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东德的秘密警察与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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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31, 2010, 1:27:15 PM8/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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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别了,史塔西!——参访前东德秘密警察总部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张哲 实习生 胡洋 发自德国柏林
2010-02-09 20:47:31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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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秘密警察柏林墙

“在民主德国的生活中,没有一块空间是史塔西所不能间接、或者在‘政治操作下的合作’形式中直接参与。”在柏林墙倒塌前的约30年里,东德平均每天有8人 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

自1992年1月起,普通德国民众便可查询自己的秘密警察档案。然而超过600万次申请,带来了一场残酷的政治洗礼。线人们不断被曝光,并遭到无情谴责, 但东德人也一次次陷入道德困境:对特定环境下的选择,人们有权批判吗?

2010年1月15日,柏林的高尔基剧院——前东德的国家剧院——举行了一场独特的纪念活动。

20年前的1月15日,示威者从各个入口涌入东德国家安全部大院。柏林墙的倒塌激起了人们的巨大勇气,他们高喊着“史塔西滚蛋”,砸烂了很多负责国内监视 与窃听的设备,并且把大批文件和档案奋力从窗户抛到大街上。

成立于1950年2月的东德国家安全部,德文简写为“Stasi”,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史塔西”。

德国联邦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的负责人比耶特勒女士说,1990年1月15日是东德向民主社会转变的和平革命的最重要的日子之一。

然而,史塔西崩塌后的20年中,人们又是如何向这段冻结的历史说再见的?

档案馆向公众开放的秘密档案,令空气里充满了让人不信任的成分。 图/CFP

“党的剑与盾”

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已变成时髦又乱哄哄的商业中心,但由此向东,鲁斯彻斯街(Ruschestr.)103号,是一组庞大的灰色建筑群。49栋大楼,形 成规则的封闭状矩形如围墙高砌,没有明显的门牌标识,1号楼在最里面。

二十多年前,这里是东德国家安全部总部,如今,这里是“史塔西”博物馆。

从大厅进入一层陈列室,有一座名为“党的剑与盾”的雕塑,这是东德成立20周年时,“苏联同志”赠予史塔西的礼物。而“党的剑与盾”正是史塔西的座右铭。

博物馆的宣传册写道:史塔西是“积极支持、实施党的决定”的工具,集秘密警察、情报机关和侦探组织,甚至犯罪起诉和审判准备功能于一身。“由于党想让其决 定被广泛接受,但同时又不相信人民,所以在民主德国的生活中,没有一块空间是史塔西所不能间接、或者在‘政治操作下的合作’形式中直接参与。”

来自德国汉堡市的公务员Philips Rausch一面缠好围巾、裹紧身上的大衣,一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里(东柏林)让人感觉真冷,整片建筑都是集权主义风格的,人很容易就被忽略掉…… 让人丝毫也不觉得温暖,加上展示品,让我似乎感到有冷风从背后吹过来,这真不是一种愉快的感觉。”

但Rausch同时觉得,博物馆给了人们一种生动的体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领悟到一些东西,我们绝不能重复这段历史”。

“我们无处不在”

博物馆的导游 Robin Wiliams告诉本报记者,每年大约有8万名游客来这里参观,其中六成左右是德国本地人。

史塔西博物馆一层主要展示用于监视和窃听的物品与技术,包括隐藏窃听器和照相机、监视电线线路、便于夜间拍摄的隐藏式红外线设备和隐藏武器的容器(如装有 来福枪的手提箱)等等。

陈列品上方,史塔西的标语是“WIR SIND UBERAL”(我们无处不在)。

尽管史塔西的建立是师从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但它也继承了纳粹时期盖世太保的经验和工作态度,以缜密和严谨作风,将监视监听工作“科学化”到极致。

各种技术和设备,其想象力令人叹为观止。从纽扣、水壶,到木棍、垃圾桶,甚至钢笔,监听监视设备无孔不入。

几名老人在参观这些展品时愤然抱怨:“太过分了!真是难以相信!”他们是东德的居民。

秘密警察监控的范围不单单是“敌对势力”的政治活动,从男女间的调情,到每星期倒几次垃圾,在超市买了何种口味的香肠都被记录在案。

当然,史塔西的工作不仅仅依赖技术,更依靠人。1959年该组织约有全职员工1.3万人,1974年有5.6万人,到1989年解散之前达到9.1万人。 这意味着东德大约每160人中就有一名全职的史塔西。

此外,史塔西拥有庞大的线人(告密者)网络——它在各行各业的非正式雇员达17.4万名。这些线人被史塔西称为“与阶级敌人秘密活动作战的最重要因素”, “所开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绝对核心”和“同敌人作战时的主要武器”。

约翰·科勒(John O. Koehler)在其著作《史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中认为,为史塔西工作的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

至1989年,东德有约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东德总人口的1/3。如同小说《1984》的情境:那张留着黑胡子的脸从每一个关键地方向下凝 视……老大哥在看着你。

瑞士教师Manuela和本报记者交谈了很久,但最后拒绝透露自己的姓,也不愿留下联系方式。“非常抱歉,我通常不是这样的人。”她说,“但今天在这里不 知道是怎么了,似乎空气里都充满了让人不信任的成分,我不得不谨慎一些。”

“从来都热爱人民”

博物馆第二层是最后一任部长埃利希·米尔克的办公室。至1989年11月,米尔克执掌史塔西长达32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位列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他自 认为是斯大林主义者,宣称:“不是朋友的人都是反对我们的;反对我们的人就是敌人;敌人将会被消灭!”

在柏林墙倒塌前的约30年里,东德平均每天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而为了维持这个庞大的情报机构运转,史塔西也向西德“出售”政治犯。数 十年间,被赎走的犯人约3.3万名,为东德换回近340亿西德马克。

同时,史塔西在内部文件中要求,“通过心理恐吓,对消极对立人士实施多种方式,逐渐动摇和改变他们的想法”。对人权活动家帕皮斯,史塔西派遣一位美男子与 他的妻子建立“亲密关系”;而对于拒绝与当局合作的宗教人士艾格特,史塔西写匿名信散布谣言说他鸡奸男童,甚至授意医生开一种抑制精神的药,欺骗艾格特服 用。

权力统治着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官员决定什么事是允许的,什么是被禁止的,并且他们的强制意愿被党部、工会、国家机器、司法和教育系统执行。

史塔西部长米尔克是足球迷,他曾亲自下令组建柏林迪那摩俱乐部。该俱乐部连续10次夺取东德联赛冠军,连续36轮联赛不败。办法也很简单,联赛裁判通常会 被史塔西带到监狱的会客室谈话。一位当事人回忆说:“他们告诉我,比赛时要做出‘正确’的决定……否则下半辈子就和监狱结缘吧。”

英国游客Annemarie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不明白,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成年人怎么能用自己的智力和精力来做这样的事?……可以说有些孩子气。”柏林 墙倒塌后,“清算”已不可避免。1989年11月13日的人民议会上,米尔克转而公开声称自己“从来都是热爱人民的”,台下嘲笑声四起。很快,他被逮捕、 审判,最终在1995年才获得释放。2000年5月,曾经风光无限的米尔克在养老院死去。

当然,柏林迪那摩俱乐部也随着米尔克的倒台迅速崩溃。1989年的德国杯是他们最后的荣耀。

“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德国联邦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BStU)收存的史塔西档案,书写材料112公里,转作胶片的材料47公里,图片、幻灯片140万张,影像资料16.9万 份,碎片材料1.55万袋。

那些碎片是史塔西人员在1989年末,眼看东德政权崩塌而试图销毁的材料。当时由于文件实在太多,办公室的碎纸机全部不堪重负而损毁。在这些碎片被彻底销 毁之前,它们被市民委员会幸运地抢下。

1991年12月,德国议会通过了前东德安全部档案法,规范了对前东德国安部档案的收集、整理、利用、处罚等方面。1992年1月起,普通德国民众便可以 到BStU申请查询自己的档案。截至2008年,统计数字记录了超过600万次的各种个人申请、研究或媒体申请以及诉讼和犯罪调查等等申请。

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洗礼。人们发现,告密者不仅仅是史塔西的秘密警察本身,自己的好友、邻居、亲戚,甚至社会上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大学教 授、宗教人士,都赫然在列。

1987年的记录显示,当时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竟有多达12人是史塔西的线人。

这也是小说《1984》预言的结局:出于对“老大哥”的恐惧,主人公温斯顿和恋人分别背叛了对方。“在遮荫的栗树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人们在震惊之余,猜疑、失望、仇恨、幻灭等等情绪蔓延开来,反目、抑郁、出走、离婚和自杀纷纷出现。线人们不断被曝光,并遭到无情的打击与谴责,但其他公 众也一次次的一起陷入道德困境:对特定环境下的选择,人们有权批判吗?

博物馆的导游Wiliams说,他有的朋友知道一定有自己的秘密档案,却选择不去查看。“他们选择宁肯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也不想影响自己当下的生活。”

“我知道很多人对于这段历史的过去仍然感到非常困难,20年来,他们仍然难以原谅曾经在史塔西工作或者卷入进史塔西的人……受害者仍然会感到紧张和恐 惧。”Wiliams说,“有些人会对过去做的事感到抱歉,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他们在那样特定的时间做那样的事是正确的。”

2009年1月15日,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到BStU“档案馆”。这位出生于东德的总理说,秘密警察档案的公开,是增进人的和解,而绝对不是带来更多的误解 和仇恨。

但诺贝尔奖获得者芭芭拉·米勒坚持称:“如果没有大多数东德人的沉默作为配合,这一体系断然不会如此有效运转……作为机会主义的盲从者,个人之所以与集体 保持一致,是因为他们在这种物质安全、社会安定的平庸图景中安于浑浑噩噩,其中之个人,则坚定不疑地服从于那种对简单及相对和谐之生活的欲望。”

电影《窃听风暴》中,知识分子的挣扎和对自由的向往打动了史塔西特工维斯莱尔,他最终背叛了自己的体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现实中,扮演维斯莱尔的演员 乌尔里希·穆埃的妻子,曾经就是史塔西的告密者。“这不是别人的生活,就是我自己的生活。”穆埃说。

史塔西博物馆的馆长甚至拒绝了导演杜能斯马克拍摄的请求。这位馆长说,因为剧本根本不符合事实——在史塔西几十年的历史中,像维斯莱尔那样“良心发现”的 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感谢哥德学院(中国)提供相关帮助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1425


echodreamer  202天前

何曾永别?我国还有一个更大的,13亿人口的档案有瞧的!

2 10 darksidemoon 202天前

名字里边带“民主”“人民”的国家基本都不咋地

1 9 elginredwood 201天前

看了这则报道,国人就会明白为什么德国从来都不报道中国的好消息,因为他们对某一种制度已经彻底绝望了。

2 4 blue1510 202天前

搞笑的是,那个国家还叫“民主”德国。

2 4 水岸新人 202天前

    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号称信奉马克思的国家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5 zhangbw 202天前

英国游客Annemarie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不明白,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成年人怎么能用自己的智力和精力来做这样的事?……
但我能理解你Annemarie

2 2 wuyuankai 202天前

blue1510评论于9小时前
搞笑的是,那个国家还叫“民主”德国。

我怎么记得是叫德国人民共和国?

1 3 feng1987 201天前

当年的天朝!难道搞共 产 主 义的都是这样?怀疑。      不要人肉我

1 2 elviseno 202天前

共和是什么意思,有人在意么?何曾共和?

0 2 lordkan 201天前

啥时候中国国安局的秘密档案能让我看看,好几亿人呢,一定很壮观

yangbible  194天前

看来在东德人连最基本的尊严都没了。一个人民没有尊严的国家,是不可能平稳的。改革势在必行啊。

1 1 ytchin 196天前

世界上还有四个这样的国家,他们的人民还在被严密监控之中,统治者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

1 1 iewnus 199天前

在柏林墙倒塌前的约30年里,东德平均每天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约30年里,中国平均每天有800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



0 0 dankezhang 200天前

是德意志人民共和国吧,不是德国人民共和国

0 0 dankezhang 200天前

火车实名制我感觉国家就是要加强对老百姓的控制,不仅仅是打击黄牛党

0 0 liling528 200天前

难道权力比人性更重要?如果连人性都没有了,还可以自称自己是人类?

0 0 2012 200天前

像维斯莱尔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很为电影里的维斯莱尔感动,原来现实里真是不可能的,所有一切都归于一个必然,看吧,历史车轮是挡不住的

xinzhuccw  201天前

也许100年之后,这篇文字才有可能编入我们的大学生教材!============================================ ==================

0 1 fchen45242 201天前

失控了。但美国麦肯锡时代也差不多是这样。

0 2 ljz7612618 201天前

作者是在含沙射影吗?

0 2 secondtonone 201天前

选题好,中国报业的一点点不灭星光!

1 3 feng1987 201天前

当年的天朝!难道搞共 产 主 义的都是这样?怀疑。      不要人肉我

0 2 lordkan 201天前

啥时候中国国安局的秘密档案能让我看看,好几亿人呢,一定很壮观

1 9 elginredwood 201天前

看了这则报道,国人就会明白为什么德国从来都不报道中国的好消息,因为他们对某一种制度已经彻底绝望了。

0 0 jacky8848 202天前

“在民主德国的生活中,没有一块空间是史塔西所不能间接、或者在‘政治操作下的合作’形式中直接参与。”在柏林墙倒塌前的约30年里,东德平均每天有8人 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1425

2 2 wuyuankai 202天前

blue1510评论于9小时前
搞笑的是,那个国家还叫“民主”德国。

我怎么记得是叫德国人民共和国?

1 5 zhangbw 202天前

英国游客Annemarie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不明白,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成年人怎么能用自己的智力和精力来做这样的事?……
但我能理解你Annemarie

0 1 笑笑生 202天前

搞集体主义的极易陷入独裁

2 10 darksidemoon 202天前

名字里边带“民主”“人民”的国家基本都不咋地


http://new.21ccom.net/plus/view.php?aid=6568
康慨:告密体系及其社会创伤——东德的秘密警察与线人
时间:2010-01-20 19:51 作者:康慨点击:140次

冷战时期,东德最有名的特务头子是绰号“隐形人”马尔库斯-沃尔夫(Markus Wolf),德国犹太人,他任前东德安全部(Stasi)副部长达34年,其领导的驻外情报机构与前苏联的克格勃齐名,对内恐吓、监控、迫害本国居民,监 禁记者、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德国统一后,他畏罪逃亡苏联,在苏联解体前夕,他回到德国,提出通过帮助德国政府解开冷战中的一些谜团以换取赦免,但未能如 愿。最终他两次站在审判台上接受正义的审判,被判有罪。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八天后,东德国家安全部(MfS)更名为国家安全办公室(AfNS),但这没能使它活得更久。12月8日,莫德罗 总理下令解散了AfNS,自此,世界上最著名的秘密警察组织之一终于走到了尽头。

  MfS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斯塔西(Stasi,德语“国安”一词的缩写)。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构建起了一张由几十万线人组成的大网,将 几乎所有的东德公民罩在网中。身边有形或无形的监视者、监听者和告密者———无论他们是出于有据可查的事实,抑或只是来自传言、怀疑或想象,皆成为东德人 日日夜夜置身其中的现实。斯塔西及其似乎无处不在的秘密线人,就这样定义着东德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每个人言行起居中朝夕相处,必不可少,有机而且动态的组 成部分。

  经由思想控制、经济控制和行政控制,以及庞大的秘密警察组织及其掌握的密织的线人网络,民主德国打造出了一个严密布控的社会,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 对内(对外也往往如此)造成了一种颇为安全与稳定的社会幻象。这种稳定的程度不仅大大强于其东部大家庭的兄弟们,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甚至超过 了在1960-70年代经历了巨烈动荡的资本主义同胞、西邻的近敌联邦德国。然而,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幻象,是因为这种稳定并无坚实的内在基础。稳定之得以 保持,端在内部的高压和外部两大强力集团难分伯仲的对抗所造成的平衡。一旦对抗失衡,内压立刻决口,整个体系顷刻间瓦解,国家瞬间不复存在。

  二十年过去了,斯塔西对东德人造成的社会创伤、心理阴影和情感痛苦仍旧难以平复。

  最强大最有效

  东德似乎并不公开鼓励检举揭发,亦不大力宣扬告密文化,而是通过广泛、细密、有效的组织工作,渗透到社会的每一肌体,从上至下,层层布控,有效预防, 对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权稳定的言行实行全面监督。德国人为共同目标而不惜冷对个体的哲学渊源,做事务求条理分明、执行程序严谨高效,甚至刻板至教条主义的 行事作风,均为斯塔西发展成世界上最强大、最有效的秘密警察组织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自1950年创设以来,斯塔西的雇员始终在稳定增长。1974年,该 组织已有全职员工55718人,1980年有75106人,到1989年,则达到91000人。这些人的亲友往往知道其身份。真正的“地下工作者”是数以 十万计的、散布于社会各个行业、各个角落的非正式雇员,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告密者”(本文将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线人”,来代替感情色彩强烈的“告密者” 一词)。

  1995年,根据已不完整的官方记录(斯塔西在解散前已开始档案销毁行动),1989年时的斯塔西有非正式雇员17.4万名,约占当时东德18-60 周岁公民的2.5%。约翰·科勒(John O. Koehler)在所著《斯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2000)一书中认为,其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另据一位前斯塔西上校的估计,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 在内,则线人总数可能高达200万人),平均每166位东德公民,便有一位斯塔西警探“照看”,东德因此成为世界上秘密警察密度最高的国家。苏联克格勃有 4.8万雇员,监控全国2.8亿人,平均每人负责5830位国民。若计入非正式雇员,则斯塔西每人监控66人。如果连临时雇员也包括在内,那么每6.5个 东德公民中,便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

  东德所有的大企业中,均派驻有全职斯塔西警官。每座居民楼亦指派一人,充任监视者,直接向管片民警报告。每有住户的亲戚朋友在此过夜,斯塔西都会得到 报告。宾馆房间的墙壁通常开有秘密孔洞,以便斯塔西用特殊的针孔照相机或摄影机进行秘密拍摄。若有敌对嫌疑人进入监控名单,斯塔西便会在其家中布设设备, 秘密监听。大学和医院亦被广泛渗透。

  斯塔西的座右铭是“党的盾与剑”(Schild und Schwert der Partei),这句话在电影《窃听风暴》中曾两次被提及。线人的工作亦围绕着这一目标展开,但因工作性质的不同,又有细分。据芭芭拉·米勒 (Barbara Miller)的《统一后德国之罪疚与顺从的叙述:斯塔西线人及其社会影响》(Narratives of Guilt and Compliance in Unified Germany: Stasi Informers and their Impact on Society,Routledge,2000)一书所述,人数最众,分布最广的是非正式雇员(IMS),即民间线人。1979年的一份斯塔西纲领指出, IMS“在全面确保国内安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工作是预防性的,为“应对新的安全需求而进行早期的辅助侦察与落实”,特别是要弄清“谁是谁”的问 题。

  斯塔西极为看重IMS,其各个时期的正式文件亦不断强调这一点。“非正式雇员是与阶级敌人秘密活动作战的最重要因素”(1958);“非正式雇员是国 家安全部所开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绝对核心”(1968);“我们的政治工作所期望达成的政治与社会影响,有赖与非正式雇员进行高质量与有效的配合,他们是 同敌人作战时的主要武器”(1979)。

  没有英雄

  两德统一最初的欢欣之后,原来的东德人很快发现,曾经憧憬的美好生活并未到来,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生活和职业保障却一去不返。失业率猛增,东部人不得不 接受再教育,学习谋生技能,尝试适应曾经向往如今突然而至的自由,学会自己做决定。相对于国家替你决定一切的旧体制,统一后的自由反而令许多人不知所措。 傲慢的西部人施于他们的歧视和怠慢,相较于旧体制的压制,似乎更加不堪。现在,他们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个人或集体的理想与自尊,过往的人生变得一钱不值。 在东部,自怜和恋旧的情绪高涨,已经不复存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竟然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了已逝的天堂。今年春天,BBC播出了一套系列纪录片,讲述东欧人 对社会主义大家庭时代的回忆,好坏兼有。一位女士说,较之现在,东德时代的妇女更为独立,在婚姻和工作中有更多的选择,“我们感到安全及被照料。”她面对 镜头说。

  然而,国家不仅照料其公民,亦监控他们,而这种监控的深度和广度,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政府可能都难望其项背。统一后斯塔西秘密档案的逐渐公开,对许多东 部德国人的心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逼使某些人重新审视那个失乐园。“这些文件不仅有助于前东德人得知并了解自己的历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他们对过去重 新定义。”芭芭拉·米勒女士写道。

  档案的某些部分足以令人震惊,例如,1987年的记录显示,当时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竟有多达12人是斯塔西的线人。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今年 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深受秘密警察之苦、1987年从罗马尼亚移民西德的赫塔·米勒,坚决反对在没有甄别清算前东德作家历史污点的情况下,实行两德作家 组织的合并,并为此于1997年宣布退出德国笔会中心。

  在德国东部地区,赫塔·米勒并不是很受欢迎的人。1999年,柏林墙倒塌十周年的时候,她告诉RFE电台罗马尼亚语-摩尔多瓦语部的米尔恰·约尔古莱 斯库,尽管已经统一多年,但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两个德国之间的鸿沟仍然存在,德国东部更近于东欧而非本国西部。“在东部德国,有些人不请我去朗读作 品,”她说,因为他们不想以直接了当的批判回望过去。但也有人请她。“可以说,在德国西部,大多数人只是对我的书抱有理论上或文献上的兴趣,而东部人会通 过我的书面对自己的过去和人生。有些人为此觉得不快。许多次在德国东部,我朗读完,首先就会听到听众提问:‘可罗马尼亚的情况当然比我们这儿恶劣。我告诉 他们:‘这要看你怎么看待那些事。’”她说,许多东部人不愿意相信的是,从整体上讲,罗马尼亚和东德之间的不同没有他们愿意相信的那么大,可听众不喜欢这 种看法。

  随着秘密档案的公开,线人们不断曝光并受到谴责的同时,公众也发现,自己每次都会落入相同的、极为复杂的道德困境。“斯塔西的线人们始终是(东德)国 家机构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如果没有大多数东德人的沉默作为配合,这一体系断然不会如此有效运转。”芭芭拉·米勒就此写道,“作为机会主义的盲从 者,个人之所以与集体保持一致,是因为他们在这种物质安全、社会安定的平庸图景中安于浑浑噩噩,其中之个人,则坚定不疑地服从于那种对简单及相对和谐之生 活的欲望。”

  我认为,当集体耻辱感逐渐增强到一个临界点,这个集体就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完全的自我否认。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承认自己的一生是背德的、有罪的、附从 的、心甘情愿被愚弄的,因而也是毫无意义的。出于本能,集体会避免让自身落入这种深渊。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找到救赎者。两个月前,翁贝托·艾柯援引一例指 出,1931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勒令全国1200位大学教授宣誓效忠,仅有12人拒绝,并为此失去工作。其余皆为保住教职而屈从。“也许这1188 人是对的,”艾柯说,“但那12个人挽救了其大学、乃至我们国家的荣誉。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说不,即便这样做毫无益处。因为有朝一日,你可以说,你说过 不。”

  十二君子仅仅是大学教授集体的百分之一,在全体意大利人中的比例更微不足道,但他们事后足以为集体耻感提供一个排遣的通道,虽不至完全脱罪,亦可让失 序的心理找回某种平衡。如果一个集体找不到可引为代表的英雄,帮他们卸去颈上的重轭,让他们有理由说出:“我们也曾反抗过,”那么这个集体终将不能自如地 面对过去。

  东德却没有英雄。

  羞耻与失忆

  1993年初,前东德最著名的女作家克里丝塔·沃尔夫(Christa Wolf)被指认曾在1959至1961年间为斯塔西充任非正式雇员,代号“玛格丽特”。沃尔夫女士的反应具有典型性:她最初完全否认,半年多之后,档案 将不可辩驳的证据呈现于前,她又改口,说已将这段往事完全忘却,并辩称从未对同胞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在身份曝光之前,前线人大多保持沉默,直至白纸黑字的证据出现。然而对那段不光彩的往事,他们真的有可能失忆吗?芭芭拉·米勒在前述专著中,对上述情 况做了分析:

  传统的记忆复制理论认为,人的记忆是对过往事件的精确复制,但心理学家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自我记忆的机理往往与此相反。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社会心理学 教授迈克尔·罗斯发现,个体会使用“绝对自信的理论来构建其个人历史”。也就是说,人们趋向于用当前对自我的理解来“推断”他们过去的行为。除非有明确的 信息让我们相信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已经发生了变化,不然我们便很可能有意夸大过去与现在的相似性,并以此重构记忆。

  “谢天谢地,我好像很早以前就忘记了。”沃尔夫女士写道,“如果我还记得那件事,我怎么能活过那么多年,怎么还能继续写作,我还能相信谁?”

  事发时,她立刻遭到了潮水般的猛烈攻击。然而舆论最初的歇斯底里过后,不断出现的档案逐渐还原出更为客观的历史:沃尔夫与斯塔西的合作只是“最低限度 的”,并且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不仅如此,自从年轻时的政治幼稚之后,她日益转向政权的对立面(她被称为“忠诚的异见者”,在批评政府的同时仍然保持 社会主义信念),并为此与丈夫一起,遭受了斯塔西长达20年的不间断监视,写于1979年、但直到1990年才得以出版的半自传体小说《余留之物》 (Was bleibt),记述了那段监控之下的生活。

  该书甫一面世,即遭指责。评论界指其伪善,以东德时期的既得利益者之身,又图谋于新时代。三年后斯塔西秘档曝光,舆论众口一辞,大有将她打入地狱之 势。这正是面对历史时的乱局与困境,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皆难以脱逃,亦难以承担。

  斯塔西死去二十年了,时间似乎漫长,却又像弹指一挥间。它的幽灵仍然纠缠着许多人,也许每夜都来,徘徊于枕边,让他们至死不能释怀。

来源:南都阅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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