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顾颉刚改日记

[wanghx]

鲁迅在《故事新编》里编排顾颉刚讽刺其为“鸟头先生”。

目录：

1. 朱维铮：顾颉刚改日记
2. 第八回 鸟头先生甪直招亲 国学大师真情假意？
3. 大浪蛇：鲁迅为什么刻薄顾颉刚
4. 鲁迅为什么厌恶顾颉刚
5. 大师鲁迅为何刻毒挖苦顾颉刚的“生理缺陷”
6. 顾颉刚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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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顾颉刚改日记

　　久闻《顾颉刚日记》，已于2000年5月，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刊行，全帙凡十二卷，约六百万言。但直到去岁仲冬，始得《上海书评》鼎助，得窥全 豹。

　　我生也晚，待1955年秋季入复旦历史系做学生，原任本系教授的顾颉刚先生，早在一年多前晋京高就，至中国科学院历史一所任研究员了。虽说无缘识荆， 初入学便躬逢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历史系的重点，当然是“肃清胡适反动史学思想的流毒”，也当然要连及顾颉刚的“疑古”。况且本系师长，多为学界名家，与 胡、顾有旧谊者不少。不过给我的印象，系内十多位正副教授，除了个别紧跟者外，对批胡兴趣阙如，倒是常常议论顾颉刚在北京大会小会的表态，还时而说及他的 旧事。这令我感到好奇，从此不仅常看顾氏文字，也注意他的生平。于是渐知此公并非所谓纯学者，而是总在政学商三界活动的人物。

　　正因如此，这回拿到《顾颉刚日记》，便在非务不可的正业之外，即漏夜通读，断续耗时两个多月，虽然不是一次愉快的经验。

　　它是“原始史料”吗？

　　联经版《顾颉刚日记》，据整理者顾潮女士的“前言”，可知它的主体原名《颉刚日程》，有两个“基本”：

　　“《颉刚日程》自1921年1月始记”，“以后连续记载数十年而基本上不曾中断”。就是说，它记至1980年12月顾颉刚去世前，曾有中断。

　　引人注目的，是“前言”的另一点声明：“由于父亲将日记作为吐露心迹的场所，七情六欲，无所不谈，其中自有一些激愤之言，或许对他人会造成伤害，鉴于 日记的史料价值，整理时基本未作删改。”那么，这类具有“史料价值”的涉及他人的言论，倘有“删改”，是否出于顾颉刚本人之手？

　　我生此疑，还因为顾潮有以下两点介绍。

　　第一，见于“前言”。“日记册的版式是父亲于1920年12月自己设计的，用毛边纸线装，约十六开大小， 每页竖向分为‘ 日期 ’、‘ 事类 ’…… ‘ 备注 ’、‘ 一周总记 ’九栏；横向栏目有‘ 号 ’、‘ 星期 ’及‘ 预计 ’、 ‘ 实作 ’二行，且排三列，即每页可记三天日记；页左端印有‘颉刚日程’四字及‘ 年 ’、‘ 月 ’‘ 号至号 ’及 ‘ 阴历月日至日 ’备填，以便检索。”（引注：空格均原有。）因知单是版式就很复杂。可惜联经版《顾颉刚日记》，虽有皇皇十二巨册，却没有一页书影，令我辈有幸一睹《颉刚 日程》原稿面目，只能凭空想象那版式的“备注”、 “一周总计”和“预计”、“实作”等纵横栏列，必留不小空白“备填”。

　　第二，据“凡例”，可知《颉刚日程》原稿，“系表格式竖写”，由整理者改为横抄付刊。原稿正文每段“起始空二格，转行顶格”，“‘备注’及‘一周总计 ’中内容各另起段，起始空三格，转行空一格”。由于横排刊本，正文与“备注”等用同一号宋体字，读时如不留心每条起首及转行空格，便分不清孰为原记，孰为 “备注”。

　　其实，如今所见《顾颉刚日记》，有多少可称“原始史料”？已很难辨别。因为根据顾氏自述，他的日记，多半先写在随身小册上，再誊入《颉刚日程》诸栏， 也即在誊抄时做过修饰。他由草稿变成正文，又常隔数日乃至一周半月之后。这样他的日记，“基本”非逐日的记录，而是“日后补记”。据顾潮“前言”和“凡 例”介绍，有些部分未经顾氏本人誊正，例如“文革”时，“写于小笔记本及台历之日记，内容系依《颉刚日程》分段，故抄写仍同表格式者”。不消说，经过如此 处理，连小笔记本之类所存顾氏日记“原始”本色，在联经版刊本中也都消失。

　　既然如此，《顾颉刚日记》的“凡例”之二，就越发值得注意：“其中日后补记者，附于当日之后。若补记日期相距不远，则以较原记缩一格相区别；若补记日 期在隔年之后，甚至相距数年或数十年，则更以楷体字相区别。”

　　章培恒先生看了关于《顾颉刚日记》的某篇介绍文章，已感到奇怪：“我才知道顾颉刚的日记是可以补充的，一九七几年补记他年轻时候的东西。”（《述学兼 忆师友》，《书城》，2008年12月号）而我阅毕《日记》，回头再看上引“凡例”，不禁更感到奇怪，因为已刊《日记》本来大半属于顾氏本人“日后补记 者”，岂知除此而外还有“补记”，而且后一类“补记”，又包含所谓补记日期“相隔不远”、“在隔年之后”，“甚至相隔数年或数十年”等情形。尤因刊本对 “相隔不远”的“补记”，用同一宋体字排印，仅较“原记缩一格”，与当日的“补注”毫无区别，又没有《颉刚日程》原稿影本可资对勘，谁能分辨？

　　关于“更以楷体字相区别”的那些所谓补记，大约不会有人相信真是当年旧迹的实录。困难在于同“补注”无从分辨的所谓补记，可以信为真相记载吗？除了章 培恒先生所疑的几则，如顾颉刚补记他年轻时对王国维的看法等。令我更生疑的，是顾氏有没有像他模仿的康有为那样，用倒填年月之类手法，以补记来证明自己一 贯正确或为自己作某种洗刷？

　　作为史学从业者，我相信马克思的一句话：“历史的事实是从矛盾的历史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看来，要清除对顾颉刚补记的疑问，一个简单做法，就是将他 特别记述的时地人事，寻觅相应史料对勘。

　　《顾颉刚日记》的余序

　　早在1950年代，通过批胡适运动和众多师长谈论，我已知顾颉刚很难与人合作。他多疑成癖，好听窃窃私语，尤好信未必真实的传言。例如院系调整以后， 他所在的上海学院部分系科并入复旦，而他本人也被复旦历史系聘为专任教授。他请假一年，分明由于当局已有规定，专任教授不可在外兼职，而他时任上海大中国 图书局总经理，经商收入远比复旦教授丰厚，但他却说不肯到复旦就职的理由，是因为周予同先生不欢迎他来复旦，所据便是某教授的私下传言。事实上，时任复旦 主管文科的副教务长周予同先生，不仅与顾颉刚相交已二十多年，而且是决定聘任顾颉刚的复旦主要领导人。顾颉刚找借口继续经商发财，竟以传言为依据，忍心污 蔑老友，还一本正经地写入《颉刚日程》（见《日记》1952年9月21日），此人所记可轻信么？

　　顾颉刚与同事闹翻乃至与挚友凶终隙末，更著名者一是鲁迅，二是傅斯年，三是胡适。鲁顾交恶，论者极多，在《顾颉刚日记》中也是主要题材，容后再考。他 与傅斯年的关系，由谊同手足，而貌合神离，而终于“决裂”，以至他致函胡适，控诉傅斯年对他蓄意迫害，在以往很少有专门研究。随着《顾颉刚日记》的出版， 卷首余英时先生长序《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的发表，这问题已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广泛注意。

　　余序凡五节，第一节论顾氏的“事业心与傅斯年”，第二节论“顾颉刚与胡适”，第三节“顾颉刚与国民党”，第四节“1949年后的顾颉刚”，也都时时涉 及顾、傅、胡的恩怨关系。我很佩服余先生对三造都取“了解的同情”的态度，却又感到余序或许调停过度，以致可能明知《顾颉刚日记》述及他与傅、胡关系，内 有不实情节，却只含蓄带过。

　　一个显例，便是《顾颉刚日记》篡改他于民国18年（1929年）8月20日致胡适函的写作时间。

　　关于顾颉刚致胡适函

　　胡适于1949年仓猝离开他任校长的北京大学，有大批私人文件未及带走，其中包括众多书信。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选 编了胡适留下的部分书信及函电稿，题作《胡适来往书信选》，分上中下三册，由北京中华书局内部发行。虽说发行限于内部，却很快传播海外。1982年台北远 景出版社刊行的《胡适秘藏书信选续篇》，所收函件便与中华版雷同。其中收有顾颉刚致胡适信多通，当然引人注目。

　　前揭《顾颉刚日记》余序引顾颉刚致胡适那通长信，序中明谓写信时间为“1929年8月20日”，出注谓引自梁锡华选注《胡适秘藏书信选续篇》。核以前 揭中华版《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第475号“顾颉刚致胡适”，引文及顾氏自署写信时间（“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完全相符。

　　余英时先生通读过联经版《顾颉刚日记》的全部未刊稿，不会不注意《日记》在1929年“八月二十号星期二（七月十六）”那天，所记内容为顾颉刚在苏州 会友、游园、训女等，没有只字提及给胡适写信。尽管此前四天（八月十六号），他曾经“到苏州饭店访适之先生”。

　　然而，《日记》1928年“八月二十号星期一（七月初六）”，却赫然记道：“写适之先生信，约五千字，直陈两年中痛苦。”同日“备注”又道：“适之先 生前日有信来，疑我因骄傲致树敌，故作书报之。耿耿此心，每不为师友所解，强予办事，失其故我，奈何！”也在同日，又记“登日记七天”，显然此则乃属“日 后补记者”。

　　于是我赶紧重读《胡适来往书信选》所载民国18年8月20日顾致胡信，核对字数，共四千八百余字，可称“约五千字”；内容呢？原信劈头便说：“接九日 信，至感先生的好意。不过我两年来的环境和心情有非先生所知者，所以趁着这个机会，详细一叙。”往下便由离北大到厦大说起，再详述到中山大学年余的遭际， 中心就是述说与傅斯年（孟真）的关系日趋紧张，当然力陈错误全在傅斯年。信谓“先生信中劝我不要骄傲，我自己觉得傲则有之，骄则未也”， 随即絮絮叨叨，自我辩解并指斥傅斯年，表示心中充满“烦闷，愤怒，希望，奋斗”云云。凡此，与《日记》1928年8月20日“写适之先生信”所记要点无不 相合。

　　关键在于写信的时间。《胡适来往书信选》据顾颉刚原信手迹刊印，信末顾氏自署作期为“（民国）十八年八月二十日”。然而联经版《顾颉刚日记》，却录于 1928年即民国17年同月同日记载之内。二者相差整整一年，就是说两个年份必有一误，哪个记载可信？

　　《日记》既为顾潮编定，且看也由她编著的《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3月一版）怎么说？该谱于“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戊辰）三 十六岁”目内，在8月20日记“与胡适书”，夹注谓据“日记是日”，而后摘抄《胡适来往书信选》所录原信的两段个人牢骚语，既略去信中对傅斯年的反复控 诉，更不提信末顾颉刚自署的写信日期。更妙的是该谱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己巳）三十七岁”目下，连“八月二十日”也不记，甚至不提顾颉刚在此月19 日在苏州造访胡适一事。对顾潮这一含糊记叙，只能说是她已发现其父日记与致胡适原信的时间悖论，却以一则夹注表示宁信日记，而对原信明署的作期，以不了了 之。

　　恕我直言，余英时先生似有同病。他在序中特别说明顾颉刚致胡适的那封信，作于“1929年8月20日”，昭示他以为《胡适来往书信集》初次发表的原信 所署日期是可信的。他将顾颉刚此信定性为“向师门诉冤”，也与原信内容主旨相符。但也因此，他围绕此信一再考察顾颉刚与傅斯年的恩怨，多处引用《日记》， 却始终未提《日记》将此信作期提前了整整一年。个中缘由，甚盼余先生有以说明。

　　顾颉刚改日记后述

　　所谓日记，顾名思义，当为逐日之纪录。古往今来，日记作者多矣。就已刊布的日记来说，作者或为写给自己看，或为写给他人看。无论写给谁看，原记可以秘 藏，可以销毁，可以在生前择要刊布，可以在死后全文公表，却很少有人在事后增补，更极少有人在数年或数十年后以今律古，为达某种现实目的，而篡改昔作。

　　《顾颉刚日记》却表明，作者不仅补日记，而且改日记。

　　本来，时隔经年乃至数年数十年，所补当年当月的日记，可信度已令人生疑。可是，顾颉刚竟然在晚年修改中年所写日记，乃至将他发生在1929年的行为， 一笔抹煞，还将原有记载移前一年。也许他以为改得天衣无缝，谁能质疑他亲笔改定记载的可信性呢？

　　况且他致胡适的那通长函，控告对象是傅斯年。傅斯年早赴台湾，随即名列“战犯”，1950年已猝逝。同样，胡适也名列“战犯”，在国共内战中进退失 据，只能流亡美国，听任海峡两岸都予声讨。对于留在上海，在商学二界都自诩老大的顾颉刚，将既往一切实有或臆度的过错，统统推给胡适，并转而反控傅斯年， 无疑顺理成章，而且死活都无对证，岂不惬意？

　　果然，从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到批判胡适，顾颉刚都能“过关”。他于是被召唤进京了，位居中科院一级研究员，月薪五百万，远过历史诸所首长；住房阔 达十多间，较诸同所助研举家一室难求，有天壤之别。随即增补为政协委员，又名列民主促进会核心成员。因而他此后在日记中时时抱怨从政妨碍治学，是否真话？ 至少在京沪二地熟悉其人的学者中间，很少有人相信他的表态出自肺腑。

　　顾颉刚曾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但由于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顾颉刚又在1971年被定为二十四史校点主持人，被抄走的《顾颉刚日程》也发还。如今 《日记》“更以楷体字相区别”的数年或数十年后补记诸则，就大多补记在这年以后。

　　2009年1月8日夜

　　(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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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美花絮

第八回 鸟头先生甪直招亲 国学大师真情假意？

分类： 狗狗祖上的那些事儿 2010-08-20 18:00



学校放了暑假，密斯殷回到甪直小住。
小丫头杨阿四在外面的小河里洗完衣服，进来没头没脑说了句：“我看见姑父回来了。”
“哪个姑父？”密斯殷问道。
殷家是甪直镇上的名门望族，族人甚多，且大多比邻而居，所以密斯殷一时想不起是谁。
“叫那个什么咕唧...咕唧...”杨阿四想了半天还是说不出姑父的名字。
“就是每次来，都要让我唱甪直小调给他听的，叫什么来着？咕唧...咕唧...”杨阿四还在努力的想着。
密斯殷倒听明白了，笑了笑，说：“哦，是那个鸟头先生。”

鸟头先生者，国学大师顾颉刚是也。
他的研究成果有：大禹其实是条虫子，而且是个蜥蜴之类的虫子；“解手”是发生在山西大槐树下的故事...

话说顾颉刚的老婆吴征兰死了，鸟头先生自然悲痛万分，无心为学，“屡有殉情之思”，甚至“发誓不续娶”。
为了帮助顾颉刚从丧妻的悲痛中解脱出来，顾的小学同学，在甪直小学任教的叶圣陶、王伯祥就邀请他来甪直白相相，散散心。

顾到了甪直后，便去参观保圣寺。
经他的法眼一瞧，断定那些罗汉是唐代塑圣杨惠之的作品，于是就写信向蔡元培先生汇报，这才有了后来那场轰动一时的“抢救运动”。

顾颉刚在甪直的那几天，老同学王伯祥对他说：“咱们学校的殷老师，有个闺女叫殷履安，也是咱学校毕业的。长得如花似玉，并且颇有才德，顾兄若想续弦的话， 小弟愿意做个媒。”
旁边的叶圣陶也对殷履安褒奖有加，说她“好学不倦”云云。

两位挚友的推荐，使得顾颉刚产生敬慕之心，虽未谋面，却对她不能忘怀。
回到苏州后，立即就要提亲。

谁料想顾的家人却不答应，原因是：两人的“八字不合”。
但顾颉刚谋娶之心很是坚决，他在玄妙观里找了个算命先生，带回家忽悠长辈，硬说是“八字匹配”......

终于忽悠过去了，赶紧办婚事吧。
于是，在第一任夫人吴征兰死后不满一年，顾颉刚同志又笑容满面的结婚了。

婚前，顾颉刚与殷履安从未见过面。
婚后，两人开始了他们的爱情生活。
游山玩水，尽享蜜月之欢，真是羡煞旁人。

游完苏州游杭州，游完杭州...便两地分。  

度完蜜月，顾颉刚回到北大，殷履安则在家中代他尽孝道，操持家务。
这期间，两人相思良苦，鱼雁频繁，互诉双方的生活和情感。
尤其是顾颉刚，得到了“以伉俪而兼朋友”的乐趣，一两天必写一信。

有一次，顾颉刚因为十几天没收到殷的回信，就发起脾气来，提起笔来给殷写了封信，扬言说自己有了婚外恋，劝殷“请你不要盼我”。
殷读了此信，犹如晴天霹雳，吓得全身冰凉。好在顾在信末尾表白是“假造”的，才安了殷的心。

殷履安的为人和在顾家的作用，大概可以从钱穆先生的《师友杂忆》中看出。钱先生在谈到他在顾家做客的情节时说：
其夫人奉烟茶，奉酒肴，若有其人，若可无其人。然苟无其人，则绝不可有此场面。盖在大场面中，其德谦和乃至若无其人也。余见之前后十余年，率如此。

抗战爆发后，顾颉刚与殷履安避居重庆。
1943年，殷履安去世。

顾颉刚又一次痛苦万分，他在日记中写道：
“2时半，履安气渐促，至2时50分去世……履安与予结褵整整二十四年，今日永隔幽冥，忍之痛绝。”
他在致胡适的信中称：

“...看着汹涌的嘉陵江水，真想一跳下去完事。”

莫非鸟头先生又想殉情？          

狗铃儿的沙发：

上图的下方为神马要画上一只鸟捏？ 

密斯殷，老朋友都知道，狗狗祖母也。 
殷履安，祖母的姑姑，和狗狗的曾祖母是堂姐妹。
狗狗的曾祖母也姓殷，只是叫啥名字没人知道了。在老人们印象中，长得很漂亮，身高1.72米。 
呵呵，不知道他们怎么把这个1.72米倒记得清清楚楚？  

顾颉刚出身苏州的诗书世家，康熙皇帝下江南时看到顾氏文风劲盛，特誉其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 。
“大禹是虫子”，顾颉刚考据说：“禹”字中间含个“虫”字，因此大禹是条虫也（见《古史辨》第一册六三、一一九页）。
顾颉刚考据“解手”的出典，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发现山东、河北、两淮地区都死得没几个人了，于是安排移民。移民多是山西人，报到地点在洪洞县的大槐树下。
为怕逃走，都捆绑着去迁移目的地，人们需要方便时，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偶要便便。”次数多了，只要说声“老爷，解手”，双方就都明白是什么 意思了。

鲁迅先生最看不起这种对社会没一点用处的历史考证，因此在他的小说、杂文里百般讽刺。
他写过一个人物，就是会四种“茴”字写法的孔乙己，最后饿死了。
他还在讽刺小说《理水》中，描写了一群迂腐的文人，其中有一个便是“鸟头先生”。
繁体字的“顧”，根据顾颉刚的逻辑，雇是鸟名，页本义是头。于是顾先生就酱紫成了鸟头先生哉。  

顾颉刚没事就搜集苏州歌谣，出版过一册《吴歌甲集》，当然，这也被鲁迅先生写进了《理水》，嘲笑一番。

鲁迅为神马这么恨顾颉刚捏？ 
顾颉刚自己说，有三点：1.顾曾爆料，鲁迅的《小说史略》是山寨版的，2.顾是胡适的学生3.顾和鲁在厦门大学级别一样。

保圣寺的罗汉，其实到后来连顾颉刚都不确定是不是杨惠之塑的，但是已经传开了，他也只能说：就算不是杨惠之塑的，也肯定是运用了杨惠之的技法。

顾颉刚写信说自己有婚外恋，其实是有实情的。
那女子叫谭慕愚，北大学生，和鲁迅笔下的“刘和珍君”是同学，当时还一起去游行了。
顾在日记里写道：“予与慕愚一段情怀，从未道破，近日颇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
当时，殷履安在苏州帮他照顾年老的双亲和前妻留下的几个孩子。  

殷履安过世后没几天，顾颉刚便向谭慕愚求婚，谭没答应。
于是，顾颉刚就与著名的老剩女，40岁的张静秋结婚了，结婚时，离殷履安去世也未满一年。  

顾颉刚是个结巴，据说是郭富城的粉丝，常常对着殷履安唱：“对你，爱、爱、爱、不完...”   
顾颉刚一直有做“国师”的梦想，他首次见到蒋介石，连结巴的毛病也突然好了，在总裁面前羽扇纶巾，侃侃而谈。谈笑间，鬼子与共军灰飞烟灭。

八卦下顾颉刚第一个老婆吴征兰吧，此女子也是苏州人，比顾大四岁，两人乃包办婚姻也。
吴征兰女士虽大字不识一个，但无比热爱生活，哪有热闹就往哪凑。那年春天刚生完孩子，忽听街上锣鼓喧天，家人告知是出殡埋死人。
这热闹不凑怎合自己的八婆身份?于是不顾产后虚弱，挣扎着要下床轧闹猛去，回来感冒了，接着肺结核了，接着就走了。

需要说明的是，在吴征兰女士病重期间，鸟头先生只是关照将屋里的门窗打开，通通空气，就再不管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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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论坛 » 六朝兴废 » ZT:　鲁迅为什么刻薄顾颉刚
君子德风 发表于 2006-7-15 19:23

大浪蛇：鲁迅为什么刻薄顾颉刚

作者：大浪蛇
　　
　　弄点现代文学史或学术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鲁迅与顾颉刚是一对冤家，彼此之间一提到对方，就忍不住笔露锋芒，骂他个鲜血淋漓——尤其是鲁迅，甚至不 惜在历史小说《理水》中塑造了一个很可笑的“鸟头先生”来影射讥讽顾颉刚：比如书中有这样一段“‘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地说，立刻把鼻尖涨得 通红。‘你们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吗（见《鲁迅全集》2卷372页）？’”为什么这样影射呢？原因是顾颉刚根据 文字学将“禹”解为“蜥蜴”，从而得出“夏禹是一条虫”的结论；而鲁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根据文字学将“顾（繁体字为“顧”）”字解为“雇”（本义 为“鸟”）与“页”（本义为“头”）。所以，不少人说鲁迅这是在利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因为这让人想起《水浒》中的骂人话“鸟人”！而在鲁迅的私人 通信里，则直接将顾颉刚称为“鼻公”、“鼻”、或“红鼻”：比如在1927年5月15日致章廷兼的信中，鲁迅就写到：“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 的人，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发，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再比如同年8月17日鲁迅致章廷兼的信中又有：“遥想一 月以前，一个獐头鼠目而赤鼻之‘学者’，奔波于‘西子湖’而发挥咱们之‘不好’，一面又想起起诉之‘无聊之极思’来。湖光山色，辜负已尽，念及辄为失笑。 禹是虫，故无其人；而据我最近之研究：迅盖禽也，亦无其人，鼻当可以自慰欤？……近偶见《古史辨》，惊悉上面乃有自序一百多版。查汉朝钦犯司马迁，因割掉 卵子而发牢骚，附之于偌大之《史记》之后，文尚甚短，今该学者不过鼻子红而已矣，而乃浩浩洋洋至此，殆真所谓文豪也哉，禹而尚在，也只能忍气吞声，自认为 并无其人而已。”为什么这样称呼呢？原因就是顾颉刚长了一个红红的酒糟鼻——这当然也是很不厚道的人身攻击！所以有人认为这是鲁迅拿人家生理缺陷做文章的 “失德之举”（见胡文辉《最是文人》78页）。

　　可现在的问题是：鲁迅为什么这么刻毒地挖苦顾颉刚的“生理缺陷”？照说，鲁迅不是这样的人——因为和鲁迅发生争执的人多了，用聂绀弩的话来说就是“有 文皆从人着想，无时不与战为缘”，可无论争论的人有多多，也不管争论得如何激烈，我们都没有看到过鲁迅公开或私下里拿对方生理缺陷做文章。不特此也： 1922年，当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北京时，因为写文章批评了北京学生上演的戏剧，结果惹怒了这群天之骄子，立即就有北大学生魏建功写出一篇《不敢盲从》 以为回敬。文中，作者故意在“看”，“观”，“盲从”等字上大做文章，大搞人身攻击，而这引起了鲁迅的的强烈反感，他马上写出了《看魏建功君〈不敢盲从〉 以后的几句声明》，在文中，鲁迅怒斥这种利用别人生理缺陷对其进行攻击的人是“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 少年（见《鲁迅全集》8卷115页）”。在1919年3月26日，为《孔乙己》做“附记”时，鲁迅也曾明确反对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使小说成为一种泼秽水 的器具（见《鲁迅全集》1卷438页）。既然如此，那他为什么对顾颉刚有这样的“失德之举”？顾颉刚到底什么地方开罪了鲁迅，使他这样不顾自己原则地对其 生理缺陷一再实施旁人看来甚是过分的攻击？而且，这种怨恨一直持续到鲁迅晚年，比如在1934年7月6日鲁迅致郑振铎的信中提到顾颉刚时仍然这么刻薄地写 到“三根（指顾颉刚，因为在中国古代相面语中，‘三根’即指鼻梁——笔者）是必显神通的，但此公遍身谋略，凡与接触者，定必麻烦，倘与周旋，本亦不足惧， 然别人那有如许闲工夫。嘴亦本来不吃，其呐呐者，即因岁谈话时，亦在运用阴谋之故。在厦大时，即逢迎校长以驱除异己，异己既尽，而此公亦为校长所鄙，遂至 广州，我连忙逃走，不知其又何以不安于粤也。现在所发之狗性，盖于在厦大时相同。最好不要与相涉，否则钩心斗角之事，层出不穷，真使人不胜其扰。其实，他 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得没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只好又用老手段了。”这又是为了什么？

　　对此，有很多解释，有人（比如唐振常先生）轻描淡写，认为这不过是“开玩笑”：“谑而不虐，这个玩笑开得颇有童心，近乎天真。”这显然不对——因为没 有人会拿原则开玩笑。而有人（比如陈涑渝先生）则根据鲁迅与许广平和章廷兼的通信内容认为鲁迅不满顾颉刚主要是因为“顾颉刚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人，而 胡适在二十年代却多次给封建军阀出谋献策，幻想由他们来‘裁军’、‘制宪’、实行‘联省自治’，甚至反对驱逐废帝溥仪出宫。陈源则是众所周知的鲁迅论 敌。”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还不能完全解释鲁迅为什么对顾颉刚这么“刻骨”仇恨——因为即使对胡适和陈源，鲁迅在论争时，也没有违背自己为文原则而对他 们进行人身攻击，更没有在小说中对他们进行影射。对“阎王”这么“宽大”的主儿会对“佩服”他们的“小鬼”那么严厉？这从道理上讲不过去——因为鲁迅不是 这样欺软怕硬的角色。

　　当事人顾颉刚对此似乎也有些对此莫名其妙：在《顾颉刚年谱》1926年8月25日顾氏日记有他1975年、1973年补记的两节对他与鲁迅在厦大的冲 突有这样的说辞“林语堂来信嘱换聘书改为史学研究教授。‘予骇问其故，则谓自《古史辨》出版后，学术地位突高，故称谓亦须改变。’然此时引起潘家洵的嫉 妒，‘渠与我同住十年，且谈话最多，我之所作所言，无所不知，厦大本只请我，而他……未得延聘也，瞰我何日上海上船，即束装以俱登。我性不绝人，到厦后即 为向……林语堂介绍，林氏以为其为素识，乃照北大例给以讲师头衔。’‘这一来就使得他火高三丈，与我争名夺利起来，称我曰“天才”又曰“超人”，逢人就揭 我的短（我一生未做过良心上过不去的事，但仗着他的能言善道，好事也就变成坏事）。值鲁迅来，渠本不乐我，闻潘言，以为彼与我同为苏州人，尚且对我如此不 满，则我必为一阴谋家，惯于翻云覆雨者，又有伏园川岛等从旁挑剔，于是厌我愈深，骂我愈甚矣。’”也就是说，他以为鲁迅不满他是因为潘某的攻击与伏园川岛 的挑拨，但实际上鲁迅对他的不满并非这个原因——这点，在顾颉刚后来给胡适的信中，他自己也有所察觉，所以他才在信中这么感慨：“我真不知前世做了什么 孽，到今世来受几个绍兴小人的播弄（1927年4月28日《致胡适信》）。”

　　在这诸多的解释中，胡文辉先生提到的一种特别让人感兴趣，他在《鸟头与红鼻》一文中说：“鲁迅与顾颉刚交恶是现代文化界上的一大公案，据说起因是顾颉 刚曾误信陈源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鲁迅自然耿耿于怀，从此就‘盯’上了顾颉刚（见《最是文人》76页）。”我之所 以对这种说法感兴趣，是因为鲁迅对别人造谣说他呕心沥血之作《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别人著作的人的确深恶痛绝：1926年陈源公开在报上说鲁迅“他常常挖 苦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到刻骨镂心的痛快，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 ‘小说’一部分。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情 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本来是自古已有的道理（见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 •致志摩》）。”为这个缘故，鲁迅不仅当时把陈源骂了个狗血淋头，慌得陈源的好朋友徐志摩为助朋友一臂之力而出面要求双方“带住”；而且在十年后的 1936年，鲁迅在做《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时，还恨犹未释地提及此事：“当1926年，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一部 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了中译，我的书 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将 ‘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可见鲁迅对此事的怨恨之深。如果顾颉刚的确是在 这事上“做了什么孽”，那鲁迅对他恨之入骨也就容易理解了——毕竟“‘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可，此说也有几处难惬人意：首先，说“顾颉刚误信陈 源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这从二人的知识背景上说不过去：陈源乃留英博士，他的文化背景以西学为主——换句话说， 他对国学或东洋（日本）学问不太在行，这点，我们可以从他的文章中看出。所以，不太可能知道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与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 有何关系，进而“造谣”说“抄袭”——这情形，正如鲁迅在《不是信》中对陈源造谣说自己骂个学生抄袭了郭沫若的几句诗时所言“但我还要对于‘一个学生钞了 沫若的几句诗’这事说几句话：‘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的似乎并不是我，因为我于诗向不留心，所以也没有看过‘沫若的诗’，因此更不知道别人的是否抄袭。陈 源教授的那些话，说得坏一点，就是‘捏造事实’，故意挑拨别人对我的恶感，真可以说发挥着他的真本领（见《鲁迅全集》3卷230、231页）。”而这方 面，专弄国学的顾颉刚显然比他在行也更有资格。其次，如果是“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那鲁迅骂陈源当比骂顾颉刚厉害——造谣者当然比受谣者可恶——但实际 上，正如上文所言：鲁迅骂陈源虽然厉害，可并没有像骂顾颉刚那样进行人身攻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实鲁迅恨顾颉刚比恨陈源厉害。为什么？理由只有一个： 谣言的制造者比谣言的传播者更可恨！所以，我们不妨先推出这样一个结论出这样一个结论：说鲁迅的名著《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 概论讲话》的传播者虽然是陈源，可制造者却是顾颉刚；不是“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而是“陈源误信 了顾颉刚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那么，这个结论除了逻辑上的理由外，有没有直接证据呢？

　　当然有的——这证据就出于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写的回忆录《历劫终叫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997年版）一书。在书中，提到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的所谓“抄袭”一事时，顾潮这么写到“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 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即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随后鲁迅在《不是 信》，说道：‘盐谷氏的书，的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 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为这一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亦结了怨（见该书103页）。”也就是说，在污蔑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 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一事上，出面传播谣言的虽然是陈源，而制造者却是顾颉刚！

　　这样，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鲁迅对顾颉刚如此愤恨以至于不惜在信件和小说中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原因了：其一，“‘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对 于一个学者来说，被别人判为抄袭者几乎就意味着他学术生命的完结。所以，鲁迅对造他抄袭谣的顾颉刚深恶痛绝而对其酒糟鼻进行没完没了的攻击，对传播这个谣 言的陈源也谓之“谎狗”！其二，鲁迅所以特别恨顾颉刚，还因为他是一个“阴谋家”：自己造谣不公开，却叫一个二百五的陈源在报上叽叽喳喳——这特别让人感 到愤恨（因为他造谣）而无奈（因为他没公开）。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鲁迅才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中提到“当1926年，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 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小说’一部分的。”这里说陈源是“公开”了这谣言，说明这谣言早已存 在；而且在这篇文章中，鲁迅还写到“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 ‘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这里，他似乎希望陈源能为自己“洗刷”以避免插着“谎狗”的旗子生活并 “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怎么洗刷呢？当然就是供出这个谣言的真正制造者顾颉刚，这样，鲁迅也就可以直截了当地和这位《古史辨》主打交道。可，陈源这二 百五充好汉，一直不肯供出自己这流言的来路，当然也就只好插着“谎狗”的旗子生活并“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有意思的是：陈源在后来编辑自己文章时，对自 己这段与鲁迅争论的文字，他一篇也没编进自己的文集——也许，他也多少对此感到了委屈：本来不是自己造的谣，却要自己插着“谎狗”的旗子生活并“一直带进 坟墓里去了”，能不委屈么？可又不能出卖朋友，当然就只好来个眼不见心不烦的鸵鸟政策。倒是陈源与顾颉刚的共同朋友胡适曾出面为陈源洗刷过：在1936年 底，胡适在写给苏雪林后来又公开发表的一封信中写到“通伯先生（即陈源——引者）当时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 生不忘此仇恨！现金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 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见《胡适往来书信选》（中）339页）。”在这封信中，胡适承认了说鲁迅抄袭是“冤枉”，并承认这样造谣的人是“小人”， 这是胡适的正直处；不过，他这样说还是主要为了替陈源洗刷（他没造谣，只是“误信”——“谎狗”的旗子应该张凤举去插），还掩护了顾颉刚（那“小人”不是 顾颉刚，而是张凤举）。可谓用心良苦。可惜，顾颉刚的后人并不领情，还是白纸黑字地将这个“功劳”算在了自己父亲头上！胡适若在地下有知，恐怕真会啼笑皆 非。

　　要之，鲁迅所以刻薄顾颉刚，是因为顾颉刚不仅是个谣言家，造谣说鲁迅著作抄袭；而且是个阴谋家，自己不这说谣言，却让别人去说，叫鲁迅无从直接批驳。 因为这双重的可恶，使鲁迅恨之入骨而不惜对其进行人身攻击。
　　
　　
八道江 发表于 2006-7-16 12:34

其实这两位都是伟人
潇潇一水间 发表于 2006-7-16 22:56

文人相轻？

不得而知 :lol:
八道江 发表于 2006-7-16 23:30

其实顾炎武也瞧不起黄宗羲
煮石山农 发表于 2007-7-23 00:31

这个发在别的版为好:lol
易生缘 发表于 2007-12-30 01:37

太长没仔细看，不过我看顾老的书很不错的呀。但有些不适合当教材，里面有很多个人见解，是一家之言，需要有点鉴别力才好。
jinglesunshine 发表于 2008-1-7 18:11

個人同情顧先生，對魯迅不感冒，這個人實在心胸狹隘了一些
风君侯 发表于 2008-3-11 13:21

[quote]原帖由 [i]八道江[/i] 于 2006-7-16 23:30 发表 [url=http://bbs.guoxue.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432781&ptid=414145][img]http://bbs.guoxue.co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其实顾炎武也瞧不起黄宗羲 [/quote]
你好，请问你说顾炎武瞧不起黄宗羲  是随便一说么，还是有根据哦
我对清代学人很感兴趣，如果是真的，麻烦提供点线索，多谢多谢
罗休 发表于 2008-3-13 15:48

[quote]原帖由 [i]jinglesunshine[/i] 于 2008-1-7 18:11 发表 [url=http://bbs.guoxue.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768124&ptid=414145][img]http://bbs.guoxue.co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個人同情顧先生，對魯迅不感冒，這個人實在心胸狹隘了一些 [/quote]

这事本来就是顾颉刚不对么，虽然鲁迅也甚了一些，不过诬人抄袭可是很严重的，鲁迅这样也情有可原。
现在抄袭都成了时尚了，若大家痛恨抄袭，那学术界风气就好了不是一点半点。
dongxing 发表于 2008-3-14 20:17

就当时而言，讨厌顾颉刚的绝不止鲁迅一人。
易生缘 发表于 2008-3-21 17:56

[quote]原帖由 [i]易生缘[/i] 于 2007-12-30 01:37 发表 [url=http://bbs.guoxue.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760359&ptid=414145][img]http://bbs.guoxue.co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太长没仔细看，不过我看顾老的书很不错的呀。但有些不适合当教材，里面有很多个人见解，是一家之言，需要有点鉴别力才好。 [/quote]
是的，我觉得顾老的书拿来开阔眼界不错，提供了一些另样的思维，而且“古史辨”的方法也非常有用。
dongxing 发表于 2008-3-21 21:31

严格一点说，顾某在当时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鲁迅对其冷嘲热讽，自有他的道理。
zgzxm02 发表于 2008-3-23 20:39

事实胜于雄辩，疑古派正面临考古文物的迎头痛击。

所以疑古者设疑在前，最终每当有新的文物出现，不得不继续疑，据我所知疑古派目前疑到屈原，说屈原是不存在的。当然还没有疑孔子、司马迁的存在，也还没有 疑自己的高祖父。

大凡疑古时代必然是外来宗教进入中国，或者有什么新的宗教出现。比如东汉出现今古文之争，是佛教进入中国之时；南北朝疑古时期，禅宗盛行；南宋和元朝疑古 时期，那是伊斯兰、佛教、道教和各种会道门盛行时期。明末清朝之疑古，十字架进入中国。

为什么这样？宗教不可以有私亲！你有私亲我怎么管控你？信徒要献身于宗教，所以在宗教国度里，历史是乱七八糟的乱编。
宗教崇尚博爱、不杀，本来无可厚非，尽管确实也有类似南丁各尔等一些真博爱者，但是博爱要到共产主义才广泛出现，在贪婪之社会，不必爱，能做到别杀就够好 了！侵略伊拉克的美军全部是划十字的，所以宗教人物有的比黑社会还可怕。道理很简单，任何人都可以说我的道行高，上帝派来的，没人证明。
葱岭以西不都是宗教之战吗？

禅宗是第一个脱离宗教思维的宗教，所以宋代以来之学者不视禅宗为宗教（章太炎语）。而禅宗开始有宗教思维反而衰弱。因为禅宗高僧大都是书画大家，这一手是 少不了的，还有国学。离开国学的禅宗不然趋弱（更别说今天一些冒牌僧人了）。

教职人员与信徒有从属关系，既事实上的教子一类，这就是纯宗教的。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和宗教明显不一样的宗教。比如禅宗，我们需要和和尚有任何关系，才可 以拜佛？不必！所以有些国家说他们是政教分离的，但实际上总统大多有教父，宗教难免进入政治领域指手画脚。

反而是无亲更好杀。大部分人无亲，大部分人好杀。本来我是没必要揭穿的，但这个世界的武器和从前不一样了。可怕的武器，你一旦走火入魔，我们通通在宇宙成 为记忆。


如果屈原存在，疑古者近千年的心血就白流了。

这里面关键是《尚书》，疑古者说高阳氏是神话人物，“帝”来自“示+帝祭”。那么屈原说：帝高阳氏之苗裔兮。做何解？近年陕西大型秦公墓也提到，秦是高阳 的后裔。也既黄帝之孙。

我们知道只有皇帝可以自称是天帝之子，即使太子也不可以自称天之苗裔。天子只有一个。

如果炎黄是神话的人物，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等于自称天子，那就大逆不道了。但中国人一直这样自称啊。

五帝是人不是神，所以汉武帝在五帝之上立泰一，这才是天。在立泰一坛之前他去了崆峒，《史记》称黄帝在崆峒飞仙，其实就是在崆峒驾崩。

疑古说：“帝”来自“示+帝祭”。那么“示+帝祭”同样有可能来自“帝”，你不能把两个概念全部霸占吧？这后一项要等新的史料来证明。

疑古当然也非一无是处。

有一点历史学者如果是宗教信徒，最好不要研究历史，因为你研究的历史，与宗教之教父教子有冲突，看待一个历史学家，如果他信教，他的历史观百分百要被人左 右。这种人最好叫他退休！

[[i] 本帖最后由 zgzxm02 于 2008-3-24 21:47 编辑 [/i]]
dongxing 发表于 2008-3-24 16:21

顾颉刚承袭了姚际恒等清代疑古派的衣钵，而清代疑古派现已查明是受到了康熙等人的愚弄。
順其自然 发表于 2008-3-25 13:29

鲁迅 顾颉刚各有所长，相比之下，顾氏的史学功底在鲁之上，这点应该没多大疑问。学术没有争论就不叫学术了。
dongxing 发表于 2008-3-27 20:06

顾的史学功底虽在鲁迅之上，但其人品实在是他妈妈的，是以鲁迅虽学术不逮而仍然可以藐视顾某。
木头石头 发表于 2008-8-10 18:29

对于谁对谁错，无从得知。
但觉得鲁迅这人不能惹，否则一辈子不让你安生，所以敬而远之，我不看他的东西。
郑州青枫 发表于 2008-8-10 20:40

是“鸟头”先生先得罪鲁迅吧？:o
dongxing 发表于 2008-8-11 08:57

疑古派中人物，从姚际恒、毛奇龄、阎若璩到顾颉刚，应该说他们在人格方面都是很有问题的。
范阳公子 发表于 2008-11-10 12:42

顾老的书，俺最近正在翻阅．俺好好看看，不知有什么问题？
邓晓羚 发表于 2008-11-18 15:14

学术没有争论就不叫学术了。

15楼的仁兄，赞一个！！！
zgzxm02 发表于 2008-11-24 00:07

回复 #15 順其自然 的帖子

学术争论往往变成不认输的斗嘴，无论正确与否。今天许多辩论也是这样，变成骂街，根本不是学术探讨。
我记得朱熹和陈亮有过辩论，那才是真辩论！
顾氏无所不疑的做法，包括原本和他不错的傅斯年都和他决裂。顾氏后来的表现已经不是学术问题了，让他这样证明，中国等于没有历史。

我们参看顾氏前期和后期作品，是有一定区别的

[[i] 本帖最后由 zgzxm02 于 2008-11-24 10:26 编辑 [/i]]
dongxing 发表于 2008-11-25 16:10

[size=6]同意22楼的看法。三十年代顾氏置民族大义于不顾而死死纠缠大禹是条蜥蜴的观点，这本身就是一种完全没有大脑的行为。[/size]

[[i] 本帖最后由 dongxing 于 2008-11-25 16:12 编辑 [/i]]
江河 发表于 2008-11-26 09:16

[quote]原帖由 [i]dongxing[/i] 于 2008-11-25 16:10 发表 [url=http://bbs.guoxue.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056191&ptid=414145][img]http://bbs.guoxue.co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同意22楼的看法。三十年代顾氏置民族大义于不顾而死死纠缠大禹是条蜥蜴的观点，这本身就是一种完全没有大脑的行为。 [/quote]

平实而论，顾颉刚先生缺乏的是全局性的政治观，所以，他的一些研究和异议确实存在“不合时宜”的问题。如果不是20-30年代这样特殊的国难时期，换成太 平盛世，我想你东星斑斑也不会总是把“不顾民族大义”这种评语加在顾颉刚头上了。

所以，不能说顾颉刚“没有大脑”，客观些应该是说顾某人“缺乏政治头脑”。
江河 发表于 2008-11-26 09:23

[quote]原帖由 [i]郑州青枫[/i] 于 2008-8-10 20:40 发表 [url=http://bbs.guoxue.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948009&ptid=414145][img]http://bbs.guoxue.co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是“鸟头”先生先得罪鲁迅吧？:o [/quote]

是的，是关于鲁迅的那本《中国小说史略》是不是抄袭日本人著作的问题。

鲁迅骂过的人多了，也不全是“坏人”。比如《纪念刘和珍君》里面那个北师大的校长，从当年维护北洋政府腐朽统治来说，行为可恨；但是这个张先生后来住在苏 州，日据时期却表现了慷慨的民族气节和大义。

人总是复杂的。人也总是变化的。就是疑古派健将顾颉刚氏，一生也是不断变化的，就我看来，这人毛病是不少，但其一生大义未泯，大节不亏，是一个值得尊敬的 学者！
dongxing 发表于 2008-12-1 10:44

[quote]原帖由 [i]江河[/i] 于 2008-11-26 09:16 发表 [url=http://bbs.guoxue.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056680&ptid=414145][img]http://bbs.guoxue.co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平实而论，顾颉刚先生缺乏的是全局性的政治观，所以，他的一些研究和异议确实存在“不合时宜”的问题。如果不是20-30年代这样特殊的国难时期，换成太 平盛世，我想你东星斑斑也不会总是把“不顾民族大义”这 ... [/quote]

我只想钓精光大夫出来为师门一战。
zgzxm02 发表于 2008-12-1 19:55

回复 #24 江河 的帖子

顾氏的做法，刚好不自觉的和当时分裂中国的列强站到一块，西方列强并不关心你的历史，而是希望你的民族不是一个整体的！

朋友！你想学国学吗？那么！请先读近代史吧！

近代疑古和之前的疑古是有区别的。古代是疑古籍的伪书，近代是疑史。
而疑史是宗教摧毁一国纽带的基础。
不然你有父母子孙，许多宗教的教义很难解释。

[[i] 本帖最后由 zgzxm02 于 2008-12-21 01:46 编辑 [/i]]
千年磨一剑 发表于 2009-1-29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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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逊风骚 发表于 2009-2-8 16:26

鲁迅先生心胸狭隘？我倒并不这样认为，先生只是嫉恶如仇罢了，我对些并不烦感，倒是一直持欣赏态度呢！
东北十六年 发表于 2009-7-30 21:31

学术水平的高下和人品的优劣并没有什么关系，一个文盲也可以是一个人品极好的人。我们这些晚辈对历史上的许多事，大都不甚了解，如果不是下功夫研究，还是 不要轻言是非。

秦东亮 发表于 2009-9-1 18:37

不被鲁迅刻薄的人好像很少啊！
龙啸九天夜未央 发表于 2009-9-2 18:38

文人相轻，各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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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news.163.com/bbs/history/294651.html

鲁迅为什么厌恶顾颉刚

　　鲁迅小说《理水》中有一座文化山，山上有一位鸟头先生，他鼻子红得发紫，说话结结巴巴。当人们议论大禹治水时，他立刻把鼻尖涨得通红，吃吃地说：“这 这些些都是废话，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 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这位乌头先生就是影射汉奸历史学家、“古史辨学派”代表人物顾颉刚。据《说文解字》，顾字从页雇声，雇是鸟名，页本义是 头，“鸟头”这个绰号即从“顾”字而来。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说禹不是人名，是虫名”算得上一桩大公案。1923年5月，顾颉刚在胡适主编的《读书杂 志》第9期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认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古史系统，是到汉代才层累伪造出来的。附带着还谈到“禹”，他依据 《说文解字》对“禹”字加以解释，说禹是蜥蜴之类的虫。“《说文》云：‘虫也，……’，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作为讨论对象 的钱玄同第一个站出来表示有所反对：“先生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意见，真是精当绝伦。”“先生据《说文》云，……以为大约是蜥蜴之类，窃谓不 然。”接着，又有刘？藜和胡堇人着文表示反对，顾颉刚便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中发表声明：“禹为动物，出于九鼎……”当时的南开大学历史学家的范文 澜，便在题为《整理国故》的讲演中讲了两则笑话。其一是“近来有人一味狐疑，说禹不是人名，是虫名，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确实证据？说句笑话罢，一个人是眼睁 睁看明自己从母腹出来，难道也怀疑父母么？”

　　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颌刚还胡说什么“《尚书》今文28篇中的《尧典》、《禹贡》、《皋陶漠》3篇是战国儒家的伪造文件。伪书的作者利用 远古的神话材料，确立了一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古史系统，虚构他们的许多美政，引导人们一心向往儒家宣扬的尧舜盛世。”由此，鲁迅对顾颉面刚 厌恶发展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这是晚年顾颉刚在《自传》中写下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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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ql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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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 [发送信息] [返回顶部] [举报] [到微生活转转] 管理 5楼 2006-12-07 15:44:04
汉奸学者此话不知从何而来？ 鲁迅置疑过的就一定 是坏的？ 顾之所以在49年后落魄 原因有二 一是他是胡适的学生 二是不知风气已变还抱着自己的学术不撒手比郭沫若差远了 他有《古史辩》一书传世 是个学者 不是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了头脑的无产阶级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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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lcsky.com/ls/zjjd/111098.shtml
历史 > 走进近代      

大师鲁迅为何刻毒挖苦顾颉刚的“生理缺陷”

发布时间：2009-10-14 9:56:00   来源：百年潮

鲁迅像

顾颉刚在工作中

　 　学过现代文学史或学术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鲁迅与顾颉刚是一对冤家，彼此之间一提到对方，就忍不住笔露锋芒，骂他个鲜血淋漓。尤其是鲁迅，甚至不惜在 历史小说《理水》中，塑造一个很可笑的“鸟头先生”来影射讥讽顾颉刚。比如书中有这样一段：“‘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地说，立刻把鼻尖涨得通 红。‘你们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吗？’”为什么这样影射呢？原因是顾颉刚根据文字学将“禹”解为“蜥蜴”，从而得出  “夏禹是一条虫”的结论。而鲁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根据文字学将“顾（顾）”字分解为“雇”（本义为“鸟”）与“页”（本义为“头”）。所以，不 少人说鲁迅这是在利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因为这让人想起《水浒》中的骂人话，“鸟人”！而在鲁迅的私人通信里，则直接将顾颉刚称为“鼻公”、“鼻”、 或 “红鼻”。比如在1927年5月15日致章廷兼的信中，鲁迅就写到：“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的人，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 给我，说他已有补救发，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再比如同年8月17日鲁迅致章廷兼的信中又有：“遥想一月以前，一个獐头鼠目而赤鼻之‘学者’，奔波 于 ‘西子湖’而发挥咱们之‘不好’，一面又想起起诉之‘无聊之极思’来。湖光山色，辜负已尽，念及辄为失笑。禹是虫，故无其人；而据我最近之研究：迅盖 禽也，亦无其人，鼻当可以自慰欤？……近偶见《古史辨》，惊悉上面乃有自序一百多版。查汉朝钦犯司马迁，因割掉卵子而发牢骚，附之于偌大之《史记》之后， 文尚甚短，今该学者不过鼻子红而已矣，而乃浩浩洋洋至此，殆真所谓文豪也哉，禹而尚在，也只能忍气吞声，自认为并无其人而已。”为什么这样称呼呢？原因就 是顾颉刚长了一个红红的酒糟鼻。这当然也是很不厚道的人身攻击。所以有人认为这是鲁迅拿人家生理缺陷做文章的“失德之举”。

　　现在的问题是：鲁迅为什么这么刻毒地挖苦顾颉刚的“生理缺陷”？照说，鲁迅不是这样的人。因为和鲁迅发生争执的人多了，用聂绀弩的话来说就是 “有文皆从人着想，无时不与战为缘”。可无论争论的人有多多，也不管争论得如何激烈，我们都没有看到过鲁迅公开或私下里拿对方生理缺陷做文章。不特此也： 1922年，当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北京时，因为写文章批评了北京学生上演的戏剧，结果惹怒了这群天之骄子，立即就有北大学生魏建功写出一篇《不敢盲从》 以为回敬。文中，作者故意在“看”、“观”、“盲从”等字上大做文章，大搞人身攻击，而这引起了鲁迅的强烈反感。他马上写出了《看魏建功君〈不敢盲从〉以 后的几句声明》。在文中，鲁迅怒斥这种利用别人生理缺陷对其进行攻击的人，是“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 少年”。在1919年3月26日，为《孔乙己》做“附记”时，鲁迅也曾明确反对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使小说成为一种泼秽水的器具。既然如此，那鲁迅为什么 对顾颉刚有这样的“失德之举”？顾颉刚到底什么地方开罪了鲁迅，使他这样不顾自己原则地，对其生理缺陷一再实施旁人看来甚是过分的攻击？而且，这种怨恨一 直持续到鲁迅晚年。比如在1934年7月6日鲁迅致郑振铎的信中，提到顾颉刚时，仍然这么刻薄地写到“三根（指顾颉刚，因为在中国古代相面语中，‘ 三根 ’即指鼻梁———笔者）是必显神通的，但此公遍身谋略，凡与接触者，定必麻烦，倘与周旋，本亦不足惧，然别人那有如许闲工夫。嘴亦本来不吃，其呐呐者，即 因岁谈话时，亦在运用阴谋之故。在厦大时，即逢迎校长以驱除异己，异己既尽，而此公亦为校长所鄙，遂至广州，我连忙逃走，不知其又何以不安于粤也。现在所 发之狗性，盖于在厦大时相同。最好不要与相涉，否则钩心斗角之事，层出不穷，真使人不胜其扰。其实，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 ‘辨’得没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只好又用老手段了。”

　　对鲁迅如此刻薄顾颉刚有很多解释。有人（比如唐振常先生）轻描淡写，认为这不过是“开玩笑”：“谑而不虐，这个玩笑开得颇有童心，近乎天真。” 这显然不对。因为没有人会拿原则开玩笑。而有人（比如陈漱渝先生）则根据鲁迅与许广平和章廷兼的通信内容认为鲁迅不满顾颉刚，主要是因为“顾颉刚自称只佩 服胡适、陈源两人，而胡适在20年代却多次给封建军阀出谋献策，幻想由他们来‘裁军’、‘制宪’、实行‘联省自治’，甚至反对驱逐废帝溥仪出宫。陈源则是 众所周知的鲁迅论敌。”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还不能完全解释鲁迅为什么对顾颉刚这么仇恨。因为即使对胡适和陈源，鲁迅在论争时，也没有违背自己为文原则 而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更没有在小说中对他们进行影射。对“阎王”这么“宽大”的主儿会对“佩服”他们的“小鬼”那么严厉？这从道理上讲不过去。

　　当事人顾颉刚对此似乎也有些莫名其妙。《顾颉刚年谱》1926年8月25日顾氏日记，有他1975年、1973年补记的两节，对他与鲁迅在厦大 的冲突，有这样的说辞：“林语堂来信嘱换聘书改为史学研究教授。予骇问其故，则谓自《古史辨》出版后，学术地位突高，故称谓亦须改变。然此时引起潘家洵的 嫉妒，渠与我同住十年，且谈话最多，我之所作所言，无所不知，厦大本只请我，而他……未得延聘也，瞰我何日上海上船，即束装以俱登。我性不绝人，到厦后即 为向……林语堂介绍，林氏以为其为素识，乃照北大例给以讲师头衔。这一来就使得他火高三丈，与我争名夺利起来，称我曰‘天才’又曰‘超人’，逢人就揭我的 短（我一生未做过良心上过不去的事，但仗着他的能言善道，好事也就变成坏事）。值鲁迅来，渠本不乐我，闻潘言，以为彼与我同为苏州人，尚且对我如此不满， 则我必为一阴谋家，惯于翻云覆雨者，又有伏园川岛等从旁挑剔，于是厌我愈深，骂我愈甚矣。”也就是说，他以为鲁迅不满他是因为潘某的攻击与伏园川岛的挑 拨，但实际上鲁迅对他的不满并非这个原因。这点，在顾颉刚后来给胡适的信中，他自己也有所察觉，所以他才在信中这么感慨：“我真不知前世做了什么孽，到今 世来受几个绍兴小人的播弄。”

　　在这诸多的解释中，胡文辉先生提到的一种特别让人感兴趣。他在《鸟头与红鼻》一文中说：“鲁迅与顾颉刚交恶是现代文化界上的一大公案，据说起因 是顾颉刚曾误信陈源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鲁迅自然耿耿于怀，从此就‘盯’上了顾颉刚。”我之所以对这种说法感兴 趣，是因为鲁迅对别人造谣，说他呕心沥血之作《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别人著作的人的确深恶痛绝。1926年陈源公开在报上说鲁迅，“他常常挖苦人家抄袭。 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到刻骨铭心的痛快，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 分。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情也就罢了，何 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本来是自古已有的道理”。为这个缘故，鲁迅不仅当时把陈源骂了个狗血淋 头，慌得陈源的好朋友徐志摩为助朋友一臂之力，而出面要求双方“带住”。而且在10年后的1936年，鲁迅在做《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时，还在提及 此事：“当1926年，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小说’一部分的。《闲 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了中译，我的书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 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 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可见鲁迅对此事的怨恨之深。如果顾颉刚的确是在这事上“做了什么孽”，那鲁迅对他怨恨也就容易理解了。可是，此说也有几处 难惬人意：首先，说“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这从二人的知识背景上说不过去：陈源乃留英博士，他的 文化背景以西学为主。换句话说，他对国学或东洋（日本）学问不太在行，这点，我们可以从他的文章中看出。所以，不太可能知道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与日本 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有何关系，进而“造谣”说“抄袭”。这情形，正如鲁迅在《不是信》中对陈源造谣说自己骂个学生抄袭了郭沫若的几句诗时所 言，“但我还要对于‘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这事说几句话：‘骂得刻骨铭心的痛快’的似乎并不是我，因为我于诗向不留心，所以也没有看过‘沫若的诗 ’，因此更不知道别人的是否抄袭。陈源教授的那些话，说得坏一点，就是‘捏造事实’，故意挑拨别人对我的恶感，真可以说发挥着他的真本领”。而在这方面， 专弄国学的顾颉刚显然比他在行也更有资格。其次，如果是“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那鲁迅骂陈源当比骂顾颉刚厉害。但实际上，正如上文所言：鲁迅骂陈源虽然 厉害，可并没有像骂顾颉刚那样进行人身攻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实鲁迅恨顾颉刚比恨陈源厉害。为什么？理由只有一个：谣言的制造者比谣言的传播者更可 恨！所以，我们不妨先推出这样一个结论：说鲁迅的名著《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传播者虽然是陈源，可制造者却是顾 颉刚；不是“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而是“陈源误信了顾颉刚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 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那么，这个结论除了逻辑上的理由外，有没有直接证据呢？

　 　这证据就出自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写的回忆录《历劫终叫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一书。在书中，提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所谓“抄袭”一事时，顾潮这 么写道：“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 有抄袭之嫌，父亲即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随后鲁迅在《不是信》中说道：‘盐谷氏的书，的确是我的参考书之 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为 这一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亦结了怨。”也就是说，在污蔑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一事上，出面传播谣言的虽然是陈 源，而制造者却是顾颉刚。

　　这样，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鲁迅对顾颉刚如此愤恨，以至于不惜在信件和小说中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原因了：其 一，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被别人判为抄袭者几乎就意味着他学术生命的完结。所以，鲁迅对造谣的顾颉刚深恶痛绝而对其酒糟鼻进行没完没了的攻击，对传播这个谣 言的陈源也谓之“谎狗”！其二，鲁迅所以特别恨顾颉刚，还因为他是一个“阴谋家”：自己造谣不公开，却叫陈源在报上叽叽喳喳。这特别让人感到愤恨（因为他 造谣）而无奈（因为他没公开）。

　　有意思的是：陈源在后来编辑自己文章时，对这段与鲁迅争论的文字，他一篇也没编进自己的文集。也许，他 也多少对此感到了委屈。倒是陈源与顾颉刚的共同朋友胡适曾出面为陈源洗刷过：1936年底，胡适在写给苏雪林后来又公开发表的一封信中写到，“通伯先生 （即陈源———引者）当时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生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俍工译出，其书是未见 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在这封信中，胡适承认了说鲁 迅抄袭是“冤枉”，并承认造谣的人是“ 小人”；不过，胡适这样说还是为了替陈源洗刷，也掩护了顾颉刚（那“小人”不是顾颉刚，而是张凤举）。可谓用心良 苦。可惜，顾颉刚的后人并不领情，还是白纸黑字地将这个“功劳”算在了自己父亲头上。胡适若在地下有知，恐怕真会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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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马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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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顾颉刚（1893 年－1980 年），原名诵坤，字铭 坚，江 苏苏 州人，中 国历 史学家、民 俗学家，中 央研究院院士。古 史辨派代表人物，也是中 国历史地理学和民 俗学的开创者之一。

目 录  [隐 藏] 1 生平 2 思想 3 疑古之风与层累地造说 4 轶事 5 主要著作 6 注释 7 外部链接

[编 辑]生平

1920 年毕业于北 京大学哲 学部，历任厦 门、中 山、燕 京、北 京、云 南、齐 鲁、中 央、复 旦、兰 州等大学教授，中 山大学历 史语言研究所主任、齐 鲁大学国 学研究所主任等职。

从1920 年开始考辨古史，次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论点，在史学界引起争论。后编入《古 史辨》（八册）自己和他人研讨争辨文章。

1935 年，由于当时民族危机深重，逐渐侧重边疆地理研究，并于1936 年创立边疆研究会，同时宣传抗日。抗战期间，转入内地。

1949 年后曾任中 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秦汉的方 士和儒 生》、《三皇考》、《史林杂识初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孟 姜女故事研究集》、《吴歌甲集》等。

[编 辑]思想

顾颉刚成长于晚 清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他最早接触到的时代思想便是戊 戌维新思潮。五 四以降引进的西方近 代科学的怀 疑论观点对于顾颉刚的早年学术活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催生了一个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批判的反 传统的古 史辨派。顾颉刚乃历代疑古辨伪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但反对崇拜带有深厚儒家色彩的历史传统，而且也反对大 汉族主义和实 用主义，从一开始就受到维护中国史学正统人士的批评。虽然顾颉刚采用的某些方法和结论值得商榷，但是无庸置疑，他的理论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的产 生了深远影响，这是任何构建新史学理论体系的人所无法回避的。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近年来的“走出疑古时代”的提倡者对于顾颉刚和古史辨派的攻击最为猛 烈。

[编 辑]疑 古之风与层累地造说

中 国传统的古史系统，在前汉时代已经大致确立，为：盘 古开天，经三 皇、五 帝到夏商周， 只是其前段的系统并不十分稳定。

中 国疑古之风自古即有，惟1904 年之后，西洋“中国民族西来说”、“中国古文明西源论”等观念传入中 国，国人开始思考中 国人种与中 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五 四运动”开始，疑古风潮大兴，传统的古史系统遭到破坏，其中最重要的人物莫过于顾颉刚。1923 年，顾氏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即层累造成说，顾氏认为传统古史有三个特点：

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 长”。如周 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 到孔 子时有尧舜， 到战 国时有黄 帝神 农，到秦有三 皇，到汉以 后有盘 古。

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 物愈放愈大”。如舜， 在孔 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为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为一个孝子的模范。

第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不能知 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如我们不能知道东 周时的东周史，但可以知道战 国时的东周史。

顾氏又提出推翻信史必须具备的四项 标准：

（一）、打破民 族出于一元的观念

（二）、打破地域一统的观念

（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

（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顾氏一开疑古之风，学者蜂起跟随， 若将疑古学者分类，概有信 古派、疑 古派、考 古派、释 古派。

[编 辑]轶事

1923 年发表“大 禹是条虫”的论点。顾颉刚引《说文》的“禹，虫也，从禸，象形”及“禸，兽足蹂地也。”，疑禹本是古代神话里的动物^[1]。 此一论点受到刘 掞藜^[2]、胡 堇人等人的批评。1940 年时，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提出禹的生日可不可考的问题。顾颉刚说：“禹是神话中的人物，有无其人尚不能定，何从考出他的生日来。不过在川西羌人 住居的松、理、茂、懋、汶一带地方，他们习惯以六月六日为禹的生日的。”后来国民政府订于6 月6日为工 程师节，当天报纸上刊出陈 立夫的一篇演说，说：“大禹治水是我国工程史上的第一件大事，现在禹的生日已由顾颉刚先生考出来了，是6 月6日，所以我们就定这一天为‘工 程师节’。”^[3]。 后来陈立夫说：“你不是说大禹是条爬虫，怎么会有生日！”顾反驳：“你只叫我考证生日，我是根据现有的资料考证出来的，我是从学术考察，不是从爬虫考 察。”

鲁 迅与顾颉刚曾在厦 门大学和广 州中 山大学同事，《故事新编·理水》里的"鸟头先生"这个角色，被认为就是影射顾颉刚（“顾”字古有鸟头的意思）。

[编 辑]主要著作

• 《崔东壁遗书·序言》，亚 东图书馆，1936
• 主编：《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中 华书局，1955
• 《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
•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 海古籍出版社，1978
• 《古史辨》（第一至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重印本)
• 《尚书通检》
• 《中国疆域沿革史》
• 《中 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与章 巽共同编写，谭 其骧校对）
• 《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 华书局，1988
•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至第三集），中华书局，1988
• 《顾颉刚读书笔记》，台 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 《汉代学术史略》，东 方出版社，1996
• 顾潮、顾洪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河 北教育出版社，1996
• 《浪口村随笔》，辽 宁教育出版社，1998
• 《中国当代史学》，辽 宁教育出版社，1998
•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 务印书馆，1999
• 《我与〈古史辨〉》，上 海文艺出版社，2001
• 《西北考查日记》，甘 肃人民出版社，2002
• 《〈尚书〉校释译论》

[编 辑]注释

1. ^ 顾颉刚， 《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
2. ^ 1923 年5 月13日，刘 掞藜《读顾颉刚君〈与钱 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说：“这种推想是很不能使人满意的。把‘禹敷于下土’的‘下土’说作对于‘上天’而言，并不见得遂有‘禹是上帝派来的 神，不是人’的意思。”
3. ^ 顾颉刚， 《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

[编 辑]外部链接

• 二 十世纪疑古思潮
• 盖 棺论定顾颉刚？，李幼蒸

7 个分类: 1893 年出生 | 1980 年逝世 | 苏 州人 | 中 国历史学家 | 历 史地理 | 顾 姓 | 国 立中山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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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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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阅读 153 次 更新时间： 2009-10-24 04:18:35
孙玉祥：鲁迅为何在小说书信中对顾颉刚大搞人身攻击
标签： 鲁迅 顾颉刚 人身攻击
● 孙玉祥 

   
    鲁迅为什么这么刻毒地挖苦顾颉刚的“生理缺陷”？照说，鲁迅不是这样的人。因为和鲁迅发生争执的人多了，用聂绀弩的话来说就是“有文皆从人着想，无时不与 战为缘”。可无论争论的人有多多，也不管争论得如何激烈，我们都没有看到过鲁迅公开或私下里拿对方生理缺陷做文章。
   

    学过现代文学史或学术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鲁迅与顾颉刚是一对冤家，彼此之间一提到对方，就忍不住笔露锋芒，骂他个鲜血淋漓。尤其是鲁迅，甚至不惜在历 史小说《理水》中，塑造一个很可笑的“鸟头先生”来影射讥讽顾颉刚。比如书中有这样一段：“‘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地说，立刻把鼻尖涨得通 红。‘你们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吗？’”为什么这样影射呢？原因是顾颉刚根据文字学将“禹”解为“蜥蜴”，从而得出 “夏禹是一条虫”的结论。而鲁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根据文字学将“顾（顾）”字分解为“雇”（本义为“鸟”）与“页”（本义为“头”）。所以，不少 人说鲁迅这是在利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因为这让人想起《水浒》中的骂人话，“鸟人”！而在鲁迅的私人通信里，则直接将顾颉刚称为“鼻公”、“鼻”、或 “红鼻”。比如在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５日致章廷兼的信中，鲁迅就写到：“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的人，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 我，说他已有补救发，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再比如同年８月１７日鲁迅致章廷兼的信中又有：“遥想一月以前，一个獐头鼠目而赤鼻之‘学者’，奔波于 ‘西子湖’而发挥咱们之‘不好’，一面又想起起诉之‘无聊之极思’来。湖光山色，辜负已尽，念及辄为失笑。禹是虫，故无其人；而据我最近之研究：迅盖禽 也，亦无其人，鼻当可以自慰欤？……近偶见《古史辨》，惊悉上面乃有自序一百多版。查汉朝钦犯司马迁，因割掉卵子而发牢骚，附之于偌大之《史记》之后，文 尚甚短，今该学者不过鼻子红而已矣，而乃浩浩洋洋至此，殆真所谓文豪也哉，禹而尚在，也只能忍气吞声，自认为并无其人而已。”为什么这样称呼呢？原因就是 顾颉刚长了一个红红的酒糟鼻。这当然也是很不厚道的人身攻击。所以有人认为这是鲁迅拿人家生理缺陷做文章的“失德之举”。
    
    现在的问题是：鲁迅为什么这么刻毒地挖苦顾颉刚的“生理缺陷”？照说，鲁迅不是这样的人。因为和鲁迅发生争执的人多了，用聂绀弩的话来说就是“有文皆从人 着想，无时不与战为缘”。可无论争论的人有多多，也不管争论得如何激烈，我们都没有看到过鲁迅公开或私下里拿对方生理缺陷做文章。不特此也：１９２２年， 当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北京时，因为写文章批评了北京学生上演的戏剧，结果惹怒了这群天之骄子，立即就有北大学生魏建功写出一篇《不敢盲从》以为回敬。文 中，作者故意在“看”、“观”、“盲从”等字上大做文章，大搞人身攻击，而这引起了鲁迅的强烈反感。他马上写出了《看魏建功君〈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 明》。在文中，鲁迅怒斥这种利用别人生理缺陷对其进行攻击的人，是“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在 １９１９年３月２６日，为《孔乙己》做“附记”时，鲁迅也曾明确反对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使小说成为一种泼秽水的器具。既然如此，那鲁迅为什么对顾颉刚有 这样的“失德之举”？顾颉刚到底什么地方开罪了鲁迅，使他这样不顾自己原则地，对其生理缺陷一再实施旁人看来甚是过分的攻击？而且，这种怨恨一直持续到鲁 迅晚年。比如在１９３４年７月６日鲁迅致郑振铎的信中，提到顾颉刚时，仍然这么刻薄地写到“三根（指顾颉刚，因为在中国古代相面语中，‘ 三根’即指鼻梁———笔者）是必显神通的，但此公遍身谋略，凡与接触者，定必麻烦，倘与周旋，本亦不足惧，然别人那有如许闲工夫。嘴亦本来不吃，其呐呐 者，即因岁谈话时，亦在运用阴谋之故。在厦大时，即逢迎校长以驱除异己，异己既尽，而此公亦为校长所鄙，遂至广州，我连忙逃走，不知其又何以不安于粤也。 现在所发之狗性，盖于在厦大时相同。最好不要与相涉，否则钩心斗角之事，层出不穷，真使人不胜其扰。其实，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 将古史‘辨’得没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只好又用老手段了。”
    
    对鲁迅如此刻薄顾颉刚有很多解释。有人（比如唐振常先生）轻描淡写，认为这不过是“开玩笑”：“谑而不虐，这个玩笑开得颇有童心，近乎天真。”这显然不 对。因为没有人会拿原则开玩笑。而有人（比如陈漱渝先生）则根据鲁迅与许广平和章廷兼的通信内容认为鲁迅不满顾颉刚，主要是因为“顾颉刚自称只佩服胡适、 陈源两人，而胡适在２０年代却多次给封建军阀出谋献策，幻想由他们来‘裁军’、‘制宪’、实行‘联省自治’，甚至反对驱逐废帝溥仪出宫。陈源则是众所周知 的鲁迅论敌。”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还不能完全解释鲁迅为什么对顾颉刚这么仇恨。因为即使对胡适和陈源，鲁迅在论争时，也没有违背自己为文原则而对他们 进行人身攻击，更没有在小说中对他们进行影射。对“阎王”这么“宽大”的主儿会对“佩服”他们的“小鬼”那么严厉？这从道理上讲不过去。
    
    当事人顾颉刚对此似乎也有些莫名其妙。《顾颉刚年谱》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５日顾氏日记，有他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３年补记的两节，对他与鲁迅在厦大的冲突，有 这样的说辞：“林语堂来信嘱换聘书改为史学研究教授。予骇问其故，则谓自《古史辨》出版后，学术地位突高，故称谓亦须改变。然此时引起潘家洵的嫉妒，渠与 我同住十年，且谈话最多，我之所作所言，无所不知，厦大本只请我，而他……未得延聘也，瞰我何日上海上船，即束装以俱登。我性不绝人，到厦后即为向……林 语堂介绍，林氏以为其为素识，乃照北大例给以讲师头衔。这一来就使得他火高三丈，与我争名夺利起来，称我曰‘天才’又曰‘超人’，逢人就揭我的短（我一生 未做过良心上过不去的事，但仗着他的能言善道，好事也就变成坏事）。值鲁迅来，渠本不乐我，闻潘言，以为彼与我同为苏州人，尚且对我如此不满，则我必为一 阴谋家，惯于翻云覆雨者，又有伏园川岛等从旁挑剔，于是厌我愈深，骂我愈甚矣。”也就是说，他以为鲁迅不满他是因为潘某的攻击与伏园川岛的挑拨，但实际上 鲁迅对他的不满并非这个原因。这点，在顾颉刚后来给胡适的信中，他自己也有所察觉，所以他才在信中这么感慨：“我真不知前世做了什么孽，到今世来受几个绍 兴小人的播弄。”
    
    在这诸多的解释中，胡文辉先生提到的一种特别让人感兴趣。他在《鸟头与红鼻》一文中说：“鲁迅与顾颉刚交恶是现代文化界上的一大公案，据说起因是顾颉刚曾 误信陈源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鲁迅自然耿耿于怀，从此就‘盯’上了顾颉刚。”我之所以对这种说法感兴趣，是因为鲁 迅对别人造谣，说他呕心沥血之作《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别人著作的人的确深恶痛绝。１９２６年陈源公开在报上说鲁迅，“他常常挖苦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 了沫若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到刻骨铭心的痛快，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拿人家的著 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情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 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本来是自古已有的道理”。为这个缘故，鲁迅不仅当时把陈源骂了个狗血淋头，慌得陈源的 好朋友徐志摩为助朋友一臂之力，而出面要求双方“带住”。而且在１０年后的１９３６年，鲁迅在做《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时，还在提及此事：“当 １９２６年，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 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了中译，我的书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 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 直带进坟墓里去了。”可见鲁迅对此事的怨恨之深。如果顾颉刚的确是在这事上“做了什么孽”，那鲁迅对他怨恨也就容易理解了。可是，此说也有几处难惬人意： 首先，说“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这从二人的知识背景上说不过去：陈源乃留英博士，他的文化背景以 西学为主。换句话说，他对国学或东洋（日本）学问不太在行，这点，我们可以从他的文章中看出。所以，不太可能知道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与日本人盐谷温的 《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有何关系，进而“造谣”说“抄袭”。这情形，正如鲁迅在《不是信》中对陈源造谣说自己骂个学生抄袭了郭沫若的几句诗时所言，“但我还 要对于‘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这事说几句话：‘骂得刻骨铭心的痛快’的似乎并不是我，因为我于诗向不留心，所以也没有看过‘沫若的诗’，因此更不知 道别人的是否抄袭。陈源教授的那些话，说得坏一点，就是‘捏造事实’，故意挑拨别人对我的恶感，真可以说发挥着他的真本领”。而在这方面，专弄国学的顾颉 刚显然比他在行也更有资格。其次，如果是“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那鲁迅骂陈源当比骂顾颉刚厉害。但实际上，正如上文所言：鲁迅骂陈源虽然厉害，可并没有 像骂顾颉刚那样进行人身攻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实鲁迅恨顾颉刚比恨陈源厉害。为什么？理由只有一个：谣言的制造者比谣言的传播者更可恨！所以，我们不 妨先推出这样一个结论：说鲁迅的名著《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传播者虽然是陈源，可制造者却是顾颉刚；不是“顾颉 刚误信陈源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而是“陈源误信了顾颉刚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 著作”。那么，这个结论除了逻辑上的理由外，有没有直接证据呢？
    
    这证据就出自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写的回忆录《历劫终叫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一书。在书中，提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所谓“抄袭”一事时，顾潮这么 写道：“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 抄袭之嫌，父亲即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１９２６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随后鲁迅在《不是信》中说道：‘盐谷氏的书，的确是我的参考书之 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为 这一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亦结了怨。”也就是说，在污蔑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一事上，出面传播谣言的虽然是陈 源，而制造者却是顾颉刚。
    
    这样，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鲁迅对顾颉刚如此愤恨，以至于不惜在信件和小说中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原因了：其一，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被别人判为抄袭者几乎 就意味着他学术生命的完结。所以，鲁迅对造谣的顾颉刚深恶痛绝而对其酒糟鼻进行没完没了的攻击，对传播这个谣言的陈源也谓之“谎狗”！其二，鲁迅所以特别 恨顾颉刚，还因为他是一个“阴谋家”：自己造谣不公开，却叫陈源在报上叽叽喳喳。这特别让人感到愤恨（因为他造谣）而无奈（因为他没公开）。
    
    有意思的是：陈源在后来编辑自己文章时，对这段与鲁迅争论的文字，他一篇也没编进自己的文集。也许，他也多少对此感到了委屈。倒是陈源与顾颉刚的共同朋友 胡适曾出面为陈源洗刷过：１９３６年底，胡适在写给苏雪林后来又公开发表的一封信中写到，“通伯先生（即陈源———引者）当时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 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生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俍工译出，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 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在这封信中，胡适承认了说鲁迅抄袭是“冤枉”，并承认造谣的人是“ 小人”；不过，胡适这样说还是为了替陈源洗刷，也掩护了顾颉刚（那“小人”不是顾颉刚，而是张凤举）。可谓用心良苦。可惜，顾颉刚的后人并不领情，还是白 纸黑字地将这个“功劳”算在了自己父亲头上。胡适若在地下有知，恐怕真会啼笑皆非？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孙玉祥)
    
本文摘自《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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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常读书·历史系】钱穆 中国历史研究法》雨中狐狸朗读版[MP3]

地区(语言): 大陆(普通话) 发行时间: 2009年
书名：中国历史研究法 朗读者：雨中狐狸 作者：钱穆 译者： 书名编号：JCDS H05 版本：VX/VN 发行时间：2009 语言：普通话 版本介绍 家常读书制作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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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常读书·历史系】顾颉刚 中国史学入门》雨中狐狸朗读版[MP3]

状态:     精华资源
摘要:    
发行时间: 2009年
语言: 普通话
时间:     2009/12/26 发布 | 2009/12/27 更新
分类:     资料   有声读物 
统计:    20210次 浏览 | 369次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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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DS.H06.VS【家常读书·历史系】顾颉刚.中国史学入门.雨中狐狸朗读版.iso 详情     428MB
全选
    428MB
中文名: 【家常读书·历史系】顾颉刚 中国史学入门
资源格式: MP3
版本: 雨中狐狸朗读版
发行时间: 2009年
地区: 大陆
语言: 普通话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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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史学入门
朗读者：雨中狐狸
作者：
译者：
书名编号：JCDS H06
版本：VX/VN
发行时间：2009
语言：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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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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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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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

顾颉刚（1893年－1980年），原名诵坤，字铭坚，江苏苏州人，中国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古史辨派代表人物，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 俗学的开创者之一。

生平

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部，历任厦门、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齐鲁、中央、复旦、兰州等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 所主任等职。
从1920年开始考辨古史，次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论点，在史学界引起争论。后编入《古史辨》（八册）自己和他人研讨争辨文章。

1935年，由于当时民族危机深重，逐渐侧重边疆地理研究，并于1936年创立边疆研究会，同时宣传抗日。抗战期间，转入内地。

1949年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秦汉的方士和儒生》、《三皇考》、《史林杂识初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孟姜女故事研 究集》、《吴歌甲集》等。

思想

顾颉刚成长于晚清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他最早接触到的时代思想便是戊戌维新思潮。五四以降引进的西方近代科学的怀疑论观点对于顾颉刚的早年学术活动产生了决 定性的影响，催生了一个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批判的反传统的古史辨派。顾颉刚乃历代疑古辨伪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但反对崇拜带有深厚儒家色彩的历史传统，而且也 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实用主义，从一开始就受到维护中国史学正统人士的批评。虽然顾颉刚采用的某些方法和结论值得商榷，但是无庸置疑，他的理论对20世纪的中 国史学的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任何构建新史学理论体系的人所无法回避的。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近年来的“走出疑古时代”的提倡者对于顾颉刚和古史辨派的攻 击最为猛烈。

轶事

1923年发表“大禹是条虫”的论点，受到刘掞藜[1]、胡堇人等人的批评。当时陈立夫要顾颉刚考证大禹生日，顾考证出是6月6日。陈立夫说：“你不是说 大禹是条爬虫，怎么会有生日！”顾反驳：“你只叫我考证生日，我是根据现有的资料考证出来的，我是从学术考察，不是从爬虫考察。”

鲁迅与顾颉刚曾在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同事，《故事新编·理水》里的"鸟头先生"这个角色，被认为就是影射顾颉刚（“顾”字古有鸟头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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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入门

这部书自从初版以来，曾有日文译本在日本出版；还有香港刊行的本子。据知也有人译成英文。可惜的是，这些本子缺了一大块，原因是编者自己漏了许多。这当然 是一种不幸。
　　这里是顾颉刚大师一生心血的闪光晶体，展示了他老先对中华民族之远古先人的深刻探索，也展现了顾先生的渊博与精深，更显示着这位鼎鼎大名的史坛巨人对 于古史的谙熟、通晓及其铿锵有声的独到见解。
　　这是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研究成果，以致于所有谈论，即使是遣辞造句，也经过精心推敲的。例如对中华上古各族的分分合合，都不随意动用些不科学的语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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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评论

yuandewei   [铜光盘] 举报

雨中狐狸，兄对国学文化的贡献也不小！
这些许多人想看却没时间静坐观看的好书，被你朗诵成音频后，普及到每个人的MP3种收听，这对了解和普及中国文化，实在是功德无量啊！

我坐在沙发上向你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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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yuandewei   [铜光盘] 2009/12/27  1楼   举报

雨中狐狸，兄对国学文化的贡献也不小！
这些许多人想看却没时间静坐观看的好书，被你朗诵成音频后，普及到每个人的MP3种收听，这对了解和普及中国文化，实在是功德无量啊！

我坐在沙发上向你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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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oter_xue   [白光盘] 2009/12/27  2楼   举报

引用(yuandewei @ 2009-12-27, 11:27 AM) *
雨中狐狸，兄对国学文化的贡献也不小！
这些许多人想看却没时间静坐观看的好书，被你朗诵成音频后，普及到每个人的MP3种收听，这对了解和普及中国文化，实在是功德无量啊！

我坐在沙发上向你致敬~~~~



是啊，我坐在板凳上向你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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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kerStars   [铜光盘] 2009/12/27  3楼   举报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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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1s1   [白光盘] 2009/12/27  4楼   举报

”顾反驳：“你只叫我考证生日，我是根据现有的资料考证出来的，我是从学术考察，不是从爬虫考察。”

呵呵，其实如果能被“大师”之类的光环影响，光看这句话，小学生都能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那就是---无理取闹。

当时那些所谓的”古史辨派"，其实根本就搞得就不是学术，而是政治。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一个政治上的大前提服务，那就是“全盘西化”。所以说，他们其 实就是一群另类的“御用砖家”。

他们的主要手段就是就是先脑袋一拍下一些稀奇古怪的结论，然后再东拼西凑去找一堆似是而非的东西来支持这个结论。再就是滥用默证，说白了就是宁可杀错一 万，不可放过一个。而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那个政治上的“中心思想”，即----东方的历史文化统统都是一无是处，一文不值。只有全面的投向伟大光明 正确的西方洋大人的环抱才有活路。

其实顾学问还是有的，就是年轻时赶上了那个时代。当时中国铺天盖地都是诸如：

“中国文字为野蛮，欧洲文字较良“，“弃我中国之野蛮文字，改习万国新语之尤较良文字，直如脱败絮而服轻裘。 ”

之类的东西。一个年轻人处于这样的环境下，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后来顾年长了也开始反思自己，像这本《中国史学入门》，就是他后来的作品。已经没多少浮躁 的东西了，大体上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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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jyyxh258   [铜光盘] 2009/12/27  5楼   举报

倾听也是一种享受，MP3里换一种声音，多一份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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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vinohn   [铜光盘] 2009/12/27  6楼   举报

雨中狐狸，兄对国学文化的贡献也不小！
这些许多人想看却没时间静坐观看的好书，被你朗诵成音频后，普及到每个人的MP3种收听，这对了解和普及中国文化，实在是功德无量啊！



我坐在地上向你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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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huangfengye   [铜光盘] 2009/12/27  7楼   举报

好东西 感谢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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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鸡窝窝   [白光盘] 2009/12/27  8楼   举报

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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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草厦门   [铜光盘] 2009/12/27  9楼   举报

狐狸兄很勤奋，忍不住就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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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place5   [铜光盘] 2009/12/27  10楼   举报

先支持再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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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7ano7i   [铜光盘] 2009/12/27  11楼   举报

感谢狐狸兄的辛勤劳作，希望家常读书能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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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欢歌   [铜光盘] 2009/12/27  12楼   举报

又出新书了，恭喜家常读书论坛重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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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rensun   [白光盘] 2009/12/29  13楼   举报

狐狸又贡献新书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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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rensun   [白光盘] 2009/12/29  14楼   举报

引用(清晨欢歌 @ 2009-12-27, 11:35 PM) *
又出新书了，恭喜家常读书论坛重新开放！

重新开放了吗？那我要试试，昨天还是没上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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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欢歌   [铜光盘] 2009/12/29  15楼   举报

引用(beijingrensun @ 2009-12-29, 08:41 AM) *
引用(清晨欢歌 @ 2009-12-27, 11:35 PM) *
又出新书了，恭喜家常读书论坛重新开放！

重新开放了吗？那我要试试，昨天还是没上去啊！

地址改了，楼主在上面说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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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ncheng   [白光盘] 2009/12/30  16楼   举报

静听知识也是享受,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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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sr   [铜光盘] 2009/12/31  17楼   举报

向普及国学文化的家常读书论坛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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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之皇   [铜光盘] 1月1日  18楼   举报

谢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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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YTDN   [铜光盘] 1月2日  19楼   举报

首先感谢楼主为我们读书，但个人觉得大陆御用砖家的作品不读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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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lihuli   [铜光盘] 1月2日  20楼   举报

感谢楼主，今天下午刚听完中国哲学史，一来VeryCD就发现新的有声书，真是开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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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yangqq   [铜光盘] 1月2日  21楼   举报

史学入门，好的呀，对于我这样历史小白来说，是很有意义的。谢谢狐狸！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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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yining   [铜光盘] 1月3日  22楼   举报

好书好书！顶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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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_jojo   [铜光盘] 1月3日  23楼   举报

非常感谢，平时怕看字，听书对我这样的人帮了很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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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uu   [铜光盘] 1月4日  24楼   举报

顶顶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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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ggioJang   [白光盘] 1月4日  25楼   举报

狐狸兄有境界，我是你的坚决支持者！

新增的两篇我没看过，想来狐狸所选，必是佳作。格外惦念那本说城市建筑的书，目前下载中。

我们一定是做错了事或走错了路，不然不会那么多的怀念与向往，向往一条不同的路。个人经历如此，作为社会的人类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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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haicbc   [铜光盘] 1月6日  26楼   举报

强烈建议雨中狐狸朗读柏杨版“资治通鉴”，其历史及现实意义我就不多说了。当初建议白云先生朗读其不以为然，建议子夜书社朗读其畏其劳辛，如果狐狸先生也 不读，我唯有“呜呜呜……”，没办法了。
确实有些强人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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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xsgj   [铜光盘] 1月6日  27楼   举报

辛苦之至！敬佩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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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重   [铜光盘] 1月15日  28楼   举报

这样的读物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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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是天之叶   [铜光盘] 1月16日  29楼   举报

刚刚听完，谢谢雨兄！以前读这本小册子曾经是我的读书指南，现在听完似乎有时光倒流之感再次谢谢雨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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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1016QIN   [白光盘] 1月17日  30楼   举报

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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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x52588528   [铜光盘] 1月19日  31楼   举报

希望能读出一些名著，如基督山或钢铁，学生也可以听的，那就很好了。
感谢辛苦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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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花美人   [白光盘] 1月19日  32楼   举报

功德无量 历史会记住你的 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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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以东   [铜光盘] 1月22日  33楼   举报

一直想感谢一下“雨中狐狸”，之前懒得打字，潜水惯了，但听雨中狐狸的书听了很多，再不表示感谢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对不起自己，雨中狐狸的嗓音是我听书 到现在感觉最舒服的一位，中性不张扬，不会将自己显于书作者或是他人之上，吐字清晰流利，尊重作者，也即尊重听者。真是很希望等我有空的一天也能向“雨中 狐狸”一样读书给大家听，以回报现在象“雨中狐狸”一样为我们无私辛劳的兄弟们，再次表示对 “雨中狐狸”真心的感谢，希望能听到你更多的好书（窃私语：我偏爱历史、中医、哲学），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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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ti   [铜光盘] 3月12日  34楼   举报

谢谢，期待继续更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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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matt   [白光盘] 4月1日  35楼   举报

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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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仲   [白光盘] 4月17日  36楼   举报

不能只分享呀，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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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econtinued   [铜光盘] 5月2日  37楼   举报

宿舍一个舍友极力推荐我听的书，不过宿舍那个白字先生连顾老的名字都叫错了~~~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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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的印象   [铜光盘] 5月27日  38楼   举报

除了向你致敬，我只能向你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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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likesmooncake   [铜光盘] 7月11日  39楼   举报

好资源求源！令，向狐狸先生致敬，让我们的耳朵也能学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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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撒高   [白光盘] 8月27日  40楼   举报

功德无量啊！！！！
平时在家听听感觉把空闲的时间都利用了。。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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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stone   [白光盘] 11小时前  41楼   举报

我还是喜欢看 呵呵 支持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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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狐狸

用户等级: [银光盘]

精华资源: 43

全部资源: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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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hx]

孙玉祥：鲁迅为什么刻薄顾颉刚 百年潮 2004年第4期 http://www.eywedu.com/Bainianchao/banc2004/banc20040415.html
鲁迅为何刻毒挖苦顾颉刚的“生理缺陷” 2009年10月22日 11:35 http://book.ifeng.com/culture/3/detail_2009_10/22/305839_0.shtml

文汇目录：

1. 民国教授往事（文化名流不为人知的一面）
2. 鲁迅：理水〔1〕鸟头先生
3. 国学大师也记仇 鲁迅顾颉刚为何势不两立
4. 张耀杰：鲁迅与顾颉刚：党同伐异的“可恶罪”
5. 邵建：走入暗路：小说的反文明
6. 是非还是意气 鲁迅为什么厌恶顾颉刚
7. 晚成堂主人: 史家顾颉刚
8. 顾颉刚：我的性格分析
9. 顾颉刚的暗恋故事：五十年来千斛泪
10. 顾颉刚与《当代中国史学》
11. 岳南：狡兔二窟：傅斯年与鲁迅顾颉刚的冲突
12. 余英时：顾颉刚 未尽的才情
13.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
14. 继承顾颉刚、陈寅恪衣钵的黄守愚
15. 2、顾颉刚训“禹”惹风波
16. 张耀杰：鲁迅与顾颉刚的“可恶罪”　
17. 朱渊清：古史的证据及其证明力——以顾颉刚先生的大禹研究为例
18. 顧頡剛《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
19. 王煦华：顾颉刚关于夏史的论述
20. 君子居：读史笔记关于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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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ata.book.163.com/book/home/009200050012/0000FURF.html
网易读书 > 书库 > 文艺馆 > 文学 > 纪实文学

民国教授往事（文化名流不为人知的一面）

本书涉及民国著名教授二十令人，都是当年显赫一时的文化名流，堪称民国教授的一个缩影。
作者试图从独特的视角，反映他们精彩的人生，表现其鲜明的个性。如辜鸿铭的怪癖、吴宓的浪漫、刘文典的名士风度、黄侃的“狂狷”、章太炎的“疯”……同 时，还以翔实的史料，披露了鲁迅与顾颉刚、苏雪林与鲁迅、顾颉刚与胡适、傅斯年，以及林徽因和徐志摩、金岳霖等人之间的是非恩怨与情感纠葛，展示了他们鲜 为人知的另一面……
再回首，民国教授的陈年往事原来竟如此鲜活精彩！
作者: 汪修荣    出版: 河南文艺出版社    类型: 选载
性质: 免费阅读    定价:28.0元   
关键字: 教授 历史 民国 文化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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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ianyabook.com/luxun/gxjb/001.htm

鲁迅：理水〔1〕鸟头先生

一

　　这时候是“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舜爷〔2〕〔3〕的百姓，倒并不都挤在露出水面的山顶上，有的捆在树顶，有的坐着木排，有些木排上还搭有小 小的板棚，从岸上看起来，很富于诗趣。
　　远地里的消息，是从木排上传过来的。大家终于知道鲧大人因为治了九整年的水，什么效验也没有，上头龙心震怒，把他充军到羽山去了，接任的好像就是他的 儿子文命少爷，〔4〕乳名叫作阿禹。〔5〕
　　灾荒得久了，大学早已解散，连幼稚园也没有地方开，所以百姓们都有些混混沌沌。只在文化山上〔6〕，还聚集着许多学者，他们的食粮，是都从奇肱国 〔7〕用飞车运来的，因此不怕缺乏，因此也能够研究学问。然而他们里面，大抵是反对禹的，或者简直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个禹。
　　每月一次，照例的半空中要簌簌的发响，愈响愈厉害，飞车看得清楚了，车上插一张旗，画着一个黄圆圈在发毫光。离地五尺，就挂下几只篮子来，别人可不知 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只听得上下在讲话：
　　“古貌林！”〔8〕
　　“古鲁几哩……”
　　“O．K！”〔10〕
　　飞车向奇肱国疾飞而去，天空中不再留下微声，学者们也静悄悄，这是大家在吃饭。独有山周围的水波，撞着石头，不住的澎湃的在发响。午觉醒来，精神百 倍，于是学说也就压倒了涛声了。
　　“禹来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鲧的儿子的话，”一个拿拄杖的学者说。“我曾经搜集了许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谱，很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个 结论：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这就叫作‘遗传’。所以，鲧不成功，他的儿子禹一定也不会成功，因为愚人是生不出聪明人来的！”
　　“O．K！”一个不拿拄杖的学者说。
　　“不过您要想想咱们的太上皇〔11〕，”别一个不拿拄杖的学者道。
　　“他先前虽然有些‘顽’，现在可是改好了。倘是愚人，就永远不会改好……”
　　“O．K！”
　　“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 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不过鲧却的确是有的，七年以前，我还亲眼看见他到昆仑山脚下去赏梅花的。”
　　“那么，他的名字弄错了，他大概不叫‘鲧’，他的名字应该叫‘人’！至于禹，那可一定是一条虫，我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他的乌有，叫大家来公评……”
　　于是他勇猛的站了起来，摸出削刀，刮去了五株大松树皮，用吃剩的面包末屑和水研成浆，调了炭粉，在树身上用很小的蝌蚪文写上抹杀阿禹的考据，足足化掉 了三九廿七天工夫。但是凡有要看的人，得拿出十片嫩榆叶，如果住在木排上，就改给一贝壳鲜水苔。
　　横竖到处都是水，猎也不能打，地也不能种，只要还活着，所有的是闲工夫，来看的人倒也很不少。松树下挨挤了三天，到处都发出叹息的声音，有的是佩服， 有的是皮劳。但到第四天的正午，一个乡下人终于说话了，这时那学者正在吃炒面。
　　“人里面，是有叫作阿禹的，”乡下人说。“况且‘禹’也不是虫，这是我们乡下人的简笔字，老爷们都写作‘禺’，〔12〕是大猴子……”
　　“人有叫作大大猴子的吗？……”学者跳起来了，连忙咽下没有嚼烂的一口面，鼻子红到发紫，吆喝道。
　　“有的呀，连叫阿狗阿猫的也有。”
　　“鸟头先生，您不要和他去辩论了，”拿拄杖的学者放下面包，拦在中间，说。“乡下人都是愚人。拿你的家谱来，”他又转向乡下人，大声道，“我一定会发 见你的上代都是愚人……”
　　“我就从来没有过家谱……”
　　“呸，使我的研究不能精密，就是你们这些东西可恶！”
　　“不过这这也用不着家谱，我的学说是不会错的。”鸟头先生更加愤愤的说。“先前，许多学者都写信来赞成我的学说，那些信我都带在这里……”
　　“不不，那可应该查家谱……”
　　“但是我竟没有家谱，”那“愚人”说。“现在又是这么的人荒马乱，交通不方便，要等您的朋友们来信赞成，当作证据，真也比螺蛳壳里做道场还难。证据就 在眼前：您叫鸟头先生，莫非真的是一个鸟儿的头，并不是人吗？”
　　“哼！”鸟头先生气忿到连耳轮都发紫了。“你竟这样的侮辱我！说我不是人！我要和你到皋陶〔13〕大人那里去法律解决！如果我真的不是人，我情愿大辟 ——就是杀头呀，你懂了没有？要不然，你是应该反坐的。你等着罢，不要动，等我吃完了炒面。”
　　“先生，”乡下人麻木而平静的回答道，“您是学者，总该知道现在已是午后，别人也要肚子饿的。可恨的是愚人的肚子却和聪明人的一样：也要饿。真是对不 起得很，我要捞青苔去了，等您上了呈子之后，我再来投案罢。”于是他跳上木排，拿起网兜，捞着水草，泛泛的远开去了。看客也渐渐的走散，鸟头先生就红着耳 轮和鼻尖从新吃炒面，拿拄杖的学者在摇头。
　　然而“禹”究竟是一条虫，还是一个人呢，却仍然是一个大疑问。

二

　　禹也真好像是一条虫。
　　大半年过去了，奇肱国的飞车已经来过八回，读过松树身上的文字的木排居民，十个里面有九个生了脚气病，治水的新官却还没有消息。直到第十回飞车来过之 后，这才传来了新闻，说禹是确有这么一个人的，正是鲧的儿子，也确是简放〔14〕了水利大臣，三年之前，已从冀州启节〔15〕，不久就要到这里了。
　　大家略有一点兴奋，但又很淡漠，不大相信，因为这一类不甚可靠的传闻，是谁都听得耳朵起茧了的。
　　然而这一回却又像消息很可靠，十多天之后，几乎谁都说大臣的确要到了，因为有人出去捞浮草，亲眼看见过官船；他还指着头上一块乌青的疙瘩，说是为了回 避得太慢一点了，吃了一下官兵的飞石：这就是大臣确已到来的证据。这人从此就很有名，也很忙碌，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来看他头上的疙瘩，几乎把木排踏沉；后来 还经学者们召了他去，细心研究，决定了他的疙瘩确是真疙瘩，于是使鸟头先生也不能再执成见，只好把考据学让给别人，自己另去搜集民间的曲子了。
　　一大阵独木大舟的到来，是在头上打出疙瘩的大约二十多天之后，每只船上，有二十名官兵打桨，三十名官兵持矛，前后都是旗帜；刚靠山顶，绅士们和学者们 已在岸上列队恭迎，过了大半天，这才从最大的船里，有两位中年的胖胖的大员出现，约略二十个穿虎皮的武士簇拥着，和迎接的人们一同到最高巅的石屋里去了。
　　大家在水陆两面，探头探脑的悉心打听，才明白原来那两位只是考察的专员，却并非禹自己。
　　大员坐在石屋的中央，吃过面包，就开始考察。
　　“灾情倒并不算重，粮食也还可敷衍，”一位学者们的代表，苗民言语学专家说。“面包是每月会从半空中掉下来的；鱼也不缺，虽然未免有些泥土气，可是很 肥，大人。至于那些下民，他们有的是榆叶和海苔，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是并不劳心，原只要吃这些就够。我们也尝过了，味道倒并不坏，特别得 很……”
　　“况且，”别一位研究《神农本草》的学者抢着说，“榆〔16〕叶里面是含有维他命W〔17〕的；海苔里有碘质，可医瘰疬病，两样都极合于卫生。”
　　“O．K！”又一个学者说。大员们瞪了他一眼。
　　“饮料呢，”那《神农本草》学者接下去道，“他们要多少有多少，一万代也喝不完。可惜含一点黄土，饮用之前，应该蒸馏一下的。敝人指导过许多次了，然 而他们冥顽不灵，绝对的不肯照办，于是弄出数不清的病人来……”
　　“就是洪水，也还不是他们弄出来的吗？”一位五绺长须，身穿酱色长袍的绅士又抢着说。“水还没来的时候，他们懒着不肯填，洪水来了的时候，他们又懒着 不肯戽……”
　　“是之谓失其性灵，”坐在后一排，八字胡子的伏羲朝小品文学家笑道。“吾尝登帕米尔之原，天风浩然，梅花开矣，白云飞矣，金价涨矣，耗子眠矣，见一少 年，口衔雪茄，面有蚩尤氏之雾……哈哈哈！没有法子……”〔14〕
　　“O．K！”
　　这样的谈了小半天。大员们都十分用心的听着，临末是叫他们合拟一个公呈，最好还有一种条陈，沥述着善后的方法。
　　于是大员们下船去了。第二天，说是因为路上劳顿，不办公，也不见客；第三天是学者们公请在最高峰上赏偃盖古松，下半天又同往山背后钓黄鳝，一直玩到黄 昏。第四天，说是因为考察劳顿了，不办公，也不见客；第五天的午后，就传见下民的代表。
　　下民的代表，是四天以前就在开始推举的，然而谁也不肯去，说是一向没有见过官。于是大多数就推定了头有疙瘩的那一个，以为他曾有见过官的经验。已经平 复下去的疙瘩，这时忽然针刺似的痛起来了，他就哭着一口咬定：做代表，毋宁死！大家把他围起来，连日连夜的责以大义，说他不顾公移益是利己的个人主义者， 将为华夏所不容；激烈点的，还至于捏起拳头，伸在他的鼻子跟前，要他负这回的水灾的责任。他渴睡得要命，心想与其逼死在木排上，还不如冒险去做公益的牺 牲，便下了绝大的决心，到第四天，答应了。
　　大家就都称赞他，但几个勇士，却又有些妒忌。
　　就是这第五天的早晨，大家一早就把他拖起来，站在岸上听呼唤。果然，大员们呼唤了。他两腿立刻发抖，然而又立刻下了绝大的决心，决心之后，就又打了两 个大呵欠，肿着眼眶，自己觉得好像脚不点地，浮在空中似的走到官船上去了。
　　奇怪得很，持矛的官兵，虎皮的武士，都没有打骂他，一直放进了中舱。舱里铺着熊皮，豹皮，还挂着几副弩箭，摆着许多瓶罐，弄得他眼花缭乱。定神一看， 才看见在上面，就是自己的对面，坐着两位胖大的官员。什么相貌，他不敢看清楚。
　　“你是百姓的代表吗？”大员中的一个问道。
　　“他们叫我上来的。”他眼睛看着铺在舱底上的豹皮的艾叶一般的花纹，回答说。
　　“你们怎么样？”
　　“……”他不懂意思，没有答。
　　“你们过得还好么？”
　　“托大人的鸿福，还好……”他又想了一想，低低的说道，“敷敷衍衍……混混……”
　　“吃的呢？”
　　“有，叶子呀，水苔呀……”
　　“都还吃得来吗？”
　　“吃得来的。我们是什么都弄惯了的，吃得来的。只有些小畜生还要嚷，人心在坏下去哩，妈的，我们就揍他。”
　　大人们笑起来了，有一个对别一个说道：“这家伙倒老实。”
　　这家伙一听到称赞，非常高兴，胆子也大了，滔滔的讲述道：
　　“我们总有法子想。比如水苔，顶好是做滑溜翡翠汤，榆叶就做一品当朝羹。剥树皮不可剥光，要留下一道，那么，明年春天树枝梢还是长叶子，有收成。如果 托大人的福，钓到了黄鳝……”
　　然而大人好像不大爱听了，有一位也接连打了两个大呵欠，打断他的讲演道：“你们还是合具一个公呈来罢，最好是还带一个贡献善后方法的条陈。”
　　“我们可是谁也不会写……”他惴惴的说。
　　“你们不识字吗？这真叫作不求上进！没有法子，把你们吃的东西拣一份来就是！”
　　他又恐惧又高兴的退了出来，摸一摸疙瘩疤，立刻把大人的吩咐传给岸上，树上和排上的居民，并且大声叮嘱道：“这是送到上头去的呵！要做得干净，细致， 体面呀！……”
　　所有居民就同时忙碌起来，洗叶子，切树皮，捞青苔，乱作一团。他自己是锯木版，来做进呈的盒子。有两片磨得特别光，连夜跑到山顶上请学者去写字，一片 是做盒子盖的，求写“寿山福海”，一片是给自己的木排上做扁额，以志荣幸的，求写“老实堂”。但学者却只肯写了“寿山福海”的一块。

三

　　当两位大员回到京都的时候，别的考察员也大抵陆续回来了，只有禹还在外。他们在家里休息了几天，水利局的同事们就在局里大排筵宴，替他们接风，份子分 福禄寿三种，最少也得出五十枚大贝壳〔19〕。这一天真是车水马龙，不到黄昏时候，主客就全都到齐了，院子里却已经点起庭燎〔20〕来，鼎中的牛肉香，一 直透到门外虎贲〔21〕的鼻子跟前，大家就一齐咽口水。酒过三巡，大员们就讲了一些水乡沿途的风景，芦花似雪，泥水如金，黄鳝膏腴，青苔滑溜……等等。微 醺之后，才取出大家采集了来的民食来，都装着细巧的木匣子，盖上写着文字，有的是伏羲八卦体〔22〕，有的是仓颉鬼哭体〔23〕，大家就先来赏鉴这些字， 争论得几乎打架之后，才决定以写着“国泰民安”的一块为第一，因为不但文字质朴难识，有上古淳厚之风，而且立言也很得体，可以宣付史馆的。
　　评定了中国特有的艺术之后，文化问题总算告一段落，于是来考察盒子的内容了：大家一致称赞着饼样的精巧。然而大约酒也喝得太多了，便议论纷纷：有的咬 一口松皮饼，极口叹赏它的清香，说自己明天就要挂冠归隐〔24〕，去享这样的清福；咬了柏叶糕的，却道质粗味苦，伤了他的舌头，要这样与下民共患难，可见 为君难，为臣亦不易。有几个又扑上去，想抢下他们咬过的糕饼来，说不久就要开展览会募捐，这些都得去陈列，咬得太多是很不雅观的。
　　局外面也起了一阵喧嚷。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黧黑，衣服奇旧，竟冲破了断绝交通的界线，闯到局里来了。卫兵们大喝一声，连忙左右交叉了明晃晃的戈， 挡住他们的去路。
　　“什么？——看明白！”当头是一条瘦长的莽汉，粗手粗脚的，怔了一下，大声说。
　　卫兵们在昏黄中定睛一看，就恭恭敬敬的立正，举戈，放他们进去了，只拦住了气喘吁吁的从后面追来的一个身穿深蓝土布袍子，手抱孩子的妇女。
　　“怎么？你们不认识我了吗？”她用拳头揩着额上的汗，诧异的问。
　　“禹太太，我们怎会不认识您家呢？”
　　“那么，为什么不放我进去的？”
　　“禹太太，这个年头儿，不大好，从今年起，要端风俗而正人心，男女有别了。现在那一个衙门里也不放娘儿们进去，不但这里，不但您。这是上头的命令，怪 不着我们的。”
　　禹太太呆了一会，就把双眉一扬，一面回转身，一面嚷叫道：
　　“这杀千刀的！奔什么丧！走过自家的门口，看也不进来看一下，就奔你的丧！做官做官，做官有什么好处，仔细像〔25〕你的老子，做到充军，还掉在池子 里变大忘八〔26〕！这没良心的杀千刀！……”
　　这时候，局里的大厅上也早发生了扰乱。大家一望见一群莽汉们奔来，纷纷都想躲避，但看不见耀眼的兵器，就又硬着头皮，定睛去看。奔来的也临近了，头一 个虽然面貌黑瘦，但从神情上，也就认识他正是禹；其余的自然是他的随员。
　　这一吓，把大家的酒意都吓退了，沙沙的一阵衣裳声，立刻都退在下面。禹便一径跨到席上，在上面坐下，大约是大模大样，或者生了鹤膝风〔27〕罢，并不 屈膝而坐，却伸开了两脚，把大脚底对着大员们，又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随员们就分坐在他的左右。
　　“大人是今天回京的？”一位大胆的属员，膝行而前了一点，恭敬的问。
　　“你们坐近一点来！”禹不答他的询问，只对大家说。“查的怎么样？”
　　大员们一面膝行而前，一面面面相觑，列坐在残筵的下面，看见咬过的松皮饼和啃光的牛骨头。非常不自在——却又不敢叫膳夫来收去。
　　“禀大人，”一位大员终于说。“倒还像个样子——印象甚佳。松皮水草，出产不少；饮料呢，那可丰富得很。百姓都很老实，他们是过惯了的。禀大人，他们 都是以善于吃苦，驰名世界的人们。”
　　“卑职可是已经拟好了募捐的计划，”又一位大员说。“准备开一个奇异食品展览会，另请女隗〔28〕小姐来做时装表演。只卖票，并且声明会里不再募捐， 那么，来看的可以多一点。”
　　“这很好。”禹说着，向他弯一弯腰。
　　“不过第一要紧的是赶快派一批大木筏去，把学者们接上高原来。”第三位大员说，“一面派人去通知奇肱国，使他们知道我们的尊崇文化，接济也只要每月送 到这边来就好。学者们有一个公呈在这里，说的倒也很有意思，他们以为文化是一国的命脉，学者是文化的灵魂，只要文化存在，华夏也就存在，别的一切，倒还在 其次……”
　　“他们以为华夏的人口太多了，”第一位大员道，“减少一些倒也是致太平之道。况且那些不过是愚民，那喜怒哀乐，也决没有智者所玩想的那么精微的。知人 论事，第一要凭主观。例如莎士比亚〔29〕……”
　　“放他妈的屁！”禹心里想，但嘴上却大声的说道：“我经过查考，知道先前的方法：‘湮’，确是错误了。以后应该用‘导’！不知道诸位的意见怎么样？” 〔30〕
　　静得好像坟山；大员们的脸上也显出死色，许多人还觉得自己生了病，明天恐怕要请病假了。
　　“这是蚩尤的法子！”一个勇敢的青年官员悄悄的愤激着。
　　“卑职的愚见，窃以为大人是似乎应该收回成命的。”一位白须白发的大员，这时觉得天下兴亡，系在他的嘴上了，便把心一横，置死生于度外，坚决的抗议 道：“湮是老大人的成法。‘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老大人升天还不到三年。”
　　禹一声也不响。
　　“况且老大人化过多少心力呢。借了上帝的息壤〔31〕，来湮洪水，虽然触了上帝的恼怒，洪水的深度可也浅了一点了。这似乎还是照例的治下去。”另一位 花白须发的大员说，他是禹的母舅的干儿子。
　　禹一声也不响。
　　“我看大人还不如‘干父之蛊’〔32〕，”一位胖大官员看得禹不作声，以为他就要折服了，便带些轻薄的大声说，不过脸上还流出着一层油汗。“照着家 法，挽回家声。大人大约未必知道人们在怎么讲说老大人罢……”
　　“要而言之，‘湮’是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好法子，”白须发的老官恐怕胖子闹出岔子来，就抢着说道。“别的种种，所谓‘摩登’者也，昔者蚩尤氏就坏在这一 点上。”〔33〕
　　禹微微一笑：“我知道的。有人说我的爸爸变了黄熊，也有人说他变了三足鳖〔34〕，也有人说我在求名，图利。说就是了。我要说的是我查了山泽的情形， 征了百姓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
　　他举手向两旁一指。白须发的，花须发的，小白脸的，胖而流着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员们，跟着他的指头看过去，只见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 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

四

　　禹爷走后，时光也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京师的景况日见其繁盛了。首先是阔人们有些穿了茧绸袍，后来就看见大水果铺里卖着橘子和柚子，大绸缎店里挂着 华丝葛；富翁的筵席上有了好酱油，清炖鱼翅，凉拌海参；再后来他们竟有熊皮褥子狐皮褂，那太太也戴上赤金耳环银手镯了。
　　只要站在大门口，也总有什么新鲜的物事看：今天来一车竹箭，明天来一批松板，有时抬过了做假山的怪石，有时提过了做鱼生的鲜鱼；有时是一大群一尺二寸 长的大乌龟，都缩了头装着竹笼，载在车子上，拉向皇城那面去。
　　“妈妈，你瞧呀，好大的乌龟！”孩子们一看见，就嚷起来，跑上去，围住了车子。
　　“小鬼，快滚开！这是万岁爷的宝贝，当心杀头！”
　　然而关于禹爷的新闻，也和珍宝的入京一同多起来了。百姓的檐前，路旁的树下，大家都在谈他的故事；最多的是他怎样夜里化为黄熊，用嘴和爪子，一拱一拱 的疏通了九河，〔35〕以及怎样请了天兵天将，捉住兴风作浪的妖怪无支祁，镇在龟山的脚下。皇上舜爷的事情，可是谁也不再提起了，至〔36〕多，也不过谈 谈丹朱太子〔37〕的没出息。
　　禹要回京的消息，原已传布得很久了，每天总有一群人站在关口，看可有他的仪仗的到来。并没有。然而消息却愈传愈紧，也好像愈真。一个半阴半晴的上午， 他终于在百姓们的万头攒动之间，进了冀州的帝都了。前面并没有仪仗，不过一大批乞丐似的似员。临末是一个粗手粗脚的大汉，黑脸黄须，腿弯微曲，双手捧着一 片乌黑的尖顶的大石头——舜爷所赐的“玄圭”，连声说道“借光，借光，让一让，让一〔38〕让”，从人丛中挤进皇宫里去了。
　　百姓们就在宫门外欢呼，议论，声音正好像浙水的涛声〔39〕一样。
　　舜爷坐在龙位上，原已有了年纪，不免觉得疲劳，这时又似乎有些惊骇。禹一到，就连忙客气的站起来，行过礼，皋陶先去应酬了几句，舜才说道：
　　“你也讲几句好话我听呀。”
　　“哼，我有什么说呢？”禹简截的回答道。“我就是想，每天孳孳！”
　　“什么叫作‘孳孳’？”皋陶问。
　　“洪水滔天，”禹说，“浩浩怀山襄陵，下民都浸在水里。我走旱路坐车，走水路坐船，走泥路坐橇，走山路坐轿。到一座山，砍一通树，和益俩给大家有饭 吃，有肉吃。放田水入川，放川水入海，和稷俩给大家有难得的东西吃。东西不够，就调有余，补不足。搬家。大家这才静下来了，各地方成了个样子。”
　　“对啦对啦，这些话可真好！”皋陶称赞道。
　　“唉！”禹说。“做皇帝要小心，安静。对天有良心，天才会仍旧给你好处！”
　　舜爷叹一口气，就托他管理国家大事，有意见当面讲，不要背后说坏话。看见禹都答应了，又叹一口气，道：“莫像丹朱的不听话，只喜欢游荡，旱地上要撑 船，在家里又捣乱，弄得过不了日子，这我可真看的不顺眼！”
　　“我讨过老婆，四天就走，”禹回答说。“生了阿启，也不当他儿子看。所以能够治了水，分作五圈，简直有五千里，计十二州，直到海边，立了五个头领，都 很好。只是有苗可不行，你得留心点！”
　　“我的天下，真是全仗的你的功劳弄好的！”舜爷也称赞道。
　　于是皋陶也和舜爷一同肃然起敬，低了头；退朝之后，他就赶紧下一道特别的命令，叫百姓都要学禹的行为，倘不然，立刻就算是犯了罪。
　　这使商家首先起了大恐慌。但幸而禹爷自从回京以后，态度也改变一点了：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 著，是要漂亮的。所以市面仍旧不很受影响，不多久，商人们就又说禹爷的行为真该学，皋爷的新法令也很不错；终于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 了。〔40〕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作。
　　〔1〕本篇在收入本书之前，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
　　〔2〕“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语出《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汉代孔安国注：“割，害也。”“怀，包；襄， 上也。”意思是说：洪水为害，浩浩荡荡地包围着山并且淹上了部分的丘陵。
　　〔3〕舜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帝王。号有虞氏，通虫虞舜。相传尧时洪水汜滥，舜继位后，命禹治水，才将水患平息。
　　〔4〕关于鲧治水的故事，《史记·夏本纪》中有如下记载：“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于 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 之诛为是。”按“殛”通常解作“诛”的意思，但《尚书·舜典》孔颖达疏则以为“流”、“放”、“窜”、“殛”“俱是流徙”；照这说法，则鲧是被流放到羽山 后死在那里的。
　　〔5〕禹我国古代的治水英雄，夏朝的建立者。《史记·夏本纪》说禹“名曰文命”，在他的父亲鲧被殛以后，奉命治水：“尧崩，帝舜问四岳曰：‘有能成美 尧之事（按即治水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汝）平水土，维是勉之！’禹拜稽首，让于契、 后稷、皋陶。舜曰：‘女其往视尔事矣！’”关于他治水事迹的传说，在《尚书》、《孟子》及其他先秦古籍中多有记述。
　　〔6〕本篇作为插曲所写的聚集在“文化山”上的学者们的活动，是对一九三二年十月北平文教界江瀚、刘复、徐炳昶、马衡等三十余人向国民党政府建议明定 北平为“文化城”一事的讽刺。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我国东北，华北也正在危殆中；国民党政府实行投降卖国政策，抛弃东北之后，又准备从华北撤退，已开 始准备把可以卖钱的古文物从北平搬到南京。江瀚等想阻止古文物南移，可是他们竟以当时北平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没有重要性为理由，提出请国民党政府从北平撤除 军备，把它划为一个不设防的文化区域的极为荒谬的主张。他们在意见书中说，北平有很多珍贵文物，它们都“是国家命脉，国民精神寄托之所在……是断断不可以 牺牲的”。又说：“因为北平有种种文化设备，所以全国各种学问的专门学者，大多荟萃在北平……一旦把北平所有种种文化设备都挪开，这些学者们当然不免要随 着星散。”要求“政府明定北平为文化城，将一切军事设备，挪往保定。”（见一九三二年十月六日北平《世界日报》）这实际上适应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 同国民党政府投降卖国政策的“理论”如出一辙。当时国民党政府虽未公开定北平为“文化城”，但后来终于拱手把它让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古文物的大部分则在一 九三三年初分批运往南京。作者在“九一八”后至他逝世之间，曾写过不少杂文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卖国主义，对所谓“文化城”的主张也在当时的一篇杂文里讽 刺过（参看《伪自由书·崇实》）。本篇在“文化山”的插曲中所讽刺的就是江瀚等的呈文中所反映的那种荒谬言论，其中几个所谓学者，是以当时文化界一些具有 代表性的人物为模型的。例如“一个拿拄杖的学者”，是暗指“优生学家”潘光旦。潘曾根据一些官僚地主家族的家谱来解释遗传，著有《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 书；他的这种“学说”和欧美国家某些资产阶级学者关于人种的“学说”是同一类东西。又如鸟头先生，是暗指考据学家顾颉刚，他曾据《说文解字》对“鲧”字和 “禹”字的解释，说鲧是鱼，禹是蜥蜴之类的虫（见《古史辨》第一册六三、一一九页）。“鸟头”这名字即从“顾”字而来；据《说文解字》，顾字从页雇声，雇 是鸟名，页本义是头。顾颉刚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歌谣研究会工作，搜集苏州歌谣，出版过一册《吴歌甲集》，所以下文说鸟头先生“另去搜集民间的曲子了”。
　　〔7〕奇肱国见《山海经·海外西经》：“奇肱之国，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阴有阳，乘文马。”郭璞注：“其人善为机巧，以取百禽，能作飞车，从风远 行。”
　　〔8〕古貌林英语Good morning的音译，意为“早安”。〔9〕好杜有图英语How doyou do的音译，意为“你好”。
　　〔10〕OK美国式的英语：“对啦。”
　　〔11〕太上皇指舜的父亲瞽叟。《史记·五帝本纪》说：“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舜父瞽叟顽。”“顽”是愚妄无知的意思。《尚书·大禹 谟》孔氏传有舜“能以至诚感顽父”，使其“信顺”的话。
　　〔12〕“禺”《说文解字》：“禺，母猴属。”清代段玉裁注引郭璞《山海经》注说：“禺似猕猴而大，赤目长尾。”据《说文》，“禹”字笔画较“禺”字 简单，所以这里说“禹”是“禺”的简笔字。
　　〔13〕皋陶传说是舜的臣子。《尚书·舜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士”，真管狱讼的官。按一九二七年鲁迅在广州时， 顾颉刚曾于七月中由杭州致书鲁迅，说鲁迅在文字上侵害了他，“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要鲁迅“暂勿离粤，以俟开审。”鲁迅当时答复 他：“请即就近在浙起诉，尔时仆必到杭，以负应负之责。”这里鸟头先生与乡下人的对话，隐指此事。参看《三闲集·答顾颉刚教授令“候审”》。
　　〔14〕简放古代君主任命高级官员。简指授官的简册。（在清代则称由特旨任命道府以上外官为简放。）
　　〔15〕从冀州启节《尚书·禹贡》叙“禹别九州”，首举冀州。孔颖达疏：“冀州，尧所都也。诸州冀为其先，治水先从冀起。”又《史记·夏本纪》也说： “禹行自冀州始。”按冀州为古九州之一，约相当于现在的河北山西二省及河南山东黄河以北地区。尧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在冀州境内，故下文又说“冀州的帝 都”。启节，指旧时高级官员启程、出发。节，古代使者及特派官员出行时所持的信物。
　　〔16〕《神农本草》是我国最古的记载药物的专书。其成书年代不可确考，当是秦汉间人托神农之名而作。
　　〔17〕维他命W维他命是Vitamin的音译，现在通称维生素。但并未发现维他命W。下文的瘰疬病，中医病名，主要指颈部淋巴结核一类疾病；而因缺 碘所致的甲状腺肿大（俗虫大脖子）叫“瘿”，不叫瘰疬。这里是讽刺当时一些所谓学者的无知妄说。
　　〔18〕“伏羲朝小品文学家”的这段话，是对当时林语堂一派人提倡的所谓“语录体”小品文的模拟；林语堂主张的所谓“语录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 “文言中不避俚语，白话中多放之乎”（见《论语》第三十期《答周劭论语录体写法》），基本上还是文言。这是一种变相的复古主义。其次，这段话中的“见一少 年，口衔雪茄，面有蚩尤氏之雾”，是影射林语堂丑化进步青年的谰言（林语堂在他的《游杭再记》中有“见有二青年，口里含一枝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么斯基 的译本”这样的话）。蚩尤是传说中我国九黎族的首领，相传他和黄帝作战时，施放大雾，后为黄帝所擒杀；由于民族偏见，旧日史书把他描写成非常凶恶的怪物。 因此，蚩尤的名字也常被过去统治阶级用来形容他们所认为的“凶恶的人”。一九二六年，北洋军阀吴佩孚为了“讨赤”，曾经异想天开地拿蚩尤来比拟“赤化”， 胡说：“草昧初开，部落时代，蚩尤肆虐，彼时无所谓法制，无所谓伦纪，殆与赤化无异”（见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一日北京《晨报》）。他还说，查得蚩尤是“赤 化”的始祖，因“蚩”和“赤”同音，“蚩尤”即“赤化之尤”云云。参看《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及其有关注。
　　〔19〕贝壳上古用贝壳为货币。
　　〔20〕庭燎庭院中照明的火酒。《诗经·小雅·庭燎》孔颖达疏：“庭燎者，树之于庭，燎之为明，是烛之大者。”
　　〔21〕虎贲勇士，即下文所说的卫兵们。《尚书·牧誓》：“虎贲三百人。”孔颖达疏说，称为虎贲，是形容他们“若虎之贲（奔）走逐兽，言其猛也。”
　　〔22〕伏羲八卦体伏羲，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帝王。相传他曾画八卦。《周易·系辞传》说：“古者包牺氏（即伏羲）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 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23〕仓颉鬼哭体仓颉，一作苍颉，相传他是黄帝的史官，最初创造文字的人。《淮南子·本经训》中记有关于苍颉的一种传说：“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 鬼夜哭。”
　　〔24〕挂冠归隐《后汉书·逢萌传》载：王莽时逢萌为了避祸，“即解冠挂东都城门”而去。后人因此称辞官为“挂冠”。
　　〔25〕禹过家门不入，见《孟子·滕文公》：“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又《史记·夏本纪》：“（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26〕忘八乌龟的俗虫。古代传说鲧死后化为三足鳖。参看本篇注〔34〕。
　　〔27〕鹤膝风中医病名，结核性关节炎的一种。战国时楚国人尸佼所著的《尸子》中记有禹生“偏枯之疾”的传说：“（禹）疏河决江，十年未阚其家，手不 爪，胫不毛，生偏枯之疾，步不相过。”
　　〔28〕女隗《左传》中狄人之女多姓隗，如叔隗、季隗等。又《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夏禹）之苗裔也。”匈奴就是春秋时的狄人。 本篇中女隗这个人名，大概是根据这类记载而虚拟出来的。
　　〔29〕莎士比亚（WShakespeare．，1564—1616）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家、诗人，著有剧本《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 叶》、《哈姆雷特》等三十七种。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徐志摩等经常标榜只有他们懂得莎士比亚，如陈西滢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听琴》 中说：“不爱莎士比亚你就是傻子。”徐志摩在同月二十六日《晨报副刊》发表的《汉姆雷德与留学生》中说，“去过大英国”的留学生才能“讲他的莎士比亚”， 别人“不配插嘴”。稍后的“第三种人”杜衡在一九三四年六月《文艺风景》创刊号发表《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一文，也借评莎士比亚来诬蔑人民群众“没 有理性”，“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等等。本篇中这个大员从“愚民”忽然拉扯到莎士比亚，是作者对陈、杜这类人的讽刺。
　　〔30〕“湮”鲧用的治水方法。《尚书·洪范》：“我闻在昔，鲧□洪水。”□（湮），填塞。“导”，是禹用的治水方法，《国语·周语》：“伯禹念前之 非度，□改制量，……高高下下，疏川导滞。”导，疏通。
　　〔31〕息壤传说中一种能够自己生长，永不耗减的土壤。《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郭 璞注：“息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
　　〔32〕“干父之蛊”语见《周易·蛊》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三国时魏国王弼注：“干父之事，能承先轨，堪其任者也。”后称儿子能完成父 亲所未竟的事业，因而掩盖了父亲的过错为“干蛊”。
　　〔33〕摩登英语Modern的音译，原意为现代，这里是时髦的意思。
　　〔34〕这是古代关于鲧的一种传说。《左传》昭公七年：“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唐代陆德明《释文》：“黄熊，音雄，兽名。亦 作能，如字，一音奴来反，三足鳖也。”能，一写作熊。《史记·夏本纪》替代张守节《正义》说：“鲧之羽山，化为黄熊，入于羽渊。熊，音乃来反，下三点为三 足也。束晰《发蒙记》云：‘鳖三足曰熊’。”
　　〔35〕禹化为熊的传说，见清代马骕《绎史》卷十二引《随巢子》：“（禹）治洪水，通辕山，化为熊。”按随巢子，战国时墨翟弟子，著《随巢子》六 篇，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内有辑文一卷。
　　〔36〕禹捉无支祁的传说，见替代李公佐《古岳渎经》：“禹理水，三至桐柏山，惊风走雷，石号木鸣，五伯拥川，天老肃兵，不能兴。禹怒，召集百灵，搜 命夔龙。桐柏千君长稽首请命。……乃获淮涡水神，名无支祁，善应对言语，辨江淮之浅深，原隰之远近。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 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闻视不可久。……颈鏁大索，鼻穿金铃，徙淮阴之龟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据鲁迅辑《唐宋传奇集》卷三）
　　〔37〕丹朱太子尧的儿子。古书中都说他“不肖”（品德不像他的父亲），所以尧不把天下传给他而传给舜。
　　〔38〕“玄圭”见《尚书·禹贡》：“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又《史记·夏本纪》：“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圭，古代诸侯大夫在朝会和祭祀时 所执的一种长条尖顶的玉器。玄，黑色。
　　〔39〕浙水的涛声浙水，即钱塘江，涨潮时涛声很大。
　　〔40〕关于禹同舜和皋陶谈话的情形，《史记·夏本纪》有如下的一段记载：“帝舜谓禹曰：‘女（汝）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曰孳孳！’ 皋陶难禹曰：‘何谓孳孳？’禹曰：‘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皆服于水。予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木辇]，行山木，与益予众庶稻鲜 食；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皋陶曰：‘然，此而美也！’禹曰：‘於！帝慎 乃在位，安尔止，辅德，天下大应。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辅之。……女无面谀，退 而谤予。……’禹曰：‘然。……’帝曰：‘毋若丹朱傲，维慢游是好，毋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绝其世，予不能顺是。’禹曰：‘予辛壬娶涂山，癸甲（按应作予 娶涂山，辛壬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辅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道有功。苗顽不即功，帝其念哉！’帝曰： ‘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舜德大明。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皇来仪，百 兽率舞，百官信谐。”又关于禹的吃喝和衣服，《论语·泰伯》记有孔丘的话：“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 尽力乎沟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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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ook.sina.com.cn/excerpt/eduhissz/2008-06-17/1545238680.shtml

国学大师也记仇 鲁迅顾颉刚为何势不两立

http://book.sina.com.cn 2008年06月17日 15:45  新浪读书

　　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过不去。

　　——顾颉刚

　　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 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新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

　　——鲁迅致孙伏园

　　顾颉刚与鲁迅的恩恩怨怨

　　作为古史辨派创始人和国学大师，顾颉刚一生与同时代许多名人学者过从甚密，有的关系非同一般，其中与鲁迅的关系最富戏剧性，也最值得玩味。这里的是是 非非、恩恩怨怨自也是十分复杂，难以一言蔽之。

　　顾颉刚与鲁迅之间真正的冲突发生在厦大共事期间，在此之前，两人虽同在北京，并没有多少直接的接触，如果说两人之间有什么联系，顾颉刚至多是因为鲁迅 与胡适、陈源的论战，间接受到一些波及。两人真正接触，是在一九二六年应聘厦门大学，成为同事之后。二人成为厦大同事之后，各种因素凑合到一起，冲突也就 在所难免，最后竟发展到分道扬镳甚至势同水火的地步，这不仅是顾颉刚没有想到的，大约也是鲁迅始料未及的。顾颉刚后来在自传中感慨地说：“我一生中第一次 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过不去。”虽是一家之言，却足见此事对他影响之深。

　　厦门大学是爱国华侨陈嘉庚捐资兴建的，一九二一年正式开办，到一九二六年秋，学校已拥有师生四百多人。当时，担任校长的是英籍新加坡华人医学博士林文 庆。考虑到林语堂是福建人，兄弟又多在厦门，林氏便聘请林语堂回厦门大学担任文科主任和国学研究院总秘书，筹备厦大国学研究院。林氏聘请林语堂到厦大，目 的是想借助林语堂的影响网罗一批名教授，扩大厦大的影响。林语堂到厦大后，果然不负众望，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替厦大从北京聘请了沈兼士、鲁迅、孙伏园、顾颉 刚等一批知名教授。

　　当时北京正处于北洋军阀的高压统治，北大又经常欠薪，头一年的薪水第二年还发不下来，许多教授生活十分困顿。此时，厦大根据陈嘉庚的意思，对名教授薪 水从优，条件也远比北京丰厚，因此对一些教授还是有一定诱惑力的。这也是一些人愿意南下的一个原因。当时厦大给鲁迅的薪水大约是每月四百元，主要讲中国文 学史和小说史。鲁迅接受聘请后于九月四日到厦门。

　　鲁迅到厦大，除了不满北京的政治气氛外，主要是因为林语堂的关系。林语堂是语丝社成员，虽比鲁迅小十四岁，两人却一向关系不错，鲁迅可以说是出于朋友 间的帮忙才来的。这一点从鲁迅的朋友川岛(章廷谦)文章中也得到证实：“我们怎么忽然会从北京路远迢迢地赶到厦门大学去的呢？主要是因为林语堂的关系；他 要回到厦门大学去做文科主任，并且厦门大学要创办国学研究所，就把我们拉去了。”(川岛《和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里》)

　　顾颉刚接受厦大的邀请，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由于学校欠薪加各种借贷，此时顾颉刚已经欠下了各种债务近三千元，正为生计发愁，忽然接到厦大聘书， 且薪水从优，便答应了。也就是他自己说的“受了衣食的逼迫，浮海到厦门”。一九二二年，顾颉刚第一次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鸣惊人，成为史学 界新星，各大学争相聘请。厦大聘请顾颉刚主要也是看中了顾当时在史学界的名声。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开始林语堂发给顾颉刚的是普通教授聘书，八月下旬顾到 学校时，因其主编《古史辨》出版，声名大噪，林语堂临时又改聘他为研究教授，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兼国文系教授。研究教授比教授还要高一级，这样年仅三十四岁 的顾颉刚在厦大就等于与鲁迅平起平坐，享受同等待遇了。这对于一个从未喝过洋墨水，毕业才六年，年仅三十四岁的人来说，这种晋升确实是够快的了，所以自然 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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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也记仇 鲁迅顾颉刚为何势不两立(2)
http://book.sina.com.cn 2008年06月17日 15:45  新浪读书

　　刚到厦大时，顾颉刚与鲁迅还是相处不错的，因为都是国学研究院的同事，所以同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同在一处吃饭。同年九月顾颉刚还送了鲁迅一本宋濂的 《诸子辨》，鲁迅也请日本友人为顾颉刚查找《封神榜》有关资料(顾颉刚并不是自己要而是帮胡适忙)。但这种表面的平静并没有维持太久。

　　矛盾的直接导火索是顾颉刚推荐了几个熟人。顾一向缺少心机，乐于助人，同学朋友求他推荐工作基本上来者不拒。到厦大后，碍于同乡和同学关系，顾先后推 荐了潘家洵、陈乃乾、容肇祖等人。这种荐人方式在那个年代其实很通行，问题是顾颉刚忽视了此前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芥蒂。而且，这些人不是顾颉刚北大同 学就是朋友同乡，因有北京时的嫌隙，自然引起了鲁迅的误会。这一点在鲁迅致许广平等人信中多有反映。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鲁迅致许广平信：“在国学院里 的，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有两三个，好像都是顾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九月二十五日致许广平的信中又说：“看厦大的国学院，越看越不行 了。顾颉刚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潘家洵、陈万里、黄坚三人，似皆他所荐引……”随着矛盾的加深，鲁迅怀疑日深，在九月三十日致许的信中指责顾 颉刚说：“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安排的羽翼，竟有七人之多，先前所谓不问外事，专一看书的舆论，乃是全都为其所骗。他已在开 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从这封信看，鲁迅当时情绪已经到了愤怒的边缘。十一月一日致许的信中说：“……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周览 (鲠生)又要到这里来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十二月十五日致许的信中又说：“惟顾颉刚是日日夜夜布置安插私人。”在鲁迅致许广 平信中，至少有六七次提到顾颉刚在厦大荐人的事，他对这一点是极为不满的，认为这是顾颉刚有意在厦大扩大现代评论派的势力。事实上，鲁迅信中提到的有些人 并非是顾所荐，也看不出顾主观上要在厦大扩大现代评论派势力的意思，但由于当时厦大各种矛盾错综复杂，顾也没有很好地与鲁迅沟通，所以很难消除鲁迅的疑 虑。

　　表面看来，两人之间的矛盾是因顾荐人引起的，但从鲁迅信中的几个关键词胡适、陈源及现代评论派来看，仍然透露出一些深层的信息。在鲁迅看来，顾是现代 评论派的，或者说是胡适、陈源的人，意思都是一样的。顾在北大时曾师从胡适，毕业后一度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搜集过资料，胡适对顾也很关照，胡顾师生关 系密切，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实，鲁迅自然不会没有一点看法。更为不满的还因为陈源的关系。一九二四年年底，北京女师大发生学生运动，校长杨荫榆无理开除三名 学生引发一场风潮。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鲁迅与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马裕藻、李泰芬等七名教员在《京报》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 宣言》，声援学生，陈源在现代评论上以“闲话”名义，发表《粉刷毛厕》等文章，为校长杨荫榆开脱，指责鲁迅暗中挑动风潮，由此引发一场激烈论战。随着论战 深入，论战变成了人身攻击。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陈源在《晨报副刊》上发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公开指责鲁迅：“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 袭……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 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又在《剽窃与抄袭》一文中指责“思想界的权威”鲁迅“整大本的剽窃”。这种人身攻击自然引起 鲁迅激烈反击。一九二六年二月八日，鲁迅在《语丝》周刊第65期上发表《不是信》，针锋相对地反驳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 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 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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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也记仇 鲁迅顾颉刚为何势不两立(3)
http://book.sina.com.cn 2008年06月17日 15:45  新浪读书

　　事实上陈源的攻击完全是误听人言的无中生有，用胡适后来的话说，陈源“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 恨”！(《胡适致苏雪林信稿》)顾颉刚虽没有参与陈源与鲁迅的论战，可是顾当时也认为鲁迅有抄袭之嫌，并在一次与陈源的谈话中流露出来，后来这纯属私下谈 话的内容被陈源在报上公开发表出来(见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这自然开罪了鲁迅，以鲁迅的性格这种人身攻击自是不能原谅的，鲁迅把顾颉刚划到陈源一派 也就不难理解了，这就为二人以后在厦大的矛盾埋下了伏笔。事隔多年之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胡适在致苏雪林信中谈及此事时，比较公允地说：“凡论一 人，总须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 鲁迅洗刷明白。”胡适这封信算是为这起公案做了一个定论。

　　鲁、顾矛盾，除了历史原因，也有因顾不谙世事造成的。川岛(章廷谦)来厦大，便是一例。川岛是语丝派的同人，与鲁迅交好，鲁迅开始并不赞成他来厦大。 顾最初也反对他来厦大，曾劝林语堂不要聘他，“孰知这一句话就使我成了鲁迅和川岛的死冤家。”(顾颉刚致胡适信1927.4.28,转引自顾潮《我的父亲 顾颉刚》)后来听说林语堂有意聘川岛来厦大任国学院出版部干事兼图书馆编辑，顾又写信通知了他；在川岛到厦大当天，“又有顾先生派人给我们送来一大碗红烧 牛肉和一碗炒菜花”(川岛语)。如此一来，便给鲁迅留下了口实，觉得顾是一个口是心非的阴谋家。同时，由于顾颉刚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也给人留下了一些话 柄，进一步扩大了他与鲁迅之间的裂痕。但两个人在厦大时并没有发生直接公开的冲突。

　　与顾颉刚等人的矛盾是鲁迅决定离开厦大的一个主要原因。鲁迅离开厦大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林文庆任用化学博士刘树杞担任教务长、校长秘书，兼任国学院顾 问，刘不懂国学，却掌握财权，权欲很重，经常干涉国学院工作。一九二六年，陈嘉庚在南洋经营受损，厦大经费也受到影响，学校开支减少，国学研究院出版计划 也受到波及。刘在经费分配上又欠公平，引起了林语堂、鲁迅等人的不满。用鲁迅的话来说“校长有些掣肘”，林语堂的工作处处受到影响，鲁迅对林语堂也开始感 到失望。不久，学校当局又开始克扣教师薪金，引起更多的人不满。由于以上种种因素，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鲁迅向林语堂提出辞职。开始学校和林语堂竭 力挽留，但鲁迅执意要走，学校和林语堂最后也只能同意。林语堂后来在《悼鲁迅》一文中谈及此事时说，“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迫逐，至三易其 厨……”“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其无奈也是可以想见的，鲁迅辞职后，林语堂不久也辞职了。

　　鲁迅的去职在厦大引起很大振动，学生发起留鲁运动，几成学潮，为了转嫁矛盾，林文庆故意向媒体放风说鲁迅离开是因为胡适派排挤，这一点在川岛文章中也 得到证实：“学校当局则推得一干二净，说鲁迅先生的要走，是因为从北京来的一伙人当中，有胡适派和鲁迅派，他们自己内部闹开了，学校留不住，与学校无 干。”(川岛《与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里》)而胡适派的人则认为鲁迅“他是因为‘月亮’在广东，厦大的生活太苦，所以要去的”。(同上)这个月亮即指 许广平。鼓浪屿上的《民钟日报》也刊登了同样的消息。见鲁迅去意已决，“于是校方就宣布说，鲁迅之来厦门，原是来捣乱的，不是为了来教书。”(同上)在鲁 迅看来，校方与现代评论派的人(主要指顾颉刚)已经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了，他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现代评论’派势力，在这里我看要膨胀起来，当局者的性 质，也与此辈结合。”因此更不值得留恋，一月十六日，鲁迅离开厦门从水路前往广州。跟随他走的还有十几个厦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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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也记仇 鲁迅顾颉刚为何势不两立(4)
http://book.sina.com.cn 2008年06月17日 15:45  新浪读书

　　一月十五日，顾颉刚还到鲁迅住处为他送别，甚至鲁迅临行前，顾还到船上与鲁迅话别。这至少有两种解释：一是此时两人矛盾并未公开化；一是顾颉刚出于对 鲁迅的尊敬，还是想极力缓和二人之间的矛盾，作为晚辈，他也无意得罪鲁迅。现在看来后一种可能更大一些。

　　虽然看起来，两人还维持了一种表面上的礼貌，但事实上，鲁迅对顾内心的反感和嫌恶是很深的，这在他当时致川岛和许广平的信中多有反映。多年之后，在一 九三四年七月六日致郑振铎的信中，鲁迅对此仍念念不忘：“此公遍身谋略，凡与接触者，定必麻烦……”甚至不忘刻薄一下，“嘴亦本来不吃，其呐呐者，即因虽 谈话时，亦在运用阴谋之故。在厦大时，即逢迎校长以驱除异己，异己既尽，而此公亦为校长所鄙，遂至广州……”从这些当时并未公开的信中可以看出，鲁迅在厦 大时对顾颉刚的成见已经很深，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只是顾颉刚自己并没有完全察觉。或者说就是察觉了一点也没有认识到两人之间矛盾的尖锐程度。这也可以看 出顾颉刚书生的一面。

　　鲁迅离开后，顾颉刚与林文庆的矛盾并没有消除，觉得厦大虽钱多，但并非做学问之地，于是也产生了离开厦大的念头。恰好此时接到燕大和武昌中山大学的聘 书。正在犹豫不决，又接到广州中山大学的聘书。此时广州中山大学改建，戴季陶为校长，朱家骅为副校长。为扩大实力，学校聘请了鲁迅、傅斯年、罗常培、杨振 声等一批名教授。这次聘请顾颉刚的是他的朋友傅斯年。

　　傅斯年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自德国返国，应聘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后改文学院长)兼国文史学两系主任。鲁迅任文科教务主任兼中文系主任。傅主持文科学长 后，力主网罗一批知名学者充实师资，作为朋友和史学界新星，顾颉刚便是他力主聘请的名教授之一。从一些资料看，傅斯年未到中大前，学校已经聘请过顾，而且 是与鲁迅一起聘请的。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据顾颉刚回忆，当时广州中大并不知道厦大风潮中，顾、鲁二人之间的矛盾，中山大学委员会决定聘请他与鲁迅，当时孙 伏园到广东参观，学校把两份聘书交孙转交，孙却没有将聘书交顾颉刚，“他回到厦大，和鲁迅商量的结果，把我聘书销毁了，鲁迅独自前往。我蒙在鼓里，毫不知 道。……不久，中大来信催我了，我才知道有聘我这一回事，便束装前往。”(《顾颉刚自传》)从资料看，后来中大来信催他，显然是傅斯年的邀请。

　　鲁迅对顾颉刚的不满，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顾显然是知道的。且鲁迅已先行一步到中大，以鲁迅之性格，顾若接受聘请前去中大二人必然再起冲突，以常理，顾 颉刚避之惟恐不及，为什么偏偏还要去中大呢？且以顾当时的地位名声，并不愁没有地方去。分析起来，顾之所以坚持去广州中大，一方面是因为老友傅斯年的力 邀，另一方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我不离开厦大，鲁迅更要宣传我是林文庆的走狗，攻击起来更加振振有词，我也更没有法子洗刷。我现在到中大，他至少不能 说这句话了，看他用什么方法对我。”(《顾颉刚自传》)在致傅斯年信中也说：“兄如不来，分明是站在林文庆一边了，将何以答对千秋万世人的谴责？”他天真 地以为自己去了中大，至少鲁迅不会认为他是林的死党了。

　　然而事实证明顾颉刚到底还是书生。他认为自己到了中大，就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根本没有想到此时鲁迅与他的矛盾已经不能调和。听说顾颉刚要来中大，鲁迅 便对人说，顾颉刚一到他就走。态度十分坚决。从顾颉刚对来中大这件事的处理，也可以看出顾颉刚性格的复杂性：一方面性格倔强，明知鲁迅未必乐意与他共事， 他还是执意来中大；另一方面也反映顾阅人不深，不谙世事，更不了解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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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也记仇 鲁迅顾颉刚为何势不两立(5)
http://book.sina.com.cn 2008年06月17日 15:45  新浪读书

　　四月十八日(一说十七日)，顾到广州。第二天，鲁迅知道顾颉刚来了，便对学生说：“顾颉刚来了，我立刻走。”便不上课了。当时中大学生是把鲁迅当作 “思想界的权威者”来欢迎的，鲁迅初到时还为他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可见鲁迅在学生中受欢迎程度。学校和傅斯年做鲁迅工作希望他留下来，但他表示与顾势不 两立，坚决要走。“他以不愿和顾颉刚同校授课的理由，突然辞职带着那时尚是助教的许广平去上海了。”(钟贡勋《文科重要与教授形形色色》)

　　这件事还可以从鲁迅的好友许寿裳那里得到印证。傅斯年说顾颉刚将来任教，“鲁迅听了就勃然大怒，说道：‘他来，我就走。’态度异常坚决。”(许寿裳)

　　顾颉刚十七日到广州，鲁迅真的不上课，二十日就辞职。当时鲁迅在学生中的影响很大，学生为此罢课三天。为了缓解矛盾，学校决定派顾到外地给学校购书， 但鲁迅还是辞职了。不久在孙伏园编的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上登出一封鲁迅致孙的信，信中说：“我万想不到那个攻击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中大来了！中山大 学是国民党的大学，会得延请了顾颉刚，真是‘天下老鸦一般黑’，所以我只得退了出来。”信中还把顾、傅说成“反动势力的生力军”。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日， 《中央日报》副刊第四十九号刊登孙伏园《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的文章，上面有鲁迅学生谢玉生给孙伏园的信，其中说：“迅师此次辞职的原因，就是因顾颉刚 忽然本月十八日由厦来中大担任教授的原故。原来迅师所以要去职者，即是表示与顾不合作的意思。原顾去岁在厦大造作谣言，诬蔑迅师……”

　　鲁迅致孙伏园信中说：“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 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新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致章廷谦(川岛)信中说：“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人。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法， 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且宣传于别人。我仍不理，即出校。”这里的鼻及红鼻都是指顾颉刚，信中不仅看出他对顾颉刚的不满，甚至已经有了人身攻击的嫌疑。 此后信中“鼻”这个字眼频频出现。不仅如此，还不忘顺便刻薄一下顾颉刚：“现已知买书是他们的预定计划，实是鼻们的一批大生意，因为数至五万元。”

　　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鲁迅致章廷谦信中说：“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 立，大似梅毒菌……”六月二十三日致章廷谦信中说：“中大又聘容肇祖之兄容庚为教授，也是口吃的。广东中大，似乎专爱用口吃的人。”这已明显有人身攻击之 嫌了。

　　当时顾颉刚正在杭州购书，看到报纸大怒，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表示“要在法庭上辩一个黑白”，通过法律解决彼此争端。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顾颉刚给鲁 迅写了一封信：

　　鲁迅先生：

　　颉刚不知以何事开罪于先生，使先生对于颉刚竟作如此强烈之攻击，未即承教，良用耿耿。前日见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先生及谢玉生先生通信，始悉先生 等所以反对颉刚者，盖欲伸党国大义，而颉刚所作之罪恶直为天地所不容，无任惶骇。诚恐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 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负发言之责任。务请先生及谢先生暂勿离粤，以俟开审，不胜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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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也记仇 鲁迅顾颉刚为何势不两立(6)
http://book.sina.com.cn 2008年06月17日 15:45  新浪读书

　　敬请大安，谢先生处并候。

　　鲁迅回信说：

　　颉刚先生：

　　来函谨悉，甚至于吓得绝倒矣。先生在杭盖已闻仆于信八月须离广州之讯，于是顿生妙计，命以难题。如命，则仆尚须提空囊赁屋买米，作穷打算，恭候偏何来 迟，提起诉讼。不如命，则先生可指我为畏罪而逃也；而况加以照例之一传十，十传百乎哉？但我意早决，八月中仍当行，九月已在沪。江浙俱属党国所治，法律当 下粤不异，且先生尚未启行，无须特别函挽听审，良当如请即就近在浙起诉，尔时仆必到杭，以负应负之责。倘其典书卖裤，居此生活费綦昂之广州，以俟月余后或 将提起诉讼，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中央日报副刊》未见；谢君处恕不代达，此种小傀儡，可不做则不做而已，无他秘计也。此复，顺请著安！

　　鲁迅

　　鲁迅这封回信十分调侃，充满了讽刺意味。一九二七年八月二日，鲁迅在致江绍原信中又谈到此事：“鼻盖在杭闻我八月中当离粤，昨得一函，二十四写，二十 六发，云：九月中当到粤给我打官司，令我勿走，‘听候开审’。……实则他知我必不恭候，于是可指我畏罪而逃耳。因复一函，言我九月已在沪，可就近在杭州起 诉云……鼻专在这些小玩意上用工夫，可笑可怜，血奔鼻尖而至于赤，夫岂‘天实为之’哉。”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七日，鲁迅致章廷谦信中再次提到此事：“遥想一月以前，一个獐头鼠目而赤鼻之‘学者’，奔波于‘西子湖’边而发挥咱们之‘不好’，一 面又想起诉之‘无聊之极思’来，湖光山色，辜负已尽，念及辄为失笑。”又在信中讽刺道：“近偶见该《古史辨》，惊悉上面乃有自序一百多版。……今该学者不 过鼻子红而已矣，而乃已浩浩洋洋至此，殆真所谓文豪也哉。”又说：“好在近来鼻之起诉计划，当亦有所更改或修正，我亦无须急急如律令矣。”

　　十月，顾颉刚返校时，鲁迅已经离开，官司也就不了了之，但两人恩怨并没有至此结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鲁迅创作小说《理水》时(后收入《故事新 编》)，仍不忘对顾颉刚进行暗讽。鲁迅在小说中虚构了一个大学，“然而他们里面，大抵是反对禹的，或者简直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个禹。”“又一个学者吃吃的 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至于禹，那可一定是一条虫，我有许多证 据，可以证明他的乌有，叫大家来公评……”小说中的鸟头先生、口吃、鼻红等与鲁迅此前的信联系起来看，显然便是影射顾颉刚。后来鲁迅大约也觉得这样做有些 过分，曾对人承认自己《故事新编》中的一些小说不免失之油滑。

　　其实，这并不是鲁迅第一次在作品中影射顾颉刚，最早的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一年发表的《阿Q正传》。在小说第一章序里就阿Q的名字，到底是阿桂还是阿贵， 鲁迅借题发挥，稍带讽刺了胡适及顾颉刚，“……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当时胡适在写《红楼梦 考证》，刚刚大学毕业的顾颉刚正为胡适搜集曹雪芹身世的有关资料。鲁迅当时为什么要在小说中稍带一笔呢？据顾颉刚看：“而彼所以致此讥讽者，只因五四运动 后，胡适以提倡白话文得名过骤，为北大浙江派所深忌，而我为之辅佐，觅得许多文字资料，助长其气焰，故于小说中下一刺笔。”(见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病逝于上海。至此，顾颉刚与鲁迅之间的恩恩怨怨从此也便画上了一个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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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章摘自《民国教授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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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antan.cc/bbs/redirect.php?tid=76880&goto=lastpost
作者: 网事情缘    时间: 2007-8-7 22:44

有意思。后来鲁迅在谈及《理水》似乎还说《理水》写的太“油条”了，对此写法并不十分满意。

作者: 泡人    时间: 2007-8-8 08:49

陈源的手法，今天的省作协创作部主任、真名网童志刚版主还在用。请看“真名笔会”我的《题旧照》一贴童志刚的跟贴。http: //zmw.cn/bbs/dispbbs.php?boardid=12&id=76102&page=1
[此帖子已经被作者于[lastedittime]1186534255[/lastedittime]编辑过]

作者: 童志刚    时间: 2007-8-8 11:43

以下是引用泡人在2007-08-08 08:49:01的发言：
陈源的手法，今天的省作协创作部主任、真名网童志刚版主还在用。请看“真名笔会”我的《题旧照》一贴童志刚的跟贴。http: //zmw.cn/bbs/dispbbs.php?boardid=12&id=76102&page=1
看来泡人先生的观点是这样：在陈源先生对鲁迅抄袭的指责不成立之后，天下就不再有抄袭了。

“江湖夜雨十年灯”的故事知道吗？

作者: 林泉    时间: 2007-8-8 16:39

这个楼主帖是讨论鲁迅、顾颉刚的，可否请泡人先生、童志刚先生在这里留下你们对鲁、顾之争的见地，而到别的楼里去进行无关主题的讨论？

我个人不赞同主帖的结论：“鲁迅所以刻薄顾颉刚，是因为顾颉刚不仅是个谣言家，造谣说鲁迅著作抄袭；而且是个阴谋家，自己不这说谣言，却让别人去说，叫鲁 迅无从直接批驳。因为这双重的可恶，使鲁迅恨之入骨而不惜对其进行人身攻击。”似乎坐实了顾颉刚是“谣言家”、“阴谋家”。即便顾颉刚真是“谣言家”、 “阴谋家”，鲁迅那样连篇累牍、明攻暗讽、有事没事地对顾颉刚进行人身攻击，也是很失做人风度、为文原则的。刚看了两篇有关文章，张耀杰和邵建各一篇。张 耀杰有“深挖思想根源”的倾向，我比较赞赏邵建的立论，侧重于辨析“方式”、“态度”对“观点”、“立场”的决定性影响。说“影响”不够确切，其实，“方 式”、“态度”本身就是“观点”的表达，观点的途径。鲁迅某些“骂文体”的方式是有误的，不讨论，不辩驳，直接损将过去、骂将过去，逗来斗去，白浪费了鲁 迅的心力才华，表面上占了声气上风，自己也免不了搞得心浮气躁，对他的胃和肺尤其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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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鲁迅与顾颉刚：党同伐异的“可恶罪”

　　“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这是晚年顾颉刚在《自传》中用血泪写下的文字。在奉鲁迅为“民族魂”的国度里，包括顾颉刚在内的 相当一部分文化人，大半辈子的时光都是在鲁迅“民族魂”的纠缠与压禁下度过的，直到生命终结都得不到解脱，其罪名只是莫须有的“可恶罪”。

　　一、鲁迅对顾颉刚的支持与嘲弄

　　重读鲁迅，在《集外集拾遗补编》中意外发现一篇对顾颉刚表示支持的《对于“笑话”的“笑话”》，似乎连吃鲁迅饭的专家也没有提起过，因此觉得很有发扬 光大的必要。

　　当年的南开大学国文系教授范仲？，也就是后来在革命圣地延安成为毛泽东的御用历史学家的范文澜，在题为《整理国故》的讲演中讲了两则笑话。其一是“近 来有人一味狐疑，说禹不是人名，是虫名，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确实证据？说句笑话罢，一个人谁是眼睁睁看明自己从母腹出来，难道也能怀疑父母么？”其二是“古 人著书，多用两种方式发表：（一）假托古圣贤，（二）本人死后才付梓。第一种人，好象吕不韦将孕妇送人，实际上抢得王位……”

　　在罗列了上述两则笑话之后，鲁迅施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者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刀笔，举重若轻地写道：“我也说句笑话罢，吕不韦的 行为，就是使一个人'也能怀疑父母'的证据”。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说禹不是人名，是虫名”算得上一桩大公案。1923年5月，顾颉刚在胡适主编的《读书杂志》第9期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 书》，认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古史系统，是到汉代才层累伪造出来的。附带着还谈到“禹，《说文》云：‘虫也，……’，大约是蜥蜴之类。 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作为讨论对象的钱玄同第一个站出来表示有所保留的响应：“先生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意见，真是精当绝伦。” “先生据《说文》云，……以为大约是蜥蜴之类，窃谓不然。”接着，又有刘？藜和胡堇人着文表示反对，顾颉刚便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中发表声明：“禹 为动物，出于九鼎，……这原是一个假定”。

　　至此，一场学术讨论告一段落，胡适在1924年2月出版的《读书杂志》18期上发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认为“这回的论争是一个真伪问题；去伪存 真，决不会有害于人心。……上帝的观念固然可以给人们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真是可疑的，我们不能因为人们的安慰就不肯怀疑上帝的存在了。上帝尚且如此，何 况一个禹？何况黄帝尧舜？”

　　胡适"决不会有害于人心"的声明，可谓煞费苦心，其目的就是把现代人道前提上的科学加民主的求真务实，与中国传统宗教神道建立在"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单向维度之上，并经董仲舒"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的天人合一和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替天行道步步收紧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 圣战思维与圣战圈套分为两谈。

　　在此之前，胡适曾在1919年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对《新青年》同人所开创的新思潮予以说明："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 只是一种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 释。"

　　在此之后，胡适还在1929年的《新月》杂志上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对“以党治国”的国民党进行过“评判”：

　　“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 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但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 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

　　“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

　　在胡适眼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的态度”，是对事不对人的，论争双方所面对的是一个双向维度的科学加民主的人道平台与公共平台，而不是动不 动就要仰仗“有害于人心”之类的绝对天理替天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圈套。

　　《对于“笑话”的“笑话”》发表于1924年1月17日的《晨报副刊》，此时的鲁迅尽管站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一边，却没有 能够像胡适那样站在科学加民主的现代人道的立场之上，他所运用的依然是中国传统宗教文化所固有的单向维度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圣战思维，范文澜就是他替 天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对象。

　　在厦门大学与顾颉刚共事期间，同事顾颉刚又成了鲁迅党同伐异的圣战对象，1926年10月，他借着《故事新编？铸剑》中的"痛打落水鼠"，对顾颉刚的 红鼻子加以嘲弄：

　　“他近来很有些不大喜欢红鼻子的人。但这回见了这尖尖的小红鼻子，却忽然觉得它可怜了，就又用那芦柴，伸到它的肚下去，老鼠抓着，歇了一回力，便沿着 芦干爬了上来。”

　　到了1935年11月，原本支持过顾颉刚的"怀疑"态度的鲁迅，又在《故事新编？理水》中对顾颉刚极尽“笑话”之能事：

　　“‘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 也没有，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二、一厢情愿的树敌积怨

　　鲁迅之所以对顾颉刚表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与被顾颉刚奉为导师的胡适大有关系。

　　1926年9月20日，鲁迅在致许广平信中第一次提到顾颉刚时，还没有表现出敌对态度：“在国学院里的，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似乎 是顾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一到这里，孙伏园便要算可以谈谈的了。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两地书》原信五十一）

　　9月26日的下一封信中，鲁迅已经开始一厢情愿地设定敌人：“看厦大的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顾颉刚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潘家洵陈万里黄 坚三人，皆似他所荐引。……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否则，何必到厦门。”（《两地书》原信五十四）

　　到了10月16日，一向好战的鲁迅竟然流露出不战而败的劣势心态，说是" 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周览（鲠生）又要到这里来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 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你想：坚士至于如此胡涂，他请了一个顾颉刚，顾就荐三人，陈乃干，潘家洵，陈万里，他收了；陈万里又荐两个，罗 某，黄某，他又收了。这样，我们个体，自然被排斥。"（《两地书》原信六十五）

　　鲁迅的信件到了时为国民党员的许广平手里，一下子被拔高到政治斗争的高度，说是"研究系之流，专是假道学，外面似书呆子。这回女师大，简直就是研究系 和国民党报仇，换句话就是男师大的先生教授，驱逐了（女师大的）北大的先生教授，……管他妈的，横竖武昌攻下了，早晚打到北京，赏他们屁滚屎流， ……"（《两地书》原信六十三，1926年10月14日）

　　正在发展婚外情恋的鲁迅，立即在政治上与许广平看齐并有所超越，说是" 研究系比狐狸还坏，而国民党则太老实，……国民党有力时，对于异党宽容大量，而他们一有力，则对于民党之压迫陷害，无所不至……上午和兼士谈天，他也很以 为然，希望我以此提醒众人，……"（《两地书》原信六十七，1926年10月 20日）

　　不过，当时的鲁迅并没有挺身而出向"研究系"发起替"党"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而是暗地里干起夺人饭碗的勾当，说是"顾颉刚在此专门荐人，图书馆有 一缺，又在计画荐人了，是胡适之的书记。但昨听玉堂口气，对于这一层却似乎有些觉悟，恐怕他不能达目的了"。（《两地书》原信七十六，1926年11月1 日）

　　鲁迅自然明白，夺人饭碗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甚至会招致许广平的看不起，于是，在下一封信中，他靠着贬损"敌人"来曲曲折折地为自己进行心理化妆和 道德包装，说是"先前顾颉刚要荐一个人到国学院，（是给胡适抄写的，冒充清华校研究生，）但没有成。现在这人终于来了，住在南普陀寺。为什么住到那里去 呢？因为伏园在那寺里的佛学院有几点钟功课（每月五十元），现在请人代着，他们就想挖取这地方。……研究系学者之浅薄，就因为分心于此等下流事情之故也 "。（《两地书》原信七十七，1926年11月3日）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原理，在现实社会中也依然有效，鲁迅对于顾颉刚们一厢情愿的树敌积怨，就是在自以为是、层层加码中步步攀升的。比之 于与风车决战的堂？吉诃德，鲁迅并不光明正大地把盗甲与面具穿在身上和戴在脸上，而是无休无止地通过心理化妆与道德包装的精神胜利法来武装自己。关于这一 点，他在《两地书》中表现得更为露骨：

　　"至于寄给《语丝》的那篇文章，……当时著作的动机，一是愤于自己为生计起见，不能不戴假面；二是感得少爷们于我，见可利用则尽情利用，倘若不能利用 则便想一棒打杀，所以很有些哀怨之言。……我时时觉得自己很渺小；但看少爷们著作，竟没有一个如我，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他们说到底总 必以'公平'自居。因此，我又觉得我或者并不渺小；现在故意要轻视我和骂我的人们的眼前，终于黑的妖魔似的站着L.S.两个字，大概就是为此。"（《两地 书》原信一0六，1926年12月12日）

　　一个人一旦在心理化妆与道德包装的"精神上的胜利"上走火入魔，竟然会把自己的心理化妆与道德包装本身当作一种优势与美德加以炫耀，这种事情在阿Q 身上发生过，说是"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状元不也是'第一个' 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比之于阿Q，真正称得上登峰造极的，非鲁迅莫属。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鲁迅一方面要到广州中山大学谋取新饭碗，一方面又要对付原本与自己在同一战壕里的高长虹的发难，不得不放松了对于"颇注意我"的 顾颉刚的反"注意"。被鲁迅一厢情愿地树为敌人的顾颉刚，也从来没有过与鲁迅发生正面冲突的记录。

　　到了辞职离校时，此前抱着"我在此地其实也是卖身"的消极态度的鲁迅，反倒反客为主，找到了"像一个皇帝"的感觉，并且把势不两立的敌人由顾颉刚们身 上转移升级到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身上，说是"我所不满意的是校长，所以无可调和。……他对我虽然很恭敬，但我讨厌他，总觉得他不像中国人，像英国人"。 （《两地书》原信一一九，1927年1月2日）

　　即将离开厦门大学的最后关头，已经在中山大学的鲁迅，于半推半就中披露了自己登峰造极的峥嵘之相：

　　"我就是这样，横竖种种谨慎，还是被人逼得不能做人。我就来自画招供，自说消息，……但现在之所以只透一点消息于人间者，（一）为己，是还念及生计问 题；（二）为人，是可以暂以我为偶像，而作改革运动。……这回厦大风潮，我又成了中心，正如去年之女师大一样。" （《两地书》原信一二四，1927年 1月11日）

　　一个人既要保饭碗、追女人又想当"皇帝"、"偶像"、"中心"，其实是不大可能的事情，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被撤职、被通辑，正是他既要追女人又想当" 中心" 所应该付出的代价。 "横竖种种谨慎"的鲁迅，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付出"被人逼得不能做人"的代价，却偏要对所谓的"敌人"一再发起自以为绝对正确的神圣挑战，其根本原因，就在 于他从来都没有真正走出过中国传统宗教神道单向维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圣战思维与圣战圈套。

　　三、替党行道的罗织罪名

　　怀着诸如"皇帝"、"偶像"、"中心"之类的主人翁意识，鲁迅于1927年1月18 日抵达广州，与许广平开始同居生活。初来乍到，鲁迅自然不便也不敢以"皇帝"、 "偶像"、"中心"之类的嘴脸示人，而是在中山大学1月25日的欢迎会上，半推半就地接受了朱家骅所授予的封号，说是"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时是委员-- 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语出《而已集？通 信》）

　　做定了"战士"的鲁迅，在国民党随后针对中共的清党中并没有做出替"党"行道、党同伐异的贡献，而是假公济私，把自己替"党"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目 标，锁定在夺过自己饭碗的敌人及其同党身上。

　　1927年3月15日，鲁迅在致莽原社同人韦丛芜的信中明确表示："《莽原》只要能支持就好，无须社之流，我以为不妥当，我一向对于投稿《晨副》的人 的稿子，是不登的。"4月10日，他又写下一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借着歌颂北伐胜利的名义干起告发仇敌的勾当："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 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和'三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 丹，忽然脱胎换骨。"

　　正在这时候，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傅斯年，偏偏提出要聘请自己北大时期的同窗好友顾颉刚来广州担任史学系教授，替"党"行道、党同伐异的鲁迅拼出自己被封 为"战士"的强势身价横加干涉。主持校务的副校长朱家骅出面调停，委派顾颉刚到江浙一带为学校图书馆购置图书以示让步，鲁迅依然不依不饶，于1927年4 月21 日丢下饭碗辞职离校。

　　辞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鲁迅，并不就此放弃替"党"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天职，而是效法林纾当年对《新青年》同人借刀杀人的旧伎俩，于 1927年4月26日致信孙伏园，再一次加顾颉刚以反党罪名："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沉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 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由厦门大学追随鲁迅来到广州的大学生谢玉生，也配合鲁迅致信孙伏园，说是"顾去岁在厦大造作谣言，诬蔑 迅师；迄厦大风潮发生之后，顾又背叛林语堂先生……"

　　1927年5月11日，时任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把两封来信加上诸如"看来我们那位傅斯年先生和顾颉刚先生大抵非大大的反动一下不可的 了。""厦大的情形，林语堂先生来武汉，才详详细细的告我，顾颉刚先生真是荒谬得可以""傅斯年、顾颉刚二先生都变成了反动势力的生力军"之类的按语，公 开发表在自己主持的党报副刊上。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正在大肆清党，"反对民党"与"反动势力"恰恰是足以杀头的罪名，迟至7月22日才见到这张报纸的顾颉刚，写信给滞留广州的鲁迅，表 示 "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当负发言之责任。"鲁迅则在回信加以嘲骂，说是" 江浙俱属党国所治，……居此生活费綦昂之广州，以俟月余后或将提起之诉讼，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在8月8日致章廷谦的信中，鲁迅干脆摆出阿Q式的 无赖嘴脸："他不知道我当做《阿Q正传》到阿Q被捉时，做不下去了，曾想装作酒醉去打巡警，得一点牢监里的经验"。

　　四、党同伐异的"可恶罪"

　　顾颉刚自知不是鲁迅的对手，"听候法律解决"不过是一时间的愤激之辞。好在有恩师胡适可以诉苦，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 中，保存下来两封弱势一方的一面之辞。

　　"厦大的风潮，起于理科与文科的倾轧，而成于鲁迅先生的辞职。……鲁迅先生受了广东中山大学之聘，向厦大辞职。他是很得学生的信仰的，……于是刘楚春 （理科主任）与鲁迅乃同时出校。……有一件事我敢请求先生，先生归国后似以不作政治活动为宜。如果要作，最好加入国民党。"

　　"这几年中，周氏兄弟假公济私，加以伏园、川岛们的挑拨，先生负谤亦已甚矣，……去年我初到厦门时，曾劝语堂先生不要聘川岛，孰知这一句话就使我成了 鲁迅和川岛的死冤家。……辞退之后，孟真见招，因拟到粤。鲁迅在粤任中大教务主任，宣言谓顾某若来，周某即去。……与其说是胡适之派与鲁迅派的倾轧（这是 见诸报纸的），不如说是工作派和不工作派的倾轧。"

　　两相对照，被鲁迅骂为"浅薄"、"阴险"、"专门荐人"、"反对民党"的顾颉刚，反倒显得太过厚道也太过迟钝，直至一年之后还不知道，党同伐异的鲁迅 与他势不两立的根源，只在于他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异党"。借用鲁迅的话说，顾颉刚所犯下的是莫须有的"可恶罪"：

　　"这是一种新的'世故'"。

　　"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

　　"譬如，有人觉得一个人可恶，要给他吃点苦罢，就有这样的法子。倘在广州而又是'清党'之前，则可以暗暗地宣传他是无政府主义者。那么，共产青年自然 会说他'反革命'，有罪。若在'清党'之后呢，要说他是CP或CY，没有证据，则可以指为'亲共派'。那么，清党委员会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再不 得已，则只好寻些别的事由，诉诸法律了。但这比较地麻烦。"

　　《可恶罪》一文写于1927年9月14日，鲁迅自己是以受到迫害的苦主自居的，而在实际上，他自己恰恰是莫须有的"可恶罪"的制造者。鲁迅所谓"新的 世故" ，无非是从董仲舒"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的天人合一到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替天行道一直在奉行的单向维度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圣战把戏；换言之，就是 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连最为赤贫的无产者阿Q都会把玩的那种抢占一元绝对的精神制高点来置对手于死地的替天行道、党同伐异的圣战把法。鲁迅此后面对"脑子里 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家的圣战围剿，不得不投身于"惟我是无产阶级！"的左联 阵营，同样是出于这种"新的世故"。换一种角度说，也就是对于自己《新青年》时期一度支持过的"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一个禹？何况黄帝尧舜？"的"新思潮" 的彻底放弃。

　　相反地，一再被鲁迅加以形形色色的"可恶罪"的胡适、顾颉刚们，无论在现实生活中做出过多少的妥协与让步，打从《新青年》时期就培养成的民主加科学的 "评判的态度"，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关于这一点，从来都没有真正走出过中国传统宗教神道单向维度的圣战思维与圣战圈套的鲁迅，是永远也不会真正理解的。奉 鲁迅为绝对神圣的"民族魂"的人们，自然也难能认识到这一点。就这样，开一代学风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偏偏被"层累伪造"的历史打入另册，一生一世都没有翻 过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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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泉    时间: 2007-8-8 16:41

邵建：走入暗路：小说的反文明

小说的反文明？

　　是的，在这个题目下，我想从林琴南说到鲁迅。

　　林琴南的为人所知，不仅在于他的"林译小说"，即依据别人的口述翻译西洋小说一百七十多种，是用文言；而且更在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是一个著名的反白话 文的急先锋。以今天的我来看，反白话文也没有什么了，无非就是当时的一种观点，而什么观点都是可以表达的。但我无法掩饰对他的反感。我反感的不是他之反白 话文，就像我更不反感当年施蛰存建议文学青年读一读《庄子》和《文选》，尽管因此他被鲁迅骂为"洋场恶少"；我反感的是林琴南那种反白话文的方式。这是一 种什么方式呢？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七日，林琴南在《新申报》上发表小说《荆生》，用小说中的三个人物田必美、金心异和狄莫分别隐射当时提倡白话文的三个主将陈独秀、钱 玄同和胡适之。说这三人聚集陶然亭，一会攻击孔丘，一会鼓吹白话，于是，从隔壁出来一个叫荆生的伟丈夫，把他们三人打骂了一顿。次月十八日，林再接再厉， 又在《新申报》上发表小说《妖梦》，依然是用影射法，影射上面三个人，只是钱玄同换成了蔡元培。不但影射，而且大骂，比如"不逞之徒"、"生而为恶，死亦 不改"云云。

　　这是一种什么方式呢？人身攻击的方式，而且是用小说。以小说的方式进行人身攻击，且不管攻击的对象是谁，这做法本身是反文明的。因此，借光文革前毛泽 东向文艺界发难时的一句话：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我个人便把这种发生在二十世纪由林氏发明又后继有人的方式称为"利用小说反文明"。

　　利用小说反文明，曾经是鲁迅坚决反对的。也正是看到林琴南的小说，鲁迅迅即作出了反应。一九一九年三月下旬，《孔乙己》将在《新青年》发表时，鲁迅特 地追写了一个短小的"附记"。为了明白鲁迅的态度，我不妨一整过录：

　　"这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但用活字排印了发表，却已在这时 候，--便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这实在 是一件可叹可怜的事。所以我在此声明，免得发生猜度，害了读者的人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记"

　　在某种意义上，鲁迅这个附记是"多余"的，谁读《孔乙己》都不会感到这小说有人身攻击之嫌。但鲁迅写了，这只能看作是鲁迅对林琴南小说的一种态度，一 种极为反感的态度。

　　类似的态度，鲁迅不止一次。上面一次鲁迅如果是个旁观，那么，这一次，鲁迅就是当事了。一九二三年元月，鲁迅翻译并发表了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文章 《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这位盲诗人在"记"中批评了中国的旧戏和旧道德，也批评北大学生囿于旧道德，以至男女不能同台演戏，同时 还包括学生受旧戏影响，"模仿优伶"而不能真正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等。文章发表数日后，北大学生魏建功发表了一篇题为《不敢盲从》的反批评文章，由于文中 有对爱罗先珂进行人身攻击的语言（我没有读过，不知道），鲁迅旋即作了篇《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见《集外集拾遗补编》），文中对 魏建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若说对于魏君的言论态度的本身，则幸而我眼睛还没有瞎。敢说这实在比'学优伶'更'可怜，可羞，可惨'；优伶如小丑，也还不至 于专对他人的体质上的残废加以快意的轻薄嘲弄，如魏建功君。尤其'可怜，可羞，可惨'的是自己还以为尽心于艺术。从这样轻薄的心里挤出来的艺术，如何能及 得优伶，倒不如没有的干净，因为优伶在尚不显露他那旧的腐烂的根性之前，技术虽拙，人格是并没有损失的。"这是鲁迅对利用文章（不仅是小说）进行人身攻 击、而且是就对方"体质上的残废"进行人身攻击这种反文明行为的憎恶。这憎恶使鲁迅出离愤怒了，文章最后，鲁迅声色俱厉："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 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这最后一句表述烦琐却见精彩。说白了，人身攻击这行为，不仅新的不道德，也是旧 的不道德，它是双重的不道德，尤其是在盗用小说（或文章）这种文明形式的时候。

　　我完全认同以上鲁迅对林琴南和魏建功批评时所持的价值立场（只是觉得对魏君言重了。而且我感到魏氏即使有所不恭，也不是对爱罗先珂，比如文章那题 目），我想，这立场也应该是一种文明共识。不仅用小说作人身攻击绝不可取，哪怕即使是以小说搞影射--影射文学，文革中给当时文艺界带来深重灾难的一个词 --也是文学创作的末流或末技。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奉行中国无论旧道德还是新道德的共同标准，即"听其言，观其行"，以鲁迅所说，视鲁迅所为，则不难发现，在这一点上，或者仅 仅在这一点上，鲁迅至少言行相乖，或者说，对人对己是"双重标准"的。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当年《孔乙己》是一九一九年四月发在《新青年》杂志第六卷第四号上的，如前述，那个"附记"是后来特意的追记，可是，一九二三年八 月《呐喊》由当时的"新潮社"出版时，也是鲁迅自己特意把那个"附记"给删去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鲁迅全集》时把这个"附记"附在了第一卷 《孔乙己》的"注释"内，我们这才得以见到。那么，鲁迅为什么删去这个"附记"呢？是鲁迅意识到自己以后未必能恪守其言，还是压根就改变了原先的看法？" 附记"的删去仿佛是个预兆，它表明，果如鲁迅不是什么"双重标准"的话，就是他不幸践履了自己曾经正确反对过的东西，而且变本加厉了。

　　读一读鲁迅于一九三六年编定出版的第三本小说集《故事新编》是可以见出问题的。其中最早的一篇《不周山》（后改作《补天》），根据鲁迅的本意，是取女 娲炼石补天的神话，贯之以佛罗依德的学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然而，写作途中，从报上读到当时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的文章--胡文对新近出 版的汪静之《蕙的风》提出了"含泪"的批评，鲁迅一则出之以文，即《反对"含泪"的批评家》，进行反批评，一则在自己的《理水》中"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 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故事新编·序言》，下引同）。此正三年前林琴南那人身影射的故技在自己身上的重演。其所以如此，据鲁迅自述，当他看 到胡梦华"要含泪哀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时，"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我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了。鲁迅的止不住，缘于他 感到对方的"阴险"，我的疑问是，鲁迅何以知道对方"阴险"？不就是反对《蕙的风》吗？多大事？固然反的没道理，文章批评不就得了，何必用小说去矮化对方 的人格？而况，"阴险"云云，显是"诛心"，对方不是把话都说明了吗。问题是，一旦被坐实为"阴险"，那么，道义就在自己这一边，自己也就获得口诛笔伐外 加人身攻击的理由竟或权力了。这篇小说作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也就不难明白次年《呐喊》出版时，鲁迅为什么要删去那篇"附记"。

　　然而，鲁迅自己对这篇小说也有所省觉："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也很不满"。鲁迅的不满在于小说作法，即油滑。 我的不满恐怕更在于它以后的东西，因为，从鲁迅《故事新编》以后的作品看，他在人身影射乃至攻击的路径上似乎越走越远，远非油滑所能涵括。用鲁迅批评林的 话，这是小说创作的一条"暗路"，结果自己也不幸走入，从《补天》开始。

　　《理水》是鲁迅一九三五年的作品。这篇小说通常被说成是塑造了治水英雄大禹的形象，同时也抨击了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它既有历史传说的基础，又有大量 现实生活的内容。那么，它的现实生活的内容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影射与攻击。小说第一节，洪水包围的"文化山"上，"还聚集着许多学者"，这些学者"大抵是 反对禹的，或者简直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个禹"。"'禹来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鲧的儿子的话，'一个拿拄杖的学者说"。"'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 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这两个学者即影射现实生活中的两个人物，一个是潘光旦，一个是顾颉刚。潘光旦是留美的优生学家，其时正根据一些官 僚的家谱作遗传学研究。他留美时不慎摔断了一条腿，所以在小说中他成了"一个拿拄杖的学者"，并根据遗传学反对禹能治水，因为他是鲧的儿子，而鲧是治水失 败的。拄杖学者的笔墨虽然不多，但鲁迅下笔显然是暗含讥讽连带反感的，这从人物语言的描写可以见出："呸，使我的研究不能精密，就是你们这些东西可恶！" 这就是鲁迅笔下潘光旦的形象了。

　　至于顾颉刚的形象则更糟糕，因为顾是该小说用心攻击的主要对象。但要明白其原委，可能还需要从小说外说起。在小说之外，鲁迅对顾颉刚是相当厌恶的。顾 颉刚搞"古史辨"，即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疑古辩伪，其实绩可观，说它是中国史学在二十世纪最早亦最大之创获，并不为过。然而，鲁迅的评价是相反的，他在写 给郑振铎的信中说："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成没有。"（《鲁迅全集》一九八七年版第十二卷４７７页）所谓"辨"成 没有，落实到《理水》中禹的形像，就是"禹是一条虫"。也就是说，在《古史辨》中，顾颉刚通过考证，认为禹并非实有其人，而是传说中的一个形象。更进一 步，顾颉刚根据《说文解字》，把禹解释为蜥蜴之类的虫。于是，到了鲁迅的小说里，顾颉刚的考证变成了"文化山"上那个学者的口吃："这这些些都是废话"， "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这个学者是顾颉刚的影射且不说，鲁迅借小 说人物之口，公然称其为"鸟头先生"。"'哼！'鸟头先生气忿到连耳轮都发紫了"，"鸟头先生就红着耳轮和鼻尖从新吃炒面"。所谓"鸟头先生"，乃是鲁迅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既然顾颉刚据《说文解字》解"禹"，那么，鲁迅也就说文解字式地解"顾"。顾，繁体为"顧"，从页雇声。然拆分析之，"雇"为鸟 名，即九雇,一种候鸟。而"頁"本义则为"头"，合而谓之，顧即"鸟头"。以"鸟头"指谓顾颉刚，已经不是什么影射，而是公开的人身攻击。谁都知道"鸟头 "一词的隐指，果若如此，小说则真成为"泼秽水的器具"了。

　　顾之形象被"糟蹋"不止于是，另外还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一是顾的口吃，一是顾的红鼻。这两个特点都可以见诸鲁迅与他人的通信。他在给同乡章廷谦的信 中谈到顾颉刚时说："我从上帝之默示，觉得鼻之于粤，乃专在买书生意及取得别一种之'干脩'，下半年上堂讲授，则殆未必，他之口吃，他是自己知道的。" （《鲁迅全集》一九八七年版第十一卷第５50页）顾颉刚为什么口吃？还是在上面那封与郑振铎的信中，鲁迅这样解释："嘴本来不吃，其呐呐者，即因虽谈话 时，亦在运用阴谋之故"。口吃是阴谋所致，这恐怕是鲁迅从上帝那里得来的又一"默示"。只不过，这默示出的"阴谋"和上面的"阴险"一样，还是"株心" （鲁迅善于诛心，只是他没能看到后来文革时那些口诛笔伐的大字报，其诛心之论，登峰造极，专门在"用意"、"动机"、"目的"等看不见的东西上深文周纳， 锻炼成狱）。至于顾的红鼻子，在鲁迅笔下已经频频成为顾的借代，也是给章廷谦的信，鲁迅说："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 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远在四月初上也。"（《鲁迅全集》一九八七年版第十一卷第５４５页）无论鼻红还是口吃，都是顾颉刚的个人隐私，甚至是生 理缺陷。在与他人通信中频频提及，已属轻率；至于将其堂而皇之地写进小说，更是道德不该。小说一会儿言其"吃吃"，一会儿说他"把鼻尖胀得通红"，一会儿 又写"鸟头先生就红着耳轮和鼻尖从新吃炒面"，如此等等，用以上鲁迅批评魏建功的话，这正是"专对他人的体质上的残废加以快意的轻薄嘲弄"。不要忘了，鲁 迅自己是憎恶这种行为的，他不是要把那口唾沫吐到那"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吗？只不过这会儿的面孔已经"新桃换旧符"， 做这事的不是少年而是中老年者了。

　　一九二六年十月，鲁迅作《铸剑》。其时，鲁迅和顾颉刚同在厦门大学任教。由于后者被鲁迅视为"陈源之流"、"胡适之的信徒"，且又"阴险""可恶" （这仅仅是鲁迅对顾的看法，是不是如此，只有鲁迅自己知道和天知道），所以，在与许广平和章廷谦等人的通信中，鲁迅几乎是提顾必骂，骂得相当密集。比如， 十月十六日之夜，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本校情形实在太不见佳，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从此现代评论的色彩，将弥漫厦大……，这样，我们个 体，自然被排斥。"（《鲁迅全集》一九八七年版第十一卷第１５６页）一星期后，也即十月二十三日，他致章廷谦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至于学校，则难言之 矣。北京如大沟，厦门则小沟也，大沟污浊，小沟独干净乎哉？既有鲁迅，又有陈源。"又曰："要做事是难的，攻击排挤，正不下于北京，从北京来的人们，陈源 之徒就有"（《鲁迅全集》一九八七年版第十一卷第４８９页）这个"陈源"和"陈源之徒"，正顾颉刚也。顾颉刚让鲁迅感到十足的讨厌，于是，鲁迅索性就把这 讨厌写进了正在写着的复仇小说《铸剑》里。

　　复仇前的眉间尺是先向一只老鼠复仇的。这老鼠连日来搅得他不得安生，这回掉进水里，岂不"活该"。于是，他"伸手抽出一根芦柴，将它直按到水底去。过 了一会，才放手"。老鼠也随之浮了上来，只见它"眼睛也淹在水里面，单露出一点尖尖的通红的小鼻子，咻咻地急促地喘着气"。请注意这只红鼻子老鼠，因为下 文紧接着说："他近来很有点不大喜欢红鼻子的人"（这个他是谁？而红鼻子的人又是谁？）但，"这回见了这尖尖的小红鼻子，却忽然觉得它可怜了，就又用那芦 柴，伸到它的肚下去，老鼠抓着，歇了一回力，便沿着芦干爬了上来。"可是，"待到他看见全身，--湿淋淋的黑毛，大的肚子，蚯蚓似的尾巴，--便又觉得可 恨可憎得很，慌忙将芦柴一抖，扑通一声，老鼠又落在水瓮里，他接着就用芦柴在它头上捣了几下，叫它赶快沉下去"。再后来，这只老鼠终于让眉间尺一脚给踩死 了。

　　这段落，似乎可以名之为"痛打落水鼠"。请注意，它的鼻子是红的。

　　…………

　　记得我上课时不止一次与学生说：最早也最能体现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实绩的，就是鲁迅的小说了。虽然，当时新诗也很有影响，但比如，郭沫若的诗，只具有 文学史的价值而鲜有文学审美的价值。鲁迅不然，他的小说同时具以上两种意义。文学史的价值且不说，像《阿Ｑ正传》这样的作品，是经得起反复读的，而且读第 二遍的感觉比第一遍好，读第三遍的感觉又比第二遍好。更兼鲁迅小说一出手就是一个世纪的高度，我不觉得近一百年来，中国作家中有谁达到了这个标准，更遑论 超越。

　　也就是说，我喜欢鲁迅的小说，但它指的是《呐喊》与《彷惶》。但，《故事新编》中的某些篇什，如以上，我是不喜欢也无法喜欢的，尤其《铸剑》第一章， 我读后，良久无语，内心发寒，一个人对一个人的仇恨，竟如此之深。小说这种文体，一方面在鲁迅手上走向成熟，一方面也在他手上发生异化。当它成为影射、成 为人身攻击、成为泄私愤的工具时，它就一步步变形了，变成一种文明中的反文明。和文章一样，小说乃天下之公器，岂可像当年林琴南那般，使之成为"泼秽水的 器具"？鲁迅先是林琴南的批评者，也知道林的路是一条小说的"暗路"，可是后来自己却走了上去，他似乎忘记自己曾经说过的话了。这在后人看来，是不是也是 "一件可叹可怜的事"呢？

作者: zoufeng_1234    时间: 2007-8-8 19:03

我怎么觉得邵建同志是拥胡抑鲁的总设计师啊

作者: 童志刚    时间: 2007-8-8 19:42

以下是引用林泉在2007-08-08 16:39:44的发言：
这个楼主帖是讨论鲁迅、顾颉刚的，可否请泡人先生、童志刚先生在这里留下你们对鲁、顾之争的见地，而到别的楼里去进行无关主题的讨论？

林先生的建议不错哈。是俺一时不察，跟着别人的“无关主题”跑到邪路上去了。俺检讨。但是哪个“别的楼里”比较合适捏？出去找找看。

作者: 林泉    时间: 2007-8-8 21:28

童版主，您这是第二次称我为“先生”，我不是“先生”，第二次纠正您了（第一次在“取消顿号”的话题）。
邹先生，“邵建同志是拥胡抑鲁的总设计师”，这么说好像可商榷。首先，邵建“拥胡”是真，“抑鲁”恐怕还谈不上，“总设计师”也轮不到他。我看过他几篇文 章，批评其缺点、探讨其原因，并未毁损鲁迅其他方面的价值。其次，众多学者都对胡鲁话题有兴趣，那么多文人参与、那么多文章，毁之誉之，其中邵建立意、措 辞都比较谨慎。像李敖、朱大可等人，倒常常在进行了有一定道理的论说分析后，又把负面的词汇送给鲁迅，得出否定的判断。我觉得是“文风”使然。
曹聚仁应该算一个知鲁迅者，他说：“笔者特别要提请读者注意，并不是鲁迅所骂的都是坏人，如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都是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学问也很渊 博，文笔也很不错，而且很谦虚的。有人看了鲁迅的文章，因而把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看做十恶不赦的四凶，也是太天真了的——在鲁迅的笔下，顾颉刚是十 足的小人，连他的考证也不足道。其实，顾颉刚是笃学君子，做考证，十分认真；比之鲁迅，只能说各有所长，不必相轻。”这段话便隐含了鲁迅待人接物有时缺少 分寸的意思，看来这种诟病来自于论敌和同志两方面。虽然胡适说曹聚仁是“妄人”，也肯定会认为这段话并非“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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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oufeng_1234    时间: 2007-8-8 22:19

回复一下林泉：

1 我这句话确实欠考虑，属于冲口而出。反正我每次看邵建的文章，感觉认同度非常高。他的文风也很好，拥鲁派好像也没有向他开火。我已经被认为是拥胡抑鲁派 （自己也承认了，呵呵），所以就武断地叫出这么个称呼。

2 童老师叫你先生，我认为是一种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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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童志刚    时间: 2007-8-9 11:56

以下是引用林泉在2007-08-08 21:28:18的发言：
童版主，您这是第二次称我为“先生”，我不是“先生”，第二次纠正您了（第一次在“取消顿号”的话题）。
邹先生，“邵建同志是拥胡抑鲁的总设计师”，这么说好像可商榷。首先，邵建“拥胡”是真，“抑鲁”恐怕还谈不上，“总设计师”也轮不到他。我看过他几篇文 章，批评其缺点、探讨其原因，并未毁损鲁迅其他方面的价值。其次，众多学者都对胡鲁话题有兴趣，那么多文人参与、那么多文章，毁之誉之，其中邵建立意、措 辞都比较谨慎。像李敖、朱大可等人，倒常常在进行了有一定道理的论说分析后，又把负面的词汇送给鲁迅，得出否定的判断。我觉得是“文风”使然。
曹聚仁应该算一个知鲁迅者，他说：“笔者特别要提请读者注意，并不是鲁迅所骂的都是坏人，如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都是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学问也很渊 博，文笔也很不错，而且很谦虚的。有人看了鲁迅的文章，因而把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看做十恶不赦的四凶，也是太天真了的——在鲁迅的笔下，顾颉刚是十 足的小人，连他的考证也不足道。其实，顾颉刚是笃学君子，做考证，十分认真；比之鲁迅，只能说各有所长，不必相轻。”这段话便隐含了鲁迅待人接物有时缺少 分寸的意思，看来这种诟病来自于论敌和同志两方面。虽然胡适说曹聚仁是“妄人”，也肯定会认为这段话并非“妄语”。
“三人行，必有我师。”师者，先生也。即便那位泡人先生“动物上阵”之后，我也还是称他为先生，几乎可以说，没有特殊原因的话，我会称所有的人为“先 生”。我的导师是女性，我也是从来都称她为“先生”。

说邵建先生措辞比较谨慎我统一，但说他不“抑鲁”，这个我不能同意。他的多篇胡鲁比较文章以及《动物上阵》以及对鲁迅“一个都不宽恕”的解说等等，都充满 了严重的“抑鲁”情绪，指出这一点的人也不少了。

作者: 童志刚    时间: 2007-8-9 12:04

以下是引用zoufeng_1234在2007-08-08 22:19:59的发言：
回复一下林泉：

1 我这句话确实欠考虑，属于冲口而出。反正我每次看邵建的文章，感觉认同度非常高。他的文风也很好，拥鲁派好像也没有向他开火。我已经被认为是拥胡抑鲁派 （自己也承认了，呵呵），所以就武断地叫出这么个称呼。

2 童老师叫你先生，我认为是一种尊称。

1，“拥鲁派好像也没有向他开火。”这个不准确。“拥鲁派”这个提法先放一边，说没人“向他开火”不是事实，真名这里就开过多次。

2，恩，可以这么说。

作者: 闵良臣    时间: 2007-8-9 18:25

老闵很奇怪，不知怎么，一些喜欢胡适的人或叫“近胡”者说话时总是忘记胡适。据我所知，胡适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提倡并且身体力行白话文，而且后来终于获得成 功。就白话文而言，我不能不承认胡适比鲁迅更彻底。尽管鲁迅的文字自有他的魅力，但确实没有胡适的“好懂”。或许也正是有这个因素，后来的一些读者常常误 读鲁迅，老闵为之一叹。不过也正因此，老闵一直想做一篇《胡适的胜利》，赞颂胡适先生一番。可惜整天胡闹，一直没有将这赞颂付诸键盘。另外，据我所知，胡 适最伟大的一句话，不是什么“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而况这话也不是胡适原创，而是他美国老师所说——而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还说就是有七分证据 也不能说十分话。但你看看这儿有的网友像是煞有介事地作“事实判断”，其实呢，可以说：多是妄言。
关于邵建教授，我觉得他是一位勇于流露真性情的人。从他的文字中我可说一句负责任的话，他是极度反感鲁迅的。这从他一提到胡适，往往要拉鲁迅来做“反面人 物”作陪衬可以得到印证。要命的是，有些网友偏偏要把邵建先生打扮成一个“骑墙者”（至于口称邵建是其朋友的这里姑且不提）。这用意好倒是好，只怕邵教授 未必领情。我说这些话都并非想当然。邵教授近几年发表的一些拥胡抑鲁的文字，包括还作为江苏省社科研究项目的两篇我也读到了。还好，尽管邵建先生十二分卖 力地批鲁，绝没有像有个叫赵陵江的狂热批鲁者那样在今天还勇于捏造鲁迅的罪名。有兴趣者可以翻翻2004年第10期赵先生的那篇大著。好来这个世上得乎还 有几个“拥鲁”者，不然，真不知有些东西（恕我对这种人不宽容）把鲁迅糟蹋成什么样子（赵陵江在想当然地给鲁迅捏造罪名之后，即认为鲁迅是流氓！）——散 木教授随后即给了赵陵江铁证如山的揭露。这篇文章也发在《书屋》杂志，只是要往后几期才看得到。
作者: 闵良臣    时间: 2007-8-9 18:25

老闵很奇怪，不知怎么，一些喜欢胡适的人或叫“近胡”者说话时总是忘记胡适。据我所知，胡适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提倡并且身体力行白话文，而且后来终于获得成 功。就白话文而言，我不能不承认胡适比鲁迅更彻底。尽管鲁迅的文字自有他的魅力，但确实没有胡适的“好懂”。或许也正是有这个因素，后来的一些读者常常误 读鲁迅，老闵为之一叹。不过也正因此，老闵一直想做一篇《胡适的胜利》，赞颂胡适先生一番。可惜整天胡闹，一直没有将这赞颂付诸键盘。另外，据我所知，胡 适最伟大的一句话，不是什么“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而况这话也不是胡适原创，而是他美国老师所说——而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还说就是有七分证据 也不能说十分话。但你看看这儿有的网友像是煞有介事地作“事实判断”，其实呢，可以说：多是妄言。
关于邵建教授，我觉得他是一位勇于流露真性情的人。从他的文字中我可说一句负责任的话，他是极度反感鲁迅的。这从他一提到胡适，往往要拉鲁迅来做“反面人 物”作陪衬可以得到印证。要命的是，有些网友偏偏要把邵建先生打扮成一个“骑墙者”（至于口称邵建是其朋友的这里姑且不提）。这用意好倒是好，只怕邵教授 未必领情。我说这些话都并非想当然。邵教授近几年发表的一些拥胡抑鲁的文字，包括还作为江苏省社科研究项目的两篇我也读到了。还好，尽管邵建先生十二分卖 力地批鲁，绝没有像有个叫赵陵江的狂热批鲁者那样在今天还勇于捏造鲁迅的罪名。有兴趣者可以翻翻2004年第10期赵先生的那篇大著。好来这个世上得乎还 有几个“拥鲁”者，不然，真不知有些东西（恕我对这种人不宽容）把鲁迅糟蹋成什么样子（赵陵江在想当然地给鲁迅捏造罪名之后，即认为鲁迅是流氓！）——散 木教授随后即给了赵陵江铁证如山的揭露。这篇文章也发在《书屋》杂志，只是要往后几期才看得到。
作者: zoufeng_1234    时间: 2007-8-9 21:37

以下是引用童志刚在2007-08-09 11:56:47的发言：
“三人行，必有我师。”师者，先生也。即便那位泡人先生“动物上阵”之后，我也还是称他为先生，几乎可以说，没有特殊原因的话，我会称所有的人为“先 生”。我的导师是女性，我也是从来都称她为“先生”。

说邵建先生措辞比较谨慎我统一，但说他不“抑鲁”，这个我不能同意。他的多篇胡鲁比较文章以及《动物上阵》以及对鲁迅“一个都不宽恕”的解说等等，都充满 了严重的“抑鲁”情绪，指出这一点的人也不少了。

呵呵，树欲静而风不止，林说邵不抑鲁而童不答应。

用阶级论的观点，这属于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啊！林泉先生想帮邵建先生调和一下胡鲁，那是不可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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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泉    时间: 2007-8-10 21:59

童先生，我不习惯抬杠，这次少不得抬一次。依您对“先生”的解释，有三重含义。⑴“没有特殊原因的话，我会称所有的人为先生。”赞赏，分明谦学、平等之 意。可我怎么没见童先生称呼“梅（茗）先生”、 “金（秋）先生”呢？⑵男士泛称⑶年高德邵女性学者的敬称。后两者肯定与我不搭界。所以，“尊称”之“美意”实在当不得。其实交流是目的，性别、称谓原不 重要。直呼便好，简便爽利，还节约资源啦。
 

邵先生是否“抑鲁”，我依据仅见几篇得到的印象是：“批评鲁迅的性情缺点、方式性错误，并未毁损鲁迅其他方面的价值。”看了童、闵两位的意见，就略查了一 下，寻到了“孤独的旅人”（ 邵先生）所写《二十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有一段总结性的话，按其意，是“崇（赞赏）早鲁而抑（批评）晚鲁”。我原来的理解果然不足，童、 闵两位有理由认为邵“抑鲁”。
http://post.baidu.com/f?kz=240908497而我自己笼统理解，邵建的观点与谢泳《两个不同的文人群体》的主旨庶己近之， 与泼污、谩骂、全然否决的“抑”是不同的。
 

胡鲁之争，也许已经颇持续了些年头，但依旧是小众间的话题。普通读者对历史事件及其意义都是很模糊的。对于那一些名字，大抵是轶事化、概念化的知道些。对 当代各个学者观点上的差异，更比知道茴字四样写法要难多了。所以，我对“拥胡拥鲁”不甚感兴趣，只觉着无论谢、朱、韩、邵、钱、孙等等，都有可取之论，有 些名家之言倒难以令人信服，瞎掰妄测之说就更不需提了。
 

根据周先生的话判断，论坛就有过好几拨儿胡鲁讨论了。不用想也知道，现在的热点，不过是遗韵流波，观点、实据、争执的花色早被前拨大虾大碗们用过了。所 以，现在转述居多、感受居多、重复性观点居多，新意难出。胡鲁之争往往最终归结于道路方向之论，兹事体大了去了，非我理解力能把握，所以不复多言了。
 

最后加一句，萝卜、白菜、辣椒、大蒜，各有营养、各有味道，希望大家都有好胃口、好品味。
作者: 童志刚    时间: 2007-8-10 22:31

以下是引用林泉在2007-08-10 21:59:55的发言：
童先生，我不习惯抬杠，这次少不得抬一次。依您对“先生”的解释，有三重含义。⑴“没有特殊原因的话，我会称所有的人为先生。”赞赏，分明谦学、平等之 意。可我怎么没见童先生称呼“梅（茗）先生”、 “金（秋）先生”呢？⑵男士泛称⑶年高德邵女性学者的敬称。后两者肯定与我不搭界。所以，“尊称”之“美意”实在当不得。其实交流是目的，性别、称谓原不 重要。直呼便好，简便爽利，还节约资源啦。
后面的部分就不抬了（我自己的感觉是：以往或现在跟别人抬胡鲁问题，我看重的主要是相关论点是否有准确的事实做依据，所以有时候我的话说的不好听，说让别 人去读书，其实我的意思是，或者他提供的事实不全面，或者不真实，要得出那样的结论有困难。所以，有人要继续说，我也就只好重复地讲：事实其实是另一样 的。我也很无奈呀。）

引的这一段还是抬下：1，金秋我见过本人，梅茗我看过照片，这呢，就算是“特殊原因”，所以不称先生。2，林泉XX（称呼待定）说自己“与后两者肯定不搭 界”，这呢，你知道，可是我不知道，在你通知我你是女性之后，我仍然不能断定你是否属于“年高德邵女性学者”，所以，为保险起见，我还是称了“先生”。你 觉得我有点道理不？

作者: 林泉    时间: 2007-8-10 22:41

[em75][em88][em73][em116][em180]我有那么“老卖年糕”吗？
作者: 梅茗    时间: 2007-8-10 22:55

以下是引用林泉在2007-08-10 22:41:58的发言：
[em75][em88][em73][em116][em180]我有那么“老卖年糕”吗？
94~94~~

完全支持林泉。

上PP，让童版看看他错得多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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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oufeng_1234    时间: 2007-8-10 23:28

以下是引用林泉在2007-08-10 22:41:58的发言：
 
[em75][em88][em73][em116][em180]我有那么“老卖年糕”吗？
主要是林泉的文字老辣，冷静而理性，让童版主产生了一点错觉和敬意。

作者: 林泉    时间: 2007-8-10 23:35

[em169]梅，你……………………风紧扯乎
作者: 辛酉然    时间: 2007-8-10 23:53

人家都说了三次不喜欢被称为先生，童版主竟然还是喋喋不休，甚至用了“林泉XX（称呼待定）”,唉，一声叹息。

林亭感就空回首，泉路评谁说断肠。

作者: 梅茗    时间: 2007-8-10 23:58

我读林泉帖子长见识不少。特别欣赏林泉跟贴的渊博、条理、诚恳、冲淡、厚道。 [em17][em23]
作者: 周泽雄    时间: 2007-8-11 00:12

猜测女性年龄，据说是不礼貌的，不礼貌的事，俺做不得。不过我凑巧知道林泉妹子决非“老卖年糕”的证据，在俺一个主帖里，林泉提到了自己可爱的小儿。我做 不得数的印象是，林泉家小公子的身高，或许还在买全票还是买半票之间呢。

不过，老童说得也有理。伏枥老骥尚敢心雄万夫，德劭女性又岂能尽归“年糕”。

不好意思，主帖还没拜读，这就退下。

作者: 云的南方    时间: 2007-8-11 19:43

林JJ的儿子还小着呢
作者: 林泉    时间: 2007-8-11 19:45

以下是引用辛酉然在2007-08-10 23:53:51的发言：
人家都说了三次不喜欢被称为先生，童版主竟然还是喋喋不休，甚至用了“林泉XX（称呼待定）”,唉，一声叹息。

辛先生，我其实十二分地喜欢“先生”这样的称谓，只是“女先生”的名头对女子而言是一顶特殊的帽子。除了旧时说书的瞽目妇人，就是西方乔治桑那般的超凡风 致，或者林巧稚那样的高标人品。远远地欣赏这些美妙的帽子，更舒服。

关于胡鲁之论，很可惜有些大虾不再参与，大约早就发表过高论，无意多言了。比如周、童，还有其他的大虾，所谓智者默默。我只是略有憾意。

作者: 童志刚    时间: 2007-8-11 20:27

以下是引用林泉在2007-08-11 19:45:55的发言：
关于胡鲁之论，很可惜有些大虾不再参与，大约早就发表过高论，无意多言了。比如周、童，还有其他的大虾，所谓智者默默。我只是略有憾意。

抬杠于我，有时是真的，或者接近于辩论，或者完全是吵架，其中有觉得理当该辩的，也有话赶话不得不坚持的；也有时只是个玩笑，比如林泉建议我不称呼她为 “先生”，本来直接改了就是，却硬是抬了几句，至有“喋喋不休”之评，“一声叹息”之慨，想来实在惭愧万分。现实确实是这样，玩笑不是跟谁都能开的，也不 是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能开，以老童这把年纪，却经常忘记这个道理，有人说咱“太嫩了点”看来不无道理。

关于胡鲁之论，有话我还是会说，或者因为不是“智者”，所以不敢“默默”。

作者: 云的南方    时间: 2007-8-11 20:32

西西，童叔叔呀，你又不注意６９不到不能称老
作者: 辛酉然    时间: 2007-8-18 08:53

小虾也狂言：

看鲁迅的文章，可以急用活用，立竿见影；我有一套广西出的三卷黑硬皮本的鲁迅选集和一套人民出版社的三卷竖排繁体字的红楼梦，二者常置枕边，每当郁闷时， 随便翻到一页读起，即使读过N遍，也觉得像地雷战中读毛选，立刻打了一针吗啡，浑身舒坦，磨刀霍霍，擦拳磨掌，与人斗其乐无穷也。

胡适的书俺没有看过，倒是他与原配厮守一生的英雄业绩时时鞭策着我，榨出身着GIVENCHY下的小我。而他老人家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说自己什么也没做 就得了这么好的名声云云。

能否说胡适道德，鲁迅文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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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ifeng.com/special/luxun70/200610/1018_151_21304.shtml
凤凰资讯 > 专题 > 鲁迅逝世70周年祭 > 正文   

是非还是意气 鲁迅为什么厌恶顾颉刚

2006年10月18日 16:53

顾颌刚

鲁迅小说《理水》中有一座文化山，山上有一位鸟头先生，他鼻子红得发紫，说话结结巴巴。当人们议论大禹治水时，他立刻把鼻尖涨得通红，吃吃地说：“这这些 些都是废话，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会治水的吗？”这位乌头先生就是影射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古史辨学派”代表人 物顾颌刚。据《说文解字》，顾字从页雇声，雇是鸟名，页本义是头，“鸟头”这个绰号即从“顾”字而来。在《古史辨》第一册中，顾颉刚指出：“禹是上帝派下 的神，而不是人。”他又依据《说文解字》对“禹”字加以解释，说禹是蜥蜴之类的虫。

1919年3月26日，鲁迅在《孔乙己·附记》中反对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使小说成为一种泼秽水的器具；但16年后他撰写《理水》，却把顾颌刚的生理缺陷 当做笔下的嘲讽材料，这显然违反了他当初的创作宣言。鲁迅后来承认，《故事新编》“内容颇有些油滑，并不佳”（1936年1月18日 致王野秋函），也许含有对上述做法的自我批评吧。说“禹是一条虫，这是一种石破天惊的新论，更丝毫没有可笑之处。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颌刚先 生指出，《尚书》今文28篇中的《尧典》、《禹贡》、《皋陶漠》3篇是战国儒家的伪造文件。伪书的作者利用远古的神话材料，确立了一个尧、舜、禹、汤、 文、武、周公的古史系统，虚构他们的许多美政，引导人们一心向往儒家宣扬的尧舜盛世。顾颌刚先生运用翔实的史料，通过缜密的考证，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卫道 士径烃守护着的伪古史。他在史学研究中表现出的“疑古”精神，是当时的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
那么，鲁迅跟顾颉面刚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会发展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呢？。

在致许广平、章廷谦等人的私人信扎中，鲁迅真实袒露了他厌恶顾颉刚的几点理由：

一，顾颉刚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人，而胡适在20年代却多次给封建军阀出谋献策，幻想由他们来“裁兵”“制宪‘’，实行“联省自治”，甚至反对驱逐废帝 博仪出宫陈源则是众所周知的鲁迅的论敌。

二、1926年秋，鲁迅与顾颉先后应聘到厦门大学任教。顾颌刚曾表示不问外事，专一看书，但他推荐了潘家询、黄坚、陈万里来厦大，陈万里又推荐了罗常培、 王肇鼎，因而在厦大国文系和国学院形成了一种势力。他们排斥鲁迅，说鲁迅是“名士派”。同年12月，章廷谦来厦大任国学院出版部干事兼图书馆编辑。顾颉刚 暗中竭力反对，但事成定局后，他又抢先向章廷谦报告。章抵厦门的当天，他还派人送章一大碗红烧牛肉和一碗炒菜花。

三，鲁迅1927年致孙伏园的一封信中，说顾颉刚在厦门时曾起劲地反对国民党，使厦大国学院主任、国民党员沈兼士感到愤恨。

1927年1月中旬，鲁迅辞去厦大教职赴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同年4月18日，顾颌刚也应中山大学文科主任傅斯年之聘来中大担任教授。鲁 迅宣布“顾某若来，周某即去”，坚决表示辞职。同年5月11日，武汉《中央日报》副刊披露了鲁迅致孙伏园信和鲁迅的学生谢玉生致孙伏园信，指责顾颉则“反 对民党”、“造作谣言”、“主张开除学生”等。7月22日，顾颌刚在杭州看到这份报纸，便于7月24日致函鲁迅、提出待9月中旬他回广州后将对鲁迅提起诉 讼，因为在北伐战争高潮中，“反对民党”无异于反革命。顾在信中说：“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当负发言之责任。”鲁迅 后来公布了顾的来信和他的复信，并加了一篇文章。

今天看来，顾颉刚在厦大期间确曾有“安插私人”的做法，在对待章廷谦的态度上，也的确表里不一。但说顾颌刚“反对民党”，恐怕不尽符合事实。最有力的反 证，就是顾颌刚曾在私下里动员胡适参加国民党。1927年2月，顾颌刚在致胡适信中说：“有一件事我敢请求先生，先生归国以后似以不作政治活动为宜。如果 要作，最好加人国民党。自从北伐军到了福建。使我认识了几位军官，看见了许多印刷品，参加了几次宴会，我深感到国民党是一个有主义、有组织的政党，而国民 党的主义是切中于救中国的，又感到这一次的革命确比辛亥革命不同，辛亥革命是上层社会的革命，这一次是民众的革命。我对于他们深表同情，如果学问的嗜好不 使我却绝他种事务，我真要加人国民党了。”（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顾颌刚的这封私人信札，具体谈及了他在厦门时期的思想转变情况，证明他当时“服膺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并非“反对民党”。

至于顾颉刚是否系胡适的信徒，也须作具体分析。顾颉刚承认，他在治学方法上明显受到了胡适的影响；但他同时也受了我国史学史上疑古思想的影响，乾嘉考据学 的影响，道威以来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在五四运动中，他受到了当时“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的深刻影响；在五四以后，他还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的影响。在 政治态度上，顾颉刚更没有跟在胡适后面亦步亦趋。在给胡适的信札中，他就批评了胡适提倡“好政府主义’，“反对没收清宫”的主张和“为段政府的善后会议议 员”的行为，规劝胡适跟梁启超、丁在君、汤尔和一班人断绝关系。由此看来，鲁迅跟顾颉刚盛气相向，在某些方面固然有是非之分，在另一些方面也确有彼此误解 和意气用事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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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成堂主人: 史家顾颉刚

时间:2010-04-24 13:41学术论文来源:www.csscipaper.com

晚成堂主人:史家顾颉刚 《古史辨》遗响 抗战前，大约是在二十年代那一场古史问题大讨论(又被称为疑古派与信古派的论辩)后的十年，顾颉刚先生在他家中挂了一方匾晚成堂。 那时候他四十来岁，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古史辨题目的研究已经确立了突出的学术规模、

晚成堂主人:史家顾颉刚

《古史辨》遗响

　　抗战前，大约是在二十年代那一场古史问题大讨论(又被称为“疑古”派与“信古”派的论辩)后的十年，顾颉刚先生在他家中挂了一方匾——“晚成堂”。
　　那时候他四十来岁，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古史辨”题目的研究已经确立了突出的学术规模、成绩和对新史学的影响，他却夫子自道：堂号“晚成”，有两个 意义。一、学问，总难以一时作出轻易的结论，即以“古史辨”而言，“离开成功的目标还远得很哪，总要到晚年才可有一些确实的贡献”，也就是说，欲速则不 达。“倘使我活七十岁，就以七十岁为小成，活八十岁就以八十岁为小成，若是八十岁以后还不死，而且还能工作，那么，七十、八十时提出的问题和写出的论文又 不成了；所以成与不成并无界线，只把我最后的改本算作我的定本就是了。”二、预定计划的实现，常常得不到安定的环境保障、心境保障，有时被别的急务所搁 置，有时又被反常的岁月所磋跎，于是，“晚成”也还只是一种希望。(见《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新版《古史辨》一册，27页)
　　如何看待治学功业的有成与无成、早成与晚成，顾先生的这一番自语是“收敛”的，意思似乎也颇复杂。可能还反映了有关现代中国学术及学者命运的两个问 题：一、进行有序性工作的合理性意识(不浮躁)。二、推进有序性工作的合理性条件(学术自由、减少干扰)。无论作什么或怎样作，也许这两个问题解决得好与 不好，都对学术史特别重要。
　　一九八○年底，顾颉刚先生以八十七岁高龄病逝北京。纵观他不算短的学者生涯，恐怕很难说是“成”，还是“未成”。顾炎武曾讲治学“必前人之所未及就， 后世之所必不可无”，似可作为专业有成的尺度看。这样，看顾先生，单看他在古史辨时期确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考证工作，实际上已对于中国史学界发 生革命性的震荡，发展前人，牖启后来，应该承认顾颉刚的贡献在于第一个有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在史学尤其是史料学领域占有一个重要位置。这样说， 自然还未涉及他在民俗学、历史地理以及群众文化等方面做的事情。但是，说他“未成”，也是真的以为成绩本不应如此，还应该更大些才对。一九二四年，顾氏在 发表古史辨伪主张后不久，曾订了一个《我的研究古史计划》，这是一个二十一年的长期规划，计分六个学程：
　　一、六年，读魏晋以前的古书。
　　二、三年，作春秋至汉经籍考。
　　三、一年，从所考古经籍中按时代地域抽出古史料，以寻一时一地的古代观念及其承前启后关系。
　　四、三年，研究古器物学。
　　五、三年，研究民俗学。
　　六、五年，将前十六年所得古史材料重新整理，著成专书，研析某一时代的古史观念与当时史事，分为六个专题。这计划所内涵的意向，岂止是“板凳坐到十年 冷”呢！顾氏为此还做了许多细致考虑，并很有感情地说：“我今年三十一岁，若绝不停滞，准期完功，已须五十二岁，若以研究的困难，人事的牵掣，稍一停留， 六十岁是很容易到的。……社会上如果恨我摇动人们的信仰，给我以种种挫折，那末我的赍志而殁自是应有之事。若以为天地间不妨有此一人，或进而说这是应当做 的，那末请大家给我一点帮助……我并不是不识抬举。专想规避社会上的责任，实在我只有这一点精力，我愿意做的这件事情已经够消耗我的全部精力了。”(《古 史辨》一册，217页)其心情所谓“一得展尽底蕴，然后鹤归蕙帐，狐正首丘”。然而回头看，顾先生的规划显然远未实现。这中间自然有非主观意志所可转移的 因素。后半生，虽然也一直勤谨研究，包括抗战中写成《浪口村随笔》，晚年作“尚书考证”及总揽二十四史、《清史稿》的校勘整理，但当初计划终不免付之黄 鹤。《伪史考》三种没有写成，《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书未写成，“古史四考”的大计划没有实现，《禹贡》初创时订的计划也未及完成……是不是“赍志而 殁”呢？不管怎么说，究竟是现代中国史学(尤其是上古史，先秦两汉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界一无可弥补的损失。顾先生的学术经历使人觉得，他的“成与不 成”，实在是五四以后中国学术史上大可注意的一件事情。
　　当初，还在一九二三年间，顾颉刚把他给钱玄同信中讨论古史的一段文字，加上一个标题，一段前言在《读书杂志》(胡适主办的《努力》周刊的附刊)第九期 上发表，并引出钱玄同的长篇答书以及刘掞藜、胡堇人的商榷文字，就此开始了一场引起学界大波的古史讨论。赞同和反驳的种种意见后来辑入了《古史辨》第一 册。“中国的古史全是一篇糊涂账。二千年来随口编造，其中不知有多少罅漏，可以看得出他是假造的。”顾颉刚所提出和讨论的这个问题，现在看来已并不怎么感 觉诧异，说上古史载记与神话有密切关系以及汉代经生出于托古改制的考虑而杜撰，已有很多证据，顾先生的《秦汉方士与儒生》一书有过很多平实而敏锐的分析。 但是在当时，这个问题对读古书的人可是个很大刺激，因为人们头脑里向来只知有盘古以来三皇五帝，忽然听到没有盘古，也没有三皇五帝，自然大出意想之外。于 是毁誉纷起，守旧的人、崇古的人痛心疾首，有学术自由思想的人拍手叫好，一时成为学术界热衷的论题。
　　在“疑古”与“信古”之间进行的讨论，已过去六十多年，成为历史了。在非专业史学工作者的人来看，兴趣恐怕不在于那场讨论的内容本身，而在于它的学术 史意义。换句话说，不妨想想，这一学术现象与以“激进”同“保守”两种倾向相冲突相消长为标志的现代思想史格局，有着怎样的关系。
　　简单讲，是时势使然。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激进”自然是在现代化欲求的强烈召唤下产生的主流意识倾向。事实上我们得承认。还不暇细想。像“进 步”、“创新”、“革命”、“批判”等等常用词，已不仅在政治生活中而且也在认识论、道德及文化心理层面，含有了独尊圣上的价值判断，人们趋之唯恐不够。 面对令人忧患的现状，思想前驱者要求深彻的变动，面对历史文化传统，亦开始觉得有问题，要求反省，以至于要求传统文化为中国的落后负责任，以为只有摧毁了 中国的旧东西，才能够有新生。但是情况也许并不全是这么回事，“要求变动”与激进的全面反传统也不一定是一回事。
　　顾颉刚能够在古史和经传中发现问题，敢于疑古和辨伪，显然也是时势使然。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精神一道解放了学者的心态与思路。他说：“我们所处的时代 太好，它给予我们以自由批评的勇气，许我们比宋代学者作进一步的探索——解除了道统的束缚；也许我们比清代学者作进一步的探索——解除了学派的束缚。它又 给予我们许多崭新的材料，使我们不仅看到书本，还有很多书本以外的东西，可以作种种比较研究，可以开出想不到的新天地。”他一面提出学术问题，一面喜欢把 自己的心情和盘托出：“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我固然有许多佩服的人，但我所以佩服他们，原为他们有许多长处，我 们的理性指导我去效法；并不是愿把我的灵魂送给他们，随他们去摆布。”(《古史辨》一册自序)由“考信于六艺”到“考信于理性”，由服从于偶像到独立思 考，可能是治学态度的重大转变。理性作为向导，在顾颉刚，首先意味着体认这个时代的新兴的科学创造精神，这种精神促使他不断怀疑和改进已有的知识。好在这 并非盲目的怀疑、否定，而是要求由分析和讨论来证实的。看起来该是一种负责任的艰苦探索，并非幻想家的一时冲动。另外，这种学术理性大抵还依循必要的科学 方法，如顾颉刚对“禹”的研究，所采取的方法不是就事论事的，胡适曾指出他的方法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
　　(一)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二)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三)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四)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胡适还戏称顾颉刚这种“姓史”的工作范式为“剥皮主义”，譬如剥笋，剥进去方才有笋可吃，而且不但剥得深，还要研究那一层层的皮是怎样堆砌起来的。这 种动态史学的评述工作，带有比较的特点，做起来很繁重纷披，也就不是一般的放言高论，翻案文章。虽然辨伪之中，不一定能填充古史中所辨析出来的时空，却可 以呈现两汉以来传统历史文本的某种面貌和真相。
　　我们不妨称顾颉刚的“疑古”为“合理的怀疑”。旨趣的中心不在于这个那个的实用理性、价值理性的膨胀，以及史料真实的基础被忽视，毋宁说，其理性之作 为向导，本身还包含了对理性的限制，包含了历史描述对价值判断的限制。所谓“考信”，或者说史家的品格，无论怎么样去怀疑、假说，还是要求贯穿着一个“向 真实还原”的意向基础，“披沙简金”，乃因“简金”而有“披沙”，这同离开史料辨伪存真基础的“以论带史”有着根本的差异。“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南菁 书院山长黄以周的这八个字，说明“合理的怀疑”并非传统以外的。离开这个基础来谈“激进”，“保守”，谈“批判”，“创新”，恐怕并没有真实的意义，虽然 极端的激进也曾造成了若干年间史学迷误的许多教训及“笑话”，以至于有过需重新辨伪的“神话历史”的现代版，但顾颉刚的疑古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大概也正因 为如此罢，在旁人看来，顾颉刚很快便由“激进”变得“激进味儿不够”，或者不免有“根本的局限性”了。

　　“要把中国古今的学术整理清楚，认识它们的历史价值。”这个时代之交的文化愿望，自章太炎等人有所表达后，很难被激进思想之潮所容纳。相反，有人对顾 颉刚警告说：“你不能再走这条路了。你如换走一条路，青年还能拥护你。”顾氏回答说：“我以为这样的说法未免有短视之嫌。”“科学工作，并不在求青年拥 护”。(《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又进而说到“疑古”，“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释古派所信的真古从何而来呢？这只是得之于疑古者之 整理抉发。例如现在很多同志的文章都说到神农、黄帝是神话人物，《诗经》、《楚辞》是民间文艺，这种问题即是我们以前所讨论的。”确实，不论是疑古还是释 古，既不等于“翻案文章”，也不等于对历史作种种强行的或似是而非的解释。也许这倒是对历史、学术、传统应有的尊重。读顾颉刚的“学术自传”——那篇《古 史辨》的长长自序，能感到他诚恳为学，不假捷径的如一态度。即如大胆立说，发人所未发，也是其来有自。一是以案头的勤搜资料为基础，(据说他的笔记有一百 八十多册，约四百余万字)，一是有学术探讨的渊源，上接刘知几、郑樵、章学诚、姚际恒、崔东壁的遗绪，有所发展，可以说，这与盲目地反传统不一样，他的学 术活动一直处在传统中，并对传统有所叩问和检讨的。过了六十多年，顾先生那篇“海阔天空”的长序，还能读出新鲜感，并不是熬来熬去只待倾去的药渣。这使人 想到，在“激进”与“保守”对立的思想史文化史格局中，可能还有人走着另外的路。正如顾先生的疑古辨伪同样体现于求真求实的朴素情怀。
　　今人评价昔人之学，常有所谓“新旧”的褒贬。如说顾颉刚的工作仍局限于“旧史学”的范围，言外有不能占时代高度之意。这说法不能算错，但恐怕也只是囿 于“进化”的观念而言。然而文学也好学术也好，毕竟不似时装，越新越好，也不似文物，越旧越好。这样，是说“新旧”未必是合适的标准。新的未必就了不起， 旧的未必就无价值。譬如讲治学，有些旧的意见就还很让人三思。顾颉刚曾引章学诚《文史通义·横通篇》中一节议论：
　　“……所接名流既多，习闻清言名论，而胸无智珠，则道听途说，根底之浅陋亦不难窥。周学士长发以此辈人谓之‘横通’，其言奇而确也。”
　　顾颉刚自述：“读了这一段，自想我的学问正是横通之流，不觉汗流浃背，从此想好好地读书”。再有，学问之事本为无止境，我们后来人却常感到大事做不来 小事不愿做的难受。但顾先生却认为：“天下事只有做不做，没有小不小，只要你肯做，便无论什么小问题都会有极丰富的材料，一粒芥菜子的内涵可以同须弥山一 样。”(《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序)他说了也做了，于是便有了所谓推陈出新的研究范例。
　　对于古今学者来说，常常有个不易回答的问题——学问为了什么？有人以为可作名利的敲门砖，有人则以为该经世致用。“致用”的想法不能算错，但是它同 “认为求知是一个很高的价值”的精神又有些矛盾。换句话说，其危险就是我们在十几年前曾很熟悉的泛滥为实用主义的，为政治服务的“帮史学”，“激进史 学”。顾颉刚说得不错：“经过了长期的考虑，始感到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 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 (《古史辨》一册，25页)
　　当初，推翻古史受过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启发，顾颉刚因而倾心于康氏。但是他后来发现康有为乃是拿辨伪做手段，把改制做目的，是为运用政策而非研究 学问，所以康氏在学问上不免遁于怪妄了。因为有两种学术态度，因而有两种意义不同的“疑古”。
　　不必讳言，当顾颉刚也放弃了原先的态度时，也就会相信秦始皇焚书坑儒竟是如何的有道理。(见《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九七八年版重版前言)
　　假期中，我趁空翻阅了几本《古史辨》以及评述顾颉刚先生的学术的书，不觉地有些难以整理的印象。说小些，不过是增长了理解的兴趣，说大些，也就成为观 察现代学术史的一个角度，可以有所思。其实，还觉得更应予以珍视的，是当年那场讨论的健康的学术气氛，顾先生那种不囿于家派严于律己虚怀若谷的品格。钱穆 曾在《师友杂忆》中写道：“……又因颉刚方主讲康有为，乃特草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与之。然此文不啻特与颉刚诤议，乃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荐余至燕 京任教，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固非专为余私人之感知遇而已。”
　　至于与他争论的几位，顾先生则表示：“非常地感谢刘楚贤(掞藜)、胡堇人、柳翼谋(诒征)诸先生，他们肯尽情地驳诘我，逼得我愈进愈深，不停歇于浮浅 的想象之下就算是满足了。我永远要求得到的幸运，就是常有人出来把我痛驳，使得我无论哪个小地方都会亲自走到，使我常感到自己的学力不足而勉力寻求智 识。”(《古史辨》一册自序)
　　顾先生编书每有长序，似对读者意欲倾诉无余，大概他常常生活在面向过去更面向未来的思考中，不知满足。这些，以及他的“未成”感，都已算不上“新”， 却驻有长久的生命。
　　一九九○年八月北京小街
　　(《古史辨》(一)，顾颉刚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一版，1.80元；《顾颉刚先生学述》，刘起著，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一版，2.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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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的博客 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方文 中国作家杂志社编辑，曾编过10年诗歌，现在《中国作家·小说》负责编辑部工作。 电子信箱：fan...@126.com MSN：fl1...@hotmail.com QQ：21879421

顾颉刚：我的性格分析

作者: 方文 | 2007年03月15日 10:36 | 栏目: 书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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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博客首页上，引用了顾颉刚先生的名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我奉其为自己治学的座右铭。顾颉刚(1893—1980)是现代国学大师，“古史 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现代历史地理学、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开创者之一。建国后，应毛主席、周总理之请，负责总校《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

　　　　　　 　　我的性格分析

　　　　　　 　　　　　　　顾颉刚

　　我的性格 很复杂，这是朋友们一致的批评，因为我有的时候极理智，有的时候又极感情；有的时候很高明，有的时候又很沉潜；有的时候喜欢冲锋，有的时候又喜欢退让。我 常细细地分析我的性格，所以现在说得出为什么这样复杂的原因。

　　我的性格的第一点是有强烈的责任心。这大概得于遗传。我的父亲对于该做的事情从不躲避，有时正在发烧还 挺着办公。但我还加上一重后天的学习，则是出于我的祖母对我的严格训练。我自幼由祖母抚养，她对我期望太殷，所以责备也独厚。我或没有得她的同意而买了糖 食，或说了谎话和脏话，或和小朋友打架，以及做了其他错误举动，她必叫我把这事写上纸条，贴在帐子里，早晨刚醒就令我看着读，问我要不要再犯。因为自幼便 有这样的训练，所以一生对于自己言行无处不负起责任，凡于良心（所谓良心，是责任心、正义感、同情心的一个集体名词）上有不安的事一概不做。一个年轻人谁 不善于钟情，一个所爱的人肯来昵就谁不愿意接纳，但我则以早婚的原因，不愿对妻子做薄佞郎，也不愿对所爱者做轻薄儿，便假作痴聋把对方挡在友谊的界线上， 这在我的感情方面是多么痛苦，对方又必然以我为不近人情而恨我，但我为着良心的平安就断然做了。有一个基督教牧师坚劝我信教，他说：“凡人都有罪过，只有 信了教，才可因你的忏悔而得到上帝的赦免。”我说：“我是一生不做罪过的，自己既不须忏悔，上帝也无所用其赦免。”这位牧师表示惊讶，仿佛这种人是不该有 的，但我自问从小受了祖母的教训已达到了这个阶段。有一个在事业上对我作剧烈攻击的朋友，他有一次问我：“颉刚，你为什么专喜欢做吃亏的事情？”我笑而不 答，心想：“如果我要占人家一点便宜，我的良心就犯了罪！但你知道我专喜欢做吃亏的事情，是你已认识了我，你在道义上就不该攻击我了！”我有这样的责任 感，我肯为人家牺牲自己，可说是我的优点，然而缺点即由此而来。大概这样负责任的人只该做一件事，因为一件事如要做得真好就可耗费你全部的光阴。但不幸， 我的责任感太强了，凡我所见到而人家没有做的事情我即引为己责，要凭我的情感拼命去干，有如宋朝陆象山说的：“宇宙内事即己分内事。”又如孟子说的：“禹 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这种话理学家说了当然见得他的气象博大，但要实干起来便非大规模的党团共同努力不可。而我呢，为了情感 的横溢，好像野马的不可控制，样样事都觉该做，样样事都要负起责任；自己则既没有才，又没有财，又没有组织做后盾，结果哪一件事都只开了一个头而没有做 好，徒然把生活弄得十分忙乱，精神也十分不安宁，于国无益而于己有损。真何苦来！现在我的年龄已不容我再浪费时间了，我必须完成我本行的工作以尽自己的责 任心，再不该滥用我的责任心到本行以外的各种事务上了。

　　我的性格的第二点是有强烈的同情心。我真爱人，我既不愿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又不愿人家有 一点苦痛。人家有一点苦痛时，仿佛是我自己的苦痛。因此，看戏剧，看小说，常常为悲剧的主角而流泪，虽然明知这是假的。这同情心的由来，不是受教育的结果 而是出于天性。我生长在书香人家，长辈们总觉门第高人一等，常对我说：“我家男子没有一个白衣人，起码是个秀才”，拿这个理由来作我读书的目标。我和邻家 小孩玩，又常被长辈喝住，因为他们是“小人家”，怕我受了坏影响。在这等教育之下理该产生优越感而鄙视民众，但我却没有接受这诱导，看地位不如我的人一样 是朋友，从不感到摆架子的威风。一班同学们一做了事，立刻穿好衣，吃好菜，抽起烟卷，坐起头二等车，变了一个人；但我依然如故。有的同学看不过去了，质问 道：“颉刚，你为什么过的还是学生时代的生活，难道你没有钱？”其实，我不是为省钱，也不是装穷，只觉得民众的生活并不可厌，高级的生活并不可羡。在这等 心理下，使我能和民众接近，到人家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去。民众教育和边疆运动，何以高等华人不做而我做，就为我肯到他们所认为肮脏的地方去而得到亲切的观 感，以至激发了我的强烈的同情心。至于我所以能够接近青年，也是这个道理。我不会说话，虽是教了30年书还不是一个好教员，教的东西又是古老的典籍，不易 吸引现代青年的兴趣，然而竟有许多青年来依附我，我能做成几件事情是靠着他们的帮助，我受人家的攻击也是由于他们的牵累。所以然之故，就是我太过爱才，太 过希望他们好。《尚书·泰誓》上说的：“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这几句话真写尽了我的心。我看见了已有成 就的人，便敬重他；年纪比我大的便尊为前辈。至于比我年轻的人，则我理该奖进他、指导他，使他达到成功的境界；凡有一长可取的人，我理该介绍他到一个适宜 的岗位上，使他能发展他的长处，为社会服务。我看人，往往只看一节之长，因了这一节而用他，结果他就用别节之短来造成不幸的结果，使我在十分的好心之下得 着十分的恶报。一有这种事起来，笑我的人就说：“颉刚什么人都敢用，现在自食其果了！”怜我的人就说：“颉刚看什么人都是好人，现在上了人家的当了！”其 实，我并没有看什么人都是好人，只是我爱才之心胜过了嫉恶之心，喜欢隐恶而扬善，希望人家尽向善的一方面发展；但是这个时代是最不安定的时代，社会上鼓励 人做坏事的力量胜过了我鼓励他做好事的力量，所以我的一点好心给他抛弃了。有人规劝我：“颉刚先生，你的门下太杂了！”是的，太杂了。所以太杂的缘故，就 因为我要在每个人的身上寻出长处来，寻出了一点长处我就不放弃他。但是我深知道这是不对的。如果我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或是大官，或是党魁，自可这样 “来者不拒”，使得各方面的人都来供我的识拔，安插在各个适当的岗位；现在我仅是一个治学的人，至多做一个小规模的教育行政者，我想这样大规模地造就人才 当然只落一个可悲的结局。我还是收束我的同情心，使它作正轨的发展吧！

　　有了强烈 的责任心，论理我该做政治家。有了强烈的同情心，论理我该做宗教家，或是舍生取义的革命者。为什么不在大时代里发挥自己的特长呢？唉，这是给我性格的第三点——强烈的知识欲——所拉住了！我对于一切享受的欲望都非常淡薄，独独知识欲却是极端的 旺盛。这也是与生俱来的。从小我就喜欢翻看一切书，不管懂与不懂。那时还没有图书馆，我就天天跑书铺子，也不分新书铺与旧书铺。又尽搜罗书目，全国的书铺 子凡是印出书目的我没有不索取的。所以当时的我虽是一个中学生，而目录的知识已非常丰富。直到大学毕业后，我才知道我所做的就是史料学，我的研究工作应当 向史学方面发展。我又喜欢订工作计划，常常把预计的和实做的做一个对比的进度表。可是一件事情，预计时总比较轻简，实做起来往往需费加倍或几倍的时间，所 以实做的进度总追不上预计的进度，使我老是觉得负了一笔债。何况在社会任事之后，常有突然起来的事情足以破坏预定的工作，所以更赶不上，我的成功竟成了可 望而不可即的远景。我是一个长期神经衰弱的人，因为神经衰弱而成为神经过敏，我的头脑里永远装着许多问题，不停不歇地在想。周予同曾把我和周谷城作一相对 的批评，他说：“谷城忙里亦闲，颉刚闲里亦忙。”我许为知言。为了我头脑中常想问题，所以逢到一点材料时就不会轻易放过。春秋时陆浑戎和姜戎同自瓜州东 迁，瓜州——自汉以来都说是敦煌，因为那边出产好瓜；我觉得如果真在敦煌，秦人就不能逐他，晋人也不能迎他，这一定在离鸟翔不远的秦岭里；果然有一个从汉 中出来的朋友告诉我，洋县山中有一种人，称为“瓜子”，他们专卖身做苦力，这就证明了我的瓜州说。这种事虽是偶然的发现，但在我脑筋里已不知转了几千百 度，所以一说出来就给我捉住了。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会看得出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其实，这没有什么技巧，只是不休不歇地想，也不休不歇地找，自然而 然就看出来了。因为研究是我毕生的训练，而办事只是半路出家，所以我在书房里可以心无杂念，一意读书写作，新的生产是不难计日程功的，也是可以自信的；但 在办公室里，在会议室里，则面临着现实而心想着学问，不能全神贯注到事务上，歧路亡羊，我哪里做得好事。我认识我自己，常对人说：“我要过的生活，只有两 种，一种是监禁式的，一种是充军式的。监禁式的生活是把我关在图书馆和研究室里，没有一点人事的纷扰；充军式的则是许我到各处地方去搜集材料，开辟学问的 疆土。”

　　上列几点 的提出是我多年自我批评的结果。我为有强烈的责任心和同情心，所以感情驱迫我前进；但也为有强烈的知识欲而没有政治欲，所以理智拉扯我后退。人家看出我的 行为的矛盾，实即是我的内心里的感情和理智的矛盾。在少年壮年时代，理智和感情并强，所以表现的矛盾也特别厉害。现在我快到60岁了，生理上已不容我有很 强的感情；人世的经验多了，理智的力量又当然超过了感情；所以矛盾的表现可以渐渐地降低了。此后我想把责任心严格配合知识欲，使得学问上一定可以有新的创 造，以贡献于将来的人民。

 

　　　　　　 　　　顾颉刚：史学季刊发刊词

　　史学者 何？以人类过去之一切活动为对象而研究之者也。历史之本身为事实而非文字记载，犹人之为人，为其身体与精神而非画像。然事已逝矣，当事者不可见矣，则惟有 索之于记载，犹不可亲接之人但得仿佛其声音笑貌于图绘中也。执笔记载者非一人，其注目之点互有不同，其得之传闻者复因人而异，而才有高下则所记又有短长， 此皆无可奈何者。集种种异同之材料而评判之，举散无友纪之材料而贯穿之，绳以科条，要以必信，俾后人得识其 统绪而瞻其真相。是则史学家之大任也。故研究史学之方术有二：其一，定传说之是非，寻残存之实物，重建已逝之史实，使过去人类活动一一显现 于吾人之前，若目睹然。其二，将古今生活演进之事实融会贯通，取其原理原则搆成一体系，俾后学者有以见史学之核心。前一事之任务为审订史料，谓之考据，是 为历史科学。后一事之观点或唯心，或唯物，或侧重其他因素，谓之「史观」，是为历史哲学。科学之业，语必有徵，每一问题发生，研究者苟能罗致丰富之材料， 使用适当之方法，虽使百人不相谋而为之，必可得同一之结论。哲学则超于象外而索其环中，以观点之参差，每分歧而不一，然亦无碍其各成一家之言。二者之判别 如此。

　　学者因其 所习，蔽于所闻，无达观之雅量，以为事不相谐，义无可合。故作考据者常以史观为浮夸，谈史观者亦以考据为琐碎。近岁以来，辩争弥烈。然历史哲学家每以急于 寻得结论，不耐细心稽察，随手掇拾，成其体系，所言虽极绚华，而一旦依据之材料忽被历史科学家所推倒，则其全部理论亦如空中之蜃阁，沙上之重楼，幻灭于倏 忽之间，不将叹徒劳乎！故凡不由历史科学入手之历史哲学，皆无基础者也。历史科学家惯于研索小问题。不敢向大处着眼，其视考据工作为史学家之终极使命，谓 解释之事惟当贻诸社会学家及哲学家，非史家所当问津者。然而人类活动如此繁赜，历史范围如此广漠，一人之身，年寿不长，精力有几，若不参以历史哲学，俾于 于考据对象作相当之选择，而辄糜费穷年累月之工夫于无足轻重之史实中，真固真矣，非浪掷其生命力而何！故凡不受历史哲学指导之历史科学，皆无归宿者也。夫 考据之功无尽期，历史哲学之建立固不必待至一切历史考据完成之后，然必当建立于若干颠扑不破之考据上固无疑。观各国新史学发达之历程，均先赖考据方术之改 进，而后有正确解释之产生，知无史观之考据，极其弊不过虚耗个人精力。而无考据之史观则直陷于痴人说梦，其效惟有哗众愚众而已。世之好为史学者，果欲纳之 于正轨且开浚其源头乎，审订史料固最基本之功力，亦最急切之任务也。

　　中国广土 累民，历年久远，乍有文字之时即已设置史官，於记载王侯言行而外，天文历法亦其探讨之范围，社会民生亦其注意之对象。生於今日，可得而观之古代史料，有三 千年前之史官书契，甲骨文是也；有三千年来之编年史，共和以下年数及春秋经是也；有二千年前之地志，禹贡职方山经之属是也；有一千年前之地图，禹域华夷之 属是也；有综合诸种史迹之纪表志传，历代正史是也。以史官之重，史迹之多，人皆有尊崇历史之观念，方有志，家有谱，人有传，记事有碑刻，层层积叠，高若昆 岗，吾民族得长存天地间者实赖此史统维系之。然吾人岂第已拥有此繁富之史料为满足哉，必将已科学方法整理之，以哲学方法观察之，为之作综合之解释与系统之 叙述，使过去一切活动咸得重现於前指归可识，此非吾人发愿之过弘，实时代之使命，促其不得不然者。窃谓史学领域既随新观念而扩大，其方术又随新方法而精 密，今日应担负之工作系啻千百，应结合之团体系啻百十，顾迄今尚不见有中国史学会之产生，岂为身憾，实为大耻。抗战以来，大学多迁西南诸境，加以旧有，其 设置史学系者且十数。同人等夙具壮怀，爰创斯刊以为中国史学会之先声。所载诸文考证不厌其详，观察不嫌其广，要常在有计划下分工合作，期为新史学奠其基 础。惟是才短心长，任重道远，大赖海内外贤者之督责。跷足而望，嘤鸣以求，倘有惠而好我者乎？作始也简，同人兹已任之；将毕也钜，盖非同人之专责矣。

　　　　　　 　　　　　　　　　　　　　　1940年3月·成都

　　胡适：给北大哲学系1931年毕业生的临别赠言

　　一个大学 里，哲学系应该是最不时髦的一系，人数应该最少。但北大的哲学系向来有不少的学生，这是我常常诧异的事。我常常想，这许多学生，毕业之后，应该做些什么 事？能够做些什么事？
　　现在你们都快毕业了。你们自然也在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依我的愚见，一个哲学系的目的应该不是叫你们死读哲学书，也不是教你们接受某派某人的哲学。禅宗有个和尚曾说：“达摩东来，只是要寻求一个不受人惑的 人。”我想借用这句话来说：“哲学教授的目的也只是要造就几个不受人惑的人。”
　　你们应该做些什么？你们应该努力做个不受人惑的人。
　　你们能做个不受人惑的人吗？这个全凭自己的努力。如果你们不敢十分自信，我这里有一件小小的法宝，送给你们带去做一件防身的的工具。这件法宝只有四个 字：“拿证据来！”
　　这里还有一只小小的锦囊，装作这件小小法宝的用法：“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 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可以算作定论。”
　　必须自己能够不受人惑，方才可以希望指引别人不受人诱。
　　朋友们大家珍重！

【附】：本文 摘自北大校友通讯，是北大1956级中文系校友诸天寅先生提供的，同时发表的，还有蒋梦麟的临别赠言。篇末有诸先生写的附记，讲述了得到这讲话记录的来 历。
　　附记说：“不久前，我从北大老校友，清代著名学者纪小岚之七世女孙纪清漪先生处借到一册《北大二十年级同学录》。纪老1931年毕业于北大政治系，故 保存有这册同学录。‘文革’中这册同学录在抄纪老家时幸免于难，得以保存至今，弥足珍贵。这册同学录为洋纸精装，封面系校长蔡元培先生题字：“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里面有当时教职工及应届各系毕业生的照相，扉页系校长蒋梦麟氏的《临别赠言》；哲学系部分有胡适的一篇《临别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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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条 关于 "顾颉刚：我的性格分析" 的评论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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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访客 | IP地址: 125.65.128.* | 2007/03/15, 13:17
努力做个不受人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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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魏洲平 | IP地址: 123.112.147.* | 2007/03/15, 15:01
顾老这样的大师，无愧“文化人”三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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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骑兵 | IP地址: 58.25.24.* | 2007/03/15, 23:47
胡适的字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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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访客 向天歌 | IP地址: 59.62.164.* | 2007/03/16, 01:34
顾老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欣赏他的性格。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看似容易，其实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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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唐人部落 | IP地址: 59.33.76.* | 2007/03/18, 08:32
对顾先生的性格分析，我倒看到过不同的说法。 http://post.baidu.com/f?kz=176352891 贴一下给大家多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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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方文 | IP地址: 61.51.195.* | 2007/03/18, 09:19
鲁迅和顾颉刚的恩怨，也可以参考张耀杰的《鲁迅与顾颉刚：党同伐异的“可恶罪”》 http://www.tecn.cn/space/?action_viewthread_tid_1632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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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沧海半粟 | IP地址: 75.17.32.* | 2007/03/18, 12:54
我读书喜欢把重点用记号笔标记上, 显然方先生也有这个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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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方文 | IP地址: 61.51.195.* | 2007/03/18, 13:41
是啊。我喜欢在书里加标记，所以只有自己买的书才能读进去。 我读诗集还喜欢画三角，三星最佳。 只能读一遍的书肯定不是好书。 好书只读一遍太可惜了，会丢弃很多有益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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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王斌 | IP地址: 60.211.200.* | 2007/03/19, 04:20
第一次读他的书，是很早的《孟姜女故事研究》!真是一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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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今今1971 | IP地址: 60.221.135.* | 2007/03/27, 20:27
矛盾的性格，我也有啊！ 不过，表现出来的，方先生是冲锋的战士。 我却总为优柔寡断而痛苦。 呵 方老的邮箱，可寄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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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 | IP地址: 61.51.193.* | 2007/03/27, 21:00
我没见过比我更优柔寡断的了。
寄稿没问题，我就是干这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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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访客 向天歌 | IP地址: 61.180.26.* | 2007/03/28, 02:13
生命的过程，往往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优柔寡断，通常也是人性复杂化的一种表现，这和“冲锋的战士”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也许正因为这样，才会有丰富 多彩、跌宕起伏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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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洪亮 | IP地址: 202.115.200.* | 2007/04/07, 18:36
应该不是顾的名言,只是他遵守或信奉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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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 | IP地址: 61.149.89.* | 2007/04/07, 20:02
你说得对。
《春秋谷梁传》：《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史记·三代世表》：一言有父，一言无父，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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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tiexue.net/post2_3436060_1.html

顾颉刚的暗恋故事：五十年来千斛泪

　　已经85岁高龄的顾颉刚，1978年9月6日重翻54年前的日记，看到1924年他和谭慕愚初相识并大伙同游颐和园的情景时，写下“五十年来千斛泪， 可怜隔巷即天涯。”

　　史学大师余英时先生通读最近出版的《顾颉刚日记》中全部日记，其中有个意外的发现是，大家过去都认为是恂恂君子的顾颉刚，在其谨厚宁静的背后，却有着 浪漫的情感，他对谭慕愚女士称得上是“缠绵悱恻”的爱情，前后绵延了半个世纪以上，委实动人。本文回顾了顾颉刚先生的婚姻生活与感情世界。》》顾颉刚：事 业上的领跑者 家庭中的无助囚徒 鲁迅为何与顾颉刚势不两立？

　　初婚 18岁年少丧妻

　　顾颉刚，1893年5月8日生于江苏省苏州市。

　　因顾家数代单传，长辈们要他早婚，因此在顾颉刚十三岁时，有一次父亲带他去茶馆吃茶，与邻桌的客人寒暄了几句，并唤他过来拜见。顾颉刚原以为这是父辈 一般熟人相遇，哪知是女方家长前来相亲，就这样他与城内吴氏订婚。他虽不满这包办婚姻，但又不敢抗拒。1911年1月27日，他与吴征兰女士结婚了，那时 他尚不满十八周岁。而新娘则大他四岁，是个纯粹旧式女子，两人本无感情基础，更无共同语言。但顾颉刚感其柔弱无辜，既然木已成舟，则“男女之情舍吾妇外， 不应有第二人耳”，婚后他刻意培养夫妻感情，甚至还教她认字，写自己的名字。

　　1912年夏，顾颉刚自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毕业。次年4月，入北京大学预科，这时他的长女自朋刚出生两个月。顾颉刚因专心于课业，每年仅在寒暑假回家 探望。而吴征兰体质素弱，1917年2月生次女自珍后不久，街上有大出殡者，热闹非凡，她不顾月子里的羸弱，出门观看，受了春寒，回家即患干咳，由于治疗 方法不当，终于在1918年8月初撒手人间。

　　吴征兰入殓次日，顾颉刚的父亲便和他商议续婚之事，但他因心情不好，推说等大学毕业再议。但因料理丧事，失眠症又发，加上祖母年近八十、幼女尚在襁褓 之中，继母又随父亲从宦在杭州，家中无人照料，于是顾颉刚只得休学一年，居家侍奉祖母，兼养病体。他体察现实情况，实在需要一位女人主持家事，否则自己亦 无法回京复学；加上失眠症久治不愈，医生劝他觅一如意夫人，可陶冶性灵以愈病。

　　再婚 夫唱妇随其乐融融

　　而那时顾颉刚的好友王伯祥、叶圣陶都在苏州东南的吴县第五高等小学任教，为了帮顾颉刚从丧妻的悲痛中解脱出来，于是他们邀顾颉刚前往游览。9 月间，顾颉刚去住了一星期。王伯祥向他谈及本校毕业生殷履安，并推崇其才德；后来叶圣陶也有同样的褒奖，说她好学不倦。两位挚友的推荐，使得顾颉刚产生敬 慕之心，虽未谋面，却对她不能忘怀。10月底，他向祖母说起殷氏，得到祖母应允，于是便派人去求亲。为了这门亲事，顾颉刚煞费苦心，因为长辈笃信算命，除 在生辰八字上做文章外，又费尽唇舌，终才决定。1919年5月21日，顾颉刚与殷履安结婚了。

　　婚后，两人相亲、相知、相爱。按照当时的习俗，没有所谓的“新婚蜜月”，但顾颉刚以给自己医病为由，带着殷履安将苏州园林逐一游玩，一个多月后又一同 到杭州为父亲做寿，在西湖的青山绿水间尽情徜徉。家中长者对此颇多非议，但顾颉刚却不以为意。从杭州返苏不久，夫妻同到殷家行“双归礼”，顾颉刚乘便要殷 履安拿小学的课作一看，见其许多成绩均佳，更增加了几分敬重。他觉得以前所羡慕的“以伉俪而兼朋友”的乐趣，现在竟如愿以偿，真是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而 殷履安素来好学，得嫁一位学人为妻，自是深感幸运，处处总要顾颉刚教她。她在家中临摹《九成宫》碑帖，便寄去给顾颉刚看；她想看小说，也写信给顾颉刚要。 而顾颉刚总是有求必应，或寄去，或请乘船人带去，而且对这些书籍做概要的介绍，便于殷履安阅读。除此之外，在信中顾颉刚一直劝殷履安不要迷信教师。

　　1919年9月，顾颉刚回北大复学，殷履安在家中代他尽孝道，操持家务。他们两人相思良苦，鱼雁频繁，互诉双方的生活和情感。顾颉刚庆幸自己能娶到如 此贤惠的妻子，感到他们之间已由男女之爱、夫妇之爱而达到朋友之爱。

　　游园 遇见合意女子

　　1924年4月13日，《顾颉刚日记》提到他和潘家洵（介泉）等人和北大女生黄孝征、彭道真、刘尊一、谭慕愚等人游颐和园等地，这是顾颉刚初识谭慕 愚。

　　谭慕愚，1902年生，湖南长沙人，出身书香门第。1923年，谭慕愚报考南京东南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及北京大学，先后被三校录取，后来她选择进入北 大。

　　谭慕愚给顾颉刚的印象是：“予于同游诸人中，最敬爱谭女士，以其落落寡合，矫矫不群，有如幽壑绝涧中一树寒梅，使人眼目清爽。”（1924年4月29 日《日记》）

　　顾颉刚对其可说是一见钟情，在同年5月6日他给好友俞平伯的信中说得更明白：“我告你一件奇事，我近年来专是过理智和意志的生活，一意奋斗，把感情竟 忘却了。一二月来，介泉、缉熙常和他们的女学生同游，我也从兴。我对于女子向来不感什么趣味，但这次竟给我看到一个非常合意的女子。她性情极冷，极傲，极 勇，极用功，极富于情感。她到了山中，一个人跑到很远的涧壑里，大家都嫌她落落寡合。但她不是真淡漠，她见了花的喜悦，会得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我一见 了她，就起了很强的爱敬之心，不觉精神恍惚了。这很奇怪，我并不想和她成姻眷，我也不愿和她发生较深的关系，只是觉得她可爱，只是觉得我爱她的情事无法处 置。我也不希望她知道我爱她，更不愿意得到她的爱。我曾同介泉、缉熙夫妇讨论这事，他们都说我的性情像她……平伯，我的理智同感情分了家，叫我如何是 好？……以上的话，请你不要告人。”

　　6月21日给俞平伯的信中说：“说也可笑，我以前三十年竟不曾懂得什么叫做闲愁，而不期这人生的秘密竟于今年闯进去了……自游颐和园至今日，才六十九 日耳，乃觉有半年之久，时间之主观如此。”

　　顾颉刚前后给俞平伯五封信，大都是和感情有关，而且比较私密的。 彷徨 “并不想和她成姻眷”

　　顾颉刚与谭慕愚的交往情形，他是写信告知远在苏州的殷履安的。9月18日，顾颉刚把殷履安接到北京，结束了五年两地相思之苦。这时他在北大研究所国学 门任职，又兼孔德学校教员，薪水刚刚够养家。然而学校常常欠薪，加上顾颉刚又喜买书，致使用度吃紧，生活相当清苦。幸有殷履安勤俭持家，顾颉刚不再为家务 分心，工作又有了好帮手。殷履安替他抄写、整理书稿；又为防他失眠，每夜必替他捶背摩腿，直至顾颉刚入睡。

　　殷履安因患盆腔结核，无法生育，顾颉刚一点都不怨她，反认为免受养育幼童之累，岂不是好事？殷履安则将顾颉刚前妻之二女，视如己出，母女间慈孝之情超 越了寻常家庭。也因为殷履安以贤德著称，所以虽缺乏才情，但顾颉刚不能有负于她。这也是他给俞平伯信中所说的，对于新欢他“并不想和她成姻眷 ”，“也不愿和她发生较深的关系”的原因。

　　1925年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1926年“三?一八”惨案，都赫然可见到谭慕愚的身影。当刘和珍、杨德群、张静淑等人中弹倒于血泊时，谭慕愚 救出负伤流血的张静淑，并送到医院。她表现出大无畏的勇猛精神，这也是顾颉刚对她极为倾倒之处。同年6月，谭慕愚离开北京大学，踏入社会，辗转各地。

　　1929年8月16日，顾、谭两人在苏州偶然见面，那是三年前北京一别的再度重逢，顾颉刚在日记上这么写着：“三年渴思，忽于今日无意中遇之，真使我 喜而不寐矣。”

　　一年半后，也就是1931年，谭慕愚已回到南京的内政部工作，并已改名为谭惕吾。1月9日顾颉刚到南京访谭惕吾。1月24日，日记写道：“予与慕愚一 段情怀，从未道破，近日颇有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今晨醒来，天尚未明，思欲作书致之，以极简单之词约之曰：‘我二人相逢已晚，无可奈何。然此世俗之常 情，万流所共趋。以吾辈个性之强，自当超出恒蹊，别求慰藉。’终虑搅乱其心，不敢书也。”

　相爱 以“学术合作”之名

　　爱慕之情，不敢明说，于是顾颉刚换了个方式。他在2月4日的日记上写道：“久欲写慕愚信，今日忍不住了。信中劝其向世界史及中国国民生活两方面着力， 将来好与我共作一部中国通史，我任上古至清，她任鸦片战争以后至现在。要是这个工作真能作成，我二人精神之结合将历千古而长存，不胜于百年之伉俪乎！只要 她能答应，我的不安静的心就可安静了。”

　　于是他给谭惕吾写了一封二千余言的长信，很快他收到对方善意的回音。

　　而1933年秋，谭惕吾跟随内政部长亲赴绥远考察，回来后写成《内蒙之今昔》一书。谭惕吾对边疆问题的兴趣，甚至影响到顾颉刚的研究方向，他自己就说 过受到谭惕吾的感动，“遂有研究边疆问题之志”。

　　当然谭惕吾对顾颉刚的影响还不仅此，余英时先生就说：“为了代谭慕愚取得证明书，他不惜改变初衷，进入北大这块‘是非之场’。胡适和傅斯年大概万万想 不到，他最后答应来北大历史系兼任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吧。”

　　是什么动机？由于谭已改名谭惕吾，谭恐北大预科毕业证书无效，嘱顾向蒋、胡二先生言之。而顾颉刚旅游回来时，审查期已过，他便给蒋梦麟写信，答应下学 年在北大兼课事，来换取开立谭惕吾的学历证明。

　　1936年，顾、谭两人同在南京工作，顾颉刚要找谭惕吾当其副手协助他做研究，当他征求殷履安的意见，殷却不赞成。

　　1943年5月30日，顾颉刚在日记写道：“2时半，履安气渐促，至2时50分去世……履安与予结褵整整二十四年，今日永隔幽冥，忍之痛绝。”

续娶 谭拒绝顾的求婚

　　由于殷履安的逝世，使得顾颉刚求婚于谭惕吾。而因为谭惕吾将有远行，使得顾颉刚在新丧不久，就有“再婚”之举。6月15日，他开始写长信给谭惕吾，这 封信共十页，约九千四百字，写了六天。

　　到了30日他们两人终于见面，但谭惕吾还是拒绝了顾颉刚的求婚。后来王熙华教授在文章中亦说：“抗战中，顾颉刚的妻子殷履安病逝后，他曾向她求过婚， 她以自己已不能生育而拒绝了。顾颉刚只得另行续娶，但他毕生爱着这位女子，至死不渝。”

　　同年10月13日，顾颉刚接受友人萧一山、罗根泽的介绍，开始和张静秋女士交游。

　　张静秋，江苏铜山人，1933年自北平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她笃信教育救国，一心在工作上，因此年届三十五岁尚未结婚。

　　1944年4月4日，顾颉刚与张静秋订婚，同年7月1日在北碚结婚。因考虑当时公务人员生活太苦，不举行婚礼，不发请帖，亦不印谢柬，只招待一些极熟 的朋友，在蓉香饭店请了客。这是顾颉刚的第三次婚姻。

　　1954年以后，顾、谭虽仍有见面，但一属于“中国民主促进会”，一属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两人开会时分别在政协与人大。谭惕吾终身 未结婚，其子女乃是收养的。

　晚景 可怜隔巷即天涯

　　在“反右”运动中，谭惕吾和内政部长均为民革成员，但在民革时，对谭的批判之声铺天盖地而来，民革中央整风办公室在1958年1月，甚至还编印有《揭 露批判右派分子谭惕吾反动言行大会发言汇辑》的册子。

　　1958年4月底《顾颉刚日记》云：“本月18日到社会主义学院参观大字报……独不见龙云、章乃器、谭惕吾三人，盖彼辈不肯学习也。与伯昕谈，我辈要 否去劝一劝。渠云不必，统战部曾召极右派分子开会劝导，谭惕吾发言仍强硬不服罪……”

　　对此，余英时先生不无感慨地说：“顾先生想去劝她，可见关怀之情不减往昔。但是他们两人此时的思想距离，相去已甚远。谭负隅顽抗之际正值顾‘向党交心 ’之时。”

　　1978年9月6日，已经八十五岁高龄的顾颉刚，重翻五十四年前的日记，看到1924年他和谭慕愚初相识并大伙同游颐和园的情景时，写下“五十年来千 斛泪，可怜隔巷即天涯。”

　　因为当时谭的“右派”帽子未摘，两人虽同住北京，但却咫尺天涯，终不得相见。尽管如此，顾颉刚对谭惕吾依然关心着，他1979年2月24日日记说： “今日报载人大常委会中设立法制委员会，费孝通、谭惕吾皆在，知1957年之冤狱一洗而空矣。为之喜慰。”而在一年多后，1980年12月21日，顾颉刚 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享年八十七岁。

　　王熙华教授在1990年发表的文章上曾说，顾先生毕生爱着一位女子，“此事，他续娶的夫人知道，他的子女也知道，并和她有着友好的往来关系。因为，她 尚健在，这里就暂隐其姓名了”。

　　而在顾颉刚百岁诞辰时，当时已九十一高龄的谭惕吾也赶来参加纪念会，还做了简短发言。1997年谭惕吾故去，享年九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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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与《当代中国史学》

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能像顾颉刚（1893-1980）那样中外闻名的，没有几人。而像顾那样，以名人专家的身份，高屋建瓴，对其领域的成就得失，加以评 论的，似乎更为少见。由此看来，本书实在是弥足珍贵了。俗话说：文品如人品。这表明，两者之间又有联系。那么，就让我们首先从作者谈起吧。

　　民国时期的学界，流传有这样一句话：  我的朋友胡适之  ，用来谐戏那些以认识胡适（1891-1962）为荣、并将他常挂在嘴边炫耀的学人。这句话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的为人。的确， 胡适之交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在同类学者中，并无几人可及。但其实，真正能成为胡适朋友的人，也实在没有想像的那么多。而在他们当中，顾颉刚 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位。1917年，胡适自美归国，任教北京大学。虽然在回国以前，他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博得一些名声，但要想在 北大立足，并采用新的研究手段与角度，将中国传统的经学史研究，扩大和转变为类似西方的哲学史研究，则仍然让他感到是一种冒险，因此心存不安。胡适的这种 不安也十分自然，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几岁，自幼便受到传统学问熏陶的学生。在他们当中，顾颉刚是突出的一位。出身苏州世代书香、其家族曾被 康熙誉为  江南第一读书人家  的顾颉刚，在去北京念书以前，不但已经熟读了那些所谓的  经书  ，而且还旁涉各类书籍，并培养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可幸的是，胡适的新方法、新态度不久即为顾颉刚所认可，顾还为他在同学中说项：  他虽没有伯弢（陈伯弢--胡适的前任）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  。更重要的是，顾还拉了另一位旧学底子厚、而又能  放言高论  的同学傅斯年（1896-1950）去听胡适的课。由于傅和顾的认可和支持，年轻的教授胡适才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与他的老师胡适相比，顾颉刚虽然没有  暴得大名  ，但成名也不可谓不早。他于1920年北大毕业，由胡适介绍入图书馆工作，并协助胡适编书。在工作中，他很快就发现了古史传说之可疑，因此追根寻底、顺藤 摸瓜，发现了一连串的问题，由此而发起了  古史辨  的争论。此时的顾颉刚，才三十左右，但已经全国闻名了。与他相比，早年北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1897-1969）等人，尚在海外辗转留学。他们 虽然比顾年轻几岁，但耳闻顾颉刚的成就，傅斯年也由衷地赞叹道：  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  。傅斯年1926年底回国以后，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上急起直追，也有一番辉煌的作为。而当年向胡适郑重推荐顾颉刚的罗家伦，在回国之际，则写 信给顾颉刚，希求后者的帮助，谋求教职。1可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顾颉刚的地位有了迅速的转变，从一位年轻的学生，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学者。他的那些在海外 游学的同学，未免感叹：  士别三日，则当刮目相看  。用傅斯年的话来说就是：  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  ！2的确，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顾颉刚名声非但蜚声国内，而且已经远播海外。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W.Hummel)在《美国历史评论》 上撰文，介绍顾颉刚、胡适关于古史的讨论，并把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译成了英文出版，题为《一个中国历史学家的自传》，俨然把顾颉刚视为当时中 国史学界的代表。3恒慕义的作法，也为后来的学者所认可。1971年，美国史学家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出版了中外学术界第一本有关顾颉刚学术生涯的专著，题为《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把顾颉刚视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4施耐德愿 意为一位当时还在世的中国学者立传，这在美国的学术界，也属少见，由此可见顾颉刚的名声与威望。而在国内，虽然顾颉刚的名字，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但真正对 他的学术加以研究的，则要在他过世多年以后。这里的原因，与顾颉刚本人晚年的遭遇，有所联系，这在顾颉刚女儿顾潮写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 的后半部分，有比较清楚的描述，此不赘言。中文学术界对顾颉刚以及  古史辨  加以专题研究的，始在1980年代末，如刘起釪的《顾颉刚学述》、王泛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等好几种。德国汉学家吴素乐(Ursula Richter)于1992年亦出版了《疑古：作为新文化运动结果的古史辨与顾颉刚》，再度证明顾颉刚之国际名望。5

　　1．坦诚相见、文如其人

　　也许是早年成名的关系，顾颉刚与胡适一样，在生前有意无意地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材料。如前述有关顾颉刚与胡适之间最初的接触，就是由顾颉刚自己在《古史 辨》第一册自序中提供的。因此，他们不但能因其成就而为学界所注意，也由于材料丰富的关系，使后人能不断为之  树碑立传  。但是，他们两人之间还是有所不同的。胡适成名之后，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他又有史学的训练，深知史料的重要，因此他所遗留下来的文件，包括日记 和手稿，非但字迹工整，而且思想清晰，没有暧昧之处。即使有暧昧之事，胡适也注意不留下痕迹。如他与美国女友威廉斯的友情\恋情，则主要经过对方所保留的 书信，而为今人所知。顾颉刚则稍有不同，堪称  性情中人  ，乐意披露自己的感情。这里的感情，并不专指男女之事，而是指他对学问、人生、友情的看法。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一旦有了机会，往 往下笔千言而不能止，不吐而不快。几乎每次  古史辨  讨论结集，只要是他负责，他就会写一篇长序，直抒胸臆，将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其中的甘辛苦涩，一并呈现，让读者知晓。因此读他的序言，宛如读郁达夫的小 说，有一种淋漓尽致的感受。他们都是五四时期的人物，都受到那时提倡的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种种影响，虽然治学兴趣不同，但个性风格有相似之处。顾颉刚的 这种文风和性格，对历史学家来说，则是莫大的喜事，因为他自愿地提供了许多不可多得的材料，为史家和读者了解他的为人治学，有极大的助益。略微可惜的是， 本书篇幅不大，又以评论旁人的作品为主，因此并不能让顾颉刚尽兴发挥。但是，他的文风性格，还是有所体现。他所用的评语，非常直接、干脆，没有保留。他有 时甚至将几个人的同类作品加以比较排名，分出名次，充分表现了他直率、真诚的个性。

　　当然，顾颉刚能这样做，不仅与他的性格有关，更因其史学名家的地位。由此，顾颉刚这种名家评名作的作法，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本书写于抗战胜利之后 的1945年，此时的顾颉刚，虽然刚过五十，但就其威望成就而言，已经是史学界的耆宿。由他出面评述当代中国史学（顾有合作者童书业和方诗铭两人），自然 有点  青梅煮酒论英雄  的味道，读来十分过瘾、亲切。但是，顾颉刚并不自大高傲，而是力求公正。这一点又与他的性格人品有关。

　　顾颉刚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但他的成长，却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坐拥书城，整日  之乎者也  ，只啃那几部经书。相反，他由于年幼体弱，一直为其祖母所呵护，从祖母那里，听来不少民间故事，由此而培养了他对民俗文化的兴趣。以后到北京求学时，又迷 上了京戏。因此他对中国的精英和通俗文化，都有兴趣。这或许也影响了他的人品性格。顾颉刚虽然出身世家，自己又很早成名，但他的待人接物，则较少  名士气  ，而是显得真诚、宽容，愿意以各种方式奖掖、提拔后进。他的治学，也往往高低兼涉，不但研究深奥的经学与史学，也对通俗的戏曲和民俗文化，充满了兴趣。甚 至他在古史研究上的一些想法，如所谓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  的说法，正是他从对戏曲剧情的演变的探究中，启发而来。这一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  ，是顾颉刚疑古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他从戏曲的演变中看出，一部剧作的剧情，往往始简而繁，经过几代人的加工，而变得愈益生动逼真、跌宕起伏。他由此提 出，人们对古代文明的认识，也经历了同样的演化路线，愈到后代，其对古代的认识，似乎愈益清晰，因此其描述变得愈益复杂生动。其中的原因，显然是因为后人 掺假虚构所致。他在那时所举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传说中的圣贤禹，或许只是古人的一种图腾崇拜，并不是一个真人。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把古史传说  拟人化  ，将尧、舜、禹等奉为远古的  三代圣主  。他的这一说法，激怒了当时不少守旧的学者，视顾颉刚为大逆不道。但顾颉刚对古史传说的解释，从人们的常识出发，显得简明易懂，也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而 且，他不仅仅做基于常识的猜想，而且用考证史料的手段，提供了古人作伪的许多证据，因此使得  古史辨  的运动，在1920年代为国人所广泛注意。它也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弊病，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改造，提供了有力的学术论证。

　　但是，深知治学艰辛的顾颉刚，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而是希求通过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对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对古史作更深入的研究，以求在科学的、 而不是在传说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并恢复古代文明的面貌。可惜的是，许多对顾颉刚没有研究的人，往往不了解他的这一想法，而是将他简单看作是一位  疑古  的、  破坏型  的学者。而其实，顾颉刚是想先破而立、甚至破中求立的。因此，他还是一位  建设性  的学者。他在本书上编第五章评论经今文学派时，已经提到  破坏与建设本是一事的两面  。

　　本书的写作结构，比较明确地表现了顾颉刚的这一重要的、常为人忽视的另一面。本书有三编，代表了三个部分，主要描述民国史学由旧转新的过程。在顾颉刚 看来，传统史学中有不少有益的成份，为新史学的成就起了一种铺垫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他把新史学的成功，主要归之于新史料的开发，这自然包括那时对文献 史料的考订与批判，而  古史辨  之功劳独大。但他的重点，则是要强调实物史料的发现与运用，如  安阳甲骨文的出土  、  西北文物的发现  ，  敦煌石室的发现  和  铜器的新发现  。他把这些实物史料，列于文献史料之前，同时还把传统史学中运用实物史料的成就，特别加以列出，以显示新旧史学之间的联系。于是，细心的读者就能感觉到， 虽然顾颉刚把  古史辨  的运动列于书末（第五章），但他并不认为  古史辨  集了新史学的大成，或代表了新史学的最高成就。相反，顾颉刚眼中的新史学，以对实物史料发现和运用为主要核心和标志。而对实物史料的发掘与运用，显然并不 是顾颉刚所长，也不是他成名的主因。而是他昔日的好友、今已有龃龉的傅斯年的一贯主张。傅斯年所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以  史学只是史料学  为信仰，以  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为口号，以  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  、  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  和  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  为目标，对中国文明的遗址，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发掘，由此而对中国的古史，获得了新的认识。6这一新的认识，重建了古史的某些真实性，与  古史辨  所得的结论相反。虽然顾颉刚没有完全改变他怀疑古史的立场，从他在本书中将安阳殷墟发掘的日期弄错这一点来看，他也没有过于注意他昔日同窗的工作，但是他 毕竟是一个诚实的学者，有一种科学的宽容与大度，因此他能承认实物史料的发现与运用，代表了新史学的主要成就和发展方向。

　　2．宽容大度、中肯客观

　　顾颉刚不仅对新派学者如傅斯年持一种宽容、支持的态度，他对其他类型的学者，也一视同仁，能帮忙处便帮忙，能推荐处则推荐，因此他之提拽后进，在当时 的学术界十分出名。抗战以前，初出茅庐的学者，常常追随三大  老板  ，分别是  胡老板（胡适）  ，  傅老板（傅斯年）  和  顾老板（顾颉刚）  。但胡与傅都有机构的支持，财力雄厚，傅斯年创办了中央研究院最早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研究院的关系，非同一般。而胡适则是北大文学院院长，又掌控中 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势力更是庞大。而顾颉刚仅仅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北平研究院历史组的主任，财力不能与前两人相比。他之所以能成为青年人追随的对象，主要 是他的学问和他的爱才。7顾颉刚对钱穆（1895-1990）的提拽，就是一段佳话。钱穆在1929年以前，由于家贫而没有受大学教育，辗转于无锡、苏州 等地的中小学教书，利用业余时间治学。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遇见到苏州养病的顾颉刚。顾颉刚慧眼识才，在读了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手稿之后，推荐钱入 京教书，先到燕京大学，以后又推荐他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上古史，使得钱穆能进入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虽然在1931年以前，钱穆还没有公开批评胡适、傅斯年 等人的治学方法和对中国传统的态度；他甚至还在早先出版的《国学概论》中对胡适所开辟的新途径表示出一种欣赏的态度。8但是，就钱穆的教育背景来看，要他 像那些接受过科学训练的新学者那样注重研究实物史料来扩张史学研究的范围，则显然可能性不大。对此顾颉刚自然不会不知道。但他照样竭力推荐钱穆，表明了顾 颉刚之爱才与宽容的品格。

　　顾颉刚这种宽容大度、在探究学问方面不抱成见的态度，使得本书的内容增色不少。上面已经提到，本书写于1945年，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之后，学术界百废 待兴、急待重整。但如何重整、重振，则是面对当时人的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抗战的爆发，已经分化了中国的学术界。在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的时代，学者们做 出了不同的选择，不少改变了原来的治学路线，因此而形成了与战前不同的派别。本书既然是以《当代中国史学》为题，自然必须有一种包容一切、兼顾大家的态 度，将这些不同的派别一一作评。顾颉刚之宽容大度、不含偏见的品格，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上面已经提到，他虽然自己并不参与考古发掘，却坚持认为新 史学的特长在于开发新史料、特别是对实物史料的重视与运用。同时，他还力图突破政治的偏见，不以政治见解来决定学术著作的取舍。如他在本书下编第一章第二 节  通史的撰述  中，提到的数位史家，从政治态度和教育背景衡量，都不能算是新式的学者，如吕思勉、缪凤林和钱穆，但顾颉刚对他们一视同仁，纯以学术质量为标准加以评论。 他对钱穆的《国史大纲》，有这样的评语：  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  ，尽管他对钱穆那样以一人之力，写作中国通史的作法，并不特别赞成。顾颉刚在书中的议论可以为证，他写道：  通史的写作，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胜任，而中国历史上需待考证的问题又太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断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于某一个时代，作专 门而精湛的考证论文，如是方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断代史，也更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通史  。

　　由此可见，顾颉刚本人的治学路径，与胡适、傅斯年的比较一致。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前半部之后，为了佛教的问题，做了不少专题的考证，以致至死 都未能完成下半部。有人因此将胡适讥为  半部书作者  ，但其实，胡适的这种作法，虽然让人有些失望，但也表明了他治学严谨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傅斯年更为极端，他干脆认为通史的写作不是现代史学研究的目 的。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中，傅斯年写道：  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9当然，在  九一八事变  之后，傅斯年的态度也有所改变，认识到通史的教育对振兴民族自信的重要，因此提议在北大开设  中国通史  课，并鼓励张荫麟、吴唅写作通史。对此顾颉刚在本书中有较高的评价，特别提到该书  集合数人的力量，写一通俗的通史  。但他并不因此而贬低钱穆的《国史大纲》。如果我们再考虑到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曾对所谓  科学派  的治史，有严厉的批评，那么我们就更能体会顾颉刚之宽容与大量了。

　　顾颉刚不但对当时人看来  守旧  的学者有一种包容的态度，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家如郭沫若、陶希圣（以当时情形来看）等人，也充分评价他们著作的学术价值，认为他们是  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  。其实，顾颉刚虽然自己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长处，则一目了然。他在本书的《引论》中已经提到：自唯物主义史观输入中国以后，  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论，体现了顾颉刚作为一个杰出史家的眼光与睿智。可惜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为中国的史学研究提供了这样一个方向性的转 折，但后来的发展，却也走了不少弯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到了1980年代以后，才有了明显的进展，逐渐演变成为当代史学的主流。

　　3．名家名作．风格鲜明

　　走笔至此，我们已经将顾颉刚的为人与治学，结合本书的内容特色，做了一个大致上的论述。《孟子》有言：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的优点和贡献，我们还必须简单讨论一下该书的地位和背景以及我们现在阅读此书的意义。首先谈一下本书在中国史学 研究上的地位。中国的史学传统，以其历史悠久著名，两千年来没有间断，可谓源远流长。既然是历史研究，就必然以追求真实为其目标。中国的古代史家很早就认 识到  直笔  的重要。但是，中国史家也有借用史实来阐发政治理想、道德理念的传统。孔子的  春秋笔法  自然是一远例，更亲近的例子是司马迁的  太史公曰  ，为以后不少  正史家  所延承。换言之，史评这一传统，在中国文化中，也有长久的历史。但是，要说史学史的研究，即对史学写作这一文化事业从观念到方法等各个方面加以系统研究的 工作，则要等到与西方文化有所接触以后才正式成为一门学问。有人或许会说，中国古代也有刘知几的《史通》、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 评论史学的名作，由此可以证明史学史的研究在中国也早已存在，但在笔者看来，这些著作的出现，从中国史学传统的大背景看，只是一些偶然的事件，并不能证明 传统学者已经有意识地认识到史学史研究之独立性。

　　我们说史学史的研究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冲突的背景下才出现，也不是说史学史的研究是从西方移植到近代中国的（当然中国学者也确实参考了近代西方研究史 学的方法、观念和理论），而是说在两种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才使得（迫使？）中国学者反思、反省自身的史学传统，因而刺激、促成了史学史研究在中国的诞 生。身处二十世纪初年的梁启超和章太炎，面临西方从军事到文化的强大挑战，提倡对文化传统进行革新。在做这些文化革新的尝试时，他们自然将两种文化加以对 照，结果发现它们之间虽然有许多不同，但就史学研究而言，却也有不少相通的地方。于是梁启超写道：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  。但是，梁也注意到中西史学的不同：  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10但中国传统的史学，在推广民族主义这一方面，则欠缺一筹，因此他提倡  新史学  。与他同样对传统学问有深厚素养的章太炎，在观察了中西史学的异同之后，也提出史学革新的要点，是要提倡  通史  的写作，即突破朝代史的传统。不管他们两人的观察准确与否（就中西史学的表面上的异同来看，他们俩讲的都十分准确），他们就中西史学传统所做的比较，开启 了现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先河。换言之，西方文化之输入中国，使得中国人发现了一个文化传统上的  它者  。在这一  它者  的反衬对照之下，中国人开始注意研究自身的文化传统，而史学则成为这一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先锋。难怪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大都以史学为业，与顾颉刚同时的人 中间，以史学闻名的，俯拾即是。即使是其它学科的学者，其成就也往往在史学的研究，如哲学家冯友兰以哲学史著名、佛学专家汤用彤以佛教史成家。小说家鲁迅 之文学史研究，有口皆碑，而诗人郭沫若则在中年即慢慢转行到史学界了。相似的例子还有陈梦家、闻一多等人。就当时的情形看，似乎史学研究与学术研究可以划 上一个等号。甚至，这一风气在现代中国，仍然有典型的表现。文化名人一旦对学术研究有兴趣，往往从史学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小说家沉从文晚年的服饰史研究， 就是证明。而武侠小说家金庸，在成为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之后，便选择以中国古代史为方向招收博士生了。

　　既然史学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渠道，因此中西史学史的研究，在二十世纪以来，就慢慢为史学家所重视，逐渐演变成为独立的研究主题。1920年代在北 大任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1879-1944），就开始为学生讲授中国史学的传统，以后成《中国史学通论》一书。他还延请留学美国的何炳松（1890- 1946），为学生开设  史学方法论  ，由此而引起何炳松翻译鲁滨生(James Harvey Robinson)《新史学》(The New History)一事，而《新史学》则成为  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史学译著  （谭其骧语）。11在与中西史学传统的对照中，中国学者也发现了一些原来不为人注意的史学史人物，如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就在现代中国学界，受到广泛 注意，与章在清朝的地位，有天壤之别。胡适就出版了《章实斋年谱》一书。而何炳松不仅注意到章学诚，而且还注意到了刘知几。与何有同样兴趣的还有  学衡派  的人物张其昀。显然，由于学者们（特别是那些受到西学影响或训练的学者，其中包括那些所谓  守旧  的  学衡派  人物）开始从史学史的角度反观过去，因此而发现了中国史学的一个不同的传统。事实上，这一研究史学史的兴趣，在中国的东邻日本，由于西学的影响，也早已形 成。由于中日文化在历史上的亲近关系，日本学者研究史学史，就必然会涉及中国的史学传统。因此，日本史家也对中国史学史，进行了研究。汉学家内藤湖南就是 一位先驱。他不但有身后出版的《支那史学史》一书，而且还像胡适、何炳松一样，对章学诚的史学，颇有研究，成为现代  发现  章学诚的学者之一。现代中日学者对中国乃至东方史学传统的重视和研究，都与他们与西方史学和文化传统的接触有关，也是他们反省和革新自身的史学传统的一个 重要表现。

　　到了顾颉刚写作本书的年代，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论著已有不少。除了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和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的专著以外，有关刘知几、王夫之和 章学诚的论文已有不少。对明朝以来的史学发展，齐思和等人也开始着手研究。至于清末民初以来史学研究的变迁，钱穆在其《国史大纲》引论（此引论曾首先发 表）中，也作了派别的区分，提出了说明意见。而周予同的长篇论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2论述更是详细。有关史学方法的论著，更是不胜枚举。而才华 横溢但英年早逝的张荫麟，则对历史哲学，表示了不少兴趣。这些都说明，在本书出版的年代，史学史的研究，已经自成风气，获得了中国史学界的注意。但是，像 本书那样，以史学名家出面，评论史学界成就与不足的著作，还是不多的。即使是在此之后，也没有太多同样的例子。不久刚去世的白寿彝，当是一个杰出的例外。 而当今更多的史学史专家，似乎已经为自己的兴趣所限，而没有就历史专题做多少研究。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本书的个人特色，也即本书所体现的顾颉刚本人的人品与 性格，就更能感觉到本书的独特价值了。就拿白寿彝来说，他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来，一直为推进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但他扮演的主要角色， 以学术领头人为主，因此在他署名出版的著作中，并没有多少能真正和全面地反映他个人的学术观点和看法。此处所发的议论，主要是想凸显本书的特色，并无臧否 他人的意思。事实上，顾颉刚本人也常扮演学术领导人（顾老板）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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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南：狡兔二窟：傅斯年与鲁迅顾颉刚的冲突

http://book.sina.com.cn  2010年06月04日 15:23  新浪读书

文章 摘自《陈 寅恪与傅斯年(全新版)》
　　作者：岳 南   出版社：陕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简介：在20世纪初叶成群而来的学术大师中，有些是单打独斗，依靠本身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为后人所怀念；有的除个人辉煌的学术造 诣，还留下了制度性的遗业，在学术界维持着长远弥久影响力。前者当以陈寅恪……[连 载内容]

　　就在傅斯年欲返国而不知身归何去，心绪如焚，处于“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之际，曾致信已至清华园的陈寅恪求法问计，陈寅恪自是为之积极活 动。1926年11月16日，当清华教务长梅贻琦主动到陈宅商讨聘请中国文学教授时，陈寅恪感到机会来临了，他当即对傅斯年加以推荐。因当时没有留下陈、 梅此次谈话的详细记录，对梅的态度已不可知，但通过吴宓的日记可寻出一点线索。吴在当天的日记中云：“梅教务长来，向寅恪商请教授。校中必欲聘傅斯年等以 授中国文史，而必不肯聘柳公(南按：即吴屡荐之柳诒徵，陈寅恪的私塾老师)。不得不为本校惜，且为世局哭也。”【1】内中可见，当时的梅贻琦对傅斯年是颇 感兴趣且有可能“必欲聘”的，否则，吴宓不会满怀怨恨又无可奈何地为世局一哭。不过，无论此时梅贻琦做出何种决定，都已成为马后炮了。因为就在半个月之 前，傅斯年踏上香港岛之时，在南国中山大学的朱家骅已经捷足先登，将傅氏这只学界大鳄紧紧地收入网中了。

　　自此，清华失去了傅斯年，傅斯年失去了与陈寅恪联袂登台的机缘，他们的相会与并肩协作，以及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创造划时代的辉煌，还要等到两年之后。

　　来到中山大学的傅斯年，与朱家骅一见如故，在学术见解与治校方略上，二人一拍即合。傅视朱家骅为难得的知己，以他过人的胆识、才气与霸气，主动帮助朱 氏筹划校务，处理各类繁杂事宜。而朱也视傅为铁杆兄弟，放开手脚让傅在中大校园内由着性子，尽情地翻着跟头折腾。用朱家骅的话说，“孟真为人，磊落轩昂， 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宏辩，如骏马之奔驰，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因此，有人目他为狂，也有说他是狷。狂也好，狷也好，正是他过 人之处。”【2】很快增聘了如吴梅、丁山、罗常培、顾颉刚、杨振声、何思源、汪敬熙、商承祚、珂罗掘伦(南按：即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瑞典著名汉学家)、史禄国(南按：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俄国人类学家)等当时的学界名流与大牌“海龟”担任教授，中山大学由此声名鹊起，威望隆盛，令全国学界为之瞩目。令人扼腕叹息 的是，这样的大好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人事纷争而很快走向衰微。

　　激烈的纷争首先在鲁迅与顾颉刚、傅斯年三人之间展开。

　　傅斯年到中山大学时，鲁迅正在该校任教务主任兼中文系主任。

　　此前，鲁迅在北京经历了著名的“女师大风潮”，并与陈源(西滢)、徐志摩等现代评论派展开了一场混斗，夹在其间的胡适也被鲁迅视为敌人而遭到一番唾 骂，自此二人关系宣告破裂并逐渐恶化。直至北师大学生刘和珍等数名师生被枪杀的“三一八”惨案发生，鲁迅遭到北洋政府缉捕，不得不设法离开北京赴南方暂 避。1926年8月2日，鲁迅最后一次前往女师大领取薪水，自此告别了这座浸染着他满腔激情与血泪的学府，悄然隐去。不久，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 在女师大任教期间结识的学生加恋人许广平女士同车南下，到广州的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正是由于陈源、徐志摩以及后台老板胡适等英美派“海龟” 与之交锋对垒，鲁迅对胡适等留学西洋的所谓“洋绅士”，以及胡氏的弟子顾颉刚之类热衷于在研究室内搞考据的学院派人物，连同一些跟随胡与顾的小字号“土学 者”都没有好感。而鲁迅在厦门大学时，顾颉刚也受时任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林语堂之邀，辞别北大编辑员之职，阴差阳错地来到厦大任国学研究院研究 教授兼国文系名誉讲师。短兵相接，鲁、顾二人矛盾加深，终于演化成势不两立的仇寇。

　　1927年1月18日，鲁迅为改变环境与其他一些政治原因，受邀到中大就职，出任中文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上任后的鲁迅公开以五四运动时期的北大风气作 为标准要求中大师生。在一次教务会议上，他主张让学生有研究、活动和组织的自由，并特地举出北京大学的事例作为榜样，以让中大师生学习效仿。

　　但此时的中大不是北大，戴季陶、朱家骅等人，已经成了国民党的要人、官场上的重量级人物，自然不吃鲁迅那一套。朱家骅由最初的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他以 强硬的姿态反击道：“这里是‘党校’，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应服从党的决定。”【3】自此，鲁迅及其背后的支持者，与以朱家骅为代表的校方当局，围绕政治 是非问题或明或暗地较起劲来，直至闹得不可收拾。

　　此时的傅斯年与鲁迅虽无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但傅在北大办《新潮》时，曾得到过鲁迅的支持，并有过书信往来。当时傅以北大学生兼《新潮》主编的身份写 信于鲁，征求意见并请其指教。向来对青年人较爱护的鲁迅回信说了几句客气话，顺便提了几条小建议，内有“《新潮》里的《雪夜》、《这也是一个人》、《是爱 情还是苦痛》(起首有点小毛病)都是好的。上海的小说家梦里也没想到过。这样下去，创作很有点希望”【4】云云。傅把双方通信在《新潮》刊出，借此抬高 《新潮》的身价与威望。同年，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到了《新潮》，认为“颇强人意”，所刊文章“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作亦不弱，皆学生”。【5】正是 为了这段旧故，鲁、傅之间开始时尚能面和心不和地相互忍让与和平共处，但随着顾颉刚的到来，二人的矛盾终于引爆，炸开的裂痕再也没有弥合。

　　傅斯年来中大后，顾氏在厦门大学任教，傅念及同窗之谊，又急于招揽人才，便请顾颉刚来中大任教，其主要任务是“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并谓鲁 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6】。意在架空鲁迅，扫除障碍。尽管此时的鲁迅对中大校务已成为“一个大傀儡”(鲁迅自喻)，但毕竟还是名义上的教务主任，必 须与之打个招呼才算不失体统。按傅斯年的观点，本来打招呼已算是相当的抬举了，想不到鲁迅一听让顾颉刚来中大，顿时火冒三丈，疾言厉色地道：“鼻来，我就 走！”(南按：“鼻”即指顾，相关典故见后)此举令傅斯年深为尴尬与不快。

　　1911年，傅斯年与顾颉刚同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共住北河沿译学馆旧址工字楼，二人开始相识。这一年傅17岁，顾20岁。1916年，二人均入北大 本科，傅入国文门，顾入哲学门。次年秋，二人同住北大西斋丙字十二号宿舍。自此，“静心研究他的哲学和古史，对人非常谦恭”的顾颉刚，开始与“大气磅 礴”、“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7】的傅斯年成为好友。1917年9月，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来、年仅27岁的胡适受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学 哲学门教授，主讲西洋哲学史、英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三门课程。作为放洋七年，又是世界级哲学大师杜威高足的胡适，讲授洋学问自是得心应手，但讲授中国学问 却有些不同。按北大传统，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皆由国学深厚的年长者加名教授担任。在胡适登台之前，此门课程由号称“两足书柜”的陈汉章主讲。据说陈氏在台 上引经据典，夸夸其谈，天上地下，云山雾罩地大谈伏羲、黄帝、神农、尧、舜、禹等史影里的人物与故事，两年下来，才讲到商朝的“洪范”。胡适接课后，不管 以前的课业，重新编写讲义，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远古历史和古代哲学家的遗著。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采用“截断众流”的方法，摒弃远 古“一半神话，一半正史”的记载，在开篇“中国哲学的结胎时代”一章中，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材料，抛开三皇五帝、夏、商，直接从西周行将覆灭的最后一 个阶段，也就是周宣王之后讲起。如此一改，原来号称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史迹，拦腰被截去了一半，令听讲者大为惊骇，正如时在哲学门就读的顾颉刚所说： “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8】遭受了重大打击却仍自视甚高的学生们并没有 就此服膺或向胡适屈就，他们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胡说”，于是有几个激烈分子开始鼓动闹事，琢磨如何把这位“胡说”的年轻教授赶出北大校园，让其回安徽老 家找他的那个小脚太太江冬秀去。顾颉刚有些与众不同，“觉得他讲的虽是哲学，不啻讲的史学，更不啻讲的是治史学的方法。他用实验主义的态度讲学问，处处是 出我意外，入我意中”——这个话是顾颉刚在几年之后说的，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恐怕他还不知所谓的“实验主义”为何物，只是后来胡适暴得大名，评论家们开始 评头论足并与胡的洋老师对号入座之时，顾才晓得大洋彼岸有个叫杜威的哲学大师弄了一套号称“实验主义”的学说，于是也跟着谈起了所谓的实验主义。不过，顾 颉刚当时对胡适的学说与做法感到新鲜，对其处境产生了同情之心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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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兔二窟：傅斯年与鲁迅顾颉刚的冲突(2)
http://book.sina.com.cn  2010年06月04日 15:23  新浪读书

　　正当学生中间的激烈分子即将集众闹事，向胡适反攻倒算的关键时刻，满怀同情又焦急不安的顾颉刚，猛地想起了在学生中颇有领袖威望的同舍好友傅斯年，希 望他能出面拉胡老师一把。于是在大体讲述了胡适讲课风格后，力劝傅氏前往听课，以挽狂澜于既倒。傅斯年开始以自己不是哲学系学生推脱，但顾颉刚却咬住不 放，并说道：“你虽不是哲学系学生，又何妨去听一听呢？”傅终于接受了顾的建议，专门听了胡适的几堂课。因是有备而来，傅在课堂上曾几次以请教为名向胡发 难，胡一一作答，傅斯年则步步紧逼，最后逼得胡适额头上的汗珠都滴了下来。绝顶聪明的胡适知道自己遇到了行内高手，于是咬紧牙关，拼全力挺住，始终以他那 特有的微笑予以应对。胡适毕竟不是等闲之辈，面对傅斯年与一班不怀好意者的围攻，一路过关斩将，突出重围，总算是渡过了难关。

　　年轻的胡适在北大讲坛上站稳了脚跟并长嘘一口气的同时，对台下这批学生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认为这批学生尽管“年轻但是却相当成熟，而对传统学术 又颇有训练”，有“几个学生的学问比我强”，其中就包括“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等人”。【9】几十年后，胡适在自传中谈到了这场关乎他人生命运的考验， 并再次深情地回忆说：“那时北大中国哲学系的学生都感觉一个新的留学生叫做胡适之的，居然大胆地想纹断中国的哲学史；因为原来讲哲学史的先生们，讲了两年 才讲到商朝，而胡适之一来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断，从西周晚年东周说起。这一班学生们都说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讲授呢？那时候，孟真在学校中已经是 一个力量。那些学生们就请他去听听我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他听了几天以后，就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 不能闹。’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10】

　　傅斯年不仅做了胡适的保护人，自此之后，同顾颉刚一样，对胡氏的治学路数与学术思想由认可渐渐变为倾慕佩服。未过一年，傅不惜背叛要传他衣钵的指导老 师黄侃，毅然决然地转向了胡适，投入到新文化阵营中来，与胡适等人一起与黄侃等传统派展开了决战。如顾颉刚所说：“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 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11】

　　北大毕业后，傅斯年留学欧洲，顾颉刚则留在北大一边从胡适治学，一边在沈兼士把持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任编辑员，同时开始了古史辨伪工作。这项工作很快 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功，傅斯年在来信中，有顾氏在古史研究领域“称王了”的赞誉。【12】几年后，由柏林归国并在中山大学得势的傅斯年，念及旧情，想拉同 窗好友顾颉刚加入到自己的圈子，本属人之常情，想不到中间猛地杀出了一个程咬金式的重量级人物——鲁迅，横在二人的面前，使其进退不得，大感为难。 【13】

　　五四运动之后，胡适因提倡白话文暴得大名，为北大浙江派所深忌。而顾颉刚又唯胡适马首是瞻，且甘愿鞍前马后地为之辅佐，为胡适考证《红楼梦》觅得许多 文字资料，助长其气焰，自此引起了鲁迅的不快。当然，若事情仅限于此，仍不能成为恨之入骨的仇寇。鲁迅之所以对顾颉刚表现出极度强烈的憎恶，除了其跟随胡 适等“洋绅士”鞍前马后地效劳外，还有一个致命的情结就是著名的“盐谷一案”。当鲁迅、胡适、顾颉刚等人皆在北京时，有人揭露说鲁迅著的《中国小说史略》 是“窃取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顾颉刚亦持此观点，并与北大西语系教授陈源谈及此事。原本就与浙江派对立，对鲁迅不感冒的陈氏一听，立 感奇货可居，正是攻击鲁迅的炮弹，于是迅速写就揭发信一封，由同一阵营的徐志摩编辑发表于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按学术界的规矩，若某人被公 开指责“抄袭”或“剽窃”别人的学术成果，可谓奇耻大辱，比夜进民宅抢劫盗窃还要令人不屑与愤慨。假若事实成真，此人立马斯文扫地，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 鼠，事业前途皆无希望。(南按：21世纪初，北大王铭铭“剽窃”事件即其一显例)因而，疑心甚重又疾恶如仇的鲁迅看到陈源的公开信后，反应异常激烈，立即 写了《不是信》的长文予以反驳。【14】围绕这一“疑案”，鲁、陈之间再度展开了一场论战。就在这场论战中，鲁迅对陈源、徐志摩，还有躲在背后撑腰的胡适 (南按：鲁迅这样认为)怀恨在心，同时与他认为的“阴谋家”顾颉刚也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因顾颉刚的鼻头微红，鲁迅在书信中便以“鼻”相代称，内含讽谑蔑 视之意。面对鲁迅的态度，作为同样尊胡适为导师并深受胡适喜爱的傅斯年，此时对鲁迅也早已今非昔比了。就在傅斯年准备由柏林归国时，在与罗家伦的通信中， 谈到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主编的《现代评论》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通伯与两个周实有共同处。盖尖酸刻薄四字，通伯得其尖薄(轻薄尖利)，大周二周 得其酸刻，二人之酸可无待言。启明亦刻，二人皆山中千家村之学究(吴学究之义)，非你们damned绍兴人莫办也。仆虽不才，尚是中原人物，于此辈俣侬， 实甚不敬之。他们有些才是不消说的。”【15】信中的大周指鲁迅，二周与启明皆指周作人，傅斯年明确表示了自己不再敬佩周氏兄弟并有些鄙视的意味。这个与 《新潮》时代大不同的转变说明，鲁迅在他的眼中已不再是五四时期的鲁迅了。

　　因而，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傅斯年火气大发，索性将鲁迅晾在一边。同时傅斯年说服朱家骅和顾孟余并得到支持，于1927年3月不顾鲁迅的强烈反对，硬 是把顾颉刚请进了中山大学校园。鲁迅一看这情形，顿觉失了面子，同时深感自己在中山大学真的是大势已去，于是立即向校方提出辞职并移居白云楼以示要挟。傅 斯年一看鲁迅果真以大腕的姿态摆起谱来，甚为恼怒，心想人人言说江南多才子，但不要忘记天下所有的才子都是孔家老二的徒子徒孙，自己不但“尚是中原人 物”，还是齐鲁人氏，当是正宗的圣人之后。面对江南才子或曰“绍兴师爷”如此撒娇施横，身为圣人之后的梁山好汉又何惧哉？于是，傅斯年也“以其人之道”当 场向朱家骅提出撂挑子甩手走人，中大的事从此不再过问。顾颉刚面对这般险恶的局势，自然不能不有所表示，同样宣布辞职走人，不再于这堆烂泥里插杠子搅和。 校方见事情纷乱，左右为难，索性来个和稀泥的办法，让学生开会自行选择，哪一位该走该留，全由学生决断。想不到学生们开会后认为三人均是不可多得的重量级 学界大腕儿，一个都不能少。眼见和稀泥的策略落空，主持校务的朱家骅只好硬着头皮出面调停并表示“挽留”，同时想出调和的办法，委派顾颉刚到江浙一带为学 校图书馆购置图书以示让步。鲁迅仍然火气十足，不依不饶，声言鲁、顾决不两立，非此即彼，无半点调和的余地。在写给友人的信中，鲁迅愤愤地道：“我到此只 三月，竟做了一个大傀儡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的人，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现在 他们还在挽留我，当然无效，我是不走回头路的。”【16】

　　双方经过一番混战，鲁迅去意已决，于1927年4月21日辞职离校，携恋人许广平赴上海开始了公开同居生活。

　　鲁迅满含悲愤地走了，顾颉刚最终留了下来。

　　1927年10月，顾氏结束了出外购书的工作重返中山大学，出任历史系教授、主任，兼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主持整理他新近购回的12万册图书，一时大 有虎啸山林，龙潜深渊之感。顾氏“念鲁迅攻击我时他们帮助我的好意”【17】，与朱家骅、傅斯年配合默契，一面教学一面继续做自己的研究，同时开辟了民俗 学研究等新领域。不久，傅斯年与顾颉刚在中山大学共同创建语言历史研究所，出版研究所《周刊》，购置图书资料，招收研究生，确定了研究宗旨。按傅斯年的说 法，现代的历史学、语言学与传统的学术有根本的区别，如果使用新方法，研究新材料，就可以把语言历史学建设得如同生物学、地质学一样，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在此前的5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隶属于中华民国大学院。其时蔡元培已从欧洲考察归国，正式辞去北大校长职(蒋梦麟继 任)，出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在蔡氏和中央研究院筹备处总干事杨杏佛的筹划下，聘请了筹备委员30余人，傅斯年、顾颉刚均在其内。但这时的中央研究院只 设了与国计民生有直接、紧迫关系的理化实业、社会科学、地质、观象等四个研究所。聘请的筹备委员有胡适(社科)、李济(地质)、傅斯年(心理学)等，当时 既无历史学、语言学或考古学的研究所，更无“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立项打算。但霸气十足，“目空天下士”的傅斯年经过一番权衡认为，既然是中央研究院，就应 该有文史方面的学科加入，否则将有失偏颇，于是开始召集“一部分热心文史学的先进”，以“历史语言研究的特别重要，现代的历史学与语言学科是科学”等说 词，凭着北大时代与蔡元培校长结下的良好关系，对蔡氏与杨杏佛等几位决策人物展开游说攻势，【18】声称可“借用在广州语言历史研究所已成就及将建设者， 以成中央研究院之语言历史研究所”云云。【19】傅斯年毕竟是傅斯年，以他特殊的魅力和超人的智能加霸气，终于迫使蔡元培与杨杏佛就范，“无中生有” 【20】地又繁衍出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所。正如傅自己所言：“这一努力显然是很快地成功了。”【21】

　　1928年3月底，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会一致通过，“因历史语言研究之重要，决设历史语言研究所于广州，委任傅斯年与顾颉刚、杨振声为常务筹备委员” 【22】，以傅斯年为掌门人。如此顺利地取得成功，令神通广大的胡适都感到有些意外，因而戏称傅氏“狡兔二窟”。【23】

　　1928年4月，国民政府决定改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为国立中央研究院，成一独立研究机关，任命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院长，杨杏佛任总干事。下设各 研究所及首任所长如下：地质所李四光，天文所高鲁，气象所竺可桢，物理所丁燮林(后改为丁西林)，化学所王进，工程所周仁，社会科学所杨端六。

　　1928年10月14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所址设在广州东山柏园。与此同时，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应聘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 所长，从此迎来了“开辟史学新天地”的伟大时代。

　　也就在这个时候，傅斯年与顾颉刚的缘分已尽，二人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与冲突。

(编 辑：琪琪)

文 章摘自 《陈寅恪与傅斯年(全新版)》 作者：岳 南   出版社：陕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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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顾颉刚 未尽的才情

　　按　当年胡适日记出版，余英时为作长序《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成为胡适研究的经典。今天看到余先生又为顾颉刚日记作序，文汇报刊出 部分，全文将由联经出版，值得期待。

顾颉刚:未尽的才情 ——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
引言

《顾颉刚日记》始于1913年，终于1980年，全书约六百万字，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原始史料。从1921年到1967年止，《日记》基本上是连续的， 尤足珍贵。就我所读到的近代学人日记而言，只有《胡适日记全集》与《吴宓日记》正续两编份量略与之相埒。我曾撰《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 作为《胡适日记全集》的序言，藉日记的材料，解答他一生各阶段的若干疑点。现在为《顾颉刚日记》写序，我的重点稍有不同。反复思考之后，我决定通过日记来 窥测他的内心世界。
顾颉刚以倡导“古史辨”运动知名于世，他一生最重要的研究成绩也集中在古代，上起夏、商、周，下至秦、汉。在我们一般印象中，他是一位典型“象牙塔”中学 者，毕生与古籍为伍。这次读《日记》，我才意外地发现：他的“事业心”竟在“求知欲”之上，而且从1930年代开始，他的生命形态也愈来愈接近一位事业取 向的社会活动家，流转于学、政、商三界。另一个更意外的发现是，与我过去的认识截然不同，他并不仅仅是一位谨厚宁静的恂恂君子。在谨厚宁静的后面，他还拥 有激荡以至浪漫的情感。他对谭慕愚女士“缠绵悱恻”的爱情，前后绵延了半个世纪以上，从1924年初识到1978年题诗日记，读来极为动人。更难得的是谭 完全当得起他的“超群轶伦之材”的评语：1926年闻一多称她为“Chinese Jeanne d’Arc”（“中国的圣女贞德”）；1958年她已被打成“右派”，但面对巨大威势“仍强硬不服罪”。顾颉刚生命中这件大事，是我在读《日记》前完全不 知道的。
这两大意外的发现，使我感到必须深入他的内心世界，才能真正懂得他的志业、为学与为人。不用说，1949年以后他走进了一个到处是荆棘的世界，精神上一直 挣扎在极度痛苦之中，始终摆脱不掉“被征服者”的屈辱感。这些内心的活动也必须通过对日记作字里行间的细密解读才能呈现出来。
这篇序言共分五节：第一节论他的事业心及其与傅斯年的关系，这是他的主要志业与中心关怀。第二节论他与胡适的关系，这是他的学术生命的始点。“古史辨”运 动导源于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展示的史学革命新典范，但是他又有超越胡适典范的学问境界，以王国维之精新兼备为最后归宿。其中种种错综复杂的互动是值得探索一番 的。第三节论顾颉刚与国民党的关系，旨在说明他为了种种事业之故，不得不向政界寻求支持的苦心。在同一节中，他在抗战胜利前后的政治立场和政治理念也通过 日记而予以澄清。第四节凸显他1949至1980年的独特生活境遇。这一时期中国大陆上的知识人本都是“同命鸟”，但大同之中仍有小异，每一个人的具体遭 遇还是个别的。大同的部分本节概不涉及，只有他个人“小异”的部分才值得探究。最后一节专论他和谭慕愚的一段情缘，贯穿了全部日记，上起1924年，下迄 1979年。由于两人交往散布在数十年之中，非聚拢在一处，便不能见其全貌。现代传记未有不重视传主的情感生活者。这不是发人隐私，而是因为非在这一方面 有所深入，便不能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如实地呈现出来。
以上五节大致概括了顾颉刚一生活动的主要范畴。但这篇序言并非传记，不过把《日记》中最主要的传记材料提炼组织起来，供未来传记作者的参考而已。
 
事业心更在求知欲之上
通读《顾颉刚日记》，我第一次认识到顾先生平生志业的另一面。让我先引一段他自己的话：
许多人都称我为纯粹学者，而不知我事业心之强烈更在求知欲之上。我一切所作所为，他人所毁所誉，必用事业心说明之，乃可以见其真相。（1942年5月31 日条末）
如果不是读到这一段话，我也和许多人一样，把他看作一个“纯粹学者”。这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思考，想了解他为什么不甘心仅仅以“纯粹学者”为满足？思考的结 果，我认为以下三层背景是最值得指出的：第一、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从传统的士大夫向现代知识人过渡。尽管这一过渡并不彻底，但至少在显意识 的层面，他希望把学术研究
所取得的新知识推广到全社会，发挥一种启蒙的作用。所以1929年3月13日在浙江大学餐后演讲，他的题目是“怎样唤起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很显然的，他 认为第一次新文化运动
并未能深入民间。第二，民族危机，特别是日本侵略，为他的文化事业提供了极重要的发展契机。最明显的例子是通俗读物编刊社（1933）和《禹贡》半月刊 （1934）都是“九一八”（1931）以后创立的。通俗社是在燕京大学教职员、学生抗日会征求民众读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来才由顾先生接手经营。 《禹贡》的“发刊词”说：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受够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 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 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第三层背景则是个人的，即他与傅斯年在学术上的分歧和争衡。这 一问题相当复杂，留待本节下半段作较深入的分析，这里暂且不说。
但是我必须郑重指出，他的事业心的根基仍在学术，不过他一方面认定学术不能限于少数人的专门绝业，只有普及到广大的社会以后才算是尽了它的功能；另一方 面，他则坚持普及化的知识必须以最严肃的学术研究为其源头活水。这正是他为什么要将 “国故整理”列为他的“事业”的第一项，接着才是“民众教育”和“边疆开发”。所以他的事业都是从学术领域中延伸出来的文化事业。他并没有任何政治野心， 也未尝企图发展政治或社会势力。不过由于文化事业的缘故，他培养了不少学术界的后起之秀，因此在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他的追随者也愈来愈多。
他的事业心在抗日战争期间表现得更为炽热。从1939年在成都创办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1年到重庆主持边疆语文编译会和主编《文史杂志》，到 1943 年与商人合办大中国图书公司，虽都是与人合作，但无一不与他自己的学术文化事业息息相关。1943年4月30日的日记说：予入世二十余年，虽因名招敌，事 业着着失败，而声誉日起，朋侣日多，已立于领导之地位。思致此地位不易，有此地位而不为国家作事，未免可惜。然学界争名太甚，予虽不与人争，而人则必不肯 放过我，政界中又争权太亟，混饭则可，尽心竭力以从事于一业则为人所不许。迩来摆脱中央大学及组织部职务，复我自由之身，而各书肆多见拉拢。抗战以来，得 书不易，偶有新着便得倾销，予有此人望，有此同人，正可抓住机会，在出版事业上贡献心力，作有计划、有系统之进行，而招致同人分工合作，使中国史学得上轨 道。
在详列种种以史学为中心的学术计划之后，他很感慨地说：
予年已五十矣，倘能好好工作二十年，此计划必可实现，予亦可以无愧此生矣。兹唯一希望者，即资本家能与予合作也。
在这一段话中，他的事业抱负呈露得十分清楚。为了事业，他辗转奋斗于学界、政界和商界之中。
他的事业心之所以在1940年代变得特别强烈，除了一般的背景外，还有另一层原因，由他的朋友贺昌群向他指点了出来：
卅二（一九四三）、八、十三，与昌群谈话。渠谓予古史工作已告一段落，盖前此为运动时期，予尽瘁于此，业已取得公众之承认。现在运动时期已过，予可以卸此 责任，此后则
为他人专精之研究矣。一个人在学问上只能做一桩事，予在学术界有此一事可谓尽职。至于此后岁月，渠以为宜致力于事业，盖予有气魄，能作领导也。惟予之弊在 于开端时规模太大，以致根柢不能充实。此后当结集一干部，逐渐扩张，而予仅任指导工作，一切活动由他人为之，庶乎可久可大。渠意为予所赞同，爰记于此，以 供他年之省察。
他既完全认可了贺的分析，上引之语即可看作是他的自我评价。两个月后他又加上了一段跋语：
卅二、十、十二，与(陶)希圣谈，彼谓每人均有一开花之时期，此时精神充沛，发表力特强，一过此期则思想及发表力均渐即于干涸。此话不错，我在民国十年至 廿五年一段时间，即我之开花期，今则华已谢，惟望能结果而已。（见1943年8月31日条末）
可见他在1943年即认定自己在古史方面已尽了开创性的功能，以后主要是领导继起者作精深的专题研究了。这个领导地位的信心是有根据的。这一年的3月教育 部召开中国史学会，理事选举，他“得票最多，频作主席”，使他感到自己确已成为史学界的领袖人物（1943年3月31日条）。
顾先生在史学界之所以有此众望所归的成就，是和他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进分不开的。从1927年4月任教广州中山大学开始，他的身边便常常围绕着一群青年人； 1929到1937年他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执教，由于社会事业愈来愈多，依附的人更是极一时之盛。1938年8月5日他在南京回顾这八年的情况，说：余 以爱才，为青年所附集，能成事在此，而败事亦在此。盖大多数之青年为衣食计，就余谋出路，使余不得不与各方交接，旁人不知，以为我有意造自己势力，于是 “顾老板”、“顾大师”之绰号纷然起矣。又有一般青年，自己有所图谋，无如未得社会之信仰，力不足以号召，谋推戴余，为彼等之傀儡，成则彼得其利，败则我 受其祸，于是“顾颉刚左倾”，“顾颉刚为共党包围”之传说宣扬于道路间矣。（见《日记》1937年7月31日条末；参阅1948年11月30日条末）
他“爱才”是绝对真实的，早已有口皆碑。更难得的是他对追随他的青年居然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但是他虽然无意“造势力”，却因事业之故，不能不培养一批得力 的助手。前引 1943年4月30日所记关于“招致同人分工合作”以及贺昌群所说“结集干部”云云，即指“附集”他的青年而言。早在1934年，他的学生牟润孙便已在背 后骂他“野心太大，想做学阀，是一政客”。他听到这种评语后，感慨地说：噫！看我太浅者谓我是书呆，看我过深者谓我是政客。
某盖处于材不材之间，似是而非也。（《日记》1934年4月26日条）
他引庄子语自解，其实即是承认他的“事业心”不在作“纯粹学者”之下。1943年重庆中央大学的胡焕庸也说他是“学阀”，他的反应是：
甚望胡君所言不虚，使我真能成学术界之重镇也。（《日记》1943年4月26日条）
通常“学阀”两字含有在学术界争“霸权”且排斥异己的意思。顾先生并没有这种倾向。他心中的“学阀”，换一种语言来表达，是在学术界能号召“群众”并拥有 “群众”的领袖。关于这一问题，他晚年有一段自我检讨，解释得比较透澈：我自以为爱惜人才……。几十年来，我所往来的及友好的人，都是满脑子的反动思想， 我自己本已反动，加上这班朋友，日夕熏染，就更反动了。我在这一群里，就成一个头子，我常常觉得手下有一群人，可以利用他们来帮助我成就事业，或读书治学 做我的接班人。
所以我到处有徒党，虽没有组织，但可以号召。（《日记》1969年12月31日条末。）
撇开“反动”之类的字眼不说，他希望号召友生，在史学领域中独树一帜的心理，在这里已和盘托出了。他对“学阀”的称号并不十分反感。但严格地说，他所追求 的不是权力（power）显赫的 “学阀”，而是具有广泛影响力（influence）的“学术界之重镇”。大体言之，从抗战开始，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他的事业心渐渐超过了古史研究的专 业心。1941年8月初到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进修的严耕望便注意到：“顾先生……喜欢兴办学术事业，客人也多，一天忙到晚。”这是最可信的旁证，清楚地点 出了这一重大转变的时刻。
 
傅斯年的影响笼罩一生
顾先生独树一帜的强烈愿望与傅斯年(孟真)最直接相关。从《日记》上看，我们可以说：傅的影响笼罩了他的一生，一直到晚年都挥之不去。他和傅从北京大学预 科起，便是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后来又同时成为胡适门下的两大弟子。但不幸1927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共事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破裂了，而且从此转变至 敌对的地位；顾先生的独树一帜主要便是与傅互争雄长。1944年4月18日他在《日记》中说：“孟真真是我的政敌”。其实“政敌”一词不妥，应该说是“学 敌”，因为他们的冲突根本是在学术界，与政治不相干。
《日记》1928年4月29日条记：与元胎（按：容肇祖）到孟真处，论研究所事，与孟真口角。
予之性情有极矛盾者，极怕办事，而又极肯办事。孟真不愿我不办事，又不愿我太管事，故意见遂相左，今晚遂至破口大骂。赖金甫（按：杨振）、元胎解劝而止。
这是顾、傅公开破裂的一天，上距顾先生来广州整整一年了。这一年之中，两人的分歧大概愈来愈深，至此终于爆发了出来。但是更值得重视的是他在1973年7 月所写的“记本月二十九日晚事”，文长七百字。前半段三百字叙两人早年交情，略去不引，下面是关于破裂的解说：
一九二七年，予自北大至厦大，而彼归国后往至广州，入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长。以其纵横捭阖之才，韩潮苏海之口，有所凭借，遽成一校领袖，虽鲁迅不能胜也。 予既与同事，甚愿其重办《新潮》，为青年引导，而彼曾不措意。自蔡元培先生任中央研究院长，以傅与我及杨振声三人，筹备“历史语言研究所”，我三人即在粤 商量筹办事宜。杨好文学，对此不加可否，而我与孟真胸中皆有一幅蓝图在。傅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故其旨在提高。我意不同，以为欲与 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所可为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积迭无数数据而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借，以一日抵十日之用，故首须注意普及。普及 者，非将学术浅化也，乃以作提高之基础也。此意本极显明，而孟真乃以家长作风凌我，复疑我欲培养一班青年以夺其所长之权。予性本倔强，不能受其压服，于是 遂与彼破口，十五年之交谊臻于破灭。予因函蔡先生，乞聘我为通信研究员，从此不预史语所事。然自此孟真之政治欲日益发展，玩弄所识之贵官达人，操纵各文化 机关事，知之者皆以“曹大丞相”称之，谓其善挟天子以令诸侯也。蒋政权退出大陆
，渠亦以战犯名逃台湾，越年而死。思至此，殊自幸我之不就范于彼也。
此文将他们两人在学术上的分歧归结为“提高”与“普及”之异，大致是可信的。傅先生延揽青年研究人才一向采取所谓“拔尖主义”，而顾先生则太丘道广，几乎 来者不拒，可为明证。但他们之所以不能共事，分析到最后，还是由于两人都有领导学术的构想和抱负，而且持之甚坚。关于这一点，顾先生在1929年8月20 日致胡适的长信中，说得很清楚：我和孟真，本是好友，但我们俩实在不能在同一机关作事，为的是我们俩的性质太相同了：（1）自信力太强，各人有各人的主张 而又不肯放弃；（2）急躁到极度，不能容忍。又有不同的性质亦是相拂戾的，是我办事太欢喜有轨道，什么事都欢喜画了表格来办；而孟真则言不必信，行不必 果，太无轨道。又我的责功之心甚强，要使办事的人都有一艺之长，都能够一天一天的加功下去而成就一件事业。孟真则但责人服从，爱才之心没有使令之心强，所 以在用人方面，两人的意见便时相抵触。
今年春间，燕京大学来书见聘，谓在美国已捐得大批基金，开办中国学院，邀我去作研究。我觉得这是很合我宿志的，我一定要把所有的时间供我从容的研究，才可 使我心安理得地过生活，所以便答应了。告给孟真，孟真大反对，骂我忘恩负义。我说，“只要你供给我同样的境遇，我是可以不去的。”恰好那时中央研究院写聘 书来，我就受了，把燕京辞了。但是孟真对于我的裂痕已无法弥缝，差不多看我似叛党似的。我决不愿把身子卖给任何人。我决不能为了同党的缘故而把自己的前程 牺牲了。
这是一封向师门诉冤的信，所以把他和傅之所以凶终隙末的细节都交代出来了。引文前一段显示他们两人都具有极坚强的性格，互不相让，即所谓“一山难容二 虎”；下半段则透露傅确有意将顾收入自己的系统之内，即广州中山大学和即将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而且不许他叛离。此信在后面还引了一句话：孟真曾说： “你若脱离中大，我便到处毁坏你，使得你无处去。”
这当然是老朋友争吵中的一句情绪语言，未可认真，但傅的霸道也可由此语窥见其一斑。
傅斯年是学术界著名的“霸才”，他“以家长作风”欺凌顾先生大概是事实。1929年5月8日的《日记》说：
孟真盛气相凌，我无所求于彼，将谓可用架子压倒我耶！其为人如此，一二年中必见其败矣。书此待验。
更有趣的是1973年7月他又加了一条跋语云：
此预言并未验，孟真纵横捭阖，在旧社会中固可立于不败之地者。到全国解放，他方逃出大陆，死在台湾，此则真败耳。
可知傅确是要征服他以为己用，却未曾想到严重地损伤了老朋友的尊严，不但不肯“就范”，而且激起了独树一帜的雄心。但1930年代以后，由于傅的凭借深 厚，顾先生在事业上毕竟落在下风。1940年代他之投入国民党的文化活动，也是为了与傅争锋，最后也事与愿违。这使他一直耿耿于怀，以致到老不忘。 1973年的两篇跋文竟至一再引“战犯”、“逃台湾而死”，大有快意恩仇的滋味，这不能不使人深感“怨毒之于人甚矣哉！”1950年12月傅斯年死后，胡 适给傅夫人俞大彩的悼函中说：
颉刚也定有纪念他的文字。
胡先生虽不了解当时大陆文字刊布的情况，但对于顾先生的认识毕竟还是相当真切的。《日记》 1951年1月1日条果然写了下面一段话：闻傅孟真于半月前在台湾逝世。此人一代枭雄，极能纵横驰骤，竟未能有所成就，可惜也。孟真久病血压高，到美国疗 之，稍愈。然医言不能过十稔，安知竟不及五年乎！寿五十有五。
其词虽若有憾焉，但“可惜也”三个字毕竟流露出老同学、老朋友的真实感情。
最后，我要指出，顾、傅两先生在学术事业方面虽然竞争得很激烈，但在学术成就上仍然是彼此尊重的。让我们先看看傅对顾的推崇。1962年4月9日顾和老朋 友辛树帜在北京中山
公园有一段很长的谈话，主要是讨论顾和傅的关系。顾记道：
谈到以前之事，予云：“我不能受气，故傅斯年欲压迫我，我即离中央研究院而至燕大。”树帜云：“当我在德留学时，与傅常见面，彼极口称道你。故我虽未认识 你，即已心仪。其后你和孟真闹翻，我常劝孟真……他回答我的是‘颉刚使我太下不去。’”
谈话中涉及罗常培常在傅处说顾的坏话，终使两人凶终隙末，因与此处论点无关，略去不引。从辛的话中，我们显然可以看出，辛对两人“闹翻”是很引为遗憾的， 但傅在回国前对顾“极口称道”，则确是事实。辛的话完全证实了傅《与顾颉刚论古史书》那篇长文所言，句句都出自肺腑。《书》中有下面一段话，值得引述：
去年春和志希（按：罗家伦）、（姚）从吾诸位谈，他们都是研究史学的。“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恰被他把这个宝贝弄到手；你们无论再弄到什么宝贝，然而以 他所据的地位
在中央的原故，终不能不臣于他。我以不弄史学而幸免此危，究不失为‘光武之故人也’。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这事原是在别人而不在我的颉刚的 话，我或者不免生点嫉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争执的地方；但早晚也是非拜倒不可的。”
颉刚，我称赞你够了么！请你不要以我这话是朋友的感情；此间熟人读你文的，几乎都是这意见。
傅文从1924年1月写起，一直到1926年10月30日船到香港为止，可见这三年之内他对顾的《古史辨》是十分心折的。以上是早年的事，但即在两人中年 分裂之后，傅的态度依然未变。例如1940年他在昆明龙泉镇用朱笔批读《史记》，其中一条说：顾颉刚云：黄帝所至，即子长所至（见《赞》）。盖子长仍以自 己所闻之传说为断也。
可知他继续在肯定古史“层累地造成”说。1943年《日记》有一条记傅对他的忠告，尤值得注意：
晤徐蔚南，渠今年自上海来，为言《古史辨》在上海大出锋头。……然在重庆空气中，则以疑古为戒，我竟不能在此发表意见。孟真且疑我变节，谓我曰：“君在学 业上自有千秋，何必屈服！”然我何尝屈服，只是一时不说话耳。尝谓今日时代系五四时代之反动，他日必将有对今日之反动，彼时又可大张旗鼓矣。此后虽不发 表，仍当继续工作，至能发表时而揭开，深信必可以解世人之惑，释老友之疑也。（见《日记》1943年10月30日条）
所引傅语最可见他对《古史辨》的重视，唯恐顾在政治压力下自弃所守。这是“老友”发自内心的爱护之言，因此顾也似受到感动，而有这一段自我表白的文字。也 幸而有此自白，后人才知道顾先生并没有放弃早年“古史辨”的立场。当时在抗战期间，民族主义的激情高涨，而国民党又一向在文化上取保守立场，要把孙中山继 承尧、舜以下的“道统”，顾先生便只好隐忍不言了。严格言之，“古史辨”的中心论旨其实即是以最严格的方法审查史料构成的时代，这是史学的始点并且独立于 任何史观之外。兰克（Leopold van Ranke,1795-1886）说：在我们把一种作品加以历史的使用之前，我们有时必须研究这个作品本身，相对于文本中的真实而言，到底有几分可靠性。
傅斯年服膺兰克的史学，自然对顾先生“古史辨”的成就十分珍惜。理由很简单：“作品”经过研究而发现是“不可靠”的，它当然便不能加以“历史的使用”，而 “文本中的真实”也就根本被摧毁了。这正是“古史辨”从“辨伪”到“疑古”的基本运作程序。但抗战时期的重庆确有顾先生所说“五四时代之反动”的倾向，上 面已提到了。在当时气氛之下，“疑古”是会犯众怒的。今天大陆上一部分有势力的史学界似乎又在倡导“信古”，反对“疑古”，因此“古史辨”也少有问津者。 以今度昔，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顾、傅两位“五四”健将会发生那样强烈的反响了。无论如何，傅对顾的推重并不因私交破裂而改易，其案可定。
至于顾对傅的古史研究如何评价，则由于我所见到的资料有限，暂时不能轻下断言。傅先生最早刊布的论文如《大东小东说》（1930），其中曾引“吾友顾颉刚 先生” 之说，可能在起草时便和顾商讨过。稍后的名篇《夷夏东西说》（1933），在考古界影响很大。顾似乎认为这种过于简化的二分法未必可从，但他显然认真地读 过此文。最后我在他的《日记》中找到下面的材料：1970年4月28日记：
看《性命古训辨证》。
接着5月4日、8日都在续看此书，至11日“看《古训辨证》毕。”这是傅先生唯一的一部专著，1940年出版后很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陈垣在这一年8月14 日给长子乐素信中说：即接孟真先生撰《性命古训辨证》一部二册，内多新材料，新解释，不可不一读。
隔了两天又补一信（8月16日）曰：余阅《性命古训辨证》，深知余已落伍，未知他人觉得如何耳。
顾先生当时或许也曾收到过赠本，1951年9月7日已有看此书的记载。但1970年是在“文革”期间，他居然敢再次细读“战犯”的旧作，至少证明了他“不 以人废言”的严肃态度。
顾、傅分裂是顾先生学术生命史上一件大事。1929年以后他在学术普及的事业上投入大量的心力与此事有很大的关系；他显然是想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之外，别树一帜。
他们两人的友谊破裂虽不免令人惋惜，但分途发展的结果使中国现代史学呈现出一种多采多姿的面貌，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学术界存在着多 元互竞的空间，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顾颉刚 (1893—1980.12.25)
历史学家。
江苏吴县人。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曾任北京大学助教，中山大学、燕京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 学、诚明文学院等校教授，北平研究院研究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院士，《文史》杂志社总编辑，大中国图书局编辑所长兼总经理。建国后， 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第四、五 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是我国“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建 国后，从事古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应毛主席、周总理之请，负责校点《资治通鉴别》和《二十四史》，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著作有：《古史辨》、《汉代学术 史略》、《两汉州制考》、《郑樵传》等，与人合著《三皇考》、《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国历史地图》等。
1980年12月2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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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宇文怀远    时间: 2008-7-31 12:27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 颉刚的内心世界

余英时著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3月第一版

　　《顾颉刚日记》顾颉刚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5月第一版

　　余英时先生近年作文，有磅礴淋漓、下笔不能自休之势，因为出版《朱子文集》、《胡适日记全编》、《顾颉刚日记》作序，而成长篇大著《朱熹的历史世 界》、《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以及《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令人叹为观止。1920年代，梁启超的名作《清代学术 概论》一书，本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序言，写成后“篇幅几与原书埒”，梁氏曾感叹“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不无“舍我其谁”自得之意，今余氏诸 书出，任公视之固已瞠乎其后矣。

　　《顾颉刚日记》始于1913年，终于1980年，全书约六百万字，为现代学人日记中，篇幅最为巨大的几种之一。从二十岁起，日记记录了顾先生 （1893－1980）一生的理智与情感历程，余氏以“未尽的才情”为题，揭示出这位现代学术史上的关键人物，八十年人生的一个“关键词”，读者掩卷遐 思，回味无尽。余氏特别强调，书中“才”与“情”皆分有所指，而不是一个集合的名词，“才”指学术与事业的专长，“情”则就顾先生与谭慕愚女士的情缘而 言。关于顾先生的传记中，前此似未见有提及他这一部分情感生活的，余氏以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叙述顾、谭之间缠绵五十多年的爱情故事，尤称发覆之作。余氏 特别强调，此举并非揭发隐私，用意在于提示终日出入于故纸堆中，又复谨言慎行的顾先生，同时亦有浪漫情痴的一面，以此呈现出一位伟大学者生命的多项内涵。 顾先生大约在六十岁时曾自述道：“一个年轻人谁不善于钟情，一个所爱的人肯来昵就谁不愿意接纳，但我则以早婚的原因，不愿对妻子做薄佞郎，也不愿对于所爱 者做轻薄儿，便假作痴聋把对方挡住在友谊的界线上，这在我的感情方面是多么痛苦，对方又必然以我为不近人情而恨我……”（《我的性格分析和评价》，见刘俐 娜编《顾颉刚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现在可以明白所谓云何。

　　顾、谭初逢于1924年4月13日，五十年后，八十五岁高龄的顾先生，在这一天日记之末，题诗并跋，诗中有“五十年中千斛泪”之句，跋云“……因题诗 于上，以志一生之痛。”参照顾先生日记的记述，“千斛泪”之说殆非虚语，一段持续五十余年而终无结果的爱情，“一生之痛”四字也名副其实。

　　余氏自承撰写此篇，“遗憾的是，我所能看到的都是顾在《日记》中所提供的片面记载，对于谭的一方面，我几乎毫无所知；后来虽找到了一两条《日记》以外 的资料，但都是关于谭在北大读书时期的政治活动。至于谭对顾的感情究竟是怎样回应的？她的内心又是如何感受的？我仍然是茫无所知。”（第106页）

　　谭慕愚原名湘凤（现代中国史上另有两位女性名谭湘凤，一为语言学者，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一为工业学者），后改名惕吾，字健常，湖南茶陵人。1902 年生，早年就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作为女师“乐群会”代表，参加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为湖南学生运动的风云人物。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 科，1926年毕业于北大法学院，期间参与“五卅”、“三一八”反帝运动，为领袖型干将。1927年当选中国青年党中央委员，1928年留学日本东京高等 女子师范学校，1930年代任职于国民政府内政部，并任中国妇女文化促进会、女子学术研究会常务理事，1940年代为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民盟南京组织负 责人、民盟中央代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妇联副主席、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等职，1997年于北京去世。

　　谭在北大曾发起组织国史研究会，为该会核心人物（见1925年《北京大学日刊》第一八一八、一八二五号）；她通晓英文，译有美国学者 R.L.Buell著《欧洲战后十年史》（1930年，署名谭健常）；1933年出塞调查边政，著《内蒙之今昔》（1934年）、《新疆之交通》 （1936年）等书，前者为蒙古学名作，后者亦获佳评，且有日译本。1937年代表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会，慰劳绥远前线将士，考察抗日战地情况，归著《从国 防前线归来》一书。对这样一位“慷慨激昂”（浦熙修语）、有“滔滔不绝雄辩的天才”（谭在中学时国文老师即有“舌底莲花”的评语），“坚如钢、清如水” （韩省之语），以“任事之勇，著述之勤”（《内蒙之今昔》黄绍竑序语）著称，兼具豪气、才致与柔情的奇女子，无怪乎顾先生会为之痴情一生。值得一提的是， 谭1945年于重庆安葬其父时，曾手缝一绣花枕头入殓，可见其气质中温柔的一面（参看周顺之《谭惕吾大姐来北碚寻找父墓的经过》，《北碚文史资料》第八 辑）。

　　1947年7月，谭是立法院仅有的两位女立法委员之一，媒体曾作过专门的报道。透过六十年前记者的笔触，我们似乎还能依稀想见这位“湖南女性的典型” 的风致：“她有一双炯炯有神而又秀丽的眼睛和一只高高的稍有点尖的鼻子。就是这双有神的眼和高而稍尖的鼻子充分表露出她的智慧，坚毅，明快，热情。……在 生活中，她却富有一种稍带古意的幽娴情调，她爱文学，特别是旧诗旧词。她爱古玩，在她书房中，有一架古香古色的盘龙椅，有一座古画上常见的砚盘，还有不少 古盘，古碗。如果你只看看她书房的陈设，你是很难想象她是这么一名在争独立，争和平，争民主的营垒中的女英雄！”（慧年：《介绍立委谭惕吾女士》，《现代 妇女》，第九卷第五期，1947年8月）

　　1957年的反右运动，谭以“批评意见最大胆、最尖锐也最具理论系统”（陈哲夫等著《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评语），成为“右派急先锋”。作为民革北京 市委常委兼组织处处长兼国务院参事，谭以“老老实实，诚诚恳恳，不能有任何虚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在民革中央举行帮助中共整风的历次座谈会上 “慷慨陈词”。6月5日，谭的发言《党不应该另搞一套机构》，提出党领导国家的方式、党的政策应如何体现、党遵守宪法和国家制度、党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等 四点建议，随后被指为“反党的具体纲领”，受到严厉批判。7月15日，谭被迫在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承认“犯了严重错误”，发言稿两天后在《人民日报》发 表，题为《我为什么犯了严重的错误》，并由《新华半月刊》、《北京日报》转载。然而谭的检讨并未过关，全国人大、北京市人大、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中国政法 学会、民革中央与北京市委及市代表大会对她的揭发、批判，综计有十余次之多，至于小会批判和个别谈话，更是不计其数，“铁案如山，她还不低头认罪”，批判 者也不禁感叹：“谭惕吾是最顽固的大右派分子……谭惕吾太猖狂了！”民革中央整风办公室1958年编成的《揭露批判右派分子谭惕吾反动言行大会发言汇 辑》，篇幅达一百三十六页。谭固执的个性，在运动中展现无遗，这位被称为“预备带着花岗岩脑子进坟墓的人”，在交代时竟然提出“是否可以在罪行认识中写一 些她不同意的事情”！（见冯亦代著《悔余日录》）迭经岁月的刻蚀与政治风暴的洗礼，谭这时已然成为“老妈妈”，但在女学生崇拜者眼中，她仍然是“美丽的、 独身的、慈祥的”。

　　就在谭受到各方面“斗志昂扬的痛斥”之际，1957年8月，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写信说道：“正如谭惕吾，给我印象即不好，一看就像个只想兴风作浪的小 政客，又没有什么知识本领，我还奇怪怎么这些人都是人民代表？”（见沈虎雏编选《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实则谭的真实人格并不如此。沈先生的恶 感的产生，一方面可能是谭张扬的个性所致，同时似还与沈先生在当时政治环境下的思想状态有关。

　　另外，谭虽终身未婚，但与“填绝妙好词之桂系主干”黄绍竑（语出今圣叹著《新文学家回想录：儒林清话》；黄爱好填词，及对“食色性也”的不作伪饰语， 可见其《五十回忆》），在政界相知共事数十年，特别是1933年黄氏在内政部长任上宣慰内蒙，谭随行任文书之职，当时即有传闻二人关系暧昧（见雷啸岑著 《海啸楼谈荟》），及“谭是黄绍竑的情人”之说（见陆宝千等《黄通先生访问纪录》、毓柱著《民主掮客》）。“反右”运动中黄、谭一同厕名民革“四大右派” 之列，因而有“她的丈夫是黄绍□”的讹传（见杨佳欣著《丁玲评传》，“竑”字原阙）。一份“反右”时的揭发材料提到，人民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女学生刘则 智经常到谭家，“刘则智问她同黄绍竑是什么关系？她……说：‘那是精神上的爱！’”（《民革中央和北京市委员会批判谭惕吾》，《新华社新闻稿》，第 2617期，1957年）谭、黄二人之间的情愫，似乎也是毋庸讳言的事实。

　　北大读书期间，谭慕愚与丁玲相识。丁玲的好友王剑虹与瞿秋白恋爱，婚后半年过世，不久瞿移情别恋，丁玲为此有许多怨气，把心里话向谭和盘托出，“我把 我全部的感情告诉了谭惕吾。她用冷静的态度回答我，告诉我这不值得难受，她要我把这一切都抛向东洋大海，抛向昆仑山的那边。她讲得很有道理，她对世情看得 真透彻，我听了她的，但我却连她也一同疏远了。我不喜欢这种透彻，我不喜欢过于理智。”（见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谭时年二十二岁，对男女情 爱方面的认识，已有“看破”的倾向。多年以后，顾先生亡妻不久，向谭求婚被拒，“态度甚冷”。她的“忍心”，最终抱独身终世，是否由于顾先生的一时匆迫， 加重了她对于男女情爱无常的感受？

　　1993年5月7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在北京召开顾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故人云集，其中即有九十二岁高龄的谭慕愚女士。她的发言，首先说明“顾先 生是我的老师”；继以她和顾先生一起去看胡适，胡氏问一历史事件，顾先生从二十四史中抽出一卷，翻出某页，指出某行为例，证明顾先生记忆力的惊人；接着说 古史辨“是很了不起的”，并表示“我对顾先生十分钦佩，今天是顾先生百年诞辰，特赶来纪念”；最后自述：“我在预科时，顾先生叫我学历史。我在历史科，读 了半年，后来还是转到法科去了。”（发言记录题名《顾先生的惊人记忆力》，收入《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十周年论文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谭的发言 记录稿，包括标点符号也只有简短的两百八十一字，即使整理者曾作节略，想来原先说话的时间也不会太长。谭关于与顾先生交往的表述，公开的似仅此一见，四年 之后她即辞世。易安词云，“多少事，欲说还休”，这真是羚羊挂角，不着痕迹。

　　延伸阅读

　　●《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顾潮著，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

　　●《顾颉刚年谱》顾潮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3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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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ici.net/d47485711.htm

继承顾颉刚、陈寅恪衣钵的黄守愚

引用地址：http://www.xici.net/d47485711.htm
何处家 发表于：07-01-09 14:35

    2006年7月以来，湖南自由学者黄守愚提出“中国人是猪的传人”一说，引发思想界的地震，一时之间，赞许者有之，斥骂者有之，视而不见者亦有之。而在我 看来，黄守愚是近代以来少有洞察中国文化奥义的青年学者，其治学的勇气与精神和陈寅恪先生、顾颉刚先生相似，可谓是继承了他们的衣钵而继往开来，还真有股 陈独秀所说的“湖南人的精神”。
    黄守愚说，“中国人是猪的传人”，准确地说，是“野猪的传人”，又因种种原因，国人堕落为“家猪的传人”。说要野猪和家猪，我倒先要讲一个小故事。据说， 野猪本是聪明的一种动物，青面獠牙，勇武慓悍，刚烈威猛，以“猪突豨勇”著称于世，它们什么东西都能吃，草啊，树根啊，鱼啊，等等，但是它们总是吃不饱。 于是野猪们跑到玉皇大帝哪里去闹事，吵嚷的繁杂声使得玉皇大帝极为不奈烦，因此他就对野猪们说，好，好，你们回去吧，我会满足你们的欲望的，看你们每天东 奔西跑的，也辛苦，干脆叫人给你们喂食，每天睡在圈栏也舒服。野猪们兴高采烈地回去了，从此以后它们不在忧愁吃不饱了，整日休闲地睡在牢笼里。可是当它们 养得膘肥体壮的时候，屠夫的白刀子一下子要了它们的命。野猪们后悔莫及！原来玉皇大帝在它们的生死薄上批了一条：任人宰割。
故事终归是故事，但其中的道理意味深长。
    当然，在黄守愚那里，“野猪”与“家猪”的文化阐释具有多义性，自由联想的空间非常大。或许这正是黄守愚思想深邃的地方，他给人以启蒙，给人以福音，给人 以方向，但他并未说什么，似乎有点禅味。
我们都知道，清季民初以来的一百年，是史学大师辈出的一百年。譬如王国维先生、胡适之先生、陈垣先生、陈寅恪先生、顾颉刚先生等，都是有自己独特治学方法 的大师，尤其是陈寅恪先生强调追求“自由之人格，独立之精神”，心归屈原，标榜春秋大义，此乃百世之师。
    顾颉刚先生是胡适之先生的学生，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考证出大禹是一条“虫”，引起学界的广泛争议，还受到当时的作家鲁迅的人身攻击，嘲讽 他为“鸟头教授”。如果没有胡适之先生的一班朋友的支持，顾颉刚先生肯定会被当时之世人的唾沫淹死。
    古史辨派的顾颉刚先生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的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 有盘古等。”“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圣人，到孟子 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以“古史辨”为旗帜的疑古思潮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它砸碎了旧有思维习惯的锁链，为深入研究上古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虽然在二十世纪后期层出不 穷的考古发现迫使学界认识到了疑古思潮的某些偏失，但是，它仍不失为研究上古史无法回避的一大学术思想。
    黄守愚鼓吹“中国人是猪的传人”，与顾颉刚先生提出“大禹是一条虫”及否定上古传说中的黄帝、尧、舜等先王，有异曲同工之妙。顾颉刚先生撕破了腐儒和国人 一相情愿的南柯美梦，而黄守愚则砸毁了国人痴迷不悟的对“龙”的臆想。顾颉刚先生和黄守愚所处的时代虽不同，但面临的谩骂和斥责是相同的。然而不幸的是， 顾颉刚先生的年代是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他有老师胡适之先生一班朋友的支持，而黄守愚几乎是孤立无援，几乎没有人真正理解过他的心思。张岱年先生 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黄守愚在他的博客上发出了屈原似的“天问”之后说：“吾谁与归？”
    也许大史学家、思想家都是孤独的，当然黄守愚还不是大史学家、思想家，正如他说的，他只是一个徘徊在过道上的文盲而已。我曾浏览黄守愚的在博客中国的专 栏，对其深有感触。他想获得自由和独立，坚挺自我；他不想汩没于流俗，时时标榜“旧义”，因而不敢“裁新衣”；他自称文盲，追慕老庄和禅宗六祖惠能，否定 “知识”和权威，砸碎偶像，不为文凭和职称，不求虚名，主张于“无字处读书”，默默耕耘于斗室。在熙穰往来之今世，黄守愚确实有点可爱可敬！他的执着与坚 贞，唤醒起了我对懵懵懂懂之青年时代的追忆，也勾起了我对近三百年来湖南先贤的追慕。想当年，反清复明失败后的王船山隐居穷乡僻壤，坚韧不拔，著书立说， 演绎春秋大义；曾国藩、罗泽南、左宗棠等人“扎硬寨”、“打死战”，“打脱牙齿和血吞”；黄兴、蔡锷历尽艰难困苦，与强敌人战斗，他们都是坚韧不拔的军 人！
    黄守愚非常推崇陈寅恪先生。据黄守愚的研究，陈寅恪先生心归诗人屈原，而诗人屈原被他追认为湖湘文化精神的渊源之一。是不是黄守愚从陈寅恪先生那里找到了 相同的体贴？我不得而知了。屈原曾作《橘颂》以寄托他对独立不迁之人格与自由之思想的精神的追求：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 缊宜修，姱而不丑兮。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不终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愿岁并谢，与长友 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屈子“哀民生之多艰”，坚忍不拔，不肯改弦易辙，与时俗同流合污，“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 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离骚》）“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欲变节以从俗兮，愧易初而屈志。独历年而离 愍兮，羌冯心犹未化。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思美人》）陈寅恪晚年目盲膑足，仍然不肯流从时俗和附和当局，尤其是对那些“挑灯裁作入时衣” 或自投网罗的昔日旧友极尽嘲讽，难道不正是屈原《九章．橘颂》中所讴歌的 “独立不迁”之精神吗？
     陈寅恪先生留学东西洋，不为一文凭，在当时算是异数了。他标榜“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思想，则更是异数之异数。“花落春犹去”，王国维先生水死之 后，陈先生“发皇心曲”，作《挽王静安先生》曰：“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 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 又作《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杨。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 夫岂庸鄙之敢望？……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而自此之后，陈先生终其一生常以“屈原” 其精神自况，字里行间处处不改“江东旧义”，以史鉴今，以求民族之复兴。
    陈寅恪先生是真有屈原般品格的史学大师。或许陈先生没有想到，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他的治学精神获得了众多的追从者。而在黄守愚身上，我也看到了这种可喜的 追求。黄守愚把他的博客命名为“船山讲舍”，以船山先生“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为勉，云“阐船山以当新命，极浏阳而道自由”，“不随丹凤朝阳 去”，“要有野猪的傲慢”，果真是热血青年一个！也难怪他常说自己是陈寅恪门下走狗！
    黄守愚标榜中国人是“野猪的传人”，人人应“要有野猪的傲慢”，其目的正在于“冲决网罗”，破除“迷信”，砸碎偶像，获得独立与自由。新儒家牟宗三先生 说，要有“良知的傲慢”，而黄守愚提出要有“野猪的傲慢”，或许有心心相印之处。生活于“现代”社会的人们“无家可归”，还受尽种种网罗之扼杀，房奴、卡 奴等种种现代奴隶应“运”而生，没有“野猪的傲慢”和“良知的傲慢”是回不了“家”的。也许，现代人已习惯颠沛流离，不需要回“家”了。
    当然，黄守愚是一个有“家”的人。在“家”里，他至少有陈寅恪先生、顾颉刚先生相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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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顾颉刚训“禹”惹风波

(2008-07-03 10:44:17)转载
标签： 学林拾趣/札录    分类： 學林春龝

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学界，顾颉刚的声名可以说是如雷贯耳、无处不在。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将宋代以来的遍伪思潮推倒了极致，从思想的深处动摇 甚至颠覆了流行了两千多年的古史观念深刻地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的历史意识。不过，他的名字最初却是随着“禹是一条虫子”的“笑话”腾传一时而广为社会所知 的。
1923年5月，顾颉刚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认为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尧、舜、禹、稷的事迹都是靠不住的，甚至是虚 构的。在推想禹的来源时，他附带地说到：“禹，《说文》云;虫也，从禸，象形。禸，《说文》云，兽足蹂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 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
顾颉刚发前人所未发，公然向素来被视为神圣的中国煌煌古史系统挑战！而假如“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古史框架出自后人的捏造，那么后来筑立其 上的正统、道统和学统便失去了存在的根据。这对当时许多精神上并未走出中世纪的士子来说，确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所以，顾氏此论一出，立时议者蜂起，一片 哗然，拍手赞成者有之，痛心疾首者有之，讥笑讽刺者亦有之，而更多的日则把“禹为动物”这一说法看作笑话。
最先站出来为顾颉刚鼓掌叫好并给予真诚勉励的，是他的老师钱玄同。钱说：“先生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意见，真是精当绝伦。举尧、舜、禹、稷及三 皇、五帝、三代相承的传说为证，我看了之后，唯有欢喜赞叹，希望先生用这方法。常常考查，多多发明，斩尽葛藤，使后来学子不致再被一切伪史所蒙。”但在谈 及禹的来源时，钱玄同却提出了异议。他说：“先生据《说文》云从禸，而想到禸训兽足蹂地，以为大约是兽足之类，窃谓不然。说文中从禸的字，甲文金文中均不 从禸（如禽、萬、兽、獸诸字）。那象形，九声，而义为兽足蹂地之禸字，殆汉人据讹文而杜撰的字。”
对顾颉刚引《说文》字义假定禹为九鼎动物之说，反对者驳诘尤为严厉。刘掞藜说：“这种《说文》迷，想入非非，任意臆造地附会，真是奇得骇人了！我骇了以后 一想，或者顾君一时忘却古来名字假借之说。”胡廑人也说：“最奇妙的是先生因《说文》禹字训虫便以为禹不是人类，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这般望文生义的 解释，如何叫人信服呢？若依这个例子，则舜字本义《说文》训作蔓草，难道帝舜就是一种植物吗？”
顾颉刚接受了钱玄同的意见，立即放弃了“禹是一条虫子”的断语，并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文中声明：“我上一文以禹为动物，出于九鼎，这最引起两先生 的反对，我于此并不抗辩，因为这原是一个假定。”然后她又列举了自己所以有“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假定的缘故，并正式宣称“对于这个假定的前半还以为不 误，对于后半便承认有修正的必要了”。
然而，有的反对者并没有因顾颉刚有错即改的真诚态度而做丝毫的退让，仍紧紧抓住这一点大作文章。柳诒徵在《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一文中又旧案重 提。他说：“比有某君谓古无夏禹其人；诸书所言之禹皆属子虚乌有。扣其所据，则以《说文》释禹为虫而不指为夏代先王，因疑禹为九鼎所图之怪物，初非圆颅方 趾之人。按说文固未释禹为夏代先王……然本书则数举禹；如鼎、吕之说，皆指禹为人，非虫也……千数百年读《说文》者从未致疑及此，独某君始具明眼，发前人 之所未发乎！以《说文》证经考史，必先明《说文》之谊例。不明《说文》之谊例，刺取一语，辄肆论断，虽曰勇于疑古，实属疏于读书。”
面对柳诒徵的言辞激烈、盛气凌人的批评，顾颉刚还是尊其为有成就的学界前辈而彬彬有礼地答复道：“柳先生未能了解我的主要理由，但是断章取义的截取了《说 文》的一段……言下似乎以为我的推翻禹的历史上的地位完全由于《说文》一语。……我引《说文》的说禹为虫，正如我引《鲁语》和《吕览》而说夔为兽类，引 《左传》和《楚辞》而说鲧为水族一样，我只希望在这些材料之中漏出一点神话时代的古史模样的暗示，借了这点暗示去建立几个假设，有这几个假设再去搜集材料 作确立的证明，假设终究是个假设。如果得到的材料足以否定我的假设，这个假设当然有我自己推翻。……玄同先生给我复信……我看了这段知道《说文》中的禹字 的解释并不足以代表古义，也便将这个假设丢掉了。丢掉了这一个假设，我依然有旁的证据可以建立我的假设。”
经过这样的几次辩难，“顾颉刚说大禹是一条虫”的传言在社会上不胫而走。反对者以此为讽刺揶揄的口实，旁观者甚至赞同者也常因以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于是也 有了鲁迅在小说中的挖苦与嘲讽（研究者认为，鲁迅小说《理水》中的鸟头先生即是拆“顧”字训出的“新意”）。其实，这只是顾颉刚所提学说中作为补充论证的 一个小假说，其成立与否并不影响他整个论断的正确性。当时关于古史的论争，还围绕着是上帝派下来的神还是人，禹以前有没有黄帝、尧、舜和夏有无关系，《尧 典》等是否出于《论语》之后等问题而展开。但许多人并没有深察，却独独对“禹是一条虫”津津乐道，致使这一提法在社会上喧嚣了很长时间令顾颉刚很是苦恼。 到1930年，他在《古史辨》第二册自序中还说到：“最使我惆怅的，是有许多人只记得我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话，称赞我的就用这句话来称赞我，讥笑我的 也就用这句话来讥笑我：似乎我辩论古史只提出了这一个问题，而这一个问题是已经给我这样地解决了的。其实，这个假设我早已自己放弃（见第一册227页）。 就使不放弃，也是我的辩论的枝叶而不是本干；这一说的成立与否和我的辩论的本干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
顾颉刚从来不怕坦率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也不能不为他人对自己的学术追求的误解而倍感痛苦与焦虑。更令他愤怒的，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竟以此为缘由，又给他开 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玩笑，让他进退失据。
开玩笑的人是大名鼎鼎的陈立夫。二人向来不熟，也没有什么恩怨纠葛。陈立夫之所以经常攻击顾颉刚，其真正目标在于当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朱家骅 一生从政，官运亨通。从1935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时起便一跃踏入了国民党的权力核心。抗战期间，朱家骅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影 响更是扶摇直上，相继担任国民党党部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兼调查统计局局长，一时炙手可热。这引起国民党中许多人的不满和妒忌，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对他 攻击最甚。顾颉刚由于与朱氏相熟并为之帮忙办刊物，影响越来越大，无形之中也提高了朱氏的地位，自然便成了陈氏的攻击对象。陈立夫在演讲时屡屡以讥讽的口 吻提到：“顾颉刚说大禹王是一条虫子呢。”以此来博得听众的一笑。1940年的一天，教育部次长顾毓琇前来拜访顾颉刚，闲谈中间问起禹的生日可考不可考。 顾颉刚回答说：“禹是神话中人物，上不必有其人，何以考出他的生日。不过在川西羌人住居的松、理、茂、汶等地方，他们以六月六日为禹的生日，祭祀祷赛很热 闹，这是见于地方志的。”顾毓琇问完这件事后便起身告辞了，顾颉刚也没有太在意。过了些时，顾颉刚看见政府于六月六日举行工程师节，报纸上出有特刊，内有 陈立夫的一篇文章，说：“大禹治水是我国工程史上第一件事情，现在禹的生日已由顾颉刚先生考出，是六月六日，所以我们就定这一天为工程师节。”直到这时， 顾先生才恍然大悟，原来顾毓琇前些时的来访就是为了这件事。而这一消息传出后，立即招来许多人的指责。中央大学教授缪凤林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南高派在史学 方面的最后一位大师，在学术上始终苦心维护传统的经学和史学体系。在此之前，缪凤林已不时地对顾先生进行驳诘，得知此消息后，更是大做文章，责难他前后矛 盾，信口开河，“既说禹为虫，又考出他的生日来。”顾颉刚再也不愿受此事牵缠，只是黯然叹道：“实在，陈立夫正要借了缪凤林说出这番话来以压倒我的古史研 究呢！”
在20年代的古史论战中，顾颉刚已放弃了以《说文》中“禹”字的解释为据而立的“禹为动物，生于九鼎”这一假设，但并没有停止对禹的神性的思考。50年代 初期，他在笔记中记下了孙贻让和司马相如的一些议论，指出“禹之为虫，又得一证”。以后参观中央民族学院，见到台湾高山族的器物，在笔记中写道：“其族以 蛇为图腾，其器物刻镂亦必若此。------观殷周铜器，所有蟠螭、盘虺纹者，疑即禹图腾之遗留也。”顾颉刚对“禹”的怀疑至死也没有放弃。
（文见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王学
典、孙延杰著《顾颉刚和他的弟子
们〉〉一书之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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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茶舍』 [人文]鲁迅与顾颉刚的“可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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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耀杰  发表日期：2007-10-20 22:10:00

张耀杰：鲁迅与顾颉刚的“可恶罪”　

　　[在某些极力替鲁迅提供辩护的鲁迅迷眼里，顾颉刚“与陈源谈及”鲁迅的“抄袭之嫌”，就是鲁迅一再攻击顾颉刚的既正当又充分的理由。而在事实上，比起 被“蒙在鼓里”的顾颉刚及顾潮“层累地造成”的鲁迅与顾颉刚的结怨史，鲁迅主动与顾颉刚结怨的动机并不复杂，借用他写在《可恶罪》一文中提供的说法，顾颉 刚所犯下的分明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可恶罪”。]
　　
　　读《两地书》原信，最有趣的是鲁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情绪演变。在1926年10月15日致许广平信中，他颇为丧气地写道：“我在此地其实也 是卖身，除为了薪水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但我现在或者还可以暂时敷衍，再看情形。当初我也未尝不想起广州，后来一听情形，就暂不作此想了，你看陈惺农尚 且站不住，何况我呢。”
　　当孙伏园应国民党左派顾孟余、陈惺农等人邀请，先行一步到广州谋到编辑兼教授的美差时，鲁迅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位同乡学生身上。在1926年11月 1日致许广平信中，他介绍说：“伏园已有信来，据说季市的事很有希望，学校的别的事情却没有提。他大约不久当可回校，我可以知道一点情形，如果中大很想我 去，我到后于学校有益，那我便于开学之前到那边去。”
　　在11月4日的下一封信中，鲁迅由满怀希望变而为茫然若失：“他走后给我两封信，关于我的事，一字不提。今天看见中大的考试委员（？）名单，文科中人 多得很，他也在内，郭，郁也在，大约正不必再需要别人，我似乎也不必太放在心上了。”
　　12月23日致许广平信中，鲁迅的“卖身”情绪又出现转机：“得中大委员会十五日来信，言所定‘正教授’只我一人，催我速往，那么，恐怕是主任 了。……至于主任，我想不做，只要教教书就够了。”
　　到了1927年1月6日，主动为许广平包办职位的鲁迅，甚至表现出凌驾于雇主朱家骅之上的口吻：“中大似乎有许多事等我到才做似的，……即有中变，我 当勒令朱找出地方来。”
　　等到辞职离校的时候，此前抱着“我在此地其实也是卖身”的消极态度的鲁迅，反而在厦门大学找到了“像一个皇帝”的感觉，并且把“党同伐异”的主要目标 从顾颉刚身上升格到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身上：“我所不满意的是校长，所以无可调和。……不到半年，总算又将厦门大学捣乱了一通，跑掉了。我的旧性似乎并不 很改。听说这回我的搅乱，给学生的影响不小；但我知道，校长是决不会改悔的。他对我虽然很恭敬，但我讨厌他，总觉得他不像中国人，像英国人。”
　　在即将离开厦门大学的最后关头，鲁迅彻底露出了峥嵘之相：“我就是这样，横竖种种谨慎，还是被人逼得不能做人。我就来自画招供，自说消息，……但现在 之所以只透一点消息于人间者，（一）为己，是还念及生计问题；（二）为人，是可以暂以我为偶像，而作改革运动。……这回厦大风潮，我又成了中心，正如去年 之女师大一样。”
　　被鲁迅一厢情愿地树为敌人的顾颉刚，在厦门大学期间并没有留下与鲁迅正面冲突的任何记录。鲁迅于1926年9月4日抵达厦门后，一度与顾颉刚同在一处 办公、同在一处吃饭。在9月8日的鲁迅日记中，就有“顾颉刚赠宋濂《诸子辨》一本”的记载。
　　当胡适来信让顾颉刚撰写《封神榜》序言时，顾颉刚在1926年9月15日的回信中专门谈到了鲁迅：“《封神榜》的序，接信后即从事搜集材料，并将本书 看了一遍。只因到厦门后参考书太少，尚未下笔。鲁迅先生已为我函日本友人，嘱将内阁书库所藏明本之序文抄出，因看书目上有‘明许仲琳编’字样，序文必甚重 要。两星期后，必可得到复书。”
　　然而，查鲁迅日记，从1926年9月4日到15日并没有给日本友人寄信的记录。还没有等到“两星期后”，顾颉刚便于不知不觉中被他认定为“党同伐异” 的异党。
　　1927年1月15日，鲁迅乘“苏州号”轮船离开厦门前往广州，顾颉刚先到他的住处告别，然后又到船上话别。对于因鲁迅辞职而引出的学潮及人事纠纷， 顾颉刚在2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予自问胸怀坦白，又勤于业务，兹受横逆，亦不必计较也。”
　　怀着诸如“皇帝”、“偶像”、“中心”之类的自我意识，鲁迅于1927年1月18日抵达广州，与许广平开始同居生活。初来乍到，他自然不便以“皇 帝”、“偶像”、“中心”示人，而是在中山大学1月25日的欢迎会上半推半就地接受了朱家骅授予的“战士”封号：“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时是委员——接着 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
　　做定了“战士”的鲁迅，继续把“党同伐异”的目标锁定在“现代评论派”成员的身上。3月15日，他在致莽原社同人韦丛芜的信中写道：“《莽原》只要能 支持就好，无须社之流，我以为不妥当，我一向对于投稿《晨副》的人的稿子，是不登的。”
　　4月10日，他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借着诚实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对于上海、南京等地的成功占领，再次把“现代评论派”与“研究系”捆绑在一 起进行“党同伐异”：“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和‘三 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
　　在此之前，鲁迅与留学回国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兼哲学系主任的傅斯年之间，已经出现了裂痕。1927年3月1日，顾颉刚在日记谈到傅斯年来信请他到中山 大学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并且在信中表示说：“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顾颉刚自己对此所表现出的却是与鲁迅各行其是、息事宁人的态度： “我性长于研究，他性长于创作，各适其适，不相过问可已。”
　　当傅斯年提议要聘请自己的同窗好友顾颉刚担任史学系教授时，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鲁迅拼出被封为“战士”的强势身价加以干涉。主持校务的副校长朱家骅 出面调停，委派顾颉刚到江浙一带为图书馆购置图书以示让步。鲁迅依然不肯接受，于1927年4月21日辞职离校，并于4月26日致信孙伏园，加顾颉刚以反 党罪名：“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沈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 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
　　在厦门大学参与学潮并追随鲁迅来到广州的谢玉生，也配合鲁迅致信孙伏园：“顾来迅师所以要去职者，即是表示与顾不合作的意思。原顾去岁在厦大造作谣 言，诬蔑迅师；迄厦大风潮发生之后，顾又背叛林语堂先生，甘为林文庆谋臣，……”
　　1927年5月11日，时任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的国民党左派孙伏园，把两封来信加上“看来我们那位傅斯年先生和顾颉刚先生大抵非大大的反动一下 不可的了”；“厦大的情形，林语堂先生来武汉，才详详细细的告我，顾颉刚先生真是荒谬得可以”；“傅斯年、顾颉刚二先生都变成了反动势力的生力军”之类的 按语，公开发表在党报副刊上。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正在大肆清党，“反对民党”与“反动势力”是足以杀头的政治罪名。迟至7月22日才见到这张报纸的顾颉刚， 写信给滞留广州的鲁迅：“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当负发言之责任。”鲁迅则 在回信加以嘲骂：“江浙俱属党国所治，……居此生活费綦昂之广州，以俟月余后或将提起之诉讼，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
　　在8月8日致章廷谦信中，鲁迅还进一步表白说：“他不知道我当做《阿Q正传》到阿Q被捉时，做不下去了，曾想装作酒醉去打巡警，得一点牢监里的经 验。”
　　顾颉刚自知不是鲁迅的对手，“听候法律解决”不过是一时间的愤激之辞。好在有恩师胡适可以诉苦，从而保存下来了弱势一方的一面之辞：
　　
　　这几年中，周氏兄弟假公济私，加以伏园、川岛们的挑拨，先生负谤亦已甚矣，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万不可再使他们有造谣的机会，害了先生的一生。这是我 和泪相劝的一件事，请先生听我罢！……去年我初到厦门时，曾劝语堂先生不要聘川岛，孰知这一句话就使我成了鲁迅和川岛的死冤家。川岛到厦之后，千方百计替 我造谣，说我和张亮丞先生抢做主任哪，说我向林文庆暗送秋波哪，说我单独欢迎蔡先生哪，说我阴谋倒戈，造成开除学生哪，想不到像我这样瘦弱无才的人骤然添 了这许多排挤谄媚的本领。……辞退之后，孟真见招，因拟到粤。鲁迅在粤任中大教务主任，宣言谓顾某若来，周某即去。适厦门邮局罢工十天，孟真来书未能接 到，我就单身到粤观看情形。孟真告鲁迅后，鲁迅立时辞职，其党徒粘贴匿名揭贴，诬我为研究系，孟真亦辞职。纷乱一星期，尚未解决。幸鲁迅党徒不多，中大学 生开会结果，主张三人皆留。大约鲁迅是不会回来的，但绍原因系川岛介绍，联带辞职，甚为可惜。不知先生有何善法，使他不走？……现在竭力骂我的几个人都是 最不做工作的，所以与其说是胡适之派与鲁迅派的倾轧（这是见诸报纸的），不如说是工作派和不工作派的倾轧。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顾颉刚在随后一封致胡适信中，专门提到了曾经骂过自己的范文澜的学术成就和职位去留：“范仲澐兄名文澜，任南开大学国文系主任多 年，著有《文心雕龙讲疏》及《群经概论》等书，近因南开停顿，亦思南还。他在北大时较早（民五毕业），故受陈伯弢、黄季刚两先生影响甚深，为学甚笃实，但 近来亦颇受先生的影响，屡欲改善其治学之方法。我这次到粤，如粤中可做些事，拟提议请他标点《十三经注疏》，重校《十三经》正文。惟粤事毫无把握，未敢轻 意许人耳。”
　　到了1950年，顾颉刚又在自传中回忆说：“广州中山大学的委员会只知厦大闹风潮而不知鲁迅和我的纠纷，决议延聘鲁迅和我二人前去任教。适值孙伏园到 粤参观，校中就把两份聘书交给他转，他回到厦大，和鲁迅商量的结果，把我的聘书销毁了，鲁迅独自前往。我蒙在鼓里，毫不知道。……不久，中大来信催我了， 我才知道有聘我这一回事，便束装前往。……我第一天到了广州，第二天鲁迅知道了，就对学生说：‘顾颉刚来了，我立刻走’，他就不上课了。”
　　对照鲁迅1926年11月6日致许广平信，被孙伏园销毁的应该不是正式的聘书而只是没有正式发送的电报文稿，甚至只是没有传达到位的一个口信。事过境 迁，顾颉刚在自传中又为自己与鲁迅的结怨提供了新的解释：
　　
　　鲁迅则因我在《语丝》《现代评论》几种刊物上都写文章，久已嫌我为骑墙派。这时恰巧有一位胡先生的同乡青年程憬在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尚未就事，要我替他 在厦大里找一个助教职位。这位青年也真冒失，没有得到我的回信已搭船到了厦门，我非替他加紧进行不可，鲁迅就说我“要在厦大里造成一个胡适之派”；继而又 说：“厦大里胡适之派攻击鲁迅派”；继而又说：“顾颉刚是研究系！”（研究系是宪政研究会的简称，在那时研究系是反对国民党的。）
　　
　　1973年7月，晚年顾颉刚还在日记中把自己与鲁迅之间的结怨，追溯到写作于1921年12月的《阿Q正传》，因为其中涉笔成趣地提到了“有‘历史癖 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之门人们”：“彼所以至此讥讽者，只因五四运动后，胡适以提倡白话文得名过骤，为北大浙江派所深忌，而我为之辅佐，觅得许多文字资 料，助长其气焰，故于小说中下一刺笔。”
　　顾颉刚去世后，他的女儿顾潮还为鲁迅与其父的结怨提供了另一种说法：
　　
　　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 嫌，父亲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随后鲁迅于2月1日作《不是信》，说道：“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 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为 了这一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亦结了怨。
　　
　　在某些极力替鲁迅提供辩护的鲁迅迷眼里，顾颉刚“与陈源谈及”鲁迅的“抄袭之嫌”，就是鲁迅一再攻击顾颉刚的既正当又充分的理由。而在事实上，比起被 “蒙在鼓里”的顾颉刚及顾潮“层累地造成”的鲁迅与顾颉刚的结怨史，鲁迅主动与顾颉刚结怨的动机并不复杂，借用他写在《可恶罪》一文中提供的说法，顾颉刚 所犯下的分明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可恶罪”：
　　
　　这是一种新的“世故”。
　　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
　　譬如，有人觉得一个人可恶，要给他吃点苦罢，就有这样的法子。倘在广州而又是“清党”之前，则可以暗暗地宣传他是无政府主义者。那么，共产青年自然会 说他“反革命”，有罪。若在“清党”之后呢，要说他是CP或CY，没有证据，则可以指为“亲共派”。那么，清党委员会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再不得 已，则只好寻些别的事由，诉诸法律了。但这比较地麻烦。
　　
　　《可恶罪》写于1927年9月14日，鲁迅自己是以被“诉诸法律”的苦主自居的。然而，鲁迅有可能被“诉诸法律”并不是由于顾颉刚认为他“可恶”，而 是由于鲁迅认为顾颉刚“可恶”，或者说是鲁迅主动要让顾颉刚对他感到“可恶”。换言之，“可恶”的根本原因并不在顾颉刚身上，而在于鲁迅自己的身上：
　　
　　我的脾气不太好，吃了三天饱饭，就要头痛，加以一卷行李一个人，容易作怪，毫无顾忌。你们两位就不同，自有一个团体，只要还他们应尽的责任，此外则以 薪水为目的，以“爱人呀”为宗旨，关起门来，不问他事，即偶有不平，则于回房之后，夫曰：某公是畜生！妇曰：对呀，他是虫豸！闷气既出，事情就完了。我看 凡有夫人的人，在这里都比别人和气些。顾公太太已到，我觉得他比较先前，瘟得多了，但也许是我的神经过敏。若夫不佞者，情状不同，一有感触，就坐在电灯下 默默地想，越想越火冒，而无人浇一杯冷水，于是决定曰：“仰东硕杀，我勿来带者！”
　　
　　自己主动“可恶”却偏偏要一再指责顾颉刚“可恶”的鲁迅，除了在写给许广平、章廷谦、孙伏园等人的书信中一再强调对方的“可恶罪”之外，还在他所擅长 的小说创作中一再实施人身攻击。1926年10月，他借着《铸剑》中的“痛打落水鼠”，对顾颉刚的红鼻子加以嬉笑怒骂：“他近来很有些不大喜欢红鼻子的 人。但这回见了这尖尖的小红鼻子，却忽然觉得它可怜了，就又用那芦柴，伸到它的肚下去，老鼠抓着，歇了一回力，便沿着芦干爬了上来。”
　　到了1935年11月，原本支持顾颉刚的“怀疑”态度的鲁迅，又在《理水》中极尽“笑话”之能事：
　　
　　“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 鲧也没有，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看客也渐渐的走散，鸟头先生就红着耳轮和鼻尖从新吃炒面，拿着柱杖的学者在摇头。
　　然而“禹”究竟是一条虫，还是一个人呢，却仍然是一个大疑问。
　　
　　至于鲁迅抄袭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或《支那文学史》的问题，倒是可以借傅斯年于1918年12月3日批评前辈学者马叙伦的话来加以说 明：“先生书中，有自居创获之见，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例如，卷十八，五至八页，释‘种有几……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一节，所有胜义，皆取 自胡适之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九篇第一章七八页。……同教一堂，不得云未见，见而不言所自来，似为贤者所不取也。”
　　早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还没有正式出版之前的1922年5月16日，写作《三国志演义序》的胡适就郑重说明：“作此序时，曾参用周豫才先生的《小 说史讲义》稿本，不及一一注出，特记于此。”
　　与胡适相比，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借鉴并引用盐谷温《支那文学史》中的相关资料却不遵守学术规则加以说明，显然是“见而不言所自来，似为贤者所不 取”的不正当行为。即使陈源在1925年11月21日的《现代评论》2卷50期的“闲话”中所说的“整大本的剽窃”，有夸大嫌疑。陈源在1926年1月 30日发表于《晨报副刊》的《西滢致志摩》中所说的“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是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 明。”却是符合事实的。何况鲁迅自己在《集外集·序言》中，也主动谈到过自己早年的抄袭行为：“最先的两篇，就是我故意删掉的。一篇是‘雷锭’的最初的绍 介，一篇是斯巴达的尚武精神的描写，但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 它们的老家；……”
　　“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顾颉刚敢于在鲁迅已经被树立为文坛偶像的1950年写下这句血泪文字，除了真情实感之外，更需要 “实事求是”的学术理性和道义担当。
　　关于顾颉刚的为人，《语丝》周刊旧同人周作人在1929年3月18日致江绍原信中，曾经以旁观者的眼光介绍说：“闻吉冈与孟真似又闹翻，有来北平的消 息，此君本大可作整理国故及研究工作，乃喜任事以至偾事，殊可惜也。”
　　这里的“吉冈”就是顾颉刚，在周作人看来，过于负责任或者说是过于热心好事，限于“整理国故及研究工作”来说，是顾颉刚的长项和优点，用于人事纷争便 是他的弱项和缺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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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要命不停　回复日期：2007-10-20　22:15:10　
 
　　说的好象大多是人事斗争的事～
　　但我总感觉鲁迅的作品很珍贵，对那个时代中国人和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
　　而顾的就差了一点．

作者：似冰如玉　回复日期：2007-10-20　22:14:48　
 
　　怎么叫非法操作

作者：仲达　回复日期：2007-10-21　0:14:02　
 
　　抖搂这一些陈芝麻烂谷子，有一些什么用？

作者：knjyg　回复日期：2007-10-21　4:18:52　
 
　　楼主是在倒大粪浇心中的块垒？
　　
　　是什么写什么，那么多主观判断夹在里面，写个鸟啊你？看了一段简直就没法看，真拿自己当盘历屎大屎了，去你老木妈的担当，单你老木妈个头啊还担当呢

作者：FateforXIA　回复日期：2007-10-21　4:41:23　
 
　　只想问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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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着诸如“皇帝”、“偶像”、“中心”之类的自我意识，鲁迅于1927年1月18日抵达广州，与许广平开始同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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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意识”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是蛔虫族？

作者：张耀杰　回复日期：2007-10-21　11:04:38　
 
　　他自己写在两地书里面的不是自我意识啊!!!
　　
　　
　　在周作人看来，过于负责任或者说是过于热心好事，限于“整理国故及研究工作”来说，是顾颉刚的长项和优点，用于人事纷争便是他的弱项和缺点了。过于负 责任或者说是过于热心好事的顾颉刚，一旦碰到“横眉冷对”的鲁迅先生，等待他的必然是“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

作者：淫目花道　回复日期：2007-10-22　14:26:25　
 
　　初来天涯，张耀杰何许人也，好象是个真名呢
　　去神农架生活过一段时间，很久没上过网，听说现在网上流行拿名人说事挣名声，是真的吗？哪位好心的网友告诉我一下下

作者：极地苍狐　回复日期：2007-10-22　16:06:32　
 
　　大旗，虎皮！

作者：左岸青年　回复日期：2007-10-22　16:07:56　
 
　　看看

作者：胡同子　回复日期：2007-10-22　16:32:25　
 
　　自以为聪明人的无聊贴。

作者：偶要睡觉　回复日期：2007-10-22　19:21:35　
 
　　好帖，支持楼主。见得到楼主是个心细严谨的人。
　　
　　鲁迅先生的文学才干是毋庸置疑的，但其心胸狭窄睚眦必报，与其文名同样闻名于世。他向来是与社会公认的“君子绅士”合不来的，每每不愿落下风，笔名之 多令人咂舌，有点向今日论坛上爱换MJ的诸君，心中有不安定感的缘故。

作者：jilianwww　回复日期：2007-10-22　22:14:53　
 
　　文章没看完，呵呵，有点长，鲁迅的文章看过几篇，觉得不错，如此而已，对于人品问题，没有必要去过多的评论，世界上好人少，很多名人其实都不是什么光 明磊落的。

作者：如果可以忘记你　回复日期：2007-11-1　11:49:29　
 
　　换那么多马甲攻击别人，鲁迅真是小人

作者：公敌傅建华　回复日期：2007-11-2　19:05:47　
 
　　问候张兄；有理有据,写得太好了!

作者：林黑　回复日期：2007-11-3　20:43:12　
 
　　1926年10月，他借着《铸剑》中的“痛打落水鼠”，对顾颉刚的红鼻子加以嬉笑怒骂：“他近来很有些不大喜欢红鼻子的人。但这回见了这尖尖的小红鼻 子，却忽然觉得它可怜了，就又用那芦柴，伸到它的肚下去，老鼠抓着，歇了一回力，便沿着芦干爬了上来。”
　　　　到了1935年11月，原本支持顾颉刚的“怀疑”态度的鲁迅，又在《理水》中极尽“笑话”之能事：
　　　　
　　　　“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 我看鲧也没有，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看客也渐渐的走散，鸟头先生就红着耳轮和鼻尖从新吃炒面，拿着柱杖的学者在摇头。
　　　　然而“禹”究竟是一条虫，还是一个人呢，却仍然是一个大疑问。
　　
　　
　　据张承志的雄文说,以上小说鲁迅都没能活着见它们出版."为害"的力量也不大吧?更象儿童的恶作剧而不是杀人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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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ecial.artxun.com/20080312/article/b6a850e77ee879b5bb191a9055c22597.shtml

朱渊清：古史的证据及其证明力——以顾颉刚先生 的大禹研究为例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收集了顾颉刚、钱玄同等学者讨论古史的文字。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册。《古史辨》的出版、顾颉刚先生提 出的古史研究的著名理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以及事实上随《古史辨》出版而形成的古史辨学派的活跃，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十分的重要内容，对中国上古 史料、史实研究以及史学研究方法影响巨大。

本文试图以影响极大的大禹研究为个案对顾颉刚先生早年的古史研究方法作一批评[1]。

一

1922年，在为商务印书馆编写《中学本国史教科书》时，顾颉刚先生说：“上古史方面怎样办呢？三皇五帝的系统，当然是推翻的了。考古学上的中国上古史， 现在刚才动头，远不能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思索了好久，以为只有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为宜。 我便把这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比较看着，忽然发见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到尧舜，似乎不曾知道有 他们似的；《论语》中有他们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中，他们的德行政事才灿然大备了。因为得到了这一个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 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 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2]

顾颉刚先生从《诗》《书》和《论语》三本古书中对尧舜禹的地位问题发生怀疑，“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 排在前面。”从而初步建立了著名的古史层累说的假设。可以说顾颉刚先生的疑古理论与他早年对禹的身份的怀疑密切相关。

关于大禹，顾先生在1923年2月25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作了详细讨论，“《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 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诗》、《书》里的‘帝’都是上帝。……这诗的意思是说商的国家是上帝所立的。上帝建商，与禹有什么关系呢？看这诗的意思，似乎在洪 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商国。然则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閟宫》说，‘是生后稷，……俾民稼穑；……奄有下土，缵禹之绪。’ （按，《生民》篇叙后稷事最详，但只有说他受上帝的保卫，没有说他‘缵’某人的‘绪’。……可见，《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长发》之前还不曾有禹一个观 念）……在这上，我们应该注意‘禹’和‘夏’并没有发生了什么关系。”[3]

“至于禹从何来？禹与桀何以发生关系？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虫也，从  ，象形。’  ，《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 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伯祥云，禹或即是龙，大禹治水的传说与水神祀龙王事恐相类。）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 [4]

顾先生此说一出，立刻遭到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征等先生的激烈批评。

刘掞藜在1923年5月13日《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说：“这种推想是很不能使人满意的。把‘禹敷于下土’的‘下土’说作对于‘上 天’而言，并不见得遂有‘禹是上帝派来的神，不是人’的意思。”并根据同样的资料《诗经》中《閟宫》、《下武》、《玄鸟》、《文王有声》、《皇矣》等篇指 出，按照同样的推理逻辑，后稷、商契、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也就都应该是神不是人了[5]。刘还事实指出了顾先生这里存在的“默证”的问题，“因用不到 牵入禹的事而不将禹牵入诗去，顾君乃遂谓作此诗的诗人那时没有禹的观念，然则此诗也因用不到牵入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不将公刘，太王，王季，文 王，武王牵入诗去，我们遂得说《生民》作者那时也没有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观念吗？”

柳诒征先生更是对顾先生用《说文解字》象形来揣测禹是条虫大为不满，批评顾先生不懂《说文解字》宜例[6]。连最疑古的钱玄同对顾先生对大禹的研究也不敢 赞同，他在1923年5月25日的《答顾颉刚先生书》中说：“中国底历史应该从禹说起。”“先生据《说文》云‘从  ’，而想到‘  ’训‘兽足蹂地’，以为大约是蜥蜴之类，窃谓不然。”[7]

在众多证据确凿的反驳面前，在大禹问题上，顾先生只能很快承认自己研究的某些失误，“我原以为《楚词》上说‘禹降省下土方’，自上至下为降，也有上帝派下 的意思；但看了‘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等句，觉得还不能算做理由。”[8]并不得不马上声明：“我上一文疑禹为动物，出于九鼎，这最引起两先生的反对，我 与此并不抗辩，因为这原是一个假设。”[9]但顾先生还是坚持大禹是神话人物，禹是神，大禹治水是神话故事。《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这篇长文对禹作了深 入的专题研究，“至于禹，他的来踪去迹不明，在古史上的地位是独立的（父鲧子启全出于伪史，不足信。）他不是周族的祖先而为周族所称，不是商族的祖先而亦 为商族所称，他的神话是普遍的。地位的独立，神话的普遍，维有天神才能如此。”[10]“深信他治水之故，乃是受了《孟子》、《禹贡》等书的影响。” [11] “禹为社”，“《大、小雅》皆宣王前后诗（我信西周初期的诗只有《周颂》），则禹为社神之说起于西周后期可知了。”[12]“禹为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 物。” [13]在《论禹治水故事书》中又说：“甲地的洪水与乙地的洪水本非一物，但因两地同受此水患，所以故事流传所及，会得合成一物，禹的故事所以能由越舒传 至中原，亦因中原有黄河的水患故。中原的人受了黄河的水患，有求得一水神（或一个有治水的大神通之人）之需要，恰由越舒传了一个禹来，于是就十分的信奉 了。”[14]“我以为《禹贡》作于战国，不过是战国时人把当时的地域作一整理而托之于禹迹，原无原始意义可寻，不必为之讲通。” [15]

顾颉刚先生的大禹研究在此后的学术界和社会上反响巨大，《古史辨》第二册中就收入了当时的不少批评文字，其中一些对顾先生研究方法的批评颇中肯綮。王志刚 先生以为“顾颉刚等且疑及神禹为古之怪兽，直使神州古史与神话同一荒唐。古籍昭然，欲强天下人舍古以从今，恐非易事。”[16]张荫麟先生批评“顾氏文中 涉及尧舜禹事迹者”[17]，“完全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18]，“其所以致误之原因，半由于误用默证，半由于凿空附会”[19]。傅斯年先生指出 “应该充量用尚存的材料，而若干材料阙的地方即让他阙着。”“找出证据来者可断其为有，不曾找出证据来者亦不能断其为无。”[20]以后再次指出“其有不 能解决之问题，‘及史之阙文’而已。”[21]

距第一册出版四年以后，顾先生在写《古史辨》第二册《自序》时表态：“最使我惆怅的，是有许多人只记得我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话，称赞我的就用这句 话来称赞我，讥笑我的也就用这句话来讥笑我：似乎我辨论古史只提出了这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已经给我这样地解决了的。其实，这个假设，我早已自己放弃。 就使不放弃，也是我的辨论的枝叶而不是本干；这一说的成立与否和我的辨论的本干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这是对我最浅的认识。”[22]

顾先生研究大禹使用的方法也就是他早期众多古史研究同样使用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顾先生并没有放弃。事实上，顾先生心中连“禹为动物”这个基本判断也并没 有真正放弃。五十年代顾先生还在思考禹的神性，据研究，五十年代初期，顾先生在笔记中还在指出“禹之为虫，又得一证。”“以后参观中央民族学院，见到台湾 高山族的器物，在笔记中写道：‘其族以蛇为图腾，其器物刻镂亦必若此。……观殷周铜器，所有盘螭、盘虺纹者，疑即禹图腾之遗留也。’顾颉刚对‘禹’的怀疑 至死也没有放弃。”[23]
问题倒并不在于顾先生是坚持或是放弃了“禹为动物”这一说，而在于这一具体的学术考证中已经体现了顾先生论证问题的方法，这项具体的学术考证既是顾先生上 古史研究的原始出发点，也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理论建设依据的基础。这是我们必须正视而决不能回避的。当时一些提出反对意见的学者正是牢牢抓住了 “这一个问题”，而顾先生当时放弃“枝叶”保“本干”的解脱似乎也太过轻松。



二

顾颉刚先生早年的古史研究有两大特点：一是疑古辨伪，一是以故事的眼光看待古史。这两点不仅是顾先生对古史的基本态度；而且前者与后者相互联系，还直接构 成顾先生处理资料研究古史的方法。

顾颉刚先生对自己古史研究的特点的形成有很清晰的认识。《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时，顾先生写了感情丰富的长篇《自序》，对自己的兴趣爱好、学习经历和学术思 想作了回顾。可以看出，在研究上古史并提出古史层累理论之前，顾先生的学术经历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做过前人疑古思潮的学术史整理工作。顾先生从小 就对“历史的系统”有兴趣，“很想替它做一个清晰的叙述。”[24]16岁时读《尚书》开始真正对古书和古史产生怀疑[25]，以后先后受章太炎 [26]、康有为[27]影响，对照出古文经、今文经各自的不足，愈加强化了疑古思想，“引起我对于古史的不信任的观念”[28]。1915年顾先生做了 《清代著述考》[29]。到北大后，在胡适的引导下，开始研究姚际恒[30]、崔东壁[31]，并发起编辑《辨伪丛刊》[32]。另一个方向是做过民俗学 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工作。顾先生对于民俗学的浓厚兴趣也是幼年就培养的[33]，曾在祖父母和婢仆的口中饱听故事 [34]。到北大后，沉迷戏剧而变成戏迷[35]，还经常从戏中产生一些民俗学的心得[36]。1918年，顾先生响应刘复等号召搜集歌谣[37]，又因 胡适研究《水浒》故事的影响，以为“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办法。”[38]

顾先生早年的古史研究可以说就是疑古辨伪。

顾先生的疑古精神大胆勇猛。在听了章太炎先生的讲演后，顾先生“忽然有了这样一个觉悟，知道只要我认清了路头，自有我自己的建设，书籍是可备参考而不必作 准绳的，我顿觉得当时陶醉的东西都变成了我的腕下的材料。” [39]1914年，“大家提倡思想革新，我始有打破旧思想的明瞭的意识，知道清代学者正因为束缚于信古尊闻的旧思想之下，所以他们的学问虽比郑玄好了千 百倍，但终究不敢打破他的偶像，以致为他的偶像所牵绊而妨碍了自己的求真的工作。于是我更敢作大胆的批评了。”[40]在标点姚际恒《伪书考》时，“古今 来伪造和辨伪的人物事迹倒弄得很清楚了，知道在现代以前，学术界上已经断断续续地起了多少次攻击伪书的运动，只因从前人的信古观念太强，不是置之不理，便 是用强力去压服它，因此若无其事而已。现在我们既知道辨伪的必要，正可接收了他们的遗产，就他们的脚步所终止的地方再走下去。因为这样，我便想把前人的辨 伪的成绩算一个总账。”[41]读崔东壁，“见了他的伟大，同时也见到他的缺陷。他信仰经书和孔孟的气味都嫌太重，糅杂了许多先入为主的成见。”[42] 顾先生疑古的大胆，使他常敢说“预计中的许多篇‘某书中的古史’”这一类的话[43]。

顾先生因为疑古而开始辨伪，由一种读书的态度而终于进入到实在的学术研究工作。读了姚际恒、崔东壁等清人以及宋人郑樵等的辨伪著作后，顾先生的疑古更彻底 了。1921年，顾先生在“继续点读辨伪的书籍之外”还讨论了“《红楼梦》的本子问题和搜集曹雪芹的家庭事实”，“辑录《诗辨妄》连带研究《诗经》和郑樵 的事实。”[44]，结果“竟发现近代的史籍，近人的传记也莫不是和古书古史一样的糊涂；再看清代人的考证时，才知道他们只是做了一个考证的开头。从此以 后，我对于无论哪种高文典册，一例地看它们的基础建筑在沙滩上，里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只要我们何时去研究它就可以在何时发生问题，把它攻倒。” [45]“因为辑集《诗辨妄》，所以翻读宋以后人的经解很多，对于汉儒的坏处也见到了不少。接着又点读汉儒的《诗》说和《诗经》本文。到了这个时候再读 《诗经》的本文，我也敢用了数年来在歌谣中得到的见解作比较的研究了。我真大胆，我要把汉学和宋学一起推翻，赤裸裸地看出它的真相来。”[46]对于此时 的顾先生言，“辨伪”就等于是“攻倒”、“推翻”，意味着彻底的破坏。

顾先生从事古史研究，实际上也就是前人辨伪书工作的继续。在《古史辨》第一册初编之时，钱玄同就曾认为此书题名不合适，但顾先生未作改动，在致钱氏信中 说：“我所以不换去者亦有故。因为我所作的各种文字，凡收入此编者，其目光皆在于古史。(1925.9.18）”[47]胡适先生在介绍《古史辨》时这样 说：“因为这个原故（指标点《古今伪书考》），他天天和宋元明三代的辨伪学者相接触，于是我们有‘辨伪丛刊’的计画。先是辨‘伪书’，后转到辨‘伪事’。 颉刚从此走上了辨‘伪史’的路。”[48]

顾先生认定自己辨伪书之目的在于古史。“从伪书引渡到伪史，原很顺利。有许多伪史是用伪书作基础的，如《帝王世纪》，《通鉴外纪》，《路史》，《绎史》所 录，有许多伪书是用伪史作基础的，如《伪古文尚书》，《古三坟书》，《今本竹书纪年》等。中国的历史，普通都知道有五千年（依了纬书所说已有二百二十千万 六千年了），但把伪史和依据了伪书而成立的伪史除去，实在只有二千余年，只算得打了一个‘对折’！想到这里，不由得不激起了我的推翻伪史的壮志。起先仅想 推翻伪书中的伪史，到这时连真书中的伪史也要推翻了。自从读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之后，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 计划。” [49]具体地，顾先生还为自己订立了一个宏大的计划。也就是作《伪史源》、《伪史例》、《伪史对鞫》[50]。

在《古史辨》第一册中，顾先生多次谈到辨伪书和辨伪史，明确道出自己的研究路径是通过辨伪书来辨伪史。“我能做的辨伪事情不过两种：（1）考书籍的源流， （2）考史事的真伪。但最要紧的事乃是‘考书里的文法’；这件事如果能够弄清楚了，那么，‘书的真伪’和‘作伪的时代’便不难随看随剖析了。”[51] “这《辨伪丛刊》分为两类：一是辨伪事，二是辨伪书。……我们的意思，要把中国的史重新整理一下，现在先把从前人的怀疑文字聚集，排比，做我们的先导。辨 伪事的固是直接整理历史，辨伪书的也是间接整理。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照我们 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现在所谓很灿烂的古史，所谓很有荣誉的四千年的历史，自三皇以至夏商，整整齐齐的统系和年岁，精密的考来，都是伪书的结 晶。”[52]“从前常以战国横议，趁口乱道古事，造成了许多‘伪事’；现在想想，战国时不但随便编造‘伪事’，而且已在著作‘伪书’了。”[53]我很 想把古史分析开来，每一事列一表，每表分若干格，格上记事以着书之时代为次，看他如何渐渐的转变，如何渐渐的放大，或如何一不留心便忘记了，使得作伪之迹 无可遁形。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54]“他（崔述）要从古书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迹来，也不是稳妥的办法。因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已很少，我们要否认伪 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 [55]
至于具体如何辨伪，如何由辨伪书“引渡”到辨伪史，顾先生在姚际恒、崔东壁之外，有了自己的大发明，这个发明就是他从看戏和民俗学研究中得来的经验。顾先 生回忆自己在北大荒废课业沉迷看戏后的这宗意外收获说：“在这戏迷的生活中二年有余，我个人的荒唐和学校课业的成绩的恶劣自不消说；万想不到我竟会在这荒 唐的生活中得到一注学问上的收获。（这注收获直到了近数年方因辩论古史而明白承受。）”[56]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先生用简明的语言道出了他由看戏悟出的辨伪研究古史的具体方法：“我们对于那时的古史应当和现在的故事同等看待” [57]。这一方法顾先生使用起来得心应手，“我自己就性之所近，愿意着力的工作，是用了‘故事’的眼光去解释‘古史’的构成原因。” [58] “(1)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的构成的原因，（2）把古今的神话与传说为系统的叙述——是我个人研究古史愿意担任的工作。”[59]对于自己的学问上的这 一大收获，顾先生非常自信，在给钱玄同、柳诒征、李玄伯等先生的信中反复宣扬。“所以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 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60]“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 状况。”[61]“我的辨论古史的主要观点，在于传说的经历。”[62]“我对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63] “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不立一真，惟穷流变’。”[64]

不求历史真相而重故事变化，顾先生追求的原来不是特定的这个历史事实，而是后世关于这个“历史事实”的叙述的流变。由此我们明白顾先生对于姚际恒、崔东壁 的不满。清代的这些辨伪书者尊重经书，相信经书较其他书的特别可信；他们有六经皆史的基本认知，认为经书所记载的史实的可靠。但在顾先生的眼中，“无论哪 种高文典策”记载的古史都只当是故事看待。

顾先生并没有严格区分神话、传说、故事，但这些内容都可以说是民俗（folklore），与历史相区别。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的遗迹留存成为史料。档案、史书等文献资料记录了历史的史实，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历史研究通过史料研究追求史实的真相。史书以 其客观性、系统性、概要性成为传统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史料。史书虽然也是叙述，但和故事完全不一样，是历史真实的客观纪录。

根据柳田国男的区分，历史在被用文字记录下之前，和传说一样全凭人的记忆，口耳相传。“当时的人也没有把传说与历史分别开来，区别对待”，“因为对他们来 说，无论是史实抑或是传说，都是祖辈们遗留下来的亲眼所见和亲身所历，理应同等对待而无须区别。” [65]到了要用文字记载的年代，“人们非常审慎地甄别了浩瀚的材料，取舍严格，没有把什么都一古脑儿写进去”，记载“确属于前人十分重要的实历，而又无 可置疑者”，“凡是经过后人明显修改的，都一律舍掉不予记载。” [66]口头流传的传说则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和历史远离，“不仅没有固定的叙述形式，而且它还越传越神，不断加码”，而与历史区别开来。[67]

至于故事，则从根本上就完全没有可信性[68]，故事的基本成分是普罗普说的功能[69]、邓迪斯说的母题[70]或者通常说的情节。正如普罗普所说，故 事中“人物的功能是恒定不变的内容，而其余的部分都是可以变化的。”[71]故事流传除了母题（或功能、情节）外，其他任何内容都变动不居，变动不居的这 些内容完全可以相互消解，这就显示了“民间故事的双重特征：它既是多样态的，丰富多彩；又是统一样态的，千篇一律。”[72]

顾颉刚先生把古史看成是故事，古书所记录的古史就完全不被视为真实的历史事实，历史的真实从研究的初始已经被彻底否认。顾先生把不同来源的古史资料内容按 照故事的情节合成编排，并标志以记录这些古史的古书的成书时间，历史也就只能是层累伪造。另一方面，不同来源资料记录的古史内容作为故事流传的不同版本自 然可做互相消解，以记录古史的古书的成书时间来解释这种情形，古书也就全都成了伪书。连钱穆先生晚年都惊叹：“傥中国古史尽由伪造，则中国人专务伪造，又 成何等人。”[73]由辨伪书再“引渡”回顾颉刚先生早年的“古史”辨伪，顾先生的疑古就必然走向对古史的全部推翻。“古人心中原无史实与神话的区别；到 了汉以后始分了开来。”[74]“本来古代人对于真实的史迹反不及神话与传说的注意，所以古史中很多地方夹杂着这些话。”[75]



三

顾颉刚先生以故事来看待古书记载的古史，他的大禹研究就是这种辨伪疑古研究方法的应用。

顾先生确认禹是神的身份和关于大禹古史的神话故事性质首先缺乏依据。“禹”作为名号不能做“说文解字”式分析；对于天帝命禹这样的说法古人习用，《诗经》 中“维嵩降神，生甫及申”就是例证；说禹治水敷土，非神力莫能为，是不明所以的猜测之词；至于说禹的“来踪去迹不明，在古史上的地位是独立的，他不是周族 的祖先而为周族所称，不是商族的祖先而亦为商族所称，他的神话是普遍的。地位的独立，神话的普遍，维有天神才能如此。”[76]，更完全没有证明力。顾先 生以故事的眼光看待古史，所以确认禹是神的身份和关于大禹古史的神话故事性质是顾先生先验的认识。

顾先生根据他所认定的古书先后次序排队演绎古史内容，编出一部古人关于禹的造神史。“《周颂》三十一篇没有‘禹’的一字，那时人竟没有禹的伟大功绩的观 念；一到穆王末年的《吕刑》，禹就出现了；到西周后期，社祀也举行了，《大、小雅》及《商、鲁颂》屡屡把禹提起，看得他在古史中的地位是最重要的了。这一 点分别是何等显著！”[77]这里顾先生使用了中国古代两部经典文献《诗经》和《尚书》的资料。《诗经》、《尚书》性质不同、资料来源（包括汇编的《尚 书》和《诗》内部的各篇章）也不同，因此，其一，独立来源的资料可以用来互相证真，但难于互相否证（除非另有大量旁证），傅斯年先生所谓“找出证据来者可 断其为有，不曾找出证据来者亦不能断其为无”[78]。其二，独立来源资料必须独立进行分析，不可以用来互相演绎其中内容的先后变化。在这里顾先生不但无 限度使用默证，而且完全采用了梳理传说故事传播流变的方式来处理经典文献资料，把独立来源的文献资料看成了故事流变的不同版本。

至于大禹治水，顾先生“深信他治水之故，乃是受了《孟子》、《禹贡》等书的影响。”[79]“以为《禹贡》作于战国，不过是战国时人把当时的地域作一整理 而托之于禹迹，原无原始意义可寻，不必为之讲通。” [80]顾先生对古史“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81]，“不立一真，惟穷流变”[82]，不顾历史真实的存在；认为“对于那时的古史应当和现在的故 事同等看待”[83]，也不相信存在有关于真实历史的纪录。顾先生认为晚近的古书关于历史史实的记载都是伪造的，《孟子》、《禹贡》都是战国时代的古书， 所以它们记载的古史必定都是伪造。“我以为《禹贡》作于战国，不过是战国时人把当时的地域作一整理而托之于禹迹，原无原始意义可寻，不必为之讲通。” [84]实际上，历史记载的时间远近与历史真实之间并没有必然关系，历史研究追寻的是过去事实的真相，不能简单以晚书或伪书托词。辨伪以存真为目的，因此 是其有限度的，决不是完全不顾历史真实的彻底破坏、推翻。

四

顾先生所从事的上古史研究有其非比寻常的特殊性，这就在于其资料的“茫昧无稽”。上古史尤其是夏代史的“所有的史料实在不够用”[85]，“用了书本上的 话来考定尧舜禹的实有其人与否固然感觉材料的不够用，但若要考明尧舜禹的故事在战国秦汉间的发展的情状，书本上的材料还算得直接的材料，唯一的材料呢。” [86]这一情形，陆懋德先生对顾颉刚先生的批评文字中也有比较平直的说明：“顾君就此点与其友人刘藜掞、胡堇人二君往返辨论，凡数万言，可谓极诙诡之能 事矣。余独惜其至终未有结论，此皆因两方面所根据之材料均不出故纸堆中之旧文字故也。夫禹为历史前的人物，自不待言，而诸君所据以为辨论之材料，如《商 颂》，《论语》，《说文》，又皆东周以后之纪载，岂能得其结果乎？”[87]
许多先生因为上古史料的这种困难而责难顾颉刚先生对考古资料的排斥，这种责难顾先生上古史研究的理由是不公允的，尤其对传统的历史研究者而言，不习于使用 考古新资料是可以理解的。完全限定在古文献范畴内同样可以进行古史研究。

问题在于古史的文献资料吉光片羽，而又性质不一、来源复杂，因此，对文献资料处理需十分的谨慎，尤其是必须对古书的性质和古书的成书情况有非常深入的认 识。

记载禹的古书有《墨子》、《孟子》这样的子书（《孟子》宋代也被列入十三经），也有《诗经》、《楚辞》这样的诗歌，还有《尚书》、《左传》、《竹书纪年》 这样的古史书，等等。

《墨子》、《孟子》等子书中有大量关于禹的记载，这些资料固然可能就是写书者叙述或转述的故事，但也同样可能是当时的历史知识的记录。如果这些内容在其他 各种书尤其是完全不同性质不同来源的文献中也有记载，内容不相背离，那么更为可能的是这项内容是当时的历史知识；但即便该内容完全不见于不同资料来源的他 书，我们也不能简单论定就是写书者叙述或转述的故事，不同来源、不同性质的资料只能互相证真，很难互相否证，否证需要充分的旁证资料。诗歌中记载的情况同 样如此。

《诗经》、《尚书》这些是儒家的经书，它们是孔子教书的教材，甚至被认为是孔子编定，在传统社会的知识思想中五经的重要性无与伦比，五经在长期的知识传承 中反复被研究而没有被否定，对于五经中记载的内容我们应该有特别的重视。顾颉刚先生对《诗经》“也敢用了数年来在歌谣中得到的见解作比较的研究了” [88]，虽然宋代的朱熹、郑樵等人已有此做法，但这种大胆还是过于轻率。至于《尚书》，是上古档案文献的汇编，资料价值更是无可比拟。

史书的客观性、系统性、概要性的特点无可替代。中国有规范、严密、长期不间断传承的史官系统，史书的传承是非常严肃的国之正事，极其谨慎规范，完全不可以 自由无序的故事的传播相类比。正如胡堇人先生所指出：“古史官是世传的，他们父传子，子传孙，容易把史料保存。就是突遭兵火，他们因职务上关系，不能不尽 法搜辑。况列国有史官，一国失传，还有别国可以参互考订，决不能各国同时间对于某时代造出一色的假货。”[89]因此史书记载的古史内容不能以史书的成书 时间断限。史书记载的古史应该是研究古史的最基础的资料，是证明历史真实的最重要的证据。

对于古书的体例和成书情况随着近年战国竹书的大量出土和整理研究，已经引起不少学者的重视和思考[90]。中国的经书和早期的子书基本上都经过了春秋战国 时期的重新删订，很多就是写定于这个时期。写定于这个时期的古书是否有更早的来历，大规模删订的古书又是否忠实于文献的原貌，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比如， 古人并没有如同后世一样的明确著作权，古书的“作者”、“述者”还有“撰人”，时间可以拉得很长[91]。因此不能简单用“人”的年代和“书”的年代来判 古书真伪。

出土资料如甲骨文、金文、简帛等也是用文字记录的包括档案、古书等在内的文献资料。档案文书的资料写定时间仔细分析起来也并不简单，夏含夷先生说，铜器铭 文不是第一手资料，他根据《颂簋》铭文指出，第一手资料在朝廷的文件档案里，第二手资料是受命者受到得命册，铜器铭文则是第三手资料[92]。

对于古书性质和古书成书的认识不足，使顾先生简单地以古书成书时间来判定古书真伪，并断定晚出的伪书记载的古史就是伪造的。禹治水的古史恰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非常好的例证。

古书多有记载禹治水之古史，如《山海经·海内经》：“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诗·商颂·长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左传·襄公四年》： “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徳用不扰。”春秋时期的青 铜器铭文也有相关记载，《叔夷钟》：“咸有九州，处禹之堵。”《秦公簋》：“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鼎宅禹迹。”

史官纪录的《尚书·禹贡》最为周致确切。《禹贡》首句是全篇总说：“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书序》概括《禹贡》旨意即曰：“禹别九州，随山濬 水，任土作贡。”但在顾先生眼中，《禹贡》是战国时代之伪书，禹治水之古史是神话故事，“原无原始意义可寻，不必为之讲通”[93]。

古人并不怀疑禹治水的内容，相信是大禹治水时留下的资料。但已指出《禹贡》首尾两句是史官的“史辞”。《禹贡说断》卷1引张氏曰：“此一篇以为史官所记 邪？而其间治水曲折，固非史官所能知也。窃意‘禹敷土，随山刋木，奠高山大川’，此史辞也。”

最近新出的《  公盨》首句即曰：“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廼釐方设征。”与《尚书·禹贡》和《书序》的说法几乎完全一样。《  公盨》是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充分证明“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廼釐方设征”确是周代史官关于古史载录的概说之辞。更考虑到《左传》所引《虞人之箴》的说 法，我们可以肯定，周代史官系统早就有了关于禹治水的古史记载，“禹敷土”之说在周代史书中代相传承。从《  公盨》、《禹贡》到《史记·夏本纪》，关于禹敷土的这几句话几无差别，由此亦可窥史官传承史书严谨之一斑。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顾先生关于战国伪造的《禹 贡》无原始意义可寻的观点完全错误。



五

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 了。我很愿意向这一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同时也可以用了建设的材料做破坏的工具。”[94]在写第二册《自序》时，顾先生有了破坏与建 设分工，用考古学来建设新古史的思想[95]。顾颉刚先生写《古史辨》第四册《自序》时，有了破坏与建设是一事之两面的新说法[96]。等到1935年顾 先生与童书业合写《夏史三论》时，顾先生对自己的文献辨伪工作的自信到了极致，他断言夏史是传说，挖苦考古学不可能找出真实的证据，“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 中不在少数，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瞧罢！若是你们所有的也是书本上的材料，而且是战国以下书本上的材料，那么除 了用这样方法整理之外是没有更适当的方法了。”[97]

也就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之际，对于历史证据，王国维在《古史新证》课程总论上开章明义：“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 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98]这也 就是今日学术界艳称的地上、地下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所说的地下材料实际上还是文字资料，但不是传承而是考古出土的。实际上，由地层学、类型学支撑的考古学可以确定历史时间，并且考古出土人类历史活动 的实物资料，因此狭义的考古学资料也同样可以真正被用作历史证据。

证明历史事实，包括文字、档案、书籍文献等在内的文字证据之外[99]，只要能确定其时间，并与历史事实或历史事实背景相关，考古、地理乃至于基本不受人 类活动影响的地质、天文、气候、生物等各种资料，理论上也都可以用作证明历史事实的证据，由于这些资料之间及其与文字资料之间互为异质，笔者称之为异质资 料，被用来证明历史事实的异质资料称为异质证据。当然，以文献（尤其是史书）为主的文字证据与各种异质证据相互参证证明某一个具体的历史事实十分复杂困 难，基本技术规范还需要建立。但无疑，谨慎处理的异质资料能够互相协同，协同的异质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共同用来证明历史事实。如果来自各种异质资料的证 据独立得出的结论惊人指向一致，那么只能认为被证明的就是这个历史事实。
上古史文献资料留存少，尤其是禹夏历史，文献资料“茫昧无稽”，有关夏史的历史纪录今天得见的只有周代及其以后的史书和各种其他性质文献中保存。因此，对 于这些史书和其他文献记载的禹夏史实的证明非常困难，需要采用异质证据。

1959年，徐旭生先生根据文献记载，确定河南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上游登封、禹县一带以及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山以南）为夏人的活动中心“夏 墟”，并对豫西地区进行考古调查[100]。此后，考古工作者在豫西发现了大量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址。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现在已经被认定全部属于 夏文化，其中二里头一期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1880～前1730年之间[101]。许多文献上都有 “禹都阳城”的记载，考古发现证明，禹都阳城即是登封县告成镇西的王城岗城址[102]。告成镇北曾经发现春秋战国时的期“阳城”遗址，在城内外发掘的许 多战国陶器上，印制有“阳城”和“阳城仓器”的篆体陶文戳记，表明东周时期的“阳城”就在登封告成。王城岗二期城址内木炭的14C测定年代距今4000± 65年，约当公元前2050年[103]，证明这里就是禹都阳城。

考古证据之外，天文、地理、地质等资料中也都存在可以证明夏史的证据。

    我们举《禹贡》地理为例。据《禹贡》导河，黄河“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根据《伪孔 传》、郑注、孔疏等研究，我们清楚黄河走向是至孟津、巩县、荥阳广武山[104]，然后转折向北过降水，从河南辉县继续北上，从河北平原入海。但是，《禹 贡》又说：“荆、河唯豫州。伊、洛、瀍、涧既入于河，荥波既豬，导菏泽，被孟豬。” 荥波、孟豬与黄河又有什么关系呢？

黄河下游的改道，在春秋战国以后有过许多次，此前当也如此[105]。黄河下游改道入海，造成历史时期海岸线依然一步步继续向海推移。通过对当地海岸和河 口堆积的深入研究，可有助于研究黄河到此入海的历史。据笔者所知，早在上个世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就已经对渤海湾西部河口堆积和海岸线进行了富 有成就的研究[106]。八十年代，韩嘉谷先生利用贝壳堤、古文化遗址、地质和生物等资料，对《禹贡》下游河道进行了考察，明确论证古黄河第一次到天津入 海的时间，证明《禹贡》河走河北平原入海的时间远远早于春秋时期[107]。此后，王青先生也多次撰文讨论黄河下游改道和大禹治水关系等问题[108]。

黄河多次改道，交替注入渤海和黄海，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的成陆过程与黄河改道关系密切，而且其沿海贝壳堤的发育也取决于黄河的南北改道。当黄河经河北平原 入海时，渤海湾西岸因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而迅速淤涨，海岸不断外伸，不利于贝壳堤的生长。当黄河改走苏北平原入海后，渤海湾西岸因泥沙供量不足，海水强烈 侵蚀海岸，细粒泥沙被海水带走，贝壳等粗粒物受海水顶托便富集于海水高潮位，由此形成贝壳堤。黄河往返改道，交替注入黄海、渤海，就在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 沿岸留下了多道贝壳堤遗迹。现在已经探明，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沿岸发现的多道贝壳堤有着较清楚的时间序列，14C 测定两地贝壳堤的形成年代基本上相互交叉，指明了黄河改道的大体时间。研究表明，黄河在距今约4600—4000年间是经淮北苏北平原入海的，到距今 4000年前后改道经河北平原注入渤海。距今 4000年前后黄河下游的南北大改道，时间上正好和史书记载的大禹治水的时间相吻合。

由此可知，禹夏时期，黄河正好有一次改道，在改道之前，黄河走的是南道，改道后走的是北道。《禹贡》导河部分记录的是黄河北道走向。《禹贡》：“荆、河唯 豫州。伊、洛、瀍、涧既入于河，荥波既豬，导菏泽，被孟豬。”从荥泽至孟诸一线入海的河是黄河南流故道，这一线黄河在禹夏时当已近断流。大禹治水在这一线 就进行阻水堙塞。大禹在荥泽阻水。《水经·河水》：“又东过荥阳县北，蒗荡渠出焉。”郦道元注：“大禹塞荥泽，开之以通淮、泗，即《经》所谓蒗荡渠也。” 《水经注·济水》：“《晋地道志》曰：济自大伾入河，与河水斗，南泆为荥泽。……昔大禹塞其淫水，而于荥阳下引河，东南以通淮、泗，济水分河东南流。”大 禹还在今河南商丘东北的孟诸蓄水。朱鹤龄《禹贡长笺》卷7引黄度曰：“盖因窪下之势，导而行之，浅流覆被。”朱鹤龄曰：“当是禹时故迹。”孟豬、孟诸也就 是明都，故新近公布的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以陂明都之泽”而“涂州始可处”。《国语·周语中》“泽不陂”韦昭注：“陂，鄣也，古不窦泽，故鄣之。”《周 语下》“陂唐”注：“畜水曰陂。”

战国人恐怕无论如何也不能根据战国时的地理状况想象禹夏时期黄河南流故道的存在状况，所以顾颉刚先生说《禹贡》是战国人根据当时的地理伪造的话是错误的。

六

运用古书资料研究历史，王国维曾明确指出，“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的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109]王国维先生所谓“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笔者以为可作进一步理论推进，使其上升而成为一条关于历史证据的基本原则：即在不能确切证明 某文献资料所揭示的史实为假的情况下（“谁立论谁举证”），该文献资料不能作为“假”进行推论。或可简称为“非假推定”原则。



[1] 许冠三先生曾经有顾颉刚先生“始于疑终于信”的说法，认为顾先生的古史学在四十年代开始由辨伪向考信过渡，六十年代后则以考信为主。（许冠三《新史学九十 年》，香港中文大学1986年版）笔者以为这是十分有见地的意见。本文讨论的是顾颉刚早年治学到《古史辨》七册编纂这一段时间中的古史研究方法。2004 年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上古史：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会议上本文引起了比较激烈的讨论。会议期间，李学勤先生多次向笔者言及他所认识的晚年顾 颉刚的古史研究，笔者完全赞成李先生的观点，重视并高度评价顾颉刚先生在后期古史研究中实际态度和方法的变化以及由此取得的巨大成就。

[2]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51—5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P62。

[4]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P63。

[5] 刘掞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古史辨》第一册P83。

[6] 柳诒征《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以例》，《古史辨》第一册P217。

[7]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P69。

[8]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06。

[9]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18。

[10]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09—p110。

[11]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11。

[12]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14。

[13]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27。

[14] 顾颉刚《论禹治水故事书》，《古史辨》第一册p210。

[15] 顾颉刚《论禹治水故事书》，《古史辨》第一册p210。

[16] 王志刚《古史稽疑契子》，《古史辨》第二册p302。

[17]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辨》第二册p271。

[18]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辨》第二册p273。
[19]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辨》第二册p288。

[20] 傅斯年《评〈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古史辨》第二册P11。

[21] 傅斯年《评〈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古史辨》第二册P141。

[22] 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自序》P3。

[23] 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P6,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

 

[24]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6。

[25]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14。

[26]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24。

[27]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26。

[28]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80。

[29]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29。

[30]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2。

[31]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6。

[32]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2。

[33]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6。

[34]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19。

[35]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19。

[36]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22。

[37]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37。

[38]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0。

[39]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25。

[40]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35—p36。

[41]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2。

[42]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6。

[43]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p97。

[44]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6。

[45]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7—p48。

[46]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8。

[47] 顾先生日记引自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p93。

[48] 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第二册P336。

[49]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3。

[50]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3。

[51] 顾颉刚《论辨伪工作书》，《古史辨》第一册p26。

[52] 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古史辨》第一册p35。

[53] 顾颉刚《论孔子删述六经说及战国著作伪书书》，《古史辨》第一册p41。

[54] 顾颉刚《论尧舜伯夷书》，《古史辨》第一册p43。

[55] 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p59。

[56]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19。

[57]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65—p66。

[58] 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272。

[59] 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274。

[60] 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p59—p60。

[61] 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p60。

[62] 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223。

[63] 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273。

[64] 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273。

[65] 柳田国男《传说论》，连湘译本，p28—p29，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66] 柳田国男《传说论》，连湘译本，p28—p29，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67] 柳田国男《传说论》，连湘译本，p28—p29，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68] 柳田国男《传说论》，连湘译本，p26，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69] 弗·普罗普《民间故事形态学》，转引自叶舒宪编《结构主义神话学》p3—p11，陕西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

[70] 阿兰·邓迪斯《世界民俗学》，陈建宪、彭海斌译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版，p294。

[71] 弗·普罗普《神奇故事的转化》，转引自刘守华《比较故事学》p39—p44，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72] 弗·普罗普《民间故事形态学》，转引自叶舒宪编《结构主义神话学》p3—p11，陕西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

[73] 钱穆《.维新与守旧——民国七十年来学术思想之简述》，台湾《幼狮杂志》1980/12。

[74] 顾颉刚《我的研究古史计划》，《古史辨》第一册p215。

[75] 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274。

[76]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09—p110。

[77]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27。

[78] 傅斯年《评〈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古史辨》第二册P11。

[79]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111。

[80] 顾颉刚《论禹治水故事书》，《古史辨》第一册p210。

[81] 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273。

[82] 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p273。

[83]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65—p66。

[84] 顾颉刚《论禹治水故事书》，《古史辨》第一册p210。

[85]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p98。

[86] 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自序》，p4—5。

[87] 陆懋德《评顾颉刚〈古史辨〉》，《古史辨》第二册p375。

[88]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48。

[89] 胡堇人《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古史辨》第一册p94。

[90] 参看李学勤《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人文杂志》增刊，1982年；李学勤《新出简帛与学术史》、《对古书的反思》，《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湾时报文 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李零《从简帛发现看古书的体例 和分类》，《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1；谢师维扬《古书成书情况与古史史料学问题》，谢维扬、朱渊清编《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91] 李零《从简帛发现看古书的体例和分类》，《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1。

[92] Loewe &Shaughnessy：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P29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93] 顾颉刚《论禹治水故事书》，《古史辨》第一册p210。

[94]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p50—p51。

[95] 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自序》p4—p5。

[96] 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自序》p18—p19。

[97] 顾颉刚、童书业《夏史三论》，《古史辨》第七册下编p196。

[98] 王国维《古史新证》总论，p2，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99] 现当代的历史研究资料中，照片、录音、影像等声像资料已经成为资料大宗。

[100]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11。

[101]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102] 安金槐《试论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与夏代阳城》，《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103] 《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104] 关于广武山对于历史上黄河频繁改道的地理学意义，参看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测蚀》，《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出版社，1981年。

[105] 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

[106] 李世瑜《古代渤海湾西部海岸遗迹及地下文物的初步调查研究》，《考古》1962年第12期（总第76期）王颖《渤海湾西部贝壳堤与古海岸线问题》，《南京 大学学报（自然社科版）》8卷3期。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渤海湾西岸古文化遗址调查》，1965年《考古》第2期（总第102期）。

[107] 韩嘉谷《论第一次到天津入海的古黄河》，《中国史研究》1982/3。

[108] 王青《试论史前黄河下游的改道与古文化的发展》，《中原文物》1993/4；王青《试论华夏与东夷集团文化交流及融合的地理背景》，《中国史研究》 1996/2；王清《大禹治水的地理背景》，《中原文物》1999/1。

[109] 王国维《古史新证》总论，p2—p3，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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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glin.idv.tw/comments_new/history_novel106.htm

顧 頡剛《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

網路上見到這篇於民國十八年（1929 年）刊載在《燕京學報》的論文，內容十分具有啟發性。顧先生是當年掀起「古史辨」的一位大員，他繼承了清代對於書籍的考證與辨偽傳統，提出中國上古的所謂 「歷史」——三皇、五帝、夏商時代的人事、甚至於周朝的許多事蹟，都缺少了許多可以支持其歷史上的證據支持；套句顧頡剛自己的話，便是「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之意。戰國至兩漢年間，在知識份子不斷地為了自己學派的目的，根據既有的傳說加以改編，最後便堆 疊出一段起自黃帝，經歷顓頊、帝嚳、堯、舜、禹等上古帝王的傳承。但顧先生卻認為這些可都是「靠不住的」，不能把它們當成真實的歷史來看待。

這篇論文中，作者則是專注在《周易》這本書的卦辭、爻辭上。他認為《周易》的真正重點就在這些文辭之中，而不是陰爻陽 爻這些符號化的「重卦」之上︰《周易》可以沒有形而上的陰爻陽爻（所以可以用六七八九其它類型的符號來取代），但若抽離了卦辭、爻辭，那麼《周易》便沒有 太多東西可談了。作者首先就批判，傳統所謂《周易》「人更三聖，世歷三古」的說法是不合理 的，這是中國文人在傳統上，喜歡將功勞依附給古代名人的「壞習慣」所致。而《易經》和《易傳》兩者更是要分開來看的︰《易經》（即卦辭爻辭本身）可能還反 映出西周初年的文辭內容，但《易傳》卻是晚至戰國時代才成書的。本論文便是從這個觀點來切入，認為卦爻辭中的許多「故事」，原是西周初年人們「耳熟能詳」 的典故，就像今日我們讀到廟裡籤詩上「姜太公八十遇文王」之類的標題——雖然籤詩只有短短的八個字，但讀到這段話，我們今天便能夠立刻得到「就像當年姜太 公一樣，到了老年之後，會出現那位『願者上鉤』周文王來聘請你；所以這是好籤，我要耐心等待。」作者認為，《周易》卦爻辭中出現許多這種類 型的「典故」，來給卜問者一種可以用來作為喻比的標題。

但隨著時間推進，後來這些故事都已失傳，造成後人看不懂了。然後到了戰國年間，文人要開始推廣並加以注釋時，就無可奈 何地蒙著頭一味胡亂強解。如果我們完全忽視掉《周傳》，直接看經文本身，有時才更能得到這中國第一部卜筮之書的原意。這篇論文中提了五件《周易》中的失傳 故事︰「王亥服牛」、「殷高宗伐鬼方」、「帝乙歸妹」、「箕子明夷」和「康侯用賜馬蕃庶」。

首先，關於第一件「王亥服牛」故事，出現在〈大壯．六五〉︰「喪羊於易，無悔。」〈旅．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 後號咷，喪牛於易，凶。」

TG 拿著手上的三民書局版本，〈大壯．六五〉是將「易」解成「埸」、「田邊」，「羊」則是要引申成「公羊」、所以代表「強盛之勢」。而〈旅．上九〉也同樣將 「易」解釋成「田邊」。總而言之，這兩段的爻辭都是有些「玄幻繞彎」的意味兒。

拜殷商卜辭的解讀之賜，我們現代人對於殷人先公「王亥」的故事重建，搭配其它古材料《楚辭》、《山海經》、《竹書紀 年》，可以達到相當明確的架構了。大意是殷人王子「王亥」帶著牛羊渡河，到了「有易」這個國家去作客；後來賓主之間出了爭執，王亥被殺；TG 曾經在這篇雜文中提到這段故 事。因此作者便認為，上面這兩段爻辭正是這則故事的兩個階段︰ 如果卜得「喪羊於易」，代表 這時候王亥還是很安全的、沒什麼大礙；但如果卜得「喪牛於易」，就像是王亥「先笑後號咷」， 大難臨頭了。假設以上這兩段爻辭中的「喪羊」、「喪牛」正是取用於這個當時人人皆知的典故，而不需要去附會說牛代表什麼、羊代表什麼喻意，只是後來人們逐 漸忘卻這項典故了。TG 認為，顧氏的理論是最簡單的解釋，也可能是是最接近事情的真相。

作者提出的第二件故事「殷高宗伐鬼方」，出現在〈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弗用。」以及〈未濟．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

「鬼方」照王國維的看法，應該是中原的西方民族，也就是周朝時代的「犬戎」。作者考證出《易經》本文中出現的「三」這 個數字並不見得是實數，或多或少是代表「多數」之意（另一個常用的數字則是「十」）。所以上面兩段殷高宗（武丁）伐鬼方，應該是歷盡一番辛苦的努力，東方 民族（殷商）才終於讓西方民族（鬼方）臣服。這應該在商周之際是件大事，所以爻辭作者才會把這件事特別寫下來。對應後來出現在《詩經．大雅．蕩》裡有一段 藉周文王之口痛罵殷商窮兵黷武的，顧氏認為，應該看作是同為「西方民族」的周人在為鬼方打抱不平︰「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壘于中國，覃及鬼方。」

不過也正如作者所建構「失傳了的故事」理論，除非再有其它出土的新資料，否則我們只知道殷商末年有過這麼一件大事，但 細節不明（雖然婦好之墓的成就斐然，但似乎還有許多研究要進行）。因此爻辭中的「小人弗用」、 「賞於大國」，今日我們還是沒有辦法真正理解的。

第三件故事則是「帝乙歸妹」，出現在〈泰．六五〉︰「帝 乙歸妹，以祉，元吉。」與〈歸妹．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 吉。」

這是一段十分吸引上古史家目光的研究。顧頡剛先生開風氣之先，提出「帝乙歸妹與周文王」的說法，認為這在當時，是一種 位居東方的天子，以「和親政策」緩和與西方周民族緊張關係的一種外交手段。在殷商王朝時代的周室王族，一向是與姜姓聯姻的；此時尊貴的商公主嫁給周文王， 自然代表當時的第一等國際大事。顧氏從《詩經．大明》中摘出一段文王迎親的描述︰「大邦有 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指的正是這件「帝乙歸妹」之事。不過這個公案還是有可以研究的地方，傳統解《詩》者根據〈大 明〉後頭對於文王之妃還有「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認為這位「俔天之妹」還是指同一位生下武王的有莘之女。但顧氏認為，有莘之女對於周人而言，不太可能這樣隆重地將這位女子說成是 「大邦有子、天女下凡」；所以〈大明〉的描述應該是「動態」的進行式，文王先迎娶了帝乙之妹為正妃，後來這位「大邦之子」或死或大歸，才繼娶於有莘之女， 遂生武王。

不過我們依現有的資料，畢竟還是無法修復這段失傳的故事了，因此所謂「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沒人確定它究竟是在說什麼。無論如何，《周易》爻辭中，已經十分樸實地告訴我 們，人們曾經流傳過這樣一件重要的、吉祥的和親故事了。

第四件故事，其實經文內容一點都不難。作者認為，反而是後世解經者為了其盲從信古的桎梏，才有意無意地搞得十分混亂。 這就是「箕子明夷」。〈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顧氏認為，這個卦與爻辭，就是在講商之遺臣「箕子」相當倒楣就是了。在流傳下來對於箕子的描述，即箕子在商紂王底下做 事，曉得國家快亡了，忠臣不斷被國王殺害，讓他只能裝瘋避開眼前的危險。最後周武王不僅真的滅掉了殷商，還跑去問同為殷商王族之一的箕子︰「商朝為什麼會 滅亡？」（TG 按︰真是不厚道的問題……）因此顧頡剛先生猜測，「箕子之明夷」可能是當時的一句成語，但確切的意思已經失傳了。

TG 順著這條思路猜測，或許成語「箕子之明夷」在當時的意思有點像「英雄多磨難」——雖然運氣不佳，光明多所殞傷，但終究還是能有好結局的；就算箕子一樣，即 便多有危難，最後還是受到周武王的敬重而成為國師。對照張光直先生在他的《中國青銅時代（二）》中所提及的，周原甲骨文中有一段寫道︰「唯衣雞子來降，其執暨厥吏在□，爾卜曰南宮辭其乍？」這裡的「衣雞子／殷箕子」的「來降」，應該就是幫周人作法降神， 也就是成為周人國師之意。所以「箕子之明夷」這一爻，是「利」的；而〈周易．明夷〉的卦辭，正是「利」、「艱」之卦。

以上關於箕子之事出現在《周易》應該沒太大疑慮，但顧氏論文的本段重點，在於論證後代學者硬要解釋「這裡的箕子不是那 一位箕子」上頭。受到《易傳》上的講法，卦辭、爻辭是周文王困於羑里時所作的，但既然「武王克殷」與「釋箕子囚」兩事是發生在文王死後，文王如何能在爻辭 中預言未來之事呢？所以漢儒便不斷迂迴轉繞，把「箕子」字解作「其子（那個人）」或「荄玆（剛發芽滋生的草卉）」，總之就不會是那位受到亡國之痛的殷人貴 族人名「箕子」就是了。顧氏對此多加批判，認為只要跳脫對於所謂「經典詮釋」的束縛，把《周易》和《易傳》看成兩回事，曉得《易傳》是戰國時代眾人根據自 己的需要，重新幻想古代聖人的傳承，拼命地在一堆搞不通的失傳故事上胡亂解釋，便能夠更清楚地看待這一切了。

第五件「康侯用賜馬蕃庶」的故事，是〈晉〉的卦辭︰「康 侯用賜馬蕃庶，晝日三接。」

傳統上不將這段看作歷史典故來講，認為「康侯」是「安定國家的公侯」，不指特定某人。所以孔穎達的解釋便成了「正解」 ︰一位能夠安定國家的公侯，能夠得到天子賞賜眾多的馬匹，所以一天之內可以三次受到天子的接見，這就應合了本卦明稱——臣子的「晉」昇于天子之意。

顧頡剛卻從周朝彝器上的金文自稱來考證，認為這裡的「康侯」即周武王之弟「衛康叔」在當時的稱呼，也就是在周成王即位 年間，作《尚書．康誥》告誡這位侄子皇帝的那一位。作者之所以提出來的原因，也與前一段的「箕子」一樣，漢儒根據《周易》經文成於文王之手，因此不承認這 裡的「康侯／衛康叔」會是那位武王克殷之後才受封的那位諸侯人名。康侯的故事也已經失傳了，就卦辭本文來看，應該是康侯在西周建國初年時，曾在他的封國 內，有繁衍馬匹的顯著功蹟；而且照作者的論述，康候封於衛而成為「衛康叔」，可能還是周人克殷之後，姬姓族人受封的第一人，自然他的事蹟在當時有著指標性 的意義。但這段故事也已經失傳了，以致於我們今天也看不懂《易經》的這個故事引喻了。

作者的這些理論十分吸引 TG。前一陣子，我原本也曾經想要好好研讀一下《周易》，但讀了沒多久便覺得《易傳》還好接受，但經文的本身實在亂七八糟，哪來「五經之首」的架式呢？所 以 TG 才讀到第五卦〈需卦．上六〉的「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就實在 受不了，蓋起書本不想再讀了。這段字面並不難，今天人人都可以看得懂，但「不速之客三人」的 意義又是什麼？《易傳》不解釋，後人要不是當作沒看到，要不然就是開始胡說八道了。（附注，TG 是不相信傳統上認為這「三人」所指的是需卦的下方三陽爻。理由正如前所述，《周易》可以沒有陰爻、陽爻，因為那不過是一種符號罷了。我曾懷疑「不速之客三 人」是天文現象，但苦於沒有出土文獻、也沒有足夠的學問來進一步作研究……）

如果照顧氏的理論，或許我們就很容易知道這堆難解的經文問題了。《周易》的經文，也就是卦爻辭的部分，是商周之交，經 過眾人的創作與整理，然後才訂成的「定本」，所以卦爻辭的內容是當時人們所熟悉的材料，並用來作為占卜之用的「簡易籤詩資料庫」，所以才叫作「易」。但隨 著時代的推衍，許多當時的歷史傳說故事逐漸失傳，搞到後來，大家都忘記《周易》為什麼要這樣寫，然後就開始故亂解經了（看來這真是人類社會的通性，不是只 有現代人會做，連兩千五百年前的大知識份子就會做這種事……）。因此，除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外，戰國時代的「道統」故事中，已經容不下其它人物事蹟的存 在了。行文至此，不禁覺得周人興起之後，似乎在搞「文化滅絕」一事，不禁扼腕嘆息……

當然，由於目前考古出土材料的證據不足，以上五段之中，只有「王亥服牛」一事的故事細節可以比較清楚地重構出來，其它 的幾則就只有間接材料可以佐證。不過，如果我們真能跳脫傳統的束縛，TG 覺得今天的上古史研究，是有太多太多有趣的題目可作的。

（發表於 2009.5.9.） 

本文的討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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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xlsw.com/history/Antiquity/qiyuan/2008/0118/28546.html

王煦华：顾颉刚关于夏史的论述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的古史讨论中，顾颉刚先生创立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在学术界受到广泛的赞誉，但也遭到一些人的误解和怀疑。特别是对禹的来历， 他引《说文》，说禹为虫，更在人们中引起不同的议论。以致有些人以为他连真实的夏史也反对，导致了对古代历史文化认识上的空白。为此，这里以顾先生关于夏 史的一些论述，来说明他是怎样研究夏史的。

一  禹的传说及启和三康的故事的考辨

    说禹的本义为虫，并不始于顾先生，就我所知，是他的老师崔适首先提出来的。《史记探源》卷二：

    《集解》：“《谥法》曰：‘受禅成功日禹。”’案：此言谬矣。禹之本义为虫名，犹鲧之本义为鱼名，夔、龙、朱虎、熊罴之本义为毛虫、甲虫之名也。受禅成 功，乃禹之勋业，岂禹之字义乎?

崔氏虽然首先提出“禹之本义为虫名”，但没有进一步的阐述，因此在学术界没有什么影响。顾先生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除引《说文》“禹，虫也”之 外，还说：

　　　　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九鼎是夏铸的，商灭了夏搬到商，周灭了商

    搬到周。……他们追溯禹出于夏鼎，就以为禹是最古的人，应做夏的始祖了。

这就是说他以为“禹为动物，出于九鼎”。此后，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的信中，他又“因为九鼎不铸于夏代，禹说才起于西周的中叶”，而修正了这个假 定，他说：“我现在对于这个假定的前半还以为不误，对于后半便承认有修改的必要了。”这就是说他坚持“禹为动物”之说，放弃“出于九鼎”之说。同时，他列 举了九项理由，对禹的来历再作了一个新的假定：“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

    对于禹为动物之说，他晚年仍坚持不变。1952年他写的一条《叔向名禹》(《虬江市隐杂记》第4册)笔记中说：

    《叔向父毁铭》云“叔向父禹曰”。孙诒让曰：“《说文》：‘，知声虫也。重文蚋，司马相如说：从向。’《玉篇·虫部》云：‘■，禹虫也。’若然，‘禹’、 ‘■’一虫，禹宇叔向，即取虫名为义。向，即■蚰之省。此可证司马相如、顾野王说矣。”(《古籀余论》卷中)禹之为虫，又得一证。

1954年他又在一则《高山族之蛇图腾》(《法华读书记》第21册)笔记中说：

    自平伯《红楼梦研究》受批判，时有人诋禹为一条虫之说。案予谓禹为虫，原本《说文》； “虫”为动物总名，非软体动物之专名也。近在中央民族学院见台湾高山族之器物，其族以蛇为图腾，其器物亦多蛇形之刻镂，或延体于筒，或伸颈于壶，或蟠于人 像之两肩。以此可以推想禹为夏族之图腾，其器物刻镂亦必若此。夏器固尚未发现，然观殷、周铜器，所有盘螭、盘虺纹者，疑即禹图腾之遗留也。

    潘光旦君语予，曾在唐诗中见有“■”宇，即狒狒，则禹为动物固无疑。可见他自始至终是坚持着禹为动物之说的，但对其出处则作了二次修正。1937年写《九 州之戎与戎禹》一文时又放弃了“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这一假定，从九州、四岳的原在西方，提出禹的传说产生于西方戎族。禹原为戎的宗神，随着九州、 四岳的扩大演化为全土共戴的神禹，更演化为三代之首君。

    此后，他又与童书业合写《鲧禹的传说》，把二十年代古史讨论中涉及的鲧、禹传说的来源及其演变，作了系统的论述。说明在《诗》、《书》中，禹的地位是独立 的，事迹是神化的；禹是禹，夏是夏，两者间毫无交涉。一直到战国以后的文籍里，禹才是夏代第一君主。在《山海经》和《天问》等记载原始神话的书里，已把 鲧、禹说成父子，鲧与夏发生关系也始于《国语》和《左传》。关于鲧、禹治水，以前相传都以为鲧用堙的方法以致失败，禹改用疏的方法得到了成功。其实这个传 说，起初都说鲧、禹治水用的都是同一的“堙”；“填”的方法。鲧的失败，是由于“不待帝命”，而不是“湮洪水”。到了战国以后才出现鲧防洪而失败，禹疏洪 水而成功的说法。所以会这样改变，是由于战国时出现了防洪筑堤和疏水灌溉两种办法，筑堤害多而利少，疏水有利而无弊，由此防洪水的故事便渐归丁上帝所殛的 鲧，而疏洪水的故事就归丁上帝所兴的禹。晚年，他又写丁《息壤考》，对于鲧、禹以息壤治水的先期神话，作了新的考辨，并对鲧、禹治水故事的演变作了进一步 的论述。

顾先生与童书业合作的《夏史三论》，是论述启和三康(太康、仲康、少康)的故事演变的。他们认为三康的传说从启分化而出，少康中兴的故事是东汉人造出来 的。因此这些传说不是古代的史实。此文又联带叙述五观和羿、浇等故事的演变，指出五观的传说与扈、观有关；羿的传说在先秦、西汉时非常纷歧，到西汉中叶以 后才渐渐统一；浇的传说与象的传说有关等。

    前人把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视作真实的古史，顾先生的考辨则把前人视作真实的古史还原为神话传说。这种揭穿原先对古史认识的假象，对建设真实的古史是有 积极意义的。

二  夏代疆域和都城的探索

    顾颉刚先生虽然认为禹是动物，是神，跟夏没有关系，但并不怀疑夏的存在。1933年，他在燕京大学开春秋战国史时所编的《春秋战国史讲义》中说：“在西周 和东周人的记载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周的前边有夏和商二代。……夏的存在是无可疑的。”接着他又依据了春秋、战国间人所讲的夏事去推定夏代的疆域。他 说：“夏的都城在阳城(今河南登封县)，又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县)，又在帝丘(今河北濮阳县)。他们的国境是河、济之西，华山之东，伊、洛之北，羊肠坂 (属太行山)之南，约当现今山西、山东、河南、河北四省之间。”顾先生虽然认为启、三康、五观和羿、浇等故事是传说，不是夏代的史实，但这些传说中的地 名，可以考见那时的舞台有多大。：他在《春秋战国史讲义》中又说：

    这里边的地名很多，我们可以抽出来看一看那时的舞台有怎样大。据历代经学家的研

    究，羿的有穷在今山东德县北：浞的寒在今山东潍县东北；靡逃奔的有鬲氏和有穷是一地；夏后相逃奔的斟灌氏在今山东寿光县东北，斟寻氏在今山东潍县西南；后 郎逃奔的有仍氏在今山东济宁县；浇封的过在今山东掖县北；■封的戈无考，他们猜测大概在今河南商丘 县与新郑县之间；少康逃奔的有虞和他受封的纶在今河南虞城县。这一个地名单子如果都

可信，那么我们在一望之间就知这数十年的战争都在济水流域。……

    此外，说到夏代国名的，有韦、顾、昆吾。……韦国在今河南滑县东南，顾国在今山东范县东南，昆吾国在今河北濮阳县东。这三国…”·非常的接近，也都在济水 流域。

　　至于夏的同姓及其后裔的侯国，…·观国在今山东观城县，就在顾国之西。莘国在今河南陕县，贴近夏后皋之墓。杞国先在河南杞县；春秋前迁到山东，耒详何 县；后又迁到安丘县，再迁到昌乐县。（曾卩）国在山东峄县。

这些国家的位置都在现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间。为此，顾先生以为不能认为夏的政治中心在山西。他在《春秋战国史讲义》中又说：

　　以前我们因为晋封夏虚，卫封殷虚，又因为晋用夏正，他们的纪月法和用周正诸国不

同，觉得晋和夏特别接近。又因魏、晋以来都说“夏都安邑”，觉得他们的政治中心定在山西南部。现在有了以上这些材料，就知道夏王国的政治中心在河南；他们 的势力范围，大部分在山东，小部分在河北、山西。他们享有了黄河流域的下游和济水流域的全部。

到了五十年代，他又在读书笔记(《法华读书记》第14册)中进一步指出“夏都均在河南，山西之为大夏当在夏亡后”，他说：

    夏代疆域可能较广，但其政治中心始终未远离今河南一省。阳城在嵩山下，为鲧、禹神 话传说之中心，战国时即说为禹避舜子之处。阳翟，《汉·志》定为夏禹国，说不定为夏之第一都城，后称之日夏邑。此后，太康居斟寻，今巩县西南也。太康失国 居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也。相居斟灌，今山东观城县也。相又居帝丘，今河北濮阳县也。少康奔虞，今河南虞城县南也；虞思邑之于纶，今虞城县西也。帝杼自原迁 于老丘，原今河南济源县西北也，老丘在今陈留县北也。胤甲居西河，东河之西、太行之东也。桀先居斟寻，后徙河南，河南今洛阳也。总合其一代观之，夏都不可 能在今山西。故山西之为大夏必在夏亡之后，商历年六百，夏族之变化多矣，惜其事迹未克留下，所留下者惟其地名，我辈只得凭藉地名以作猜想矣。

此后，他又搜集夏代的地名作了一篇《夏代地名今释》，记在他的读书笔记《法华读书记》第 20册中。在此文中，他把夏代的地名分为六类：(一)都城：有阳城、阳翟、斟邓、阳夏、斟灌、帝丘，原，老丘、西河、河南等lo个都名。(二)邑筑：有 虹、乎阳，安邑、鸣条、钧台、夏台等6个邑名。(三)山：有涂山、会稽、贫山、崤、天门、卢罩、泰华、伊阙、羊肠等9个山名。(四)水名：有洛表、伊水、 洛水、河济、天■等5个水名。(五)方国：有六、费、昆吾、苏、豕韦、温、顾、扈、甘、观、彭、■、穷石、寒、过、戈、仍、鬲、斟■、虞、纶、葛、莘、 商、蕃、商丘、亳、皮氏、三躞、郧、南巢、防风氏、巴、畎夷，峭夷、淮夷等36个国名。六类总共66个地名，都有简明扼要的今释。

    以上都说明顾先生虽主要致力于推翻历代相传的伪古史，还其神话传说的原貌。但在还其原貌之后，则用传说流传之地域来推断真古史之地域，所以顾先生的疑古思 想，是既要推翻伪古史，又要为建设真古史作新的探索。

三  以古书的记载印证考古的新发现

    顾颉刚先生不仅利用新出土的器物来推翻伪古史，而且也用古书的记载来印证考古的新发现来为建设新的真古史而尽一分力量。如仰韶文化发现以后，顾先生就在他 的《春秋战国史讲义》中写道：

    仰韶文化既在石器时代的末期，又确在商代以前，又和中国有史时期这样的密切，那

么，它究竟是什么时候的呢?说到这儿，自然叫人联想到夏代上面。……夏以河南为中心，它的势力范围及于山东、山西、河北，现在这几省都已发现了仰韶期的文 化了。夏后皋的坟墓在渑池，其同姓的莘国在陕县，仰韶村又正在那边。夏的铜器没有发现过，而仰韶期正无铜器。夏的文字没有发现过，而仰韶期正无文字。靡逃 奔的是有鬲氏，传说中又说“昆吾作陶”，“桀作瓦屋”，而仰韶期正以陶器为最盛。然则这十余年来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遗物大批发现，或者就是给我们看一部夏的 历史吧?

后来龙山文化发现了，顾先生又在《古史杂记》第3册的《夏王朝》条笔记中写道：

    夏代虽成立了一个国家，但文化尚低，没有创造文字，所以现在发现的古器物中找不到夏王朝的遗迹。猜想起来，它相当于龙山文化的黑陶阶段，所以《礼记》上说 “夏后氏尚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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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居：读史笔记关于舜

“故君子可欺之以方，难罔以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
记得很小的时候，读过一本书，大约叫“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大全”。里面有系列关于三皇五帝的记载，读到关于舜的故事，十分的不平。年岁渐长，当有能力自己去 独立的思考问题，便不得不叹服上古时代便已开始的中国式的虚伪传统。
无疑的，舜是圣人。大约不会有人反对。
孟子有关欺之以方的说法，读来又是觉着有些怪异。是不是在说，因为你是君子，所以就算明知道别人祸害你，但他脸上笑容灿烂嘴上蜜语甜言，那么你就理当以诚 相待，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世俗的人们，世俗的解说，这显然是虚伪的。很容易的想起：“或曰： ‘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其实应该说是想起这句被歪曲了不知多少年的并且成为成语的“以德报怨”。无知，甚至是刻意 的曲解，迷惑了不知道多少代中国人。献出自己太多的恩德，太多的慈悲，用不值得的仁厚去面对已经有负于你的人和事，这无疑是一种十分不道德的浪费。
那么，孔子和舜，两位圣人，到底是谁更值得我们赞颂和学习呢？
这是个继续迷惑我们的问题。

此文原是为写些关于舜的东西，却不得不从尧说起。当谈论起尧嗣子丹朱时，尧曾言：“吁！顽凶，不用。”尔后，尧又说：“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或许在上 古时代，的确没有家天下的概念，所以举贵戚，甚至疏远隐匿者皆可代帝之位。那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既然不是家天下，又何必是举贵戚呢。黄帝孙颛顼即黄帝位， 尔后颛顼侄高辛即颛顼位，再后，帝喾子放勋即帝喾位，是为帝尧；那么，很显然，这还是有家天下的传统的。并且，是很近很近直系亲属，同时其发展态势是越发 的直系起来。比如高辛为颛顼侄，而帝喾后先是子挚立，不善，仍是帝喾子放勋立。怎么到了放勋，觉悟就真的高了那么多。我对帝尧的生育能力是没有任何怀疑 的，按照黄帝有二十五子的优秀血统和尧的地位而言，尧应当还是有远远不只一位的直系后人才合理。莫非是子子不肖么？帝室堕落到要“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 方可延续，个人是不太相信的。
那么尧为什么要力排众议启用舜呢？严格说起来，舜在被启用之前，除了孝悌之道，并无十分出众之处，作为在位七十年的领袖尧不可能不懂得孝悌之于治国并非是 充分条件吧。那么合理的推测，舜的确是很有才能的，并且尧十分清楚这一点。当然，后来舜也狠狠的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 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所以尧一定是十分看好舜的，至于是否真是要舜即位为帝则很难考证到否定的答案。但是依然值得怀疑。行文至此，我想到白帝托孤之事。又想到刘备至善近伪的说 法，那么尧的真是想法或许和刘备不无相似之处呢。一个是说君可取而代也，一个是说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大家可以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一下。所以我的看法 是，尧之用舜或许还是有了几分托孤于贤的想法。不过可惜的是，舜是个打蛇随棍上的主。
一定是有并且是大部分的读者认为我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根据史记，我想提出一个问题供大家思考。有这样的记载：“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 龙、倕、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为什么这些人皆不得分职呢？从帝王心术而言，有三种可能，一是帝尧有意让舜去树立恩德，二是尧认为这些人还 缺乏锻炼；三则是帝尧有意打压舜之党羽。又或者说，帝尧有可能在想崩后，由丹朱来树立恩德也未可知。
……
现在回到关于舜的问题上来。
依据种种记载，舜对于自己的父亲和弟弟绝对是以德报怨的，并且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笔者所言之不可思议并非人情上之不可思议。而是“欲杀，不可得；即求， 尝在侧”的不可思议。读史记到这里，那叫一个汗啊，莫非舜是孙行者的前世么？
从俗人的角度来看，若是亲生父兄如舜之父兄对待自己，我大约也想不到要报复，但至少应该是躲开远远的。呵呵，圣人与俗人的差别便立时显现出来。那么舜真是 圣人么？
为什么圣人之余自己的父兄是宽宏无量，对于工作不力的鲧却毫不留情的操起屠刀呢。
鲧治水九年，怎么说苦劳还是有的。
你作为圣人，既能封象于有庳，让他去做个政治寄生虫，为什么对于鲧这样敢于偷天之息壤的治水忠诚一定不能留下命来呢？
在诛杀鲧这一事件上，还有个问题需要仔细思考。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舜在摄行天子之政时，非常果决的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 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那么，应该说鲧的消极怠工已经得到惩处了，为什么舜在尧崩后要诛鲧？中间或 许有再启用鲧治水，但是诛杀鲧的罪名却是治水不力无疑。
又有关于舜诛杀混沌、穷奇、梼杌、饕餮的传说。这也是一个需要认真看待的问题。司马迁说：“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少皞氏 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此三族世忧之。至于尧，尧未能去。缙云有不才子，贪于 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20)。天下恶之，比之三凶。”这分明表示，四害皆为帝室之胄。尧或许念及同处黄帝一脉二不忍下手，舜则毫无顾虑，杀伐果 决了。
即便是国君，对于诸侯的杀伐也未必有些轻率了。笔者不是说四害不当杀，只是疑问，以象之不堪，尚可“封之有庳”，怎的对于其他诸侯和大臣却吹毛求疵起来？ 尤其是对鲧的处置，我是十分不平的。按照贾逵的说法梼杌即是鲧，总之，舜是毫不犹豫的诛杀了四位封疆大吏，并且毫不犹豫的任命了一个弱智弟弟去做一方诸 侯。有象这样的祖先，想来大家应该能理解为何越南人如此不堪了吧。
……
有关舜和象的问题，最让笔者对舜的态度百思不得其解的还在两个女人身上。传说，象与其父欲杀舜，诱舜掘井，待舜入深，二人共下土实井并以为成功的干掉了 舜。象庆祝的瓜分小公务员的财产时，提出：“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并且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史记》中没说象是否有妻舜之妻， 笔者想来，既然是止舜宫居了，只怕女人也跑不掉了。
如是这般，舜尚能如此厚待象么？那么只能说至善近伪了吧。
舜之对于四害和象的不同处理手段，莫非也是验证了老子“圣人不仁”的说法。那么小子对于“圣人”也不再有瞻仰之感了。尤其是打造了中国政治腐败的源头圣 人，小子是十分不屑的。
由于笔者对三国过于熟悉了一些，又想起三国人物的一句话：“舜禹受禅,我今方知。”

没有什么好的结束语，杨朱公说的：昔者尧舜伪以天下让许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齐实以孤竹君让，而终亡其国，饿死于首阳之山。实伪之 辩,如此其省也。……我想加上一句，高下亦见矣。

08.10.27
2008-10-28 22: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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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日期 2009-08-19  评论人:禹本是一条虫 

评：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2月09日08:58 南方都市报
 
　　文化酷旅

　　书同

　　1927年秋，顾颉刚在广州起诉鲁迅。
 
顾颉刚用训诂的方法，考证出“禹本是一条虫”，是一类似蜥蜴的爬虫。这与把大禹看做民族脊梁的鲁迅实在大相径庭了。发怒的鲁迅，同样用文字训诂法，称顾颉 刚为“鸟头”先生，因顾字从页雇声，而雇是鸟名，页本义是头。尔来我往，遂伤和气，惹出讼案。

　　禹陵是静悄悄的，连树叶上螳螂的爬动几乎都能听见。看见那块石头，我就想投老顾一票，那么光滑的洞，而且是在坚硬的石头上，不是蜥蜴类的动物，泥鳅、 黄鳝难道能打得通吗？

　　禹是虫.
 
 评论日期 2009-08-19  评论人:好样的 

评： 禹是一条虫
http://news.sina.com.cn/w/2005-02-09/08585092475s.shtml
 
 评论日期 2009-08-19  评论人:不是君子 

评： 乾乾君子不是君子。其言污垢太浓，实非人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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