背景下，讨论了现代“科学话语共同体”如何兴起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的核心主题。四卷 洋洋洒洒至一六○八页，仅“导言”一章，即长至百余页。" （黄宗智：探寻中国的现代性）
2010年3月10日《文艺研究》刊发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的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被指称《反抗绝 望》一书存在多处抄袭，多名专家对此已有回应，称“抄袭说”难成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京 华等多名鲁迅研究专家，曾就《反抗绝望》是否构成抄袭、汪晖是否梁(启超)鲁(迅)不辨、王彬彬的动机等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钱理群、孙郁、赵京华 等人均表示，该书确实存在引文不够规范等“技术层面的问题”，但要说汪晖恶意剽窃恐难成立。王彬彬此前曾发文辱骂王蒙与清华大学中文系另一教授蓝棣之，因 此有人对王彬彬的动机提出质疑，“派系之争”、“骂名人以扬名”之说均被提及。同时也有更多学者如林毓生、余英时、郑也夫等人表示需对此质疑做严肃的核查 与处理。郑也夫更是直言“挺汪的第一波令人惊异，来者尽是鲁学的同行。不管对错，第一印象分明是，学界成了行帮。钱理群自白王彬彬的文章还没看完，却说： “需要考虑到当年的学术规范远不如现在严格，在当时看来，只要大致标注出你引用了哪些资料就可以，不像现在，每引用一句话都得加引号。”。浙江大学陆兴华 则认为“汪晖的问题是他写得错乱，他的整个写作是不成立的。说他抄袭，那是表扬他了。”
抄袭事件使我对汪晖教授的印象有所改善 / 郭宇宽
2010-06-07 15:40 | 阅读(3030) | 标签: 抄袭事件, 汪晖
从我个人的习性来说，我最敏感的是一个人逻辑不一致。一个逻辑不一致的人，在我眼里要么是脑子发育不健全，要么阴险是大伪之人。如果一个逻辑不一致的人， 居然被一些人捧成著名学者和思想家，在我看来是整个社会在智力上堕落的标志，也是中国学术界堕落的标志。一个逻辑一致的人，哪怕观点不能认同，起码我觉得 他也许是真诚的，还能获得我底线的尊敬。
汪晖这个教授，在我过去看来，就是惊人的逻辑不一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用英语讲一套，用中文讲一套，完全是一个巧言令色的骗子。接受纽约时报采 访，欺负中宣部的看不懂英文,他把自己包装成6.3A的广场民主斗士，用中文说话他又论证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合法性；见到西方左派，他说人家爱听的，反殖 民和中华文化道路的主体性，反资本主义道路，单独持这种观点倒也可以自圆其说，可碰到镇压西藏，到西藏去搞大开发，拉动西藏ＧＤＰ，他又讲那叫传播先进文 化。我真不知道汪晖这种脑子是怎么长出来的。
不过他的长处是，对有些人来说汪晖确实有人格魅力，这点上，我真感觉她有一种邪恶的智慧，真有一批死心塌地的徒子徒孙，还有一帮铁哥们，这个圈子气味相 投，就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新左派”。有一个他的哥们儿，是著名的北大教授，在一次会议上，引用阿玛蒂亚森的观点，批评美国通过设置移民门槛来维护本国公民 福利是自私的政策，接下来讲到中国国内问题，说“现在开放北京和上海的户籍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只会造成社会混乱。”另一个他的哥们儿，也是清华著名教授， 在一次研讨会上，声讨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美国阻挠中国统一台湾暴露其霸权主义嘴脸”，接下来讲到朝鲜半岛问题，又兴奋了，”中国决不能坐视南北朝 鲜统一，那样危害中国核心国家利益”。在帮人的圈子里，汪晖是主要”带头大哥“之一。
我曾经提倡过称呼这些人，必须完整的叫“中国新左派”，不能简化为左派或者新左派。因为根据我从符号学出发的语用分析，世界上有两种左派，一种叫左派，比 如哈贝马斯,赛义德这些都是牛人,包括艾未未和秦晖按照国际标准,其实也是正宗的左派;一种叫“中国新左派”,代表人物就是汪晖和他的弟兄们。 “中国新左派”这帮人琢磨的是权谋而是不是真理，所以逻辑的一致性是他们根本不在乎的。
如果汪晖这帮人都成了思想家，中国就离白痴共和国不远了。
不过恰恰这次汪晖抄袭事件，我并不像很多学者那样反应激烈，恰恰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汪晖表现出难得的逻辑一致性，让我对汪晖不堪的印象，大大地改善了。汪 晖一直是推崇毛泽东的，毛泽东就是不讲规矩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且毛泽东从来不在乎任何知识产权，尤其善于“搅拌式”的组合，把别人的东西，搅 成一锅粥，从来不注明出处，最后都成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都不许思想的时代，全国人民都是白痴,只有毛泽东一个大思想家,只有《毛选》能卖钱，收 巨额稿费。
汪暉这点上学习毛泽东是学习到家了,把别人的研究成果来个“搅拌式”组合，攒出个“汪晖思想”也不过份啊。而且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是不讲契约和道理，相信强 权，枪杆子里面就能出政权，老子就是得天下了，你管我是怎么得的呢，你能拿老子怎么样？汪晖在抄袭事件中，对任何质疑都不回应，也有一种霸蛮的气概，老子 就是清华教授，老子就是著书立说了，老子就是那国务院津贴了,老子就是徒子徒孙遍天下，你们能拿老子怎么样？
抄袭事件前前后后，汪晖教授的表现，让我对他的印象大为改观。
原来我以为他完全是一个下流的人，为了迎合权力，以学术的包装，吮痈舐痔，不知道这个人自己到底相信什么。
现在我发现，汪晖教授其实内心有他坚守和相信的东西，至少在对待学术规范和知识产权的态度上，汪晖和毛泽东是一致的。至少从这一点上看出，汪晖平素推崇毛 泽东确有其真诚的一面，他在这一点上，逻辑是一致的，我以前误解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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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偶 | 2010-06-07 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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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我恶意地揣测一下，南方报业这么积极批汪晖，是不是借以打击新左派？
当然了，鬼才信他们是左派。他们口里只有空洞的民族大义和人民大众，具体到一些人权案件，工人权益受损，底层民众被压迫，他们就失声了。他们不过是随便找 个旗帜维护现有体制罢了。就像某某之乡，除了一些看起来极左的观念，很大一部分文章全是在批判自由派知识分子，谁都知道，这帮人打的正是ZF的眼中钉。更 夸张的，他们和那些极右很合得来，老发他们的文章。其共同点在于，极左极右都是反对民主的，就这么简单，而这正是ZF想说，又不好明说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汪晖这号人比贺卫方他们活得滋润的原因。
旁听生 | 2010-06-07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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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事实，评的很要害。新时间的郭沫若的小翻版而已。
一剑封喉 | 2010-06-07 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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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得好，有事实有根据。
遒三 | 2010-06-07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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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都是混口饭吃。。。
淡笑天下 | 2010-06-07 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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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逻辑有问题的人论辩，真的很头疼
不过你文中的“逻辑不一致”可不是逻辑方面的含义，呵呵
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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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剑封喉 | 2010-06-07 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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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得好，有事实有根据。
2旁听生 | 2010-06-07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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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事实，评的很要害。新时间的郭沫若的小翻版而已。
3晓偶 | 2010-06-07 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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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我恶意地揣测一下，南方报业这么积极批汪晖，是不是借以打击新左派？
当然了，鬼才信他们是左派。他们口里只有空洞的民族大义和人民大众，具体到一些人权案件，工人权益受损，底层民众被压迫，他们就失声了。他们不过是随便找 个旗帜维护现有体制罢了。就像某某之乡，除了一些看起来极左的观念，很大一部分文章全是在批判自由派知识分子，谁都知道，这帮人打的正是ZF的眼中钉。更 夸张的，他们和那些极右很合得来，老发他们的文章。其共同点在于，极左极右都是反对民主的，就这么简单，而这正是ZF想说，又不好明说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汪晖这号人比贺卫方他们活得滋润的原因。
4郭君 | 2010-06-07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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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政府需要一些奴才来为自己犬吠几声的...
5龙要飞 | 2010-06-07 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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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有几点建议，不知可否一听？我同你一样不喜欢中国新左派，但我觉得，你能不能把政治观点和抄袭事件分离开，一个人持什么政治观点，和道德品质好象没 有什么必然联系吧？另外，我觉得，搞清汪晖这类中国新左派为什么言行不一，比较重要。
6遒三 | 2010-06-07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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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都是混口饭吃。。。
7淡笑天下 | 2010-06-07 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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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逻辑有问题的人论辩，真的很头疼
不过你文中的“逻辑不一致”可不是逻辑方面的含义，呵呵
赞下！
8韦三皮 | 2010-06-08 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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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铁哥们的例子，楼主似乎在哪里讲过，
9paury | 2010-06-08 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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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里不乏思维逻辑不一致的人，按照我的说法，要么就是是阴险虚伪者，要么就是真正的5毛！！！
10五颜六色的熊 | 2010-06-08 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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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太同意你的观点，你认为他们是真傻，我认为他们主要是比较坏，但左派里也分被吓坏的和耍小聪明其实是愚蠢的，这样我的观点又出现逻辑悖论了，所以解决 悖论只好使用你的结论，就是他们真的是傻瓜。总的来说，我还是认为他们是坏的结果，傻只是表面现象，实质是比较坏，但是有又傻又坏的人么？答案是愚昧，这 个结论你看怎样？
11madeinchina | 2010-06-08 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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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说他们是“派”高抬了他们了，他们哪里有能形成“派”的独立思维能力啊。一群趋炎附势的小人而已。
引用： 龙要飞
楼主，有几点建议，不知可否一听？我同你一样不喜欢中国新左派，但我觉得，你能不能把政治观点和抄袭事件分离开，一个人持什么政治观点，和道德品质好象没 有什么必然联系吧？另外，我觉得，搞清汪晖这类中国新左派为什么言行不一，比较重要。
12风花树 | 2010-06-08 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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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梁小丑的结果，一般要么遗臭万年，要么被历史遗忘。
13四十年来故国 | 2010-06-08 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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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这样看，如果称他们是“中国新左派”的话，他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宗旨或理论体系。
http://www.cssm.gov.cn/view.php?id=12627
秦晖：当代思想史上的“读书奖”事件
一
在《读书》奖的运作期间无人对它表示反感，更谈不上抵制，大家都是愿意促其成功的（我个人因推荐表迷失于案头纸山之中错过了规定期限，在6月初《南方周 末》电话采访中我已明确表示：没有寄还推荐表，这是我的不对。），尽管那时有些人对《读书》的“转向”已有看法。如后来站出来批评该奖的雷颐先生不仅参加 了推荐工作，而且就在6月9日的《南方周末》上还刊出了他为其中一本获奖著作写的书评。换言之，“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及其对《读书》方向的岐见尽管已 经产生，但并不存在“自由主义”者因学派门户之见为难《读书》奖的问题。相反，实际上大家还是希望把这件促进学术的民间公益之举办好的。
许多人对该奖的真正意见是在评委名单、评奖过程与结果公布后发生的。有人对评委组成提出疑义，还有人认为获奖者全是北京学者，学科范围也嫌偏狭，等等。
但所有这一切，如果说都还可以用见仁见智来辩解，那么“长江《读书》奖”在程序上的犯规则是太明显的硬伤。如果说由于当今文化生态与语境下别的批评会面临 “尴尬”，使《读书》可以声称“委屈”，那么在规则问题上他们是毫无理由叫屈的。如果说“主义”之争、“转向”与否之争、人事纠纷之争、某人该不该进评 委、某书某文够不够学术水平乃至某人的学问、人品的评价问题等等都可以见仁见智，那么在常识性的、最基本的程序公正问题上，是无所谓价值多元问题的。这里 的是非任何人也无法回避。
正如不少论者已经指出的：为“长江《读书》奖辩护的人，大都无非三种论述方式：一是某人人品、学问如何好，某著作水平如何高，因此应当得奖。二是某人没有 做什么什么事，因此不应当为此事负责。三是批评者动机不纯，不是”龌龊“之徒，就是”酸葡萄心理“。这三种论述方式的共同点就是不把程序正义当回事。对此 朱学勤先生在《程序公正与实质正义》一文中已有详尽分析。其实，关于程序公正的基本道理并不复杂，起码以下几点属于常识：
一、不能以人品、学问好为理由而违反程序正义原则，这正如不能以某人是“伟大领袖”或掌握了伟大真理为理由而破坏法治一样。
二、维护程序正义是一种底线伦理原则，不能以“动机不纯”为理由拒绝对于违反程序正义原则的批评，这正如不能以“动机只不过是想赚钱”为理由拒绝人们对交 易公正的要求。历史告诉人们，那些以动机不纯为理由破坏公正交易的人自己的动机倒往往是更为可疑的。只有在底线伦理的基础上才可能追求高调道德，正如只有 在禁止抢窃的基础上才谈得到超越“交易”而追求“慈善”一样。
三、一件事是否违反程序正义是一回事，如果违反了谁应当为此负责又是一回事。以某人不应负责来证明某事没有违规是不合逻辑的。
四、所谓程序正义，既包括对因具体事项而订立的具体规则的遵守，更包括对公理性的一般竞争中形式公正原则的遵守。而后者正由于是不言自明的常识，往往无须 出现在具体规则的行文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因此便可“弹性”对待。相反它应当更刚性地被遵守，因为这些常识或公理是任何具体规则得以成立的基础，违反了它 而号称遵守了具体规则，是不能证明其公正性的。奥运会大概不会把“裁判不能进场踢球”这样的常识列入成文章程，诺贝尔奖大概也没有不许瑞典皇家科学院院长 申报物理、化学奖（由该院评授）或卡罗林研究院院长申报生物-医学奖（由该院评授）的规定，但这样的事当然是不能干的。
五、任何竞争规则都是建立在假定人皆有自利倾向因而必须立规矩加以限制这一前提下的。“回避”就是为了避嫌，不“回避”就自然有了嫌疑。指出这种嫌疑并不 需负举证责任。相反，负有举证责任以洗清嫌疑的是违反“回避”原则者，正是他而不是别人必须“拿出证据来”。
这场讨论中不少人在分析“长江《读书》奖”章程上做文章，这当然必要。但有些是非其实根据“常识规则”即可判断，尽管恰恰因为是常识，章程中未必会一一列 举。例如在“回避”问题上，以下三个层次都可以说是常识：
一，评委“自评自”回避。章程对此有规定，因而无争议。
二，评委获奖资格回避或“他评自”回避。章程中有没有这个意思似乎有争议，但从常识讲，除非在评委的产生途径上设立规则阻断人事关系的影响，否则就必须有 这种回避。道理很简单：没有这种回避，在评委间就可能形成“交易性投票”（你给我投，我给你投）。
三，主办者回避。这其实是最重要的一种回避，其对程序公正的关键作用比以上两种回避更大。道理很简单：“自评自”和“他评自”都还只能影响一两票，而主办 者则能影响全局，因为推荐委员、评委都是主办者聘请的，如果主办者有某种倾向性，通过请谁不请谁就可以实现这一点。而且主办者回避只能是获奖资格回避，其 理由是：有权决定评委组成的人自己当不当评委关系并不大，关键是他不能让这些自己请来的人评自己。现代重要评审活动的主办者一般都是机构而非个人，所以， 主办者回避的实际含义就是主办单位负责人获奖资格回避。
主办者回避不仅比评委回避更重要，而且也更可行。因为对于某些具有高度专业知识要求的评审活动而言，有资格评奖者与有实力获奖者都为数寥寥而且重叠面较 大，两者互相回避有时的确会出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相矛盾的问题。所以“评委不能获奖”有时并不是那么绝对的。而主办单位负责人要比评委人数少得多，他们 回避是完全可行的。如果他们想参与竞争，要么辞去负责人之职，要么参加其他机构主办的评奖。
正因为主办者回避更重要也更可行，所以它也更具有不言自明的常识性与公理性而未必需要在章程中明文写出。诺贝尔基金会的章程并未明文规定瑞典皇家科学院、 皇家卡罗林外科医学研究院、瑞典文学院、瑞典银行与挪威议会（6项诺贝尔奖各自的主办机构）的负责人不能获奖，但这样的回避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他们若获奖 那就比评委获奖更不可思议，其荒诞就犹如诺贝尔本人获奖了。同理，“长江《读书》奖”章程中有没有规定《读书》负责人回避，关系本来也不大，没有这种规定 也不能说章程本身有什么问题。因为主办者回避本来就应当是不言自明的。最近有人在网上质问徐友渔先生作为推荐委员也参加了章程的讨论，为什么当时不提出在 章程中列上这一条？这种质问应当说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说“长江《读书》奖”章程需要列一条《读书》负责人无获奖资格，那么“长江”负责人不能获奖是否也要 专列一条？难道说没有订出这种禁条就有权利犯禁？当然，如果在已经明确汪晖的著作进入评奖程序后征求徐友渔的意见，徐不表态而结果出来后又进行指责，那就 不合适。但事情显然不是这样。
二
应当承认，忽视程序正义（包括不成文的自然法公正，确切地讲应当说是形式公正）是我们传统上的一大毛病。崇尚人治不讲法治、迷信贤君不设置对权力制约，都 是它突出的表现。这种传统的影响并不限于此次“长江《读书》奖”，我们这些今天的批评者自己也有可以反思之处。就拿此前也产生了相当大影响的另一次民间学 术奖——“正则奖”来说，它的评奖与这次“长江《读书》奖”的流程有某些相似之处，即回避了“自评自”但没有回避评委之间的“他评自”。我本人与人合著的 一本书也在我不参评的情况下获得了最后一轮提名。当时我自己并未以为不妥，在那时“主义”之争尚未激化、知识界整合程度相对较高的情况下舆论也未注意这些 毛病，而是基本一致的对这次“民间学术评奖的创举”予以了高度评价。就是此次“长江《读书》奖”如果不是有了“主义之争”激化与文化生态失常的背景，加之 甘阳文章的催化，可能也不至于引起如此强烈的反映。而且即便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与自己有较多切身关系的人（如评委与获奖者）也多持回避态度，尽管其中一 些人是有明确看法的。总之，形式公正观念不强在我们中间是个相当普遍的问题，并不只体现在“长江《读书》奖”上。
尽管如此，“长江《读书》奖”在违反形式公正方面仍然应负特殊责任。例如以它与前述的“正则奖”相比，两者都注意了评委“自评自”回避，而忽视了评委获奖 资格回避，但在“正则奖”中，有著作参评的评委不仅退出了著作奖的评审，而且退出了其他奖项的评审，实际上是退出了“本次”的全部评审工作而只保留了下次 评审的权利，“长江《读书》奖”则只让评委在评审自己参评作品的奖项上回避，却仍让他们评审别的奖项。更重要的是：在最为关键的主办者回避问题上，“正则 奖”做到了，“长江《读书》奖”却违反了形式公正。无论是正则基金会还是主办者万圣书园的负责人都没有参加正则奖的竞争，而《读书》负责人却不仅参加了而 且获奖了。这也许是开了先例，因为即使是近年官方组织的各种图书奖，虽然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极为明显，似乎也没听说过主办单位负责人获奖的事。当然不能仅凭 这一点就说长江《读书》奖还不如官方的图书奖，但无疑主办单位没有回避实在是一大硬伤，这是无法否认的。
“长江《读书》奖”注意了评委“自评自”回避，却没有注意评委“他评自”回避，尤其是完全不顾主办单位负责人获奖资格回避，使得该奖的公信力受损，本来意 义重大的一次民间公益性学术评奖活动因而蒙尘，这是令人遗憾的。我相信汪晖和《读书》的解释：这一切并非有意造成。我也不赞成把这件事说成是“学术腐败” 或“丑闻”，尤其是不赞成在第一轮批评中、也就是在《读书》与汪晖本人尚未做出解释之前就做出这样的判断。这样的论断显然带有对《读书》的情绪，或者更直 接地说它是不久前受到甘阳那篇文章的刺激，是对甘阳恶劣文风的一种同样糟糕的回应。葛剑雄、朱学勤、徐有渔与雷颐等那种就事论事的分析更有助于澄清问题。
但是，《读书》方面在为汪晖作出无责任辩解的同时，不仅拒绝承认“长江《读书》奖”存在着违反程序正义的问题，更没有指出如果不是汪晖，那么是什么人应当 对此承担责任，反而把别人的批评一概称为“围剿”、“攻击”、“别有用心”等等，这是令人失望的。7月以来，《读书》方面由工作室、汪晖、黄平做出的回应 中，许多看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些回应与以前的文字相比，除了沿用汪晖与评奖过程无关等说法外，又突出强调了两件事，一是汪晖的执行主编是兼职，二是评 奖“工作室”不等于《读书》。但这两点辩解太无力了。
实际上大家都清楚，在汪、黄二位之前《读书》的历任主编均为专职，1996年三联本来也是打算聘请汪黄二位调到《读书》来任专职的。只是在汪黄二位的坚持 下，三联才同意他们保留原身份而开创了兼职主编之例。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但他们既拥有双重身份，当然也就相应的承担了双重责任，而不能因为保留了学界身 份便可以不承担主办单位负责人的回避义务。至于说“长江《读书》奖”工作室不等于编辑部，这与该奖推荐委员会、评审委员会不等于编辑部没有什么两样。这些 临时机构是不等于《读书》本身，但它们无疑都是《读书》出面组织的，《读书》因此才成其为该奖的主办单位，该奖才因此得名“长江《读书》奖”。可悲的是如 今有些人为了抹掉《读书》与评奖的关系，有意无意地去掉了奖名中的书名号。但那样一来，“读书奖”顾名思义就应当是奖励读者、而不是奖励作者的了。回避主 办单位的责任以至于斯，真是何苦呢。
其实“长江《读书》奖”就是李嘉诚的长江集团出钱，委托《读书》主办的奖。“长江”与《读书》既然都以自己的“品牌”为奖命名，也就是所谓的“署名公益” 行为。“署名公益”不同于传统慈善之处就在于它是要讲“署名”效益（当然不是指赚钱，而是指声望、名誉之类）的[1]，而为此署名者就须承担一定责任。该 奖的资金安排当然不会由香港长江集团总部、更不会由李嘉诚先生本人出面，正如该奖评审日程安排当然不会由《读书》编辑部、更不会由主编出面一样。但“长 江”与《读书》及其负责人的回避责任并不能因此消除。“长江”或《读书》的负责人若自己得了“长江《读书》奖”，会给世人留下什么影响，这难道还用多说 吗？
最近看到曹般先生的两篇文章《究竟谁在破坏程序》和《回答》，这是我所知的《读书》方面论证“程序正义”问题唯一作者。该文的观点有：1、对该奖的批评是 “以后果来判断规则，推翻规则”，因而是无理的。2、程序公正只有契约性，没有绝对性，因此不能过于强调。3、批评者自己参与了程序的制定，看到结果后又 批评这一程序，这实际上是自己违背了程序正义。对最后一点，上文已经予以反驳，而前两点显然也是不能成立。
首先，不能说所有批评者都没有质疑获奖作品本身的质量，但至少朱学勤、徐友渔等主要批评者并没有对“结果”即获奖者其人其文发表什么评论，他们只是批评这 个过程“推翻规则”即违反了回避原则。倒是所有的辩护者都在强调获奖结果如何恰当，获奖其人其文如何了得，亦即只要“后果正确”，遵不遵守规则无所谓。直 到现在，辩护者都还在集中指责对方不谈论“后果”即作品本身，因而很不“学术”云云。到底谁是“以后果判断规则、推翻规则”，不是清清楚楚的吗？
曹先生指责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件事：违规的事实出来以后，批评者便指责其违规。这本来太平常了，违规的事实未发生，你怎么能指责其违规呢？然而曹先生却不知 根据哪种错乱的逻辑说就这是“以后果推翻规则”！依了他，违规的事发生之前你没理由批评，违规的事发生后你不能批评，那天下还能有规则存在吗？
至于说程序正义是“契约性”的而不是“绝对”的。这个问题的学理背景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但从最简单的逻辑讲这里有个悖论：遵守“契约”这一原则本身是 不是“绝对”的？如果遵不遵守契约本身都“相对”化了，那还有什么“契约性”可言？
如前所说，所谓程序正义其实更确切地讲是形式公正，它既包括契约性的具体规则或具体“程序”，更包括常识性的或不言自明的自然法公正。前者如赛跑的赛程是 多少米，球赛每场是多少分钟，“长江《读书》奖”中“著作”包不包括文集、文章是否只限于《读书》所载，以及著作、文章的年限规定等。这些“规则”往往无 所谓对错，只要大家约定了就得遵守。即使并非全体同意，一般也可以以多数决定方式成立。我曾经提出文章奖应与著作奖一样开放，不宜只限于《读书》所载，但 此议未被采纳，我就不能因此说最后只评《读书》的文章就违反了程序公正。在这类问题上，形式公正的确是契约性的，而不具有绝对性。
但形式公正还有更为基本的内容，例如“裁判不能参与竞赛”之类，本是天经地义的常识，即使没有有形契约（成文章程）它也应当遵守。裁判不参与竞争是对的， 参与了就是错的，这种形式公正就不是相对的，也不能仅仅说是契约性的了。裁判不能参与竞赛，有权指定裁判的人更不能参与竞赛，亦即评委回避，主办者更应回 避，这样的形式公正难道能用“契约性而非绝对性”的遁词消解么？
最近还有一些辩护者公开对程序正义、形式公正表示蔑视，如李宪源先生在《我为中国思想左派感到真切悲哀》一文中便明确地以“左派”自命（他对《读书》与汪 晖等人不肯坦率地自认为左派十分不满），大举攻击他指称的“右派”“借所谓‘规则的公平’达到实质上的不公平”。并从中国的自由主义一直骂到“西方的‘民 主大选’闹剧，在‘一人一票’之‘公平规则’的掩盖下”如何玩弄民意。他宣称此次评奖如果不评汪晖，那就是“评委们瞎了眼，或是吞了昧心药”，而“不管所 谓的规则如何公平，如果这次获奖者竟是”自由主义者，就应当一律推翻（好一个“以后果推翻规则”的典型——秦按），因为能使自由主义者当选的“这种规则无 论如何显得怎样‘公正’，都对中国老百姓有百害而无一利”！李先生的坦率是应当感谢的，因为他比许多尽兜圈子的辩护者更清楚地揭示了围绕“长江《读书》 奖”的这场争论的实质。
只是李先生这样的言论未免对他所宣称遵奉的“左派”传统亵渎太甚了。160年来，西方极权主义之外的各种左派力量——从宪章运动、马克思直到如今的社会党 人，为了“西方的‘民主大选’”和“‘一人一票’之‘公平规则’”得以战胜传统专制制度，曾经付出多少努力、流了多少鲜血，李先生轻飘飘地把“一人一票的 公平规则”归之于“资产阶级”，诋之为“闹剧”，就不怕真正的左派先哲在天之灵戳你的脊梁骨？李先生的宏论令人想到当年沙皇俄国那宣称“虚伪的西方民主” 不如沙皇统治“公道”的“警察民粹派”，人们记得当年大左派列宁怎样回答他们：“这种话完全是撒谎”！（《列宁全集》第6卷332页）
从社会民主主义即现代非极权左派的立场上讲，有了形式公正的确未必就有“实质公正，因此仅有形式公正是不够的。但是连形式公正也没有就绝对只能是极端的实 质不公正！因此在类似中国如今的条件下，形式公正实际上是现代左、右派，即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共同持守的底线。社会民主主义在争取形式公正之余还要追 求”实质公正“，而保守主义（右翼自由主义）者只承认形式公正，否认还有什么”理想的“实质公正可言。至于像李先生那样借口所谓实质公平来鼓吹赤裸裸的形 式不公正的人，只有在现代左、右翼之外的（或者说是”极左“或”极右“的）极权主义者那里才能找到。如今我想知道的是，汪晖兄对李宪源先生的这种观点持何 种态度？
三
近两年逐渐发展起来的、今年5月间激化的、6月间因“长江《读书》奖风波”而更趋尖锐的争论实际上包括三个层次的问题：当代中国的“问题”与“主义”论战 （不仅仅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读书》办刊方向的争论和“长江《读书》奖”是否公正的争论。这三种争论虽然有联系，但并不是不可各自独立的。由于 “主义之争”很难有结论而“长江《读书》奖”这个具体事情的是非不难弄清，也由于今年以来“主义之争”的语境恶化，有倾向性的压力使得话语空间变小，因而 “长江《读书》奖”的主要批评者都明显的把三个层次的问题区分开来，不把评奖过程是否合乎程序正义的问题与汪晖、钱理群著作的思想及学术评价混为一谈，更 不把它与《读书》方向问题、“主义与问题”论战问题纠缠在一起。
我以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它不仅符合就事论事、不搞泛道德非逻辑批判的理性分析原则，符合当下文化生态中使讨论更有效的目的，而且事实上，这也是最有利于争 论中另一方的。如果“长江《读书》奖”的辩护者能够正视形式公正问题，无论正面论证坚持不实行主办者回避的理由，还是在承认的确有程序不公正问题的基础上 解释其原因，都并不妨碍他们在另外的场合对汪晖和其他人的思想与著述进行弘扬，并不妨碍他们理直气壮地坚持《读书》的既定方向，更不妨碍他们继续从事“新 左派”的或他们愿意以任何名称表示的思想学术理论建设。以中国之大、变革时代问题之多，人们价值观之多元，哪有因一个“热点新闻”就影响了一种思潮的前途 之道理？
但许多辩护者不这么看，他们不仅“回避‘回避’”（朱学勤语），不愿正视形式公正问题，而且似乎从一开始就把整个事情说成是“某些人”针对汪晖及其思想、 针对《读书》、乃至针对整个“新左派”的大阴谋，从而把三个层次的问题混在一起，力图使整个讨论变成围绕汪晖思想、《读书》方向与“新左派”理论的“学术 论战”。他们真的是头脑里“敌情观念”太重了呢，还是形式公正观念太淡漠了？
不管怎样，把三个层次的问题混为一谈，恐怕首先对“新左派”理论是极为不利的。本来，“长江《读书》奖”程序上是否有问题，与“新左派”学说在理论上能否 成立毫无关系。但如果把二者混淆，当然就不是这样了。朱学勤先生在风波乍起时在网上说过这么一句话：“（新左派）既然标榜的取向是反对市场经济、国际资 本，怎么又向国际资本拿钱给自己发奖。”后来朱先生再没提起这句话，因为他既然强调就事论事，只谈评奖程序问题，则“新左派”的取向是什么以及在现实中它 是否自相矛盾，就根本扯不上。但如今若“新左派”自己一定要混淆这两个问题的话，他们就得直面这一尴尬了。
历史上“左派”从资本那里拿钱本来也不稀奇，马克思接受过恩格斯当工厂主赚来的钱之救济，许多左派组织与运动为了得到经费不仅可以接受资本家捐助，甚至可 以自己组织经商赚钱，乃至以贩毒之类的手段赚钱。但恩格斯接济马克思纯属知己友情，并非市场经济中具有广告色彩的“署名公益”；而左派组织靠经商乃至更不 堪的手段筹集经费，毕竟也只是用于组织或运动，并非奖励个人。如今倒好，大财阀“长江”与反“资本”的《读书》联合挂牌搞“署名公益”（应当肯定其善意， 但同时也不能否认它是市场经济中通行的一种公关投资或“社会资本”运营），而本来应当回避的《读书》执行主编本人又获了这个大奖，这不是有几分“黑色幽 默”么？大家都知道香港的“体制外左派”从来不与资本家打交道，法国的左派思想家萨特还拒绝过诺贝尔奖。当然中国内地“国情特殊”，人们不能要求中国的 “新左派”学他们。如果此次获奖的不是应当回避的汪晖，而是没有这一义务的其他“新左派”如李宪源先生等，大家不会说什么。如果该先生又能本着自己坚持的 理念，拒绝（而不是谦虚地辞谢）此奖，人们更该肃然起敬了。可是……
本着就事论事谈“程序”的原则，人们是不应扯出这种话题的。可是一些辩护人非要把程序问题变成学术论战或“主义”论战，这不是自找麻烦，自己挑起这种话题 吗？
把不同的问题搅在一起，而在当前的文化生态与语境下只能是什么问题都谈不清，再加上“敌情观念”太重，一开口就攻击谩骂（辩护方的“龌龊卑鄙”之说与批评 方的“学术腐败”之说，对此都应负责，但首开恶例的是前者，即甘阳先生），其后果是问题尚未谈清，友谊已经不存。在外人或后人看来，如此严峻的文化生态下 知识分子们却“莫名其妙”地内部打成一锅粥，而且好像还是为了一笔可观的奖金，整体形象受到损害，尤其是与双方都交情甚深的人更是痛心疾首，这场争论的代 价的确是相当大的。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代价已经付出，人们就应当严肃的对待这场争论，以求在付出代价之后在思想史上留下一笔遗产。在我 看来这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确立常识理性、形式公正、程序正义、底线伦理、基本道德的应有地位。无论人们有多少美好理想、至善高德，没有这些起码的做人规矩都是空谈，甚至比 空谈更坏。诚如不少批评者所说，这次风波显示程序正义意识在中国社会乃至知识界都还相当淡漠，如果这场争论能推进这种意识，代价也就不枉付出了。
第二是在新的基础上推进当代中国的“问题”论战与“主义”论战。这次论争中，辩护方已经有不少人在大骂“自由主义”的同时，对汪晖先生和其他一些思想者不 肯亮出左派旗号大表不满，同时也有人注意到在这次论争中“经济自由主义”[2]与“人文自由主义”的不同态度，正如毛寿龙先生近期在网上指出的：自由主义 应当澄清它在经济问题上的立场，而“新左派”应当澄清它在政治问题上的立场。汪晖认为中国当代思想论争并不只限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两家，这个说法 也并不错。总之，这场论争虽然在特定语境下三层问题一锅煮，造成了一些混乱，但毕竟还是使各种思潮进一步凸显，思想者的自我定位与“排列组合”进一步明确 化，这就为当代中国的思想争鸣、为新的“诸子时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如今可以说关于程序正义的论证已经作得比较充分，如果辩护方仍然“回避”（而不是像曹般先生和李宪源先生那样出来反驳），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人们应 当回应“新左派”的挑战，对汪晖的著作及其他“新左派”文本进行学术性思想性的争鸣。当然，“新左派”与其他学派一样也不能自视太高，以为天下“问题”都 已由自己提出，别人只有跟在后面“应战”的份。毕竟他们需要“应战”的问题（绝不只是“程序正义”一项）、别人提出而他们回避的问题还多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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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关于“署名公益”的性质，我在《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一书中（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29—154页）作 过专门分析，指出它是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准私人物品交易”行为，实际上是要讲回报的。
[2]我并不同意这种提法，因为经济学中哈耶克、弗里德曼与科斯的传统不管有多少可疑之处，从逻辑上讲是推不出为中国式“原始积累”辩护的依据的，因此经 济学界并不存在坚持自由主义“过份”的问题，但的确存在着忽视“诺齐克正义”的问题，而诺齐克正义正是自由主义者最典型的程序正义主张。我想对它的忽视， 或许正是在此次论争中他们也没有为程序正义发言的原因之一。
http://baike.baidu.com/view/983394.htm
汪晖
1.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汪晖（1959年10月－），江苏扬州人，中国大陆著名学者，通常被认为是“新左派”（中国当下语境意义）领袖。1966年入扬州市西门街小学， 1971年入扬州市鲁迅中学（今扬州大学附属中学）、1976年初高中毕业。1976至1977年间，先后当过一年半的临时工和徒工。1978年录取为扬 州师院中文系77级本科生。1981年本科毕业，1982年考取本校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85年在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5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从唐弢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于1988年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随即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91年与友人共同创办《学人》丛刊，1996年起担任《读书》杂志主编，2007年被解职。在其任内，《读书》基本上成为被“新左派”把持的话语阵 地。沈昌文曾在《随笔》2007年第1期中坦言，如果早知道汪晖的文风、学风后来变成这样，是绝对不会把《读书》交给他的。2002年受聘清华大学人文学 院教授。曾先后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访问教授。主要著作有： 《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汪晖自选集》（1998）、《死火重温》（2000）、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005）等。编有《文化与公共性》、《发展的幻象》等多种著作，论文被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法文等。
"汪晖的四卷本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卷帙浩繁，内容十分复杂。首卷围绕“理”与“物”的关系这一中心命题，探讨了宋明儒学的“天理”主题；次卷 转向“帝国/国家”问题，先证明它们是西方（包括日本）在分析中国时使用的主导性的现代二元对立概念，再论证它们对理解清朝和民国的国家特性来说，具有基 本的缺陷；第三卷对晚清和民初的重要思想家进行分析，并揭示出，在将旧的“天理”世界观重塑为“公理”世界观的时候，他们既纳入了西方式的科学公理观念， 又保持了传统的对“天理”中的“理”的伦理—政治的关注；第四卷在上述背景下，讨论了现代“科学话语共同体”如何兴起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的核心主题。四卷 洋洋洒洒至一六○八页，仅“导言”一章，即长至百余页。" （黄宗智：探寻中国的现代性）
2010年3月10日《文艺研究》刊发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的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被指称《反抗绝 望》一书存在多处抄袭，多名专家对此已有回应，称“抄袭说”难成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京 华等多名鲁迅研究专家，曾就《反抗绝望》是否构成抄袭、汪晖是否梁(启超)鲁(迅)不辨、王彬彬的动机等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钱理群、孙郁、赵京华 等人均表示，该书确实存在引文不够规范等“技术层面的问题”，但要说汪晖恶意剽窃恐难成立。王彬彬此前曾发文辱骂王蒙与清华大学中文系另一教授蓝棣之，因 此有人对王彬彬的动机提出质疑，“派系之争”、“骂名人以扬名”之说均被提及。同时也有更多学者如林毓生、余英时、郑也夫等人表示需对此质疑做严肃的核查 与处理。郑也夫更是直言“挺汪的第一波令人惊异，来者尽是鲁学的同行。不管对错，第一印象分明是，学界成了行帮。钱理群自白王彬彬的文章还没看完，却说： “需要考虑到当年的学术规范远不如现在严格，在当时看来，只要大致标注出你引用了哪些资料就可以，不像现在，每引用一句话都得加引号。”。浙江大学陆兴华 则认为“汪晖的问题是他写得错乱，他的整个写作是不成立的。说他抄袭，那是表扬他了。”
wanghx
Jul 10, 2010, 1:34:40 AM7/10/10
to Salon Friends, lihlii-g, po...@lihlii.posterous.com
qhgy
方舟子： “汪晖抄袭实实在
在，两个案例有共性”“当然这两个案例也有共性，这说明很多人被这种造假弄麻木了，见怪不怪，甚至本来自己也在捏造，抱着同情甚至支持的心理，反而对打假
进行攻击。”方舟子认为这件事反映出中国造假问题非常严重，尤其在学术造假上 http://is.gd/dlnFk
trotrotro 搞大 了：80位国际知名学者发公开信支持汪晖否认剽窃，公开信 http://goo.gl/tsOz 。 很期待这80个人出来否认、内讧，最好方舟子再咬咬这80个人的问 题。5:03 AM Jul 9th
文汇目录：
http://book.ifeng.com/culture/whrd/detail_2010_03/25/404867_0.shtml
2010/03/25 09:31 北京市网友 燕山之下
无聊。怎么不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孟子？或要求朱子？建议把你的论文也找出来对照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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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10:30 河南省网友 syk1101
小王同学不知从汪先生那里得到多少知识和启发，现在又对老师进行无谓攻击。我要说任何一个稍有学术知识的人都明白，语句方式的借用是不代表抄袭的。如果这 也算是，那么我敢说王同学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抄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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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15:30 甘肃省兰州市网友 odssy
天下文章一大抄，中国当代学术界谁敢说自己没抄过？王彬彬太牵强附会。相对来说，汪晖可能是中国最具学术操守的学者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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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09:00 北京市网友 苦海无边无边苦海
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没有多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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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11:42 广东省广州市网友 linyx
按照王彬彬的标准，很多以前的名家著作都是抄袭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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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16:45 福建省福州市网友 sss098
汪晖是不规范而已，和剽窃两回事，这是汪晖在80年代没有明确规范时代出版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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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09:14 北京市网友 wushuqiao
我只知道这是中国左右派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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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10:04 浙江省台州市网友 ckbfmf
阉割《读书》的兽医。
现在钱理群也不是当年的钱理群，可能当年的钱理群就是这个样子，只是大家未看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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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11:52 四川省成都市网友 十二点钟方向
汪晖逾来逾像个官员，《读书》逾来逾像机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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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22:01 陕西省西安市网友 wjg1118
现在有些人老爱揭别人的老底，20年前的学术哪有现在这么规范，王老师太较真了。
文章吗旁征博引很正常的，只要有主要观点就可以了吧。何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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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12:17 上海市徐汇区网友 吴楚天高
如今的人越来越聪明，论文越出越多，写作越来越轻松。别人的东西拿来就用，脸不红心不跳，是进步还是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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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21:49 贵州省六盘水市网友 LDZBG
我看《庄子》、《列子》两书有很多相同的字句，不知它们是谁抄谁的？希望小王同学能帮忙鉴定一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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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12:07 广东省深圳市网友 何必说
抄袭己蔚然成为风气，说都不能说。可悲的是论文多了，学术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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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6 03:53 天津市网友 纪念明
指责他人的人，必须具备一个完整的论证，否则几乎就是先定罪后砌词，或者干脆是想当然。在这个报道里，只见罪名，未见具体关联分析。试分析所举3例。
第一例，这里把梁换了鲁，只此一句。其余是愤慨的指责而已。但是很明显，王也清楚地意识到，汪主要是工具性质地使用了别人的分析方法和论证结构，结论的重 合程度不高。这样的借用，在研究中是常规，而不是抄袭，只能证明汪不具有方法论的创设，但不可以讲这就直接证明。
第二例，显然王的语法修辞学的水平可能出现被情绪修正的效果了。这证明的恰好是汪不满意李的模糊表述，而不采取李的并列复合句式，转而使用递进复合句式， 这样核心就后移到“批判”和“肯定”。且不论这个论点是不是准确，单从语法已经反对了王的“抄袭”判断。
第三例，“偷意”，这词妙极。意思一样，还是沾边就算？引例实在是无法变通的硬核论点，无论谁说，都必然如是。只是有疑问，此言如何证明是洋人首创并专利 注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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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22:01 陕西省西安市网友 wjg1118
现在有些人老爱揭别人的老底，20年前的学术哪有现在这么规范，王老师太较真了。
文章吗旁征博引很正常的，只要有主要观点就可以了吧。何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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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13:13 湖南省郴州市网友 zgmwz
必须深查严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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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11:38 江西省网友 冯道长乐
千古文章一大抄，你抄我抄何足道！
读者几多具慧眼，名利双收是好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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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6 01:43 北京市网友 中原枭雄
记者也疯狂，想出名想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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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09 20:38 北京市网友 白贼万岁
既然非厚着脸皮说不是抄袭和剽窃，只是“学术不规范”。好吧，就权当是“学术不规范”，那现在何不“拨乱反正”，把它“规范”过来，该加引号的加引号，该 注明出处的注明出处，该括弧的括弧，这样也好给后来人树立起典范。只是不知道这本书经“规范”后当是什么模样，想必一定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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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09 17:11 湖南省郴州市网友 昆仑剑客ABC
王教授可是剽窃了秦桧的"绝招",把"莫需有"的罪名加到了汪先生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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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nfzm.com/content/42994
"编者按：""近年来，国内的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已引起社会各界包括教育行政部门的注意。学术研究是求真知求新知的高尚事业，自有其伦理底 线，容不得弄虚作假、抄袭剽窃。学术界的因循苟且，助长了学术腐败现象。单靠“自律”，恐怕已经没什么指望了。《南方周末》在知识界有很多读者，我们愿意 为学术、文化批评提供一个平台。"
lhemivw评论于22小时前
不懂人文科学的要求，本人搞自然科学的，照王彬彬先生的话说，人家说过的话我就不能再说了，即使意思相同，也不能说，干脆我们的论文把数据一罗列出来，自 己去猜吧，话都被人家说完了，申请专利了，没话说了，这几个阿拉伯数字也天天被人用了，也不能罗列了，最后。汪晖先生的著作没看过多少，只是觉得王先生的 理由过于牵强，有何不对敬请见谅！
-1 shibai2006评论于29天前
王彬彬教授的观点很中肯，切中要害把矛头直指当代批评界的混沌现象，汪晖评论界的腐败分子之一，很难说其他的评论家。在中国的评论家中我很欣赏也很敬佩对 艺术怀有真诚的评论家。王教授就是其中一个，夏鹰教授也是。纵观当今中国理论界的腐败，我们很难发现说真话的人。正因为敢说真话才得罪了许多有脸面的所谓 大人物大师级的人物，其实许多人慢慢坠落成为酒囊饭蛋之徒，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建树影响几乎为零。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人，我很赞赏王教授的观点。中国的理论 界有一种很可怕的现象：揪出一站出一群。我敬佩的钱老也站出来为汪晖撑腰，实在是悲哀啊。说句不客气的钱老可能是年纪大了，思维迟钝，我们也能理解。可是 众多理论界的那些行尸走肉们也出来大骂，实在是有辱学者的风范。我们的时代需要真诚的艺术家，这个时代的复杂与多变让我们很容易迷失方向。希望大家坚守自 己的理想，不要被那些所谓的专家人物而遮蔽了真相。你要有自己的判断标准。
1 winstonwang评论于95天前
从这里的讨论可以看到，中国对抄袭实在是太宽容了，难怪我们的学术一直在滑坡，丑闻频出，学术要想发展，必须对抄袭行为零容忍！在美国只要你用了别人的东 西未经过别人同意或者同意了你也用了而不按引用规则都判为抄袭，而且这关乎一个学者的学术生命。前几年爆出中国留学生因抄袭而被开除的事件说明国内学风确 实问题多多啊。
1 winstonwang评论于95天前
我原来常常看国内的《读书》，可是有一段时间却不愿意再看，特别不愿再看到汪晖的文章，他的文章说是文风问题可能对他太过于宽容了，其实他的文章既没有思 想又诘屈聱牙，故作高深，同时语句不通，王彬彬对他的批评是对的，这样的学者在中国居然有这么大的影响，而且有许多敬佩他的人说自己都没读懂他的著作，这 真是奇怪，这可能和国内浮躁的学风有关？既然读不懂就该质疑，有了质疑，很多学者的面具就轻松被揭下了，他也就不敢再忽悠了，可是中国很怪，越是让人不懂 的越让人觉得了不起，这就是为什么汪晖他们在国内非常有市场的原因。
顺便提供一个信息，别看汪晖老出国访问，还是什么国家的研究员，这在海外都不算什么的，他在外面毫无影响，以至于别人连评论都不愿给，而且他的英语估计也 有问题，不过本人学术工作繁忙，无暇再帮他提高外语，只是提醒中国读者，不要再上这样的学者的当，读你读得懂的东西，对你不懂的东西提出疑问，这才是学术 的正道。也是避免被忽悠的好办法。
一个海外学者。
0 twjmrk评论于96天前
手头上正好有《反抗绝望》（上海人民版），根据王文对照了一下，事实上大多还是有出处注释的，只不过有的在前，有的在后句上。至于“参见”，只是认识不 同。就对列文森、林毓生等文的引用，汪文都在叙说中指明的，如列文森对梁启超的看法，汪文觉得对鲁迅同样适用。当然略有欠缺之处，但似乎谈不上是剽窃。
0 ubikeledek评论于97天前
一整段一整段抄，又不标明出处，竟然还有人认为“这不算剽袭”？或淡化为“学术规范问题”，看来中国人要达到真正的学术水平还远着呢！
0 dongxin评论于97天前
？不能留言
0 dongxin评论于97天前
是抛弃南方周末的时候了
0 shitouaimutou81评论于98天前
这样的垃圾文章也能上《南方周末》，震惊，失望！
0 axa333评论于99天前
“而且完成是纠缠，”成应为全。
2 axa333评论于102天前
全文根本没有涉及学术问题，停留在一些语法问题上，而且完成是纠缠，
汪辉的语言表述的确有些疙瘩，但只要出于善意，都可以领会。
稍微学术一点，说到对李泽厚的抄袭以及伽达默尔理论的引用，
那完全是论述过程的引述，作为引论，而不是自己的结论。
只有结论和别人雷同，才可以叫抄袭。
就语法问题而言，南方周末的编辑应该能看出来，怎么还发表这种无聊、低级、恶意的文章？
2 jiayin82评论于105天前
研究个毛啊，就那点宝贝，养活了多少人啊！这些吃闲饭的读书人，学点实实在在的东西会死啊！
鲁迅遗嘱里都说了：“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1 niouyuandao评论于105天前
学术问题放在学术争鸣的内部解决，希望媒介不要炒作。
0 nongming119评论于105天前
这本书我是研究生快毕业时读的，自己水平尚浅，没有资格断定其是否剽窃，但确实感觉读起来有些费劲。对于汪晖，陈晓明的评论是其知识貌似太博大精深了些， 但跟文学似乎缘分浅了些（这是我的感觉，请看其原文《绝望地回到文学本身》，好像是这个名字。）但汪晖的思想史研究应该还是比较有影响力，看了他的《预言 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很受启发。感觉要是他抄袭李泽厚，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在《预言与危机》中很多是和李泽厚形成一种对 话关系的。另外说明一下，我买了三联版的《反抗绝望》，太贵！！现在的书籍装帧，三联、中华和商务还有广西师大的平装本都是直接用胶水粘的，太对不起爱书 之人，要批判一下，这一点，上海的一些出版社还不错，保留了线订，值得表扬！！
0 cjch8859评论于105天前
你这样，置那些当年把这篇文章，这本书捧红的那些人于何地？
0 siyushin评论于106天前
窃以为，很多也谈不上是剽袭。一些转引暗引罢了。
0 zhizunbao1900评论于106天前
读到这篇文章，真的很让那些在追求学术之路中迷途小书童们失望伤心， “偶像”已到了黄昏
0 23may评论于106天前
更多的是学术规范的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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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21ccom.net/plus/view.php?aid=7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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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是著名学者汪晖（专栏）的博士论文。该书1990年由台湾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繁体字版；1991年，作为《文化： 中国与世界》丛书之一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该书作为《回望鲁迅》丛书之一种，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汪晖为2000年的版本写了《新 版序》。在《新版序》中，汪晖说：“鲁迅研究是我个人的学术生涯的起点，这一点至今对我仍很重要。”取得博士学位后，汪晖即离开了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投身 于一个更宏阔、更富于挑战性的学术空间。但是，《反抗绝望》这本书，却是奠定汪晖学术地位的著作，用一句俗话说，是汪晖的“第一桶金”。《反抗绝望》出版 后，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产生重大影响，很快成为这个领域的学术名著。到今天，《反抗绝望》甚至已经具有了“经典”的性质。
由于生性懒惰、不求进取，我从来不追捧热门书。但也不刻意回避和拒绝。如果逛书店时正好看到了，也会买上一本。但买回来什么时候能看，却又说不定。往 那里一扔再不问津，也完全有可能。当《反抗绝望》在大陆出版后，虽时时见人提及，但我却一直没有读过。那原因，就因为我上书店时，从未碰到过。前不久，在 一家不大的书店里，终于遇见了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反抗绝望》，于是买了一本。据汪晖《新版序》，这新版本删去了原书的第四章，但将其中的一 节编入第三章。另外只对个别字句有所改动。
怀着一丝歉意，也怀着一些敬意，我立即读起了这本《反抗绝望》。读完后，却有话如骨鲠在喉，不得不说。这本书对鲁迅心灵的剖析、对鲁迅作品的解读，是 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在此姑且不论。我在这里只说两个更低层次的问题：一是论述语言的文理不通问题；二是抄袭与剽窃问题。
汪晖的论述语言，以晦涩著称。如果仅仅是晦涩，如果虽然晦涩但却文理通顺、并无文法上的错误，我以为就无可厚非。毕竟，晦涩也是一种语言风格。康德不 就十分晦涩么，但并不影响其成为哲学大师。但如果在晦涩的同时又常常文理不通，甚至正是因为文理不通才让人感到晦涩，那就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了。而汪晖 的《反抗绝望》中，这种晦涩而文理不通的现象，或者说，因文理不通而晦涩的现象，就很严重。汪晖此后的著述，语言的晦涩更其严重。比较起来，学术上的奠基 之作《反抗绝望》，论述风格要平易许多。但是，《反抗绝望》总体上仍然是堪称晦涩的。在研读《反抗绝望》时，我如在晦涩的论述中，突然遇上一段很清通、很 平实、很晓畅、因而也很好懂的话，便如在沙漠中遇上一汪清泉，在荆棘丛中遇上一片绿草地，心中一喜。但同时也对汪晖论述方式、腔调的突变心生疑惑。喜用超 长的单句，是汪晖的一大特色。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汪晖也往往要用那种十分复杂的句式来说明。但在这种突然出现的“清泉”和“绿草地”中，这种超长的句式却 不见了。一个人的论述风格为何突然发生这种短暂的变化的？怀着这种疑惑，我做了很有限的查考，发现这种突然出现的迥异于汪晖惯常风格的论述，往往出自他人 之手。更直白地说，是从其他人的书中抄来的。没错！这是抄袭和剽窃。《反抗绝望》中，抄袭和剽窃的现象，也是很严重的。而这，正是我在此要说的第二个低层 次问题。
先说语言的文理不通问题。新版的《反抗绝望》，在正文之前，有一连串“附加物”，依次是：原版《题辞》、《新版序》、《原版序》、《新版导论》、《原 版导论》。一本书正文前有这样多的“附加物”，像一个人头上一层又一层地压着许多顶帽子，可见实在非同一般。但我读书有个坏习惯，就是越过序言、导论一类 东西，直接进入正文。这是为了避免被序言、导论牵着鼻子走。在正文读完、自己对全书有个判断后，再来看序言、导论一类文字。这回读《反抗绝望》也一样。我 是直接阅读第一编的“引言”（这种“编”或“章”中的引言，应该视作正文部分）。读完正文，只读了一下《新版序》，其他的“附加物”就没有兴趣读了。所 以，谈《反抗绝望》的语言，就从正文的第一页开始。下面是正文之第一自然段和第二自然段中的部分论述：
鲁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深刻、也最复杂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这位深刻的思想巨人以他独有的敏锐感受着自己的内在矛盾，那种精神痛楚锐利得有如承受 酷刑的肉体的感觉。他频频使用“挣扎”、从“沉重的东西”中“冲出”等意象，使人感觉到鲁迅是以他的全部身心经历着内心深处的思想风暴。
正如列文森把梁启超的精神结构视为“关押自己的牢笼”一样，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也是一种宛如蛛网的意境，它是由许多无法避免的矛盾言行，各不相容的思 想交织而成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鲁迅对自身的矛盾有着深刻的内省与自知，但却不得不同时信奉这些相互矛盾的思想，从而长久地处于精神的矛盾和紧张之 中。……（第3页）
以上是全书开宗明义的两段。我本来想在有文法问题的地方加上着重号，但问题实在太多，加上着重号反倒让人眼花缭乱。下面对有问题的句子做一点分析。
“那种精神痛楚锐利得有如承受酷刑的感觉”，——在汪晖的论述中，这句话不算太离谱。但细想起来，仍然是有问题的。“痛楚锐利”，已经是一种比喻，即 把痛楚比喻成某种尖锐锋利的东西，再说其“有如”某种“感觉”，就很别扭。再说，“酷刑”有许多种，并非所有“酷刑”带来的都是“锐利”的痛楚。
“他频频使用‘挣扎’、从‘沉重的东西’中‘冲出’等意象，使人感觉到鲁迅是以他的全部身心经历着内心深处的思想风暴。”这句话至少两处有问题。前面 用了人称代词“他”做主语，后面就不能再用“鲁迅”代替“他”。因为这样一来，“他”和“鲁迅”就成了两个人。按照这句话的语法意义，是一个被称作“他” 的人采取了某种行动，才让人感觉到“鲁迅”有某种表现。“以他的全部身心经历着内心深处的思想风暴”，这句话的问题就更明显了。“以全部身心”去做某事， 意味着“心”已被作为一种手段、一件工具，又如何再去经历“心”中的风暴。这就仿佛在说：“以全部的碗去舀碗中的水”；“以所有的手指去搔自己手指上的 痒”。
“正如列文森把梁启超的精神结构视为‘关押自己的牢笼’一样，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也是一种宛如蛛网的意境”。这句话也是明显不通的。“列文森”在这里 具有主语的功能，他完成了某种行为。既然是“正如”列文森，后面就应该有人以“主语”的身份做一件类似于列文森行为的事。后面出现的人物是“鲁迅”，而 “鲁迅”在这里扮演着“定语”的角色，“主语”是空缺的。到底谁“正如”列文森，没有说。其实这里的主语是论述者汪晖。是汪晖仿效列文森，把鲁迅的主观精 神结构视为“宛如蛛网的意境”。所以，对这个意思的正确表述是：“正如列文森把梁启超的精神结构视为‘关押自己的牢笼’一样，我把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视为 一种宛如蛛网的意境。”（“意境”一词，在这里很突兀，且颇有歧义。但源于列文森的汉译，并非汪晖首创，故不论。）“它是由许多无法避免的矛盾言行，各不 相容的思想交织而成的。”这里的“言行”二字，颇不妥当。“言行”是外在的东西，如何成为构建“主观精神结构”的材料？人的“主观精神结构”可以由各种思 想、知识、意识等构成。而“言行”则是“主观精神结构”的外在的、客观的表现。“但却不得不同时信奉这些相互矛盾的思想”，——这里的“信奉”一词，也是 很成问题的。所谓“信奉”，是信仰并崇奉、相信并奉行之意。“信奉”的对象，通常是外来的东西。对从自身内部产生的思想，不宜用“信奉”一词。更重要的 是，这与事实是不符的。鲁迅有着许多相互矛盾的思想。这些思想相互纠缠着，又相互怀疑着。可以说，绝大部分思想，仅仅是作为一种思想而存在于鲁迅大脑中， 而并不被鲁迅“奉行”的。如果那些一团乱麻般的思想都被鲁迅“奉行”，那鲁迅早被送进精神病院了。
把话写通，并不容易。偶尔有一句不通的话，也很正常，不应大惊小怪。但如果经常性地文理不通，一段话甚至一句话中，都有多处语法和逻辑问题，那就不是 一件小事了。学术语言，也不妨有自己的风格。可以平易，也可以晦涩；可以朴素，也可以华丽。但无论哪种风格，都应该力求论述的“准确”。不能准确地表达每 一个具体的观点、每一个细微的认识，又如何能保证总体的学术见解能准确地传达？按照我的理解，一个人如果有意识地写得平易、朴素，就可能少犯语法和逻辑错 误。而如果刻意追求晦涩和华丽，就可能多犯语法和逻辑错误。刻意追求华丽的人，不少见。刻意追求晦涩者，也并非没有。在我看来，汪晖的晦涩，很大程度上就 是刻意追求的结果。明明一件简单的事，明明一种并不复杂的思想，非要用那种绕口令一般的语言来说明和传达，只能理解成是刻意为之吧。这样做，会显得高深莫 测，会让人不由得仰视、敬畏。这也就是苏东坡所谓的“以艰深文浅陋”了。但也正是因为刻意追求晦涩，便比别人更经常地犯语法和逻辑错误。而这就关乎学风问 题了。下面，再从《反抗绝望》中举出文理不通的几例。
……这样，人的存在的根本问题被置于哲学思考的中心，并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和哲学的出发点……（第16页）
“中心”、“基本问题之一”和“出发点”，这三者是并不能等同的。一个被置于“中心”的问题，却只是基本问题“之一”。这就意味着，还有些问题，虽未 被置于“中心”，但却也是“基本问题”。而一个地方，既是“中心”，又是“出发点”，这让人怎样理解？从“中心”出发之后，不就离开这“中心”了吗？
……而“中庸”的思想模式，“折中”、“公允”的生活态度被激烈的、否定性的、整体观的思维模式所代替。（第62页）
一种“思维模式”代替一种“思想模式”，当然是说得通的。但是，一种“思维模式”如何代替一种“生活态度”呢？还有，说“整体观的思维模式”代替了 “‘中庸’的思想模式”，也欠准确。“中庸”虽与“激烈”和“否定”不相容，却并不必然与“整体观”相冲突。一种“思想模式”，既可以是“中庸”的，同时 又是“整体观”的。
……这种思维方法上的双重性使得鲁迅抛弃了价值体系的逻辑同一性，而在对民族自
身的关系和对民族与西方关系的不同方面，对同一价值原则作不同解释。（第71页）
“对民族自身的关系”，这如何理解？所谓“关系”，要有两个以上的“主体”，意味着两个以上的“主体”之间的关涉、联系。而“民族自身的关系”，并没 有出现两个“主体”，因而在语法的意义上，构不成“关系”。
……但是，既然作为民族智慧的中国文化又是这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所积累下来的内在因素和文明，那么追求民族的平等与独立也就不能不对自身的历史传统有 所肯定。（第73）
“作为民族智慧的中国文化又是这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所积累下来的内在因素和文明”，这句话错误之多，以至于让我觉得要分析都难以措手。将“中国文化” 等同于“民族智慧”，就颇有问题。文化是极其丰富复杂的。“太监文化”、“小脚文化”、“拍马文化”等，都属于“中国文化”。要说这一切都表现为“民族智 慧”，恐怕很难让人认同。“智慧”与“文化”不能划等号，而“民族”与“中国”也是不能互换的概念。这些都是常识，就不多说了。“得以生存发展所积累下来 的内在因素和文明”，——这就如同梦呓了。这短短的句子，错误可有一大堆。“得以”，是指在某种条件下某种目的“可以”、“能够”实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现代汉语词典》，对“得以”是这样释义和举例的：“（借此）可以；能够：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的意见得以充分发表出来。”在这个例句中，“放手发动 群众”，是群众的意见“充分发表出来”的条件。汪晖在此用“得以”二字，是想说：“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条件。这观点本身就是荒谬的。
按照这种观点，“中国文化”是先于和独立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东西，这岂非天大的笑话？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就罢了。但又说“中国文化”是民族“得以” 生存发展所“积累”下来的东西，这就更不成话了。
“生存发展”和“积累”这两个动词（姑且把“生存发展”作为一个动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时出现在“得以”后面的。这就等于说：“土豆是农民得以生存 发展所种植的粮食”。换成这样一个简单的句子，其错误就不难看清了。还有，“文明”这一概念，也用得很不谨慎。这就等于说：“文化”是“文明”。如果“文 化”与“文明”是可以划等号的，就等于说：“土豆是土豆”；如果“文化”与“文明”是不能划等号的。这就等于说：“土豆是大蒜”。无论哪种情况，这种表述 都是有问题的。
其二，文化发展形式的类似尚不足以对鲁迅所肯定的现代西方的价值形态给予充分的肯定，于是，他又在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分析中寻找文化价值之类似。（第 74页）
这仍然是一番梦呓般的话。最显眼的是两个“肯定”的连用。这错误明显得不待“明眼”而后知，也就不说了。实际上，前半句是没有主语的。谁“不足以…… 肯定”？没有说。后半句有一个人称代词“他”。依据前后文，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他”就是“鲁迅”。但在语法的意义上，这个“他”是谁，却是不知晓的。还 有，“在……分析中寻找”，也是不通的。正确的说法是：鲁迅又通过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分析，寻找文化价值的类似。分析是寻找的手段，不是寻找的场所。
……对现代价值理想的认同使他获得了现代知觉性，发现了生活于其中的生存方式的无聊和荒谬。（第82页）
应该是先有了“现代知觉性”，才能有“对现代价值理想的认同”：因果关系不能颠倒。而“生活于其中的生存方式”，也有些荒谬。难道人是生活于“生存方 式”中吗？难道花是开放于“开放方式”中吗？难道飞机是飞行于“飞行方式”中吗？难道堕落者是堕落于他的“堕落方式”中吗？
……正史固然涂饰太厚，如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碎影，不易察出底细，但野史杂记却了然得多。（第89页）
汪晖难得使用文学性的语言。偶尔用一下，却总是出错。上面这番用了比喻的话，就错不只一处。先说“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这句。这里，密叶成了投射 月光的“主体”，成了月光的光源。但树叶再密，也不至于变成月亮吧。这句话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如月亮透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月亮”这主体、这 光源，是不能省略的。但既说“如莓苔上的月光”，又说“只看见点点碎影”，就莫明其妙了。“月光”与“碎影”，正是树下的两种地方。月光被密叶遮住的地 方，就成了“碎影”。“点点碎影”，正是月亮没有照到的地方。当然，无论把“正史”比作密叶下的月光，还是将其比作月光下的“碎影”，都是不妥的。“正 史”既然“涂饰太厚”，就既不像密叶下的月光，也不像月光下的“碎影”。汪晖虽然笔下如此写了，但心里是想说：正史涂饰太厚，“真相”如月夜密叶下的碎 影。——笔下所写，与心中所想不能一致，就是所谓词不达意了。
文理不通的例子，暂举到这里吧。《反抗绝望》中，文理不通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可以说，很难找到哪一页没有某种程度的语法或逻辑错误，而一页中有 多处错误，也很常见。前面说过，汪晖经常性地文理不通，与刻意追求晦涩有关。但同时恐怕也与思维能力不无关系。一个人经常性地文理不通，说明思维过程中有 着经常性的障碍，说明逻辑感不够好。而这样的人，能够提供多少深刻的、新颖的、有独创性的思想，是不免令人怀疑的。实际上，《反抗绝望》中，少有汪晖独创 性的观点。汪晖主要依靠两种方式写成此书。一种是将一些常识性的观点，用晦涩的方式重说一遍。应该承认，汪晖把这些常识性的、有的此前只以只言片语方式存 在的观点，说得十分详细、周全，自然也有了一定的价值。另一种方式，则是借助他人的理论，但却并不说明，而以“独创”的面目出现。我依据手头正好有的几本 书，做了一点点查考，发现剽窃和抄袭的现象，在《反抗绝望》中是很明显的。我的十分有限查考，显示汪晖的剽袭，有几种不同的方式。一是“搅拌式”。“搅拌 式”是近年学界对一种剽袭方式的命名，不是我的创造。将他人的话与自己的话搅拌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将他人论述的次序做些调整，便作为自 己的话登场，是为“搅拌式”。二是“组装式”。“组装式”尚未见有人说过，暂且算是我的发明。将别人书中不同场合说的话，组合在一起；一段话中，这几句剽 自这一页，另几句袭自离得很远的一页，然后作为自己的话示人，是为“组装式。三是“掩耳盗铃式”。将别人的话原原本本地抄下来，或者抄录时稍做文字上的调 整，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做一个注释，让读者“参见”某某书，是为“掩耳盗铃式”。需要指出的是：在具体的剽袭过程中，有时是几种方式结合起来的。至于 第四种方式，则是一字不差地将别人的话抄下来，不搅拌、不组装、不让读者“参见”。这其实是最老实的一种剽袭方式。其他几种方式，一旦被发现，或许还可强 作辩解。这第四种方式，可是毫无辩解余地，只得老老实实承认。坦率地说，我对前面三种方式的反感，远过于这第四种。所以这第四种，不妨称为“老老实实 式”。——我在这里，毫无嘲讽之意。
我查考的，只有五种书：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6月版；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美]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张汝伦《意义的探 索——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下面，对《反抗绝望》以不同方式剽袭这五种书的情况，略做说明。
1、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反抗绝望》剽袭《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地方，较少。但也有。可举一段为例。这一段，是“搅拌式”与“掩耳盗铃式”相结合。
汪晖《反抗绝望》第58至第59页：
其次，五四反传统主义以“西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反“中学”（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在思维内容上直接承续了谭嗣同对封建纲常的沉痛攻击，严复关于 中西文化尖锐对比的精辟分析，以及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学说，但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理解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 对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启示。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8页：
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如此激烈否定传统，追求全盘西化，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运动就其实质说， 至少在其发展初期，却又只是上一阶段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的历史工作的继续。谭嗣同对封建纲常的沉痛攻击，严复于中西文化的尖锐对比，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 “新民”，就都是用“西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反“中学”（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启蒙运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汪晖和李泽厚都是在强调“五四”知识分子在思想观念上对以康梁为代表的上一代知识分子的继承。将两段话对比，就会发现汪晖是以一种搅拌的方式，剽袭了 李泽厚。汪晖把李泽厚的论述次序做了一点调整：李先说的，他后说；李后说的，他先说。汪晖又把部分用语做了变更：有的地方增加一点，有的地方删去一点。但 相同的部分仍然是很多的。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算一下，这两段话相同的字有多少。应该指出的是，汪晖对李泽厚的两处改变，是很拙劣的。李泽厚“严复于中西文化 的尖锐对比”，被汪晖改成“严复关于中西文化尖锐对比的精辟分析”：这一改，便文理不通了。“对比”已有了“分析”之意，再加上“精辟分析”，便成语病 了。另一处，李泽厚的“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被汪晖改成“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学说”：这一改，便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新民”与“‘新民 ’学说”不是一回事。可以说梁启超以“新民”学说提倡“新民”，却不能说梁启超“提倡‘新民’学说”。二是“提倡学说”，也说不通。所谓“提倡”，是鼓动 众人采取某种行动。“提倡学说”，属搭配不当。
我之所以说汪晖这段话同时又是“掩耳盗铃式”的剽袭，是因为他在中间部分做了一个注释，提示读者“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不加冒号、不加 引号，只做一个让人“参见”某书某文的注释，这是汪晖在《反抗绝望》中用得最多的剽袭方式。在这里，有必要对“参见”这个注释用语做点辨析。这里的 “参”，乃“参考”之意。做出某种论述后，让读者“参见”某书某文，意思是说：在那本书那篇文章里，也有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读者如有兴趣，或如果要深入研 究这个问题，不妨去“参考”一下。当用“参见”做注释时，就表明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作 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原原本本地、或搅拌式地剽袭他人，却又做一个“参见”的注释，称之为“掩耳盗铃”，是很恰当的。
二、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汪晖在论述“五四”以前的启蒙思想时，大大借助了李泽厚《中国近代史论》中的有关研究。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搅拌式”剽袭，可举一个小小例子。
汪晖《反抗绝望》第60页：
……那么，康、梁、谭、严等后期改良派开始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思想的巩固的理论基础，显示了对“传统”的更 为彻底的批判和对西方社会文化的更为彻底的肯定。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74页：
……应该充分估计到，开始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思想的巩固的理论基础，是这一阶段改良派思想最重要的发展和最 卓著的成就。（《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
这么长的、多少有些拗口的一句话，核心部分汪、李一字不差。当然，次序稍微有些变动。这样的剽袭方式，真有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风格。“搅拌 式”和“组装式”相结合的剽袭，在《反抗绝望》中也能见到。下举一例。
汪晖《反抗绝望》第59页：
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起，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就提出了“以夷制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两大主张，尽管其内容和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还完全停留在武器 和“养兵练兵之法”的狭隘范围内，但“窃其所长，夺其所恃”的“师长”主张却一直是以后许多先进人士为挽救中国、抵抗侵略而寻求真理的思想方向。从洋务派 的“船坚炮利”、“中体西用”，到冯桂芬等人要求“博采西学”，努力学习资本主义工艺科学的“格致至理”和史地语文知识，从龚自珍、魏源、冯桂芬对内政外 交军事文化的改革要求，到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托古改制”，“君主立宪”，总之，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 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进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发展，这种思维的逻辑发展的必然过程正反映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任 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王按：加引号的话为马克思语）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8—39页：
……魏源……在四十年代完成了《海国图志》……在这书中总结性地提出了反抗侵略的两大纲领：“ 以夷攻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前者表现了魏源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由竞争时代争夺国外市场中的矛盾而企图加以利用的粗浅幼稚的认识，后者则是在科学研 究后得出的抵抗侵略战争的有效方案。虽然它的主要内容还只是军事方面的战略战术和购置制造新式枪炮的建议，但这正是根据当时敌我双方各种具体的优劣条件和 鸦片战争的实际经验而总结出来的现实办法。由于历史的限制，魏源“师夷长技”的内容和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还完全停留在武器和“养兵练兵之法”的狭隘范围 内。但重要的是，与当时及以后占统治地位的顽固思想不同，魏源在其时代的可能情况下，最早具有和提供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一种新鲜思想，它具有着新的 原则指导意义。尽管“长技”内容随时代和认识的深化而大有不同，但“窃其所长，夺其所恃”的“师长”（“师其所长，夺其所恃”）却一直是以后许多先进人士 为挽救中国抵抗侵略而寻求真理的思想方向。（《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
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进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发展，这 种思维的逻辑发展的必然过程正反映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 会发生的。”（《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
将李泽厚在两处说的两段话与汪晖那一大段话对照一下，就明白汪晖那一大段话，是将李泽厚两段话组合而成。汪晖那段话中，“总之”以后的话被我加上了着 重号。这加了着重号的话，“老老实实”、一字不差地抄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连马克思的那几句话也照抄了，以至于我写此文时，只需直接粘 贴到李泽厚名下就可以了。李泽厚只为马克思的话做了一个简单的夹注。但汪晖却为马克思的话做了一个详细、准确的注释，让人觉得是他自己从《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中发现并摘录的。一字不差地剽袭，没有什么好分析的。上引汪晖话中，着重号以前的话，“搅拌式”地剽袭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8—39页。 具体是怎样剽袭的，读者将两段话对照一下就明白了，故不多说。值得一说的，是汪晖在“搅拌”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李泽厚说，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反 抗侵略的两大纲领：一是“以夷攻夷”；一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李泽厚对这两者都做了说明解释。汪晖那段话，一开始就说魏源提出了“以夷制夷”（“攻”变 成了“制”，也许是笔误）和“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两大主张”。但在“搅拌”时，却把李泽厚对“以夷攻夷”的说明解释删去。汪晖下面的话，是作为对“两大 主张”的解释说明而出现的，但实际上只适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项。换言之，汪晖下面的那一大通解释、说明、发挥，对于“以夷制夷”这一大“主张”来 说，是牛头不对马嘴。
三、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
美国学者勒文森这本研究梁启超的书，给了汪晖巨大帮助。可以说汪晖非常过分地借助了这本书。 这里的“过分”不仅仅指在具体场合对勒文森的剽袭，更表现在常常无视鲁迅与梁启超的区别，把勒文森分析梁启超的理论框架简单地套用于对鲁迅的观察。勒文森 认为，梁启超虽在理智上认同了西方的某些现代价值、疏远了本国文化，但在感情上却对本国文化、对本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有深深的留恋。这成为勒文森解释梁启 超一生言行的一个重要依据。在分析鲁迅的思想矛盾、精神痛苦时，汪晖极大地依赖于勒文森的此种理论。对所谓“历史中间物意识”的论说，是汪晖《反抗绝望》 中最引人注目之处。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汪晖正是仿效勒文森对梁启超思想、精神的分析，来论述鲁迅的思想和精神。鲁迅与梁启超当然有相似之处，但也有着不 容忽视的巨大差别。鲁迅之所以为鲁迅，主要不体现在与其他人的相似上，而体现在与其他任何人的不同上。过分借助研究他人的理论视角来观察鲁迅，就可能走向 对鲁迅的歪曲。实际上，《反抗绝望》对鲁迅留恋传统文化的一面，是做了过分的解说的。对所谓鲁迅的“历史中间物意识”，《反抗绝望》也强调得过了头。汪晖 对勒文森的剽袭方式，也能说明他是如何不辨梁鲁了。
汪晖《反抗绝望》第二章第二节，题为《重新诠释历史/价值的二分法》。所谓“历史”与“价值”，也是勒文森用来分析梁启超的一对重要范畴。这一节，汪 晖这样开头（第68页）：
鲁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 样、变更思想、
变更理由。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二章，题为《传统世界的崩溃》。这一章，勒文森这样开头（第46页）：
梁启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 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读者应该已经笑起来了！汪晖只把勒文森的“梁启超”换成“鲁迅”，其他便“几乎”是原原本本地抄录勒文森。这为我上面的说法提供了证据：在借助勒文森 理论分析鲁迅时，汪晖是缺乏“边界意识”的，是很忽视鲁、梁二人的差别的。对李泽厚的剽袭，还是将李的观点用于对同一对象的研究。对勒文森的剽袭，则是将 对一头熊的认识用于对一只虎的判断了。说汪晖“几乎”原原本本抄录勒文森，是除了名字的变换外，还有一个标点符号的差异。勒文森的“技术、结构”，在汪晖 手里变成了“技术结构”：“技术”与“结构”之间的顿号没有了，这可能是匆忙间的疏忽。但“技术、结构”是两件事；而“技术结构”则变成了难以理解的一件 事。——汪晖的剽袭，总是有意无意地损害原文。
再举一个“老老实实式”的例子。汪晖《反抗绝望》第69页：。
……但是，对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历史与价值的这种内在统一性被无情地撕裂：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 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页：
……梁启超（1873—1929）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作为这样一个人登上文坛：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 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
两段话中，冒号以后的话都一字不差地相同。这种老老实实的剽袭，是最不让人反感的。最让人反感的，是搅拌、组合、拼凑等手段一齐用，是“偷意”而在字 句上尽量不留痕迹。这种方式的剽袭在《反抗绝望》中是更严重地存在着的。
勒文森说：“如果说追求中国与西方平等的观念深藏于梁启超的思想中，那么它也会深藏于每一个近代中国人的——从最保守的到最激进的——文化理论中。” （第10页）汪晖说：“追求民族的独立与平等的意识深藏于鲁迅日本时期的文化理论中。”（第70页）
勒文森说：“梁启超时刻关心的是匡正中国文化信誉扫地的名声。因此，从西方引进的文化必须被转变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天然要素。根据进化的‘三世’说原 则，梁将这些要素视为未来的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梁启超看来，这种新文化是可依赖的、孔夫子所期望的文化。我们称这种改造西方文化的过程为使中西方 ‘文化发展形式类似’的过程。实际上是使已经按照孔夫子指引的路线发展过来的中国历史向西方业已达到的历史水平看齐。”（第54页）汪晖说：“鲁迅……把 欧洲历史视为一个接一个的‘偏至’的社会形态，把他所推崇的‘新思神宗’视为对欧洲的‘偏至’的一种校正和改革，于是，当‘改革’不再仅仅被解释为适合于 中国时，中国就不再是一种唯一需要变革的落后文明，而是人类各种文明中的一个平等的文明，因而也就能坦然地承受吸纳变革的思想。同时，既然欧洲文明并不等 于先进的文明，先进的价值是对现存欧洲文明的反叛，那么，中国也就能够在与欧洲平等的前提下接受这些来自西方的价值。这也就是以文化发展形式的类似（变革 作为文化发展的普遍形式而既适合于中国也适合于西方）来缓解由历史与价值的冲突造成的心理紧张。”（第74页）这里，汪晖的话与勒文森的话，并没有多少字 句上的相同，但“偷意”则是确定无疑的。所谓“文化发展形式的类似”，是勒文森分析梁启超思想时的一个较为重要的概念，也被汪晖原原本本的用于对鲁迅思想 的分析。
在《反抗绝望》第二章第二节中，汪晖总结了鲁迅“在接受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以改造和批判中国文化传统过程中耐人寻味的思维特点”。这种特点有两个。而这 两个鲁迅的思维特点，都能在勒文森书中找到，换句话说，都是勒文森归纳的梁启超思维特点。
汪晖总结的鲁迅的第一个思维特点是：“鲁迅把民族、国家与文化区别开来，在承认西方现代文明优越性的前提下接受科学、理性、进化、个人等价值观，从而 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予以掊击扫荡；但在精神归趋上又忠于民族（而不是文化），坚守着民族的平等与独立的原则。”（第70—71页）勒文森书第四章详细地论述 了梁启超如何把“文化”与“国家”区别开来的。勒文森说：“那么，中国将怎样面对世界呢？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个答案——以国家对国家，用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 不是用那些中国的绀绀蜜蜜的东西，因为生存的手段正是基本的民族价值，梁启超打通了从文化主义通向国家主义的道路。”（第145页）勒文森说：“这就意味 着要以一个国家，而不是以一种文化来面对西方。梁启超不再在具体的价值中去竭力寻求平等……而只是在理论的可能性中坚持平等。”（第168页）…… 汪晖这样总结鲁迅的第二个思维特点（第72页）：
第二，在鲁迅的叙事中，中国的悲剧命运不是来自传统文化的断裂，不是来自对经典著作权威的抵制，而正是来自中国的文化传统，因此，变革首先是对自身历 史文化的变革。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124页：
他（梁启超）终于走进一个新的境界。中国的灾难并非来自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的背叛，也并非来自对经典著作权威性的抵制，而正是来自于坚持这种权威。 必须从那些“伪经”、从那些“真经”、从那些过去的死亡之手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这两段话，“意”，完全相同。至于字句，虽有较大改变，但相似性还是很明显的。正像一个人虽然很大程度上整容了，但人们还是能一眼看出其本来面目。
可以说，汪晖是将勒文森在不同章节、不同语境中对梁启超思想状况的论述拢到一处，贴上了“鲁迅思维特点”的标签。
四、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
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的汉译本，1986年12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1月增订再版。这本书也给予了汪晖很大帮助。 《反抗绝望》只在一处引用了林毓生原文，且做了注释，但却引用得让人莫明其妙。而在真正借助林毓生的地方，则不做任何说明。例如，《反抗绝望》中，用“整 体反传统”这一理论，对鲁迅这一代“五四”人物的思维方式进行了论述，而这就完全是在对林毓生的学舌。《反抗绝望》对林毓生的剽袭，是以搅拌、组装、拼凑 等多种方式进行的。具体字句上的剽袭痕迹不是很明显，但“偷意”的迹象则是十分显眼的。
下面，先抄一段《反抗绝望》中的话（第61—62页）：
《新青年》开始出版正是在袁世凯极力巩固其卖国统治，准备扮演帝制丑剧的时候。辛亥革命在人们心里点燃的短暂的虚妄的希望已经幻灭了，建立了四年的 “中华民国”不仅没有真正走上富强之道，连“民国”的招牌都岌岌可危。于是，《新青年》的第一个结论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民主政治，还需要大张旗 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性结论直接引导了“五四”知识者对思想文化的重视。袁世凯称帝前便已在提倡祭天祀孔， 以便从思想体系上为帝制作张本；《新青年》在袁世凯称帝时发表的文章中也便开始具体地反对儒家的“三纲”和“忠、孝、节”等奴隶道德。1916年秋，保皇 党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其瑞，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新青年》便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反对康有为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这一 方面是因为这个复古逆流确与帝制复辟的阴谋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进步的思想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即认为要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便必须有一个思想革 命，或者如当时所说的“国民性”改造，从而断言“伦理之觉悟为最后之觉悟”——从“中体西用”到“托古改制”，从政治革命到文化批判，“传统”的各个层面 至此被想象为一种具有必然联系的整体而遭到彻底的否定，其标志便是普遍皇权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得到深刻的揭示，而“中庸”的思想模式，“折中”、 “公允”的生活态度被激烈的
、否定性的、整体观的思维模式所代替。
首先要说，这一番话，有多处文理不通。最后一句，我已在前面作为例子分析过。前面指出了文理频频不通的几种原因。现在我要补充说：以搅拌、组装、拼凑 的方式剽袭他人时，特别容易犯文理不通的错误。这道理，想必不用多讲。
下面看看《中国意识的危机》中的一段（1988年1月版第49—50页）：
辛亥革命以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确演变成了一个整体观的思想模式，从而使它变成了一个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工具，它将中国传统看作是一个其 性质是受中国传统思想痼疾感染的有机式整体而加以抨击。这种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潜在的整体观，是在各种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下才形成的。这些因素 是：五四反传统主义者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道德所采取的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激愤；他们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情操，对社会政治和文化进行根 本改造的迫切要求；即对建立一个基于新的自由、民主和科学价值的新中国的渴望；由于袁世凯的无耻篡权和夭折的帝制运动和张勋的复辟（这两者增强了他们要求 变革的迫切感）而使他们产生的对整个社会旧邪恶势力的深刻认识；以及他们对中国传统的中心价值体系的极度疏远。总之，普遍王权崩溃后所遗留的社会和文化力 量，将五四反传统主义者认为溯源于传统的整体观思想模式发展成一种整体观的分析范畴，反传统主义者正是通过这种分析范畴才形成他们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 （《中国意识的危机》第49—50页）
读者不需要有太多的耐心和太好的眼力，就能看出汪晖的那段论述，是“脱胎”于林毓生的相关论述。剽袭他人时，一般性的话，可以换一种方式说。但核心概 念却难以改变。林毓生所谓的“整体观的思想模式”、所谓“普遍王权”这些概念，汪晖也只能袭用。
再举几例。林毓生强调，“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思路，又与传统儒家的思维方式一脉相承。在论述了传统儒家的这种思维方式后，林毓生说：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知识分子的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是被根基深厚的中国传统的倾向，即一元论和唯智论的思想模式所塑 造的，而且是决定性的。当这种具有一元论性质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在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政治现实的压力下被推向极端的时候，它便演变成一种以思 想为根本的整体观思想模式。（《中国意识的危机》第85页）
林毓生的这种观点，也被汪晖未加说明的袭用。汪晖说：
五四反传统主义把改变民族精神作为中心问题，对“传统”的反叛首先表现为对儒学的否定。……作为一种以文化危机为前提的文化的哲学，儒学确实重视思想 文化的优先性，在孔子眼里，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改革首先是道德改革。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无论是家庭还是群体），取决于组成这个动荡社会的每个个体的道德素 质。这种思维方法直接地引导出对家庭纽带及家庭义务优先性的强调，这不仅反映出家庭在农业化的中国生活中的地位，而且孔子的理想国家的构想不过是一个大写 的家庭，从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被深刻地伦理化。
这是否意味着，当五四反传统主义者把实际政治斗争看成不是根本之图，而把文化伦理批判即思想革命置于首位时，他们在思维模式上又回到了传统？（《反抗 绝望》第62页）
类似的对林林毓生的“偷意”，是更严重地存在着。这里只是聊举几例。
五、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
张汝伦的《意义的探究》，是介绍和研究当代西方释义学的专著，与汪晖的论题本无直接关系。汪晖要借助其观点解释鲁迅这些人对传统的理解，自然也无不 可。但应该老老实实地借用。该用冒号的地方用冒号；该用引号的地方用引号；该做注释的地方做注释；该做什么样的注释，就做什么样的注释。而汪晖却不是老老 实实地借用，而是“老老实实”的剽袭。举两例。
汪晖《反抗绝望》第64页：
这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 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 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决定作用。
这是一个独立的自然段。这一段没有冒号、没有引号。汪晖是将其作为自己的观点显示给读者的。我们再看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第175—176页：
……伽达默尔强调指出，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 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 传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去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解在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制约作用。
用不着我再做什么分析了。汪晖的那段话，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也做了一个注释，让读者“参见”张汝伦的书。关于“参见”，前面已有辨析，不再饶舌。 只想说：这样的“参见”，欺人太甚：欺原作者太甚；也欺读者太甚。比较起来，下面的剽袭方式，让人反感的程度就要轻些。
汪晖《反抗绝望》第65页：
……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时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成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 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起作用。传统的确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是我们存在 和理解的基本条件。因此，不仅我们始终处于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理解者不可能走出传统之 外，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份理解对象。理解并不是主观意识的认识行为，它先于认识行为，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
这一段话，几乎原原本本地抄自张汝伦《意义的探究》中的一大段话。这回采取的是跳跃式，即抄几句，便跳过若干字、若干句、若干行。为了节省篇幅，我在 汪晖跳跃得较完整的地方，用省略号表示，并在括弧里说明跳过多少行。《意义的探究》第179—180页：
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成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蒙运动 在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理性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理性也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归根结底，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起作用……（此处 跳过张著引用的伽达默尔一句原话）传统的确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它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此处跳 过16行）因此，不仅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理解者不可能走出传统之外，以一 个纯粹主体的身分理解对象——文本。……（此处跳过两行半）所以，理解并不是主观意识的认识行为，它先于认识行为，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
虽然有些跳跃，虽然在个别字句上有些变动，但这样的剽袭，基本上是“奋不顾身”的，表明一旦被发现，便不想抵赖的。固然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也没有 用一个“参见”来留条退路，来欺侮原作者和读者：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方式的剽袭，还不是最让人反感的。
上面查考的五种书，恰好是我手头有的。即便是这五种书，也查考得并不全面。《反抗绝望》之后，汪晖先生转向了更广阔的领域。成了思想史方面的专家、权 威，更对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状况，有颇具影响的论说。在这些著述中，文理经常性不通，应该是继续存在的。但我希望并且愿意相信：以 各种方式剽袭他人的情形，不再能在后来的著述中找到。
2009年10月23日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
来源:《文艺研究》2010年第三期
http://www.infzm.com/content/43503
judyyin评论于92天前
汪晖真不愧为整合文字的专家。
0 doubaner评论于92天前
vivo原帖地址
http://www.douban.com/note/65202440/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9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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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文与社会
来源日期：2010-6-9
本站发布时间：2010-6-9 15:57:33
阅读量：144次
《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刊发的《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以下简称《学风问题》)中，王彬彬对汪晖在 1988年完成、1990年代初出版的著作《反抗绝望》的批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论述语言的文理不通;二是抄袭与剽窃。[1]汪晖被人批评语言晦涩或文 理不通不是第一遭，这一方面王彬彬没有什么“创新”，他在文章中用了一大半的篇幅来做汪晖文字的刀斧手，不过表明：非如此就无法撑得起这篇文章。但是改别 人的“病句”之所以能够改到《文艺研究》上，是因为他在后面藏了个“杀手锏”，那就是汪晖的“抄袭与剽窃”。这年头，说谁“剽窃”，基本上就是把他置于 “千夫所指”的位置，别在学术圈混了，这是一种置人于死地的指控，不可谓不严重。也因此，我们需要审慎面对。
一
王彬彬在文章开头部分说了自己是如何“发现”抄袭痕迹的，即《反抗绝望》整体上比较晦涩，但有时也会遇到几段平实晓畅的话，于是对这种突变产生疑惑， 做了查考，最后发现这些话原来是从其他人的书中“抄来的”。[2]我刚读这篇文章的时候，的确被这样讲出来的故事吸引了，叹道，王彬彬很神。
不过接着读下去，就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王彬彬举的第一个证据，是《反抗绝望》(王彬彬所有举证都出自该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8至第 59页一段话与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段话之间的关系，开始分析了这两段话的相近之处，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改写，似乎铁证如山，但是，紧接着王彬彬说 汪晖在中间其实做了注释，“提示读者'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3]
人家已经注明“参见”了，为什么还指人家“抄袭”?且不说这本书成于19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学术界大规模讨论学术规范之前)，即使在今天，将 “参见”式引用当作抄袭，道理在什么地方?
王彬彬是这样论述“参见”式注释与抄袭之间的关系的：
在这里，有必要对“参见”这个注释用语做点辨析。这里的“参”，乃“参考”之意。做出某种论述后，让读者“参见”某书某文，意思是说：在那本书那篇文 章里，也有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读者如有兴趣，或如果要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不妨去“参考”一下。当用“参见”做注释时，就表明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与 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作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原原本本地、或搅拌式地剽袭他人，却又做一个 “参见”的注释，称之为“掩耳盗铃”，是很恰当的。[4]
为了寻找“ 剽窃”的证据，王彬彬显然对“参见”做了狭隘化的处理。如果王彬彬给“参见”的注释下的这个定义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定义一定会成为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 学术界影响最大、“成就”最大的定义之一，王彬彬的这篇“檄文”也有望成为他的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它打造了一台威力达到恐怖级别的“戴帽机器”，足 以把三十余年来无数学者的无数著作都戴上“抄袭或剽窃”的帽子，那要兴多少文字狱!
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参见和引用别人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然的，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可以从头垒一座泰山，恰恰相反，合格的学者必须参考前 人的研究成果，否则作为整体的学术研究工作就没办法推进，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比如，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难道是说我必须是和康德“英雄所见略同”? 相反，凡是宣称自己在参见的时候，都是“英雄所见略同”，要不就是吹牛，要不就是撒谎。
其实，只需粗粗翻看刊登王彬彬文章的《文艺研究》2010年第三期，王彬彬所指的“参见”式抄袭的例子就俯拾皆是。近年来该刊的各期杂志几乎也都如 此。
一类是，不仅用了“参见”、“参看”或者“参阅”等注释用语，而且堂而皇之地在正文中用引号标注直接引文。从王彬彬的角度来看，这是大模大样、原原本 本的“抄袭”。
如，《从两个批评模式看文化研究的理论视域》(《文艺研究》，2010年第3期)第8页：
在韦勒克和沃伦看来，......即把艺术品视为“一个为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者符号结构”(注12)。
此处注释为“参见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民、陈圣生、李哲明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页。”
如，与王彬彬文相隔一篇文章的《衰败想象与革命意志》(《文艺研究》，2010年第3期)有多处注释用“参见”引导直接引用，其中一例见该刊111 页：
万青力在《并非衰落的百年--十九世纪中国绘画史》中同样将“衰退”论的开端定为康有为，他认为：“提倡写实绘画，......”同时也指出康氏的功 绩，以及这种近世国画衰退论的巨大的辐射性影响：“其实，康有为......”(注20)
该处的注释为“参见万青力《并非衰落的百年--十九世纪中国绘画史》，台北雄狮美术图书公司2005年版。”
又如，《学院批评的历史问题与现实困境》(《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第13页这样论述：
于是，有识之士既有“'跑点'跑掉了大学之魂”的呼吁(注4)，也有“学校不是养鸡场”的判断(注5)，更有对“学术行政化”、“教育产业化”、“学 院公司化”的批判(注6)。我以为，所有的这些问题构成了我们谈论学院批评的现实语境。
各处的注释分别为：
(注4)参见董健《“跑点”跑掉了大学之魂》,载《粤海风》2006年第1期。
(注5)参见李零《学校不是养鸡场》，《花间一壶酒》，同心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195页。
(注6)参见陈丹青《退步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一115、421页。
在这里，作者当然不会认为“参看”只是用来表示“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正文部分也明显包含了直接引用。此处的直接引用提示，所引著作有更详细 的论述。
再如，《“五四”“全盘反传统”问题之考辨》(《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第4页全文第一个注释：
用林教授的话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林先生还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 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注1)
作者对此的注释是，“参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这里也是用“参看”来表示直接引用。
可见，在实际应用中，“参见”和“见”都可用于引导直接引用。
另一类是，“参见”等词用于间接引用的场合，但这些间接引用仍然是引用，绝不是王彬彬所说的，“用'参见'做注释时，就表明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 述，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作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 从王彬彬的角度来看，这是“掩耳盗铃式”的“抄袭”：将别人的话原原本本地抄下来，或者抄录时稍作文字上的调整，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做一个注释，让读 者“参见”某某书。[5]
如，紧接王彬彬文之后的《仿真：后现代摄影的重要视觉模式》(《文艺研究》2010年第3期)第139页：
对于视觉文化，米歇尔认为就是关于视觉经验的社会建构的研究(参见米歇尔《图像理论》)。
该刊部分短论文的注释置于括号内。此处括号内的注释即用“参见”引出间接引用的出处。
又如，《图像西方与想象西方》(《文艺研究》2007年第1期)第128页：
《良友》第12期刊登的一则启示云，原主编周瘦鹃先生因忙于其他刊物的工作，从第13期起辞去总编辑一职(注14)。
作者对此的注释为“参见《良友》第12期。”
又如，《麦茨的电影符号学及其意义》(《文艺研究》2008年第10期)第84页：
麦茨认为“语言”(langage)这一词汇其实有三层含义：1.它指人类的声音语言，人类以此互相沟通，这类语言是高度组织化了的，比如汉语和英 语。2.第二类是指某种系统，有内在的结构和规则，与语言有相似之处，但又不是真正的语言，例如下棋的语言(或规则)、电脑语言等。3.缺乏组织或毫无语 言学结构的语言，例如花的语言、绘画的语言，甚至沉默的语言(注3)。
此处注释为“参见Christian Metz，Film Language：A Semiofics of the Cinema，trans.Michael Taylor，pp.31-91。”
再如，《文艺研究如何走向主体间性》(《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第54页：
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四维一体以及艺术作为“之间”的“空间化”都不是讲主体之间，而是讲作为存在论的世界结构，“人”在这里不是沉沦的“共在”， 而是大写的“人”(注9)。
作者的注释为“参见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和《艺术与空间》，《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7 年版，第237-306、481-488 页。”
这两类用“参见”为引用做注释的情况都非常普遍，这里只是随手从当期《文艺研究》及近年该刊的几期杂志中举了几例。其他学术杂志和学术著作中同样很多 这样使用“参见”的例子。从这些现象的普遍程度来看，可以从中归纳“参见”一词运用于注释的沿用成习的惯例。目前“参见”等词的习惯用法，既可以表示直接 引用，也可以表示间接引用，还可以表示王彬彬所说的“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的独立论述。
王彬彬没有从已有的具普遍性的语言现象中理解词语含义的意识，而且在论证的关键环节给出词语释义的时候，也没有引证对此一词语的权威解释。因此，从王 彬彬对“参见”的解释如此偏狭来看，这一认定汪晖“抄袭”的关键依据根本站不住脚。作为中文系教授的阅读积累难道不会提醒他，“参见”的习惯用法其实有多 种?像王彬彬这样喜欢琢磨人家的语文水平并且“诲人不倦”的人士，为什么要刻意隐瞒“参见”的其他的用法呢?王彬彬大概已经感觉到自己对“参见”用法的断 定并不牢靠，因此在篇章安排上没有把对“参见”式抄袭的指证作为首要的重点。
在王彬彬批评汪晖、强调“学风”的时候，他对“参见”一词所做的辨析既没有引用已有的与此有关的学术规范，没有引用已有的与此有关的讨论(并不是没 有)，也没有援引此前与此有关的“案例”，没有“回头”看一看至今为止中国学术界运用“参见”式注释的大体状况，只是通过他自己的词语释义就确定了一条分 辨是否“抄袭与剽窃”的学术规范，而从目前已有(还不论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这一时期的具体学术规范)的学术规范来看，并无王彬彬这种将部分 “参见”式注释视为抄袭的明确规定或者惯例。就此而言，究竟是谁的“学风”有问题呢?
还有的地方，王彬彬毫不掩饰地指黑为白，指鹿为马。例如，汪晖在《反抗绝望》第68页对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版)第46页的引用，已有“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6页”的注释，而且其中并无“参见”二字。即使此处没有用引号标注所引词句，也只是稍 与现在的习惯不合而已，王彬彬则有胆量说，“读者应该已经笑起来了!”，认为这是“对勒文森的剽袭”!
在一个批评者开始随意践踏他人的名誉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品格也已经弃若敝履。但是《文艺研究》作为在业内有较高地位的杂志，对“'参见'式抄袭”这类 与既有的引注习惯存在严重冲突的说法，竟然毫无进一步辨析的意识，也忘记查看自己此前刊发的文章是否存在王彬彬所谓的“'参见'式抄袭”，甚至忘记查看同 期刊发的文章是否也有这类现象。如果不是急于制造耸人听闻的话题，《文艺研究》应该不至于在编辑方面出这种颜面尽失、令人叹为观止的严重错误。该刊纵容玩 弄证据、刻意构陷的行径，堪称学术批评和学术杂志的大耻辱!
其实，只是从九十年代以后，学术界才大规模开始倡导学术规范化。《反抗绝望》的编辑出版正好处于1988-1991年这一段众所周知的特殊时期，当时 具体的学术规范状况与今天有很大的不同。汪晖在该书重印时的对“主要参考书目”的“注”中说：“本书初版时，应出版社要求，删去了全部参考书目。现在这份 书目是重新编定的。”[6]在今天，出版社提出这样的要求是难以想象的，但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这却是常态。不用说《反抗绝望》成稿的1980年 代，就是到了现在，中国人文社科学界也不像美国那样有明确的写作格式规定，或者用《MLA 格式手册》(《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研究论文作者手册》)，或者用《芝加哥写作格式手册》。因此目前在论文格式、注释方式、语汇使用上有相当大的混淆，包括对 “参见”等词的使用场合或范围缺乏清晰说明，这对治学的确带来了一定的困扰。也许以后可以制定统一的中文论文格式，并通过不断修订来完善，来解决这一难 题。但是，格式问题绝不应该成为对学术思想的遮蔽。如果认为八十年代的文章格式不规范，八十年代的文章就都不足观，这就本末倒置了。更不应该把今天逐步积 累的学术规范当成棍子去追打八十年代的学人，把学术批评演变成制造“文字狱”，从根本上违背了学术规范的目的。
在王彬彬所指出的例子中，从极端形式主义的角度看，存在两处脱注现象，但它们都紧邻“参见”式注释。一是《反抗绝望》第59页“从上个世纪40年代 起，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就提出了'以夷制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两大主张......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 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的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其中 “龚自珍、魏源、冯桂芬还多少停留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圈子内打转”引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的内容。但《反抗绝望》第59页这 一段在结束处未注明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的引用，也未注明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8-39页的引用。紧接此处的下一段第一句“如果说龚自 珍、魏源、冯桂芬还多少停留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圈子内打转，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实行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政治学术还带有极端狭隘 的地主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阶级特征”(第59-60页)则给出了注释：“以上参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74页。”其中“龚自珍、魏源、 冯桂芬还多少停留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圈子内打转”也引自前引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的有关内容。[7]需要说明的是：在1991 年版中，这两段话原为一长段，但在后来的版本中，这段话被分割为两节，这样初版中的“以上参要见李泽厚......”的注释实际上是包括了前一部分内容 的，而后来版本因为分割成了两节，就给人断开的感觉。
二是《反抗绝望》第69页“按照列文森的观点，'每个人对历史都有一种感情上的义务，......是一个大家在普遍原则上选择他们所继承的独特文化的 社会'”，给出注释“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3-4页”。接下来的一句未注明出处：“但是，对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历史与价值的这种 内在统一性被无情地撕裂：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8]但这句话是对 上一句话的承接，同样引自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页。
王彬彬的举证中还有一处看上去也像前面两例一样，未注明出处。即从王彬彬文所引的河北教育2000年版来看，《反抗绝望》第64页“这正如伽达默尔指 出的，......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决定作用”一段，注释为“参见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第175-176页”。紧接着的下一段中的 “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反抗绝望》第65页)，引自张汝伦《意义的探究》179-180页，未注明出 处。但正如舒炜《“王彬彬式搅拌”对学术的危害》一文所指出，王彬彬文章列出这两段紧连着的文字时，不标出原来就有的注释号位置和注释，同时还做了一处非 常细致的“小手术”，并分开讨论，并以这两条的讨论作为全文的压轴段落。在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的《反抗绝望》第79-80页，这两段其实都在同一 长段落内，河北教育版则删节了紧接着“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之后的“伽达默尔指出：'不应把理解设想为好象 是人的主观性行动，理解是将自身置于传统的一个过程中，在这过程中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注3]”，此处的“[注3]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50页，转引并参见《意义的探究》第180页”也随之删去。也就是说，在《反抗绝望》1991年上海人民版中，并不存在脱注 的问题。舒炜含蓄地指出，其实王彬彬并不是只看了河北教育2000年版，他其实是拿着1991年上海人民版在找河北教育2000年版的“问题”。因为王彬 彬在文章中说“此处跳过张著引用的伽达默尔一句原话”，而其实这句话在河北教育2000年版中已经删掉了;既然删掉了，又怎么可能跳过呢?如果王彬彬手头 没有拿着1991年上海人民版，他不可能知道这里会有一句伽达默尔的原话。恰恰是王彬彬的这一“小手术”，泄露了他苦心经营所谓“证据”的痕迹。[9]
这一苦心经营的“证据”正显示了王彬彬的无力。从上下文的引证来看，作者并无掩盖与前述几本著作的关系的意思，因为在这些段落的前后，作者都曾引及这 些书。而且这里的引述主要都是历史背景性的或理论背景性的叙述，是参照性质的，并不涉及作者的中心观点。这里的疏失应该补正，但与剽窃相比，是两个完全不 同性质的问题。
其实，强行要求“一岗一哨”式的任何原书语词、直接引用的或间接引用的句子都一一标注，无疑是繁琐之极的学术镣铐。我们不要忘了：做注解，其原初的、 最朴素的出发点，是要表示自己的论说有根据、有依凭，有更详尽的论证;而这些原有的根据、依凭、论证当然不可能通过引用一两个词、一两个句子说清楚--注 释里标明引用或参考某书第57页或者某书第4页，当然也意味着该书前后各页的相关论述都在范围之内。进一步说，如果法律极端细致、严格、苛刻，那这样的法 律在实践中必定走不远、行不通也立不起来。
王彬彬仅仅根据这两处微不足道的疏失，就无限上纲，想要全面否定《反抗绝望》一书，这是无法成立的。他其实知道，仅仅根据这两处疏失是无法炮制出一篇 按“学术规范”可以刊登在《艺术研究》上的论文，所以他才不惜把自己贬为刀笔吏，玩空心思，把文章的一大半篇幅用于改“病句”，并且发明“偷意”式剽窃 法，也是迫不得已吧。
二
王彬彬认为《反抗绝望》“主要”是抄来的、“偷”来的。而按王彬彬所说，“此书出版后，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产生重大影响，很快成为这个领域的学 术名著”，[10]如果它“主要”来自于痕迹明显的拼凑，如何能在这二十年间蒙混过关?因此，王彬彬要证实自己给出的惊人判断，就要把那些看不出“参见” 之类“剽袭”痕迹的地方也贴上“剽袭”的标签。这个标签就是“偷意”。
按王彬彬的说法，“偷意”集合了多种“剽袭”手段，“是搅拌、组合、拼凑等手段一齐用”，“在字句上尽量不留痕迹”，这是“最让人反感的”“剽袭”方 式，它“在《反抗绝望》中是更严重地存在着的”。[11]也就是说，王彬彬认为“偷意”是《反抗绝望》最重要的一种“剽袭”方式。虽然他对“偷意”现象的 举证只有三处，“偷意”例证的数量与其重要程度并不相称，但“偷意”有着不可替代的妙用：由于“偷意”在字句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因此判断是否“偷意”也 就不必寻找字句上的相似之处，有心人可以非常随意地下判断。
正因为辨别是否“偷意”带有非常强的随意性，为了保证辨别的严肃性和公正性，为了避免这类判断沦为“莫须有”式的诬陷，就应该想办法为这种没有什么有 效凭据的判断确立一些相对明确的标准和规范。如果难以围绕“偷意”确立这类标准和规范，就有必要斟酌“偷意”这一概念的有效性。
但我们在王彬彬的文章里看不到任何审慎思考避免随意判断的迹象。王彬彬列出几处涉嫌“偷意”的引文之后，基本不做分析，直接下个“'意'，完全相同” 之类的判断即可，甚至根本一个字的解释都不需要。在《文艺研究》2010年第3期第134页，我们可以看到“裸奔”的两段引文摆在那里，什么解释或者介绍 都没有，甚至连一个“例如”都没有：
勒文森说：“如果说追求中国与西方平等的观念深藏于梁启超的思想中，那么它也会深藏于每一个近代中国人的--从最保守的到最激进的--文化理论中。”
汪晖说：“追求民族的独立与平等的意识深藏于鲁迅日本时期的文化理论中。”(第70页)
这等见所未见的写法出现在讲究语言文理的王彬彬教授的笔下，的确令笔者拍案叫绝。我实在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写法能比这种“裸奔”的手法更好地显示，辨 别“偷意”的基本原则就是“莫须有”?
由于王彬彬对“偷意”缺乏清晰界定，他在具体举证时也只有这一处缺乏效力的说明，如果只是跟着王彬彬的臆断来追问他所举的例子究竟是否“偷意”，会一 头雾水。首先要看王彬彬提出“偷意”的问题究竟要说什么，这些说法是否站得住脚?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缺乏说明、流于臆断的“偷意”在王彬彬给出的 “剽袭”分类中反而最为重要，才能清楚他对“偷意”的臆断为什么无理。
王彬彬在分析《反抗绝望》与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两书的“剽袭”关系时说明了要点。就《反抗绝望》与《梁启超与 中国近代思想》的关系，王彬彬如是说：
......(汪晖)常常无视鲁迅与梁启超的区别，把勒文森分析梁启超的理论框架简单地套用于对鲁迅的观察。[12]
如果说王彬彬将“参见”式注释诬为“抄袭”，还戴了白手套;那么，睁眼瞎说《反抗绝望》忽视鲁迅与梁启超的差别，就是斯文尽失了。其实就在王彬彬指为 “抄袭”但实际上已注出处的一句话(第二章第二节第一段中的“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13]之后，汪 晖即论述了鲁迅的不同之处。但是王彬彬只当没看见：
与梁启超等人不同，鲁迅的这种以民族文化改造为根本目的的文化引入主要是以否定性的方式进行的，即是以抨击与批判传统文化的方式进行，而不是以系统的 介绍方式引入。......[14]
紧接此后的两段，汪晖都对列文森的看法有批评性的对话。难道王彬彬将自己文章的读者都预设为偏听一方、从不翻书、以讹传讹之人?也许《文艺研究》的个 别编辑是这类读者，但恐怕大多数读者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一个口口声声讲“学风”的教授，“学风”竟然如此低下，也算是匪夷所思。
就《反抗绝望》与《中国意识的危机》的关系，王彬彬说：
(《中国意识的危机》)这本书也给予了汪晖很大帮助。《反抗绝望》只在一处引用了林毓生原文，且做了注释，但却引用得让人莫名其妙。而在真正借助林毓 生的地方，则不做任何说明。例如，《反抗绝望》中，用“整体反传统”这一理论，对鲁迅这一代“五四”人物的思维方式进行了论述，而这就完全是对林毓生的学 舌。[15]
《反抗绝望》第54页引用了《中国意识的危机》一处原文，但也正是在此处引用之后，汪晖这样分析和对话：
(林毓生)这种分析从变动不居、纷纭复杂的历史过程中找到了某种恒定不变的“同一性”--不是具体的历史内容而是深层的思维模式，因而为人们提供了研 究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和中国文化特征的某种途径。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始终束缚在一个问题上，沉溺于同一的问题之中。不是的。......[16]
王彬彬认为这里“引用得让人莫名其妙”。难道是王彬彬过分沉迷于做“引注规范”的“纠察队员”，只要一看到引注就条件反射式地与抄袭联系起来，以为 “非引注即抄袭”，以至于认为只要一引用就必然意味着全盘接受?以至于如果看到别人在引用的同时竟然还表示不同意见，则会觉得“莫名其妙”?
王彬彬在《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中企图将汪晖涂抹成一个靠抄袭、拼凑来写作的人，他这个愿望已经强烈到一个极端敏感的地步：如果 他意识到汪晖竟然还在引用前人研究或看法的同时展开批评 性对话和讨论，要么装作看不到，要么被刺激到“莫名其妙”。
其实，在引述当时非常流行的看法或观念的时候，有时采用暗引的方式，不交待出处，但因为所引看法在当时学术界众所周知，这种做法是惯例。比如《反抗绝 望》第62-63页：
这是否意味着，但五四反传统主义者把实际政治斗争看成不是根本之图，而把文化伦理批判即思想革命置于首位时，他们在思维模式上又回到了传统?
汪晖在这里就暗引了林毓生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即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的倾向来自于深厚的中国传统。汪晖在后面的论述是 对林毓生这一观点的批评性对话。汪晖在此并没有将林毓生的观点作为自己的核心观点。而按王彬彬的逻辑，这样的地方应该 也是汪晖“偷意”的表现。
对于那些被王彬彬指为或者可能被指为“偷意”的地方，有必要放在当时知识界特别是鲁迅研究界的共同知识和积累的背景中来考虑。这里不再一一讨论。从根 本上说，人文学术研究是在历史传统和当下的学术共同体中展开的，可以说，任何严肃的研究都可以说“无一字无来历”。否则，其学术研究的价值恰恰是需要怀疑 的。根据“偷意”这样一个极不严格的概念，如果没有步步为营地做注释，那么，几乎所有不做注的地方都可以戴上“偷意”的帽子，则所有的学术文体都会崩溃。 正常的学术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王彬彬对“偷意”的无界限发挥，恰恰是在摧毁学术共同体的基础。这是用诛心之论代替正常的学术批评，这是以 学术规范为大棒，处心积虑、深文周纳，通过攻击别人以谋取自己的声名，其流弊应该得到肃清，“莫须有”的文字狱必须关闭，唯此，才能维护一个正常的学术研 究与学术批评的生态。
2010年3月24日初稿
2010年4月30日修订
[1] 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见《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第126页。
[2] 同上，第126-127页。
[3] 同上，第131页。王彬彬以类似逻辑指出的例子还有，《反抗绝望》第64页“这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决定 作用”一段，注明是对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5-176页部分内容的“参见”，王彬彬认为是 “抄袭”。
[4] 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见《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第131页。
[5] 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见《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第130页。
[6] 《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6页。
[7] 以上分析参见汪晖，《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9-60页;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39 页，第57页;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见《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第132-133页。
[8] 汪晖，《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9] 参见舒炜《“王彬彬式搅拌”对学术的危害》，见《北京青年报》2010年4月3日第13版。
[10] 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见《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第126页。
[11] 参见同上，第134页。
[12] 参见同上，第133页。
[13] 参见同上，第133-134页。
[14] 汪晖，《反抗绝望》，第68-69页。
[15] 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见《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135页。
[16] 汪晖，《反抗绝望》，第54-55页。
http://www.infzm.com/content/43502
2010-04-07 16:36:20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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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
平心而论，汪晖在鲁迅研究领域并非没有自己的独特贡献，但由于他在研究和写作中，未能对自己的观点、方法与前人的承袭关系作出明确的交待，不注意以规范的 形式将他人的论述与自己的论述明确地区分开来，甚至有意将他人的观点和材料占为己有，这就使读者很难对其论述的原创性作出判定，以致在评价中出现过分拔高 和过分贬低的两极倾向
汪晖是新时期鲁迅研究领域的一个阶段性的代表人物。他将鲁迅研究纳入思想史研究的范畴，着重从“文化哲学”和“文化心理结构”层面对鲁迅精神进行阐释，并 力图进行体系化的建构。虽然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汪晖的鲁迅研究并没有多大的原创性，但其注重理论思辨和体系建构的努力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对于中国现当 代文学研究摆脱理论贫弱状态，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这是我过去的一个基本看法。但王彬彬对《反抗绝望》一书涉嫌抄袭的指证，却打破了我的这种成见，促使 我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汪著的成就与缺失，对学术规范与学术价值之间的关系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王彬彬的偏颇之处
无可避讳，当下讨论《反抗绝望》一书，首先需要辨别的就是该书是否涉嫌抄袭的问题。
从王彬彬一文所举例证来看，汪著涉嫌抄袭的部分似乎并不很多，有些地方似乎也比较难以定性。如他所举的第一个“《反抗绝望》剽袭《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 例证，就“在中间部分做了一个注释，提示读者‘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王彬彬语），按照王彬彬的观点，“当用‘参见’做注释时，就表明自己 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作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他认为“不加冒号、 不加引号，只做一个让人‘参见’某书某文的注释”的做法，也是一种抄袭，而且是“掩耳盗铃式”的剽袭，“这是汪晖在《反抗绝望》中用得最多的剽袭方法”。
但有些论者对此并不认同，如当代中国文化网上发表的钟彪《学术“私律”与“莫须有”》一文，就从陈来、罗志田、陈平原的三本书中找了6个例证，用以证明如 下观点：“目前‘参见’等词的习惯用法，既可以表示直接引用，也可以表示间接引用，还可以表示王彬彬所说的‘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的独立论 述。”对此说法，笔者深表赞同，也觉得王彬彬对“参见”式注释的界定比较狭隘，有以偏概全之虞。
但若撇开对“参见”式注释的学究式争论，回到是否涉嫌抄袭的问题上来，将汪著《反抗绝望》中的“参见”式注释与钟文中列举的几个例证相比较，就会发现一些 实质性的区别。如钟彪文中所举的陈来一书的两个例证和罗志田一书的两个例证，都在正文中明确指出了引文的来源，文中的“学者”、“童书业”、“梁启超”、 “章太炎”与注释中的“杨向时”、“童书业”、“梁启超”、“章太炎”都构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根本不会使人产生任何知识产权归属方面的疑惑，而取自陈平 原一书的两个“参阅”式注释”，则近乎钟文所说的第三类，其中有陈平原自己的发挥和他所参考的资料的出处，注释与正文之间的对应虽不如上述四例整饬，但其 对应关系还是易于辨识的。那么，汪著中的参见式注释与正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对应关系呢？
【声音】
◎钟 彪（网络作者）
在王彬彬批评汪晖、强调“学风”的时候，他只是通过自己的词语释义就确定了一条分辨是否“抄袭与剽窃”的学术规范，而从目前已有的学术规范来看，并无王彬 彬这种将部分“参见”式注释视为抄袭的明确规定或者惯例。就此而言，究竟是谁的“学风”有问题呢？
在王彬彬所指出的例子中，的确存在三处脱注现象，但它们都紧邻“参见”式注释。这三处脱注是作者的疏失，日后修订《反抗绝望》时可以补充完善。疏失和剽 窃，是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
（当代文化研究网，3月24日）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反抗绝望》可能确实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够规范的问题，但这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这需要考虑到当年的学术规范远不如现在严格，在当 时看来，只要大致标注出你引用了哪些资料就可以，不像现在，每引用一句话都得加引号。
（《京华时报》3月25日）
◎赵京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王彬彬举的那些例子，80%属于引文、注释不规范，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不是道德层面的剽窃。这两个概念要划分清楚。他在最后举的那个例子，汪晖在书中使用 了张汝伦《意义的探究》这本书的一段话，确实是有问题的。
（《京华时报》3月26日）
◎韩 东（作家）
王彬彬这人火气特别大，一贯喜欢骂人，他经常站在道德角度“高屋建瓴”地指责别人。现如今学术腐败现象屡见不鲜，王彬彬能不清楚这是很普遍的现象？他找谁 做靶子不好？为什么这次偏偏选中了汪晖？为什么钱理群用“引文不规范”进行反驳，他就说别人无耻？用南京话来说，（王彬彬）就是“不上路子”。
（《现代快报》3月28日）
◎梁文道（香港牛棚书院院长）
那些指控铁证如山，即便是汪晖本人一时间也没什么话好说。只不过我仍然宽容，或许是因为中国大概连读书人抄东西算不算抄也有一套自己的“中国模式”。
（豆瓣网，3月28日）
◎陈 村（作家）
汪晖首先应该感谢王彬彬，至少王彬彬作为读者认真读过他的作品。他如果不承认抄袭，那就应该出面给出解释，或者是反驳对方，如果承认自己存在抄袭的话，那 就该直接道歉。总要给出一个说法，来主动回应这件事。别人再怎么替他回应、发言和反驳，都不能代替他本人。
（《现代快报》3月28日）
◎叶 开（《收获》杂志编辑）
我看了钱理群为汪晖辩护的说法，说那个时候做论文不规范。这个说法我不同意。二十年前做论文，从大学本科读起，人人都知道应该有什么样的规范，而且这在学 者撰写著作时，应是一种基本的常识。如果认为连这种最为浅显的常识都不懂的话，我认为是对汪晖的不敬。
（真名网，3月29日）
◎严家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彬彬先生对汪晖先生的批评有一定的根据，但是也有点夸张，比如“参见”的问题，就可以讨论。但王彬彬先生文章中摘引出来的地方，确实证明汪晖与他人有多 处文字基本上相同，却完全没有注明出处，前后也没有说明交待，用了一段跟别人几乎不差几个字的文字，你说这个部分是抄袭或变相抄袭，我觉得可以说。这类地 方对汪晖的批评，我觉得是能够成立的。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说得好像过分了一点。
（《中国青年报》3月30日）
◎肖 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反抗绝望》一书，来自于汪晖20年前的博士论文不假，但是，此书先后发行四版。按照出版规则，新版属于新书。因此，以“80年代缺少学术规范”和“博士 生不成熟”作辩护，也是不尊重史实和不负责任的说辞。有识之士都承认，学术剽窃已成中国学术的大害。中国学术欲得救治，学界必须有勇气直面抄袭。
（《中华读书报》3月31日）
◎张梦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尽管《反抗绝望》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够规范的问题，但这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正如毛泽东的一些诗句，如“天若有情天亦老”、“雄鸡一唱天下白”等，直 接来自李贺，但却推出了新颖的“化境”，从来没有人说毛泽东“剽窃”李贺。
（《中华读书报》3月31日）
◎舒 炜（三联书店编辑）
王彬彬文章依次列举汪晖《反抗绝望》一共19条文字，指责前7条是所谓“文理不通”，后面12条是所谓“剽袭”。但事实是，这些指责都是以王彬彬的方式搅 拌出来的。王彬彬文章的缕列方式不给出汪晖原文的注释号位置和具体注释，是有意给读者造成错觉。王彬彬文章的严重性在于其目的根本无意作严肃的学术讨论， 而是以他自己随心所欲定义的“剽袭”概念来进行人身攻击。我以为，这种王彬彬式的搅拌学风对中国学术危害极大，因为这样以人身攻击为目的的指控，几乎可以 把任何学者的任何写作都定义为剽窃。
（《北京青年报》4月3日）
（摘编自媒体报道和网络文章）《反抗绝望》中的“参见”式注释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反抗绝望》（与三联书店2008年版页码基本相同）第一编中标明“参见”字样的脚注共有19处，其中 3处参见汪晖本人著述，属于自我引述和提示性质，当然不存在抄袭问题。另有3处，2处参见鲁迅著作，1处参见《新青年》上的文章，属于资料引用性质，也应 该没有知识产权归属方面的问题。余下13处，1处参见普列汉诺夫，1处参见荣格，1处参见列文森，2处参见李泽厚，1处参见徐崇温，1处参见张汝伦，2处 参见黎红雷，1处参见邱存平，2处参见钱理群，1处参见《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其中第152页参见荣格一处，因其正文中即有被引者之名，且该 段引文加了引号，系直接引语，通常情况无需加上“参见”字样，故可忽略不计。第155页和第156页两处参见钱理群文，第一处脚注对应的正文只有一句话 ——“鲁迅的这种不脱离感性经验的判断体现了一种怀疑的思维方式和‘多疑’的个人气质”，其中“多疑”一词还加了引号，按照我的理解，这是与脚注中参见的 钱理群一文相对应的，第二处脚注对应正文亦已表明“正如论者所言”的字样，与钟彪一文列举的陈来一书的两个例证和罗志田一书的两个例证性质类似，也是相当 规范的。
此外，汪著第116页引述王富仁观点，第170页引述王晓明观点，这两处虽然都没有用参见字样，但也属于规范的参见式注释，体现了对鲁迅研究界同行观点的 尊重。这表明汪晖当时是具备引证方面的学术规范意识的，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他是能够做到以正文和注释相互对应的方式来引述别人的学术观点的。
《反抗绝望》涉嫌抄袭的新证
但令人遗憾的是，《反抗绝望》一书在引述鲁迅研究界之外的一些学者的观点时，却出现了许多本可避免的错误。这既表现在一些已有参见式注释的片段上，也表现 在一些未加引注的段落之中。如王彬彬一文中列举的几处引用列文森、李泽厚、张汝伦三人相关论述的片段，就有4处存在着虽有注释但正文中未标明被引者之名亦 未说明引用他人论述的问题，另有三处则未加注释——这是为汪晖辩护的钟彪等人也不能否认的。
笔者也从CNKI等网络数据库中检索到了一些相关文献，发现了汪晖《反抗绝望》一书涉嫌抄袭的几个新的例证。
汪晖《反抗绝望》一书第一处参见式注释出现在该书1991年版第20页（河北教育2000年版第59页），注释为脚注形式：“①参见黎红雷：《中法启蒙哲 学之比较》，《历史研究》，1987.5期。”笔者检索发现，黎红雷的确在1987年发表了这篇论文，全文约12000字，但不是发表在《历史研究》 1987年第5期上，而是发表在同期的《哲学研究》上。
据笔者比对，汪著使用黎文的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正文大段引用而不作说明，只在脚注中“参见”黎文，另一类则是直截了当地抄用而不作任何提示说 明。
第一类例证见于汪著1991年版第19-21页（河北教育2000年版第59-61页），这里前面部分关于怀疑精神的一大段论述都是从黎文中抄来的，只作 了少量文字上的改动，后面引用的严复、梁启超等人关于怀疑论哲学的论述也是从黎文中转引过来的，共约1100多字，但汪晖只在第20页中间一句——“这样 一种深刻的怀疑主义必然会引起从事近代启蒙和反对封建专制的政治斗争中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共鸣。”——后头加了上述那个参见式的脚注，似乎除此之外，都是由 汪晖自己独立完成的。这如果不属于王彬彬文中所说的那种“掩耳盗铃式的抄袭”，那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事实上，除了这一处以外，该书1991年版第72-76页整整一大段（自“其次”始，至“所代替”终，2000年版第121-125页作了分段，内容无 异）长达2800多字的论述，就是著者将其“参见”的李泽厚、黎红雷、李龙牧、邱存平等人的论述拼凑糅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其中涉及的对谭嗣同、严复、梁启 超、魏源、冯桂芬、龚自珍、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邹容、孙中山、蔡元培等诸多近代思想人物的论述，都不是汪晖本人从这些近人著作中解读出来的， 而是从他人的研究性论著中摘抄出来的。
在从这些论著中转引近人言论时，汪晖既没有说明转引，也没有顺着原作者提供的线索做一些起码的查证工作，以至于抄错了转引的材料而并不自知。如该书 1991年版第74页（2000版第123-124页）所引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中庸”言论，均转引自黎红雷的文章。但黎文中注明梁启超该段言论出自 《新民说·释新民之义》，汪晖却误“之”为“主”，将其写作《新民说·释新民主义》。这虽然只是抄录中的一字之误，却足以表明汪晖对梁启超“新民说”的无 知。
更有甚者，汪晖还将黎文中的一段论述和一处引文拼凑在一起，直接当作自己的论述写在自己的书里（1991年版第16页，在2000年版中略有改动，详见下 面的说明）：
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儿的唯理论哲学是法国启蒙哲学的重要来源，卢梭则是启蒙哲学的最具影响的人物。启蒙学者把他们的“天赋”观念和“理性”原则直接运用于社 会历史领域，认为人类社会受到天赋的理性原则——“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所主宰，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理性原则展现的历史，一切违反这些 原则的现象，最终将被历史抛弃。从康有为、梁启超，到邹容、孙中山，这种“天赋人权”观念构成了他们社会哲学的理论基础。“欧洲专制大行之世，人人苦之， 厌之，而为旧宗教旧思想旧学说所束缚，奄奄而不敢一逞。卢君（卢梭）以天仙化人之笔舌，冲亘古之罗网，惊人生之睡梦，于是天下之人，手舞足蹈，起而为十九 周轰轰烈烈之大事业。”【按：此处下有脚注①汤尔和：《欧洲大哲学家卢氏斯宾氏之界说》，载《新世界学报》1号。】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是这一理性原则的 实现，邹容的《革命军》回荡着“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的铿锵之声；法国大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原则，美国革命及其民 主制度，为中国资产阶级提供了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依据。与这样一种动荡而又充满幻想的时代相应，“中国近代先进哲学思想的主要的或基本的总趋势和特点，却是 辩证观念的丰富，是对科学和理性的尊重和信任，是对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的努力地寻求和解说，是对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正统的唯心主义的对抗和斗 争，是对黑暗现实要求改变的进步精神和乐观态度……”【脚注②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6页。】
熟悉李泽厚文风的读者自然不难发现，这个段落中有关康有为、邹容的论述与李泽厚的手笔是多么的接近，以李泽厚在1980年代的流行程度，以他为抄袭对象而 不被发现的可能性是相当小的，所以，当王彬彬一文举证指责汪晖抄袭李泽厚的时候，许多汪晖的辩护者都不以为然，觉得是小瞧了汪晖的智力。对此，笔者也不持 异议——至少在这一段中，汪晖是注明了出自李泽厚论著的引文出处的。但遗憾的是，对于不如李泽厚那样知名的作者，汪晖的抄袭就显得有些不留情面了。请看黎 文中的两个片段：
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的唯理论哲学，是法国启蒙哲学的重要来源之一。启蒙学者把他们的“天赋”观念和“理性”原则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他们认为： 人类社会受到天赋的理性原则——“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所主宰，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理性原则展现的历史，一切违反这些原则的现象，都终 将被历史所抛弃——这可以称之为 “天赋史观”。
……中国启蒙思想家则从“天赋说”与“进化说”二者结合的角度，来探讨建立新的历史哲学(符合“后进国家”启蒙特点的历史哲学)的时代课题。
首先，他们分析了“天赋说”的历史功绩和时代缺陷。他们指出：“欧洲专制大行之世，人人苦之，厌之，而为旧宗教旧思想旧学说所束缚，奄奄而不敢一逞。卢君 (按即卢梭）以天仙化人之笔舌，冲亘古之网罗，惊人生之睡梦，于是天下之人，手舞足蹈，起而为十九周轰轰烈烈之大事业。”“天赋历史观”对于打破基督教 “唯神史观”的迷梦，粉碎封建统治者"君权神授"的神话，促进新兴资产阶级的觉醒，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吾意卢君之言自由，为自由之婴儿，非自 由之实地，吾非谓自由之不可终致也，奈今非其时何。”这种理想主义的“天赋史观”，并不能使人们获得现实的自由；特别是在“新知识日长进,新魄力日沉雄” 的当今世界，更加难以说明和把握历史的真谛，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受到“进化史观”的冲击（汤尔和：《欧洲大哲学家卢氏斯宾氏之界说》，载《新世界学报》1 号）。
两相对照，汪著与黎文的相似度显而易见，汪著因抄袭而拼凑的痕迹也触目可及：为了把从黎文中转引而来的汤尔和谈卢梭的那段话插到文中，汪晖在开头抄袭的一 段文字中自己写了“卢梭则是启蒙哲学的最具影响的人物”一语作为铺垫，但这样做并未消除该处引文与前后脱节的突兀之感——引文前后说的是康有为、梁启超和 邹容、孙中山，中间硬生生插入一段汤尔和的话，这种行文方式给人的感觉是很莫名其妙的。或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汪晖在《反抗绝望》一书重版时，将引文前 的一句话改为“这种‘天赋人权’观念构成了康有为、梁启超、邹容等人的社会哲学的理论基础”，并加上了“例如汤尔和就说”的字样。（2000版第54页） 但换汤不换药，给人的感觉还是一处天外飞来之笔。
以上所述，只是笔者在《反抗绝望》一书中找到的几个比较明显的涉嫌抄袭的例证。此外，在关于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些论述中，笔者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该书 1991年版第27页中（2000年版第68页）有关日本思想界介绍尼采和基尔凯廓尔的文字，就是从王家柏的《存在主义在日本》一文中抄录过来的，该文以 “摘要”的形式发表在《延边大学学报》1982年第S1期（第S1期的表述方式，系期刊网原文如此，疑有误）上。汪晖不了解日本思想界对存在主义的绍介情 况，需要通过他人的转述来了解，本也未尝不可，但按理应以“转引自”的方式在注释中作出说明，不该在书中不作任何交待就将王家柏文中的介绍连同注释一并搬 到自己的书中，造成自己博学多识、能够直接从日文原始资料中了解存在主义在日本传播状况的假象。
与时俱进的学术包装
《反抗绝望》这部著作，是1980年代文化热的产物。当时文学理论界比较注重观念更新和方法论的创新，对文献解读和资料功夫则不太在意，整个学界对引证方 面的形式规范也不如现在这么强调。所以，现在许多论者也从大环境方面为汪晖辩护，如钱理群在接受《京华时报》的采访时就说：“在当时看来，只要大致标注出 你引用了哪些资料就可以，不像现在，每引用一句话都得加引号。”这的确道出了当时一些学者写文章引用资料的实际情况。
但在《反抗绝望》一书1991年出版后不到三个月，汪晖就和陈平原、王守常一道创办《学人》丛刊，率先倡导学术规范，对于这样一个试图为学界垂范的学者， 在学术规范方面提出最基本的要求，想来并不为过。更何况，《反抗绝望》一书其后还经过多次再版，完全可以拿2000年和2008年的规范尺度来进行衡量。
在2000年版中，汪晖对《反抗绝望》一书的副标题和第一编各章节标题作了相当大的更改，如将第一编的标题由“鲁迅的精神结构：文化哲学、文化心理结构及 其与文学的关系”改为“思想的悖论：个人与民族、进化与轮回”，将引言副标题“关于鲁迅的精神结构”改为“思想的悖论”，基本上抹去了1980年代文化热 熏染在本书目录上的痕迹，但这种装修门面的功夫并没有给本书带来脱胎换骨式的转换。在第一编正文部分，除了大量的分节编排、少量的文字改动和几处删改之 外，可以说是一仍其旧，对于1991年版中引证注释极不规范、甚至涉嫌抄袭的段落，并未采取任何修订和补救措施。
相反，据豆瓣网网友欧文提供的例证，2000年版的《反抗绝望》有不少英文注释，似乎汪晖自已从原版西方著作找到了不少论据。但在1991年版中，绝大多 数这类材料标明是转引自中译本的。汪晖使用了中译本的译文（新版并无改动），却在新版修订时抹去中译本的痕迹，直接标明引自外文原著。这种学术“装修”， 若不作抄袭论，说是有意掠人之美，应该不算言重吧？
网友VIVO发掘出来的李龙牧发表在1958的一篇文 章。汪晖在《反抗绝望》抄袭了李文的相关段落（划线部分），未标出处。
学术失范与自我反思
事实上，除了涉嫌抄袭的问题之外，《反抗绝望》一书在遵循学术规范方面也存在着相当明显的缺失。据张梦阳最近在网络上发表的《汪晖〈反抗绝望〉的价值与意 义》分析，“汪晖从竹内好那里主要接受了悖论的思维方式，由此出发也就必然汲取了‘反抗绝望’的命题”。这就是说，《反抗绝望》一书所运用的分析方法和核 心命题都不是著者本人的原创，而是他从日本学者竹内好那里借用过来的（限于篇幅，编者删节了相关论证）。如果汪晖如张梦阳所说的那样，能够“坦然承认”竹 内好“对自己的研究思路产生过重要的启悟”，他就不应该在具体问题上显示与竹内好的区别的同时，却对“反抗绝望”这个核心命题与竹内好上述论述的关系不作 任何说明，以至于另一个日本鲁迅研究专家伊藤虎丸认为汪晖的大著《反抗绝望》“书名上就藏不住竹内的影响”。
对于伊藤的这句话，张梦阳的解读是这样的：“日本鲁迅学界是带着几分喜悦指出了竹内好对汪晖的影响，并没有指责他‘剽窃’，因为影响与‘剽窃’是两个完全 不同的概念。”但是，在笔者看来，伊藤所用的“藏不住”一词却正与张梦阳所说的“坦然承认”一词构成了一种饶有意味的对比。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笔者从伊 藤这句话里读出的并不是“日本鲁迅学界的几分喜悦”，而是大陆鲁迅研究学界的某种苦涩——但愿这只是我的误读而已。
平心而论，汪晖在鲁迅研究领域并非没有自己的独特贡献，如他早年对鲁迅与个人无政府主义关系的分析、对大陆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都曾对学界产生过积极的影 响。他在《反抗绝望》一书及相关论文中提出的“历史中间物”这一概念，对于把握鲁迅从进化论角度所作的自我定位，也不无裨益。但是，由于他在研究和写作 中，未能对自己的观点、方法与前人的承袭关系作出明确的交代，不注意以规范的形式将他人的论述与自己的论述明确地区分开来，甚至有意将他人的观点和材料化 为己有，这就使得读者很难对其论述的原创性作出明确的判定，以致在评价中出现过分拔高或过分贬低的两极倾向。对此，汪晖本人是难以自辞其咎的。
如今，随着讨论的深入，《反抗绝望》一书在学术规范上的缺失已广为人知，其涉嫌抄袭的例证也日益明确，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学界同行，如果还是不顾事实对汪 晖采取曲意维护的态度，甚至扭曲事实以迁就己见，那受损害的将不仅仅是汪晖本人，而是他所属的那个“学术界自己”。而对汪晖的批评者来说，如果只是攻其一 端而不及其余，单凭《反抗绝望》一书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就否定汪晖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而不能秉着多维平衡的观点作理性探讨，就会流于意气之争。当前，在各 方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如何将问题纳入学术的轨道，从外在的道德批判转换到内在的自我反思，以此促进学术的发展和学术共同体的成长，对于任何一方，都是值得 深思的。
对汪晖来说，面对学界同行在学术道德方面对自己的严重质疑，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是由自己出面作出解释，但他的第一反应却是“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这是很让 人不解的。要知道，在涉及到道德责任的问题上，惟有个体的自我承当才是可靠的。纵使有一个“批判的知识界”可以作为依托，“批判的知识分子”也依然必须面 对属于自己的问题，扛起自己的十字架，承担自己理应承担的一切。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3502
jikuizhiyuan评论于92天前
孔夫子“述而不作”，汪教授亦是“述”而不作！
0 saijg评论于90天前
鲁迅先生曾说，不愿意死后自己的身体成为一些蛆虫生长的乐土，看来他的担心不是毫无根据的，他的愿望终不能实现了，世事总有那么多的无可奈何，我对先生是 敬佩的也是同情的，一切有的没得都在往他身上压。
0 luoyk651评论于84天前
现如今社会科学的文章不规范的现象随处可见。唯有自我严格要求了。
0 gumuniao评论于73天前
现在引用东西真是得慎重，随时都是二手的二手。
第一争议：《读书》换帅之辩
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
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
网友调查《反抗绝望》
规范的缺失与自我的迷失——也谈汪晖 《反 抗绝望》的学风问题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1644
首页 >> 学术与争鸣 >> 百家争鸣 >> 百家星座 >> 田继贤时事杂谈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0-7-9
本站发布时间：2010-7-9 22:22:19
阅读量：127次
有关汪晖涉嫌学术抄袭事件，可谓好玩。
请原谅我用“好玩”这个词。我之所以觉得好玩，是因为就我所能看到的文章言，我发现一个颇为明显的现象，即批评汪晖者，除事件的引发者王彬彬先生外， 没有谁就汪晖著作的不同版本进行比对互校，并详尽的指出各版本间的不同，进而分析造成不同的原因。而我认为，只有先进行这一基础性的工作之后，才谈得上认 定汪晖是否抄袭的严谨性。
而为汪晖辩护者却进行了这一工作，且这类考证之作也似乎并未得到批评汪晖者的进一步商榷。我曾经想，王彬彬先生其实是最应该有所商榷者之一，因为汪晖 的辩护者所考证商榷的可以说首先是王彬彬先生的批评文章。王彬彬先生曾言，希望引起学术界的讨论，然而遗憾的是我却看不到学术界在进行学术讨论。
相反，倒是不乏学者要求汪晖出面回应。如易中天先生就一再发文。其在最新文章中言：
“公平与正义，是我们的追求，相信也是汪晖教授的追求。既然如此，何不共同携手，借此机会，‘建立防止学术腐败的有效机制，制定解决学术争端的游戏规 则’呢?有了这样的机制和规则，岂非再也用不着劳驾媒体，可以‘由学术界自己解决’了吗?这可是惠及子孙的事啊!好汉敢为天下先，汪晖教授其有意乎?”
说实话，我理解不了易中天先生究竟是何意?
就“借此机会‘建立防止学术腐败的有效机制，制定解决学术争端的游戏规则’”而言，以笔者愚见，无论哪一位学者参与其间，都比汪晖有资格，也更合适， 原因无它，盖汪晖乃事件的当事人，则又怎能让涉嫌抄袭的当事人，参与可能为自己辨污的机制与规则的建立活动呢?如此岂非太也不避嫌乎?
此前，诸学者公开致信清华大学和中科院，要求两者出面组织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以对汪晖涉嫌抄袭事件进行独立的调查。我曾撰文，此可谓理想的空谈。 盖因首先这所谓的独立调查委员会的组成恐怕就很难产，试问，请谁来当委员有足够的公信力呢?既然诸学者有此动议，则何妨也开出一份自己心中有公信力者的名 单，一并提供给清华和社科院并公众参考呢?
其实，笔者以为，诸学者倒不妨自发的组成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并进行独立之调查。
学术抄袭之认定，一般而言并非难以考证的工作。就汪晖涉嫌抄袭事件而言，恐怕主要在于详尽的考证是一件工作量比较大以及烦琐的工作罢了。
我以为有几个问题需回答，一是何为抄袭?这无疑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如未以引号标注而以“参见”标注是否抄袭?至少众学者在得出是是否抄袭之结论前有 必要明确自己所取的规则为何?二汪晖著作各版本之不同何在?判定是否抄袭是以何版本为证?三如出现以一版本可认为存在抄袭，而以另一版本认定则不存在的情 况，该如何处理?我个人认为应辨析清楚版本的差异是如何形成的，是否汪晖个人的责任，事实上这点倒是汪晖有必要回答的问题。毕竟，文责终究是需要作者自负 的，难道真的可以如某先生般一律推给出版社吗?
笔者坦承，自己没有进行过版本互校，所了解存在版本差异之情况，亦是看他家之文而知。但即有此说，似乎就有辨析清楚的必要，如此方可谓真正学术的精 神。
诸学者完全可以自发组成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辛苦一点，拿出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岂非远比呼吁清华及社科院更为有力?倘若确凿无疑的证实了汪晖抄袭， 则再追问清华和社科院，岂非更为大快人心?
说实话，笔者想不明白，这么简单的事情，诸学者为何没有兴趣一试?
笔者承认，自己是懒得去做的，因为笔者今日并非学术界人士，不吃这碗饭，也就没兴趣下那功夫。
草撰文字，不过呼吁学术界能真正以学术之精神辨析清楚一桩学术之公案罢了。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回复：给诸学者的一封公开信
此文阴暗的曲笔，反映了田继贤先生阴暗的心理，实乃真小人也！
用户：选网新人 发表于：2010-7-10 1:24:20
回复：给诸学者的一封公开信
笔者坦承，自己没有进行过版本互校，所了解存在版本差异之情况，亦是看他家之文而知。
——田继贤
既然如此，你就别再继续瞎说了。或者你干脆说，你赞成抄袭，绕那么多圈子干什么呀？你累不累啊？
用户：法治万岁 发表于：2010-7-10 1:21:04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1585
首页 >> 学术与争鸣 >> 学术规范
来源：新京报
来源日期：2010-7-9
本站发布时间：2010-7-9 9:05:19
阅读量：271次
我能理解汪晖教授的顾虑和担忧，因此愿意帮他算一笔账。试想，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来调查所谓“抄袭门”事件，对谁最有利？汪晖本人。
我原以为，熊丙奇先生和林毓生先生的建议提出后，汪晖教授会立即响应的。试想，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来调查所谓“抄袭门”事件，对谁最有利？ 汪晖本人。真金不怕火炼。所以历史上的革命者，都愿意出庭“受审”，倒是那些外强中干的反动派，多半偷偷摸摸杀人。可见敢不敢公开，也是有理没理的一个标 准。这道理，汪晖教授想必比我清楚。
相反，不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就这么耗着、拖着、嚷嚷着，对谁最不利呢？也是汪晖本人。第一，没有权威机构的结论，你就永远是“涉嫌抄袭 者”。“涉嫌”当然不等于“就是”。但，当“嫌疑人”是不爽的。一辈子都当“嫌疑人”，就更不爽。因此，几乎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巴不得法院早早判 了。第二，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要治理学术环境，防止学术不端，那就更会有人惦记。好嘛，以后隔三岔五，学术界就来敦促一番，理论一番，你烦不 烦呢？第三，就算你自己不烦，你的朋友也要烦。烦，就要出手。事实认定既然帮不上忙，就只能“顾左右而言他”，比如质疑人家的“动机”，或者说一些“你也 不干净”之类没谱的话，再不行就是扯到“路线斗争”上去。结果，也只能让人觉得“此地无银”、“欲盖弥彰”，“涉嫌”倒成了“坐实”。这可大大地不合算。
当然，如果汪晖教授有顾虑，我也能理解。因为接受调查，等于承认是“被告”，似乎不太体面。但这是传统观念，要不得的。实际上，在法治社会，当 被告并不丢人。不要说民事诉讼的被告与原告完全平等，即便成为刑事诉讼的被告，也不等于就是“坏人”。如果法庭宣布无罪，岂不正好还了清白？何况调查又不 是审判，怕什么呢？
要怕，也就是怕结论不公了。这也是我害怕的。所以，我没有简单地赞同熊丙奇先生和林毓生先生的建议，而是提出了一系列可操作的程序（6月7日 《南方都市报》）。这些程序的设计，核心思想就是“端正学风固然重要，保护人权也同样重要”。实际上，由于“以道德代法治”的传统实在悠久，我很担心汪晖 教授因被指为“不端”，而不能受到公正的对待。这才提出，委员会不听“招呼”，当事人有权申请某些委员回避，答辩权、申诉权、举报权和知情权都应得到充分 的尊重，所有的意见都应该实名写进结论，等等。尤其是，我建议聘请理工科教授和海外学者参加，就是为了保证公平。
公平与正义，是我们的追求，相信也是汪晖教授的追求。既然如此，何不共同携手，借此机会，“建立防止学术腐败的有效机制，制定解决学术争端的游 戏规则”呢？有了这样的机制和规则，岂非再也用不着劳驾媒体，可以“由学术界自己解决”了吗？这可是惠及子孙的事啊！好汉敢为天下先，汪晖教授其有意乎？
回复：汪晖教授，请勿坐失良机
我拜读过易中天的《闲话中国人》，相信易中天教授不是如我等那么天真烂漫的迂腐老朽之辈，因此我赞成易中天的主张，至少不妨认认真真实践一回。不要在还没 有尽到一点努力之前就把这个主张否定了。中国的事，有许多就是还没有尽力之前就否定了，由此而耽误了许多好事成真。
用户：缪一轮 发表于：2010-7-9 16:02:37
回复：汪晖教授，请勿坐失良机
“端正学风固然重要，保护人权也同样重要”此话混帐之极，难道制假是人的权利？打假就会侵害人权？
用户：谌青凡 发表于：2010-7-9 10:29:15
回复：汪晖教授，请勿坐失良机
易中天校友错也，不调查没正式结论，成为各说各话，鸵鸟也是鸟！一调查或一回应，结果是全兜底了，王彬彬的揭发，也是一种调查，汪晖敢否定任何一句吗?这 两天唐骏的文凭，如唐不回应，大众已知唐确无加州理工博士，但也有个别人愚信呀，结果唐一回应，好了来个路摊文凭，比没有更让人丢人！
用户：mingri 发表于：2010-7-9 10:00:26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1580
首页 >> 学术与争鸣 >> 学术规范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来源日期：2010-7-9
本站发布时间：2010-7-9 8:20:55
阅读量：219次
国际知名的中国学者汪晖教授的著作剽窃疑案尚未尘埃落定，中国“打工皇帝”唐骏的假博士学历案风波又起。
两位当事人的反应大不相同。汪晖教授对于批评者的指控始终没有正面回应，似乎也不打算回应，显得非常深沉。唐骏则在略作沉默之后终于忍不住辩驳，称自 己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拥有“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他拿出了“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证书。
不同的反应得到了不同的结果。汪晖教授不开口，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不吱声，指控者虽然自认为证据确凿，却也无可奈何。唐骏开口进行辩驳，结果越抹越 黑。有人马上拿出他的传记、日记，书中白纸黑字写着，他拿到了这所大学的博士学位。至于他提到西太平洋大学就更麻烦了，这所大学似乎是有出售文凭嫌疑的 “克莱登大学”。看来，汪晖教授的策略要高明得多。
除了当事人态度不同外，这两个事件有一个共同处：有人积极地为当事人辩护。出版唐骏自传《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中信出版社，与唐骏合著《唐骏日记》的 一位作者，在同一天发表声明，把唐骏获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的说法揽到自己身上。
至于为汪晖教授辩护的人就更多，而且看起来更加理直气壮。其中一个代表性的看法是：汪晖教授有很杰出的思想，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因此，人们应当多关 注这些伟大思想，何必纠缠这些碎屑小事?凡是追究这些事情的人，肯定是不怀好意，别有用心。
类似的说法，在唐骏事件中也频繁出现。有评论说，唐骏靠着自己的努力，在一个没有背景的情况下闯荡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在一个人人都想当老板的社 会思想形态下，他执着勇敢，眼光独到，直到今日成为了“打工皇帝”。即使唐骏的学历是假的，又能如何呢?再者，在这个文凭至上的国家，即使唐骏学历造假， 也不能单怪唐骏。
一个学界领袖，一个商界奇才，纷纷涉嫌造假;尤其是造假之后，又有如此之多的人为其主动开脱。这样令人惊诧的情形，只可能发生在当代中国。这意味着， 不少人放弃了基本的是非对错标准。在伦理如此堕落的社会，发生什么样的欺骗、背叛、相互伤害事件，比如包二奶、三聚氰胺奶粉或者幼儿园屠杀案，都不奇怪。
不过，《易》云：剥极而复，否极泰来。在这两次事件中，主流舆论有力地表达了清晰的是非对错观念。继海外华人学者呼吁清华大学成立调查组调查汪晖教授 涉嫌剽窃案之后，国内数十名学者也联名发表同样主题的公开信。至于唐骏事件，主流评论的立场更为鲜明。凡此种种，让人看到了中国社会走出伦理堕落的希望。
但是，中国社会能否真的走出普遍的伦理堕落，取决于舆论、同行的这种集体行动能否常态化。
文凭造假、学者剽窃之类的事情，归根到底关涉个人伦理，尤其是职业伦理。而这个领域的事务，政府最好不介入。这些领域属于社会自我治理的范围。事实 上，对于某所大学是不是野鸡大学，教育界人士恐怕十分清楚。对于某人是否剽窃，学术圈内不难查明。所以，唐骏的博士学位是否造假，是否有专门机构来调查， 并不重要;汪晖教授是否剽窃，清华大学是否专门成立调查组，也不重要。而商界、学术界一旦自发地得出专业意见，就可以启动社会性惩罚机制，比如不再邀请其 出席行业会议。
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些本来应当由社会自我治理的领域，而没有社会。比如，中国学术界的各个学科领域，几乎没有学术共同体的自觉。确实，这里 聚集着一大堆人，大家也相互了解彼此的底细。但是，这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比如，没有活跃的学术舆论，没有自治性学会，因而也就没有办法实现自我治 理。这样，学术界的自我清理机制就不能正常运转。大家虽然都知道某人剽窃他人，却普遍保持沉默，该人依然可以大摇大摆地混迹于圈内各种会议。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学者的学术伦理意识当然趋向淡薄，种种学术劣行逐渐被“去罪化”，学界品质自然直线堕落。一旦病入膏肓，政府介入也无济于事。更 何况，政府介入，通常容易引发诸多问题。事实上，学界之所以缺乏自治，就是因为政府介入学术界事务太多，学术自治机制完全失灵。
归根到底，只有社会可以拯救自己。这样的社会存在于多个层面，首先是行业共同体的自治，其次是社会舆论。当然，“社会”的运转，终究需要某些愿意付出 额外成本的人，比如这两次事件中的王彬彬、方舟子，也需要社团、舆论的跟进。这样的事情如果能够常态化，精英们受到有效的社会约束，那精英出丑的事情就会 少一点。 (作者系北京学者)
回复：王彬彬方舟子们，也需要社团和舆论的共济
作为一个奉行“以假治国”的国家，这些都是心照不宣的，理所应当的，司空见惯的，俯拾皆是的。美国人从小就教育孩子“不说谎”，从政，就业，就职都要查看 “诚信度”，一票否决。所以在美国的高等学府里，像秦晖这样的事情几乎闻所未闻。可是中国呢？副省长都可以是假学历，大学校长都可以抄袭，社会溃败到了什 么程度？仅此一点，要想超过美国——万难。
用户：ztsr 发表于：2010-7-10 9:47:26
回复：王彬彬方舟子们，也需要社团和舆论的共济
兎死狐悲，这个成语大家都知道。试想一下唐骏，如果是真的，“拔出萝卜带出了泥”，带出现在有权势的人，岂有不维护之理？
王、方二位，中国这样的人太少了。
用户：天山石 发表于：2010-7-9 22:34:07
回复：王彬彬方舟子们，也需要社团和舆论的共济
此文写得不错。但作者不希望政府介入却是不可能的。比如，余含泪，官封的余大师，在社会上早已臭不可闻，但政府宣传部门却偏要其频频在各种大赛及揭幕仪式 上露脸上镜以示对其的坚决支持。
对汪晖也是如此。作为官府一脉的清华校方始终对其涉嫌抄袭作弊问题保持沉默，也仍然让他频频在各种场合露脸发文。同时鼓动一些新左派阵营的禹晋永们（与外 资打工的涉嫌学历作假的唐骏相比，这些学界的禹晋永们的人数显然更多的多）。
为什么会如此呢？我觉得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如果汪晖涉嫌抄袭一案失守，那么今后所有那些在官场重要岗位上，如大学校长或省部厅局地市级 官员位置上混饭吃却也曾谋得个博士硕士的人的那些大多也是抄袭或别人帮抄袭来的学位论文均将暴露于天下。执政集团在数十年中动用强力和宣传机器好不容易建 设起来的诚信大厦也将连同其合法性一起于一瞬间轰然坍塌。
由于时下中国政界人物诚信普遍缺失，现在中国社会的诚信体系早已混乱不堪。为此，虽然估计得到响应的可能性不大，但我仍要呼吁各大学应该向世人公开所有那 些身在高位并以在职方式获得学位者的学位论文，看到底有多少文章或内容是涉嫌抄袭或显然抄袭来的。如果抄袭者比例不到67%，那么这个官场就还没有烂完。 如果超过三分之二，上帝也救不了他们了！
我还相信，总有一天这些肮脏的垃圾，即便他们现在属于国家机密，也会大白于天下的。佛教说因缘果报。此话从来不虚。我相信。
用户：逗你玩 发表于：2010-7-9 17:44:06
trotrotro 搞大 了：80位国际知名学者发公开信支持汪晖否认剽窃，公开信 http://goo.gl/tsOz 。 很期待这80个人出来否认、内讧，最好方舟子再咬咬这80个人的问 题。5:03 AM Jul 9th
汪
晖这
事，现在看起来挺明显的是分派系干仗了 网友揭发汪晖参考别人的汉译版参考文献却列英文版的做法，
于是明显是作为反制措施有人揭发朱学勤也这么干过 @icoeus @juliapeng@songsh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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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rs ago from Twitter
汪
晖人品
太差，王彬彬人品好多了。哈哈 >@JuliaPeng 讨论汪晖是否剽窃事件，大家都不看王彬彬举的证据是否
可信，是否充足证明汪晖剽窃
宋
石男装小样。我估计是汪晖派系的人报复性反击，抓朱学勤的小辫子
呢。;) >@songshinan 震惊！与汪晖齐名之朱学勤也被曝剽窃！
http://163.fm/4Qh7Vv
@spotHour @adeyso@wxhch @mr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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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jajia:
大学教我们当代文学的老师是王彬彬，就是批“文坛三户”揭发汪晖的那个，第一节课就说，当代文学没什么好说
的。大屠杀前几年有几篇小说可以说说，大屠杀后就更没什么东西了。很多学生不解，问大屠杀是什么意思。
RT
@s0mk:
怎么说呢，钱理群比较复杂。可参考此二文：钱论六四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org/ArtShow... 萧
夏林分析钱理群和汪晖以及“新左”的关系http://academics.cacbo.com/show... RT
@messiahxu 给汪晖辩
护那家伙？RT @lihlii:
RT @leewua: 钱理群…
文汇目录：
- 京华时报 《读书》前主编汪晖被指抄袭 钱理群为其辩护
- 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
- 王彬彬：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
- 南方周末 网友调查《反抗绝望》
- 钟彪：“学风”问题还是文字狱？评《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 >的学风问题》
- 南方周末 项义华：规范的缺失与自我的迷失——也谈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
-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田继贤：就汪晖事件给诸学者的一封公开信
- 新京报 易中天：汪晖教授，请勿坐失良机
- 南方都市报 秋风：王彬彬方舟子们，也需要社团和舆论的共济
http://book.ifeng.com/culture/whrd/detail_2010_03/25/404867_0.shtml
京华时报 《读书》前主编汪晖被指抄袭 钱理群为其辩护
汪晖（图片来源：资料图）
在《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 世界〉的学风问题》一文中，汪晖被指多处抄袭。本报记者胡雪柏摄
3 月10日出版的国家级核心期刊《文艺研究》刊发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的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文章中，清华 大学中文系教授、《读书》杂志前主编汪晖写于2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被指存在多处抄袭。王彬彬称，他通过比对发现，汪晖的抄袭对象至少包括李 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等5部中外专著，抄袭手法则包括“搅拌式”、“组装式”、“掩耳盗铃式”、“老老实实式”等。
汪 晖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昨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反抗绝望》可能确实在 引文等方面存在不规范的问题，但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钱理群同时表示，该书的核心观点应该是汪晖独立思考的结果，汪晖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不能否定。
>> 王彬彬
意外发现抄 袭问题
现 年51岁的汪晖为江苏扬州人，先后从扬州师院和南京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文学史家唐弢先生，攻读博 士学位。
在 《反抗绝望》的新版序言中，汪晖称，该书写于1986年至1987年间，1988年4月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1990年，该书在台湾出版繁体字版； 1991年作为“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之一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经修订后作为“回望鲁迅”丛书之一种，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彬彬 所依据的，就是2000年版。
“鲁 迅研究是我个人的学术生涯的起点，这一点至今对我仍很重要。”汪晖在新版序言中这样写道。正是这部30余万字的专著，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王彬彬把它称作 汪晖的“第一桶金”。
在 鲁迅研究领域，《反抗绝望》也是一部不容忽视的“名著”，自出版以来经常出现在中文系教师开给学生的书单中。用王彬彬的话说，该书“到今天甚至已经具有了 ‘经典’的性质”。
昨 天上午，王彬彬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和汪晖并不认识，也没有任何形式的交往和接触，发现汪晖著作中问题的过程也颇为意外。“学生做论文的时候经常 会引用《反抗绝望》，我觉得有必要看一看，否则指导学生不方便，于是在去年暑假期间看的，看着看着就觉得不对劲。”
他 还说，去年10月份，他就把《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一文投给了《文艺研究》，编辑部非常谨慎，逐字核查后才决定发表。
王 彬彬说，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须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他不希望此事成为一个闹剧。
王 彬彬说，在《反抗绝望》中，抄袭和剽窃的现象“很明显”也“很严重”。他根据手头的几本书简单比对后发现，汪晖的抄袭对象至少包括以下5部中外专著：李泽 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美]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 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张汝伦《意义的探索》（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王 彬彬将汪晖的抄袭手法归为4类：
一 是“搅拌式”：将他人的话与自己的话搅拌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将他人论述的次序做些调整，便作为自己的话登场；
二 是“组装式”：将别人书中不同场合说的话，组合在一起。一段话中，这几句剽自这一页，另几句袭自离得很远的一页，然后作为自己的话示人；
三 是“掩耳盗铃式”：将别人的话原原本本地抄下来，或者抄录时稍做文字上的调整，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做一个注释，让读者“参见”某某书；
四 是“老老实实式”：一字不差地将别人的话抄下来，不搅拌、不组装、不让读者“参见”。王彬彬说：“这是最老实的一种剽袭方式。其他几种方式，一旦被发现， 或许还可强作辩解。这第四种方式，可是毫无辩解余地，只得老老实实承认。”
王 彬彬说，在具体的抄袭过程中，有时是几种方式结合起来的。
王 彬彬从《反抗绝望》中摘取了12段文字，并与上述5部他人著作中的表述一一对照，以证明汪晖如何剽窃前人研究成果。
（摘
录部分见附件）
>> 汪晖
希望学术界 自己来澄清
昨 天，记者多次给汪晖发短信联系采访。下午4时许，汪晖回复短信说：“我在国外，现在是深夜。有朋友来信说及此事。我没有看到文章，手头也没有20年前的著 作。我很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
昨 天下午，清华大学中文系办公室一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系里已有部分教师知晓此事，但几名领导均出差在外，无法接受采访。该工作人员称，汪晖今年1月赴美， 目前正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
《汪 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一文的责任编辑张小姐昨天婉拒了记者的采访，她说，《文艺研究》不过是一个发布平台，他们现在不便发表看 法。
>> 钱理群
引文不规范 不同于剽窃
昨 晚，针对汪晖被指博士论文存在抄袭一事，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表示，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反抗绝望》可能确实在引文等方面存在 不够规范的问题，但这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钱理群同时表示，该书的核心观点应该是汪晖独立思考的结果，其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不能否定。
钱 理群昨天深夜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他刚刚听闻此事，王彬彬的那篇文章尚未读完，而且手头没有《反抗绝望》一书可以查阅，所以只能根据他此前对该书 及汪晖本人的了解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钱 理群说，他和汪晖向来走得比较近，以前常常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所以对《反抗绝望》的成书过程比较清楚。该书的核心观点，即“反抗绝望”这一概念的提出， 应该是汪晖独立思考的结果，是立得住的，这为解读鲁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这个意义上，汪晖以及该书对于鲁迅研究都是有贡献的，“贡献是大是小可以讨 论，但这种贡献不容否定。”
王 彬彬从《反抗绝望》中摘取多处文字，与李泽厚等人专著中的文字进行比对，称汪晖抄袭剽窃。钱理群对此表示，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这些文字在引用他人观点 时，注释做得可能确实不够严格，但这需要考虑到当年的学术规范远不如现在严格，“在当时看来，只要大致标注出你引用了哪些资料就可以，不像现在，每引用一 句话都得加引号。”
钱 理群表示，使用引文不够规范和剽窃是两个概念，而且需要考虑当时语境。
■ 摘录
1
王彬彬比对 “抄袭”
汪 晖《反抗绝望》：鲁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 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第68页）
勒 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梁启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 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王 彬彬评论：读者应该已经笑起来了！汪晖只把勒文森的“梁启超”换成“鲁迅”，其他“几乎”是原原本本地抄录勒文森。可以说汪晖非常过分地借助了勒文森的这 本书。这里的“过分”不仅指他在具体场合对勒文森的剽袭，更表现在常常无视鲁迅与梁启超的区别，把勒文森分析梁启超的理论框架简单地套用于对鲁迅的观察。 鲁迅与梁启超当然有相似之处，但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巨大差别。汪晖对勒文森的剽袭，是将对一头熊的认识用于对一只虎的判断了。
2
汪 晖《反抗绝望》：那么，康、梁、谭、严等后期改良派开始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思想的巩固的理论基础，显示了对“传 统”的更为彻底的批判和对西方社会文化的更为彻底的肯定。（第60页）
李 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应该充分估计到，开始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思想的巩固的理论基础，是这一阶段改良派思 想最重要的发展和最卓著的成就。
王 彬彬评论：这么长的、多少有些拗口的一句话，核心部分汪、李一字不差。当然，次序稍微有些变动。
3
汪 晖《反抗绝望》：追求民族的独立与平等的意识深藏于鲁迅日本时期的文化理论中。（第70页）
勒 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如果说追求中国与西方平等的观念深藏于梁启超的思想中，那么它也会深藏于每一个近代中国人的——从最保守的到最激进的—— 文化理论中。
王
彬彬评论：最让人反感的，是搅拌、组合、拼凑等手段一齐用，是“偷意”而在字句上尽量不留痕迹。这种方式的剽袭在《反抗绝望》中是更严重地存在着的。
2010/03/25 09:31 北京市网友 燕山之下
无聊。怎么不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孟子？或要求朱子？建议把你的论文也找出来对照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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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10:30 河南省网友 syk1101
小王同学不知从汪先生那里得到多少知识和启发，现在又对老师进行无谓攻击。我要说任何一个稍有学术知识的人都明白，语句方式的借用是不代表抄袭的。如果这 也算是，那么我敢说王同学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抄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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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15:30 甘肃省兰州市网友 odssy
天下文章一大抄，中国当代学术界谁敢说自己没抄过？王彬彬太牵强附会。相对来说，汪晖可能是中国最具学术操守的学者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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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09:00 北京市网友 苦海无边无边苦海
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没有多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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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11:42 广东省广州市网友 linyx
按照王彬彬的标准，很多以前的名家著作都是抄袭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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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16:45 福建省福州市网友 sss098
汪晖是不规范而已，和剽窃两回事，这是汪晖在80年代没有明确规范时代出版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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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09:14 北京市网友 wushuqiao
我只知道这是中国左右派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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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10:04 浙江省台州市网友 ckbfmf
阉割《读书》的兽医。
现在钱理群也不是当年的钱理群，可能当年的钱理群就是这个样子，只是大家未看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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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11:52 四川省成都市网友 十二点钟方向
汪晖逾来逾像个官员，《读书》逾来逾像机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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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22:01 陕西省西安市网友 wjg1118
现在有些人老爱揭别人的老底，20年前的学术哪有现在这么规范，王老师太较真了。
文章吗旁征博引很正常的，只要有主要观点就可以了吧。何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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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12:17 上海市徐汇区网友 吴楚天高
如今的人越来越聪明，论文越出越多，写作越来越轻松。别人的东西拿来就用，脸不红心不跳，是进步还是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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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21:49 贵州省六盘水市网友 LDZBG
我看《庄子》、《列子》两书有很多相同的字句，不知它们是谁抄谁的？希望小王同学能帮忙鉴定一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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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12:07 广东省深圳市网友 何必说
抄袭己蔚然成为风气，说都不能说。可悲的是论文多了，学术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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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6 03:53 天津市网友 纪念明
指责他人的人，必须具备一个完整的论证，否则几乎就是先定罪后砌词，或者干脆是想当然。在这个报道里，只见罪名，未见具体关联分析。试分析所举3例。
第一例，这里把梁换了鲁，只此一句。其余是愤慨的指责而已。但是很明显，王也清楚地意识到，汪主要是工具性质地使用了别人的分析方法和论证结构，结论的重 合程度不高。这样的借用，在研究中是常规，而不是抄袭，只能证明汪不具有方法论的创设，但不可以讲这就直接证明。
第二例，显然王的语法修辞学的水平可能出现被情绪修正的效果了。这证明的恰好是汪不满意李的模糊表述，而不采取李的并列复合句式，转而使用递进复合句式， 这样核心就后移到“批判”和“肯定”。且不论这个论点是不是准确，单从语法已经反对了王的“抄袭”判断。
第三例，“偷意”，这词妙极。意思一样，还是沾边就算？引例实在是无法变通的硬核论点，无论谁说，都必然如是。只是有疑问，此言如何证明是洋人首创并专利 注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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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22:01 陕西省西安市网友 wjg1118
现在有些人老爱揭别人的老底，20年前的学术哪有现在这么规范，王老师太较真了。
文章吗旁征博引很正常的，只要有主要观点就可以了吧。何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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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13:13 湖南省郴州市网友 zgmwz
必须深查严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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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5 11:38 江西省网友 冯道长乐
千古文章一大抄，你抄我抄何足道！
读者几多具慧眼，名利双收是好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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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6 01:43 北京市网友 中原枭雄
记者也疯狂，想出名想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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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09 20:38 北京市网友 白贼万岁
既然非厚着脸皮说不是抄袭和剽窃，只是“学术不规范”。好吧，就权当是“学术不规范”，那现在何不“拨乱反正”，把它“规范”过来，该加引号的加引号，该 注明出处的注明出处，该括弧的括弧，这样也好给后来人树立起典范。只是不知道这本书经“规范”后当是什么模样，想必一定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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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09 17:11 湖南省郴州市网友 昆仑剑客ABC
王教授可是剽窃了秦桧的"绝招",把"莫需有"的罪名加到了汪先生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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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nfzm.com/content/42994
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
作者: 王彬彬 2010-03-24 22:41:54 来源:南方周末"编者按：""近年来，国内的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已引起社会各界包括教育行政部门的注意。学术研究是求真知求新知的高尚事业，自有其伦理底 线，容不得弄虚作假、抄袭剽窃。学术界的因循苟且，助长了学术腐败现象。单靠“自律”，恐怕已经没什么指望了。《南方周末》在知识界有很多读者，我们愿意 为学术、文化批评提供一个平台。"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
《反抗绝望》河北教育2000年12月版
《反抗绝望》北京三联2008年版
汪晖的“第一桶金”
《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是著名学者汪晖的博士论文。该书已有四个版本：1990年台湾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繁体字版、1991年上海人民 版、2000年河北教育版、2008年北京三联版。汪晖为2000年的版本写了“新版序”。在“新版序”中，汪晖说：“鲁迅研究是我个人的学术生涯的起 点，这一点至今对我仍很重要。”取得博士学位后，汪晖即离开了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投身于一个更宏阔、更富于挑战性的学术空间。但是，《反抗绝望》这本书， 却是奠定汪晖学术地位的著作，用一句俗话说，是汪晖的“第一桶金”。此书出版后，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产生重大影响，很快成为这个领域的名著。
由于生性懒惰、不求进取，我一直没有读过这本被一些人视为“经典”的名著。前不久，在一家不大的书店里，遇见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反 抗绝望》（该版曾多次印刷，本文用的是2000年12月版、2001年5月第二次印刷本。下引本书，同时标注这个版本和北京三联的第四版，后者只增加了一 篇答记者问和“三联本跋”，跋中交待：“这次重印即以河北教育版为据，文字上未做更动。”），于是买了一本。据汪晖“新版序”，这新版本删去了原书的第四 章，但将其中的一节编入第三章。另外只对个别字句有所改动。
怀着一丝歉意，也怀着一些敬意，我立即读起了这本《反抗绝望》。读完后，却有话如骨鲠在喉，不得不说。这本书对鲁迅心灵的剖析、对鲁迅作品的解读如 何，在此姑且不论。我在这里只说两个低层次的问题：一是论述语言的文理不通问题；二是抄袭与剽窃问题。
汪晖的文章，向以晦涩著称。如果仅仅是晦涩，但文理通顺、并无文法上的错误，我以为无可厚非。毕竟，晦涩也是一种语言风格。康德不就十分晦涩么？并 不影响其成为哲学大师。如果晦涩的同时又常常文理不通，甚至正是因为文理不通才让人感到晦涩，就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了。在汪晖的《反抗绝望》中，这种晦 涩而文理不通的现象，或者说，因文理不通而晦涩的现象，就很严重。不过，在晦涩的论述中，不时也会遇上一两段颇为清通易懂的话，令我心中一喜，有如在沙漠 中遇上一汪清泉，在荆棘丛中遇上一片绿草地。但同时也对汪晖论述方式、腔调的突变心生疑惑。喜用超长的单句，是汪晖的一大特色。即便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汪晖往往也要用十分复杂的句式来说明。但在突然出现的“清泉”和“绿草地”中，超长的句式不见了。一个人的论述风格为何会突然发生这种短暂的变化？
怀着这种疑惑，我做了很有限的查考，发现这种突然出现的、迥异于汪晖惯常风格的论述，往往出自他人之手。更直白地说，是从其他人的书中抄来的！没
错，这是抄袭和剽窃。《反抗绝望》中，抄袭和剽窃的现象，是很严重的。而这，正是我在此要说的第二个低层次的问题。
把话写通，并不容易
先说语言的文理不通问题。
新版的《反抗绝望》，正文第一、二自然段中有这样的论述：
鲁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深刻、也最复杂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这位深刻的思想巨人以他独有的敏锐感受着自己的内在矛盾，那种精神痛楚锐利得有如承 受酷刑的肉体的感觉。他频频使用“挣扎”、从“沉重的东西”中“冲出”等意象，使人感觉到鲁迅是以他的全部身心经历着内心深处的思想风暴。
正如列文森把梁启超的精神结构视为“关押自己的牢笼”一样，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也是一种宛如蛛网的意境，它是由许多无法避免的矛盾言行，各不相容的 思想交织而成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鲁迅对自身的矛盾有着深刻的内省与自知，但却不得不同时信奉这些相互矛盾的思想，从而长久地处于精神的矛盾和紧张之 中。……（p3/pp49-50，“/”前为河北教育版的页码，“/”后为北京三联版页码，下同）
以上是全书开宗明义的两段。下面对有问题的句子做一点分析。
“那种精神痛楚锐利得有如承受酷刑的感觉”，——在汪晖的论述中，这句话不算太离谱。但细想起来，仍然是有问题的。“痛楚锐利”，已经是一种比喻， 即把痛楚比喻成某种尖锐锋利的东西，再说其“有如”某种“感觉”，就很别扭。再说，“酷刑”有许多种，并非所有“酷刑”带来的都是“锐利”的痛楚。
“他频频使用‘挣扎’、从‘沉重的东西’中‘冲出’等意象，使人感觉到鲁迅是以他的全部身心经历着内心深处的思想风暴。”这句话至少两处有问题。前 面用了人称代词“他”做主语，后面就不能再用“鲁迅”代替“他”。因为这样一来，“他”和“鲁迅”就成了两个人。按照这句话的语法意义，是一个被称作 “他”的人采取了某种行动，才让人感觉到“鲁迅”有某种表现。“以他的全部身心经历着内心深处的思想风暴”，这句话的问题就更明显了。“以全部身心”去做 某事，意味着“心”已被作为一种手段、一件工具，又如何再去经历“心”中的风暴。这就仿佛在说：“以全部的碗去舀碗中的水”、“以所有的手指去搔自己手指 上的痒”。
“正如列文森把梁启超的精神结构视为‘关押自己的牢笼’一样，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也是一种宛如蛛网的意境”。这句话也是明显不通的。“列文森”在这 里具有主语的功能，他完成了某种行为。既然是“正如”列文森，后面就应该有人以“主语”的身份做一件类似于列文森行为的事。后面出现的人物是“鲁迅”，而 “鲁迅”在这里扮演着“定语”的角色，“主语”是空缺的。到底谁“正如”列文森，没有说。其实这里的主语是论述者汪晖。是汪晖仿效列文森，把鲁迅的主观精 神结构视为“宛如蛛网的意境”。所以，对这个意思的正确表述是：“正如列文森把梁启超的精神结构视为‘关押自己的牢笼’一样，我把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视为 一种宛如蛛网的意境。”（“意境”一词，在这里很突兀，且颇有歧义。但源于列文森一书的汉译，并非汪晖首创，姑不论。）“它是由许多无法避免的矛盾言行， 各不相容的思想交织而成的。”这里的“言行”二字，颇不妥当。“言行”是外在的东西，如何成为构建“主观精神结构”的材料？人的“主观精神结构”可以由各 种思想、知识、意识等构成。而“言行”则是“主观精神结构”的外在的、客观的表现。“但却不得不同时信奉这些相互矛盾的思想”，——这里的“信奉”一词， 也是很成问题的。所谓“信奉”，是信仰并崇奉、相信并奉行之意。“信奉”的对象，通常是外来的东西。对从自身内部产生的思想，不宜用“信奉”一词。更重要 的是，这与事实是不符的。鲁迅有着许多相互矛盾的思想。这些思想相互纠缠着，又相互怀疑着。可以说，绝大部分思想，仅仅是作为一种思想而存在于鲁迅大脑 中，而并不被鲁迅“奉行”的。如果那些一团乱麻般的思想都被鲁迅“奉行”，那鲁迅早被送进精神病院了。
把话写通，并不容易。偶尔有一句不通的话，不应大惊小怪。但如果经常性地文理不通，一段话甚至一句话中，都有多处语法和逻辑问题，那就不是一件小事 了。学术语言，也不妨有自己的风格。可以平易，也可以晦涩；可以朴素，也可以华丽。但无论哪种风格，都应该力求论述的“准确”。不能准确地表达每一个具体 的观点、每一个细微的认识，又如何能保证总体的学术见解能准确地传达？按照我的理解，一个人如果有意识地写得平易、朴素，就可能少犯语法和逻辑错误。而如 果刻意追求晦涩和华丽，就可能多犯语法和逻辑错误。刻意追求华丽的人，不少见。刻意追求晦涩者，也并非没有。在我看来，汪晖的晦涩，很大程度上就是刻意追 求的结果。明明一件简单的事，明明一种并不复杂的思想，非要用那种绕口令一般的语言来说明和传达，只能理解成是刻意为之吧。这样做，会显得高深莫测，会让 人不由得仰视、敬畏。这也就是苏东坡所谓的“以艰深文浅陋”了。但也正是因为刻意追求晦涩，便比别人更经常地犯语法和逻辑错误。这就关乎学风问题了。下 面，再从《反抗绝望》中举出文理不通的几例。
……这样，人的存在的根本问题被置于哲学思考的中心，并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和哲学的出发点……（p16/p66）
“中心”、“基本问题之一”和“出发点”，这三者是并不能等同的。一个被置于“中心”的问题，却只是基本问题“之一”。这就意味着，还有些问题，虽 未被置于“中心”，但却也是“基本问题”。而一个地方，既是“中心”，又是“出发点”，这让人怎样理解？从“中心”出发之后，不就离开这“中心”了吗？
……这种思维方法上的双重性使得鲁迅抛弃了价值体系的逻辑同一性，而在对民族自身的关系和对民族与西方关系的不同方面，对同一价值原则作不同解 释。（p71/p137）
“对民族自身的关系”，这如何理解？所谓“关系”，要有两个以上的“主体”，意味着两个以上的“主体”之间的关涉、联系。而“民族自身的关系”，并 没有出现两个“主体”，因而在语法的意义上，构不成“关系”。
……但是，既然作为民族智慧的中国文化又是这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所积累下来的内在因素和文明，那么追求民族的平等与独立也就不能不对自身的历史传统 有所肯定。（p73/pp140-141）
“作为民族智慧的中国文化又是这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所积累下来的内在因素和文明”，这句话错误之多，以至于让我觉得要分析都难以措手。将“中国文 化”等同于“民族智慧”，就颇有问题。文化是极其丰富复杂的。“太监文化”、“小脚文化”、“拍马文化”等，都属于“中国文化”。要说这一切都表现为“民 族智慧”，恐怕很难让人认同。“智慧”与“文化”不能划等号，而“民族”与“中国”也是不能互换的概念。这些都是常识，就不多说了。“得以生存发展所积累 下来的内在因素和文明”，——这就如同梦呓了。这短短的句子，错误可有一大堆。“得以”，是指在某种条件下某种目的“可以”、“能够”实现。商务印书馆出 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得以”是这样释义和举例的：“（借此）可以；能够：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的意见得以充分发表出来。”在这个例句中，“放手 发动群众”，是群众的意见“充分发表出来”的条件。汪晖在此用“得以”二字，是想说：“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条件。这观点本身就是荒谬的。按照 这种观点，“中国文化”是先于和独立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东西，这岂非天大的笑话？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就罢了。但又说“中国文化”是民族“得以”生存发展 所“积累”下来的东西，这就更不成话了。“生存发展”和“积累”这两个动词（姑且把“生存发展”作为一个动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时出现在“得以”后面 的。这就等于说“土豆是农民得以生存发展所种植的粮食”。换成这样一个简单的句子，其错误就不难看清了。
还有，“文明”这一概念，也用得很不谨慎。这就等于说“文化”是“文明”。如果“文化”与“文明”是可以划等号的，就等于说“土豆是土豆”；如果 “文化”与“文明”是不能划等号的。这就等于说“土豆是大蒜”。无论哪种情况，这种表述都是有问题的。
其二，文化发展形式的类似尚不足以对鲁迅所肯定的现代西方的价值形态给予充分的肯定，于是，他又在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分析中寻找文化价值之类 似。（p74/p141）
这仍然是一番梦呓般的话。最显眼的是两个“肯定”的连用。这错误明显得不待“明眼”而后知，也就不说了。实际上，前半句是没有主语的。谁“不足 以……肯定”？没有说。后半句有一个人称代词“他”。依据前后文，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他”就是“鲁迅”。但在语法的意义上，这个“他”是谁，却是不知晓 的。还有，“在……分析中寻找”，也是不通的。正确的说法是：鲁迅又通过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分析，寻找文化价值的类似。分析是寻找的手段，不是寻找的场所。
……对现代价值理想的认同使他获得了现代知觉性，发现了生活于其中的生存方式的无聊和荒谬。（p82/p152）
应该是先有了“现代知觉性”，才能有“对现代价值理想的认同”：因果关系不能颠倒。而“生活于其中的生存方式”，也有些荒谬。难道人是生活于“生存 方式”中吗？难道花是开放于“开放方式”中吗？难道飞机是飞行于“飞行方式”中吗？难道堕落者是堕落于他的“堕落方式”中吗？
……正史固然涂饰太厚，如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碎影，不易察出底细，但野史杂记却了然得多。（p89/p161）
汪晖难得使用文学性的语言。偶尔用一下，却出了错。上面这番用了比喻的话，错就不只一处。先说“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这句。这里，密叶成了投射 月光的“主体”，成了月光的光源。但树叶再密，也不至于变成月亮吧？这句话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如月亮透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月亮”这主体、这 光源，是不能省略的。但既说“如莓苔上的月光”，又说“只看见点点碎影”，就莫明其妙了。“月光”与“碎影”，正是树下的两种地方。月光被密叶遮住的地 方，就成了“碎影”。“点点碎影”，正是月亮没有照到的地方。当然，无论把“正史”比作密叶下的月光，还是将其比作月光下的“碎影”，都是不妥的。“正 史”既然“涂饰太厚”，就既不像密叶下的月光，也不像月光下的“碎影”。汪晖虽然笔下如此写了，但心里恐怕是想说：正史涂饰太厚，“真相”如月夜密叶下的 碎影。——笔下所写，与心中所想不能一致，就是所谓词不达意了。
前面说过，汪晖经常性地文理不通，与刻意追求晦涩有关。但同时恐怕也与思维能力不无关系。一个人经常性地文理不通，说明思维过程中有着经常性的障
碍，说明逻辑感不够好。而这样的人，能够提供多少深刻的、新颖的、有独创性的思想，是不免令人怀疑的。
汪晖剽窃的几种方式
实际上，《反抗绝望》中，少有汪晖独创性的观点。汪晖主要依靠两种方式写成此书。一种是将一些常识性的观点，用晦涩的方式重说一遍。应该承认，汪晖 把这些常识性的、有的此前只以只言片语方式存在的观点，说得十分详细、周全，自然也有了一定的价值。另一种方式，则是借助他人的理论，但却并不说明，而以 “独创”的面目出现。我依据手头正好有的几本书，做了一点点查考，发现剽窃和抄袭的现象，在《反抗绝望》中是很明显的。我的十分有限的查考显示，汪晖的剽 袭，有几种不同的方式。
一是“搅拌式”。“搅拌式”是近年学界对一种剽袭方式的命名，不是我的创造。将他人的话与自己的话搅拌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将他人 论述的次序做些调整，便作为自己的话登场，是为“搅拌式”。
二是“组装式”。“组装式”尚未见有人说过，暂且算是我的发明。将别人书中不同场合说的话，组合在一起；一段话中，这几句剽自这一页，另几句袭自离 得很远的一页，然后作为自己的话示人，是为“组装式”。
三是“掩耳盗铃式”。将别人的话原原本本地抄下来，或者抄录时稍做文字上的调整，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做一个注释，让读者“参见”某某书，是为 “掩耳盗铃式”。
至于第四种方式，则是一字不差地将别人的话抄下来，不搅拌，不组装，不让读者“参见”。这其实是最老实的一种剽袭方式。其他几种方式，一旦被发现， 或许还可强作辩解。这第四种方式，可是毫无辩解余地，只得老老实实承认。坦率地说，我对前面三种方式的反感，远过于这第四种。所以这第四种，不妨称为“老 老实实式”。
需要指出的是：在具体的剽袭过程中，有时是几种方式结合起来的。
我查考的，只有五种书：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美]勒文森
（编者注：一译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张汝伦
《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面，对《反抗绝望》以不同方式剽袭这五种书的情况，略做说明。
对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剽袭
《反抗绝望》剽袭《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地方，较少。但也有。可举一段为例。这一段，是“搅拌式”与“掩耳盗铃式”相结合。
汪晖《反抗绝望》第58至第59页（三联版第121页）：
其次，五四反传统主义以“西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反“中学”（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在思维内容上直接承续了谭嗣同对封建纲常的沉痛攻击，严复关 于中西文化尖锐对比的精辟分析，以及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学说，但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理解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历史过 程对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启示。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8页：
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如此激烈否定传统、追求全盘西化，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运动就其实质 说，至少在其发展初期，却又只是上一阶段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的历史工作的继续。谭嗣同对封建纲常的沉痛攻击，严复于中西文化的尖锐对比，梁启超所大力提 倡的“新民”，就都是用“西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反“中学”（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启蒙运动。
汪晖和李泽厚都是在强调“五四”知识分子在思想观念上对以康梁为代表的上一代知识分子的继承。将两段话对比，就会发现汪晖是以一种搅拌的方式，剽袭 了李泽厚。汪晖把李泽厚的论述次序做了一点调整：李先说的，他后说；李后说的，他先说。汪晖又把部分用语做了变更：有的地方增加一点，有的地方删去一点。 但相同的部分仍然是很多的。应该指出的是，汪晖对李泽厚的两处改动，是很拙劣的。李泽厚“严复于中西文化的尖锐对比”，被汪晖改成“严复关于中西文化尖锐 对比的精辟分析”：这一改，便文理不通了。“对比”已有了“分析”之意，再加上“精辟分析”，便成语病了。另一处，李泽厚的“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 民’”，被汪晖改成“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学说”：这一改，便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新民”与“‘新民’学说”不是一回事。可以说梁启超以“新民”学 说提倡“新民”，却不能说梁启超“提倡‘新民’学说”。二是“提倡学说”，也说不通。所谓“提倡”，是鼓动众人采取某种行动。“提倡学说”，属搭配不当。
我之所以说汪晖这段话同时又是“掩耳盗铃式”的剽袭，是因为他在这段话中加了一个注释，提示读者“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不加冒号，不
加引号，只做一个让人“参见”某书某文的注释，这是汪晖在《反抗绝望》中用得最多的剽袭方式。在这里，有必要对“参见”这个注释用语做点辨析。这里的
“参”，乃“参考”之意。做出某种论述后，让读者“参见”某书某文，意思是说：在那本书那篇文章里，也有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读者如有兴趣，或如果要深入研
究这个问题，不妨去“参考”一下。当用“参见”做注释时，就表明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作
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原原本本地或搅拌式地剽袭他人，却又做一个“参见”的注释，称之为“掩耳盗铃”，是很恰当的。
对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剽袭
汪晖在论述“五四”以前的启蒙思想时，大大借助了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的有关研究。对该书的“搅拌式”剽袭，可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汪晖《反抗绝望》第60页（三联版第122页）：
……那么，康、梁、谭、严等后期改良派开始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思想的巩固的理论基础，显示了对“传统”的 更为彻底的批判和对西方社会文化的更为彻底的肯定。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74页：
……应该充分估计到，开始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思想的巩固的理论基础，是这一阶段改良派思想最重要的发展和 最卓著的成就。
这么长的、多少有些拗口的一句话，核心部分汪、李一字不差。当然，次序稍微有些变动。这样的剽袭方式，真有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风格。“搅 拌式”和“组装式”相结合的剽袭，在《反抗绝望》中也能见到。下举一例。
汪晖《反抗绝望》第59页（三联版第121-122页）：
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起，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就提出了“以夷制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两大主张，尽管其内容和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还完全停留在武 器和“养兵练兵之法”的狭隘范围内，但“窃其所长，夺其所恃”的“师长”主张却一直是以后许多先进人士为挽救中国、抵抗侵略而寻求真理的思想方向。从洋务 派的 “船坚炮利”、“中体西用”，到冯桂芬等人要求 “博采西学”，努力学习资本主义工艺科学的“格致至理”和史地语文知识，从龚自珍、魏源、冯桂芬对内政外交军事文化的改革要求，到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 级改良派的“托古改制”，“君主立宪”，总之，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进到 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发展，这种思维的逻辑发展的必然过程正反映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 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王按：加引号的话为马克思语）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8—39页：
……魏源……在四十年代完成了《海国图志》……在这书中总结性地提出了反抗侵略的两大纲领：“以夷攻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前者表现了魏源对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由竞争时代争夺国外市场中的矛盾而企图加以利用的粗浅幼稚的认识，后者则是在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抵抗侵略战争的有效方案。虽然它的主要内容 还只是军事方面的战略战术和购置制造新式枪炮的建议，但这正是根据当时敌我双方各种具体的优劣条件和鸦片战争的实际经验而总结出来的现实办法。由于历史的 限制，魏源“师夷长技”的内容和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还完全停留在武器和“养兵练兵之法”的狭隘范围内。但重要的是，与当时及以后占统治地位的顽固思想不 同，魏源在其时代的可能情况下，最早具有和提供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一种新鲜思想，它具有着新的原则指导意义。尽管“长技”内容随时代和认识的深化而 大有不同，但“窃其所长，夺其所恃”的“师长”（“师其所长，夺其所恃”）却一直是以后许多先进人士为挽救中国抵抗侵略而寻求真理的思想方向。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
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进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发展， 这种思维的逻辑发展的必然过程正反映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 才会发生的。”
将李泽厚在两处说的两段话与汪晖那一大段话对照一下，就明白汪晖那一大段话，是将李泽厚这两段话组合而成。汪晖那段话中，“总之”以后的话被我改以 仿宋体标出，这些话，“老老实实”、一字不差地抄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连马克思的那几句话也照抄了。
上引汪晖文中，“总之”以前的话，“搅拌式”地剽袭自李泽厚。不幸的是，汪晖在“搅拌”过程中犯了错误。李泽厚说，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反
抗侵略的两大纲领：一是“以夷攻夷”；一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李泽厚对这两者都做了说明解释。汪晖那段话，一开始就说魏源提出了“以夷制夷”（“攻”变
成了“制”，也许是笔误）和“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两大主张”。但在“搅拌”时，却把李泽厚对“以夷攻夷”的说明解释删去。汪晖下面的话，是作为对“两大
主张”的解释说明而出现的，但实际上只适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项。换言之，汪晖下面的那一大通解释、说明、发挥，对于“以夷制夷”这一大“主张”来
说，是牛头不对马嘴。
对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的剽袭
美国学者勒文森这本研究梁启超的书，给了汪晖巨大帮助。可以说汪晖非常过分地借助了这本书。这里的“过分”不仅仅指在具体场合对勒文森的剽袭，更表 现在常常无视鲁迅与梁启超的区别，把勒文森分析梁启超的理论框架简单地套用于对鲁迅的观察。
勒文森认为，梁启超虽在理智上认同了西方的某些现代价值、疏远了本国文化，但在感情上却对本国文化、对本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有深深的留恋。这成为勒 文森解释梁启超一生言行的一个重要依据。在分析鲁迅的思想矛盾、精神痛苦时，汪晖极大地依赖于勒文森的此种理论。对所谓“历史中间物意识”的论说，是汪晖 《反抗绝望》中最引人瞩目之处。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汪晖正是仿效勒文森对梁启超思想、精神的分析，来论述鲁迅的思想和精神。鲁迅与梁启超当然有相似之 处，但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巨大差别。鲁迅之所以为鲁迅，主要不体现在与其他人的相似上，而体现在与其他任何人的不同上。过分借助研究他人的理论视角来观察鲁 迅，就可能走向对鲁迅的歪曲。实际上，《反抗绝望》对鲁迅留恋传统文化的一面，是做了过分的解说的。对所谓鲁迅的“历史中间物意识”，《反抗绝望》也强调 得过了头。汪晖对勒文森的剽袭方式，也能说明他是如何不辨梁鲁了。
汪晖《反抗绝望》第二章第二节，题为《重新诠释历史/价值的二分法》。所谓“历史”与“价值”，也是勒文森用来分析梁启超的一对重要范畴。这一节， 汪晖这样开头（p68/p134）：
鲁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 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二章，题为《传统世界的崩溃》。这一章，勒文森这样开头（p46）：
梁启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 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读者应该已经笑起来了！汪晖只把勒文森的“梁启超”换成“鲁迅”，其他便“几乎”是原原本本地抄录勒文森。这为我上面的说法提供了证据：在借助勒文 森理论分析鲁迅时，汪晖是缺乏“边界意识”的，是很忽视鲁、梁二人的差别的。对李泽厚的剽袭，还是将李的观点用于对同一对象的研究。对勒文森的剽袭，则是 将对一头熊的认识用于对一只虎的判断了。
说汪晖“几乎”原原本本抄录勒文森，是除了名字的变换外，还有一个标点符号的差异。勒文森的“技术、结构”，在汪晖手里变成了“技术结构”：“技 术”与“结构”之间的顿号没有了，这可能是匆忙间的疏忽。但“技术、结构”是两件事；而“技术结构”则变成了难以理解的一件事。——汪晖的剽袭，总是有意 无意地损害原文。
再举一个“老老实实式”的例子。汪晖《反抗绝望》第69页（三联版第134页）：
……但是，对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历史与价值的这种内在统一性被无情地撕裂：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 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页：
……梁启超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作为这样一个人登上文坛：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 国传统相联系。
两段话中，冒号以后的话，一字不差。这种老老实实的剽袭，是最不让人反感的。最让人反感的，是搅拌、组合、拼凑等手段一齐用，只偷其意，而在字句上 尽量不留痕迹。这种方式的剽袭在《反抗绝望》中是更严重地存在着的。
勒文森说：“如果说追求中国与西方平等的观念深藏于梁启超的思想中，那么它也会深藏于每一个近代中国人的——从最保守的到最激进的——文化理论 中。”（p10）
汪晖说：“追求民族的独立与平等的意识深藏于鲁迅日本时期的文化理论中。”（p70/p136）
勒文森说：“梁启超时刻关心的是匡正中国文化信誉扫地的名声。因此，从西方引进的文化必须被转变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天然要素。根据进化的‘三世’说原 则，梁将这些要素视为未来的中国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梁启超看来，这种新文化是可依赖的、孔夫子所期望的文化。我们称这种改造西方文化的过程为使中西 方‘文化发展形式类似’的过程。实际上是使已经按照孔夫子指引的路线发展过来的中国历史向西方业已达到的历史水平看齐。”（p54）
汪晖说：“鲁迅……把欧洲历史视为一个接一个的‘偏至’的社会形态，把他所推崇的‘新神思宗’视为对欧洲的‘偏至’的一种校正和改革，于是，当‘改 革’不再仅仅被解释为适合于中国时，中国就不再是一种唯一需要变革的落后文明，而是人类各种文明中的一个平等的文明，因而也就能坦然地承受吸纳变革的思 想。同时，既然欧洲文明并不等于先进的文明，先进的价值是对现存欧洲文明的反叛，那么，中国也就能够在与欧洲平等的前提下接受这些来自西方的价值。这也就 是以文化发展形式的类似（变革作为文化发展的普遍形式而既适合于中国也适合于西方）来缓解由历史与价值的冲突造成的心理紧张。”（p74/p141）
这里，汪晖的话与勒文森的话，并没有多少字句上的相同，但“偷意”则是确定无疑的。所谓“文化发展形式的类似”，是勒文森分析梁启超思想时的一个较 为重要的概念，也被汪晖原原本本地用于对鲁迅思想的分析。
在《反抗绝望》第二章第二节中，汪晖总结了鲁迅“在接受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以改造和批判中国文化传统过程中耐人寻味的思维特点”。这种特点有两个。而 这两个思维特点，在勒文森的书中都能找到，换句话说，都是勒文森归纳的梁启超思维特点。
汪晖总结的鲁迅的第一个思维特点是：
鲁迅把民族、国家与文化区别开来，在承认西方现代文明优越性的前提下接受科学、理性、进化、个人等价值观，从而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予以掊击扫荡；但在 精神归趋上又忠于民族（而不是文化），坚守着民族的平等与独立的原则。（pp70—71/p137）
勒文森书第四章详细地论述了梁启超如何把“文化”与“国家”区别开来的。勒文森说：
那么，中国将怎样面对世界呢？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个答案——以国家对国家，用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用那些中国的甜甜蜜蜜的东西，因为生存的手段正是 基本的民族价值，梁启超打通了从文化主义通向国家主义的道路。（p145）
这就意味着要以一个国家，而不是以一种文化来面对西方。梁启超不再在具体的价值中去竭力寻求平等……而只是在理论的可能性中坚持平 等。（p168）……
汪晖这样总结鲁迅的第二个思维特点（p72）：
第二，在鲁迅的叙事中，中国的悲剧命运不是来自传统文化的断裂，不是来自对经典著作权威的抵制，而正是来自中国的文化传统，因此，变革首先是对自身 历史文化的变革。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124页：
他（梁启超）终于走进一个新的境界。中国的灾难并非来自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的背叛，也并非来自对经典著作权威性任性的抵制，而正是来自于坚持这种 权威。必须从那些“伪经”、从那些“真经”、从那些过去的死亡之手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这两段话，意思完全相同。可以说，汪晖是将勒文森在不同章节、不同语境中对梁启超思想状况的论述拢到一处，贴上了“鲁迅思维特点”的标签。
对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的剽袭
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也给予了汪晖很大帮助。《反抗绝望》只在一处明白标注引用了林毓生的原文，但引用得让人莫明其妙。而在真正 借助林毓生的地方，则不做任何说明。例如，《反抗绝望》中，用“整体反传统”这一理论，对鲁迅这一代“五四”人物的思维方式进行了论述，完全就是对林毓生 的学舌。《反抗绝望》对林毓生的剽袭，是以搅拌、组装、拼凑等多种方式进行的。具体字句上的剽袭痕迹不是很明显，但“偷意”的迹象则是十分显眼的。
下面，先抄一段《反抗绝望 》 中 的 话（pp61—62/pp124-125）：
《新青年》开始出版正是在袁世凯极力巩固其卖国统治，准备扮演帝制丑剧的时候。辛亥革命在人们心里点燃的短暂的虚妄的希望已经幻灭了，建立了四年的 “中华民国”不仅没有真正走上富强之道，连“民国”的招牌都岌岌可危。于是，《新青年》的第一个结论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民主政治，还需要大张旗 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性结论直接引导了“五四”知识者对思想文化的重视。袁世凯称帝前便已在提倡祭天祀孔， 以便从思想体系上为帝制作张本；《新青年》在袁世凯称帝时发表的文章中也便开始具体地反对儒家的“三纲”和“忠、孝、节”等奴隶道德。1916年秋，保皇 党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祺瑞，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新青年》便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反对康有为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这一 方面是因为这个复古逆流确与帝制复辟的阴谋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进步的思想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即认为要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便必须有一个思想革 命，或者如当时所说的“国民性”改造，从而断言“伦理之觉悟为最后之觉悟”——从“中体西用”到“托古改制”，从政治革命到文化批判，“传统”的各个层面 至此被想象为一种具有必然联系的整体而遭到彻底的否定，其标志便是普遍皇权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得到深刻的揭示，而“中庸”的思想模式，“折中”、 “公允”的生活态度被激烈的、否定性的、整体观的思维模式所代替。
首先要说，这一番话，有多处文理不通。以搅拌、组装、拼凑的方式剽袭他人时，特别容易犯文理不通的错误。这道理，想必不用多讲。
下面看看《中国意识的危机》中的一段（pp49—50）：
辛亥革命以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确演变成了一个整体观的思想模式，从而使它变成了一个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工具，它将中国传统看作是一个 其性质是受中国传统思想痼疾感染的有机式整体而加以抨击。这种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潜在的整体观，是在各种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下才形成的。这些因素 是：五四反传统主义者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道德所采取的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激愤；他们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情操，对社会政治和文化进行根 本改造的迫切要求；即对建立一个基于新的自由、民主和科学价值的新中国的渴望；由于袁世凯的无耻篡权和夭折的帝制运动和张勋的复辟（这两者增强了他们要求 变革的迫切感）而使他们产生的对整个社会旧邪恶势力的深刻认识；以及他们对中国传统的中心价值体系的极度疏远。总之，普遍王权崩溃后所遗留的社会和文化力 量，将五四反传统主义者认为溯源于传统的整体观思想模式发展成一种整体观的分析范畴，反传统主义者正是通过这种分析范畴才形成他们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 的。（pp49—50）
读者不需要有太多的耐心和太好的眼力，就能看出汪晖的那段论述，完全“脱胎”于林毓生的相关论述。剽袭他人时，一般性的话，可以换一种方式说。但核
心概念却难以改变。林毓生所谓的“整体观的思想模式”、“普遍王权”这些概念，汪晖也只能袭用。
对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的剽袭
张汝伦的《意义的探究》，是介绍和研究当代西方释义学的专著，与汪晖的论题本无直接关系。汪晖要借助其观点解释鲁迅等人对传统的理解，自然也无不 可。但汪晖却不是老老实实地借用，而是“老老实实”的剽袭。举两例。
汪晖《反抗绝望》第64页（三联版第128页）：
这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 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 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决定作用。
这是一个独立的自然段，没有冒号，也没有引号。汪晖是将其作为自己的观点显示给读者的。我们再看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第175—176页：
……伽达默尔强调指出，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 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 的传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去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解在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制约作用。
用不着我再做什么分析了。汪晖的那段话，虽然做了一个注释，让读者“参见”张汝伦的书，但这样的“参见”，实在欺人太甚：欺原作者太甚；也欺读者太 甚。比较起来，下面的剽袭方式，让人反感的程度就要轻些。
汪晖《反抗绝望》第65页（三联版第129页）：
……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成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 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起作用。传统的确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是我们存在 和理解的基本条件。因此，不仅我们始终处于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理解者不可能走出传统之 外，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份理解对象。理解并不是主观意识的认识行为，它先于认识行为，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
这一段话，几乎原原本本地抄自张汝伦《意义的探究》中的一大段话。这回采取的是跳跃式，即抄几句，便跳过若干字、若干句、若干行。为了节省篇幅，我 在汪晖跳跃得较完整的地方，用省略号表示，并在括弧里说明跳过多少行。《意义的探究》第179—180页：
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成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蒙运 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理性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理性也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归根结底，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起作用……（此 处跳过张著引用的伽达默尔一句原话）传统的确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它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此处 跳过16行）因此，不仅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理解者不可能走出传统之外，以 一个纯粹主体的身分理解对象——文本。……（此处跳过两行半）所以，理解并不是主观意识的认识行为，它先于认识行为，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
虽然有些跳跃，虽然在个别字句上有些变动，但这样的剽袭，基本上是“奋不顾身”的，表明一旦被发现，便不想抵赖的。固然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也没 有用一个“参见”来留条退路，来欺侮原作者和读者：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方式的剽袭，还不是最让人反感的。
上面查考的五种书，恰好是我手头有的。即便是这五种书，也查考得并不全面。《反抗绝望》之后，汪晖先生转向了更广阔的领域，成了思想史方面的专家、
权威，更对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状况，有颇具影响的论说。我希望并且愿意相信：以各种方式剽袭他人著作的情形，不再能在后来的著述中
找到。
lhemivw评论于22小时前
不懂人文科学的要求，本人搞自然科学的，照王彬彬先生的话说，人家说过的话我就不能再说了，即使意思相同，也不能说，干脆我们的论文把数据一罗列出来，自 己去猜吧，话都被人家说完了，申请专利了，没话说了，这几个阿拉伯数字也天天被人用了，也不能罗列了，最后。汪晖先生的著作没看过多少，只是觉得王先生的 理由过于牵强，有何不对敬请见谅！
-1 shibai2006评论于29天前
王彬彬教授的观点很中肯，切中要害把矛头直指当代批评界的混沌现象，汪晖评论界的腐败分子之一，很难说其他的评论家。在中国的评论家中我很欣赏也很敬佩对 艺术怀有真诚的评论家。王教授就是其中一个，夏鹰教授也是。纵观当今中国理论界的腐败，我们很难发现说真话的人。正因为敢说真话才得罪了许多有脸面的所谓 大人物大师级的人物，其实许多人慢慢坠落成为酒囊饭蛋之徒，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建树影响几乎为零。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人，我很赞赏王教授的观点。中国的理论 界有一种很可怕的现象：揪出一站出一群。我敬佩的钱老也站出来为汪晖撑腰，实在是悲哀啊。说句不客气的钱老可能是年纪大了，思维迟钝，我们也能理解。可是 众多理论界的那些行尸走肉们也出来大骂，实在是有辱学者的风范。我们的时代需要真诚的艺术家，这个时代的复杂与多变让我们很容易迷失方向。希望大家坚守自 己的理想，不要被那些所谓的专家人物而遮蔽了真相。你要有自己的判断标准。
1 winstonwang评论于95天前
从这里的讨论可以看到，中国对抄袭实在是太宽容了，难怪我们的学术一直在滑坡，丑闻频出，学术要想发展，必须对抄袭行为零容忍！在美国只要你用了别人的东 西未经过别人同意或者同意了你也用了而不按引用规则都判为抄袭，而且这关乎一个学者的学术生命。前几年爆出中国留学生因抄袭而被开除的事件说明国内学风确 实问题多多啊。
1 winstonwang评论于95天前
我原来常常看国内的《读书》，可是有一段时间却不愿意再看，特别不愿再看到汪晖的文章，他的文章说是文风问题可能对他太过于宽容了，其实他的文章既没有思 想又诘屈聱牙，故作高深，同时语句不通，王彬彬对他的批评是对的，这样的学者在中国居然有这么大的影响，而且有许多敬佩他的人说自己都没读懂他的著作，这 真是奇怪，这可能和国内浮躁的学风有关？既然读不懂就该质疑，有了质疑，很多学者的面具就轻松被揭下了，他也就不敢再忽悠了，可是中国很怪，越是让人不懂 的越让人觉得了不起，这就是为什么汪晖他们在国内非常有市场的原因。
顺便提供一个信息，别看汪晖老出国访问，还是什么国家的研究员，这在海外都不算什么的，他在外面毫无影响，以至于别人连评论都不愿给，而且他的英语估计也 有问题，不过本人学术工作繁忙，无暇再帮他提高外语，只是提醒中国读者，不要再上这样的学者的当，读你读得懂的东西，对你不懂的东西提出疑问，这才是学术 的正道。也是避免被忽悠的好办法。
一个海外学者。
0 twjmrk评论于96天前
手头上正好有《反抗绝望》（上海人民版），根据王文对照了一下，事实上大多还是有出处注释的，只不过有的在前，有的在后句上。至于“参见”，只是认识不 同。就对列文森、林毓生等文的引用，汪文都在叙说中指明的，如列文森对梁启超的看法，汪文觉得对鲁迅同样适用。当然略有欠缺之处，但似乎谈不上是剽窃。
0 ubikeledek评论于97天前
一整段一整段抄，又不标明出处，竟然还有人认为“这不算剽袭”？或淡化为“学术规范问题”，看来中国人要达到真正的学术水平还远着呢！
0 dongxin评论于97天前
？不能留言
0 dongxin评论于97天前
是抛弃南方周末的时候了
0 shitouaimutou81评论于98天前
这样的垃圾文章也能上《南方周末》，震惊，失望！
0 axa333评论于99天前
“而且完成是纠缠，”成应为全。
2 axa333评论于102天前
全文根本没有涉及学术问题，停留在一些语法问题上，而且完成是纠缠，
汪辉的语言表述的确有些疙瘩，但只要出于善意，都可以领会。
稍微学术一点，说到对李泽厚的抄袭以及伽达默尔理论的引用，
那完全是论述过程的引述，作为引论，而不是自己的结论。
只有结论和别人雷同，才可以叫抄袭。
就语法问题而言，南方周末的编辑应该能看出来，怎么还发表这种无聊、低级、恶意的文章？
2 jiayin82评论于105天前
研究个毛啊，就那点宝贝，养活了多少人啊！这些吃闲饭的读书人，学点实实在在的东西会死啊！
鲁迅遗嘱里都说了：“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1 niouyuandao评论于105天前
学术问题放在学术争鸣的内部解决，希望媒介不要炒作。
0 nongming119评论于105天前
这本书我是研究生快毕业时读的，自己水平尚浅，没有资格断定其是否剽窃，但确实感觉读起来有些费劲。对于汪晖，陈晓明的评论是其知识貌似太博大精深了些， 但跟文学似乎缘分浅了些（这是我的感觉，请看其原文《绝望地回到文学本身》，好像是这个名字。）但汪晖的思想史研究应该还是比较有影响力，看了他的《预言 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很受启发。感觉要是他抄袭李泽厚，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在《预言与危机》中很多是和李泽厚形成一种对 话关系的。另外说明一下，我买了三联版的《反抗绝望》，太贵！！现在的书籍装帧，三联、中华和商务还有广西师大的平装本都是直接用胶水粘的，太对不起爱书 之人，要批判一下，这一点，上海的一些出版社还不错，保留了线订，值得表扬！！
0 cjch8859评论于105天前
你这样，置那些当年把这篇文章，这本书捧红的那些人于何地？
0 siyushin评论于106天前
窃以为，很多也谈不上是剽袭。一些转引暗引罢了。
0 zhizunbao1900评论于106天前
读到这篇文章，真的很让那些在追求学术之路中迷途小书童们失望伤心， “偶像”已到了黄昏
0 23may评论于106天前
更多的是学术规范的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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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
时间:2010-01-20 20:22 作者:王彬彬点击:292次《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是著名学者汪晖（专栏）的博士论文。该书1990年由台湾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繁体字版；1991年，作为《文化： 中国与世界》丛书之一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该书作为《回望鲁迅》丛书之一种，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汪晖为2000年的版本写了《新 版序》。在《新版序》中，汪晖说：“鲁迅研究是我个人的学术生涯的起点，这一点至今对我仍很重要。”取得博士学位后，汪晖即离开了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投身 于一个更宏阔、更富于挑战性的学术空间。但是，《反抗绝望》这本书，却是奠定汪晖学术地位的著作，用一句俗话说，是汪晖的“第一桶金”。《反抗绝望》出版 后，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产生重大影响，很快成为这个领域的学术名著。到今天，《反抗绝望》甚至已经具有了“经典”的性质。
由于生性懒惰、不求进取，我从来不追捧热门书。但也不刻意回避和拒绝。如果逛书店时正好看到了，也会买上一本。但买回来什么时候能看，却又说不定。往 那里一扔再不问津，也完全有可能。当《反抗绝望》在大陆出版后，虽时时见人提及，但我却一直没有读过。那原因，就因为我上书店时，从未碰到过。前不久，在 一家不大的书店里，终于遇见了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反抗绝望》，于是买了一本。据汪晖《新版序》，这新版本删去了原书的第四章，但将其中的一 节编入第三章。另外只对个别字句有所改动。
怀着一丝歉意，也怀着一些敬意，我立即读起了这本《反抗绝望》。读完后，却有话如骨鲠在喉，不得不说。这本书对鲁迅心灵的剖析、对鲁迅作品的解读，是 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在此姑且不论。我在这里只说两个更低层次的问题：一是论述语言的文理不通问题；二是抄袭与剽窃问题。
汪晖的论述语言，以晦涩著称。如果仅仅是晦涩，如果虽然晦涩但却文理通顺、并无文法上的错误，我以为就无可厚非。毕竟，晦涩也是一种语言风格。康德不 就十分晦涩么，但并不影响其成为哲学大师。但如果在晦涩的同时又常常文理不通，甚至正是因为文理不通才让人感到晦涩，那就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了。而汪晖 的《反抗绝望》中，这种晦涩而文理不通的现象，或者说，因文理不通而晦涩的现象，就很严重。汪晖此后的著述，语言的晦涩更其严重。比较起来，学术上的奠基 之作《反抗绝望》，论述风格要平易许多。但是，《反抗绝望》总体上仍然是堪称晦涩的。在研读《反抗绝望》时，我如在晦涩的论述中，突然遇上一段很清通、很 平实、很晓畅、因而也很好懂的话，便如在沙漠中遇上一汪清泉，在荆棘丛中遇上一片绿草地，心中一喜。但同时也对汪晖论述方式、腔调的突变心生疑惑。喜用超 长的单句，是汪晖的一大特色。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汪晖也往往要用那种十分复杂的句式来说明。但在这种突然出现的“清泉”和“绿草地”中，这种超长的句式却 不见了。一个人的论述风格为何突然发生这种短暂的变化的？怀着这种疑惑，我做了很有限的查考，发现这种突然出现的迥异于汪晖惯常风格的论述，往往出自他人 之手。更直白地说，是从其他人的书中抄来的。没错！这是抄袭和剽窃。《反抗绝望》中，抄袭和剽窃的现象，也是很严重的。而这，正是我在此要说的第二个低层 次问题。
先说语言的文理不通问题。新版的《反抗绝望》，在正文之前，有一连串“附加物”，依次是：原版《题辞》、《新版序》、《原版序》、《新版导论》、《原 版导论》。一本书正文前有这样多的“附加物”，像一个人头上一层又一层地压着许多顶帽子，可见实在非同一般。但我读书有个坏习惯，就是越过序言、导论一类 东西，直接进入正文。这是为了避免被序言、导论牵着鼻子走。在正文读完、自己对全书有个判断后，再来看序言、导论一类文字。这回读《反抗绝望》也一样。我 是直接阅读第一编的“引言”（这种“编”或“章”中的引言，应该视作正文部分）。读完正文，只读了一下《新版序》，其他的“附加物”就没有兴趣读了。所 以，谈《反抗绝望》的语言，就从正文的第一页开始。下面是正文之第一自然段和第二自然段中的部分论述：
鲁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深刻、也最复杂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这位深刻的思想巨人以他独有的敏锐感受着自己的内在矛盾，那种精神痛楚锐利得有如承受 酷刑的肉体的感觉。他频频使用“挣扎”、从“沉重的东西”中“冲出”等意象，使人感觉到鲁迅是以他的全部身心经历着内心深处的思想风暴。
正如列文森把梁启超的精神结构视为“关押自己的牢笼”一样，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也是一种宛如蛛网的意境，它是由许多无法避免的矛盾言行，各不相容的思 想交织而成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鲁迅对自身的矛盾有着深刻的内省与自知，但却不得不同时信奉这些相互矛盾的思想，从而长久地处于精神的矛盾和紧张之 中。……（第3页）
以上是全书开宗明义的两段。我本来想在有文法问题的地方加上着重号，但问题实在太多，加上着重号反倒让人眼花缭乱。下面对有问题的句子做一点分析。
“那种精神痛楚锐利得有如承受酷刑的感觉”，——在汪晖的论述中，这句话不算太离谱。但细想起来，仍然是有问题的。“痛楚锐利”，已经是一种比喻，即 把痛楚比喻成某种尖锐锋利的东西，再说其“有如”某种“感觉”，就很别扭。再说，“酷刑”有许多种，并非所有“酷刑”带来的都是“锐利”的痛楚。
“他频频使用‘挣扎’、从‘沉重的东西’中‘冲出’等意象，使人感觉到鲁迅是以他的全部身心经历着内心深处的思想风暴。”这句话至少两处有问题。前面 用了人称代词“他”做主语，后面就不能再用“鲁迅”代替“他”。因为这样一来，“他”和“鲁迅”就成了两个人。按照这句话的语法意义，是一个被称作“他” 的人采取了某种行动，才让人感觉到“鲁迅”有某种表现。“以他的全部身心经历着内心深处的思想风暴”，这句话的问题就更明显了。“以全部身心”去做某事， 意味着“心”已被作为一种手段、一件工具，又如何再去经历“心”中的风暴。这就仿佛在说：“以全部的碗去舀碗中的水”；“以所有的手指去搔自己手指上的 痒”。
“正如列文森把梁启超的精神结构视为‘关押自己的牢笼’一样，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也是一种宛如蛛网的意境”。这句话也是明显不通的。“列文森”在这里 具有主语的功能，他完成了某种行为。既然是“正如”列文森，后面就应该有人以“主语”的身份做一件类似于列文森行为的事。后面出现的人物是“鲁迅”，而 “鲁迅”在这里扮演着“定语”的角色，“主语”是空缺的。到底谁“正如”列文森，没有说。其实这里的主语是论述者汪晖。是汪晖仿效列文森，把鲁迅的主观精 神结构视为“宛如蛛网的意境”。所以，对这个意思的正确表述是：“正如列文森把梁启超的精神结构视为‘关押自己的牢笼’一样，我把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视为 一种宛如蛛网的意境。”（“意境”一词，在这里很突兀，且颇有歧义。但源于列文森的汉译，并非汪晖首创，故不论。）“它是由许多无法避免的矛盾言行，各不 相容的思想交织而成的。”这里的“言行”二字，颇不妥当。“言行”是外在的东西，如何成为构建“主观精神结构”的材料？人的“主观精神结构”可以由各种思 想、知识、意识等构成。而“言行”则是“主观精神结构”的外在的、客观的表现。“但却不得不同时信奉这些相互矛盾的思想”，——这里的“信奉”一词，也是 很成问题的。所谓“信奉”，是信仰并崇奉、相信并奉行之意。“信奉”的对象，通常是外来的东西。对从自身内部产生的思想，不宜用“信奉”一词。更重要的 是，这与事实是不符的。鲁迅有着许多相互矛盾的思想。这些思想相互纠缠着，又相互怀疑着。可以说，绝大部分思想，仅仅是作为一种思想而存在于鲁迅大脑中， 而并不被鲁迅“奉行”的。如果那些一团乱麻般的思想都被鲁迅“奉行”，那鲁迅早被送进精神病院了。
把话写通，并不容易。偶尔有一句不通的话，也很正常，不应大惊小怪。但如果经常性地文理不通，一段话甚至一句话中，都有多处语法和逻辑问题，那就不是 一件小事了。学术语言，也不妨有自己的风格。可以平易，也可以晦涩；可以朴素，也可以华丽。但无论哪种风格，都应该力求论述的“准确”。不能准确地表达每 一个具体的观点、每一个细微的认识，又如何能保证总体的学术见解能准确地传达？按照我的理解，一个人如果有意识地写得平易、朴素，就可能少犯语法和逻辑错 误。而如果刻意追求晦涩和华丽，就可能多犯语法和逻辑错误。刻意追求华丽的人，不少见。刻意追求晦涩者，也并非没有。在我看来，汪晖的晦涩，很大程度上就 是刻意追求的结果。明明一件简单的事，明明一种并不复杂的思想，非要用那种绕口令一般的语言来说明和传达，只能理解成是刻意为之吧。这样做，会显得高深莫 测，会让人不由得仰视、敬畏。这也就是苏东坡所谓的“以艰深文浅陋”了。但也正是因为刻意追求晦涩，便比别人更经常地犯语法和逻辑错误。而这就关乎学风问 题了。下面，再从《反抗绝望》中举出文理不通的几例。
……这样，人的存在的根本问题被置于哲学思考的中心，并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和哲学的出发点……（第16页）
“中心”、“基本问题之一”和“出发点”，这三者是并不能等同的。一个被置于“中心”的问题，却只是基本问题“之一”。这就意味着，还有些问题，虽未 被置于“中心”，但却也是“基本问题”。而一个地方，既是“中心”，又是“出发点”，这让人怎样理解？从“中心”出发之后，不就离开这“中心”了吗？
……而“中庸”的思想模式，“折中”、“公允”的生活态度被激烈的、否定性的、整体观的思维模式所代替。（第62页）
一种“思维模式”代替一种“思想模式”，当然是说得通的。但是，一种“思维模式”如何代替一种“生活态度”呢？还有，说“整体观的思维模式”代替了 “‘中庸’的思想模式”，也欠准确。“中庸”虽与“激烈”和“否定”不相容，却并不必然与“整体观”相冲突。一种“思想模式”，既可以是“中庸”的，同时 又是“整体观”的。
……这种思维方法上的双重性使得鲁迅抛弃了价值体系的逻辑同一性，而在对民族自
身的关系和对民族与西方关系的不同方面，对同一价值原则作不同解释。（第71页）
“对民族自身的关系”，这如何理解？所谓“关系”，要有两个以上的“主体”，意味着两个以上的“主体”之间的关涉、联系。而“民族自身的关系”，并没 有出现两个“主体”，因而在语法的意义上，构不成“关系”。
……但是，既然作为民族智慧的中国文化又是这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所积累下来的内在因素和文明，那么追求民族的平等与独立也就不能不对自身的历史传统有 所肯定。（第73）
“作为民族智慧的中国文化又是这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所积累下来的内在因素和文明”，这句话错误之多，以至于让我觉得要分析都难以措手。将“中国文化” 等同于“民族智慧”，就颇有问题。文化是极其丰富复杂的。“太监文化”、“小脚文化”、“拍马文化”等，都属于“中国文化”。要说这一切都表现为“民族智 慧”，恐怕很难让人认同。“智慧”与“文化”不能划等号，而“民族”与“中国”也是不能互换的概念。这些都是常识，就不多说了。“得以生存发展所积累下来 的内在因素和文明”，——这就如同梦呓了。这短短的句子，错误可有一大堆。“得以”，是指在某种条件下某种目的“可以”、“能够”实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现代汉语词典》，对“得以”是这样释义和举例的：“（借此）可以；能够：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的意见得以充分发表出来。”在这个例句中，“放手发动 群众”，是群众的意见“充分发表出来”的条件。汪晖在此用“得以”二字，是想说：“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条件。这观点本身就是荒谬的。
按照这种观点，“中国文化”是先于和独立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东西，这岂非天大的笑话？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就罢了。但又说“中国文化”是民族“得以” 生存发展所“积累”下来的东西，这就更不成话了。
“生存发展”和“积累”这两个动词（姑且把“生存发展”作为一个动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时出现在“得以”后面的。这就等于说：“土豆是农民得以生存 发展所种植的粮食”。换成这样一个简单的句子，其错误就不难看清了。还有，“文明”这一概念，也用得很不谨慎。这就等于说：“文化”是“文明”。如果“文 化”与“文明”是可以划等号的，就等于说：“土豆是土豆”；如果“文化”与“文明”是不能划等号的。这就等于说：“土豆是大蒜”。无论哪种情况，这种表述 都是有问题的。
其二，文化发展形式的类似尚不足以对鲁迅所肯定的现代西方的价值形态给予充分的肯定，于是，他又在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分析中寻找文化价值之类似。（第 74页）
这仍然是一番梦呓般的话。最显眼的是两个“肯定”的连用。这错误明显得不待“明眼”而后知，也就不说了。实际上，前半句是没有主语的。谁“不足以…… 肯定”？没有说。后半句有一个人称代词“他”。依据前后文，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他”就是“鲁迅”。但在语法的意义上，这个“他”是谁，却是不知晓的。还 有，“在……分析中寻找”，也是不通的。正确的说法是：鲁迅又通过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分析，寻找文化价值的类似。分析是寻找的手段，不是寻找的场所。
……对现代价值理想的认同使他获得了现代知觉性，发现了生活于其中的生存方式的无聊和荒谬。（第82页）
应该是先有了“现代知觉性”，才能有“对现代价值理想的认同”：因果关系不能颠倒。而“生活于其中的生存方式”，也有些荒谬。难道人是生活于“生存方 式”中吗？难道花是开放于“开放方式”中吗？难道飞机是飞行于“飞行方式”中吗？难道堕落者是堕落于他的“堕落方式”中吗？
……正史固然涂饰太厚，如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碎影，不易察出底细，但野史杂记却了然得多。（第89页）
汪晖难得使用文学性的语言。偶尔用一下，却总是出错。上面这番用了比喻的话，就错不只一处。先说“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这句。这里，密叶成了投射 月光的“主体”，成了月光的光源。但树叶再密，也不至于变成月亮吧。这句话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如月亮透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月亮”这主体、这 光源，是不能省略的。但既说“如莓苔上的月光”，又说“只看见点点碎影”，就莫明其妙了。“月光”与“碎影”，正是树下的两种地方。月光被密叶遮住的地 方，就成了“碎影”。“点点碎影”，正是月亮没有照到的地方。当然，无论把“正史”比作密叶下的月光，还是将其比作月光下的“碎影”，都是不妥的。“正 史”既然“涂饰太厚”，就既不像密叶下的月光，也不像月光下的“碎影”。汪晖虽然笔下如此写了，但心里是想说：正史涂饰太厚，“真相”如月夜密叶下的碎 影。——笔下所写，与心中所想不能一致，就是所谓词不达意了。
文理不通的例子，暂举到这里吧。《反抗绝望》中，文理不通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可以说，很难找到哪一页没有某种程度的语法或逻辑错误，而一页中有 多处错误，也很常见。前面说过，汪晖经常性地文理不通，与刻意追求晦涩有关。但同时恐怕也与思维能力不无关系。一个人经常性地文理不通，说明思维过程中有 着经常性的障碍，说明逻辑感不够好。而这样的人，能够提供多少深刻的、新颖的、有独创性的思想，是不免令人怀疑的。实际上，《反抗绝望》中，少有汪晖独创 性的观点。汪晖主要依靠两种方式写成此书。一种是将一些常识性的观点，用晦涩的方式重说一遍。应该承认，汪晖把这些常识性的、有的此前只以只言片语方式存 在的观点，说得十分详细、周全，自然也有了一定的价值。另一种方式，则是借助他人的理论，但却并不说明，而以“独创”的面目出现。我依据手头正好有的几本 书，做了一点点查考，发现剽窃和抄袭的现象，在《反抗绝望》中是很明显的。我的十分有限查考，显示汪晖的剽袭，有几种不同的方式。一是“搅拌式”。“搅拌 式”是近年学界对一种剽袭方式的命名，不是我的创造。将他人的话与自己的话搅拌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将他人论述的次序做些调整，便作为自 己的话登场，是为“搅拌式”。二是“组装式”。“组装式”尚未见有人说过，暂且算是我的发明。将别人书中不同场合说的话，组合在一起；一段话中，这几句剽 自这一页，另几句袭自离得很远的一页，然后作为自己的话示人，是为“组装式。三是“掩耳盗铃式”。将别人的话原原本本地抄下来，或者抄录时稍做文字上的调 整，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做一个注释，让读者“参见”某某书，是为“掩耳盗铃式”。需要指出的是：在具体的剽袭过程中，有时是几种方式结合起来的。至于 第四种方式，则是一字不差地将别人的话抄下来，不搅拌、不组装、不让读者“参见”。这其实是最老实的一种剽袭方式。其他几种方式，一旦被发现，或许还可强 作辩解。这第四种方式，可是毫无辩解余地，只得老老实实承认。坦率地说，我对前面三种方式的反感，远过于这第四种。所以这第四种，不妨称为“老老实实 式”。——我在这里，毫无嘲讽之意。
我查考的，只有五种书：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6月版；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美]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张汝伦《意义的探 索——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下面，对《反抗绝望》以不同方式剽袭这五种书的情况，略做说明。
1、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反抗绝望》剽袭《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地方，较少。但也有。可举一段为例。这一段，是“搅拌式”与“掩耳盗铃式”相结合。
汪晖《反抗绝望》第58至第59页：
其次，五四反传统主义以“西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反“中学”（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在思维内容上直接承续了谭嗣同对封建纲常的沉痛攻击，严复关于 中西文化尖锐对比的精辟分析，以及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学说，但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理解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 对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启示。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8页：
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如此激烈否定传统，追求全盘西化，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运动就其实质说， 至少在其发展初期，却又只是上一阶段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的历史工作的继续。谭嗣同对封建纲常的沉痛攻击，严复于中西文化的尖锐对比，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 “新民”，就都是用“西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反“中学”（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启蒙运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汪晖和李泽厚都是在强调“五四”知识分子在思想观念上对以康梁为代表的上一代知识分子的继承。将两段话对比，就会发现汪晖是以一种搅拌的方式，剽袭了 李泽厚。汪晖把李泽厚的论述次序做了一点调整：李先说的，他后说；李后说的，他先说。汪晖又把部分用语做了变更：有的地方增加一点，有的地方删去一点。但 相同的部分仍然是很多的。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算一下，这两段话相同的字有多少。应该指出的是，汪晖对李泽厚的两处改变，是很拙劣的。李泽厚“严复于中西文化 的尖锐对比”，被汪晖改成“严复关于中西文化尖锐对比的精辟分析”：这一改，便文理不通了。“对比”已有了“分析”之意，再加上“精辟分析”，便成语病 了。另一处，李泽厚的“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被汪晖改成“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学说”：这一改，便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新民”与“‘新民 ’学说”不是一回事。可以说梁启超以“新民”学说提倡“新民”，却不能说梁启超“提倡‘新民’学说”。二是“提倡学说”，也说不通。所谓“提倡”，是鼓动 众人采取某种行动。“提倡学说”，属搭配不当。
我之所以说汪晖这段话同时又是“掩耳盗铃式”的剽袭，是因为他在中间部分做了一个注释，提示读者“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不加冒号、不加 引号，只做一个让人“参见”某书某文的注释，这是汪晖在《反抗绝望》中用得最多的剽袭方式。在这里，有必要对“参见”这个注释用语做点辨析。这里的 “参”，乃“参考”之意。做出某种论述后，让读者“参见”某书某文，意思是说：在那本书那篇文章里，也有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读者如有兴趣，或如果要深入研 究这个问题，不妨去“参考”一下。当用“参见”做注释时，就表明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作 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原原本本地、或搅拌式地剽袭他人，却又做一个“参见”的注释，称之为“掩耳盗铃”，是很恰当的。
二、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汪晖在论述“五四”以前的启蒙思想时，大大借助了李泽厚《中国近代史论》中的有关研究。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搅拌式”剽袭，可举一个小小例子。
汪晖《反抗绝望》第60页：
……那么，康、梁、谭、严等后期改良派开始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思想的巩固的理论基础，显示了对“传统”的更 为彻底的批判和对西方社会文化的更为彻底的肯定。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74页：
……应该充分估计到，开始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思想的巩固的理论基础，是这一阶段改良派思想最重要的发展和最 卓著的成就。（《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
这么长的、多少有些拗口的一句话，核心部分汪、李一字不差。当然，次序稍微有些变动。这样的剽袭方式，真有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风格。“搅拌 式”和“组装式”相结合的剽袭，在《反抗绝望》中也能见到。下举一例。
汪晖《反抗绝望》第59页：
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起，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就提出了“以夷制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两大主张，尽管其内容和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还完全停留在武器 和“养兵练兵之法”的狭隘范围内，但“窃其所长，夺其所恃”的“师长”主张却一直是以后许多先进人士为挽救中国、抵抗侵略而寻求真理的思想方向。从洋务派 的“船坚炮利”、“中体西用”，到冯桂芬等人要求“博采西学”，努力学习资本主义工艺科学的“格致至理”和史地语文知识，从龚自珍、魏源、冯桂芬对内政外 交军事文化的改革要求，到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托古改制”，“君主立宪”，总之，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 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进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发展，这种思维的逻辑发展的必然过程正反映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任 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王按：加引号的话为马克思语）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8—39页：
……魏源……在四十年代完成了《海国图志》……在这书中总结性地提出了反抗侵略的两大纲领：“ 以夷攻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前者表现了魏源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由竞争时代争夺国外市场中的矛盾而企图加以利用的粗浅幼稚的认识，后者则是在科学研 究后得出的抵抗侵略战争的有效方案。虽然它的主要内容还只是军事方面的战略战术和购置制造新式枪炮的建议，但这正是根据当时敌我双方各种具体的优劣条件和 鸦片战争的实际经验而总结出来的现实办法。由于历史的限制，魏源“师夷长技”的内容和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还完全停留在武器和“养兵练兵之法”的狭隘范围 内。但重要的是，与当时及以后占统治地位的顽固思想不同，魏源在其时代的可能情况下，最早具有和提供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一种新鲜思想，它具有着新的 原则指导意义。尽管“长技”内容随时代和认识的深化而大有不同，但“窃其所长，夺其所恃”的“师长”（“师其所长，夺其所恃”）却一直是以后许多先进人士 为挽救中国抵抗侵略而寻求真理的思想方向。（《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
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进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发展，这 种思维的逻辑发展的必然过程正反映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 会发生的。”（《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
将李泽厚在两处说的两段话与汪晖那一大段话对照一下，就明白汪晖那一大段话，是将李泽厚两段话组合而成。汪晖那段话中，“总之”以后的话被我加上了着 重号。这加了着重号的话，“老老实实”、一字不差地抄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连马克思的那几句话也照抄了，以至于我写此文时，只需直接粘 贴到李泽厚名下就可以了。李泽厚只为马克思的话做了一个简单的夹注。但汪晖却为马克思的话做了一个详细、准确的注释，让人觉得是他自己从《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中发现并摘录的。一字不差地剽袭，没有什么好分析的。上引汪晖话中，着重号以前的话，“搅拌式”地剽袭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8—39页。 具体是怎样剽袭的，读者将两段话对照一下就明白了，故不多说。值得一说的，是汪晖在“搅拌”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李泽厚说，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反 抗侵略的两大纲领：一是“以夷攻夷”；一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李泽厚对这两者都做了说明解释。汪晖那段话，一开始就说魏源提出了“以夷制夷”（“攻”变 成了“制”，也许是笔误）和“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两大主张”。但在“搅拌”时，却把李泽厚对“以夷攻夷”的说明解释删去。汪晖下面的话，是作为对“两大 主张”的解释说明而出现的，但实际上只适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项。换言之，汪晖下面的那一大通解释、说明、发挥，对于“以夷制夷”这一大“主张”来 说，是牛头不对马嘴。
三、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
美国学者勒文森这本研究梁启超的书，给了汪晖巨大帮助。可以说汪晖非常过分地借助了这本书。 这里的“过分”不仅仅指在具体场合对勒文森的剽袭，更表现在常常无视鲁迅与梁启超的区别，把勒文森分析梁启超的理论框架简单地套用于对鲁迅的观察。勒文森 认为，梁启超虽在理智上认同了西方的某些现代价值、疏远了本国文化，但在感情上却对本国文化、对本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有深深的留恋。这成为勒文森解释梁启 超一生言行的一个重要依据。在分析鲁迅的思想矛盾、精神痛苦时，汪晖极大地依赖于勒文森的此种理论。对所谓“历史中间物意识”的论说，是汪晖《反抗绝望》 中最引人注目之处。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汪晖正是仿效勒文森对梁启超思想、精神的分析，来论述鲁迅的思想和精神。鲁迅与梁启超当然有相似之处，但也有着不 容忽视的巨大差别。鲁迅之所以为鲁迅，主要不体现在与其他人的相似上，而体现在与其他任何人的不同上。过分借助研究他人的理论视角来观察鲁迅，就可能走向 对鲁迅的歪曲。实际上，《反抗绝望》对鲁迅留恋传统文化的一面，是做了过分的解说的。对所谓鲁迅的“历史中间物意识”，《反抗绝望》也强调得过了头。汪晖 对勒文森的剽袭方式，也能说明他是如何不辨梁鲁了。
汪晖《反抗绝望》第二章第二节，题为《重新诠释历史/价值的二分法》。所谓“历史”与“价值”，也是勒文森用来分析梁启超的一对重要范畴。这一节，汪 晖这样开头（第68页）：
鲁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 样、变更思想、
变更理由。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二章，题为《传统世界的崩溃》。这一章，勒文森这样开头（第46页）：
梁启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 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读者应该已经笑起来了！汪晖只把勒文森的“梁启超”换成“鲁迅”，其他便“几乎”是原原本本地抄录勒文森。这为我上面的说法提供了证据：在借助勒文森 理论分析鲁迅时，汪晖是缺乏“边界意识”的，是很忽视鲁、梁二人的差别的。对李泽厚的剽袭，还是将李的观点用于对同一对象的研究。对勒文森的剽袭，则是将 对一头熊的认识用于对一只虎的判断了。说汪晖“几乎”原原本本抄录勒文森，是除了名字的变换外，还有一个标点符号的差异。勒文森的“技术、结构”，在汪晖 手里变成了“技术结构”：“技术”与“结构”之间的顿号没有了，这可能是匆忙间的疏忽。但“技术、结构”是两件事；而“技术结构”则变成了难以理解的一件 事。——汪晖的剽袭，总是有意无意地损害原文。
再举一个“老老实实式”的例子。汪晖《反抗绝望》第69页：。
……但是，对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历史与价值的这种内在统一性被无情地撕裂：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 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页：
……梁启超（1873—1929）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作为这样一个人登上文坛：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 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
两段话中，冒号以后的话都一字不差地相同。这种老老实实的剽袭，是最不让人反感的。最让人反感的，是搅拌、组合、拼凑等手段一齐用，是“偷意”而在字 句上尽量不留痕迹。这种方式的剽袭在《反抗绝望》中是更严重地存在着的。
勒文森说：“如果说追求中国与西方平等的观念深藏于梁启超的思想中，那么它也会深藏于每一个近代中国人的——从最保守的到最激进的——文化理论中。” （第10页）汪晖说：“追求民族的独立与平等的意识深藏于鲁迅日本时期的文化理论中。”（第70页）
勒文森说：“梁启超时刻关心的是匡正中国文化信誉扫地的名声。因此，从西方引进的文化必须被转变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天然要素。根据进化的‘三世’说原 则，梁将这些要素视为未来的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梁启超看来，这种新文化是可依赖的、孔夫子所期望的文化。我们称这种改造西方文化的过程为使中西方 ‘文化发展形式类似’的过程。实际上是使已经按照孔夫子指引的路线发展过来的中国历史向西方业已达到的历史水平看齐。”（第54页）汪晖说：“鲁迅……把 欧洲历史视为一个接一个的‘偏至’的社会形态，把他所推崇的‘新思神宗’视为对欧洲的‘偏至’的一种校正和改革，于是，当‘改革’不再仅仅被解释为适合于 中国时，中国就不再是一种唯一需要变革的落后文明，而是人类各种文明中的一个平等的文明，因而也就能坦然地承受吸纳变革的思想。同时，既然欧洲文明并不等 于先进的文明，先进的价值是对现存欧洲文明的反叛，那么，中国也就能够在与欧洲平等的前提下接受这些来自西方的价值。这也就是以文化发展形式的类似（变革 作为文化发展的普遍形式而既适合于中国也适合于西方）来缓解由历史与价值的冲突造成的心理紧张。”（第74页）这里，汪晖的话与勒文森的话，并没有多少字 句上的相同，但“偷意”则是确定无疑的。所谓“文化发展形式的类似”，是勒文森分析梁启超思想时的一个较为重要的概念，也被汪晖原原本本的用于对鲁迅思想 的分析。
在《反抗绝望》第二章第二节中，汪晖总结了鲁迅“在接受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以改造和批判中国文化传统过程中耐人寻味的思维特点”。这种特点有两个。而这 两个鲁迅的思维特点，都能在勒文森书中找到，换句话说，都是勒文森归纳的梁启超思维特点。
汪晖总结的鲁迅的第一个思维特点是：“鲁迅把民族、国家与文化区别开来，在承认西方现代文明优越性的前提下接受科学、理性、进化、个人等价值观，从而 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予以掊击扫荡；但在精神归趋上又忠于民族（而不是文化），坚守着民族的平等与独立的原则。”（第70—71页）勒文森书第四章详细地论述 了梁启超如何把“文化”与“国家”区别开来的。勒文森说：“那么，中国将怎样面对世界呢？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个答案——以国家对国家，用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 不是用那些中国的绀绀蜜蜜的东西，因为生存的手段正是基本的民族价值，梁启超打通了从文化主义通向国家主义的道路。”（第145页）勒文森说：“这就意味 着要以一个国家，而不是以一种文化来面对西方。梁启超不再在具体的价值中去竭力寻求平等……而只是在理论的可能性中坚持平等。”（第168页）…… 汪晖这样总结鲁迅的第二个思维特点（第72页）：
第二，在鲁迅的叙事中，中国的悲剧命运不是来自传统文化的断裂，不是来自对经典著作权威的抵制，而正是来自中国的文化传统，因此，变革首先是对自身历 史文化的变革。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124页：
他（梁启超）终于走进一个新的境界。中国的灾难并非来自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的背叛，也并非来自对经典著作权威性的抵制，而正是来自于坚持这种权威。 必须从那些“伪经”、从那些“真经”、从那些过去的死亡之手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这两段话，“意”，完全相同。至于字句，虽有较大改变，但相似性还是很明显的。正像一个人虽然很大程度上整容了，但人们还是能一眼看出其本来面目。
可以说，汪晖是将勒文森在不同章节、不同语境中对梁启超思想状况的论述拢到一处，贴上了“鲁迅思维特点”的标签。
四、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
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的汉译本，1986年12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1月增订再版。这本书也给予了汪晖很大帮助。 《反抗绝望》只在一处引用了林毓生原文，且做了注释，但却引用得让人莫明其妙。而在真正借助林毓生的地方，则不做任何说明。例如，《反抗绝望》中，用“整 体反传统”这一理论，对鲁迅这一代“五四”人物的思维方式进行了论述，而这就完全是在对林毓生的学舌。《反抗绝望》对林毓生的剽袭，是以搅拌、组装、拼凑 等多种方式进行的。具体字句上的剽袭痕迹不是很明显，但“偷意”的迹象则是十分显眼的。
下面，先抄一段《反抗绝望》中的话（第61—62页）：
《新青年》开始出版正是在袁世凯极力巩固其卖国统治，准备扮演帝制丑剧的时候。辛亥革命在人们心里点燃的短暂的虚妄的希望已经幻灭了，建立了四年的 “中华民国”不仅没有真正走上富强之道，连“民国”的招牌都岌岌可危。于是，《新青年》的第一个结论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民主政治，还需要大张旗 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性结论直接引导了“五四”知识者对思想文化的重视。袁世凯称帝前便已在提倡祭天祀孔， 以便从思想体系上为帝制作张本；《新青年》在袁世凯称帝时发表的文章中也便开始具体地反对儒家的“三纲”和“忠、孝、节”等奴隶道德。1916年秋，保皇 党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其瑞，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新青年》便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反对康有为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这一 方面是因为这个复古逆流确与帝制复辟的阴谋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进步的思想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即认为要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便必须有一个思想革 命，或者如当时所说的“国民性”改造，从而断言“伦理之觉悟为最后之觉悟”——从“中体西用”到“托古改制”，从政治革命到文化批判，“传统”的各个层面 至此被想象为一种具有必然联系的整体而遭到彻底的否定，其标志便是普遍皇权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得到深刻的揭示，而“中庸”的思想模式，“折中”、 “公允”的生活态度被激烈的
、否定性的、整体观的思维模式所代替。
首先要说，这一番话，有多处文理不通。最后一句，我已在前面作为例子分析过。前面指出了文理频频不通的几种原因。现在我要补充说：以搅拌、组装、拼凑 的方式剽袭他人时，特别容易犯文理不通的错误。这道理，想必不用多讲。
下面看看《中国意识的危机》中的一段（1988年1月版第49—50页）：
辛亥革命以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确演变成了一个整体观的思想模式，从而使它变成了一个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工具，它将中国传统看作是一个其 性质是受中国传统思想痼疾感染的有机式整体而加以抨击。这种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潜在的整体观，是在各种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下才形成的。这些因素 是：五四反传统主义者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道德所采取的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激愤；他们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情操，对社会政治和文化进行根 本改造的迫切要求；即对建立一个基于新的自由、民主和科学价值的新中国的渴望；由于袁世凯的无耻篡权和夭折的帝制运动和张勋的复辟（这两者增强了他们要求 变革的迫切感）而使他们产生的对整个社会旧邪恶势力的深刻认识；以及他们对中国传统的中心价值体系的极度疏远。总之，普遍王权崩溃后所遗留的社会和文化力 量，将五四反传统主义者认为溯源于传统的整体观思想模式发展成一种整体观的分析范畴，反传统主义者正是通过这种分析范畴才形成他们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 （《中国意识的危机》第49—50页）
读者不需要有太多的耐心和太好的眼力，就能看出汪晖的那段论述，是“脱胎”于林毓生的相关论述。剽袭他人时，一般性的话，可以换一种方式说。但核心概 念却难以改变。林毓生所谓的“整体观的思想模式”、所谓“普遍王权”这些概念，汪晖也只能袭用。
再举几例。林毓生强调，“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思路，又与传统儒家的思维方式一脉相承。在论述了传统儒家的这种思维方式后，林毓生说：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知识分子的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是被根基深厚的中国传统的倾向，即一元论和唯智论的思想模式所塑 造的，而且是决定性的。当这种具有一元论性质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在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政治现实的压力下被推向极端的时候，它便演变成一种以思 想为根本的整体观思想模式。（《中国意识的危机》第85页）
林毓生的这种观点，也被汪晖未加说明的袭用。汪晖说：
五四反传统主义把改变民族精神作为中心问题，对“传统”的反叛首先表现为对儒学的否定。……作为一种以文化危机为前提的文化的哲学，儒学确实重视思想 文化的优先性，在孔子眼里，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改革首先是道德改革。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无论是家庭还是群体），取决于组成这个动荡社会的每个个体的道德素 质。这种思维方法直接地引导出对家庭纽带及家庭义务优先性的强调，这不仅反映出家庭在农业化的中国生活中的地位，而且孔子的理想国家的构想不过是一个大写 的家庭，从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被深刻地伦理化。
这是否意味着，当五四反传统主义者把实际政治斗争看成不是根本之图，而把文化伦理批判即思想革命置于首位时，他们在思维模式上又回到了传统？（《反抗 绝望》第62页）
类似的对林林毓生的“偷意”，是更严重地存在着。这里只是聊举几例。
五、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
张汝伦的《意义的探究》，是介绍和研究当代西方释义学的专著，与汪晖的论题本无直接关系。汪晖要借助其观点解释鲁迅这些人对传统的理解，自然也无不 可。但应该老老实实地借用。该用冒号的地方用冒号；该用引号的地方用引号；该做注释的地方做注释；该做什么样的注释，就做什么样的注释。而汪晖却不是老老 实实地借用，而是“老老实实”的剽袭。举两例。
汪晖《反抗绝望》第64页：
这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 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 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决定作用。
这是一个独立的自然段。这一段没有冒号、没有引号。汪晖是将其作为自己的观点显示给读者的。我们再看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第175—176页：
……伽达默尔强调指出，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 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 传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去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解在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制约作用。
用不着我再做什么分析了。汪晖的那段话，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也做了一个注释，让读者“参见”张汝伦的书。关于“参见”，前面已有辨析，不再饶舌。 只想说：这样的“参见”，欺人太甚：欺原作者太甚；也欺读者太甚。比较起来，下面的剽袭方式，让人反感的程度就要轻些。
汪晖《反抗绝望》第65页：
……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时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成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 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起作用。传统的确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是我们存在 和理解的基本条件。因此，不仅我们始终处于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理解者不可能走出传统之 外，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份理解对象。理解并不是主观意识的认识行为，它先于认识行为，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
这一段话，几乎原原本本地抄自张汝伦《意义的探究》中的一大段话。这回采取的是跳跃式，即抄几句，便跳过若干字、若干句、若干行。为了节省篇幅，我在 汪晖跳跃得较完整的地方，用省略号表示，并在括弧里说明跳过多少行。《意义的探究》第179—180页：
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成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蒙运动 在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理性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理性也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归根结底，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起作用……（此处 跳过张著引用的伽达默尔一句原话）传统的确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它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此处跳 过16行）因此，不仅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理解者不可能走出传统之外，以一 个纯粹主体的身分理解对象——文本。……（此处跳过两行半）所以，理解并不是主观意识的认识行为，它先于认识行为，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
虽然有些跳跃，虽然在个别字句上有些变动，但这样的剽袭，基本上是“奋不顾身”的，表明一旦被发现，便不想抵赖的。固然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也没有 用一个“参见”来留条退路，来欺侮原作者和读者：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方式的剽袭，还不是最让人反感的。
上面查考的五种书，恰好是我手头有的。即便是这五种书，也查考得并不全面。《反抗绝望》之后，汪晖先生转向了更广阔的领域。成了思想史方面的专家、权 威，更对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状况，有颇具影响的论说。在这些著述中，文理经常性不通，应该是继续存在的。但我希望并且愿意相信：以 各种方式剽袭他人的情形，不再能在后来的著述中找到。
2009年10月23日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
来源:《文艺研究》2010年第三期
http://www.infzm.com/content/43503
南方周末 网友调查《反抗绝望》
作者: 南方周末编辑部 2010-04-07 16:43:31 来源:南方周末■
编者按：
本
报3月25日刊登了王彬彬批评汪晖抄袭的文章后，在网上引起了热议。有些学者表示，王彬彬所举的“掩耳盗铃式”抄
袭，即以“参见”的方式抄袭，存在争议。针对这种意见，豆瓣网友VIVO、欧文等自发地对汪晖的《反抗绝望》做了一番抽查，发现了多例完全没有注明出处的
涉嫌抄袭之处。这里选择了其中四例。欧文网友还发现了《反抗绝望》引用西方文献时的“伪引”问题：旧版注明使用中译本的一些地方，新版改为直接引用英文
版，但译文则一仍其旧。在这里，1991年的版本是规范的，反而是2000年的修订版出了问题。网友问道，谁说1980年代缺乏学术规范呢？限于篇幅，欧
文网友举证的 “伪引”问题（http:
//www.douban.com/group/topic/10550693/），我们就不选载了。
涉嫌抄袭李龙牧例
汪晖《反抗绝望》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24-125页：
《新青年》开始出版正是在袁世凯极力巩固其卖国统治，准备扮演帝制丑剧的时候。辛亥革命在人们心里点燃的短暂的虚妄的希望已经幻灭了，建立了四年的 “中华民国”不仅没有真正走上富强之道，连“民国”的招牌都岌岌可危。于是，《新青年》的第一个结论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民主政治，还需要大张旗 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性结论直接引导了“五四”知识者对思想文化的重视。袁世凯称帝前便已在提倡祭天祀孔， 以便从思想体系上为帝制作张本；《新青年》在袁世凯称帝时发表的文章中也便开始具体地反对儒家的“三纲”和“忠、孝、节”等奴隶道德。1916年秋，保皇 党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祺瑞，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新青年》便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反对康有为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这一 方面是因为这个复古逆流确与帝制复辟的阴谋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进步的思想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即认为要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便必须有一个思想革 命，或者如当时所说的“国民性”改造。
李龙牧《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刊物——“新青年”》（载《新闻战线》1958年第1期，第56页）：
“新青年”的开始出版正是在袁世凯极力巩固其卖国统治，准备扮演帝制丑剧，……辛亥革命在人们心里燃起的短期的虚妄的希望已经幻灭了，建立了四年的 “中华民国”不仅没有真正走上富强之道，连“民国”的招牌都有岌岌不可保之势。……他们的第一个结论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还需要 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
（编者注：此处跳过一自然段）
……袁世凯称帝前便已在提倡祭天祀孔，以便从思想体系上为帝制作张本；“新青年”在袁世凯称帝时发表的文章中也便开始具体地反对儒家的“三纲”和 “忠、孝、节”等奴隶道德。1916年秋，保皇党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祺瑞，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新青年”便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反 对康有为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复古逆流确与帝制复辟的阴谋有密切的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进步的思想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认 识，即认为要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便必须有一个思想革命，或者如当时所说的“国民性”改造。
网友VIVO评：大段大段抄，基本一字不改，也不注 出处，这是一个无法抵赖的证据。
涉嫌抄袭英国学者科普勒斯东例
汪晖《反抗绝望》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25-126页：
由于儒学是一个系统的社会伦理学，它强调社会义务，强调国家和家庭的礼法，并注重对传统礼仪和习俗的观察，因此，它无疑比道家更适宜于为皇帝治下的 臣民提供思维的框架。在漫长的岁月里，儒学实际上成为一种普遍的权威力量，儒家著作被制度化为人们——尤其是追求功名者的必读经典。换言之，儒学不仅成为 中国传统社会的保护伞，而且为帝王的统治提供了较为满意的道德世界观。儒学的官方哲学化过程，也是中国文化伦理体系与政治体系日趋一体化的过程。作为一种 以文化危机为前提的文化的哲学，儒学确实重视思想文化的优先性，在孔子眼里，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改革首先是道德改革。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无论是家庭还是群 体），取决于组成这个动荡社会的每个个体的道德素质。这种思维方法直接地引导出对家庭纽带及家庭义务优先性的强调，这不仅反映出家庭在农业化的中国生活中 的地位，而且孔子的理想国家的构想不过是一个大写的家庭，从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被深刻地伦理化了。
[英]F.C.科普勒斯东《漫议儒、释、道》（李小兵译，载《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第7期，第58页）：
在汉武帝时期即公元前136年，孔子学说被提高到国家哲学的地位。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曾反对过法家思想；但由于儒学是一个系统的社会伦理学，它 强调社会义务，强调国家和家庭的礼法，并注重对传统礼仪和习俗的观察，因此，它无疑比道家更适宜于为皇帝治下的臣民提供思维的框架。在以后的年代中，它实 际上就建立了一种制度：即规定每一个追求功名的人都必须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研习。换言之，儒学遂被作为中国社会传统的保护伞，而且为帝王的统治提供了较为满 意的道德世界观。
第56页：
在孔子眼里，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改革首先是道德改革。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无论是家庭还是群体)，取决于组成这个动荡社会的每个个体的道德素质。……在 孔子看来，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个人的首要义务取决于他在家庭中的地位，例如，取决于他同父母兄长的关系。因此，慈和爱就是孔子所称道的美德，就被认为是 在家庭中应首先践履的东西，然后推而广之，诸如用来调整个人与统治者的关系。有人曾指出，这种对家庭纽带以及家庭义务优先性的强调，反映出家庭在农业化的 中国生活中的地位。无疑，在孔子看来，真正意义上的理想国家，不过是大写的家庭。
网友VIVO评：也没有任何注释，又一个无法狡辩的 证据。
涉嫌抄袭苏联学者赫拉普钦科例
汪晖《反抗绝望》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15页：
美学的和感情的风格是艺术作品和作家的整个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它又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这种复杂性是作家加以深入研究的主题、问题的多样性以及 他在描绘事件、性格、生活冲突时的情绪投影的繁复性所决定的。然而这种复杂性或差异性是在作家风格中所表现出来的首要因素和倾向的基础上发生的。
[苏]X.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满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146页）：
复杂的内在差异在个人风格的语气范围中的表现，要比在作品的语气系统中的表现更强烈，这种差异是作家加以深入研究的主题、问题的多样性以及他在描绘 事件、性格、生活冲突时的情绪投影的繁复性所决定的。然而，这种差异是在作家风格中所表现出来的首要因素和倾向的基础上发生的。
网友VIVO评：此处剽窃之所以曝光，是“情绪投影 的繁复性”这个说法露了马脚，除了生硬的翻译腔，正常人不这么表达。
涉嫌抄袭王朝闻《美学概论》例
汪晖《反抗绝望》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13页：
黑格尔认为崇高是观念与形式的矛盾，有限的感性形式容纳不住无限的理性内容，于是引起感性形式的变形和歪曲，显示了在有限形式中理性的力量。知识者 对群众的理性审视便具有这种特点。
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页：
黑格尔则从其理念说出发，认为崇高是观念与形式的矛盾，有限的感性形式容纳不住无限的理念内容，因而引起感性形象的变形和歪曲，显示了在有限形式中 理性的无限的力量，从而引起崇高感。
网友VIVO评：关键词是“崇高是观念与形式的矛 盾”，一查一个准。
汪晖真不愧为整合文字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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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彪：“学风”问题还是文字狱？评《汪晖 <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
作者：钟彪来源：人文与社会
来源日期：2010-6-9
本站发布时间：2010-6-9 15:57:33
阅读量：144次
《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刊发的《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以下简称《学风问题》)中，王彬彬对汪晖在 1988年完成、1990年代初出版的著作《反抗绝望》的批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论述语言的文理不通;二是抄袭与剽窃。[1]汪晖被人批评语言晦涩或文 理不通不是第一遭，这一方面王彬彬没有什么“创新”，他在文章中用了一大半的篇幅来做汪晖文字的刀斧手，不过表明：非如此就无法撑得起这篇文章。但是改别 人的“病句”之所以能够改到《文艺研究》上，是因为他在后面藏了个“杀手锏”，那就是汪晖的“抄袭与剽窃”。这年头，说谁“剽窃”，基本上就是把他置于 “千夫所指”的位置，别在学术圈混了，这是一种置人于死地的指控，不可谓不严重。也因此，我们需要审慎面对。
一
王彬彬在文章开头部分说了自己是如何“发现”抄袭痕迹的，即《反抗绝望》整体上比较晦涩，但有时也会遇到几段平实晓畅的话，于是对这种突变产生疑惑， 做了查考，最后发现这些话原来是从其他人的书中“抄来的”。[2]我刚读这篇文章的时候，的确被这样讲出来的故事吸引了，叹道，王彬彬很神。
不过接着读下去，就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王彬彬举的第一个证据，是《反抗绝望》(王彬彬所有举证都出自该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8至第 59页一段话与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段话之间的关系，开始分析了这两段话的相近之处，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改写，似乎铁证如山，但是，紧接着王彬彬说 汪晖在中间其实做了注释，“提示读者'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3]
人家已经注明“参见”了，为什么还指人家“抄袭”?且不说这本书成于19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学术界大规模讨论学术规范之前)，即使在今天，将 “参见”式引用当作抄袭，道理在什么地方?
王彬彬是这样论述“参见”式注释与抄袭之间的关系的：
在这里，有必要对“参见”这个注释用语做点辨析。这里的“参”，乃“参考”之意。做出某种论述后，让读者“参见”某书某文，意思是说：在那本书那篇文 章里，也有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读者如有兴趣，或如果要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不妨去“参考”一下。当用“参见”做注释时，就表明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与 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作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原原本本地、或搅拌式地剽袭他人，却又做一个 “参见”的注释，称之为“掩耳盗铃”，是很恰当的。[4]
为了寻找“ 剽窃”的证据，王彬彬显然对“参见”做了狭隘化的处理。如果王彬彬给“参见”的注释下的这个定义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定义一定会成为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 学术界影响最大、“成就”最大的定义之一，王彬彬的这篇“檄文”也有望成为他的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它打造了一台威力达到恐怖级别的“戴帽机器”，足 以把三十余年来无数学者的无数著作都戴上“抄袭或剽窃”的帽子，那要兴多少文字狱!
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参见和引用别人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然的，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可以从头垒一座泰山，恰恰相反，合格的学者必须参考前 人的研究成果，否则作为整体的学术研究工作就没办法推进，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比如，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难道是说我必须是和康德“英雄所见略同”? 相反，凡是宣称自己在参见的时候，都是“英雄所见略同”，要不就是吹牛，要不就是撒谎。
其实，只需粗粗翻看刊登王彬彬文章的《文艺研究》2010年第三期，王彬彬所指的“参见”式抄袭的例子就俯拾皆是。近年来该刊的各期杂志几乎也都如 此。
一类是，不仅用了“参见”、“参看”或者“参阅”等注释用语，而且堂而皇之地在正文中用引号标注直接引文。从王彬彬的角度来看，这是大模大样、原原本 本的“抄袭”。
如，《从两个批评模式看文化研究的理论视域》(《文艺研究》，2010年第3期)第8页：
在韦勒克和沃伦看来，......即把艺术品视为“一个为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者符号结构”(注12)。
此处注释为“参见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民、陈圣生、李哲明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页。”
如，与王彬彬文相隔一篇文章的《衰败想象与革命意志》(《文艺研究》，2010年第3期)有多处注释用“参见”引导直接引用，其中一例见该刊111 页：
万青力在《并非衰落的百年--十九世纪中国绘画史》中同样将“衰退”论的开端定为康有为，他认为：“提倡写实绘画，......”同时也指出康氏的功 绩，以及这种近世国画衰退论的巨大的辐射性影响：“其实，康有为......”(注20)
该处的注释为“参见万青力《并非衰落的百年--十九世纪中国绘画史》，台北雄狮美术图书公司2005年版。”
又如，《学院批评的历史问题与现实困境》(《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第13页这样论述：
于是，有识之士既有“'跑点'跑掉了大学之魂”的呼吁(注4)，也有“学校不是养鸡场”的判断(注5)，更有对“学术行政化”、“教育产业化”、“学 院公司化”的批判(注6)。我以为，所有的这些问题构成了我们谈论学院批评的现实语境。
各处的注释分别为：
(注4)参见董健《“跑点”跑掉了大学之魂》,载《粤海风》2006年第1期。
(注5)参见李零《学校不是养鸡场》，《花间一壶酒》，同心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195页。
(注6)参见陈丹青《退步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一115、421页。
在这里，作者当然不会认为“参看”只是用来表示“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正文部分也明显包含了直接引用。此处的直接引用提示，所引著作有更详细 的论述。
再如，《“五四”“全盘反传统”问题之考辨》(《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第4页全文第一个注释：
用林教授的话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林先生还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 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注1)
作者对此的注释是，“参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这里也是用“参看”来表示直接引用。
可见，在实际应用中，“参见”和“见”都可用于引导直接引用。
另一类是，“参见”等词用于间接引用的场合，但这些间接引用仍然是引用，绝不是王彬彬所说的，“用'参见'做注释时，就表明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 述，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作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 从王彬彬的角度来看，这是“掩耳盗铃式”的“抄袭”：将别人的话原原本本地抄下来，或者抄录时稍作文字上的调整，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做一个注释，让读 者“参见”某某书。[5]
如，紧接王彬彬文之后的《仿真：后现代摄影的重要视觉模式》(《文艺研究》2010年第3期)第139页：
对于视觉文化，米歇尔认为就是关于视觉经验的社会建构的研究(参见米歇尔《图像理论》)。
该刊部分短论文的注释置于括号内。此处括号内的注释即用“参见”引出间接引用的出处。
又如，《图像西方与想象西方》(《文艺研究》2007年第1期)第128页：
《良友》第12期刊登的一则启示云，原主编周瘦鹃先生因忙于其他刊物的工作，从第13期起辞去总编辑一职(注14)。
作者对此的注释为“参见《良友》第12期。”
又如，《麦茨的电影符号学及其意义》(《文艺研究》2008年第10期)第84页：
麦茨认为“语言”(langage)这一词汇其实有三层含义：1.它指人类的声音语言，人类以此互相沟通，这类语言是高度组织化了的，比如汉语和英 语。2.第二类是指某种系统，有内在的结构和规则，与语言有相似之处，但又不是真正的语言，例如下棋的语言(或规则)、电脑语言等。3.缺乏组织或毫无语 言学结构的语言，例如花的语言、绘画的语言，甚至沉默的语言(注3)。
此处注释为“参见Christian Metz，Film Language：A Semiofics of the Cinema，trans.Michael Taylor，pp.31-91。”
再如，《文艺研究如何走向主体间性》(《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第54页：
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四维一体以及艺术作为“之间”的“空间化”都不是讲主体之间，而是讲作为存在论的世界结构，“人”在这里不是沉沦的“共在”， 而是大写的“人”(注9)。
作者的注释为“参见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和《艺术与空间》，《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7 年版，第237-306、481-488 页。”
这两类用“参见”为引用做注释的情况都非常普遍，这里只是随手从当期《文艺研究》及近年该刊的几期杂志中举了几例。其他学术杂志和学术著作中同样很多 这样使用“参见”的例子。从这些现象的普遍程度来看，可以从中归纳“参见”一词运用于注释的沿用成习的惯例。目前“参见”等词的习惯用法，既可以表示直接 引用，也可以表示间接引用，还可以表示王彬彬所说的“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的独立论述。
王彬彬没有从已有的具普遍性的语言现象中理解词语含义的意识，而且在论证的关键环节给出词语释义的时候，也没有引证对此一词语的权威解释。因此，从王 彬彬对“参见”的解释如此偏狭来看，这一认定汪晖“抄袭”的关键依据根本站不住脚。作为中文系教授的阅读积累难道不会提醒他，“参见”的习惯用法其实有多 种?像王彬彬这样喜欢琢磨人家的语文水平并且“诲人不倦”的人士，为什么要刻意隐瞒“参见”的其他的用法呢?王彬彬大概已经感觉到自己对“参见”用法的断 定并不牢靠，因此在篇章安排上没有把对“参见”式抄袭的指证作为首要的重点。
在王彬彬批评汪晖、强调“学风”的时候，他对“参见”一词所做的辨析既没有引用已有的与此有关的学术规范，没有引用已有的与此有关的讨论(并不是没 有)，也没有援引此前与此有关的“案例”，没有“回头”看一看至今为止中国学术界运用“参见”式注释的大体状况，只是通过他自己的词语释义就确定了一条分 辨是否“抄袭与剽窃”的学术规范，而从目前已有(还不论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这一时期的具体学术规范)的学术规范来看，并无王彬彬这种将部分 “参见”式注释视为抄袭的明确规定或者惯例。就此而言，究竟是谁的“学风”有问题呢?
还有的地方，王彬彬毫不掩饰地指黑为白，指鹿为马。例如，汪晖在《反抗绝望》第68页对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版)第46页的引用，已有“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6页”的注释，而且其中并无“参见”二字。即使此处没有用引号标注所引词句，也只是稍 与现在的习惯不合而已，王彬彬则有胆量说，“读者应该已经笑起来了!”，认为这是“对勒文森的剽袭”!
在一个批评者开始随意践踏他人的名誉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品格也已经弃若敝履。但是《文艺研究》作为在业内有较高地位的杂志，对“'参见'式抄袭”这类 与既有的引注习惯存在严重冲突的说法，竟然毫无进一步辨析的意识，也忘记查看自己此前刊发的文章是否存在王彬彬所谓的“'参见'式抄袭”，甚至忘记查看同 期刊发的文章是否也有这类现象。如果不是急于制造耸人听闻的话题，《文艺研究》应该不至于在编辑方面出这种颜面尽失、令人叹为观止的严重错误。该刊纵容玩 弄证据、刻意构陷的行径，堪称学术批评和学术杂志的大耻辱!
其实，只是从九十年代以后，学术界才大规模开始倡导学术规范化。《反抗绝望》的编辑出版正好处于1988-1991年这一段众所周知的特殊时期，当时 具体的学术规范状况与今天有很大的不同。汪晖在该书重印时的对“主要参考书目”的“注”中说：“本书初版时，应出版社要求，删去了全部参考书目。现在这份 书目是重新编定的。”[6]在今天，出版社提出这样的要求是难以想象的，但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这却是常态。不用说《反抗绝望》成稿的1980年 代，就是到了现在，中国人文社科学界也不像美国那样有明确的写作格式规定，或者用《MLA 格式手册》(《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研究论文作者手册》)，或者用《芝加哥写作格式手册》。因此目前在论文格式、注释方式、语汇使用上有相当大的混淆，包括对 “参见”等词的使用场合或范围缺乏清晰说明，这对治学的确带来了一定的困扰。也许以后可以制定统一的中文论文格式，并通过不断修订来完善，来解决这一难 题。但是，格式问题绝不应该成为对学术思想的遮蔽。如果认为八十年代的文章格式不规范，八十年代的文章就都不足观，这就本末倒置了。更不应该把今天逐步积 累的学术规范当成棍子去追打八十年代的学人，把学术批评演变成制造“文字狱”，从根本上违背了学术规范的目的。
在王彬彬所指出的例子中，从极端形式主义的角度看，存在两处脱注现象，但它们都紧邻“参见”式注释。一是《反抗绝望》第59页“从上个世纪40年代 起，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就提出了'以夷制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两大主张......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 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的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其中 “龚自珍、魏源、冯桂芬还多少停留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圈子内打转”引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的内容。但《反抗绝望》第59页这 一段在结束处未注明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的引用，也未注明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8-39页的引用。紧接此处的下一段第一句“如果说龚自 珍、魏源、冯桂芬还多少停留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圈子内打转，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实行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政治学术还带有极端狭隘 的地主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阶级特征”(第59-60页)则给出了注释：“以上参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74页。”其中“龚自珍、魏源、 冯桂芬还多少停留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圈子内打转”也引自前引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的有关内容。[7]需要说明的是：在1991 年版中，这两段话原为一长段，但在后来的版本中，这段话被分割为两节，这样初版中的“以上参要见李泽厚......”的注释实际上是包括了前一部分内容 的，而后来版本因为分割成了两节，就给人断开的感觉。
二是《反抗绝望》第69页“按照列文森的观点，'每个人对历史都有一种感情上的义务，......是一个大家在普遍原则上选择他们所继承的独特文化的 社会'”，给出注释“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3-4页”。接下来的一句未注明出处：“但是，对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历史与价值的这种 内在统一性被无情地撕裂：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8]但这句话是对 上一句话的承接，同样引自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页。
王彬彬的举证中还有一处看上去也像前面两例一样，未注明出处。即从王彬彬文所引的河北教育2000年版来看，《反抗绝望》第64页“这正如伽达默尔指 出的，......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决定作用”一段，注释为“参见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第175-176页”。紧接着的下一段中的 “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反抗绝望》第65页)，引自张汝伦《意义的探究》179-180页，未注明出 处。但正如舒炜《“王彬彬式搅拌”对学术的危害》一文所指出，王彬彬文章列出这两段紧连着的文字时，不标出原来就有的注释号位置和注释，同时还做了一处非 常细致的“小手术”，并分开讨论，并以这两条的讨论作为全文的压轴段落。在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的《反抗绝望》第79-80页，这两段其实都在同一 长段落内，河北教育版则删节了紧接着“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之后的“伽达默尔指出：'不应把理解设想为好象 是人的主观性行动，理解是将自身置于传统的一个过程中，在这过程中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注3]”，此处的“[注3]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50页，转引并参见《意义的探究》第180页”也随之删去。也就是说，在《反抗绝望》1991年上海人民版中，并不存在脱注 的问题。舒炜含蓄地指出，其实王彬彬并不是只看了河北教育2000年版，他其实是拿着1991年上海人民版在找河北教育2000年版的“问题”。因为王彬 彬在文章中说“此处跳过张著引用的伽达默尔一句原话”，而其实这句话在河北教育2000年版中已经删掉了;既然删掉了，又怎么可能跳过呢?如果王彬彬手头 没有拿着1991年上海人民版，他不可能知道这里会有一句伽达默尔的原话。恰恰是王彬彬的这一“小手术”，泄露了他苦心经营所谓“证据”的痕迹。[9]
这一苦心经营的“证据”正显示了王彬彬的无力。从上下文的引证来看，作者并无掩盖与前述几本著作的关系的意思，因为在这些段落的前后，作者都曾引及这 些书。而且这里的引述主要都是历史背景性的或理论背景性的叙述，是参照性质的，并不涉及作者的中心观点。这里的疏失应该补正，但与剽窃相比，是两个完全不 同性质的问题。
其实，强行要求“一岗一哨”式的任何原书语词、直接引用的或间接引用的句子都一一标注，无疑是繁琐之极的学术镣铐。我们不要忘了：做注解，其原初的、 最朴素的出发点，是要表示自己的论说有根据、有依凭，有更详尽的论证;而这些原有的根据、依凭、论证当然不可能通过引用一两个词、一两个句子说清楚--注 释里标明引用或参考某书第57页或者某书第4页，当然也意味着该书前后各页的相关论述都在范围之内。进一步说，如果法律极端细致、严格、苛刻，那这样的法 律在实践中必定走不远、行不通也立不起来。
王彬彬仅仅根据这两处微不足道的疏失，就无限上纲，想要全面否定《反抗绝望》一书，这是无法成立的。他其实知道，仅仅根据这两处疏失是无法炮制出一篇 按“学术规范”可以刊登在《艺术研究》上的论文，所以他才不惜把自己贬为刀笔吏，玩空心思，把文章的一大半篇幅用于改“病句”，并且发明“偷意”式剽窃 法，也是迫不得已吧。
二
王彬彬认为《反抗绝望》“主要”是抄来的、“偷”来的。而按王彬彬所说，“此书出版后，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产生重大影响，很快成为这个领域的学 术名著”，[10]如果它“主要”来自于痕迹明显的拼凑，如何能在这二十年间蒙混过关?因此，王彬彬要证实自己给出的惊人判断，就要把那些看不出“参见” 之类“剽袭”痕迹的地方也贴上“剽袭”的标签。这个标签就是“偷意”。
按王彬彬的说法，“偷意”集合了多种“剽袭”手段，“是搅拌、组合、拼凑等手段一齐用”，“在字句上尽量不留痕迹”，这是“最让人反感的”“剽袭”方 式，它“在《反抗绝望》中是更严重地存在着的”。[11]也就是说，王彬彬认为“偷意”是《反抗绝望》最重要的一种“剽袭”方式。虽然他对“偷意”现象的 举证只有三处，“偷意”例证的数量与其重要程度并不相称，但“偷意”有着不可替代的妙用：由于“偷意”在字句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因此判断是否“偷意”也 就不必寻找字句上的相似之处，有心人可以非常随意地下判断。
正因为辨别是否“偷意”带有非常强的随意性，为了保证辨别的严肃性和公正性，为了避免这类判断沦为“莫须有”式的诬陷，就应该想办法为这种没有什么有 效凭据的判断确立一些相对明确的标准和规范。如果难以围绕“偷意”确立这类标准和规范，就有必要斟酌“偷意”这一概念的有效性。
但我们在王彬彬的文章里看不到任何审慎思考避免随意判断的迹象。王彬彬列出几处涉嫌“偷意”的引文之后，基本不做分析，直接下个“'意'，完全相同” 之类的判断即可，甚至根本一个字的解释都不需要。在《文艺研究》2010年第3期第134页，我们可以看到“裸奔”的两段引文摆在那里，什么解释或者介绍 都没有，甚至连一个“例如”都没有：
勒文森说：“如果说追求中国与西方平等的观念深藏于梁启超的思想中，那么它也会深藏于每一个近代中国人的--从最保守的到最激进的--文化理论中。”
汪晖说：“追求民族的独立与平等的意识深藏于鲁迅日本时期的文化理论中。”(第70页)
这等见所未见的写法出现在讲究语言文理的王彬彬教授的笔下，的确令笔者拍案叫绝。我实在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写法能比这种“裸奔”的手法更好地显示，辨 别“偷意”的基本原则就是“莫须有”?
由于王彬彬对“偷意”缺乏清晰界定，他在具体举证时也只有这一处缺乏效力的说明，如果只是跟着王彬彬的臆断来追问他所举的例子究竟是否“偷意”，会一 头雾水。首先要看王彬彬提出“偷意”的问题究竟要说什么，这些说法是否站得住脚?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缺乏说明、流于臆断的“偷意”在王彬彬给出的 “剽袭”分类中反而最为重要，才能清楚他对“偷意”的臆断为什么无理。
王彬彬在分析《反抗绝望》与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两书的“剽袭”关系时说明了要点。就《反抗绝望》与《梁启超与 中国近代思想》的关系，王彬彬如是说：
......(汪晖)常常无视鲁迅与梁启超的区别，把勒文森分析梁启超的理论框架简单地套用于对鲁迅的观察。[12]
如果说王彬彬将“参见”式注释诬为“抄袭”，还戴了白手套;那么，睁眼瞎说《反抗绝望》忽视鲁迅与梁启超的差别，就是斯文尽失了。其实就在王彬彬指为 “抄袭”但实际上已注出处的一句话(第二章第二节第一段中的“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13]之后，汪 晖即论述了鲁迅的不同之处。但是王彬彬只当没看见：
与梁启超等人不同，鲁迅的这种以民族文化改造为根本目的的文化引入主要是以否定性的方式进行的，即是以抨击与批判传统文化的方式进行，而不是以系统的 介绍方式引入。......[14]
紧接此后的两段，汪晖都对列文森的看法有批评性的对话。难道王彬彬将自己文章的读者都预设为偏听一方、从不翻书、以讹传讹之人?也许《文艺研究》的个 别编辑是这类读者，但恐怕大多数读者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一个口口声声讲“学风”的教授，“学风”竟然如此低下，也算是匪夷所思。
就《反抗绝望》与《中国意识的危机》的关系，王彬彬说：
(《中国意识的危机》)这本书也给予了汪晖很大帮助。《反抗绝望》只在一处引用了林毓生原文，且做了注释，但却引用得让人莫名其妙。而在真正借助林毓 生的地方，则不做任何说明。例如，《反抗绝望》中，用“整体反传统”这一理论，对鲁迅这一代“五四”人物的思维方式进行了论述，而这就完全是对林毓生的学 舌。[15]
《反抗绝望》第54页引用了《中国意识的危机》一处原文，但也正是在此处引用之后，汪晖这样分析和对话：
(林毓生)这种分析从变动不居、纷纭复杂的历史过程中找到了某种恒定不变的“同一性”--不是具体的历史内容而是深层的思维模式，因而为人们提供了研 究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和中国文化特征的某种途径。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始终束缚在一个问题上，沉溺于同一的问题之中。不是的。......[16]
王彬彬认为这里“引用得让人莫名其妙”。难道是王彬彬过分沉迷于做“引注规范”的“纠察队员”，只要一看到引注就条件反射式地与抄袭联系起来，以为 “非引注即抄袭”，以至于认为只要一引用就必然意味着全盘接受?以至于如果看到别人在引用的同时竟然还表示不同意见，则会觉得“莫名其妙”?
王彬彬在《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中企图将汪晖涂抹成一个靠抄袭、拼凑来写作的人，他这个愿望已经强烈到一个极端敏感的地步：如果 他意识到汪晖竟然还在引用前人研究或看法的同时展开批评 性对话和讨论，要么装作看不到，要么被刺激到“莫名其妙”。
其实，在引述当时非常流行的看法或观念的时候，有时采用暗引的方式，不交待出处，但因为所引看法在当时学术界众所周知，这种做法是惯例。比如《反抗绝 望》第62-63页：
这是否意味着，但五四反传统主义者把实际政治斗争看成不是根本之图，而把文化伦理批判即思想革命置于首位时，他们在思维模式上又回到了传统?
汪晖在这里就暗引了林毓生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即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的倾向来自于深厚的中国传统。汪晖在后面的论述是 对林毓生这一观点的批评性对话。汪晖在此并没有将林毓生的观点作为自己的核心观点。而按王彬彬的逻辑，这样的地方应该 也是汪晖“偷意”的表现。
对于那些被王彬彬指为或者可能被指为“偷意”的地方，有必要放在当时知识界特别是鲁迅研究界的共同知识和积累的背景中来考虑。这里不再一一讨论。从根 本上说，人文学术研究是在历史传统和当下的学术共同体中展开的，可以说，任何严肃的研究都可以说“无一字无来历”。否则，其学术研究的价值恰恰是需要怀疑 的。根据“偷意”这样一个极不严格的概念，如果没有步步为营地做注释，那么，几乎所有不做注的地方都可以戴上“偷意”的帽子，则所有的学术文体都会崩溃。 正常的学术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王彬彬对“偷意”的无界限发挥，恰恰是在摧毁学术共同体的基础。这是用诛心之论代替正常的学术批评，这是以 学术规范为大棒，处心积虑、深文周纳，通过攻击别人以谋取自己的声名，其流弊应该得到肃清，“莫须有”的文字狱必须关闭，唯此，才能维护一个正常的学术研 究与学术批评的生态。
2010年3月24日初稿
2010年4月30日修订
[1] 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见《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第126页。
[2] 同上，第126-127页。
[3] 同上，第131页。王彬彬以类似逻辑指出的例子还有，《反抗绝望》第64页“这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决定 作用”一段，注明是对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5-176页部分内容的“参见”，王彬彬认为是 “抄袭”。
[4] 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见《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第131页。
[5] 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见《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第130页。
[6] 《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6页。
[7] 以上分析参见汪晖，《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9-60页;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39 页，第57页;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见《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第132-133页。
[8] 汪晖，《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9] 参见舒炜《“王彬彬式搅拌”对学术的危害》，见《北京青年报》2010年4月3日第13版。
[10] 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见《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第126页。
[11] 参见同上，第134页。
[12] 参见同上，第133页。
[13] 参见同上，第133-134页。
[14] 汪晖，《反抗绝望》，第68-69页。
[15] 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见《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135页。
[16] 汪晖，《反抗绝望》，第54-55页。
http://www.infzm.com/content/43502
南方周末 项义华：规范的缺失与自我的迷失——也谈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
作者:项义华2010-04-07 16:36:20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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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调查《反抗绝望》
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
平心而论，汪晖在鲁迅研究领域并非没有自己的独特贡献，但由于他在研究和写作中，未能对自己的观点、方法与前人的承袭关系作出明确的交待，不注意以规范的 形式将他人的论述与自己的论述明确地区分开来，甚至有意将他人的观点和材料占为己有，这就使读者很难对其论述的原创性作出判定，以致在评价中出现过分拔高 和过分贬低的两极倾向
汪晖是新时期鲁迅研究领域的一个阶段性的代表人物。他将鲁迅研究纳入思想史研究的范畴，着重从“文化哲学”和“文化心理结构”层面对鲁迅精神进行阐释，并 力图进行体系化的建构。虽然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汪晖的鲁迅研究并没有多大的原创性，但其注重理论思辨和体系建构的努力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对于中国现当 代文学研究摆脱理论贫弱状态，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这是我过去的一个基本看法。但王彬彬对《反抗绝望》一书涉嫌抄袭的指证，却打破了我的这种成见，促使 我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汪著的成就与缺失，对学术规范与学术价值之间的关系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王彬彬的偏颇之处
无可避讳，当下讨论《反抗绝望》一书，首先需要辨别的就是该书是否涉嫌抄袭的问题。
从王彬彬一文所举例证来看，汪著涉嫌抄袭的部分似乎并不很多，有些地方似乎也比较难以定性。如他所举的第一个“《反抗绝望》剽袭《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 例证，就“在中间部分做了一个注释，提示读者‘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王彬彬语），按照王彬彬的观点，“当用‘参见’做注释时，就表明自己 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作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他认为“不加冒号、 不加引号，只做一个让人‘参见’某书某文的注释”的做法，也是一种抄袭，而且是“掩耳盗铃式”的剽袭，“这是汪晖在《反抗绝望》中用得最多的剽袭方法”。
但有些论者对此并不认同，如当代中国文化网上发表的钟彪《学术“私律”与“莫须有”》一文，就从陈来、罗志田、陈平原的三本书中找了6个例证，用以证明如 下观点：“目前‘参见’等词的习惯用法，既可以表示直接引用，也可以表示间接引用，还可以表示王彬彬所说的‘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的独立论 述。”对此说法，笔者深表赞同，也觉得王彬彬对“参见”式注释的界定比较狭隘，有以偏概全之虞。
但若撇开对“参见”式注释的学究式争论，回到是否涉嫌抄袭的问题上来，将汪著《反抗绝望》中的“参见”式注释与钟文中列举的几个例证相比较，就会发现一些 实质性的区别。如钟彪文中所举的陈来一书的两个例证和罗志田一书的两个例证，都在正文中明确指出了引文的来源，文中的“学者”、“童书业”、“梁启超”、 “章太炎”与注释中的“杨向时”、“童书业”、“梁启超”、“章太炎”都构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根本不会使人产生任何知识产权归属方面的疑惑，而取自陈平 原一书的两个“参阅”式注释”，则近乎钟文所说的第三类，其中有陈平原自己的发挥和他所参考的资料的出处，注释与正文之间的对应虽不如上述四例整饬，但其 对应关系还是易于辨识的。那么，汪著中的参见式注释与正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对应关系呢？
【声音】
◎钟 彪（网络作者）
在王彬彬批评汪晖、强调“学风”的时候，他只是通过自己的词语释义就确定了一条分辨是否“抄袭与剽窃”的学术规范，而从目前已有的学术规范来看，并无王彬 彬这种将部分“参见”式注释视为抄袭的明确规定或者惯例。就此而言，究竟是谁的“学风”有问题呢？
在王彬彬所指出的例子中，的确存在三处脱注现象，但它们都紧邻“参见”式注释。这三处脱注是作者的疏失，日后修订《反抗绝望》时可以补充完善。疏失和剽 窃，是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
（当代文化研究网，3月24日）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反抗绝望》可能确实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够规范的问题，但这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这需要考虑到当年的学术规范远不如现在严格，在当 时看来，只要大致标注出你引用了哪些资料就可以，不像现在，每引用一句话都得加引号。
（《京华时报》3月25日）
◎赵京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王彬彬举的那些例子，80%属于引文、注释不规范，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不是道德层面的剽窃。这两个概念要划分清楚。他在最后举的那个例子，汪晖在书中使用 了张汝伦《意义的探究》这本书的一段话，确实是有问题的。
（《京华时报》3月26日）
◎韩 东（作家）
王彬彬这人火气特别大，一贯喜欢骂人，他经常站在道德角度“高屋建瓴”地指责别人。现如今学术腐败现象屡见不鲜，王彬彬能不清楚这是很普遍的现象？他找谁 做靶子不好？为什么这次偏偏选中了汪晖？为什么钱理群用“引文不规范”进行反驳，他就说别人无耻？用南京话来说，（王彬彬）就是“不上路子”。
（《现代快报》3月28日）
◎梁文道（香港牛棚书院院长）
那些指控铁证如山，即便是汪晖本人一时间也没什么话好说。只不过我仍然宽容，或许是因为中国大概连读书人抄东西算不算抄也有一套自己的“中国模式”。
（豆瓣网，3月28日）
◎陈 村（作家）
汪晖首先应该感谢王彬彬，至少王彬彬作为读者认真读过他的作品。他如果不承认抄袭，那就应该出面给出解释，或者是反驳对方，如果承认自己存在抄袭的话，那 就该直接道歉。总要给出一个说法，来主动回应这件事。别人再怎么替他回应、发言和反驳，都不能代替他本人。
（《现代快报》3月28日）
◎叶 开（《收获》杂志编辑）
我看了钱理群为汪晖辩护的说法，说那个时候做论文不规范。这个说法我不同意。二十年前做论文，从大学本科读起，人人都知道应该有什么样的规范，而且这在学 者撰写著作时，应是一种基本的常识。如果认为连这种最为浅显的常识都不懂的话，我认为是对汪晖的不敬。
（真名网，3月29日）
◎严家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彬彬先生对汪晖先生的批评有一定的根据，但是也有点夸张，比如“参见”的问题，就可以讨论。但王彬彬先生文章中摘引出来的地方，确实证明汪晖与他人有多 处文字基本上相同，却完全没有注明出处，前后也没有说明交待，用了一段跟别人几乎不差几个字的文字，你说这个部分是抄袭或变相抄袭，我觉得可以说。这类地 方对汪晖的批评，我觉得是能够成立的。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说得好像过分了一点。
（《中国青年报》3月30日）
◎肖 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反抗绝望》一书，来自于汪晖20年前的博士论文不假，但是，此书先后发行四版。按照出版规则，新版属于新书。因此，以“80年代缺少学术规范”和“博士 生不成熟”作辩护，也是不尊重史实和不负责任的说辞。有识之士都承认，学术剽窃已成中国学术的大害。中国学术欲得救治，学界必须有勇气直面抄袭。
（《中华读书报》3月31日）
◎张梦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尽管《反抗绝望》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够规范的问题，但这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正如毛泽东的一些诗句，如“天若有情天亦老”、“雄鸡一唱天下白”等，直 接来自李贺，但却推出了新颖的“化境”，从来没有人说毛泽东“剽窃”李贺。
（《中华读书报》3月31日）
◎舒 炜（三联书店编辑）
王彬彬文章依次列举汪晖《反抗绝望》一共19条文字，指责前7条是所谓“文理不通”，后面12条是所谓“剽袭”。但事实是，这些指责都是以王彬彬的方式搅 拌出来的。王彬彬文章的缕列方式不给出汪晖原文的注释号位置和具体注释，是有意给读者造成错觉。王彬彬文章的严重性在于其目的根本无意作严肃的学术讨论， 而是以他自己随心所欲定义的“剽袭”概念来进行人身攻击。我以为，这种王彬彬式的搅拌学风对中国学术危害极大，因为这样以人身攻击为目的的指控，几乎可以 把任何学者的任何写作都定义为剽窃。
（《北京青年报》4月3日）
（摘编自媒体报道和网络文章）《反抗绝望》中的“参见”式注释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反抗绝望》（与三联书店2008年版页码基本相同）第一编中标明“参见”字样的脚注共有19处，其中 3处参见汪晖本人著述，属于自我引述和提示性质，当然不存在抄袭问题。另有3处，2处参见鲁迅著作，1处参见《新青年》上的文章，属于资料引用性质，也应 该没有知识产权归属方面的问题。余下13处，1处参见普列汉诺夫，1处参见荣格，1处参见列文森，2处参见李泽厚，1处参见徐崇温，1处参见张汝伦，2处 参见黎红雷，1处参见邱存平，2处参见钱理群，1处参见《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其中第152页参见荣格一处，因其正文中即有被引者之名，且该 段引文加了引号，系直接引语，通常情况无需加上“参见”字样，故可忽略不计。第155页和第156页两处参见钱理群文，第一处脚注对应的正文只有一句话 ——“鲁迅的这种不脱离感性经验的判断体现了一种怀疑的思维方式和‘多疑’的个人气质”，其中“多疑”一词还加了引号，按照我的理解，这是与脚注中参见的 钱理群一文相对应的，第二处脚注对应正文亦已表明“正如论者所言”的字样，与钟彪一文列举的陈来一书的两个例证和罗志田一书的两个例证性质类似，也是相当 规范的。
此外，汪著第116页引述王富仁观点，第170页引述王晓明观点，这两处虽然都没有用参见字样，但也属于规范的参见式注释，体现了对鲁迅研究界同行观点的 尊重。这表明汪晖当时是具备引证方面的学术规范意识的，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他是能够做到以正文和注释相互对应的方式来引述别人的学术观点的。
《反抗绝望》涉嫌抄袭的新证
但令人遗憾的是，《反抗绝望》一书在引述鲁迅研究界之外的一些学者的观点时，却出现了许多本可避免的错误。这既表现在一些已有参见式注释的片段上，也表现 在一些未加引注的段落之中。如王彬彬一文中列举的几处引用列文森、李泽厚、张汝伦三人相关论述的片段，就有4处存在着虽有注释但正文中未标明被引者之名亦 未说明引用他人论述的问题，另有三处则未加注释——这是为汪晖辩护的钟彪等人也不能否认的。
笔者也从CNKI等网络数据库中检索到了一些相关文献，发现了汪晖《反抗绝望》一书涉嫌抄袭的几个新的例证。
汪晖《反抗绝望》一书第一处参见式注释出现在该书1991年版第20页（河北教育2000年版第59页），注释为脚注形式：“①参见黎红雷：《中法启蒙哲 学之比较》，《历史研究》，1987.5期。”笔者检索发现，黎红雷的确在1987年发表了这篇论文，全文约12000字，但不是发表在《历史研究》 1987年第5期上，而是发表在同期的《哲学研究》上。
据笔者比对，汪著使用黎文的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正文大段引用而不作说明，只在脚注中“参见”黎文，另一类则是直截了当地抄用而不作任何提示说 明。
第一类例证见于汪著1991年版第19-21页（河北教育2000年版第59-61页），这里前面部分关于怀疑精神的一大段论述都是从黎文中抄来的，只作 了少量文字上的改动，后面引用的严复、梁启超等人关于怀疑论哲学的论述也是从黎文中转引过来的，共约1100多字，但汪晖只在第20页中间一句——“这样 一种深刻的怀疑主义必然会引起从事近代启蒙和反对封建专制的政治斗争中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共鸣。”——后头加了上述那个参见式的脚注，似乎除此之外，都是由 汪晖自己独立完成的。这如果不属于王彬彬文中所说的那种“掩耳盗铃式的抄袭”，那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事实上，除了这一处以外，该书1991年版第72-76页整整一大段（自“其次”始，至“所代替”终，2000年版第121-125页作了分段，内容无 异）长达2800多字的论述，就是著者将其“参见”的李泽厚、黎红雷、李龙牧、邱存平等人的论述拼凑糅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其中涉及的对谭嗣同、严复、梁启 超、魏源、冯桂芬、龚自珍、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邹容、孙中山、蔡元培等诸多近代思想人物的论述，都不是汪晖本人从这些近人著作中解读出来的， 而是从他人的研究性论著中摘抄出来的。
在从这些论著中转引近人言论时，汪晖既没有说明转引，也没有顺着原作者提供的线索做一些起码的查证工作，以至于抄错了转引的材料而并不自知。如该书 1991年版第74页（2000版第123-124页）所引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中庸”言论，均转引自黎红雷的文章。但黎文中注明梁启超该段言论出自 《新民说·释新民之义》，汪晖却误“之”为“主”，将其写作《新民说·释新民主义》。这虽然只是抄录中的一字之误，却足以表明汪晖对梁启超“新民说”的无 知。
更有甚者，汪晖还将黎文中的一段论述和一处引文拼凑在一起，直接当作自己的论述写在自己的书里（1991年版第16页，在2000年版中略有改动，详见下 面的说明）：
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儿的唯理论哲学是法国启蒙哲学的重要来源，卢梭则是启蒙哲学的最具影响的人物。启蒙学者把他们的“天赋”观念和“理性”原则直接运用于社 会历史领域，认为人类社会受到天赋的理性原则——“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所主宰，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理性原则展现的历史，一切违反这些 原则的现象，最终将被历史抛弃。从康有为、梁启超，到邹容、孙中山，这种“天赋人权”观念构成了他们社会哲学的理论基础。“欧洲专制大行之世，人人苦之， 厌之，而为旧宗教旧思想旧学说所束缚，奄奄而不敢一逞。卢君（卢梭）以天仙化人之笔舌，冲亘古之罗网，惊人生之睡梦，于是天下之人，手舞足蹈，起而为十九 周轰轰烈烈之大事业。”【按：此处下有脚注①汤尔和：《欧洲大哲学家卢氏斯宾氏之界说》，载《新世界学报》1号。】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是这一理性原则的 实现，邹容的《革命军》回荡着“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的铿锵之声；法国大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原则，美国革命及其民 主制度，为中国资产阶级提供了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依据。与这样一种动荡而又充满幻想的时代相应，“中国近代先进哲学思想的主要的或基本的总趋势和特点，却是 辩证观念的丰富，是对科学和理性的尊重和信任，是对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的努力地寻求和解说，是对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正统的唯心主义的对抗和斗 争，是对黑暗现实要求改变的进步精神和乐观态度……”【脚注②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6页。】
熟悉李泽厚文风的读者自然不难发现，这个段落中有关康有为、邹容的论述与李泽厚的手笔是多么的接近，以李泽厚在1980年代的流行程度，以他为抄袭对象而 不被发现的可能性是相当小的，所以，当王彬彬一文举证指责汪晖抄袭李泽厚的时候，许多汪晖的辩护者都不以为然，觉得是小瞧了汪晖的智力。对此，笔者也不持 异议——至少在这一段中，汪晖是注明了出自李泽厚论著的引文出处的。但遗憾的是，对于不如李泽厚那样知名的作者，汪晖的抄袭就显得有些不留情面了。请看黎 文中的两个片段：
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的唯理论哲学，是法国启蒙哲学的重要来源之一。启蒙学者把他们的“天赋”观念和“理性”原则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他们认为： 人类社会受到天赋的理性原则——“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所主宰，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理性原则展现的历史，一切违反这些原则的现象，都终 将被历史所抛弃——这可以称之为 “天赋史观”。
……中国启蒙思想家则从“天赋说”与“进化说”二者结合的角度，来探讨建立新的历史哲学(符合“后进国家”启蒙特点的历史哲学)的时代课题。
首先，他们分析了“天赋说”的历史功绩和时代缺陷。他们指出：“欧洲专制大行之世，人人苦之，厌之，而为旧宗教旧思想旧学说所束缚，奄奄而不敢一逞。卢君 (按即卢梭）以天仙化人之笔舌，冲亘古之网罗，惊人生之睡梦，于是天下之人，手舞足蹈，起而为十九周轰轰烈烈之大事业。”“天赋历史观”对于打破基督教 “唯神史观”的迷梦，粉碎封建统治者"君权神授"的神话，促进新兴资产阶级的觉醒，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吾意卢君之言自由，为自由之婴儿，非自 由之实地，吾非谓自由之不可终致也，奈今非其时何。”这种理想主义的“天赋史观”，并不能使人们获得现实的自由；特别是在“新知识日长进,新魄力日沉雄” 的当今世界，更加难以说明和把握历史的真谛，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受到“进化史观”的冲击（汤尔和：《欧洲大哲学家卢氏斯宾氏之界说》，载《新世界学报》1 号）。
两相对照，汪著与黎文的相似度显而易见，汪著因抄袭而拼凑的痕迹也触目可及：为了把从黎文中转引而来的汤尔和谈卢梭的那段话插到文中，汪晖在开头抄袭的一 段文字中自己写了“卢梭则是启蒙哲学的最具影响的人物”一语作为铺垫，但这样做并未消除该处引文与前后脱节的突兀之感——引文前后说的是康有为、梁启超和 邹容、孙中山，中间硬生生插入一段汤尔和的话，这种行文方式给人的感觉是很莫名其妙的。或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汪晖在《反抗绝望》一书重版时，将引文前 的一句话改为“这种‘天赋人权’观念构成了康有为、梁启超、邹容等人的社会哲学的理论基础”，并加上了“例如汤尔和就说”的字样。（2000版第54页） 但换汤不换药，给人的感觉还是一处天外飞来之笔。
以上所述，只是笔者在《反抗绝望》一书中找到的几个比较明显的涉嫌抄袭的例证。此外，在关于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些论述中，笔者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该书 1991年版第27页中（2000年版第68页）有关日本思想界介绍尼采和基尔凯廓尔的文字，就是从王家柏的《存在主义在日本》一文中抄录过来的，该文以 “摘要”的形式发表在《延边大学学报》1982年第S1期（第S1期的表述方式，系期刊网原文如此，疑有误）上。汪晖不了解日本思想界对存在主义的绍介情 况，需要通过他人的转述来了解，本也未尝不可，但按理应以“转引自”的方式在注释中作出说明，不该在书中不作任何交待就将王家柏文中的介绍连同注释一并搬 到自己的书中，造成自己博学多识、能够直接从日文原始资料中了解存在主义在日本传播状况的假象。
与时俱进的学术包装
《反抗绝望》这部著作，是1980年代文化热的产物。当时文学理论界比较注重观念更新和方法论的创新，对文献解读和资料功夫则不太在意，整个学界对引证方 面的形式规范也不如现在这么强调。所以，现在许多论者也从大环境方面为汪晖辩护，如钱理群在接受《京华时报》的采访时就说：“在当时看来，只要大致标注出 你引用了哪些资料就可以，不像现在，每引用一句话都得加引号。”这的确道出了当时一些学者写文章引用资料的实际情况。
但在《反抗绝望》一书1991年出版后不到三个月，汪晖就和陈平原、王守常一道创办《学人》丛刊，率先倡导学术规范，对于这样一个试图为学界垂范的学者， 在学术规范方面提出最基本的要求，想来并不为过。更何况，《反抗绝望》一书其后还经过多次再版，完全可以拿2000年和2008年的规范尺度来进行衡量。
在2000年版中，汪晖对《反抗绝望》一书的副标题和第一编各章节标题作了相当大的更改，如将第一编的标题由“鲁迅的精神结构：文化哲学、文化心理结构及 其与文学的关系”改为“思想的悖论：个人与民族、进化与轮回”，将引言副标题“关于鲁迅的精神结构”改为“思想的悖论”，基本上抹去了1980年代文化热 熏染在本书目录上的痕迹，但这种装修门面的功夫并没有给本书带来脱胎换骨式的转换。在第一编正文部分，除了大量的分节编排、少量的文字改动和几处删改之 外，可以说是一仍其旧，对于1991年版中引证注释极不规范、甚至涉嫌抄袭的段落，并未采取任何修订和补救措施。
相反，据豆瓣网网友欧文提供的例证，2000年版的《反抗绝望》有不少英文注释，似乎汪晖自已从原版西方著作找到了不少论据。但在1991年版中，绝大多 数这类材料标明是转引自中译本的。汪晖使用了中译本的译文（新版并无改动），却在新版修订时抹去中译本的痕迹，直接标明引自外文原著。这种学术“装修”， 若不作抄袭论，说是有意掠人之美，应该不算言重吧？
网友VIVO发掘出来的李龙牧发表在1958的一篇文 章。汪晖在《反抗绝望》抄袭了李文的相关段落（划线部分），未标出处。
学术失范与自我反思
事实上，除了涉嫌抄袭的问题之外，《反抗绝望》一书在遵循学术规范方面也存在着相当明显的缺失。据张梦阳最近在网络上发表的《汪晖〈反抗绝望〉的价值与意 义》分析，“汪晖从竹内好那里主要接受了悖论的思维方式，由此出发也就必然汲取了‘反抗绝望’的命题”。这就是说，《反抗绝望》一书所运用的分析方法和核 心命题都不是著者本人的原创，而是他从日本学者竹内好那里借用过来的（限于篇幅，编者删节了相关论证）。如果汪晖如张梦阳所说的那样，能够“坦然承认”竹 内好“对自己的研究思路产生过重要的启悟”，他就不应该在具体问题上显示与竹内好的区别的同时，却对“反抗绝望”这个核心命题与竹内好上述论述的关系不作 任何说明，以至于另一个日本鲁迅研究专家伊藤虎丸认为汪晖的大著《反抗绝望》“书名上就藏不住竹内的影响”。
对于伊藤的这句话，张梦阳的解读是这样的：“日本鲁迅学界是带着几分喜悦指出了竹内好对汪晖的影响，并没有指责他‘剽窃’，因为影响与‘剽窃’是两个完全 不同的概念。”但是，在笔者看来，伊藤所用的“藏不住”一词却正与张梦阳所说的“坦然承认”一词构成了一种饶有意味的对比。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笔者从伊 藤这句话里读出的并不是“日本鲁迅学界的几分喜悦”，而是大陆鲁迅研究学界的某种苦涩——但愿这只是我的误读而已。
平心而论，汪晖在鲁迅研究领域并非没有自己的独特贡献，如他早年对鲁迅与个人无政府主义关系的分析、对大陆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都曾对学界产生过积极的影 响。他在《反抗绝望》一书及相关论文中提出的“历史中间物”这一概念，对于把握鲁迅从进化论角度所作的自我定位，也不无裨益。但是，由于他在研究和写作 中，未能对自己的观点、方法与前人的承袭关系作出明确的交代，不注意以规范的形式将他人的论述与自己的论述明确地区分开来，甚至有意将他人的观点和材料化 为己有，这就使得读者很难对其论述的原创性作出明确的判定，以致在评价中出现过分拔高或过分贬低的两极倾向。对此，汪晖本人是难以自辞其咎的。
如今，随着讨论的深入，《反抗绝望》一书在学术规范上的缺失已广为人知，其涉嫌抄袭的例证也日益明确，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学界同行，如果还是不顾事实对汪 晖采取曲意维护的态度，甚至扭曲事实以迁就己见，那受损害的将不仅仅是汪晖本人，而是他所属的那个“学术界自己”。而对汪晖的批评者来说，如果只是攻其一 端而不及其余，单凭《反抗绝望》一书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就否定汪晖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而不能秉着多维平衡的观点作理性探讨，就会流于意气之争。当前，在各 方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如何将问题纳入学术的轨道，从外在的道德批判转换到内在的自我反思，以此促进学术的发展和学术共同体的成长，对于任何一方，都是值得 深思的。
对汪晖来说，面对学界同行在学术道德方面对自己的严重质疑，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是由自己出面作出解释，但他的第一反应却是“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这是很让 人不解的。要知道，在涉及到道德责任的问题上，惟有个体的自我承当才是可靠的。纵使有一个“批判的知识界”可以作为依托，“批判的知识分子”也依然必须面 对属于自己的问题，扛起自己的十字架，承担自己理应承担的一切。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3502
jikuizhiyuan评论于92天前
孔夫子“述而不作”，汪教授亦是“述”而不作！
0 saijg评论于90天前
鲁迅先生曾说，不愿意死后自己的身体成为一些蛆虫生长的乐土，看来他的担心不是毫无根据的，他的愿望终不能实现了，世事总有那么多的无可奈何，我对先生是 敬佩的也是同情的，一切有的没得都在往他身上压。
0 luoyk651评论于84天前
现如今社会科学的文章不规范的现象随处可见。唯有自我严格要求了。
0 gumuniao评论于73天前
现在引用东西真是得慎重，随时都是二手的二手。
第一争议：《读书》换帅之辩
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
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
网友调查《反抗绝望》
规范的缺失与自我的迷失——也谈汪晖 《反 抗绝望》的学风问题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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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田继贤：就汪晖事件给诸学者的一封公开信
作者：田继贤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0-7-9
本站发布时间：2010-7-9 22:22:19
阅读量：127次
有关汪晖涉嫌学术抄袭事件，可谓好玩。
请原谅我用“好玩”这个词。我之所以觉得好玩，是因为就我所能看到的文章言，我发现一个颇为明显的现象，即批评汪晖者，除事件的引发者王彬彬先生外， 没有谁就汪晖著作的不同版本进行比对互校，并详尽的指出各版本间的不同，进而分析造成不同的原因。而我认为，只有先进行这一基础性的工作之后，才谈得上认 定汪晖是否抄袭的严谨性。
而为汪晖辩护者却进行了这一工作，且这类考证之作也似乎并未得到批评汪晖者的进一步商榷。我曾经想，王彬彬先生其实是最应该有所商榷者之一，因为汪晖 的辩护者所考证商榷的可以说首先是王彬彬先生的批评文章。王彬彬先生曾言，希望引起学术界的讨论，然而遗憾的是我却看不到学术界在进行学术讨论。
相反，倒是不乏学者要求汪晖出面回应。如易中天先生就一再发文。其在最新文章中言：
“公平与正义，是我们的追求，相信也是汪晖教授的追求。既然如此，何不共同携手，借此机会，‘建立防止学术腐败的有效机制，制定解决学术争端的游戏规 则’呢?有了这样的机制和规则，岂非再也用不着劳驾媒体，可以‘由学术界自己解决’了吗?这可是惠及子孙的事啊!好汉敢为天下先，汪晖教授其有意乎?”
说实话，我理解不了易中天先生究竟是何意?
就“借此机会‘建立防止学术腐败的有效机制，制定解决学术争端的游戏规则’”而言，以笔者愚见，无论哪一位学者参与其间，都比汪晖有资格，也更合适， 原因无它，盖汪晖乃事件的当事人，则又怎能让涉嫌抄袭的当事人，参与可能为自己辨污的机制与规则的建立活动呢?如此岂非太也不避嫌乎?
此前，诸学者公开致信清华大学和中科院，要求两者出面组织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以对汪晖涉嫌抄袭事件进行独立的调查。我曾撰文，此可谓理想的空谈。 盖因首先这所谓的独立调查委员会的组成恐怕就很难产，试问，请谁来当委员有足够的公信力呢?既然诸学者有此动议，则何妨也开出一份自己心中有公信力者的名 单，一并提供给清华和社科院并公众参考呢?
其实，笔者以为，诸学者倒不妨自发的组成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并进行独立之调查。
学术抄袭之认定，一般而言并非难以考证的工作。就汪晖涉嫌抄袭事件而言，恐怕主要在于详尽的考证是一件工作量比较大以及烦琐的工作罢了。
我以为有几个问题需回答，一是何为抄袭?这无疑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如未以引号标注而以“参见”标注是否抄袭?至少众学者在得出是是否抄袭之结论前有 必要明确自己所取的规则为何?二汪晖著作各版本之不同何在?判定是否抄袭是以何版本为证?三如出现以一版本可认为存在抄袭，而以另一版本认定则不存在的情 况，该如何处理?我个人认为应辨析清楚版本的差异是如何形成的，是否汪晖个人的责任，事实上这点倒是汪晖有必要回答的问题。毕竟，文责终究是需要作者自负 的，难道真的可以如某先生般一律推给出版社吗?
笔者坦承，自己没有进行过版本互校，所了解存在版本差异之情况，亦是看他家之文而知。但即有此说，似乎就有辨析清楚的必要，如此方可谓真正学术的精 神。
诸学者完全可以自发组成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辛苦一点，拿出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岂非远比呼吁清华及社科院更为有力?倘若确凿无疑的证实了汪晖抄袭， 则再追问清华和社科院，岂非更为大快人心?
说实话，笔者想不明白，这么简单的事情，诸学者为何没有兴趣一试?
笔者承认，自己是懒得去做的，因为笔者今日并非学术界人士，不吃这碗饭，也就没兴趣下那功夫。
草撰文字，不过呼吁学术界能真正以学术之精神辨析清楚一桩学术之公案罢了。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回复：给诸学者的一封公开信
此文阴暗的曲笔，反映了田继贤先生阴暗的心理，实乃真小人也！
用户：选网新人 发表于：2010-7-10 1:24:20
回复：给诸学者的一封公开信
笔者坦承，自己没有进行过版本互校，所了解存在版本差异之情况，亦是看他家之文而知。
——田继贤
既然如此，你就别再继续瞎说了。或者你干脆说，你赞成抄袭，绕那么多圈子干什么呀？你累不累啊？
用户：法治万岁 发表于：2010-7-10 1:21:04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1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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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 易中天：汪晖教授，请勿坐失良机
作者：易中天来源：新京报
来源日期：2010-7-9
本站发布时间：2010-7-9 9:05:19
阅读量：271次
我能理解汪晖教授的顾虑和担忧，因此愿意帮他算一笔账。试想，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来调查所谓“抄袭门”事件，对谁最有利？汪晖本人。
我原以为，熊丙奇先生和林毓生先生的建议提出后，汪晖教授会立即响应的。试想，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来调查所谓“抄袭门”事件，对谁最有利？ 汪晖本人。真金不怕火炼。所以历史上的革命者，都愿意出庭“受审”，倒是那些外强中干的反动派，多半偷偷摸摸杀人。可见敢不敢公开，也是有理没理的一个标 准。这道理，汪晖教授想必比我清楚。
相反，不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就这么耗着、拖着、嚷嚷着，对谁最不利呢？也是汪晖本人。第一，没有权威机构的结论，你就永远是“涉嫌抄袭 者”。“涉嫌”当然不等于“就是”。但，当“嫌疑人”是不爽的。一辈子都当“嫌疑人”，就更不爽。因此，几乎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巴不得法院早早判 了。第二，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要治理学术环境，防止学术不端，那就更会有人惦记。好嘛，以后隔三岔五，学术界就来敦促一番，理论一番，你烦不 烦呢？第三，就算你自己不烦，你的朋友也要烦。烦，就要出手。事实认定既然帮不上忙，就只能“顾左右而言他”，比如质疑人家的“动机”，或者说一些“你也 不干净”之类没谱的话，再不行就是扯到“路线斗争”上去。结果，也只能让人觉得“此地无银”、“欲盖弥彰”，“涉嫌”倒成了“坐实”。这可大大地不合算。
当然，如果汪晖教授有顾虑，我也能理解。因为接受调查，等于承认是“被告”，似乎不太体面。但这是传统观念，要不得的。实际上，在法治社会，当 被告并不丢人。不要说民事诉讼的被告与原告完全平等，即便成为刑事诉讼的被告，也不等于就是“坏人”。如果法庭宣布无罪，岂不正好还了清白？何况调查又不 是审判，怕什么呢？
要怕，也就是怕结论不公了。这也是我害怕的。所以，我没有简单地赞同熊丙奇先生和林毓生先生的建议，而是提出了一系列可操作的程序（6月7日 《南方都市报》）。这些程序的设计，核心思想就是“端正学风固然重要，保护人权也同样重要”。实际上，由于“以道德代法治”的传统实在悠久，我很担心汪晖 教授因被指为“不端”，而不能受到公正的对待。这才提出，委员会不听“招呼”，当事人有权申请某些委员回避，答辩权、申诉权、举报权和知情权都应得到充分 的尊重，所有的意见都应该实名写进结论，等等。尤其是，我建议聘请理工科教授和海外学者参加，就是为了保证公平。
公平与正义，是我们的追求，相信也是汪晖教授的追求。既然如此，何不共同携手，借此机会，“建立防止学术腐败的有效机制，制定解决学术争端的游 戏规则”呢？有了这样的机制和规则，岂非再也用不着劳驾媒体，可以“由学术界自己解决”了吗？这可是惠及子孙的事啊！好汉敢为天下先，汪晖教授其有意乎？
回复：汪晖教授，请勿坐失良机
我拜读过易中天的《闲话中国人》，相信易中天教授不是如我等那么天真烂漫的迂腐老朽之辈，因此我赞成易中天的主张，至少不妨认认真真实践一回。不要在还没 有尽到一点努力之前就把这个主张否定了。中国的事，有许多就是还没有尽力之前就否定了，由此而耽误了许多好事成真。
用户：缪一轮 发表于：2010-7-9 16:02:37
回复：汪晖教授，请勿坐失良机
“端正学风固然重要，保护人权也同样重要”此话混帐之极，难道制假是人的权利？打假就会侵害人权？
用户：谌青凡 发表于：2010-7-9 10:29:15
回复：汪晖教授，请勿坐失良机
易中天校友错也，不调查没正式结论，成为各说各话，鸵鸟也是鸟！一调查或一回应，结果是全兜底了，王彬彬的揭发，也是一种调查，汪晖敢否定任何一句吗?这 两天唐骏的文凭，如唐不回应，大众已知唐确无加州理工博士，但也有个别人愚信呀，结果唐一回应，好了来个路摊文凭，比没有更让人丢人！
用户：mingri 发表于：2010-7-9 10:00:26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1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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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 秋风：王彬彬方舟子们，也需要社团和舆论的共济
作者：秋风来源：南方都市报
来源日期：2010-7-9
本站发布时间：2010-7-9 8:20:55
阅读量：219次
国际知名的中国学者汪晖教授的著作剽窃疑案尚未尘埃落定，中国“打工皇帝”唐骏的假博士学历案风波又起。
两位当事人的反应大不相同。汪晖教授对于批评者的指控始终没有正面回应，似乎也不打算回应，显得非常深沉。唐骏则在略作沉默之后终于忍不住辩驳，称自 己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拥有“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他拿出了“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证书。
不同的反应得到了不同的结果。汪晖教授不开口，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不吱声，指控者虽然自认为证据确凿，却也无可奈何。唐骏开口进行辩驳，结果越抹越 黑。有人马上拿出他的传记、日记，书中白纸黑字写着，他拿到了这所大学的博士学位。至于他提到西太平洋大学就更麻烦了，这所大学似乎是有出售文凭嫌疑的 “克莱登大学”。看来，汪晖教授的策略要高明得多。
除了当事人态度不同外，这两个事件有一个共同处：有人积极地为当事人辩护。出版唐骏自传《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中信出版社，与唐骏合著《唐骏日记》的 一位作者，在同一天发表声明，把唐骏获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的说法揽到自己身上。
至于为汪晖教授辩护的人就更多，而且看起来更加理直气壮。其中一个代表性的看法是：汪晖教授有很杰出的思想，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因此，人们应当多关 注这些伟大思想，何必纠缠这些碎屑小事?凡是追究这些事情的人，肯定是不怀好意，别有用心。
类似的说法，在唐骏事件中也频繁出现。有评论说，唐骏靠着自己的努力，在一个没有背景的情况下闯荡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在一个人人都想当老板的社 会思想形态下，他执着勇敢，眼光独到，直到今日成为了“打工皇帝”。即使唐骏的学历是假的，又能如何呢?再者，在这个文凭至上的国家，即使唐骏学历造假， 也不能单怪唐骏。
一个学界领袖，一个商界奇才，纷纷涉嫌造假;尤其是造假之后，又有如此之多的人为其主动开脱。这样令人惊诧的情形，只可能发生在当代中国。这意味着， 不少人放弃了基本的是非对错标准。在伦理如此堕落的社会，发生什么样的欺骗、背叛、相互伤害事件，比如包二奶、三聚氰胺奶粉或者幼儿园屠杀案，都不奇怪。
不过，《易》云：剥极而复，否极泰来。在这两次事件中，主流舆论有力地表达了清晰的是非对错观念。继海外华人学者呼吁清华大学成立调查组调查汪晖教授 涉嫌剽窃案之后，国内数十名学者也联名发表同样主题的公开信。至于唐骏事件，主流评论的立场更为鲜明。凡此种种，让人看到了中国社会走出伦理堕落的希望。
但是，中国社会能否真的走出普遍的伦理堕落，取决于舆论、同行的这种集体行动能否常态化。
文凭造假、学者剽窃之类的事情，归根到底关涉个人伦理，尤其是职业伦理。而这个领域的事务，政府最好不介入。这些领域属于社会自我治理的范围。事实 上，对于某所大学是不是野鸡大学，教育界人士恐怕十分清楚。对于某人是否剽窃，学术圈内不难查明。所以，唐骏的博士学位是否造假，是否有专门机构来调查， 并不重要;汪晖教授是否剽窃，清华大学是否专门成立调查组，也不重要。而商界、学术界一旦自发地得出专业意见，就可以启动社会性惩罚机制，比如不再邀请其 出席行业会议。
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些本来应当由社会自我治理的领域，而没有社会。比如，中国学术界的各个学科领域，几乎没有学术共同体的自觉。确实，这里 聚集着一大堆人，大家也相互了解彼此的底细。但是，这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比如，没有活跃的学术舆论，没有自治性学会，因而也就没有办法实现自我治 理。这样，学术界的自我清理机制就不能正常运转。大家虽然都知道某人剽窃他人，却普遍保持沉默，该人依然可以大摇大摆地混迹于圈内各种会议。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学者的学术伦理意识当然趋向淡薄，种种学术劣行逐渐被“去罪化”，学界品质自然直线堕落。一旦病入膏肓，政府介入也无济于事。更 何况，政府介入，通常容易引发诸多问题。事实上，学界之所以缺乏自治，就是因为政府介入学术界事务太多，学术自治机制完全失灵。
归根到底，只有社会可以拯救自己。这样的社会存在于多个层面，首先是行业共同体的自治，其次是社会舆论。当然，“社会”的运转，终究需要某些愿意付出 额外成本的人，比如这两次事件中的王彬彬、方舟子，也需要社团、舆论的跟进。这样的事情如果能够常态化，精英们受到有效的社会约束，那精英出丑的事情就会 少一点。 (作者系北京学者)
回复：王彬彬方舟子们，也需要社团和舆论的共济
作为一个奉行“以假治国”的国家，这些都是心照不宣的，理所应当的，司空见惯的，俯拾皆是的。美国人从小就教育孩子“不说谎”，从政，就业，就职都要查看 “诚信度”，一票否决。所以在美国的高等学府里，像秦晖这样的事情几乎闻所未闻。可是中国呢？副省长都可以是假学历，大学校长都可以抄袭，社会溃败到了什 么程度？仅此一点，要想超过美国——万难。
用户：ztsr 发表于：2010-7-10 9:47:26
回复：王彬彬方舟子们，也需要社团和舆论的共济
兎死狐悲，这个成语大家都知道。试想一下唐骏，如果是真的，“拔出萝卜带出了泥”，带出现在有权势的人，岂有不维护之理？
王、方二位，中国这样的人太少了。
用户：天山石 发表于：2010-7-9 22:34:07
回复：王彬彬方舟子们，也需要社团和舆论的共济
此文写得不错。但作者不希望政府介入却是不可能的。比如，余含泪，官封的余大师，在社会上早已臭不可闻，但政府宣传部门却偏要其频频在各种大赛及揭幕仪式 上露脸上镜以示对其的坚决支持。
对汪晖也是如此。作为官府一脉的清华校方始终对其涉嫌抄袭作弊问题保持沉默，也仍然让他频频在各种场合露脸发文。同时鼓动一些新左派阵营的禹晋永们（与外 资打工的涉嫌学历作假的唐骏相比，这些学界的禹晋永们的人数显然更多的多）。
为什么会如此呢？我觉得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如果汪晖涉嫌抄袭一案失守，那么今后所有那些在官场重要岗位上，如大学校长或省部厅局地市级 官员位置上混饭吃却也曾谋得个博士硕士的人的那些大多也是抄袭或别人帮抄袭来的学位论文均将暴露于天下。执政集团在数十年中动用强力和宣传机器好不容易建 设起来的诚信大厦也将连同其合法性一起于一瞬间轰然坍塌。
由于时下中国政界人物诚信普遍缺失，现在中国社会的诚信体系早已混乱不堪。为此，虽然估计得到响应的可能性不大，但我仍要呼吁各大学应该向世人公开所有那 些身在高位并以在职方式获得学位者的学位论文，看到底有多少文章或内容是涉嫌抄袭或显然抄袭来的。如果抄袭者比例不到67%，那么这个官场就还没有烂完。 如果超过三分之二，上帝也救不了他们了！
我还相信，总有一天这些肮脏的垃圾，即便他们现在属于国家机密，也会大白于天下的。佛教说因缘果报。此话从来不虚。我相信。
用户：逗你玩 发表于：2010-7-9 17:44:06
王秀英
Jul 10, 2010, 3:07:48 AM7/10/10
to lih...@googlegroups.com
支持郭先生的观点！顺着文章往下一看，我恍然大悟：汪晖是扬州人，自古扬州出婊子------原来真是如此啊！！
在 2010年7月10日 上午4:14，wanghx <wan...@gmail.com>写道：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d7359011d6c26bf0
抄袭事件使我对汪晖教授的印象有所改善 / 郭宇宽
2010-06-07 15:40 | 阅读(3030) | 标签: 抄袭事件, 汪晖
从我个人的习性来说，我最敏感的是一个人逻辑不一致。一个逻辑不一致的人，在我眼里要么是脑子发育不健全，要么阴险是大伪之人。如果一个逻辑不一致的人，居然被一些人捧成著名学者和思想家，在我看来是整个社会在智力上堕落的标志，也是中国学术界堕落的标志。一个逻辑一致的人，哪怕观点不能认同，起码我觉得他也许是真诚的，还能获得我底线的尊敬。
汪晖这个教授，在我过去看来，就是惊人的逻辑不一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用英语讲一套，用中文讲一套，完全是一个巧言令色的骗子。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欺负中宣部的看不懂英文,他把自己包装成6.3A的广场民主斗士，用中文说话他又论证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合法性；见到西方左派，他说人家爱听的，反殖民和中华文化道路的主体性，反资本主义道路，单独持这种观点倒也可以自圆其说，可碰到镇压西藏，到西藏去搞大开发，拉动西藏ＧＤＰ，他又讲那叫传播先进文化。我真不知道汪晖这种脑子是怎么长出来的。
不过他的长处是，对有些人来说汪晖确实有人格魅力，这点上，我真感觉她有一种邪恶的智慧，真有一批死心塌地的徒子徒孙，还有一帮铁哥们，这个圈子气味相投，就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新左派”。有一个他的哥们儿，是著名的北大教授，在一次会议上，引用阿玛蒂亚森的观点，批评美国通过设置移民门槛来维护本国公民福利是自私的政策，接下来讲到中国国内问题，说“现在开放北京和上海的户籍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只会造成社会混乱。”另一个他的哥们儿，也是清华著名教授，在一次研讨会上，声讨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美国阻挠中国统一台湾暴露其霸权主义嘴脸”，接下来讲到朝鲜半岛问题，又兴奋了，”中国决不能坐视南北朝鲜统一，那样危害中国核心国家利益”。在帮人的圈子里，汪晖是主要”带头大哥“之一。
我曾经提倡过称呼这些人，必须完整的叫“中国新左派”，不能简化为左派或者新左派。因为根据我从符号学出发的语用分析，世界上有两种左派，一种叫左派，比如哈贝马斯,赛义德这些都是牛人,包括艾未未和秦晖按照国际标准,其实也是正宗的左派;一种叫“中国新左派”,代表人物就是汪晖和他的弟兄们。 “中国新左派”这帮人琢磨的是权谋而是不是真理，所以逻辑的一致性是他们根本不在乎的。
如果汪晖这帮人都成了思想家，中国就离白痴共和国不远了。
不过恰恰这次汪晖抄袭事件，我并不像很多学者那样反应激烈，恰恰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汪晖表现出难得的逻辑一致性，让我对汪晖不堪的印象，大大地改善了。汪晖一直是推崇毛泽东的，毛泽东就是不讲规矩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且毛泽东从来不在乎任何知识产权，尤其善于“搅拌式”的组合，把别人的东西，搅成一锅粥，从来不注明出处，最后都成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都不许思想的时代，全国人民都是白痴,只有毛泽东一个大思想家,只有《毛选》能卖钱，收巨额稿费。
汪暉这点上学习毛泽东是学习到家了,把别人的研究成果来个“搅拌式”组合，攒出个“汪晖思想”也不过份啊。而且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是不讲契约和道理，相信强权，枪杆子里面就能出政权，老子就是得天下了，你管我是怎么得的呢，你能拿老子怎么样？汪晖在抄袭事件中，对任何质疑都不回应，也有一种霸蛮的气概，老子就是清华教授，老子就是著书立说了，老子就是那国务院津贴了,老子就是徒子徒孙遍天下，你们能拿老子怎么样？
抄袭事件前前后后，汪晖教授的表现，让我对他的印象大为改观。
原来我以为他完全是一个下流的人，为了迎合权力，以学术的包装，吮痈舐痔，不知道这个人自己到底相信什么。
现在我发现，汪晖教授其实内心有他坚守和相信的东西，至少在对待学术规范和知识产权的态度上，汪晖和毛泽东是一致的。至少从这一点上看出，汪晖平素推崇毛泽东确有其真诚的一面，他在这一点上，逻辑是一致的，我以前误解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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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偶 | 2010-06-07 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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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我恶意地揣测一下，南方报业这么积极批汪晖，是不是借以打击新左派？
当然了，鬼才信他们是左派。他们口里只有空洞的民族大义和人民大众，具体到一些人权案件，工人权益受损，底层民众被压迫，他们就失声了。他们不过是随便找个旗帜维护现有体制罢了。就像某某之乡，除了一些看起来极左的观念，很大一部分文章全是在批判自由派知识分子，谁都知道，这帮人打的正是ZF的眼中钉。更夸张的，他们和那些极右很合得来，老发他们的文章。其共同点在于，极左极右都是反对民主的，就这么简单，而这正是ZF想说，又不好明说的。
当然了，鬼才信他们是左派。他们口里只有空洞的民族大义和人民大众，具体到一些人权案件，工人权益受损，底层民众被压迫，他们就失声了。他们不过是随便找个旗帜维护现有体制罢了。就像某某之乡，除了一些看起来极左的观念，很大一部分文章全是在批判自由派知识分子，谁都知道，这帮人打的正是ZF的眼中钉。更夸张的，他们和那些极右很合得来，老发他们的文章。其共同点在于，极左极右都是反对民主的，就这么简单，而这正是ZF想说，又不好明说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汪晖这号人比贺卫方他们活得滋润的原因。
4郭君 | 2010-06-07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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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政府需要一些奴才来为自己犬吠几声的...
5龙要飞 | 2010-06-07 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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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有几点建议，不知可否一听？我同你一样不喜欢中国新左派，但我觉得，你能不能把政治观点和抄袭事件分离开，一个人持什么政治观点，和道德品质好象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吧？另外，我觉得，搞清汪晖这类中国新左派为什么言行不一，比较重要。
我不太同意你的观点，你认为他们是真傻，我认为他们主要是比较坏，但左派里也分被吓坏的和耍小聪明其实是愚蠢的，这样我的观点又出现逻辑悖论了，所以解决悖论只好使用你的结论，就是他们真的是傻瓜。总的来说，我还是认为他们是坏的结果，傻只是表面现象，实质是比较坏，但是有又傻又坏的人么？答案是愚昧，这个结论你看怎样？
11madeinchina | 2010-06-08 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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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说他们是“派”高抬了他们了，他们哪里有能形成“派”的独立思维能力啊。一群趋炎附势的小人而已。
引用： 龙要飞
楼主，有几点建议，不知可否一听？我同你一样不喜欢中国新左派，但我觉得，你能不能把政治观点和抄袭事件分离开，一个人持什么政治观点，和道德品质好象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吧？另外，我觉得，搞清汪晖这类中国新左派为什么言行不一，比较重要。
12风花树 | 2010-06-08 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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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梁小丑的结果，一般要么遗臭万年，要么被历史遗忘。
13四十年来故国 | 2010-06-08 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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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这样看，如果称他们是“中国新左派”的话，他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宗旨或理论体系。
http://www.cssm.gov.cn/view.php?id=12627
秦晖：当代思想史上的“读书奖”事件
一
在《读书》奖的运作期间无人对它表示反感，更谈不上抵制，大家都是愿意促其成功的（我个人因推荐表迷失于案头纸山之中错过了规定期限，在6月初《南方周末》电话采访中我已明确表示：没有寄还推荐表，这是我的不对。），尽管那时有些人对《读书》的“转向”已有看法。如后来站出来批评该奖的雷颐先生不仅参加了推荐工作，而且就在6月9日的《南方周末》上还刊出了他为其中一本获奖著作写的书评。换言之，“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及其对《读书》方向的岐见尽管已经产生，但并不存在“自由主义”者因学派门户之见为难《读书》奖的问题。相反，实际上大家还是希望把这件促进学术的民间公益之举办好的。
许多人对该奖的真正意见是在评委名单、评奖过程与结果公布后发生的。有人对评委组成提出疑义，还有人认为获奖者全是北京学者，学科范围也嫌偏狭，等等。
但所有这一切，如果说都还可以用见仁见智来辩解，那么“长江《读书》奖”在程序上的犯规则是太明显的硬伤。如果说由于当今文化生态与语境下别的批评会面临 “尴尬”，使《读书》可以声称“委屈”，那么在规则问题上他们是毫无理由叫屈的。如果说“主义”之争、“转向”与否之争、人事纠纷之争、某人该不该进评委、某书某文够不够学术水平乃至某人的学问、人品的评价问题等等都可以见仁见智，那么在常识性的、最基本的程序公正问题上，是无所谓价值多元问题的。这里的是非任何人也无法回避。
正如不少论者已经指出的：为“长江《读书》奖辩护的人，大都无非三种论述方式：一是某人人品、学问如何好，某著作水平如何高，因此应当得奖。二是某人没有做什么什么事，因此不应当为此事负责。三是批评者动机不纯，不是”龌龊“之徒，就是”酸葡萄心理“。这三种论述方式的共同点就是不把程序正义当回事。对此朱学勤先生在《程序公正与实质正义》一文中已有详尽分析。其实，关于程序公正的基本道理并不复杂，起码以下几点属于常识：
一、不能以人品、学问好为理由而违反程序正义原则，这正如不能以某人是“伟大领袖”或掌握了伟大真理为理由而破坏法治一样。
二、维护程序正义是一种底线伦理原则，不能以“动机不纯”为理由拒绝对于违反程序正义原则的批评，这正如不能以“动机只不过是想赚钱”为理由拒绝人们对交易公正的要求。历史告诉人们，那些以动机不纯为理由破坏公正交易的人自己的动机倒往往是更为可疑的。只有在底线伦理的基础上才可能追求高调道德，正如只有在禁止抢窃的基础上才谈得到超越“交易”而追求“慈善”一样。
三、一件事是否违反程序正义是一回事，如果违反了谁应当为此负责又是一回事。以某人不应负责来证明某事没有违规是不合逻辑的。
四、所谓程序正义，既包括对因具体事项而订立的具体规则的遵守，更包括对公理性的一般竞争中形式公正原则的遵守。而后者正由于是不言自明的常识，往往无须出现在具体规则的行文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因此便可“弹性”对待。相反它应当更刚性地被遵守，因为这些常识或公理是任何具体规则得以成立的基础，违反了它而号称遵守了具体规则，是不能证明其公正性的。奥运会大概不会把“裁判不能进场踢球”这样的常识列入成文章程，诺贝尔奖大概也没有不许瑞典皇家科学院院长申报物理、化学奖（由该院评授）或卡罗林研究院院长申报生物-医学奖（由该院评授）的规定，但这样的事当然是不能干的。
五、任何竞争规则都是建立在假定人皆有自利倾向因而必须立规矩加以限制这一前提下的。“回避”就是为了避嫌，不“回避”就自然有了嫌疑。指出这种嫌疑并不需负举证责任。相反，负有举证责任以洗清嫌疑的是违反“回避”原则者，正是他而不是别人必须“拿出证据来”。
这场讨论中不少人在分析“长江《读书》奖”章程上做文章，这当然必要。但有些是非其实根据“常识规则”即可判断，尽管恰恰因为是常识，章程中未必会一一列举。例如在“回避”问题上，以下三个层次都可以说是常识：
一，评委“自评自”回避。章程对此有规定，因而无争议。
二，评委获奖资格回避或“他评自”回避。章程中有没有这个意思似乎有争议，但从常识讲，除非在评委的产生途径上设立规则阻断人事关系的影响，否则就必须有这种回避。道理很简单：没有这种回避，在评委间就可能形成“交易性投票”（你给我投，我给你投）。
三，主办者回避。这其实是最重要的一种回避，其对程序公正的关键作用比以上两种回避更大。道理很简单：“自评自”和“他评自”都还只能影响一两票，而主办者则能影响全局，因为推荐委员、评委都是主办者聘请的，如果主办者有某种倾向性，通过请谁不请谁就可以实现这一点。而且主办者回避只能是获奖资格回避，其理由是：有权决定评委组成的人自己当不当评委关系并不大，关键是他不能让这些自己请来的人评自己。现代重要评审活动的主办者一般都是机构而非个人，所以，主办者回避的实际含义就是主办单位负责人获奖资格回避。
主办者回避不仅比评委回避更重要，而且也更可行。因为对于某些具有高度专业知识要求的评审活动而言，有资格评奖者与有实力获奖者都为数寥寥而且重叠面较大，两者互相回避有时的确会出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相矛盾的问题。所以“评委不能获奖”有时并不是那么绝对的。而主办单位负责人要比评委人数少得多，他们回避是完全可行的。如果他们想参与竞争，要么辞去负责人之职，要么参加其他机构主办的评奖。
正因为主办者回避更重要也更可行，所以它也更具有不言自明的常识性与公理性而未必需要在章程中明文写出。诺贝尔基金会的章程并未明文规定瑞典皇家科学院、皇家卡罗林外科医学研究院、瑞典文学院、瑞典银行与挪威议会（6项诺贝尔奖各自的主办机构）的负责人不能获奖，但这样的回避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他们若获奖那就比评委获奖更不可思议，其荒诞就犹如诺贝尔本人获奖了。同理，“长江《读书》奖”章程中有没有规定《读书》负责人回避，关系本来也不大，没有这种规定也不能说章程本身有什么问题。因为主办者回避本来就应当是不言自明的。最近有人在网上质问徐友渔先生作为推荐委员也参加了章程的讨论，为什么当时不提出在章程中列上这一条？这种质问应当说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说“长江《读书》奖”章程需要列一条《读书》负责人无获奖资格，那么“长江”负责人不能获奖是否也要专列一条？难道说没有订出这种禁条就有权利犯禁？当然，如果在已经明确汪晖的著作进入评奖程序后征求徐友渔的意见，徐不表态而结果出来后又进行指责，那就不合适。但事情显然不是这样。
二
应当承认，忽视程序正义（包括不成文的自然法公正，确切地讲应当说是形式公正）是我们传统上的一大毛病。崇尚人治不讲法治、迷信贤君不设置对权力制约，都是它突出的表现。这种传统的影响并不限于此次“长江《读书》奖”，我们这些今天的批评者自己也有可以反思之处。就拿此前也产生了相当大影响的另一次民间学术奖——“正则奖”来说，它的评奖与这次“长江《读书》奖”的流程有某些相似之处，即回避了“自评自”但没有回避评委之间的“他评自”。我本人与人合著的一本书也在我不参评的情况下获得了最后一轮提名。当时我自己并未以为不妥，在那时“主义”之争尚未激化、知识界整合程度相对较高的情况下舆论也未注意这些毛病，而是基本一致的对这次“民间学术评奖的创举”予以了高度评价。就是此次“长江《读书》奖”如果不是有了“主义之争”激化与文化生态失常的背景，加之甘阳文章的催化，可能也不至于引起如此强烈的反映。而且即便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与自己有较多切身关系的人（如评委与获奖者）也多持回避态度，尽管其中一些人是有明确看法的。总之，形式公正观念不强在我们中间是个相当普遍的问题，并不只体现在“长江《读书》奖”上。
尽管如此，“长江《读书》奖”在违反形式公正方面仍然应负特殊责任。例如以它与前述的“正则奖”相比，两者都注意了评委“自评自”回避，而忽视了评委获奖资格回避，但在“正则奖”中，有著作参评的评委不仅退出了著作奖的评审，而且退出了其他奖项的评审，实际上是退出了“本次”的全部评审工作而只保留了下次评审的权利，“长江《读书》奖”则只让评委在评审自己参评作品的奖项上回避，却仍让他们评审别的奖项。更重要的是：在最为关键的主办者回避问题上，“正则奖”做到了，“长江《读书》奖”却违反了形式公正。无论是正则基金会还是主办者万圣书园的负责人都没有参加正则奖的竞争，而《读书》负责人却不仅参加了而且获奖了。这也许是开了先例，因为即使是近年官方组织的各种图书奖，虽然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极为明显，似乎也没听说过主办单位负责人获奖的事。当然不能仅凭这一点就说长江《读书》奖还不如官方的图书奖，但无疑主办单位没有回避实在是一大硬伤，这是无法否认的。
“长江《读书》奖”注意了评委“自评自”回避，却没有注意评委“他评自”回避，尤其是完全不顾主办单位负责人获奖资格回避，使得该奖的公信力受损，本来意义重大的一次民间公益性学术评奖活动因而蒙尘，这是令人遗憾的。我相信汪晖和《读书》的解释：这一切并非有意造成。我也不赞成把这件事说成是“学术腐败” 或“丑闻”，尤其是不赞成在第一轮批评中、也就是在《读书》与汪晖本人尚未做出解释之前就做出这样的判断。这样的论断显然带有对《读书》的情绪，或者更直接地说它是不久前受到甘阳那篇文章的刺激，是对甘阳恶劣文风的一种同样糟糕的回应。葛剑雄、朱学勤、徐有渔与雷颐等那种就事论事的分析更有助于澄清问题。
但是，《读书》方面在为汪晖作出无责任辩解的同时，不仅拒绝承认“长江《读书》奖”存在着违反程序正义的问题，更没有指出如果不是汪晖，那么是什么人应当对此承担责任，反而把别人的批评一概称为“围剿”、“攻击”、“别有用心”等等，这是令人失望的。7月以来，《读书》方面由工作室、汪晖、黄平做出的回应中，许多看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些回应与以前的文字相比，除了沿用汪晖与评奖过程无关等说法外，又突出强调了两件事，一是汪晖的执行主编是兼职，二是评奖“工作室”不等于《读书》。但这两点辩解太无力了。
实际上大家都清楚，在汪、黄二位之前《读书》的历任主编均为专职，1996年三联本来也是打算聘请汪黄二位调到《读书》来任专职的。只是在汪黄二位的坚持下，三联才同意他们保留原身份而开创了兼职主编之例。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但他们既拥有双重身份，当然也就相应的承担了双重责任，而不能因为保留了学界身份便可以不承担主办单位负责人的回避义务。至于说“长江《读书》奖”工作室不等于编辑部，这与该奖推荐委员会、评审委员会不等于编辑部没有什么两样。这些临时机构是不等于《读书》本身，但它们无疑都是《读书》出面组织的，《读书》因此才成其为该奖的主办单位，该奖才因此得名“长江《读书》奖”。可悲的是如今有些人为了抹掉《读书》与评奖的关系，有意无意地去掉了奖名中的书名号。但那样一来，“读书奖”顾名思义就应当是奖励读者、而不是奖励作者的了。回避主办单位的责任以至于斯，真是何苦呢。
其实“长江《读书》奖”就是李嘉诚的长江集团出钱，委托《读书》主办的奖。“长江”与《读书》既然都以自己的“品牌”为奖命名，也就是所谓的“署名公益” 行为。“署名公益”不同于传统慈善之处就在于它是要讲“署名”效益（当然不是指赚钱，而是指声望、名誉之类）的[1]，而为此署名者就须承担一定责任。该奖的资金安排当然不会由香港长江集团总部、更不会由李嘉诚先生本人出面，正如该奖评审日程安排当然不会由《读书》编辑部、更不会由主编出面一样。但“长江”与《读书》及其负责人的回避责任并不能因此消除。“长江”或《读书》的负责人若自己得了“长江《读书》奖”，会给世人留下什么影响，这难道还用多说吗？
最近看到曹般先生的两篇文章《究竟谁在破坏程序》和《回答》，这是我所知的《读书》方面论证“程序正义”问题唯一作者。该文的观点有：1、对该奖的批评是 “以后果来判断规则，推翻规则”，因而是无理的。2、程序公正只有契约性，没有绝对性，因此不能过于强调。3、批评者自己参与了程序的制定，看到结果后又批评这一程序，这实际上是自己违背了程序正义。对最后一点，上文已经予以反驳，而前两点显然也是不能成立。
首先，不能说所有批评者都没有质疑获奖作品本身的质量，但至少朱学勤、徐友渔等主要批评者并没有对“结果”即获奖者其人其文发表什么评论，他们只是批评这个过程“推翻规则”即违反了回避原则。倒是所有的辩护者都在强调获奖结果如何恰当，获奖其人其文如何了得，亦即只要“后果正确”，遵不遵守规则无所谓。直到现在，辩护者都还在集中指责对方不谈论“后果”即作品本身，因而很不“学术”云云。到底谁是“以后果判断规则、推翻规则”，不是清清楚楚的吗？
曹先生指责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件事：违规的事实出来以后，批评者便指责其违规。这本来太平常了，违规的事实未发生，你怎么能指责其违规呢？然而曹先生却不知根据哪种错乱的逻辑说就这是“以后果推翻规则”！依了他，违规的事发生之前你没理由批评，违规的事发生后你不能批评，那天下还能有规则存在吗？
至于说程序正义是“契约性”的而不是“绝对”的。这个问题的学理背景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但从最简单的逻辑讲这里有个悖论：遵守“契约”这一原则本身是不是“绝对”的？如果遵不遵守契约本身都“相对”化了，那还有什么“契约性”可言？
如前所说，所谓程序正义其实更确切地讲是形式公正，它既包括契约性的具体规则或具体“程序”，更包括常识性的或不言自明的自然法公正。前者如赛跑的赛程是多少米，球赛每场是多少分钟，“长江《读书》奖”中“著作”包不包括文集、文章是否只限于《读书》所载，以及著作、文章的年限规定等。这些“规则”往往无所谓对错，只要大家约定了就得遵守。即使并非全体同意，一般也可以以多数决定方式成立。我曾经提出文章奖应与著作奖一样开放，不宜只限于《读书》所载，但此议未被采纳，我就不能因此说最后只评《读书》的文章就违反了程序公正。在这类问题上，形式公正的确是契约性的，而不具有绝对性。
但形式公正还有更为基本的内容，例如“裁判不能参与竞赛”之类，本是天经地义的常识，即使没有有形契约（成文章程）它也应当遵守。裁判不参与竞争是对的，参与了就是错的，这种形式公正就不是相对的，也不能仅仅说是契约性的了。裁判不能参与竞赛，有权指定裁判的人更不能参与竞赛，亦即评委回避，主办者更应回避，这样的形式公正难道能用“契约性而非绝对性”的遁词消解么？
最近还有一些辩护者公开对程序正义、形式公正表示蔑视，如李宪源先生在《我为中国思想左派感到真切悲哀》一文中便明确地以“左派”自命（他对《读书》与汪晖等人不肯坦率地自认为左派十分不满），大举攻击他指称的“右派”“借所谓‘规则的公平’达到实质上的不公平”。并从中国的自由主义一直骂到“西方的‘民主大选’闹剧，在‘一人一票’之‘公平规则’的掩盖下”如何玩弄民意。他宣称此次评奖如果不评汪晖，那就是“评委们瞎了眼，或是吞了昧心药”，而“不管所谓的规则如何公平，如果这次获奖者竟是”自由主义者，就应当一律推翻（好一个“以后果推翻规则”的典型——秦按），因为能使自由主义者当选的“这种规则无论如何显得怎样‘公正’，都对中国老百姓有百害而无一利”！李先生的坦率是应当感谢的，因为他比许多尽兜圈子的辩护者更清楚地揭示了围绕“长江《读书》奖”的这场争论的实质。
只是李先生这样的言论未免对他所宣称遵奉的“左派”传统亵渎太甚了。160年来，西方极权主义之外的各种左派力量——从宪章运动、马克思直到如今的社会党人，为了“西方的‘民主大选’”和“‘一人一票’之‘公平规则’”得以战胜传统专制制度，曾经付出多少努力、流了多少鲜血，李先生轻飘飘地把“一人一票的公平规则”归之于“资产阶级”，诋之为“闹剧”，就不怕真正的左派先哲在天之灵戳你的脊梁骨？李先生的宏论令人想到当年沙皇俄国那宣称“虚伪的西方民主” 不如沙皇统治“公道”的“警察民粹派”，人们记得当年大左派列宁怎样回答他们：“这种话完全是撒谎”！（《列宁全集》第6卷332页）
从社会民主主义即现代非极权左派的立场上讲，有了形式公正的确未必就有“实质公正，因此仅有形式公正是不够的。但是连形式公正也没有就绝对只能是极端的实质不公正！因此在类似中国如今的条件下，形式公正实际上是现代左、右派，即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共同持守的底线。社会民主主义在争取形式公正之余还要追求”实质公正“，而保守主义（右翼自由主义）者只承认形式公正，否认还有什么”理想的“实质公正可言。至于像李先生那样借口所谓实质公平来鼓吹赤裸裸的形式不公正的人，只有在现代左、右翼之外的（或者说是”极左“或”极右“的）极权主义者那里才能找到。如今我想知道的是，汪晖兄对李宪源先生的这种观点持何种态度？
三
近两年逐渐发展起来的、今年5月间激化的、6月间因“长江《读书》奖风波”而更趋尖锐的争论实际上包括三个层次的问题：当代中国的“问题”与“主义”论战（不仅仅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读书》办刊方向的争论和“长江《读书》奖”是否公正的争论。这三种争论虽然有联系，但并不是不可各自独立的。由于 “主义之争”很难有结论而“长江《读书》奖”这个具体事情的是非不难弄清，也由于今年以来“主义之争”的语境恶化，有倾向性的压力使得话语空间变小，因而 “长江《读书》奖”的主要批评者都明显的把三个层次的问题区分开来，不把评奖过程是否合乎程序正义的问题与汪晖、钱理群著作的思想及学术评价混为一谈，更不把它与《读书》方向问题、“主义与问题”论战问题纠缠在一起。
我以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它不仅符合就事论事、不搞泛道德非逻辑批判的理性分析原则，符合当下文化生态中使讨论更有效的目的，而且事实上，这也是最有利于争论中另一方的。如果“长江《读书》奖”的辩护者能够正视形式公正问题，无论正面论证坚持不实行主办者回避的理由，还是在承认的确有程序不公正问题的基础上解释其原因，都并不妨碍他们在另外的场合对汪晖和其他人的思想与著述进行弘扬，并不妨碍他们理直气壮地坚持《读书》的既定方向，更不妨碍他们继续从事“新左派”的或他们愿意以任何名称表示的思想学术理论建设。以中国之大、变革时代问题之多，人们价值观之多元，哪有因一个“热点新闻”就影响了一种思潮的前途之道理？
但许多辩护者不这么看，他们不仅“回避‘回避’”（朱学勤语），不愿正视形式公正问题，而且似乎从一开始就把整个事情说成是“某些人”针对汪晖及其思想、针对《读书》、乃至针对整个“新左派”的大阴谋，从而把三个层次的问题混在一起，力图使整个讨论变成围绕汪晖思想、《读书》方向与“新左派”理论的“学术论战”。他们真的是头脑里“敌情观念”太重了呢，还是形式公正观念太淡漠了？
不管怎样，把三个层次的问题混为一谈，恐怕首先对“新左派”理论是极为不利的。本来，“长江《读书》奖”程序上是否有问题，与“新左派”学说在理论上能否成立毫无关系。但如果把二者混淆，当然就不是这样了。朱学勤先生在风波乍起时在网上说过这么一句话：“（新左派）既然标榜的取向是反对市场经济、国际资本，怎么又向国际资本拿钱给自己发奖。”后来朱先生再没提起这句话，因为他既然强调就事论事，只谈评奖程序问题，则“新左派”的取向是什么以及在现实中它是否自相矛盾，就根本扯不上。但如今若“新左派”自己一定要混淆这两个问题的话，他们就得直面这一尴尬了。
历史上“左派”从资本那里拿钱本来也不稀奇，马克思接受过恩格斯当工厂主赚来的钱之救济，许多左派组织与运动为了得到经费不仅可以接受资本家捐助，甚至可以自己组织经商赚钱，乃至以贩毒之类的手段赚钱。但恩格斯接济马克思纯属知己友情，并非市场经济中具有广告色彩的“署名公益”；而左派组织靠经商乃至更不堪的手段筹集经费，毕竟也只是用于组织或运动，并非奖励个人。如今倒好，大财阀“长江”与反“资本”的《读书》联合挂牌搞“署名公益”（应当肯定其善意，但同时也不能否认它是市场经济中通行的一种公关投资或“社会资本”运营），而本来应当回避的《读书》执行主编本人又获了这个大奖，这不是有几分“黑色幽默”么？大家都知道香港的“体制外左派”从来不与资本家打交道，法国的左派思想家萨特还拒绝过诺贝尔奖。当然中国内地“国情特殊”，人们不能要求中国的 “新左派”学他们。如果此次获奖的不是应当回避的汪晖，而是没有这一义务的其他“新左派”如李宪源先生等，大家不会说什么。如果该先生又能本着自己坚持的理念，拒绝（而不是谦虚地辞谢）此奖，人们更该肃然起敬了。可是……
本着就事论事谈“程序”的原则，人们是不应扯出这种话题的。可是一些辩护人非要把程序问题变成学术论战或“主义”论战，这不是自找麻烦，自己挑起这种话题吗？
把不同的问题搅在一起，而在当前的文化生态与语境下只能是什么问题都谈不清，再加上“敌情观念”太重，一开口就攻击谩骂（辩护方的“龌龊卑鄙”之说与批评方的“学术腐败”之说，对此都应负责，但首开恶例的是前者，即甘阳先生），其后果是问题尚未谈清，友谊已经不存。在外人或后人看来，如此严峻的文化生态下知识分子们却“莫名其妙”地内部打成一锅粥，而且好像还是为了一笔可观的奖金，整体形象受到损害，尤其是与双方都交情甚深的人更是痛心疾首，这场争论的代价的确是相当大的。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代价已经付出，人们就应当严肃的对待这场争论，以求在付出代价之后在思想史上留下一笔遗产。在我看来这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确立常识理性、形式公正、程序正义、底线伦理、基本道德的应有地位。无论人们有多少美好理想、至善高德，没有这些起码的做人规矩都是空谈，甚至比空谈更坏。诚如不少批评者所说，这次风波显示程序正义意识在中国社会乃至知识界都还相当淡漠，如果这场争论能推进这种意识，代价也就不枉付出了。
第二是在新的基础上推进当代中国的“问题”论战与“主义”论战。这次论争中，辩护方已经有不少人在大骂“自由主义”的同时，对汪晖先生和其他一些思想者不肯亮出左派旗号大表不满，同时也有人注意到在这次论争中“经济自由主义”[2]与“人文自由主义”的不同态度，正如毛寿龙先生近期在网上指出的：自由主义应当澄清它在经济问题上的立场，而“新左派”应当澄清它在政治问题上的立场。汪晖认为中国当代思想论争并不只限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两家，这个说法也并不错。总之，这场论争虽然在特定语境下三层问题一锅煮，造成了一些混乱，但毕竟还是使各种思潮进一步凸显，思想者的自我定位与“排列组合”进一步明确化，这就为当代中国的思想争鸣、为新的“诸子时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如今可以说关于程序正义的论证已经作得比较充分，如果辩护方仍然“回避”（而不是像曹般先生和李宪源先生那样出来反驳），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人们应当回应“新左派”的挑战，对汪晖的著作及其他“新左派”文本进行学术性思想性的争鸣。当然，“新左派”与其他学派一样也不能自视太高，以为天下“问题”都已由自己提出，别人只有跟在后面“应战”的份。毕竟他们需要“应战”的问题（绝不只是“程序正义”一项）、别人提出而他们回避的问题还多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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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关于“署名公益”的性质，我在《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一书中（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29—154页）作过专门分析，指出它是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准私人物品交易”行为，实际上是要讲回报的。
[2]我并不同意这种提法，因为经济学中哈耶克、弗里德曼与科斯的传统不管有多少可疑之处，从逻辑上讲是推不出为中国式“原始积累”辩护的依据的，因此经济学界并不存在坚持自由主义“过份”的问题，但的确存在着忽视“诺齐克正义”的问题，而诺齐克正义正是自由主义者最典型的程序正义主张。我想对它的忽视，或许正是在此次论争中他们也没有为程序正义发言的原因之一。
汪晖（1959年10月－），江苏扬州人，中国大陆著名学者，通常被认为是“新左派”（中国当下语境意义）领袖。1966年入扬州市西门街小学， 1971年入扬州市鲁迅中学（今扬州大学附属中学）、1976年初高中毕业。1976至1977年间，先后当过一年半的临时工和徒工。1978年录取为扬州师院中文系77级本科生。1981年本科毕业，1982年考取本校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85年在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5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从唐弢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于1988年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随即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91年与友人共同创办《学人》丛刊，1996年起担任《读书》杂志主编，2007年被解职。在其任内，《读书》基本上成为被“新左派”把持的话语阵地。沈昌文曾在《随笔》2007年第1期中坦言，如果早知道汪晖的文风、学风后来变成这样，是绝对不会把《读书》交给他的。2002年受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先后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访问教授。主要著作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汪晖自选集》（1998）、《死火重温》（2000）、《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005）等。编有《文化与公共性》、《发展的幻象》等多种著作，论文被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法文等。--
"汪晖的四卷本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卷帙浩繁，内容十分复杂。首卷围绕“理”与“物”的关系这一中心命题，探讨了宋明儒学的“天理”主题；次卷转向“帝国/国家”问题，先证明它们是西方（包括日本）在分析中国时使用的主导性的现代二元对立概念，再论证它们对理解清朝和民国的国家特性来说，具有基本的缺陷；第三卷对晚清和民初的重要思想家进行分析，并揭示出，在将旧的“天理”世界观重塑为“公理”世界观的时候，他们既纳入了西方式的科学公理观念，又保持了传统的对“天理”中的“理”的伦理—政治的关注；第四卷在上述背景下，讨论了现代“科学话语共同体”如何兴起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的核心主题。四卷洋洋洒洒至一六○八页，仅“导言”一章，即长至百余页。" （黄宗智：探寻中国的现代性）
2010年3月10日《文艺研究》刊发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的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被指称《反抗绝望》一书存在多处抄袭，多名专家对此已有回应，称“抄袭说”难成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京华等多名鲁迅研究专家，曾就《反抗绝望》是否构成抄袭、汪晖是否梁(启超)鲁(迅)不辨、王彬彬的动机等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钱理群、孙郁、赵京华等人均表示，该书确实存在引文不够规范等“技术层面的问题”，但要说汪晖恶意剽窃恐难成立。王彬彬此前曾发文辱骂王蒙与清华大学中文系另一教授蓝棣之，因此有人对王彬彬的动机提出质疑，“派系之争”、“骂名人以扬名”之说均被提及。同时也有更多学者如林毓生、余英时、郑也夫等人表示需对此质疑做严肃的核查与处理。郑也夫更是直言“挺汪的第一波令人惊异，来者尽是鲁学的同行。不管对错，第一印象分明是，学界成了行帮。钱理群自白王彬彬的文章还没看完，却说： “需要考虑到当年的学术规范远不如现在严格，在当时看来，只要大致标注出你引用了哪些资料就可以，不像现在，每引用一句话都得加引号。”。浙江大学陆兴华则认为“汪晖的问题是他写得错乱，他的整个写作是不成立的。说他抄袭，那是表扬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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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hx
Jul 15, 2010, 8:13:15 AM7/15/10
to lihlii-g, Salon Friends, po...@lihlii.posterous.com
文汇目录：
http://www.yilubbs.com/HT/tcon_119_1278699856.htm?start=27153
发信人: jprp (极品人品), 信区: triangle
标 题: 汪晖“抄袭”事件演变成左右大乱斗.
发信站: 一路BBS (Fri Jul 9 14:24:16 2010), 本站(yilubbs.com)
王彬彬首先开炮：
◆编者按
近年来,国内的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已引起社会各界包括教育行政部门的注意。学术研究是求真知求新知的高尚事业,自有其伦理底线,容不得弄虚 作假、抄袭剽窃。学术界的因循苟且,助长了学术腐败现象。单靠“自律”,恐怕已经没什么指望了。《南方周末》在知识界有很多读者,我们愿意为学术、文化批 评提供一个平台。
□王彬彬
汪晖的“第一桶金”
《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是著名学者汪晖的博士论文。该书已有四个版本:1990年台湾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繁体字版、1991年上海人民版、 2000年河北教育版、2008年北京三联版。汪晖为2000年的版本写了“新版序”。在“新版序”中,汪晖说:“鲁迅研究是我个人的学术生涯的起点,这 一点至今对我仍很重要。”取得博士学位后,汪晖即离开了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投身于一个更宏阔、更富于挑战性的学术空间。但是,《反抗绝望》这本书,却是奠 定汪晖学术地位的著作,用一句俗话说,是汪晖的“第一桶金”。此书出版后,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产生重大影响,很快成为这个领域的名著。
由于生性懒惰、不求进取,我一直没有读过这本被一些人视为“经典”的名著。前不久,在一家不大的书店里,遇见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反抗绝 望》(该版曾多次印刷,本文用的是2000年12月版、2001年5月第二次印刷本。下引本书,同时标注这个版本和北京三联的第四版,后者只增加了一篇答 记者问和“三联本跋”,跋中交待:“这次重印即以河北教育版为据,文字上未做更动。”),于是买了一本。据汪晖“新版序”,这新版本删去了原书的第四章, 但将其中的一节编入第三章。另外只对个别字句有所改动。
怀着一丝歉意,也怀着一些敬意,我立即读起了这本《反抗绝望》。读完后,却有话如骨鲠在喉,不得不说。这本书对鲁迅心灵的剖析、对鲁迅作品的解读如何,在 此姑且不论。我在这里只说两个低层次的问题:一是论述语言的文理不通问题；二是抄袭与剽窃问题。
汪晖的文章,向以晦涩著称。如果仅仅是晦涩,但文理通顺、并无文法上的错误,我以为无可厚非。毕竟,晦涩也是一种语言风格。康德不就十分晦涩么?并不影响 其成为哲学大师。如果晦涩的同时又常常文理不通,甚至正是因为文理不通才让人感到晦涩,就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了。在汪晖的《反抗绝望》中,这种晦涩而文 理不通的现象,或者说,因文理不通而晦涩的现象,就很严重。不过,在晦涩的论述中,不时也会遇上一两段颇为清通易懂的话,令我心中一喜,有如在沙漠中遇上 一汪清泉,在荆棘丛中遇上一片绿草地。但同时也对汪晖论述方式、腔调的突变心生疑惑。喜用超长的单句,是汪晖的一大特色。即便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汪晖往 往也要用十分复杂的句式来说明。但在突然出现的“清泉”和“绿草地”中,超长的句式不见了。一个人的论述风格为何会突然发生这种短暂的变化?
怀着这种疑惑,我做了很有限的查考,发现这种突然出现的、迥异于汪晖惯常风格的论述,往往出自他人之手。更直白地说,是从其他人的书中抄来的!没错,这是 抄袭和剽窃。《反抗绝望》中,抄袭和剽窃的现象,是很严重的。而这,正是我在此要说的第二个低层次的问题。
把话写通,并不容易
先说语言的文理不通问题。
新版的《反抗绝望》,正文第一、二自然段中有这样的论述:
鲁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深刻、也最复杂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这位深刻的思想巨人以他独有的敏锐感受着自己的内在矛盾,那种精神痛楚锐利得有如承受酷刑的肉体的感觉。他频频使用“挣扎”、从“沉重的东西”中“冲 出”等意象,使人感觉到鲁迅是以他的全部身心经历着内心深处的思想风暴。
正如列文森把梁启超的精神结构视为“关押自己的牢笼”一样,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也是一种宛如蛛网的意境,它是由许多无法避免的矛盾言行,各不相容的思想交 织而成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鲁迅对自身的矛盾有着深刻的内省与自知,但却不得不同时信奉这些相互矛盾的思想,从而长久地处于精神的矛盾和紧张之中。…… (p3/pp49-50,“/”前为河北教育版的页码,“/”后为北京三联版页码,下同)
以上是全书开宗明义的两段。下面对有问题的句子做一点分析。
“那种精神痛楚锐利得有如承受酷刑的感觉”,———在汪晖的论述中,这句话不算太离谱。但细想起来,仍然是有问题的。“痛楚锐利”,已经是一种比喻,即把 痛楚比喻成某种尖锐锋利的东西,再说其“有如”某种“感觉”,就很别扭。再说,“酷刑”有许多种,并非所有“酷刑”带来的都是“锐利”的痛楚。
“他频频使用‘挣扎’、从‘沉重的东西’中‘冲出’等意象,使人感觉到鲁迅是以他的全部身心经历着内心深处的思想风暴。”这句话至少两处有问题。前面用了 人称代词“他”做主语,后面就不能再用“鲁迅”代替“他”。因为这样一来,“他”和“鲁迅”就成了两个人。按照这句话的语法意义,是一个被称作“他”的人 采取了某种行动,才让人感觉到“鲁迅”有某种表现。“以他的全部身心经历着内心深处的思想风暴”,这句话的问题就更明显了。“以全部身心”去做某事,意味 着“心”已被作为一种手段、一件工具,又如何再去经历“心”中的风暴。这就仿佛在说:“以全部的碗去舀碗中的水”、“以所有的手指去搔自己手指上的痒”。
“正如列文森把梁启超的精神结构视为‘关押自己的牢笼’一样,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也是一种宛如蛛网的意境”。这句话也是明显不通的。“列文森”在这里具有 主语的功能,他完成了某种行为。既然是“正如”列文森,后面就应该有人以“主语”的身份做一件类似于列文森行为的事。后面出现的人物是“鲁迅”,而“鲁 迅”在这里扮演着“定语”的角色,“主语”是空缺的。到底谁“正如”列文森,没有说。其实这里的主语是论述者汪晖。是汪晖仿效列文森,把鲁迅的主观精神结 构视为“宛如蛛网的意境”。所以,对这个意思的正确表述是:“正如列文森把梁启超的精神结构视为‘关押自己的牢笼’一样,我把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视为一种 宛如蛛网的意境。”(“意境”一词,在这里很突兀,且颇有歧义。但源于列文森一书的汉译,并非汪晖首创,姑不论。)“它是由许多无法避免的矛盾言行,各不 相容的思想交织而成的。”这里的“言行”二字,颇不妥当。“言行”是外在的东西,如何成为构建“主观精神结构”的材料?人的“主观精神结构”可以由各种思 想、知识、意识等构成。而“言行”则是“主观精神结构”的外在的、客观的表现。“但却不得不同时信奉这些相互矛盾的思想”,———这里的“信奉”一词,也 是很成问题的。所谓“信奉”,是信仰并崇奉、相信并奉行之意。“信奉”的对象,通常是外来的东西。对从自身内部产生的思想,不宜用“信奉”一词。更重要的 是,这与事实是不符的。鲁迅有着许多相互矛盾的思想。这些思想相互纠缠着,又相互怀疑着。可以说,绝大部分思想,仅仅是作为一种思想而存在于鲁迅大脑中, 而并不被鲁迅“奉行”的。如果那些一团乱麻般的思想都被鲁迅“奉行”,那鲁迅早被送进精神病院了。
把话写通,并不容易。偶尔有一句不通的话,不应大惊小怪。但如果经常性地文理不通,一段话甚至一句话中,都有多处语法和逻辑问题,那就不是一件小事了。学 术语言,也不妨有自己的风格。可以平易,也可以晦涩；可以朴素,也可以华丽。但无论哪种风格,都应该力求论述的“准确”。不能准确地表达每一个具体的观 点、每一个细微的认识,又如何能保证总体的学术见解能准确地传达?按照我的理解,一个人如果有意识地写得平易、朴素,就可能少犯语法和逻辑错误。而如果刻 意追求晦涩和华丽,就可能多犯语法和逻辑错误。刻意追求华丽的人,不少见。刻意追求晦涩者,也并非没有。在我看来,汪晖的晦涩,很大程度上就是刻意追求的 结果。明明一件简单的事,明明一种并不复杂的思想,非要用那种绕口令一般的语言来说明和传达,只能理解成是刻意为之吧。这样做,会显得高深莫测,会让人不 由得仰视、敬畏。这也就是苏东坡所谓的“以艰深文浅陋”了。但也正是因为刻意追求晦涩,便比别人更经常地犯语法和逻辑错误。这就关乎学风问题了。下面,再 从《反抗绝望》中举出文理不通的几例。
……这样,人的存在的根本问题被置于哲学思考的中心,并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和哲学的出发点……(p16/p66)
“中心”、“基本问题之一”和“出发点”,这三者是并不能等同的。一个被置于“中心”的问题,却只是基本问题“之一”。这就意味着,还有些问题,虽未被置 于“中心”,但却也是“基本问题”。而一个地方,既是“中心”,又是“出发点”,这让人怎样理解?从“中心”出发之后,不就离开这“中心”了吗?
……这种思维方法上的双重性使得鲁迅抛弃了价值体系的逻辑同一性,而在对民族自身的关系和对民族与西方关系的不同方面,对同一价值原则作不同解释。 (p71/p137)
“对民族自身的关系”,这如何理解?所谓“关系”,要有两个以上的“主体”,意味着两个以上的“主体”之间的关涉、联系。而“民族自身的关系”,并没有出 现两个“主体”,因而在语法的意义上,构不成“关系”。
……但是,既然作为民族智慧的中国文化又是这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所积累下来的内在因素和文明,那么追求民族的平等与独立也就不能不对自身的历史传统有所肯 定。(p73/pp140-141)
“作为民族智慧的中国文化又是这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所积累下来的内在因素和文明”,这句话错误之多,以至于让我觉得要分析都难以措手。将“中国文化”等同 于“民族智慧”,就颇有问题。文化是极其丰富复杂的。“太监文化”、“小脚文化”、“拍马文化”等,都属于“中国文化”。要说这一切都表现为“民族智 慧”,恐怕很难让人认同。“智慧”与“文化”不能划等号,而“民族”与“中国”也是不能互换的概念。这些都是常识,就不多说了。“得以生存发展所积累下来 的内在因素和文明”,———这就如同梦呓了。这短短的句子,错误可有一大堆。“得以”,是指在某种条件下某种目的“可以”、“能够”实现。商务印书馆出版 的《现代汉语词典》,对“得以”是这样释义和举例的:“(借此)可以；能够: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的意见得以充分发表出来。”在这个例句中,“放手发 动群众”,是群众的意见“充分发表出来”的条件。汪晖在此用“得以”二字,是想说:“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条件。这观点本身就是荒谬的。按照这 种观点,“中国文化”是先于和独立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东西,这岂非天大的笑话?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就罢了。但又说“中国文化”是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所 “积累”下来的东西,这就更不成话了。“生存发展”和“积累”这两个动词(姑且把“生存发展”作为一个动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时出现在“得以”后面的。 这就等于说“土豆是农民得以生存发展所种植的粮食”。换成这样一个简单的句子,其错误就不难看清了。
还有,“文明”这一概念,也用得很不谨慎。这就等于说“文化”是“文明”。如果“文化”与“文明”是可以划等号的,就等于说“土豆是土豆”；如果“文化” 与“文明”是不能划等号的。这就等于说“土豆是大蒜”。无论哪种情况,这种表述都是有问题的。
其二,文化发展形式的类似尚不足以对鲁迅所肯定的现代西方的价值形态给予充分的肯定,于是,他又在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分析中寻找文化价值之类似。 (p74/p141)
这仍然是一番梦呓般的话。最显眼的是两个“肯定”的连用。这错误明显得不待“明眼”而后知,也就不说了。实际上,前半句是没有主语的。谁“不足以……肯 定”?没有说。后半句有一个人称代词“他”。依据前后文,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他”就是“鲁迅”。但在语法的意义上,这个“他”是谁,却是不知晓的。还有, “在……分析中寻找”,也是不通的。正确的说法是:鲁迅又通过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分析,寻找文化价值的类似。分析是寻找的手段,不是寻找的场所。
……对现代价值理想的认同使他获得了现代知觉性,发现了生活于其中的生存方式的无聊和荒谬。(p82/p152)
应该是先有了“现代知觉性”,才能有“对现代价值理想的认同”:因果关系不能颠倒。而“生活于其中的生存方式”,也有些荒谬。难道人是生活于“生存方式” 中吗?难道花是开放于“开放方式”中吗?难道飞机是飞行于“飞行方式”中吗?难道堕落者是堕落于他的“堕落方式”中吗?
……正史固然涂饰太厚,如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碎影,不易察出底细,但野史杂记却了然得多。(p89/p161)
汪晖难得使用文学性的语言。偶尔用一下,却出了错。上面这番用了比喻的话,错就不只一处。先说“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这句。这里,密叶成了投射月光的 “主体”,成了月光的光源。但树叶再密,也不至于变成月亮吧?这句话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如月亮透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月亮”这主体、这光源, 是不能省略的。但既说“如莓苔上的月光”,又说“只看见点点碎影”,就莫明其妙了。“月光”与“碎影”,正是树下的两种地方。月光被密叶遮住的地方,就成 了“碎影”。“点点碎影”,正是月亮没有照到的地方。当然,无论把“正史”比作密叶下的月光,还是将其比作月光下的“碎影”,都是不妥的。“正史”既然 “涂饰太厚”,就既不像密叶下的月光,也不像月光下的“碎影”。汪晖虽然笔下如此写了,但心里恐怕是想说:正史涂饰太厚,“真相”如月夜密叶下的碎影。 ———笔下所写,与心中所想不能一致,就是所谓词不达意了。
前面说过,汪晖经常性地文理不通,与刻意追求晦涩有关。但同时恐怕也与思维能力不无关系。一个人经常性地文理不通,说明思维过程中有着经常性的障碍,说明 逻辑感不够好。而这样的人,能够提供多少深刻的、新颖的、有独创性的思想,是不免令人怀疑的。
汪晖剽窃的几种方式
实际上,《反抗绝望》中,少有汪晖独创性的观点。汪晖主要依靠两种方式写成此书。一种是将一些常识性的观点,用晦涩的方式重说一遍。应该承认,汪晖把这些 常识性的、有的此前只以只言片语方式存在的观点,说得十分详细、周全,自然也有了一定的价值。另一种方式,则是借助他人的理论,但却并不说明,而以“独 创”的面目出现。我依据手头正好有的几本书,做了一点点查考,发现剽窃和抄袭的现象,在《反抗绝望》中是很明显的。我的十分有限的查考显示,汪晖的剽袭, 有几种不同的方式。
一是“搅拌式”。“搅拌式”是近年学界对一种剽袭方式的命名,不是我的创造。将他人的话与自己的话搅拌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将他人论述的 次序做些调整,便作为自己的话登场,是为“搅拌式”。
二是“组装式”。“组装式”尚未见有人说过,暂且算是我的发明。将别人书中不同场合说的话,组合在一起；一段话中,这几句剽自这一页,另几句袭自离得很远 的一页,然后作为自己的话示人,是为“组装式”。
三是“掩耳盗铃式”。将别人的话原原本本地抄下来,或者抄录时稍做文字上的调整,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做一个注释,让读者“参见”某某书,是为“掩耳盗 铃式”。
至于第四种方式,则是一字不差地将别人的话抄下来,不搅拌,不组装,不让读者“参见”。这其实是最老实的一种剽袭方式。其他几种方式,一旦被发现,或许还 可强作辩解。这第四种方式,可是毫无辩解余地,只得老老实实承认。坦率地说,我对前面三种方式的反感,远过于这第四种。所以这第四种,不妨称为“老老实实 式”。
需要指出的是:在具体的剽袭过程中,有时是几种方式结合起来的。
我查考的,只有五种书: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美]勒文森(编者 注:一译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张汝伦《意义的 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面,对《反抗绝望》以不同方式剽袭这五种书的情况,略做说明。
对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剽袭
《反抗绝望》剽袭《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地方,较少。但也有。可举一段为例。这一段,是“搅拌式”与“掩耳盗铃式”相结合。
汪晖《反抗绝望》第58至第59页(三联版第121页):
其次,五四反传统主义以“西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反“中学”(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在思维内容上直接承续了谭嗣同对封建纲常的沉痛攻击,严复关于中西 文化尖锐对比的精辟分析,以及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学说,但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理解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对于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启示。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8页:
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如此激烈否定传统、追求全盘西化,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运动就其实质说,至少 在其发展初期,却又只是上一阶段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的历史工作的继续。谭嗣同对封建纲常的沉痛攻击,严复于中西文化的尖锐对比,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 民”,就都是用“西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反“中学”(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启蒙运动。
汪晖和李泽厚都是在强调“五四”知识分子在思想观念上对以康梁为代表的上一代知识分子的继承。将两段话对比,就会发现汪晖是以一种搅拌的方式,剽袭了李泽 厚。汪晖把李泽厚的论述次序做了一点调整:李先说的,他后说；李后说的,他先说。汪晖又把部分用语做了变更:有的地方增加一点,有的地方删去一点。但相同 的部分仍然是很多的。应该指出的是,汪晖对李泽厚的两处改动,是很拙劣的。李泽厚“严复于中西文化的尖锐对比”,被汪晖改成“严复关于中西文化尖锐对比的 精辟分析”:这一改,便文理不通了。“对比”已有了“分析”之意,再加上“精辟分析”,便成语病了。另一处,李泽厚的“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被 汪晖改成“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学说”:这一改,便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新民”与“‘新民’学说”不是一回事。可以说梁启超以“新民”学说提倡“新 民”,却不能说梁启超“提倡‘新民’学说”。二是“提倡学说”,也说不通。所谓“提倡”,是鼓动众人采取某种行动。“提倡学说”,属搭配不当。
我之所以说汪晖这段话同时又是“掩耳盗铃式”的剽袭,是因为他在这段话中加了一个注释,提示读者“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不加冒号,不加引 号,只做一个让人“参见”某书某文的注释,这是汪晖在《反抗绝望》中用得最多的剽袭方式。在这里,有必要对“参见”这个注释用语做点辨析。这里的“参”, 乃“参考”之意。做出某种论述后,让读者“参见”某书某文,意思是说:在那本书那篇文章里,也有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读者如有兴趣,或如果要深入研究这个问 题,不妨去“参考”一下。当用“参见”做注释时,就表明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作者的“引 用”,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原原本本地或搅拌式地剽袭他人,却又做一个“参见”的注释,称之为“掩耳盗铃”,是很恰当的。
对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剽袭
汪晖在论述“五四”以前的启蒙思想时,大大借助了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的有关研究。对该书的“搅拌式”剽袭,可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汪晖《反抗绝望》第60页(三联版第122页):
……那么,康、梁、谭、严等后期改良派开始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思想的巩固的理论基础,显示了对“传统”的更为彻 底的批判和对西方社会文化的更为彻底的肯定。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74页:
……应该充分估计到,开始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思想的巩固的理论基础,是这一阶段改良派思想最重要的发展和最卓著 的成就。
这么长的、多少有些拗口的一句话,核心部分汪、李一字不差。当然,次序稍微有些变动。这样的剽袭方式,真有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风格。“搅拌式” 和“组装式”相结合的剽袭,在《反抗绝望》中也能见到。下举一例。
汪晖《反抗绝望》第59页(三联版第121-122页):
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起,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就提出了“以夷制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两大主张,尽管其内容和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还完全停留在武器和 “养兵练兵之法”的狭隘范围内,但“窃其所长,夺其所恃”的“师长”主张却一直是以后许多先进人士为挽救中国、抵抗侵略而寻求真理的思想方向。从洋务派的 “船坚炮利”、“中体西用”,到冯桂芬等人要求“博采西学”,努力学习资本主义工艺科学的“格致至理”和史地语文知识,从龚自珍、魏源、冯桂芬对内政外交 军事文化的改革要求,到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托古改制”,“君主立宪”,总之,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 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进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发展,这种思维的逻辑发展的必然过程正反映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任务 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王按:加引号的话为马克思语)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8—39页:
……魏源……在四十年代完成了《海国图志》……在这书中总结性地提出了反抗侵略的两大纲领:“以夷攻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前者表现了魏源对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自由竞争时代争夺国外市场中的矛盾而企图加以利用的粗浅幼稚的认识,后者则是在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抵抗侵略战争的有效方案。虽然它的主要内容还只是 军事方面的战略战术和购置制造新式枪炮的建议,但这正是根据当时敌我双方各种具体的优劣条件和鸦片战争的实际经验而总结出来的现实办法。由于历史的限制, 魏源“师夷长技”的内容和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还完全停留在武器和“养兵练兵之法”的狭隘范围内。但重要的是,与当时及以后占统治地位的顽固思想不同,魏 源在其时代的可能情况下,最早具有和提供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一种新鲜思想,它具有着新的原则指导意义。尽管“长技”内容随时代和认识的深化而大有不 同,但“窃其所长,夺其所恃”的“师长”(“师其所长,夺其所恃”)却一直是以后许多先进人士为挽救中国抵抗侵略而寻求真理的思想方向。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
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进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发展,这种思 维的逻辑发展的必然过程正反映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 生的。”将李泽厚在两处说的两段话与汪晖那一大段话对照一下,就明白汪晖那一大段话,是将李泽厚这两段话组合而成。汪晖那段话中,“总之”以后的话被我改 以仿宋体标出,这些话,“老老实实”、一字不差地抄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连马克思的那几句话也照抄了。
上引汪晖文中,“总之”以前的话,“搅拌式”地剽袭自李泽厚。不幸的是,汪晖在“搅拌”过程中犯了错误。李泽厚说,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反抗侵略 的两大纲领:一是“以夷攻夷”；一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李泽厚对这两者都做了说明解释。汪晖那段话,一开始就说魏源提出了“以夷制夷”(“攻”变成了 “制”,也许是笔误)和“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两大主张”。但在“搅拌”时,却把李泽厚对“以夷攻夷”的说明解释删去。汪晖下面的话,是作为对“两大主 张”的解释说明而出现的,但实际上只适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项。换言之,汪晖下面的那一大通解释、说明、发挥,对于“以夷制夷”这一大“主张”来 说,是牛头不对马嘴。
对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的剽袭
美国学者勒文森这本研究梁启超的书,给了汪晖巨大帮助。可以说汪晖非常过分地借助了这本书。这里的“过分”不仅仅指在具体场合对勒文森的剽袭,更表现在常 常无视鲁迅与梁启超的区别,把勒文森分析梁启超的理论框架简单地套用于对鲁迅的观察。
勒文森认为,梁启超虽在理智上认同了西方的某些现代价值、疏远了本国文化,但在感情上却对本国文化、对本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有深深的留恋。这成为勒文森解 释梁启超一生言行的一个重要依据。
在分析鲁迅的思想矛盾、精神痛苦时,汪晖极大地依赖于勒文森的此种理论。对所谓“历史中间物意识”的论说,是汪晖《反抗绝望》中最引人瞩目之处。而在相当 大的程度上,汪晖正是仿效勒文森对梁启超思想、精神的分析,来论述鲁迅的思想和精神。鲁迅与梁启超当然有相似之处,但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巨大差别。鲁迅之所 以为鲁迅,主要不体现在与其他人的相似上,而体现在与其他任何人的不同上。过分借助研究他人的理论视角来观察鲁迅,就可能走向对鲁迅的歪曲。实际上,《反 抗绝望》对鲁迅留恋传统文化的一面,是做了过分的解说的。对所谓鲁迅的“历史中间物意识”,《反抗绝望》也强调得过了头。汪晖对勒文森的剽袭方式,也能说 明他是如何不辨梁鲁了。
汪晖《反抗绝望》第二章第二节,题为《重新诠释历史/价值的二分法》。所谓“历史”与“价值”,也是勒文森用来分析梁启超的一对重要范畴。这一节,汪晖这 样开头(p68/p134):
- 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
- 赵勇：“汪晖剽窃事件”的警示意义
- 魏行：媒体暴力与学术独立—— 关于一起媒体公共事件的备忘录
- 北京晨报 方舟子：为汪晖开脱的人更可气
- 京华时报 清华大学教授20多年前博士论文被指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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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闻网 傅小平：汪晖论文被指抄袭 价值失范的“学术论战”？
- 南都周刊 洪鹄：汪晖抄没抄，这是个问题吗？
- Isaiah（phe...@yjrg.net）：朱学勤——学术界的又一个“汪 晖”？
- 【凤凰网独家】80位国际知名学者发公开信支持汪晖否认剽窃
- 易中天：汪晖教授，请勿坐失良机
- BBC：朱学勤回应“论文抄袭”指称
- 导致汪晖从读书辞职的《高家村》序 “文革十年是黄金十年”
- 党国英：高家村是世外桃源么？
- 徐友渔：“文革”究竟好不好？
- 焦国标评高默波先生的《书写历史：〈高家村〉》
http://www.yilubbs.com/HT/tcon_119_1278699856.htm?start=27153
发信人: jprp (极品人品), 信区: triangle
标 题: 汪晖“抄袭”事件演变成左右大乱斗.
发信站: 一路BBS (Fri Jul 9 14:24:16 2010), 本站(yilubbs.com)
王彬彬首先开炮：
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
http://nf.nfdaily.cn/nfzm/content/2010-03/25/content_10468868.htm◆编者按
近年来,国内的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已引起社会各界包括教育行政部门的注意。学术研究是求真知求新知的高尚事业,自有其伦理底线,容不得弄虚 作假、抄袭剽窃。学术界的因循苟且,助长了学术腐败现象。单靠“自律”,恐怕已经没什么指望了。《南方周末》在知识界有很多读者,我们愿意为学术、文化批 评提供一个平台。
□王彬彬
汪晖的“第一桶金”
《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是著名学者汪晖的博士论文。该书已有四个版本:1990年台湾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繁体字版、1991年上海人民版、 2000年河北教育版、2008年北京三联版。汪晖为2000年的版本写了“新版序”。在“新版序”中,汪晖说:“鲁迅研究是我个人的学术生涯的起点,这 一点至今对我仍很重要。”取得博士学位后,汪晖即离开了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投身于一个更宏阔、更富于挑战性的学术空间。但是,《反抗绝望》这本书,却是奠 定汪晖学术地位的著作,用一句俗话说,是汪晖的“第一桶金”。此书出版后,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产生重大影响,很快成为这个领域的名著。
由于生性懒惰、不求进取,我一直没有读过这本被一些人视为“经典”的名著。前不久,在一家不大的书店里,遇见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反抗绝 望》(该版曾多次印刷,本文用的是2000年12月版、2001年5月第二次印刷本。下引本书,同时标注这个版本和北京三联的第四版,后者只增加了一篇答 记者问和“三联本跋”,跋中交待:“这次重印即以河北教育版为据,文字上未做更动。”),于是买了一本。据汪晖“新版序”,这新版本删去了原书的第四章, 但将其中的一节编入第三章。另外只对个别字句有所改动。
怀着一丝歉意,也怀着一些敬意,我立即读起了这本《反抗绝望》。读完后,却有话如骨鲠在喉,不得不说。这本书对鲁迅心灵的剖析、对鲁迅作品的解读如何,在 此姑且不论。我在这里只说两个低层次的问题:一是论述语言的文理不通问题；二是抄袭与剽窃问题。
汪晖的文章,向以晦涩著称。如果仅仅是晦涩,但文理通顺、并无文法上的错误,我以为无可厚非。毕竟,晦涩也是一种语言风格。康德不就十分晦涩么?并不影响 其成为哲学大师。如果晦涩的同时又常常文理不通,甚至正是因为文理不通才让人感到晦涩,就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了。在汪晖的《反抗绝望》中,这种晦涩而文 理不通的现象,或者说,因文理不通而晦涩的现象,就很严重。不过,在晦涩的论述中,不时也会遇上一两段颇为清通易懂的话,令我心中一喜,有如在沙漠中遇上 一汪清泉,在荆棘丛中遇上一片绿草地。但同时也对汪晖论述方式、腔调的突变心生疑惑。喜用超长的单句,是汪晖的一大特色。即便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汪晖往 往也要用十分复杂的句式来说明。但在突然出现的“清泉”和“绿草地”中,超长的句式不见了。一个人的论述风格为何会突然发生这种短暂的变化?
怀着这种疑惑,我做了很有限的查考,发现这种突然出现的、迥异于汪晖惯常风格的论述,往往出自他人之手。更直白地说,是从其他人的书中抄来的!没错,这是 抄袭和剽窃。《反抗绝望》中,抄袭和剽窃的现象,是很严重的。而这,正是我在此要说的第二个低层次的问题。
把话写通,并不容易
先说语言的文理不通问题。
新版的《反抗绝望》,正文第一、二自然段中有这样的论述:
鲁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深刻、也最复杂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这位深刻的思想巨人以他独有的敏锐感受着自己的内在矛盾,那种精神痛楚锐利得有如承受酷刑的肉体的感觉。他频频使用“挣扎”、从“沉重的东西”中“冲 出”等意象,使人感觉到鲁迅是以他的全部身心经历着内心深处的思想风暴。
正如列文森把梁启超的精神结构视为“关押自己的牢笼”一样,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也是一种宛如蛛网的意境,它是由许多无法避免的矛盾言行,各不相容的思想交 织而成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鲁迅对自身的矛盾有着深刻的内省与自知,但却不得不同时信奉这些相互矛盾的思想,从而长久地处于精神的矛盾和紧张之中。…… (p3/pp49-50,“/”前为河北教育版的页码,“/”后为北京三联版页码,下同)
以上是全书开宗明义的两段。下面对有问题的句子做一点分析。
“那种精神痛楚锐利得有如承受酷刑的感觉”,———在汪晖的论述中,这句话不算太离谱。但细想起来,仍然是有问题的。“痛楚锐利”,已经是一种比喻,即把 痛楚比喻成某种尖锐锋利的东西,再说其“有如”某种“感觉”,就很别扭。再说,“酷刑”有许多种,并非所有“酷刑”带来的都是“锐利”的痛楚。
“他频频使用‘挣扎’、从‘沉重的东西’中‘冲出’等意象,使人感觉到鲁迅是以他的全部身心经历着内心深处的思想风暴。”这句话至少两处有问题。前面用了 人称代词“他”做主语,后面就不能再用“鲁迅”代替“他”。因为这样一来,“他”和“鲁迅”就成了两个人。按照这句话的语法意义,是一个被称作“他”的人 采取了某种行动,才让人感觉到“鲁迅”有某种表现。“以他的全部身心经历着内心深处的思想风暴”,这句话的问题就更明显了。“以全部身心”去做某事,意味 着“心”已被作为一种手段、一件工具,又如何再去经历“心”中的风暴。这就仿佛在说:“以全部的碗去舀碗中的水”、“以所有的手指去搔自己手指上的痒”。
“正如列文森把梁启超的精神结构视为‘关押自己的牢笼’一样,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也是一种宛如蛛网的意境”。这句话也是明显不通的。“列文森”在这里具有 主语的功能,他完成了某种行为。既然是“正如”列文森,后面就应该有人以“主语”的身份做一件类似于列文森行为的事。后面出现的人物是“鲁迅”,而“鲁 迅”在这里扮演着“定语”的角色,“主语”是空缺的。到底谁“正如”列文森,没有说。其实这里的主语是论述者汪晖。是汪晖仿效列文森,把鲁迅的主观精神结 构视为“宛如蛛网的意境”。所以,对这个意思的正确表述是:“正如列文森把梁启超的精神结构视为‘关押自己的牢笼’一样,我把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视为一种 宛如蛛网的意境。”(“意境”一词,在这里很突兀,且颇有歧义。但源于列文森一书的汉译,并非汪晖首创,姑不论。)“它是由许多无法避免的矛盾言行,各不 相容的思想交织而成的。”这里的“言行”二字,颇不妥当。“言行”是外在的东西,如何成为构建“主观精神结构”的材料?人的“主观精神结构”可以由各种思 想、知识、意识等构成。而“言行”则是“主观精神结构”的外在的、客观的表现。“但却不得不同时信奉这些相互矛盾的思想”,———这里的“信奉”一词,也 是很成问题的。所谓“信奉”,是信仰并崇奉、相信并奉行之意。“信奉”的对象,通常是外来的东西。对从自身内部产生的思想,不宜用“信奉”一词。更重要的 是,这与事实是不符的。鲁迅有着许多相互矛盾的思想。这些思想相互纠缠着,又相互怀疑着。可以说,绝大部分思想,仅仅是作为一种思想而存在于鲁迅大脑中, 而并不被鲁迅“奉行”的。如果那些一团乱麻般的思想都被鲁迅“奉行”,那鲁迅早被送进精神病院了。
把话写通,并不容易。偶尔有一句不通的话,不应大惊小怪。但如果经常性地文理不通,一段话甚至一句话中,都有多处语法和逻辑问题,那就不是一件小事了。学 术语言,也不妨有自己的风格。可以平易,也可以晦涩；可以朴素,也可以华丽。但无论哪种风格,都应该力求论述的“准确”。不能准确地表达每一个具体的观 点、每一个细微的认识,又如何能保证总体的学术见解能准确地传达?按照我的理解,一个人如果有意识地写得平易、朴素,就可能少犯语法和逻辑错误。而如果刻 意追求晦涩和华丽,就可能多犯语法和逻辑错误。刻意追求华丽的人,不少见。刻意追求晦涩者,也并非没有。在我看来,汪晖的晦涩,很大程度上就是刻意追求的 结果。明明一件简单的事,明明一种并不复杂的思想,非要用那种绕口令一般的语言来说明和传达,只能理解成是刻意为之吧。这样做,会显得高深莫测,会让人不 由得仰视、敬畏。这也就是苏东坡所谓的“以艰深文浅陋”了。但也正是因为刻意追求晦涩,便比别人更经常地犯语法和逻辑错误。这就关乎学风问题了。下面,再 从《反抗绝望》中举出文理不通的几例。
……这样,人的存在的根本问题被置于哲学思考的中心,并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和哲学的出发点……(p16/p66)
“中心”、“基本问题之一”和“出发点”,这三者是并不能等同的。一个被置于“中心”的问题,却只是基本问题“之一”。这就意味着,还有些问题,虽未被置 于“中心”,但却也是“基本问题”。而一个地方,既是“中心”,又是“出发点”,这让人怎样理解?从“中心”出发之后,不就离开这“中心”了吗?
……这种思维方法上的双重性使得鲁迅抛弃了价值体系的逻辑同一性,而在对民族自身的关系和对民族与西方关系的不同方面,对同一价值原则作不同解释。 (p71/p137)
“对民族自身的关系”,这如何理解?所谓“关系”,要有两个以上的“主体”,意味着两个以上的“主体”之间的关涉、联系。而“民族自身的关系”,并没有出 现两个“主体”,因而在语法的意义上,构不成“关系”。
……但是,既然作为民族智慧的中国文化又是这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所积累下来的内在因素和文明,那么追求民族的平等与独立也就不能不对自身的历史传统有所肯 定。(p73/pp140-141)
“作为民族智慧的中国文化又是这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所积累下来的内在因素和文明”,这句话错误之多,以至于让我觉得要分析都难以措手。将“中国文化”等同 于“民族智慧”,就颇有问题。文化是极其丰富复杂的。“太监文化”、“小脚文化”、“拍马文化”等,都属于“中国文化”。要说这一切都表现为“民族智 慧”,恐怕很难让人认同。“智慧”与“文化”不能划等号,而“民族”与“中国”也是不能互换的概念。这些都是常识,就不多说了。“得以生存发展所积累下来 的内在因素和文明”,———这就如同梦呓了。这短短的句子,错误可有一大堆。“得以”,是指在某种条件下某种目的“可以”、“能够”实现。商务印书馆出版 的《现代汉语词典》,对“得以”是这样释义和举例的:“(借此)可以；能够: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的意见得以充分发表出来。”在这个例句中,“放手发 动群众”,是群众的意见“充分发表出来”的条件。汪晖在此用“得以”二字,是想说:“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条件。这观点本身就是荒谬的。按照这 种观点,“中国文化”是先于和独立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东西,这岂非天大的笑话?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就罢了。但又说“中国文化”是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所 “积累”下来的东西,这就更不成话了。“生存发展”和“积累”这两个动词(姑且把“生存发展”作为一个动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时出现在“得以”后面的。 这就等于说“土豆是农民得以生存发展所种植的粮食”。换成这样一个简单的句子,其错误就不难看清了。
还有,“文明”这一概念,也用得很不谨慎。这就等于说“文化”是“文明”。如果“文化”与“文明”是可以划等号的,就等于说“土豆是土豆”；如果“文化” 与“文明”是不能划等号的。这就等于说“土豆是大蒜”。无论哪种情况,这种表述都是有问题的。
其二,文化发展形式的类似尚不足以对鲁迅所肯定的现代西方的价值形态给予充分的肯定,于是,他又在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分析中寻找文化价值之类似。 (p74/p141)
这仍然是一番梦呓般的话。最显眼的是两个“肯定”的连用。这错误明显得不待“明眼”而后知,也就不说了。实际上,前半句是没有主语的。谁“不足以……肯 定”?没有说。后半句有一个人称代词“他”。依据前后文,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他”就是“鲁迅”。但在语法的意义上,这个“他”是谁,却是不知晓的。还有, “在……分析中寻找”,也是不通的。正确的说法是:鲁迅又通过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分析,寻找文化价值的类似。分析是寻找的手段,不是寻找的场所。
……对现代价值理想的认同使他获得了现代知觉性,发现了生活于其中的生存方式的无聊和荒谬。(p82/p152)
应该是先有了“现代知觉性”,才能有“对现代价值理想的认同”:因果关系不能颠倒。而“生活于其中的生存方式”,也有些荒谬。难道人是生活于“生存方式” 中吗?难道花是开放于“开放方式”中吗?难道飞机是飞行于“飞行方式”中吗?难道堕落者是堕落于他的“堕落方式”中吗?
……正史固然涂饰太厚,如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碎影,不易察出底细,但野史杂记却了然得多。(p89/p161)
汪晖难得使用文学性的语言。偶尔用一下,却出了错。上面这番用了比喻的话,错就不只一处。先说“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这句。这里,密叶成了投射月光的 “主体”,成了月光的光源。但树叶再密,也不至于变成月亮吧?这句话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如月亮透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月亮”这主体、这光源, 是不能省略的。但既说“如莓苔上的月光”,又说“只看见点点碎影”,就莫明其妙了。“月光”与“碎影”,正是树下的两种地方。月光被密叶遮住的地方,就成 了“碎影”。“点点碎影”,正是月亮没有照到的地方。当然,无论把“正史”比作密叶下的月光,还是将其比作月光下的“碎影”,都是不妥的。“正史”既然 “涂饰太厚”,就既不像密叶下的月光,也不像月光下的“碎影”。汪晖虽然笔下如此写了,但心里恐怕是想说:正史涂饰太厚,“真相”如月夜密叶下的碎影。 ———笔下所写,与心中所想不能一致,就是所谓词不达意了。
前面说过,汪晖经常性地文理不通,与刻意追求晦涩有关。但同时恐怕也与思维能力不无关系。一个人经常性地文理不通,说明思维过程中有着经常性的障碍,说明 逻辑感不够好。而这样的人,能够提供多少深刻的、新颖的、有独创性的思想,是不免令人怀疑的。
汪晖剽窃的几种方式
实际上,《反抗绝望》中,少有汪晖独创性的观点。汪晖主要依靠两种方式写成此书。一种是将一些常识性的观点,用晦涩的方式重说一遍。应该承认,汪晖把这些 常识性的、有的此前只以只言片语方式存在的观点,说得十分详细、周全,自然也有了一定的价值。另一种方式,则是借助他人的理论,但却并不说明,而以“独 创”的面目出现。我依据手头正好有的几本书,做了一点点查考,发现剽窃和抄袭的现象,在《反抗绝望》中是很明显的。我的十分有限的查考显示,汪晖的剽袭, 有几种不同的方式。
一是“搅拌式”。“搅拌式”是近年学界对一种剽袭方式的命名,不是我的创造。将他人的话与自己的话搅拌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将他人论述的 次序做些调整,便作为自己的话登场,是为“搅拌式”。
二是“组装式”。“组装式”尚未见有人说过,暂且算是我的发明。将别人书中不同场合说的话,组合在一起；一段话中,这几句剽自这一页,另几句袭自离得很远 的一页,然后作为自己的话示人,是为“组装式”。
三是“掩耳盗铃式”。将别人的话原原本本地抄下来,或者抄录时稍做文字上的调整,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做一个注释,让读者“参见”某某书,是为“掩耳盗 铃式”。
至于第四种方式,则是一字不差地将别人的话抄下来,不搅拌,不组装,不让读者“参见”。这其实是最老实的一种剽袭方式。其他几种方式,一旦被发现,或许还 可强作辩解。这第四种方式,可是毫无辩解余地,只得老老实实承认。坦率地说,我对前面三种方式的反感,远过于这第四种。所以这第四种,不妨称为“老老实实 式”。
需要指出的是:在具体的剽袭过程中,有时是几种方式结合起来的。
我查考的,只有五种书: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美]勒文森(编者 注:一译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张汝伦《意义的 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面,对《反抗绝望》以不同方式剽袭这五种书的情况,略做说明。
对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剽袭
《反抗绝望》剽袭《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地方,较少。但也有。可举一段为例。这一段,是“搅拌式”与“掩耳盗铃式”相结合。
汪晖《反抗绝望》第58至第59页(三联版第121页):
其次,五四反传统主义以“西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反“中学”(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在思维内容上直接承续了谭嗣同对封建纲常的沉痛攻击,严复关于中西 文化尖锐对比的精辟分析,以及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学说,但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理解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对于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启示。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8页:
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如此激烈否定传统、追求全盘西化,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运动就其实质说,至少 在其发展初期,却又只是上一阶段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的历史工作的继续。谭嗣同对封建纲常的沉痛攻击,严复于中西文化的尖锐对比,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 民”,就都是用“西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反“中学”(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启蒙运动。
汪晖和李泽厚都是在强调“五四”知识分子在思想观念上对以康梁为代表的上一代知识分子的继承。将两段话对比,就会发现汪晖是以一种搅拌的方式,剽袭了李泽 厚。汪晖把李泽厚的论述次序做了一点调整:李先说的,他后说；李后说的,他先说。汪晖又把部分用语做了变更:有的地方增加一点,有的地方删去一点。但相同 的部分仍然是很多的。应该指出的是,汪晖对李泽厚的两处改动,是很拙劣的。李泽厚“严复于中西文化的尖锐对比”,被汪晖改成“严复关于中西文化尖锐对比的 精辟分析”:这一改,便文理不通了。“对比”已有了“分析”之意,再加上“精辟分析”,便成语病了。另一处,李泽厚的“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被 汪晖改成“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学说”:这一改,便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新民”与“‘新民’学说”不是一回事。可以说梁启超以“新民”学说提倡“新 民”,却不能说梁启超“提倡‘新民’学说”。二是“提倡学说”,也说不通。所谓“提倡”,是鼓动众人采取某种行动。“提倡学说”,属搭配不当。
我之所以说汪晖这段话同时又是“掩耳盗铃式”的剽袭,是因为他在这段话中加了一个注释,提示读者“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不加冒号,不加引 号,只做一个让人“参见”某书某文的注释,这是汪晖在《反抗绝望》中用得最多的剽袭方式。在这里,有必要对“参见”这个注释用语做点辨析。这里的“参”, 乃“参考”之意。做出某种论述后,让读者“参见”某书某文,意思是说:在那本书那篇文章里,也有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读者如有兴趣,或如果要深入研究这个问 题,不妨去“参考”一下。当用“参见”做注释时,就表明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作者的“引 用”,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原原本本地或搅拌式地剽袭他人,却又做一个“参见”的注释,称之为“掩耳盗铃”,是很恰当的。
对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剽袭
汪晖在论述“五四”以前的启蒙思想时,大大借助了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的有关研究。对该书的“搅拌式”剽袭,可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汪晖《反抗绝望》第60页(三联版第122页):
……那么,康、梁、谭、严等后期改良派开始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思想的巩固的理论基础,显示了对“传统”的更为彻 底的批判和对西方社会文化的更为彻底的肯定。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74页:
……应该充分估计到,开始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思想的巩固的理论基础,是这一阶段改良派思想最重要的发展和最卓著 的成就。
这么长的、多少有些拗口的一句话,核心部分汪、李一字不差。当然,次序稍微有些变动。这样的剽袭方式,真有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风格。“搅拌式” 和“组装式”相结合的剽袭,在《反抗绝望》中也能见到。下举一例。
汪晖《反抗绝望》第59页(三联版第121-122页):
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起,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就提出了“以夷制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两大主张,尽管其内容和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还完全停留在武器和 “养兵练兵之法”的狭隘范围内,但“窃其所长,夺其所恃”的“师长”主张却一直是以后许多先进人士为挽救中国、抵抗侵略而寻求真理的思想方向。从洋务派的 “船坚炮利”、“中体西用”,到冯桂芬等人要求“博采西学”,努力学习资本主义工艺科学的“格致至理”和史地语文知识,从龚自珍、魏源、冯桂芬对内政外交 军事文化的改革要求,到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托古改制”,“君主立宪”,总之,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 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进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发展,这种思维的逻辑发展的必然过程正反映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任务 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王按:加引号的话为马克思语)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8—39页:
……魏源……在四十年代完成了《海国图志》……在这书中总结性地提出了反抗侵略的两大纲领:“以夷攻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前者表现了魏源对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自由竞争时代争夺国外市场中的矛盾而企图加以利用的粗浅幼稚的认识,后者则是在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抵抗侵略战争的有效方案。虽然它的主要内容还只是 军事方面的战略战术和购置制造新式枪炮的建议,但这正是根据当时敌我双方各种具体的优劣条件和鸦片战争的实际经验而总结出来的现实办法。由于历史的限制, 魏源“师夷长技”的内容和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还完全停留在武器和“养兵练兵之法”的狭隘范围内。但重要的是,与当时及以后占统治地位的顽固思想不同,魏 源在其时代的可能情况下,最早具有和提供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一种新鲜思想,它具有着新的原则指导意义。尽管“长技”内容随时代和认识的深化而大有不 同,但“窃其所长,夺其所恃”的“师长”(“师其所长,夺其所恃”)却一直是以后许多先进人士为挽救中国抵抗侵略而寻求真理的思想方向。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
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进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发展,这种思 维的逻辑发展的必然过程正反映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 生的。”将李泽厚在两处说的两段话与汪晖那一大段话对照一下,就明白汪晖那一大段话,是将李泽厚这两段话组合而成。汪晖那段话中,“总之”以后的话被我改 以仿宋体标出,这些话,“老老实实”、一字不差地抄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连马克思的那几句话也照抄了。
上引汪晖文中,“总之”以前的话,“搅拌式”地剽袭自李泽厚。不幸的是,汪晖在“搅拌”过程中犯了错误。李泽厚说,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反抗侵略 的两大纲领:一是“以夷攻夷”；一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李泽厚对这两者都做了说明解释。汪晖那段话,一开始就说魏源提出了“以夷制夷”(“攻”变成了 “制”,也许是笔误)和“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两大主张”。但在“搅拌”时,却把李泽厚对“以夷攻夷”的说明解释删去。汪晖下面的话,是作为对“两大主 张”的解释说明而出现的,但实际上只适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项。换言之,汪晖下面的那一大通解释、说明、发挥,对于“以夷制夷”这一大“主张”来 说,是牛头不对马嘴。
对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的剽袭
美国学者勒文森这本研究梁启超的书,给了汪晖巨大帮助。可以说汪晖非常过分地借助了这本书。这里的“过分”不仅仅指在具体场合对勒文森的剽袭,更表现在常 常无视鲁迅与梁启超的区别,把勒文森分析梁启超的理论框架简单地套用于对鲁迅的观察。
勒文森认为,梁启超虽在理智上认同了西方的某些现代价值、疏远了本国文化,但在感情上却对本国文化、对本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有深深的留恋。这成为勒文森解 释梁启超一生言行的一个重要依据。
在分析鲁迅的思想矛盾、精神痛苦时,汪晖极大地依赖于勒文森的此种理论。对所谓“历史中间物意识”的论说,是汪晖《反抗绝望》中最引人瞩目之处。而在相当 大的程度上,汪晖正是仿效勒文森对梁启超思想、精神的分析,来论述鲁迅的思想和精神。鲁迅与梁启超当然有相似之处,但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巨大差别。鲁迅之所 以为鲁迅,主要不体现在与其他人的相似上,而体现在与其他任何人的不同上。过分借助研究他人的理论视角来观察鲁迅,就可能走向对鲁迅的歪曲。实际上,《反 抗绝望》对鲁迅留恋传统文化的一面,是做了过分的解说的。对所谓鲁迅的“历史中间物意识”,《反抗绝望》也强调得过了头。汪晖对勒文森的剽袭方式,也能说 明他是如何不辨梁鲁了。
汪晖《反抗绝望》第二章第二节,题为《重新诠释历史/价值的二分法》。所谓“历史”与“价值”,也是勒文森用来分析梁启超的一对重要范畴。这一节,汪晖这 样开头(p68/p134):
鲁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 更思想、变更理由。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二章,题为《传统世界的崩溃》。这一章,勒文森这样开头(p46):
梁启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 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读者应该已经笑起来了!汪晖只把勒文森的“梁启超”换成“鲁迅”,其他便“几乎”是原原本本地抄录勒文森。这为我上面的说法提供了证据:在借助勒文森理论
分析鲁迅时,汪晖是缺乏“边界意识”的,是很忽视鲁、梁二人的差别的。对李泽厚的剽袭,还是将李的观点用于对同一对象的研究。对勒文森的剽袭,则是将对一
头熊的认识用于对一只虎的判断了。
说汪晖“几乎”原原本本抄录勒文森,是除了名字的变换外,还有一个标点符号的差异。勒文森的“技术、结构”,在汪晖手里变成了“技术结构”:“技术”与 “结构”之间的顿号没有了,这可能是匆忙间的疏忽。但“技术、结构”是两件事；而“技术结构”则变成了难以理解的一件事。———汪晖的剽袭,总是有意无意 地损害原文。
再举一个“老老实实式”的例子。汪晖《反抗绝望》第69页(三联版第134页):
……但是,对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历史与价值的这种内在统一性被无情地撕裂: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 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页:
……梁启超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作为这样一个人登上文坛: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 相联系。
两段话中,冒号以后的话,一字不差。这种老老实实的剽袭,是最不让人反感的。最让人反感的,是搅拌、组合、拼凑等手段一齐用,只偷其意,而在字句上尽量不 留痕迹。这种方式的剽袭在《反抗绝望》中是更严重地存在着的。
勒文森说:“如果说追求中国与西方平等的观念深藏于梁启超的思想中,那么它也会深藏于每一个近代中国人的———从最保守的到最激进的———文化理论中。” (p10)
汪晖说:“追求民族的独立与平等的意识深藏于鲁迅日本时期的文化理论中。”(p70/p136)
勒文森说:“梁启超时刻关心的是匡正中国文化信誉扫地的名声。因此,从西方引进的文化必须被转变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天然要素。根据进化的‘三世’说原则,梁 将这些要素视为未来的中国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梁启超看来,这种新文化是可依赖的、孔夫子所期望的文化。我们称这种改造西方文化的过程为使中西方‘文 化发展形式类似’的过程。实际上是使已经按照孔夫子指引的路线发展过来的中国历史向西方业已达到的历史水平看齐。”(p54)
汪晖说:“鲁迅……把欧洲历史视为一个接一个的‘偏至’的社会形态,把他所推崇的‘新神思宗’视为对欧洲的‘偏至’的一种校正和改革,于是,当‘改革’不 再仅仅被解释为适合于中国时,中国就不再是一种唯一需要变革的落后文明,而是人类各种文明中的一个平等的文明,因而也就能坦然地承受吸纳变革的思想。同 时,既然欧洲文明并不等于先进的文明,先进的价值是对现存欧洲文明的反叛,那么,中国也就能够在与欧洲平等的前提下接受这些来自西方的价值。这也就是以文 化发展形式的类似(变革作为文化发展的普遍形式而既适合于中国也适合于西方)来缓解由历史与价值的冲突造成的心理紧张。”(p74/p141)
这里,汪晖的话与勒文森的话,并没有多少字句上的相同,但“偷意”则是确定无疑的。所谓“文化发展形式的类似”,是勒文森分析梁启超思想时的一个较为重要 的概念,也被汪晖原原本本地用于对鲁迅思想的分析。
在《反抗绝望》第二章第二节中,汪晖总结了鲁迅“在接受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以改造和批判中国文化传统过程中耐人寻味的思维特点”。这种特点有两个。而这两个 思维特点,在勒文森的书中都能找到,换句话说,都是勒文森归纳的梁启超思维特点。
汪晖总结的鲁迅的第一个思维特点是:
鲁迅把民族、国家与文化区别开来,在承认西方现代文明优越性的前提下接受科学、理性、进化、个人等价值观,从而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予以掊击扫荡；但在精神归 趋上又忠于民族(而不是文化),坚守着民族的平等与独立的原则。(pp70—71/p137)
勒文森书第四章详细地论述了梁启超如何把“文化”与“国家”区别开来的。勒文森说:
那么,中国将怎样面对世界呢?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个答案———以国家对国家,用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用那些中国的甜甜蜜蜜的东西,因为生存的手段正是基本 的民族价值,梁启超打通了从文化主义通向国家主义的道路。(p145)
这就意味着要以一个国家,而不是以一种文化来面对西方。梁启超不再在具体的价值中去竭力寻求平等……而只是在理论的可能性中坚持平等。(p168)……汪 晖这样总结鲁迅的第二个思维特点(p72):
第二,在鲁迅的叙事中,中国的悲剧命运不是来自传统文化的断裂,不是来自对经典著作权威的抵制,而正是来自中国的文化传统,因此,变革首先是对自身历史文 化的变革。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124页:
他(梁启超)终于走进一个新的境界。中国的灾难并非来自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的背叛,也并非来自对经典著作权威性任性的抵制,而正是来自于坚持这种权威。 必须从那些“伪经”、从那些“真经”、从那些过去的死亡之手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这两段话,意思完全相同。可以说,汪晖是将勒文森在不同章节、不同语境中对梁启超思想状况的论述拢到一处,贴上了“鲁迅思维特点”的标签。
对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的剽袭
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也给予了汪晖很大帮助。《反抗绝望》只在一处明白标注引用了林毓生的原文,但引用得让人莫明其妙。而在真正借助林 毓生的地方,则不做任何说明。例如,《反抗绝望》中,用“整体反传统”这一理论,对鲁迅这一代“五四”人物的思维方式进行了论述,完全就是对林毓生的学 舌。《反抗绝望》对林毓生的剽袭,是以搅拌、组装、拼凑等多种方式进行的。具体字句上的剽袭痕迹不是很明显,但“偷意”的迹象则是十分显眼的。
下面,先抄一段《反抗绝望》中的话(pp61—62/pp124-125):
《新青年》开始出版正是在袁世凯极力巩固其卖国统治,准备扮演帝制丑剧的时候。辛亥革命在人们心里点燃的短暂的虚妄的希望已经幻灭了,建立了四年的“中华 民国”不仅没有真正走上富强之道,连“民国”的招牌都岌岌可危。于是,《新青年》的第一个结论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民主政治,还需要大张旗鼓地宣 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性结论直接引导了“五四”知识者对思想文化的重视。袁世凯称帝前便已在提倡祭天祀孔,以便从 思想体系上为帝制作张本；《新青年》在袁世凯称帝时发表的文章中也便开始具体地反对儒家的“三纲”和“忠、孝、节”等奴隶道德。1916年秋,保皇党康有 为上书黎元洪、段祺瑞,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新青年》便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反对康有为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这一方面是 因为这个复古逆流确与帝制复辟的阴谋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进步的思想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即认为要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便必须有一个思想革命,或 者如当时所说的“国民性”改造,从而断言“伦理之觉悟为最后之觉悟”———从“中体西用”到“托古改制”,从政治革命到文化批判,“传统”的各个层面至此 被想象为一种具有必然联系的整体而遭到彻底的否定,其标志便是普遍皇权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得到深刻的揭示,而“中庸”的思想模式,“折中”、“公 允”的生活态度被激烈的、否定性的、整体观的思维模式所代替。
首先要说,这一番话,有多处文理不通。以搅拌、组装、拼凑的方式剽袭他人时,特别容易犯文理不通的错误。这道理,想必不用多讲。
下面看看《中国意识的危机》中的一段(pp49—50):
辛亥革命以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确演变成了一个整体观的思想模式,从而使它变成了一个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工具,它将中国传统看作是一个其性质 是受中国传统思想痼疾感染的有机式整体而加以抨击。这种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潜在的整体观,是在各种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下才形成的。这些因素是:五 四反传统主义者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道德所采取的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激愤；他们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情操,对社会政治和文化进行根本改造 的迫切要求；即对建立一个基于新的自由、民主和科学价值的新中国的渴望；由于袁世凯的无耻篡权和夭折的帝制运动和张勋的复辟(这两者增强了他们要求变革的 迫切感)而使他们产生的对整个社会旧邪恶势力的深刻认识；以及他们对中国传统的中心价值体系的极度疏远。总之,普遍王权崩溃后所遗留的社会和文化力量,将 五四反传统主义者认为溯源于传统的整体观思想模式发展成一种整体观的分析范畴,反传统主义者正是通过这种分析范畴才形成他们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 (pp49—50)
读者不需要有太多的耐心和太好的眼力,就能看出汪晖的那段论述,完全“脱胎”于林毓生的相关论述。剽袭他人时,一般性的话,可以换一种方式说。但核心概念 却难以改变。林毓生所谓的“整体观的思想模式”、“普遍王权”这些概念,汪晖也只能袭用。
对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的剽袭
张汝伦的《意义的探究》,是介绍和研究当代西方释义学的专著,与汪晖的论题本无直接关系。汪晖要借助其观点解释鲁迅等人对传统的理解,自然也无不可。但汪 晖却不是老老实实地借用,而是“老老实实”的剽袭。举两例。
汪晖《反抗绝望》第64页(三联版第128页):
这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 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 们必然要在传统中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决定作用。
这是一个独立的自然段,没有冒号,也没有引号。汪晖是将其作为自己的观点显示给读者的。我们再看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第175—176页:
……伽达默尔强调指出,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 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 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去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解在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制约作用。
用不着我再做什么分析了。汪晖的那段话,虽然做了一个注释,让读者“参见”张汝伦的书,但这样的“参见”,实在欺人太甚:欺原作者太甚；也欺读者太甚。比 较起来,下面的剽袭方式,让人反感的程度就要轻些。
汪晖《反抗绝望》第65页(三联版第129页):
……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成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蒙运 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起作用。传统的确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是我们存在和理 解的基本条件。因此,不仅我们始终处于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理解者不可能走出传统之外, 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份理解对象。理解并不是主观意识的认识行为,它先于认识行为,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
这一段话,几乎原原本本地抄自张汝伦《意义的探究》中的一大段话。这回采取的是跳跃式,即抄几句,便跳过若干字、若干句、若干行。为了节省篇幅,我在汪晖 跳跃得较完整的地方,用省略号表示,并在括弧里说明跳过多少行。《意义的探究》第179—180页:
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成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蒙运动在 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理性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理性也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归根结底,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起作用……(此处跳 过张著引用的伽达默尔一句原话)传统的确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它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
……(此处跳过16行)因此,不仅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理解者不可能走出传 统之外,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分理解对象———文本。……(此处跳过两行半)所以,理解并不是主观意识的认识行为,它先于认识行为,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
虽然有些跳跃,虽然在个别字句上有些变动,但这样的剽袭,基本上是“奋不顾身”的,表明一旦被发现,便不想抵赖的。固然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也没有用一 个“参见”来留条退路,来欺侮原作者和读者: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方式的剽袭,还不是最让人反感的。
上面查考的五种书,恰好是我手头有的。即便是这五种书,也查考得并不全面。《反抗绝望》之后,汪晖先生转向了更广阔的领域,成了思想史方面的专家、权威, 更对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状况,有颇具影响的论说。我希望并且愿意相信:以各种方式剽袭他人著作的情形,不再能在后来的著述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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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jprp 于 Jul 9 14:25:18 修改本文．[FROM: 99.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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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jprp (极品人品), 信区: triangle
标 题: Re: 汪晖“抄袭”事件演变成左右大乱斗.
发信站: 一路BBS (Fri Jul 9 14:26:21 2010), 本站(yilubbs.com)
2010年04月05日09:04南方网赵勇我要评论(119) 字号：T|T
前几日与丁东等朋友聚会，适逢汪晖事件爆发。席间有朋友说：这样的文章也只有王彬彬敢写，北京没有一个学者敢去捅这个马蜂窝。而我则问丁东：刚看过一家报 纸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记者采访你时你说“汪晖的文章不是没有问题，但是说‘学术失范’可能更好”。从报道的效果来看，你好像是个挺汪派？丁东很迷惑，他 说我是支持王彬彬的啊，我前面还说了一大堆，报道时他们怎么只用了我最后的两句话？
后来我就看见了丁东发在自己新浪博客上的短文——《我支持王彬彬》，全文如下：“两天前，《××报》记者张弘给我打电话，问我对王彬彬批评汪晖的文章有什 么看法。我表示，王彬彬是一个正直敢言的学者。我不赞成对王彬彬批评汪晖的动机作恶意猜测。现在中国学界乱象丛生。为了端正学风，对那些知名度高、影响力 大的学者应当严格要求。当然，汪晖博士论文中暴露出的问题是否定性为抄袭剽窃？可能定性为学术失范更好一些。20多年前，中国博士生非常少，导师大多是名 家，质量和现在不能比。但还是存在学术规范把关不严的问题，底子没有打好。现在抄袭剽窃成风，固然有其他社会原因，但和当时底子没有打好也有关系。我这些 意思张弘成文时只取了‘定性为学术失范更好’这一点。可能使读者误认为我不赞成王彬彬的文章。其实我首先认为王彬彬发表批评汪晖的文章是一件好事，我支持 他。”
尽管丁东发表了“声明”，估计现在许多人依然认为他是挺汪派，因为《××报》的传播力度毕竟很大，而他这篇博文到笔者四天后发现时，也只是点击了69次。 此文显然无法消除报纸早已形成的那种影响。
这家媒体报道时为什么只顾及有利于汪晖的评论，这应该是一个颇值得讨论的话题，此处笔者不拟深究。我想接着丁东的话说，我也是支持王彬彬的。王彬彬批评汪 晖其实问题有二：其一是文理不通问题，其二是抄袭问题。关于前者，我虽然没读过汪晖先生的《反抗绝望》，却也读过一些他的其他著作文章。老实说，汪先生的 东西绕来绕去，常常让我看不明白。当然，看不明白也可能是我水平太差，但我私下也常听人说起汪晖的语言问题，现在又有王彬彬直言汪晖文风晦涩，话写不通， 我就觉得也许自己的判断力还不至于那么糟糕吧。
但似乎挺汪者中年轻、年长的学人都不谈这个问题，这让我略感吃惊。这也就是说，汪晖那种疙里疙瘩的著作文章他们都读懂了？如果没读懂，他们是如何得出汪晖 很有思想之类的结论的？如果读懂了，莫非他们使用的是另一套汉语系统？由此我也想到，汪晖担任《读书》主编多年，他在营造一种艰涩的文风方面很可能还是很 有功劳的。因为年轻的学人看《读书》多了，估计也就渐渐熟悉了那套行腔运调的话语路数。经过这种训练之后再读汪晖，觉得那就是汉语美文也未可知。但我觉得 大家都是说汉语的，汪晖的语言有无问题，还是可以形成某种公论的。
目前看来，有关汪晖的第二个问题似乎比较麻烦，争议也最大。我见到的最新文章表明：“王文共计具体指证汪著抄袭他人著作10例，在其中，根据笔者的核对和 参考汪著上下文，有两例是明显不能成立的(汪著58-59页，涉及李泽厚著作；汪著72页，涉及勒文森著作)，有两例可以宽容地归结为‘技术问题’(汪著 68页、69页，涉及勒文森著作)，但是，其余6例，是确凿的抄袭(逐字逐句的抄袭)，而且抄袭意识明显可见(或者没有任何注释，或者注释明显是误导读者 的)。”(肖鹰：《勿拿鲁迅做挡箭牌 学界要有勇气直面抄袭》，《中华读书报》2010年3月31日)既然有6例是逐字逐句地抄，那么抄袭一说显然是可以成立的。
但即使可以成立，我估计这件事情最终也是不了了之，因为此书是汪晖20年前的博士论文(一些学者正是在这一点上为他辩护的)。于是在我看来，汪晖事件的最 大价值也许是它的警示意义。如今，博士论文的水准下滑学界早有议论，也时见某某抄袭的报道见诸报端。对于青年学子来说，我想只有老老实实地做学问才是唯一 正确的选择，此外别无其他途径。如果你投机取巧，即使能够暂时蒙混过关，以后也会被人发现。如果你有志于成为大腕级人物，就更应该把手洗得干干净净。
本人对抄袭是深恶痛绝的，也多次在课堂上说过这种事情。别人我管不着，但起码我可以要求自己的硕士生博士生。我想告诉他们的是：如果他们胆敢抄袭为文，我 首先要自责，同时我也不会以任何形式为他们开脱。我觉得这是做学问的底线。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北大这篇：媒体暴力与学术独立
http://ccga.pku.edu.cn/html/ziliao/20100418/2510.html
（要反向翻墙）
媒体暴力与学术独立
时间:2010-04-18 16:03来源:未知 点击:次
媒体暴力与学术独立 关于一起媒体公共事件的备忘录 □魏行 2010-4-15 14:33:55【
左岸特稿】 一，《南方周末》的有罪预设与合法性问题 《南方周末》3月25日以罕见
的跨版形式转发王彬彬的长文，
一，《南方周末》的“有罪”预设与合法性问题
《南方周末》3月25日以罕见的跨版形式转发王彬彬的长文，指控汪晖《反抗绝望》一
书存
在严重抄袭。此文一出，随即在网络上引爆了长时间激烈的辩驳，一直到4月8日，战火并
未停息，《南方周末》却再次以超长篇幅发表项义华的《规范的缺失与自我的迷失》一文
，并配发了网民对《反抗绝望》的调查材料，以及关于此次事件的不同声音。这可以看成
是该报对网络论辩的一个回应，也是挑战。的确，深谙媒体之道的《南方周末》成功地利
用了媒体议题设置的功能，完成了对一位学者的有罪推论，也成为一起媒体以暴力干涉学
术的特殊而罕见的案例，值得解剖。笔者关注网络媒体公共事件的发生，对于这次事件，
也一直进行追踪、观察与思考。这里，结合田野观察，对《南方周末》此次进行的议程设
置过程和方法做一个基本描述，帮助大家厘清问题。
先从一个有意味的现象开始。项义华的文章首先承认了王彬彬一文具有偏颇之处，“从王
彬彬一文所举例证来看，汪著涉嫌抄袭的部分似乎并不很多，有些地方似乎也比较难以定
性”。
在王彬彬一文发表之后，署名“钟彪”的网络文章和三联编辑舒炜的文章，驳斥了王文在
证据上的作假。从网络上网民上传的大量汪晖一书的截图来看，王彬彬一文的最大“偏颇
”之处，恰恰是无法辩护的作假，有玩弄证据之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列文森的问题
，王文其实是故意抹杀汪晖的注脚。这是豆瓣读书3月29日“面向大海”网民在题为“
为什
么王彬彬摘录时会漏掉了一个重要注释？”里的质疑：
被王文列为汪文抄袭铁证的例句是：汪的论著中将“梁”换“鲁”。王文摘了汪著作Ｐ
13
4的这一段话：“鲁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
或部
说汪晖“几乎”原原本本抄录勒文森,是除了名字的变换外,还有一个标点符号的差异。勒文森的“技术、结构”,在汪晖手里变成了“技术结构”:“技术”与 “结构”之间的顿号没有了,这可能是匆忙间的疏忽。但“技术、结构”是两件事；而“技术结构”则变成了难以理解的一件事。———汪晖的剽袭,总是有意无意 地损害原文。
再举一个“老老实实式”的例子。汪晖《反抗绝望》第69页(三联版第134页):
……但是,对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历史与价值的这种内在统一性被无情地撕裂: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 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页:
……梁启超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作为这样一个人登上文坛: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 相联系。
两段话中,冒号以后的话,一字不差。这种老老实实的剽袭,是最不让人反感的。最让人反感的,是搅拌、组合、拼凑等手段一齐用,只偷其意,而在字句上尽量不 留痕迹。这种方式的剽袭在《反抗绝望》中是更严重地存在着的。
勒文森说:“如果说追求中国与西方平等的观念深藏于梁启超的思想中,那么它也会深藏于每一个近代中国人的———从最保守的到最激进的———文化理论中。” (p10)
汪晖说:“追求民族的独立与平等的意识深藏于鲁迅日本时期的文化理论中。”(p70/p136)
勒文森说:“梁启超时刻关心的是匡正中国文化信誉扫地的名声。因此,从西方引进的文化必须被转变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天然要素。根据进化的‘三世’说原则,梁 将这些要素视为未来的中国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梁启超看来,这种新文化是可依赖的、孔夫子所期望的文化。我们称这种改造西方文化的过程为使中西方‘文 化发展形式类似’的过程。实际上是使已经按照孔夫子指引的路线发展过来的中国历史向西方业已达到的历史水平看齐。”(p54)
汪晖说:“鲁迅……把欧洲历史视为一个接一个的‘偏至’的社会形态,把他所推崇的‘新神思宗’视为对欧洲的‘偏至’的一种校正和改革,于是,当‘改革’不 再仅仅被解释为适合于中国时,中国就不再是一种唯一需要变革的落后文明,而是人类各种文明中的一个平等的文明,因而也就能坦然地承受吸纳变革的思想。同 时,既然欧洲文明并不等于先进的文明,先进的价值是对现存欧洲文明的反叛,那么,中国也就能够在与欧洲平等的前提下接受这些来自西方的价值。这也就是以文 化发展形式的类似(变革作为文化发展的普遍形式而既适合于中国也适合于西方)来缓解由历史与价值的冲突造成的心理紧张。”(p74/p141)
这里,汪晖的话与勒文森的话,并没有多少字句上的相同,但“偷意”则是确定无疑的。所谓“文化发展形式的类似”,是勒文森分析梁启超思想时的一个较为重要 的概念,也被汪晖原原本本地用于对鲁迅思想的分析。
在《反抗绝望》第二章第二节中,汪晖总结了鲁迅“在接受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以改造和批判中国文化传统过程中耐人寻味的思维特点”。这种特点有两个。而这两个 思维特点,在勒文森的书中都能找到,换句话说,都是勒文森归纳的梁启超思维特点。
汪晖总结的鲁迅的第一个思维特点是:
鲁迅把民族、国家与文化区别开来,在承认西方现代文明优越性的前提下接受科学、理性、进化、个人等价值观,从而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予以掊击扫荡；但在精神归 趋上又忠于民族(而不是文化),坚守着民族的平等与独立的原则。(pp70—71/p137)
勒文森书第四章详细地论述了梁启超如何把“文化”与“国家”区别开来的。勒文森说:
那么,中国将怎样面对世界呢?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个答案———以国家对国家,用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用那些中国的甜甜蜜蜜的东西,因为生存的手段正是基本 的民族价值,梁启超打通了从文化主义通向国家主义的道路。(p145)
这就意味着要以一个国家,而不是以一种文化来面对西方。梁启超不再在具体的价值中去竭力寻求平等……而只是在理论的可能性中坚持平等。(p168)……汪 晖这样总结鲁迅的第二个思维特点(p72):
第二,在鲁迅的叙事中,中国的悲剧命运不是来自传统文化的断裂,不是来自对经典著作权威的抵制,而正是来自中国的文化传统,因此,变革首先是对自身历史文 化的变革。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124页:
他(梁启超)终于走进一个新的境界。中国的灾难并非来自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的背叛,也并非来自对经典著作权威性任性的抵制,而正是来自于坚持这种权威。 必须从那些“伪经”、从那些“真经”、从那些过去的死亡之手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这两段话,意思完全相同。可以说,汪晖是将勒文森在不同章节、不同语境中对梁启超思想状况的论述拢到一处,贴上了“鲁迅思维特点”的标签。
对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的剽袭
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也给予了汪晖很大帮助。《反抗绝望》只在一处明白标注引用了林毓生的原文,但引用得让人莫明其妙。而在真正借助林 毓生的地方,则不做任何说明。例如,《反抗绝望》中,用“整体反传统”这一理论,对鲁迅这一代“五四”人物的思维方式进行了论述,完全就是对林毓生的学 舌。《反抗绝望》对林毓生的剽袭,是以搅拌、组装、拼凑等多种方式进行的。具体字句上的剽袭痕迹不是很明显,但“偷意”的迹象则是十分显眼的。
下面,先抄一段《反抗绝望》中的话(pp61—62/pp124-125):
《新青年》开始出版正是在袁世凯极力巩固其卖国统治,准备扮演帝制丑剧的时候。辛亥革命在人们心里点燃的短暂的虚妄的希望已经幻灭了,建立了四年的“中华 民国”不仅没有真正走上富强之道,连“民国”的招牌都岌岌可危。于是,《新青年》的第一个结论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民主政治,还需要大张旗鼓地宣 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性结论直接引导了“五四”知识者对思想文化的重视。袁世凯称帝前便已在提倡祭天祀孔,以便从 思想体系上为帝制作张本；《新青年》在袁世凯称帝时发表的文章中也便开始具体地反对儒家的“三纲”和“忠、孝、节”等奴隶道德。1916年秋,保皇党康有 为上书黎元洪、段祺瑞,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新青年》便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反对康有为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这一方面是 因为这个复古逆流确与帝制复辟的阴谋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进步的思想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即认为要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便必须有一个思想革命,或 者如当时所说的“国民性”改造,从而断言“伦理之觉悟为最后之觉悟”———从“中体西用”到“托古改制”,从政治革命到文化批判,“传统”的各个层面至此 被想象为一种具有必然联系的整体而遭到彻底的否定,其标志便是普遍皇权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得到深刻的揭示,而“中庸”的思想模式,“折中”、“公 允”的生活态度被激烈的、否定性的、整体观的思维模式所代替。
首先要说,这一番话,有多处文理不通。以搅拌、组装、拼凑的方式剽袭他人时,特别容易犯文理不通的错误。这道理,想必不用多讲。
下面看看《中国意识的危机》中的一段(pp49—50):
辛亥革命以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确演变成了一个整体观的思想模式,从而使它变成了一个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工具,它将中国传统看作是一个其性质 是受中国传统思想痼疾感染的有机式整体而加以抨击。这种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潜在的整体观,是在各种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下才形成的。这些因素是:五 四反传统主义者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道德所采取的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激愤；他们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情操,对社会政治和文化进行根本改造 的迫切要求；即对建立一个基于新的自由、民主和科学价值的新中国的渴望；由于袁世凯的无耻篡权和夭折的帝制运动和张勋的复辟(这两者增强了他们要求变革的 迫切感)而使他们产生的对整个社会旧邪恶势力的深刻认识；以及他们对中国传统的中心价值体系的极度疏远。总之,普遍王权崩溃后所遗留的社会和文化力量,将 五四反传统主义者认为溯源于传统的整体观思想模式发展成一种整体观的分析范畴,反传统主义者正是通过这种分析范畴才形成他们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 (pp49—50)
读者不需要有太多的耐心和太好的眼力,就能看出汪晖的那段论述,完全“脱胎”于林毓生的相关论述。剽袭他人时,一般性的话,可以换一种方式说。但核心概念 却难以改变。林毓生所谓的“整体观的思想模式”、“普遍王权”这些概念,汪晖也只能袭用。
对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的剽袭
张汝伦的《意义的探究》,是介绍和研究当代西方释义学的专著,与汪晖的论题本无直接关系。汪晖要借助其观点解释鲁迅等人对传统的理解,自然也无不可。但汪 晖却不是老老实实地借用,而是“老老实实”的剽袭。举两例。
汪晖《反抗绝望》第64页(三联版第128页):
这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 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 们必然要在传统中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决定作用。
这是一个独立的自然段,没有冒号,也没有引号。汪晖是将其作为自己的观点显示给读者的。我们再看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第175—176页:
……伽达默尔强调指出,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 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 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去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解在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制约作用。
用不着我再做什么分析了。汪晖的那段话,虽然做了一个注释,让读者“参见”张汝伦的书,但这样的“参见”,实在欺人太甚:欺原作者太甚；也欺读者太甚。比 较起来,下面的剽袭方式,让人反感的程度就要轻些。
汪晖《反抗绝望》第65页(三联版第129页):
……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成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蒙运 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起作用。传统的确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是我们存在和理 解的基本条件。因此,不仅我们始终处于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理解者不可能走出传统之外, 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份理解对象。理解并不是主观意识的认识行为,它先于认识行为,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
这一段话,几乎原原本本地抄自张汝伦《意义的探究》中的一大段话。这回采取的是跳跃式,即抄几句,便跳过若干字、若干句、若干行。为了节省篇幅,我在汪晖 跳跃得较完整的地方,用省略号表示,并在括弧里说明跳过多少行。《意义的探究》第179—180页:
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成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蒙运动在 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理性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理性也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归根结底,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起作用……(此处跳 过张著引用的伽达默尔一句原话)传统的确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它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
……(此处跳过16行)因此,不仅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理解者不可能走出传 统之外,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分理解对象———文本。……(此处跳过两行半)所以,理解并不是主观意识的认识行为,它先于认识行为,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
虽然有些跳跃,虽然在个别字句上有些变动,但这样的剽袭,基本上是“奋不顾身”的,表明一旦被发现,便不想抵赖的。固然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也没有用一 个“参见”来留条退路,来欺侮原作者和读者: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方式的剽袭,还不是最让人反感的。
上面查考的五种书,恰好是我手头有的。即便是这五种书,也查考得并不全面。《反抗绝望》之后,汪晖先生转向了更广阔的领域,成了思想史方面的专家、权威, 更对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状况,有颇具影响的论说。我希望并且愿意相信:以各种方式剽袭他人著作的情形,不再能在后来的著述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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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一路BBS http://yilubbs.com [FROM: 99.67.0.0]
※ 修改:．jprp 于 Jul 9 14:25:18 修改本文．[FROM: 99.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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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jprp (极品人品), 信区: triangle
标 题: Re: 汪晖“抄袭”事件演变成左右大乱斗.
发信站: 一路BBS (Fri Jul 9 14:26:21 2010), 本站(yilubbs.com)
赵勇：“汪晖剽窃事件”的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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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就看见了丁东发在自己新浪博客上的短文——《我支持王彬彬》，全文如下：“两天前，《××报》记者张弘给我打电话，问我对王彬彬批评汪晖的文章有什 么看法。我表示，王彬彬是一个正直敢言的学者。我不赞成对王彬彬批评汪晖的动机作恶意猜测。现在中国学界乱象丛生。为了端正学风，对那些知名度高、影响力 大的学者应当严格要求。当然，汪晖博士论文中暴露出的问题是否定性为抄袭剽窃？可能定性为学术失范更好一些。20多年前，中国博士生非常少，导师大多是名 家，质量和现在不能比。但还是存在学术规范把关不严的问题，底子没有打好。现在抄袭剽窃成风，固然有其他社会原因，但和当时底子没有打好也有关系。我这些 意思张弘成文时只取了‘定性为学术失范更好’这一点。可能使读者误认为我不赞成王彬彬的文章。其实我首先认为王彬彬发表批评汪晖的文章是一件好事，我支持 他。”
尽管丁东发表了“声明”，估计现在许多人依然认为他是挺汪派，因为《××报》的传播力度毕竟很大，而他这篇博文到笔者四天后发现时，也只是点击了69次。 此文显然无法消除报纸早已形成的那种影响。
这家媒体报道时为什么只顾及有利于汪晖的评论，这应该是一个颇值得讨论的话题，此处笔者不拟深究。我想接着丁东的话说，我也是支持王彬彬的。王彬彬批评汪 晖其实问题有二：其一是文理不通问题，其二是抄袭问题。关于前者，我虽然没读过汪晖先生的《反抗绝望》，却也读过一些他的其他著作文章。老实说，汪先生的 东西绕来绕去，常常让我看不明白。当然，看不明白也可能是我水平太差，但我私下也常听人说起汪晖的语言问题，现在又有王彬彬直言汪晖文风晦涩，话写不通， 我就觉得也许自己的判断力还不至于那么糟糕吧。
但似乎挺汪者中年轻、年长的学人都不谈这个问题，这让我略感吃惊。这也就是说，汪晖那种疙里疙瘩的著作文章他们都读懂了？如果没读懂，他们是如何得出汪晖 很有思想之类的结论的？如果读懂了，莫非他们使用的是另一套汉语系统？由此我也想到，汪晖担任《读书》主编多年，他在营造一种艰涩的文风方面很可能还是很 有功劳的。因为年轻的学人看《读书》多了，估计也就渐渐熟悉了那套行腔运调的话语路数。经过这种训练之后再读汪晖，觉得那就是汉语美文也未可知。但我觉得 大家都是说汉语的，汪晖的语言有无问题，还是可以形成某种公论的。
目前看来，有关汪晖的第二个问题似乎比较麻烦，争议也最大。我见到的最新文章表明：“王文共计具体指证汪著抄袭他人著作10例，在其中，根据笔者的核对和 参考汪著上下文，有两例是明显不能成立的(汪著58-59页，涉及李泽厚著作；汪著72页，涉及勒文森著作)，有两例可以宽容地归结为‘技术问题’(汪著 68页、69页，涉及勒文森著作)，但是，其余6例，是确凿的抄袭(逐字逐句的抄袭)，而且抄袭意识明显可见(或者没有任何注释，或者注释明显是误导读者 的)。”(肖鹰：《勿拿鲁迅做挡箭牌 学界要有勇气直面抄袭》，《中华读书报》2010年3月31日)既然有6例是逐字逐句地抄，那么抄袭一说显然是可以成立的。
但即使可以成立，我估计这件事情最终也是不了了之，因为此书是汪晖20年前的博士论文(一些学者正是在这一点上为他辩护的)。于是在我看来，汪晖事件的最 大价值也许是它的警示意义。如今，博士论文的水准下滑学界早有议论，也时见某某抄袭的报道见诸报端。对于青年学子来说，我想只有老老实实地做学问才是唯一 正确的选择，此外别无其他途径。如果你投机取巧，即使能够暂时蒙混过关，以后也会被人发现。如果你有志于成为大腕级人物，就更应该把手洗得干干净净。
本人对抄袭是深恶痛绝的，也多次在课堂上说过这种事情。别人我管不着，但起码我可以要求自己的硕士生博士生。我想告诉他们的是：如果他们胆敢抄袭为文，我 首先要自责，同时我也不会以任何形式为他们开脱。我觉得这是做学问的底线。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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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3月25日以罕见的跨版形式转发王彬彬的长文，指控汪晖《反抗绝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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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重抄袭。此文一出，随即在网络上引爆了长时间激烈的辩驳，一直到4月8日，战火并
未停息，《南方周末》却再次以超长篇幅发表项义华的《规范的缺失与自我的迷失》一文
，并配发了网民对《反抗绝望》的调查材料，以及关于此次事件的不同声音。这可以看成
是该报对网络论辩的一个回应，也是挑战。的确，深谙媒体之道的《南方周末》成功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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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特殊而罕见的案例，值得解剖。笔者关注网络媒体公共事件的发生，对于这次事件，
也一直进行追踪、观察与思考。这里，结合田野观察，对《南方周末》此次进行的议程设
置过程和方法做一个基本描述，帮助大家厘清问题。
先从一个有意味的现象开始。项义华的文章首先承认了王彬彬一文具有偏颇之处，“从王
彬彬一文所举例证来看，汪著涉嫌抄袭的部分似乎并不很多，有些地方似乎也比较难以定
性”。
在王彬彬一文发表之后，署名“钟彪”的网络文章和三联编辑舒炜的文章，驳斥了王文在
证据上的作假。从网络上网民上传的大量汪晖一书的截图来看，王彬彬一文的最大“偏颇
”之处，恰恰是无法辩护的作假，有玩弄证据之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列文森的问题
，王文其实是故意抹杀汪晖的注脚。这是豆瓣读书3月29日“面向大海”网民在题为“
为什
么王彬彬摘录时会漏掉了一个重要注释？”里的质疑：
被王文列为汪文抄袭铁证的例句是：汪的论著中将“梁”换“鲁”。王文摘了汪著作Ｐ
13
4的这一段话：“鲁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
或部
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
、变
、变
更思想、变更理由。”
查查汪晖的原文，这段话后面紧跟着有一个注释：“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第
46页”。既然汪先生自己都已经明白告诉大家，可以看看列氏著作的46页，又怎么能说“
汪晖只把勒文森的‘梁启超’换成‘鲁迅’,其他便‘几乎’是原原本本地抄录勒文森
”呢
？说不准王先生自己也是看了汪的注释才找到列文森书中46页的那段话。
还有，在Ｐ90,汪在分析梁鲁“同一性”时，已经清楚标出“参见”勒文森这书的注释
。可
以读读汪的原文。
不知为什么王的文章摘录时会漏掉了这个注释，让许多网友凭此直接判断汪就是抄袭。为
什么漏了？是不小心还是在证据上做手脚？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 /10534897/）
其实，3月28日在闲闲书话，网民“麦香抄手”在王彬彬长文的跟帖中，就已经用大量
的截
图反驳了王文的证据，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132085.sh
tml 。此后，有关列文森问题的截图被广泛传播在豆瓣读书、闲闲书话和关天茶社这三个
论辩最激烈的地方。因此，这里的网民们对《南方周末》和王彬彬一文产生了强烈的质疑
。在关天茶社，网民“诗人小郑”在题为“王彬彬与《南方周末》，因对汪晖的恶意污蔑
，必须向全国公开道歉！”的帖子中说：
我诗人小郑光明磊落，但是特别恨别人骗我、耍我。刚刚我才发现，被王彬彬骗了。
王彬彬批评汪晖的文章，其实只有一条证据非常过硬，就是汪晖说鲁迅的文化改造是“变
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3月25日那天，我就是看了新闻报道中对这段的引文，才心里对汪晖有很大鄙夷。
后来
4月3号，我才看到王彬彬的全文，这才认识到王彬彬是在大题小作。《南方周末》是在肆
意攻击。
而直到今天，也就是4月7日，我才在天涯看到某网友贴上的《反抗绝望》的影音（印
）书页，我发现在这条汪晖说鲁迅的文化改造是“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
理由”。汪晖竟然已经加了注！注解是“列文森《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第46页”！
汪晖都加了注解了，怎么你王彬彬还在那犬吠呢？
我诗人小郑从来没骂过人，今天我破例下“王彬彬，你×××”,“《南方周末》
，你
×××”。这个世界到底还有没有天理！！！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网民心态。即便是在网络上铁杆“倒汪” 派的网民vivo（该网民被
南周
作为网民搜查“抄袭”证据的主要角色）也认为：
就像Dasha所言，如果仔细考察王彬彬的文章，他也不是什么好鸟，更不是什么真能抓
住、
咬死老鼠的好猫。
他的行文不怎么清晰准确，有很大的误导性成分，比如在引述汪晖《反抗绝望》第
65
页的剽窃文字时，故意省略掉最开始的“在伽达默尔看来”，也不点明这段话实际上紧挨
着第64页给出了来源注释的引述文本，如果一个反对者没查对过原书，就彻底失去了任何
辩护的余地（当然，我不认为可以辩护，可在这种要害地方不说清楚就有点行为不端）；
又比如，王彬彬口口声声说汪汪汪到处以“参见”浑水摸鱼，可人家有时候只给出脚注，
没说“参见”。 http://www.douban.com/note/65202440/
对于这些涉嫌证据作伪的做法，项文和《南方周末》都没有做出回应。那么，《南方周末
》是否对王文论证的证据有所了解呢，《中国青年报》披露道：
据刊发《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一文的《南方周末》责任编辑刘小磊介绍，大概
两周前王彬彬将该文给他，“他当时跟我讲，《文艺研究》星期五进厂，但是到读者手里
还有 1个星期左右。这个杂志发行量也就2000-3000份，他还是希望也给我们。”刘小
磊表
示，拿到该文后，他将王彬彬指出涉嫌被抄袭的5本书和汪晖《反抗绝望》几个版本的
书亲
自对照，还修改了两三处《文艺研究》上不太准确的引文，“核对一遍后，我觉得大体来
说文章比较扎实。”（《中国青年报》2010年3 月30日，《清华教授成名作被指抄袭
网友
解读为“派系斗争”》，记者王晶晶。）
也就是说，王文的证据都是经过责编“亲自对照”的，因此，对这些证据的作假，《南方
周末》是难辞其咎的。另一个广受网民批评的问题，是王文的一稿两投，这是严重违反学
术规范的事情，对此，《南方周末》责编的回应是颇可玩味。也是网民的披露：“昨天问
一个编辑，南周这种做法是否合理。编辑说尽管学术刊物有半年不得转载的规定，但是只
要作者本身授权，在此期间内，发到其它刊物上，是没有问题的。”http://www.douban.
com/group/topic/10506546/?start=100 。作者授权，就可以一稿两投，这是一个匪夷所
思的理由。也许，更有意味的是，《南方周末》在“转载”的时候，并无“转载”二字”
，也并不提及首发的《文艺研究》。那么，《文艺研究》会状告《南方周末》吗？《南方
周末》知道不会，所以才会无所顾忌，形式上的“转载”二字也可以省略。对此，可以理
解的理由，是《南方周末》和《文艺研究》其实是互相知道和协商好的，在同一时间段里
共同推出这一文章，以达到制造“公共事件”的效果。对于这些表现，网民其实很敏感，
“闲闲书话”上，网民“老俞说事”在3月25日当日就发出“请看《南方周末》和《文艺
研究》的联合军事行为”的帖子，很多网民开始怀疑此次事件背后的政治动机，此后左、
右之争开始不断在网络论辩中出现。
这里涉及到如何理解项文所承认的前提，即从王文来看，汪晖所谓“抄袭”的地方其实“
并不很多”，而且“较难定性”。这其实已经承认，3月25日《南方周末》破例刊登王
文，
其实是一种媒体预先设定“有罪”推论而进行的非法的“缺席”审判，因为其论证本身是
完全站不住脚的。那么，《南方周末》是否应该为这种行为的“非法性”负责呢？目前，
其实并没有任何机制可以制衡这种媒体的“非法”行为。除非当事人走法律程序，而《南
方周末》作为一家有势力的媒体，对此看来并不顾忌。
对它来说，最重要的是：它作为一项成功的议题设置已经完成，虽然王彬彬一文所有的证
据都是虚假的，但是对汪晖的指控却声势浩大地建立起来。汪晖“抄袭”事件被称为成为
学术界的“大地震”，也成为媒体热衷追捧、具有充分的眼球吸引力的选题，各家媒体争
先恐后跟进。汪晖本人希望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的意愿，已经完全不可能，而是
演化为一个平面和网络媒体联袂狂欢的盛大节日。对此，项文还明知故问地说：
对汪晖来说，面对学界同行在学术道德方面对自己的严重质疑，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是由自
己出面作出解释，但他的第一反应却是“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这是很让人不解的。
汪晖对中国学术界保持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的期望，反而变成了“让人不解”的事情。而
且，有意思的是，大多数出来站在《南方周末》立场上说话的学者，也都表示不理解汪晖
的话。
4月8日《南方周末》再度出击，是继续沿着“有罪推论”的预设来强化其议题功能。因此
，项义华一文的重点依然会放在所谓“证据”上，但是因为有王彬彬证据作假的“前科”
之鉴，所以项文其实别无选择，只能继承王文的逻辑，继续纠缠在最没有说服力的“参见
”式注释问题上，固守其从“参见”的角度定义“剽窃”的基本立场。为此，项文把《反
抗绝望》一书的“参见”式注释进行了全面梳理，他发现：在鲁迅研究的专业学科领域，
汪晖一书的所有引证都是规范的。但是他的结论却是奇诡的， “这表明汪晖当时是具
备引
证方面的学术规范意识的，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他是能够做到以正文和注释相互对应
的方式来引述别人的学术观点的。”所以，他接下来的论断就很值得分析了：
“但令人遗憾的是，《反抗绝望》一书在引述鲁迅研究界之外的一些学者的观点时，却出
查查汪晖的原文，这段话后面紧跟着有一个注释：“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第
46页”。既然汪先生自己都已经明白告诉大家，可以看看列氏著作的46页，又怎么能说“
汪晖只把勒文森的‘梁启超’换成‘鲁迅’,其他便‘几乎’是原原本本地抄录勒文森
”呢
？说不准王先生自己也是看了汪的注释才找到列文森书中46页的那段话。
还有，在Ｐ90,汪在分析梁鲁“同一性”时，已经清楚标出“参见”勒文森这书的注释
。可
以读读汪的原文。
不知为什么王的文章摘录时会漏掉了这个注释，让许多网友凭此直接判断汪就是抄袭。为
什么漏了？是不小心还是在证据上做手脚？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 /10534897/）
其实，3月28日在闲闲书话，网民“麦香抄手”在王彬彬长文的跟帖中，就已经用大量
的截
图反驳了王文的证据，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132085.sh
tml 。此后，有关列文森问题的截图被广泛传播在豆瓣读书、闲闲书话和关天茶社这三个
论辩最激烈的地方。因此，这里的网民们对《南方周末》和王彬彬一文产生了强烈的质疑
。在关天茶社，网民“诗人小郑”在题为“王彬彬与《南方周末》，因对汪晖的恶意污蔑
，必须向全国公开道歉！”的帖子中说：
我诗人小郑光明磊落，但是特别恨别人骗我、耍我。刚刚我才发现，被王彬彬骗了。
王彬彬批评汪晖的文章，其实只有一条证据非常过硬，就是汪晖说鲁迅的文化改造是“变
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3月25日那天，我就是看了新闻报道中对这段的引文，才心里对汪晖有很大鄙夷。
后来
4月3号，我才看到王彬彬的全文，这才认识到王彬彬是在大题小作。《南方周末》是在肆
意攻击。
而直到今天，也就是4月7日，我才在天涯看到某网友贴上的《反抗绝望》的影音（印
）书页，我发现在这条汪晖说鲁迅的文化改造是“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
理由”。汪晖竟然已经加了注！注解是“列文森《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第46页”！
汪晖都加了注解了，怎么你王彬彬还在那犬吠呢？
我诗人小郑从来没骂过人，今天我破例下“王彬彬，你×××”,“《南方周末》
，你
×××”。这个世界到底还有没有天理！！！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网民心态。即便是在网络上铁杆“倒汪” 派的网民vivo（该网民被
南周
作为网民搜查“抄袭”证据的主要角色）也认为：
就像Dasha所言，如果仔细考察王彬彬的文章，他也不是什么好鸟，更不是什么真能抓
住、
咬死老鼠的好猫。
他的行文不怎么清晰准确，有很大的误导性成分，比如在引述汪晖《反抗绝望》第
65
页的剽窃文字时，故意省略掉最开始的“在伽达默尔看来”，也不点明这段话实际上紧挨
着第64页给出了来源注释的引述文本，如果一个反对者没查对过原书，就彻底失去了任何
辩护的余地（当然，我不认为可以辩护，可在这种要害地方不说清楚就有点行为不端）；
又比如，王彬彬口口声声说汪汪汪到处以“参见”浑水摸鱼，可人家有时候只给出脚注，
没说“参见”。 http://www.douban.com/note/65202440/
对于这些涉嫌证据作伪的做法，项文和《南方周末》都没有做出回应。那么，《南方周末
》是否对王文论证的证据有所了解呢，《中国青年报》披露道：
据刊发《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一文的《南方周末》责任编辑刘小磊介绍，大概
两周前王彬彬将该文给他，“他当时跟我讲，《文艺研究》星期五进厂，但是到读者手里
还有 1个星期左右。这个杂志发行量也就2000-3000份，他还是希望也给我们。”刘小
磊表
示，拿到该文后，他将王彬彬指出涉嫌被抄袭的5本书和汪晖《反抗绝望》几个版本的
书亲
自对照，还修改了两三处《文艺研究》上不太准确的引文，“核对一遍后，我觉得大体来
说文章比较扎实。”（《中国青年报》2010年3 月30日，《清华教授成名作被指抄袭
网友
解读为“派系斗争”》，记者王晶晶。）
也就是说，王文的证据都是经过责编“亲自对照”的，因此，对这些证据的作假，《南方
周末》是难辞其咎的。另一个广受网民批评的问题，是王文的一稿两投，这是严重违反学
术规范的事情，对此，《南方周末》责编的回应是颇可玩味。也是网民的披露：“昨天问
一个编辑，南周这种做法是否合理。编辑说尽管学术刊物有半年不得转载的规定，但是只
要作者本身授权，在此期间内，发到其它刊物上，是没有问题的。”http://www.douban.
com/group/topic/10506546/?start=100 。作者授权，就可以一稿两投，这是一个匪夷所
思的理由。也许，更有意味的是，《南方周末》在“转载”的时候，并无“转载”二字”
，也并不提及首发的《文艺研究》。那么，《文艺研究》会状告《南方周末》吗？《南方
周末》知道不会，所以才会无所顾忌，形式上的“转载”二字也可以省略。对此，可以理
解的理由，是《南方周末》和《文艺研究》其实是互相知道和协商好的，在同一时间段里
共同推出这一文章，以达到制造“公共事件”的效果。对于这些表现，网民其实很敏感，
“闲闲书话”上，网民“老俞说事”在3月25日当日就发出“请看《南方周末》和《文艺
研究》的联合军事行为”的帖子，很多网民开始怀疑此次事件背后的政治动机，此后左、
右之争开始不断在网络论辩中出现。
这里涉及到如何理解项文所承认的前提，即从王文来看，汪晖所谓“抄袭”的地方其实“
并不很多”，而且“较难定性”。这其实已经承认，3月25日《南方周末》破例刊登王
文，
其实是一种媒体预先设定“有罪”推论而进行的非法的“缺席”审判，因为其论证本身是
完全站不住脚的。那么，《南方周末》是否应该为这种行为的“非法性”负责呢？目前，
其实并没有任何机制可以制衡这种媒体的“非法”行为。除非当事人走法律程序，而《南
方周末》作为一家有势力的媒体，对此看来并不顾忌。
对它来说，最重要的是：它作为一项成功的议题设置已经完成，虽然王彬彬一文所有的证
据都是虚假的，但是对汪晖的指控却声势浩大地建立起来。汪晖“抄袭”事件被称为成为
学术界的“大地震”，也成为媒体热衷追捧、具有充分的眼球吸引力的选题，各家媒体争
先恐后跟进。汪晖本人希望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的意愿，已经完全不可能，而是
演化为一个平面和网络媒体联袂狂欢的盛大节日。对此，项文还明知故问地说：
对汪晖来说，面对学界同行在学术道德方面对自己的严重质疑，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是由自
己出面作出解释，但他的第一反应却是“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这是很让人不解的。
汪晖对中国学术界保持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的期望，反而变成了“让人不解”的事情。而
且，有意思的是，大多数出来站在《南方周末》立场上说话的学者，也都表示不理解汪晖
的话。
4月8日《南方周末》再度出击，是继续沿着“有罪推论”的预设来强化其议题功能。因此
，项义华一文的重点依然会放在所谓“证据”上，但是因为有王彬彬证据作假的“前科”
之鉴，所以项文其实别无选择，只能继承王文的逻辑，继续纠缠在最没有说服力的“参见
”式注释问题上，固守其从“参见”的角度定义“剽窃”的基本立场。为此，项文把《反
抗绝望》一书的“参见”式注释进行了全面梳理，他发现：在鲁迅研究的专业学科领域，
汪晖一书的所有引证都是规范的。但是他的结论却是奇诡的， “这表明汪晖当时是具
备引
证方面的学术规范意识的，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他是能够做到以正文和注释相互对应
的方式来引述别人的学术观点的。”所以，他接下来的论断就很值得分析了：
“但令人遗憾的是，《反抗绝望》一书在引述鲁迅研究界之外的一些学者的观点时，却出
现了许多本可避免的错误。这既表现在一些已有参见式注释的片段上，也表现在一些未加
引注的段落之中。如王彬彬一文中列举的几处引用列文森、李泽厚、张汝伦三人相关论述
的片段，就有4处存在着虽有注释但正文中未标明被引者之名亦未说明引用他人论述的
问题
引注的段落之中。如王彬彬一文中列举的几处引用列文森、李泽厚、张汝伦三人相关论述
的片段，就有4处存在着虽有注释但正文中未标明被引者之名亦未说明引用他人论述的
问题
，另有三处则未加注释——这是为汪晖辩护的钟彪等人也不能否认的。 ”
这段论述有几个问题值得提出来。
一，汪晖被指控为“抄袭”的地方其实都不属于鲁迅研究的专业领域，虽然项文想诱导大
家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汪晖不是不具备规范引证的能力，而是故意违反。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从这里得出另一结论，就是汪晖一书出现的引文不规范的情况，都是
在背景性和资料性的描述部分，而不是立论的部分，这恰恰证明汪晖一书在八十年代的学
术背景下，其独立研究的部分其实具有相当的规范性。事实上，无论是王文还是项文，以
及网络上出现的所有被指控为“抄袭”的部分，都是严格地限定在背景性与资料性的范围
之内，这是一个不应该被遮蔽的重要问题。
二，非常遗憾，列文森的问题再度被列为证据，说明项文，或者《南方周末》并不愿意直
面王彬彬一文论证作假的事实。
三，对钟彪一文的引用，断章取义。钟彪一文承认汪晖存在三处脱注现象，“但它们都紧
邻‘参见’式注释”，这句描述非常关键，正是因为是“紧临”，所以它应该被认定为“
疏失”。而且关于列文森的问题，钟文应该是最早指出其论证作假的：
还有的地方，王彬彬毫不掩饰地指黑为白。例如，汪晖在《反抗绝望》第68页对列文森《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的引用，已有“列文森：
这段论述有几个问题值得提出来。
一，汪晖被指控为“抄袭”的地方其实都不属于鲁迅研究的专业领域，虽然项文想诱导大
家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汪晖不是不具备规范引证的能力，而是故意违反。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从这里得出另一结论，就是汪晖一书出现的引文不规范的情况，都是
在背景性和资料性的描述部分，而不是立论的部分，这恰恰证明汪晖一书在八十年代的学
术背景下，其独立研究的部分其实具有相当的规范性。事实上，无论是王文还是项文，以
及网络上出现的所有被指控为“抄袭”的部分，都是严格地限定在背景性与资料性的范围
之内，这是一个不应该被遮蔽的重要问题。
二，非常遗憾，列文森的问题再度被列为证据，说明项文，或者《南方周末》并不愿意直
面王彬彬一文论证作假的事实。
三，对钟彪一文的引用，断章取义。钟彪一文承认汪晖存在三处脱注现象，“但它们都紧
邻‘参见’式注释”，这句描述非常关键，正是因为是“紧临”，所以它应该被认定为“
疏失”。而且关于列文森的问题，钟文应该是最早指出其论证作假的：
还有的地方，王彬彬毫不掩饰地指黑为白。例如，汪晖在《反抗绝望》第68页对列文森《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的引用，已有“列文森：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6页”的注释，而且其中并无“参见”二字。即使此处没
有用引号标注所引词句，也只是稍与现在的习惯不合而已，王彬彬则有胆量说，“读者应
有用引号标注所引词句，也只是稍与现在的习惯不合而已，王彬彬则有胆量说，“读者应
该已经笑起来了！”，认为这是“对勒文森的剽袭”!
所以，可以认为项文的发表并不表明《南方周末》试图以学术的态度认真对待已经披露的
事实，对待不同意见的辩驳，而是继续沿着“有罪推论”的路数往下走，这正是《南方周
末》议题设置的逻辑。而项义华一文则以貌似学术的话语，继续玩弄证据。
二，项文所谓新的涉嫌“抄袭”材料之辨析
项文的主体部分是披露新的涉嫌“抄袭”的材料，主要有两个部分。
一是关于黎红雷《中法启蒙哲学之比较》，而项文之所以找到这些“证据”，根据的却仍
然是汪晖自己书中给出的注脚。所以，项文和王文依然是走同样的路线，根据原文给出的
注脚，指证其为“抄袭”：
“第一类例证见于汪著1991年版第19-21页（河北教育2000年版第59-61页），这里前面部
分关于怀疑精神的一大段论述都是从黎文中抄来的，只作了少量文字上的改动，后面引用
的严复、梁启超等人关于怀疑论哲学的论述也是从黎文中转引过来的，共约1100多字，但
汪晖只在第20页中间一句——“这样一种深刻的怀疑主义必然会引起从事近代启蒙和反对
封建专制的政治斗争中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共鸣。”——后头加了上述那个参见式的脚注，
似乎除此之外，都是由汪晖自己独立完成的。这如果不属于王彬彬文中所说的那种“掩耳
盗铃式的抄袭”，那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如果我们破除项文的诱导式句式的影响，其实可以发现，汪晖的原文并没有隐瞒其出处，
因此这个指控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对此，项文自己是心虚的，所以在紧着的这一段里，提
高了调子为自己做进一步的“论证”：
“事实上，除了这一处以外，该书1991年版第72-76页整整一大段（自“其次”始，至
“所
代替”终，2000年版第121-125页作了分段，内容无异）长达2800多字的论述，就是著
者将
所以，可以认为项文的发表并不表明《南方周末》试图以学术的态度认真对待已经披露的
事实，对待不同意见的辩驳，而是继续沿着“有罪推论”的路数往下走，这正是《南方周
末》议题设置的逻辑。而项义华一文则以貌似学术的话语，继续玩弄证据。
二，项文所谓新的涉嫌“抄袭”材料之辨析
项文的主体部分是披露新的涉嫌“抄袭”的材料，主要有两个部分。
一是关于黎红雷《中法启蒙哲学之比较》，而项文之所以找到这些“证据”，根据的却仍
然是汪晖自己书中给出的注脚。所以，项文和王文依然是走同样的路线，根据原文给出的
注脚，指证其为“抄袭”：
“第一类例证见于汪著1991年版第19-21页（河北教育2000年版第59-61页），这里前面部
分关于怀疑精神的一大段论述都是从黎文中抄来的，只作了少量文字上的改动，后面引用
的严复、梁启超等人关于怀疑论哲学的论述也是从黎文中转引过来的，共约1100多字，但
汪晖只在第20页中间一句——“这样一种深刻的怀疑主义必然会引起从事近代启蒙和反对
封建专制的政治斗争中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共鸣。”——后头加了上述那个参见式的脚注，
似乎除此之外，都是由汪晖自己独立完成的。这如果不属于王彬彬文中所说的那种“掩耳
盗铃式的抄袭”，那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如果我们破除项文的诱导式句式的影响，其实可以发现，汪晖的原文并没有隐瞒其出处，
因此这个指控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对此，项文自己是心虚的，所以在紧着的这一段里，提
高了调子为自己做进一步的“论证”：
“事实上，除了这一处以外，该书1991年版第72-76页整整一大段（自“其次”始，至
“所
代替”终，2000年版第121-125页作了分段，内容无异）长达2800多字的论述，就是著
者将
其“参见”的李泽厚、黎红雷、李龙牧、邱存平等人的论述拼凑糅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其
中涉及的对谭嗣同、严复、梁启超、魏源、冯桂芬、龚自珍、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
观应、邹容、孙中山、蔡元培等诸多近代思想人物的论述，都不是汪晖本人从这些近人著
作中解读出来的，而是从他人的研究性论著中摘抄出来的 ”。
这一段深得王彬彬一文瞒天过海之精髓。就是它刻意隐瞒了这一部分内容涉及的李泽厚、
黎红雷、邱存平（除了李龙牧）其实汪晖在原文中都给出了注脚，他才能够一一检出。我
查验了手中2000版本的第121-125页，其中涉及李泽厚的注脚有三处之多，涉及黎红雷
一处
，邱存平一处。第124页注脚1中赫然写着：
“关于近代思想史的‘中庸’思维方式可参见黎红雷的《中法启蒙哲学之比较》一文第
4节
。”
第 123页注脚3为：
“鲁迅对‘中庸’的批评可参见邱存平《关于鲁迅对中庸思想的批评》一文，见《鲁迅研
究动态》1997年第10 期。”
接着项文追加指控：“更有甚者，汪晖还将黎文中的一段论述和一处引文拼凑在一起，直
接当作自己的论述写在自己的书里”。他比较了汪晖原文和黎红雷一文的相似处，认为：
“至少在这一段中，汪晖是注明了出自李泽厚论著的引文出处的。但遗憾的是，对于不如
李泽厚那样知名的作者，汪晖的抄袭就显得有些不留情面了”。但是只要阅读了汪晖原文
的读者都不难发现，这部分是为了对鲁迅思想进行辨析的背景交代，在交代法国启蒙思想
及其对康有为、邹容等思想的影响之后，汪晖的立论在于：“但是鲁迅的态度却复杂得多
。他把个人的自由意志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及其自由平等原则对立起来，认为后者与君主
专制一样对个人、个性形成了束缚”。在对此观点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后，再回到法国启蒙
思想的时候，给出的第一个注脚就是黎红雷的《中法启蒙思想之比较》。事实上，因为这
个注脚出现在全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项文正是据此来发现黎文的。
从现在的引述规范来说，确实不够严格，但是从汪晖的原文看，不存在故意隐瞒材料出处
的问题。所以项文需要不断强调汪晖原文的“突兀之感”，行文“莫名其妙”，“飞来之
笔”等等，以强化他的论证，这些不过都是遮幕法。汪晖的原文其实很清晰。
第二部分是利用张梦阳的说法，来指责汪晖抄袭“竹内好”，这其实已经沦为诡辩，不值
得辨析了。不过，我们还是来看看项文是怎么来罗织罪名的。项文说：
这一段深得王彬彬一文瞒天过海之精髓。就是它刻意隐瞒了这一部分内容涉及的李泽厚、
黎红雷、邱存平（除了李龙牧）其实汪晖在原文中都给出了注脚，他才能够一一检出。我
查验了手中2000版本的第121-125页，其中涉及李泽厚的注脚有三处之多，涉及黎红雷
一处
，邱存平一处。第124页注脚1中赫然写着：
“关于近代思想史的‘中庸’思维方式可参见黎红雷的《中法启蒙哲学之比较》一文第
4节
。”
第 123页注脚3为：
“鲁迅对‘中庸’的批评可参见邱存平《关于鲁迅对中庸思想的批评》一文，见《鲁迅研
究动态》1997年第10 期。”
接着项文追加指控：“更有甚者，汪晖还将黎文中的一段论述和一处引文拼凑在一起，直
接当作自己的论述写在自己的书里”。他比较了汪晖原文和黎红雷一文的相似处，认为：
“至少在这一段中，汪晖是注明了出自李泽厚论著的引文出处的。但遗憾的是，对于不如
李泽厚那样知名的作者，汪晖的抄袭就显得有些不留情面了”。但是只要阅读了汪晖原文
的读者都不难发现，这部分是为了对鲁迅思想进行辨析的背景交代，在交代法国启蒙思想
及其对康有为、邹容等思想的影响之后，汪晖的立论在于：“但是鲁迅的态度却复杂得多
。他把个人的自由意志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及其自由平等原则对立起来，认为后者与君主
专制一样对个人、个性形成了束缚”。在对此观点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后，再回到法国启蒙
思想的时候，给出的第一个注脚就是黎红雷的《中法启蒙思想之比较》。事实上，因为这
个注脚出现在全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项文正是据此来发现黎文的。
从现在的引述规范来说，确实不够严格，但是从汪晖的原文看，不存在故意隐瞒材料出处
的问题。所以项文需要不断强调汪晖原文的“突兀之感”，行文“莫名其妙”，“飞来之
笔”等等，以强化他的论证，这些不过都是遮幕法。汪晖的原文其实很清晰。
第二部分是利用张梦阳的说法，来指责汪晖抄袭“竹内好”，这其实已经沦为诡辩，不值
得辨析了。不过，我们还是来看看项文是怎么来罗织罪名的。项文说：
如果汪晖如张梦阳所说的那样，能够“坦然承认”竹内好“对自己的研究思路产生过重要
的启悟”，他就不应该在具体问题上显示与竹内好的区别的同时，却对“反抗绝望”这个
核心命题与竹内好上述论述的关系不作任何说明。
那么，我们来看汪晖原著中的这段话：
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抗绝望”是对社会与自我的双重态度，它首先是一种人生哲学，即
个人如何面对人生的思考。竹内好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是一句
语言
，但是在说明鲁迅的文学这一点上，超出了语言。与其说着是象征性的语言，不如说是一
种态度和行为。……人们可以说明‘绝望’和‘虚妄’，但对于自觉地意识到它的人却无
法说明。因为，那是一种态度。表现了那种态度的是《狂人日记》。”（注脚2，竹内
好：
《鲁迅》，第81页。）其实，全部的鲁迅小说都是这种态度的客观化，它们既是这种态度
的表述，又是这种态度的结束；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家鲁迅的形成正依赖于这种态度。（
2000版，第318页）
这是“不作任何说明”吗？自称检查过全书脚注的项文，似乎没看到这里的引文和注脚，
这是否刻意欺瞒读者？这样的举证作伪，与王彬彬的文风也是一脉相承的：按照三联编辑
舒炜的发现，王彬彬在证据上尤其擅长“外科”手术。
除此之外，项文还大量地运用误导性语言，来迷惑读者。茲举两例：
“熟悉李泽厚文风的读者自然不难发现，这个段落中有关康有为、邹容的论述与李泽厚的
那么，我们来看汪晖原著中的这段话：
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抗绝望”是对社会与自我的双重态度，它首先是一种人生哲学，即
个人如何面对人生的思考。竹内好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是一句
语言
，但是在说明鲁迅的文学这一点上，超出了语言。与其说着是象征性的语言，不如说是一
种态度和行为。……人们可以说明‘绝望’和‘虚妄’，但对于自觉地意识到它的人却无
法说明。因为，那是一种态度。表现了那种态度的是《狂人日记》。”（注脚2，竹内
好：
《鲁迅》，第81页。）其实，全部的鲁迅小说都是这种态度的客观化，它们既是这种态度
的表述，又是这种态度的结束；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家鲁迅的形成正依赖于这种态度。（
2000版，第318页）
这是“不作任何说明”吗？自称检查过全书脚注的项文，似乎没看到这里的引文和注脚，
这是否刻意欺瞒读者？这样的举证作伪，与王彬彬的文风也是一脉相承的：按照三联编辑
舒炜的发现，王彬彬在证据上尤其擅长“外科”手术。
除此之外，项文还大量地运用误导性语言，来迷惑读者。茲举两例：
“熟悉李泽厚文风的读者自然不难发现，这个段落中有关康有为、邹容的论述与李泽厚的
手笔是多么的接近，以李泽厚在1980年代的流行程度，以他为抄袭对象而不被发现的可能
性是相当小的，所以，当王彬彬一文举证指责汪晖抄袭李泽厚的时候，许多汪晖的辩护者
性是相当小的，所以，当王彬彬一文举证指责汪晖抄袭李泽厚的时候，许多汪晖的辩护者
都不以为然，觉得是小瞧了汪晖的智力。对此，笔者也不持异议——至少在这一段中，汪
晖是注明了出自李泽厚论著的引文出处的。”
明明是无法证明抄袭李泽厚，但是却故意以如此暧昧的话语出现。
对于伊藤的这句话，张梦阳的解读是这样的：“日本鲁迅学界是带着几分喜悦指出了竹内
好对汪晖的影响，并没有指责他‘剽窃’，因为影响与‘剽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晖是注明了出自李泽厚论著的引文出处的。”
明明是无法证明抄袭李泽厚，但是却故意以如此暧昧的话语出现。
对于伊藤的这句话，张梦阳的解读是这样的：“日本鲁迅学界是带着几分喜悦指出了竹内
好对汪晖的影响，并没有指责他‘剽窃’，因为影响与‘剽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但是，在笔者看来，伊藤所用的“藏不住”一词却正与张梦阳所说的“坦然承认”一词
构成了一种饶有意味的对比。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笔者从伊藤这句话里读出的并不是“
日本鲁迅学界的几分喜悦”，而是大陆鲁迅研究学界的某种苦涩——但愿这只是我的误读
而已。
构成了一种饶有意味的对比。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笔者从伊藤这句话里读出的并不是“
日本鲁迅学界的几分喜悦”，而是大陆鲁迅研究学界的某种苦涩——但愿这只是我的误读
而已。
项文在这里故意用“但愿这只是我的误读”来掩盖真实的目的，就是在无法证明汪晖“抄
袭”竹内好情况下，用暗示的方法来引导读者的想象。这是很不正大光明的方法，是阴暗
的做派。
如果不是因为“有罪预设”的动力，上述这些“证据”不至于如此扭曲。
三，《南方周末》与网络暴力
这次《南方周末》再次出击的特殊之处，是在与项文配合的同时，还发表了网民收集的证
据。
其中最被强调的重磅证据就是项文已经提到、由网民vivo搜集的李龙牧问题。但是根据发
表在“左岸文化网”（http: //www.eduww.com）上的李葵文章《汪晖有关<新青年>的历史
论述的出处》，汪晖关于五四论述的资料来源，并非直接来自李龙牧《五四时期传播马克
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刊物——“新青年”》一文，而是来源于《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这一当
时研究生的必读书目，在其博士论文中是列为参考文献的，但是在初版的时候，因为编辑
按照当时出版的习惯拉掉了参考文献，导致出处的遗漏。所以，《南方周末》的编辑在对
材料不辩其真伪的情况下，武断地把这条材料列为重点“抄袭”材料，严重误导读者。这
同时也证明，媒体其实并不具有介入学术界，充当法官和裁判的学术能力，而只能成为粗
暴干涉学术独立的反例。当然，从上述事实来看，《南方周末》从一开始就没准备真正从
学术立场出发来判定事件的性质。
在网民给出的所谓涉嫌抄袭苏联学者赫拉普钦科例中，举证者也刻意遗漏了一个关键细节
，就是在同一段落，原文已经给出了注脚。在我手中的2000年版中，第215页，注脚内
容为
：赫拉甫琴科：《作家的创作个性与文学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142页。
《反抗绝望》作为一本八十年代的著作，它的学术规范按照今天的要求并非完善。但是这
些问题应该放在八十年代的历史背景中去看，才是客观的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理
解八十年代的学术规范就成为一个必然的焦点。
因此，《南方周末》在“声音”里引用的梁文道的话就很有技巧：
那些指控铁证如山，即便是汪晖本人一时间也没什么话好说。只不过我仍然宽容，或许是
因为中国大概连读书人抄东西算不算抄也有一套自己的“中国模式”。
但实际上，梁文道文章的主题谈的是八十年代的情况，这个帖子在闲闲书话和关天茶社里
都是热帖。网民的追问是：梁文道说的八十年代，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http://w
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132413.shtml
《南方周末》看重的是“铁证如山”这个评判，而这个判断是建立在王彬彬一文证据作伪
的基础上，所以《南方周末》利用了这个循环论证，就是自己证明自己。但是梁文道一文
的真正主题却不是论证“铁证”，而是谈他对八十年代的观察和同情的理解：
“但是换个角度想，那年头有谁管学术规范呢？就别计较论文格式工不工整了，一本砖头
般的大书竟连参考书目都没有，绝大部份的翻译更是省下了注释，让读者看一堆没头没尾
的「洁本」。可是大家还是甘之如饴，照读无误。我甚至觉得当时的学界对于「抄袭」根
本有一套和现在截然不同的文化认知，不只不以为耻，反而视之为稀松平常的琐事。为甚
么？就像李泽厚编的一套美学译丛的前言里所说的，快速引入新知要比甚么都重要，其余
的事将来再说。”
梁文道这里是把“抄袭”打上引号的，但是这些，在“声音”里恰恰是被消声了的。所以
，《南方周末》对梁文道的引用，既是诱导式的，也是误导式的。
《南方周末》征用网民来搜集证据，他们之间有频繁的“地下”互动。在闲闲书话上，在
关于梁文道文章激辩的热帖中，4月6日有网民就威胁说：“俺也提醒一句：若是梁文道的
文字在《南周》上出现了，你们一定要化悲痛为饭量”，另一网民则发出这样的声音：“
容我阳谋地说一句：这喜剧目前还是引蛇出洞的阶段。别扫了它们的兴。”他们显然都是
已经知道内幕的。在4月8日《南方周末》出版之后，他们弹冠相庆的时候，也不忘嘲笑对
手说，“不怕，——老子前夜已揪耳嘱咐丫：要化悲痛为饭量。这时他在拼命加餐。”
（
http: //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132612.shtml）
所谓对李龙牧“抄袭”的材料来自一个叫vivo的网民，而且《南方周末》还特别采用
了他的点评。这个网民是《南方周末》征集网络暴力的典型案例。这是一个在网上极为嚣
张的学术打手，其经典言论如下：
除了这个汪汪汪，以前我羞辱过的学术臭虫害虫还有钱穆、季羡林、余英时、刘小枫、甘
阳、邓正来等，垃圾的学人比比皆是。
以《国学概论》为例说说钱穆
1、究心国学，却没有学好古汉语，语言表达鄙陋，半文半白，不伦不类，牟宗三、
唐君毅也是类似的货色，读来令人生厌。
2、识见有限，写书一般都是剽剥抄袭他人成说，汇为一帙，自己略加点评。《国学
概论》共20万字，钱穆自己的话大概只有5万，且相当垃圾，夹杂在各种经典著述之间
，碍
人眼目，为什么不干脆做一本资料汇编呢？
3、好大务功，学问空疏。从表面上看，钱穆读书极博，征引繁芜，但仔细观察，
他可
能只是借助黄宗羲、江藩、皮锡瑞、梁启超等人的著述而去随便翻翻前人浩瀚的作品，并
没有下功夫一一仔细研读，因而论述都是蜻蜓点水，人云亦云。有时故立新说，却成了被
人耻笑的把柄。http://vivox.blog.sohu.com/63252004.html
学术批评时（当然，我通常都会附带攻击到人格、人身，因为世间根本没有脱离了当事人
人品的学品、立场、思想、话语，对于学者来说，以学术安身立命，学品、思想、写作更
应该就是人品），我通常从来不管你是左派右派、复古守旧派（retro）还是先锋激进
派（
avant-garde），站立的位置不重要（因为在当代社会的生存-生活博弈中学术其实不重要
，没有根本的影响力，它更多是一个知识-智性共同体的自娱游戏），重要的是如何陈
述、
辩护自己的立场，以及在陈述辩护中体现出来的智商、道德品质和审美水准。以此为标准
，我不但会骂汪晖，秦晖、朱学勤、徐友渔、刘军宁，甘阳、崔之元、旷新年，刘小枫、
王怡、蒋庆、康晓光撞见了我照批不误，不过相对来说我羞辱自由派的情形不多，因为国
内的这批人虽然智力不高，可也就落个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拾人牙慧嚼人余唾思想描红知识
贩卖平庸浅薄寡淡无味，倒没什么太过分的错乱悖妄，而汪晖、刘小枫、甘阳等就不同，
他们不但不学无术识见谫陋且品质恶劣气焰熏天臭气冲天，逮着个机会就要骂一骂以肃清
妖氛匡扶正气。
杨念群真是个垃圾、废物，他貌似在反讽讥世，实际上是黑白莫辨、是非不分，隐隐约约
在替汪汪汪辩护，要把一个很严肃的学术道德、学术品质问题置换成媒体（报刊、网络）
混战而设法让汪晖开溜。
他好像颇为熟谙网络，有本事到这个帖子里来驳难，我会把他拍成肉糜、肉酱。
我们学术界到处都是杨念群这类蠢人，根本欠缺面对学术的热情、虔诚和神圣感
，假
装聪明地要从利益、权力、政治、社会、媒体等角度来理解来解释纯粹的学术真理、学术
道德问题，以为这就是透彻、深刻，把事情彻底看穿，它的犬儒化、玩世不恭正是促成汪
晖此类学术诈骗犯屡屡得手、无法清除出学术共同体反令他坐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http://www.douban.com/note/65202440/
《南方周末》就是通过招募了这样的学术打手来完成其打击异己的功能。在这样的氛围下
，已经完全不可能有正常的学术讨论。所有站出来为汪晖说话的学者都遭到了辱骂和围攻
，而钱理群先生更是因此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四，媒体（网络）暴力与学术界的交锋
——以中国思想论坛与豆瓣读品为例
豆瓣读品网站是vivo这样的网民活动频繁的地方。中国思想论坛http://www.zhongguosix
iang.com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性论坛怎么会和豆瓣读品http://www.douban.com/group/dp
/ 这样的网站发生激烈的交锋呢？
从中国思想论坛的自我介绍来看，这个网站是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哲学学科主办的，其主
体是一批人文社会科学的年轻知识群体。交锋开始于一个叫“心岳”的网民在“中国思想
论坛”被封而引发的事件，“心岳”则在豆瓣读品上指责中国思想网站压制言论自由。
3月26日，也就是《南方周末》发表王彬彬长文的第二天，该网站出现了“禁止心岳发
言通
知”，如下：
回心岳。你的讨论方式严重违背本论坛宗旨，本论坛对是非有自己的判断：不希望推波助
澜、助纣为虐式的言论。本论坛通知你，关闭你的发言功能。你太嚣张了，不仅叫嚣让汪
晖先生说话，而且直接处处针对汪晖的学生（这哪里叫讨论问题，分明是公开挑衅）。明
确地告诉你，这里给汪晖说话的人并不是汪晖的学生，而是为真理说话的人。你严重玷污
了本论坛的形象，本论坛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也不可能成为你手中的刀枪棍棒。本论坛对
你的IP禁止将是永久性的，你的心岳、xinyue、余心岳等几个马甲同时封闭。
心岳的帖子举例：（1）期待汪晖的学生们保持冷静，新一代学者需要更高的教养。（2）
期待汪晖的学生们保持冷静，新一代学者需要更高的教养。
心岳 发表于 2010-3-25 13:23 说早了，还要说一遍。 （3）15# 随风东西 呵呵，够
不到
你的上（你能接受到来自上面的指示）。（5） 更期待汪晖本人的回应文章，就王文指出
的问题，细细说说博士论文的生产过程和生产背景。我们也好长见识，学招术。 按民
间的
说法，是好是臭（念qiu,宁波人说的次和差)，拿出来遛遛。（6）汪晖说：“我很希望此
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不明白啥意思，希望熟悉他的人或他的学生或他本人解释一下
。 （7）人家也许会说，汪的学生如此下作。（8）请把你记得的讨论过程另外发贴说
明，
否则，网友们会认为你是同谋。（9）逼得我只能转些让这里的汪晖的学生们不高兴的
言论
了，生态自然，而且平衡。等等。
其他心岳转帖的污蔑汪的帖子兹不例举。
心岳在儒学联合论坛上的帖子：
（1）因为论坛目前由汪晖的学生把持。（2）中国思想论坛的汪门弟子发火了，把我永久
封了。http://www.yuandao.com/dispbbs.a ... 9&replyID=36499
我已经声明，本论坛与汪晖无关，据我所知，讨论的人也没有他的学生，更没有上面的指
示。至于你告别本论坛的宣称，我个人对你的回应是：期待你找到适合你的论坛，或者说
你找到你自己的论坛。
而“心岳”则是豆瓣读品的主干分子之一，因此 “心岳”继续在豆瓣读品上攻击中国
思想
网站。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思想论坛一开始是被动地卷入了这场论争的，这也迫使中国思
想网站开始关注这个豆瓣读品的存在。4月1日，中国思想论坛发布了“豆瓣读品究竟在做
什么”的帖子，集中回应了豆瓣读品对他们的攻击：
本来无意参与王-汪之事的讨论，但看到讨论已经不再是真正的学术批评，是以将有关
讨论
帖子从思想论坛的讨论区转移到学术批评区，以示本论坛在导向上不参与“学术与思想”
之外的过当（如宗派、人身攻击等）讨论。但没有想到，本论坛在豆瓣读品小组（好像又
被称为毒品小组，开始不知为什么得名，现在明白了）那里遭到攻击。对此我倒要质问毒
品车间主任，毒品究竟要做什么？
毒品车间主任陆兴华公开声明要置汪晖、钱理群于死地。毒品同时也挑衅中国思想论坛。
居心何在？
毒品车间在挑战什么？
毒品贩子所为早就超出了汪晖《反抗绝望》是否抄袭这一问题。毒品车间主任有两句名言
：（1）汪晖的整个写作都不能成立；（2）汪晖的现代思想一书每句话都有毛病。
这表面上是在挑战汪晖，表面上看车间主任针对的是它的天敌汪晖，但实际上是针对的是
三十年来泰半的“中国学术”与“中外学术界”。何以见得？
汪晖的现代思想一书，不说是十年一剑这样的话，就说此书出版后众多学者对该书的评论
吧！从李欧梵、王德威、甘阳、高全喜、慕唯仁、石井刚、伍国、。。。。。。一大串中
外学者的名单，对汪晖的大作做了积极的评价。固然不能说他们代表了学术界，但是却也
不能不说这些评论，仅仅是一个小圈子的意见。如果说对汪晖此书的评价乃是一个共识，
应该公允。
但毒品车间不太理会学术界的声音，而是公然否认这一大学术群体的判断与眼光，不无自
信地宣称：（1）汪晖的整个写作都不能成立；（2）汪晖的现代思想一书每句话都有毛病
。
依据我的判断，这根本不再是挑衅汪晖，而是挑衅学术界，进而挑衅学术。
毒品车间的工人宣称，用数据库来查找汪晖现代思想的抄袭问题，这个令人大为震惊。毒
品车间宣称，欲置汪晖甚至为汪晖说了话的钱理群于死地，置为汪晖辩护的某某人于死地
。虽然这个我们管不了，但我这才明白了毒品车间为什么攻击中国思想论坛。因为在这个
论坛，有人敢于站出来说出了不同的声音。所以中国思想论坛连同其主办者都受到了毒品
的攻击。不光是中国思想论坛，谁要是说了不同的声音，毒品车间都要置其于死地。这就
是毒品所要做的。
毒品主任用什么展开对学术的挑战、对于学术界的挑战、对于汪晖与钱理群的挑战？无非
就是用数据库，用抄袭的判定，来“学术规范”。数据库与学术规范可以判定汪晖是否抄
袭，这是一个问题。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即便以违背学术规范的方式，能够宣判《反
抗绝望》甚至《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甚至钱理群个人、甚至学术界、甚至学术本身的死
刑吗？
毒品车间是站在什么角度对学术界与学术进行攻击？当然不是学术。看看车间主任的宣称
：
关于汪晖的抄袭（五）：我们系和我们学院已被我成功策反，从此成为解放区
昨天系里院里开会，副教授以上的人士都到场了，众人见到我都冲过来向我表忠心，表扬
我对汪晖这个学术骗子和理论骗子的揭露，连我们学院的总书记大人也当众高声表扬了我
对汪晖的揭发。我们系和我们学院已被我成功策反，从此成为解放区。
为什么要来说这个呢？因为大家需要鼓励。因为年青，不明白大学系科里的行事规矩，大
家会以为各系科没有什么反应就是大家不在乎了，其实一个举手表决一分钟就让结果出来
了。花一万元经费，派调查队到全国五十所大学的人文学院取得表决结果，就可置汪晖钱
理群于死地，很简单的事情。我认为全国各大学文科现在就有这样的表决的必要，因为这
种关系到：我们应该拿什么样的学术研究来做榜样，我们的研究必须以什么为目标的问题
：很多年青人都以汪晖这种写作来做进身之押了，这是很可怕的。
所以，汪晖，你放心好了，这一次学术界一定会来帮你澄清的了，我会让它发生的！
只引用上面一段，就可以看出毒品车间在做什么？毒品车间主任说：我们应该拿什么样的
学术研究来做榜样？毒品主任正在拿的榜样，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这里涉及的陆兴华及其惊心动魄的话语，与他历次在涉及与汪晖有关的风波中不断重复的
网络话语，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他除了以批判汪晖为专业外（所谓“天敌”），还批判过
上海的其他学者如许纪霖和吴冠军是“错乱”和抄袭。这里，不难发现，陆兴华与网民
vi
vo在性质上具有极高的相似度，都具有网络流氓知识分子的特征。
正是意识到媒体暴力挑衅的已经不是汪晖，而是学术界，是学术本身，促使中国思想网站
试图从学术的立场和历史的视角出发，来反思这个已经成为“公共”的事件。4月4日，一
个叫做《学术的真诚与未来的视角：关于汪晖王彬彬事件对话》发布在网站上，这是中国
学术界迄今为止最具有理性深度的一个分析，虽然它们却是由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群体在
被动卷入的情况下以匿名的方式发出的。
然而，在豆瓣读品网站上转载的跟帖里，除了谩骂，就是人肉搜索，他们发现该网站的主
办者是华师大的年轻学者陈赟，于是陈赟的所有著作和论文目录都被搜索出来挂在网上示
众。虽然其中也有网民觉得不妥：
2010-04-05 19:20:21 Rimbaud
个人觉得去查这些边角人物的写作履历不妥。也没什么意思。如果这是战场，我们不必把
战场扩大化。
另一网民回答说：
2010-04-05 19:23:34 Rossonero
研究研究边角人物当玩儿吧. 反正汪老板不出来, 也没事干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784621/
最新的事态发展，是4月13日清华大学网站上出示了2010年“政府特殊津贴”推荐名单
，汪
晖名列其中。豆瓣读品迅速做出了反应，以 vivo为首的读品网民发现了一个新的兴奋
点。
以下是从豆瓣读品中摘录的几段帖子，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2010-04-13 16:50:40 vivo
我们网友来把这件事搞大，让汪晖、清华大学无法轻易摆平，除非动用ZG高层这样的暴力
机构给媒体打招呼、命令网站删帖、增设敏感词。
2010-04-13 17:02:12 荷戟独彷徨 (慢慢的看书，不急.)
搞大，摆平......
2010-04-13 17:02:57 oddflower
哇跟群殴章子怡一样，好玩好玩
2010-04-13 17:42:38 晓庄
小心被人说成是网络暴力。
2010-04-13 17:48:32 秦非 (我要出关！！！)
清华当局主观意愿是什么不可考，也不重要，但是从客观效果上来说，对汪晖绝对不利。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784621/
也许新的较量又要开始了。
面对平面媒体与网络媒体合谋推动的猖狂暴力，学术其实已经斯文扫地。难道中国的学术
界就只能这样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吗？学术界究竟如何来保卫自己的独立与自由？这已经
是一个摆在学术界面前的严峻问题。
五，回顾与反思
让我们先回到中国思想论坛网站上《学术的真诚与未来的视角：关于汪晖王彬彬事件对话
》一文中。
这篇对话表现出这个年轻学人群体对学术自觉意识和立场的坚持。他们认为学术之外的力
量再次主导并伤害了学术界内部的事情，这比所谓行政对学术的伤害更大。非理性的力量
被一些特定的力量以“民意”的方式正当化，不是偶然的。但这种利用本身却不足以解决
问题，只能使问题极端化。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界的总体力量，也就是知识界对外部（政
治与社会）的抵抗力量，就会自我瓦解。而学术与规范的问题，是本末的问题。学术是本
，规范是末，学术与规范应该是健康互动，以规范推动学术，以学术促动规范。所谓学术
批评不可离学术而谈规范，以规范代学术，以规范掩盖学术，从而造成对学术本身的伤害
。
人们通过事件来学会如何保护学术，如何抵制不正当的批评。但我不知道，这个期待是否
会是一个过度奢侈的要求。因为非理性的声音过于强大，而学术本身的力量却在“楚歌”
状态。
在他们看来，《反抗绝望》面世的年代，其实并没有明确意义上的成文性的“学术规范”
，思想与学术也处在很自由的“非体制管理”状态。虽然没有“学术规范”，但却有“学
术道德”。那个年代对学术的“规范”来自学术道德，而对道德的约束来自自律与舆论，
而不是体制或机构的制裁。这种以今世之法治往世之罪的方式不是责任的直面承担机制，
而是责任的推诿、规避机制。所有的成文性的条例与规范颁布时，都有自何时起开始实行
的说明，这对条例规范而言乃是不可或缺的。
在道德动机的问题上，足以分辨学术的真诚；在规范与道德的范畴分辨上，足以显现历史
的眼光；在事件讨论的引导上，足以发现未来的关怀。而一旦学术的真诚、历史的眼光与
未来的关怀缺位，我们又怎么能够面对真正的问题本身呢？
因此，责任各有攸归，一种文明的、道德的、充盈着教化力量与未来关怀的处置事件的方
式才能得以建立。以找个替罪羊来抹杀各人的责任取向，则是不能真诚地面对问题的借口
。《反抗绝望》是否符合规范的问题与其思想内容的问题，前者是小，后者是大；前者通
过修订更改就可以解决，但后者却不是技术层面的工作就能解决的，那需要创造性的劳动
。违规与不违规的问题并不能影响对内容与深度的判定，这是小者不能夺其大者。如果因
其若干违背规范，进而否定其思想内容，则是以小夺大。
因此，要让成文的规范与学术道德、学术伦理一并参与到对学术活动的约束中去，并且正
当确立自己的权能范围。规范的制定者应该明确，规范应从何时生效，即便规范可以前溯
，应该有个确定的前溯时间段落，比如五年还是十年。这样，对违规行为，人们要求机构
表态与体制制裁，才能落实到所谓的程序正义上。
由此，我们的讨论其实并不是取消学术规范，而是在完善学术规范。只不过，相对于程序
性的规范而言，我们坚持规范与学术本身的关系，不能颠倒；而且，我们主张规范的多样
性原则。
在一片媒体狂欢的喧嚣声中，这样的声音尽管微弱，却特别值得听取。
其实，这次由《南方周末》所设定的非法审判，之所以能够呼风唤雨，除了它对自己权势
的滥用外，还有更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如果观察这些在网络上最活跃的“倒汪”派网民
群体，就可以发现，除了一些作为意见领袖的“流氓”知识分子外，大都属于对学术体制
心怀不满，在学术体制边缘或者之外的“草民”型小知识分子。在中国学术体制行政化和
资源垄断化的过程中，学术界与社会的沟壑的确是在加深，也确实存在着很多严重腐败的
现象。而对这些现象的不满已经积累为社会集体心理意识，因此，《南方周末》对网络暴
力的征用，正是利用了这些社会心理需要宣泄的需求，因此它的暴力性也特别强。在网上
的激辩中，依靠大量的粗口和脏话来压倒对方，更是惯用的方法，有网民总结为两条：一
曰喷粪术；二曰性器官暴露术，它成为社会非理性心理集体宣泄的主要表现。那个叫
vivo
网民更是以不堪入目的污言秽语而自豪，他自己坦白说：“N年前因为无聊，我断断续
续花
了一半年时间专门研究网上最恶毒最刺激人的谩骂言论，呵呵，如今要有人真的和我对喷
，想占上风有点困难。”而对那些拥戴他的网民来说：“这个世界太庸俗太黑暗了，需要
vivo一般的超人引领我们去横扫一切。每天上班真累，没有意义，而抽空能看到有这群勇
敢的猛士在仗义真是对我们的安慰。去他妈的学者教授吧。vivo才是真正的思想家艺术家
，只是你们庸人看不懂罢了。”（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784621/?star
t=100）
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网络暴动和狂欢的过程中，上述中国思想论坛的思考本身其实已经很难
立足，因为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共识层面上说话，也因此根本无法建立一个对话的平
台。
而作为一位学者的汪晖，他自身的学术研究的贡献究竟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大多数网
络“倒汪派”对汪晖的学术工作和他的个人品行并不了解，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些都不重
要。重要的是“汪晖”已经沦为一个符号象征，象征着学术权威、资源垄断、结党营私，
等等，成为所有一切学术体制的腐败表征；一只替罪羊，所有对学术体制的不满都集中在
这个符号上，而全然不顾汪晖本人其实一直是这个学术体制的批判者。因此，他们不断地
用各种方式叫嚷，要汪晖出来承担“十字架”，也就是为了坐实这个符号象征的意义。这
才是《南方周末》的胜利，它动员网络暴力的时候正是以反抗学术不公正的道义旗帜来自
我合法化的。这就是为什么作为鲁迅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如钱理群、孙郁、赵京华、张梦阳
等为汪晖所做的辩护，都被网络“倒汪派”被看成是利益相关体，认为其证词不能被采纳
。在他们看来，学术共同体就是利益共同体，不由分辨。如此一来，在由《南方周末》所
发动的这场声势浩大的网络群众盲动面前，理性的、学术的声音反而变成了奇怪的东西，
这也正是《南方周末》需要的效果。《南方周末》通过两次编者按，号召打破学术“自律
”，招募网络打手，其实就是对学术界破堤开闸，纵容社会非理性情绪冲击学术界，任其
泛滥成灾，并且一再推波助澜。这就是为什么在试图阻止和批评这些非理性潮水对学术界
产生破坏的学者身上，其左右分野并不鲜明，如鲁迅研究群体、杨念群，以及中国思想论
坛中的青年学人们，因为他们辩护的视角都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视角，享有基本的学术共
识。而且，这次，具有左翼色彩的网站并没有过于介入这个事件。
但是，对于那些非理性的、学术共同体之外的网络盲动分子来说，他们的视角是完全外部
的，他们关心的唯一目的是为学术界打黑，这是他们全部“正义感”的来源，他们因此变
成狂躁的暴民，不断地发出要让所有“抄袭者”死绝的叫嚣，而“整死”汪晖就成了他们
最直接的目标。因此，凡是从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视角来为汪晖辩护的声音，都被不加分辨
（他们也无法分辨）地看成是中国学术界结党营私的证明。比如网民“心岳”就不断地攻
击中国思想论坛是由汪晖的弟子把持的，是有上面的“指示”的，这就非常典型的反映出
他们的极端心理，他们唯一能理解的辩护理由，就是：他们肯定是一伙的，他们与“上面
”勾结。Vivo在号召大家对清华大学施压的时候，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要设法让汪晖与
政府“高层的暴力机构”挂在一起，这样最具有网络动员力量！与此同时，网络“倒汪派
”对《南方周末》作为一种公共权力机构滥用权力的事实视而不见，对《南方周末》在这
次事件中的所作作为拒绝反思，相反，却为自己能够获得主流媒体的认同而欢欣鼓舞。因
此，就出现了一个类似“秀才”遇见“兵”困境，学者们越是从学术立场辩护，就越激发
出网络“倒汪”派与大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式想象，而使得事态的发展越来越错位，也越
来越极端化。4月8日，也就是《南方周末》第二次出击的这一天，闲闲书话上甚至出现了
以“支持 ‘肃抄运动’扩大化”这样极端主义话语为标题的帖子。（http://www.tianya
.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 /1/132612.shtml）正因此，与媒体的喧闹相比较，
大部
分学者选择了沉默，——这当然也是巨大的舆论压力和媒体暴力的后果。但是，这种沉默
本身却反而被诱导为学术界不能解决自己问题的证明。这样，《南方周末》在其中坐收渔
利。
在中国思想界的大论辩中，被认为是“新左派”领袖的汪晖不同与《南方周末》的新自由
主义立场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在过去的是十多年间，左右的交锋从未中断。从这次出来
站在《南方周末》立场上的学者阵容来看，除了 “造反派”式的学者如王彬彬、肖鹰
（他
们属于体制内的vivo派），其左右分野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这一点刚好与为汪晖辩护的
学者身上的中性色彩成为对比。但是，反而是这些右翼色彩鲜明的学者与《南方周末》一
起，异口同声地否认这个议题背后的“政治化”问题。不过，否定本身却正暴露了问题的
症结，那就是他们是要把私党的利益冒充公共利益来操纵整个非法的过程。
最后，让我们回到关于大众传媒“议题设置”的功能上。笔者从百度百科上摘录了一个介
绍：议题设置理论（the agenda-setting theory），它是由美国传播学者麦克姆斯、
唐纳
德·肖最早提出。这种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只要对某些问题予以重视，为公众安排议事日
程，那么就能影响公众舆论。而议程设置功能是指，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
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断。
此次汪晖“被抄袭”事件（沿用中国思想论坛的说法），完美地为这个理论做了解释。它
提醒我们，大众传媒由于它自身的特性，本身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承担对学术界进行公
正裁判的功能。在媒体拥权自重的情况下，它却很容易转化为打击异己的政治工具。《南
方周末》作为一份在中国转型时期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媒体，当它自身的权力溢过“自律”
的界限，就会产生政治上的腐败。对此，中国的学术界如何反思和反抗形形色色的媒体暴
力，保障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将决定今后中国学术界思想的走向与发展。
2010年4月14日
--
※ 来源:．一路BBS http://yilubbs.com [FROM: 99.67.0.0]
※ 修改:．jprp 于 Jul 9 22:58:39 修改本文．[FROM: 99.18.0.0]
全文链接: http://www.yilubbs.com/HT/con_119_M.1278699981.A.htm
发信人: jprp (极品人品), 信区: triangle
标 题: Re: 汪晖“抄袭”事件演变成左右大乱斗.
发信站: 一路BBS (Fri Jul 9 14:28:11 2010), 本站(yilubbs.com)
2010年04月07日 09:22 来源：北京晨报
“著名学者”汪晖研究鲁迅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一书有没有抄袭？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不信，只要把下面这两段话拿去问一个小学生：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梁启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 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 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我想小学生都会告诉你，汪晖就是几乎一字不差从勒文森那儿抄来的。而且抄得很低级，连抄了四个“变更”，却只变更了一下人名。汪晖本人倒不敢说什么， 把责任推给“学术界”，“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果然，钱理群、孙郁、赵京华、韩东这些“学术界”著名学者都出来澄清了：“抄袭之说不成立”、 “引文不规范不同于剽窃”、“汪著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不能否定”、“毫无价值的争论”……
什么叫引文不规范？这是引文吗？汪晖能在他抄的这一段后面补注“抄自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吗？我就不信这些著名学者连小学生的判断力都没 有。其中有的还是鲁迅研究专家，我读过他们的著作，不知里面是否也有这种在他们看来从前很正常的“引文不规范”？鲁迅在提及剽窃时，有言“‘男盗女娼’， 是人间大可耻事”，而这些鲁迅研究专家怎么反而不以为耻？起鲁迅于地下，见到这伙研究他的专家连基本是非观都没有，还不得再死一次？
一位“著名学者”被发现抄袭，在现在的中国学术界可算稀疏平常的了。看看如此多的“著名学者”为抄袭者狡辩、围攻揭露者，才是比较不常见的。当然，如 果没有这么多不以抄袭为耻的“著名学者”，也就不会有抄袭横行的中国学术界了。
方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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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一路BBS http://yilubbs.com [FROM: 99.67.0.0]
全文链接: http://www.yilubbs.com/HT/con_119_M.1278700091.A.htm
发信人: jprp (极品人品), 信区: triangle
标 题: Re: 汪晖“抄袭”事件演变成左右大乱斗.
发信站: 一路BBS (Fri Jul 9 14:30:35 2010), 本站(yilubbs.com)
2010-03-25 03:52:00 来源: 京华时报(北京) 跟贴 898 条
核心提示：3月10日出版的国家级核心期刊《文艺研究》刊发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文的文章指出，清华大学教授、《读书》杂志前主编汪晖20多年前的博 士论文存在多处抄袭。北大专家表示，该论文存在引文不规范问题，不能说是剽窃。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一文中，汪晖被指多处抄袭。胡雪柏摄
京华时报3月25日报道 3月10日出版的国家级核心期刊《文艺研究》刊发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的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文章中，清 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读书》杂志前主编汪晖写于2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被指存在多处抄袭。王彬彬称，他通过比对发现，汪晖的抄袭对象至少包括 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等5部中外专著，抄袭手法则包括“搅拌式”、“组装式”、“掩耳盗铃式”、“老老实实式”等。
汪晖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昨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反抗绝望》可能确实 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规范的问题，但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钱理群同时表示，该书的核心观点应该是汪晖独立思考的结果，汪晖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不能否定。
王彬彬
意外发现抄袭问题
现年51岁的汪晖为江苏扬州人，先后从扬州师院和南京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文学史家唐弢先生，攻读 博士学位。
在《反抗绝望》的新版序言中，汪晖称，该书写于1986年至1987年间，1988年4月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1990年，该书在台湾出版繁体字 版；1991年作为“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之一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经修订后作为“回望鲁迅”丛书之一种，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王 彬彬所依据的，就是2000年版。
“鲁迅研究是我个人的学术生涯的起点，这一点至今对我仍很重要。”汪晖在新版序言中这样写道。正是这部30余万字的专著，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王彬彬把它 称作汪晖的“第一桶金”。
在鲁迅研究领域，《反抗绝望》也是一部不容忽视的“名著”，自出版以来经常出现在中文系教师开给学生的书单中。用王彬彬的话说，该书“到今天甚至已经具有 了‘经典’的性质”。
昨天上午，王彬彬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和汪晖并不认识，也没有任何形式的交往和接触，发现汪晖著作中问题的过程也颇为意外。“学生做论文的时候经 常会引用《反抗绝望》，我觉得有必要看一看，否则指导学生不方便，于是在去年暑假期间看的，看着看着就觉得不对劲。”
他还说，去年10月份，他就把《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一文投给了《文艺研究》，编辑部非常谨慎，逐字核查后才决定发表。
王彬彬说，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须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他不希望此事成为一个闹剧。
王彬彬说，在《反抗绝望》中，抄袭和剽窃的现象“很明显”也“很严重”。他根据手头的几本书简单比对后发现，汪晖的抄袭对象至少包括以下5部中外专著：李 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美]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张汝伦《意义的探索》(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 版)。
王彬彬将汪晖的抄袭手法归为4类：
一是“搅拌式”：将他人的话与自己的话搅拌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将他人论述的次序做些调整，便作为自己的话登场；
二是“组装式”：将别人书中不同场合说的话，组合在一起。一段话中，这几句剽自这一页，另几句袭自离得很远的一页，然后作为自己的话示人；
三是“掩耳盗铃式”：将别人的话原原本本地抄下来，或者抄录时稍做文字上的调整，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做一个注释，让读者“参见”某某书；
四是“老老实实式”：一字不差地将别人的话抄下来，不搅拌、不组装、不让读者“参见”。王彬彬说：“这是最老实的一种剽袭方式。其他几种方式，一旦被发 现，或许还可强作辩解。这第四种方式，可是毫无辩解余地，只得老老实实承认。”
王彬彬说，在具体的抄袭过程中，有时是几种方式结合起来的。
王彬彬从《反抗绝望》中摘取了12段文字，并与上述5部他人著作中的表述一一对照，以证明汪晖如何剽窃前人研究成果。(摘录部分见附件)
汪晖
希望学术界自己来澄清
昨天，记者多次给汪晖发短信联系采访。下午4时许，汪晖回复短信说：“我在国外，现在是深夜。有朋友来信说及此事。我没有看到文章，手头也没有20年前的 著作。我很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
昨天下午，清华大学中文系办公室一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系里已有部分教师知晓此事，但几名领导均出差在外，无法接受采访。该工作人员称，汪晖今年1月赴 美，目前正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一文的责任编辑张小姐昨天婉拒了记者的采访，她说，《文艺研究》不过是一个发布平台，他们现在不便发 表看法。
钱理群
引文不规范不同于剽窃
昨晚，针对汪晖被指博士论文存在抄袭一事，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表示，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反抗绝望》可能确实在引文等方面存 在不够规范的问题，但这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钱理群同时表示，该书的核心观点应该是汪晖独立思考的结果，其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不能否定。
钱理群昨天深夜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他刚刚听闻此事，王彬彬的那篇文章尚未读完，而且手头没有《反抗绝望》一书可以查阅，所以只能根据他此前对该 书及汪晖本人的了解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钱理群说，他和汪晖向来走得比较近，以前常常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所以对《反抗绝望》的成书过程比较清楚。该书的核心观点，即“反抗绝望”这一概念的提 出，应该是汪晖独立思考的结果，是立得住的，这为解读鲁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这个意义上，汪晖以及该书对于鲁迅研究都是有贡献的，“贡献是大是小可以 讨论，但这种贡献不容否定。”
王彬彬从《反抗绝望》中摘取多处文字，与李泽厚等人专著中的文字进行比对，称汪晖抄袭剽窃。钱理群对此表示，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这些文字在引用他人观 点时，注释做得可能确实不够严格，但这需要考虑到当年的学术规范远不如现在严格，“在当时看来，只要大致标注出你引用了哪些资料就可以，不像现在，每引用 一句话都得加引号。”
钱理群表示，使用引文不够规范和剽窃是两个概念，而且需要考虑当时语境。
王彬彬比对“抄袭”摘录
1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 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第68页)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梁启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 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王彬彬评论：读者应该已经笑起来了！汪晖只把勒文森的“梁启超”换成“鲁迅”，其他“几乎”是原原本本地抄录勒文森。可以说汪晖非常过分地借助了勒文森的 这本书。这里的“过分”不仅指他在具体场合对勒文森的剽袭，更表现在常常无视鲁迅与梁启超的区别，把勒文森分析梁启超的理论框架简单地套用于对鲁迅的观 察。鲁迅与梁启超当然有相似之处，但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巨大差别。汪晖对勒文森的剽袭，是将对一头熊的认识用于对一只虎的判断了。
2
汪晖《反抗绝望》：那么，康、梁、谭、严等后期改良派开始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思想的巩固的理论基础，显示了对 “传统”的更为彻底的批判和对西方社会文化的更为彻底的肯定。(第60页)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应该充分估计到，开始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思想的巩固的理论基础，是这一阶段改良派 思想最重要的发展和最卓著的成就。
王彬彬评论：这么长的、多少有些拗口的一句话，核心部分汪、李一字不差。当然，次序稍微有些变动。
3
汪晖《反抗绝望》：追求民族的独立与平等的意识深藏于鲁迅日本时期的文化理论中。(第70页)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如果说追求中国与西方平等的观念深藏于梁启超的思想中，那么它也会深藏于每一个近代中国人的——从最保守的到最激进的 ——文化理论中。
王彬彬评论：最让人反感的，是搅拌、组合、拼凑等手段一齐用，是“偷意”而在字句上尽量不留痕迹。这种方式的剽袭在《反抗绝望》中是更严重地存在着的。
延展阅读：
汪晖，江苏扬州人。
1978年录取为扬州师院中文系77级本科生。1981年本科毕业，1982年考取本校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85年在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1985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从唐弢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于1988年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随即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理 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91年与友人共同创办《学人》丛刊，1996年起担任《读书》杂志主编因其公平讨论学术问题，并刊载如实反映文革成就与问题的高家村序言而遭到美国在 华喉舌的攻击并通过不法手段诬陷至其被迫卸任（2007年卸任），2002年受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袭”竹内好情况下，用暗示的方法来引导读者的想象。这是很不正大光明的方法，是阴暗
的做派。
如果不是因为“有罪预设”的动力，上述这些“证据”不至于如此扭曲。
三，《南方周末》与网络暴力
这次《南方周末》再次出击的特殊之处，是在与项文配合的同时，还发表了网民收集的证
据。
其中最被强调的重磅证据就是项文已经提到、由网民vivo搜集的李龙牧问题。但是根据发
表在“左岸文化网”（http: //www.eduww.com）上的李葵文章《汪晖有关<新青年>的历史
论述的出处》，汪晖关于五四论述的资料来源，并非直接来自李龙牧《五四时期传播马克
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刊物——“新青年”》一文，而是来源于《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这一当
时研究生的必读书目，在其博士论文中是列为参考文献的，但是在初版的时候，因为编辑
按照当时出版的习惯拉掉了参考文献，导致出处的遗漏。所以，《南方周末》的编辑在对
材料不辩其真伪的情况下，武断地把这条材料列为重点“抄袭”材料，严重误导读者。这
同时也证明，媒体其实并不具有介入学术界，充当法官和裁判的学术能力，而只能成为粗
暴干涉学术独立的反例。当然，从上述事实来看，《南方周末》从一开始就没准备真正从
学术立场出发来判定事件的性质。
在网民给出的所谓涉嫌抄袭苏联学者赫拉普钦科例中，举证者也刻意遗漏了一个关键细节
，就是在同一段落，原文已经给出了注脚。在我手中的2000年版中，第215页，注脚内
容为
：赫拉甫琴科：《作家的创作个性与文学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142页。
《反抗绝望》作为一本八十年代的著作，它的学术规范按照今天的要求并非完善。但是这
些问题应该放在八十年代的历史背景中去看，才是客观的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理
解八十年代的学术规范就成为一个必然的焦点。
因此，《南方周末》在“声音”里引用的梁文道的话就很有技巧：
那些指控铁证如山，即便是汪晖本人一时间也没什么话好说。只不过我仍然宽容，或许是
因为中国大概连读书人抄东西算不算抄也有一套自己的“中国模式”。
但实际上，梁文道文章的主题谈的是八十年代的情况，这个帖子在闲闲书话和关天茶社里
都是热帖。网民的追问是：梁文道说的八十年代，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http://w
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132413.shtml
《南方周末》看重的是“铁证如山”这个评判，而这个判断是建立在王彬彬一文证据作伪
的基础上，所以《南方周末》利用了这个循环论证，就是自己证明自己。但是梁文道一文
的真正主题却不是论证“铁证”，而是谈他对八十年代的观察和同情的理解：
“但是换个角度想，那年头有谁管学术规范呢？就别计较论文格式工不工整了，一本砖头
般的大书竟连参考书目都没有，绝大部份的翻译更是省下了注释，让读者看一堆没头没尾
的「洁本」。可是大家还是甘之如饴，照读无误。我甚至觉得当时的学界对于「抄袭」根
本有一套和现在截然不同的文化认知，不只不以为耻，反而视之为稀松平常的琐事。为甚
么？就像李泽厚编的一套美学译丛的前言里所说的，快速引入新知要比甚么都重要，其余
的事将来再说。”
梁文道这里是把“抄袭”打上引号的，但是这些，在“声音”里恰恰是被消声了的。所以
，《南方周末》对梁文道的引用，既是诱导式的，也是误导式的。
《南方周末》征用网民来搜集证据，他们之间有频繁的“地下”互动。在闲闲书话上，在
关于梁文道文章激辩的热帖中，4月6日有网民就威胁说：“俺也提醒一句：若是梁文道的
文字在《南周》上出现了，你们一定要化悲痛为饭量”，另一网民则发出这样的声音：“
容我阳谋地说一句：这喜剧目前还是引蛇出洞的阶段。别扫了它们的兴。”他们显然都是
已经知道内幕的。在4月8日《南方周末》出版之后，他们弹冠相庆的时候，也不忘嘲笑对
手说，“不怕，——老子前夜已揪耳嘱咐丫：要化悲痛为饭量。这时他在拼命加餐。”
（
http: //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132612.shtml）
所谓对李龙牧“抄袭”的材料来自一个叫vivo的网民，而且《南方周末》还特别采用
了他的点评。这个网民是《南方周末》征集网络暴力的典型案例。这是一个在网上极为嚣
张的学术打手，其经典言论如下：
除了这个汪汪汪，以前我羞辱过的学术臭虫害虫还有钱穆、季羡林、余英时、刘小枫、甘
阳、邓正来等，垃圾的学人比比皆是。
以《国学概论》为例说说钱穆
1、究心国学，却没有学好古汉语，语言表达鄙陋，半文半白，不伦不类，牟宗三、
唐君毅也是类似的货色，读来令人生厌。
2、识见有限，写书一般都是剽剥抄袭他人成说，汇为一帙，自己略加点评。《国学
概论》共20万字，钱穆自己的话大概只有5万，且相当垃圾，夹杂在各种经典著述之间
，碍
人眼目，为什么不干脆做一本资料汇编呢？
3、好大务功，学问空疏。从表面上看，钱穆读书极博，征引繁芜，但仔细观察，
他可
能只是借助黄宗羲、江藩、皮锡瑞、梁启超等人的著述而去随便翻翻前人浩瀚的作品，并
没有下功夫一一仔细研读，因而论述都是蜻蜓点水，人云亦云。有时故立新说，却成了被
人耻笑的把柄。http://vivox.blog.sohu.com/63252004.html
学术批评时（当然，我通常都会附带攻击到人格、人身，因为世间根本没有脱离了当事人
人品的学品、立场、思想、话语，对于学者来说，以学术安身立命，学品、思想、写作更
应该就是人品），我通常从来不管你是左派右派、复古守旧派（retro）还是先锋激进
派（
avant-garde），站立的位置不重要（因为在当代社会的生存-生活博弈中学术其实不重要
，没有根本的影响力，它更多是一个知识-智性共同体的自娱游戏），重要的是如何陈
述、
辩护自己的立场，以及在陈述辩护中体现出来的智商、道德品质和审美水准。以此为标准
，我不但会骂汪晖，秦晖、朱学勤、徐友渔、刘军宁，甘阳、崔之元、旷新年，刘小枫、
王怡、蒋庆、康晓光撞见了我照批不误，不过相对来说我羞辱自由派的情形不多，因为国
内的这批人虽然智力不高，可也就落个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拾人牙慧嚼人余唾思想描红知识
贩卖平庸浅薄寡淡无味，倒没什么太过分的错乱悖妄，而汪晖、刘小枫、甘阳等就不同，
他们不但不学无术识见谫陋且品质恶劣气焰熏天臭气冲天，逮着个机会就要骂一骂以肃清
妖氛匡扶正气。
杨念群真是个垃圾、废物，他貌似在反讽讥世，实际上是黑白莫辨、是非不分，隐隐约约
在替汪汪汪辩护，要把一个很严肃的学术道德、学术品质问题置换成媒体（报刊、网络）
混战而设法让汪晖开溜。
他好像颇为熟谙网络，有本事到这个帖子里来驳难，我会把他拍成肉糜、肉酱。
我们学术界到处都是杨念群这类蠢人，根本欠缺面对学术的热情、虔诚和神圣感
，假
装聪明地要从利益、权力、政治、社会、媒体等角度来理解来解释纯粹的学术真理、学术
道德问题，以为这就是透彻、深刻，把事情彻底看穿，它的犬儒化、玩世不恭正是促成汪
晖此类学术诈骗犯屡屡得手、无法清除出学术共同体反令他坐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http://www.douban.com/note/65202440/
《南方周末》就是通过招募了这样的学术打手来完成其打击异己的功能。在这样的氛围下
，已经完全不可能有正常的学术讨论。所有站出来为汪晖说话的学者都遭到了辱骂和围攻
，而钱理群先生更是因此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四，媒体（网络）暴力与学术界的交锋
——以中国思想论坛与豆瓣读品为例
豆瓣读品网站是vivo这样的网民活动频繁的地方。中国思想论坛http://www.zhongguosix
iang.com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性论坛怎么会和豆瓣读品http://www.douban.com/group/dp
/ 这样的网站发生激烈的交锋呢？
从中国思想论坛的自我介绍来看，这个网站是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哲学学科主办的，其主
体是一批人文社会科学的年轻知识群体。交锋开始于一个叫“心岳”的网民在“中国思想
论坛”被封而引发的事件，“心岳”则在豆瓣读品上指责中国思想网站压制言论自由。
3月26日，也就是《南方周末》发表王彬彬长文的第二天，该网站出现了“禁止心岳发
言通
知”，如下：
回心岳。你的讨论方式严重违背本论坛宗旨，本论坛对是非有自己的判断：不希望推波助
澜、助纣为虐式的言论。本论坛通知你，关闭你的发言功能。你太嚣张了，不仅叫嚣让汪
晖先生说话，而且直接处处针对汪晖的学生（这哪里叫讨论问题，分明是公开挑衅）。明
确地告诉你，这里给汪晖说话的人并不是汪晖的学生，而是为真理说话的人。你严重玷污
了本论坛的形象，本论坛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也不可能成为你手中的刀枪棍棒。本论坛对
你的IP禁止将是永久性的，你的心岳、xinyue、余心岳等几个马甲同时封闭。
心岳的帖子举例：（1）期待汪晖的学生们保持冷静，新一代学者需要更高的教养。（2）
期待汪晖的学生们保持冷静，新一代学者需要更高的教养。
心岳 发表于 2010-3-25 13:23 说早了，还要说一遍。 （3）15# 随风东西 呵呵，够
不到
你的上（你能接受到来自上面的指示）。（5） 更期待汪晖本人的回应文章，就王文指出
的问题，细细说说博士论文的生产过程和生产背景。我们也好长见识，学招术。 按民
间的
说法，是好是臭（念qiu,宁波人说的次和差)，拿出来遛遛。（6）汪晖说：“我很希望此
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不明白啥意思，希望熟悉他的人或他的学生或他本人解释一下
。 （7）人家也许会说，汪的学生如此下作。（8）请把你记得的讨论过程另外发贴说
明，
否则，网友们会认为你是同谋。（9）逼得我只能转些让这里的汪晖的学生们不高兴的
言论
了，生态自然，而且平衡。等等。
其他心岳转帖的污蔑汪的帖子兹不例举。
心岳在儒学联合论坛上的帖子：
（1）因为论坛目前由汪晖的学生把持。（2）中国思想论坛的汪门弟子发火了，把我永久
封了。http://www.yuandao.com/dispbbs.a ... 9&replyID=36499
我已经声明，本论坛与汪晖无关，据我所知，讨论的人也没有他的学生，更没有上面的指
示。至于你告别本论坛的宣称，我个人对你的回应是：期待你找到适合你的论坛，或者说
你找到你自己的论坛。
而“心岳”则是豆瓣读品的主干分子之一，因此 “心岳”继续在豆瓣读品上攻击中国
思想
网站。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思想论坛一开始是被动地卷入了这场论争的，这也迫使中国思
想网站开始关注这个豆瓣读品的存在。4月1日，中国思想论坛发布了“豆瓣读品究竟在做
什么”的帖子，集中回应了豆瓣读品对他们的攻击：
本来无意参与王-汪之事的讨论，但看到讨论已经不再是真正的学术批评，是以将有关
讨论
帖子从思想论坛的讨论区转移到学术批评区，以示本论坛在导向上不参与“学术与思想”
之外的过当（如宗派、人身攻击等）讨论。但没有想到，本论坛在豆瓣读品小组（好像又
被称为毒品小组，开始不知为什么得名，现在明白了）那里遭到攻击。对此我倒要质问毒
品车间主任，毒品究竟要做什么？
毒品车间主任陆兴华公开声明要置汪晖、钱理群于死地。毒品同时也挑衅中国思想论坛。
居心何在？
毒品车间在挑战什么？
毒品贩子所为早就超出了汪晖《反抗绝望》是否抄袭这一问题。毒品车间主任有两句名言
：（1）汪晖的整个写作都不能成立；（2）汪晖的现代思想一书每句话都有毛病。
这表面上是在挑战汪晖，表面上看车间主任针对的是它的天敌汪晖，但实际上是针对的是
三十年来泰半的“中国学术”与“中外学术界”。何以见得？
汪晖的现代思想一书，不说是十年一剑这样的话，就说此书出版后众多学者对该书的评论
吧！从李欧梵、王德威、甘阳、高全喜、慕唯仁、石井刚、伍国、。。。。。。一大串中
外学者的名单，对汪晖的大作做了积极的评价。固然不能说他们代表了学术界，但是却也
不能不说这些评论，仅仅是一个小圈子的意见。如果说对汪晖此书的评价乃是一个共识，
应该公允。
但毒品车间不太理会学术界的声音，而是公然否认这一大学术群体的判断与眼光，不无自
信地宣称：（1）汪晖的整个写作都不能成立；（2）汪晖的现代思想一书每句话都有毛病
。
依据我的判断，这根本不再是挑衅汪晖，而是挑衅学术界，进而挑衅学术。
毒品车间的工人宣称，用数据库来查找汪晖现代思想的抄袭问题，这个令人大为震惊。毒
品车间宣称，欲置汪晖甚至为汪晖说了话的钱理群于死地，置为汪晖辩护的某某人于死地
。虽然这个我们管不了，但我这才明白了毒品车间为什么攻击中国思想论坛。因为在这个
论坛，有人敢于站出来说出了不同的声音。所以中国思想论坛连同其主办者都受到了毒品
的攻击。不光是中国思想论坛，谁要是说了不同的声音，毒品车间都要置其于死地。这就
是毒品所要做的。
毒品主任用什么展开对学术的挑战、对于学术界的挑战、对于汪晖与钱理群的挑战？无非
就是用数据库，用抄袭的判定，来“学术规范”。数据库与学术规范可以判定汪晖是否抄
袭，这是一个问题。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即便以违背学术规范的方式，能够宣判《反
抗绝望》甚至《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甚至钱理群个人、甚至学术界、甚至学术本身的死
刑吗？
毒品车间是站在什么角度对学术界与学术进行攻击？当然不是学术。看看车间主任的宣称
：
关于汪晖的抄袭（五）：我们系和我们学院已被我成功策反，从此成为解放区
昨天系里院里开会，副教授以上的人士都到场了，众人见到我都冲过来向我表忠心，表扬
我对汪晖这个学术骗子和理论骗子的揭露，连我们学院的总书记大人也当众高声表扬了我
对汪晖的揭发。我们系和我们学院已被我成功策反，从此成为解放区。
为什么要来说这个呢？因为大家需要鼓励。因为年青，不明白大学系科里的行事规矩，大
家会以为各系科没有什么反应就是大家不在乎了，其实一个举手表决一分钟就让结果出来
了。花一万元经费，派调查队到全国五十所大学的人文学院取得表决结果，就可置汪晖钱
理群于死地，很简单的事情。我认为全国各大学文科现在就有这样的表决的必要，因为这
种关系到：我们应该拿什么样的学术研究来做榜样，我们的研究必须以什么为目标的问题
：很多年青人都以汪晖这种写作来做进身之押了，这是很可怕的。
所以，汪晖，你放心好了，这一次学术界一定会来帮你澄清的了，我会让它发生的！
只引用上面一段，就可以看出毒品车间在做什么？毒品车间主任说：我们应该拿什么样的
学术研究来做榜样？毒品主任正在拿的榜样，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这里涉及的陆兴华及其惊心动魄的话语，与他历次在涉及与汪晖有关的风波中不断重复的
网络话语，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他除了以批判汪晖为专业外（所谓“天敌”），还批判过
上海的其他学者如许纪霖和吴冠军是“错乱”和抄袭。这里，不难发现，陆兴华与网民
vi
vo在性质上具有极高的相似度，都具有网络流氓知识分子的特征。
正是意识到媒体暴力挑衅的已经不是汪晖，而是学术界，是学术本身，促使中国思想网站
试图从学术的立场和历史的视角出发，来反思这个已经成为“公共”的事件。4月4日，一
个叫做《学术的真诚与未来的视角：关于汪晖王彬彬事件对话》发布在网站上，这是中国
学术界迄今为止最具有理性深度的一个分析，虽然它们却是由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群体在
被动卷入的情况下以匿名的方式发出的。
然而，在豆瓣读品网站上转载的跟帖里，除了谩骂，就是人肉搜索，他们发现该网站的主
办者是华师大的年轻学者陈赟，于是陈赟的所有著作和论文目录都被搜索出来挂在网上示
众。虽然其中也有网民觉得不妥：
2010-04-05 19:20:21 Rimbaud
个人觉得去查这些边角人物的写作履历不妥。也没什么意思。如果这是战场，我们不必把
战场扩大化。
另一网民回答说：
2010-04-05 19:23:34 Rossonero
研究研究边角人物当玩儿吧. 反正汪老板不出来, 也没事干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784621/
最新的事态发展，是4月13日清华大学网站上出示了2010年“政府特殊津贴”推荐名单
，汪
晖名列其中。豆瓣读品迅速做出了反应，以 vivo为首的读品网民发现了一个新的兴奋
点。
以下是从豆瓣读品中摘录的几段帖子，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2010-04-13 16:50:40 vivo
我们网友来把这件事搞大，让汪晖、清华大学无法轻易摆平，除非动用ZG高层这样的暴力
机构给媒体打招呼、命令网站删帖、增设敏感词。
2010-04-13 17:02:12 荷戟独彷徨 (慢慢的看书，不急.)
搞大，摆平......
2010-04-13 17:02:57 oddflower
哇跟群殴章子怡一样，好玩好玩
2010-04-13 17:42:38 晓庄
小心被人说成是网络暴力。
2010-04-13 17:48:32 秦非 (我要出关！！！)
清华当局主观意愿是什么不可考，也不重要，但是从客观效果上来说，对汪晖绝对不利。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784621/
也许新的较量又要开始了。
面对平面媒体与网络媒体合谋推动的猖狂暴力，学术其实已经斯文扫地。难道中国的学术
界就只能这样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吗？学术界究竟如何来保卫自己的独立与自由？这已经
是一个摆在学术界面前的严峻问题。
五，回顾与反思
让我们先回到中国思想论坛网站上《学术的真诚与未来的视角：关于汪晖王彬彬事件对话
》一文中。
这篇对话表现出这个年轻学人群体对学术自觉意识和立场的坚持。他们认为学术之外的力
量再次主导并伤害了学术界内部的事情，这比所谓行政对学术的伤害更大。非理性的力量
被一些特定的力量以“民意”的方式正当化，不是偶然的。但这种利用本身却不足以解决
问题，只能使问题极端化。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界的总体力量，也就是知识界对外部（政
治与社会）的抵抗力量，就会自我瓦解。而学术与规范的问题，是本末的问题。学术是本
，规范是末，学术与规范应该是健康互动，以规范推动学术，以学术促动规范。所谓学术
批评不可离学术而谈规范，以规范代学术，以规范掩盖学术，从而造成对学术本身的伤害
。
人们通过事件来学会如何保护学术，如何抵制不正当的批评。但我不知道，这个期待是否
会是一个过度奢侈的要求。因为非理性的声音过于强大，而学术本身的力量却在“楚歌”
状态。
在他们看来，《反抗绝望》面世的年代，其实并没有明确意义上的成文性的“学术规范”
，思想与学术也处在很自由的“非体制管理”状态。虽然没有“学术规范”，但却有“学
术道德”。那个年代对学术的“规范”来自学术道德，而对道德的约束来自自律与舆论，
而不是体制或机构的制裁。这种以今世之法治往世之罪的方式不是责任的直面承担机制，
而是责任的推诿、规避机制。所有的成文性的条例与规范颁布时，都有自何时起开始实行
的说明，这对条例规范而言乃是不可或缺的。
在道德动机的问题上，足以分辨学术的真诚；在规范与道德的范畴分辨上，足以显现历史
的眼光；在事件讨论的引导上，足以发现未来的关怀。而一旦学术的真诚、历史的眼光与
未来的关怀缺位，我们又怎么能够面对真正的问题本身呢？
因此，责任各有攸归，一种文明的、道德的、充盈着教化力量与未来关怀的处置事件的方
式才能得以建立。以找个替罪羊来抹杀各人的责任取向，则是不能真诚地面对问题的借口
。《反抗绝望》是否符合规范的问题与其思想内容的问题，前者是小，后者是大；前者通
过修订更改就可以解决，但后者却不是技术层面的工作就能解决的，那需要创造性的劳动
。违规与不违规的问题并不能影响对内容与深度的判定，这是小者不能夺其大者。如果因
其若干违背规范，进而否定其思想内容，则是以小夺大。
因此，要让成文的规范与学术道德、学术伦理一并参与到对学术活动的约束中去，并且正
当确立自己的权能范围。规范的制定者应该明确，规范应从何时生效，即便规范可以前溯
，应该有个确定的前溯时间段落，比如五年还是十年。这样，对违规行为，人们要求机构
表态与体制制裁，才能落实到所谓的程序正义上。
由此，我们的讨论其实并不是取消学术规范，而是在完善学术规范。只不过，相对于程序
性的规范而言，我们坚持规范与学术本身的关系，不能颠倒；而且，我们主张规范的多样
性原则。
在一片媒体狂欢的喧嚣声中，这样的声音尽管微弱，却特别值得听取。
其实，这次由《南方周末》所设定的非法审判，之所以能够呼风唤雨，除了它对自己权势
的滥用外，还有更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如果观察这些在网络上最活跃的“倒汪”派网民
群体，就可以发现，除了一些作为意见领袖的“流氓”知识分子外，大都属于对学术体制
心怀不满，在学术体制边缘或者之外的“草民”型小知识分子。在中国学术体制行政化和
资源垄断化的过程中，学术界与社会的沟壑的确是在加深，也确实存在着很多严重腐败的
现象。而对这些现象的不满已经积累为社会集体心理意识，因此，《南方周末》对网络暴
力的征用，正是利用了这些社会心理需要宣泄的需求，因此它的暴力性也特别强。在网上
的激辩中，依靠大量的粗口和脏话来压倒对方，更是惯用的方法，有网民总结为两条：一
曰喷粪术；二曰性器官暴露术，它成为社会非理性心理集体宣泄的主要表现。那个叫
vivo
网民更是以不堪入目的污言秽语而自豪，他自己坦白说：“N年前因为无聊，我断断续
续花
了一半年时间专门研究网上最恶毒最刺激人的谩骂言论，呵呵，如今要有人真的和我对喷
，想占上风有点困难。”而对那些拥戴他的网民来说：“这个世界太庸俗太黑暗了，需要
vivo一般的超人引领我们去横扫一切。每天上班真累，没有意义，而抽空能看到有这群勇
敢的猛士在仗义真是对我们的安慰。去他妈的学者教授吧。vivo才是真正的思想家艺术家
，只是你们庸人看不懂罢了。”（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784621/?star
t=100）
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网络暴动和狂欢的过程中，上述中国思想论坛的思考本身其实已经很难
立足，因为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共识层面上说话，也因此根本无法建立一个对话的平
台。
而作为一位学者的汪晖，他自身的学术研究的贡献究竟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大多数网
络“倒汪派”对汪晖的学术工作和他的个人品行并不了解，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些都不重
要。重要的是“汪晖”已经沦为一个符号象征，象征着学术权威、资源垄断、结党营私，
等等，成为所有一切学术体制的腐败表征；一只替罪羊，所有对学术体制的不满都集中在
这个符号上，而全然不顾汪晖本人其实一直是这个学术体制的批判者。因此，他们不断地
用各种方式叫嚷，要汪晖出来承担“十字架”，也就是为了坐实这个符号象征的意义。这
才是《南方周末》的胜利，它动员网络暴力的时候正是以反抗学术不公正的道义旗帜来自
我合法化的。这就是为什么作为鲁迅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如钱理群、孙郁、赵京华、张梦阳
等为汪晖所做的辩护，都被网络“倒汪派”被看成是利益相关体，认为其证词不能被采纳
。在他们看来，学术共同体就是利益共同体，不由分辨。如此一来，在由《南方周末》所
发动的这场声势浩大的网络群众盲动面前，理性的、学术的声音反而变成了奇怪的东西，
这也正是《南方周末》需要的效果。《南方周末》通过两次编者按，号召打破学术“自律
”，招募网络打手，其实就是对学术界破堤开闸，纵容社会非理性情绪冲击学术界，任其
泛滥成灾，并且一再推波助澜。这就是为什么在试图阻止和批评这些非理性潮水对学术界
产生破坏的学者身上，其左右分野并不鲜明，如鲁迅研究群体、杨念群，以及中国思想论
坛中的青年学人们，因为他们辩护的视角都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视角，享有基本的学术共
识。而且，这次，具有左翼色彩的网站并没有过于介入这个事件。
但是，对于那些非理性的、学术共同体之外的网络盲动分子来说，他们的视角是完全外部
的，他们关心的唯一目的是为学术界打黑，这是他们全部“正义感”的来源，他们因此变
成狂躁的暴民，不断地发出要让所有“抄袭者”死绝的叫嚣，而“整死”汪晖就成了他们
最直接的目标。因此，凡是从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视角来为汪晖辩护的声音，都被不加分辨
（他们也无法分辨）地看成是中国学术界结党营私的证明。比如网民“心岳”就不断地攻
击中国思想论坛是由汪晖的弟子把持的，是有上面的“指示”的，这就非常典型的反映出
他们的极端心理，他们唯一能理解的辩护理由，就是：他们肯定是一伙的，他们与“上面
”勾结。Vivo在号召大家对清华大学施压的时候，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要设法让汪晖与
政府“高层的暴力机构”挂在一起，这样最具有网络动员力量！与此同时，网络“倒汪派
”对《南方周末》作为一种公共权力机构滥用权力的事实视而不见，对《南方周末》在这
次事件中的所作作为拒绝反思，相反，却为自己能够获得主流媒体的认同而欢欣鼓舞。因
此，就出现了一个类似“秀才”遇见“兵”困境，学者们越是从学术立场辩护，就越激发
出网络“倒汪”派与大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式想象，而使得事态的发展越来越错位，也越
来越极端化。4月8日，也就是《南方周末》第二次出击的这一天，闲闲书话上甚至出现了
以“支持 ‘肃抄运动’扩大化”这样极端主义话语为标题的帖子。（http://www.tianya
.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 /1/132612.shtml）正因此，与媒体的喧闹相比较，
大部
分学者选择了沉默，——这当然也是巨大的舆论压力和媒体暴力的后果。但是，这种沉默
本身却反而被诱导为学术界不能解决自己问题的证明。这样，《南方周末》在其中坐收渔
利。
在中国思想界的大论辩中，被认为是“新左派”领袖的汪晖不同与《南方周末》的新自由
主义立场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在过去的是十多年间，左右的交锋从未中断。从这次出来
站在《南方周末》立场上的学者阵容来看，除了 “造反派”式的学者如王彬彬、肖鹰
（他
们属于体制内的vivo派），其左右分野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这一点刚好与为汪晖辩护的
学者身上的中性色彩成为对比。但是，反而是这些右翼色彩鲜明的学者与《南方周末》一
起，异口同声地否认这个议题背后的“政治化”问题。不过，否定本身却正暴露了问题的
症结，那就是他们是要把私党的利益冒充公共利益来操纵整个非法的过程。
最后，让我们回到关于大众传媒“议题设置”的功能上。笔者从百度百科上摘录了一个介
绍：议题设置理论（the agenda-setting theory），它是由美国传播学者麦克姆斯、
唐纳
德·肖最早提出。这种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只要对某些问题予以重视，为公众安排议事日
程，那么就能影响公众舆论。而议程设置功能是指，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
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断。
此次汪晖“被抄袭”事件（沿用中国思想论坛的说法），完美地为这个理论做了解释。它
提醒我们，大众传媒由于它自身的特性，本身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承担对学术界进行公
正裁判的功能。在媒体拥权自重的情况下，它却很容易转化为打击异己的政治工具。《南
方周末》作为一份在中国转型时期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媒体，当它自身的权力溢过“自律”
的界限，就会产生政治上的腐败。对此，中国的学术界如何反思和反抗形形色色的媒体暴
力，保障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将决定今后中国学术界思想的走向与发展。
2010年4月14日
--
※ 来源:．一路BBS http://yilubbs.com [FROM: 99.67.0.0]
※ 修改:．jprp 于 Jul 9 22:58:39 修改本文．[FROM: 99.18.0.0]
全文链接: http://www.yilubbs.com/HT/con_119_M.1278699981.A.htm
发信人: jprp (极品人品), 信区: triangle
标 题: Re: 汪晖“抄袭”事件演变成左右大乱斗.
发信站: 一路BBS (Fri Jul 9 14:28:11 2010), 本站(yilubbs.com)
北京晨报 方舟子：为汪晖开脱的人更可气
http://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10/04-07/2210792.shtml2010年04月07日 09:22 来源：北京晨报
“著名学者”汪晖研究鲁迅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一书有没有抄袭？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不信，只要把下面这两段话拿去问一个小学生：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梁启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 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 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我想小学生都会告诉你，汪晖就是几乎一字不差从勒文森那儿抄来的。而且抄得很低级，连抄了四个“变更”，却只变更了一下人名。汪晖本人倒不敢说什么， 把责任推给“学术界”，“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果然，钱理群、孙郁、赵京华、韩东这些“学术界”著名学者都出来澄清了：“抄袭之说不成立”、 “引文不规范不同于剽窃”、“汪著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不能否定”、“毫无价值的争论”……
什么叫引文不规范？这是引文吗？汪晖能在他抄的这一段后面补注“抄自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吗？我就不信这些著名学者连小学生的判断力都没 有。其中有的还是鲁迅研究专家，我读过他们的著作，不知里面是否也有这种在他们看来从前很正常的“引文不规范”？鲁迅在提及剽窃时，有言“‘男盗女娼’， 是人间大可耻事”，而这些鲁迅研究专家怎么反而不以为耻？起鲁迅于地下，见到这伙研究他的专家连基本是非观都没有，还不得再死一次？
一位“著名学者”被发现抄袭，在现在的中国学术界可算稀疏平常的了。看看如此多的“著名学者”为抄袭者狡辩、围攻揭露者，才是比较不常见的。当然，如 果没有这么多不以抄袭为耻的“著名学者”，也就不会有抄袭横行的中国学术界了。
方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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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一路BBS http://yilubbs.com [FROM: 99.67.0.0]
全文链接: http://www.yilubbs.com/HT/con_119_M.1278700091.A.htm
发信人: jprp (极品人品), 信区: triangle
标 题: Re: 汪晖“抄袭”事件演变成左右大乱斗.
发信站: 一路BBS (Fri Jul 9 14:30:35 2010), 本站(yilubbs.com)
京华时报 清华大学教授20多年前博士论文被指抄袭
http://news.163.com/10/0325/04/62JGUMI4000146BB.html2010-03-25 03:52:00 来源: 京华时报(北京) 跟贴 898 条
核心提示：3月10日出版的国家级核心期刊《文艺研究》刊发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文的文章指出，清华大学教授、《读书》杂志前主编汪晖20多年前的博 士论文存在多处抄袭。北大专家表示，该论文存在引文不规范问题，不能说是剽窃。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一文中，汪晖被指多处抄袭。胡雪柏摄
京华时报3月25日报道 3月10日出版的国家级核心期刊《文艺研究》刊发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的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文章中，清 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读书》杂志前主编汪晖写于2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被指存在多处抄袭。王彬彬称，他通过比对发现，汪晖的抄袭对象至少包括 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等5部中外专著，抄袭手法则包括“搅拌式”、“组装式”、“掩耳盗铃式”、“老老实实式”等。
汪晖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昨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反抗绝望》可能确实 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规范的问题，但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钱理群同时表示，该书的核心观点应该是汪晖独立思考的结果，汪晖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不能否定。
王彬彬
意外发现抄袭问题
现年51岁的汪晖为江苏扬州人，先后从扬州师院和南京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文学史家唐弢先生，攻读 博士学位。
在《反抗绝望》的新版序言中，汪晖称，该书写于1986年至1987年间，1988年4月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1990年，该书在台湾出版繁体字 版；1991年作为“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之一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经修订后作为“回望鲁迅”丛书之一种，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王 彬彬所依据的，就是2000年版。
“鲁迅研究是我个人的学术生涯的起点，这一点至今对我仍很重要。”汪晖在新版序言中这样写道。正是这部30余万字的专著，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王彬彬把它 称作汪晖的“第一桶金”。
在鲁迅研究领域，《反抗绝望》也是一部不容忽视的“名著”，自出版以来经常出现在中文系教师开给学生的书单中。用王彬彬的话说，该书“到今天甚至已经具有 了‘经典’的性质”。
昨天上午，王彬彬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和汪晖并不认识，也没有任何形式的交往和接触，发现汪晖著作中问题的过程也颇为意外。“学生做论文的时候经 常会引用《反抗绝望》，我觉得有必要看一看，否则指导学生不方便，于是在去年暑假期间看的，看着看着就觉得不对劲。”
他还说，去年10月份，他就把《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一文投给了《文艺研究》，编辑部非常谨慎，逐字核查后才决定发表。
王彬彬说，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须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他不希望此事成为一个闹剧。
王彬彬说，在《反抗绝望》中，抄袭和剽窃的现象“很明显”也“很严重”。他根据手头的几本书简单比对后发现，汪晖的抄袭对象至少包括以下5部中外专著：李 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美]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张汝伦《意义的探索》(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 版)。
王彬彬将汪晖的抄袭手法归为4类：
一是“搅拌式”：将他人的话与自己的话搅拌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将他人论述的次序做些调整，便作为自己的话登场；
二是“组装式”：将别人书中不同场合说的话，组合在一起。一段话中，这几句剽自这一页，另几句袭自离得很远的一页，然后作为自己的话示人；
三是“掩耳盗铃式”：将别人的话原原本本地抄下来，或者抄录时稍做文字上的调整，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做一个注释，让读者“参见”某某书；
四是“老老实实式”：一字不差地将别人的话抄下来，不搅拌、不组装、不让读者“参见”。王彬彬说：“这是最老实的一种剽袭方式。其他几种方式，一旦被发 现，或许还可强作辩解。这第四种方式，可是毫无辩解余地，只得老老实实承认。”
王彬彬说，在具体的抄袭过程中，有时是几种方式结合起来的。
王彬彬从《反抗绝望》中摘取了12段文字，并与上述5部他人著作中的表述一一对照，以证明汪晖如何剽窃前人研究成果。(摘录部分见附件)
汪晖
希望学术界自己来澄清
昨天，记者多次给汪晖发短信联系采访。下午4时许，汪晖回复短信说：“我在国外，现在是深夜。有朋友来信说及此事。我没有看到文章，手头也没有20年前的 著作。我很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
昨天下午，清华大学中文系办公室一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系里已有部分教师知晓此事，但几名领导均出差在外，无法接受采访。该工作人员称，汪晖今年1月赴 美，目前正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一文的责任编辑张小姐昨天婉拒了记者的采访，她说，《文艺研究》不过是一个发布平台，他们现在不便发 表看法。
钱理群
引文不规范不同于剽窃
昨晚，针对汪晖被指博士论文存在抄袭一事，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表示，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反抗绝望》可能确实在引文等方面存 在不够规范的问题，但这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钱理群同时表示，该书的核心观点应该是汪晖独立思考的结果，其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不能否定。
钱理群昨天深夜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他刚刚听闻此事，王彬彬的那篇文章尚未读完，而且手头没有《反抗绝望》一书可以查阅，所以只能根据他此前对该 书及汪晖本人的了解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钱理群说，他和汪晖向来走得比较近，以前常常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所以对《反抗绝望》的成书过程比较清楚。该书的核心观点，即“反抗绝望”这一概念的提 出，应该是汪晖独立思考的结果，是立得住的，这为解读鲁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这个意义上，汪晖以及该书对于鲁迅研究都是有贡献的，“贡献是大是小可以 讨论，但这种贡献不容否定。”
王彬彬从《反抗绝望》中摘取多处文字，与李泽厚等人专著中的文字进行比对，称汪晖抄袭剽窃。钱理群对此表示，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这些文字在引用他人观 点时，注释做得可能确实不够严格，但这需要考虑到当年的学术规范远不如现在严格，“在当时看来，只要大致标注出你引用了哪些资料就可以，不像现在，每引用 一句话都得加引号。”
钱理群表示，使用引文不够规范和剽窃是两个概念，而且需要考虑当时语境。
王彬彬比对“抄袭”摘录
1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 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第68页)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梁启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 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王彬彬评论：读者应该已经笑起来了！汪晖只把勒文森的“梁启超”换成“鲁迅”，其他“几乎”是原原本本地抄录勒文森。可以说汪晖非常过分地借助了勒文森的 这本书。这里的“过分”不仅指他在具体场合对勒文森的剽袭，更表现在常常无视鲁迅与梁启超的区别，把勒文森分析梁启超的理论框架简单地套用于对鲁迅的观 察。鲁迅与梁启超当然有相似之处，但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巨大差别。汪晖对勒文森的剽袭，是将对一头熊的认识用于对一只虎的判断了。
2
汪晖《反抗绝望》：那么，康、梁、谭、严等后期改良派开始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思想的巩固的理论基础，显示了对 “传统”的更为彻底的批判和对西方社会文化的更为彻底的肯定。(第60页)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应该充分估计到，开始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思想的巩固的理论基础，是这一阶段改良派 思想最重要的发展和最卓著的成就。
王彬彬评论：这么长的、多少有些拗口的一句话，核心部分汪、李一字不差。当然，次序稍微有些变动。
3
汪晖《反抗绝望》：追求民族的独立与平等的意识深藏于鲁迅日本时期的文化理论中。(第70页)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如果说追求中国与西方平等的观念深藏于梁启超的思想中，那么它也会深藏于每一个近代中国人的——从最保守的到最激进的 ——文化理论中。
王彬彬评论：最让人反感的，是搅拌、组合、拼凑等手段一齐用，是“偷意”而在字句上尽量不留痕迹。这种方式的剽袭在《反抗绝望》中是更严重地存在着的。
延展阅读：
汪晖，江苏扬州人。
1978年录取为扬州师院中文系77级本科生。1981年本科毕业，1982年考取本校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85年在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1985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从唐弢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于1988年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随即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理 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91年与友人共同创办《学人》丛刊，1996年起担任《读书》杂志主编因其公平讨论学术问题，并刊载如实反映文革成就与问题的高家村序言而遭到美国在 华喉舌的攻击并通过不法手段诬陷至其被迫卸任（2007年卸任），2002年受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曾先后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访问教授。
主要著作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汪晖自选集》（1998）、《死火重温》 （2000）、《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005）等。编有《文化与公共性》、《发展的幻象》等多种著作，论文被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法文等。
(本文来源：京华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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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汪晖“抄袭”事件演变成左右大乱斗.
发信站: 一路BBS (Fri Jul 9 14:32:09 2010), 本站(yilubbs.com)
汪晖被指控抄袭。这是学术争鸣问题， 本来无关政治。但是，因为汪晖是著名的新左派，因此，问题就复杂了。
我看到有人就指出，是不是右派借此向左派进攻。学术问题，学术解决。你先不要过问动机，你先看看指控的问题存在不存在。
而中国的左派最为臭名昭著的思维定势就是，动机决定一切。凡事要看动机。一个人如果动机纯正，那么，他做什么都是对的，比如说，毛泽东的大跃进饿死 4000万人，但是，因为被认为动机是为人民服务，所以，这个后果也不要紧，至多是学费；而如果动机不纯，即使结果非常好，也是罪在不赦的。一遇到批评就 掘地三尺追寻动机，我们并不陌生。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说中国存在什么不好的地方，立马就要找出一大堆的不良动机予以反击。现在，对于王彬彬的指 控，左派不去过问到底是否抄袭，而是去看指控者的动机，就是这种思路的体现。
尤其有意思的是，《京华时报》的对此事的报道后面的《延伸阅读》居然有这样一段(http: //news.163.com/10/0325/04/62JGUMI4000146BB.html.：汪晖，“1991年与友人共同创办《学人》丛刊， 1996年起担任《读书》杂志主编因其公平讨论学术问题，并刊载如实反映文革成就与问题的高家村序言而遭到美国在华喉舌的攻击并通过不法手段诬陷至其被迫 卸任（2007年卸任），2002年受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京华时报》是臭名昭著的《人民日报》的子报。本月因其记者被李某人抢夺录音笔，本人对这张报纸还多了一份同情。但是，上面这段话却让我必须收回我的 好感。上面这句话或许暗示着，王彬彬对汪晖的指控，也是属于“美国在华喉舌的攻击并通过不法手段诬陷”。
这样的指控大概是可以要人的命的。今天，还有什么比指控别人是美国在华的代理人，汉奸，等等更能致人于死敌地呢？吃屎的本性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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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汪晖“抄袭”事件演变成左右大乱斗.
发信站: 一路BBS (Fri Jul 9 14:33:17 2010), 本站(yilubbs.com)
2010-04-08 17:48:24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王彬彬撰文称汪晖20年前博士论文抄袭，引发学界热议――价值失范的“学术论战”？
近日，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一篇题为《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的长文，在学术界引发热议。在这篇先是发表于国家级核心期刊 《文艺研究》，后由《南方周末》刊载的文章里，王彬彬直指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读书》杂志前主编汪晖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抄袭，称其至少抄袭了包括李 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在内的5部中外专著，同时指出了“搅拌式”、“组装式”、“掩耳盗铃式”、“老老实实式”等四种抄袭方式。
对于王彬彬的指责，身在国外的汪晖回应称，很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首先对此事情发表看法: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反抗绝 望》可能确实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够规范的问题，但这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他同时表示，该书的核心观点应该是汪晖独立思考的结果，其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不能否 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京华则反过来质问王彬彬:“王彬彬在文中大谈文风，我恰恰对他的文风很反感。你看他在文中那种冷嘲热讽、那种洋洋得 意，让人不舒服，这不利于善意的批评。”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也表示:“这本书在引文方面确实有不够规范的地方，但这属于技术上的问题。”
与此同时，《反抗绝望》三联版策划编辑舒炜撰文称，王彬彬文章的缕列方式不给出汪晖原文的注释号位置和具体注释，是有意给读者造成错觉。其严重性在于其目 的根本无意作严肃的学术讨论，而是以他自己随心所欲定义的“剽袭”概念来进行人身攻击。“我以为，这种王彬彬式的搅拌学风对中国学术危害极大，因为这样以 人身攻击为目的的指控，几乎可以把任何学者的任何写作都定义为剽窃。”
记者发现，在网络上，这次“抄袭门”没有像以前类似事件那样呈现“一边倒”的局面，不少网友认为王彬彬对汪晖的指责是“欲加之罪”。有网友甚至认为王彬彬 有“哗众取宠”之嫌。
相比“挺汪派”的强大阵营，支持王彬彬的声音显得有些微弱。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丁帆称，尽管个人从学术的角度，对王彬彬的观点持支持态度，但他不方便对此 事发表看法。学者丁东也表示:“我不赞成对王彬彬批评汪晖的动机作恶意猜测。现在中国学界乱象丛生。为了端正学风，对那些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的学者应当严 格要求。”也有不少人认为，汪晖的回应太过轻描淡写。作家陈村即表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汪晖有义务回应“抄袭”的指责。“汪晖如果不承认抄袭，那就 应该出面给出解释，或者是反驳对方，如果他承认自己存在抄袭的话，那就该直接道歉。他总要给出一个说法，来主动回应这件事。”
正因为汪晖身在国外，再无其他回应。加之同为鲁迅研究界权威的钱理群、孙郁等学者的辩护，以及汪晖、王彬彬曾分别因《读书》换帅风波、批评“文坛三户”余 秋雨、金庸、王朔成为各自阵营公众人物的背景，这场争论最终偏离了学术范围，“动机论”再度流行，有网友将此事解读为“南北暗战”和“派系斗争”。新浪微 博上，ID“傅国涌”表示:“汪晖长期主编《读书》，以故弄玄虚的晦涩语言唬住了不少人，以为那才是学术。此次涉嫌抄袭，竟然有教授出来为他辩护。今天之 中国大学真是可怜、可悲、可鄙。”书评人思郁则认为，“汪晖、王彬彬各自拥趸们自动站排，选择立场的做法是不是意味着事件的升级？如此下去，它是不是会 (或已经)演变成了中国的左右之争？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一场论战似乎已拉开序幕，如果通过论战促使中国学术走向规范，将是再好不过的结果。然而，多数人对这个可能的“走向”并不看好。作家韩东表示，“我就认为 这是一笔没有定论的‘狗肉账’。无论是抄袭还是引文不规范，这其实不过都是一些名词和概念之争。”在他看来，这场貌似严肃而实际上却越来越不严肃的争论， 与华南虎闹剧差不多一样的性质。“无所谓，大家高兴就好，众人欢欣鼓舞，谁都跳出来说说，有人出丑，有人谩骂，管他争论的是论文抄袭还是学术失范，这只是 文化人的节日。”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勇则表示，无论汪晖的抄袭是否成立，这件事情最终也是不了了之。“在我看来，汪晖事件的最大价值也许是它的警示意义。如今，博士论文的 水准下滑学界早有议论，也时见某某抄袭的报道见诸报端。对于青年学子来说，我想只有老老实实地做学问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此外别无其他途径。如果你投机取 巧，即使能够暂时蒙混过关，以后也会被人发现。如果你有志于成为大腕级人物，就更应该把手洗得干干净净。”北京大学教授，汪晖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严家炎也 认为，“虽然《反抗绝望》是汪晖20年前的博士论文，但现在再去讨论当年的疏漏，对于纯洁和改善我们的学风还是有好处、有必要的。”
记者 傅小平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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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汪晖“抄袭”事件演变成左右大乱斗.
发信站: 一路BBS (Fri Jul 9 14:34:43 2010), 本站(yilubbs.com)
2010-04-13 09:03:32 来源: 南都周刊 跟贴 11 条
在王彬彬看来，汪晖迟迟未到的回应已不再重要。学术界这场为抄袭行为辩护的游戏本身比一个偶发的抄袭行为更显得“有趣”。
3月25号，《南方周末》刊登了王彬彬举报汪晖抄袭的文章，钱理群、孙郁、赵京华等几位学者随即在各媒体发声，集体挺汪，一些著名学术论坛也对抄袭事件表 现出不可思议的宽容，同时却声称要对举报者王彬彬的“动机和来头”进行围剿盘查。在王彬彬看来，汪晖迟迟未到的回应已不再重要。学术界这场为抄袭行为辩护 的游戏本身比一个偶发的抄袭行为更显得“有趣”。
南都周刊记者 洪鹄 实习生 刘雅静
4月5日上午，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在接到《南都周刊》记者电话时有点激动。这是他“举报”汪晖涉嫌抄袭事件走向公众视野后的第10 天，王彬彬从一开始就期待的“学术界的严肃回应”却迟迟没有到来。
“我不是个搞人的人，我从来没有想把汪晖放倒的意思，我跟他无冤无仇。我就是发现了这么一本书，里面有严重的抄袭问题。现在我把证据都拿出来，白纸黑字、 铁证如山，但是他们说什么呢？调查我的动机、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王彬彬在电话里高声说道。
“纠察队长”王彬彬
王彬彬的《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一文最初发表在国家级核心期刊《文艺研究》上，3月25日被《南方周末》再次刊载后成为了公众话题， 更在学术界激起了热议。
《反抗绝望》原名为《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是前任《读书》杂志主编、现清华大学教授汪晖1988 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它是汪晖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影响力重大的学术名著。对于为何对汪晖这本诞生于20年前的专著产生兴趣，王彬彬 的解释是：“我也教现代文学，讲鲁迅，有不少学生写论文时会提到或引用这本书，我觉得有必要看一下，否则不好指导学生。”
2009年夏天，王彬彬阅读了该书2000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经汪晖亲自修订的新版。与其他几本书对比之后，王彬彬发现汪晖在《反抗绝望》的写作中 存在“明显而严重的剽窃行为”。
王彬彬指出汪晖的抄袭对象至少包括李泽厚、勒文森、林毓生、张汝伦等四人的五部专著。他将汪晖的抄袭手法归为4类：搅拌式、组装式、掩耳盗铃式、老老实实 抄式。《反抗绝望》中汪晖的抄袭涵盖了这所有方式。其中，汪晖对勒文森的著作《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的抄袭尤为明显。王彬彬举例了勒文森的一段论述：
“梁启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 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汪晖在《反抗绝望》里将其全盘挪用，除了去掉了一个顿号，就只是将所有梁启超的名字替换成了鲁迅。
“读者（读到这里）应该已经笑起来了！”王彬彬有些得意。
风波的另一方当事人汪晖却缺席了。正在国外出席学术会议的他通过短信回复媒体：“我在国外，现在是深夜。有朋友来信说及此事。我没有看到文章，手头也没有 20年前的著作。我很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
3月27日，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率先回应汪晖涉嫌抄袭问题。钱理群说，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反抗绝望》可能确实存在引文不规范的 问题，“但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他坦言自己和汪晖走得比较近，经常一起讨论学术问题，对于该书的成书过程也比较清楚。钱理群强调，该书的核心观点是汪晖 独立思考的结果，其对于鲁迅研究的贡献不能否定。
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赵京华都认为王彬彬举出的例子中，汪晖是犯了引文、注释不规范等“技术问题”，但不涉及“道德层面的剽窃”。
“王彬彬一文很大程度上是不负责任的，他在文中大谈文风，我恰恰对他的文风很反感。你看他在文章里那种冷嘲热讽、那种得意洋洋，让人不舒服，这不利于善意 的批评。”赵京华说。
王彬彬军人出身，作为文学批评家一向以“酷评”著称，王蒙、余秋雨、金庸、王朔等都曾受过他的口诛笔伐。张扬跋扈的文风让王彬彬树敌不少。
同一天，一篇名为《学术“私律”与“莫须有”》的帖子出现在了豆瓣网上，作者“钟彪”对王彬彬的大部分观点进行了驳斥：对于汪晖已注明“参见某某书”的很 多引用，王彬彬认为是一种“掩耳盗铃式抄袭”，钟彪则直斥王彬彬过于苛责，并指责王彬彬对于“偷意”一词的界定相当随意。
“王彬彬的批评方法不好，会模糊焦点。”青年学者杨早认为。王彬彬写文章随心所欲，只求痛快淋漓，很容易让读者对他个人产生反感——反而忽略了他的批判对 象。
“又一轮对汪晖的围剿开始了。”ID名为“苏门答腊”的网友说，他是豆瓣汪晖小组里的活跃分子。“王彬彬想把事情闹大，不过现在声响还不够。”
汪晖小组里的大部分组员对王彬彬的批评无法认可。一些人认为，“学术本来就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眺望”、“按照王老师的说法，他名字的第三个字彬抄袭了第二个 彬。”另一些人认为王彬彬“文风幼稚、专骂人”，可以不予理会。还有一种怀疑占据了小组讨论里的不小板块。一位名叫“自由派肥操”的网友提问：“汪晖是得 罪什么人了吗？是因为他立场上倾向新左派，且有影响力，于是某些人就要弄他吗？”“如果只是一篇学术争论，为什么在《文艺研究》登过后还要发在《南方周 末》这种大众媒体上？”
这项质疑并非空穴来风。一向以来，《南方周末》被认为是“自由派”的阵营，思想立场上与汪晖所代表的“新左派”相对立。南方周末刊发王彬彬的反汪之文，亦 被某些网友解读为若干年前一场派系之争的延续。
“一稿两投是很正常的，只要编辑接受，我为什么不可以？《文艺研究》删了我两千多字，《南方周末》全文刊发，我当然要发。”在谈到这个话题时，王彬彬提高 了嗓门，火气明显上来。“《南方周末》的阅读版，每期1万多字的批评，新书旧书都有，谁的都能批，为什么一批到汪晖就这么多人敏感？我倒想知道呢。”
剽窃，还是学术失范？
争论很快淹没了天涯、关天茶舍等各大思想论坛。仅以豆瓣小组为例，除“汪晖”组外，“读品”、“读书”等小组首页上的话题也全部被汪晖事件覆盖。“挺汪” 和“反汪”网友各自为政，激辩不已。一方面，“反汪派”不断提出汪晖抄袭的新证，网友欧文、VIVO等发掘出《反抗绝望》抄袭所涉对象还包括李龙牧、陈瘦 竹等作者的论文以及英国学者麦克莱伦（D.Mclellan）的著作。另一方面，一些关于此事讨论的言辞激烈的帖子频频被删。网友心岳曾在 “中国思想论坛”发帖转载王彬彬文，帖子立即被删，甚至很快被禁止发言。该论坛的回应是：“事件在学术界已澄清，论坛希望冷却有关讨论。”
“学术界效率好高。”心岳感叹。
在各种为汪晖辩护的声音中，“往复论坛”上ID“孟繁之”的声音也相当抢耳：“我觉得这事倒反映了汪晖早年做研究生时的刻苦用功，这做卡片的功夫，不是一 朝一夕能毕其功的。”
对于这个以北京高校教师注册为主的史学论坛上出现如此言论，“反汪”派网友大呼“学术堕落”。
“为汪晖辩护的人根本拿不出证据嘛，我们一直在拿证据，他们呢，一直在考察我有什么动机、什么阴谋、什么派系之争，这些都是‘文革’式的语言。”王彬彬对 《南都周刊》记者说，“我有什么好怕的？我太不怕了。”
“我本意是引起学术界讨论，汪晖也说让学术界澄清，但现在学术界讲的什么80年代学术不规范、技术失误，这些名词都是蒙大众、蒙学术圈外人的。学术圈里谁 不明白啊？这就是抄袭。”
在对汪晖是否抄袭的界定上，多位学者都提到了“80年代学术不规范”的说法。按照社科院研究员赵京华的说法：“汪晖这本书写于上世纪80年代，而学术界严 格地讲究学术规范是90年代以后的事。”
“我也是80年代读书的人，说80年代没有学术规范是侮辱我们这一代人。”王彬彬对于这种说法非常不屑，“80年代陈平原、李泽厚等人的著作无论引文、注 释都相当规范。”
值得一提的是，被指剽窃的《反抗绝望》199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首次在大陆出版，仅仅过了几个月，汪晖主编办起了《学人》杂志。首次在大陆提倡“学术规 范”的，正是这本《学人》。
“退一万步说，我读的是2000年经汪晖亲自修订的版本，80年代的学术不规范问题，经过多次修订，到2000年难道还没有改正吗？”
“如果是说成文的、严格的学术规范，中国学界到现在也没有建立。”同济大学学者王晓渔告诉记者。在西方，学术著作和论文的体例格式都有一套非常严密的规 范，有时研究生只因十几个字母的定语就必须重改整篇报告，《芝加哥手册》或《MLA》指南是人人案头必备书。“但现在我们讨论汪晖的事情，说的是一个人有 主观意图的抄袭，这和学术规范成不成文基本没有关系。”王晓渔认为。
在记者就此问题向十多位学者咨询，除秦晖和许纪霖拒绝接受采访外，包括徐友渔、崔卫平、傅国涌、张闳、萧功秦在内的近十位学者均表示，80 年代没有学术规范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80年代的小偷就不是小偷吗？”徐友渔反问道。“现在，人们不追究小偷，反倒追查那个抓小偷的人，质问他有什么动机。”
傅国涌则表示，王彬彬做的是完全正常的学术批评，学界应该给予赞赏。“有人说他不通世故，但是现在我们就缺他这样傻的人。”
“学术规范一直都有，这是做学问的人的常识。”63岁的学者陈家琪在电话里对记者说。“当然现在，学术抄袭跟学术利益相关。现在的学术利益比80年代大很 多，学术制度很成问题，逼得一些人不得不去抄袭。”
“学术不规范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辩解，和网络上大部分辩解一样，这是狡辩。”同样研究鲁迅的学者止庵提出了和钱理群们不一样的看法。“其实我不觉得汪晖这次 抄袭的情况本身是大事。真正的问题出在学界和读者对这事的反应上——在郭敬明身上出现过的事现在又出现了一次：你抄，我也拥护你。”
“现在这个世界变得没有是非了，黑白不分。网络上的狡辩我看着很好笑。”
看“大陆学者写的二手书”
博士学位论文被质疑有抄袭嫌疑，该由谁来负责调查？王彬彬强调，汪晖的论文面世已有多时，不该仅仅停留在媒体辩论，也不能仅仅由几个专家表态拍板，而应该 由学术机构进行调查认定。
由于缺少中立的、第三方的学术机构来进行日常监督、纠错与惩罚，大量的抄袭仍在明目张胆地进行。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至少有三起论文抄袭事件一度震动学 界。南京大学教授张光芒、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黄庆、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的博士学位论文均被指抄袭。几所高校均被要求对抄袭者认真处理，其结果是，张 光芒教授被要求退出了南大现代文学研究中心，黄庆则被西南交大学术委员会认定有抄袭行为，被取消了博士学位与博导资格。
“这些只是学术腐败的冰山一角。”学者傅国涌说。“当前学术界非常恶劣，整个学术体制有问题，犬儒主义、功利主义、拉帮结派盛行。”傅国涌认为汪晖的抄袭 “确凿无疑”，但他认为“学术界不会因为一次汪晖被揭发事件风气就变好的。”
截至4月5日，无论是汪晖现任教的清华大学，还是当年授予汪晖博士学位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均未发出任何官方声音。记者采访了同为清华大学学者的秦晖与 格非教授，两人均拒绝对汪晖事件发表看法。格非简单地告诉记者：“学校有专人负责处理这个事。”
“这次汪晖不出来回应，钱理群就成了汪晖的官方代言人了，这我不明白。”王晓渔说，“钱理群和汪晖的关系很好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他的意见根本不能作为第三 方意见。”傅国涌也说，研究鲁迅的圈子不大，钱理群的言论更多是对汪晖的个人感情。
对于80年代大陆有无学术规范的看法，香港学人梁文道的看法有些不同。其时他在香港念大学期间常常购读大陆翻译的学术论著，“读得一头雾水”，相反看“大 陆学者写的二手书”却别开生面。
“（当时的）许多学者外文不到家，但是领悟力奇高，又肯埋首苦读，一本洋书翻得烂透之后，再下笔就全成了自己的心里话了。”梁文道甚至透露，当时他们玩过 这种“学术小游戏”，专门查找那些所谓“原创著作”的真正源头，这一玩不得了，“发现多数今日成名学者早年都当过文抄公”。
“那个年代有谁管学术规范的？我甚至觉得当时学界对抄袭根本有一套和现在截然不同的文化认知，不只不以为耻，还视为稀松平常。”梁文道说，他举例李泽厚也 在一套美学译丛的前言里说，80年代的中国大陆，快速引入新知比什么都重要，其余的事将来再说。
“毕竟百废待兴，没人顾得上这些许细节。一本大书没有参考书目、一篇论文的直接引用与作者复述竟然混杂不分，其它毛病就更不待言了。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有 些人的作品根本不能算是学术论著，顶多就是通俗读物，然而，他们还是靠着这种书取得大学里的崇高教职。”梁文道说。而正是这批人，现在把持着各大高校，到 底什么是“学术标准”亦由他们来制定。
“所以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连读书人算不算抄人家东西也有一套自己的中国模式。”梁文道笑叹，“这三十年走过的路恍如迷雾，我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事人汪晖日前表示，将于4月10日由美国回国，届时将回应正处于风口浪尖的“抄袭门”事件。
该条新闻下，有网友评论，“拼命帮汪晖辩护的人有没有自保的嫌疑？”这次汪王事件或许只是开场。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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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一路BBS http://yilubbs.com [FROM: 99.67.0.0]
全文链接: http://www.yilubbs.com/HT/con_119_M.1278700483.A.htm
发信人: jprp (极品人品), 信区: triangle
标 题: Re: 汪晖“抄袭”事件演变成左右大乱斗.
发信站: 一路BBS (Fri Jul 9 14:36:53 2010), 本站(yilubbs.com)
发信人: Isaiah (SKIASONARANHR), 信区: Reader
发信站: 水木社区 (Thu Jul 8 14:11:42 2010), 站内
（一）
自有良心的媒体和学术界人士深入开展揭批学霸、学奸、学贼汪晖的工作以来，成绩突出，形势喜人。到了今天，可以说汪氏的问题已经无所逃罪天下，可以立刻盖 棺论定，直接开除出学界了。笔者生性愚钝，见事不明，不仅未能参与到这个伟大的运动中去，最初还一再为汪某辩护，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如今思之，惭恨不 已。如今总算如梦初醒，回头是岸，想要为打汪晖运动出一把力，但揭批汪晖的，从林毓生这样的老牌名宿，到王彬彬等中坚学者，以及vivo等青年才俊不计其 数，宏文妙笔如漫天星斗，又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多笔者一个不多，少笔者一个不少。好在一个汪晖倒下去，千百个汪晖站起来。像汪晖这样隐藏得很深 的伪学者名流还是很多的。在打倒汪晖后，深入揭批学界问题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急务，笔者愿为此略尽绵薄之力。今天要谈的就是又一个汪晖式的伪学者——朱学 勤！
以下是笔者花了两小时时间查找和校对朱学勤主要著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1994年初版，2003年再版，以下根据的是03年版）中问题的初步成果，由 于资料匮乏，暂时仅仅局限于其中引用《联邦党人文集》的部分：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在附录“阳光与闪电”中曾多次引用美国政治学名著《联邦党人文集》。本书第351页脚注中明确地给出了所引用的《联邦党人文集》的版 本信息：
Alexander Hamilton: The Federalist.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n.d.)
书中并未提到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系列的程逢如、在汉、舒逊译本（以下简称程译）。
也就是说，按照通常的学术规范和共识，以下凡引用此书，除非有特殊注明，否则均被视为引自该英文版。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该书对于《联邦党人文集》第一个较长的引用见于第356页：
“自由之于党争，如同空气之于火……因为自由孕育党争，所以它是政治生活的必需品。如果企图因消除党争而消除自由，那就像灭绝空气一样荒唐。”
这段话的程译是这样的：
自由于党争，如同空气于火，是一种离开它就会立刻窒息的养料。但是因为自由会助长党争而废除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由。这同因为空气给火以破坏力而希望消灭 动物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气是同样的愚蠢。
英文原文是：
Liberty is to faction what air is to fire, an aliment without which it instantly expires. But it could not be less folly to abolish liberty, which is essential to political life, because it nourishes faction, than it would be to wish the annihilation of air, which is essential to animal life, because it imparts to fire its destructive agency.
三相比较，很容易看出两段中译第一句是几乎一样的。后面则有很大的不同。这主要是因为朱译改动、增删了很多内容而未注明，这点本身就是严重违反学术规范 的。还有“因为自由孕育党争，所以它是政治生活的必需品”这句话是一个明显的错误翻译。不过这个错误反而表明，朱学勤是多少参照过英文本的，因为这是对 “which is essential to political life, because it nourishes faction”这两句断章取义的翻译，建立了一个错误的因果关系。如果没有读过英文是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的。所以仅仅从这段还看不出来朱学勤是否参照过 中译本。只能看出其英文欠佳。
但是下一段问题就来了：第357页，“党争潜在的因素……已经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
程译是：“党争的潜在原因，就这样深植于人性之中。”
英文原文是：The latent causes of faction are thus sown in the nature of man。
虽然这句话很短，但很明显，朱译文必定是根据程译。这不仅因为两句话表面的相似。而且因为朱译文和英文的偏差与程译本是一样的。“深植”，如果没看英文肯 定认为是deeply rooted，但实际英文用的词是sow，播种。因素，原文不是element或者factor，而是causes，原因。朱文写成因素是因为中文中“因 素”和“原因”的关系含糊，在英文中这种问题并不存在。更重要的是，程译本翻出了“thus”，“就这样”，而朱文中却付之阙如，反而莫名其妙加了个“已 经”。这都显示出朱译并没有依据英文原文，而是将中文本略加改动而成。
下一句引自《文集》第55篇的问题就更明显了，第357页：
朱文：
在众多的集会中，激情必定夺取理智的最高权威。如果每个公民都是苏格拉底，每次雅典议会聚会都将是乌合之众。
程译：
在所有人数众多的议会里，不管是由什么人组成，感情必定会夺取理智的至高权威。如果每个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每次雅典议会都是乌合之众。
原文：
In all very numerous assemblies, of whatever character composed, passion never fails to wrest the sceptre from reason. Had every Athenian citizen been a Socrates, every Athenian assembly would still have been a mob.
这里两个中译字句上的相似是无出其右的，仅第一句有些实质区别，还是朱学勤胡乱改错了的。至于“感情必定会夺取理智的至高权威”，是对“passion never fails to wrest the sceptre from reason”的灵活翻译，直译应该是“情感从理性那里夺走权杖的尝试从未失败”，朱译与之巧合的可能极低。最明显的是最后一句，“Had every Athenian citizen been a Socrates, every Athenian assembly would still have been a mob”，这里语法上有一个让步结构：即使（had）雅典公民人人都是苏格拉底，每次集会也仍然（would still）是乌合之众。程译未能翻出，照抄其译文的朱学勤也沿袭其误，导致语义上的不通，让步关系变成了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朱学勤的译文必定是根据现有的中译而来，虽然应当参照过英文本，但几乎所有自作聪明的改动都错了。以其所展示的英文水准来说，似乎尚无流畅阅读 英文原著的能力。但是朱却隐瞒这一点，窃取他人的翻译，反而冒充是直接引用原著。书中其他部分对英法文原文的引用，可能也有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 找，相信必定有所收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向伪学者们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努力！
（二）
“阳光与闪电”一文，据朱学勤本人在后记中交代：“原为《阳光与闪电——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一书中译本序言”（369），该书原名《姊妹革命：法 国之电与美国之光》（Sister Revolution: French Lightning, American Light）, 是美国学者Susan Dunn所著。由杨小刚译成中文，2003年二月出版，题目和朱学勤说的也不一样，叫做《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不知道什么原因，该译著 没有收录朱的序言。朱学勤就放在了《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作为一篇独立的文章。的确，朱学勤在文章开头部分提到了此书，并说“作者征引那一时代人们的大量 通信，日记和私下谈话，描绘了另一幅有可能令中国读者感到陌生甚或意外的图画。”（338）但是此外，再无提过该书或该作者，没有任何地方坦承这是 Dunn的观点，也从来没有在脚注中引用过。因此，读者有充分理由认为，朱学勤可能只是从该书中受到启发，而文中的资料和观点都是朱本人的。
但事实上，据我花了半个多小时的粗略查证，朱文中几乎所有广征博引的，看起来吓人的大部头英法文资料，什么《汉密尔顿文集》（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圣鞠斯特全集》（Saint-Just， Oeuvres Completes）、《亚当斯与杰斐逊通信集》（The Adams-Jefferson Letters）都来自于Dunn的原书，几乎所有引文都是从Dunn书中拷贝的。但是朱学勤只给出原始出处，从来没费神提到Dunn的英文著作或者其中 译本的一言半语。这样就给人一种极其错误的，朱学勤本人学识广博的印象。
让我们来看一两个例子：
革命初起，法国人一度把美国革命视为先导。随着革命观念渐趋狂烈，法国人越来越不能忍受美国人的庸俗习气。受日益增长的宏大理想所鼓舞，法国人开始宣称， 美 国人应该把法国作为他们的拯救者:"美国的榜样作用只及于新半球，而我们的事业将泽被全球"【1】。孔多塞认为，美国的革命只是为法国做了铺垫，法国革命 将循着更真实，更完美，更深刻的原则进行【2】。杜邦1788年提出，"为什么只是着眼于现存的最好模式，而不去寻求尽可能最好的模式呢？"【3】许多人 梦想着一举清除传统 形式，建立一个仅以真理为基础的政府。议员拉博?圣艾蒂安骄傲地宣称。"啊！法兰西，你不要去学习榜样，而要去树立榜样！"【4】
圣鞠斯特对美国的"联邦"制度嗤之以鼻。他嘲笑道，那根本不是一个共和国，而只不过是毫无希望，四分五裂的大杂烩【5】。最为兴高采烈的是那些无政府主义 者，阿拉卡西斯?克洛兹来自普鲁士，在法国革命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自诩为"人类代表"，高傲地放风说，美国人私下里对法国的政治体系很是羡慕，而且整天 在责备自己缺乏法国人的政治洞察力【6】！
其中上面【1】-【6】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冗长的英文法文原著注脚，这个全集那个演讲录的，文烦不录。但实际上，整段话，包括其中引用的所有引文，都是从 《姊妹革命》一书中译本中集中抄录下来的，大概一页的篇幅 （大同小异，文烦不录，我手头的电子版无页码，见第一章结尾处）。这就令我很奇怪，何以朱学勤宁愿花大力气手打那么多英法文的书籍信息，就是不肯将自己依 据的直接资料奉上？
Dunn还不是最委屈的，更委屈的是《姊妹革命》一书的译者杨小刚同学，因为朱学勤老师毕竟还肯提一下美国女学者和她的书，对于这位不幸的译者，就一个字 也不提了。包括后记。实际上朱所引的译文：“美国的榜样作用只及于新半球，而我们的事业将泽被全球”，“ 为什么只是着眼于现存的最好模式，而不去寻求尽可能最好的模式呢？”等和原来的译文一字不差，显然是直接抄的杨小刚的中译。敢问这符合学术规范么？即使在 原书中，也应该加上见本书第几章第几页之类的字样。何况是另外单独成文，另行发行。据出版信息，《姊妹革命》中译本在二月出版，朱学勤的后记是在03年七 月写的，有充分的时间看到出版了的该书。但是朱学勤却并没有老实地奉上译著页码，反而把一切变成了他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不是抄袭是什么呢？
另外，即使在没有明确引用的地方，朱文也大量抄袭Dunn原书，如下例：
如果法国的思想家能够像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有机会参与日常政治，并对他们的制度进行一些日常修补，他们就不必去想象一个全新的制度。不幸的是，专制制度 的长期排斥使这些人不得不相信，要么全部——全盘接受过去不正义的制度，要么全不——全盘推翻这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架构。（340）
原书中译本：
如果法国的文学之士能够像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在从事政治时对他们的制度进行一些修正和改革工作，他们就不必去想象一个全新的制度。不幸的是，他们相信他 们唯一的选择是，要么全盘接受过去不正义的制度，要么全盘推翻这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架构。（见第二章第二节）
虽然有很多改动，但是很明显，从其近似性来看，这两段话的抄袭关系是完全成立的。笔者尚未找到英文原著，但在此已经不必要了。这一点不用做过多论证。朱学 勤在本文中还有大量明显是中国人的表述，比如一会谈谈文革，一会说到五四，在上文的下一页还引了毛主席诗词（341）。因此，即使可以笼统地把本文看做对 Dunn书的介绍，但是朱学勤却没有任何区分他本人表述和Dunn原文的意图，更不用说他实际依据的杨小刚译文。
综上所述，朱学勤：
第一． 抄袭了Dunn的研究成果。
第二． 抄袭了本书译者杨小刚的译文。
第三． 将间接引用伪装成直接引用，并抄袭了杨小刚等人的译文。
或谓：好吧，我承认朱学勤先生在此是不严谨，是违反了很多学术规范，但这毕竟不是对Dunn书的序言，毕竟主流不还是介绍人家洋人学者的思想么？有必要那 么严苛么？
答曰：笔者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看到了很多新老学者对学术规范的讨论，看到了汪晖犯的那些事是怎么被揪出来的，终于恍然大悟。既然汪晖明说了是介绍 伽达默尔，或者柯林伍德，或者其他什么人的思想的文字，只是因为引用了人家的原文而未一一注明，都算是抄袭，那么朱学勤又怎么能不抄呢？
事实是，朱学勤用了美国人的书的中译本，但是既没有注明原书也没有注明中译，反而和自己的表述放在一起，有任何人看了这篇文章能判断其中哪个部分是出于原 书，哪段文字是他人翻译的么？既然不能，按照西方通行的芝加哥伦比亚特兰大马士革命思想委员会之学术规范学生手册学界规则及潜规则，朱学勤为抄袭，绝对无 疑。笔者在此郑重呼吁中外学者立刻成立“朱学勤抄袭问题调查委员会”，对这一严肃问题进行公正客观的调查。“以尽早建立防止学术腐败的有效机制，制定解决 学术争端的游戏规则。（注明：此段引自易中天教授6月7日在《南方都市报》发表的文章，遵守学术规范，从我做起。）”
http://www.newsmth.net/bbstcon.php?board=Reader&gid=383903&start=383903&p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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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要是没弄虚作假才奇怪，我最初读的时候，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是脚注里常见的法文版《卢梭全集》、《圣鞠斯特全集》、《罗伯斯庇 尔全集》，难道他法文很好，一页页读全集找来的素材，当然极大可能是各种伪引。再说，书写得跟小说一般，生龙活虎，须眉毕现，可常常在这些地方没有资料来 源，自然改造组装了别人的现成文本。
2010-07-08 18:04:22 vivo
虽然最初就觉察到有问题，可惜当时觉悟不高、娱乐精神不足，就没有跳出来惹是生非。
朱学勤的思维能力比较低幼，好像书里一根筋地认为崇高的道德理想就导致了法国革命屠杀的历史悲剧（一定程度也影射文革之类），解释力相当有限，不过文笔还 算流畅生动，有人说可以媲美学青里的战斗机文青刘小枫。
2010-07-08 18:07:42 vivo
我现在支持任何人对朱学勤发难，不过自己兴趣不大，因为他毕竟没有像汪教主一样在最基本的语文表达层面就极度恶心过我。
> 删除 . 2010-07-08 20:57:26 vivo 2010-07-08 19:52:55 vivo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三联2003年10月第2版
P204
１７２７年，冉森派反对教皇克莱芒１１世《乌尼詹尼图斯谕旨》失败，转向巴黎高等法院结盟，试图利用这一世俗机构干预宗教裁判所的专横，保护本教派的存 在。从此，冉森派卷入巴黎高等法院与法国国王之间的斗争，并从自己的教义中吸取法律灵感，为高等法院塑造限制王权的立宪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法国有本土宪 政资源，即法国古宪法；高等法院反王权的斗争自有合法性渊源；国王只不过是一种在政治上对民族而不是对上帝负责的“代理人”、“被委托人”。表达这一观点 的冉森派律师勒佩日《关于高等法院基本职能的史学信札》（１７５２—１７５３）流传极广，影响巨大。全国的青年法官几乎是“人手一册，每日必诵”。直到 １７８８年，它的一些主要论点还是政治辩论中的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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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要改述抄袭自《法兰西风格 大革命的政治文化》（高 毅著. 法兰西风格 大革命的政治文化. 杭州市：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09.）P47以下，当然，他可能比汪晖聪明/狡猾，不会一字不改地整句整段照搬。《法兰西风格 大革命的政治文化》这本书在P205给了一个脚注，可它能从P203开头管到P205末尾？
duxiu复核搜索关键词——【关于高等法院基本职能的史学信札】。
> 删除 . 2010-07-08 20:58:42 vivo 2010-07-08 20:10:24 vivo
更为重要的是，冉森派到18世纪以后大部分转向法律界、司法界活动，出现在西欧其它各国近代宗教改革运动所不曾出现的特点，影响至为深远：“冉森教派在法 律资产阶级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直到19世纪末，还能感觉冉森教派的影响。”①
1727年，冉森派反对教皇克莱芒11世《乌尼詹尼图斯谕旨》失败，转向巴黎高等法院结盟，试图利用这一世俗机构干预宗教裁判所的专横，保护本教派的存 在。从此，冉森派卷入巴黎高等法院与法国国王之间的斗争，并从自己的教义中吸取法律灵感，为高等法院塑造限制王权的立宪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法国有本土宪 政资源，即法国古宪法；高等法院反王权的斗争自有合法性渊源；国王只不过是一种在政治上对民族而不是对上帝负责的“代理人”、“被委托人”。表达这一观点 的冉森派律师勒佩日《关于高等法院基本职能的史学信札》（1752—1753）流传极广，影响巨大。全国的青年法官几乎是 “人手一册，每日必诵”。直到1788年，它的一些主要论点还是政治辩论中的热门话题。
1771年，掌玺大臣莫普逮捕、放逐高等法院130名成员，解散巴黎高等法院、里昂高等法院。这一事件迫使冉森教徒脱去神学外衣，公开投入世俗政治，到启 蒙思想中去寻找新的同盟。冉森派律师出入于各种启蒙沙龙，冉森派教宗教语言寻找与世俗启蒙语言联盟的契合点。然而，就在这一关键时期，冉森教派受到启蒙运 动伏尔泰阵营的激烈抵制。伏尔泰毕生反对冉森教派，抵制它的道德清教色彩。②这一立场使启蒙运动的主流未能与冉森派合流，失去了最后一次吸收、整合法国社 会宗教资源的机会，造成了本书在前一章总结部分提出的那种悲剧性后果。
卢梭哲学与启蒙主流对抗，与冉森教派有天然的亲和力。前者的世俗面貌与后者的救赎立场互为需要，互为呼应，一拍即合。到70年代初期，冉森教派在语言上已 频频使用卢梭式的政治哲学概念：“自然状态”、“人性本善”、“尘世幸福”等。1772年，梅伊神父等人出版《法国公法原理》，开始大段采用卢梭《社会契 约论》中的论述。③这一事件，标志着冉森主义与卢梭哲学的正式合流。
冉森主义与卢梭哲学合流，具有深远意义：
1、在此之前的卢梭影响多在文学界和道德层面，在此之后，卢梭思想向法律界、司法界渗透，并直接进入法哲学层面，与其他因素一起，塑造法国革命初起阶段的 宪政观念。法国民众在宪政观点上的共识：直接民主制、一致同意、政治公开、国民至上不受法律约束等，在卢梭思想、冉森教义两方面得到互相映证，更加强烈， 并积淀为大革命中以及大革命后长久左右法国政局动荡不安的政治文化要素。
2、宪政观念的另一来源为英美外来资源：重经验理性，轻先验原理；重制度安排和惯例养成，轻理想争辩。启蒙哲学的主流皆在这一层面活动，难以寻找与本土宪 政资源的结合部、支援点，呈悬空孤立状态。冉森主义挟本土资源而来，与启蒙主流交臂而过，与卢梭思想合二而一，在这种情况下，启蒙主流则更显英美资源的舶 来烙印，单薄无力，难为法国文化自我中心主义所容。这一层面在冉森主义、卢梭思想两面夹击下，在本土资源迟迟寻不着落脚生根的支援点、结合部，逐渐落潮而 去。
——————————
① 雷吉娜·佩尔努：《法国资产阶级史》，下卷，Ｐ51、Ｐ 49。
② 沃尔金：《18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Ｐ23—24，Ｐ35。
③ 参见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政治文化》，Ｐ51。
> 删除 . 2010-07-08 20:59:50 vivo 2010-07-08 20:27:09 vivo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三联2003年10月第2版
P201
1789年5月5日，法国三级会议开幕。法兰西大革命在民情汹涌中拉开了它的序幕。
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因久等第一、第二等级合厅议事不果，自行组成国民议会。6月20日，国民议会代表在网球场宣誓：“不制定法国宪法，决 不解散。”6月23日，米拉波对奉命前来驱赶的王室司仪官说：“去告诉你们的主子，我们代表民意在些开会，要我们离开，除非你们动用刺刀。”7月9日，国 民议会改为制宪议会。
从此，法国的立法机构始终旋转在制宪旋涡里，短短15年里制定了五部宪法：1791年宪法、1793年宪法、1795年宪法，1799年宪法和1804年 宪法。这样频繁的宪法产出率，在大革命之后也难以停歇。19世纪有1814年宪章、1830年宪法、1842年第二共和国宪法、1852年法兰西第一帝国 宪法、1875年第三共和国宪法；20世纪则有1946年第四共和国宪法、1958年第五共和国宪法。至今200年内，总计12部宪法，平均每16年产生 一部，换言之，平均每一代人一生中要经历三次以上的宪法危机。这一历史现象，与美国革命一锤定音，首创1787年宪法，二百年不变，一以贯之，形成强烈反 差。反过来说，亦同英国革命一次定向，没有一部成文宪法，却能保持200年宪政体制稳定不变，也构成令人奇异的对比。
1794年，作家尚福尔因雅各宾专政通缉而自杀。死前留有一句名言，似乎点破法国人的宪政困境：“英国人重法而轻权，法国人重权而轻法。”然而此言既公 平，也不公平。法国革命不正是从改变重权轻法这一民族顽症开始的吗？上述1789年6月20日的网球场誓约，真诚地说明了这一点。三级会议一变为国民议 会、二变为制宪议会，也真诚地说明了这一点。革命确实想改变民族的政治重心，把权力重心转向立法重心。问题在于：这一重心转移之后，为何长久处于风雨飘摇 之中，难以稳定？除了外部环境恶劣社会危机频频发生这一“硬件因素”之外，法国宪政的“软件因索”——法兰西人的宪政观点、宪政心态在起步之初是否就发生 了某些有待调整的偏差？对此，当代法国年鉴学派对长时段社会心理因素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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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也是从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政治文化》中抄袭来的内容，我从这本书中节录一些内容供比照，其他部分感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查证落实。】
法国人在1789年宣布要同旧传统决裂，要制定宪法来限制王权，似乎是痛下决心要革除这种“重权轻法”的国民性了。6月20日，国民议会代表在网球场庄严 宣誓：“不制定法国宪法决不解散”，6月23日，米拉波轻蔑地告诉奉国王之命驱赶第三等级代表离开会场的司仪官德布雷：“去告诉你的主子，我们是代表民意 在这里开会的，要我们离开，除非你们动用刺刀。”可见这些法兰西民族的代表在建立宪制的问题上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P54 】
法国革命在建立宪制方面的困难，首先表现为革命期间宪法更迭的频繁。从1789年大革命开始，到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短短的十五年间，法国竟先后有过 五部宪法：即1791年宪法、1793年宪法、1795年宪法、1799年宪法和1804年宪法(后两个属拿破仑时代的宪法，大同小异)。这种制宪的困难 甚至在大革命之后还在长期地折磨着法国人，在那片土地上还将接二连三地生长出1814年路易十八宪章、1830年路易·菲力普宪章、1848年第二共和国 宪法、1852年拿破仑三世宪法、1875年第三共和国宪法、1946年第四共和国宪法，以及现在还在实行的1958年第五共和国宪法。这一情况，同美国 革命创造的1787年联邦宪法二百多年来的一以贯之(尽管陆续附加了一系列修正案)，形成了惊人的对照。【P52】
> 删除 . 2010-07-08 21:00:56 vivo 2010-07-08 20:43:18 vivo
在水木社区蹦达的兔崽子抓抄袭剽窃的水准比较低级，跟王彬彬不相上下，找出来的证据说服力不足，我老人家闲来无事就给他/她做个初步示范。可我纠察整肃朱 学勤的兴致不大，暂时先这样，如果有别的诱惑，比如说美女和金钱（汪教主案例中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贿赂），说不定我也愿意在朱学勤这里深挖洞、广积粮。
> 删除 . 2010-07-08 21:26:54 欧文 比较了上面举证的朱学勤抄袭别人的译文的例子，感觉很难成立。因为几乎没有发现一起朱学勤是照抄的别人译文，相似都是局部性的，他应该是参考了汉译，甚至 不排除有些是直接修改汉译而成，但和汪晖的直接照抄还远远不能相提并论。
> 删除 . 2010-07-08 21:29:48 我是我的倒影 (暑假来了~好好混) V是太生猛了，叹为观止
> 删除 . 2010-07-08 21:31:44 欧文 朱学勤译：
“自由之于党争，如同空气之于火……因为自由孕育党争，所以它是政治生活的必需品。如果企图因消除党争而消除自由，那就像灭绝空气一样荒唐。”
程译：
自由于党争，如同空气于火，是一种离开它就会立刻窒息的养料。但是因为自由会助长党争而废除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由。这同因为空气给火以破坏力而希望消灭 动物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气是同样的愚蠢。
朱文：
在众多的集会中，激情必定夺取理智的最高权威。如果每个公民都是苏格拉底，每次雅典议会聚会都将是乌合之众。
程译：
在所有人数众多的议会里，不管是由什么人组成，感情必定会夺取理智的至高权威。如果每个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每次雅典议会都是乌合之众。
~~~~~~~~~
揪出这种文字认为是抄袭实在让人不能信服。
vivo 的发现明显比那帮人高个档次，倒希望有人能够整理一下。
> 删除 . 2010-07-08 21:40:25 哲学农民 任何人抄袭都是不能容忍的，但是饭总得一口口的吃，建议先解决了汪龟公的事情，不能在冲刺阶段停下来。回头再议朱学勤的事。
> 删除 . 2010-07-08 21:42:28 Rossonero (娇身冠养) hoho, 这才是有料的反击. 豆瓣汪粉得多向人家学习
> 删除 . 2010-07-08 21:48:39 欧文 不管是汪晖秦晖朱学勤李学勤，有抄袭都应该被查，一查就喊被派系斗争打击了的人其实一开始就默认了抄袭。
> 删除 . 2010-07-08 21:57:13 穷知 向啄木狼致敬！
> 删除 .2010-07-08 21:58:26 fy 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因久等第一、第二等级合厅议事不果，自行组成国民议会。6月20日，国民议会代表在网球场宣誓：“不制定法国宪法，决 不解散。”6月23日，米拉波对奉命前来驱赶的王室司仪官说：“去告诉你们的主子，我们代表民意在些开会，要我们离开，除非你们动用刺刀。”7月9日，国 民议会改为制宪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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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抄袭较明显。后一段属于改写，因为是叙述历史背景，如果没有前一段，很难定为抄袭，但有了前一段，如果朱学勤没有引注高毅，也可以定为抄袭，因为有 证据表明的确是参考了高毅。如果引注了高毅，可不算抄袭。前一段文字相似性太大，即使引注了，也是较严重的问题。
以前我曾说过，肯定可以找一个所谓自由派的人有同样的问题。这样好，别扯上什么政治斗争。
> 删除 . 2010-07-08 22:17:01 我是我的倒影 (暑假来了~好好混) V是太生猛了，叹为观止
> 删除 .2010-07-08 22:17:10 Daseyn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不是朱学勤的博士论文么？既然这样，建议有关方面进行调查，如果属实的话，可以考虑撤销其博士学位！
> 删除 . 2010-07-08 22:17:31 静水沉岩 (暗夜行路) 水木的宝树君啊，好象是海德格尔的徒孙辈
> 删除 . 2010-07-08 22:40:44 Rossonero (娇身冠养) 2010-07-08 22:17:10 Daseyn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不是朱学勤的博士论文么？既然这样，建议有关方面进行调查，如果属实的话，可以考虑撤销其博士学位！
您没好好看主帖吧. 找出来的问题都是在2003年写的文章里的, 跟博士论文没有关系
> 删除 . 2010-07-08 23:07:42 一晌贪欢 (论文倒计时) 据我说知，朱学勤研究法国史但不懂法文，经常会被行内的人噎住。
> 删除 .2010-07-08 23:29:28 Daseyn vivo找出来的那些不是博士论文里的么？
> 删除 . 2010-07-08 23:39:38 Rossonero (娇身冠养) 哦, 没注意
> 删除 .2010-07-09 02:28:24 会党 (大一统和大变局) 不出所料，人人自危的效果出现了。王彬彬和他的支持者们开创了一个思想学术的新时代。尽管王彬彬有很大的可能会引火烧身。
在一个抄袭成为学术成绩的时代，只有那些没有，或者少有学术成果的人才具有反抄袭的免疫力。不管是悲剧还是必然也好，这是没有自己思想的思想学术极度繁荣 时代的常态。
所以，我特别欣赏刘小枫非常坦率的名言：我没有自己的思想。仿佛他预见到那些不自量力的，无根崛起的思想大师和学术大师今天所面临的狼狈不堪一样。
> 删除 .2010-07-09 02:38:16 qingguang 2010-07-09 02:28:24 会党 (大一统和大变局)
不出所料，人人自危的效果出现了。王彬彬和他的支持者们开创了一个思想学术的新时代。尽管王彬彬有很大的可能会引火烧身。
————————
这大概汪党们最想看到的局面！
那就叫他们“人人自危”吧，趁机清理一下垃圾，恢复本来面目
> 删除 .2010-07-09 06:58:49 fy 人人自危并不必。人人的程度本来很不相同。抄袭的认定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看程度，是偶尔疏忽，还是习惯性的、系统的拼凑。所以确实需要有组织的、系统的 鉴定。
> 删除 . 2010-07-09 08:15:45 vivo 发信人: Isaiah (SKIASONARANHR), 信区: Reader
标 题: 朱学勤——学术界的又一个“汪晖”？（四）
发信站: 水木社区 (Fri Jul 9 04:42:36 2010), 站内
以上几节是热身部分。下面进入本文真正的核心内容。
这一节将通过对朱学勤先生赖以成名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与美国学者Carol Blum的著作《卢梭与德性共和国》 （Rousseau and the Republic of Virtue）（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部分内容的对勘，指出其在未经注明的情况下，大量或明或暗，或隐或显地抄袭、盗用后者的事实。
首先，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到，朱学勤并不懂得法语，或者了解比较有限，比如在一些地方为中译的卢梭文本注上英文而非法文（P34）。又如将法国思想家贡斯当 （Constant）按英语发音称为“康斯坦特”等（P89）。
但奇怪的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朱学勤又大引特引各种法文著作，其中最常见的是巴黎版的《卢梭全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惑。
其实答案很简单，这些法文书基本都是从其他中英文二手著作中转引的。经常利用的就是Blum的《卢梭与德性共和国》。试举几个例子:
例一，朱书第74页：
对于伏尔泰上述咏里斯本地震诗中的宿命论倾向，卢梭十分反感，他致信伏尔泰说：
当一个人教导人们的东西既不确定，又无益处的时候，以这样的东西骚扰那些平静的心灵，使?得?人?们?无?目?标?而?烦?恼?痛?苦，是很不人道 的。[注20]（着重号为本书作者所加）
[注20] “卢梭致伏尔泰信”，见《卢梭全集》第４卷，巴黎１９６９年版， Ｐ－１０７５。
Blum书第105页：
In his celebrated letter to Voltaire, he put forth his objections to the anti-Providentialism of the “Poeme sur le desastre de Lisbonne”. “It is inhuman to trouble peaceful souls, and to distress men to no purpose, when what one is teaching them is neither certain nor useful.”（4：1075）
这句话的法文原文为：“[I]l y a de l’inhumanité à troubler des ames paisibles & à désoler les hommes à pure perte, quand ce qu’on veut leur apprendre n’est ni certain ni utile.”
英法文合参，再清楚不过，朱书的译文只可能是从英文转译的。因为“使得人们无目标而烦恼痛苦”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翻译，而这个错误就基于“to distress men to no purpose”的英文译文，朱学勤对“to no purpose”的理解是错误的，将“毫无目的地折磨人”当成了“使得人们无目标”。而如果朱学勤真的看过法文的话，对“à pure perte”（白白地，徒然）无论怎么理解，也不可能翻出“无目标”来。
另外，朱书有一个翻译错误，将anti-Providentialism翻成“宿命论”，其实意思相反。
例二，朱书第87页：
那段话是这样讲的：“你希望公共意志得到实现吗？那就使所有的个人意愿与之同化。既然道德不是别的，就是个人意志与公共意志的一致，那末同样的事情可以换 句 话说，那就是创造了一个道德王国”。［１８］
［１８］同上书（《卢梭全集》），第３卷,２５４。
Blum书第114页：
“Do you wish the general will to be accomplished? Make all the private wills connect to it; and since virtue is nothing but the conformity of the private will to the general, to say the same thing in a word, make virtue reign. (3:252)
这段没找到法文原文，但中英文之间的契合是非常明显的。
例三，朱书109页：
他在给波兰政府建议时说：“对于波兰人的感情要给予另一种导向：你们要给他们的心灵烙上民族的面貌特征，以区别于其他民族，使他们不致混合于其他民族，这 样才能保持幸福并团结他们”。［４８］论述世界史上民族汇合的过程，他持否定态度：“罗马的倾覆，大批蛮族的入侵，造成所有民族的融合，毁灭了各民族的道 德和习俗；十字军东征、贸易、寻找印度、航海、长途旅行，延续并加剧了这一混乱”。［４９］
［４８］《卢梭全集》第２卷，Ｐ ９６２。
［４９］ 同上，Ｐ９６６。
按这里引的两段话全部见于Blum书第116页，分别完全吻合，没有多一句也没有少一句。在此就不抄原文了。
再举个非卢梭著作的例子，例四，朱书第64页：
狄德罗青年时代与卢梭一度有过共识：道德基于先验良知。但到后来狄德罗认为这一点有碍经验理性的彻底性，遂放 弃了这一观点，转而提出道德基础不在内在良知，而在外在行 为：
并不是各种思想，而是各种行为把善人与恶人区别 开来，有关各种灵魂的秘密就在这里。〔１５〕
〔１５〕 《狄德罗通信集》，巴黎１９５５—１９７０年版第１１卷，Ｐ－ １４９。
Blum书第58页：
He（狄德罗）had replaced a morality of intention and sensibility with one based solely on socially useful action : “It is not the thoughts, it is the acts which distinguish the good man from the wicked one. The secret story of all souls is about the same.”[2]
[2]Diderot, Correspondence, ed. G. Roth and Jean Varloot (Paris: Minuit, 1955-70), 11:149.
事实上，朱书在此不仅是将转引变成了直接引用并掩饰了引文实际出处，他还窃取了Blum自己的研究成果，放到自己的论述里：在同一页上，Blum有一个脚 注说，她曾在另一本书中研究过德性问题。结论是“Diderot gradually substituted a morality of socially useful action for one based on subjective sensations of goodness; a system of value which both men had shared in their youth and to which Rousseau remained faithful.”这显然是朱学勤“狄德罗青年时代与卢梭一度有过共识……”一段话的依据，但对此没有丝毫说明。
坦白说，笔者只核对了一小部分引文，其中不少尚没有找到在Blum书中的出处。笔者并没有耐心一一去仔细查找，单是为了找以上几个例证就费了一个多小时的 功夫。但恐怕最幼稚的读者也不会相信这些是仅有的例证。因此笔者认为，以上几个例子在经验判断上已经足够表明：朱学勤先生在博士论文中对卢梭等人的原著缺 乏第一手的熟悉，绝大多数标明法语原著引文可能都并非出于原著，而大量利用了Blum等西方学者的研究和引用，却并未加以注明。一些地方已经构成了剽窃。
> 删除 .2010-07-09 08:21:56 永久不可更改 赞一个！
要让学术大佬们见到你就闻风丧胆!
> 删除 . 2010-07-09 08:51:57 vivo 发信人: Isaiah (SKIASONARANHR), 信区: Reader
标 题: 朱学勤——学术界的又一个“汪晖”？（完结篇）
发信站: 水木社区 (Fri Jul 9 08:17:02 2010), 站内
以上内容，虽然是很严重的指控。但比起下面要说的，却又几乎不算什么。
实际上朱学勤受惠于Blum的，又岂止是几段引文和个别观点而已。毫不夸张地说，从书名到中心思想，从结构到具体内容，从材料到语言，朱书都大量借鉴，沿 袭了Blum的著作。这种行径，已经不能用单纯的抄袭来形容，而必须说是赤裸裸的剽窃了。
Blum书的基本框架，即是对卢梭“德性”思想的解析（1-6章）以及对其在法国大革命中影响和作用的考察（8-14章），这两个部分又以卢梭死后，大革 命之前其形象和地位的变迁为连接（第7章）。这和朱书的三部分主体结构恰好相对应：1-4章讲卢梭思想，第5章过渡，6-8章讲法国大革命。Blum的 书，专门讲德性概念（朱学勤翻译成“道德”，有一定学理问题，姑且不论），线索比较明晰，朱书则一会道德理想，一会先验理念，一会价值理性等纠缠不清。但 中心思想都是一致的，即是讨论何以一种崇高的道德观念会演变成恐怖的意识形态的缘故（参见Blum书第30页）。其中一些关键的概念，如“语言转换”等也 有相似点，在此不细论。
既然主题，结构和基本观念都是类似的，朱学勤相当于从Blum那里借了个基本框架过来，就可以向里面填充自己的材料。可惜自己的材料还是太少，最终不得不 大抄特抄起来。前面提到其抄高毅的著作，实际上比起直接抄Blum的还是小巫见大巫。
下面举几个例证，朱书第152-153页：
————————————
１７６１年《新爱洛琦丝》出版，激起启蒙哲士激烈反对。伏尔泰写有三封长信驳难卢梭，狄德罗则说：“卢梭在说教反对破除道德禁令，与此同时他自己就写了一 部破除禁令的小说”。但是。公众的反应却是出奇热烈。太子妃读它，称为绝妙作品；王妃读它，一口气到凌晨四时，卸下已套好的马车，不赴舞会。人们感谢卢梭 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道德标准，以取代正在衰竭的神性道德。一个叫作查理斯?庞考克的读者干脆写道：“只有神，甚至是一个强有力的神，才能把人从悬崖边拖拽回 来，而您，先生，就是这个创造奇迹的神。”③
③转引自布罗姆：《卢梭和道德共和国》，Ｐ65。
————————————
这一段抄自Blum书第64-65页的一段，为便于理解，我大致翻成中文，原文中有而朱学勤未抄的部分则略去：
————————————————
卢梭的道德性发展的最新阶段被伏尔泰所攻击，此人目前已经完全和卢梭敌对了，他写了三封“论新爱洛伊斯”的信，拼命讽刺作者。……狄德罗对此嗤之以鼻： “卢梭宣教要反对道德放荡，自己却写了一本放荡的小说。”但这些尖酸的哲人只是少数派。大众则发现它是一种一视同仁的启示，关于性道德的新标准……卢梭收 到了很多信，感谢他把作者从道德堕落中拯救出来了，其中一个叫查尔斯?庞考克的写道——（以下略同）
————————————————————————
很明显整段话都是从Blum书中照搬的，只不过加上了太子妃读卢梭等轶事。最后的“转引自布罗姆：《卢梭和道德共和国》”只是障眼法，因为所谓“转引”看 上去指的只是最后的信的内容，而前面的大量内容则似乎是朱学勤自己的。
如果说这一段还有个“转引”遮羞的话，下面几段则连这个遮羞布都扔掉了：
————————————————————
《忏悔录》记载，他７岁时已熟读普鲁塔克《名人传》，“我１０岁时对事物的看法比恺撒在３０岁时还要高明”；“我不断想着罗马与雅典，可以说我是同罗马和 希腊的伟人一起生活了”，“我竟自以为是希腊人或罗马人了，每逢读到一位英雄的传记，我就变成传记中的那个人物。”④
１７４１年卢梭进入巴黎：“有一点我毫不怀疑：我总有一天会超过他们所有人，不管我痴心妄想迷上哪一行，我总是抱着同样的逻辑。”⑤
１７４７年首篇论文《论科学与艺术》，惊世骇俗，一鸣惊人，其核心是这一页：“神呵，您将说，罗马的唯一光辉业绩就是征服全世界，然后使世界服从道德的统 治……”，在这里卢梭以先知口吻说出了自己的思想，他以法布利希乌斯自况，成了一个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Ｆａｂｉｌｉｃｉｕｓ。正如扬?斯特罗宾斯基所言： “现代控诉思想从范塞纳堡（按：狄德罗监禁地，卢梭是在赴该地探监的路途上萌发这篇论文的灵感）的幻觉中找到了语言”。⑥
④卢核：《忏悔录》上卷，Ｐ 25、Ｐ 7。
⑤卢梭：《忏悔录》下卷，Ｐ 357。
⑥扬?斯特罗宾斯基：“法布利希乌斯的自拟”，《科学人文主义》杂志第161期（1976），Ｐ 96。
————————————————
上面这一页长的内容，几乎全部抄自Blum书中。只不过是从37-40页中杂抄了一些内容拼凑到一起，形似作文缩写，并且没有任何注明：
同样，笔者将原书中相关的内容略翻译如下：
——————————————
他描绘他自己早期的自尊植根于把他自己想象成普鲁塔克的英雄，他在《忏悔录》中写道：“我成了我读的传记中的人物……”（37-38）
……最后他被带到了巴黎，他再次急于吸引人的注意……“我并不怀疑最后我会强于他们，对我来说这就足够支持我了。”（39）
首篇论文的最初核心是这一页，题为“法布利希乌斯的自拟”……“神啊，你会说……让其他的人以其虚浮的才能去赢得名声吧，对罗马来说唯一有价值的就是征服 世界和让道德统治世界。”（40）
……正如扬?斯特罗宾斯基所言：“现代控诉思想从范塞纳堡的幻觉中找到了语言”（41）
————————————————————
可见，不但任何一处引文都源自没有提及的Blum书，其次序，结构都是一样的。接下来（154页），引了一段《忏悔录》：
————————————
我又把别的许多类似的回忆都勾引起来了。不久我就看到，凡是在我青年时代曾使我感到飘飘然的对象，都集拢在我的周围。……我不能求得实在的人物，便把自己 投进了虚幻之乡，我既看不出一点现存的东西值得 作寄托狂热的对象，我就跑到一个理想世界里去培养我的狂热……我就喜欢这样翱翔于九霄之上，置身于旁边的那许多可爱的对象之中，在那种境界里流连忘返，不 计时月。⑦
⑦同⑤，Ｐ357。
——————————
这段话实际上完整见于Blum书第42页，又是一个转引的例子。
再下一页（155）开始直接大段大段抄Blum的原话，同样毫无注明：
————————————————————
在卢梭青年时代，大约25岁以前，他的自戕习惯是如此强烈，以致引起华伦夫人的惊恐，为分散他的性幻想，而把他召唤到她的内室。卢梭回忆起这一变化，说在 他们的关系中 “有一种难以置信的忧伤毒害了它的魅力”⑧。西方卢梭研究者大多对此发生兴趣，抓住问题发问：在这段时期里，究竟是自戕，还是与一个女人真正发生关系对他 更为合适？其实，对一个严肃的研究者来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史实：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生平第一部歌剧——“那喀索斯”。
⑧《忏悔录》下卷，Ｐ243。
————————————————
实际上这段话是完整抄自Blum书第59页：
In his youth, some 25 years before, when he was living as the protégé of Mme de Warrens, his masturbation had been so obvious that she, alarmed at his habits, took him to her bad. He reacted to this change in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an invincible sadness which poisoned the charm”(1:197). Hi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place the origins of the problem of whether it was better to masturbate or to enter into a real affair with a woman during those years. It was at this time, probably around 1729, while he was living at the home of Mme de Warrens, that Rousseau wrote his first play: Narcisse.
再明显也不过，朱学勤的那段中文就是对下面这段英文的翻译，只改动了极少的地方，比如加上“西方卢梭研究者”几个字，来掩耳盗铃地表示这段话的作者是东方 人。但是稍一对比，就能揭破其谎言。
以上是连着三四页的整体剽窃，就是说一个大的章节，整个基本构架和主要材料都是用其他著作的，只是中间再添些自己的私货，或者加一些议论。类似的整体剽窃 还有很多，譬如以下两处：
朱书172-182页，基本是拷贝Blum书135-142页。
朱书298-301页，基本是缩写Blum书260-277页。
在这些地方，当然也有一些对Blum书的引用的脚注，但是却混杂在一堆脚注里（其中大部分是Blum书中本身的注脚！），起止范围不明，甚至故意误导，使 人们无法凭朱书判断出，这长篇大论、广征博引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反而令朱学勤本人声名鹊起，受到追捧。凭借洋人的研究成为国内的卢梭权 威，法国思想权威，岂不怪哉？
这种剽窃方式，和近年某林姓青年学者很接近，不过林同学不幸生也晚，未逢其时，否则大可以凭借过硬的西文功底和纵横恣睢的文风与朱教授一争高下，或者早已 成为国内著名学界权威了也说不定。不过即使成了权威也有可能被拉下马，特别是拉别人的时候，更容易坐姿不稳，露出本来藏得好好的红屁股，这恐怕是令人始料 未及的了。
继续查证朱学勤教授博士论文中的抄袭问题，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挖掘。即使和Blum书的对勘，我也只做了不到三分之一。三百多页的书中，目前已经查实的抄袭 内容至少有三十页左右，实际的数量可能要超过一百页。不过，基本的事实已经明确，以下不过是技术细节问题而已。Blum的原书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有收藏，有 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我的工作，目前就到此为止了。
> 删除 .2010-07-09 08:54:19 马基雅维利的黄昏 这个太严重了
> 删除 . 2010-07-09 08:55:47 Ian@Qiji (google 塞壬 杂志) 成功人士都是唐骏
看来，学界也差不多吧。
> 删除 . 2010-07-09 08:56:52 Yurikhan (Rejoice evermore.) 这个太严重了
> 删除 . 2010-07-09 08:56:54 欧文 现在看起来还有些杂乱，希望原作者能整理成紧凑严密的文章，发表出来。然后期待朱学勤的回应。
> 删除 . 2010-07-09 08:58:03 vivo 四、完结篇的抄袭证据要更过硬一些，也在意料当中。再贴一下我昨天的发言：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要是没弄虚作假才奇怪，我最初读的时候，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是脚注里常见的法文版《卢梭全集》、《圣鞠斯特全集》、《罗伯斯 庇尔全集》，难道他法文很好，一页页读全集找来的素材，当然极大可能是各种伪引。再说，书写得跟小说一般，生龙活虎，须眉毕现，可常常在这些地方没有资料 来源，自然改造组装了别人的现成文本。 】
> 删除 .2010-07-09 09:06:44 [还没注销] (直接) 把学界大佬都翻个遍，不过涉及面太大，后果是啥呢
> 删除 . 2010-07-09 09:17:05 vivo “林同学……凭借过硬的西文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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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一个chaque兄的帖子，我们见识下林同学的西文功底到底怎么个过硬法。
西学著作误译随检：林国荣译施特劳斯 - 2009-09-08, 11:46
文/chaque
我在另一个帖子里说：
前些时（出于对林国荣的纯粹好奇）我也随检过刘小枫编的Strauss文集《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其中的一篇林译就有类似的问题，表面文从字顺，其实 对照原文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
刚才检视一下，发现说错了。收录林国荣副教授译文的并非《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这部论文集，而是Meier的专著《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施米特的学说 与施特劳斯的论题》。这本书收录在刘小枫教授任主编的"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丛书中，版本信息是：迈尔著，林国基等译《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施米特的学 说与施特劳斯的论题》，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其中页247开始，是林国荣译的Leo Strauss文章“The Mutual Influence of Theology and Philosophy”。在此特为以上错误致歉。
去年（2008）12月底，我对照原文的第一段，评论了林译的问题。内容帖在readfree.net网站的内部论坛“学苑书林”中。既然昨天说到了、又 说错了，今天就借认错之际干脆转帖过来。况且风波平息，也是我们更好地认识事物的时候了。
本帖附件是译文和原文。
乍一看，这个译文读起来也很顺口，没有太大问题。但拿着原文稍微推敲一下儿，短短的第一段，就有不少有疑问的地方。
原文第一段：
When we attempt to return to the root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we observe soon that Western civilization has two roots which are in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the biblical and the Greek philosophic, and this is to begin with a very disconcerting observation. Yet this realization has also something reassuring and comforting. The very lif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s the life between two codes, a fundamental tension. There is therefore no reason inherent in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itself, in its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 why it should give up life. But this comforting thought is justified only if we live that life, if we live that conflict, that is. No one can be both a philosopher and a theologian or, for that matter, a third which is beyond the conflict between philosophy und theology, or a synthesis of both. But every one of us can be and ought to be either the one or the other, the philosopher open to the challenge of theology or the theologian open to the challenge of philosophy.
林译：
当我们试图回归西方文明的根源时，很快就会发现，它根系于相互冲突的两支源流，即《圣经》和希腊哲学。这就开启了我们颇不协调的考察。但是，意识到这一 点，也有让人感到宽慰和舒适之处：西方文明的生命是一个生存于两种密码之间的生命，有一种根本性的张力。因此，在西方文明自身，在其基本构造当中，没有根 本的理由可以让自已放弃这种牛命。然而，只有当我们经历并体验那种生命及其冲突时，这种宽慰的想法方可得到确证，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同时集哲学家和神学 家于一身，或者，就此事而论，也不会存在一个超越哲学和神学冲突的第三方，或者某种对两方面的综合。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而且应该择取其一，哲学家当敞 开面对来自神学的挑战，神学家当敞开面对来自哲学的挑战。
我的参考译文：
当我们试图回归西方文明的根源时，很快就观察到西方文明有两个相互冲突的根源，即《圣经》根源和希腊哲学根源，而这就开始了一项非常令人不安的考察。不过 这一发现又有某种安心和宽抚的作用。西方文明的生命本身是一个处于两大编码系统之间的生命，是一种根本的张力。因此在西方文明自身内部，在它的根本构成之 中，也没有任何内在理由令其放弃生命。但是为了让上述宽抚的想法成立，我们必须活在这一生命中才行——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活在这一冲突中才行。没有人能既 做哲学家也做神学家，同样就此而言，也没有人能成为超越哲学与神学之冲突的第三方，或是成为两方的综合者。而我们每人都能够、也应该从两方择取其一，要么 成为敞开面对神学之挑战的哲学家，要么成为敞开面对哲学之挑战的神学家。
红色标出的是有非常大疑问的地方，还有一些细节不准确，大家可以参照后面的参考译文，我们就只谈这几个大错误：
disconcerting[令人不安]，不是discordant[不协调、不和谐]。
But this comforting thought is justified only if we live that life, if we live that conflict, that is.
这里"that is"，是指"if we live that conflict"与"if we live that life"同义，林却翻到后面一句去了，成了“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同时集哲学家和神学家于一身...”，逻辑关系根本错了。
No one can be both a philosopher and a theologian or, for that matter, a third which is beyond the conflict between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or a synthesis of both.
是一口气下来的句子：我们1）不能同时是哲学家和神学家；2）也不能成为超乎二者的第三方；3）也不能成为二者的综合。这个三重否定的逻辑关系像三个线 头，林抓住了第一个，2）和3）没抓紧，几乎跑掉了。
But every one of us can be and ought to he either the one or the other, the philosopher open to the challenge of theology or the theologian open to the challenge of philosophy.
是说我们要么做哲学家，要么做神学家，the one or the other跟"the philosophy"和"the theologian"是同位语，林译失去了这一层联系，意思没有交代清楚。
总体而言，Strauss的作品虽然有点干涩，但像所有理论著作应该做到的那样，是字句确切、逻辑严密、条理清晰的。到了林国荣这里呢，虽然大的意思也不 能说完全不对，却是变得条理紊乱，逻辑关系松散，很多地方都失去了原作的确切性和连贯性（比如同一个root，一时是“根源”、一时是“源流”；同一个 fundamental，一时翻“根本”，一时翻“基本”），可以说缺乏基本的语言敏感和理论把握能力。
这是我们检查林译的一段英文（共171单词）之后，得出的结论。
http://www.97humanity.net/forum/showthread.php?t=22801
> 删除 . 2010-07-09 09:58:37 snow 上面这个毛病是很多西文经典汉译本的毛病。就我个人重译穆勒论自由的经验来说，以前的译本都是这个毛病，不能说有多错，但就是失去了原文逻辑上的紧凑与精 准。
> 删除 . 2010-07-09 09:59:28 snow 个人感觉朱的问题没有汪那么严重。
> 删除 . 2010-07-09 10:03:49 欧文 我很期待朱学勤能够回应，给汪晖和他的无理性拥护者做个榜样和表率，该说明的说明，该辩解的辩解，如果有抄袭就勇于承认，敢于检讨自己和承认错误是一种美 德，厚脸皮的沉默只能让人认为是不知耻。
> 删除 . 2010-07-09 10:06:00 第四纪 (小熊们亲嘴咯) 朱学勤抄Blum的书是不争的事实
> 删除 . 2010-07-09 10:14:30 笔旗 (夏夜里的晚风) 南方周末没有收到信息，怎么还没登出来啊。
> 删除 . 2010-07-09 10:19:01 vivo 我估计朱不学和汪龟公是半斤八两的货色，能拖就拖，能赖就赖，怎么会一冒出苗头就积极主动地回应质疑、检讨错误，因此，对于倒朱派（我也是倒朱派之一）来 说，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继续稽查朱氏著作里的抄袭剽窃问题，一定要达到满目皆是、触目惊心的程度，而且，要尽量把查出来的抄袭证据公布在纸媒上，让朱学勤 不能假装不知道、没看见，依据既往经验，最开始的揭发文章可以写得不那么谨严有理，要故意留一些破绽，诱惑别人来反批评、驳难攻伐，这样才能引发广泛的关 注和论争。
> 删除 . 2010-07-09 10:24:18 vivo 《南方周末》是有自主裁量权的媒体，它想刊登谁的文章别人管不着，这跟《天涯》、《读书》想刊登什么文章别人也管不着一样，当然，给些建议没问题。
> 删除 .2010-07-09 10:24:19 彷徨还拿着棍子 一定要达到.....程度.....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怎么就一定了。
> 删除 .2010-07-09 10:28:07 彷徨还拿着棍子 难道要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上在这里可以朝日本国的爱情动作片那里想）
> 删除 . 2010-07-09 10:28:12 vivo 你的脑子真的不大好用，说这话不是我故意打击你、报复你，只是希望你认清一个事实。我现在解除封禁你原来的ID。
> 删除 .2010-07-09 10:28:56 彷徨还拿着棍子 真是佛心啊。我鼻涕眼泪飙起来了。
> 删除 .2010-07-09 10:38:56 东篱 2010-07-09 10:24:18 vivo 《南方周末》是有自主裁量权的媒体，它想刊登谁的文章别人管不着，这跟《天涯》、《读书》想刊登什么文章别人也管不着一样，当然，给些建议没问题。
关键的问题不是说刊登谁的文章，不是说政治立场是什么——实际上自由主义者和左派的关切都有一定的意义，而是一开始就表现得那么拙劣、下作：由王彬彬的拙 劣、下作到南方周末的拙劣、下作——我相信，即使急欲倒汪的人现在也大都承认这一点了。
> 删除 . 2010-07-09 10:56:40 老鱼 月光族怎么不跟帖说点什么？
> 删除 . 2010-07-09 11:07:44 vivo 发信人: Isaiah (SKIASONARANHR), 信区: Reader
标 题: 感言
发信站: 水木社区 (Fri Jul 9 10:52:01 2010), 站内
虽然文章写完了，但是有些话，还不得不说。虽然说了，可能也不会有人相信，或者觉得我矫情，圣母。但还是要求个心安。
能花十几个小时就批倒一个名学者，确实让我一时兴奋，头脑发热。说话也逐渐不知轻重。但是冷静下来，又不免觉得心中空荡荡的难受。
这次朱学勤问题的严重，也出乎我的意料。我在没有看到Carol Blum原著之前，本来也只是想找找小碴，指出点学术不规范就行了。朱学勤先生，一直以来还是我比较尊重的学者。我本来已经想好了，最后总结的时候不会针 对个人，只是说对于时代风气造成的学术不规范问题，我们要宽容和理解——前面说的一些笑话，大家不要当真。如果朱学勤老师看到了，我向他道歉。但是这些 话，看来是永远没法出口了。
本来事情的起因是我和朋友聊天，我说像汪晖这种问题真不算特别，你给我一百个名教授，我能给你找九十个类似的出来。朋友自然不服气，说你去找啊。我说找一 百个没那个精力，找一个好了，但是保证有名。于是一来二去，就找到了朱学勤先生头上。
说起来，那本《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我是高中时读的，当时真觉得醍醐灌顶，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原来还可以这么看卢梭和法国革命！这种阅读体验在我生命中并不 很多。我上了大学以后，还跟很多人推荐过这本书。所以要找碴，就首先想到此书。朱老师的其他一些著作，如《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也是我爱读的。但想不到，过 了十多年，居然我会亲手去完成这种精神上的弑父。
朱老师是文革时候就开始思考问题的一代人，上山下乡过来的。他们那一代人真是很不容易。那种身在毫无希望的绝境还要上下求索的精神，总是令人感佩。这些， 朱老师在著述中有很多反映。放我们到他们的时代，做的恐怕只有更差。
虽然说现在我们的条件好了不少，洋荤也开了，外语也上去了，洋人的什么学术规范也可以学的有点模样了，又做的好得了多少呢？我们倒是不抄， literature review，research approach，presentation，proposal之类的弄得像模像样，可是又有多少真正思想的分量？我们心里清楚。
因此我真的不主张苛责上一代人，至少我，没有那个资格。现在随便是个小子就可以眼高于顶，谁都看不上，这个要取消学位，那个要扫地出门。处处带着一种 anachronical的浅薄和虚荣。但是我们自己，又能在这个时代留下什么呢？
朱学勤抄了么？抄了。不要说我上面列举的那些，我再拿出一百条铁证也是轻而易举。可是我问自己：如果你四十多岁了，学领袖著作，看样板戏长大的，学术研究 的黄金时期在乡下放羊，知识结构老化，外语就勉强懂点英文，外文洋书都没见过几本，对什么学术规范也是一头雾水，并且身边的老师，同学可能还不如自己，想 找人请教都难。说难听点，你可能根本不具备研究学术课题的能力，你怎么办呢？路，不还是要走下去么？如果没人在无路的荒野走路，就不会有人开路。
我们这一代做学术或思想的人，都是看着汪晖，朱学勤，王铭铭，张汝伦……这种问题书籍入门的，这不仅是别人的耻辱，也是我们的历史。如果我们今天走的更远 了点，那也是在这些问题书籍所开拓的道路上。我们没有受到更良好的教育，是我们的遗憾，但是如果把这些问题书籍都清除掉，我们恐怕比现在还差得远。这是事 实。对很多人来说，我们可以去打倒他，但是没有权利去鄙视他。
这段时间以来，我逐渐对以前觉得理所当然的一个观念产生了怀疑：现在学界（或思想界，文学界等）有问题，因为那些领袖、大佬们不行（特指在相关领域的影 响，非学霸滥权等问题），带坏了风气，要打倒他们，才有进步。至于具体的名单，从钱钟书到余秋雨，从汪晖到李零，各种各样都有。我不是说这些人都是一回 事，也不是说都不应该打倒。但我认为应该明确一点：你打倒了谁，和能否进步几乎是完全不相关的事情。进步永远要靠自己做出积极的事情出来，而不是去揭穿别 人的消极。至于对方有什么负面影响，怎么流毒天下后世，大都是为打倒的说辞。
这个结论，当然不是在分清敌我的政治哲学含义上说的。敌我斗争当然是你死我活的。现在我也不想扯这些方面，就此打住。
> 删除 . 2010-07-09 11:09:48 我是我的倒影 (暑假来了~好好混) 无根崛起的思想大师和学术大师今天所面临的狼狈不堪
> 删除 . 2010-07-09 11:12:24 yisu 我感觉朱的问题小一些，有争辩的空间，毕竟所牵涉到的内容基本上是事实的陈述而非观点。
> 删除 .2010-07-09 11:14:56 东篱 2010-07-09 11:07:44 vivo 发信人: Isaiah (SKIASONARANHR), 信区: Reader
标 题: 感言
发信站: 水木社区 (Fri Jul 9 10:52:01 2010), 站内
有很多中肯之言。
> 删除 .2010-07-09 11:39:11 沙漠 装什么大蒜啊……
> 删除 .2010-07-09 11:43:54 东篱 回沙漠：大概只有只关心站队的人或心怀叵测的人才如此运思。
> 删除 . 2010-07-09 11:53:58 Arwen控 (凭着爱) 2010-07-09 10:38:56 东篱 2010-07-09 10:24:18 vivo 《南方周末》是有自主裁量权的媒体，它想刊登谁的文章别人管不着，这跟《天涯》、《读书》想刊登什么文章别人也管不着一样，当然，给些建议没问题。
关键的问题不是说刊登谁的文章，不是说政治立场是什么——实际上自由主义者和左派的关切都有一定的意义，而是一开始就表现得那么拙劣、下作：由王彬彬的拙 劣、下作到南方周末的拙劣、下作——我相信，即使急欲倒汪的人现在也大都承认这一点了。
顶这段话！
> 删除 . 2010-07-09 12:05:40 二郎神 朱学勤的问题不在于他抄了，而在于他不会抄，研究卢梭的书籍汗牛充栋，他不该只抄负面评价卢梭的那些文字。而且，朱学勤写《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的本意，应 该是受顾准影响，想明批卢梭、暗批马克思，但马克思其实并未受卢梭影响，据说马克思全部著作中只有三处提到卢梭而且语含轻蔑。有趣的是朱学勤在行文中还正 面援引过马克思的一段话，因为他并非马克思的路数，故那段援引文字在整个文脉中显得相当游离而奇怪。
不过，知人论世，朱学勤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万马齐喑的环境下，以博士学位为赌注写这部作品，而当时他还是军职，若拿不到博士学位改变身份，回原单位后果 不堪设想。最后是王元化救了他一命。所以，如果将《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当成一本宣传性的小册子，而不是学术著作，自有其历史地位。梁启超说自己少时读龚自 珍书，“如受电然，稍长，厌其浅薄“。朱学勤的问题是从《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之后一直毫无进步，一直浅薄了将近二十年，现在应该到了揭穿他的浅薄的时候 了，即使依然钦佩他年轻时当拼命三郎的勇气。
> 删除 . 2010-07-09 12:12:38 我是我的倒影 (暑假来了~好好混) 朱学勤抄了么？抄了。不要说我上面列举的那些，我再拿出一百条铁证也是轻而易举。可是我问自己：如果你四十多岁了，学领袖著作，看样板戏长大的，学术研究 的黄金时期在乡下放羊，知识结构老化，外语就勉强懂点英文，外文洋书都没见过几本，对什么学术规范也是一头雾水，并且身边的老师，同学可能还不如自己，想 找人请教都难。说难听点，你可能根本不具备研究学术课题的能力，你怎么办呢？路，不还是要走下去么？如果没人在无路的荒野走路，就不会有人开路。
-----------------------------------------------------
很令人动容
> 删除 . 2010-07-09 12:14:13 小圣 (洗心，看无常) 朱学勤至少没有写出过《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
对于朱学勤，还是要用事实论据说话，期待不扣帽子，公开展开调查。
> 删除 . 2010-07-09 12:23:22 vivo 2010-07-09 11:15:10 vivo
以目前的证据来看，说朱学勤抄袭剽窃没有任何疑问，我以自己鉴定汪晖抄袭剽窃的同一能力来做此论断，谁否认朱学勤剽窃，如果他有内在的一致性的话，我认为 就应该在同等程度上否认汪晖剽窃。
> 删除 . 2010-07-09 12:27:55 小圣 (洗心，看无常) 额，问个问题：除了《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朱近年来的作品有抄袭现象吗？
> 删除 . 2010-07-09 13:01:49 疯子飘飘 (攒钱，包林志玲) 感觉楼主摘录的这么牵强呢？
> 删除 . 2010-07-09 13:06:16 baiya 学霸、学奸、学贼？
——————
吾笑而问之：“抄袭”和“学术不规范”怎么区分？
> 删除 . 2010-07-09 13:07:51 baiya 另：如此，则还有几本书逃不了“抄袭”之嫌？
> 删除 .2010-07-09 13:16:56 会党 (大一统和大变局) 我有一个私心，我最高兴这一场反抄袭风暴能够打掉甘阳式的无根狂妄。
> 删除 . 2010-07-09 15:52:14 Rossonero (娇身冠养) ————————————————————
在卢梭青年时代，大约25岁以前，他的自戕习惯是如此强烈，以致引起华伦夫人的惊恐，为分散他的性幻想，而把他召唤到她的内室。卢梭回忆起这一变化，说在 他们的关系中 “有一种难以置信的忧伤毒害了它的魅力”⑧。西方卢梭研究者大多对此发生兴趣，抓住问题发问：在这段时期里，究竟是自戕，还是与一个女人真正发生关系对他 更为合适？其实，对一个严肃的研究者来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史实：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生平第一部歌剧——“那喀索斯”。
⑧《忏悔录》下卷，Ｐ243。
————————————————
实际上这段话是完整抄自Blum书第59页：
===========================================================
这一段基本可以定性了
也难怪朱一直对汪晖的事不发一言
> 删除 . 2010-07-09 16:15:46 我是我的倒影 (暑假来了~好好混) 发言的会干净吗
> 删除 . 2010-07-09 20:25:46 vivo 我们这一代做学术或思想的人，都是看着汪晖，朱学勤，王铭铭，张汝伦……这种问题书籍入门的，这不仅是别人的耻辱，也是我们的历史。如果我们今天走的更远 了点，那也是在这些问题书籍所开拓的道路上。我们没有受到更良好的教育，是我们的遗憾，但是如果把这些问题书籍都清除掉，我们恐怕比现在还差得远。这是事 实。对很多人来说，我们可以去打倒他，但是没有权利去鄙视他。
——————————
杯具地被代表了。就说你自己，别动辄我们我们绑架他人、读者。王铭铭、张汝伦的书我从来没看过，汪晖的大作是查剽窃的时候才翻阅，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 灭》我一边读一边摇头。自己眼光、品味低下，尽读烂书、问题书籍，不见得别人都这样。问题书籍全部清除掉，甚至把绝大多数国人1949后写的人文社科著述 烧光，我猜很多人比现在心智更健全。抄袭的人我们不但可以把他们打倒，在打倒之前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去鄙视他们（比如现在的汪龟公）。
> 删除 . 2010-07-09 20:35:10 凯泽苏哉 何必吹毛求疵。我们是一种很平常的表述，vivo兄自己最后不也用“我们”了吗——抄袭的人我们不但可以把他们打倒，在打倒之前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去鄙视 他们——我也感觉不少人被杯具地代表、绑架了。
> 删除 . 2010-07-09 20:41:11 HYB the Orange (橙子粉都是被逼出来的) 老朱这个……希望他能自己出来说清楚。
> 删除 . 2010-07-09 21:02:04 vivo 你能区分【我们……都】，跟【我们……可以】两种表达有什么不同吗？全称肯定陈述和一个泛泛的可能性陈述有何区别？
> 删除 . 2010-07-09 21:10:28 vivo 这么说也许有点抽象，举个例子吧，有人在文章里说“我们都是脑残”，另一个人说“我们可能是脑残”，你觉得哪种表达更可以接受、不怎么冒犯你？如果你认为 两种表达完全一样，也行，我清楚您的状况了。
> 删除 .2010-07-09 21:22:00 会党 (大一统和大变局) 2010-07-09 20:35:10 凯泽苏哉 何必吹毛求疵。我们是一种很平常的表述，vivo兄自己最后不也用“我们”了吗——抄袭的人我们不但可以把他们打倒，在打倒之前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去鄙视 他们——我也感觉不少人被杯具地代表、绑架了。
----------------------------
大家都在吹毛求疵，代表文化也就会慢慢的有改观。
VIVO的本意是好的，我也在努力改变代表的思维习惯，只不过，中国士大夫的“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的代表文化太深入国人骨髓，根深蒂固 了，久不久会通过口误的方式，下意识表露出来也不奇怪。在心理学上有下意识的说法，但没有口误一说。共勉之。
> 删除 . 2010-07-09 21:24:00 荷戟独彷徨 (慢慢的看书，不急.) 文字游戏大家要经常玩，好好玩。定能升仙成圣。
> 删除 . 2010-07-09 21:29:33 荷戟独彷徨 (慢慢的看书，不急.) 吹毛求疵也可以认为是大方向上实在没什么大的进展，没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出来。
> 删除 .2010-07-09 21:30:00 阁楼守望 这就像个人独立完成的论文也使用“我们”（诸如“我们认为”）以掩盖“我”——可谁是“我们”？除了不自信（或装模作样的自谦）而将自己藏身于一个虚假的 群体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为了所谓的“客观性”，即“我们”代表了一种“客观”陈述，非“一人”的“主观论断”。这就完成了一个自欺欺人的仪式。
> 删除 . 2010-07-09 21:37:47 vivo 钱锺书就很喜欢用这种“我们假面”，雷克斯有过很精彩的研究，见http://www.douban.com/note/59588521/
> 删除 . 2010-07-09 21:41:54 凯泽苏哉 原来如此。大家都在吹毛求疵，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道理。
> 删除 . 2010-07-09 22:13:04 magnus (豆瓣=美分殖民地) 哈哈，好看~天下大乱，其清者谁~
> 删除 . 2010-07-09 22:15:02 苏门答腊 (id: 42445083 这是个冒牌货) 这件事上，应该给朱学勤发言的机会
> 删除 . 2010-07-09 22:24:55 小圣 (洗心，看无常) 额，似乎大家，从来没有过 扼杀朱学勤发言 想法。
何必谈“应该”呢？
朱学勤的现身说法，难道还有人不期待？
> 删除 . 2010-07-09 22:32:49 vivo 到处都给了汪教主发言的机会，可他为何保持沉默？也给了为汪晖辩护的学人机会，可如今愿意站出来说汪晖没抄袭的国内学人也日益零落。
--
※ 来源:．一路BBS http://yilubbs.com [FROM: 99.67.0.0]
全文链接: http://www.yilubbs.com/HT/con_119_M.1278700613.A.htm
发信人: jprp (极品人品), 信区: triangle
标 题: Re: 汪晖“抄袭”事件演变成左右大乱斗.
发信站: 一路BBS (Fri Jul 9 14:42:48 2010), 本站(yilubbs.com)
全世界的左派，联合起来！
凤凰网文化讯 3月10日，汪晖写于2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被指存在多处抄袭
。7月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包括汪丁丁、郑也夫、张鸣等在内的63位国内外学者的
公开信，呼吁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组织调查委员会调查。7月9日，哥伦比亚大学
刘禾教授给凤凰网发来邮件，告知80多位海外学者曾联署签名信寄给了清华大学校长。
在这封公开信中，80多位学者力挺汪晖，称通过学者举证发现任何剽窃都不存在！现独
家授权凤凰网将公开信全文公布。以下为刘禾教授发来的公开信说明及中英文版本。（
晨芳）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禾说明
从2010年3月中、下旬开始，围绕汪晖的早期著作《反抗绝望》一书，《南方周末》和
《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访谈。网络媒体上的激烈争论更是十分罕见
。从四月开始，有人向国外翻译、评论和出版过汪晖著作的译者、评论者、刊物和出版
社广泛寄送匿名信，一些与汪晖合作过的学者和学术机构也成为这些匿名信的目标。有
鉴于此，这些学者开始收集并研究有关" 汪晖事件"的各类文章和讨论，并将相关情况
向国际学术界的同行们通报。6月9日，国际学者致信清华大学校长陈述了他们的看法。
此后， 7月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63人的签名信，当晚央视也对此事做了报道。因
此，现在有必要将这封致清华大学校长的信公之于众。由于种种在主流媒体上发表这份
文件的努力都遭遇了挫折，此信不得不在网络上公之于众。以下就是八十多位国际学者
联合签署的公开信原文和签名，并附上中译文。
八十多位国际学者联合签署的公开信原文
中文译文：
尊敬的顾秉林校长与谢维和副校长：
作为学者、译者、编辑、历史学者和文化批评者的国际共同体的成员，我们给您写信，
声援正在被大众传媒攻击的汪晖教授。最近发生的这次令人困惑的、有组织的媒体攻击
可能被用来针对任何一个学者，正因为如此，我们-这封信的签字者-向您递呈这封信。
首先，汪晖教授被指责抄袭。这个指控已经在钟彪、舒炜、魏行和其他学者的严谨分析
文章中被辩驳，它是不足信的。在这封信上签字的也有汪晖教授著作的译者，他们无疑
是最熟悉汪晖教授的写作的。每位译者都检查并且复查了汪教授在过去三十年中著作所
采用大量参考书目的注释。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发现有任何剽窃的现象- 不管我们多么宽
松地定义剽窃这个词。
第二，我们之中有许多中国研究和亚洲专家。我们可以证明汪教授的学术诚信以及他在
国际亚洲研究中的重要性。 2010年春天，他被亚洲研究协会邀请在年会上做基调演讲
，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来自中国的亚洲研究学者。这份荣誉源自汪教授研究的广度、
深度和可信度，以及他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这些问题在他的著作所吸引的学者、追随
者和有原则的批评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在我们的学术共同体中，这是最高层次的承认
。汪晖影响了国内和国外的学者，同时与这两个群体对话，并且在我们之间搭建了交流
的桥梁。
第三，在社会和经济的激烈转型期，媒体对大学的攻击是很常见的现象。我们中的很多
人见证过媒体攻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对研究的不屑，并且丝毫不理解大学的学术研究
是怎样在丰富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当然也包括科学的、社会科学的、人文和艺术的社会
生活。当媒体文化针对一个特定的学者发起无端的攻击时，大学作为机构就被削弱了：
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就是对大学本身进行攻击。
最后，当大学内部正常的文化政治被判为非法的时候，学术、高等教育、实验艺术和人
文科学的正当性也同样受到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中心机构的功
能实际上就被取消了。
我们-这封信的签字者-很熟悉这个事件中已经公布的事实，并曾读过、在教学中使用过
、友好地分析批评过或者翻译过汪晖教授的著作。
此致
敬礼
2010年6月9日
英文原文：
June 9, 2010
Dear President Gu Binglin and President Xie Weihe:
We write you as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scholars, translators, editors
, historians and cultural critics in support of Professor Wang Hui who is
currently under attack from the popular media in China. This recent,
baffling, organized media attack could happen to any scholar and for that
reason we, the undersigned, present this letter.
First, Professor Wang has been accused of plagiarism. The charges have been
contested and discredited in the careful analyses given by Zhong Biao, Shu
Wei, Wei Xing and others. Among the signatories to this letter are also
translators and they are without doubt closest to the work of Wang Hui.
Each translator has checked and double checked all the footnotes in the vast
bibliographies of Professor Wang's publications over the last thirty years.
None has found any indication of plagiarism no matter how loosely this
word is defined.
Second, among us are many Asia specialists in Chinese studies and we attest
to Professor Wang's scholarly integrity and his importance in international
Asian studies. The first Chinese scholar of Asia ever invited to address
the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annual convention in spring 2010, Wang was
honored for the breadth, depth and reliability of his scholarship and fo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opics he has popularized among scholars and the
many admirers and principled critics his work has attracted. This is
recognition at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mong our community of scholarship
. Wang Hui has influenced scholars in China and outside the country,
speaking simultaneously to both constituencies and opening a bridge among us.
Third, media attacks on the universities during times of extreme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are common. Many of us have witnessed media attacks and
what they share is contempt for research and incomprehension of how
university scholarship enriches everyday life, to say nothing of scientific,
social scientific, humanistic and artistic social life. The university as
an institution is weakened when unmotivated attacks from the media culture
single out one scholar as a target: the next logical step is to attack the
university itself.
Finally, when ordinary cultural politics inside the university are
criminalized, the legitimacy of scholarship, higher education, experimental
arts and human sciences is imperiled as well. The universities are
effectively cancelled as central institutions of social development.
We, the undersigned are familiar with the known facts in this case and have
read, taught, commented on the work of Professor Wang Hui critically and in
a friendly fashion, or translated him.
We respectfully submit this letter,
#TRANSLATORS OF WANG HUI'S WORK INTO VARIOUS LANGUAGES
汪晖著作译者
#黄乐嫣，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中文系教授 (Gloria Davies, Chinese Studies,
Monash University, AUSTRALIA)
#村田雄二郎，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教授 (Murata Yujiro,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University of Tokyo, JAPAN)
# 董玥，美国华盛顿大学杰克逊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研究部主任，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副教
授(Madeleine Y. Dong, Chair, China Studies Program, Jack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SA)
#克里斯多福•康奈利，美国加州大学EAP上海学习中心主任，圣特克鲁兹加州大
学文学教授 (Christopher Connery, Director, EAP Shanghai Study Center Offi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Santa Cruz, USA)
#胡志德，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教授 (Theodore Huters, Professor of
Chinese, Dept. of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SA)
#瑞贝卡•卡尔，纽约大学历史系与东亚研究副教授；《批判亚洲研究》编辑委员
会成员；《立场：东亚文化批评》编辑组成员 (#Rebecca Karl,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 East Asian Studies, New York University, USA;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Critical Asian Studies and Member of editorial collective,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蔡元丰，德国威腾堡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Howard Y. F. Choy, Associate
Professor, Foreign Languages & Literatures, Wittenberg University, GERMANY)
#石井剛，日本 东京大学副教授 ( #Ishii Tsuyoshi, 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Tokyo, JAPAN)
#萨布里娜•阿迪佐尼，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教学研究员(Sabrina Ardizzoni,
Teaching Fellow, University of Bologna, ITALY)
OTHER CONCERNED SCHOLARS
其他相关学者
帕特里夏•阿比纳乐，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 (Patricio N.
Abinales, Professor,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Kyoto University,
JAPAN)
塔里克•阿里，英国伦敦的获奖历史学者，小说家，电影制作人和评论员 (Tariq
Ali, Award-winning historian, novelist, filmmaker, and commentator, London,
UK)
安o阿纳格诺斯特，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教授 (Ann Anagnost,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and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SA)
保罗•安德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迈克人文讲席教授 (Paul Anderer, Mack
Professor of Humanities,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白露，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Ting Tsung 和 Wei Fong Chao 亚洲研究讲席教授；《立场
：东亚文化批评》资深主编与创立人 (Tani E. Barlow, Ting Tsung and Wei Fong
Chao Professor of Asian Studies, History Department, Rice University, USA;
Founding Senior Editor,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罗宾•布莱克本，英国艾塞克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研
究生院历史系杰出访问教授 (Robin Blackburn, Professor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Essex, UK; Distinguished Visiting Professor of History,
Graduate Faculty,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克里斯•布拉莫尔，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东亚研究学院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授 (Chris
M Bramall, Professor of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Sheffield University, UK)
塔玛拉•金，美国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助教授 (Tamara Chi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布鲁斯•柯明思，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古斯塔夫 •F•斯
威夫特和安• M• 斯威夫特杰出贡献教授；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委员会成
员 (Bruce Cumings, Chair, History Department, Gustavus F. and Ann M. Swift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Member,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阿里夫•德里克，俄勒冈大学奈特社会科学教授（已退休）；南京大学马克思主
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荣誉客座教授；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彼得•瓦尔高等研究所杰
出访问学者 (Arif Dirlik, Knight Professor of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Oregon, USA, Retired; Honorary Adjunct Professor,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Marxist Social Theory, Nanjing University; Distinguished Visiting Fellow,
Peter Wal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斯特芬妮•赫默尔克•唐纳德，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文学艺术和传媒学院媒体
与传播学院中国媒体研究荣誉教授 (Stephanie Hemelryk Donald, Honorary
Professor of Chinese Media Studies, Department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School of Letters, Art, and Media,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迈克•杜盾，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政治系教授 (Michael Dutto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s, Goldsmith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艾华，英国西敏寺大学社会科学、人文与语言学院中国文化研究教授 (Harriet Evans,
Professor in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Humanities and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UK)
冯珠娣，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Judith Farquha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安东篱，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历史研究学院教授 (Antonia Finnane, Professor,
School of Historic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USTRALIA)
托马斯•范盾，《批判亚洲研究》主编 (Thomas P. Fenton, Editor, Critical
Asian Studies)
王斯福，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中国比较研究会主任、人类学系教授 (Stephan
Feuchtwang, Director, Chin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ofessor in
Anthropology,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UK)
高默波，澳大利亚阿得雷德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教授；孔子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Mobo Gao, Professor and Chair of Chinese Studies, Director, Confucius
Institute Centre for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AUSTRALIA)
A•汤姆•格朗菲尔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帝州学院历史系纽约州立大学杰
出教学教授 (A. Tom Grunfeld, SUNY Distinguished Teaching Professor of
History, Empire State Colleg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USA)
迈克•哈特，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系主任、教授 (Michael Hardt, Professor
and Chair of the Literature Program, Duke University, USA)
哈里•哈鲁图尼恩，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马克斯•帕尔伏斯基教授（荣休
）、杜克大学文学系访问教授 (Harry Harootunian, Max Palevsky Professor
Emeritus of History, at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Visiting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Duke University, USA)
马丁•哈特-兰斯伯格，美国俄勒冈路易斯克拉克大学经济学系 (Martin Hart-
Landsberg, Economics, Lewis and Clark College, Portland, Oregon, USA)
韩依薇，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副教授 (Larissa Heinrich, 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SA)
贺萧，美国圣他克鲁兹加州大学历史系杰出教授；亚洲研究协会副主席 (Gail
Hershatter,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USA; Vice-President,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何伟亚，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与新本科生部教授、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James L.
Hevia,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the New Collegiate Division,
Direct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黄宗智，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现代中国：历史与社会科学国际旬刊
》主编（1975年至今）。（汪晖四卷本《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书评作者 ）(Philip C
. C. Huang, Professor of History, Emeritu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SA, and Editor (1975 to the present), Modern Chin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 (Reviewer of Wang Hui
's 4-volume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伊藤るり，日本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研究科社会学系教授 (Ruri Ito, Professor
of sociology, Graduate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JAPAN)
詹明信，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荣休教授 (Frederic Jameson, Emeritus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Duke University, USA)
安德鲁•琼斯，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Andrew Jones, Professor of
Chines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理查德•C•卡根，美国明尼苏达州汉姆林大学东亚文化政治史荣休教授 (
Richard C. Kagan, Professor Emeritus. East Asian Cultur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Hamline University, Minnesota, USA)
川岛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Ken Kawashima,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许宝强，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Hui Po Keung, Associate Professor,
Cultural Studies Department, Lingnan University, HONGKONG)
寇致铭，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语言与语言学学院副教授 (Jon von Kowallis,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托马斯•拉马尔，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系、艺术史系及传播研究系詹姆斯
麦吉尔教授 Thomas Lamarre, James McGill Professor, East Asian Studies, Art
History & Communications Studies,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
法比奥•兰则，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Fabio Lanza, Assistant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Arizona, USA)
斯蒂芬•I•列文，美国蒙大拿大学莫林•曼斯菲尔德和迈克•
曼斯菲尔德中心高级研究员 (Steven I. Levine, Senior Research Associate,
Maureen and Mike Mansfield Center, University of Montana, USA)
C. K. 李， 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社会学教授 (C. K. Lee, Professor of Sociology,
UCLA)
林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比较政治学高级讲师 (Lin Chun, Senior Lecturer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UK)
大为•帕伦博•刘，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研究生主任、教授 (David
Palumbo Liu,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Director of Graduat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刘禾，哥伦比亚大学W. T. Tam人文讲席教授 (Lydia H. Liu, W. T. Tam Professor
in the Humanities,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卢荻，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主任、经济学系准教授 (Dic Lo, Chair of
Chinese Studies, Reader in Economic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 London University, UK)
亚力克山德拉•门罗博士，美国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亚洲艺术高级策展人 (
Alexandra Munroe, Ph.D.; Senior Curator of Asian Art, 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 New York, USA)
潘毅，香港理工大学教授 (Pun Ngai, Professor,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彼得•诺兰，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研究委员会主任、Sinyi中国管理讲席教授 (
Peter Nolan, Sinyi Professor of Chinese Management, Chair of Development
Studies Committe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K)
彼得•奥斯本，英国密德萨斯大学现代欧洲哲学教授、现代欧洲哲学研究中心主
任、《激进哲学》编辑 (Peter Osborne, Professor of Modern European Philosophy
, Director, Centre for Research in Modern European Philosophy, Middlesex
University, UK; Editor, Radical Philosophy)
Hyun Ok 朴，加拿大约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经济与社会》、《东北亚历史期刊》
和《韩国期刊》编辑委员会成员 ( Hyun Ok Park,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ociology, York University, CANADA; Member, editorial boards of Economy and
Society,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History, and Korea Journal)
包华石，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 (Martin Powers,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USA)
包夏澜，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Claudia Pozzana,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ologna University, ITALY)
布鲁斯•罗宾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文与比较文学系 Old Dominion 基金会人
文讲席教授 (Bruce Robbins, Old Dominion Foundation Professor in the
Humanities, Department of English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罗慕士，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 (Moss Roberts, Professor, East Asian
Studies Department, New York University, USA)
丽萨•罗菲尔，美国圣他克鲁兹加州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教授 (Lisa Rofel,
Chair an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USA)
安德鲁•罗斯，美国纽约大学社会与文化分析系美国研究教授、纽约大学出版社
《社会与文化分析》丛书编辑 (Andrew Ross, Professor of American Studies,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alysis, New York University, USA; Editor
, Social & Cultural Analysis series, NYU Press)
亚历山德罗•鲁索，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教育科学系社会学副教授 (Alessandro
Russo,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eneral Sociology, Department of Scienc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Bologna, ITALY)
酒井直树，美国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与亚洲研究系教授 (Naoki Sakai, Profess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Asian Studies, Cornell University, USA)
沙伯力，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 (Barry Sautman,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KUT], HONGKONG)
罗伯托•斯卡切利，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高等研究所开办主任 (
Roberto Scazzieri, Professor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Bologna; Founding
Director,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of Bologna, ITALY)
商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 (Wei Shang, Professor of Chinese,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斯皮瓦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阿瓦隆基金会人文讲席教授 (Gayatri C.
Spivak, University Professor, Avalon Foundation Professor in the Humanities,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阿尔伯塔•托斯卡诺，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社会学系高级讲师；《历史唯物主
义》编辑(Alberto Toscano, Senior Lecturer in Sociology, 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Edito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丹尼尔•F.•伏科维奇，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 (Daniel F. Vukovic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王斑，斯坦福大学威廉•哈斯中国研究与比较文学讲席教授 (Ban Wang, William
Haas Professor in Chinese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王瑾，MIT中国文化研究教授、S. C. Fang 中国语言文化讲席教授、新媒体行为实验室
主任 (Jing Wang, Professor of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S. C. Fang Professo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Director, New Media Action Lab,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USA)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Wang Shaoguang, Professor,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王正绪，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代理主任 (Zhengxu Wang,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nd Acting Director, China Policy Institute, Schoo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UK)
华志坚，美国尔湾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Jeffrey Wasserstrom,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USA)
林塞•沃特斯，哈佛大学出版社人文部执行主编 (Lindsay Waters, Executive
Editor for the Humanit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USA)
苏珊•沃特金斯，英国伦敦编辑、作者、独立评论员(Susan Watkins, Editor,
writer, and independent commentator, London, UK)
怀默霆，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Martin K. Whyte, Professor of Soci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USA)
严海容，香港理工大学教授 (Yan Hairong, Professor,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KONG)
马瑞林•杨，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 (Marilyn Young, Professor, History
Department, New York University, USA)
沙培德，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Peter Zarrow, Researcher, Modern
History Institute, Academia Sinica, TAIWAN)
齐泽克，斯洛文尼亚卢布里雅那大学社会学所高级研究员 (Slavoj ?i?ek, Senior
Researcher at Institute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Lubiana, SLOVENIA)
钟雪萍，美国塔夫斯大学文学副教授 (Zhong Xuepi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Tufts University,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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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汪晖“抄袭”事件演变成左右大乱斗.
发信站: 一路BBS (Fri Jul 9 23:10:41 2010), 本站(yilubbs.com)
这里收集资料比较全
http://xueshe8.com/viewthread.php?tid=16265&extra=&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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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汪晖“抄袭”事件演变成左右大乱斗.
发信站: 一路BBS (Sat Jul 10 01:51:05 2010), 本站(yilubb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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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汪晖“抄袭”事件演变成左右大乱斗.
发信站: 一路BBS (Fri Jul 9 14:32:09 2010), 本站(yilubbs.com)
梁发芾：《京华时报》汪晖抄袭报道中的一段话
http://liangff.blog.sohu.com/146931693.html汪晖被指控抄袭。这是学术争鸣问题， 本来无关政治。但是，因为汪晖是著名的新左派，因此，问题就复杂了。
我看到有人就指出，是不是右派借此向左派进攻。学术问题，学术解决。你先不要过问动机，你先看看指控的问题存在不存在。
而中国的左派最为臭名昭著的思维定势就是，动机决定一切。凡事要看动机。一个人如果动机纯正，那么，他做什么都是对的，比如说，毛泽东的大跃进饿死 4000万人，但是，因为被认为动机是为人民服务，所以，这个后果也不要紧，至多是学费；而如果动机不纯，即使结果非常好，也是罪在不赦的。一遇到批评就 掘地三尺追寻动机，我们并不陌生。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说中国存在什么不好的地方，立马就要找出一大堆的不良动机予以反击。现在，对于王彬彬的指 控，左派不去过问到底是否抄袭，而是去看指控者的动机，就是这种思路的体现。
尤其有意思的是，《京华时报》的对此事的报道后面的《延伸阅读》居然有这样一段(http: //news.163.com/10/0325/04/62JGUMI4000146BB.html.：汪晖，“1991年与友人共同创办《学人》丛刊， 1996年起担任《读书》杂志主编因其公平讨论学术问题，并刊载如实反映文革成就与问题的高家村序言而遭到美国在华喉舌的攻击并通过不法手段诬陷至其被迫 卸任（2007年卸任），2002年受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京华时报》是臭名昭著的《人民日报》的子报。本月因其记者被李某人抢夺录音笔，本人对这张报纸还多了一份同情。但是，上面这段话却让我必须收回我的 好感。上面这句话或许暗示着，王彬彬对汪晖的指控，也是属于“美国在华喉舌的攻击并通过不法手段诬陷”。
这样的指控大概是可以要人的命的。今天，还有什么比指控别人是美国在华的代理人，汉奸，等等更能致人于死敌地呢？吃屎的本性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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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汪晖“抄袭”事件演变成左右大乱斗.
发信站: 一路BBS (Fri Jul 9 14:33:17 2010), 本站(yilubbs.com)
中国新闻网 傅小平：汪晖论文被指抄袭 价值失范的“学术论战”？
http://news.163.com/10/0408/17/63P1Q4G8000146BD.html2010-04-08 17:48:24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王彬彬撰文称汪晖20年前博士论文抄袭，引发学界热议――价值失范的“学术论战”？
近日，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一篇题为《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的长文，在学术界引发热议。在这篇先是发表于国家级核心期刊 《文艺研究》，后由《南方周末》刊载的文章里，王彬彬直指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读书》杂志前主编汪晖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抄袭，称其至少抄袭了包括李 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在内的5部中外专著，同时指出了“搅拌式”、“组装式”、“掩耳盗铃式”、“老老实实式”等四种抄袭方式。
对于王彬彬的指责，身在国外的汪晖回应称，很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首先对此事情发表看法: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反抗绝 望》可能确实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够规范的问题，但这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他同时表示，该书的核心观点应该是汪晖独立思考的结果，其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不能否 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京华则反过来质问王彬彬:“王彬彬在文中大谈文风，我恰恰对他的文风很反感。你看他在文中那种冷嘲热讽、那种洋洋得 意，让人不舒服，这不利于善意的批评。”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也表示:“这本书在引文方面确实有不够规范的地方，但这属于技术上的问题。”
与此同时，《反抗绝望》三联版策划编辑舒炜撰文称，王彬彬文章的缕列方式不给出汪晖原文的注释号位置和具体注释，是有意给读者造成错觉。其严重性在于其目 的根本无意作严肃的学术讨论，而是以他自己随心所欲定义的“剽袭”概念来进行人身攻击。“我以为，这种王彬彬式的搅拌学风对中国学术危害极大，因为这样以 人身攻击为目的的指控，几乎可以把任何学者的任何写作都定义为剽窃。”
记者发现，在网络上，这次“抄袭门”没有像以前类似事件那样呈现“一边倒”的局面，不少网友认为王彬彬对汪晖的指责是“欲加之罪”。有网友甚至认为王彬彬 有“哗众取宠”之嫌。
相比“挺汪派”的强大阵营，支持王彬彬的声音显得有些微弱。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丁帆称，尽管个人从学术的角度，对王彬彬的观点持支持态度，但他不方便对此 事发表看法。学者丁东也表示:“我不赞成对王彬彬批评汪晖的动机作恶意猜测。现在中国学界乱象丛生。为了端正学风，对那些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的学者应当严 格要求。”也有不少人认为，汪晖的回应太过轻描淡写。作家陈村即表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汪晖有义务回应“抄袭”的指责。“汪晖如果不承认抄袭，那就 应该出面给出解释，或者是反驳对方，如果他承认自己存在抄袭的话，那就该直接道歉。他总要给出一个说法，来主动回应这件事。”
正因为汪晖身在国外，再无其他回应。加之同为鲁迅研究界权威的钱理群、孙郁等学者的辩护，以及汪晖、王彬彬曾分别因《读书》换帅风波、批评“文坛三户”余 秋雨、金庸、王朔成为各自阵营公众人物的背景，这场争论最终偏离了学术范围，“动机论”再度流行，有网友将此事解读为“南北暗战”和“派系斗争”。新浪微 博上，ID“傅国涌”表示:“汪晖长期主编《读书》，以故弄玄虚的晦涩语言唬住了不少人，以为那才是学术。此次涉嫌抄袭，竟然有教授出来为他辩护。今天之 中国大学真是可怜、可悲、可鄙。”书评人思郁则认为，“汪晖、王彬彬各自拥趸们自动站排，选择立场的做法是不是意味着事件的升级？如此下去，它是不是会 (或已经)演变成了中国的左右之争？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一场论战似乎已拉开序幕，如果通过论战促使中国学术走向规范，将是再好不过的结果。然而，多数人对这个可能的“走向”并不看好。作家韩东表示，“我就认为 这是一笔没有定论的‘狗肉账’。无论是抄袭还是引文不规范，这其实不过都是一些名词和概念之争。”在他看来，这场貌似严肃而实际上却越来越不严肃的争论， 与华南虎闹剧差不多一样的性质。“无所谓，大家高兴就好，众人欢欣鼓舞，谁都跳出来说说，有人出丑，有人谩骂，管他争论的是论文抄袭还是学术失范，这只是 文化人的节日。”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勇则表示，无论汪晖的抄袭是否成立，这件事情最终也是不了了之。“在我看来，汪晖事件的最大价值也许是它的警示意义。如今，博士论文的 水准下滑学界早有议论，也时见某某抄袭的报道见诸报端。对于青年学子来说，我想只有老老实实地做学问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此外别无其他途径。如果你投机取 巧，即使能够暂时蒙混过关，以后也会被人发现。如果你有志于成为大腕级人物，就更应该把手洗得干干净净。”北京大学教授，汪晖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严家炎也 认为，“虽然《反抗绝望》是汪晖20年前的博士论文，但现在再去讨论当年的疏漏，对于纯洁和改善我们的学风还是有好处、有必要的。”
记者 傅小平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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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一路BBS http://yilubbs.com [FROM: 99.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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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汪晖“抄袭”事件演变成左右大乱斗.
发信站: 一路BBS (Fri Jul 9 14:34:43 2010), 本站(yilubbs.com)
南都周刊 洪鹄：汪晖抄没抄，这是个问题吗？
http://focus.news.163.com/10/0413/09/644VF08K00011SM9.html2010-04-13 09:03:32 来源: 南都周刊 跟贴 11 条
在王彬彬看来，汪晖迟迟未到的回应已不再重要。学术界这场为抄袭行为辩护的游戏本身比一个偶发的抄袭行为更显得“有趣”。
3月25号，《南方周末》刊登了王彬彬举报汪晖抄袭的文章，钱理群、孙郁、赵京华等几位学者随即在各媒体发声，集体挺汪，一些著名学术论坛也对抄袭事件表 现出不可思议的宽容，同时却声称要对举报者王彬彬的“动机和来头”进行围剿盘查。在王彬彬看来，汪晖迟迟未到的回应已不再重要。学术界这场为抄袭行为辩护 的游戏本身比一个偶发的抄袭行为更显得“有趣”。
南都周刊记者 洪鹄 实习生 刘雅静
4月5日上午，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在接到《南都周刊》记者电话时有点激动。这是他“举报”汪晖涉嫌抄袭事件走向公众视野后的第10 天，王彬彬从一开始就期待的“学术界的严肃回应”却迟迟没有到来。
“我不是个搞人的人，我从来没有想把汪晖放倒的意思，我跟他无冤无仇。我就是发现了这么一本书，里面有严重的抄袭问题。现在我把证据都拿出来，白纸黑字、 铁证如山，但是他们说什么呢？调查我的动机、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王彬彬在电话里高声说道。
“纠察队长”王彬彬
王彬彬的《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一文最初发表在国家级核心期刊《文艺研究》上，3月25日被《南方周末》再次刊载后成为了公众话题， 更在学术界激起了热议。
《反抗绝望》原名为《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是前任《读书》杂志主编、现清华大学教授汪晖1988 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它是汪晖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影响力重大的学术名著。对于为何对汪晖这本诞生于20年前的专著产生兴趣，王彬彬 的解释是：“我也教现代文学，讲鲁迅，有不少学生写论文时会提到或引用这本书，我觉得有必要看一下，否则不好指导学生。”
2009年夏天，王彬彬阅读了该书2000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经汪晖亲自修订的新版。与其他几本书对比之后，王彬彬发现汪晖在《反抗绝望》的写作中 存在“明显而严重的剽窃行为”。
王彬彬指出汪晖的抄袭对象至少包括李泽厚、勒文森、林毓生、张汝伦等四人的五部专著。他将汪晖的抄袭手法归为4类：搅拌式、组装式、掩耳盗铃式、老老实实 抄式。《反抗绝望》中汪晖的抄袭涵盖了这所有方式。其中，汪晖对勒文森的著作《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的抄袭尤为明显。王彬彬举例了勒文森的一段论述：
“梁启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 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汪晖在《反抗绝望》里将其全盘挪用，除了去掉了一个顿号，就只是将所有梁启超的名字替换成了鲁迅。
“读者（读到这里）应该已经笑起来了！”王彬彬有些得意。
风波的另一方当事人汪晖却缺席了。正在国外出席学术会议的他通过短信回复媒体：“我在国外，现在是深夜。有朋友来信说及此事。我没有看到文章，手头也没有 20年前的著作。我很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
3月27日，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率先回应汪晖涉嫌抄袭问题。钱理群说，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反抗绝望》可能确实存在引文不规范的 问题，“但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他坦言自己和汪晖走得比较近，经常一起讨论学术问题，对于该书的成书过程也比较清楚。钱理群强调，该书的核心观点是汪晖 独立思考的结果，其对于鲁迅研究的贡献不能否定。
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赵京华都认为王彬彬举出的例子中，汪晖是犯了引文、注释不规范等“技术问题”，但不涉及“道德层面的剽窃”。
“王彬彬一文很大程度上是不负责任的，他在文中大谈文风，我恰恰对他的文风很反感。你看他在文章里那种冷嘲热讽、那种得意洋洋，让人不舒服，这不利于善意 的批评。”赵京华说。
王彬彬军人出身，作为文学批评家一向以“酷评”著称，王蒙、余秋雨、金庸、王朔等都曾受过他的口诛笔伐。张扬跋扈的文风让王彬彬树敌不少。
同一天，一篇名为《学术“私律”与“莫须有”》的帖子出现在了豆瓣网上，作者“钟彪”对王彬彬的大部分观点进行了驳斥：对于汪晖已注明“参见某某书”的很 多引用，王彬彬认为是一种“掩耳盗铃式抄袭”，钟彪则直斥王彬彬过于苛责，并指责王彬彬对于“偷意”一词的界定相当随意。
“王彬彬的批评方法不好，会模糊焦点。”青年学者杨早认为。王彬彬写文章随心所欲，只求痛快淋漓，很容易让读者对他个人产生反感——反而忽略了他的批判对 象。
“又一轮对汪晖的围剿开始了。”ID名为“苏门答腊”的网友说，他是豆瓣汪晖小组里的活跃分子。“王彬彬想把事情闹大，不过现在声响还不够。”
汪晖小组里的大部分组员对王彬彬的批评无法认可。一些人认为，“学术本来就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眺望”、“按照王老师的说法，他名字的第三个字彬抄袭了第二个 彬。”另一些人认为王彬彬“文风幼稚、专骂人”，可以不予理会。还有一种怀疑占据了小组讨论里的不小板块。一位名叫“自由派肥操”的网友提问：“汪晖是得 罪什么人了吗？是因为他立场上倾向新左派，且有影响力，于是某些人就要弄他吗？”“如果只是一篇学术争论，为什么在《文艺研究》登过后还要发在《南方周 末》这种大众媒体上？”
这项质疑并非空穴来风。一向以来，《南方周末》被认为是“自由派”的阵营，思想立场上与汪晖所代表的“新左派”相对立。南方周末刊发王彬彬的反汪之文，亦 被某些网友解读为若干年前一场派系之争的延续。
“一稿两投是很正常的，只要编辑接受，我为什么不可以？《文艺研究》删了我两千多字，《南方周末》全文刊发，我当然要发。”在谈到这个话题时，王彬彬提高 了嗓门，火气明显上来。“《南方周末》的阅读版，每期1万多字的批评，新书旧书都有，谁的都能批，为什么一批到汪晖就这么多人敏感？我倒想知道呢。”
剽窃，还是学术失范？
争论很快淹没了天涯、关天茶舍等各大思想论坛。仅以豆瓣小组为例，除“汪晖”组外，“读品”、“读书”等小组首页上的话题也全部被汪晖事件覆盖。“挺汪” 和“反汪”网友各自为政，激辩不已。一方面，“反汪派”不断提出汪晖抄袭的新证，网友欧文、VIVO等发掘出《反抗绝望》抄袭所涉对象还包括李龙牧、陈瘦 竹等作者的论文以及英国学者麦克莱伦（D.Mclellan）的著作。另一方面，一些关于此事讨论的言辞激烈的帖子频频被删。网友心岳曾在 “中国思想论坛”发帖转载王彬彬文，帖子立即被删，甚至很快被禁止发言。该论坛的回应是：“事件在学术界已澄清，论坛希望冷却有关讨论。”
“学术界效率好高。”心岳感叹。
在各种为汪晖辩护的声音中，“往复论坛”上ID“孟繁之”的声音也相当抢耳：“我觉得这事倒反映了汪晖早年做研究生时的刻苦用功，这做卡片的功夫，不是一 朝一夕能毕其功的。”
对于这个以北京高校教师注册为主的史学论坛上出现如此言论，“反汪”派网友大呼“学术堕落”。
“为汪晖辩护的人根本拿不出证据嘛，我们一直在拿证据，他们呢，一直在考察我有什么动机、什么阴谋、什么派系之争，这些都是‘文革’式的语言。”王彬彬对 《南都周刊》记者说，“我有什么好怕的？我太不怕了。”
“我本意是引起学术界讨论，汪晖也说让学术界澄清，但现在学术界讲的什么80年代学术不规范、技术失误，这些名词都是蒙大众、蒙学术圈外人的。学术圈里谁 不明白啊？这就是抄袭。”
在对汪晖是否抄袭的界定上，多位学者都提到了“80年代学术不规范”的说法。按照社科院研究员赵京华的说法：“汪晖这本书写于上世纪80年代，而学术界严 格地讲究学术规范是90年代以后的事。”
“我也是80年代读书的人，说80年代没有学术规范是侮辱我们这一代人。”王彬彬对于这种说法非常不屑，“80年代陈平原、李泽厚等人的著作无论引文、注 释都相当规范。”
值得一提的是，被指剽窃的《反抗绝望》199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首次在大陆出版，仅仅过了几个月，汪晖主编办起了《学人》杂志。首次在大陆提倡“学术规 范”的，正是这本《学人》。
“退一万步说，我读的是2000年经汪晖亲自修订的版本，80年代的学术不规范问题，经过多次修订，到2000年难道还没有改正吗？”
“如果是说成文的、严格的学术规范，中国学界到现在也没有建立。”同济大学学者王晓渔告诉记者。在西方，学术著作和论文的体例格式都有一套非常严密的规 范，有时研究生只因十几个字母的定语就必须重改整篇报告，《芝加哥手册》或《MLA》指南是人人案头必备书。“但现在我们讨论汪晖的事情，说的是一个人有 主观意图的抄袭，这和学术规范成不成文基本没有关系。”王晓渔认为。
在记者就此问题向十多位学者咨询，除秦晖和许纪霖拒绝接受采访外，包括徐友渔、崔卫平、傅国涌、张闳、萧功秦在内的近十位学者均表示，80 年代没有学术规范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80年代的小偷就不是小偷吗？”徐友渔反问道。“现在，人们不追究小偷，反倒追查那个抓小偷的人，质问他有什么动机。”
傅国涌则表示，王彬彬做的是完全正常的学术批评，学界应该给予赞赏。“有人说他不通世故，但是现在我们就缺他这样傻的人。”
“学术规范一直都有，这是做学问的人的常识。”63岁的学者陈家琪在电话里对记者说。“当然现在，学术抄袭跟学术利益相关。现在的学术利益比80年代大很 多，学术制度很成问题，逼得一些人不得不去抄袭。”
“学术不规范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辩解，和网络上大部分辩解一样，这是狡辩。”同样研究鲁迅的学者止庵提出了和钱理群们不一样的看法。“其实我不觉得汪晖这次 抄袭的情况本身是大事。真正的问题出在学界和读者对这事的反应上——在郭敬明身上出现过的事现在又出现了一次：你抄，我也拥护你。”
“现在这个世界变得没有是非了，黑白不分。网络上的狡辩我看着很好笑。”
看“大陆学者写的二手书”
博士学位论文被质疑有抄袭嫌疑，该由谁来负责调查？王彬彬强调，汪晖的论文面世已有多时，不该仅仅停留在媒体辩论，也不能仅仅由几个专家表态拍板，而应该 由学术机构进行调查认定。
由于缺少中立的、第三方的学术机构来进行日常监督、纠错与惩罚，大量的抄袭仍在明目张胆地进行。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至少有三起论文抄袭事件一度震动学 界。南京大学教授张光芒、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黄庆、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的博士学位论文均被指抄袭。几所高校均被要求对抄袭者认真处理，其结果是，张 光芒教授被要求退出了南大现代文学研究中心，黄庆则被西南交大学术委员会认定有抄袭行为，被取消了博士学位与博导资格。
“这些只是学术腐败的冰山一角。”学者傅国涌说。“当前学术界非常恶劣，整个学术体制有问题，犬儒主义、功利主义、拉帮结派盛行。”傅国涌认为汪晖的抄袭 “确凿无疑”，但他认为“学术界不会因为一次汪晖被揭发事件风气就变好的。”
截至4月5日，无论是汪晖现任教的清华大学，还是当年授予汪晖博士学位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均未发出任何官方声音。记者采访了同为清华大学学者的秦晖与 格非教授，两人均拒绝对汪晖事件发表看法。格非简单地告诉记者：“学校有专人负责处理这个事。”
“这次汪晖不出来回应，钱理群就成了汪晖的官方代言人了，这我不明白。”王晓渔说，“钱理群和汪晖的关系很好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他的意见根本不能作为第三 方意见。”傅国涌也说，研究鲁迅的圈子不大，钱理群的言论更多是对汪晖的个人感情。
对于80年代大陆有无学术规范的看法，香港学人梁文道的看法有些不同。其时他在香港念大学期间常常购读大陆翻译的学术论著，“读得一头雾水”，相反看“大 陆学者写的二手书”却别开生面。
“（当时的）许多学者外文不到家，但是领悟力奇高，又肯埋首苦读，一本洋书翻得烂透之后，再下笔就全成了自己的心里话了。”梁文道甚至透露，当时他们玩过 这种“学术小游戏”，专门查找那些所谓“原创著作”的真正源头，这一玩不得了，“发现多数今日成名学者早年都当过文抄公”。
“那个年代有谁管学术规范的？我甚至觉得当时学界对抄袭根本有一套和现在截然不同的文化认知，不只不以为耻，还视为稀松平常。”梁文道说，他举例李泽厚也 在一套美学译丛的前言里说，80年代的中国大陆，快速引入新知比什么都重要，其余的事将来再说。
“毕竟百废待兴，没人顾得上这些许细节。一本大书没有参考书目、一篇论文的直接引用与作者复述竟然混杂不分，其它毛病就更不待言了。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有 些人的作品根本不能算是学术论著，顶多就是通俗读物，然而，他们还是靠着这种书取得大学里的崇高教职。”梁文道说。而正是这批人，现在把持着各大高校，到 底什么是“学术标准”亦由他们来制定。
“所以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连读书人算不算抄人家东西也有一套自己的中国模式。”梁文道笑叹，“这三十年走过的路恍如迷雾，我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事人汪晖日前表示，将于4月10日由美国回国，届时将回应正处于风口浪尖的“抄袭门”事件。
该条新闻下，有网友评论，“拼命帮汪晖辩护的人有没有自保的嫌疑？”这次汪王事件或许只是开场。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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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一路BBS http://yilubbs.com [FROM: 99.67.0.0]
全文链接: http://www.yilubbs.com/HT/con_119_M.1278700483.A.htm
发信人: jprp (极品人品), 信区: triangle
标 题: Re: 汪晖“抄袭”事件演变成左右大乱斗.
发信站: 一路BBS (Fri Jul 9 14:36:53 2010), 本站(yilubbs.com)
Isaiah （phe...@yjrg.net）： 朱学勤——学术界的又一个“汪晖”？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2567964/发信人: Isaiah (SKIASONARANHR), 信区: Reader
发信站: 水木社区 (Thu Jul 8 14:11:42 2010), 站内
（一）
自有良心的媒体和学术界人士深入开展揭批学霸、学奸、学贼汪晖的工作以来，成绩突出，形势喜人。到了今天，可以说汪氏的问题已经无所逃罪天下，可以立刻盖 棺论定，直接开除出学界了。笔者生性愚钝，见事不明，不仅未能参与到这个伟大的运动中去，最初还一再为汪某辩护，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如今思之，惭恨不 已。如今总算如梦初醒，回头是岸，想要为打汪晖运动出一把力，但揭批汪晖的，从林毓生这样的老牌名宿，到王彬彬等中坚学者，以及vivo等青年才俊不计其 数，宏文妙笔如漫天星斗，又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多笔者一个不多，少笔者一个不少。好在一个汪晖倒下去，千百个汪晖站起来。像汪晖这样隐藏得很深 的伪学者名流还是很多的。在打倒汪晖后，深入揭批学界问题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急务，笔者愿为此略尽绵薄之力。今天要谈的就是又一个汪晖式的伪学者——朱学 勤！
以下是笔者花了两小时时间查找和校对朱学勤主要著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1994年初版，2003年再版，以下根据的是03年版）中问题的初步成果，由 于资料匮乏，暂时仅仅局限于其中引用《联邦党人文集》的部分：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在附录“阳光与闪电”中曾多次引用美国政治学名著《联邦党人文集》。本书第351页脚注中明确地给出了所引用的《联邦党人文集》的版 本信息：
Alexander Hamilton: The Federalist.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n.d.)
书中并未提到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系列的程逢如、在汉、舒逊译本（以下简称程译）。
也就是说，按照通常的学术规范和共识，以下凡引用此书，除非有特殊注明，否则均被视为引自该英文版。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该书对于《联邦党人文集》第一个较长的引用见于第356页：
“自由之于党争，如同空气之于火……因为自由孕育党争，所以它是政治生活的必需品。如果企图因消除党争而消除自由，那就像灭绝空气一样荒唐。”
这段话的程译是这样的：
自由于党争，如同空气于火，是一种离开它就会立刻窒息的养料。但是因为自由会助长党争而废除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由。这同因为空气给火以破坏力而希望消灭 动物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气是同样的愚蠢。
英文原文是：
Liberty is to faction what air is to fire, an aliment without which it instantly expires. But it could not be less folly to abolish liberty, which is essential to political life, because it nourishes faction, than it would be to wish the annihilation of air, which is essential to animal life, because it imparts to fire its destructive agency.
三相比较，很容易看出两段中译第一句是几乎一样的。后面则有很大的不同。这主要是因为朱译改动、增删了很多内容而未注明，这点本身就是严重违反学术规范 的。还有“因为自由孕育党争，所以它是政治生活的必需品”这句话是一个明显的错误翻译。不过这个错误反而表明，朱学勤是多少参照过英文本的，因为这是对 “which is essential to political life, because it nourishes faction”这两句断章取义的翻译，建立了一个错误的因果关系。如果没有读过英文是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的。所以仅仅从这段还看不出来朱学勤是否参照过 中译本。只能看出其英文欠佳。
但是下一段问题就来了：第357页，“党争潜在的因素……已经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
程译是：“党争的潜在原因，就这样深植于人性之中。”
英文原文是：The latent causes of faction are thus sown in the nature of man。
虽然这句话很短，但很明显，朱译文必定是根据程译。这不仅因为两句话表面的相似。而且因为朱译文和英文的偏差与程译本是一样的。“深植”，如果没看英文肯 定认为是deeply rooted，但实际英文用的词是sow，播种。因素，原文不是element或者factor，而是causes，原因。朱文写成因素是因为中文中“因 素”和“原因”的关系含糊，在英文中这种问题并不存在。更重要的是，程译本翻出了“thus”，“就这样”，而朱文中却付之阙如，反而莫名其妙加了个“已 经”。这都显示出朱译并没有依据英文原文，而是将中文本略加改动而成。
下一句引自《文集》第55篇的问题就更明显了，第357页：
朱文：
在众多的集会中，激情必定夺取理智的最高权威。如果每个公民都是苏格拉底，每次雅典议会聚会都将是乌合之众。
程译：
在所有人数众多的议会里，不管是由什么人组成，感情必定会夺取理智的至高权威。如果每个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每次雅典议会都是乌合之众。
原文：
In all very numerous assemblies, of whatever character composed, passion never fails to wrest the sceptre from reason. Had every Athenian citizen been a Socrates, every Athenian assembly would still have been a mob.
这里两个中译字句上的相似是无出其右的，仅第一句有些实质区别，还是朱学勤胡乱改错了的。至于“感情必定会夺取理智的至高权威”，是对“passion never fails to wrest the sceptre from reason”的灵活翻译，直译应该是“情感从理性那里夺走权杖的尝试从未失败”，朱译与之巧合的可能极低。最明显的是最后一句，“Had every Athenian citizen been a Socrates, every Athenian assembly would still have been a mob”，这里语法上有一个让步结构：即使（had）雅典公民人人都是苏格拉底，每次集会也仍然（would still）是乌合之众。程译未能翻出，照抄其译文的朱学勤也沿袭其误，导致语义上的不通，让步关系变成了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朱学勤的译文必定是根据现有的中译而来，虽然应当参照过英文本，但几乎所有自作聪明的改动都错了。以其所展示的英文水准来说，似乎尚无流畅阅读 英文原著的能力。但是朱却隐瞒这一点，窃取他人的翻译，反而冒充是直接引用原著。书中其他部分对英法文原文的引用，可能也有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 找，相信必定有所收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向伪学者们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努力！
（二）
“阳光与闪电”一文，据朱学勤本人在后记中交代：“原为《阳光与闪电——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一书中译本序言”（369），该书原名《姊妹革命：法 国之电与美国之光》（Sister Revolution: French Lightning, American Light）, 是美国学者Susan Dunn所著。由杨小刚译成中文，2003年二月出版，题目和朱学勤说的也不一样，叫做《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不知道什么原因，该译著 没有收录朱的序言。朱学勤就放在了《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作为一篇独立的文章。的确，朱学勤在文章开头部分提到了此书，并说“作者征引那一时代人们的大量 通信，日记和私下谈话，描绘了另一幅有可能令中国读者感到陌生甚或意外的图画。”（338）但是此外，再无提过该书或该作者，没有任何地方坦承这是 Dunn的观点，也从来没有在脚注中引用过。因此，读者有充分理由认为，朱学勤可能只是从该书中受到启发，而文中的资料和观点都是朱本人的。
但事实上，据我花了半个多小时的粗略查证，朱文中几乎所有广征博引的，看起来吓人的大部头英法文资料，什么《汉密尔顿文集》（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圣鞠斯特全集》（Saint-Just， Oeuvres Completes）、《亚当斯与杰斐逊通信集》（The Adams-Jefferson Letters）都来自于Dunn的原书，几乎所有引文都是从Dunn书中拷贝的。但是朱学勤只给出原始出处，从来没费神提到Dunn的英文著作或者其中 译本的一言半语。这样就给人一种极其错误的，朱学勤本人学识广博的印象。
让我们来看一两个例子：
革命初起，法国人一度把美国革命视为先导。随着革命观念渐趋狂烈，法国人越来越不能忍受美国人的庸俗习气。受日益增长的宏大理想所鼓舞，法国人开始宣称， 美 国人应该把法国作为他们的拯救者:"美国的榜样作用只及于新半球，而我们的事业将泽被全球"【1】。孔多塞认为，美国的革命只是为法国做了铺垫，法国革命 将循着更真实，更完美，更深刻的原则进行【2】。杜邦1788年提出，"为什么只是着眼于现存的最好模式，而不去寻求尽可能最好的模式呢？"【3】许多人 梦想着一举清除传统 形式，建立一个仅以真理为基础的政府。议员拉博?圣艾蒂安骄傲地宣称。"啊！法兰西，你不要去学习榜样，而要去树立榜样！"【4】
圣鞠斯特对美国的"联邦"制度嗤之以鼻。他嘲笑道，那根本不是一个共和国，而只不过是毫无希望，四分五裂的大杂烩【5】。最为兴高采烈的是那些无政府主义 者，阿拉卡西斯?克洛兹来自普鲁士，在法国革命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自诩为"人类代表"，高傲地放风说，美国人私下里对法国的政治体系很是羡慕，而且整天 在责备自己缺乏法国人的政治洞察力【6】！
其中上面【1】-【6】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冗长的英文法文原著注脚，这个全集那个演讲录的，文烦不录。但实际上，整段话，包括其中引用的所有引文，都是从 《姊妹革命》一书中译本中集中抄录下来的，大概一页的篇幅 （大同小异，文烦不录，我手头的电子版无页码，见第一章结尾处）。这就令我很奇怪，何以朱学勤宁愿花大力气手打那么多英法文的书籍信息，就是不肯将自己依 据的直接资料奉上？
Dunn还不是最委屈的，更委屈的是《姊妹革命》一书的译者杨小刚同学，因为朱学勤老师毕竟还肯提一下美国女学者和她的书，对于这位不幸的译者，就一个字 也不提了。包括后记。实际上朱所引的译文：“美国的榜样作用只及于新半球，而我们的事业将泽被全球”，“ 为什么只是着眼于现存的最好模式，而不去寻求尽可能最好的模式呢？”等和原来的译文一字不差，显然是直接抄的杨小刚的中译。敢问这符合学术规范么？即使在 原书中，也应该加上见本书第几章第几页之类的字样。何况是另外单独成文，另行发行。据出版信息，《姊妹革命》中译本在二月出版，朱学勤的后记是在03年七 月写的，有充分的时间看到出版了的该书。但是朱学勤却并没有老实地奉上译著页码，反而把一切变成了他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不是抄袭是什么呢？
另外，即使在没有明确引用的地方，朱文也大量抄袭Dunn原书，如下例：
如果法国的思想家能够像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有机会参与日常政治，并对他们的制度进行一些日常修补，他们就不必去想象一个全新的制度。不幸的是，专制制度 的长期排斥使这些人不得不相信，要么全部——全盘接受过去不正义的制度，要么全不——全盘推翻这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架构。（340）
原书中译本：
如果法国的文学之士能够像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在从事政治时对他们的制度进行一些修正和改革工作，他们就不必去想象一个全新的制度。不幸的是，他们相信他 们唯一的选择是，要么全盘接受过去不正义的制度，要么全盘推翻这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架构。（见第二章第二节）
虽然有很多改动，但是很明显，从其近似性来看，这两段话的抄袭关系是完全成立的。笔者尚未找到英文原著，但在此已经不必要了。这一点不用做过多论证。朱学 勤在本文中还有大量明显是中国人的表述，比如一会谈谈文革，一会说到五四，在上文的下一页还引了毛主席诗词（341）。因此，即使可以笼统地把本文看做对 Dunn书的介绍，但是朱学勤却没有任何区分他本人表述和Dunn原文的意图，更不用说他实际依据的杨小刚译文。
综上所述，朱学勤：
第一． 抄袭了Dunn的研究成果。
第二． 抄袭了本书译者杨小刚的译文。
第三． 将间接引用伪装成直接引用，并抄袭了杨小刚等人的译文。
或谓：好吧，我承认朱学勤先生在此是不严谨，是违反了很多学术规范，但这毕竟不是对Dunn书的序言，毕竟主流不还是介绍人家洋人学者的思想么？有必要那 么严苛么？
答曰：笔者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看到了很多新老学者对学术规范的讨论，看到了汪晖犯的那些事是怎么被揪出来的，终于恍然大悟。既然汪晖明说了是介绍 伽达默尔，或者柯林伍德，或者其他什么人的思想的文字，只是因为引用了人家的原文而未一一注明，都算是抄袭，那么朱学勤又怎么能不抄呢？
事实是，朱学勤用了美国人的书的中译本，但是既没有注明原书也没有注明中译，反而和自己的表述放在一起，有任何人看了这篇文章能判断其中哪个部分是出于原 书，哪段文字是他人翻译的么？既然不能，按照西方通行的芝加哥伦比亚特兰大马士革命思想委员会之学术规范学生手册学界规则及潜规则，朱学勤为抄袭，绝对无 疑。笔者在此郑重呼吁中外学者立刻成立“朱学勤抄袭问题调查委员会”，对这一严肃问题进行公正客观的调查。“以尽早建立防止学术腐败的有效机制，制定解决 学术争端的游戏规则。（注明：此段引自易中天教授6月7日在《南方都市报》发表的文章，遵守学术规范，从我做起。）”
http://www.newsmth.net/bbstcon.php?board=Reader&gid=383903&start=383903&pno=1
X 登录 · · · · · ·Email: 密 码: 忘记密码了 在这台电脑上记住我 >还没有注册... . 2010-07-08 20:56:19 vivo 2010-07-08 17:49:40 vivo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要是没弄虚作假才奇怪，我最初读的时候，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是脚注里常见的法文版《卢梭全集》、《圣鞠斯特全集》、《罗伯斯庇 尔全集》，难道他法文很好，一页页读全集找来的素材，当然极大可能是各种伪引。再说，书写得跟小说一般，生龙活虎，须眉毕现，可常常在这些地方没有资料来 源，自然改造组装了别人的现成文本。
2010-07-08 18:04:22 vivo
虽然最初就觉察到有问题，可惜当时觉悟不高、娱乐精神不足，就没有跳出来惹是生非。
朱学勤的思维能力比较低幼，好像书里一根筋地认为崇高的道德理想就导致了法国革命屠杀的历史悲剧（一定程度也影射文革之类），解释力相当有限，不过文笔还 算流畅生动，有人说可以媲美学青里的战斗机文青刘小枫。
2010-07-08 18:07:42 vivo
我现在支持任何人对朱学勤发难，不过自己兴趣不大，因为他毕竟没有像汪教主一样在最基本的语文表达层面就极度恶心过我。
> 删除 . 2010-07-08 20:57:26 vivo 2010-07-08 19:52:55 vivo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三联2003年10月第2版
P204
１７２７年，冉森派反对教皇克莱芒１１世《乌尼詹尼图斯谕旨》失败，转向巴黎高等法院结盟，试图利用这一世俗机构干预宗教裁判所的专横，保护本教派的存 在。从此，冉森派卷入巴黎高等法院与法国国王之间的斗争，并从自己的教义中吸取法律灵感，为高等法院塑造限制王权的立宪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法国有本土宪 政资源，即法国古宪法；高等法院反王权的斗争自有合法性渊源；国王只不过是一种在政治上对民族而不是对上帝负责的“代理人”、“被委托人”。表达这一观点 的冉森派律师勒佩日《关于高等法院基本职能的史学信札》（１７５２—１７５３）流传极广，影响巨大。全国的青年法官几乎是“人手一册，每日必诵”。直到 １７８８年，它的一些主要论点还是政治辩论中的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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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要改述抄袭自《法兰西风格 大革命的政治文化》（高 毅著. 法兰西风格 大革命的政治文化. 杭州市：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09.）P47以下，当然，他可能比汪晖聪明/狡猾，不会一字不改地整句整段照搬。《法兰西风格 大革命的政治文化》这本书在P205给了一个脚注，可它能从P203开头管到P205末尾？
duxiu复核搜索关键词——【关于高等法院基本职能的史学信札】。
> 删除 . 2010-07-08 20:58:42 vivo 2010-07-08 20:10:24 vivo
更为重要的是，冉森派到18世纪以后大部分转向法律界、司法界活动，出现在西欧其它各国近代宗教改革运动所不曾出现的特点，影响至为深远：“冉森教派在法 律资产阶级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直到19世纪末，还能感觉冉森教派的影响。”①
1727年，冉森派反对教皇克莱芒11世《乌尼詹尼图斯谕旨》失败，转向巴黎高等法院结盟，试图利用这一世俗机构干预宗教裁判所的专横，保护本教派的存 在。从此，冉森派卷入巴黎高等法院与法国国王之间的斗争，并从自己的教义中吸取法律灵感，为高等法院塑造限制王权的立宪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法国有本土宪 政资源，即法国古宪法；高等法院反王权的斗争自有合法性渊源；国王只不过是一种在政治上对民族而不是对上帝负责的“代理人”、“被委托人”。表达这一观点 的冉森派律师勒佩日《关于高等法院基本职能的史学信札》（1752—1753）流传极广，影响巨大。全国的青年法官几乎是 “人手一册，每日必诵”。直到1788年，它的一些主要论点还是政治辩论中的热门话题。
1771年，掌玺大臣莫普逮捕、放逐高等法院130名成员，解散巴黎高等法院、里昂高等法院。这一事件迫使冉森教徒脱去神学外衣，公开投入世俗政治，到启 蒙思想中去寻找新的同盟。冉森派律师出入于各种启蒙沙龙，冉森派教宗教语言寻找与世俗启蒙语言联盟的契合点。然而，就在这一关键时期，冉森教派受到启蒙运 动伏尔泰阵营的激烈抵制。伏尔泰毕生反对冉森教派，抵制它的道德清教色彩。②这一立场使启蒙运动的主流未能与冉森派合流，失去了最后一次吸收、整合法国社 会宗教资源的机会，造成了本书在前一章总结部分提出的那种悲剧性后果。
卢梭哲学与启蒙主流对抗，与冉森教派有天然的亲和力。前者的世俗面貌与后者的救赎立场互为需要，互为呼应，一拍即合。到70年代初期，冉森教派在语言上已 频频使用卢梭式的政治哲学概念：“自然状态”、“人性本善”、“尘世幸福”等。1772年，梅伊神父等人出版《法国公法原理》，开始大段采用卢梭《社会契 约论》中的论述。③这一事件，标志着冉森主义与卢梭哲学的正式合流。
冉森主义与卢梭哲学合流，具有深远意义：
1、在此之前的卢梭影响多在文学界和道德层面，在此之后，卢梭思想向法律界、司法界渗透，并直接进入法哲学层面，与其他因素一起，塑造法国革命初起阶段的 宪政观念。法国民众在宪政观点上的共识：直接民主制、一致同意、政治公开、国民至上不受法律约束等，在卢梭思想、冉森教义两方面得到互相映证，更加强烈， 并积淀为大革命中以及大革命后长久左右法国政局动荡不安的政治文化要素。
2、宪政观念的另一来源为英美外来资源：重经验理性，轻先验原理；重制度安排和惯例养成，轻理想争辩。启蒙哲学的主流皆在这一层面活动，难以寻找与本土宪 政资源的结合部、支援点，呈悬空孤立状态。冉森主义挟本土资源而来，与启蒙主流交臂而过，与卢梭思想合二而一，在这种情况下，启蒙主流则更显英美资源的舶 来烙印，单薄无力，难为法国文化自我中心主义所容。这一层面在冉森主义、卢梭思想两面夹击下，在本土资源迟迟寻不着落脚生根的支援点、结合部，逐渐落潮而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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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雷吉娜·佩尔努：《法国资产阶级史》，下卷，Ｐ51、Ｐ 49。
② 沃尔金：《18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Ｐ23—24，Ｐ35。
③ 参见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政治文化》，Ｐ51。
> 删除 . 2010-07-08 20:59:50 vivo 2010-07-08 20:27:09 vivo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三联2003年10月第2版
P201
1789年5月5日，法国三级会议开幕。法兰西大革命在民情汹涌中拉开了它的序幕。
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因久等第一、第二等级合厅议事不果，自行组成国民议会。6月20日，国民议会代表在网球场宣誓：“不制定法国宪法，决 不解散。”6月23日，米拉波对奉命前来驱赶的王室司仪官说：“去告诉你们的主子，我们代表民意在些开会，要我们离开，除非你们动用刺刀。”7月9日，国 民议会改为制宪议会。
从此，法国的立法机构始终旋转在制宪旋涡里，短短15年里制定了五部宪法：1791年宪法、1793年宪法、1795年宪法，1799年宪法和1804年 宪法。这样频繁的宪法产出率，在大革命之后也难以停歇。19世纪有1814年宪章、1830年宪法、1842年第二共和国宪法、1852年法兰西第一帝国 宪法、1875年第三共和国宪法；20世纪则有1946年第四共和国宪法、1958年第五共和国宪法。至今200年内，总计12部宪法，平均每16年产生 一部，换言之，平均每一代人一生中要经历三次以上的宪法危机。这一历史现象，与美国革命一锤定音，首创1787年宪法，二百年不变，一以贯之，形成强烈反 差。反过来说，亦同英国革命一次定向，没有一部成文宪法，却能保持200年宪政体制稳定不变，也构成令人奇异的对比。
1794年，作家尚福尔因雅各宾专政通缉而自杀。死前留有一句名言，似乎点破法国人的宪政困境：“英国人重法而轻权，法国人重权而轻法。”然而此言既公 平，也不公平。法国革命不正是从改变重权轻法这一民族顽症开始的吗？上述1789年6月20日的网球场誓约，真诚地说明了这一点。三级会议一变为国民议 会、二变为制宪议会，也真诚地说明了这一点。革命确实想改变民族的政治重心，把权力重心转向立法重心。问题在于：这一重心转移之后，为何长久处于风雨飘摇 之中，难以稳定？除了外部环境恶劣社会危机频频发生这一“硬件因素”之外，法国宪政的“软件因索”——法兰西人的宪政观点、宪政心态在起步之初是否就发生 了某些有待调整的偏差？对此，当代法国年鉴学派对长时段社会心理因素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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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也是从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政治文化》中抄袭来的内容，我从这本书中节录一些内容供比照，其他部分感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查证落实。】
法国人在1789年宣布要同旧传统决裂，要制定宪法来限制王权，似乎是痛下决心要革除这种“重权轻法”的国民性了。6月20日，国民议会代表在网球场庄严 宣誓：“不制定法国宪法决不解散”，6月23日，米拉波轻蔑地告诉奉国王之命驱赶第三等级代表离开会场的司仪官德布雷：“去告诉你的主子，我们是代表民意 在这里开会的，要我们离开，除非你们动用刺刀。”可见这些法兰西民族的代表在建立宪制的问题上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P54 】
法国革命在建立宪制方面的困难，首先表现为革命期间宪法更迭的频繁。从1789年大革命开始，到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短短的十五年间，法国竟先后有过 五部宪法：即1791年宪法、1793年宪法、1795年宪法、1799年宪法和1804年宪法(后两个属拿破仑时代的宪法，大同小异)。这种制宪的困难 甚至在大革命之后还在长期地折磨着法国人，在那片土地上还将接二连三地生长出1814年路易十八宪章、1830年路易·菲力普宪章、1848年第二共和国 宪法、1852年拿破仑三世宪法、1875年第三共和国宪法、1946年第四共和国宪法，以及现在还在实行的1958年第五共和国宪法。这一情况，同美国 革命创造的1787年联邦宪法二百多年来的一以贯之(尽管陆续附加了一系列修正案)，形成了惊人的对照。【P52】
> 删除 . 2010-07-08 21:00:56 vivo 2010-07-08 20:43:18 vivo
在水木社区蹦达的兔崽子抓抄袭剽窃的水准比较低级，跟王彬彬不相上下，找出来的证据说服力不足，我老人家闲来无事就给他/她做个初步示范。可我纠察整肃朱 学勤的兴致不大，暂时先这样，如果有别的诱惑，比如说美女和金钱（汪教主案例中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贿赂），说不定我也愿意在朱学勤这里深挖洞、广积粮。
> 删除 . 2010-07-08 21:26:54 欧文 比较了上面举证的朱学勤抄袭别人的译文的例子，感觉很难成立。因为几乎没有发现一起朱学勤是照抄的别人译文，相似都是局部性的，他应该是参考了汉译，甚至 不排除有些是直接修改汉译而成，但和汪晖的直接照抄还远远不能相提并论。
> 删除 . 2010-07-08 21:29:48 我是我的倒影 (暑假来了~好好混) V是太生猛了，叹为观止
> 删除 . 2010-07-08 21:31:44 欧文 朱学勤译：
“自由之于党争，如同空气之于火……因为自由孕育党争，所以它是政治生活的必需品。如果企图因消除党争而消除自由，那就像灭绝空气一样荒唐。”
程译：
自由于党争，如同空气于火，是一种离开它就会立刻窒息的养料。但是因为自由会助长党争而废除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由。这同因为空气给火以破坏力而希望消灭 动物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气是同样的愚蠢。
朱文：
在众多的集会中，激情必定夺取理智的最高权威。如果每个公民都是苏格拉底，每次雅典议会聚会都将是乌合之众。
程译：
在所有人数众多的议会里，不管是由什么人组成，感情必定会夺取理智的至高权威。如果每个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每次雅典议会都是乌合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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揪出这种文字认为是抄袭实在让人不能信服。
vivo 的发现明显比那帮人高个档次，倒希望有人能够整理一下。
> 删除 . 2010-07-08 21:40:25 哲学农民 任何人抄袭都是不能容忍的，但是饭总得一口口的吃，建议先解决了汪龟公的事情，不能在冲刺阶段停下来。回头再议朱学勤的事。
> 删除 . 2010-07-08 21:42:28 Rossonero (娇身冠养) hoho, 这才是有料的反击. 豆瓣汪粉得多向人家学习
> 删除 . 2010-07-08 21:48:39 欧文 不管是汪晖秦晖朱学勤李学勤，有抄袭都应该被查，一查就喊被派系斗争打击了的人其实一开始就默认了抄袭。
> 删除 . 2010-07-08 21:57:13 穷知 向啄木狼致敬！
> 删除 .2010-07-08 21:58:26 fy 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因久等第一、第二等级合厅议事不果，自行组成国民议会。6月20日，国民议会代表在网球场宣誓：“不制定法国宪法，决 不解散。”6月23日，米拉波对奉命前来驱赶的王室司仪官说：“去告诉你们的主子，我们代表民意在些开会，要我们离开，除非你们动用刺刀。”7月9日，国 民议会改为制宪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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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抄袭较明显。后一段属于改写，因为是叙述历史背景，如果没有前一段，很难定为抄袭，但有了前一段，如果朱学勤没有引注高毅，也可以定为抄袭，因为有 证据表明的确是参考了高毅。如果引注了高毅，可不算抄袭。前一段文字相似性太大，即使引注了，也是较严重的问题。
以前我曾说过，肯定可以找一个所谓自由派的人有同样的问题。这样好，别扯上什么政治斗争。
> 删除 . 2010-07-08 22:17:01 我是我的倒影 (暑假来了~好好混) V是太生猛了，叹为观止
> 删除 .2010-07-08 22:17:10 Daseyn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不是朱学勤的博士论文么？既然这样，建议有关方面进行调查，如果属实的话，可以考虑撤销其博士学位！
> 删除 . 2010-07-08 22:17:31 静水沉岩 (暗夜行路) 水木的宝树君啊，好象是海德格尔的徒孙辈
> 删除 . 2010-07-08 22:40:44 Rossonero (娇身冠养) 2010-07-08 22:17:10 Daseyn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不是朱学勤的博士论文么？既然这样，建议有关方面进行调查，如果属实的话，可以考虑撤销其博士学位！
您没好好看主帖吧. 找出来的问题都是在2003年写的文章里的, 跟博士论文没有关系
> 删除 . 2010-07-08 23:07:42 一晌贪欢 (论文倒计时) 据我说知，朱学勤研究法国史但不懂法文，经常会被行内的人噎住。
> 删除 .2010-07-08 23:29:28 Daseyn vivo找出来的那些不是博士论文里的么？
> 删除 . 2010-07-08 23:39:38 Rossonero (娇身冠养) 哦, 没注意
> 删除 .2010-07-09 02:28:24 会党 (大一统和大变局) 不出所料，人人自危的效果出现了。王彬彬和他的支持者们开创了一个思想学术的新时代。尽管王彬彬有很大的可能会引火烧身。
在一个抄袭成为学术成绩的时代，只有那些没有，或者少有学术成果的人才具有反抄袭的免疫力。不管是悲剧还是必然也好，这是没有自己思想的思想学术极度繁荣 时代的常态。
所以，我特别欣赏刘小枫非常坦率的名言：我没有自己的思想。仿佛他预见到那些不自量力的，无根崛起的思想大师和学术大师今天所面临的狼狈不堪一样。
> 删除 .2010-07-09 02:38:16 qingguang 2010-07-09 02:28:24 会党 (大一统和大变局)
不出所料，人人自危的效果出现了。王彬彬和他的支持者们开创了一个思想学术的新时代。尽管王彬彬有很大的可能会引火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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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汪党们最想看到的局面！
那就叫他们“人人自危”吧，趁机清理一下垃圾，恢复本来面目
> 删除 .2010-07-09 06:58:49 fy 人人自危并不必。人人的程度本来很不相同。抄袭的认定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看程度，是偶尔疏忽，还是习惯性的、系统的拼凑。所以确实需要有组织的、系统的 鉴定。
> 删除 . 2010-07-09 08:15:45 vivo 发信人: Isaiah (SKIASONARANHR), 信区: Reader
标 题: 朱学勤——学术界的又一个“汪晖”？（四）
发信站: 水木社区 (Fri Jul 9 04:42:36 2010), 站内
以上几节是热身部分。下面进入本文真正的核心内容。
这一节将通过对朱学勤先生赖以成名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与美国学者Carol Blum的著作《卢梭与德性共和国》 （Rousseau and the Republic of Virtue）（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部分内容的对勘，指出其在未经注明的情况下，大量或明或暗，或隐或显地抄袭、盗用后者的事实。
首先，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到，朱学勤并不懂得法语，或者了解比较有限，比如在一些地方为中译的卢梭文本注上英文而非法文（P34）。又如将法国思想家贡斯当 （Constant）按英语发音称为“康斯坦特”等（P89）。
但奇怪的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朱学勤又大引特引各种法文著作，其中最常见的是巴黎版的《卢梭全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惑。
其实答案很简单，这些法文书基本都是从其他中英文二手著作中转引的。经常利用的就是Blum的《卢梭与德性共和国》。试举几个例子:
例一，朱书第74页：
对于伏尔泰上述咏里斯本地震诗中的宿命论倾向，卢梭十分反感，他致信伏尔泰说：
当一个人教导人们的东西既不确定，又无益处的时候，以这样的东西骚扰那些平静的心灵，使?得?人?们?无?目?标?而?烦?恼?痛?苦，是很不人道 的。[注20]（着重号为本书作者所加）
[注20] “卢梭致伏尔泰信”，见《卢梭全集》第４卷，巴黎１９６９年版， Ｐ－１０７５。
Blum书第105页：
In his celebrated letter to Voltaire, he put forth his objections to the anti-Providentialism of the “Poeme sur le desastre de Lisbonne”. “It is inhuman to trouble peaceful souls, and to distress men to no purpose, when what one is teaching them is neither certain nor useful.”（4：1075）
这句话的法文原文为：“[I]l y a de l’inhumanité à troubler des ames paisibles & à désoler les hommes à pure perte, quand ce qu’on veut leur apprendre n’est ni certain ni utile.”
英法文合参，再清楚不过，朱书的译文只可能是从英文转译的。因为“使得人们无目标而烦恼痛苦”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翻译，而这个错误就基于“to distress men to no purpose”的英文译文，朱学勤对“to no purpose”的理解是错误的，将“毫无目的地折磨人”当成了“使得人们无目标”。而如果朱学勤真的看过法文的话，对“à pure perte”（白白地，徒然）无论怎么理解，也不可能翻出“无目标”来。
另外，朱书有一个翻译错误，将anti-Providentialism翻成“宿命论”，其实意思相反。
例二，朱书第87页：
那段话是这样讲的：“你希望公共意志得到实现吗？那就使所有的个人意愿与之同化。既然道德不是别的，就是个人意志与公共意志的一致，那末同样的事情可以换 句 话说，那就是创造了一个道德王国”。［１８］
［１８］同上书（《卢梭全集》），第３卷,２５４。
Blum书第114页：
“Do you wish the general will to be accomplished? Make all the private wills connect to it; and since virtue is nothing but the conformity of the private will to the general, to say the same thing in a word, make virtue reign. (3:252)
这段没找到法文原文，但中英文之间的契合是非常明显的。
例三，朱书109页：
他在给波兰政府建议时说：“对于波兰人的感情要给予另一种导向：你们要给他们的心灵烙上民族的面貌特征，以区别于其他民族，使他们不致混合于其他民族，这 样才能保持幸福并团结他们”。［４８］论述世界史上民族汇合的过程，他持否定态度：“罗马的倾覆，大批蛮族的入侵，造成所有民族的融合，毁灭了各民族的道 德和习俗；十字军东征、贸易、寻找印度、航海、长途旅行，延续并加剧了这一混乱”。［４９］
［４８］《卢梭全集》第２卷，Ｐ ９６２。
［４９］ 同上，Ｐ９６６。
按这里引的两段话全部见于Blum书第116页，分别完全吻合，没有多一句也没有少一句。在此就不抄原文了。
再举个非卢梭著作的例子，例四，朱书第64页：
狄德罗青年时代与卢梭一度有过共识：道德基于先验良知。但到后来狄德罗认为这一点有碍经验理性的彻底性，遂放 弃了这一观点，转而提出道德基础不在内在良知，而在外在行 为：
并不是各种思想，而是各种行为把善人与恶人区别 开来，有关各种灵魂的秘密就在这里。〔１５〕
〔１５〕 《狄德罗通信集》，巴黎１９５５—１９７０年版第１１卷，Ｐ－ １４９。
Blum书第58页：
He（狄德罗）had replaced a morality of intention and sensibility with one based solely on socially useful action : “It is not the thoughts, it is the acts which distinguish the good man from the wicked one. The secret story of all souls is about the same.”[2]
[2]Diderot, Correspondence, ed. G. Roth and Jean Varloot (Paris: Minuit, 1955-70), 11:149.
事实上，朱书在此不仅是将转引变成了直接引用并掩饰了引文实际出处，他还窃取了Blum自己的研究成果，放到自己的论述里：在同一页上，Blum有一个脚 注说，她曾在另一本书中研究过德性问题。结论是“Diderot gradually substituted a morality of socially useful action for one based on subjective sensations of goodness; a system of value which both men had shared in their youth and to which Rousseau remained faithful.”这显然是朱学勤“狄德罗青年时代与卢梭一度有过共识……”一段话的依据，但对此没有丝毫说明。
坦白说，笔者只核对了一小部分引文，其中不少尚没有找到在Blum书中的出处。笔者并没有耐心一一去仔细查找，单是为了找以上几个例证就费了一个多小时的 功夫。但恐怕最幼稚的读者也不会相信这些是仅有的例证。因此笔者认为，以上几个例子在经验判断上已经足够表明：朱学勤先生在博士论文中对卢梭等人的原著缺 乏第一手的熟悉，绝大多数标明法语原著引文可能都并非出于原著，而大量利用了Blum等西方学者的研究和引用，却并未加以注明。一些地方已经构成了剽窃。
> 删除 .2010-07-09 08:21:56 永久不可更改 赞一个！
要让学术大佬们见到你就闻风丧胆!
> 删除 . 2010-07-09 08:51:57 vivo 发信人: Isaiah (SKIASONARANHR), 信区: Reader
标 题: 朱学勤——学术界的又一个“汪晖”？（完结篇）
发信站: 水木社区 (Fri Jul 9 08:17:02 2010), 站内
以上内容，虽然是很严重的指控。但比起下面要说的，却又几乎不算什么。
实际上朱学勤受惠于Blum的，又岂止是几段引文和个别观点而已。毫不夸张地说，从书名到中心思想，从结构到具体内容，从材料到语言，朱书都大量借鉴，沿 袭了Blum的著作。这种行径，已经不能用单纯的抄袭来形容，而必须说是赤裸裸的剽窃了。
Blum书的基本框架，即是对卢梭“德性”思想的解析（1-6章）以及对其在法国大革命中影响和作用的考察（8-14章），这两个部分又以卢梭死后，大革 命之前其形象和地位的变迁为连接（第7章）。这和朱书的三部分主体结构恰好相对应：1-4章讲卢梭思想，第5章过渡，6-8章讲法国大革命。Blum的 书，专门讲德性概念（朱学勤翻译成“道德”，有一定学理问题，姑且不论），线索比较明晰，朱书则一会道德理想，一会先验理念，一会价值理性等纠缠不清。但 中心思想都是一致的，即是讨论何以一种崇高的道德观念会演变成恐怖的意识形态的缘故（参见Blum书第30页）。其中一些关键的概念，如“语言转换”等也 有相似点，在此不细论。
既然主题，结构和基本观念都是类似的，朱学勤相当于从Blum那里借了个基本框架过来，就可以向里面填充自己的材料。可惜自己的材料还是太少，最终不得不 大抄特抄起来。前面提到其抄高毅的著作，实际上比起直接抄Blum的还是小巫见大巫。
下面举几个例证，朱书第152-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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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６１年《新爱洛琦丝》出版，激起启蒙哲士激烈反对。伏尔泰写有三封长信驳难卢梭，狄德罗则说：“卢梭在说教反对破除道德禁令，与此同时他自己就写了一 部破除禁令的小说”。但是。公众的反应却是出奇热烈。太子妃读它，称为绝妙作品；王妃读它，一口气到凌晨四时，卸下已套好的马车，不赴舞会。人们感谢卢梭 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道德标准，以取代正在衰竭的神性道德。一个叫作查理斯?庞考克的读者干脆写道：“只有神，甚至是一个强有力的神，才能把人从悬崖边拖拽回 来，而您，先生，就是这个创造奇迹的神。”③
③转引自布罗姆：《卢梭和道德共和国》，Ｐ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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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抄自Blum书第64-65页的一段，为便于理解，我大致翻成中文，原文中有而朱学勤未抄的部分则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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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道德性发展的最新阶段被伏尔泰所攻击，此人目前已经完全和卢梭敌对了，他写了三封“论新爱洛伊斯”的信，拼命讽刺作者。……狄德罗对此嗤之以鼻： “卢梭宣教要反对道德放荡，自己却写了一本放荡的小说。”但这些尖酸的哲人只是少数派。大众则发现它是一种一视同仁的启示，关于性道德的新标准……卢梭收 到了很多信，感谢他把作者从道德堕落中拯救出来了，其中一个叫查尔斯?庞考克的写道——（以下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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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整段话都是从Blum书中照搬的，只不过加上了太子妃读卢梭等轶事。最后的“转引自布罗姆：《卢梭和道德共和国》”只是障眼法，因为所谓“转引”看 上去指的只是最后的信的内容，而前面的大量内容则似乎是朱学勤自己的。
如果说这一段还有个“转引”遮羞的话，下面几段则连这个遮羞布都扔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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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录》记载，他７岁时已熟读普鲁塔克《名人传》，“我１０岁时对事物的看法比恺撒在３０岁时还要高明”；“我不断想着罗马与雅典，可以说我是同罗马和 希腊的伟人一起生活了”，“我竟自以为是希腊人或罗马人了，每逢读到一位英雄的传记，我就变成传记中的那个人物。”④
１７４１年卢梭进入巴黎：“有一点我毫不怀疑：我总有一天会超过他们所有人，不管我痴心妄想迷上哪一行，我总是抱着同样的逻辑。”⑤
１７４７年首篇论文《论科学与艺术》，惊世骇俗，一鸣惊人，其核心是这一页：“神呵，您将说，罗马的唯一光辉业绩就是征服全世界，然后使世界服从道德的统 治……”，在这里卢梭以先知口吻说出了自己的思想，他以法布利希乌斯自况，成了一个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Ｆａｂｉｌｉｃｉｕｓ。正如扬?斯特罗宾斯基所言： “现代控诉思想从范塞纳堡（按：狄德罗监禁地，卢梭是在赴该地探监的路途上萌发这篇论文的灵感）的幻觉中找到了语言”。⑥
④卢核：《忏悔录》上卷，Ｐ 25、Ｐ 7。
⑤卢梭：《忏悔录》下卷，Ｐ 357。
⑥扬?斯特罗宾斯基：“法布利希乌斯的自拟”，《科学人文主义》杂志第161期（1976），Ｐ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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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一页长的内容，几乎全部抄自Blum书中。只不过是从37-40页中杂抄了一些内容拼凑到一起，形似作文缩写，并且没有任何注明：
同样，笔者将原书中相关的内容略翻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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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描绘他自己早期的自尊植根于把他自己想象成普鲁塔克的英雄，他在《忏悔录》中写道：“我成了我读的传记中的人物……”（37-38）
……最后他被带到了巴黎，他再次急于吸引人的注意……“我并不怀疑最后我会强于他们，对我来说这就足够支持我了。”（39）
首篇论文的最初核心是这一页，题为“法布利希乌斯的自拟”……“神啊，你会说……让其他的人以其虚浮的才能去赢得名声吧，对罗马来说唯一有价值的就是征服 世界和让道德统治世界。”（40）
……正如扬?斯特罗宾斯基所言：“现代控诉思想从范塞纳堡的幻觉中找到了语言”（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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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不但任何一处引文都源自没有提及的Blum书，其次序，结构都是一样的。接下来（154页），引了一段《忏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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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把别的许多类似的回忆都勾引起来了。不久我就看到，凡是在我青年时代曾使我感到飘飘然的对象，都集拢在我的周围。……我不能求得实在的人物，便把自己 投进了虚幻之乡，我既看不出一点现存的东西值得 作寄托狂热的对象，我就跑到一个理想世界里去培养我的狂热……我就喜欢这样翱翔于九霄之上，置身于旁边的那许多可爱的对象之中，在那种境界里流连忘返，不 计时月。⑦
⑦同⑤，Ｐ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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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实际上完整见于Blum书第42页，又是一个转引的例子。
再下一页（155）开始直接大段大段抄Blum的原话，同样毫无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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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梭青年时代，大约25岁以前，他的自戕习惯是如此强烈，以致引起华伦夫人的惊恐，为分散他的性幻想，而把他召唤到她的内室。卢梭回忆起这一变化，说在 他们的关系中 “有一种难以置信的忧伤毒害了它的魅力”⑧。西方卢梭研究者大多对此发生兴趣，抓住问题发问：在这段时期里，究竟是自戕，还是与一个女人真正发生关系对他 更为合适？其实，对一个严肃的研究者来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史实：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生平第一部歌剧——“那喀索斯”。
⑧《忏悔录》下卷，Ｐ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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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段话是完整抄自Blum书第59页：
In his youth, some 25 years before, when he was living as the protégé of Mme de Warrens, his masturbation had been so obvious that she, alarmed at his habits, took him to her bad. He reacted to this change in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an invincible sadness which poisoned the charm”(1:197). Hi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place the origins of the problem of whether it was better to masturbate or to enter into a real affair with a woman during those years. It was at this time, probably around 1729, while he was living at the home of Mme de Warrens, that Rousseau wrote his first play: Narcisse.
再明显也不过，朱学勤的那段中文就是对下面这段英文的翻译，只改动了极少的地方，比如加上“西方卢梭研究者”几个字，来掩耳盗铃地表示这段话的作者是东方 人。但是稍一对比，就能揭破其谎言。
以上是连着三四页的整体剽窃，就是说一个大的章节，整个基本构架和主要材料都是用其他著作的，只是中间再添些自己的私货，或者加一些议论。类似的整体剽窃 还有很多，譬如以下两处：
朱书172-182页，基本是拷贝Blum书135-142页。
朱书298-301页，基本是缩写Blum书260-277页。
在这些地方，当然也有一些对Blum书的引用的脚注，但是却混杂在一堆脚注里（其中大部分是Blum书中本身的注脚！），起止范围不明，甚至故意误导，使 人们无法凭朱书判断出，这长篇大论、广征博引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反而令朱学勤本人声名鹊起，受到追捧。凭借洋人的研究成为国内的卢梭权 威，法国思想权威，岂不怪哉？
这种剽窃方式，和近年某林姓青年学者很接近，不过林同学不幸生也晚，未逢其时，否则大可以凭借过硬的西文功底和纵横恣睢的文风与朱教授一争高下，或者早已 成为国内著名学界权威了也说不定。不过即使成了权威也有可能被拉下马，特别是拉别人的时候，更容易坐姿不稳，露出本来藏得好好的红屁股，这恐怕是令人始料 未及的了。
继续查证朱学勤教授博士论文中的抄袭问题，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挖掘。即使和Blum书的对勘，我也只做了不到三分之一。三百多页的书中，目前已经查实的抄袭 内容至少有三十页左右，实际的数量可能要超过一百页。不过，基本的事实已经明确，以下不过是技术细节问题而已。Blum的原书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有收藏，有 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我的工作，目前就到此为止了。
> 删除 .2010-07-09 08:54:19 马基雅维利的黄昏 这个太严重了
> 删除 . 2010-07-09 08:55:47 Ian@Qiji (google 塞壬 杂志) 成功人士都是唐骏
看来，学界也差不多吧。
> 删除 . 2010-07-09 08:56:52 Yurikhan (Rejoice evermore.) 这个太严重了
> 删除 . 2010-07-09 08:56:54 欧文 现在看起来还有些杂乱，希望原作者能整理成紧凑严密的文章，发表出来。然后期待朱学勤的回应。
> 删除 . 2010-07-09 08:58:03 vivo 四、完结篇的抄袭证据要更过硬一些，也在意料当中。再贴一下我昨天的发言：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要是没弄虚作假才奇怪，我最初读的时候，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是脚注里常见的法文版《卢梭全集》、《圣鞠斯特全集》、《罗伯斯 庇尔全集》，难道他法文很好，一页页读全集找来的素材，当然极大可能是各种伪引。再说，书写得跟小说一般，生龙活虎，须眉毕现，可常常在这些地方没有资料 来源，自然改造组装了别人的现成文本。 】
> 删除 .2010-07-09 09:06:44 [还没注销] (直接) 把学界大佬都翻个遍，不过涉及面太大，后果是啥呢
> 删除 . 2010-07-09 09:17:05 vivo “林同学……凭借过硬的西文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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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一个chaque兄的帖子，我们见识下林同学的西文功底到底怎么个过硬法。
西学著作误译随检：林国荣译施特劳斯 - 2009-09-08, 11:46
文/chaque
我在另一个帖子里说：
前些时（出于对林国荣的纯粹好奇）我也随检过刘小枫编的Strauss文集《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其中的一篇林译就有类似的问题，表面文从字顺，其实 对照原文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
刚才检视一下，发现说错了。收录林国荣副教授译文的并非《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这部论文集，而是Meier的专著《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施米特的学说 与施特劳斯的论题》。这本书收录在刘小枫教授任主编的"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丛书中，版本信息是：迈尔著，林国基等译《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施米特的学 说与施特劳斯的论题》，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其中页247开始，是林国荣译的Leo Strauss文章“The Mutual Influence of Theology and Philosophy”。在此特为以上错误致歉。
去年（2008）12月底，我对照原文的第一段，评论了林译的问题。内容帖在readfree.net网站的内部论坛“学苑书林”中。既然昨天说到了、又 说错了，今天就借认错之际干脆转帖过来。况且风波平息，也是我们更好地认识事物的时候了。
本帖附件是译文和原文。
乍一看，这个译文读起来也很顺口，没有太大问题。但拿着原文稍微推敲一下儿，短短的第一段，就有不少有疑问的地方。
原文第一段：
When we attempt to return to the root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we observe soon that Western civilization has two roots which are in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the biblical and the Greek philosophic, and this is to begin with a very disconcerting observation. Yet this realization has also something reassuring and comforting. The very lif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s the life between two codes, a fundamental tension. There is therefore no reason inherent in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itself, in its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 why it should give up life. But this comforting thought is justified only if we live that life, if we live that conflict, that is. No one can be both a philosopher and a theologian or, for that matter, a third which is beyond the conflict between philosophy und theology, or a synthesis of both. But every one of us can be and ought to be either the one or the other, the philosopher open to the challenge of theology or the theologian open to the challenge of philosophy.
林译：
当我们试图回归西方文明的根源时，很快就会发现，它根系于相互冲突的两支源流，即《圣经》和希腊哲学。这就开启了我们颇不协调的考察。但是，意识到这一 点，也有让人感到宽慰和舒适之处：西方文明的生命是一个生存于两种密码之间的生命，有一种根本性的张力。因此，在西方文明自身，在其基本构造当中，没有根 本的理由可以让自已放弃这种牛命。然而，只有当我们经历并体验那种生命及其冲突时，这种宽慰的想法方可得到确证，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同时集哲学家和神学 家于一身，或者，就此事而论，也不会存在一个超越哲学和神学冲突的第三方，或者某种对两方面的综合。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而且应该择取其一，哲学家当敞 开面对来自神学的挑战，神学家当敞开面对来自哲学的挑战。
我的参考译文：
当我们试图回归西方文明的根源时，很快就观察到西方文明有两个相互冲突的根源，即《圣经》根源和希腊哲学根源，而这就开始了一项非常令人不安的考察。不过 这一发现又有某种安心和宽抚的作用。西方文明的生命本身是一个处于两大编码系统之间的生命，是一种根本的张力。因此在西方文明自身内部，在它的根本构成之 中，也没有任何内在理由令其放弃生命。但是为了让上述宽抚的想法成立，我们必须活在这一生命中才行——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活在这一冲突中才行。没有人能既 做哲学家也做神学家，同样就此而言，也没有人能成为超越哲学与神学之冲突的第三方，或是成为两方的综合者。而我们每人都能够、也应该从两方择取其一，要么 成为敞开面对神学之挑战的哲学家，要么成为敞开面对哲学之挑战的神学家。
红色标出的是有非常大疑问的地方，还有一些细节不准确，大家可以参照后面的参考译文，我们就只谈这几个大错误：
disconcerting[令人不安]，不是discordant[不协调、不和谐]。
But this comforting thought is justified only if we live that life, if we live that conflict, that is.
这里"that is"，是指"if we live that conflict"与"if we live that life"同义，林却翻到后面一句去了，成了“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同时集哲学家和神学家于一身...”，逻辑关系根本错了。
No one can be both a philosopher and a theologian or, for that matter, a third which is beyond the conflict between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or a synthesis of both.
是一口气下来的句子：我们1）不能同时是哲学家和神学家；2）也不能成为超乎二者的第三方；3）也不能成为二者的综合。这个三重否定的逻辑关系像三个线 头，林抓住了第一个，2）和3）没抓紧，几乎跑掉了。
But every one of us can be and ought to he either the one or the other, the philosopher open to the challenge of theology or the theologian open to the challenge of philosophy.
是说我们要么做哲学家，要么做神学家，the one or the other跟"the philosophy"和"the theologian"是同位语，林译失去了这一层联系，意思没有交代清楚。
总体而言，Strauss的作品虽然有点干涩，但像所有理论著作应该做到的那样，是字句确切、逻辑严密、条理清晰的。到了林国荣这里呢，虽然大的意思也不 能说完全不对，却是变得条理紊乱，逻辑关系松散，很多地方都失去了原作的确切性和连贯性（比如同一个root，一时是“根源”、一时是“源流”；同一个 fundamental，一时翻“根本”，一时翻“基本”），可以说缺乏基本的语言敏感和理论把握能力。
这是我们检查林译的一段英文（共171单词）之后，得出的结论。
http://www.97humanity.net/forum/showthread.php?t=22801
> 删除 . 2010-07-09 09:58:37 snow 上面这个毛病是很多西文经典汉译本的毛病。就我个人重译穆勒论自由的经验来说，以前的译本都是这个毛病，不能说有多错，但就是失去了原文逻辑上的紧凑与精 准。
> 删除 . 2010-07-09 09:59:28 snow 个人感觉朱的问题没有汪那么严重。
> 删除 . 2010-07-09 10:03:49 欧文 我很期待朱学勤能够回应，给汪晖和他的无理性拥护者做个榜样和表率，该说明的说明，该辩解的辩解，如果有抄袭就勇于承认，敢于检讨自己和承认错误是一种美 德，厚脸皮的沉默只能让人认为是不知耻。
> 删除 . 2010-07-09 10:06:00 第四纪 (小熊们亲嘴咯) 朱学勤抄Blum的书是不争的事实
> 删除 . 2010-07-09 10:14:30 笔旗 (夏夜里的晚风) 南方周末没有收到信息，怎么还没登出来啊。
> 删除 . 2010-07-09 10:19:01 vivo 我估计朱不学和汪龟公是半斤八两的货色，能拖就拖，能赖就赖，怎么会一冒出苗头就积极主动地回应质疑、检讨错误，因此，对于倒朱派（我也是倒朱派之一）来 说，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继续稽查朱氏著作里的抄袭剽窃问题，一定要达到满目皆是、触目惊心的程度，而且，要尽量把查出来的抄袭证据公布在纸媒上，让朱学勤 不能假装不知道、没看见，依据既往经验，最开始的揭发文章可以写得不那么谨严有理，要故意留一些破绽，诱惑别人来反批评、驳难攻伐，这样才能引发广泛的关 注和论争。
> 删除 . 2010-07-09 10:24:18 vivo 《南方周末》是有自主裁量权的媒体，它想刊登谁的文章别人管不着，这跟《天涯》、《读书》想刊登什么文章别人也管不着一样，当然，给些建议没问题。
> 删除 .2010-07-09 10:24:19 彷徨还拿着棍子 一定要达到.....程度.....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怎么就一定了。
> 删除 .2010-07-09 10:28:07 彷徨还拿着棍子 难道要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上在这里可以朝日本国的爱情动作片那里想）
> 删除 . 2010-07-09 10:28:12 vivo 你的脑子真的不大好用，说这话不是我故意打击你、报复你，只是希望你认清一个事实。我现在解除封禁你原来的ID。
> 删除 .2010-07-09 10:28:56 彷徨还拿着棍子 真是佛心啊。我鼻涕眼泪飙起来了。
> 删除 .2010-07-09 10:38:56 东篱 2010-07-09 10:24:18 vivo 《南方周末》是有自主裁量权的媒体，它想刊登谁的文章别人管不着，这跟《天涯》、《读书》想刊登什么文章别人也管不着一样，当然，给些建议没问题。
关键的问题不是说刊登谁的文章，不是说政治立场是什么——实际上自由主义者和左派的关切都有一定的意义，而是一开始就表现得那么拙劣、下作：由王彬彬的拙 劣、下作到南方周末的拙劣、下作——我相信，即使急欲倒汪的人现在也大都承认这一点了。
> 删除 . 2010-07-09 10:56:40 老鱼 月光族怎么不跟帖说点什么？
> 删除 . 2010-07-09 11:07:44 vivo 发信人: Isaiah (SKIASONARANHR), 信区: Reader
标 题: 感言
发信站: 水木社区 (Fri Jul 9 10:52:01 2010), 站内
虽然文章写完了，但是有些话，还不得不说。虽然说了，可能也不会有人相信，或者觉得我矫情，圣母。但还是要求个心安。
能花十几个小时就批倒一个名学者，确实让我一时兴奋，头脑发热。说话也逐渐不知轻重。但是冷静下来，又不免觉得心中空荡荡的难受。
这次朱学勤问题的严重，也出乎我的意料。我在没有看到Carol Blum原著之前，本来也只是想找找小碴，指出点学术不规范就行了。朱学勤先生，一直以来还是我比较尊重的学者。我本来已经想好了，最后总结的时候不会针 对个人，只是说对于时代风气造成的学术不规范问题，我们要宽容和理解——前面说的一些笑话，大家不要当真。如果朱学勤老师看到了，我向他道歉。但是这些 话，看来是永远没法出口了。
本来事情的起因是我和朋友聊天，我说像汪晖这种问题真不算特别，你给我一百个名教授，我能给你找九十个类似的出来。朋友自然不服气，说你去找啊。我说找一 百个没那个精力，找一个好了，但是保证有名。于是一来二去，就找到了朱学勤先生头上。
说起来，那本《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我是高中时读的，当时真觉得醍醐灌顶，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原来还可以这么看卢梭和法国革命！这种阅读体验在我生命中并不 很多。我上了大学以后，还跟很多人推荐过这本书。所以要找碴，就首先想到此书。朱老师的其他一些著作，如《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也是我爱读的。但想不到，过 了十多年，居然我会亲手去完成这种精神上的弑父。
朱老师是文革时候就开始思考问题的一代人，上山下乡过来的。他们那一代人真是很不容易。那种身在毫无希望的绝境还要上下求索的精神，总是令人感佩。这些， 朱老师在著述中有很多反映。放我们到他们的时代，做的恐怕只有更差。
虽然说现在我们的条件好了不少，洋荤也开了，外语也上去了，洋人的什么学术规范也可以学的有点模样了，又做的好得了多少呢？我们倒是不抄， literature review，research approach，presentation，proposal之类的弄得像模像样，可是又有多少真正思想的分量？我们心里清楚。
因此我真的不主张苛责上一代人，至少我，没有那个资格。现在随便是个小子就可以眼高于顶，谁都看不上，这个要取消学位，那个要扫地出门。处处带着一种 anachronical的浅薄和虚荣。但是我们自己，又能在这个时代留下什么呢？
朱学勤抄了么？抄了。不要说我上面列举的那些，我再拿出一百条铁证也是轻而易举。可是我问自己：如果你四十多岁了，学领袖著作，看样板戏长大的，学术研究 的黄金时期在乡下放羊，知识结构老化，外语就勉强懂点英文，外文洋书都没见过几本，对什么学术规范也是一头雾水，并且身边的老师，同学可能还不如自己，想 找人请教都难。说难听点，你可能根本不具备研究学术课题的能力，你怎么办呢？路，不还是要走下去么？如果没人在无路的荒野走路，就不会有人开路。
我们这一代做学术或思想的人，都是看着汪晖，朱学勤，王铭铭，张汝伦……这种问题书籍入门的，这不仅是别人的耻辱，也是我们的历史。如果我们今天走的更远 了点，那也是在这些问题书籍所开拓的道路上。我们没有受到更良好的教育，是我们的遗憾，但是如果把这些问题书籍都清除掉，我们恐怕比现在还差得远。这是事 实。对很多人来说，我们可以去打倒他，但是没有权利去鄙视他。
这段时间以来，我逐渐对以前觉得理所当然的一个观念产生了怀疑：现在学界（或思想界，文学界等）有问题，因为那些领袖、大佬们不行（特指在相关领域的影 响，非学霸滥权等问题），带坏了风气，要打倒他们，才有进步。至于具体的名单，从钱钟书到余秋雨，从汪晖到李零，各种各样都有。我不是说这些人都是一回 事，也不是说都不应该打倒。但我认为应该明确一点：你打倒了谁，和能否进步几乎是完全不相关的事情。进步永远要靠自己做出积极的事情出来，而不是去揭穿别 人的消极。至于对方有什么负面影响，怎么流毒天下后世，大都是为打倒的说辞。
这个结论，当然不是在分清敌我的政治哲学含义上说的。敌我斗争当然是你死我活的。现在我也不想扯这些方面，就此打住。
> 删除 . 2010-07-09 11:09:48 我是我的倒影 (暑假来了~好好混) 无根崛起的思想大师和学术大师今天所面临的狼狈不堪
> 删除 . 2010-07-09 11:12:24 yisu 我感觉朱的问题小一些，有争辩的空间，毕竟所牵涉到的内容基本上是事实的陈述而非观点。
> 删除 .2010-07-09 11:14:56 东篱 2010-07-09 11:07:44 vivo 发信人: Isaiah (SKIASONARANHR), 信区: Reader
标 题: 感言
发信站: 水木社区 (Fri Jul 9 10:52:01 2010), 站内
有很多中肯之言。
> 删除 .2010-07-09 11:39:11 沙漠 装什么大蒜啊……
> 删除 .2010-07-09 11:43:54 东篱 回沙漠：大概只有只关心站队的人或心怀叵测的人才如此运思。
> 删除 . 2010-07-09 11:53:58 Arwen控 (凭着爱) 2010-07-09 10:38:56 东篱 2010-07-09 10:24:18 vivo 《南方周末》是有自主裁量权的媒体，它想刊登谁的文章别人管不着，这跟《天涯》、《读书》想刊登什么文章别人也管不着一样，当然，给些建议没问题。
关键的问题不是说刊登谁的文章，不是说政治立场是什么——实际上自由主义者和左派的关切都有一定的意义，而是一开始就表现得那么拙劣、下作：由王彬彬的拙 劣、下作到南方周末的拙劣、下作——我相信，即使急欲倒汪的人现在也大都承认这一点了。
顶这段话！
> 删除 . 2010-07-09 12:05:40 二郎神 朱学勤的问题不在于他抄了，而在于他不会抄，研究卢梭的书籍汗牛充栋，他不该只抄负面评价卢梭的那些文字。而且，朱学勤写《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的本意，应 该是受顾准影响，想明批卢梭、暗批马克思，但马克思其实并未受卢梭影响，据说马克思全部著作中只有三处提到卢梭而且语含轻蔑。有趣的是朱学勤在行文中还正 面援引过马克思的一段话，因为他并非马克思的路数，故那段援引文字在整个文脉中显得相当游离而奇怪。
不过，知人论世，朱学勤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万马齐喑的环境下，以博士学位为赌注写这部作品，而当时他还是军职，若拿不到博士学位改变身份，回原单位后果 不堪设想。最后是王元化救了他一命。所以，如果将《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当成一本宣传性的小册子，而不是学术著作，自有其历史地位。梁启超说自己少时读龚自 珍书，“如受电然，稍长，厌其浅薄“。朱学勤的问题是从《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之后一直毫无进步，一直浅薄了将近二十年，现在应该到了揭穿他的浅薄的时候 了，即使依然钦佩他年轻时当拼命三郎的勇气。
> 删除 . 2010-07-09 12:12:38 我是我的倒影 (暑假来了~好好混) 朱学勤抄了么？抄了。不要说我上面列举的那些，我再拿出一百条铁证也是轻而易举。可是我问自己：如果你四十多岁了，学领袖著作，看样板戏长大的，学术研究 的黄金时期在乡下放羊，知识结构老化，外语就勉强懂点英文，外文洋书都没见过几本，对什么学术规范也是一头雾水，并且身边的老师，同学可能还不如自己，想 找人请教都难。说难听点，你可能根本不具备研究学术课题的能力，你怎么办呢？路，不还是要走下去么？如果没人在无路的荒野走路，就不会有人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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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令人动容
> 删除 . 2010-07-09 12:14:13 小圣 (洗心，看无常) 朱学勤至少没有写出过《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
对于朱学勤，还是要用事实论据说话，期待不扣帽子，公开展开调查。
> 删除 . 2010-07-09 12:23:22 vivo 2010-07-09 11:15:10 vivo
以目前的证据来看，说朱学勤抄袭剽窃没有任何疑问，我以自己鉴定汪晖抄袭剽窃的同一能力来做此论断，谁否认朱学勤剽窃，如果他有内在的一致性的话，我认为 就应该在同等程度上否认汪晖剽窃。
> 删除 . 2010-07-09 12:27:55 小圣 (洗心，看无常) 额，问个问题：除了《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朱近年来的作品有抄袭现象吗？
> 删除 . 2010-07-09 13:01:49 疯子飘飘 (攒钱，包林志玲) 感觉楼主摘录的这么牵强呢？
> 删除 . 2010-07-09 13:06:16 baiya 学霸、学奸、学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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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笑而问之：“抄袭”和“学术不规范”怎么区分？
> 删除 . 2010-07-09 13:07:51 baiya 另：如此，则还有几本书逃不了“抄袭”之嫌？
> 删除 .2010-07-09 13:16:56 会党 (大一统和大变局) 我有一个私心，我最高兴这一场反抄袭风暴能够打掉甘阳式的无根狂妄。
> 删除 . 2010-07-09 15:52:14 Rossonero (娇身冠养) ————————————————————
在卢梭青年时代，大约25岁以前，他的自戕习惯是如此强烈，以致引起华伦夫人的惊恐，为分散他的性幻想，而把他召唤到她的内室。卢梭回忆起这一变化，说在 他们的关系中 “有一种难以置信的忧伤毒害了它的魅力”⑧。西方卢梭研究者大多对此发生兴趣，抓住问题发问：在这段时期里，究竟是自戕，还是与一个女人真正发生关系对他 更为合适？其实，对一个严肃的研究者来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史实：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生平第一部歌剧——“那喀索斯”。
⑧《忏悔录》下卷，Ｐ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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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段话是完整抄自Blum书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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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基本可以定性了
也难怪朱一直对汪晖的事不发一言
> 删除 . 2010-07-09 16:15:46 我是我的倒影 (暑假来了~好好混) 发言的会干净吗
> 删除 . 2010-07-09 20:25:46 vivo 我们这一代做学术或思想的人，都是看着汪晖，朱学勤，王铭铭，张汝伦……这种问题书籍入门的，这不仅是别人的耻辱，也是我们的历史。如果我们今天走的更远 了点，那也是在这些问题书籍所开拓的道路上。我们没有受到更良好的教育，是我们的遗憾，但是如果把这些问题书籍都清除掉，我们恐怕比现在还差得远。这是事 实。对很多人来说，我们可以去打倒他，但是没有权利去鄙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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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具地被代表了。就说你自己，别动辄我们我们绑架他人、读者。王铭铭、张汝伦的书我从来没看过，汪晖的大作是查剽窃的时候才翻阅，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 灭》我一边读一边摇头。自己眼光、品味低下，尽读烂书、问题书籍，不见得别人都这样。问题书籍全部清除掉，甚至把绝大多数国人1949后写的人文社科著述 烧光，我猜很多人比现在心智更健全。抄袭的人我们不但可以把他们打倒，在打倒之前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去鄙视他们（比如现在的汪龟公）。
> 删除 . 2010-07-09 20:35:10 凯泽苏哉 何必吹毛求疵。我们是一种很平常的表述，vivo兄自己最后不也用“我们”了吗——抄袭的人我们不但可以把他们打倒，在打倒之前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去鄙视 他们——我也感觉不少人被杯具地代表、绑架了。
> 删除 . 2010-07-09 20:41:11 HYB the Orange (橙子粉都是被逼出来的) 老朱这个……希望他能自己出来说清楚。
> 删除 . 2010-07-09 21:02:04 vivo 你能区分【我们……都】，跟【我们……可以】两种表达有什么不同吗？全称肯定陈述和一个泛泛的可能性陈述有何区别？
> 删除 . 2010-07-09 21:10:28 vivo 这么说也许有点抽象，举个例子吧，有人在文章里说“我们都是脑残”，另一个人说“我们可能是脑残”，你觉得哪种表达更可以接受、不怎么冒犯你？如果你认为 两种表达完全一样，也行，我清楚您的状况了。
> 删除 .2010-07-09 21:22:00 会党 (大一统和大变局) 2010-07-09 20:35:10 凯泽苏哉 何必吹毛求疵。我们是一种很平常的表述，vivo兄自己最后不也用“我们”了吗——抄袭的人我们不但可以把他们打倒，在打倒之前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去鄙视 他们——我也感觉不少人被杯具地代表、绑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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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在吹毛求疵，代表文化也就会慢慢的有改观。
VIVO的本意是好的，我也在努力改变代表的思维习惯，只不过，中国士大夫的“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的代表文化太深入国人骨髓，根深蒂固 了，久不久会通过口误的方式，下意识表露出来也不奇怪。在心理学上有下意识的说法，但没有口误一说。共勉之。
> 删除 . 2010-07-09 21:24:00 荷戟独彷徨 (慢慢的看书，不急.) 文字游戏大家要经常玩，好好玩。定能升仙成圣。
> 删除 . 2010-07-09 21:29:33 荷戟独彷徨 (慢慢的看书，不急.) 吹毛求疵也可以认为是大方向上实在没什么大的进展，没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出来。
> 删除 .2010-07-09 21:30:00 阁楼守望 这就像个人独立完成的论文也使用“我们”（诸如“我们认为”）以掩盖“我”——可谁是“我们”？除了不自信（或装模作样的自谦）而将自己藏身于一个虚假的 群体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为了所谓的“客观性”，即“我们”代表了一种“客观”陈述，非“一人”的“主观论断”。这就完成了一个自欺欺人的仪式。
> 删除 . 2010-07-09 21:37:47 vivo 钱锺书就很喜欢用这种“我们假面”，雷克斯有过很精彩的研究，见http://www.douban.com/note/59588521/
> 删除 . 2010-07-09 21:41:54 凯泽苏哉 原来如此。大家都在吹毛求疵，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道理。
> 删除 . 2010-07-09 22:13:04 magnus (豆瓣=美分殖民地) 哈哈，好看~天下大乱，其清者谁~
> 删除 . 2010-07-09 22:15:02 苏门答腊 (id: 42445083 这是个冒牌货) 这件事上，应该给朱学勤发言的机会
> 删除 . 2010-07-09 22:24:55 小圣 (洗心，看无常) 额，似乎大家，从来没有过 扼杀朱学勤发言 想法。
何必谈“应该”呢？
朱学勤的现身说法，难道还有人不期待？
> 删除 . 2010-07-09 22:32:49 vivo 到处都给了汪教主发言的机会，可他为何保持沉默？也给了为汪晖辩护的学人机会，可如今愿意站出来说汪晖没抄袭的国内学人也日益零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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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一路BBS http://yilubbs.com [FROM: 99.67.0.0]
全文链接: http://www.yilubbs.com/HT/con_119_M.1278700613.A.htm
发信人: jprp (极品人品), 信区: triangle
标 题: Re: 汪晖“抄袭”事件演变成左右大乱斗.
发信站: 一路BBS (Fri Jul 9 14:42:48 2010), 本站(yilubbs.com)
全世界的左派，联合起来！
【凤凰网独家】80位国际知名学者发公开信支持 汪晖否认剽窃
2010年07月09日 09:25 凤凰网文化 共有评论15条凤凰网文化讯 3月10日，汪晖写于2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被指存在多处抄袭
。7月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包括汪丁丁、郑也夫、张鸣等在内的63位国内外学者的
公开信，呼吁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组织调查委员会调查。7月9日，哥伦比亚大学
刘禾教授给凤凰网发来邮件，告知80多位海外学者曾联署签名信寄给了清华大学校长。
在这封公开信中，80多位学者力挺汪晖，称通过学者举证发现任何剽窃都不存在！现独
家授权凤凰网将公开信全文公布。以下为刘禾教授发来的公开信说明及中英文版本。（
晨芳）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禾说明
从2010年3月中、下旬开始，围绕汪晖的早期著作《反抗绝望》一书，《南方周末》和
《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访谈。网络媒体上的激烈争论更是十分罕见
。从四月开始，有人向国外翻译、评论和出版过汪晖著作的译者、评论者、刊物和出版
社广泛寄送匿名信，一些与汪晖合作过的学者和学术机构也成为这些匿名信的目标。有
鉴于此，这些学者开始收集并研究有关" 汪晖事件"的各类文章和讨论，并将相关情况
向国际学术界的同行们通报。6月9日，国际学者致信清华大学校长陈述了他们的看法。
此后， 7月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63人的签名信，当晚央视也对此事做了报道。因
此，现在有必要将这封致清华大学校长的信公之于众。由于种种在主流媒体上发表这份
文件的努力都遭遇了挫折，此信不得不在网络上公之于众。以下就是八十多位国际学者
联合签署的公开信原文和签名，并附上中译文。
八十多位国际学者联合签署的公开信原文
中文译文：
尊敬的顾秉林校长与谢维和副校长：
作为学者、译者、编辑、历史学者和文化批评者的国际共同体的成员，我们给您写信，
声援正在被大众传媒攻击的汪晖教授。最近发生的这次令人困惑的、有组织的媒体攻击
可能被用来针对任何一个学者，正因为如此，我们-这封信的签字者-向您递呈这封信。
首先，汪晖教授被指责抄袭。这个指控已经在钟彪、舒炜、魏行和其他学者的严谨分析
文章中被辩驳，它是不足信的。在这封信上签字的也有汪晖教授著作的译者，他们无疑
是最熟悉汪晖教授的写作的。每位译者都检查并且复查了汪教授在过去三十年中著作所
采用大量参考书目的注释。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发现有任何剽窃的现象- 不管我们多么宽
松地定义剽窃这个词。
第二，我们之中有许多中国研究和亚洲专家。我们可以证明汪教授的学术诚信以及他在
国际亚洲研究中的重要性。 2010年春天，他被亚洲研究协会邀请在年会上做基调演讲
，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来自中国的亚洲研究学者。这份荣誉源自汪教授研究的广度、
深度和可信度，以及他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这些问题在他的著作所吸引的学者、追随
者和有原则的批评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在我们的学术共同体中，这是最高层次的承认
。汪晖影响了国内和国外的学者，同时与这两个群体对话，并且在我们之间搭建了交流
的桥梁。
第三，在社会和经济的激烈转型期，媒体对大学的攻击是很常见的现象。我们中的很多
人见证过媒体攻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对研究的不屑，并且丝毫不理解大学的学术研究
是怎样在丰富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当然也包括科学的、社会科学的、人文和艺术的社会
生活。当媒体文化针对一个特定的学者发起无端的攻击时，大学作为机构就被削弱了：
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就是对大学本身进行攻击。
最后，当大学内部正常的文化政治被判为非法的时候，学术、高等教育、实验艺术和人
文科学的正当性也同样受到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中心机构的功
能实际上就被取消了。
我们-这封信的签字者-很熟悉这个事件中已经公布的事实，并曾读过、在教学中使用过
、友好地分析批评过或者翻译过汪晖教授的著作。
此致
敬礼
2010年6月9日
英文原文：
June 9, 2010
Dear President Gu Binglin and President Xie Weihe:
We write you as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scholars, translators, editors
, historians and cultural critics in support of Professor Wang Hui who is
currently under attack from the popular media in China. This recent,
baffling, organized media attack could happen to any scholar and for that
reason we, the undersigned, present this letter.
First, Professor Wang has been accused of plagiarism. The charges have been
contested and discredited in the careful analyses given by Zhong Biao, Shu
Wei, Wei Xing and others. Among the signatories to this letter are also
translators and they are without doubt closest to the work of Wang Hui.
Each translator has checked and double checked all the footnotes in the vast
bibliographies of Professor Wang's publications over the last thirty years.
None has found any indication of plagiarism no matter how loosely this
word is defined.
Second, among us are many Asia specialists in Chinese studies and we attest
to Professor Wang's scholarly integrity and his importance in international
Asian studies. The first Chinese scholar of Asia ever invited to address
the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annual convention in spring 2010, Wang was
honored for the breadth, depth and reliability of his scholarship and fo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opics he has popularized among scholars and the
many admirers and principled critics his work has attracted. This is
recognition at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mong our community of scholarship
. Wang Hui has influenced scholars in China and outside the country,
speaking simultaneously to both constituencies and opening a bridge among us.
Third, media attacks on the universities during times of extreme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are common. Many of us have witnessed media attacks and
what they share is contempt for research and incomprehension of how
university scholarship enriches everyday life, to say nothing of scientific,
social scientific, humanistic and artistic social life. The university as
an institution is weakened when unmotivated attacks from the media culture
single out one scholar as a target: the next logical step is to attack the
university itself.
Finally, when ordinary cultural politics inside the university are
criminalized, the legitimacy of scholarship, higher education, experimental
arts and human sciences is imperiled as well. The universities are
effectively cancelled as central institutions of social development.
We, the undersigned are familiar with the known facts in this case and have
read, taught, commented on the work of Professor Wang Hui critically and in
a friendly fashion, or translated him.
We respectfully submit this letter,
#TRANSLATORS OF WANG HUI'S WORK INTO VARIOUS LANGUAGES
汪晖著作译者
#黄乐嫣，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中文系教授 (Gloria Davies, Chinese Studies,
Monash University, AUSTRALIA)
#村田雄二郎，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教授 (Murata Yujiro,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University of Tokyo, JAPAN)
# 董玥，美国华盛顿大学杰克逊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研究部主任，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副教
授(Madeleine Y. Dong, Chair, China Studies Program, Jack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SA)
#克里斯多福•康奈利，美国加州大学EAP上海学习中心主任，圣特克鲁兹加州大
学文学教授 (Christopher Connery, Director, EAP Shanghai Study Center Offi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Santa Cruz, USA)
#胡志德，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教授 (Theodore Huters, Professor of
Chinese, Dept. of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SA)
#瑞贝卡•卡尔，纽约大学历史系与东亚研究副教授；《批判亚洲研究》编辑委员
会成员；《立场：东亚文化批评》编辑组成员 (#Rebecca Karl,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 East Asian Studies, New York University, USA;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Critical Asian Studies and Member of editorial collective,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蔡元丰，德国威腾堡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Howard Y. F. Choy, Associate
Professor, Foreign Languages & Literatures, Wittenberg University, GERMANY)
#石井剛，日本 东京大学副教授 ( #Ishii Tsuyoshi, 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Tokyo, JAPAN)
#萨布里娜•阿迪佐尼，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教学研究员(Sabrina Ardizzoni,
Teaching Fellow, University of Bologna, ITALY)
OTHER CONCERNED SCHOLARS
其他相关学者
帕特里夏•阿比纳乐，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 (Patricio N.
Abinales, Professor,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Kyoto University,
JAPAN)
塔里克•阿里，英国伦敦的获奖历史学者，小说家，电影制作人和评论员 (Tariq
Ali, Award-winning historian, novelist, filmmaker, and commentator, London,
UK)
安o阿纳格诺斯特，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教授 (Ann Anagnost,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and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SA)
保罗•安德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迈克人文讲席教授 (Paul Anderer, Mack
Professor of Humanities,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白露，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Ting Tsung 和 Wei Fong Chao 亚洲研究讲席教授；《立场
：东亚文化批评》资深主编与创立人 (Tani E. Barlow, Ting Tsung and Wei Fong
Chao Professor of Asian Studies, History Department, Rice University, USA;
Founding Senior Editor,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罗宾•布莱克本，英国艾塞克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研
究生院历史系杰出访问教授 (Robin Blackburn, Professor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Essex, UK; Distinguished Visiting Professor of History,
Graduate Faculty,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克里斯•布拉莫尔，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东亚研究学院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授 (Chris
M Bramall, Professor of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Sheffield University, UK)
塔玛拉•金，美国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助教授 (Tamara Chi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布鲁斯•柯明思，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古斯塔夫 •F•斯
威夫特和安• M• 斯威夫特杰出贡献教授；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委员会成
员 (Bruce Cumings, Chair, History Department, Gustavus F. and Ann M. Swift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Member,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阿里夫•德里克，俄勒冈大学奈特社会科学教授（已退休）；南京大学马克思主
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荣誉客座教授；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彼得•瓦尔高等研究所杰
出访问学者 (Arif Dirlik, Knight Professor of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Oregon, USA, Retired; Honorary Adjunct Professor,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Marxist Social Theory, Nanjing University; Distinguished Visiting Fellow,
Peter Wal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斯特芬妮•赫默尔克•唐纳德，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文学艺术和传媒学院媒体
与传播学院中国媒体研究荣誉教授 (Stephanie Hemelryk Donald, Honorary
Professor of Chinese Media Studies, Department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School of Letters, Art, and Media,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迈克•杜盾，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政治系教授 (Michael Dutto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s, Goldsmith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艾华，英国西敏寺大学社会科学、人文与语言学院中国文化研究教授 (Harriet Evans,
Professor in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Humanities and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UK)
冯珠娣，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Judith Farquha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安东篱，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历史研究学院教授 (Antonia Finnane, Professor,
School of Historic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USTRALIA)
托马斯•范盾，《批判亚洲研究》主编 (Thomas P. Fenton, Editor, Critical
Asian Studies)
王斯福，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中国比较研究会主任、人类学系教授 (Stephan
Feuchtwang, Director, Chin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ofessor in
Anthropology,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UK)
高默波，澳大利亚阿得雷德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教授；孔子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Mobo Gao, Professor and Chair of Chinese Studies, Director, Confucius
Institute Centre for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AUSTRALIA)
A•汤姆•格朗菲尔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帝州学院历史系纽约州立大学杰
出教学教授 (A. Tom Grunfeld, SUNY Distinguished Teaching Professor of
History, Empire State Colleg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USA)
迈克•哈特，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系主任、教授 (Michael Hardt, Professor
and Chair of the Literature Program, Duke University, USA)
哈里•哈鲁图尼恩，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马克斯•帕尔伏斯基教授（荣休
）、杜克大学文学系访问教授 (Harry Harootunian, Max Palevsky Professor
Emeritus of History, at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Visiting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Duke University, USA)
马丁•哈特-兰斯伯格，美国俄勒冈路易斯克拉克大学经济学系 (Martin Hart-
Landsberg, Economics, Lewis and Clark College, Portland, Oregon, USA)
韩依薇，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副教授 (Larissa Heinrich, 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SA)
贺萧，美国圣他克鲁兹加州大学历史系杰出教授；亚洲研究协会副主席 (Gail
Hershatter,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USA; Vice-President,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何伟亚，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与新本科生部教授、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James L.
Hevia,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the New Collegiate Division,
Direct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黄宗智，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现代中国：历史与社会科学国际旬刊
》主编（1975年至今）。（汪晖四卷本《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书评作者 ）(Philip C
. C. Huang, Professor of History, Emeritu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SA, and Editor (1975 to the present), Modern Chin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 (Reviewer of Wang Hui
's 4-volume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伊藤るり，日本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研究科社会学系教授 (Ruri Ito, Professor
of sociology, Graduate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JAPAN)
詹明信，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荣休教授 (Frederic Jameson, Emeritus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Duke University, USA)
安德鲁•琼斯，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Andrew Jones, Professor of
Chines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理查德•C•卡根，美国明尼苏达州汉姆林大学东亚文化政治史荣休教授 (
Richard C. Kagan, Professor Emeritus. East Asian Cultur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Hamline University, Minnesota, USA)
川岛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Ken Kawashima,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许宝强，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Hui Po Keung, Associate Professor,
Cultural Studies Department, Lingnan University, HONGKONG)
寇致铭，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语言与语言学学院副教授 (Jon von Kowallis,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托马斯•拉马尔，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系、艺术史系及传播研究系詹姆斯
麦吉尔教授 Thomas Lamarre, James McGill Professor, East Asian Studies, Art
History & Communications Studies,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
法比奥•兰则，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Fabio Lanza, Assistant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Arizona, USA)
斯蒂芬•I•列文，美国蒙大拿大学莫林•曼斯菲尔德和迈克•
曼斯菲尔德中心高级研究员 (Steven I. Levine, Senior Research Associate,
Maureen and Mike Mansfield Center, University of Montana, USA)
C. K. 李， 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社会学教授 (C. K. Lee, Professor of Sociology,
UCLA)
林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比较政治学高级讲师 (Lin Chun, Senior Lecturer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UK)
大为•帕伦博•刘，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研究生主任、教授 (David
Palumbo Liu,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Director of Graduat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刘禾，哥伦比亚大学W. T. Tam人文讲席教授 (Lydia H. Liu, W. T. Tam Professor
in the Humanities,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卢荻，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主任、经济学系准教授 (Dic Lo, Chair of
Chinese Studies, Reader in Economic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 London University, UK)
亚力克山德拉•门罗博士，美国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亚洲艺术高级策展人 (
Alexandra Munroe, Ph.D.; Senior Curator of Asian Art, 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 New York, USA)
潘毅，香港理工大学教授 (Pun Ngai, Professor,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彼得•诺兰，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研究委员会主任、Sinyi中国管理讲席教授 (
Peter Nolan, Sinyi Professor of Chinese Management, Chair of Development
Studies Committe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K)
彼得•奥斯本，英国密德萨斯大学现代欧洲哲学教授、现代欧洲哲学研究中心主
任、《激进哲学》编辑 (Peter Osborne, Professor of Modern European Philosophy
, Director, Centre for Research in Modern European Philosophy, Middlesex
University, UK; Editor, Radical Philosophy)
Hyun Ok 朴，加拿大约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经济与社会》、《东北亚历史期刊》
和《韩国期刊》编辑委员会成员 ( Hyun Ok Park,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ociology, York University, CANADA; Member, editorial boards of Economy and
Society,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History, and Korea Journal)
包华石，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 (Martin Powers,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USA)
包夏澜，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Claudia Pozzana,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ologna University, ITALY)
布鲁斯•罗宾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文与比较文学系 Old Dominion 基金会人
文讲席教授 (Bruce Robbins, Old Dominion Foundation Professor in the
Humanities, Department of English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罗慕士，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 (Moss Roberts, Professor, East Asian
Studies Department, New York University, USA)
丽萨•罗菲尔，美国圣他克鲁兹加州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教授 (Lisa Rofel,
Chair an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USA)
安德鲁•罗斯，美国纽约大学社会与文化分析系美国研究教授、纽约大学出版社
《社会与文化分析》丛书编辑 (Andrew Ross, Professor of American Studies,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alysis, New York University, USA; Editor
, Social & Cultural Analysis series, NYU Press)
亚历山德罗•鲁索，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教育科学系社会学副教授 (Alessandro
Russo,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eneral Sociology, Department of Scienc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Bologna, ITALY)
酒井直树，美国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与亚洲研究系教授 (Naoki Sakai, Profess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Asian Studies, Cornell University, USA)
沙伯力，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 (Barry Sautman,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KUT], HONGKONG)
罗伯托•斯卡切利，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高等研究所开办主任 (
Roberto Scazzieri, Professor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Bologna; Founding
Director,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of Bologna, ITALY)
商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 (Wei Shang, Professor of Chinese,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斯皮瓦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阿瓦隆基金会人文讲席教授 (Gayatri C.
Spivak, University Professor, Avalon Foundation Professor in the Humanities,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阿尔伯塔•托斯卡诺，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社会学系高级讲师；《历史唯物主
义》编辑(Alberto Toscano, Senior Lecturer in Sociology, 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Edito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丹尼尔•F.•伏科维奇，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 (Daniel F. Vukovic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王斑，斯坦福大学威廉•哈斯中国研究与比较文学讲席教授 (Ban Wang, William
Haas Professor in Chinese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王瑾，MIT中国文化研究教授、S. C. Fang 中国语言文化讲席教授、新媒体行为实验室
主任 (Jing Wang, Professor of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S. C. Fang Professo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Director, New Media Action Lab,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USA)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Wang Shaoguang, Professor,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王正绪，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代理主任 (Zhengxu Wang,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nd Acting Director, China Policy Institute, Schoo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UK)
华志坚，美国尔湾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Jeffrey Wasserstrom,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USA)
林塞•沃特斯，哈佛大学出版社人文部执行主编 (Lindsay Waters, Executive
Editor for the Humanit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USA)
苏珊•沃特金斯，英国伦敦编辑、作者、独立评论员(Susan Watkins, Editor,
writer, and independent commentator, London, UK)
怀默霆，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Martin K. Whyte, Professor of Soci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USA)
严海容，香港理工大学教授 (Yan Hairong, Professor,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KONG)
马瑞林•杨，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 (Marilyn Young, Professor, History
Department, New York University, USA)
沙培德，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Peter Zarrow, Researcher, Modern
History Institute, Academia Sinica, TAIWAN)
齐泽克，斯洛文尼亚卢布里雅那大学社会学所高级研究员 (Slavoj ?i?ek, Senior
Researcher at Institute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Lubiana, SLOVENIA)
钟雪萍，美国塔夫斯大学文学副教授 (Zhong Xuepi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Tufts University, USA)
（凤凰网独家稿件 转载请注明出处）
--
※ 来源:．一路BBS http://yilubbs.com [FROM: 99.67.0.0]
全文链接: http://www.yilubbs.com/HT/con_119_M.1278700968.A.htm
发信人: jprp (极品人品), 信区: triangle
标 题: Re: 汪晖“抄袭”事件演变成左右大乱斗.
发信站: 一路BBS (Fri Jul 9 23:10:41 2010), 本站(yilubbs.com)
这里收集资料比较全
http://xueshe8.com/viewthread.php?tid=16265&extra=&page=1
--
※ 来源:．一路BBS http://yilubbs.com [FROM: 99.18.0.0]
全文链接: http://www.yilubbs.com/HT/con_119_M.1278731441.A.htm
发信人: jprp (极品人品), 信区: triangle
标 题: Re: 汪晖“抄袭”事件演变成左右大乱斗.
发信站: 一路BBS (Sat Jul 10 01:51:05 2010), 本站(yilubbs.com)
易中天：汪晖教授，请勿坐失良机
我能理解汪晖教授的顾虑和担忧，因此愿意帮他算一笔账。试想，成立一个独立的
委员会，来调查所谓“抄袭门”事件，对谁最有利？汪晖本人。
我能理解汪晖教授的顾虑和担忧，因此愿意帮他算一笔账。
我原以为，熊丙奇先生和林毓生先生的建议提出后，汪晖教授会立即响应的。试想
，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来调查所谓“抄袭门”事件，对谁最有利？汪晖本人。真金
不怕火炼。所以历史上的革命者，都愿意出庭“受审”，倒是那些外强中干的反动派，
多半偷偷摸摸杀人。可见敢不敢公开，也是有理没理的一个标准。这道理，汪晖教授想
必比我清楚。
相反，不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就这么耗着、拖着、嚷嚷着，对谁最不利呢？也
是汪晖本人。第一，没有权威机构的结论，你就永远是“涉嫌抄袭者”。“涉嫌”当然
不等于“就是”。但，当“嫌疑人”是不爽的。一辈子都当“嫌疑人”，就更不爽。因
此，几乎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巴不得法院早早判了。第二，俗话说，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要治理学术环境，防止学术不端，那就更会有人惦记。好嘛，以后隔三岔
五，学术界就来敦促一番，理论一番，你烦不烦呢？第三，就算你自己不烦，你的朋友
也要烦。烦，就要出手。事实认定既然帮不上忙，就只能“顾左右而言他”，比如质疑
人家的“动机”，或者说一些“你也不干净”之类没谱的话，再不行就是扯到“路线斗
争”上去。结果，也只能让人觉得“此地无银”、“欲盖弥彰”，“涉嫌”倒成了“坐
实”。这可大大地不合算。
当然，如果汪晖教授有顾虑，我也能理解。因为接受调查，等于承认是“被告”，
似乎不太体面。但这是传统观念，要不得的。实际上，在法治社会，当被告并不丢人。
不要说民事诉讼的被告与原告完全平等，即便成为刑事诉讼的被告，也不等于就是“坏
实”。这可大大地不合算。
当然，如果汪晖教授有顾虑，我也能理解。因为接受调查，等于承认是“被告”，
似乎不太体面。但这是传统观念，要不得的。实际上，在法治社会，当被告并不丢人。
不要说民事诉讼的被告与原告完全平等，即便成为刑事诉讼的被告，也不等于就是“坏
人”。如果法庭宣布无罪，岂不正好还了清白？何况调查又不是审判，怕什么呢？
要怕，也就是怕结论不公了。这也是我害怕的。所以，我没有简单地赞同熊丙奇先
生和林毓生先生的建议，而是提出了一系列可操作的程序（6月7日《南方都市报》）。
这些程序的设计，核心思想就是“端正学风固然重要，保护人权也同样重要”。实际上
，由于“以道德代法治”的传统实在悠久，我很担心汪晖教授因被指为“不端”，而不
能受到公正的对待。这才提出，委员会不听“招呼”，当事人有权申请某些委员回避，
答辩权、申诉权、举报权和知情权都应得到充分的尊重，所有的意见都应该实名写进结
论，等等。尤其是，我建议聘请理工科教授和海外学者参加，就是为了保证公平。
公平与正义，是我们的追求，相信也是汪晖教授的追求。既然如此，何不共同携手
，借此机会，“建立防止学术腐败的有效机制，制定解决学术争端的游戏规则”呢？有
了这样的机制和规则，岂非再也用不着劳驾媒体，可以“由学术界自己解决”了吗？这
可是惠及子孙的事啊！好汉敢为天下先，汪晖教授其有意乎？
(责任编辑：王德民)
--
※ 来源:．一路BBS http://yilubbs.com [FROM: 99.18.0.0]
全文链接: http://www.yilubbs.com/HT/con_119_M.1278741065.A.htm
发信人: jprp (极品人品), 信区: triangle
标 题: 朱学勤回应“论文抄袭”指称 BBC
发信站: 一路BBS (Mon Jul 12 23:06:53 2010), 本站(yilubbs.com)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07/100712_zhuxueqin.shtml
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近日被一名不愿透露真实身份的网友Isalah指控“抄袭”，被中国
网络大量转载，报纸、电视等媒体也纷纷报道。
这是继今年三月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称清华大学教授汪晖2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反抗绝
望》有多处抄袭之后，又一起引起各方关注的“学术抄袭”指称。
Isalah在网上发表了六篇文章，指朱学勤早年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存在多
处抄袭嫌疑。
朱学勤在周末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回应，将撰文反驳这些“抄袭”指称。
选择其它媒体播放器
BBC中文网星期一就此话题电话采访了朱学勤教授，他认为Isalah的指控没有一条能成
立。
Isalah对朱学勤的四条抄袭指称是：剽窃美国学者Carol Blum的著作、剽窃北大教授高
毅的著作、剽窃学生杨小刚的翻译成果、把英文转移资料冒充从法文直译的“伪引文”。
对于剽窃美国学者Blum和北大教授高毅，朱学勤对BBC中文网说，事实上他在书中对引
用这两位学者的地方分别作了24处和10处注释，注明了引文出处。
“不了解情况”
对“伪引文”的指控，朱学勤认为那是Isalah不了解情况所致。
他解释说，由于当时修改他博士论文的导师是法文非常好、曾获法国骑士勋章的复旦教
授金重远，特别重视论文中的法文翻译是否符合质量，所以金教授在很多地方直接参与
了翻译。
朱学勤说，由于论文的法文翻译中倾注了导师的很大心血，为了表示对导师的尊重，他
就把这些引文的出处注明来自法文。
对于指责最多的剽窃自己学生杨小刚翻译的《阳光与闪电》一书，朱学勤认为这一指称
很可笑。
他解释说，被指控的那篇文章本来是《阳光与闪电》的序言，本来在正常情况下，序言
会放在书的前面，在提到作者和译者之后，就会自然而然地转而介绍书的内容。
但朱学勤说，非常不幸的是，序言写好后发生了在中国经常发生的政治形势时紧时松的
故事。
2003年左右，由于中国的政治形势突然收紧，出版社非常紧张，要求撤下过于尖锐、敏
感的序言，否则不能出版《阳光与闪电》。
为了保证自己学生的译著能出版，朱学勤撤下了自己的序言，直到后来政治形势宽松后
，他才把这篇序言收到自己文集的附录里出版。
迅速回应
尽管这场“抄袭”争讼发生才两、三天，但与汪晖教授被指“抄袭”后数月保持沉默不
同，朱学勤是迅速回应。
在力辩自己没有抄袭之外，朱学勤呼吁立即启动他的母校复旦大学和他现在执教的上海
大学的学术委员会的调查机制。
他表示非常愿意积极配合这两所大学的学术委员会的调查询问，让专家委员会通过调查
，作出负责任的鉴定，来平息这场争讼。
但即使这场争讼被公正的平息了，中国学术界目前的抄袭造假之风仍然很兴旺。怎样才
能制止这类不正之风呢？
朱学勤说，中国整个社会风气在1980年代结束后就逐渐往下滑落，现在到了几乎不堪入
目的地步，其中当然包括学术风气，所以他非常欢迎民间对此进行的各种打假监督行动。
但是朱学勤认为，不能简单的只让不明真相的大众来裁决是否抄袭造假，最终的仲裁还
是应该由专业性的调查委员会或者学术委员会的独立审查作出结论。
外界此前已经有担心，如果学者面对任何指控都必须自证清白的话，可能会起到鼓励恶
意攻击的效果，更可能适用于那些希望用丑闻来搞臭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想法。
--
※ 来源:．一路BBS http://yilubbs.com [FROM: 76.233.0.0]
全文链接: http://www.yilubbs.com/HT/con_119_M.1278990413.A.htm
发信人: jprp (极品人品), 信区: triangle
标 题: Re: 朱学勤回应“论文抄袭”指称 BBC
发信站: 一路BBS (Mon Jul 12 23:10:01 2010), 本站(yilubbs.com)
朱学勤的态度比汪晖积极多了
他著作的问题也比汪晖少。
“新左”们跳出来上纲上线，以动机论回应，甚至搞“国际左派大串联”，适得其反。
【 在 jprp 的大作中提到: 】
: lt;a target=_blank href="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07/100712_zhuxueqin.shtml">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07/100712_zhuxueqin.shtmllt;/a>
: 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近日被一名不愿透露真实身份的网友Isalah指控“抄袭”，被中国
: 网络大量转载，报纸、电视等媒体也纷纷报道。
: (以下引言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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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导致汪晖从读书辞职的《高家村》序
发信站: 一路BBS (Fri Jul 9 23:27:00 2010), 本站(yilubbs.com)
“文革十年是黄金十年”
这样的书只能自己给自己做序了吧。
这篇文章登在《读书》引起一片骂声，汪晖因此辞职。
高默波：书写历史：《高家村》序
鲁迅说过，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其实，历史何尝不是如此。历史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有人写了，读的人多了就成了历史。世界上没有先天 的、自然的、超越视觉角度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这样说就涉及到历史学中的两个理论问题。一个理论问题是，一些简单的所谓事实并不构成历史。比如 说谁什么时候死了或地震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这样的事实孤立地看并没有什么意义。流水账记录不是历史，历史是一种知识。另一个理论问题是，不同的人写不同 的历史。历史是由胜利者写成的是人所共知的，但真正理会这一点的人并不一定多。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以及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 无故的恨的说法都与不同的人写不同的历史的理论有关。
让我先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理论问题。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去世，唐山大地震发生于19 7
6年7月8日。但是，对这两个简单的“事实”也是有争辩的。台湾当局会说事件发生在民国八十七年；按照中国的阴历这两件事是发生在龙年……按照藏历是…… 等等。但这仅仅是史学方法问题的开始。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以上提到的两个日子本身孤立起来只是数字。这两个日子本身也可能提供一些信息，比如地震提供人 命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信息，重要人物毛泽东的死亡将导致中国政局不可预料的变化的信息。但是，即使是这样简单的信息也需要进一步的阐述或接受数字的人已经有 足够的知识。比如对后一种信息来说，至少要对毛泽东有一定的了解。对毛泽东一点儿不了解的人是感受不到毛泽东的离世影响中国政局这一信息的。所以简单的事 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当有人把毛泽东去世与唐山地震这两个日期连在一起并用一种理论来讨论的时候，这两个日子才有意义。比如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民间有人 说，怪不得唐山地震那么厉害，它预兆了毛泽东的死亡。解释这两个事件的内在联系的理论就是中国传统的天命论。这样一解释就成了知识，我们也就为这两个事件 写了历史。中国历史书上有很多这样的写法。
《高家村》
拙著《高家村》也是一种历史。我也在制造知识。本人不是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在写《高家村》的时候用了超学科或是多学科的方法，既有人类学的方法，也 运用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和理论。算是为平民写历史。本书先简略地介绍了西方英语著作中研究中国农村的一些主要论著，然后介绍了高家村的地理环境和时代 背景。从内容上来看《高家村》是讨论高家村从1949年到90年代中期的变迁，本书的主要内容都是根据主题而写的，每个主题自成一章。这些主题包括：土 地、水域与地方政治，人口与政治，生活水平，农村卫生，农村教育，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移民打工，风俗习惯的变化和延续，高家村与外部世界。
《高家村》的写作有助于说明第二个理论问题，即不同的人写不同的历史的问题。因为我是在农村出生长大的，也因为我的父母一辈子是贫困农民，我写《高家 村》的时候是站在贫困农民的立场上来写的。这就不同于地主和富农出身的人所写的历史，也不同于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人的立场和观点。同样的道理，这也不同 于过去的或现在的，受过打击的或没受过打击的中国共产党当权派的立场和观点。
自从80年代以来，国内外许多中外文写成有关那段历史的传记、自传和回忆录陆续出版。国内出版的太多，所以这里只举几个国外的例子。有从知识分子立场 和观点出发的《失去的一代》；有从农村地主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的《阁楼》；有从受过打击的当权派立场和观点出发的，发行量多达五百万的《鸿》。如果说，这些 著作都反映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话，那《高家村》的历史与这些人写的历史是不同的。再以《高家村》为例。
当代中国农村和农民
首先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说起。从物质上看，高家村人的生活水平在80年代以前确实很低。在最困难的时候比如
1960年高家村人的生活比
1949年以前任何人们可记得的年代还差。我自己在高家村住了23年，一直买不起做梦也想买的一双雨靴和一个手电筒。但我一脱离农村户口时就可以买得起 了，而那时我已经不需要这两样东西了。80年代以后，我的乡亲的生活水平确实有很大的提高。现在高家村人不但穿雨鞋，还穿皮鞋。年轻人穿西装，扎领带，戴 墨镜。自行车、手表和电视机也不稀罕。那么我们应怎么解释这种对比呢？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写这一段历史呢？
最流行的解释就是，农民生活水平在80年代以前低是人民公社制度的必然结果。因为大锅饭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这实际上是说农民偷懒的学术词。这种解释 很逻辑地下结论说，80年代以后生活水平提高了是因为改革开放分田到户解放了生产力。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就是这么说的。这种解释的理论基础就是经济理性 主义。这种解释是多么方便和轻松啊。
问题就在于太方便太轻松了。我的解释与这不同。人民公社制度挫伤了高家村人的积极性了吗？经济理性主义的一个假设是，只有产权分明才能带动生产投人的 积极性。即使我们同意这假设，什么是产权分明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根据我对高家村的观察和研究，对一个只有十几户的生产队里的农民来说，他们对生产队的拥 有权意识是很明确的。生产队里有一整套的评工记值和质量监督措施。在熟悉了这一套机制且能预料自己行为后果以后，高家村的人干活是努力的。有没有平均主 义？每个人都是评工记分、评投入（包括能力和努力的程度）记值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没有平均主义的。只有从生产队每个成员都必须分到同样的基本粮食（叫 作口粮）这一点上来说平均主义是存在的。
那么投人多与投人少的生产队员之间的差别是怎么处理的呢？到每年年终结账的时候，投入多于所得的家庭叫长钱户，投人少于所得（比如说主要劳动力长期生 病或孩子太多）的家庭叫短钱户。一般情况下是：短钱户的家庭付给长钱户一些钱或实物（比如用来过年的猪肉），如果生产队年终有钱就分给长钱户而不给短钱 户。但在不少时候，短钱户拿不出钱，而生产队也没有现金给长钱户。在这种情况下，长短户的账就都挂在那儿，这叫无法兑现。在这种情况下就似乎存在“免费午 餐”的问题，但高家村的农民并不一定是这么看待挂账的。长钱户把挂账看成是投资；短钱户把这看成是借债。这个账挂在那儿，有时一挂就是几年。因为长钱户说 不定明年会变成短钱户，谁能保证你家人不生病？短钱户的孩子大了就会有更多的投人。还有其他的办法处理长短钱户之间的差别。比如长钱户平时可以向生产队借 些现金买东西什么的，短钱户就不能借。还有如村前的水塘里抓的鱼只分给长钱户而不给短钱户，因为鱼不是基本口粮。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没有简单的大锅饭，也没有简单的产权意识，因此也没有简单的理由说在公社制度下的农民不积极投入。那么怎么解释80年代前后生 活水平的差别呢？怎么解释80年代前的定量供应和80年代以后的物质丰富呢？基于我对农民的了解，我认为农民没有偷懒，所以不认为大锅饭的理论是令人信服 的解释。我立足两个问题来解释。一个是资源与人口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国际环境与中国经济发展策略问题。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高家村的资源除了人力以外只有土地和水域。从1949年以后，这两种资源不但无法扩大反而逐步缩小，比如生态环境的破坏使水域资源 减少。可是同时人口却增长了一倍多。也就是说，仅仅保持1949年同样的生活水平，产量就要提高一倍多。高家村是这样，全中国也是这样。高家村要依靠越来 越少的资源来养活本村越来越多的人。不但如此，由于中国城市人口也在成倍地迅速增长，高家村的人和全中国的农民一样还要为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提供粮食。为 了做到这一点，国家强行规定，不管高家村生产多少粮食，除了每人的定量外其余全部以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于是，农民投人是多了，生产量也提高了，可生 活水平却没有提高。
当然，我这样解释还远远不够。有人可能会提至少三个问题。第一，80年代以后每年有近亿农民出外打工，而农村生产倒比80年代以前好。这么多剩余生产 力只能说明大锅饭没有发挥农民的积极性。第二，80年代以后总的来说全国农产品年产量是比80年代以前多。如果不是分田到户解放了生产力，原因是什么？第 三个问题是，全中国的资源与人口的关系并没有在80年代以后变得更好，可物质丰富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个怎么解释？
我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首先，我认为80年代以前的剩余劳力并没有现在这么多。因为高峰时期出生的孩子那时还没有长大。其次，毛泽东时代的大兴水利和 农田基本建设利用了大量的剩余劳力。再者，就高家村的情况来看，现在留在村里的老幼妇“残”对农作物的时间投人大大地多于同类农村居民在公社时期的投入。 因为年轻力壮的人出外打工了，他们不得不日夜苦干。所以，80年代前后农村居民对农业的工时和精力投人并不如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
谈第二个也就是农产品年产量的问题。从两个方面来说，80年代以后产量比前期多是不能同前期的发展和努力分开的。第一个方面是，前期的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为后期的产量提高打下了基础。第二个方面是，80年代后期产量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靠新的技术投人，即化肥和农药的投人。一直到80年代初，高家村的化 肥和农药都是要靠国家计划定量供应的。而现在呢，只要有钱，要多少有多少。我们不要忘记，中国几个大型化肥工厂都是在80年代以前建立的。这说明，80年 代后期沾了前期的光；同时也说明，如果公社时期有足够的化肥的话产量也会更高。
以上这一点正好与回答第三个问题有关。在中国人口与资源关系并不是更好的80年代以后却为什么物质丰富呢？这是两个时期不同的经济发展策略的结果。这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国家环境和中国经济发展策略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949年，中国是个一穷二白几乎没有什么工 业的国家。在朝鲜战争后的冷战世界环境里，中国不但得不到西方先进国家的援助，而且还受到各种各样的制裁和排斥。与苏联交恶以后情形更为严峻。在这种形势 下，尽快地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是最容易被选择的经济策略。发展工业的资金从何而来？来源于对农民最大限度的剥夺。这剥夺是靠一整套措施来实行的：户口 制度、商品的定量配给、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等。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工人的劳动力而又不需增加工人工资，国家为城市人口提供了一整套福 利措施，包括廉价粮油供应、免费住房、医疗和卫生、终身职业、职工退休金及全部就业。
到8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环境的改变，更由于国内重工业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经济发展的策略很容易有新的选择。这就是大规模发展轻工业的同时吸引外国 投资和技术。于是国家为发展工业而对农业的剥夺就可以减轻了。于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开始缩小，这表现在80年代初对农产品的大规模和大幅度的提价。这种 经济策略的战略大调整马上带来两个明显的后果：一个是生活日用品的越来越丰富，一个是农民的收人提高。这种战略大调整的经济后果可以说与分田到户这种不伦 不类的私有化没有关系。
正因为这样，农村的好景不长。1985年以后，由于其他生产资料产品价格随着上升，农产品提价的好处很快就被抵消了。加上农村基层官员对农民的剥夺和 各种类型的苛捐杂税，现在在农村靠种田已经无法生活下去了。那么，高家村的人是靠什么维持着比80年代前好的物质生活水平呢？是靠出外打工的年轻人的血汗 钱。在《高家村》一书有关农民外出打工的一章里，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打工农民生活是多么辛酸，他们的汇款对他们老家的经济又是何等关键。
我在对高家村的研究中还发现了一个表面看来很矛盾的现象。那就是，在当地农村物质生活水平比毛泽东时代提高很多的情况下，不论是基层官员还是普通老百 姓都很怀念毛泽东。对这现象，自由主义的精英教导我们说，那是因为农村人封建愚昧。农民不知好歹，不知什么是自由，他们需要皇帝来效忠等等，等等。
其实，情况正好相反。我的研究和我的经验证明，“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过激的愚昧的行动既不是农民发明的，农民也没有跟着去做。高家村的人没有跳 “忠”字舞，也没有搞早请示晚汇报。打老师也是所谓受教育的人干的，农民是反对的。农民对村里的地主富农也是同情的。他们对阶级斗争要么是不理解，要么是 消极抵触。他们对从城里下放去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非常地尊重。另一方面，在毛泽东时代他们也吃了很多苦。比如，农闲时寒冬腊月他们被动员去搞水利建设；他们 的风俗习惯被称为封建迷信而受压制；他们的家族宗谱被烧掉；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多少，而且在大跃进时闹了饥荒。高家村虽然没有死人，但那饥荒 却是史无前例的。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怀念毛泽东呢？因为他们的生活从来没有好多少。世代贫苦的生活使他们知道世界上的事情不总是那么顺利的。跟精英相反，他们不觉得他们 理所当然地得过好日子，好日子是靠辛苦劳动所得的。所以他们看问题看得比较全面。毛泽东时代给很多人带来了尊严。在毛泽东时代，很多下层贫苦人社会地位提 高了，妇女地位提高了，教育水平提高了，健康水平提高了，国家意识提高了，社区意识提高了（因为人民公社体制使他们知道，人们可以组织家族以外的生活）， 文化意识提高了。
这一切跟精英们的历史是不同的。在精英们制造的历史中，“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可对高家村的农民来说，“文革”却是毛泽东时 代的黄金时期。“文革”是教育的最好时期，因为正是在这时高家村第一次办起了一至三年级的小学。于是这个村历史上第一次全部学龄儿童人学。“文革”时也是 卫生的最好时期之一，因为赤脚医生制度使农民看病方便且便宜。血吸虫病第一次有效地得到了控制，婴儿死亡率第一次大大地下降，人均寿命大幅度提高。对精英 来说，“文革”使中国变成了文化沙漠。但对高家村一带的农村来说，“文革”是当地文化的史无前例的最好时期，因为农民把样板戏翻了个版，用本地的传统曲子 和语言来改造样板戏，并自己登台表演。他们自编自导自演自己设计服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来丰富当地的文化生活。村民也能第一次参加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村与 村的年轻人组织篮球之类的体育比赛，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在民兵训练的时候农民第一次拿到了真枪实弹。年轻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自由地、不需要介绍人地谈恋爱， 因为集体生活为他们提供了在一起生活并互相了解的机会。
所以，农民对过去的怀念不是因为他们比精英们愚昧。他们的思想感情是根基于深刻的社会基础的，他们没有受到“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那 样的打击和迫害，他们的思想感情当然不一样。同样，他们对80年代以后的思想感情也是根基于深刻的社会基础的。的确，80年代以后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比以 前高，而且农民现在有更多的行动和宗教自由。但随之而来的也有更多的新问题。比方说，越反越厉害的官员腐败，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而制止不住的苛捐杂税，令人 不安的社会治安问题。农民是这些问题的直接受害者。他们有出去打工的自由，可那是一种没选择的自由。十几岁的孩子远离家门，很多在没有安全和卫生保障的条 件下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而挣得十几或二十块钱。这是什么样的自由？
在这篇文章里，我先讨论了写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两个理论问题。一个是什么是事实的问题，一个是历史由谁来写、为谁而写的问题。对第一个理论问题，我的 观点是，写历史从来就不是把事实找出来然后记录下来，因为世界上没有不包含理论假设的事实。对第二个理论问题我的观点是，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人由于出发 点不同会写不同的历史。然后我介绍了拙著《高家村》。此书虽然不是正宗的历史书（就像很多目前流行的传记和回忆录不是正宗历史书一样），也算是为中国农民 写历史，算是“草根”历史的一种努力。接着，我以农民80年代前后生活水平对比为出发点，就生活水平差别的原因、人民公社体制、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产品产 量等问题提出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所提出的解释。我的解释是基于人口与资源的关系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策略这两点的分析而成立的。由此我就谈到了高家村农民对 毛泽东时期，对“文化大革命”不同于知识分子及政治精英的态度和思想感情。这种不同也反映在目前打工农民的遭遇上。最后我要说明的是，我所说的精英是要有 界定的。对“文革”的态度和思想感情是指受过打击和迫害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对中国农村形势的估计（包括人民公社和现在打工农民的遭遇）是指一些知识分 子、政治官僚和主流派经济学家。我们必须看到，很多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包括受过打击的）也为农民说话。
本文是学者高默波2003年的新书《高家村》的序言，高默波现在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的教授。
三农中国 http://www.snz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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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导致汪晖从读书辞职的《高家村》序
发信站: 一路BBS (Fri Jul 9 23:30:04 2010), 本站(yilubbs.com)
2007-06-27 15:57:44 mahler
高默波不算大账，算小账，算高家村的账。他说人民公社制度下高家村的农民有积极性，甚至还享有做人的尊严，真让我开眼。不过在我插队的地方看不到这种景 观。那时，家乡农民一年四季劳作不休，却填不饱肚子。农民被逼无奈，偷跑到数百里之外的子午岭山区垦荒种地，为躲避政府的打击，日子过得像打游击一样。县 城里居民也不好过，吃一顿饭，要接待十几拨讨饭的农民，而城里我辈的饭碗里也不过是陈玉米面挤压的面疙瘩而已。“学大寨”的运动要榨干农民的最后一滴汗， 哪怕寒冬腊月，农民也要披星戴月挣扎在“农田基本建设”的工地上。谁敢不“与天斗”，就要遭受“与人斗”的惩罚。天公作证，那时农民何曾有什么“国家意 识”、“社区意识”，他们有的是噤若寒蝉，苟且偷生。
也许我的经历归于我的命运，这小账不算数。那么拿《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算算大账吧。１９７８年，我国３亿农村劳动力约播种１８亿亩土地，产了６０００亿 斤粮食，每个劳动力的年工作日少说是３００天。１９９６年，我国农村实际上是２·５亿劳动力（大多为妇女、老人）约播种了１６亿亩土地，产出粮食为１万亿 斤粮食，每个劳动力的年工作日不超过８０天。劳动效率天上地下。这都是化肥的功劳么？没人相信。人民公社是不是挫伤农民的积极性，本来有良知的人们凭直觉 就可以判断。如果书读得多了，没有了直觉，该有记忆吧？但凡有过务农经历的人都知道，那时“自留地”的庄稼长得比生产队的好，好过几倍。农民的积极性什么 时候才焕发出来，这不是很清楚么？再说，当年打破人民公社制度的束缚，是农民自己先行动起来的，时过几年，中央政府才正式予以承认。
道理摆不了，就拿道德说事，时下很风行，但在我看来这不管用。农民该偷懒时就偷懒，扯不上道德不道德。在基本行为上，城里人，包括城里的知识分子，与农民 没有什么两样。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偷懒，那不是理性之举么？是的，当然有反例存在，但那是个别现象，是某种宗教情感支撑下的异常表现。当年就有过宣誓“扎根 农村”的英雄豪杰，他们现在在哪里？现在还有那么些个人民公社的最后堡垒，但明眼人一看便知道那里上演的是禹作敏式的“庄主经济”。庄主们能量不小，他们 不仅在找知识界的代言人，更在找政治上的保护伞。高默波就像是他们的代言人。但高默波一定错了，就像浩然写《艳阳天》那样错了。
农民广泛崇敬毛主席兴许不假，但这不代表农民要回到人民公社时代。农民怀念过去的平均分配制度，并把它与毛主席联系在一起，这也可以理解。现在物质生活水 平提高了，的确不意味着农民主观感受到的福利水平提高了，因为决定福利大小的主要是物质财富的相对量，而不是绝对量。现在贫富悬殊扩大了，并有其不合理 性，普通农民不高兴。在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平均主义制度具有降低农民生存风险的价值，农民向往它，也是农民的理性表现。但不能说平 均主义制度永远是合理的，当中国农村发展到一定程度，农民终归会摒弃平均主义，到那时，高默波想一想，农民会崇敬什么呢？
我们当然不能回避现在的问题。农民的确需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全面援助。当前的农村税费改革正是这样一种努力。但在我看来，目前的所有问题加起来，也比不上 人民公社制度复辟可怕————如果它还有可能借尸还魂的话。现在有不少人说自己在为农民说话，但我仔细一看，不禁想起马克思的一个精彩评论。１９世纪中叶 数路人马都在批判资本主义，但其中一路人马的屁股上烙着一记封建主的纹章！跟在他们后面的无产阶级们一哄而笑便散开了。在这个时代讲这件事情决不可笑。我 体会到的是沉重。我想对农村的朋友们说：对那些说要把你们引向天堂的理论，可得警惕啊！
《南方周末》 2001年3月29日
但现在突然有人著书立说（见《读书》今年第一期：《书写历史：〈高家村〉》），称以上看法是“精英们制造的历史”，据他自称站在贫困农民的立场上写的历 史，文化大革命却是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方面达到最好的黄金时期。作为文革的经历者和研究者，我倒想和这种看法辩驳一番。
如果要辩论的话，作者已经把自己放到了极其有利的地位：他说的是自己居住了２３年的村庄的事，他只是说高家村的历史证明文革好。谁有那功夫去高家村住上 ２３年，再来摆事实、讲道理？幸好，作者还是道出了他的理论立场：“ 写历史从来就不是把事实找出来然后记录下来，因为世界上没有不包含理论假设的事实……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人由于出发点不同会写不同的历史。”看来，我和作 者还是有一点共识：对同一件事，立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
作者说：“‘文革＇是教育的最好时期，因为正是在这时高家村第一次办起了一至三年级的小学。于是这个村历史上第一次全部学龄儿童入学。”这不禁使我想起， 文革中隔三差五地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把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成（都）昆（明）铁路的通车、氢弹爆炸成功等等都归功于文革。但事实上，这些事情 是早就可以完成的，是文革使计划的完成一拖再拖，经费再三追加，工伤事故恶性加剧。作者为什么不反过来问一下，为什么建国近２０年，高家村竟然连小学都没 有呢？我们不是一直在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作者不是反复讲文革前的“毛泽东时代”如何使教育水平提高了吗？除非你认为高家村的人只配当文盲，儿 童能读一至三年级纯属锦上添花，甚至皇恩浩荡，才会把这件事当成文革的伟大成果来宣传。我疑心作者确实持有这个标准，因为他说，高家村的村民“不觉得他们 理所当然地得过好日子”。说到这里我想起我下乡时（１９６９年，正值文革期间）见到农民一贫如洗的震惊，但开忆苦思甜会时，一个老农妇歌颂“幸福生活”竟 说：“感谢政府每年发一丈布票给我，使我有衣穿。”
提起忆苦思甜会还使我想起，开会前书记使劲打招呼：“这次是忆１９４９年之前的苦，千万别忆成１９６２年的苦！”但几乎每个老农都要说到公社食堂化时期他 们吃不饱，饿死人，说这是刘少奇使他们受苦了。只是文革之后我们才知道，正是刘少奇为矫正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触怒了毛泽东，使他在文革中被打倒。可 见，吃不饱是农民的亲身经历，不会错，但对事实的理解和解释，农民却可能大错特错。现在，作者说高家村的人认为文革有多么好，是每个人都这么说，还是一些 人这么说？说这种话的人明不明白文革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可能，是作者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农民头上？
作者把文革说得样样都好，而把改革开放分田到户说成是“不伦不类的私有化”，对提高农民生活毫无助益。我倒想和作者打个赌，问问高家村的农民：“ 你们愿不愿意把分到手的土地交回去，重过‘一大二公’、学大寨的日子？”这位自诩为站在贫困农民立场的人，敢和我赌一把，拍胸脯说乡亲们一定愿意回到文 革，回到他所谓的“毛泽东时代的黄金时期”吗？
《南方周末》 2001年3月29日
2007-06-27 15:59:43 mahler 我成长的村庄
可是高的一些具体观点，我不能赞同。一些例证得出的结论，似嫌简单。比如“文革是教育最好的时期，高家村第一次办起了一至三年级的小学。这个村历史上第一 次全部学龄儿童入学”。这是事实，我老家也是这样。但是那时小学都教什么？我大约是１９７０年入小学，语文课前四课还能背：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 课是“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第四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高说：“没有简单的理由说在公社制度下的农民不积极投入（生产）。”实际情况是“投入”了，但“积极”是被驱赶的。高提到那时“大兴水利和农田基本建 设”，农民十冬腊月是被“投入”到结满冰碴子的河里挖河的。我的一些叔伯们因此留下终生的腿疾！去年八月去甘肃天水，看见西部连绵的大山全部被公社社员修 成精美的梯田，真是又感动又悲伤。人力之大如帝力之大，造化造山的力量有多大，社员修梯田的力量就有多大。可是在这旷古未有的改天换地工程中，有多少父老 压弯腰累断腿落下五劳七伤！而今西部要封山了，要恢复植被。几十年过去了，转一圈又要回到原先的大山面貌。等到恢复成功，一百年过去了。
高说：文革过激行动，不是农民发明的，也没跟着去做；农民对村里的地主富农也是同情的；他们对阶级斗争要么是不理解，要么是消极抵抗云云。高这些结论太轻 松了些，起码在我的文革经历里不是如此。回忆起农村文革期间打派仗，至今心惊肉跳。我是１９６３年生，文革早期的东西记忆不深，有件最伤心的记忆就是斗地 主。地主“赵猴儿”７０多岁了，极瘦极佝偻，真的像个老猴。每晚去挨斗，常常吊起来打。有一天晚上，他又“自动”挪着去挨斗。乡村街道高低不平，“赵猴 儿”走到我们胡同口不小心歪倒，再也起不来。我妈看猴儿经过，将他扶起来。老头问：“你是胡同里的媳妇吗？”我们这个胡同很大，而且是一大家族。我妈不敢 多说话，只让他快走，怕给胡同里添麻烦。我们那里文革期间换亲（两家）、转亲（三家及以上）的很多，多半都是地主的女儿给自己的兄弟换媳妇。有一次我的中 学语文老师悄悄跟我感慨说：“没有改革开放，我儿子哪里找媳妇！”他家是富农。
文革期间农村有些文体医疗建设，不说高默波先生特别肯定，我本人也有神往的东西。比如合作医疗，我父亲１９７０（或１９７１）年在我们开封地区医院住院四 十多天亡故，基本没花多少钱。他去世后留下５００多块钱的遗产，母亲把它藏在房顶二檩子上，我们孤儿寡母好像花十年才花完。搁现在，当场就得家庭破产。
《南方周末》 2001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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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回应“论文抄袭”指称
汪晖“抄袭”事件演变成左右大乱斗
导致汪晖从读书辞职的《高家村》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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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朱学勤回应“论文抄袭”指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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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朱学勤回应“论文抄袭”指称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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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近日被一名不愿透露真实身份的网友Isalah指控“抄袭”，被中国
网络大量转载，报纸、电视等媒体也纷纷报道。
这是继今年三月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称清华大学教授汪晖2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反抗绝
望》有多处抄袭之后，又一起引起各方关注的“学术抄袭”指称。
Isalah在网上发表了六篇文章，指朱学勤早年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存在多
处抄袭嫌疑。
朱学勤在周末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回应，将撰文反驳这些“抄袭”指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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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中文网星期一就此话题电话采访了朱学勤教授，他认为Isalah的指控没有一条能成
立。
Isalah对朱学勤的四条抄袭指称是：剽窃美国学者Carol Blum的著作、剽窃北大教授高
毅的著作、剽窃学生杨小刚的翻译成果、把英文转移资料冒充从法文直译的“伪引文”。
对于剽窃美国学者Blum和北大教授高毅，朱学勤对BBC中文网说，事实上他在书中对引
用这两位学者的地方分别作了24处和10处注释，注明了引文出处。
“不了解情况”
对“伪引文”的指控，朱学勤认为那是Isalah不了解情况所致。
他解释说，由于当时修改他博士论文的导师是法文非常好、曾获法国骑士勋章的复旦教
授金重远，特别重视论文中的法文翻译是否符合质量，所以金教授在很多地方直接参与
了翻译。
朱学勤说，由于论文的法文翻译中倾注了导师的很大心血，为了表示对导师的尊重，他
就把这些引文的出处注明来自法文。
对于指责最多的剽窃自己学生杨小刚翻译的《阳光与闪电》一书，朱学勤认为这一指称
很可笑。
他解释说，被指控的那篇文章本来是《阳光与闪电》的序言，本来在正常情况下，序言
会放在书的前面，在提到作者和译者之后，就会自然而然地转而介绍书的内容。
但朱学勤说，非常不幸的是，序言写好后发生了在中国经常发生的政治形势时紧时松的
故事。
2003年左右，由于中国的政治形势突然收紧，出版社非常紧张，要求撤下过于尖锐、敏
感的序言，否则不能出版《阳光与闪电》。
为了保证自己学生的译著能出版，朱学勤撤下了自己的序言，直到后来政治形势宽松后
，他才把这篇序言收到自己文集的附录里出版。
迅速回应
尽管这场“抄袭”争讼发生才两、三天，但与汪晖教授被指“抄袭”后数月保持沉默不
同，朱学勤是迅速回应。
在力辩自己没有抄袭之外，朱学勤呼吁立即启动他的母校复旦大学和他现在执教的上海
大学的学术委员会的调查机制。
他表示非常愿意积极配合这两所大学的学术委员会的调查询问，让专家委员会通过调查
，作出负责任的鉴定，来平息这场争讼。
但即使这场争讼被公正的平息了，中国学术界目前的抄袭造假之风仍然很兴旺。怎样才
能制止这类不正之风呢？
朱学勤说，中国整个社会风气在1980年代结束后就逐渐往下滑落，现在到了几乎不堪入
目的地步，其中当然包括学术风气，所以他非常欢迎民间对此进行的各种打假监督行动。
但是朱学勤认为，不能简单的只让不明真相的大众来裁决是否抄袭造假，最终的仲裁还
是应该由专业性的调查委员会或者学术委员会的独立审查作出结论。
外界此前已经有担心，如果学者面对任何指控都必须自证清白的话，可能会起到鼓励恶
意攻击的效果，更可能适用于那些希望用丑闻来搞臭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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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一路BBS http://yilubbs.com [FROM: 76.233.0.0]
全文链接: http://www.yilubbs.com/HT/con_119_M.1278990413.A.htm
发信人: jprp (极品人品), 信区: triangle
标 题: Re: 朱学勤回应“论文抄袭”指称 BBC
发信站: 一路BBS (Mon Jul 12 23:10:01 2010), 本站(yilubbs.com)
朱学勤的态度比汪晖积极多了
他著作的问题也比汪晖少。
“新左”们跳出来上纲上线，以动机论回应，甚至搞“国际左派大串联”，适得其反。
【 在 jprp 的大作中提到: 】
: lt;a target=_blank href="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07/100712_zhuxueqin.shtml">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07/100712_zhuxueqin.shtmllt;/a>
: 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近日被一名不愿透露真实身份的网友Isalah指控“抄袭”，被中国
: 网络大量转载，报纸、电视等媒体也纷纷报道。
: (以下引言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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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一路BBS http://yilubbs.com [FROM: 76.233.0.0]
全文链接: http://www.yilubbs.com/HT/con_119_M.1278990601.A.htm
导致汪晖从读书辞职的《高家村》序 “文革十年是黄金十年”
http://www.yilubbs.com/HT/tcon_119_1278732420.htm?start=27165发信人: jprp (极品人品), 信区: triangle
标 题: 导致汪晖从读书辞职的《高家村》序
发信站: 一路BBS (Fri Jul 9 23:27:00 2010), 本站(yilubbs.com)
“文革十年是黄金十年”
这样的书只能自己给自己做序了吧。
这篇文章登在《读书》引起一片骂声，汪晖因此辞职。
高默波：书写历史：《高家村》序
鲁迅说过，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其实，历史何尝不是如此。历史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有人写了，读的人多了就成了历史。世界上没有先天 的、自然的、超越视觉角度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这样说就涉及到历史学中的两个理论问题。一个理论问题是，一些简单的所谓事实并不构成历史。比如 说谁什么时候死了或地震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这样的事实孤立地看并没有什么意义。流水账记录不是历史，历史是一种知识。另一个理论问题是，不同的人写不同 的历史。历史是由胜利者写成的是人所共知的，但真正理会这一点的人并不一定多。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以及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 无故的恨的说法都与不同的人写不同的历史的理论有关。
让我先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理论问题。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去世，唐山大地震发生于19 7
6年7月8日。但是，对这两个简单的“事实”也是有争辩的。台湾当局会说事件发生在民国八十七年；按照中国的阴历这两件事是发生在龙年……按照藏历是…… 等等。但这仅仅是史学方法问题的开始。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以上提到的两个日子本身孤立起来只是数字。这两个日子本身也可能提供一些信息，比如地震提供人 命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信息，重要人物毛泽东的死亡将导致中国政局不可预料的变化的信息。但是，即使是这样简单的信息也需要进一步的阐述或接受数字的人已经有 足够的知识。比如对后一种信息来说，至少要对毛泽东有一定的了解。对毛泽东一点儿不了解的人是感受不到毛泽东的离世影响中国政局这一信息的。所以简单的事 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当有人把毛泽东去世与唐山地震这两个日期连在一起并用一种理论来讨论的时候，这两个日子才有意义。比如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民间有人 说，怪不得唐山地震那么厉害，它预兆了毛泽东的死亡。解释这两个事件的内在联系的理论就是中国传统的天命论。这样一解释就成了知识，我们也就为这两个事件 写了历史。中国历史书上有很多这样的写法。
《高家村》
拙著《高家村》也是一种历史。我也在制造知识。本人不是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在写《高家村》的时候用了超学科或是多学科的方法，既有人类学的方法，也 运用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和理论。算是为平民写历史。本书先简略地介绍了西方英语著作中研究中国农村的一些主要论著，然后介绍了高家村的地理环境和时代 背景。从内容上来看《高家村》是讨论高家村从1949年到90年代中期的变迁，本书的主要内容都是根据主题而写的，每个主题自成一章。这些主题包括：土 地、水域与地方政治，人口与政治，生活水平，农村卫生，农村教育，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移民打工，风俗习惯的变化和延续，高家村与外部世界。
《高家村》的写作有助于说明第二个理论问题，即不同的人写不同的历史的问题。因为我是在农村出生长大的，也因为我的父母一辈子是贫困农民，我写《高家 村》的时候是站在贫困农民的立场上来写的。这就不同于地主和富农出身的人所写的历史，也不同于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人的立场和观点。同样的道理，这也不同 于过去的或现在的，受过打击的或没受过打击的中国共产党当权派的立场和观点。
自从80年代以来，国内外许多中外文写成有关那段历史的传记、自传和回忆录陆续出版。国内出版的太多，所以这里只举几个国外的例子。有从知识分子立场 和观点出发的《失去的一代》；有从农村地主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的《阁楼》；有从受过打击的当权派立场和观点出发的，发行量多达五百万的《鸿》。如果说，这些 著作都反映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话，那《高家村》的历史与这些人写的历史是不同的。再以《高家村》为例。
当代中国农村和农民
首先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说起。从物质上看，高家村人的生活水平在80年代以前确实很低。在最困难的时候比如
1960年高家村人的生活比
1949年以前任何人们可记得的年代还差。我自己在高家村住了23年，一直买不起做梦也想买的一双雨靴和一个手电筒。但我一脱离农村户口时就可以买得起 了，而那时我已经不需要这两样东西了。80年代以后，我的乡亲的生活水平确实有很大的提高。现在高家村人不但穿雨鞋，还穿皮鞋。年轻人穿西装，扎领带，戴 墨镜。自行车、手表和电视机也不稀罕。那么我们应怎么解释这种对比呢？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写这一段历史呢？
最流行的解释就是，农民生活水平在80年代以前低是人民公社制度的必然结果。因为大锅饭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这实际上是说农民偷懒的学术词。这种解释 很逻辑地下结论说，80年代以后生活水平提高了是因为改革开放分田到户解放了生产力。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就是这么说的。这种解释的理论基础就是经济理性 主义。这种解释是多么方便和轻松啊。
问题就在于太方便太轻松了。我的解释与这不同。人民公社制度挫伤了高家村人的积极性了吗？经济理性主义的一个假设是，只有产权分明才能带动生产投人的 积极性。即使我们同意这假设，什么是产权分明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根据我对高家村的观察和研究，对一个只有十几户的生产队里的农民来说，他们对生产队的拥 有权意识是很明确的。生产队里有一整套的评工记值和质量监督措施。在熟悉了这一套机制且能预料自己行为后果以后，高家村的人干活是努力的。有没有平均主 义？每个人都是评工记分、评投入（包括能力和努力的程度）记值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没有平均主义的。只有从生产队每个成员都必须分到同样的基本粮食（叫 作口粮）这一点上来说平均主义是存在的。
那么投人多与投人少的生产队员之间的差别是怎么处理的呢？到每年年终结账的时候，投入多于所得的家庭叫长钱户，投人少于所得（比如说主要劳动力长期生 病或孩子太多）的家庭叫短钱户。一般情况下是：短钱户的家庭付给长钱户一些钱或实物（比如用来过年的猪肉），如果生产队年终有钱就分给长钱户而不给短钱 户。但在不少时候，短钱户拿不出钱，而生产队也没有现金给长钱户。在这种情况下，长短户的账就都挂在那儿，这叫无法兑现。在这种情况下就似乎存在“免费午 餐”的问题，但高家村的农民并不一定是这么看待挂账的。长钱户把挂账看成是投资；短钱户把这看成是借债。这个账挂在那儿，有时一挂就是几年。因为长钱户说 不定明年会变成短钱户，谁能保证你家人不生病？短钱户的孩子大了就会有更多的投人。还有其他的办法处理长短钱户之间的差别。比如长钱户平时可以向生产队借 些现金买东西什么的，短钱户就不能借。还有如村前的水塘里抓的鱼只分给长钱户而不给短钱户，因为鱼不是基本口粮。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没有简单的大锅饭，也没有简单的产权意识，因此也没有简单的理由说在公社制度下的农民不积极投入。那么怎么解释80年代前后生 活水平的差别呢？怎么解释80年代前的定量供应和80年代以后的物质丰富呢？基于我对农民的了解，我认为农民没有偷懒，所以不认为大锅饭的理论是令人信服 的解释。我立足两个问题来解释。一个是资源与人口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国际环境与中国经济发展策略问题。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高家村的资源除了人力以外只有土地和水域。从1949年以后，这两种资源不但无法扩大反而逐步缩小，比如生态环境的破坏使水域资源 减少。可是同时人口却增长了一倍多。也就是说，仅仅保持1949年同样的生活水平，产量就要提高一倍多。高家村是这样，全中国也是这样。高家村要依靠越来 越少的资源来养活本村越来越多的人。不但如此，由于中国城市人口也在成倍地迅速增长，高家村的人和全中国的农民一样还要为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提供粮食。为 了做到这一点，国家强行规定，不管高家村生产多少粮食，除了每人的定量外其余全部以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于是，农民投人是多了，生产量也提高了，可生 活水平却没有提高。
当然，我这样解释还远远不够。有人可能会提至少三个问题。第一，80年代以后每年有近亿农民出外打工，而农村生产倒比80年代以前好。这么多剩余生产 力只能说明大锅饭没有发挥农民的积极性。第二，80年代以后总的来说全国农产品年产量是比80年代以前多。如果不是分田到户解放了生产力，原因是什么？第 三个问题是，全中国的资源与人口的关系并没有在80年代以后变得更好，可物质丰富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个怎么解释？
我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首先，我认为80年代以前的剩余劳力并没有现在这么多。因为高峰时期出生的孩子那时还没有长大。其次，毛泽东时代的大兴水利和 农田基本建设利用了大量的剩余劳力。再者，就高家村的情况来看，现在留在村里的老幼妇“残”对农作物的时间投人大大地多于同类农村居民在公社时期的投入。 因为年轻力壮的人出外打工了，他们不得不日夜苦干。所以，80年代前后农村居民对农业的工时和精力投人并不如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
谈第二个也就是农产品年产量的问题。从两个方面来说，80年代以后产量比前期多是不能同前期的发展和努力分开的。第一个方面是，前期的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为后期的产量提高打下了基础。第二个方面是，80年代后期产量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靠新的技术投人，即化肥和农药的投人。一直到80年代初，高家村的化 肥和农药都是要靠国家计划定量供应的。而现在呢，只要有钱，要多少有多少。我们不要忘记，中国几个大型化肥工厂都是在80年代以前建立的。这说明，80年 代后期沾了前期的光；同时也说明，如果公社时期有足够的化肥的话产量也会更高。
以上这一点正好与回答第三个问题有关。在中国人口与资源关系并不是更好的80年代以后却为什么物质丰富呢？这是两个时期不同的经济发展策略的结果。这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国家环境和中国经济发展策略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949年，中国是个一穷二白几乎没有什么工 业的国家。在朝鲜战争后的冷战世界环境里，中国不但得不到西方先进国家的援助，而且还受到各种各样的制裁和排斥。与苏联交恶以后情形更为严峻。在这种形势 下，尽快地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是最容易被选择的经济策略。发展工业的资金从何而来？来源于对农民最大限度的剥夺。这剥夺是靠一整套措施来实行的：户口 制度、商品的定量配给、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等。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工人的劳动力而又不需增加工人工资，国家为城市人口提供了一整套福 利措施，包括廉价粮油供应、免费住房、医疗和卫生、终身职业、职工退休金及全部就业。
到8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环境的改变，更由于国内重工业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经济发展的策略很容易有新的选择。这就是大规模发展轻工业的同时吸引外国 投资和技术。于是国家为发展工业而对农业的剥夺就可以减轻了。于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开始缩小，这表现在80年代初对农产品的大规模和大幅度的提价。这种 经济策略的战略大调整马上带来两个明显的后果：一个是生活日用品的越来越丰富，一个是农民的收人提高。这种战略大调整的经济后果可以说与分田到户这种不伦 不类的私有化没有关系。
正因为这样，农村的好景不长。1985年以后，由于其他生产资料产品价格随着上升，农产品提价的好处很快就被抵消了。加上农村基层官员对农民的剥夺和 各种类型的苛捐杂税，现在在农村靠种田已经无法生活下去了。那么，高家村的人是靠什么维持着比80年代前好的物质生活水平呢？是靠出外打工的年轻人的血汗 钱。在《高家村》一书有关农民外出打工的一章里，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打工农民生活是多么辛酸，他们的汇款对他们老家的经济又是何等关键。
我在对高家村的研究中还发现了一个表面看来很矛盾的现象。那就是，在当地农村物质生活水平比毛泽东时代提高很多的情况下，不论是基层官员还是普通老百 姓都很怀念毛泽东。对这现象，自由主义的精英教导我们说，那是因为农村人封建愚昧。农民不知好歹，不知什么是自由，他们需要皇帝来效忠等等，等等。
其实，情况正好相反。我的研究和我的经验证明，“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过激的愚昧的行动既不是农民发明的，农民也没有跟着去做。高家村的人没有跳 “忠”字舞，也没有搞早请示晚汇报。打老师也是所谓受教育的人干的，农民是反对的。农民对村里的地主富农也是同情的。他们对阶级斗争要么是不理解，要么是 消极抵触。他们对从城里下放去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非常地尊重。另一方面，在毛泽东时代他们也吃了很多苦。比如，农闲时寒冬腊月他们被动员去搞水利建设；他们 的风俗习惯被称为封建迷信而受压制；他们的家族宗谱被烧掉；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多少，而且在大跃进时闹了饥荒。高家村虽然没有死人，但那饥荒 却是史无前例的。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怀念毛泽东呢？因为他们的生活从来没有好多少。世代贫苦的生活使他们知道世界上的事情不总是那么顺利的。跟精英相反，他们不觉得他们 理所当然地得过好日子，好日子是靠辛苦劳动所得的。所以他们看问题看得比较全面。毛泽东时代给很多人带来了尊严。在毛泽东时代，很多下层贫苦人社会地位提 高了，妇女地位提高了，教育水平提高了，健康水平提高了，国家意识提高了，社区意识提高了（因为人民公社体制使他们知道，人们可以组织家族以外的生活）， 文化意识提高了。
这一切跟精英们的历史是不同的。在精英们制造的历史中，“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可对高家村的农民来说，“文革”却是毛泽东时 代的黄金时期。“文革”是教育的最好时期，因为正是在这时高家村第一次办起了一至三年级的小学。于是这个村历史上第一次全部学龄儿童人学。“文革”时也是 卫生的最好时期之一，因为赤脚医生制度使农民看病方便且便宜。血吸虫病第一次有效地得到了控制，婴儿死亡率第一次大大地下降，人均寿命大幅度提高。对精英 来说，“文革”使中国变成了文化沙漠。但对高家村一带的农村来说，“文革”是当地文化的史无前例的最好时期，因为农民把样板戏翻了个版，用本地的传统曲子 和语言来改造样板戏，并自己登台表演。他们自编自导自演自己设计服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来丰富当地的文化生活。村民也能第一次参加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村与 村的年轻人组织篮球之类的体育比赛，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在民兵训练的时候农民第一次拿到了真枪实弹。年轻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自由地、不需要介绍人地谈恋爱， 因为集体生活为他们提供了在一起生活并互相了解的机会。
所以，农民对过去的怀念不是因为他们比精英们愚昧。他们的思想感情是根基于深刻的社会基础的，他们没有受到“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那 样的打击和迫害，他们的思想感情当然不一样。同样，他们对80年代以后的思想感情也是根基于深刻的社会基础的。的确，80年代以后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比以 前高，而且农民现在有更多的行动和宗教自由。但随之而来的也有更多的新问题。比方说，越反越厉害的官员腐败，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而制止不住的苛捐杂税，令人 不安的社会治安问题。农民是这些问题的直接受害者。他们有出去打工的自由，可那是一种没选择的自由。十几岁的孩子远离家门，很多在没有安全和卫生保障的条 件下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而挣得十几或二十块钱。这是什么样的自由？
在这篇文章里，我先讨论了写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两个理论问题。一个是什么是事实的问题，一个是历史由谁来写、为谁而写的问题。对第一个理论问题，我的 观点是，写历史从来就不是把事实找出来然后记录下来，因为世界上没有不包含理论假设的事实。对第二个理论问题我的观点是，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人由于出发 点不同会写不同的历史。然后我介绍了拙著《高家村》。此书虽然不是正宗的历史书（就像很多目前流行的传记和回忆录不是正宗历史书一样），也算是为中国农民 写历史，算是“草根”历史的一种努力。接着，我以农民80年代前后生活水平对比为出发点，就生活水平差别的原因、人民公社体制、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产品产 量等问题提出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所提出的解释。我的解释是基于人口与资源的关系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策略这两点的分析而成立的。由此我就谈到了高家村农民对 毛泽东时期，对“文化大革命”不同于知识分子及政治精英的态度和思想感情。这种不同也反映在目前打工农民的遭遇上。最后我要说明的是，我所说的精英是要有 界定的。对“文革”的态度和思想感情是指受过打击和迫害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对中国农村形势的估计（包括人民公社和现在打工农民的遭遇）是指一些知识分 子、政治官僚和主流派经济学家。我们必须看到，很多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包括受过打击的）也为农民说话。
本文是学者高默波2003年的新书《高家村》的序言，高默波现在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的教授。
三农中国 http://www.snz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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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导致汪晖从读书辞职的《高家村》序
发信站: 一路BBS (Fri Jul 9 23:30:04 2010), 本站(yilubbs.com)
2007-06-27 15:57:44 mahler
党国英：高家村是世外桃源么？
发表在今年《读书》第一期的《书写历史：〈高家村〉》，是一位在农村生活过２３年的人士的大作。我出身于与农村差别不大的一个北方小县城，又在地道农 村“插队”三年，但我读了这位高默波先生的大作禁不住怀疑自己的眼睛：这个高家村是世外桃源么？高默波不算大账，算小账，算高家村的账。他说人民公社制度下高家村的农民有积极性，甚至还享有做人的尊严，真让我开眼。不过在我插队的地方看不到这种景 观。那时，家乡农民一年四季劳作不休，却填不饱肚子。农民被逼无奈，偷跑到数百里之外的子午岭山区垦荒种地，为躲避政府的打击，日子过得像打游击一样。县 城里居民也不好过，吃一顿饭，要接待十几拨讨饭的农民，而城里我辈的饭碗里也不过是陈玉米面挤压的面疙瘩而已。“学大寨”的运动要榨干农民的最后一滴汗， 哪怕寒冬腊月，农民也要披星戴月挣扎在“农田基本建设”的工地上。谁敢不“与天斗”，就要遭受“与人斗”的惩罚。天公作证，那时农民何曾有什么“国家意 识”、“社区意识”，他们有的是噤若寒蝉，苟且偷生。
也许我的经历归于我的命运，这小账不算数。那么拿《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算算大账吧。１９７８年，我国３亿农村劳动力约播种１８亿亩土地，产了６０００亿 斤粮食，每个劳动力的年工作日少说是３００天。１９９６年，我国农村实际上是２·５亿劳动力（大多为妇女、老人）约播种了１６亿亩土地，产出粮食为１万亿 斤粮食，每个劳动力的年工作日不超过８０天。劳动效率天上地下。这都是化肥的功劳么？没人相信。人民公社是不是挫伤农民的积极性，本来有良知的人们凭直觉 就可以判断。如果书读得多了，没有了直觉，该有记忆吧？但凡有过务农经历的人都知道，那时“自留地”的庄稼长得比生产队的好，好过几倍。农民的积极性什么 时候才焕发出来，这不是很清楚么？再说，当年打破人民公社制度的束缚，是农民自己先行动起来的，时过几年，中央政府才正式予以承认。
道理摆不了，就拿道德说事，时下很风行，但在我看来这不管用。农民该偷懒时就偷懒，扯不上道德不道德。在基本行为上，城里人，包括城里的知识分子，与农民 没有什么两样。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偷懒，那不是理性之举么？是的，当然有反例存在，但那是个别现象，是某种宗教情感支撑下的异常表现。当年就有过宣誓“扎根 农村”的英雄豪杰，他们现在在哪里？现在还有那么些个人民公社的最后堡垒，但明眼人一看便知道那里上演的是禹作敏式的“庄主经济”。庄主们能量不小，他们 不仅在找知识界的代言人，更在找政治上的保护伞。高默波就像是他们的代言人。但高默波一定错了，就像浩然写《艳阳天》那样错了。
农民广泛崇敬毛主席兴许不假，但这不代表农民要回到人民公社时代。农民怀念过去的平均分配制度，并把它与毛主席联系在一起，这也可以理解。现在物质生活水 平提高了，的确不意味着农民主观感受到的福利水平提高了，因为决定福利大小的主要是物质财富的相对量，而不是绝对量。现在贫富悬殊扩大了，并有其不合理 性，普通农民不高兴。在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平均主义制度具有降低农民生存风险的价值，农民向往它，也是农民的理性表现。但不能说平 均主义制度永远是合理的，当中国农村发展到一定程度，农民终归会摒弃平均主义，到那时，高默波想一想，农民会崇敬什么呢？
我们当然不能回避现在的问题。农民的确需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全面援助。当前的农村税费改革正是这样一种努力。但在我看来，目前的所有问题加起来，也比不上 人民公社制度复辟可怕————如果它还有可能借尸还魂的话。现在有不少人说自己在为农民说话，但我仔细一看，不禁想起马克思的一个精彩评论。１９世纪中叶 数路人马都在批判资本主义，但其中一路人马的屁股上烙着一记封建主的纹章！跟在他们后面的无产阶级们一哄而笑便散开了。在这个时代讲这件事情决不可笑。我 体会到的是沉重。我想对农村的朋友们说：对那些说要把你们引向天堂的理论，可得警惕啊！
《南方周末》 2001年3月29日
徐友渔：“文革”究竟好不好？
在进入２１世纪的今天谈文化大革命，意味着中国人告别那场噩梦已经快四分之一个世纪了，人们多半会不假思索地把它称为十年浩劫，说它使中国的经济到了 崩溃的边缘。但现在突然有人著书立说（见《读书》今年第一期：《书写历史：〈高家村〉》），称以上看法是“精英们制造的历史”，据他自称站在贫困农民的立场上写的历 史，文化大革命却是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方面达到最好的黄金时期。作为文革的经历者和研究者，我倒想和这种看法辩驳一番。
如果要辩论的话，作者已经把自己放到了极其有利的地位：他说的是自己居住了２３年的村庄的事，他只是说高家村的历史证明文革好。谁有那功夫去高家村住上 ２３年，再来摆事实、讲道理？幸好，作者还是道出了他的理论立场：“ 写历史从来就不是把事实找出来然后记录下来，因为世界上没有不包含理论假设的事实……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人由于出发点不同会写不同的历史。”看来，我和作 者还是有一点共识：对同一件事，立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
作者说：“‘文革＇是教育的最好时期，因为正是在这时高家村第一次办起了一至三年级的小学。于是这个村历史上第一次全部学龄儿童入学。”这不禁使我想起， 文革中隔三差五地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把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成（都）昆（明）铁路的通车、氢弹爆炸成功等等都归功于文革。但事实上，这些事情 是早就可以完成的，是文革使计划的完成一拖再拖，经费再三追加，工伤事故恶性加剧。作者为什么不反过来问一下，为什么建国近２０年，高家村竟然连小学都没 有呢？我们不是一直在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作者不是反复讲文革前的“毛泽东时代”如何使教育水平提高了吗？除非你认为高家村的人只配当文盲，儿 童能读一至三年级纯属锦上添花，甚至皇恩浩荡，才会把这件事当成文革的伟大成果来宣传。我疑心作者确实持有这个标准，因为他说，高家村的村民“不觉得他们 理所当然地得过好日子”。说到这里我想起我下乡时（１９６９年，正值文革期间）见到农民一贫如洗的震惊，但开忆苦思甜会时，一个老农妇歌颂“幸福生活”竟 说：“感谢政府每年发一丈布票给我，使我有衣穿。”
提起忆苦思甜会还使我想起，开会前书记使劲打招呼：“这次是忆１９４９年之前的苦，千万别忆成１９６２年的苦！”但几乎每个老农都要说到公社食堂化时期他 们吃不饱，饿死人，说这是刘少奇使他们受苦了。只是文革之后我们才知道，正是刘少奇为矫正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触怒了毛泽东，使他在文革中被打倒。可 见，吃不饱是农民的亲身经历，不会错，但对事实的理解和解释，农民却可能大错特错。现在，作者说高家村的人认为文革有多么好，是每个人都这么说，还是一些 人这么说？说这种话的人明不明白文革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可能，是作者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农民头上？
作者把文革说得样样都好，而把改革开放分田到户说成是“不伦不类的私有化”，对提高农民生活毫无助益。我倒想和作者打个赌，问问高家村的农民：“ 你们愿不愿意把分到手的土地交回去，重过‘一大二公’、学大寨的日子？”这位自诩为站在贫困农民立场的人，敢和我赌一把，拍胸脯说乡亲们一定愿意回到文 革，回到他所谓的“毛泽东时代的黄金时期”吗？
《南方周末》 2001年3月29日
2007-06-27 15:59:43 mahler 我成长的村庄
焦国标评高默波先生的《书写历史：〈高家村〉》
今年第一期《读书》上高默波先生的《书写历史：〈高家村〉》（这个题目起得不怎么好）并未让我过于起急。高要独立写史————与文革中受迫害的当权 派、知识精英和农村地主不同的文革期间农民的历史————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其合理性应无大问题。只让自己记忆，不让别人记忆，过滤别人的记忆，有意泯 灭某种记忆，是日本右翼混蛋编教科书的伎俩。可是高的一些具体观点，我不能赞同。一些例证得出的结论，似嫌简单。比如“文革是教育最好的时期，高家村第一次办起了一至三年级的小学。这个村历史上第一 次全部学龄儿童入学”。这是事实，我老家也是这样。但是那时小学都教什么？我大约是１９７０年入小学，语文课前四课还能背：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 课是“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第四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高说：“没有简单的理由说在公社制度下的农民不积极投入（生产）。”实际情况是“投入”了，但“积极”是被驱赶的。高提到那时“大兴水利和农田基本建 设”，农民十冬腊月是被“投入”到结满冰碴子的河里挖河的。我的一些叔伯们因此留下终生的腿疾！去年八月去甘肃天水，看见西部连绵的大山全部被公社社员修 成精美的梯田，真是又感动又悲伤。人力之大如帝力之大，造化造山的力量有多大，社员修梯田的力量就有多大。可是在这旷古未有的改天换地工程中，有多少父老 压弯腰累断腿落下五劳七伤！而今西部要封山了，要恢复植被。几十年过去了，转一圈又要回到原先的大山面貌。等到恢复成功，一百年过去了。
高说：文革过激行动，不是农民发明的，也没跟着去做；农民对村里的地主富农也是同情的；他们对阶级斗争要么是不理解，要么是消极抵抗云云。高这些结论太轻 松了些，起码在我的文革经历里不是如此。回忆起农村文革期间打派仗，至今心惊肉跳。我是１９６３年生，文革早期的东西记忆不深，有件最伤心的记忆就是斗地 主。地主“赵猴儿”７０多岁了，极瘦极佝偻，真的像个老猴。每晚去挨斗，常常吊起来打。有一天晚上，他又“自动”挪着去挨斗。乡村街道高低不平，“赵猴 儿”走到我们胡同口不小心歪倒，再也起不来。我妈看猴儿经过，将他扶起来。老头问：“你是胡同里的媳妇吗？”我们这个胡同很大，而且是一大家族。我妈不敢 多说话，只让他快走，怕给胡同里添麻烦。我们那里文革期间换亲（两家）、转亲（三家及以上）的很多，多半都是地主的女儿给自己的兄弟换媳妇。有一次我的中 学语文老师悄悄跟我感慨说：“没有改革开放，我儿子哪里找媳妇！”他家是富农。
文革期间农村有些文体医疗建设，不说高默波先生特别肯定，我本人也有神往的东西。比如合作医疗，我父亲１９７０（或１９７１）年在我们开封地区医院住院四 十多天亡故，基本没花多少钱。他去世后留下５００多块钱的遗产，母亲把它藏在房顶二檩子上，我们孤儿寡母好像花十年才花完。搁现在，当场就得家庭破产。
《南方周末》 2001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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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一路BBS http://yilubbs.com [FROM: 99.18.0.0]
全文链接: http://www.yilubbs.com/HT/con_119_M.1278732604.A.htm
朱学勤回应“论文抄袭”指称
https://www.google.com/buzz/104802289453542970648/YqBpsN3f7Qm/
https://www.google.com/buzz/104802289453542970648/RTiE98Ao7Mk/
汪晖“抄袭”事件演变成左右大乱斗
https://www.google.com/buzz/104802289453542970648/9qz1MmqVZJh/
https://www.google.com/buzz/104802289453542970648/hMNNxvXsJjt/
https://www.google.com/buzz/104802289453542970648/Kf8EKGTU3tS/
https://www.google.com/buzz/104802289453542970648/1oCt84irNum/
https://www.google.com/buzz/104802289453542970648/138qzBVp21p/
https://www.google.com/buzz/104802289453542970648/gYXRyqYJ9rf/
https://www.google.com/buzz/104802289453542970648/5X47VcjKRn4/
https://www.google.com/buzz/104802289453542970648/UveqTr8dj4C/
https://www.google.com/buzz/104802289453542970648/TKf3GAsAjpF/
https://www.google.com/buzz/104802289453542970648/BraLzRXuKZU/
https://www.google.com/buzz/104802289453542970648/EZV4UPp3HeW/
https://www.google.com/buzz/104802289453542970648/X7p6cVeBqWd/
https://www.google.com/buzz/104802289453542970648/6iPpW8XnX8u/
导致汪晖从读书辞职的《高家村》序
https://www.google.com/buzz/104802289453542970648/TxExeswWKTn/
https://www.google.com/buzz/104802289453542970648/izpxLtiSrAb/
wanghx
Jul 15, 2010, 8:19:18 AM7/15/10
to lihlii-g, Salon Friends, po...@lihlii.posterous.com
baiwuya 朱学勤的坦荡更映衬了汪晖的无
耻。弄巧成拙！RT: @lihlii:
那个明显是为了袒护汪晖而攻击朱学勤的北大的狗奴才弄巧成拙 >@roleyzhang 中国学界连爆“抄袭门” 当事人态度迥异http://bit.ly/9pe2TK @songshinan33 minutes ago
36 minutes ago
Dwchinese 中国 学界连爆“抄袭门” 当事人态度迥异: 两位中国的知名学者汪晖和朱学勤最近接连受到“学术抄袭”的指责。而活跃于中国学界和思想界的两大代表人物对待抄袭指责，表现出的不同态度，连同对他们的 指责，把中国有关学术诚信的讨论推向白热化。http://bit.ly/d45oZ538 minutes ago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5795325,00.html?maca=chi-rss-chi-all-1127-rdf
中国 | 2010.07.15
中国学界连爆“抄袭门” 当事人态度迥异
两位中国的知名学者汪晖和朱学勤最近接连受到“学术抄袭”的指责。而活跃于中国学界和思想界的两大代表人物对待抄袭指责，表现出的不同态度，连同对他们的 指责，把中国有关学术诚信的讨论推向白热化。
独立调查 搞清真相
2010年3月25日中国《南方周末》发表王彬彬揭露汪晖抄袭，学术品行不端的文章。本月7日，几十名来自中国不同大学的教授学者，联署公开信，要求中国 社会科学院与汪晖执教的清华大学，联合成立独立调查组，审查汪晖于20年前的一篇论述鲁迅的博士论文，是否有抄袭。由此，从学界走向中国社会。查阅中国各 大知识分子网站，都可见到有关的激烈讨论。参加联署公开信的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教授张伟元教授，解释发表公开信的初衷说："这个公开信的中心思想，就是 希望对汪晖的学位和他的工作负有责任的中国社科院和和清华大学，请他们出面，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组，搞清楚这个事情的真相，从积极的意义上讲，等于是还汪 晖一个清白。"
国内学界pk国外名人？
在中国学者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要求调查被认为政治倾向左倾的汪晖学术品行之前，2010年6月9日，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香港、台湾等地90多 名据称翻译研究汪晖学术思想的国际学者，曾致函中国清华大学校长，为汪晖辩护，在这封英文信中，中国报界的讨论，被指责为"媒体攻击"，信中提出："在社 会和经济的激烈转型期，媒体对大学的攻击是很常见的现象。我们中的很多人见证过媒体攻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对研究的不屑，并且丝毫不理解大学的学术研究是 怎样在丰富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当然也包括科学的、社会科学的、人文和艺术的社会生活。"
这封高度赞扬汪晖学术成就的信，即刻招致主张严肃学术纪律，要求独立严谨治学，来为恢复社会基本道德开先河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激烈反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上海学者对本台记者说：维护汪晖的人，不免有携洋自重的味道，希望借助学术问题社会政治化，为学术腐败辩解。对此，张伟元教授从另一个侧面强调说："学术 里面，如果有问题，那就没有追溯期限的问题。作为一个学者，你可以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但如果你具有学者身份的话，你应该符合学术规范。应该遵从学术的基 本的纪律。"
汪晖与朱学勤：是学术品行，还是官本位风气？
本来一个有名教授是否剽窃，引起国内外百余名学者辩论，在中国媒体中已非常吸引眼球了。7月10日，中国网上有人载文对以主张自由主义著称的上海大学教授 朱学勤，也提出剽窃指责。朱学勤与汪晖，一个上海，一个北京；一个是自由主义者，一个被认为属于新左派代表；同时受到个人操守上的指责，这就进一步加深了 中国知识界的分化。中国《第一财经日报》7月12日迅速采访了朱学勤，这位上海学者宣布他将要求上海大学停止自己博士生导师的指导资格，同时要求他通过博 士论文的母校复旦大学尽快展开对他学术品行的调查。这与迄今对指责保持缄默的汪晖，形成鲜明对照。
作者：一通
责编：石涛
36 minutes ago
Dwchinese 中国 学界连爆“抄袭门” 当事人态度迥异: 两位中国的知名学者汪晖和朱学勤最近接连受到“学术抄袭”的指责。而活跃于中国学界和思想界的两大代表人物对待抄袭指责，表现出的不同态度，连同对他们的 指责，把中国有关学术诚信的讨论推向白热化。http://bit.ly/d45oZ538 minute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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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2010.07.15
中国学界连爆“抄袭门” 当事人态度迥异
两位中国的知名学者汪晖和朱学勤最近接连受到“学术抄袭”的指责。而活跃于中国学界和思想界的两大代表人物对待抄袭指责，表现出的不同态度，连同对他们的 指责，把中国有关学术诚信的讨论推向白热化。
独立调查 搞清真相
2010年3月25日中国《南方周末》发表王彬彬揭露汪晖抄袭，学术品行不端的文章。本月7日，几十名来自中国不同大学的教授学者，联署公开信，要求中国 社会科学院与汪晖执教的清华大学，联合成立独立调查组，审查汪晖于20年前的一篇论述鲁迅的博士论文，是否有抄袭。由此，从学界走向中国社会。查阅中国各 大知识分子网站，都可见到有关的激烈讨论。参加联署公开信的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教授张伟元教授，解释发表公开信的初衷说："这个公开信的中心思想，就是 希望对汪晖的学位和他的工作负有责任的中国社科院和和清华大学，请他们出面，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组，搞清楚这个事情的真相，从积极的意义上讲，等于是还汪 晖一个清白。"
国内学界pk国外名人？
在中国学者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要求调查被认为政治倾向左倾的汪晖学术品行之前，2010年6月9日，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香港、台湾等地90多 名据称翻译研究汪晖学术思想的国际学者，曾致函中国清华大学校长，为汪晖辩护，在这封英文信中，中国报界的讨论，被指责为"媒体攻击"，信中提出："在社 会和经济的激烈转型期，媒体对大学的攻击是很常见的现象。我们中的很多人见证过媒体攻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对研究的不屑，并且丝毫不理解大学的学术研究是 怎样在丰富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当然也包括科学的、社会科学的、人文和艺术的社会生活。"
这封高度赞扬汪晖学术成就的信，即刻招致主张严肃学术纪律，要求独立严谨治学，来为恢复社会基本道德开先河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激烈反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上海学者对本台记者说：维护汪晖的人，不免有携洋自重的味道，希望借助学术问题社会政治化，为学术腐败辩解。对此，张伟元教授从另一个侧面强调说："学术 里面，如果有问题，那就没有追溯期限的问题。作为一个学者，你可以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但如果你具有学者身份的话，你应该符合学术规范。应该遵从学术的基 本的纪律。"
汪晖与朱学勤：是学术品行，还是官本位风气？
本来一个有名教授是否剽窃，引起国内外百余名学者辩论，在中国媒体中已非常吸引眼球了。7月10日，中国网上有人载文对以主张自由主义著称的上海大学教授 朱学勤，也提出剽窃指责。朱学勤与汪晖，一个上海，一个北京；一个是自由主义者，一个被认为属于新左派代表；同时受到个人操守上的指责，这就进一步加深了 中国知识界的分化。中国《第一财经日报》7月12日迅速采访了朱学勤，这位上海学者宣布他将要求上海大学停止自己博士生导师的指导资格，同时要求他通过博 士论文的母校复旦大学尽快展开对他学术品行的调查。这与迄今对指责保持缄默的汪晖，形成鲜明对照。
作者：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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